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反恐斗争形势(推荐4篇)
俄罗斯客机坠毁、法国枪击爆炸事件、IS杀害中国人质等新闻,指出恐怖袭击就在我们身边,反恐问题已成为当下最为热点的问题。
就何为“恐怖主义”作出了详细解释,指出“伊斯兰国”已成全球性恐怖威胁,并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发展态势进行了分析,介绍了当前一些国家面对恐怖势力的主要做法,从而提出当前中国面临的恐怖威胁日趋严峻的事实。
分析了我国的反恐措施,并就如何应对恐怖事件进行了详细介绍,强调我们要不断提高反恐意识。
一、近期恐怖袭击呈现的新特点
法国巴黎恐怖袭击突出表现的当前国际恐怖活动的新动向,恐袭也反映出法国防恐、反恐的薄弱环节。
加拿大、澳大利亚恐怖袭击打破两国寂静的安全氛围,尤其是澳大利亚人质事件,表现出澳反恐力量专业化能力的不足。
发达国家恐怖事件曝露出的深层次问题。
二、“伊斯兰国”的发展演变
2003年美国发动第二次海湾战争,推翻萨达姆政权,“打出”上百支反美武装,扎卡维领导的“统一圣战”组织就是其中之一。
被称为“基地”三号人物的扎卡维生于约旦,2004年6月16日被美国列为与本·拉登同等危险的人物。2006年6月7日被空袭炸死。
投靠“基地”组织,建立伊拉克“基地”分支,历经“舒拉委员会”、“伊拉克伊斯兰国”等名称的变化。
与“基地”组织断绝关系,建立“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组织,最终宣布建立“伊斯兰国”组织。
三、“伊斯兰国”迅速崛起原因分析
“伊斯兰国”的发展蔓延与中东地区的政治生态及国际大环境息息相关。一是长期以来中东地区的宗教化与世俗化、专制与民主、逊尼派与什叶派的矛盾冲突始终未得到缓解。
二是家族统治和腐败问题严重,贫富差距日趋突出,失业率居高不下,一旦出现动荡,就导致局势失控。
三是大国在中东地区的干预和博弈,特别是美等西方国家在中东“植入式民主”的结果。
四、“伊斯兰国”已成全球性恐怖威胁
(一)“伊斯兰国”已成为吸引全球 恐怖分子的“磁石”。
据不完全统计,迄今已有80多个地区和国家的13000人加入“伊斯兰国”组织。其中中国藉人达100名左右。
英国、澳大利亚因返国或要出国加入“伊斯兰国”的人员可能制造恐怖袭击事件而提高恐怖预警级别。
其他国家也不断发现与“伊斯兰国”有联系的极端分子从事恐怖袭击的图谋。
(二)“伊斯兰国”分支组织已经出现,其他一些恐怖组织纷纷宣布效忠“伊斯兰国”及其头目巴格达迪。
印尼返国人员建立“伊斯兰国”分支组织,“伊斯兰祈祷团”精神领袖和“唯一真主游击队”创建人巴希尔宣布支持“伊斯兰国”。
摩洛哥、尼日利亚、菲律宾、巴基斯坦和阿尔及利亚等国的恐怖组织表态效忠“伊斯兰国”。
五、美国等应对“伊斯兰国”措施不力
美国已拉起近60个国家参与打击“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英、法等国家和欧盟、北约以及阿盟等地区组织均在其中,但问题与分岐仍存。
当前国际社会采取的应对“伊斯兰国”的措施有限,如阻止相关人员出入境。包括美国在内,迄今联盟中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单独出动地面部队与“伊斯兰国”面对面作战。
在叙利亚问题上存在分歧。阿拉伯国家与伊朗矛盾不解。
六、国际恐怖主义的发展态势分析
(一)国际恐怖主义发展的多元化趋势: 一是国别形态的恐怖组织。此类恐怖组织虽然在活动方式与范围上仍是跨国性的,但袭击目标与对象主要锁定在一个国家;
二是区域形态的恐怖组织。此类恐怖组织虽与其他恐怖组织保持密切联系,但主要袭击目标与对象是在一个地区的数个国家;
三是全球性的恐怖组织。此类恐怖组织无论是在活动范围上,还是发动恐怖袭击的能力上,以及袭击的目标与对象上,都是全球性的。
(二)国际恐怖组织的结构上呈现多元化
状态:分散化、网络化、扁平化;传统组织化;意识形态化等特征。
(三)恐怖活动方式手法的多元化形态
“独狼式”与一定规模的恐袭;单个目标与多个目标的恐袭;就地取材与武器泛滥;本土化与国际化恐怖活动相互呼应。
(四)因特网已成为恐怖分子所利用的重要工具。因特网上各类涉恐网站众多,包括一些打着宗教旗号的极端主义网络。这些网络不仅宣扬极端主义思想,而且教授进行恐怖活动的方式与方法。
一是因特网成为恐怖组织招募人员、策划袭击的场所。二是通过网上恐怖学校培训“独狼”式个体恐怖分子。三是未来因特网也有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七、当前一些国家反恐的主要做法
(一)制订全面的反恐战略,整合资源形成“合力”:
“9·11”后,美、英、德等国出台系列反恐、防恐国家安全战略,形成一整套反恐战略框架。
一是加强军、警、特等部门间合作,逐步实现情报信息及时共享,如德情报机构和警方可共用反恐数据库。
二是多方合作,重在防范。英要求政府与私营部门、地方和其他社团共同加强对重要基础设施,以及人员密集场所的保护。研制抗爆材料、交通工具防炸弹袭击的物理保护措施。
三是抵制恐怖思想渗透。英、美支持社区、社团和机构(如清真寺、大学和监狱等)抵制极端主义组织的思想渗透和招募活动。
(二)加强反恐立法,确保反恐战略的有效实施:
出台专门的反恐法律,或完善、修订已有的反恐法。各国反恐法虽形式各有不同,但核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针对恐怖主义的特点与规律,对此种犯罪行为进行明确界定。
二是对于从事恐怖活动的犯罪分子,以法从重、从快判刑,进行严厉打击。三是赋予反恐专门机构更大的权力,以利于把恐怖活动与恐怖袭击消灭在萌芽状态,抵制恐怖思想渗透。
(三)进行结构性调整,提高应对恐怖威胁的能力: 从各国应对日益猖獗的恐怖活动看,原有的国家机器难有非常有效地发挥作用,必须进行调整。
一是恐怖主义是一种非国家主体形态的威胁,原有应对以国家为主体的威胁的国家机器结构不足以应对。
二是结构调整核心是快速研判,通力协调,有效应对。尽量减少部门利益的影响。
三是提出改变对警察的训练方式,应对出现的突发事件。
(四)提高民众反恐防恐意识,弥补专业反恐情报工作的不足: 恐怖活动有着自身的特点与规律,突出表现出隐蔽性与突发性,仅靠专业反恐部门与机构难以完全应对。
一是提高民众安全与反恐意识,注意周边出现的可能与恐怖活动相关的种种蛛丝马迹。
二是专业反恐机构与民众间良好的联系与互动,确保民众发现的线索能在第一时间内提供给相关单位。
三是民众第一观念是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才是配合反恐部门工作。
(五)加强国际反恐合作。
英、德等国破获恐怖袭击图谋,也得益于与他国的反恐合作。
英、德等国的恐怖嫌犯,大多有在巴部落区受训的经历。英国多起案件中,美向英及时预警,巴方果断逮捕恐怖分子关键人物,审讯了解恐怖袭击企图。
德国案件中,美方负责监控和破译恐怖疑犯与其组织之间的联络,及时通报德方,并与德方情报和行动部门协同破案。
八、国际恐怖活动对我国反恐斗争影响 “东突”是中国面临的最直接的恐怖势力
一是以“东伊运”为首的“东突”恐怖势力与其他国际恐怖势力相勾结,扩充实力,培训人员,指挥、策划中国境内的恐怖活动;
二是以热比娅为首的“世维会”整合欧美“东突”势力,对中国境内“文煽、武扰”。
三是境内极端分子受境外“东突”势力蛊惑、煽动、指挥,成立暴力恐怖团伙,组织、实施恐怖袭击事件。
“三股势力”构成的威胁分析:暴力恐怖势力是指:“通过使用暴力或其他毁灭性手段制造恐怖,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团体或组织。”民族分裂势力即:“从事对主权国家构成的世界政治框架的一种分裂或分离活动的团体或组织。”(正式名称是泛突厥主义,因为中亚是突厥语民族地区)宗教极端势力是指:“打着宗教的名义,利用‘宗教’作掩盖传播极端主义思想主张、从事恐怖活动或分裂活动的社会政治势力。”“三股势力”表现形式虽有所不同,但本质并无根本不同。他们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沆瀣一气,同流合污。他们以宗教极端面目出现,以“民族独立”为目的,一方面制造舆论,蛊惑人心,一方面大搞暴力恐怖活动,破坏社会安定。按照“纯粹民族教义”建立“纯粹伊斯兰政权”。
中国面临的恐怖威胁日趋严峻。一是由局部向全局扩散;
二是恐怖活动数量呈高发状态; 三是以恐怖团伙为主要组织形态。
我国面临的恐怖威胁与国际恐怖主义接轨:以“极端思想”和“独立建国”为主导思想;恐怖袭击规模有扩大趋势;以自杀式恐怖袭击为主要手段;以基层政权及执法维稳力量及普通民众为攻击目标。
九、中国反恐斗争总体对策 中国正进入反恐斗争的新阶段 一是反恐领导体制正在不断完善 二是反恐立法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三是反恐力量正加紧建设
四是提高基层民警与武警处置能力 五民众反恐安全意思不断提高 六是国际反恐合作广泛展开
近年来,恐怖活动的方式发生了一些变化:以“基地”组织为核心、同时发动多起大规模袭击的方式逐渐减少;由区域性圣战组织或基层圣战组织发动的单个小规模恐怖袭击的比率有所提高;小型化、分散化和网络化日益成为恐怖组织及其成员活动的新特点。这种由集中向分散转化的活动方式,大幅度降低了大规模军事打击的反恐效果。显然,由美国主导的“以暴制暴”的反恐战争方式,不仅无法有效遏制全球性的恐怖暴力活动,相反却刺激恐怖组织改变袭击方式,以躲避毁灭性的军事打击。于是,国际反恐主体的多元化以及反恐方式的多样化,逐渐成为国际反恐斗争中值得讨论的新话题。
