简述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简述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共8篇）

简述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篇1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任甫，号任公、饮冰子，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学者，戊戌变法领袖之一.梁启超一生中从事办报活动27年，亲自创办、主持报刊17家，共撰述约1400万余言，被后人誉为“言论界之骄子”.梁启超的报刊活动开政治家办报之先河，这与早期的国人办报者知识分子的身份有着本质区别.他的报刊宣传不再只是代表个人意见，而是代表了他所在的整个阶级或阶层民众的意见.梁启超投身政治活动的一个特点就是主要从事办报宣传工作。这个特点，使政治和报纸这两个词紧紧联系在了一起.戊戌变法时期：《万国公报》:(1895.8.17创)是我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出版的第一份报刊,梁启超任主编之一,这也是梁启超最早与报刊接触.但是万国公报几乎每期都会刊登一篇他的论说文章,在当时的舆论界就初现锋芒.《时务报》:1896年8月9日,黄遵宪在上海创办《时务报》,由梁启超任总撰述.创刊初期梁启超一人担任全部编撰工作,每天除撰写4000多字的评论外,还要撰写修改20000多字的文稿.并发表的数十篇政论,其中以《变法通议》为著,提出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观点，成为晚清政坛上名声最大的宣传著作，是维新变法时期宣传改良思想的最高旗帜.从《时务报》创刊到1897年11月去湖南长沙担任时务学堂总教习，梁启超主持《时务报》笔政有一年零三个月时间.此时的梁启超意气风发、才华横溢、无所畏惧，为这份虽无维新派机关报之名，却有机关报之实的刊物倾注了极多的心血.梁启超为《时务报》所定的办报宗旨：一是“广译五洲近事”，即报道世界形势；二是“详录各省新政”，即报道全国各地实施的“新法”；三是“博搜交涉要案”，使读者“奋励新学，思洗前耻”；四是“旁载政治学艺要书”，使读者懂得学习的趋势、内容和方法.梁启超对《时务报》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梁作为总编辑、总主笔，要承担繁重的编务，当时梁启超年仅23岁，他以巨大的热情主编《时务报》，所有的译文稿他都要润色，所有的稿件他都要校对，因此梁启超在编辑这个刊物的时候，是不辞劳苦，无畏寒暑；第二个贡献，梁启超每期都要发表一篇政论文章，所以，梁启超把这个报纸办成了宣传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重要讲台，《时务报》在群众中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梁启超的政论文章来完成的.第三个贡献，梁启超在这个刊物上面发表一篇重要的论述报馆作用，表达其新闻思想的文章，叫做《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在这篇文章里面他提出了中国近代新闻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报刊思想，就是“耳目喉舌论”.可以说《时务报》因梁启超而风靡全国，梁启超因《时务报》而名动一时，“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除主编《时务报》外，梁启超还参与策划和积极支持澳门《知新报》，他不仅为该报拟定报名，还帮助草拟章程，筹措经费，并兼任该报撰稿人，先后在该报发表了《〈知新报〉叙例》、《说群》、《新学伪经考叙》、《保国会演说》等18篇文章。由于《知新报》远在澳门出版，清政府鞭长莫及，因此，有些言论之激烈甚至超过了《时务报》。《知新报》与《时务报》南北呼应，紧密配合，对维新思想的传播，对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都起过很大的促进作用。《时务报》的成功使全国各地维新人士深受鼓舞，各种鼓吹变法的刊物，如《国闻报》、《湘报》等二三十家报刊先后面世，正如梁启超所言：“时务报后，澳门知新报继之，尔后一年间，沿海各都会，继轨而作者风起云涌，骤十余家，大率面目体裁悉仿时务，若惟恐不肖者然.”（注：《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

海外流亡时期：《清议报》: 1898年10月16日梁启超抵达日本东京。12月23日，梁启超在横滨创办的《清议报》出版；该年冬，梁启超撰写《戊戌政变记》，陆续刊登在《清议报》上.《清议报》于1898年12月23日在横滨创刊，梁启超、麦孟华为主编，梁启超为第一撰稿人.每期30多页，约3万余字，发行40000份左右.梁启超在完成报刊主编工作之余，还先后在它上面发表了3013多篇政论文，数部专著，一些专栏作品和不少诗文,进行变法改革和宪政思想.《新民丛报》: 1902年2月8日，继《清议报》后，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综合性半月刊《新民丛报》，该报创刊初期，几乎所有的论文都出自于梁启超之手，其中《新民论》是最为有影响力的一篇.梁启超强调“新民为今日中国急务”，大力鼓吹人们都要摆脱封建奴性，树立独立、自由和爱国家、爱民族的思想，激励人们都要具有“自尊”、“进步”、“利群”以及“进取冒险”等奋发图强、积极向上的精神.该文章也成为《新民丛报》板报的指导思想.后来梁启超又在《新民从报》上竭力鼓吹“开明专制”、“君主立宪”《新民从报》走到了革命的对立面.1907年8月《新民丛报》停刊.作为一名具有强烈的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投身于救国救民的实践中，进行国民启蒙，提倡改造国民素质.《新民丛报》从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到宗教学术、小说文苑无所不包，东南西北、古今中外无所不谈.这是梁启超一生中办得最成功的一个刊物.内容之丰富、议论之深刻、编辑之认真、印刷之精美都是“中国报界前此所未有”.他自述：“别办《新民丛报》，稍从灌输常识入手，而受社会之欢迎，乃出意外.”《新民丛报》历时五年半，是梁启超一生创办的报刊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黄遵宪评价他的言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他的文章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启迪、影响了一代乃至几代人，被誉为“言论界的骄子”(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时报》(1904.6.12,上海)是戊戌政变后以康梁为首的保皇派在国外创办的第一份报纸,梁启超在该报酝酿期间,曾一度从海外秘密返沪,参与该报的筹备工作并明确宣布: “吾办此报,非为革新舆论,乃欲革新代表舆论之报界.”发刊词和体例也都出于梁氏之手.初办时报刊的论说,大都由梁从日本横滨寄来.《政论》(1907年10月,月刊)梁启超创刊于日本东京的政闻社的机关报.该报以政论为主，大力呼吁速开国会，建议建立国会制度，实行地方自治.1910年2月，他又在上海创办《国风报》(旬刊),半数以上的稿件出自梁启超之手,每期稿件均有他在日本编订后寄往上海印刷发行,以“忠告政府,指导国民,灌输世界之知识,造成健全之舆论”为宗旨.该报大力宣传宪政理论知识，仍倡议速开国会，指导国会请愿运动的开展.由梁启超密友徐佛苏于1910年7月在北京创办的《国民公报》主要撰稿人仍为梁启超, “倡论国民应急谋政治革命之理由”.辛亥革命回国期间：《大中华》1915年1月，中华书局创办《大中华》杂志，聘请梁启超当总撰述.梁启超在《大中华》上发表揭露二十一条要求的文章，警告日本不得乘人之危，他的言论唤起了同胞正视日本的阴谋诡计.该刊发表了他

那篇著名的讨袁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这篇文章标志着梁启超从“联袁拥袁”最终走向了“反袁讨袁”，吹响了护国运动的战斗号角.在护国运动时期，《时事新报》与梁启超关系密切，初创时主张保皇，后来又鼓吹立宪，民国成立后成为进步党的喉舌.五四时期：《晨报》:梁启超等进步党人1916年在北京创办《晨报》.该报以揭露军阀专制、官僚卖国为宗旨，并时常抨击执政的北洋政府.《晨报》最早披露了巴黎和会决定交付日本的消息，在社会上引起震动.在五四运动中，《晨报》对学生的爱国活动作了大量的集中的报道，充分发挥了新闻在爱国运动中的作用.1922年梁启超告别报坛后，企图从旧学中寻求救世良方，然而刚好和勃勃兴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背道而驰.梁启超的“新民文体”(梁启超早期独自办报时期)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针对现实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即“时务”）有感而发.原来文坛中存在的诗词曲赋，不能够促使民族觉醒，反而有巨大的麻醉作用，因此，以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人士主张用救国醒民的“时务”文章，来冲出义理考据词章的限制，来达到宣传变法图强的政治主张的目的.从这一点出发，他们写出的文章生气勃勃，激动人心.（2）语言浅显易懂、文体灵活自由.梁启超认为报纸上的文章是为“开民智”而作，所以应该浅显易懂。他大量使用口语来论证问题，用比喻深入浅出地说明道理.同时，他还主张打破写作上的清规戒律，无拘无束，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因此他的文章恣意奔放、酣畅淋漓.（3）梁启超的文章感情充沛，富于煽动性.这是他文章最能打动读者之所在.他的文章也因此而具有了某种魔力，使读者不知不觉地就会被他说服.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1）喉舌论

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表达新闻思想的文章《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提出了著名的“喉舌论”.梁启超认为，要维新政治，扶持国体，首先就得创办报“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为达到这种要求，梁启超要求其创办和主持的报纸做到:其一，“广译五洲近事”，使读者“知全地大局，与其强盛弱亡之故，而不至夜郎自大，坐着井以议天地矣”;其二，“详录各省新政”，使读者“知新法之实有利益，及任事人之艰难经画，与其宗旨所在，而阻挠者或希矣”:其三，“博收交涉要案”，使读者“知国体不立，受人馒辱，律法不讲，为人愚弄，可以奋厉新学，思洗前耻矣”:其四，“旁载政治、学艺要书”，使读者“知一切实学源流径门，与其日新月异之迹，而不至抱八股八韵考据词章之学，褥然而自大矣”.这便是梁启超早期的“耳目喉舌”论，它以“去塞求通”为内涵，既强调闻的作用也强调言的作用，既强调上情下达也强调下情上达，还强调内外之间的沟通了解.其关注的重点在于政治新闻，传播的目的在于唤起国人的危机意识，进行思想启蒙，宣传维新变法，使中国自强于世界.（2）第四种族

梁启超主张提高报纸的社会地位，它十分赞赏西方报纸为“第四种族”的观点.他曾经说：“清议报事业虽小，而报馆之事业则非小.英国前大臣波尔克，尝在下议院指报馆、记事之席而叹曰：‘此殆于贵族、教会、平民三大种族之外，而更为一绝大势力之第四种族也.’”

