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北方地区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状况评价(共8篇)
水资源 问题 是当今世界热门的话题之一,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水资源危机正与日俱增,尤其是一些干早地区和大中型城市,解决水荒问题已成燃眉之急。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危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能力的发展,已成为许多学科的一个 研究 方向。在世界水资源短缺的今天,水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及其定量评价已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重点。
1我国北方地区水资源的现状
众所周知,我国北方地区水资源短缺,成了制约该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影响 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有几点:①经济结构不合理。②水资源短缺,表现在水资源总量偏少、人均占有水量偏低、径流量年际变化大、降雨量和径流量年内分配不均等方面。③供水工程建设滞后。④环境恶化趋势明显,地下水过量开采、持续干旱少雨、工业 和生活污染等造成了水环境的日益恶化。根据1996年水质监测资料对河流枯水期水质进行分类评价结果,北方17个省级行政区总河长51 670 km,水质良好的ⅰ类水占总河长的4.0%,水质较好的ⅱ类水占总河长的18.6%,水质尚可的ⅲ类水占总河长的21.4%,水质已受污染的ⅳ类水占总河长的23.7%,水质受严重污染的ⅴ类水占总河长的32.3%,有11个省区(冀、晋、辽、台、黑、苏、皖、鲁、豫、陕、宁)受污染的河长占评价河长的50%以上。
依据国际通行的水资源紧缺指标(表1)衡量,我国北方大部分城市地区属于重度缺水地区。水资源现状评价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我国北方除宁夏、新疆为轻度缺水地区外,其他15个省市都为重度、极度缺水地区。
通过上面对我国北方地区水资源现状的介绍和评价,可知水资源短缺已经成为该地区人口密集和生产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瓶颈。因此对其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程度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及其综合评价就显得十分紧迫和重要。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程度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2.1 指标选择的原则
判断一个区域以水资源为主要控制因素的资源— 社会 —经济—环境这一复合系统是否实现了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该区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和相应的衡量标准与 方法,才能给出可持续与否的科学界定。因此,区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指标体系不仅要体现该区域水资源本身的特征、开发、利用、管理状况即水资源系统的发展水平,与水相关的社会系统、经济系统、环境系统的发展水平,还要反映水资源系统与社会系统、经济系统、环境系统的协调发展状况和协调程度,以及复合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基于这种思想,在选择指标构建指标体系时,必须遵循如下原则:
2.1.1 系统性与层次性相结合 区域以水资源为主导因素的资源—社会—经济—环境这一复合系统的内部非常复杂,各个子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因此,要求建立的指标体系层次分明,不仅要反映 各子系统各自的特征,更要体现水资源系统与其他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
2.1.2 全面性与概括性相结合 所选择的指标既要尽量全面地反映区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这一复合系统的各个方面,又要精炼,避免信息重复,从而影响评价结果的精度。
2.1.3 可行性与可操作性相结合 建立的指标体系往往在 理论 上反映较好,但实践性不强。因此,在选指标时,不能脱离指标相关资料信息条件的实际,尽量选择那些关键性的具有综合性的指标,使得建立的指标体系简洁明确,易于 计算 和分析。2.1.4 动态性与静态性相结合 作为一个系统,水资源系统可持续发展是不断变化的,是动态与静态的统一。因此,可持续发展测度指标体系也应该是动态与静态的统一,既要有静态指标,也要有动态指标。2.2 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根据以上原则选取了充分反映我国北方地区的水资源总量i1,(亿m3)、年降水量i2,(mm)、大中型水库蓄水量i3,(亿m3)、供水总量i4,(亿m3)、耗水总量i5,(亿m3)、人均用水总量i6,(m3/人)、单位gdp(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i7,(亿m3/万元)、实际灌溉面积i8,(万亩)和水质i9,(等级)等9项指标作为评价指标(见表1),对该地区17个省、市、自治区的水资源持续发展状况进行评价。
2.3 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主成分分析评价方法
近年来,随着多元统计方法的普及与 应用,主成分分析法也成为一种较新的评估方法,它有着不同的原理和特性,它的本质目的是对高维变量系统进行最佳综合与简化,同时也客观地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避免主观随意性,而综合评价的焦点正是如何科学、客观地将一个多目标问题综合成一个单指标形式,因此主成分分析法不失为一种较好的评价方法。
2.3.1 主成分分析法 主成分分析法的工作目标,就是要在力保数据信息丢失最小的原则下,对高维变量空间进行降维处理;即在保证数据信息损失最小的前提下,经线性变换和舍弃一小部分信息,以少数的综合变量取代原始采用的多维变量。
由图1及表5,将17个城市地区的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程度划分为ⅰ、ⅱ、ⅲ、ⅳ等4个等级。其中i级表示该区域水资源开发尚处于初始阶段,该阶段水资源开发程度低,利用率低,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潜力巨大,这样的城市有2个,分别为图1中宁夏和新疆;ⅱ级表示该区域水资源开发利用处于起步阶段,但该阶段的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仍然较低,有较大的发展潜力,这样的城市有4个,分别为青海、甘肃、黑龙江、内蒙古;ⅲ级表示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己相当高,可持续发展潜力较低,但还有一定的发展潜力;分别为江苏、吉林;ⅳ级表示水资源开发利用已经达到饱和状态,水资源系统可持续发展潜力极低,应该考虑较小区域调水,并且以节水型为主,这样的城市为北京、天津、河北、山西、辽宁、安徽、山东、河南、陕西。这一评价结果同水资源紧缺程度的评价结果基本一致。3.结 语
Yao C S, Huang L.Security assessment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China’s food resources[J].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14, 35 (6) :703-709.
粮食安全问题一直是中国政府十分关注的问题, 也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近年来, 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 显著的改变了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1], 其中肉、奶、蛋、水产品、水果、蔬菜等各种食物在人民生活中的地位日益提升。因此, 目前人们关注的重点更多的应该是食物而不是粮食。然而, 目前大多数研究仍然主要集中在粮食安全问题上[2,3,4,5]。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定义, 粮食只包括稻谷、小麦、玉米、高粱、谷子、薯类、豆类及其他杂粮;而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 的统计规范, 食物或食品的范围包括:谷物、淀粉块茎 (木薯、马铃薯、甜薯、红薯等) 、糖类、豆类、坚果、油料、蔬菜、水果、刺激物 (咖啡、可可豆、茶) 、调料、酒类、肉类、食用蛋白、动物脂肪、奶类、蛋类、鱼和海产品、其他水产品及其他, 共18类。对应看, 中国的粮食概念只是国际食物概念18类中的4类—谷物、淀粉块茎、豆类和薯类[6]。可见, 中国对粮食安全的研究并未包括禽畜产品、水产品、蔬菜、水果等各类食物。在我国逐步迈向小康社会的过程中, 如果研究仍以粮食安全为主, 则已较为片面。所以, 应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 由粮食安全转向食物安全研究, 从而有利于进行国际对比, 因为国际上普遍关注的乃是食物安全 (food security) 。为此, 本文就1991-2012年间, 中国的粮食、猪肉、牛羊肉、禽肉、蛋类、奶类、水产品、蔬菜、水果等九大类食物的安全状况进行评价, 并指出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以期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参考。