众所周知,反恐主体多元化意味着:反恐不仅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任务,也是发展中国家的责任。所有负责任的国家,包括各类国际组织及非政府组织,都应该在联合国主导的全球治理框架内进行积极有效的国际反恐合作。反恐方式多样化是指:除武力反恐外,还可以通过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等方式,有效改变至少是改善孕育恐怖分子的土壤。反恐主体多元化与方式多样化均要求所有行为体通过各种方式,在地区和全球层面采取共同行动,从而有效遏制恐怖活动。因此,把“反恐合作”置于全球治理的框架内进行讨论,就显示出其重要性和必要性。
至于如何在全球治理的框架内进行反恐合作,其中既有认知问题,更有制度安排问题。鉴于有效且可操作的制度安排,必须建立在客观准确的认知基础之上,因此相对全面地认识全球治理与反恐合作的必要性并建立合作机制等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国际治理:发挥联合国的主导作用
从2001年10月起,美国先后动用武力打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基地”组织,随后又发动伊拉克战争。在美国的重拳出击下,大规模的恐怖袭击有所收敛,然而小规模的恐怖活动却呈发散态势,并有扩大化和长期化的趋势。显然,原有的“一霸治理”模式已经不再符合当今的国际反恐新形势。因此,全球负责任的国家,尤其是新兴大国,有必要在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全球治理框架内,积极发挥反恐作用。近年来,国际反恐形势的新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恐怖袭击活动的实施者正在发生微妙变化。
从2009年至今发生的一系列恐怖袭击来看,其实施者并非来自“基地”的组织核心。而是基地组织在西方的分支机构或者本土激进组织。
第二,恐怖袭击的规模与范围呈现出小型化、分散化特征。类似2004年西班牙马德里“3·11”爆炸案和2005年英国伦敦“7·7”惨案之类的大规模连环恐怖袭击逐步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分散的和小规模的恐怖行动。而恐怖袭击的活动范围,由原先主要集中在美国、欧洲、中东等比较重要的城市或区域,发展到近几年来呈四面开花的态势。
第三,恐怖活动的方式正在进行调整。一些地区恐怖组织不再像以往“基地”组织那样,对组织成员进行集中培训,而是越来越多地凭借互联网。他们通过圣战者聊天室和网站传播圣战主义思想,鼓励极端分子与一些同道者和地区圣战组织建立联系;通过网络传授、培训实施恐怖活动的手段与方法。更有甚者,他们还通过网络威慑一些参与军事反恐行动的国家政府。当今的恐怖袭击活动,已经从“基地”组织为核心集中恐怖袭击,转为以区域性圣战组织和基层圣战组织分散的恐怖行动。由美国主导的“以暴制暴”反恐方式,不仅无法有效遏制全球性的恐怖暴力活动,相反却刺激了恐怖组织改变活动方式,以躲避毁灭性的军事打击。第四,冷战结束以后,国际体系转型的步伐也日渐加速。全球化进程不断催生新的国际治理模式的诞生。进入21世纪后,国际社会的转型使得西方大国垄断国际治理体系的模式开始松动。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为讨论和解决危机而形成的20国集团机制,成为国际合作的主要平台,尽管这种合作仅限于经济领域,但这一新的治理模式,无疑对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国际反恐治理模式具有示范作用。
第五,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或正在步入新兴大国行列,除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金砖四国”外,还有墨西哥、南非、埃及、印尼、土耳其、阿根廷、尼日利亚、沙特等重要发展中国家。新兴大国的群体崛起,逐步进入国际体系治理的核心地带,为反恐合作置于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全球治理框架内成为可能。换言之,新兴大国的快速上升,以及在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影响力的与日俱增,为它们在遏制恐怖主义这一全球性的公共问题方面获得更大的话语权。
二、社会发展:平衡不同区域的进程 从一些恐怖袭击案例来看,除有政治诉求的恐怖组织领导者外,恐怖袭击的实施者基本来自于“被相对边缘化”的区域和人群。恐怖行动实施者的驱动力很大部分来自于社会环境的压抑。在中东伊斯兰国家、地区和人群中,普遍流行着怨恨与愤懑,其中有经济落后造成的物质贫困,也有伊斯兰文明式微带来的耻辱感。这种愤懑并不完全出于对绝对贫困、绝对落后的怨恨,而主要是对由全球化带来的不平衡发展的社会性焦虑,即“不患寡,患不均”无可否认,全球化和现代化客观上造成了全球的不平衡发展;而区域间的不平衡发展,又直接导致了物质生活差距的普遍拉大和文明压力的普遍升高。由于全球化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现代化也是由西方发达国家引领的现代化,因此,在这个进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它们凭借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强大的综合实力为己谋利,从而成为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最大受益者。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在此过程中却未必全部获益,有的甚至成为受害者:一方面,各个国家的情况错综复杂、各不相同,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并不一定适合它们;另一方面,虽然某些国家可能因为有选择地学习西方发达国家,把其成功经验与本国国情结合起来,而最终成为全球化的受惠者,发展为新兴工业化国家,但多数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却是面临冲击、挑战和边缘化的困境。从整体而言,中东伊斯兰世界属于后者。因此,中东伊斯兰国家和地区的相对边缘化和相对弱势身份,客观上与全球化的不平衡发展存在着一定关联。
当贫穷、贫困的物质发展不平衡状况超过了“弱势者”的容忍程度,就可能引发它们的激烈反弹,导致冲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中东极端组织的暴力行动,是测量中东地区社会容忍度的一种“信号”,国际社会必须对此引起高度重视。充满怒气和恨意的戾气是一种极大的负面能量,其带来的“社会病”一旦释放,就可能站在社会的反面,成为反社会行为的帮闲直至帮凶。为了保持国际社会秩序的安全和稳定,各国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以缓解恐怖行动实施者的怨恨、愤懑情绪。为此,我们首先应当正视这种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不平衡:虽然人们因有限的资源、权力和声望而发生的争斗与冲突是永恒的社会现象,也是社会变迁的主要源泉;但作为在国际社会转型进程中获益的西方发达国家,不应该不承认、不理会处于弱势地位的中东伊斯兰国家;更不应该利用自己的强势,继续对这些国家颐指气使。从操作角度来看,所有负责任的国家,都应该通力合作,从国内、国际两个层面通过社会,去尽力平衡区域之间的发展进程。
从国内层面看,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该通过提高治理能力,抚平相对边缘化的区域人群的焦虑:第一,振兴区域经济,促进社会平衡发展。中国在这方面已采取积极措施,如区域振兴计划,通过发展区域经济,提高边远地区的经济水平和生活质量,以尽可能减少因转型期发展的不平衡而造成的部分地区、人群的边缘化;第二,通过改进社会服务,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在中东地区,有的极端组织通过提供良好的社会服务而获得群众拥护;第三,倡导并坚持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打开创制之门,与时俱进地探索社会发展模式,消除产生社会腐败的基础。从国际层面看,发达国家和新兴大国应当通过协商,建立国际援助机制。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贫困落后的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战略应变遏制为接触,仿效对待东欧和沙特的模式,帮助它们更好地转型并融入国际社会。
综上所述,全球化对国家及其主权的挑战,以及由全球化导致的不公正和不均衡,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国家之间的发展差异和利益分化。这种局面使部分国家、地区及群体面临生存危机,进而产生怨恨与愤懑,并成为诱发各种争端与冲突的导火索。如果各国政府能够以行之有效的政策来调节贫富分化,国际组织就能通过支持、支援等手段,减少其受损程度,帮助他们融入全球化现代化的国际社会转型的进程中。通过国际经济援助和振兴区域经济,缓解因落后引发的相对贫困和心理落差。