由此，梁启超指出，报馆应该代表国民发表公议，也就是说报馆要代表国民

来监督政府.（3）报纸的功能

1902年10月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梁启超称道: “某以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梁启超赋予了“耳目喉舌”论以新的内涵: “监督政府”，“向导国民”.并提出为何,如何,由谁来监督和向导问题.（4）办好报纸的四项原则

一.宗旨定而高.“为报馆者，不可不以热情慧眼，注定一最高宗旨而守之”，他认为报纸的最高宗旨是“以国民最多数之公益为目的”.;二.思想新而正.梁启超认为，报纸贵在..“能以语言文字开将来之世界也”，要能传播新知，开人眼界，..“故思想不可以不新”;三.材料富而当.梁启超认为报纸应该是“全世界之知识，无一不具备”，但必须严格选报选择，使读者“阅一字得一字之益”;四.报事确而速.他认为新闻报道必须准确、及时，应该不惜"费重资以求一新事.（5）健全舆论主张

他在《国风报叙例》和《读十月三日上谕感言》等文章中系统的阐述了什么是舆论,舆论的形成﹑力量﹑种类,舆论与报纸的关系以及报刊怎样才能造成健全舆论等问题..认为舆论是天地间最大的“社会制裁之力”,报馆则是体现舆论最有力的机关.报刊要造成健全舆论必须具备“五本”: “一曰常识”，应当具备丰富的知识；“二曰真诚”，要以真诚的态度发表意见；“三曰直道”，必须不畏强权；“四曰公心”，不能怀有党派偏见；“五曰节制”，不要狂热炒作.（6）报刊宣传的两种方法：浸润和煽动.（7）在新闻文体和编辑方式上的贡献:时务文体和新民文体.新民丛报时期的编辑创新.在新闻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简述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篇2

(一) 梁启超简介

梁启超, 作为一个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篇章的名人, 无论是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还是中国的社会化的推动, 他都起着不可忽略的作用。并且在中国新闻的发展史上, 这样一位政治家同样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 梁启超言论思想影响之大, 几乎没有人可以与之媲美。他不但是一个积极的改革家、一个慈善的社会活动家、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 更是维新派中最著名的报刊评论家和政论家。在他从事报刊活动的27年中, 一生创办、领导报刊17种, 被称为“舆论界之骄子”。无论外界如何评价, 梁启超从来不受这些影响, 说他善变也罢, 说他反动也罢, 他总是“当风独立, 我做我事”。因此他的舆论监督思想的提出, 犹如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的启明星, 为人们打开了新的视野。

二、戊戌变法之前的舆论思想

(一) 《万国公报》

梁启超和报刊最早的接触, 就是参与编辑康有为创办的《万国公报》以及《中外纪闻》。在1895年, 梁启超赴京参加会试再一次落地之后, 他对于科举考试的兴趣, 早已经淡薄了。但是, 当一名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被激活, 他必定会挺身而出, 介入政治。梁启超也不可避免, 一直沉睡于心底里的家国情怀, 忽然惊醒, 就这样, 一个学术至上、闭门读书的青年, 被现实所趋, 冲上了政治的舞台。当康有为、梁启超决定在北京组织一个学会时, 响应者却寥寥无几。他们认识到, 要办学会, 必先办报纸, 让大家知道你在想什么。梁启超对于报纸则寄予厚望, “报馆之议论, 既浸渍与人心, 则风气之成不远矣”。 (《与穰卿足下说》) 由此可以看出, 从一开始办报, 梁启超就很重视舆论的宣传。

(二) 《时务报》

1896年, 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第一篇对于新闻理论提出明确概念的文章, 这便是《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由此, 得出了梁启超著名的“耳目喉舌论”, 即报纸如耳目喉舌一般, 成为一国之主与普通臣民, 上下之间的沟通渠道。当然, 这一思想理论的得出, 不乏前人对他的影响。首先, 虽然梁启超是一个向国人灌输西方先进文化的启蒙家, 但是他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 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又在他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再者, 是著名思想家严复以及著名报人王韬对他的影响。梁启超那个时代的中国, 内忧外患, 亡国的危机也已迫在眉睫, 但是大部分百姓都是麻木的, 他们对于当时中国的国情以及全球的情况无从知晓。于是, 在严复“一日通上下之情, 一日通中外之故”以及王韬所强调的报馆重要性的基础上, 得出了梁启超的“耳目喉舌论”。

为了使报刊达到一定的舆论效果, 使全体国民开始参与政事, 以此使国家强大, 梁启超开始革新文体。在《时务报》上所刊载的文章, 打破了传统的古文、时文的束缚, 无拘无束, 畅所欲言, 并且富于情感, 又有一定的文学色彩, 喜欢运用排比和夸张, 最重要的一点是形象化, 常用简单通俗的比喻, 将深奥的事物浅显地表现出来, 不但让读者能够读懂, 还要让读者爱读。

在梁启超担任《时务报》的主笔时, 该报的每期销量增长了四倍有余, 这成为了中国自有报纸以来突破的最高销售量。新文体以及梁启超的犀利言辞, 使得《时务报》在社会中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一时风靡全国。

三、戊戌变法之后的舆论思想

(一) 《清议报》

梁启超自亡命日本之后, 努力学习日文, 在李瑞棻赠赤金二百两的支持下, 在横滨创办了《清议报》, 自任总编撰。内容以倡民权、衍哲理、明朝局、立国耻为宗旨, 尤其对于宣传普及民权, 列为第一要务。在经历一场生死逃亡之后, 梁启超的文章风格越来越奔放, 主张也开始激烈起来。他主持的《清议报》, 谈论风生, 大吹大闹, 肆无忌惮, 不断挑战极限, 发表一些批评大清的文章。

(二) 《新民丛报》

在日本期间, 日本舆论的兴盛对于梁启超的影响很大, 他已经感受到报刊强大的舆论宣传作用, 更加加剧了他自己办报的决心。虽然《清议报》被迫停刊, 但是没有灰心的梁启超1902年在横滨创办了第二份报纸《新民丛报》, 报纸的取名表明梁启超办此报的目的就在于启发教育国民, 让他们能够了解、接受新的思想。这份报纸是一份半月刊, 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对西方的刊物进行模仿, 不但内容丰富多彩, 而且印刷精致。如此用心, 可见梁启超对这份报纸有了更加明确的期望:“本报以教育为主脑, 以政论为附从。但今日世界所趋重在国家主义之教育, 故于政治亦不得不祥。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 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 不暇沾沾词费也”。《新民丛报》一经面世, 销量连梁启超本人也觉得不可思议, 这一报纸引导中国循序渐进, 平稳进步。

随着办报实践的深入, 梁启超关于舆论的思想也逐渐清晰起来。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 梁启超以不容置喙的语气论述道:“某以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 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于是, 舆论监督的概念被明确地提出, 其功能成为了报馆两大功能之首。并且形成了梁启超相对独特完整的舆论监督思想:第一, 舆论监督是必须的, 政府需要有其他的力量对他进行约束, 那么他的政府职责才能得到履行。第二, 舆论是一种可遥控的力量, 它与法律、宗教都不相同。第三, 确信了舆论的地位, 报馆与政府之间应该是平等的, 甚至于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高于政府的, 并且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第四, 明确了舆论的重要性, 在梁启超的《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一文中, 他认为有“英雄豪杰”的存在, 所以想要成就一番大事业, 只有顺应民意服从舆论, 甚至是操控舆论, 才能够有所作为。因此梁启超对于报刊的监督舆论作用抱以极大的希望, 甚至认为其作用与国家、民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四、梁启超的舆论观对后世新闻传播事业的影响

梁启超不但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最有影响的新闻理论家之一, 更是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奠基者之一, 他的思想使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取得了卓越的发展, 并且深刻地影响了一代报刊从业人员。

梁启超通过利用报刊不但向读者进行了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教育, 而且介绍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启蒙教育, 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发展, 谴责了列强的种种恶劣行径。利用舆论, 梁启超获得了一大部分爱国人士的支持, 并且发出了建设一个独立、富强新中国的号召, 极大地激发了知识分子振兴中华的爱国之情。

梁启超的一生都在进行积极的舆论活动, 他以特有的紧迫的使命感以及饱含激情、鼓舞人心的文字, 对中国近代新闻界以及舆论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近代中国明确提出舆论监督概念的第一人, 梁启超对于舆论的分析显然还存在某些不当之处, 但是我们要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更好地推动舆论监督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叶曙明.启明之星:梁启超传[M].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2年

[2]彭甜.论梁启超新闻传播思想对新闻传播事业的影响[J], 新闻世界, 2012年11期

[3]杨萧.论梁启超新闻思想的现代意义[J], 商情, 2012年04

[4]王文勋.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舆论对梁启超的影响[J], 青年记者, 2012年

[5]李志松.梁启超的孔子研究论述[D], 西北大学, 2005年

[6]夏涵.浅析梁启超的“耳目喉舌论”至今的发展和相关启示[J], 剑南文学, 2009年07期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述论 篇3

关键词:梁启超;教育思想;新民教育

中图分类号:K256.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0)26—0167—03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者。面对国势衰落、民族危亡的形势,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梁启超,充分认识到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倡导教育救国、教育兴国,主张废科举、改革封建教育制度,并且较早地设计出融合中西教育内容的近代学制,高度重视师范教育、女子教育。同时,梁启超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在各个方面呈现出“趋变求新”与“新民教育”的特色。梁启超在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和教育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一、教育救国、教育兴国

梁启超生活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他带着拯救国家民族危亡的强烈责任感去研究中外民族兴衰史,他发现国家兴亡与民众素质高低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此,他提出了教育救国、教育兴国的主张。他多次指出:“夫教育为立国之根本”,“今日为中国前途计,莫亟于教育。”[1] 在《学校总论》中,他指出:“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智恶乎开?开于学!学恶乎立?立于教!” [2] 并且认为,“中国之强弱由于教之未善……亡之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2] 梁启超把“育人才”、“开学校”和“变科举”都看做是“开民智”即提高人民文化教育水平的主要手段,认为它们是实行维新变法的根本所在。所以,在《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中,他就指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2] 这实质就是把变法图强的希望寄托在培养大批具有维新变法思想的,掌握西方科学技术的人才,而人才的培养又必须依靠发展资本主义教育;要建立资本主义教育制度首先就必须反对和改革封建主义的、培养封建官僚后备军的科举制度。梁启超认为这是变法图强的必由之路。总之,在梁启超看来,只有变法,改科举,兴学校,育人才,才能开民智,使国家富强,摆脱民族危机。