1 中国食物安全的评价方法
1.1 食物安全评价指标的构建
目前, 被国内外普遍接受的食物安全定义是1996年世界粮食峰会行动计划中所提出的, 其定义是当所有人在任何时候, 都能够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获得足够、安全和富有营养的食物, 来满足其积极和健康生活的膳食需要及食物喜好时, 才实现了食物安全[7]。从这一概念中可以看出, 要实现食物安全, 最为基本的条件就是要保证有充足的食物供给。然而, 食物供给无非来源于三个方面:第一是本国或本地区的食物生产, 第二是从国外的净进口, 第三则是食物库存。从这三个方面来看, 本国或本地区的食物生产无疑是最为重要的, 因为一般来讲一个国家和地区都不愿意将其饭碗掌控在别的国家和地区手里, 所以食物进口一般只占食物消费的较小比重[8];而对于食物储备来讲, 其主要功能是对食物安全起调节作用, 且储备最终来源于食物生产或进口[9]。因此, 从宏观角度看, 要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食物安全, 最重要的就是要看其食物的生产总量和食物的消费总量之比, 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食物生产量大于或者等于其消费总量的时候, 该地区即实现了食物安全;反之则为食物不安全。据此, 可以构建食物自给率 (FSR) 、食物自给率均值 (Mj) 和变异系数 (CVj) 三个指标对我国食物安全状况进行评价。
1.1.1 食物自给率
食物自给率 (food self-sufficiency rate, FSR) 表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食物供给总量占其消费总量的比重, 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FSRij为某一国家或地区i年j类食物的安全性指标, TFOij和TFCij分别为某一国家或地区i年j类食物总产量 (total food output, TFO) 和食物总消费量 (total food consumption, TFC) 。
从理论上讲, FSR的取值范围为 (0, +∞) , 它是一个静态指标。当0<FSRij<1时, 表明某一国家或地区在i年生产的j类食物无法满足本区域的需求, 必须向区外进口食物或调用食物储备;当FSRij=1时, 表明某一国家或地区在i年生产的j类食物恰好满足本区域的需求, 实现了本地区的食物安全;FSRij>1时, 表明某一国家或地区在i年生产的j类食物不但可以满足本区域的需求, 而且有一定的数额可供出口或者储备, 其值越大表明某类食物的安全水平越高。
1.1.2 食物自给率均值 (Mj)
Mj是食物自给率 (FSR) 在T时段内的平均值, 反映在T时段内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平均食物安全水平。同时, 它还可反映在T时段内, 某一国家和地区是否可以通过食物储备的办法 (即通过丰产年j类食物的剩余来弥补低产年j类食物的不足) 来满足其对j类食物的需求, 其计算公式为:
理论上讲, 若Mj<1, 说明在T时段内, 某一国家或地区即使运用食物储备的手段也无法满足其对j类食物的消费需求, 且Mj值越小, 则运用食物储备的手段满足该地区对j类食物消费需求的能力越弱。Mj=1, 则表示在T时段内, 某一国家或地区运用食物储备的办法刚好能满足其对j类食物的消费需求。若Mj>1则说明在T时段内, 某一国家或地区运用食物储备不但能满足其对j类食物的消费需求, 而且尚有剩余, 且Mj值越大, 说明j类食物的安全水平越高。
1.1.3 食物自给率变异系数 (CVj)
Vj是食物自给率FSR在T时段内波动大小的反映, 其值越大, 说明某一国家或地区的食物安全性水平波动幅度也越大, 而且越不稳定, 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Sj为FSR的标准差。
1.2 食物消费总量的计算方法
由于统计年鉴中并未统计各类食物的消费总量, 因此我们根据年鉴中“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购买的主要商品数量”和“农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主要消费品消费量”经过计算得到各类食物的消费总量。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FCUij为我国城镇人口i年j类食物的人均消费量, UP为我国i年城镇人口的数量;FCRij为我国农村人口i年j类食物的人均消费量, RPi为我国i年农村人口的数量。
对于粮食消费而言, 除城乡居民直接消费的口粮外, 还包括饲料粮、工业用粮、种子用粮和粮食损耗等其他4大部分, 各部分的计算如下。
1.2.1 饲料粮
饲料粮是指为生产肉类 (包括猪肉、牛羊肉等) 、奶类、蛋类、水产品等各种由粮食转化而来的产品而消耗的粮食总量, 可以根据各类畜禽产品和水产品的产量和料肉比予以计算。参照国内外相关研究, 本文按国内外同行的料肉比标准进行计算[14,15,16], 其中猪肉为4.3∶1, 禽肉为2.7∶1, 蛋类为2.7∶1, 牛羊肉为2∶1, 奶产品为0.3∶1, 水产品为0.4∶1。据隆国强等[16]的有关研究, 中国饲料当中饲料粮约占74%, 所以按上述比例计算的饲料粮, 应再乘以74%得出实际饲料粮。
1.2.2 工业用粮
工业用粮指用粮食作为主要原料或辅料的生产行业 (例如食品、医药、化工、酒精、制酒、淀粉等行业) 所用粮食的统称[14]。根据现有研究可知, 各种白酒、啤酒、酒精、味精等以粮食为主要原料的工业, 是工业用粮的主体部分, 因此在实际估算中一般依据其相应的折粮系数, 再乘以其产量得到工业用粮的消费总量。参照肖国安[15]的研究, 按照白酒1∶2.3、啤酒1∶0.172、酒精1∶3、味精1∶24的折粮系数对工业用粮进行计算。
1.2.3 种子用粮
种子用粮数量与播种面积的相关性最大, 在粮食播种面积平稳上升的时期, 种子用粮将不断增加;反之, 在粮食播种面积下降的时期, 种子用粮也呈下降的趋势。其计算主要根据国家发改委主编的《全国农产品成本资料汇编》 (1992-2012) 中历年的三种粮食作物每公顷种子用粮数量, 乘以中国历年的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计算得到。
1.2.4 粮食损耗
在粮食损耗的估算研究中, 程国强参照美国、印度粮食运营和库存期4%的损耗率, 对中国的粮食产量损失率进行估算[17];肖国安认为, 对于中国来讲参照美国、印度等国家的粮食损耗率进行估算, 其损耗率太高, 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 中国的粮食损耗率约为2%左右[15];而郭书田则认为中国粮食损耗率约为0.7%[13]。参照国内外相关研究, 我们认为4%的粮食损耗率较高, 而0.7%的损耗率又明显偏低, 因此本研究按照2%的粮食损耗率进行计算。
1.3 食物安全评价标准的确定
对于中国来讲, 由于我国人多地少, 而且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压力巨大, 因此食物安全要完全依靠我国自给自足是不合理的, 这一点已被众多学者和我国政府所认同。然而, 达到多大的食物自给率才算实现了食物安全?由于我国研究关注的重点一直是粮食安全, 因此本文在此以对粮食自给率的研究进行说明。纵观国内关于粮食安全问题的研究, 大体可以归纳为两种观点[10]:一种认为, 当粮食自给率达到90%即实现了粮食安全;另一种认为, 粮食自给率应该达到95%才能算实现了粮食安全。从我国制定的两份粮食安全文件—《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 (2008-2020) 》和《全国新增10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 (2009-2020) 》来看, 两者都把95%的粮食自给率作为实现粮食安全的标准。可见, 在实际中95%的粮食自给率得到了更多的认可。根据以上分析, 本文将中国食物安全的标准划分为四个部分: (1) 当0<FSR<0.90时, 为食物不安全状态; (2) 当0.90≤FSR<0.95时, 为食物基本安全状态; (3) 当0.95≤FSR≤1时, 为食物安全状态; (4) 当FSR>1时, 为食物非常安全状态。
1.4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1992-2013)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1992-2013) ;白酒、啤酒、酒精、味精历年产量数据来自于《中国食品工业年鉴》 (1992-2013) 、《中国糖酒年鉴》 (2000-2013) 、《中国农产品加工年鉴》 (1995-2013) 和《中国酿酒工业年鉴》 (2000-2013) 。根据各类年鉴, 将食物消费分为粮食消费和非粮食食物 (肉类、奶类、蛋类、水果、蔬菜等) 消费两大类。对于粮食生产和消费的计算, 需要指出的是统计局统计的粮食总产量和农村居民的粮食消费量是按原粮形态统计的, 而城镇居民粮食消费量则是指成品粮的购买量[11], 因此对于粮食总产量和农村居民粮食消费量按照0.85的通用折算系数[12], 将原粮转化为成品粮后, 才能参与计算。对于非粮食食物的统计, 其产品形态则比较接近日常消费形态, 因而其产量和消费量可直接参与计算[13]。
2 中国食物安全评价结果与分析
利用处理得到的中国1991-2012年的各类食物产量数据和食物消费量数据, 通过计算得到22年来中国的FSRij、Mj和CVj值 (表1) 。从表中可以看出, 1991-2012年间中国食物安全存在以下特点。
首先, 中国粮食安全指标的均值为0.91, 介于[0.90, 0.95) 的区间范围内, 因此中国在1991-2012年期间整体上属于基本安全状态。这表明22年来, 中国虽然千方百计的确保粮食安全, 但自给率仍没有达到政府制定的95%的发展目标。期间, 粮食自给率 (FSR) 呈现出明显的两阶段变化特征:第一阶段为1991-1999年, 期间粮食始终处于安全或非常安全的状态;第二阶段为2000-2012年, 期间FSR粮食值始终低于0.90, 表明粮食始终处于不安全状态, 其中2003年FSR粮食值最低, 仅为0.78。