三、宗教传播:廓清伊斯兰教的本源
考察一系列恐怖案例后,我们发现,实施者大致有两类:一种确实是为生活所迫的贫困者,然较多的则是为宗教信仰而献身的有一定知识的富裕者。除了“9·11”恐怖袭击者之外,2010年5月纽约时报广场未遂爆炸袭击案的嫌疑人费萨尔·沙赫扎德也属于中产阶级。30岁的沙赫扎德,是巴基斯坦前空军官员之子,拥有计算机学士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他已经成家,有两个孩子,辞职前收入相当丰厚,在康涅狄格州有一幢独家住宅。制造“圣诞爆炸”案的奥马尔·法鲁克·阿卜杜勒·穆塔拉布更是出生富家的知识分子,他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父亲是尼日利亚银行家,曾任政府官员。
2010年8月,加拿大警方挫败一起制造恐怖炸弹图谋,被逮捕的3个犯罪嫌疑人分别为26岁、28岁和30岁,一人是放射技师,一人为医院工作者,均非贫困者或无知者。
这些恐怖分子都有一个共同点,即自以为是按照真主旨意的“圣战”实施者,因而他们视死如归。比如:2007年,4名恐怖分子试图在德国多个大型城市对美国设施进行炸弹袭击。阴谋被挫败以后,他们于2009年4月在德国杜塞尔多夫法庭被审。在审讯过程中,小组头目弗里茨显得十分放松,他不时微笑,似乎对牢狱之灾毫不在乎。当控方律师念了一段被记录下的弗里茨的话:“如果每个人能杀五十人就不错了”,听到这句话时,他似乎想说什么,但最后还是沉默了。
这些案例似乎印证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印证了伊斯兰教是“尚武”的宗教,其实不然。之所以恐怖分子大多来自于中东地区的穆斯林,这与“文化的自我实现的预言”有着极大的关系:自从亨廷顿发表“文明冲突论”以后,伊斯兰教就被打上“好斗”的印记。无论是国际舆论还是中东极端组织、恐怖组织的领导者,都从《古兰经》和圣训中寻找“圣战”的宗教教义依据。众所周知,宗教对其信徒具有极大凝聚力和感召力,对神的敬畏以及对彼岸世界的向往,能够激励着信徒按照神的旨意行为处事。普通的穆斯林在这样的宗教氛围中,很容易自觉不自觉地强化对自己穆斯林身份的认同,接受且按照国际舆论和恐怖组织领导者认定的教义去理解与穆斯林身份相对应的符号象征和行为规范,并按照这些规范性方式去行为处事。于是,在实行恐怖袭击活动时,行为者还误以为自己正在执行真主的旨意,会受到真主的褒奖。如此循环往复:伊斯兰教等于“圣战”,“圣战”等于“自杀式”袭击;真正的穆斯林就要为“圣战”献身,实施“自杀式”袭击者可以进入“天园”。“文化的自我实现的预言”就这样演变成客观现实。
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认为:如果你认出哪个国家将是你未来的敌人,它就变成你现在的敌人。因为这样一来,它们也会认为你是敌人,于是关系就紧张。
国家如此,文明如此,宗教也如此。对伊斯兰文明和伊斯兰教的“妖魔化”,一方面严重损害了伊斯兰文明的形象,伤害了穆斯林的情感,激起全体穆斯林的反感和愤怒;另一方面又促使“文化的自我实现的预言”对中东极端组织的应验,既有可能促使对方的态度和行为朝着被“妖魔化”的目标发展和变化,使得他们的恐怖暴力行动更加频繁与激烈,也更容易获得一部分穆斯林的同情与理解。
这里要解决的有两对关系: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的关系,“圣战”与恐怖袭击行动的关系。第一,伊斯兰教是否“好斗”?穆斯林是否鲁莽粗俗?热衷于以“恐怖”方式表述各种诉求的是整个伊斯兰世界还是其中的极端分子?“伊斯兰威胁”究竟是神话还是现实?纵观各种论述,发现相信与传播“伊斯兰教威胁论”的观点有两种潜在的假设:第一,自觉不自觉地把伊斯兰极端分子与穆斯林等同起来,把伊斯兰教与伊斯兰文明等同起来;第二,把伊斯兰国家与伊斯兰各种组织与派别等同起来。比如亨廷顿,他认为不同文明之间由于宗教观念、政治理想、价值取向的不同导致冲突。
马哈蒂尔还指出:“在今天的世界中,实际上在整个历史上,受到误解最深的一种宗教或许就是伊斯兰教。不仅非穆斯林误解它,而且穆斯林本身也误解它。”这是因为在穆斯林的宗教义务和社会义务中,有涉及“为保卫伊斯兰社会及其发展而对穆斯林集体规定的疏捐献身的兵役制度”。但《古兰经》只提出了一些原则,并没有作出具体的规定,其细则是由后来的圣训和教法加以补充而系统化的。《古兰经》要求信士“为安拉之道而战的兵役制度,开始时只是穆斯林为反对暴政迫害而采取的一种自卫手段。先知穆罕默德迁出麦加不久,即宣布对进犯的敌人允许进行战斗的启示,此后宣布了“为安拉之道而牺牲的人虽死犹生”、“并将获得巨大的报酬”等启示,鼓励穆斯林参加战斗。但同时又宣布“宗教无强迫”,只要对方“停止战争”,“倾向和平”,穆斯林也要停止战争,倾向和平,而且“不要侵犯任何人”。后来随着斗争的发展,这种自卫手段逐渐转变为主动讨伐的军事行动,以实现“一切宗教全归安拉”的目的。
可见,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无必然联系。第二,“圣战”是否就是实施恐怖袭击?在伊斯兰世界里,最有力的召唤之一就是“为主道而战斗”。一些极端组织的领导者经常引用有关“圣战”的经文,作为建立“圣战者”组织的经典根据;其中有政治诉求的领导者更是利用有关经文,组织、动员其成员和穆斯林群众投身暴力恐怖活动,有时以是否从事并参与“圣战,作为检验其成员信仰虔诚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
伊斯兰教法学家们一般将“吉哈德”视为穆斯林应尽的宗教义务之一,它有大小之分,和平与暴力之别。“大吉哈德”是指信徒“用心、用舌、用手”同自己内心的邪恶意念作斗争,净化心灵,虔信真主和使者,并致力于以和平方式规劝世人,传播伊斯兰教;“小吉哈德”是指穆斯林用“剑”进行圣战,鼓励穆斯林拿起武器,走上战场,为捍卫和弘扬伊斯兰教而战。尽管《古兰经》本身有关于暴力使用的内容,但它对“圣战”的时间、对象、手段都是有严格的限制。当代著名的伊斯兰法学家优素福·盖尔达维博士指出:“伊斯兰教是一个仁慈、公正的宗教,它是为了怜恤整个世界而降临的。它命人要公正、行善,并且为了尊重有经典的人,而专门提到有关他们的事情。穆圣(愿安拉赐他平安)在战争中禁止杀戮妇女、儿童、老人和非战斗人员,如在茅舍内的修士。而且以在战前向敌方宣战为条件,因为战争在伊斯兰教中是有目的的,而不单纯为了杀戮。如此宽容的宗教完全拒绝这样的事件,怎能出其不意地夺取人们的生命!”
可见,“圣战”也不等于实施恐怖袭击。问题在于恐怖组织的领导者,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诉求,片面解读伊斯兰教。他们置“大吉哈德”于不顾,而盗用“小吉哈德”,进而把“小吉哈德”解读为在任何时代与任何环境,可以针对任何对象的“暴力行动”。
因此,我们的反恐治理,有必要从廓清伊斯兰教真实面貌入手,通过对伊斯兰教的正本清源,弘扬主流宗教,发挥主流伊斯兰宗教劝人向善的社会整合功能。具体而言:鼓励伊斯兰教神职人员,在清真寺等宗教场所宣讲主流伊斯兰教;鼓励伊斯兰教的研究人员潜心伊斯兰法学研究,厘清伊斯兰教的主流教义,并通过学校、广播、报刊等大众传媒宣传主流伊斯兰教。通过解读恐怖组织领导者的履历,指出他们并非伊斯兰教的神职人员,对伊斯兰教也仅仅是一知半解。还可以通过解剖恐怖组织的领导者的社会背景,揭露他们的真实动机:指出他们所宣扬的社会主张、政治主张既非宗教信仰,也非劝恶从善的伦理规范;他们所从事的活动更不是伊斯兰教教义所要求的行动;而是与其政治主张相对应的、为达到一定政治目的,借助宗教名义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四、文化包容:超越意识形态的禁锢
恐怖行动不仅是行为体的外在表现,而且是一个有文化内涵的“结构”。行动内部由动机、目标、手段和实施过程等部分组成;而动机内部又包含意图、信念、理智等观念要素;这些观念要素通过意愿萌发、目标锁定、手段选择等过程得以显现。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即同样的动机,同样的目标,但选择的手段方式不同,同样的动机并非选择同样的手段,因为观念在其中起着指导规定作用。
此外,如上文所述,对伊斯兰教的“妖魔化”有可能引发“文化的自
我实现的预言”的应验,从而促使穆斯林中的极端分子朝着被“妖魔化”的目标发展和变化。那么,在反恐治理中如何运用观念的规定性作用?学者们普遍认为,不同国家、不同文明通过积极的文化沟通,理解不同文化的不同认知图式,寻求不同文化的交叉线和共同点,从而建立具有普世性的价值理念。
我们必须承认,不同文化的差异确实存在,它首先反映在互动过程中对符号象征意义的理解。只有在交流各方不仅赋予自己的行为以意义,而且也能理解或者寻求理解他人给出意义的情况下,才能发生真正的交流。比如翘大拇指的符号意义是赞扬,然而如果在某一区域这一符号意味着鄙视,那么翘大拇指这一行为就会构成他们互动中的障碍,从而发生冲突,因为他们之间缺乏关于翘大拇指这一符号的“共有知识”。但是如果不同文化进行积极沟通,双方就比较容易接受这种并不涉及“核心利益”的符号象征意义。因为毕竟文化具有相对意义,即文化没有正确与否,只有各自的特征。此外,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认知图式,不理解对方具有不同文化象征意义的认知图式和思维线条,在互动中就容易发生误读,从而引起敌意。因此,在文化互动中,各方也应该尽力去理解对方的认知图式,达成谅解,形成共有知识。
