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性服从人民性

党性服从人民性（精选5篇）

党性服从人民性 篇1

个性要服从党性，是对每一名共产党员的基本要求，能否自觉做到个性服从党性，反映的不仅是一个党性修养问题，而且是一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作为一名党员，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锻就坚强的党性。

党性是指一个政党所固有的本质特性，是党的阶级性最高、最集中的表现，要求全体党员无条件地服从。有的同志感到，在强调以人为本、尊重个性、发展个性的今天，如果过于强调个性服从党性，是否会导致个性的“沦落”，使个性成为统一标准、原则和模式下一成不变的“工业加工品”；还有的同志认为，有个性才有创造性，倡导以人为本，就是要保护和发挥人的个性，以推动工作、促进事业。这些想法和认识都有失偏颇。须知，任何个性都不能超越一定的社会环境与社会要求而独立存在，追求个性自由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社会条件的制约。作为一名党员，个性必须要受到党性的制约，必然要坚决服从党性。这里强调的个性服从党性，是指在原则问题上个人的性格特征不可超越党性要求。因为党的组织有其自身的要求，党员个性的发展不能游离于这些基本要求之外。从这个意义上讲，党员的个性不单单是个人的事，它与党性要求、社会要求紧密相联。共产党员有没有坚强的党性，不仅关系到个人的进步与发挥，而且事关党的事业成败。因此，共产党员应该自觉做到个性无条件地服从党性。

个性，通常指人与人之间性格的差异性。应该说，个性人人都有，显隐不同而已。党性，从内涵讲是党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是衡量党员觉悟高低和立场坚定与否的重要准绳。在现实生活中，有的同志往往把个性混同于原则性，以为个性强就是有魄力、有原则性的表现；还有的同志把个性置于党性之上，办事随心所欲，工作主观臆断，目无政策法规。这都有悖党性要求。思想境界高的党员往往把党性要求作为自己积极工作的动力，反之则视作“束缚”。其实，要说束缚，党性要求所束缚的并不是党员的创造精神，而是“妨碍革命的东西”。共产党员不应该把党性要求看作是加在自己身上的某种“外部管束”，而应该看作是包括自己在内的全体共产党员的意志、愿望和“内在要求”。陈云同志曾打过一个比方说，“真正的游泳家在水里是自由的，真正的共产党员在有纪律的革命运动里，也是自由的”。把这种关系弄清了、摆正了，我们就会在坚持和维护党性方面提高自觉性，减少盲目性，发挥积极性。

个性服从党性，贵在自觉，贵在行动。事实表明，党性修养越好，对个性的约束能力就越强，个人服从组织、个性服从党性的自觉性也就越高。但坚强的党性不是自然形成的，需要经过严格的锻炼和长期的修养。党性修养就是共产党员在政治、思想、道德品质和知识技能等方面都自我锻炼、自我改造、自我提高。这就表明坚强的党性修养不能从人们头脑中自发产生，只能通过系统学习才能真正形成并得到巩固。因此，应该把学习当作党性修养所必需，不断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健康的组织生活，积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有助于净化灵魂，提高思想境界；党内民主监督，有助于廉洁自律，诚实做人，养成民主作风；正常的规范的党内政治生活，有助于避免自视特殊，凌驾于群众之上；重大问题集体讨论，有助于消除个人偏见，达成集体共识，等等。按照这些要求去做，党性修养和党性观念就会不断增强，个性服从党性的自觉性就会更高。

党性服从人民性 篇2

关键词：超越,人民性,石挥

《我这一辈子》是第三代导演石挥1950年改编自老舍的同名小说的一部电影作品。作品讲述了“我”这个北京巡警从清末到解放前的苦涩一生, 以一个见多识广的“臭脚巡”, 串联起不同阶层、不同群落的社会生存状况, 同时反映了旧中国社会的动荡荒凉。该片创作于特殊的“十七年”, 即新中国刚成立的十七年。那时艺术家们“在胜利豪情的冲击下, 还无法与时代拉开距离, 艺术在更大程度上成了一种工具”。因而呈现出“社会普遍心理、艺术自觉意识与国家强大的政治意志交融在一起”[1]的艺术表现方式。而石挥导演在电影《我的一辈子》中, 展示了有别于政治服从的美学探索。