第二, 在研究期内, 中国猪肉、牛羊肉、禽肉、蛋类、奶类和水产品等6大类食物都处于很安全的状态。其原因是各种畜禽产品和水产品的Mj值都比较大 (各类食物变异系数CVj值不大, 表明在此期间6大类食物安全状况较为稳定) , 其中最高的为水产品达3.26, 最低的为猪肉为1.65;表明在1991-2012年期间, 中国畜禽产品和水产品的平均产量远远超过了其消费量, 存在大量的剩余产品可供出口或者储备。
第三, 1991-2012年期间, 水果和蔬菜2类食物的Mj值分别为2.07和2.90, 表明两者也处于非常安全的状态。22年来, 水果的FSR值由0.93 (基本安全状态) 提高到2012年的3.53 (非常安全状态) ;而在此期间, 蔬菜始终处于非常安全的状态, 其FSR值则由2.02, 提高到4.12, 线性方程y=0.0811x+1.9671 (x为年份, R2=0.9185) 很好的反映了蔬菜安全水平变化。
从以上分析可知, 除粮食以外, 中国其他8大类食物的生产量均显著高于消费量, 因而其安全水平都很高。为此, 假定这8大类食物维持2005-2012年的平均生产水平, 而消费量则以1991-2012年的平均速度增长, 据此可以计算出当各类食物的供求实现均衡 (FSRj=1) 时, 其所需花费的时间年限, 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TFC2012j为2012年j类食物的消费量, rj为1991-2012年j类食物消费量的年均增长速度, TFOj为2005-2012年j类食物的平均生产量, t为实现供求均衡时所需的时间年限。
根据上述公式, 计算得到除粮食以外的8大类食物实现供求均衡的预测时间 (表2) 。从表中可以看出, 即便各类食物维持现有的生产水平, 而其消费量仍以一定的速度增长, 那么在超过10年的时间内, 除禽肉外 (其达到供求均衡的时间为8.90年) , 中国的其他七大类食物都不会出现短缺, 因此中国的食物安全水平整体十分高。结合表1的分析可知, 当前在中国的食物安全当中, 最为重要的因素仍然是粮食安全问题, 为此有必要对粮食消费状况进一步考察, 以便确定是什么因素导致粮食不安全。
3 中国粮食安全状况分析
图1反映了1991-2012年中国粮食总产量和各类粮食消费量的变化情况 (折算为成品粮形态) , 由于种子用粮和粮食损耗相对较小, 两者均占消费总量的2%左右, 因而未在图中予以列出。
从图中可以看出, 从整体上讲中国粮食总产量由1991年的36 999.91万t增长到2012年的50 114.27万t (成品粮形态) , 其年均增长速度为1.46%;相比而言, 在此期间粮食消费量则由33 879.42万t, 呈现出线性趋势增长到2012的59 441.15万t, 其年均增长速度为2.71%, 为粮食产量增长速度的1.86倍。可见, 中国粮食消费量的快速增长是导致粮食缺口不断加大的主要原因。那么, 在口粮、饲料粮和工业用粮三者当中, 到底是何因素使中国粮食消费快速增长, 今后变化趋势会怎样?
3.1 口粮的变化
研究期间中国口粮消费由1991年的20 323.79万t, 缓慢的下降到2012年的14 676.74万t;相应地, 其占粮食消费总量的比重由59.99%下降到24.28%, 下降了35.71%。因此可以预见, 今后一段时间口粮的消费总量将保持稳定并可能略有下降。其主要原因在于:第一, 人口的持续增长将导致口粮消费不断增长。第二,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口粮消费量继续下降。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城乡居民人均口粮消费量分别由1991年的121.11 kg和217.24 kg (成品粮形态) , 下降到2012年的78.76 kg和139.63 kg, 22年来城乡居民人均年口粮分别下降了42.35 kg和77.62 kg。第三, 人口城市化的持续推进将导致口粮消费量不断下降。以2012年为例, 城乡居民口粮消费量之差为60.87 kg, 这意味着每将一个农村居民转化为城镇居民, 其口粮消费量将减少60.87 kg。以上三因素综合作用, 将继续使中国口粮消费保持稳定, 并呈现略有下降趋势。因此, 口粮不可能成为影响粮食安全的重要因素, 也就是说当前我国所确定的“口粮绝对安全”的发展目标应该不成问题。
3.2 饲料粮变化
中国饲料粮消费量由1991年9 082.11万t, 快速的增长到2012年的24 686.67万t, 增长了2.72倍, 年均增长速度为4.48%, 为粮食产量增长速度的3.34倍, 线性方程y=694.19x+9835.20 (x为年份, R2=0.9655) 很好的反映了22年来饲料粮消费总量的增长趋势。从饲料粮占粮食消费总量的比重上看, 1991年为26.81%, 到2012年则上升到40.84%, 22年来提高了14.04%;从2002年开始, 饲料粮已经取代口粮, 成为我国粮食消费的最大主体部分。可以预见, 今后一段时间, 饲料粮仍将呈现出增长的趋势, 其主要在于以下两点。
1) 城市化推进过程中, 人们消费的肉、奶、蛋等畜禽产品量将持续增长, 而消费的增长必将推动供给的进一步增加, 尤其是当前中国人均年畜禽产品消费量仍远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 因而其增长的空间很大。以肉类消费为例, 2012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年猪肉、牛羊肉、禽肉等4大肉类消费总量为35.71 kg, 农村居民人均年肉类消费量为20.85 kg, 仅为城镇居民的58.39%。相比之下, 我国台湾地区在1970年其年人均肉类消费量就达到了25 kg的水平, 而1990年其年人均肉类消费量已达62 kg[18];可见, 当前中国城镇居民的肉类消费水平远不及台湾1990年的水平, 而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还不如台湾1970年的水平。
2) 从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民收入角度来讲, 畜牧业发展有利于提高农业报酬率和农民收入, 促进农业发展。因此, 发展畜牧业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13]。这一点也可以从上文对猪肉、牛羊肉、禽肉、蛋类、奶类和水产品等6大类食物的安全状况分析及其达到均衡时所需的时间得以证实, 也就是说中国之所以会出现畜禽产品和水产品供给量大大超过消费量的情况, 其原因主要是为了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和农民收入。因此, 可以确定今后一段时间, 饲料粮的增长仍是导致中国粮食亏缺的重要因素。
上述两点还进一步揭示出另一个问题就是, 当前中国的畜禽产品和水产品消费量显著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 其原因并非畜禽产品和水产品的产量不足, 而更多的可能是经济发展水平偏低和收入分配不均衡等因素造成的。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 虽然我国GDP总量已经为世界第二, 但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网站对2012年世界各国人均GDP的排名可知, 中国人均GDP仅为6 076美元, 排在86位;另一方面, 从收入分配的差距来看, 2012年中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24 564.7元, 而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7 916.6元, 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仅为城镇居民的32.23%。可见, 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以及城乡收入差距较大 (尤其是农民的收入水平相当低) , 是造成畜禽产品消费低 (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更是异常低) 的重要原因。而正是由于我国城乡居民畜禽产品和水产品等各种动物性食品的消费水平低, 因而导致了各种动物性产品的生产量远远大于消费量, 这也是各类食物处于非常安全状态的重要原因。
3.3 工业用粮变化
研究期内中国工业用粮由1991年的2 913.53万t增长到2012年的19 633.82万t, 年均增长速度为9.51%, 为我国粮食产量年均增速的6.54倍, 线性方程y=759.95x+743.88 (x为年份, R2=0.9406) 很好的反映了工业用粮的增长趋势。随着工业用粮的快速增长, 其占粮食消费总量的比重也由1991年的8.60%, 上升到2012年的32.48%, 提高了23.88%。从2009年开始, 工业用粮总量也超过了口粮的消费量, 成为我国第二大粮食消费部分。可以预见, 工业用粮今后仍将进一步增加, 其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
1) 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表明, 工业化的发展必然带动食品工业和生物能源工业的蓬勃发展, 从而导致工业粮需求的快速增长;已有对中国工业粮消费的研究表明, 1995-2008年期间我国工业用粮年均增速为5.2%, 2005-2008年期间年均增速高达11.3%, 其主要原因是在此期间国家兴建了几个燃料乙醇项目。由于我国是人多地少的国家, 粮食安全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口粮和饲料粮等食物用粮, 因此对于工业用粮的快速发展, 国家采取了相应的控制政策[14]。可见, 随着中国工业化的不断推进, 其工业粮消费不断增加乃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2) 由于粮食工业在联系城乡、推动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因此粮食工业的发展得到了国家的重视, 在“十二五”期间, 我国先后颁布了《粮食加工业发展规划 (2011-2020) 》和《粮食行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 可见粮食工业的发展水平将会有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 虽然国家对燃料乙醇工业发展进行了控制, 但随着我国能源的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 燃料乙醇工业也必将有缓慢的发展[19]。因此, 可以预见今后一段时期内工业用粮仍将呈现出显著的增加趋势, 因而必将对粮食安全产生威胁。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4.1 研究结论