既然文化相对、文化共存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那么在反恐治理模式中就应该提倡超越意识形态的禁锢,在以人为本的普世价值理念基础上求同存异,在联合遏制联合打击方面做一些努力。
第一,相互依赖理念。随着全球经济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国家无论大小,客观上都存在着相互依存关系。而在相互依赖的社会结构中,任何行为体的破坏性“越轨”行动,都会造成公共利益的受损;尤其诸如极端组织实施的暴力“越轨”行动,它已经在以相互依存为特征的全球社会中,为人类文明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第二,共同治理理念。协助中东伊斯兰世界融入当今国际体系,应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责任,也是其他地区大国的责任。应该站在全球治理的高度,一方面通过国际援助帮助中东部分地区摆脱贫困,帮助它们提高其现代国民教育的水平及其覆盖面;另一方面,切实改善西方发达国家中穆斯林被边缘化的状况。
第三,联合打击理念。任何极端暴力行动都是对国际规制和文明世界的挑战,任何现代文明国家的政府、学界、媒体都有责任有义务,摈弃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差异,同心协力遏制极端组织的暴力行动。因此,在“反暴制暴”过程中,世界各国尤其是负责任的新兴大国,都应该放弃“各扫门前雪”的做法;任何带有政治性目的、意识形态性质的借题炒作和借题发挥,甚至相互攻讦,都应视为愚蠢的行为。
五、结语
2010年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分析 发表时间:2010-6-29 12:36:07 收藏此页 本站评价 发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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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分析
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已深入人心,从中央到地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是广大人民群众最为关注的问题。而如何看待反腐败形势则因此显得十分重要,这不仅仅是一个工作评估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作为党员干部,必须要有一个清醒和正确的认识。
一、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目前,我国反腐败斗争发展方向对,态势良好,但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不足,党员干部中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尚未全面有效地得到遏制,反腐败斗争的任务仍然很艰巨。从近几年查处的案件情况以及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查找和征求到的意见来看,在当前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及其公职人员的腐败问题仍然比较严重,人民群众反映仍比较强烈,仍不够满意。主要表现在:
1、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比较严重。从案件统计资料来看,领导干部违纪违法呈易发多发和趋于严重的态势。即违纪违法的党员干部数量增加,金额趋于增大,性质趋于严重,并且出现了新动向。一是有些腐败分子已经基本完成“原始积累”,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已经形成程度不一的“既得利益集团”。二是一些腐败分子的手段更狡猾、更隐蔽。主要有3种形式:权力的“期权化”,即用权力为将来的利益作交易;权力的“假借”和“转让”,即纵容、默许自己的子女、配偶等用自己的名义捞取好处,用移花接木、李代桃僵的手法为自己捞好处的方式;赃款“漂白”,即以冼钱、投资等方式将非法资金转为合法资金,资本增值。三是不少腐败分子的“抗药性”在提高。国家在研究打击腐败分子的手段的同时,腐败分子也在研究反打击的手段。他们往往把自己粉饰为“廉洁”干部,迷惑群众。四是一些腐败分子正从个体腐败向群体腐败发展,甚至与某些黑恶势力勾结,形成腐败团伙“窝案”,加大了我们的查处难度。
2、部门、行业乱收费、乱罚款问题突出。一些部门、行业“三乱”的问题,群众强烈反映的热点问题。主要问题是:有的地方中小学提高标准、自立项目收费;有的地方中小学的代收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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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存在着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的现象。尤其是作为党内专门监督机关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监督同级党委,特别是对“一把手”进行监督的难度十分大。当然,随着《党内监督条例》的全面深入贯彻落实,党内监督的状况,会得到很好的改善。司法监督因司法机关的人员、经费等都受制于同级政府,难以实现真正的独立。人大对政府及其部门的监督,也没有真正发挥作用。二是监督没有形成合力。存在监督的空白点和盲区,监督的力度和效果都不甚理想。三是领导体制设置不合理。有些部门和单位,党政主要职务一肩挑,权力过于集中,容易造成一人说了算的局面,内部监督、民主监督难以有效实施。五是监督者和被监督者的监督意识不强。
(4)管理体制和制度因素。包括对行政审批事项、人事、财政管理的体制和制度,都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和漏洞。首先是体制问题。国家的财政大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而具体工作掌握在财政部及其各部委手里。由政府各部门操作,缺乏必要的审批和监督,是财政体制产生腐败的根本原因。其次是管理制度不健全的问题。三是财务人员缺乏独立性,没有独立的会计制度,财务管理混乱,可以随便做假账。此外,行政审批、干部人事、司法等领域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体制、机制、制度等方面的问题,产生了大量腐败现象。
(5)法制不健全和滞后性因素。法制建设是反腐败斗争的基本保障。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我国廉政法规制度建设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制定颁布了一系列廉政法规制度。但廉政法制不健全和滞后的问题仍比较严重,一些地方、部门、领域无法可依和法律不完善的问题仍然存在。一是“权力法授”问题没有全面解决。权力和责任没有完全对等地挂起钩,权大于责的现象严重,以致一些滥用权力的行为没有受到责任追究。二是立法不完善和滞后。对新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没有及时立法,罪与非罪,合法与违法的界限不清。如有关廉政方面的规定,没有及时上升为法律,至今还没有出台《廉政法》;对于官员的收入,仅在党内的规章中要求申报,而没有以法律的形式强制申报,并设置专门监督机构,官员的收入报与不报、报多报少,全凭本人的觉悟和良心。而仅凭个人的觉悟和良心,是靠不住的。或者对一些已不适合形势发展需要的法律,没有及时修改。近年最受群众专家质疑的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该项罪的最高刑期仅为5年。由于该项罪较轻,致使相当一部分腐败分子避重就轻,把违法所得尽量往“财产来源不明”这个筐里装,轻易逃脱了法律的严惩。三是惩戒的力度不够大,腐败低成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这既有因监督力度不大,致使发现问题的几率较低的原因;也有发现问题后,因查处手段跟不上,或者无法、无章可依,致使腐败分子逃脱惩罚的原因。此外,还有在案件查处过程中,因受到多方干扰的原因。
(6)经济不发达的因素。因经济不发达,导致部分腐败问题解决的条件不成熟,也是腐败问题继续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反腐倡廉教育、制度、监督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1、从廉政教育的层面来看:教育要求不明确,针对性不强,只图表面形式,不讲实际效果,往往是前紧后松,雷声大,雨点小,致使反腐倡廉教育走过场。教育过程不连贯,系统性不强。教育内容不贴近,前瞻性不强。教育方法单一,互动性不强,一味简单地采用填压式灌输的办法,受教育者出现“人在曹营心在汉”的情形。施教主体固定,协调性不强。虽然形成了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大格局,但布置的工作没有真正落到实处。此外,各单位组织宣传教育的成绩和效果,与单位领导晋职晋级、年终考评等无太大的关系,导致廉政宣传教育工作被动应付,不推不动,更谈不上主动。
