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意义（精选7篇）
一、课题研究的意义
1、理论意义
教育的本质是什么？ “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经验的改造”是杜威教育理论中的三个核心命题。“为完满生活作准备”是斯宾塞的教育本质观。康德说，教育的目的是使人成为人。蔡元培说，“教育是成就人格的事业。”诸如此类对教育本质的阐释，实际上都可以抽象出这么一个基本共识：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对受教育者人格的完善，即塑造受教育者的健全人格，真正的教育，必须以发展人性，培养人格，改善人生为目的。历史学科作为一门社会学科，始终以人为中心，以追问历史对人的意义、价值和存在本体为己任。历史教师要注意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历史意识、文化素质和人文素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同时，在当今市场经济大潮中，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里，在知识经济、信息数字化的社会中，在一个对各种价值观充满怀疑和嘲弄而又缺乏真正批判性建设性的时代里，在一个轻视民族历史文化，不屑人文教养的现实中，社会对于重塑人文精神的呼唤日益迫切和重要。科学与人文始终是人类进步的两面大旗，一架马车上的两个车轮，不可偏废，否则社会发展这辆马车就要出问题。现实中我们过于强调科学理性与技术能力，应试教育本质上讲是工业文明时代的产物，人不应该是被技术与科技异化了的工具，特别是在后工业化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教育应更多增强人文素养，人文精神与人文关怀。
2、实践意义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强调：“普通高中历史课程必须全面实现其教育功能，在提高现代公民的人文素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历史课程的实施要有利于学生历史学习方式的转变，倡导学生积极主动学习，培养探究历史问题的能力和科学态度。通过对中学生历史素养培育的研究，使教师通过教学，提高学生的历史学素养，从而使学生正确地认识人类历史上，社会的、科技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知识，并在认识和总结过去的过程中找出历史的经验教训，学会运用历史的眼光去分析当代社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在此基础上提高学生的历史学科能力。时代要求我们历史教师的教学不能仅仅局限在反复陈述“死”的社会发展历史，而是为提高学生现实及未来的生命质量，发挥其价值的一种全新历史课程。因此，高中历史教师面对诸多要求而尝试教学开拓时，如何掌握实施新教学方式的策略，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是我们急需共同探讨解决的现实问题。新课标考试大纲，即《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文科综合考试大纲的说明（课程标准实验2010年版）》的指导思想：“历史学科考查对基本历史知识的掌握程度；考查学科素养和学习潜力；注重考查在科学历史观指导下运用学科思维和学科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命题不拘泥于教科书的具体表述，运用新材料、创设新情景，古今贯通，中外关联，把握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最近几年高考在命题时，加强对能力考查，注重史料分析，考察学生的思维能力、获取和解读信息能力，及对人文素养考察。这一变化为学生历史学习能力的考查拓展了舞台，同时也为我们教师转变教学方式，培养学生能力提出了迫切需求；不仅要求学生掌握历史基础知识，更应当重视培养学生思维创新能力，培育学生的历史素养。
长期以来历史教学以追求升学率为最终目的，越是重点高中其教育教学目标越是整齐划一，历史课在学生心目中成为死记硬背的代名词。常常是素质教育喊得轰轰烈烈，课堂应试教育开展得扎扎实实，课堂更多追求的依然是记忆与分数，配合以大量的练习，甚至有的学校校长也认为文科特别是历史学科就是死记硬背，临时搞突击，这种现象是客观存在而不能回避的。在实际教学中，由于教师的主导目标是追求高考升学率，对于“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促进学习方式的多样化”方面做得不够。诚然，高考不改革，素质教育的开展更多时候举步维艰，许多学校建立学生档案袋、开展综合实践活动和研究性
学习等不与高考链接起来，也只是花拳绣腿。其实，我们忽略了目前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也简单地把应试与素质教育截然对立起来，更没有深入思考怎样在目前适应高考要求的前提下，去探索体现新课改理念的精神实质，走出一条行之有效、独具特色的历史教学之路。同时，教学实践中，历史人文素养功效的培养方法单
一、无系统明确的计划与目标，也必然使提高学生历史素养的目标难以落到实处。
为此我们提出的“中学生历史素养培育途径与方法研究”这一课题将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概况及趋势
课题组通过网上中国知网及万方数据网搜索，并通过翻阅图书藏书等多种途径对期刊、报刊等资料的收集，发现与该课题研究方向相关的中外文章及论述较少，特别是专门论述“历史素养”方面的文献资料更是少之又少。这一方面说明“历史素养”概念的提出是新课改以来的产物，还没有引起大家的广泛关注，研究普遍欠缺，而作为历史新课程改革的核心词汇的地位决定了该课题有广泛的研究空间及研究价值。
“历史素养”的提出及描述更多体现在各级各类新课程方案文件的规定中，如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教育部：《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河南省教育厅：《河南省普通高中新课程历史学科教学实施指导意见》(试行)中均明确地把历史素养的培养放在历史教学中的核心地位及课程目标，这也成为我们该课题研究的主要依据之一。赵真臻《品牌理论版》2010年10期中撰文《怎样提高中学生历史素养》，强调了历史素养的重要性，并就课堂内外的开展做出了描述，但缺少全面深刻的论述，更没有对概念做出相关界定，也主要是基于初中生而言。田华《科技信息》2006年第6期中撰文《历史教学与历史素养的培养》，针对历史学科特点谈学生历史素养的培养，并突出历史思维能力的重要性，但其把“历史素养”概念简单等同于历史思维能力，未免过于偏颇。魏虹《考试周刊》2008年11期撰文《高中课改背景下的学生历史素养培育》，指出：“历史知识和历史观是衡量一个人综合素质的重要因素,要成为一名在学习、工作、家庭中都能正确处理好各方面关系的社会一分子,不可以没有历史素养。”该论文指出了历史素养的重要性及其广泛的社会现实意义，但缺乏系统的历史素养的培养研究途径与方法，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
经查阅，没有发现关于历史素养专业论著，但与该课题研究相关或接近的论述较多，如赵亚夫主编：《历史教育价值论》一书、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等著作中均有或多或少论述。在论文期刊方面论述历史教学三维目标、情感教育、生命教育、人文精神等较多，对本课题的研究与开展不无借鉴意义。
国外一些知名教育家、心理学家提出的人本主义、建构主义、多元智能理论及不同的学习观为我们课题研究提供了较好的理论依据。
三、课题的界定：
1、本课题的研究范围界定为“中学生历史素养培育研究”，中学生这里主要指的是高中生，“历史素养”，简单来说指学生在历史学习方面所体现出来的素质与修养，它一定是在长期历史学习过程中，学习历史知识内化后所凸显出来的专业素养和人文素养，并由此体现出来的稳定的心理素质、良好的思维方式、和谐的人际交往、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2、历史素养的构成要素：
（1）历史素养是一个复合性概念，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任何一种尺度的划分都会破坏历史素养的整体结构。
（2）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笔者依据历史素养的内容和层次，把历史素养分为历史科学素养、历史知识素养、历史人文素养三个部分。
（3）科学素养指的是科学精神、求真、求实态度与历史思想、历史意识与历史品质。知识素养含历史知识、历史方法、历史能力、历史态度与历史情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联系。人文素养，包括人文的意识、人文的态度、人文的情怀、人文精神和人文的价值取向，侧重于教人求善、求美，它不属于能力层次，而是“以人为对象、以人为中心的精神”，强调确立高尚的品格和人格修养，其核心内容是对人类生存意义和价值的关怀，这就是“人文精神”，这其实是一种为人处世的基本的“德性”、“价值观”和“人生哲学”，科学精神、艺术精神和道德精神均包含其中。它追求人生和社会的美好境界，推崇人的感性和情感，看重人的想象性和生活的多样化。
六、研究重点及难点突破：
重点：中学生历史素养的现状及培育途径。
难点突破：
1、探讨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培育历史素养的方法途径，以提高学生的人文精神。
2、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通过课题的实验研究，造就一支既具有较高现代学科教学论修养、掌握一定的教育教学研究方法，又能出色地完成教学任务的高质量的学者型教师队伍；
突破途径：
一方面，要求我们历史教师提高自身修养，增强历史素养，具体来说，如唐朝的刘知几提出的史家“三长”，即“才”、“学”、“识”，三这三方面下足功夫，同时要拥有将教师素养传递于学生的方法与能力，运用新的课程观于实践教育教学当中，即“观”。
另一方面，在历史教学中，学生历史素养的培育需要通过一定的途径或渠道来实现。在知识素养方面，需要培养学生基本的历史知识的储备与积累，在学科素养方面，我们立足于学生思想力的培养，在课堂教与学过程中，我们鼓励学生参与、探究，呼唤课堂要有生命力，在培育方式上我们提倡在活动中学，把历史素养的培育拓展到课堂内外，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在人文素养方面，我们要让学生走进历史，活化历史，感受并把握历史的深邃与博大，对历史充满着一种“温情”与“敬意”。
预期目标：历史是一座充满着人类激情与智慧的文化宝藏，它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旁，等着我们去开发、整理和运用。只有学生具有良好的历史素养，能真正感悟历史的真谛，那历史就不仅是一门课程了，而且是我们终生追求的一种文化品位、一种精神境界、一种追求文明进步的强大动力。因为“历史就是我们的生命”（国学大师钱穆语）
预计创新之处：
1、“历史素养”作为新课改背景下历史学科培养核心目标之一，不应只是一个抽象或虚化的概念，本文力从理论与实践中找到一条能够具体落实该目标的途径与方法，使抽象问题具体化，最大程度有效化，使“历史素养”培养目标具有可操作性，整体提高学生历史素养。
2、鉴于目前还很少有该问题研究方面的专著，课题组冀望于以本次研究为契机，运用行动研究、实验研究等方法，撰写出研究报告或专著，形成一套系统理论与方法，填补该项研究空白。
一、研究生政治观教育的社会意义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 人类社会的发展, 是一代又一代人承前启后不断奋斗的历程。”[2]研究生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决定了他们在当代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如何使研究生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 需要强有力的政治观教育和引导。
(一) 研究生的政治观教育关系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