二、废科举、改革封建教育制度;兴学校、建立近代教育制度

梁启超是一名举人,本是科举制度的受益者,但同时也遭受过科举制度的磨难,对科举制度的陋习和烦琐的程式有着深刻的感受,亦深刻认识到科举制度与社会发展的矛盾。他指出:“八股取士,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学者坠聪塞明,不识古今,不知五洲,其蔽皆由此。”[2] 因此,他极力主张变革科举,说:“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2] 同时,他在《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中,他列举八股取士的危害,他说:“科举之试以诗文楷法取士,学非所用,用非所学” [3],因此选取的人,于“内政外交,治兵理财,无一能举者” [3],甚至官至公卿高位,“多有不识汉唐为何朝,贞观为何号者?至于中国之舆地不知,外国之名形不识,更不足责也。”[3] 因此,他在《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中向光绪帝建议“将下科乡会试及此后岁科试,停止八股试帖,推行经济六科,以育人才而御外侮。”[3] 梁启超不仅要求改革科举,还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方案:即“合科举于学校”;“多设诸科,与今日帖括一科并行”;“一仍今日取士之法,而略变其取士之具。”[4] 这些主张无一不反映了梁启超废除科举、改革封建教育体制的主張。在不久之后的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这虽不是梁启超个人的行为,但他改革科举制度中作出的贡献,是值得我们汲取的。

科举制的废除在很大程度上扫除了近代教育发展的障碍,为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近代的教育制度是与近代的学校教育密切相关的,因此,许多近代学者都高度重视学校教育制度的建立。梁启超作为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派的领袖人物,他也十分重视学校教育。他倡导在全国范围设立完整的各级各类学校,并提出一系列建立近代学校教育制度的设想。梁启超是较早设计出中国近代学制的教育家,他认为中国欲求富强,根本之途必须从实行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入手。因此,他在《教育政策私议》中,他模仿日本的学校教育制度,按照儿童身心发展的状况设计了一个国民教育制度体系。他拟定了《教育期区分表》,指出不同年龄阶段青少年的生理心理特点,诸如知、意、情、身体、自观力等方面,以此作为划分教育阶段的标准。他所制订的教育制度,可以认为是梁启超独立研究西方教育制度的结果,也是中国教育史上最早根据年龄特点制订的教育制度。

同时,在梁启超“开学校”的教育主张中,他特别重视“政治学院”、“师范学校”和“女子学堂”的开设,它显示了一个先进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教育改革家的真知灼见。他认为要变法改革,只培养懂得近代科学技术的专门人才是不够的,它还需要有一支具有维新变法思想的、有才干的、懂得政治法律的、会管理国家行政的专门队伍,中国的变法图强才能成功。因此,他反对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说,主张“政学为主义,艺学为附庸”,建议中国应效法欧美和日本尽速设立“政治学院”借以培养变法人才。他在《西学书目表后序》中就指出: “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中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因此,他在《上南皮张尚书论改书院课程书》中主张,中国应效法日本,“以六经诸子为经,而以西人公理公法之言辅之,以求治天下之道;以历朝掌故为纬,而以希腊罗马古史辅之,以求治天下之法;以按切当今时势为用,而以各国近政近事辅之,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2] 梁启超的上述设想和建议不仅在当时是切合时宜的、有见地的,就是在今天也还有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

为了改革和发展教育事业,必须有足够数量和质量的各级各类学校的师资。梁启超曾有 “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非人” [2] 的感慨,为此,梁启超极力提倡师范教育,并把它当作是“群学之基”即各类学校的基础,并且说:“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 [2] 在他设计的《教育制度表》里就包括有从“寻常师范学校”到 “高等师范学校”,直到“师范大学”的比较完整的师范教育系统。不仅如此,梁启超还专门撰写的《论师范》一文,专门论述师范教育问题。可见,他对师范教育的重视。梁启超视师范教育为学校教育的“母机”,这个教育观点不仅是宝贵的,而且表现了他对发展教育事业必须抓住关键环节,具有深远的眼光。

女子教育是近代教育体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中国几千年来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的影响。女子教育的问题一直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一大顽症。梁启超作为近代维新派的代表、改良主义的先躯,主张男女平等,提倡女子教育,也是梁启超教育思想的一大特色。他认为“男女平权,美国所盛;女学布接,日本以强。” [5] 他批判了封建主义的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腐朽教育观点,并斥责这种观点乃“实祸天下之道”。 梁启超把女子能否接受教育的问题提高到关系国家兴亡盛衰的高度上,认为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指出“欲强国必由女学”“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6] 。中国兴女学,已是迫在眉睫的大事。同时他明确的指出:“吾推极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6],认为中国积弱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妇女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因此,他要求中国的有志之士“复前代之遗规,采泰西之美制”[11] 大力兴办女学。早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梁启超以其超凡的气力提出男女平权提倡女子教育思想,可谓是我国教育思想中绽开的一支奇葩,馨香四溢。当然他的关于妇女教育思想中也残存着封建主义的东西,但这不能否定梁启超关于女子教育思想的进步性。

三、“趋变求新”的教育理论与“新民教育”的教育实践

梁启超作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他处在社会大变革时代,受新旧两代思想的影响,一生都在新旧之间摇摆、调和,表现出双重性格的复杂性。虽然思想有过反复,但在总体上是激进的,是“趋变求新”的。在“教育救国”方面,他始终认为国家富强的根基在于文化教育,并且进一步认为教育改革是政治改革的关键和根本。他认为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代,只有进行教育改革才能救中国,传统八股取士制度必须得到改变,同时还必须向西方学习建立一套国民教育制度体系,以为国家的救亡图存提供大量的各类型人才。

梁启超在教育理论方面是激进的,是“趋变求新”的,而在他具体教育实践中,主要就是他的“新民教育”。 他在《论新民》一文中对“新民”的解释是: “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曰,淬历其所本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缺一,时乃无功。”[7] 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造就国民”培养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民”。 他认为中国之弱在“人才乏绝”,而“欲振中国,在人才”。但人才必须是“新民”,“新民”必须具有新道德、思想、新精神。

从梁启超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新民”,不应墨守固有传统文化的成规,而应对固有文化加磨砺扬弃,从中出新;不应一味全盘照搬外国的东西,而以其补足传统文化中本来就没有的内容,从中求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梁启超认为,提高中华民族的基本素质乃是实现中国近代化、使中华得以振兴的前提和基础。

梁啟超的教育言论丰富而广泛,绝非短短数千言、寥寥几个条目所能包含的,本文以上述三个层面阐对其教育思想进行了阐述,意在说明梁启超在近代教育转型时期所起的筚路蓝缕的开创作用。从教育实践上看,梁启超或许无法与张謇、蔡元培、陶行知相比,但他在近代教育制度的开创和教育理论的建立方面,可谓先行一步,独领风骚。尤其是梁启超突破了洋务教育人才观的思想局限,提出了培养具有近代政治意识和道德品质新国民的教育目标,(下转184页)(上接168页)从而把晚清教育改革提高到普及国民教育的高度上,贡献极大,影响深远,亦非他人可比。正如现代学者所誉:“梁启超堪称是中国现代教育事业的奠基人” [8]。

参考文献:

[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9: 32.

[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9:9-106.

[3]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9:27.

[4]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923.

[5]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9.

[6]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9.

[7]李华兴,吴嘉勋.梁启超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221.

梁启超与中国思想启蒙运动讲稿 篇4

一、生平、著述简介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中国近现代杰出思想家、改革家，著名学术大师。他的书斋及藏书室取名“饮冰室”，“饮冰”始见于《庄子·人间世》中“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欤”。后南朝宋人鲍照在《谢永安令解禁止启》中说“饮冰肃事，怀火毕命”，表达了受命从政、为国忧心的惶恐心态。梁取此二字，则寓意对国家社稷忧虑焦灼之情。梁的主要著作《饮冰室文集》是梁启超之侄梁建灿于1926年编就刊行，另有《饮冰室合集》是在梁启超1929年离世后，由其侄交林志钧汇编后于1936年交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共分为文集、专集两大部分：文集45卷，专集104卷，收入长篇论著104种，如《戊戌政变记》、《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总计1000余万字。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被人合称“康梁”。以下我们主要从思想启蒙的角度，去谈论梁启超的作为。

二、为变法而主张启蒙

人要告别无知都离不开启蒙。一般意义上的启蒙是指开化和开发人的智力，比如对儿童或初学者进行教育，使之得到某些方面的入门知识或技能等，因此可以说，启蒙一直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步伐。但18世纪以来，启蒙有了它特定的含义。康德不愧是人类思想进入现代的标志性人物之一，他在回答什么是启蒙时这么说：“启蒙就是人从他自己造成的未成年状态中走出。未成年状态就是没有他人的指导就不能使用自己的知性”；“启蒙就是把人们从黑暗的中世纪解放出来”。对于中国来说，这种特定含义上的启蒙则比西方国家迟了一个多世纪。

从1840年起，西方列强的炮火轰开了闭关自守的中国的国门，沉重的内忧外患使一批先觉的知识分子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在认识到必须了解外强学习外强这一共同思想前提下，魏源林则徐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冯桂芬王韬则进而提出要学习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等等，但这些显然属于对政府大政方针的见解，他们还不能把眼光移下来，看到对国民进行启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到了容闳那里，这个在美国留学八年，是中国第一位系统接受了西方教育的人感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应“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文明富强之境”，才涉及到国民的思想启蒙问题。

在中国，不仅看到了国民思想启蒙之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且把启蒙付诸实践的，是90年代的维新派，梁启超则是最早的从事者之一。

甲午战争失败后的1895年严复即发表文章，指出“收大权、练军实”不过是“标”，中国的自强之“本”在于开民智，奋民力，和民德。也是在这一年，年仅23岁的梁启超赴京会试，与康有为联合会试举人上书要求变法，稍后，又协助康有为创办和组织了《中外纪闻》和京师强学会。《中外纪闻》每期载一篇以介评世界各国概况为主的文章，文章均出自梁启超。在这年5月的《与穰卿足下书》里他有言：“报馆之议论，既浸渍于人心，则风气制成不远矣”；多年后在《莅北京大学校欢迎会演说辞》中他也回顾当时的办报心愿是“冀输入 1 世界之智识于我国民”。可见，梁启超对外国情况的介评已不同于魏源王韬等人，他的着眼点已在于启发民智。次年，梁启超应上海强学会会员黄遵宪等的邀请赴任《时务报》主笔，从8月9日起，先后撰写发表了《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知耻学会叙》等文章。这些文章表明梁启超转入了对启蒙的直接陈述与鼓吹。