2.从制度建设的层面来看:规范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法律法规体系还不够健全。廉政规定比较零散,没有形成合力。廉政规定重复强调较多,弱化了权威性和约束力。廉政规定缺乏时效性和可操作性。有些制度和规定,标准模糊,如公务接待没有规范性的标准,公款大吃大喝没有定性依据和标准。有的法规制度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和程序性规定。责任制考核的效果不明显,考核中往往是肯定和表扬多,指出问题和提出批评意见少,致使有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存在报告主体范围狭窄,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范围不广。
3、从监督检查的层面来看:对权力运行的监控乏力,以权制权仍是反腐败斗争亟需解决的问题。一是监督乏力,惩处不到位。有的下级对上级不敢监督,怕打击报复,怕“穿小鞋”,上级对下级也不敢认真监督,遇见矛盾“绕着走”,怕得罪人,领导班子成员之间怕伤了情面,不好相处;有的把别人的监督看作是“紧箍咒”,产生逆反心理,把敢于批评监督的同志视为“异己”。二是监督渠道不畅。对领导干部的意见包括检举揭发的问题,往往不能从正常渠道听到,而是常常与道听途说甚至流言蜚语夹杂在一起,而从正常渠道反映上来的又多是一些匿名的、只言片语的举报,很难弄清事实,判断是非。三是监督机制乏力。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财政审计监督以及新闻舆论监督没有形成合力,“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出现监督的“盲区”和“盲点”。特别是在现有体制下,同级监督因受制于人或身不由己往往形同虚设,难以发挥作用,而上级监督又“山高皇帝远”,使监督出现断层。
4、从纪检监察机关履行职责情况来看:由于社会对纪检监察机关期望值过高,导致纪检监察机关不仅要认真做好份内本职工作,还要花费相当精力去抓经济发展环境、解决矛盾纠纷、抓机关作风建设、抓招商引资等等,事情过多过杂,人员配备和所担负的任务不相适应,难免顾此失彼,难以较好地履行职责。事务多,也导致自身工作缺乏一个科学的目标定位和引领,容易产生不关注工作结果,而犯从工作到工作的形式主义毛病。在依法依纪办案方面,对新形势下某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特点及产生的原因、规律缺乏深刻认识,同时受案件调查难、取证难、处理难及说情风、关系网的困扰,影响了办案工作的深入开展。
5、从腐败现象发展趋势看:腐败行为更加狡猾隐秘,反腐败斗争受到挑战。一些腐败分子作案呈现手段现代化、方式隐蔽化、周期潜伏化等发展趋势,一些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致使有的违纪违法行为得不到及时查处。一些领域腐败成本远远低于腐败收益,一些腐败分子大肆贪污、受贿,聚资敛财,靠腐败暴富,往往披着合法的外衣,不仅成本很低,甚至没有成本,即使被发现,也往往因法制不健全,许多问题难以定性,就是追究了刑事责任,也往往通过轻刑、缓刑、假释、保外就医等得以减少或逃避。不仅起不到应有的震慑作用,反而诱使更多觉悟低下者铤而走险,使腐败滋生蔓延。
【摘要】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增多。我们应正确判断和把握经济形势,看到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优势,增强战胜挑战、克服困难的信心,不断提高经济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关键词】 现状 影响 政策全球经济复苏步履蹒跚,全球经济复苏至今已3年,但复苏步伐依然沉重。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进入动荡时期。近两年,随着欧洲国家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国际经济环境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强,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都受到较大影响。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居高难下,财政状况窘迫。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以及国内经济发展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使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明显增多,稳定经济增长的任务十分艰巨。在对当前世界经济现状作出基本判断的基础上,预判未来趋势以及主要经济政策走势和影响是我们分析和解决目前和未来经济问题的前提。只有正确判断和把握经济形势,保持我国经济平稳较快的发展,才能不断提高经济水平。
一、中国与世界经济现状
1)世界经济现状
2010年,世界经济在经济刺激计划和宽松货币政策的支撑下,复苏势头较为强劲。2011年,尽管国际经济环境短期向好,但是各国经济刺激计划基本结束,世界经济、贸易和工业生产难以保持2010年的反弹性增长,增速可能明显放缓;就业、赤字、债务、产能过剩、通胀、资本流动等引发的不确定性风险可能继续释放,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可能进一步分化。
同时,全球流动性泛滥也增加了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美国和日本央行继续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欧元区维持低利率政策,全球货币供应量持续超出实体经济的需求,导致流动性泛滥,美元指数再创历史新低,推升国际大宗商品和资产价格上升,使得股市虚假复苏和波动,风险更多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伴随着市场不确定性风险的增加,全球股市会出现分化。世界经济不平衡复苏,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明显分化。主要发达经济体增长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市场缺乏信心。同时,全球流动性向增长较快的发展中国家集聚,增加了这些国家管理通胀的难度,不仅加大本币升值压力,而且增加了资产泡沫。
2)中国经济现状
08年经济危机的阴影之下,欧洲债务危机使全球经济走向二次低底,经济危机的持续即调节恢复期一般是3-5年,而我们当前正处于危机的尾声阶段,这一时期是消化库存,平复心态,等待产业升级或变革的时期。而要走出危机最主要的是需要产业变革或升级。当前2012年应该是危机末期,目前从各种经济数据来看国内商品库存依然严重,房地产悬而未跌,外贸出口正在减速,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以及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等现象。
1、从经济增长的动力看,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城镇化的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是2012年发展的重要动力 2012年,我国将发生两大历史性变化:一是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将由中低收入组进入中高收入组;二是我国城镇人口比重将超过50%。
2、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看,2008年、2009年发放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银行贷款集中到期,同时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减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还款来源减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应当值得关注。
3、货币金融环境处于较快变化中,2009年开始我们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主要表现是存款准备金率持续下调,贷款的增长不断加快。
4、房地产市场处于调整过程中(1)要保证保障性住房和普通商品房的供给。2)保持货币供给量的合理,要和整个稳定增长的目标结合起来。一要保证企业必须的经营资金需要;二要对于合理的买房需求,在信贷政策上加大支持。