首先,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需要成千上万政治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我国已开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征程, 新世纪头二十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同时也是各种社会矛盾的突发期。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小康事业的完成, 主要是依靠人。人的因素至关重要, 但这不是普通的人, 而是“认识到人民自己利益并为之而奋斗的有坚定信念的人”[3]是符合社会主义建设根本要求的政治上合格的人。政治上合格是国家对每个公民的根本要求。列宁指出:“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 给国家定方向, 确定国家的形式、任务和内容。”[4]其中的要义之一就是要完成国家的政治任务, 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 人民群众是政治主体。当前我们的政治任务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完成这一宏伟的政治任务, 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而政治上合格的劳动者, 能把政治思想转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动力, 更好地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其次, 研究生肩负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重任, 是未来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建设的主体, 他们必须树立正确的政治观。研究生只有政治坚定, 牢固树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 具有热爱社会主义国家的情感, 具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自觉性、责任感, 才能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前进。研究生正确政治观的确立, 要依靠教育。一个人受教育的程度往往与其政治观念的形成有关。一般而言, 受教育程度越高, 对政治的认识就越系统和完整。通过加强政治观教育, 引导研究生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 自觉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 站到维护国家、民族、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场上思考问题, 走好人生路, 接好革命班。列宁曾经指出:应该使培养、教育和训练青年的全部事业, 成为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的事业。[5]从这个意义上说, 加强研究生政治观教育, 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客观要求, 而且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
(二) 研究生政治观教育在维系改革、发展、稳定中的现实意义
首先, 研究生政治观教育是保持社会稳定重要手段。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 中国也有自己的实际。邓小平曾指出:“中国的问题, 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 什么都搞不成”, “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 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 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6]可见, 我们要发展, 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改革, 二是稳定。因此, 政治观教育必须有机地结合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进行, 这是现实的新要求。改革开放事业的进行, 离不开现代先进科技、文化知识的掌握者———研究生参与。他们的政治观正确与否, 关系着改革事业的进步和国家政治的稳定。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 当代研究生的思想政治领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 有的人对改革开放持不同的观点或怀疑的态度, 这一观点在有些研究生中也很有市场。为此, 江泽民强调, “越是改革开放, 越是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只有思想政治工作加强了, 才能够促进改革开放的健康发展。”[7]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 通过实践活动, 把是非讲、利害对研究生讲清楚, 从而赢得广大研究生的支持。
其次, 研究生政治观教育是促进改革开放事业前进发展的根本保证。从国内形势看, 我们的中心工作是现代化建设, 但我们必须明确两点:一是阶级斗争虽然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但还会以各种新形式、新特点在一定方位内出现并危害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二是我国搞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很多人只讲现代化, 忘了我们讲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8]这两方面都有个政治问题, 都客观上要求我们在教育过程中加强研究生政治观教育。同时, 我国正在大力推进素质教育, 素质教育是以提高人才素质作为重要内容和目的的教育。素质教育的内容包括思想政治素质教育、文化素质教育、科学 (业务) 素质教育、身心素质教育等, 而思想政治素质教育是素质教育的灵魂。加强研究生政治观教育, 是对研究生进行思想政治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 也是抓住“灵魂”的题中之义和必然要求。总之, 高校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 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 要坚持德育首位, 这一切都要求必须加强研究生政治观教育。
二、研究生政治观教育的个体意义
(一) 对研究生进行政治观教育是研究生培养目标的现实需要
首先, 政治观教育和政治引导是研究生个体培养的现实需要。我国高校人才培养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在人的意识活动中, 政治观念是灵魂, 是准绳。如果不进行政治观教育, 研究生的理想、德性就会失去方向、失去准绳。弱化或淡化政治观教育, 是难以达到“育德”的目的, 也就难以实现培养目标的客观要求。当今社会对人才的素质提出了愈来愈高的要求。作为跨世纪的当代青年研究生, 要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 就必须相应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作为研究生必备的政治素质, 它不仅包括政治觉悟、政治理想、阶级感情、组织纪律, 还包括关于政治的知识, 对政治过程的了解以及基于这种认识基础之上树立的政治价值观念、政治态度, 而且还包括政治参与的方法和技术。如果忽视政治素质锻炼、培养和提高的研究生, 是难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的。
其次, 从国内形势看, 我们的中心工作是现代化建设, 但我们必须明确两点:一是阶级斗争还会以各种新形式出现并危害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二是我国搞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很多人只讲现代化, 忘了我们讲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9]这两方面都有个政治问题, 都客观上要求我们在教育过程中加强研究生政治观教育。同时, 我国正在大力推进素质教育, 素质教育的内容包括思想道德素质教育、文化素质教育、科学 (业务) 素质教育、身心素质教育等, 而思想政治素质教育是素质教育的灵魂。加强研究生政治观教育, 是对研究生进行思想政治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 也是抓住“灵魂”的题中之义和必然要求。总之, 高校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 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 要坚持德育首位, 这一切都要求必须加强研究生政治观教育。
(二) 加强研究生政治观教育是研究生个体健康成长的根本保证
首先, 研究生的健康成长离不开政治观教育。在成长过程中研究生会不断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影响, 而政治影响是根本性的影响。“每个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某种政治观点看待社会、分析问题、得出结论, 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青年研究生作为一个特殊的高级知识群体, 在他们走向社会, 与社会各阶级、各政治派别发生联系时, 就会从属于某一阶级和阶层并为其服务。”[10]因此, 我们一定要紧紧把握研究生群体这个巨大的知识宝库, 引导他们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认识社会问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 人们表现出来的政治观有所不同。在阶级社会中, 政治必然表现为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 人们只能根据这种政治环境的要求确立自己的政治观点、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研究生处于身体、知识、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时期, 身心日趋成熟, 政治、思想感情变化迅速, 处于既成熟又未完全成熟阶段。一方面, 政治观基本形成, 掌握了基本的政治知识, 对社会政治有了独立的见解, 具备了较强的认识能力, 形成了政治自我;另一方面, 因其社会经验的局限, 思想不稳定, 经常处于矛盾状态, 容易受各种思潮的冲击和左右。研究生自身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其政治观具有不稳定性特征, 因而必须对他们加强政治观教育。
其次, 政治观教育是研究生健康成长的基本保证。马克思主义认为, 个人的全面发展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 强烈要求青年大学生在德、智、体诸方面全面发展, 不能有任何偏废, 特别强调把德育放在首位, 确立正确的政治方向。邓小平指出:“学生把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 这不仅不排斥学习科学文化, 相反, 政治觉悟越是高, 为革命学习科学文化就应该越加自觉, 越加刻苦。”[11]研究生要实现自我价值, 要成长为社会有用之才, 必须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提高研究生综合素质, 加强政治观教育是重要的方向保证。现代社会呈现全方位开放态势, 信息技术的高度发达, 社会结构中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明显、更深刻。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过程中, 政治与经济之间, 政治与道德、艺术、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之间, 相互影响、制约、渗透、融合等作用无时无处不在发生着。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 如果不具备一定的政治知识、政治敏感、政治觉悟等, 就不可能卓有成效地参与经济建设。可见, 政治观教育能为研究生健康成长、顺利成才提供方向指导和目标导向, 是研究生成才的有力保证。
摘要：加强和改进研究生政治观教育, 具有促进国家、社会发展和个人自身价值实现的双重价值和意义。研究政治观教育的社会意义体现在:一是关系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二是关系着社会改革、发展、稳定的成败。研究政治观教育的个体意义体现在:一是关系着是研究生培养目标的实现;二是关系着研究生个体的健康成长。
关键词：研究生,政治观,社会意义,个体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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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江泽民文选:第三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76.
[8]邓小平.邓小平同志论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0:25.
[9]邓小平.邓小平同志论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0:25.
[10]江燕玲, 张果.论加强大学生政治观教育的战略意义及措施[J].重庆石油高等专科学报, 2004, (3) .