近21年来, 除粮食外, 中国食物资源总体处于非常安全的状态, 其中猪肉、牛羊肉、禽肉、蛋类、奶类、水产品、水果、蔬菜等8大类食物的平均生产总量分别为其平均消费总量的1.65倍、2.28倍、1.79倍、2.06倍、2.00倍、3.26倍、2.07倍和2.90倍, 表明中国不但实现了自身的食物安全, 还存在大量的剩余食物可供出口或储备, 但这些食物的非常安全状态是在保持较低的消费水平下获得的。
在动物性食物供给十分充足的情况下, 中国城乡居民的动物性食物消费水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消费水平, 这表明当前中国大力发展畜牧业和水产养殖业, 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农业收益和农民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 由于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高以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水平大, 因而也限制了城乡居民对动物性食物的消费。
饲料粮和工业用粮消费量的快速增长, 是导致我国粮食供给不能满足粮食需求的主要原因, 因此自进入21世纪以来, 我国粮食安全状况一直处于不安全的状态。对饲料粮和工业用粮消费变化的趋势分析表明, 今后一段时间两者消费量仍将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 因此必将给中国粮食安全进一步造成威胁。
4.2 政策启示
“扩内需、保增长、促就业”是今年经济工作的重点。对于西部地区的发展来说,如何有效促进农民增收,缩小与其他地区的差距,是扩大其消费需求、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根本所在。对此,有必要系统梳理西部地区农民收入的现状,摸清家底、找准问题,为下一步发展理清思路。
一、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变化特点
(一)西部大开发以来农民收入增幅加快
从2000年到2008年,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西部各省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逐渐加快,2007、2008年几乎所有省区名义增速都超过10%,增速最快的重庆市2007年更是达到22.1%。2008年,除广西、青海、西藏和新疆外,有8省(区、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速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15.0%),其中,贵州、内蒙古和云南三省区增幅都达到17.8%,陕西为18,6%。2000-2008年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661元增加到3560元,年均增长10.0%,略高于同期全国平均增速(9.8%)。
(二)工资性和转移性收入所占比重加大,部分地区家庭经营收入增长成为新亮点
家庭经营收入依然是西部地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比重在不断下降。2000年,家庭经营收入占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71.2%,到2007年降至60.5%。与此同时,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逐渐上升,2000年为23.5%,2007年增加到31.2%。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所占比重也在扩大,转移性收入所占比重(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3%)。
在西部经济发展状况较好的一些地区,如重庆、内蒙古,家庭经营收入在2007、2008年都有较大幅度增长。重庆市农民家庭经营收入2007、2008年分别增长22.9%、21.5%。2008年这项收入增长15%以上的还有内蒙古和西藏,2007年则覆盖了广西、贵州、内蒙、四川和西藏。如果说2007年的增长得益于农产品价格的整体上涨,2008年重庆和内蒙古的强劲增势则可以在一定程度说明,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把农业家庭经营收入作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还是大有文章可做。
(三)西部地区农民收入与其他地区的差距依然在扩大
尽管这两年增速加快,但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收入差距依然明显。2008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4761元,而西部12个省区没有一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最高的内蒙古为4656元,最低的甘肃仅为2724元。与中部、东北和东部地区相比,从以往年份看绝对差距的扩大趋势更为明显。以中西部相比为例,2005年,两个地区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之差为577.7元,到了2007年,它们之间的差值上升到了816元。而东西部2007年的差值更是达2826.6元。
(四)区域内部发展不平衡状况突出
一是西藏、云南发展势头良好,内蒙古、重庆、四川继续领跑西部。1998年,内蒙古、四川和重庆农民人均纯收人位于西部12省(区、市)前5名,西藏、云南则分别位居倒数1、3名。10年来,西藏、云南发展势头良好,尤其是西藏,年均增速接近10%。2008年,西藏农民人均纯收入已从原来的西部第12位上升到第7位,云南也从第10位上升到第9位。基础较好的内蒙古、重庆和四川持续保持较好的发展状态,平均增长速度都超过8.5%,2008年这3个省(区、市)的农民收入位居西部前3位,且已接近全国平均水平。
二是甘肃、贵州追赶速度偏慢,广西原有优势日趋弱化。1998年,广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曾经在西部省区中排名第2,仅比全国平均水平低90元。在10年的发展中,年均增速仅为6.47%,在西部地区中增速最慢。2008年其农民收入水平为3690元,在西部排名降为第4,比全国平均水平低将近1100元。发展较慢的还有基础本来就比较薄弱的甘肃、贵州等省,它们的年均增速都在7.7%以下,非但没能实现追赶,与较好省份的差距日渐加大。2008年,农民收入最低的甘肃省,人均纯收入2723元,仅为内蒙古的58%,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038元。
二、西部地区农民收入结构分析
(一)西部地区农民各分项收入普遍低于其他地区水平
从2007年的数据看,西部地区农民收入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差距是全方位的,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以及转移性收入基本都低于其他地区。这一年,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3028元,而全国平均4140元,东部地区5855元,东西相差将近一倍。工资性收入东部地区2796元,西部地区仅944元;家庭经营收入东部地区2518元,西部地区1832元。除了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略高于中部地区之外,其他各项收入都排在全国各大区域的最后一位。
(二)家庭经营收入增长乏力是制约部分省区农民增收的主要原因
从1998-2008年的年均增长率看,几乎所有省(区、市)的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速都快于全国1998-2007年间的平均增长速度,外出务工等工资性收入的增长对于绝大部分省(区、市)的农民收入增长速度的拉动作用都是积极的。但家庭经营收入所反映出来的情形与我们一般所理解的状况有所不同。一般认为,外出务工收入是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农业生产经营收入对农民收入的拉动作用在弱化,所以往往会因此忽视家庭经营收入在促进农民增收中的作用。西部地区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在过去十年的发展过程恰恰表明,所有发展得好的省(区、市)其家庭经营收入都有一个持续、较强的增长;所有增长缓慢的后进省份其家庭经营收入都增长无力。西藏、重庆、内蒙古、四川、云南和新疆等省(区、市)年均家庭经营收入增长率都超过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青海、宁夏、贵州、陕西、甘肃和广西都低于5%,除宁夏外都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广西在2004年以前主要增长来自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1998年1499.8元,2004年仅为1365 3元,多数年份处于负增长或停滞不前状态,2005年开始才有所恢复。甘肃、贵州这种类似局面也一直延续到2004年才开始得以缓解。