二、影响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因素
未来几年世界经济中低速增长将成为一种常态,2013年增速与2012年基本持平或轻幅上扬,但仍然存在着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因素:
第一,欧洲债务危机仍旧是一个重要的不确定因素。尽管危机整体上维持在可控水平,但不排除个别重债国债务危机恶化,由此产生的政治分歧很可能引发新一轮的政治、社会问题,从而拖累整个欧元区经济,并对世界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第二,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释放流动性的规模、速度和波及面都会对世界经济产生一系列影响。
第三,贸易保护主义仍旧是制约贸易健康增长的因素之一。全球复苏动力不足,贸易不平衡持续存在,国内利益集团的博弈,针对国有企业的所谓“竞争中立框架”的推行,均会催生新一轮的贸易保护主义。
第四,大宗商品市场不确定性增加。美国能源产出的增长态势和伊朗核危机的走势是影响全球能源供给的两大基本变量。未来世界经济的中低速增长意味着对包括能源在内的大宗商品需求总体稳定,但其价格波动幅度还取决于流动性的数量和流向。
第五,全球治理和区域合作前景值得关注。
第六,地区安全危机可能对世界经济产生消极影响。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对我国的影响主要体现:
(一)全球经济放缓,特别是美、欧、日经济减速,可能对我国的外需产生较大的影响
(二)发达国家经济增速放慢可能会加大针对我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三)国际市场能源资源产品和农产品价格继续走高会加大我国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
(四)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和美元继续贬值影响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
三、中国的经济应对政策
只要外部环境不出现系统性风险,中国必须增强经济改革的“定力”,牢牢坚持改革开放,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也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改革,为经济社会发展谋求较长时期的优良环境。针对世界经济走势和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政策变化趋势,提高政策主动性、前瞻性和灵活性,制定长短结合的对策:
(一)短期内:密切跟踪国际经济动向,提高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
一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来稳定经济增长。
二是加强短期跨境资本监控。
三是加强地方债务监管。应客观全面评估全国财政和债务状况,并区别债务类型,建立债务风险防控体系;同时,为地方政府找到风险可控的投融资渠道。
四是防范短期金融风险。虽然中国的“影子银行”并不需要过虑,但是也需要对部分过度创新的金融产品加强监管,防范区域性金融风险。
(二)中长期:继续深入推进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相结合1.继续加大改革力度,保持经济增长活力
从发达经济体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以及纾困措施看,我们必须找到国内经济的风险源,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为中长期经济发展营造和谐、宽松的环境:一是切实解决就业问题,尤其是青年人就业问题。应继续完善资本市场和现代金融体系,创新消费金融和科技金融模式,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尤其是为青年人提供创业环境;同时设计更加灵活的用工制度,提高就业弹性。二是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一直以来,银行信贷、尤其是大银行信贷主要服务大客户,中小银行和其他信贷工具主要服务中小客户。三是加大科技创新。
工商1101 潘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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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世界经济总体形势 1、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总体上仍将十分严峻复杂。
首先,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近期美国经济出现改善苗头,但长期增长的势头依然微弱,欧盟经济今年只能蹒跚前行。日本经济长期靠外需拉动,但受日元升值、自然灾害因素的影响,2011年日本出现了30多年未见的贸易逆差,加上国内部分产业呈现外迁趋势,日本经济今年增长前景黯淡。在新兴经济体中,俄罗斯、巴西、印度、南非等国经济虽然保持增长态势,但由于通货膨胀困扰,在控通胀和保增长方面面临两难选择。
其次,欧洲主权债务问题短期内难以解决。欧盟长期高福利政策以及巨额开支使财政赤字、公共负债难堪重负,但这些国家还没有来得及进行政策调整,自身根上的问题和全球金融危机交织在一起,就出现了欧债危机。希腊等高负债国家历史遗留问题严重,经济持续负增长,政局普遍动荡。欧债危机对欧洲经济、政治的影响还在继续发酵,看不到彻底解决的希望。风险正从希腊等边缘国家向欧元区核心国家扩散,从公共财政向银行业扩散。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上半年,主权信用尚好的德、法等欧元区核心大国也受到冲击,市场信心较为脆弱。
再次,全球物价走势不容乐观。当前,供需矛盾尚未有效缓解,多种商品实际仍处于脆弱的紧平衡状态,加上发达国家持续实行超宽松货币政策,埋下了通胀的种子。在经济复苏放缓、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的同时,发达国家通胀水平却在逐步攀升,新兴经济体通胀压力加大。
总之,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仍然面临诸多变数,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增长模式调整变化的过程极其复杂。世界经济完全走出低谷可能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对复苏前景不容乐观。2、2011年世界经济形势回顾
自2008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总体走势经历了一次由2010较快复苏到2011再次减速的变化。2011年以来,世界经济复苏进程既不平衡,又很脆弱,经济下行风险有所抬头。世界经济发展动力严重不足,复苏步伐明显放缓,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这种不确定性对于全球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在“二次衰退”的悬崖边上“蹒跚前行”。
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的三分格局出现,一个富国,世界经济的龙头老大仍然是美国。二是欧元区,三是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
2011年的上半年,世界经济显示出可持续复苏的态势,进入下半年后,世界经济坏消息频传,欧洲债务危机深化,市场信心走弱,日本面临灾后重建。发达国家经济基本面数据再现疲态。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减速,通胀压力普遍较大。
在全球经济环境持续恶化的情况下,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虽仍维持了9.2%的增速,进出口贸易仍增长了22%,但经济和贸易增长的下行压力也日益凸显,投资和消费增长动力不足。如何在稳定增长中力求通过深化改革寻求新的增长活力,已成当务之急。所以,密切跟踪掌握全球经济的发展变化吗,主动应对,贯彻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中求进”的指导思想,继续发挥我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优势,确保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是2012年面临的艰巨任务。
二、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前景