《变法通议》是系列性文章，在这组文章里，梁启超不但极力阐述了变法对于中国来说是势在必行，而且把变法同国民的启蒙、受教育紧密结合在一起。首篇《论不变法之害》一开篇他即勾画出国衰民愚的景象：“今有巨厦，更历千岁，瓦墁毁坏，榱栋崩折，非不枵然大也，风雨猝集，则倾圮必矣。而室中之人，犹然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随后又指出“欺其民之驯弱而凌牿之，虑其民之智而束缚之”的弊害。在《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一文中他提出：“欲求新政，必兴学校，可谓知本矣”；“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他不满清政府重物轻人的做法，认为“一铁甲之费，可以支学堂十余年；一快船之费，可以译西书数百卷；克虏伯一尊之费，可以设小博物院三数所；洋操一营之费，可以遣出洋学生数十人。”在稍后的文章里，他阐述了开民智是强国之本。他写道：“近百年间，欧罗巴之众，高加索之族，借制器以灭国，借通商以辟地，于是全球十九，归其统辖，智之强也。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太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他引述侪辈所与云“古者户口少而才智之民多，今日户口多而才智之民少”之后分析说：“然而妇女不读书，去其半矣；农、工、商、兵不知学，去其十之八九矣”；他再次强调：“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4]。他进而以为：“今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应当创立各种学科乃至各个行业的学会，“其入会之人，上自后妃王公，下及一命布衣”，使之“学无不成，术无不精”，这样“积小高大，扩而充之，天下无不成学之人矣”。

在《中国积弱由于防弊》《知耻学会叙》《与严幼陵先生书》等文章里他同样谈及了愚民的弊害和启发民智的必要。

1898年2月，梁启超应湖南巡抚陈宝箴和臬司黄遵宪之邀赴长沙任时务学堂主讲后重返京师，致力变法。在《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里，他一如既往把变法同启蒙联系在一起。他说，当今国家“强敌交侵，割地削权，危亡岌岌，人不自保，皇上临轩发叹，天下扼腕殷忧，皆人才乏绝，无以御敌之故。然尝推求本原，皆由科举不变致之也”，“八股代言之制”“乃先抑天下于至愚”；他进而谈道：“且科举之法，非徒愚士大夫无用已也，又并其农、工、商、兵、妇女，而皆愚而弃之。夫欲富国必自智其农、工、商始，欲强其兵必自智其兵。泰西民六七岁必皆入学，识字学算，粗解天文舆地，故其农、工、商、兵、妇女皆知学，皆能阅报”，而“吾生童无专门之学，故农不知植物，工不知制物，商不知万国物产，兵不知测绘算术，妇女无以助其夫”。他由是感叹：“是皇上抚有四万万有用之民，而弃之无用之地，至兵不能御敌，而农、工、商不能裕国，岂不大可痛哉！”他激愤陈言：“夫当诸国竞智之时，吾独愚其士人、愚其民、愚其王公，以与智敌，是自掩闭其耳目，断刖其手足，以与乌获、离娄搏，岂非自求败亡哉！------人皆智而我独愚，人皆练而我独暗，岂能立国乎！”

三、专心从事启蒙

9月21日，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杀，梁启超逃亡日本。如果说此前梁启超的启蒙还基本是围绕着变法进行的，着眼点主要在改变国民的受教育状况上，那么流亡日本之后，启蒙则成为他做单独思考的问题之一，放眼处已是对国民性本身的系统揭示与分析。

12月，他创办《清议报》，在报上撰文记述变法和为变法人物做传，其间谈到的“中国之弱，由于民愚也”，可以看作是此后他从事启蒙著述的核心观念。从这一观念出发，他于1901年4月29日至5月28日在《清议报》连续发表了长文《中国积弱溯源论》。文章主要 从“理想”、“风俗”和“政术”三个方面阐述了中国“积弱之源”。如就“理想”。梁启超谈到：“凡无论何族之民，必有其社会数千年遗传之习惯，与其先哲名人之所垂训所传述，渐渍深入于人人之脑中，涤之不去，磨之不磷，是之谓理想。理想者天下之最大力量者也，其力能生出种种风俗，种种事业。”他接着指出，与西方、日本相比，中国国民的“理想之误”是“爱国之心薄弱”。由此又导致了三点，一是“不知国家与天下之差别也”，“既无国矣，何爱之可云”？二是“不知国家与朝廷之界限也”，“盖数千年来，不闻有国家，但闻有朝廷”，“误认朝廷为国家之理想”，不知国家乃“全国人之公产”，朝廷不过是“一姓之私业也”。三是“不知国家与国民之关系也”，不知国家主人“即一国之民也”，“遂使一国之民，不得不转而自居于奴隶，性奴隶之性，行奴隶之行，虽欲爱国而有所不敢，有所不能焉”。因此，倘若“欲救中国”，“非从此处拔其本，塞其源，变数千年之学说，改四百兆之脑质”。

在揭示国民精神现状及其根源的同时，梁启超也在思考和提出建设性见解，如在《国民十大元气论》中他这样阐释“独立”：“独立者何？不借他力之扶助，而屹然自立于世界者也。人而不能独立，时曰奴隶，于民法上不认为公民；国而不能独立，时曰附庸，于公法上不认为公国”；“独立云者，日日以孤军冲突于重围之中者也”。他认为“非古人之法言不敢道，非古人之法行不敢行”是“奴隶根性之言也”，“夫古人自古人，我自我。我有官体，我有脑筋，不自用之，而以古人之官体为官体，以古人之脑筋为脑筋，是我不过一有机无灵之土木偶，是不啻世界上无复我之一人也”；“故独立性者，孕育世界之原料也”，“故无独立性者，毁灭世界之毒药也”。他指出国人缺乏独立性的恶果：“今吾中国四万万皆仰庇于他人之人，是名虽四万万，实则无一人也”；“此根性不破，虽有国不得谓之有人，虽有人不得谓之有国。”1900年2、7月，他写下《少年中国说》《十种德性相反相成议》，号召“中国之少年”“甘心为四万万人安坐以待亡国者之公敌。”

到了1902年，他以“新民”概括启蒙，并将此作为思考中国问题的主要选择。这年2月他创办《新民丛报》且自称“新民子”，8日至4月11日连载于《新民丛报》第1号至29号的十多万言系列长文《新民说》，可以说是他启蒙思想的集大成。

他明确地把民摆在了首位，在“叙论”中即指出“国也者集民而成。------未有其民愚陋、怯懦、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因此，长文的第一篇就是《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指出中国要振兴，“舍新民末由。”从第三篇《论公德》开始到《论尚武》凡五篇，梁启超具体谈论了新民的内容。如《论公德》谈道：“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他认为“独善其身”的“私德”与公德“本并行不悖”，中国所以衰落，“束身寡过之善士太多，------人人视其所负于群者如无有焉”是原因之一。他进而认为：“道德之立，所以利群也”，“道德之精神，未有不自一群之利益而生者；苟反于此精神，虽至善者，时或变为至恶矣”；“是故公德者，诸德之源也”，“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

四、把文学作为启蒙最佳工具

1898年12月25日，梁启超于流亡中发出“诗界革命”的口号，三天后又提出“文界革命”的主张。对于诗，他认为“新意境”最重要，“今欲易之，不可不求之于欧洲”，他“惟

[9]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他指明诗歌能影响国民性乃至国家命运：“中国人无尚武精神，其原因甚多，而音乐靡曼亦其一端，------其斯巴达人被围，乞援于雅典，雅典人以一眇目跛足之学校教师应之，斯巴达人惑焉。及临阵，此教师为作军歌，斯巴达人诵之，勇气百倍，遂以获胜”；而“吾中国向无军歌”，诗“于发扬蹈厉之气尤缺。此非徒祖国文学之缺点，抑亦国运升沉所关也”。他因此格外推举黄遵宪《出军歌》及其所具有 3 的“精神之雄壮活泼沉浑深远”，认为“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他进而质询：“读泰西文明史，无论何代，无论何国，无不食文学家之赐；其国民与诸文豪，亦顶礼而尸祝之。若中国之词章家，则于国民岂有丝毫之影响耶？”他指斥“至于今日，诗、词、曲三者皆成为陈设之古玩，而词章家真社会之虱矣”，他为《江苏》杂志“屡陈中国音乐改良之义，其第七号已谱《出军歌》、《学校歌》数阙”而“拍案叫绝”，他寄语中国的文学家能更多的成为莎士比亚、弥尔顿，以“报国民之恩”[10]。在“文界革命”方面，他受到日本新闻作家德富苏峰“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的启迪，主张写文章“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11]，倡导了以“俗语文体”写“欧西文思”的“新文体”；他在这时期的一系列影响巨大的关于变法和启蒙的文章，均以这种新文体写成。

对于小说，梁启超尤其看得重要，于1902年11月专门创办《新小说》杂志。在第1号上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如同当初创办《新民丛报》是为了发表他的新民见解一样，这一刊物的创办和文章的发表则不仅表明他开始正式倡导“小说界革命”，更表明他致力于此的原因——认定小说是启蒙和新民的最佳手段或工具。他亦开门见山立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随之以惯用的排比句式展开论点：“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文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再自设问答过渡到论证：“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他扬弃并阐发以往的观点：“文之浅而易解者，不必小说；寻常妇孺之函札，官样之文犊，亦非有艰深难读者存也，顾谁则嗜之？不宁惟是，彼高才赡学之士，能读《坟》《典》《索》《邱》，能注鱼虫草木，彼其视渊古之文，与平易之文，应无所择，而何以独嗜小说？”他认为这是因为其他文章“说有所未尽也”。他接下来的分析同样语出惊人，他说，能够予人之各种心理、性情以满足并“能极其妙而神其技者，莫小说若，故曰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小说之在一群也，既已如空气如菽粟，欲避不得避，欲屏不得屏，而日日相与呼吸之餐嚼之矣”；小说以其难有比拟的“熏”“浸”“刺”“提”“四种力”“支配人道”，善可以“福亿兆人”，恶可以“毒万千载”。于是他惊叹：“可爱哉小说！可恨哉小说！”但他着重谈论的是小说的“恶”，在他看来，小说是“吾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国民的“慕科第若膻，趋爵禄若骛，奴颜婢膝，寡廉鲜耻”，“轻弃信义，权谋诡诈，云翻雨覆，苛刻凉薄，”“轻薄无行，沉溺声色，绻恋床第，缠绵歌泣于春花秋月”以及江湖义气等种种品性，无一不源自小说。于是他疾呼：“呜呼！使长此而终古也，则吾国前途，尚可问耶，尚可问耶！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四、梁启超的局限

我曾归结了三个方面。这里主要谈最主要的即思想资源方面。如众所言，梁启超不乏参照和吸取了西方近代以来的进步学说，这也正是他的启蒙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根本体现；但必须指出，中国传统的观念仍然是他思想的主要构成，而且这决非可以归结为“托古”。