第三代导演有“政治本位, 戏剧本体的电影观念”。[2]常用“戏剧式叙事方式”, 使影片“主要以戏剧式的场面而不是以镜头、动作为基本叙事单元”。[2]这在《我这一辈子》中却不尽然。在剧作上, 导演并不试图营造浓烈的、整一的冲突, 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在日常琐碎中插入悲剧性的场面。在影像上, 影片开头一组流畅的北京图景, 街头巷口的人流聚散, 表现出导演对纪实美学的追求。30块钱卖孩子与50块钱买香水的对比蒙太奇;中国地图上有黑手的隐喻蒙太奇;申远先生倒下, 海福站起来的动作蒙太奇等都体现了石挥导演的影像本体意识。这种影像本体意识同样体现在电影布景上, 影片中出现的三合房、猪肉铺、杂货店等老北京的真实特色, 在长安街奔走追着三轮车要钱是通过摄影师偷拍得到的。[3]这是现实主义的手法。此外, 电影里的北京就是一幅鲜活的风俗群像图。在表演上, 石挥在其作《石挥谈艺录》里讲了两种表演模式, 一是只知背词, 邀彩的“迎头抢”;二是挖掘体验的“由根起”。他推崇“由根起”, 认为这是更高更难的要求, 是艺术家的自我标准。“演员不是剧作者的传播器, 也不是导演的替身, 而是吸取一切素材与启示, 经过理性的分析与整理, 产生出一种创造的‘型’与‘性’表演在舞台上的一位艺术家。”[4]这一段话不仅是斯坦尼体验派的中国化表述, 亦是石挥作为一个艺术家的个人意识、个性意识的彰显。在《我这一辈子》中, 石挥把一个巡警的青年、中年、老年都演得入木三分, 一是因为他自身有丰富的、受过穷苦的人生经验, 这使他“由根起”成为可能;二是他具有相当强的自觉意识, 这种非脸谱的“自觉”本身就是纯然的艺术。

第三代导演对“人民性”的理解受到“日丹诺夫主义”的影响, “这实际上可视为文艺上的政治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主义”。[2]所谓庸俗社会主义, 即认为文学创作或文学形象直接依从于经济关系与阶级出身。作为第三代导演, 石挥不可能不政治。在对老舍原著的改编上, 导演作出了符合政治的改编——改变了原有的美丽轻浮的妻子形象, 将其变成普通、勤恳的劳动女性形象, 删除了骗走他妻子的师哥形象, 把家庭破裂归罪于时代、阶级而非个人情爱;增加了申远的革命者的形象, 也增加了人如其名, 见利忘义、奔走钻营的“狐狸”局长。但在《我这一辈子》中, 石挥导演对教条又是有所超越的。其一, 虽然导演在处理人物形象时也用阶级决定其仪态、性格、命运, 但不脸谱、不僵硬。具体表现为人物很少被架空成某种阶级代言人, 而是真正在处境中说话做事, 因而显得真实自然。其二, 电影没有用过多笔墨描绘时代变迁, 很多都是字幕或一两张图片带过。变迁处笔墨, 远远不及街坊里小人物的日间碎语的镜头。工作回家后街坊邻里的闲聊、抱怨, 卧床的病母、孩子的笑语, 门前立着的愁妇……导演更关注的是每一个人在这个时代里的生存状况。其三, 在电影《我这一辈子》中, 对立的阶级不仅仅是工农兵和资本家, 主角也不是“典型化”的革命家或是清贫的工农, 而是有“走狗”性质的巡警, 是新旧社会中徘徊无作为的、钝了的“爪牙”。这个人物是全知视角的线索, 而不是某种阶级的象征。老巡警这一可软弱卑怯、可胸怀大义, 可谋私利、可顾大局的形象不是“非黑即白”的, 而正是因其模糊多义而更加真实, 富有人性和感染力。这部电影体现了更丰富与写实的社会样貌, 是具有人道主义关怀与现实主义内涵的。