(三)转移性收入客观上拉大了收入差距
来自各级财政的转移性收入对农民收入的增长发挥了一定的补充作用。但这种补充由于转移支付的目的及操作方式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反而进一步拉大了区域间收入差距。从全国来看,西部地区农民的转移性收入远低于东北和东部地区;从西部省份内部看,农民收入水平本已较高的内蒙古、四川和重庆,转移性收入水平也高于其他大多数省(区、市)。2008年,内蒙古农民人均转移性收入516.8元,广西175.元,两者相差1.95倍。
(四)外出务工或家庭经营都构成
西部地区农民增收的主要动力
在西部各省(区、市)中,2008年工资性收入占人均纯收入比重最高的是重庆、四川和陕西,分别为42.78%、39.32%和39.18%;比重较低的是云南、内蒙古和新疆,分别为19.9%、17.32%和12.07%。家庭经营性收入占人均纯收入的状况恰好相反,新疆、云南和内蒙古比重最高,陕西、四川和重庆最低。这6个省(区、市)中,内蒙古、重庆、四川和新疆200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都处于西部省区前6位;而且增长势头良好,内蒙古、重庆、四川、云南和陕西1998-2008年均增数都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这些发展较好的省(区、市)不是单一地依赖外出务工或者单一依靠农业家庭经营,而是结合自身的优势,因地制宜地依靠某种发展路径。外出务工为主体的工资性收入或者农业生产为主体的家庭经营收入都可以促进当地经济较好发展以及农民收入较快提高。
三、简要结论及相关政策建议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低迷和调整之后,近年来尤其是2007、2008年西部地区农民收入较大幅度提高,增收效果明显。有些省区能够利用自身优势,充分发挥外出务工或者农业家庭经营的潜力,保证了家庭经营收入乃至农民人均纯收入较快稳定地增长。但是,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差距依然很大,西部地区农民增收任务相当艰巨。有些省区因为农业家庭经营的落后延缓了发展步伐。针对西部相对落后省区农民收入增长存在的问题,我们建议:
第一,强化对甘肃、贵州、宁夏等省区的特色农业发展的基础支持,鼓励因地制宜地发展适合当地特色的农、林、牧产业,在生态脆弱地区加大生态补偿力度,大力支持使用高效低价的节水灌溉模式,用科技支撑力量促进西部省区农业的跨越式发展,增强农民家庭经营的创收能力。
第二,加大西部地区农民创业促进工程试点支持力度,着力打造促进农民创业就业的创业园区和创业基地,培育创业项目。探索“泛北部湾”、“成渝经济区”、“关中一天水经济区”、“泛珠三角”等国际、国内区域合作的发展平台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机制,有效发挥西南沿海、沿边和西北面向中亚的比较优势和区域带动作用,着力改变一些省(区、市)农民收入长期低迷的格局。
第三,大幅度增加中央对西部生态脆弱地区和贫困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倾斜力度,改变地方财政配套能力不足的格局,尽快探讨既有助于鼓励积极性又不至于人为拉大区域差距的补偿办法,建立健全生态补偿的长效机制。
我国水资源总量为
2.7万亿米3。其中地表水2.7万亿米2,地下水0.83万亿米3,由于地表水与地下水相互转换、互为补给,扣除两者重复计算量0.73万亿米3,与河川径流不重复的地下水资源量约为0.1万亿米3。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人均水资源低于3000米3为轻度缺水,人均水资源低于2 000米3为中度缺水,人均水资源低于1 000 *3为重度缺水,人均水资源低于500米“为极度缺水。我国目前有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均水资源量(不包括过境水)低于严重缺水线,有6个省、自治区(宁夏、河北、山东、河南、山西、江苏)人均水资源量低于500米“。我国水资源具有以下特点:(1)总量并不丰富,人均占有量更低。我国水资源总量居世界第六位,人均占有量为2240米3,约为世界人均的1/4,在世界银行连续统计的153个国家中居第88位。
(2)地区分布不均,水土资源不相匹配。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国土面积只占全国的36.5%,其水资源量占全国的81%;淮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的国土面积占全国的3.5%,其水资源量仅占全国水资源总量的19%。1998-2007年华北区平均水资源总量1 467.3亿米“,最高值出现在1998年,最低值出现在2002年,为918.5亿米3。(3)平原区地下水储存量减少,降落漏斗面积不断扩人。2008年北方17个省级行政区对77万千米2平原地下水开采区进行了统计分析,年末浅层地下水储存量比年初减少38亿米3。21个省级行政区对地卜水位降落漏斗81个,漏斗总面积从2006年的6.4万千米2增加至7万千米2。
(4)年内年际分配不匀,旱涝灾害频繁。大部分地区年内连续4个月降水量占全年的70%以上,连续丰水或连续枯水年较为常见。(5)据2008年中国水资源公报,全国用水消耗总量3 110亿米3,其中农业耗水占74.7%。全国综合耗水率(消耗量占用水量的百分比)为53%,干旱地区耗水率普遍大于湿润地区。各类用户耗水率差别较大,农田灌溉为62%,实灌面积亩①均用水量为435米3。问题:
一、我国水资源特点是什么?
二、从我国水资源状况,你应该怎么做?
我国水资源分布现状
中国水资源总量为2.8万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2.7万亿立方米,地下水0.83万亿立方米,由于地表水与地下水相互转换、互为补给,扣除两者重复计算量0.73万亿立方米,与河川径流不重复的地下水资源量约为0.1万亿立方米。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人均水资源低于3000立方米为轻度缺水;人均水资源低于2000立方米为中度缺水;人均水资源低于1000立方米为重度缺水;人均水资源低于500立方米为极度缺水。中国目前有16个省(区、市)人均水资源量(不包括过境水)低于严重缺水线,有6个省、区(宁夏、河北、山东、河南、山西、江苏)人均水资源量低于500立方米,为极度缺水地区。中国水资源分布的主要特点是:
总量并不丰富,人均占有量更低。中国水资源总量居世界第六位,人均占有量为2240立方米,约为世界人均的1/4,在世界银行连续统计的153个国家中居第88位。
地区分布不均,水土资源不相匹配。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国土面积只占全国的36.5%,其水资源量占全国的81%;淮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的国土面积占全国的63.5%,其水资源量仅占全国水资源总量的19%。
年内年际分配不匀,旱涝灾害频繁。大部分地区年内连续四个月降水量占全年的70%以上,连续丰水或连续枯水较为常见。思考:
一、人均水资源量低于500立方米的省区有哪些?
我国矿山固体废弃物产生量较大,是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的.90%.从生产技术角度讲,矿山固体废弃物资源化研究较少,其综合利用仍为低附加值产业居多,利用率较低.文中分析了我国矿山固体废弃物利用现状,并提出今后矿山固体废弃物合理利用应采取的措施.
作 者:李培良 马耀丽 常青法 修春华 作者单位:李培良(北京科技大学)
马耀丽,常青法,修春华(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刊 名:黄金 ISTIC PKU英文刊名:GOLD 年,卷(期): 25(10) 分类号:X705 关键词:矿山 固体废弃物 资源化 综合利用
济南市可持续发展状况评价研究
构建了济南市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对济南市-的可持续发展状况进行了评价分析,发现济南市在以前可持续发展保持较好;20以后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发展,但资源环境指数和社会发展指数出现下滑趋势,社会发展和环境改善未能与经济的.发展保持同步,可持续发展出现出一定程度的不协调,并对济南市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作 者:刘志刚 谭丽荣 LIU Zhi-gang TAN Li-rong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资源与规划学院,山东,曲阜,273165刊 名:资源开发与市场英文刊名:RESOURCE DEVELOPMENT & MARKET年,卷(期):23(11)分类号:X24 F290关键词:济南市 城市可持续发展 评价 对策
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指标数据采集处理
1. 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笔者前期的研究成果表明,社会发展、农业经济、科技支撑、资源要素和环境状况五类因素都对粮食安全具有显著影响,这就意味着可以通过这些因素对我国的粮食安全状况进行综合评价。基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我国粮食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1. 2 指标数据的采集处理