首先，梁启超心目中有一个理想化的“先王世界”。在他开始正面议论启蒙的《变法通议》里他就认为：“先王欲其民智，后世欲其民愚。”他变着法儿找根据，说促使欧洲人得以“心智雄于天下”的“学会”实际上始于中国：其乃“中国二千年之成法也”，“先圣之道，所以不绝于地，而中国种类，不至夷于蛮越，曰惟学会之故 ”；学会在中国消亡则是“国朝汉学家之罪，而纪昀为之魁也”。也是写于这段时间的《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更为集中地展示了他的“先王世界”。他先指出：“先王之为天下也公，故务治事；后世之为天下也私，故务防弊”，然后对比论述了古之“务治事”与后世“务防弊”的种种区别和优劣。就与民气民智相关的内容而言，他谈道：“古者国有大事，谋及庶人，------所以通下情，固邦本。4 后世恐民之讪己也，蔑其制，废其官。防之诚密矣，然上下隔绝，民气散软，外患一至，莫能为救也”；“古之学者，以文会友；师儒之官，以道得民。后世恐其聚众而持清议也，于是戒会党之名，严讲学之禁。防之诚密矣，然而儒不谈道，独学孤陋，人才凋落，士气不昌”。

简述杜威的教育思想 篇5

杜威是美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家，实用主义教育流派的代表人，代表作品为《民主主义与教育》

1.论教育的本质。杜威认为“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经验的改造、学校即社会 2.论教育目的。主张教育无目的论，认为教育的过程就是教育目的，教育之外再没有什么教育目的。

3.论课程与教学。杜威主张以活动经验、经验性的主动作业来取代传统的书本式教材，即活动课程。提出了从做中学的教学原则，强调从儿童的现实出发，利用儿童游戏的本能，让他们在活动中学习知识。活动课程的教学组织形式应该是活动教学。

4.提出五步教学法。即：创设疑难情境、确定疑难所在、提出解决问题的种种假设、推断哪个假设能解决这个问题、验证这个假设

简述周恩来外交思想 篇6

周恩来总理在近代外交史上可以称得上是一代传奇人物，他从小就有着远大的报复，在见过之前，积极参加中共对外对内的战争工作，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建国后，历任政府总理、外交部长（兼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三届主席。是中共五届中央委员，中共六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六届、七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八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八届、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周总理在长期的外交工作中形成了博大精深的外交思想以及独具特色的外交风格，是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在他主持我国外交工作长达26年的时间里，他以决策人、指挥者、实践家三位一体的身份，以异乎寻常的精力、才能和智慧，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最全面、最杰出的贡献。他外交思想的最重要内同是独立自主、求同存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时他始终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始终坚持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和工作作风。下面从他的外交思想以及外交贡献着重进行如下叙述。

（一）外交思想

一、和平共处与中国传统“和为贵”的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和为贵”、“尚和合”的哲学思想。这种和合不是异质事物简单相加堆砌，而是各种不同性质的事物相互对立、冲突继而融合趋同的一个辩证过程。周恩来在外交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的精髓。“和合之道”成了其和平外交思想的重要一“元”。

周恩来外交思想的重要方面就是和平共处。在周恩来经历的众多外交事件中都体现着他追求和平共处，互不侵犯的外交理念。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周恩来被任命为总理兼共和国的首任外交部长。新中国成立伊始，外交政策、方针和外交任务究竟是怎样?中国的外交往何处去?这不仅是外界所关心的，更是新中国外交事业不容回避的问题。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一开始就坚决执行和平外交政策，将“和平共处”“革命不能输出”的思想贯彻始终。

1949年11月8日，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做过这样的论述“我们现在的外交任务是分成两个方面的。一方面，是要同苏联人民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兄弟情谊。我们在斗争营垒上是属于一个体系，目标是一致的，都为持久和平”。和平成为我国外交的一大目标。1950年，正当美国企图将朝鲜战争扩大化时，周恩来就约见了印度大使潘尼迦，他指出“我们要和平，我们要在和平中建设。过去一年中我们在这方面已经作出了极大的努力。美国政府是靠不住的”。1953年6月，周恩来在阐述国际问题的主要矛盾是战争与和平问题这一重要思想时就指出“我们主张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一切国际纠纷。”“帝国主义既怕和平，又怕战争，我们都不怕，不怕和平也不怕战争。我们主张和平，反对战争”。1954年，周恩来正式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不仅是中国外交史上具有里程碑的事件，而且对世界外交事业深刻的影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作为普遍适用的国际关系准则。争取和平，在和平中共处事是周恩来在外交事业中孜孜以求的。

二、求同存异与中国哲学的异同观

“同”与“异”是一对哲学命题。中国哲学文化中对这对哲学命题有十分精辟的论述。在中国哲学史上“和”与“同”是相互区别的两个哲学范畴。古人有道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古代的哲人一方面强调事物之间的差异性，明确地指出承认差异性的必要性。《荀子》中写道“同则同之，异则异之，知异名者之异名也，故使异实者莫不异名也，不可乱也”。荀况从名实相

副的角度论述了承认事物差异性的意义。这些论述都是关于“同”与“异”关系的思辨。这里两者的内涵应该是“和合”而不是“去异”。承认差异并不是一定要消灭差异。“和谐统一”是一种新的境界。

“求同存异”的外交思想是周恩来对中国哲学辩证思维在外交领域的创造性发挥。周恩来的一生经历了无数的外交风云，他总是冷静沉着，细心观察，善于在对立中积极寻找一致性，以更好地减少对立冲突，尽量扩大共识。这一点也是周恩来高超的外交艺术的生动体现。对于“求同存异”，他在会见埃及客人时谈到“处理涉外分歧的时候要等待，不要将己见强加于人。事情总是勉强不得的”。1955年，周恩来率团参加亚非会议，当会议遇到逆流陷入僵局时，周恩来发言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亚非国家的共同之处是“是要解除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与支持，而不是相互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与对立”。纵览周恩来的一生，他总是诚挚而又耐心地实践着“求同存异”的原则。时至今日，这一点依然是指导着中国办外交的重要哲学思想。

三、独立自主与自力更生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不等于盲目排外、闭关自守。周恩来指出：科学技术不分国界，对全人类都是有用的。我们要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尽可能迅速地用世界最新的技术把我们国家的各方面装备起来。只要我们放眼世界，博采众长，努力拼搏，就可以加快科技发展的步伐，突破尖端，后来居上。他说：“我们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但是我们有先进经验可以学习，有最新科学技术成果可以利用，这样可以扩大我们的眼界，所以我们前进的步伐可以加快。” ①怎样学习、利用？其一，要重视科学技术的情报信息工作，及时掌握国外科学技术发展的情报资料，知道哪个地方哪门科技是最先进的，明确学的对象。在周恩来关心下，中国科学院建立了情报所。1963年周恩来领导制定“十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时，科学技术情报工作被列为重点之一。科技情报信息工作的发展，在学习、利用国外先进科学技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二，从人才培养方面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按照我们所最急需的门类，派遣专家、优秀的科学工作人员和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出国学习、取经。请国外专家来中国传授知识。从技术设备方面采取引进的办法。50年代，周恩来领导了从苏联引进技术、设备的156项重点工程的建设。他要求认真学习和推广这些项目“从设计、施工、安装直到开工生产的技术经验” ② 60年代和70年代，周恩来领导了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技术、设备的工作。1974年，周恩来针对我国广东、上海、东北能源短缺的状况，十分关心核电站引进考察情况，要求早日引进核电站。实践证明，他的想法是完全正确的。其三，向外国长处学习，从国外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要同创新结合起来。50年代，周恩来指出：“要独立思考，避免盲从，不要迷信。” ③60年代，他进一步指出：“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技术，都要吸收过来，为我所用。学习外国必须同独创精神相结合。” ④正是他这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思想，才能保证维持民族独立，政治上独立不允许外来干涉，经济上独立不依赖外援。只有彻底独立了，我们才能发展自己给自己定位的中国，才能走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二）、周恩来外交思想理论以及实践的历史贡献

一、维护中国独立安全、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

就中国是一个被压迫、受欺压的国家，世界列强争着抢着对中国进行瓜分以及剥削，将许多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于是，重根来主持起草了《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首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我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和一些重大政策。1950年2月，他赴苏协助毛泽东谈判，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为维护中苏关系奠定了基础。从1956年底到1964年初，他三度出访亚非28国，建立与发展同它们的友好合作关系。与此同时，周恩来积极寻求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与发展关系的途径。对日本，他提出“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对英国，他在日内瓦会议后促成了两国间代办级的半建交关系。他同尼克松谈判签订的《上海公报》，确认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两国关系，这就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可靠的基础。由于周恩来的不懈努力，到周恩来病逝前，与我国建交的国家由49个猛增到107个。在良好的国际环境下，新中国在占世界人口1/4的东方大国里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取得了世界工人的伟大成就，这一切成绩的取得，斗鱼我国坚定地贯彻执行正确的外交路线、策略密不可分，与周恩来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密不可分。

二、推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国际关系的准则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与经济封锁，我们除了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外，还特别重视发展同临近国家的友好睦邻关系。1953年，周恩来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第一次代表我国政府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原则，得到了印度方面的赞同。此后，中印、中缅双方总理在联合声明中正是倡议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一般国际关系的原则，认为这些原则如能为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接受和遵守，就会缓和世界上的紧张局势，形成和平与安全的坚固基础。从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我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此后，从万隆会议⑤到60年代看，我国同许多亚非国家都确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周恩来外交思想的集中概括和高度升华，是周恩来外交思想的核心，是他善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情况相结合，善于因应时势，依时而作的结果。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说明这些原则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共同愿望，反映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历史趋势，体现了新型国际关系最本质的特征，是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根本否定。

三、以思想带着中国外交活动走向世界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十月革命⑥后，列宁根据当时的客观形势提出了处理同资本主义国际关系的原则⑦，即苏联的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主义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可是后来的领导人却把苏联的国家利益等同于国际社会主义利益，并以此作为处理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一条原则，这导致无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利益的大国际主义错误，损害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关系。周恩来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引进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不仅创造性的丰富发展了列宁关于不同社会主义制度国家间和平共处的思想，使之成为国际关系的普通准则，而且解决了社会主义国家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这个重大问题，从而为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健康发展，地址和减少大国沙文主义倾向对这种关系的危害提供了理论依据。回顾历史，可以说，新中国正是因为周恩来才走向世界的，世界也是通过周恩来才认识和了解中国的。他独具风格的魅力，以及丰富的思想，不断给我们以心得启示，然我们不断前进着，努力让中国更加开放、自主。

参考文献：

1、裴坚章：《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

2、陈宏等：《新中国外交》，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3、曾应旺：《周恩来——中国外交第一人》，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裴默农：《周恩来外交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出版

5、《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一辑，中共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