关键词：电影；美育；大众文化
中图分类号：[F235.9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117（2011）06-0397-01
随着2010年我国内地电影票房突破100亿元大关，国产影片产量达到460多部，仅屈居好莱坞和宝莱坞之后，位列世界第三。而今，电影已经成为大众必不可少的精神消费品。与传统艺术相比,电影确实是一门年轻的艺术,但电影吸收综合了诸种艺术的优点,以鲜明生动的银幕形象反映生活，吸引观众，具有无与伦比的艺术魅力，因此电影艺术具有独特的美育意义。
所谓审美教育指依据审美价值观，通过审美规律和教育规律，诉诸于人的情感，培养人的审美能力，丰富人的情感，拓展人的精神世界，塑造人格，追求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美育可以分为两重目的和两重关怀。美育的初级目的是强化人的审美感知力、想象力、理解力和创造力，培养人的审美趣味，提高人的审美品位。美育的高级目的是怡情养性，塑造人格，完善人生，升华人的生命境界。美育的初级关怀是通过宣泄人们的生活情绪，放松身心，体验丰富的生命。美育的终极关怀则是对人生价值的感悟，对人在宇宙中位置的追问，给予人类精神家园的栖居。美育与其他教育方式相比，具有形象性、情感性、实践性和普遍性的特点。
一、电影艺术的美育价值
电影艺术是以现代科技的手段，以画面和声音为媒介，在银幕上运动的时间和空间里创造形象，再现生活和表现情感的一门艺术。电影艺术与传统艺术相比，具有综合性、大众性、娱乐性和商业性的特点。对比电影艺术特点和美育特点，我们发现电影具有独特美育意义，同时美育对电影又具有指导价值。
首先，电影艺术的显著特点是综合性，这有利于美育的实施。电影艺术作为后起之秀，吸收、借鉴戏剧、绘画、音乐、文学等艺术的表现方式,将视觉形象和听觉形象、人物与场景、叙事与抒情相统一，体现出丰富的审美功能。电影形象的最突出特点是运动性，电影按照故事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尾的线索，将各个镜头串联起来，形成较完整的故事情节，使观众从中获得美感。蒙太奇是电影艺术的特有手段，通过电影镜头的组接和剪辑,构成连续的时空画面,极大地丰富了电影的表现力。
其次，电影具有大众美育意义。从观影方式上来看，电影的欣赏具有集体性的特点，尤其在影院中，人们在黑暗的之中注意着同样的银幕，观看着同样的故事，体味着共同的情感，人们在对电影情感的共鸣中,个体的美感在群体中得到认同,因而电影有利于沟通情感,凝聚人心，和谐氛围,改善社会风气。电影艺术集体性的欣赏活动有利于突破个人狭隘的生活体验，人们在公共的审美空间里，体验着共同的情感，并获得强烈的归属感。
从电影内容上看，美育立足于人类普遍性的心理结构，使人与人之间形成情感的共鸣，制作者为了获得最大限度的观众认同，总是在电影中寻找人类普遍性的心理，如亲情、友情、爱情、英雄主义等。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大片总是负担着人类普适性的价值观，世界票房冠军《阿凡达》在豪华的场景背后的故事核心就是弱者反抗强暴的主题，不同的人身处不同的境遇，却都能从影片中感受到同样的命运。
最后，娱乐性是电影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根本因素，也是美育普及化的主要手段。人类因为不同的经历、地位和修养审美需求层次也各有不同，但娱乐的需求确实共同的。
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人们的心理集中于某一种情感，因此需要在电影的欣赏中体验多种情感。人有其中情感喜怒哀乐悲恐惊，电影的类型片，如喜剧片悲剧片恐怖片惊悚片，对应人类丰富的情感。按照佛洛依德的思想，人们大多数的情感受到日常理性的压抑，而潜藏起来，因此需要适当的方式发泄。在电影的欣赏中，人们的情绪得以宣泄、抚慰，心理得以平衡。比如工作在摩天大厦的都市白领们，一天的辛劳之后，到影院欣赏一部电影，在幻想中体味儿女情长的愉悦感或快意恩仇的武侠精神，虽然达不到灵魂的触动，但也是一番精神的巡礼。
总之,电影艺术以其综合性、大众性和娱乐性，与美育的形象性、情感性和普遍性相契合，使其在现代艺术门类中具有独特的美育意义。
二、电影的美育意义的危机
电影是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众文化是以大众媒介为手段，按商品规律运作、旨在使普通市民获得日常感性愉悦的体验过程，包括通俗诗、通俗刊物、畅销书、流行音乐、电视剧、电影和广告等形态。”大众文化具有商业性、娱乐性、通俗性和可复制性等特点。
大众文化作为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其产品供给大多数人的文化消费。大众文化不同于传统艺术的教化功能或纯审美价值，而是以满足于大多数人的感性娱乐需求为目的。大众文化具有通俗性，大众艺术通过通俗的内容、通俗的形式来满足大众的需求。大众文化利用现代性的复制技术，可以大规模标准化进行产品的复制。大众文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各国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形成一致的文化。
电影以其商业性、大众性而成为最具普遍性的艺术类型，同时也是美育普及化的有利途径。电影艺术满足了大众认识世界、参与社会、批判现实的需要，也满足了大众宣泄情绪、放松身心、寻珍猎奇的精神需要。而值得注意的是，商业性也会带来一些问题，造成人的精神肤浅化和虚拟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物质生活的丰富，人的精神生活未能与之相应地提升，甚至还造成某些人们心灵的异化与扭曲。人们对事物的认识越来越趋向于功利化、实用化,金钱成为衡量一切事物价值的标准，人在享受物质的时候，反而异化为物，成为物的奴隶。电影、电视等大众文化急功近利，热衷于个人欲望的发泄和快感的享受，缺乏对道德和理性的探寻，崇高、悲剧等审美范畴被消解，而以粗俗的笑话引逗人的敏感心理，造成人精神的肤浅化和平面化。电影利用高科技制造虚拟世界，以其逼真性、完美性，混淆虚假和真实的区别，甚至假的比真的还真实，容易使人沉溺于幻想的世界里，反而对现实世界失去兴趣和信心，成为“图像的囚徒”，造成人精神的虚拟化。
三、美育对电影的引导意义
当今时代和電影所存在的问题，也是美育研究的课题之一。审美教育从本质上说,是对生命的感动,也是人类对本质力量的感性确证。美育不仅具有放松身心初级关怀的意义，而且还有升华灵魂的终极关怀的意义。美育的实践性要求美育的最终要回归到现实生活，达到人与社会的和谐。因此，美育可以矫正大众文化带来的人的精神平面化和虚拟化的问题。
如果说电影的娱乐性带给观众初级关怀，侧重于优美、喜剧审美范畴，带给人感官的愉悦；那么，电影的终极关怀，侧重于崇高、悲剧的审美范畴，启迪人们对生命价值的思考，并尝试着给予人们精神的关怀。人类的独特性在于具有智慧和能力不断地突破肉体生命和现实世界的有限存在，追求精神世界的永恒存在和无限延绵。因此，人类创造出宗教、哲学和美学，构建精神家园，给予人类终极关怀。正如陈炎先生在《审美也是一种终极关怀》中所说：“文明人的不仅需要肉体的温饱，而且需要精神的慰藉，其慰藉的最终指向便是一种终极关怀。大致说来，人类的终极关怀主要有三种形式：一种是给多样的现实世界以统一之本体存在的哲学承诺；一种是给有限的个体生命以无限之价值意义的宗教承诺；一种是给异化的现实人生以情感之审美观照的艺术承诺。”美育的终极关怀是诉诸于人的情感世界，超越功利性的欲求和现实世界的束缚，反观人的本质力量，使人与世界达到精神的契合。
美育的终极关怀融入到电影形象的塑造之中，潜移默化地深入到观众的心灵。在经典影片《阿甘正传》中，人们会对那片洁白的羽毛印象深刻，在西方文化中，羽毛是具有神性的，象征着灵魂的纯洁和执着，埃及神话中人死后心脏要与正义之神的羽毛在天平上比较，只有心脏轻于羽毛，才可以获得永生；在基督教中，洁白的羽翼是天使的翅膀。电影开始一片洁白的羽毛很偶然地飘落到阿甘脚下，阿甘将它珍藏在画册中，由此引起阿甘一生的回忆。阿甘天生弱智，却单纯正直、善良无邪，对生命无比地珍重，因此他跑过了儿时同学的歧视、跑过了大学的橄榄球场、跑过了炮火纷飞的越战泥潭、跑过了乒乓外交的战场、跑遍了全美国，在奔跑中阿甘获得了生命的意义。当影片结尾看到那片羽毛重新飞上天空，观众们无不为阿甘的纯洁、善良和执着所感动，阿甘的生命犹如那空中白色的羽毛，或随风飘荡，或迎风搏击，或翱翔蓝天，或堕入深渊，一以贯之的是对生命信念的执着。正因为这份信念，有限的生命才获得永恒的价值。
美育的目标是“育人”，培养具有健康积极的心态和健全人格的人，要回归丰富的社会生活，更好地发挥人的实践性。实践性是美育的突出特点，美育首先来源于社会实践，最终又要回归社会实践。现代电影凭借着高科技制造出完美的虚拟世界，在虚拟世界中人的自由性和创造性得到最大限度的展现，以至于有的人厌弃现实生活。美育的育人目标不是使人懦弱地逃避现实，而是以自信、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在现实生活中获得真情实感。在大众文化时代如何发挥电影的美育作用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一方面，电影的综合性、大众性和娱乐性是美育的普及得天独厚的优势，另一方面，电影的平面化和虚拟化也会造成人性的异化，因此需要美育从终极关怀的高度指导电影的制作和观赏，并在现实社会中实现美育的价值。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
参考文献：
[1]王一川.大众文化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课堂教学作为教育过程的中心环节，作为推进素质教育、提高教学质量的主渠道、主阵地，愈来愈受到高度的关注。新课程理念最终要通过课堂中的教师得以落实，新课程的目标最终要体现在学生的变化上。新课程改革推进到今天，关注课堂，研究课堂，创新课堂，实现课堂的高效，毫无疑问是实施素质教育和时代发展新形势下的必然趋势，是当前我们教学、教研的中心工作和重要课题。课堂教学中的一些无效、低效现象影响着课堂教学的效率，制约着课堂教学向高效目标的发展。什么是高效？怎样才能高效？如何克服课堂教学中一些常见的低效现象，使课堂走向高效？我认为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国内同类研究现状
２００１年７月２７日 教育部颁布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新一轮的课程改革开始在全国42个国家级实验区试行。其核心理念是：以学生发展为本。结合学科特点，力争全方位的落实科学素养教育，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基础。目标定位在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新角度。这就要求老师们采取相应的教学策略：将知识和技能纬度的目标立足于让学生学会，将过程和方法纬度的目标立足于让学生会学，将情感、态度、价值观纬度的目标立足于让学生乐学。如何帮助学生完成由学会—会学—乐学的转变，这是检验课堂是否高效的重要标准。同年，教育部又出台了《英语课程标准》。进一步明确了英语课程改革的重点，强调学生的学习兴趣、自信、生活经验和认知水平，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使语言学习的过程成为学生形成积极的情感态度、主动思维和大胆实践、提高跨文化意识和形成自主学习能力的过程。强调学生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和有效学习策略的形成，更加关注对学生观察、记忆、思维、想象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 为他们的终身学习和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这一切的落实，主渠道还是在课堂。因此，提高课堂的效益和效率，既是提升英语教学质量的关键所在，也是英语新课程教学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