本文在农业可持续发展视角下,选取经过验证的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的20项指标,指标数据采用的是1978—2012年的35年统计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农业统计年鉴》、《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和《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等的整理和计算。但由于我国统计资料的缺失和统计方法的变化,指标数据的收集非常困难,再加上数据量较大和笔者能力有限,1978年以前的数据未在研究范围内,并且对一些缺失指标进行了数据处理,使之具有连续性和可比性。粮食储备率指标参考了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 和美国农业部网站数据( 仅考察3种主要粮食数据) ,虽然其统计标准与我国有些差别,但作为相对数指标的粮食储备率仍可以大致反映出我国的粮食储备状况。在指标处理上,对逆向指标通过取倒数进行正向化处理。
1. 3 评价方法
在客观赋权法中,结合本文研究的目标及指标数据的收集情况,选择比较常见的因子分析法( FactorAnalysis,FA) 将这20项指标转化为少数几个可以评价我国粮食安全状况的综合变量。因子分析的主要目的是将联系比较密切的几个变量归为同一类,由每类变量组成一个因子,用少数几个因子去描述许多因素或指标之间的关系,以此来反映原始数据里的大部分信息[4]。在农业可持续发展视角下,运用SPSS软件对1978—2012年我国的粮食安全状况进行因子分析,首先要根据因子分析法的求解步骤选取主因子,然后求出我国粮食安全的主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及主因子得分,最终计算出主因子的综合得分并进行评价。
2 基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我国粮食安全因子分析
2. 1 采样充足度 KMO 和球形 Bartlett 检验
在用因子分析法对我国的粮食安全状况进行分析评价以前,首先需要对其进行可能性检验,检验方法主要包括采样充足度KMO和球形Bartlett检验。通过SPSS软件分析,KMO值为0. 783,该值大于0. 7,说明采样较充足,变量之间偏相关系数不是太小,指标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并且球形Bartlett检验的结果是0. 000,表示检验通过。因此,选取的粮食安全影响因素指标变量表通过检测,可以进行因子分析。
2. 2 变量共同度和总体方差解释
每个变量对提取的主因子的依赖程度即为变量共同度。本文中20个原始变量的变量共同度普遍较高,其中有一半以上超多了90% ,说明这些变量的原始信息丢失较少,因子可以解释这些变量,因子的提取效果比较理想,因子分析结果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因子分析后,得到的是在农业可持续发展视角下我国粮食安全影响因素所涉及指标变量的总方差分解表。在旋转因子解的方差解释中,前4个因子的特征值均大于1,其对原数据的解释力度,即因子特征值占特征值总和的百分比分别为61. 672% 、10. 716% 、9. 809% 、6. 015% ,4个因子的累计贡献率达到88. 211% ,表明这4个因子可以共同解释原始指标变量标准化方差的88. 211% ,因子分析结果的可信度较高。
2. 3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在SPSS软件分析结果中,建立了4个因子的原始因子载荷矩阵,为了排除其他干扰,需要对原始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旋转,以达到简化结构的目的。本文采用Varimax方法进行方差极大正交旋转,经过5次迭代计算,使每个因子上具有最高载荷的变量数最小,因此可以简化对因子的解释。
由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可知,第一主因子对人口数量、城镇化水平、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三种粮食亩均土地生产率、农用机械总动力、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万人农业技术人员数、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土地复种指数、有效灌溉面积、森林覆盖率、化肥施用量、水土流失治理面积这13个指标有绝对值较大的相关系数,其贡献率达到61. 672% 。这些指标涵盖了社会发展、农业经济、科技支撑、资源要素和环境状况五个方面,可见其对粮食安全状况的解释力度( 贡献率) 较大。在这13个指标中,除农业经济类指标只有1个入选,其他各类指标均有3个入选,表明该因子对农业经济类指标的解释力度相对较弱。第二主因子对农村纯农业劳动力比重、种植业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重、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这4个指标有绝对值较大的相关系数,其贡献率为10. 716% 。该因子主要涉及社会发展、农业经济和环境状况等指标,从对粮食安全状况的解释力度来看,较第一主因子大幅下降。第三主因子对三种粮食亩均投入产出率、粮食零售物价指数这2个指标有绝对值较大的相关系数,其贡献率为9. 809% ,该因子只涉及农业经济类的指标,可以看作是专门解释农业经济发展对粮食安全状况影响的因子。第四主因子只对水资源总量这1个指标有绝对值较大的相关系数,其贡献率为6. 015% ,该因子对粮食安全状况的解释力度最弱。以上4个主因子的累计贡献率高达88. 211% ,可以从农业可持续发展视角,比较完整地衡量和反映我国的粮食安全状况。
2. 4 因子得分及评价
根据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可以得出主因子得分的函数表达式,然后按照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主因子得分的函数表达式,再分别计算出F1、F2、F3和F4得分,然后以旋转后的主因子贡献率为权重来计算1978—2012年我国粮食安全状况的综合因子得分,以F来表示,计算公式: F = 0. 616 72F1 +0. 107 16F2 + 0. 098 09F3 + 0. 060 15F4。1978—2012年综合得分情况见图1。
由图1可见: 我国的粮食安全综合得分一直在波动中不断增加,综合得分曲线整体呈上升趋势,这也表明从农业可持续发展角度,我国的粮食安全状况在不断得到改善。根据其分值的变化,大体分为两个阶段: 一是1978—1997年,综合得分小于0的阶段。我国粮食安全综合得分均为负值,这意味着在此阶段我国的粮食安全状况处于近35年间的平均水平以下,综合得分曲线增长缓慢且波动较少。二是1998—2012年,综合得分大于0的阶段。我国粮食安全综合得分由负值变为正值,表明此阶段我国粮食安全状况已处于近35年间的平均水平以上。在趋势图中,可见综合得分曲线增长速度很快且波动幅度很大,1998年的综合得分跃升幅度较大,特别是2003年以后,综合得分曲线在波动中呈跳跃式提升。这与我国自2003年以后更加关注粮食安全保障、重视资源环境保护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有很大关系。但有别于我国2004年以来粮食连年增产的趋势,粮食安全综合得分曲线的波动主要说明农业可持续发展视角上的粮食安全是由多种可持续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绝不仅仅体现为粮食数量上的安全,从农业可持续发展角度来看待粮食安全,稳定性较差,容易受其他农业可持续因素的影响而产生波动。
3 结论
在农业可持续发展视角下对我国的粮食安全进行评价,就是要改变在传统中仅运用数量衡量指标判断粮食安全状况的做法,从而树立新的粮食安全观。为此,以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基础,建立了新的粮食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并从全新的视角去评价我国的粮食安全状况。通过因子分析法对我国粮食安全状况进行综合评分后可以发现: 粮食安全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只有将社会发展、农业经济、科技支撑、资源状况和环境要素等紧密结合在一起,才能够确保粮食安全的可持续发展,缺少任何要素都可能影响其稳定性,从而造成粮食安全风险。虽然按照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我国当前的粮食安全状况总体向好,但也可以发现其稳定性较差,年度间变化幅度大,仍然不能掉以轻心,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在粮食安全问题上依然面临诸多困难和压力。为此,必须转变观念,有针对性地制订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来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因此,粮食安全战略必须与可持续发展战略保持一致,我们追求的粮食安全不是某一时点上拥有最大现实数量的粮食,而是在一个较长时期具有较强的现实与潜在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参考文献
[1]李敏.论我国的粮食安全与可持续发展[J].未来与发展,2005(5):14-17.
[2]刘英基.农业生态环境对粮食安全的作用机理及对策[J].农机化研究,2012(4):232-236.
[3]倪国华,郑风田.粮食安全背景下的生态安全与食品安全[J].中国农村观察,2012(4):52-59.
【摘要】本文在对内蒙古呼包鄂地区120 户中小文化企业入户问卷调查的基础上,以大量翔实数据为基础,结合现场访问、座谈获得的信息进行深入分析研究, 从经营水平、发展能力、发展环境三个方面对呼包鄂地区中小文化企业的发展状况进行综合评价,并据此提出呼包鄂中小文化企业的发展建议。
【关键词】呼包鄂地区;中小文化企业;发展状况
一、引言