6、高歧：《邓小平新时期的外交战斗思想论述》 北京出版社 1995年版

7、米镇波：《周恩来与大国关系变动》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版

8、姜桂依：《西方人看周恩来》 中国和平出版社 1989年版

9、《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12—413页。

10、《周恩来经济文选》第185页。

注释：

①《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12—413页。

②《周恩来经济文选》第185页。

③同上书，第257页。

④同上书，第566页。

⑤万隆会议：1955年4月18-24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反对殖民主义，推动亚非各国民族独立的会议。又称第一次亚非会议。中国总理周恩来率代表团参加。会议广泛讨论了民族主权和反对殖民主义、保卫世界和平及与各国经济文化合作等问题。会议一致通过了包括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和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等部分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确定了指导国际关系的10项原则。这10项原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会议号召亚非各国团结一致、和平相处、友好合作、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被称为万隆精神

⑥十月革命：又称布尔什维克革命、俄国共产革命等），是1917年俄国革命经历了二月革命后的第二个阶段。十月革命发生于1917年11月7日（儒略历10月25日）。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及组织普遍认为，十月革命是经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武装起义，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三个无产阶级政权──苏维埃政权和由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个是巴黎公社无产阶级政权，第二个是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革命推翻了以克伦斯基为领导的资产阶级俄国临时政府，为1918-1920的俄国内战和1922年苏联成立奠定了基础。

⑦列宁指出俄国在政治上需要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经济上要通过无产阶级政权去实行土地改革，军事上要退出战争。提出了俄国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任务，为革命指明了方向，成为布尔什维克党的纲领。理解无产阶级政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正确与否是革命成败的关键。

姓名：于雪楠

学号：09211468

班级：2009211312

梁启超新史学视域下的新闻传播观 篇7

关键词：民史,新史学,破坏主义,新闻理论范式

学者赵汀阳,曾将文化与思想区分为“实体性的存在”与“书面性的存在”[1]。这里我们无意于讨论他的观点,而只是想借用其丰富而有涵盖性的概念。但笔者不想把它理解为实践与认识的关系去应用它,而是想把它局限于历史的真实存在与历史的真实遗存之中去考量历史思想的行迹。同样,梳理梁启超的新闻传播思想,也必须挖掘他的史学思想。编辑《饮冰室合集》的林志钧在自序中称:“知任公者,则知其为学虽数变,而固有其坚密自守在,即百变不离史是观也。”[2]1从新史学视域下建构梁启超的新闻传播理论与实践的图景,将拓宽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新闻传播思想的理解。

一、史学与新闻传播学发生联系的理论前提

1. 这种联系归结于时代的背景与当时学科之间的模糊性造成了一批“全才”式的人物。

的确,“人类的行为只有从完整的社会背景去看才是可以理解的。”[3]123严格地说,学科的划分是近代的事情。西方从19世纪初才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正式分野,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社会科学才正式划分为不同的学科。中国自引进“西学”之后,也开始了学科的划分。在1898年前后,梁启超是把报馆作为一种舆论工具,而不是当作一个独立学科看待的,因此在中国学术界,以史学为其核心,“经世致用”为其目的,他作为一个士人,也无时无刻不打着那个时代的烙印。

2. 在1898年前后,史学理论是否与新闻学理论在某种层面上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李泽厚先生曾对中国传统思想在自身性格上所具有的特色精炼地概括为“实用理性”[4]32。

这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特性决定了在1898年前后,梁启超是不能逃脱这种染色的机会。当然,他们的联系在实践层面上的展开才是重要的。蔡元培先生早就指出:“新闻者,史之流裔耳。”[5]34甘惜分介入的层面更深:“自古以来,新闻与历史就是不可分的,……二者实为一家。”[6]151甘先生的观点考量了新闻记者与历史的记录者的文化身份的二重性,但是没有给新闻与历史在本质层次的联系作一界定。的确,梁启超的这种文化身份的二重性的建构,正是多种思想碰撞的后果。

二、从史学的“民史”概念到“民史”报纸实践

1898年,谭嗣同在《湘报·后序下》中,说报纸应该就是“民史”[7]。这种官书讲的是“君史”,报纸则应该讲“民史”,为老百姓讲话,反映民众的呼声,成为表达民意的“国号”。尽管,谭嗣同提出这个“报纸应是民史”的理论,但其最早萌发其思想还是梁启超。他在1897年所作《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一文中就指出中国旧史学主要是君史,记叙重点在“至求其内政之张驰,民俗之优绌,所谓强浸,与何以强弱之故,几靡得而睹焉”[2]2132。遗憾的是梁启超没有直接提出“民史”与报纸的关系,但他的民史观与谭嗣同的民史观在本质上是一致,当然其差别总是存在的,我们不想深究。不可否认梁启超确实把“民史”观应用到办报实践中。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民史”观的报纸内容化。

1902年,梁启超创《新民丛报》时,以“民史”观为思想指导,初步形成了一个蓝本,具体开列了25项内容:(1)图画;(2)论说;(3)学说;(4)时局;(5)政治;(6)史传;(7)地理;(8)教育;(9)宗教;(10)学术;(11)农工商;(12)兵事;(13)财政;(14)法律;(15)国闻短评;(16)名家丛谈;(17)舆论一斑;(18)杂俎;(19)问答;(20)小说;(21)文苑;(22)介绍新著;(23)中国近事;(24)海外汇报;(25)余录。这25条把梁启超的“民史”观在报纸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应用。

2.“民史”观直接影响到梁启超对报纸功能论和受众的认识。

“民史”观方法论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对民智、绅智、官智关系的界定,这也是影响他在考虑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近程中的思想决策的主要根据。他认为民权生于民智,“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权”,是故“权与智相倚者也”[2]1131。1901年,梁启超在评述《清议报》时指出:“广民智,振民气而已。”

1902年,他在《新民丛报》第一期发表了宗旨:①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②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故于政治不得不详;③本报为吾国前途起见,一以国民公利公益为目的。显然,他的“民史”观不仅左右了自己的灵魂,也左右了当时自己所办报纸功能的发挥或影响。这也决定了他在办报实践中对报纸的内容以及受众对象的定位产生了重大影响。显然,他办报的内容和风格流派能反映当时的思想倾向。梁启超在《时务报》发表的文章多达60篇,其内容主要是关于中国的民主、道德、社会风俗的改良。内容决定形式,梁启超的办报思想可见一斑。

3. 梁启超在其民史观的影响下创办了中国第一份专门刊登小说的杂志———《新小说报》。

梁启超十分重视小说在启迪民智中的特殊作用,他在该刊第一期即明确指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8]在他的心目中,小说是左右人们思想意识的重大武器,是促进民智开化的主要途径。因此,梁启超在《新小说报》刊发了各种各样的小说作品,连他自己也动手写起小说来了。

三、“新史学”再造梁启超的报刊思想

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体系,初步形成于1902年左右,即《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发表之时,以后逐步加以完善,到《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的出版(1921年和1926年)则达到顶峰。

1. 梁启超为了改变当时报纸难读性,增强其文章的感染力,自创“报章体”,在1903年前后达到顶峰,成为中国舆论界的执牛耳者。

2.梁启超出于旧史之难读之弊病,开始在报刊的业务与理论的建构中大展“新史学”之鸿业。他很早就注意到报纸的可读性,“犹恐文义太颐,不能尽人而解,故有妇女报,有孩孺报”。且认为报纸的可读性与选择性是不可分的,“其出报也或季报,或月报,或半月报,或旬报,或七日报,或五日报,或三日报,或两日报,或每日报,或半日报。”[2]1211这是他从报纸的出版时间来满足受众阅报的选择性的。他还考虑到报纸的内容以及受众的购买力:“弟前有一议,谓《日报》宜分张别行。太平纪时务者为一张,纪新闻者为一张,纪商务者为一张,可以分购,可以合购。”[9]435由此,他进一步阐述了报纸的自下而上意义及对报纸受众的广义划分:“有一人之报,有一党史之报,有一国之报,有世界之报。以一人或一公司之利益为目的者,一人之报也;以一党史之利益为目的者,一党之报也;以国民之利益为目的者,一国之报也;以全世界人类之利益为目的者,世界之报也。”[2]1211这种“世界之报”的大同世界,让人不能不震撼史学与新闻学的交融性。

3.梁启超针对当时报界如旧史一般不“足以激励其爱国之心”,他用一种新的意识来改造报纸。他认为:“今日之世界,新世界也,思想新,学问新,政体新,法律新,工艺新,军备新,社会新,人物新,凡全世界有形无形之事物,一一皆群前古所未有,而别立一新天地。”他对报纸的内容提出了新的要求,而这些也正是他所实现的对象。而这种新知识、新理论、新人物正是1900年前后中国读者所渴求的。梁启超的新追求和奋起中国人的向往一旦沟通起来,《新民丛报》自然供不应求了。在此期间他还呼吁革命,康有为责难他,他不为所动,反自称“为国而善变,就是磊磊落落的大丈夫”[2]1543。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梁启超已突破门户之见,追求和坚持新闻的客观性和真理性。只不过这种“客观性”的标准是国家主义。他在论及报刊的记事原则时说:“第一以公为主。不偏循一党之私见,非好为模棱,实鉴乎挟党见以论国事……”[10]202他就是这样自觉成或不自觉地从中汲取生命力,并在很大程度上从中获得自己进步的机会。

四、“破坏主义”与新闻理论范式

梁启超在《破坏主义》一书中谈道“历观近世各国之兴,未有不先以破坏时代者。此一定之阶级,无可逃避者也。有所顾虑,有所爱憎,终不能成”;[2]978破坏主义成为他历史观中一个重要的组成。他终能实现自己的主张,无非就是利用报纸舆论以展示其智力而已,而破坏主义的一个前提就是“精英论”,这样不可避免地在他的传播观念中,显示出了精英主义与平民大众文化意识的对抗性。显然,精英主义意识的力量并非绝对的。其实,正是这种意识的明显的“理论”性和“话语”性显露出它力量的局限性。梁启超对大众的征服,虽得到同业人士与士人的鼓吹礼赞,毕竟还是显得虚弱无力。因为它的影响范围主要限于人们的意见和理性意识,限于人们谈论文化时用的话语。因此梁启超认为欲开民智、必先开绅智和官智的文化实践,将会给他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他的精英意识的标准越是苛刻,人们就越是感觉到那些标准的压迫性,而平民主义的立场也就越有吸引力,这也是《申报》《大公报》等一些商报、平民报的优势之所在。

梁启超的精英文化意识形态,不仅为报纸本身提供了一个标鉴(否定性的,破坏性的),而且为广大的士绅学子们提供了表达他们认知与行动(实践)的一种模式或方式。因此,以他为代表的精英意识完成了一种抚慰和宽心的作用;它使那个时代的智士仁人在黑暗的夜里看到了一盏明灯,因为它提供一种完备的解释范式:令人信服,合理合法,并且显得那么高贵而神圣,真是“举国上下如饮狂泉”。在精英文化意识的支配下,梁启超强烈反对媒体的政治和商业炒作。在《答和事人》中,他谈到:“又如香港某报,每一日照例必有相攻之文一篇,以列强为第三敌,其所以相唾骂,相攻讦者,亦云至云矣。”[11]显然,精英文化意识是反对“骂街”式的或人云亦云的舆论宣传。