为进一步规范中小学办学行为,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和谐发展和教师的专业发展,提升基础教育办学水平和质量, 2008年，山东省教育厅在全省强力推行素质教育，颁布并实施了《山东省普通中小学管理基本规范（试行）》，对课程设置、课时等做了明确规定，特别是对学生的作息时间进行了严格控制。学生在校的学习时间减少，文化课教学时间压缩。
在学科教学内容依旧，学生的在校时间减少，课时减少的情况下，要想保质保量的完成教学任务，只有在课堂的高效上下功夫。2008年5月，在全省强力推进素质教育的新形势下，市教研室在邹城及时召开了主题为“创新教学模式，构建高效课堂”的研讨会。会上，市教育局闫局长总结了我市开展构建高下课堂教学改革以来取得的成绩，我们学科有四个学校教学模式和方法介绍被收入会议经验材料汇编。我们这次研讨会就是全市研讨会在学科的进一步深化。
2、当前英语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中考成绩和升学率承载着太多的社会压力，使得我们的教育部门或教育者自身急于求成，急功近利，从而使我们的课堂教学越来越偏离其教育的本质。反思我们的课堂教学，确实存在着一些低效、无效，甚至是负效的现象。归纳起来，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笼统表述多，明晰表述少。
许多老师对教学目标的认识淡薄，理解模糊，教学目标表述过于笼统。如：“用英语谈论、描述动物并表达对动物的喜爱”；“学习„„”；有的直接就是：“Words：„;Phrases„;„”
等，缺乏可操作性，完全成了可有可无的摆设，失去了对教学的指导意义和对课堂的导、控作用，以致无法评价目标的达成度。我们知道，目标的达成度越高，课堂教学的效果就越好。2）教师讲授多，学生实践少。老师以“讲得多”“讲得好”为满足，“满堂灌”的现象依然普遍。总担心有哪一个知识点没讲到。不管学生会不会，老师认为该讲就讲，不关心学生的感受，不关注学生的学得。很多时候，对一些所谓的重点，老师会不厌其烦地一遍遍的讲。实践证明：重复讲解学生已知的知识很容易引起学生的心理疲倦，造成课堂气氛沉闷，学习兴趣降低，从而使课堂教学低效，甚至无效。由于课堂上老师的讲解占用了大量的时间，学生只是被动的学习者，偶尔会参与一些枯燥、脱离实际的句型操练，没有足够的主动参与、体验、实践的机会和时间，学生学不会，各项技能得不到应有的训练和发展，课堂效率低。课堂的低效能导致学生厌学。3）关注知识多，学法指导少。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这句话老师们再熟悉不过了。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过，“与其把学生当天津鸭儿添入一些零碎知识，不如给他们几把锁匙，使他们可以自动去开发文化的金库和宇宙之宝藏。”„„但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真正关注学生的学习策略，把知识的学习建立在学生实际的认知水平基础之上，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指导学生如何学习的老师有多少？课堂上，教学内容常以语音、词汇、语法为主线，老师关注的是知识点的讲解是否全面、到位。在指导对学生如何学会学习上关注少，做得少，有些老师不知道该怎样做。结果，学生只会被动地“接水”，不会主动地“取水”，造成课堂低效。4）关注预设多，关注生成少。
课堂上，老师把注意力放在预设的教案上，即：按教案教（走教案）。衡量一节课是否高效，不是看教师有没有按预设完成教学内容，而是看学生有没有学到什么或学的好不好。看学生是否获得自己满意的学习效果和积极的学习体验。教案上有什么就教什么；教案上写的采用哪种活动形式就用哪种；时刻关注的是教学环节的推进，对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视而不见。老师提出的问题是否按自己的意愿去回答，把学生纳入自己事先编织的框架。（鱼台实验的例子）在真实、常态的课堂教学中，我常常发现教师很多时候，老师所预设的问题本身就有问题，无效问题、假问题、无价值问题充斥课堂。如：为了练第三人称单数的一般疑问句，课堂上经常出现这样的情景：老师指着1男生问其他学生“Is he a boy? ”（假交际）教师无效的提问耽误了学生宝贵的课堂学习时间，影响了课堂教学的效率。由于学生的情感、心理变化、对知识的掌握情况以及活动的形式是否符合学生的真实需要等方面受到忽视，必然影响学习情绪、学习行为和学习效果。5）活动形式多，实际收效少。
课堂活动形式往往花样很多，但效果往往不尽人意。问题比较突出的就是：小组合作学习。讨论过程、反馈，都只有少数尖子生参与、表现，大部分学生没有真正参与。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不是只突出尖子生的主体地位，课堂教学应面向全体（80%以上的学生）。6）统一要求多，个性发展少。
教学目标的确立、问题的提出、活动的设计都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整齐划一的练习和作业多，发展个性、分层选择的任务少。造成课堂效果的低效。
面对新的课改形势，一方面，我们高兴地看到：老师们正在创新教学模式，构建高校课堂方面进行着积极探索和实践。一些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的创新和运用给英语课堂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为高效课堂的创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如:
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清醒面对当前英语教学中存在的这些影响课堂教学效益的问题。这些问题解决地越好，课堂教学的效益和效率就会越高，教学效果就会越好。
二、高效课堂的内涵
高效课堂是建立在有效教学基础之上的。高效相对于“低效”而言。排除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重复的低效的教学模式，力争以最短的课堂时间达到最高的课堂效果。简言之：师生用最短的时间获得最大的效率。
1、高效课堂的文学性概括：知识的超市、生命的狂欢！
2、高效课堂的解释：
A、三高：高效率、高效益、高效果
B、三动：身（形）动、心（思维）动、神（思想）动
C、三量：思维量、信息量、训练量
D、三特点：立体式、快节奏、大容量
E、四学：学生想学、学会、会学和乐学
F、减负：轻负担、高质量；低耗时、高效益
3、高效课堂的终极目标：
A、通过高效课堂走向高效学习，从而实现终身学习
B、素质教育的素质最主要的是“学习能力”：思维力、生成力、表达力（听、说、读、写）
C、实现学生的解放、教师的解放、学校的解放
三、高效课堂对教师的要求
教师要成为“三者”：促进者、学习者、决定者
1、首先要完成角色的转换，教师由传授者变成学生学习的促进者，做学生成长的推手。
2、实现教学相长，教师还应该成为学习者，与学生一起“同学”，我们常讲，教师上课也是“上学”，教书也是“进修”。
3、一节高效课，它是由教师和学生合力打造而成的，这其中教师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尽管教师不再是教学中的主角，但他毕竟是“平等中的首席”，因此，教师决定着一节课能否成为优质课、高效课，也就是说，优秀的教师才能上出高效课，责任心不强的教师只能上出低效课来。所谓教师的“决定者”，还因为存在着这样的事实：有什么样的教师就有什么样的课堂，有什么样的课堂就有什么样的教育，有什么样的教育就有什么样的国家和民众。
四、如何构建高效英语课堂
从前面提到的问题，不难看出：目前，我们的英语课堂教学中还有一些低效、无效甚至负效的教学行为。我们怎样做才能逐步消除这些低效、无效、负效的教学行为，使课堂教学不断向着高效的目标发展？
1、开展深入有效的集体备课（金乡羊山中学）
首先从备课入手，通过改变备课模式来促进课堂教学的高效性。应该说，备课是否高效是决定课堂教学是否高效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集体备课是集众人智慧采众家之长，实现资源共享。但在实施过程中，集备经常流于形式，出现了一些形式化、低效化、教条化的现象。如何开展扎实有效的集备？金乡羊山中学给我们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一些地方总结的“分工备教、小组议教、集体定教、个性补教”也比较有参考价值。在这里，我仅提几点建议供老师们参考：备教材时，快一点；备学生时细一点。如：分析学生对所教内容的掌握情况，正确估计学生的认知水平，研究学生的个体差异；重、难点确立准一点；问题质量高一点。研究和设计好课堂提问。所提的问题必须是有价值的，要具有开放性、选择性和启发性、渐进性；习题选择精一点。
2、制定明确、科学、全面的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是教学目的、任务的具体化，是师生通过教学活动预期达到的效果或标准，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选择教学模式、方法、手段的根据之一，对教学具有指导意义，它可以指导调控教学过程，直接影响课堂教学的效果。因此，在制定教学目标的时候，要严格按照《标准》 的要求。首先，教学目标的定位要难易适中。就跟打篮球一样，篮筐太高了学生再怎么努力也投不进，自然就丧失了信心；而篮筐太低了，学生就会轻而易举地灌进篮筐，当然也就没有战胜困难的喜悦。其次，教者在制定教学目标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到三维目标的统一。知识与技能、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过程与方法，这三个方面同等重要，缺一不可。再次，对它们的表述语言要明确，尽量准确运用“了解、知道、理解、听懂、会读、会写、掌握、运用”等 行为动词；可以量化的目标还要尽可能量化。
1）对知识目标的描述：学会本课5个表示动物名称的生词：“tiger、...”；了解„的汉语意思，并能正确读出其英语发音；能听懂含有„„的短对话。2）对技能目标的描述：能初步运用„„讨论„„；培养学生通过阅读快速获取有效信息的能力；使学生养成开口说英语的良好习惯。3）对情感目标的描述：通过对„„的学习，意识到合理饮食的重要性，在日常生活中，逐步养成合理饮食的好习惯。我们还应鼓励学生多提出疑问。他们提出的是来源于学习过程中的问题，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且比较真实。要引导学生产生疑问，进而发现问题。要给学生质疑的时间和空间，使学生可以随时质疑，会质疑本身就是思维的发展、能力的提高。通过质疑使学生获得有益的思维训练，变“学会”为“会学”，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再发现问题”养成勤于思考的好习惯。只要能让学生的思维总处于活跃状态，积极地探索知识并试图将刚刚获得的知识转化为能力，我认为，这就是一节高效的课，成功的课。
③ 任务设计的真实性、开放性、递进性。
课堂教学的效果，最终要体现在学生身上。只有通过学生的亲身实践和领悟去获得知识，才是最佳学习途径。因此，应努力创造一种使学生能真正处在做中学的情景或任务，促其自觉、积极地学习知识和思考问题。在08年省优质课评比中，有位选手设计了这样一个任务：让学生竞选市长。老师们考虑一下，这个任务是高效还是低效。在任务的真实性和层次性方面，我们再以徐彦黎老师的课为例。她把这节课的新知、重、难点，分别放在了不同的5个任务中，这5个任务分别是：（见教案）