呼包鄂地区被称为内蒙古的“金三角”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也是内蒙古文化创新最多、文化辐射最广、文化消费能力最强的文化产业富集区。目前,呼包鄂地区文化产业一体化正在有序推进。据相关统计,2012年呼包鄂地区的中小文化企业为6483 家, 从业人员75965 人,实现产值182.3亿元,占本地区文化产业产值的68.5%,人均产值接近24万元,远高于同期呼包鄂地区人均生产总值。以上数据说明,中小文化企业已经成为推动呼包鄂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为了对呼包鄂地区中小文化企业的发展状况进行综合评价,我们于2013年7~8月分三个小组赴呼包鄂三地开展调查,调查组共发放问卷120份,回收有效问卷100份。考虑到中小文化企业的发展状况是其经营水平、发展能力和发展环境的综合反映,我们的调查也从这几方面对受访企业进行综合考察,并基于调查分析的结论提出相应的发展建议。
二、呼包鄂地区中小文化企业的经营水平分析
1.经营状况较好,盈利水平较高。图1反映的是被调查企业对自身总体经营状况的评价。其中认为经营状况比较好的有44%,认为一般的有44%,两项相加高达样本量的88%。而认为经营状况不太好或很不好的企业仅占样本量的11%,说明呼包鄂地区中小文化企业的总体经营状况比较好。中小文化企业的表现并不等同于大型文化企业的表现。在我们的调研过程中发现,很多由大企业和政府牵头建设的文化产业园区和大型文化产业项目处于“停滞”和“半停滞”状态,错误决策、盲目投资、大环境不好是造成这种状况的直接或间接原因。而中小文化企业的优异表现则说明了其独特的优势和顽强的生命力,如贴近市场,贴近消费者,应对灵活,“船小好调头”等。
下面,我们通过图2和图3进一步考察呼包鄂地区中小文化企业的经营状况。图2、图3分别反映的是呼包鄂地区中小文化企业的营业额增长情况和净利润增长情况。营业额和净利润增长或持平的企业均占到样本量的绝对多数,表明呼包鄂地区中小文化企业的整体盈利水平较高。从图3中我们可以看出,净利润增长在21%~60%的企业占样本量的74%,表现十分抢眼。这说明相较于传统行业,文化产业的产出附加值更高。另外,也说明文化产业和中小文化企业在稳定地区经济上具有独特的作用。在呼包鄂地区,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受宏观经济形势下行影响,煤炭、电力、化工等传统优势产业呈整体下滑趋势,一些行业甚至出现净利润同比负增长的现象。呼包鄂地区中小文化企业在营业额和净利润增长方面的突出表现,与其他行业的一片颓势相比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2.竞争压力较小,市场空间有待提升。图4反映的是呼包鄂地区中小文化企业的行业竞争压力状况。43%的受访企业认为竞争比较激烈,认为竞争压力一般和不太激烈的分别占51%和6%,没有企业认为面对的竞争压力非常激烈。这说明呼包鄂地区中小文化企业经营过程中面对一定的竞争压力,但竞争压力整体较小,经营环境较为宽松。
图5反映的是呼包鄂地区中小文化企业竞争压力的影响因素。从图5中我们可以看出,得票数较多的选项是假冒和模仿猖獗、国内企业的竞争、愈演愈烈的价格战,而得票数较少的选项是来自于大型企业的竞争压力、国外企业、品牌的竞争、电子商务分销渠道的冲击,这说明呼包鄂地区中小文化企业的行业竞争压力主要来自国内和本地企业的竞争,国外企业、品牌和新兴的电商分销渠道造成的竞争压力较小,同时反映出本地文化产品市场处于一种无序竞争的状态。究其原因,可能是相较于发达地区,呼包鄂地区的文化市场刚刚兴起,市场规模还较小,市场较为封闭,对外部竞争者吸引力有限,这在客观上也为呼包鄂地区中小文化企业营造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市场竞争环境,使中小企业成长有了一个难得的缓冲期。另外,从图5的统计数据结果看,大型文化企业对中小文化企业造成的竞争压力并不是很大,这再次验证了在一个行业中,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各具优势,完全可以共生共存,共同发展。
图6反映的是呼包鄂地区中小文化企业产品市场来源,也就是其产品的销售流向。我们可以看到,在呼包鄂地区中小文化企业的市场来源构成上,国内市场占53%,本地市场占36%,而海外市场仅占11%。这说明呼包鄂地区文化市场整体上是封闭型市场,本地文化企业的产品销售过度依赖国内和本地市场,企业“走出去”的意识和产品出口严重不足。
3.发展不成熟,管理水平较低。图7反映的是呼包鄂地区中小文化企业的整体管理状况。在被调查企业中,43%认为自身的管理比较完善,42%认为自身管理水平一般,35%认为管理不太完善,而非常完善和很不完善2个选项为零。由于本题答案较为笼统,具有较强的主观色彩,只能从中了解到呼包鄂地区中小文化企业对自身经营管理水平的基本态度。从答案的分布来看,呼包鄂地区中小文化企业对自身管理水平的评价还是比较客观的,既不盲目自大,又不妄自菲薄。
为了对呼包鄂地区中小文化企业的.管理水平进行更为准确的判断,我们设计了“如果管理不太完善,主要问题体现在哪些方面(可多选) ”这样一个问题,在选项中我们列举出了体现企业管理水平的各项影响要素。从图8 中我们可以看到,得票数最多的选项是渠道管理和市场销售,说明呼包鄂地区中小文化企业管理水平提升最迫切的需求来自于营销环节。除此之外,生产管理、采购和物流管理、人事管理、财务管理、成本管理5个选项的得票数也较多,说明呼包鄂地区中小文化企业的内部管理还较为粗放,还存在若干亟待解决的管理问题。得票数较少的2个选项是战略管理、技术和研发,可见呼包鄂地区中小文化企业对影响自身长远发展的战略管理和技术研发投入不够重视,缺乏长远的发展眼光和足够的危机意识。
三、呼包鄂地区中小文化企业的发展能力分析任何企业的发展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
尤其是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资金问题经常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所以我们对呼包鄂地区中小文化企业发展能力的考察首先考察的是其融资能力。另外,技术创新能力也是决定现代企业发展能力的重要因素,而文化产业的创意经济属性,使技术创新能力在文化企业发展能力构成要素中显得更为重要。因此,我们对呼包鄂地区中小文化企业发展能力的考察将通过融资能力、技术创新能力2项指标体现。
1.资金压力较大,融资成本较高。图9反映的是呼包鄂地区中小文化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的资金需求状况。在受访企业中,表示遇到较大资金困难的占51%,表示偶尔遇到资金困难的占46%,而表示资金充足的仅为3%。说明呼包鄂地区中小文化企业在经营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资金压力,只是遇到的困难程度大小不同。下面我们将通过图9的分析,进一步考察呼包鄂地区中小文化企业在遇到资金困难时的解决办法。
图10反映的是呼包鄂地区中小文化企业的主要融资来源。我们可以看出,呼包鄂地区中小文化企业融资最主要的来源还是一些传统渠道,包括民间借贷、内部集资、自有资金。在企业遇到资金困难时,依靠自有资金不足以解决问题,而民间借贷和内部集资则意味着高成本融资。在剩下的几种融资渠道中,我们发现呼包鄂地区中小文化企业从银行贷款、政府基金、风险投资获得的资金支持较少,说明中小文化企业从以上几种渠道融资的困难较大。但我们可以看出,相比政府基金和风险投资,中小文化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几率还是要大很多,可见政府的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对中小企业的帮助非常有限。本来风险投资可以在文化企业融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我们看到风险投资在呼包鄂地区中小文化企业的主要融资来源中是居于末位的,可见风险投资在呼包鄂地区文化市场的介入程度还远远不够。此外,我们发现小额贷款公司正在成为呼包鄂地区中小文化企业的新兴融资渠道,这说明中小文化企业在从银行贷款、政府基金、风险投资融资较为困难,而民间借贷、内部集资等传统融资成本又过高的情况下,倾向于从贷款相对容易、融资成本相对便宜的小额贷款公司融资。
在图10中,我们惊喜地发现,虽然中小文化企业从银行获得贷款较为困难,但相比以往,中小文化企业从银行融资的成功率正在呈上升趋势。图11反映了呼包鄂地区中小文化企业从银行获得贷款的难易程度,其中56%的受访企业认为“很困难”,43%的受访企业认为“困难,但可以争取”,只有1%的受访企业认为“很容易”。这说明中小文化企业从银行争取贷款的“基本面”还是“困难”,但那扇曾经对中小企业“紧锁的大门”正在慢慢打开,说明中小企业促进政策在银行信贷方面还是得到了一定的落实。
2.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缺乏核心竞争力。图12反映了呼包鄂地区中小文化企业对技术创新的重视程度。在受访企业中,28%认为技术创新对企业经营发展“重要”,59%认为“一般”,甚至还有13%的企业认为“不重要”。可见,在呼包鄂地区中小文化企业中普遍存在轻视技术创新的现象,这种态度在图14中也有间接的反映。文化创意产业不同于其他传统产业的重要特征就在于依靠密集的智力资源投入,生产高附加值的文化产品。从理论上讲,中小文化企业应该比大型文化企业更崇尚技术创新,因为能够根据多变市场需求及时进行技术创新正是中小企业的竞争优势所在。呼包鄂地区中小文化企业之所以对技术创新不够重视,可能是因为其生存和竞争的压力较小,从事技术创新的动机还不够强烈。
下面我们将通过图13和图14的分析来进一步考察呼包鄂地区中小文化企业技术创新的实际能力。图13反映了呼包鄂地区中小文化企业无形资产状况。受访企业的75%都没有自己的注册商标或专利,仅25%的企业表示拥有自己的注册商标或专利。说明呼包鄂地区中小文化企业的技术创新状况堪忧,因为注册商标和专利是一个企业技术创新的载体,是企业产品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呼包鄂地区中小文化企业无形资产的估值低,说明企业相互之间还处于较低水平的竞争状态,企业参与竞争的手段还较为简单。