在充分理解梁启超的“破坏主义”时,一定要考虑到他本人与他的报业实践都根植于传统中,并且因此而拥有他们自己特定的历史视野。如果“破坏主义”理论基石是“精英主义”,那么“激进主义”就是完成这一切的完美表现。他的陈述对自己来说是“完美的”,对社会其他成员来说是充满陌生、疑问和夸张(或缩小)式的反传统感。梁启超的反思对于当时中国的形势是需要的,但这种反思不可避免的为他的报业活动受到想当然的先入之见和偏见的限制,这是一个缺憾。

梁启超的“破坏主义”的影响力,与其对舆论环境的思考是分不开的。他的新闻传播实践,使得他认识到舆论环境在对实际传播中,舆论主体与舆论客体在多层面、多领域通常是交叉或重叠的;同时,又有部分公众之间在观念上是对立或距离较远的。梁启超的这种对舆论形成具体要素以及内涵的界定,与喻国民对舆论场的定义有异曲同工之妙,“包括若干相互刺激因素,从而能使许多人形成共同意见的时空环境”[12]113。梁启超则认为:“夫健全舆论者,多数人之意思结合,而有统一性,继续性者也。”[2]1132显然,这是一纯粹精神性的虚拟世界,尽管这对舆论的形成和发展方向具有比感性世界大得多的影响力,但是公众与梁启超以及媒体工作者对这样的一种虚拟世界的认识和驾驭需要不断地提高和调整。在梁启超自己本人无法完成这一切之时,他不得不又回归于媒体。这就是梁启超的破坏主义,寄寓了对媒体(或媒介)无限的憧憬。

对梁启超的新闻传播观的反思,不应局限于对他的定位之上。“定位”是一个是非问题,而“观念”是一个功效问题,要把二者从一个扑朔迷离的历史背景中剥离出来,就会破坏梁生命意义的整体性所散发出的“内涵美”。

1.梁启超偏向于知难行易,可以说他的一切实践活动,都是围绕“开民智”这个中心展开的。这样的认识观,很容易导致一个人在本体论上,用“知”吞没“行”。事实上,梁启超在晚年确实转到了佛学的“识”论。这是他与“讲故事”的新闻记者的区别之一。

2.在1905年科举废除以前,中国士人还没有从观念上、职业上彻底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可想而知,中国士人对报纸的认识,一般有两种倾向:谋生的手段(失意文人)和救国的武器或士人的政治手段。因此,这就造成了对报纸不是作为一种新闻传播学的反思,而只是一种功利主义在偶然间或无意识间的学科建构。

简述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篇8

关键词：梁启超； 尼采； 启蒙思想

中图分类号：B259.1 文献标志码：Ａ

梁启超（1873-1929）曾一度被认为是尼采传入中国的最早介绍者。现在他的这第一的位置暂时要让给在他所主编《新民丛报》（第11号，1902年7月）上发表《论世界经济竞争之大势》一文的雨尘子了。不过，作为我国现代启蒙时期的思想先驱，梁启超在他的著作中还是几次提到尼采，在他对尼采的批判性介绍中折射了他的许多核心观点以及这位早期启蒙者对西方文化谨慎取舍的一面。

一启蒙与“东西文明结婚”

中国的启蒙时代到底起于何时？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因为受意识形态影响一般将五四时期“内定”为开启民智之始,这一时期也就被理所当然视为启蒙时期。但近年来这一视点受到了首先来自海外华裔学者的强烈冲击，王德威从文学角度立论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并不排除在社会其他领域的普适性；随之，国内学界也逐渐将启蒙的上限推至晚清，于是那些曾经主要活跃于晚清的思想家如梁启超等就被推上了启蒙的前台，这个过程正如当今学者许纪霖先生所经验和概括的，他说：“我的专业是研究五四以后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过去我受到一个比较流行的观念的影响，将五四视为中国现代性的起源，在研究上很少接触晚清。之所以如此，如今检讨，乃是背后有一个未曾言明的思想预设：中国的现代性来自西方，五四是思想上大规模面向西方的开始，要研究现代中国思想，只要追溯到五四就可以了。这一以西方为中心的思想史视野，近十年来受到严峻的挑战。这几年，不少研究现代中国思想的学者，都将寻根的目光内转，从海外回到本土。如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等，都是从中国自身的历史脉络中解释现代中国思想的崛起。这一观察视野的大转换，意味着包括梁启超在内的晚清思想家的思想，就不是所谓‘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而是中国思想内在演变脉络中非常核心的一段。王德威教授有一句名言：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要寻找20世纪中国现代性的起源，不能仅仅回溯到五四，晚清是一段比五四更重要的‘转型时代’。”① 许的经历基本上是新时期知识分子的普遍心路历程，也反映了当代思想界的“价值重估”。

康德曾给启蒙下的经典定义“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近代中国的启蒙却是从富国强民开始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清朝政府积弱成疾，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带来的失败与震撼拉开了近代中国变革的序幕。刚刚从士绅阶层产生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以一腔热血投身于干预政治的伟大尝试——“戊戌变法”，它的惨败也促使知识分子开始关注广大民众的国民性问题，将中国的启蒙运动提上议事日程：“戊戌变法失败，但却成为整个近代政治改革运动的起点。他们掀起并领导了戊戌思潮，它同样成为了中国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起点。”② 31-32 如果把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启蒙运动以“五四”为界线先后分为旧民主和新民主两大阵营，那么梁启超（1873-1929）就是前一阵营里启蒙的重要代表人物。梁虽然没有突出“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但他的不少观点，如“群治”或“群术”、社会进化论等其实就是合着这两大主旨，并且也不限于它们，而显示出一种混沌初开的大气。梁的启蒙思想既有沿自中国自身传统的成分，但更多地受到外力的牵引，这外力便是西学。

梁于1890年开始大量接触西学，他在1896年完成《西学书目表》，搜集西书约三百种。1897年又辑《西政丛书》出版，分“八门32种，‘都是讨论西洋政事的切要之书’”② 36。在1898年逃往日本后的13年流亡期间,梁先后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报》等近代报刊,以作为宣传政治和新文学（尤其是新小说）的启蒙阵地。他的《新民说》是其“思想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它明确地提出了国民再造的目标和思想启蒙的道路”③。《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④其“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的宣言即是中国现代小说从边缘逐步移向中心完成道义功能和角色转换的转折点。在提高国民素质上与小说革命齐头并进的是梁氏对西方文化的重视与引介。早在1902年，他就提出了“东西文明结婚的思想，说：“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⑤

梁启超先后译介了数十位国外知名学者及其学说，当然也附带提及更多的名家要义。他早发表于《新民丛报》（18号1902年10月）《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和《政治学学理摭言（二）最大多数最大幸福义》就是较早涉及尼采这位时代巨子的两篇重要文字。另外，在他晚年的《欧游心影录》中也提到尼采。这三篇文章从不同侧面给尼采冠以“强权论” 、极端个人主义和反“群治”等大帽子。试一一分析之。

二社会进化论与尼采“极端之强权论”

就《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这篇长文而言（梁启超没有连载完），我们最好从关注以下几个问题入手：第一，颉德何许人？第二，颉德怎样评论尼采？第三，梁启超又是怎样看待尼采的？

本杰明·颉德（Benjamin Kidd, 1858-1916），英国社会学家，受马克思和斯宾塞影响，但又对他们持批评态度，因于1894年发表《社会进化》而成名，此文被译成多种文字，1899年译为中文；1902年又出版《西方文明原理》（即梁所谓《泰西文明原理》）(据维基百科辞典)。梁氏此篇文章主要就是根据后者的头几章摘译而成。

颉德，梁是把他作为“进化论之传钵巨子”来做重要介绍的。进化论曾是主宰近代中國的主流思潮，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到赫胥黎的“互助进化论”到斯宾塞的“竞争进化论”，直到颉德的“未来进化论”等，一律被不加区别地成为治疗衰弱民族的苦口良药。梁早在1896年，就已接触了严复所译赫胥黎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时严复将所译《天演论》初稿寄给了他），并对他个人思想的发展产生重要作用,也“特別注意社会达尔文动的宇宙观和通向一个更美好未来的进化的历史观”⑥ 65。在他所倡《新民丛报》里， “传播进化论学说，是‘学说’专栏的重点内容之一”⑦，曾发表他自己和他人撰写的有关达尔文、斯宾塞等学说和传略多篇。在他发表于1901年2月《新民丛报》第1号的《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一文里，作者列举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十贤”，其中包括达尔文及其进化论。他把达尔文的自然进化论泛化至社会进化论，说：“及达尔文出，然后知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非图自强，则决不足以自立。达尔文者，实举十九世纪以后之思想，彻底而一新之者也。是故凡人类智识所能见之现象，无一不可以进化之大理贯通之。政治法制之变迁，进化也；宗教道德之发达，进化也；风俗习惯之移易，进化也。” 他给与达尔文崇高的评价：“虽谓达尔文以前为一天地，达尔文以后为一天地可也。”所以俟真正的社会进化论者颉德一出，梁氏就为之欢呼雀跃，指出：颉德的社会进化论是以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为基础来论人群的进化；人类的进化也遵守着优胜劣败的竞争原则，但梁启超更看中了颉德学说中的“将来”、“保种”等时代敏感关键词，诸如人类进化的运动，“不可以不牺牲个人以利社会，不可不牺牲现在以利将来”，“自然淘汰之目的，在使同族中之最大多数得最适之生存。而所谓最大多数者，不在现在而在将来……”，“人人以死而利种族，现在之种族以死而利未来之种族”，要之，“进化之义在造出未来，其过去及现在，不过一过渡之方便门耳……；质而论之，则现在者实未来之牺牲也”⑧。正是在“未来”上，颉德批判了尼采。

梁氏引述颉德之话说:“今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Marx）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Nietzsche）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端在多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尼志埃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少数之优者为多数之劣者所钳制。二者虽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要之其目的皆在现在，而未尝有所谓未来者存也。” 梁启超特加解释文字：“尼志埃为极端之强权论者，前年以狂疾死。其势力披靡全欧，也称为十九世纪末之新宗教。” 对颉德之文这段话的理解应注意其上下文语境的连贯，一些论述尼采在中国的接受材料一般只引用了前半部分，而忽略了后面一句——恰是这后一句表达了作者的批判态度：颉德的社会进化论要在为未来牺牲现在，以此他批评19世纪的英德哲学家，也包括德之马克思和尼采，认为他们都不是为未来打算的哲学家。