较好地体现了任务的真实性和层次性，体现了“做中学，用中学‘学以致用”这一任务型教学途径的精髓，我们说这些任务就是高效的。但有些课上经常会有这样的现象：上课10分钟时学生完成活动/任务所用的语言难度和10多分钟所完成的任务的活动/任务的难度相当，在一个层面上。由于这样的任务或活动缺乏层次性，浪费了学生的时间，造成课堂的极度低效。④ 活动形式的趣味性、有效性、针对性。凸显学生主体表现在很多方面。其中，根据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来设计符合学生特点的呈现形式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仍以徐老师的课为例： 刚上课时，她就结合本课内容，针对初一学生爱听故事的特点，以讲故事的形式呈现了本单元的几个生词。接着，在征求学生意见的基础上，把全班学生分成2大组：Lion Group和King Group。之后，开始进入新课学习。所设计的4个任务都是通过学生感兴趣的“挑战第„„关” 的形式呈现的。当过完第4关时，两队没分胜负，老师问学生怎么办？大部分学生很真实、余兴未尽地回答接着比，徐老师顺势非常自然地进入了下一个综合运用环节：Make a survey（先口头，后笔头，都有必要的提示）。一节课，全体学生情绪饱满，兴趣盎然，学习效果非常好。
⑤ 学法指导的渗透性、适时性。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指出：“我以为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乃是教学生学。”所以，教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必须注重学习方法的指导。帮助学生掌握科学的认知方法，可以加快学习进程，收到举一反
三、触类旁通的良好效果，使他们早日完成由学会到会学的转变。我认为这是实现学生高效学习的灵魂，是创造高效课堂的重要保障。学法指导不仅要体现在学学习过程中，课前准备、课堂小结、自我检测，包括作业布置都要体现对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全过程）老师应针对学生的学习特点，根据课型的不同，内容的不同，有所侧
重地去进行指导。如：听说课„„。对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有些是有声，更多的是无声的，需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通过完成任务，参与活动自己去感悟的。上面展示的学院附中李洪莉的例子，就渗透了在完成阅读理解任务过程中对学生阅读方法的指导。⑥ 小组合作学习的有效性。现阶段，大班额的班级授课制也是课堂教学效率难以提高的一大原因。在小班化教学难以推行的现实条件下，在班内实行小组互助学习可以说是一个最佳选择。教师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和个性心理特点，可以把学生划分为若干个学习小组（异质分组），发挥优秀学生的优势，积极推行学生互助机制，同时，教师通过对小组集体的激励性评价和学法指导，进一步提高学生的集体荣誉感和学习小组的自主学习效果。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面向全体学生，做到因材施教，以促进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但在操作过程中，很多时候效果并不像想象得那么好。老师们经常遇到的：合作过程中只有少数尖子生真正参与；小组反馈时很难控制学生，造成课堂混乱等。在这方面，育才中学分校在这方面有一些有效的做法。如：老师的对学生的评价以小组为单位（集体荣誉）、把小组每个成员的参与度作为评价标准之
一、小组间的相互点将等做法，都能提高小组合作的有效性。⑦ 练习、作业的选择性/层次性、针对性、实践性。
我国古代教育家、思想家孔子提出育人要“深其深，浅其浅，益其益，尊其尊”，即主张“因材施教，因人而异”。教师在布置课堂练习和课后作业时，必须充分考虑不同学生的学习水平，做到“少布置死记硬背、机械训练作业（定量，如：抄/读„„遍），多布置可选择性、层次性作业；不布置重复性作业，布置启发性、思考性作业；不布置繁难偏旧作业，布置实践性、研究性作业”（如：用英语对„„做调查，然后写出„„）。布置的作业数量要少，质量要高，要避免进入“教师随意布置大量作业—学生应付作业—教师随意批改作业—教师再随意布置过多作业—学生再应付作业”的恶性循环，避免超负荷、重复性、低水平的作业，给每个学生留有充分自主发展的余地，是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之必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国内也产生了许多新的教学流派和模式。《中国教育报》2007年8月连续九期刊登了国内九大教学流派回顾，介绍了影响较大的九种教学模式。分别是自学辅导教学、尝试教学、异步教学、诱思探究教学、情景教学、和谐教学、张思中十六字（英语）教学法、三位一体（英语）教学法、青浦实验。
当今，开展教学模式研究的学校及形成的课堂教学模式，在网上搜索，其数量之多无法统计。这些研究以认知规律、人本主义理论、建构主义理论、信息加工理论等作为理论基础，以实现教学方式的改变为突破口，以实现三维目标，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为目的，结合本校实际和对新课程的理解，制定课堂教学流程，形成各自的课堂教学模式，对于提高教学质量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有些地方也创造了中国基础教育的奇迹。《中国教育报》也评出全国基础教育教学九大“范式”，它们有共性，也有各自的个性，总之共性大于个性。
三、预期目标和基本内容
（一）预期目标
1、制定高效课堂教学模式
借鉴、吸收国内外的教学模式研究的成功经验，结合我校实际，总结提炼出我校高效课堂教学模式。
2、提高教学质量
通过教师运用高效课堂教学模式，发挥好学生的主体作用和教师的主导作用，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从而达到提高课堂教学效率，进而提高教学质量的目标。
3、提高教师教学水平
通过教师运用高效课堂教学模式，改变教师低效、落后的教学方式和教学行为，从而达到提高教师教学水平的目标。
4、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本课题研究既有教学模式的比较研究，又有教学行为的行动研究。通过本课题研究过程，达到提高教师教学理论水平，提高教育科研水平和教学水平，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目标。
（二）课题研究的基本内容
1、国内外教学模式理论比较研究
国内外教学模式理论及实践是课题研究的理论依据和研究基础。课题研究首先要应用比较研究法对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教学模式理论和实践进行研究，吸取和借鉴其中科学的、先进的、共性的东西，变成研究成果。
2、我校课堂教学的现状及问题研究
搞清课堂教学的现状及问题是课题研究的前提。课题研究要用分析法（问题树方法）对课堂教学的现状及问题进行研究，搞清楚教师的业务能力和教学水平，搞清楚学生的知识基础、认知水平和学习能力，搞清课堂教学的现状和问题。只有这样，课题研究才能得到符合学校实际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3、教学模式的功能研究
课题研究的最终目的是通过研制出一种高效的课堂教学模式，应用于课堂，提高课堂效率，达到提高质量的目的。只有明确教学模式的功能和作用，才能更好的发挥教学模式的作用。
4、课堂教学模式的操作流程研究
课堂教学模式课题研究的核心是课堂教学逻辑步骤和操作程序，即在教学活动中师生在什么时间、做什么、怎么做、做多长时间、有什么要求。为了体现学科和教学内容特点，还应分学科分课型制定课堂教学操作流程。为了真正把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的教学能力，便于教师理解、把握和运用，让教师在课堂上有章可循，便于应用，课题研究除了制定课堂教学操作流程外，还应给出各学科、各课型的教学设计实例和课堂实录。
5、教学评价研究
一、韩国鲁迅研究的启示
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逐步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的鲁迅研究的整体变化是十分明显的，不仅鲁迅研究本身表现出精神资源和学术资源的匮乏，而且鲁迅研究在这个时期的整体文化和学术环境中也不再具有独立的价值和意义，难以起到推动中国学术和中国文化发展的独立作用。中国鲁迅研究的这种情况，在与东亚鲁迅研究整体状况的比较中，在与中国周边国家或民族的鲁迅研究的比较中，可以得到更为清楚的认识。我们正是在对当代东亚鲁迅研究的认识中，在对中国周边国家或民族的鲁迅研究的认识中，认识到鲁迅的当代价值和意义。其中，韩国鲁迅研究尤其值得我们关注，它的存在可以给陷入困境的中国鲁迅研究以种种启示。
在中国鲁迅研究陷入困境之时，韩国鲁迅研究成果却不断涌现出来，表现出“成熟发展”的态势。1994年，我曾经参与韩国博士研究生裴仁秀先生的“中韩鲁迅研究比较”的指导工作，从当时在中国学术期刊上看到的韩国学者金时俊、金泰万写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韩国的历史与现状》①，还有韩国学者金惠俊的《韩国中国现代文学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目录》②以及裴仁秀先生回国搜集到的材料和吉林大学韩国研究生姜贞爱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3期的《韩国鲁迅研究状况》，认为这个题目做起来还有一定困难；但是，今天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2005年7月在中国沈阳举行了“中韩鲁迅研究对话会”，同月，中国鲁迅博物馆主持翻译的《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11月在韩国首尔再次举行“韩中鲁迅研究对话会”，可见韩国鲁迅研究发展取得的令人振奋的成绩。朴宰雨教授自1997年起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鲁迅研究月刊》、《当代韩国》等期刊上的文章，介绍了韩国鲁迅研究自1990年出现第一篇鲁迅研究博士论文，到2004年的15年时间里，“出现了一百五十余篇以上的论文，其中博士论文有十七篇以上，硕士论文有三十七篇以上。论文涉及的领域大为扩大，问题意识与运用方法也多样化，研究质量与水平也大大提高”[1](p5-6)。我查阅近年来韩国学者在中国期刊上发表的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论文，就在50篇以上，其中鲁迅或与鲁迅相关的研究论文就有30篇，《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虽然未能涵盖韩国学者的全部鲁迅研究成果，但所选论文无疑具有代表性，从中可以看到当下中国鲁迅研究所匮乏的一些特征。