(一)发达国家增速放缓,经济复苏动力不足
1、美国经济复苏显著放缓,经济复苏乏力。
金融危机以来的2010年,美国经济有一定的改善,但2011年的增速却比我们原先预想的要低的多。美国的经济以目前的经济增速的水平,很多人仍然找不到工作,失业率仍然比较高,失业是美国经济的大问题。
美国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它的需求不足,这主要是因为美国经济的增速非常非常的缓慢,这两者是息息相关的,而它增速缓慢反过来又使消费者的需求不足。他们的收入不足,他们不得不储蓄更多的钱,因此,消费不足。美国经济增长75%以上来自私人消费,受房地产低迷和失业率高的双重影响,消费增长很慢。从这两个数字相比较你就可以看出美国经济方面遇到的巨大问题。美国是世界经济的龙头老大,目前美国国内总需求不足,市场信心不足,表现为投资疲软,美国的私人投资基本停滞,有钱人囤积货币,等待投资,这就出现矛盾,因为投资才能促进经济复苏,这种现象势必对整个世界经济造成极大影响。
现在,还有一个挑战美国的问题,就是它的赤字问题。美国财政状况持续恶化,财政赤字攀上历史高峰。
2、欧元区经济身陷债务危机,自身难保。
受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影响,2011年欧元区经济整体动荡。包括德、法、英在内的欧洲主要经济体的同期经济增速均出现下降。
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影响扩散,今年3月20日,希腊政府开始债务重组。
目前,欧债危机愈演愈烈,拖累整个欧洲。法国国债规模高达1.59万亿欧元,占GDP比重高达81.7%,预期未来几年债务负担都难以下降,为此,穆迪调低法国农业信贷评级,显示市场已开始警惕法国银行业所存在的危机。
2012年将是欧债危机“肆虐”的一年。2012上半年,意大利、法国和德国三国的到期债务额将达5190 亿欧元。如此庞大的偿付压力,可能在短期内给金融和经济体系带来新一轮剧烈冲击。欧元区与中国关系密切,对中国影响较大。
3、日本经济缓图复苏
由于受到东北部大地震、海啸和核泄漏影响,2011年3月起,日本经济再现衰退迹象。这次大地震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达20万亿日元,企业生产遭受重创,出口大幅减少。日本内阁府公布的CDP统计结果显示,扣除物价变动因素后,日本实际GDP环比连续三个季度经济出现负增长。尽管如此,日本内阁府和日本央行对日本经济充满乐观情绪,预计下半年日本经济温和复苏,特别是生产和出口有望回升;预计个人消费增长0.2%;但国际社会对日本经济仍不看好。
日本频繁换相的“走马灯怪圈”,20年换15个首相,难以保持政府政策的连续性。
(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增速仍将继续放缓,整体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力量有限。
金砖五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金砖四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加南非)2011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仍保持稳定增长。中国经济前三季度增长9.4%,俄罗斯经济上半年增长3.7%。1--8月,中国和巴西出口增速超过20%,印度一季度出口增长率同比超过50%。联合国《2011年世界经济形势和展望》报告指出,今后两年内,中国、印度、巴西将领跑全球经济复苏。(法国一本书的书名《中国不高兴,世界就会哭》)。但新兴经济体国家也面临经济发展的诸多压力,包括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通胀压力增大以及随着货币政策收紧和利率上调可能诱发的热钱涌入等。(热钱又称游资,是投机性短期资金,只为追求高回报而在市场上迅速流动。热钱炒作的对象包括股票、黄金、其他贵金属、期货、货币、房产乃至农产品例如红豆、绿豆、大蒜。从2001年至2010年十年间,流入中国的热钱平均为每年25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同期外汇储备的9%。热钱与正当投资的最大分别是热钱的根本目的在于投机盈利,而不是制造就业、商品或服务。)目前,新兴市场国家平均通胀率已经超过5%。
三、世界经济发展中需要关注的问题
2010年以来,世界经济虽已呈现缓慢复苏态势,但主要靠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刺激。(宽松的货币政策是指增加市场货币供应量,比如直接发行货币,货币量多了,需要贷款的企业和个人就更容易贷到款,一般能使经济更快发展,是促进繁荣或者是抵抗衰退的措施),但内生的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尤其是发达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结构失衡、债务危机、财政赤字等问题频出。主要发达国家非但没有认真反思其政策失误,反而将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归结于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及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其结果导致了国际竞争更加激烈,合作动力不足,从而使得全球经济复苏基础很不牢固,复苏进程仍面临多重矛盾,致使中国面临的国际经贸环境更趋复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全球经济复苏基础仍不稳固
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受到重创,消费和投资增长乏力,主要国家纷纷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流动性上升,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价格上涨,财政赤字和主权债务大幅上升,并使债务危机的隐患迅速膨胀。此外,西亚北非局势动荡、日本特大地震等一系列突发事件也增加了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世界银行2011年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预测,2011年及2012年,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为2.8%和2.9%;欧洲为1.4%和2.0%,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为负,发达国家将进入低速增长期。经济学家洛嘉尼在《金融与发展》发表题为《失业的悲剧》的文章中指出:“当前,世界正面临失业危机。估计目前全球失业人口达到2.1亿”。国际劳工组织称,全球就业恢复到2007年水平还需5年。大规模失业正在威胁世界经济。
2.欧元区继续深陷欧债危机泥潭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世界经济前景面临的最大风险。欧洲问题国家债务规模史无前例,欧债危机尚在持续发酵,2012年,随着部分国家主权债务陆续进入偿还高峰期,如果不能及时出台有效的救助措施,一旦欧洲银行业风险集中爆发,必将对世界经济金融体系产生新的重大冲击。欧债危机还要持续多久、恶化到什么程度、最终会是怎样的结局,仍需密切跟踪研判。
实际上,主权债务危机仅仅是一个表象,核心问题是整个系统出现了机制性的问题,希腊仅仅是个缩影,现在已经发展到它的核心国家。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问题就是,欧元区的高工资、高福利没有建立在劳动生产率增长上,这是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你的一切报酬高于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常常就会出问题。
欧洲是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欧洲经济的稳定对我开展经贸合作有利,所以采取适当的方式,通过加大经贸合作,力促欧洲经济的稳定复苏,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问题。
3、地缘政治风险将影响全球应对经济危机能力。
北非、中东等地缘政治风险居高不下,各国经济不振导致执政者垮台及政局不安的连锁效应,更影响全球合作应对经济危机的能力。比如石油供应问题,今后10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量的90%也需要由中东地区承担。当前国际原油供需仍处于脆弱平衡的状态,一有风吹草动,市场很容易产生供应可能发生短缺的恐慌心理,进而推动石油价格上涨。有专家估计,国际油价每上涨15美元,美国经济增长率将降低0.5个百分点。同时,许多国家也将面临严重的通胀压力。如果国际油价走势居高不下,很多国家将被迫采取更严厉的紧缩政策,以防通胀恶化。这意味着,2012年全球经济复苏的步伐将会进一步放缓。