图14反映了呼包鄂地区中小文化企业的核心技术来源情况。在受调查企业中,高达30%的企业表示“没有核心技术”,44%的企业表示自己的核心技术来自“引进和模仿”,23%的企业表示核心技术通过“联合开发”获得,仅3%的企业拥有“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从严格意义上说,只有通过“联合开发”和“自主研发”两种形式取得的核心技术,才能算真正的技术创新。而通过“引进和模仿”获得的所谓“核心技术”只是简单的抄袭和复制行为,创新意义不大。所以,在呼包鄂地区中小文化企业中,真正拥有核心技术或者说真正具备技术创新能力的企业并不多。
四、呼包鄂地区中小文化企业的发展环境分析以上“经营水平”和“发展能力”是对中小文化企业经营状况的“主观能力”考察
而其经营状况的好坏除了“主观能力”,还取决于企业外部发展环境的好坏。所以,我们对呼包鄂地区中小文化企业的调查还将考察其外部发展环境,包括市场环境、政策环境2项指标。
1.市场环境欠佳,存在诸多不利因素。为了考察呼包鄂地区中小文化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我们设计了一个利克特量表。结合中小文化企业的特点,把4种最有可能对企业经营行为造成干扰的市场环境因素作为量表的陈述项目,它们分别是“市场需求难以确定”、“同业间的无序竞争”、“行业技术更新太快”、“社会服务体系不健全”。然后,通过定序测量的方式要求受访人对陈述项目的认同程度做出选择,在1~5的数值区间,1表示不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量表的统计结果如图15所示。
由图15 我们可以看到,“ 市场需求难以确定”、“同业间的无序竞争”、“行业技术更新太快”、“社会服务体系不健全”均处于高认同度区间,说明这4种市场环境因素均对呼包鄂地区中小文化企业的经营行为造成了较大干扰。
在4种市场环境干扰因素当中,“市场需求难以确定”、“同业间的无序竞争”、“行业技术更新太快”没有关联,而“社会服务体系不健全”则对前三者均存在较大的影响。这是因为,一个健全的中小企业社会服务体系,能够在企业信用评级、资金融通、政策咨询、技术服务、教育培训、行业引导等各方面,给中小企业提供支持和帮助。而在社会服务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中小文化企业只能独自承担经营风险,市场竞争环境必然趋于恶劣。
2.政策扶持力度不够,政策效果不明显。作为本课题研究的目标之一,我们非常关心中小企业促进政策对于呼包鄂地区中小文化企业发展的政策环境影响如何,我们特此进行了相应的调查。
图16反映了中小企业促进政策的宣传效果。在受访企业中,表示对政策非常了解的为0,表示对政策比较了解的为10%,表示对政策基本了解的为41%,表示对政策不太了解的为44%,还有5%的受访企业表示对政策完全不了解。我们可以看出,中小企业促进政策在呼包鄂地区中小文化企业中的宣传效果并不理想,很多企业对政策的了解停留在一知半解的状态。
图17反映了中小企业促进政策在呼包鄂地区中小文化企业中的实施力度。我们看到只有16%的受访企业表示享受过政策优惠,高达84%的受访企业则表示没有享受过任何的政策优惠。这说明至少从中小企业的主观反映来看,中小企业促进政策的实施力度明显不足,政策的覆盖面过窄。据我们了解,目前内蒙古尚没有针对中小文化企业专门制定相应的促进政策。文化产业领域现有的促进政策还过于偏向对文化产业园区和重点文化企业的支持,政策对中小文化企业的发展缺乏应有的关注度。
为了对中小企业促进政策在呼包鄂地区中小文化企业中的实施效果进行更为细致的考察,我们设计了一个利克特量表,把中小企业促进政策的主要内容概括为四个方面作为量表的陈述项目,它们分别是“税收政策”、“财政政策”、“贷款援助”、“专业服务”。然后,通过定序测量的方式要求受访人对各项政策的满意程度做出选择,在1~5的数值区间,1表示非常满意,5表示非常不满意。
量表的统计结果如图18 所示。我们可以看出,在所列4项中小企业促进政策中,受访企业对税收政策的满意度相对较高。其原因可能在于税收政策在中小企业促进政策组合中,使用得最早、应用最为广泛、规定最细且具有操作性,故而相对来说也就落实得较好。财政政策和贷款援助的满意度较差。在实际的政策执行中,这两种政策经常互相捆绑在一起,存在相当的关联性。在中小企业促进政策组合中引入各种专业服务,是政策更为完备、更为贴近市场需求的体现。专业服务涉及到企业信用评级、资金融通、产权交易、政策咨询、技术服务、教育培训、行业引导等方方面面,相比税收、财政、贷款援助政策,政府专业服务体系还很不成熟。从图18中我们看到,受访企业对于政府提供的专业服务评价出现了分歧。说明在呼包鄂地区中小文化企业中,部分企业对企业的发展和管理有更高的追求,对政策变化的敏感性更强,从而能够与政策及时对接,抢先一步享受到政府提供的某种专业服务。
五、呼包鄂地区中小文化企业的发展建议
1.重视中小文化企业的发展,将其纳入区域文化产业的整体战略。虽然目前无论从企业数量、从业人数,还是从对地区文化产业增加值的贡献看,呼包鄂地区的中小文化企业都已经成为推动本地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对中小文化企业的重视仍然没有上升到应有的战略高度。
在传统文化产业理论中,过于看重大型文化企业的作用,认为中小文化企业的主要作用在于吸纳就业和活跃文化市场。实际上,中小文化企业的存在意义远不止于此。中小文化企业由于具有贴近市场、转型灵活的特点,在应对市场变化时相比大型文化企业更能及时规避经营风险,这一点在我们的调查中已经得到部分的验证。在一个区域内的文化产业体系中,大型文化企业和中小文化企业应该在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上形成分工合作的关系。大型文化企业发挥其融资能力强、资金雄厚、市场与技术开发能力强、生产成本低和品牌形象好的优势,中小文化企业则发挥其贴近市场、反应灵敏、转型灵活的优势,在市场竞争中利用双方各自的优势形成差异化的经营合作。这种大型文化企业与中小文化企业互利共生的分工合作局面的形成,将有利于企业经营风险的分散,并有利于区域文化产业整体竞争优势的形成。
所以,今后呼包鄂3市在制定文化产业发展战略规划或开展区域文化产业合作时,应该重新审视中小文化企业的定位和作用,从打造完整产业链的角度推动大型文化企业和中小型文化企业分工合作关系的形成,并把中小文化企业的发展纳入到区域文化产业的整体战略中考虑。
2.根据中小文化企业的特性,制定具有针对性的促进政策体系。根据中央精神和地方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内蒙古及呼包鄂3市陆续出台了若干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和文化产业发展的相关文件,内容涉及市场准入、资金支持、税收减免、土地使用、投融资政策、社会服务、人才政策等方方面面。但因为中小企业发展和文化产业发展政策的制定分属不同的政府职能部门,政策内容和政策重点存在很大的差异,在具体政策执行过程中会发生较大的阻碍。另外,各类中小企业的政策需求并不完全一样,中小文化企业的特殊性更为明显,由于至今为止全国上下都还没有针对中小文化企业发展制定专门政策,现有政策对中小文化企业的帮助必然相对有限。
2011 年11 月,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出台了《内蒙古自治区“十二五”文化发展规划》,《规划》提出,“十二五”时期,自治区文化部门管理的文化产业要实现跨越式发展,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基本建立,推动全区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而内蒙古文化产业要真正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在政策制定上具备超前的意识和创新的胆略。呼包鄂地区作为内蒙古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区域,文化产业发展具备较好的基础,可以考虑以呼包鄂作为试点,整合现有相关政策,根据中小文化企业的特性,制定具有针对性的促进政策体系。
3.大力发展行业中介组织,促进中小企业社会化服务的开展。我国目前仍处在经济转型期,中小企业在资金融通、技术创新、市场开拓、人才提供、信息获取等方面的大量需求得不到满足,这种情况已成为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迫切需要建立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帮助中小企业解决发展中的各种难题。
在2009年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36号) 之后,各地纷纷成立了中小企业局、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中心、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等名称不一的事业单位性质的服务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信息、创业、法律、政务、商务、人力资源、技术支持等服务。
2011年,内蒙古在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3市先行启动政府主导的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试点、中小企业产权交易市场建设试点和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试点,标志着内蒙古中小企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规范化建设的正式开始。今后,呼包鄂3市作为内蒙古中小企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先行先试地区,在进一步强化政府主导下的公益性服务职能的同时,应该通过市场化运营方式,尽快培养扶持一批社会化的中介组织,为中小企业开展全方位的专业服务。目前,呼包鄂地区的中小企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刚刚起步,还不可能针对中小文化企业提供专门服务,但政府应该选择适宜的时机,根据各行业中小企业社会化服务需求的差异,建立起具有分类扶持功能的中小企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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