第一，如韩国木浦大学林春城教授在汕头大学2006年1月9～11日举办的“中国左翼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发言中所说，“中国革命文学”研究在韩国直到1980年代末始终“被视为禁忌”，时至今日，“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在韩国知识分子的全部学术研究工作中仍然属于“第三世界的边缘文学”，处于“非主流”位置[2]；但是，韩国鲁迅研究者“对历来被禁止的（中国）大陆资料的引用与翻译等方面，对左翼革命文学研究方面，不顾禁忌正面突破，相当扩大这个领域的研究自由”[1](p17)。他们在韩国学术文化整体环境中所处的“边缘”身份和位置，加强的是与鲁迅的精神联系，其研究更为关注鲁迅著作的精神资源。韩国鲁迅研究者多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③，他们与中国知识分子一样遇到了1989～1992年的国际风云动荡，在东南亚经济危机中受到远比中国知识分子更强烈的冲击，他们是在对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的体验和认识中进入到鲁迅世界，在反抗所置身的社会专制和黑暗中深化了与鲁迅的精神联系。因此，他们或者是在对中国左翼文学的重新认识中发现了鲁迅的价值，或者是在对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剥离中发现了鲁迅创作的独立审美形态和审美意识[1](p20～22)。上世纪90年代在与中国新时期后的鲁迅研究的精神感应中，表现出“革命家的鲁迅观”与“纯粹文学家的鲁迅观”逐步相融合的发展趋向[3]，诸如贯穿他们研究中的鲁迅“立人”思想、“历史中间物”意识和对鲁迅的“反抗绝望”的认同④。他们更为注重鲁迅与韩国历史中涌现出来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的比较，通过比较深化了对李泳禧、任轩永、韩龙云、申彩浩、金洙暎、金台俊、李光洙、玄镇健等之于韩国思想文化发展意义的认识⑤，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者更有着一以贯之的精神和学术追求，表现出与鲁迅愈益深刻的精神联系。这与中国鲁迅研究的情况是有所不同的，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鲁迅研究，对鲁迅思想和艺术的认识在整体上是相联系的，那么，90年代后则表现出二者之间相游离的倾向，在价值标准上也有不断变换的现象，而且，时至今日“边缘化”的鲁迅研究明显难以摆脱整个学术文化体制的制约，更明显地受到“学术评价标准”的束缚。
第二，韩国学者的鲁迅研究又不局限于韩国思想文化意义，同时表现出某种人类情怀，具有突出的东亚意识和人类意识，这颇值得我们注意。比如，徐光德博士集中探讨的就是鲁迅何以是东亚的，何以是中国、日本、韩国的共同话题，他在研究中认为鲁迅研究可以成为“东亚知识人交流的疏通桥梁”，可以从中发掘出“东亚话语形成的理论根据”[4](p310～311)，他的《东亚精神史上鲁迅的意义》、《东亚近代性与鲁迅：以日本的鲁迅研究为中心》等著述，就是从这种思考和认识出发的。裴仁秀先生1997年曾在中国大陆完成《人类文化母题与〈故事新编〉》的博士论文，他发表的《鲁迅〈补天〉的创世精神研究》、《鲁迅〈铸剑〉的复仇精神研究：以东西方后譬母题传说的比较为中心》、《人性异化与鲁迅小说》，就是从人类学视角出发对鲁迅《故事新编》中小说的研究。
在这方面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刘世钟教授的鲁迅研究，她一开始就着眼于鲁迅全部创作中人类情怀和哲学意识最为突出的《野草》。1993年完成博士论文《鲁迅〈野草〉的象征体系研究》，提出“鲁迅以抵抗的气质和执着的性格为作家的个性气质，而且以怀疑精神、否定精神、联想思维和辩证思维为思维方式的特征”，她认为“怀疑、否定精神使鲁迅能够洞察事物的本质，这种精神就是鲁迅的精神力量的根源”；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她提出《野草》的美感特征不是过去所说的“悲凉”或“孤独”，而是“悲壮”和“阳刚”结合而成的“悲刚”[3]。如她所说：“受制于物质的时代，在这个对颠倒的价值观日渐麻木的时代，在这个正在经历巨变却又找不到变化方向的时代，社会对现代精神的全盘否定促使笔者开始思索：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生活方式，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是直面自我、民族乃至人类生存现实升华出的思考。刘世钟正是从此出发把《野草》视为“象征体系”进行思维方式和美感特征的研究，贯穿了形而上的人类学思考。如她展开的鲁迅《野草》与韩龙云《君的沉默》的比较分析⑥，对鲁迅、加缪、韩龙云的比较研究⑦，对他们身上一致存在的怀疑、否定和反抗精神的认识。她具体从“认识方法论”和“实践方法论”的角度，分析和说明韩龙云和鲁迅与加缪相一致的怀疑、否定以致反抗精神具有的对人类生存困境的形而上思考，即与世界、宇宙和自然的对立决定了人的必然性悲剧存在，但人类又是在正视这一悲剧命运的同时表现出对整个世界的怀疑、否定和反抗的。这就像加缪笔下的西西弗——诸神惩罚西西弗要他把巨石推上山顶，巨石因为自身的重量一次次从山上滚下来，西西弗一次次走下山重新把巨石推到山顶——加缪通过西西弗的神话，是要说明人类必须反抗自身荒诞的悲剧命运才可能获得发展。西西弗坚定地走向不知尽头的磨难这一行动本身，就是对荒诞命运的反抗，——这深化了刘世钟对鲁迅和韩龙云的“绝望反抗”体现的“革命”精神的认识。
此外，洪昔杓先生的《鲁迅的“生命意识”研究》也是着眼于《野草》展开的，也是哲学意识和人类情怀极强的论文，作者认为：“只有‘生命意识’才是理解鲁迅思想本质的重要方面，它为解开鲁迅思想中存在的各种‘矛盾结构’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文章从《野草》中提炼出“死亡”、“腐朽”、“坟”、“无所有”柑“无”等体现鲁迅思想与生命哲学深刻联系的概念，对鲁迅“生命意识”的阐释，建立在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二律悖反的认识基础之上，即“由于世界是按照人类的理性而逻辑化、格式化、体系化、概念化的”，这带来“作为概念的指示作用的记表（‘能指者’）与世界本身的记意（‘所指者’）之间总是存在着不一致和隔阂。认识和世界‘之间’就如不断滑行的语言的符号空间”。他列举“西方近代哲学家尼采批判了由于逻辑的理性捕捉而造成的对世界认识的狭隘和贫乏，主张将世界扩张到隐喻的空间”，认为“尼采所要尝试的是，用隐喻的认识，而非概念的认识，用审美的理性，而非逻辑的理性来认识流动的、生成的世界的一种可能性”，由此而提出：“人类和自然是在巨大的有机体的世界——生命流动的世界中生存着。人类只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将其理性化、范畴化，并借着理性的语言将其概念化、体系化、人性化来解释。特别是左右近代思想的西方近代思想，将不断流动、生成、变化的世界，按照理性，将其抽象化，并用真理的名义，将其概念化、绝对化，从而失去了世界流动、生成的本来面目。因此，我们有必要用批判的视角对待西方近代思想，将目光转向生命流动的世界自身的本来面目。这就是说，对于世界的生命哲学的思维是非常迫切需要的。”[5]这是对鲁迅思想和创作中的“生命意识”的当下意义的精辟之论，是在全球化语境中直面人类生存现实和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严肃而深刻的思考。显然，这是可以给全球化语境中东亚以至人类意识甚为薄弱的中国鲁迅研究以启示的。
第三，如朴宰雨在《韩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中所概括，韩国鲁迅研究者重视“研究的立场与方法多样化”和“多角度的研究”，在研究中采用了“象征分析法、思想分析法、系统分析法、解构主义方法”，此外还有叙述学研究方法。我认为这是韩国鲁迅研究的突出特色，体现了他们对鲁迅思想和创作的多方面构成所表现出的矛盾性和复杂性的充分认识，同时也反映出他们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和研究水平迅速提高，这在收入《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的《小说家鲁迅与他的小说世界》（全炯俊）、《鲁迅“叙事”的“现代主义”性质》（申正浩）、《重读鲁迅的〈狂人日记〉——以意思沟通结构为中心》（李珠鲁）、《民族叙事与遗忘的政治——从性别研究角度重读鲁迅的〈伤逝〉》（任佑卿）、《鲁迅〈野草〉的诗世界——极端对立与荒诞美学》（金彦河）等论文中可以看出。
以韩国首尔大学全炯俊教授的研究为例，这位在上世纪80年代前半期韩国鲁迅研究中涌现出来的研究者，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也十分活跃，在韩国已出版的著作就有《现代中国文学的理解》、《现代中国的现实主义理论》、《东亚视角看中国文学》。其《小说家鲁迅与他的小说世界》一文针对华人学者研究中存在的“文学家鲁迅”与“启蒙家鲁迅”相游离的研究（如前所述，韩国鲁迅研究恰恰表现出二者相融会的研究趋向），认为这种研究“并没有充分重视鲁迅小说的独立性”，他设定了“小说家鲁迅”的命题，提出“首先应该回到鲁迅小说的位置”的研究思路，在研究中借鉴了“新批评”所重视的文本分析，运用更具有抽象性质的叙述学方法力求使鲁迅小说的意义从中国升华到韩国以至东亚。在他看来，鲁迅小说的思想文化蕴含在韩国以至东亚文化发展要求中更能得到呈现，诸如他在文章中围绕鲁迅集中阐释的“民众与知识分子”、“苦恼的知识分子”等问题，认为这里所体现的反封建思想的“激战”，是韩国思想文化发展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整个东亚面临的“巨大历史问题”[6](p191～192)。我读过他写的《从东亚的角度看三篇〈故乡〉：契里珂夫，鲁迅，玄镇健》（《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3期）一文，最近读到他的《鲁迅与作为近代体验的故乡丧失》⑧，可见“故乡”是他持续关注的一个问题，他对鲁迅“故乡”题材小说（包括《故乡》、《祝福》、《在酒楼上》）的分析运用的也是结构主义叙述学方法，对鲁迅小说中“故乡”的反复呈现进行细致而微的列举和归类，剥离出一个在韩国以至东亚“近代体验”中的“世纪话题”，认为这体现了鲁迅对人类文明发展中人与故乡联系的二律悖反的预言，体现了鲁迅的人性关怀，即现代化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来人的“地理的空间的故乡”与“心理故乡”之间的“分裂”，正是“地理的空间的故乡的丧失”，使“心理故乡的意义就变得明了”起来，文学“对真正故乡的探索成为了可能”，这种探索也就具有了重要的“人文”价值：“鲁迅早在1921年就已直观地面对了这一重要的未来性课题”，即“从地理空间上的故乡的丧失到心理故乡的发现，再经过心理故乡丧失的体验到心理故乡图景经过自我调整后存活下来这样一个过程”。全炯俊揭示的显然更是鲁迅小说中“故乡”的象征意义，这是西方影响下的整个20世纪东亚被动现代化历程中一个更具有典型性的精神和文化之根的问题。可见，韩国鲁迅研究表现出的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在文本形式分析中深化的是对鲁迅小说思想文化蕴含的认识，这对当下中国同样重视形式分析的鲁迅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应该是有所启示的。
第四，韩国鲁迅研究在整体上之所以具有这样一种特征，之所以能不断取得研究的深化和发展，与他们十分重视鲁迅研究在韩国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传统相关，我认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王富仁教授1993年为应邀参加韩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年会写的《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是对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所能够提供的精神资源和学术资源的发掘，该文第一章最早发表于韩国，成书后不久又翻译到韩国，为韩国鲁迅研究者所熟悉。对本民族鲁迅研究历史和现状的梳理和认识，始终是韩国学者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我所看到的译成汉语的，如前文一再引述的严英旭的《韩国地区鲁迅研究新动向》以及金时俊、金泰万、金惠俊、姜贞爱的研究文章，金良守的《日本占领时期韩国和台湾地区接受鲁迅之比较》（《当代韩国》2004；《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3期年冬季号）、李宝璟的《我看韩国学院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2期）、金惠俊的《中国现代文学在韩国的译介——以20世纪80、90年代为主》（《广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等，都属于在“研究史”基础上出现的“接受史”和“翻译史”的重要研究成果。相比之下，近年来的中国鲁迅研究的根基性不足，显得漂浮，研究意识也更为封闭和自守。这涉及到鲁迅研究的空间与时间、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我们面对的现实世界更是在空间意义上呈现的，时至今日它更是以各种翻新出奇的理论话语吸引着我们，它需要通过我们的生命体验加以融会和吸收，需要在我们生命体验中生成我们面对现实的意义；我们的生命体验更是在历史中形成的，是以时间意义呈现出来的，以时间意义为根基而不断扩大空间内涵是鲁迅研究生命力之所在。