那么，尼采真的如颉德所说不重视未来吗？回答是否定的。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批评现代文化的不足，谓其改革的根本在于高等人类的教育，并且是为了人类未来的“少年国”。他的查拉图斯特拉式的创造者是“创造人类的目标并给大地以意义和未来的人”；查拉图斯特拉还教导其门徒们要“成为未来的创造者、滋生者和播种者”。（第3部《旧榜与新榜》）可以说，尼采是立足于未来而取批判现实的立场，他也多次自陈他的哲学是写给未来人读的。所以，如果颉德把尼采也视为“未尝有所谓未来者存也”，那就流于对尼采的误读或片面化了。对此，梁启超不置可否，实际上由于他自己缺乏对尼采哲学的足够了解而默认了颉德的观点。

梁启超这篇文章因较早涉及尼采而引起关注，邵立新（Shao Lixin）在其专著《尼采在中国》一书里就以《梁启超：尼采与反社会达尔文主义》一章从该文入手展开讨论。但作者对文章的基本理解似乎存在一些误区。其一，他把颉德的观点误作了梁启超的观点，说：“梁启超不理解颉德的论辩而有自己的理由认为马克思和尼采是‘在现在’和‘未尝有所谓未来者’。”⑨ 10其实，从文章的引文看得很清楚，有关马克思和尼采的这段文字是和它前面的大段文字被引号引起来了的，表明它属于颉德的引文，无疑也就是颉德的观点而不是梁启超自己的观点。其二，作者认为梁启超是反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说梁启超曾经相信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但到写这篇文章时他已放弃了大同主义而主要关心起如何培养人民的竞争能力，并说：“梁启超，作为反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相信强权，但也相信弱者通过自强而赢得权力。他当然不赞成‘极端强权论者’，也就是，一种典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⑨ 10-11对于作者把梁视为“反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这个观点是很值得怀疑的。尼采虽然提倡“极端强权”，并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有些渊源，但很难说他就是“典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学界一般趋向于把二者区分开而不是重叠。就梁启超这篇文章的语境论，颉德才是真正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即他所谓“影响于世界人群之全体，为将来放一大光明”的“进化论之传钵巨子” 、“进化论之革命者”，梁在这里是完全欢迎这社会进化论的，虽然在他晚期他对进化论少了崇拜而多了批判理性，因此说他为“反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在这里是不妥的。其三，因為出现了上面两个误区，也进一步导致了作者在认识梁启超上存在如下观点的可商榷性，邵说：“如果他不把颉德错误的当作精神近亲，他就绝不会在《新民丛报》中提到尼采。他需要尼采和马克思来表明颉德的重要性，就像他需要颉德来促进他自己的反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革命的民族主义。”⑨ 11正如我们已辨明的，梁启超在文章中之所以涉及到尼采和马克思并不是要他们来抬举颉德，而是颉德自己的批判观点，事实上，颉德在《西方文明原理》全书中就有十多处提及尼采。致于说梁“需要颉德来促进他自己的反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革命的民族主义。”无疑也是值得斟酌的。

三 “群治”与尼采多数压制少数的“异论” ；“一战”与尼采的“自己本位主义”

梁启超另一篇涉及尼采之文《政治学学理摭言（二）最大多数最大幸福义》，从政治学角度探讨了梁启超的核心理念之一：“群治”。文章提出社会文明程度与幸福人数的多寡成正比，当今社会应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作者认为，让越来越多的人得到幸福，是符合天演论学理的。而“多数之弱者敢于相争，而少数之强者不得不相让。今日欧美之治皆此一争一让之结果也……一群之人，其有智慧者少数，则其享幸福者少数；其有智慧者多数，则其享幸福者多数；其有智慧者最大多数，则享幸福者亦最大多数。其比例殆有一定比例而丝毫不能差忒者，故言治者必非可漫然曰，吾予国民以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而已。苟使其民不能自有焉，而欲强而予之，未有不两受其弊者也。故德人奈志埃氏近著，力言多数之愚者压制少数之智者，为今日群治之病。……夫多数幸福优于少数天经地义无可辩驳者也。而此等异论何以能容喙焉，何以能动人焉。则以智慧程度未达于大多数，而欲幸福之程度进于大多数，未有不百弊丛生而贻反对之徒以口实者也。”

梁启超在1897年所写的《说群》一文中就提出了“群”这一主要理想，在梁的“群”里大致包含整合（合群）、政治参与（群治）和政治共同体（民族国家）三个方面的含义。这一概念“对梁的经世理想来说是如此的重要，因此几乎他所有有关社会政治的文章都在这方面或在那方面涉及到这个问题。”⑥ 53 群治即是梁追求民主政治的别一术语，在《最大多数最大幸福义》中，作者又一次表明了他的民主思想，并与尼采挂钩。文章遵循如下逻辑：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是文明进步的标志。但这幸福不是垂手而得的，而是弱者主动争取、强者被迫相让之间的一种制衡。如果弱者不能自立自有，即使强行给与他们幸福，那只会使弱者和强者双方都受到伤害。而尼采认为：以多数庸众压制少数天才正是民主政治的弊端。梁认为，尼采的观点有违“多数人幸福优于少数人幸福”这一天经地义的原则，乃是一种“异论”。假若大多数人还没有达到足够的智慧，而要让幸福达于大多数人，这无异于拔苗助长，水中捞月。

这段文字不仅表达了梁启超所主张“最大多数人之最大幸福”的民本原则，而且更表达了他的另一个重要观点，那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开启民智，以让国民素质与追求幸福之心同步提高；否则，效果只能适得其反。这再次说明梁启超对民众启蒙意识的独到之见与极端重视。同时，在他看来，尼采反对“多数愚者压制少数智者”的“天才优先论”有悖于文明发展趋势，是“异论“，因而是不可取的。

梁启超再次提到尼采是在他的《欧游心影录》一书中。梁于1917年退出政坛后的次年底游历欧洲近一年，旅行途中写成该书，主要表达在灾难深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西方文化的重新思考与批评，更多地看到了西方物质文明的不足而东方精神文明的优越性，出于对欧美政治学说及其文化的幻灭，他转而从政治改革而至学术救国，回归国学⑩。《欧游心影录》（1919年）中对尼采的批评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他说：

到了十九世纪中叶，更发生两种极有力的学说来推波助澜，一个就是生物进化论，一个就是自己本位的个人主义。自达尔文发明生物学大原则，著了一部名山不朽的《种源论》，博洽精辟，前无古人，万言千语，就归结到“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八个大字。这个原则，和穆勒的功利主义、边沁的幸福主义相结合，成了当时英国学派的中坚。同时士梯尼、卞嘎加盛倡自己本位说，其弊极于德之尼采，谓爱他主义为奴隶的道德，谓剿绝弱智为强者之天职，且为世运进化所必要。这种怪论，就是借达尔文的生物学作了基础，恰好投合当代人的心理。所以就私人方面论，崇拜势力，崇拜黄金，成了天经地义。就国家方面论，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变成了最时髦的政治方针。这回全世界国际大战争，其起源实由于此。将来各国内阶级大战争，其起源也实由于此。

对于文中提到的生物进化论和个人主义两种“极有力”学说，前者我们已予以讨论；而对边沁功利主义，因与他向来关注的集体主义难以相容，他是予以保留态度的⑥ 118-119。在这里，梁启超还将尼采归于极端的个人主义，把尼采爱他主义的奴隶道德、强者消灭弱者的“超人”说贬为“怪论”，且把尼采当作西方拜金主义和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的罪魁祸首。这一方面说明梁启超敏锐地把握到了尼采学说与欧洲个人主义、自我主义和盛行于时的军国主义、帝国主义之间的某种内在联系或同谋性；但另一方面，他也疏于对尼采整个思想在西方的积极影响的全面认识，对于尼采这样一个以颠覆为己任的思想家，后期日趋保守的梁氏是缺乏勇气伸开双手去热情拥抱的。

总之，作为中国的第一代启蒙者，梁启超既将尼采引入了中国人的视野，对尼采的个人主义、强权主义，甚至“奴隶道德”之说有所涉及，这说明了梁氏海纳百川般的开拓者智慧和胸襟。但尼采被西方读者肢解后一鳞半爪的观点与梁的社会进化论、群治、集体主义等核心思想相违，尤其在“一战”和梁的欧美之行后，他加强了对西方文化的反思，甚至回归保守，加之尼采形象在当时国际社会的扭曲，这些使梁将世界大战与尼采学说联在一起，自是情理之事，所以梁对尼采的批判多于欣赏。在梁对西学的广取博猎中，他对尼采这位最具革命性的反传统思想家持相对谨慎的态度。至于他在尼采介绍上的深广性缺如，我们与其诟病他治学风格的泛而不专或不严肃[11]，或许更应从时代、他的思想走向和价值取向上寻找更内在的原因。徐梵澄先生在论及尼采的接受时说过：“三十年代，着眼在紹介西洋思想入中国，只求大旨明确，不必计较文字细微。”[12]在梁启超时代，对西学的当务之急更是“只求大旨”罢了不应苛求。另一方面，梁后期确因回归国故的保守性，限制了他对包括尼采在内的西方思想的进一步探讨，这只有等待他的后继者们去进一步认识和亲近尼采了。

参考文献：

① 许纪霖.重审梁启超的启蒙思想[N].中华读书报,2006-5-24.

② 沈大德、吴廷嘉.梁启超评传[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

③ 金雅.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5.

④ 发表于1902年11月14日《新小说》1902年第1期.

⑤ 梁启超.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版，2007年第2次印刷:8.

⑥ 参见:（美）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M].崔志海、葛夫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版，2005年第3次印刷.

⑦ 杨庆芳、刘兰肖.《新民丛报》西方近代学术的译介和传播[M].出版发行研究,2006(6):78.

⑧ 引自:金惠敏、薛晓源编.评说“超人”——尼采在中国的百年解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⑨ Shao Lixin Nietzsche in China, New York,1999,P.10.

⑩ “回国之后，他同胡适等人一起，积极参与了整理国故的运动，并成为国粹主义史学派的中坚。”见:沈大德、吴廷嘉.梁启超评传]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96.

[11]如邵立新文所指出：“作为西方思想的阐释者，梁启超给后人树立了一个坏的先例。他使知识分子们流行起不经过第一手研究就毫无顾忌地谈论西方思想家的风气，把西方思想家作为一种范式来表达自己想法的习惯也是由他引起。”见:Shao Lixin Nietzsche in China, New York,1999,P.12.

[12]徐梵澄.《苏鲁支语录》缀言·徐梵澄文集（第4卷）[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