4.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增大
面对世界经济贸易环境趋紧,也可能促使某些经济体采取更多的保护主义措施。贸易保护主义压力上升的主要原因有:第一,发达国家经济低速增长,国内消费和投资疲弱,需要通过国外需求的增加来弥补国内需求的低迷,为此各国都在强化出口支持政策,市场竞争更加激烈。第二,经济低迷、高失业率、财政紧缩、贸易失衡、汇率问题等将会继续成为发达国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借口。
第三,部分发达国家经济衰退与选举政治周期叠加,为转嫁危机和转移国内矛盾,经贸问题政治化倾向明显,可能采取更多的保护本国产业的措施,以满足国内各种利益团体的保护主义诉求。
2012年将是世界经济最为动荡的一年,欧、美、新兴经济体做为世界经济的3个支点,任何一个出现体力不支,都会给全球带来灾难性结果。特别应注意的是,一些国家通胀、失业、社保等问题和两极分化加剧相互叠加,可能导致政局不稳、社会矛盾;冲突加剧,各种风险触发点增多,都可能对世界经济产生难以预料的冲击。
在这种形势下,各自只有做好自己的事情,才是维护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
四、我国的应对思考
2012年是“十二五”的关键之年,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中,中国既有挑战也有难得的发展机遇,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1、今年中国经济运行面临诸多潜在风险
今年为什么中国经济会相对艰难,由于外部经济环境将更加恶化,加之中国经济面临过热和通胀压力。
从国内看,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增大,推动物价上涨的因素仍然存在,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节能减排任务艰巨,经济金融等领域存在一些潜在风险。
在美欧经济复苏乏力、世界经济前景充满不确定性的形势下,国内面临内外需乏力、货币政策收紧和经济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如何审慎再平衡?,是中国经济运行面对的主要问题。
2、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国内经济运行新情况新变化,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了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稳中求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12年中国经济定调。会议提出,2012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前瞻性,继续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着力加强自主创新和节能减排,着力深化改革开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物价总水准基本稳定,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以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3、2012年经济工作主要任务
2012年经济社会工作任务繁重,涉及许多方面和领域,概括起来讲,就是“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
稳增长。伴随着欧债危机的逐渐升级,受国际金融危机持续深化等因素的影响,以及世界经济复苏不稳定性的增强,稳增长的重要性又显得比其他时候更加突出。
控物价。过去的一年,对于普通百姓而言,物价始终是生活中的关注点。延续着2010年物价水平的逐步走高,2011年上半年的物价形势十分严峻,通胀压力与日俱增。中央政府一直把稳定物价总水平摆在宏观调控首要位置,当前国际输入性通胀压力较大,食品、居住类价格同比涨幅仍处高位,劳动、土地等要素成本上升和环保要求提高等推动价格上涨的因素仍然存在,对物价问题绝不可掉以轻心。
调结构。过去的一年,我们坚持有扶有控,力促结构升级,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和产业竞争力进一步提高。2012应努力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向纵深发展,实现内生增长、创新驱动和结构优化的发展。继续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健康发展,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促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
惠民生。由于历史欠账较多,在一些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领域仍有不少待解难题。今年,应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突出位置,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在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让人民群众得到更多实惠。把促进社会公平特别是机会公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抓改革。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正确抉择。必须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和自觉性,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推进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应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明确深化改革开放的重点,不失时机地推进财税金融、资源环境、收入分配、社会事业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
促和谐。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机遇期,也处于矛盾凸显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任务十分繁重。应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预防为主、标本兼治,努力从苗头上和源头上消除影响经济稳定、社会和谐的负面因素;积极稳妥地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和民间借贷中存在的风险;深入研究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全方位对外开放条件下,如何更好地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统筹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和维护稳定这个第一责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积极有效化解各种矛盾和隐患,防止局部性问题演变成全局性问题,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这六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稳增长是保持今年经济社会大局稳定的基础和关键,控物价是关系群众利益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点工作,调结构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效益的基本途径,惠民生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抓改革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大而持久的动力,促和谐是为经济社会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创造良好环境。只有把各项工作更好地结合起来,坚持统筹兼顾、协调推进,才能取得预期效果,顺利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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