关键词：法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适用范围,意义
民法总则是由人、物、法律行为构成的三位一体的结构, 其中法律行为市民法总则乃至全部民法中最为复杂、最为抽象和疑难的部分。民事法律行为制度是民法的核心制度之一, 它是确立民事法律关系中权利的享有、义务和责任承担的正当性根据。在我国, 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从概念到操作仍有许多混淆甚至混乱, 建立完善的法律行为制度将大大推动与促进我国民法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1法律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
“法律行为”一词, 最早便是一个民法学上的概念。德国18世纪法学家丹尼尔·奈特尔布拉德于1748年出版的《实在法学原理体系》第1卷开始使用拉丁文“actus juridicus” (法律行为) , 指称“与权利和义务相关的行为”。 著名法学家萨维尼在《当代罗马法体系》中对此一概念作了系统论述, 被认为是法律行为理论的集大成者。萨维尼提出法律行为的“意思学说”, 将“法律行为”与“意思表示”相提并论。 这一学说对后世民法理论及民事立法影响颇大。《德国民法典》即采此论, 把“意思表示”作为法律行为之构件予以规定。但应当看到, 民法的“法律行为”只是在民法知识框架内的一个特定概念, 其准确汉译应为“法律意表行为”, 与“事实行为”处于同一位阶, 属于一定的法律事实。
一般意义上的“法律行为”, 是各法律部门中行为现象的高度抽象, 它所描述的是一切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现象。所以一般意义上的法律行为应采广义的概念——所谓法律行为, 就是人们所实施的、能够发生法律上效力、产生一定法律效果的行为, 包括合法行为与违法行为、意思表示行为与非意思表示行为 (事实行为) 、积极行为与消极行为。 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 我国《民法通则》为区别起见, 在“法律行为”前加“民事”二字, 组成“民事法律行为”一词, 是对法律行为概念的一大贡献。然而在《民法通则》立法之初, 受苏联影响, 我国民事法律行为吸收了“合法性”要件, 而将民事行为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的上位概念。这样, 我国民法学中就出现了法律行为——民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层次, 难免产生混淆, 因此学界才兴起重整民事法律行为概念体系的风潮, 倡导取消民事法律行为的合法性要件, 使其重回国际上的通说。笔者以为, 问题的关键并非在于我国目前对民事法律行为的定义是否正确, 是否以合法行为要件, 并非是对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立法选择, 只是在术语名称上有所差别, 国外通用的民事法律行为概念在我国一样可以找到民事行为的概念加以指称。正如将罗马法上的市民法一词翻译成为民法一样, 并无实质上的正误之分, 只是为了研究的方便, 又将此一概念体系加以系统化的必要而已。至于有学者提出的在未来民法典中取消民事法律行为制度规定的看法, 笔者认为实属过于偏激, 原因就在于民事法律行为制度有着自己广泛的适用范围和深远的制度意义。
2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适用范围
2.1 法律行为制度适用于合同法总则无法涉及的领域
尽管法律行为是对合同法总则高度抽象的产物, 但不能如某些学者所主张的将合同法总则完全代替法律行为。主要是因为:一方面, 就合同而言, 除了有名合同之外, 法律行为对于无名合同具有适用的意义。如企业内部承包, 不适用合同法, 但亦可适用法律行为制度。由于法律行为制度较之于合同的规则更为抽象, 所以它具有更为广泛的适用范围。另一方面, 尽管法律行为制度主要适用于交易关系, 但在我国社会生活中, 单方法律行为广泛存在, 如悬赏广告等, 由于其也属于当事人以变动法律关系为目的的意思表示, 也应当适用法律行为制度的规则。此外, 大量的多方法律行为, 特别是章程行为, 还要遵守一些订立章程的规则、程序, 这些都不宜完全适用合同法的规定, 但可以适用总则中关于法律行为的规定。
2.2 法律行为在物权法中具有一定的适用空间
尽管在我国不承认物权行为理论, 也不承认物权行为独立性、无因性, 但并不意味着物权法中就不能适用法律行为制度, 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 物权法中存在许多设立他物权的合同。例如, 抵押权设立合同、质押合同、出典合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地役权设立合同等, 他们仍然是产生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行为, 虽然这些合同能否作为物权合同, 在学理上还存争议, 但毫无疑问, 他们不仅可以适用合同法总则的规定, 也可以适用民法总则中法律行为的规定。另一方面, 物权法中有关所有权权能的分离、侵害相邻权获得补偿、共有物的分割等, 也会通过合同的方式来完成。这些行为也可以适用法律行为的规定。如果在总则中不设立法律行为制度, 那么在物权法中就有必要规定这些行为适用合同法规定的准用条款, 从而使法律的规定非常繁琐。
2.3 法律行为制度可以适用于婚姻、遗嘱、收养等身份关系
遗嘱行为是一种典型的单方法律行为, 完全可以适用法律行为制度关于法律行为成立、效力等方面的一般规定。至于婚姻行为, 我国婚姻法不承认婚约的效力, 我国合同法第2条明确规定, 婚姻、继承、收养不适用合同法的规定, 但这并不完全排斥法律行为的适用。在婚姻收养领域, 至少有如下行为可以适用法律行为制度:一是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规定, 在没有明确规定的清况下, 可以参照适用有关法律行为的规定:二是夫妻财产约定的问题, 完全可以适用法律行为的有关规定;三是离婚协议, 尤其是离婚时双方对有关财产的分割等事项的约定;四是有关收养协议;五是遗赠扶养协议;六是委托监护等。由此可见, 就身份上的行为而言, 尽管法律行为制度主要适用于财产关系, 但对于亲属、继承方面的双方行为, 由于其也是以意思表示的合致为核心, 关于其意思表示的形成与解释、其成立及效力也可以适用法律行为的规定, 如收养协议的效力可以根据法律行为规则判断。
2.4 在人格权和知识产权制度中, 也可以适用法律行为制度
人格权法中, 虽然人格权不能移转, 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肖像权的使用权等人格权的利用权的转让日渐增加, 对此也可适用法律行为制度加以调整。知识产权法等法律中也涉及一些法律行为, 如有关专利权或著作权的转让、许可等合同。
3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意义
3.1 经典民法典中对民事法律行为制度意义的体现
传统的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主要体现在具有世界意义的两部民法典中, 即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和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从《法国民法典》的内容来看, 虽没有形式的民事法律行为制度, 但其实质意义上的民事法律行为制度其实已经相当完善。法典中不仅明确规定了表意行为“有效成立的必要条件”, 确立了行为能力原则、标的确定原则、内容合法原则、公平善意原则等;而且详细规定了“意思表示解释”规则, 其严密和完备程度甚至超过了后来的《德国民法典》;同时规定了合意行为的不同效力, 其中对无效行为、可撤销行为、效力待定行为、强制有效行为的规定与《德国民法典》的规定几无差别;此外还规定了对单方行为与双方行为等同适用的附条件和附期限行为规则。正是由于法国民法的这些规定体现了法律行为制度的一般要求, 才使其成为后世各国法令与制度的立法典范。
《德国民法典》总则篇在吸取以往立法经验的基础上, 以专章规定了法律行为制度。法典中不仅规定了法律行为、意思表示、行为能力、法律行为有效成立的条件和法律行为解释规则;而且肯定了法律行为理论中形成的要式行为与不要式行为、有因行为与无因行为、有相对人的行为和无相对人的行为、独立行为与附属行为、处分行为与负担行为、财产行为与身份行为、债权行为、物权行为与准法律行为等分类:甚至还承认了学理中对意思表示的进一步分析, 如意思要素与表示要素、内在缺陷与外在缺陷、行为意思、表示意思与表示行为等等。 并使民法典避免再对各种具体法律行为作出不必要的重复规定;解决了意思自治原则与合同自由原则之间的关系, 确认了法律行为不仅可以产生债法上的效果, 而且可以产生婚姻法、亲属法及其他法上的效果, 摆脱了将法律行为规则从属于债法或合同法的传统民法体系。
3.2 我国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意义
我国《民法通则》第四章以“民事法律行为和代理”为标题对民事法律行为制度己作规定, 但其中存在着很多矛盾之处。在我国民法典制定过程中, 对此问题又激起新的争议。如前所述, 学者对是否应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制度存在着不同的意见。笔者认为, 民事法律行为制度无论是对法律实践, 还是对法律体系的完善, 都具有重要功能。
(1) 民事法律行为制度是实现私法自治的工具。
民法的基本原理是私法自治, 而民事法律行为制度正是实现全面私法自治的手段。私法自治, 也符合民法的以个人利益为目的的本性:民法既然以个人福利为追求, 也就应顺应人类个人生活的本性, 尊崇个人自为生活的愿望。因此, 私法自治原则强调私人相互间的法律关系应取决于个人的自由意思, 从而给民事主体提供了一种受法律保护的自由, 使民事主体获得自主决定的可能性。而民事法律行为制度充分体现了民法精神或私法精神, 承认个人有独立的人格, 承认个人为法的主体, 承认个人生活中有一部分是不可干预的, 即使国家在未经个人许可时也不得干预个人生活的这一部分。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 政府应当是有限的服务型政府, 政府的行为应当局限于法律的授权范围内, 凡是涉及社会成员私人生活的领域, 只要不涉及公共利益、公共道德和他人的利益, 都应当交给任意法来处理, 即允许社会中私人之间的财产关系、人身关系应当由私人依法依据其自己的意思加以创设、变更或消灭。这就需要明确强行法的控制范围和任意法的调整范围, 对于木属于私人之间的事务应当更多地交给其自行处理。既然私法自治主要体现在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中, 那么, 民法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法, 有必要在总则中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制度, 充分体现法律行为及私法自治在整个民商法体系或者整个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重要位置, 从而合理界定国家干预与私法自治的界限, 为实现建立有限政府的行政体制改革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
(2) 民事法律行为制度整合和完善了民法体系。
被资产阶级学界誉为19世纪德国法律科学集大成的1900年《德国民法典》, 在经过数十年的法典论战后, 采纳了由潘德克吞学派所提出的民法典体系, 这即是今天所说的五编制的“德国式”模式。法典总则以59个有内在联系的条文专章规定了法律行为制度。而其形成的主要原因就是潘德克吞学派通过解释罗马法而形成了法律行为的概念, 从而使得物权法中的物权行为、合同法中的合同行为、继承法中的遗嘱行为、婚姻法中的婚姻行为等行为都通过法律行为获得了一个共同的规则。法律行为是各种分则中的行为“提取公因式”的结果。由于法律行为的一设定使得代理也能够成为总则中的规则而存在。也就是说, 潘德克吞学派因为设立了完整的法律行为制度, 从而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民法典总则的体系结构。
法律行为是高度抽象化的产物, 它把合同、遗嘱等抽象化为法律行为制度, 并通过法律行为的成立、生效要件, 体现了国家对民事主体行为的预见, 体现了一种价值判断。这样既避免了立法的重复, 实现了立法的简约, 又有助于法官、学者和民众正确理解民法的制度, 尤其是债法中的各项制度, 具有制度解读功能。从审判实践来看, 总则性规定为法官审判过程中弥补法律漏洞、解决新型案件提供了基础。
近现代，西方课程大规模引进中国，使中国在获得了西方先进课程及理论的同时，也使中国课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那就是失去传统的危险。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一、中国传统课程
中国传统课程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古代社会。我国古代很早就有了课程的粗略设计。《礼记·内则》说：“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出外就傅，居宿于外，学书记”；“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礼记·王制》说：“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孔子的私学则所谓“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的说法，可见，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关于课程内容和进程的历史记载。中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和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孕育了丰富的课程文化和思想，例如儒家思想为主的课程文化、“修身、治国、平天下”的课程目标， “明人伦”的课程思想，重视人伦道德的课程内容，综合的课程设置，单课独进的课程安排、“盈科而进”的课程实施。再比如中国传统书院的教学，毛泽东曾正确地指出：“从‘研究的形式一点说，书院实在比学校优胜得多”，“一来是师生的感情甚笃，二来是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三来课程简而研讨周，可以优游暇豫，玩索有得”。因此，传统课程及其文化和思想是一面镜子。鉴往可以知今，可以察来。创新必须以继承传统为基点，比如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得知道巨人是谁？他的肩膀在哪里？可惜，由于近现代西方课程的引进，中国课程界因忙于研究西方，而有意无意忽略传统课程的研究。以致中国学人不知道巨人是谁？他的肩膀在哪里？
二、西方课程的引进
近现代，由于西方课程的引进，中国课程界一直面临着不知道巨人是谁的危险。他们把中国课程现代化的基点放在西方课程的引进上，因此，中西方课程之间存在的关系是：吸收和消化为主的关系，或者，用一种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一种“消费”关系，中国是西方课程的一个“消费者”，甚至可以说，近现代中国课程几乎成了西方课程的“翻版”。
洋务运动时期，是西方课程引进中国的萌芽，中国课程增加了历史上所说的西文、西艺（即西方语学科和近代自然学科）。到了戊戌变法运动的兴起，维新派人士对这种西学、西艺的引进，已感到远远不能满足，进而提出“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的主张，西学课程又增加了新的成分——西政。在西方课程步入中国之后，中国学人开始对西方的课程思想，乃至教育思想进行介绍，1882年率先出版了英国史本守（即英国教育家斯宾塞）、颜水京译的《肆业要览》，该书是斯宾塞代表作《教育论》中的第一篇“什么知识最有教育价值”的最早译本。然后是赫尔巴特的教育理论，在赫尔巴特之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随着他在中国的讲学活动和其弟子在中国的大力传播，其在中国的影响达到了高潮。但是，西方课程及理论乃至教育思想并不能很好地解决中国当时教育的实际问题，“输入外国文明常常孕育着破坏本国社会上、文化上和精神上统一的危险。”期间，中国课程界虽开始意识到西方课程与中国实际需求的脱节，比如张子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他在致瞿鸿矶函中：“现拟各学堂章程，注重中学根本。”舒新城指出：学习外国的新东西，不应当是为了追求时髦，而应当为了救蔽补偏，因此，一定要先弄清“它的原理何在，产生的原因何在，这方面是否我们所需。”这些有识之士以图构筑中国本土课程，实现了中国课程最初的现代转化，但由于中国当时社会政治原因，这些探索不断流产。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通向西方发达国家的门户中断了，学习与我国意识形态相似的苏联教育理论成为新中国的唯一选择。在“以俄为师”的口号下，苏联教学理论搬进了中国，成为改造旧中国课程的武器。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20世纪50年代凯洛夫教学理论引进中国的教育理论界，其教学思想几乎主导了近半个世纪中国课程研究和课程实践的发展。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西方课程及理论的引入成为热潮，西方的结构主义课程、人本主义课程、后现代主义课程逐渐成为了中国课程的主流话语体系。80年代以来，“在中国教育学的学术领域，对来自外国的教育学的思潮、理论和各种科学成果，不作具体分析的简单移植，一种全盘西化的现象也还存在。”客观地说，这种评价，对二十年来中国的课程理论现状来说，基本上是中肯的。西方课程及课程理论的“进口”，对于中国课程界来说，固然满足了求新、求知的欲望，但留下的却是沉重的思考：一方面，学习西方先进的教育理论中的有用成分是必要的，没有他们，就难以激活我们的传统课程，但是，如果认为，可以把西方课程及课程理论搬到中国，我们的课程从此走向现代化，这实际上毫无根据。
三、中国课程发展的根基
近现代，中国课程及理论是循着“引进和消化”西方这一轨迹演进的。但是，引进和消化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因为移植的西方课程及理论，即使它们再好，也难以把它们作为我们自身的课程及理论，道理很简单，它们只能是参考。
其一，经济对课程起着制约的作用，中国的经济结构不同于西方。
早在近代，教育家舒新城就指出“工业社会的产物，不同于中国小农社会的需要，要建设中国的新教育，非从农业社会的历史上去追求根据，从现代经济制度上谋适应不可。”今天看来，仍具有启迪的意义。因为我国今天的经济结构仍与西方不同，西方的第三产业的比重最大，而我国的农业比重大，农业人口规模庞大。农村中小学在校生多达1.6亿，农村课程是中国课程现代化的基石。而中国传统课程根植于我国农业社会，直接在我国农业社会的母腹中孕育成长。因此，只有吸收中国传统课程思想的精华，课程现代化在中国农村才有根基。
其二，文化渗透于课程，中国的文化不同于西方。
课程是文化的选择和承载，因此，作为一种表达性的、历史性的、规范性的课程，具有内在的价值规定，这种规定依托于它所存在的文化语境中。西方的课程及理论渊源于西方的文化传统，它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下都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和规范性。但中国文化的语境不同于西方，它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自己的独特的文化意蕴和文化内涵，因此，简单的移植西方课程及理论是错误的，我们必须澄清这样一个认识：中国也有传统的课程文化，并且中国传统的课程文化与西方之间没有旧与新、落后与先进、非科学与科学之分，有的只是在文化的限域内课程文化与它为之服务的教育实践之间的适切性问题。适应一种文化生存和发展需要的课程不一定能满足另一种文化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只有汲取本民族传统课程的精华，中国自身课程的重建才会有希望。
四、中国传统课程的继承
近现代，西方课程似乎为中国课程发展提供了一幅“科学”的世界图景，在“科学”的视域中，传统的视野被切割掉了，“科学”的负面作用十分明显，传统课程中的伦理和人性正逐步消失，因此，课程界的有识之士对课程回归生活伦理、回归德性的呐喊声越来越大。
中国传统课程具有生活伦理和德性化的精神。例如，儒家的课程目标“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即要求通过一系列儒学教化，使人明白其先天所具有的“明德”——人伦道德；继而“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朱熹语），最后达到把握人伦真谛而“止于至善”之境：“为人君至于仁，为人臣至于敬，为仁子至于孝，为仁父至于慈，与国人至于信。”（《大学》）。儒家的课程内容分为《急就章》《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千家诗》《弟子归》《小学》《小儿语》《名贤集》《十七史蒙求》等，这些内容一般都是从基本的识字入手，逐渐融入生活常识、历史故事、诗词歌赋、人伦道理，反对过于抽象的空洞说教。例如，《三字经》中“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使儿童在生活中明白学习重要性的朴素道理。在课程实施上，强调学生学、思、行结合，学不仅要学习书本“好古敏以求之”（述而），而且要“多闻择其善者从之，多见而识之。”（《学而》），要向生活学习。思，强调在学习的基础上进行深入思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为政》），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行，强调“学以致用”，“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政》），要将学到的知识用于社会实践之中。孔子的弟子字夏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学而》）。由此可见，儒家课程思想基础在于“人性论”。在儒家教育家看来，人之为人的根本在于：人是有德性的。所谓“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中国传统课程强调人的“伦理”和“生活”，侧重于社会人的基本素质的培养。今天新课程强调面向学生、面向生活、面向社会，尽管与传统课程中强调人的“伦理”和“生活”，侧重于社会人的基本素质的培养，内涵不尽相同，但其根仍在传统课程的土壤之中。
可见，中国传统课程是我们的当代课程之根。割断了传统，过了几十年，仍要回到传统，这正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