“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电影逐渐走入了背离‘五四’现代精神、偏离世界电影大纲的封闭狭隘之路, 成了极左政治的附庸。”[2]石挥在1957年被扣上“右派”帽子后石沉大海。一个艺术家因自己的独立意识与自觉精神被时代吞没。电影产生于城市, 基于技术, 它的观影群体和创作主体造就了电影诞生便是具有市民性的艺术。“十七年”里的“民族化”与“人民审美”却导向了刻板的政治化, 这是以个性为基础的市民意识的崩坏, 将其作为中国话剧、电影艺术的最高命题在当今看来是有失偏颇的。五六十年代“是世界电影美学思潮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 法国的新浪潮、左岸派, 意大利以费里尼、安东尼奥尼为代表的现代主义电影, 瑞典的伯格曼等人的创作, 都对世界电影史产生了深刻影响。场面调度电影、意识流、非理性表现, 间离效果等理论与实践不断改变着世界电影面貌”。[1]这样世界性的美学潮与“十七年”的电影没有发生关系。即使第三代导演在布景、表演上有所探索, 但所得之处终究细微, 而并没有让中国电影在思想和形式上有所突破。石挥导演知道, 好的艺术是人的艺术, 而不是一个阶级的艺术——《我的一辈子》在左翼政治下展示出人道主义与平民悲悯, 是“一棵奇异美丽的花木”。[3]

参考文献

[1]黄会林, 王宜文.新中国“十七年电影”美学探论[J].当代电影, 1999 (5) :65-73.

[2]胡星亮.影像中国与中国影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188-191.

[3]王静, 王兵.不是主角的编剧不是好导演[J].青春岁月, 2014 (3) :60-61.

强党性，做党和人民的好干部 篇3

强党性，做有理论修养的好干部。一要注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并能够运用它解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现实问题。二要加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学习，深刻领会并把握它的时代特征和重大现实作用，不断提高运用政策理论指导具体工作实践的能力。三要认真学习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丰富理论常识，不断拓展理论视野，筑牢理论功底。只有这样，才能始终保持头脑的清醒和理论的成熟，才能敏锐地把握时代前进的脉搏、科学判断世界发展的大势，提高推动改革发展的能力。

强党性，做有政治修养的好干部。一要坚定政治立场。严格按照党的纲领、章程要求，履行党员义务，严守党的纪律，自觉地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决策部署。二要有敏锐的政治鉴别力。在复杂的形势面前，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政治现象、政治事件、政治关系、政治形势等进行鉴别、分析、判断，准确地发现和把握人民根本利益之所在。三要严明政治纪律。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中央政令畅通，决不在群众中散布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意见，决不公开发表同中央的决定相违背的言论，决不对中央的决策阳奉阴违，决不以任何形式泄露党和国家的秘密，决不传播政治谣言。

强党性，做有思想道德修养的好干部。以高尚道德赢得群众信服，是各级领导不可或缺的力量源泉、威信基石，是最基本的立身之本、为官之道。因此，领导干部要注重道德品行方面的修炼，做有思想道德修养的好干部。一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增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自觉性，切实做到为民、务实、清廉。二要经常用党的指导思想和宗旨规范自己的思想行为，做到思想行为符合党和人民的利益，经常用先进典型、模范人物这面镜子照照自己，通过对照，反思检点自己的思想行为，主动地积极地开展思想斗争，防微杜渐，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从根本上提高思想道德水准。三要自我约束，树立良好的生活作风，培养健康高雅的生活情趣，提高自控能力，做一个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人。

强党性，做有文化业务知识和能力修养的好干部。提高党员干部的科学文化素质，是实现党的任务的客观要求。党员干部不仅要有为人民服务的崇高思想境界，有献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满腔热诚和责任意识，还要做个有心人，用心、系统地学习业务知识，熟练掌握工作岗位必需的知识和技能，成为所从事工作的行家里手，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良好榜样；认真学习和本行业、本岗位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坚持依法依规办事，既要办成事，还要办好事。同时，要加强能力建设，牢固树立宗旨意识，在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工作上依靠群众，努力提升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树立统筹兼顾、协商协调的理念，提高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协调发展、兼顾各方的能力，努力提升科学统筹协调的能力。

强党性，做有作风修养的好干部。一要加强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实事求是地认识和解决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把各项工作做好。二要加强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牢固树立群众观点，时刻摆正自己和人民群众的位置，在思想感情上贴近群众，在工作生活中深入群众。三要加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能一般性谈谈认识，而是彻底亮亮思想，切实做到正视问题、触及问题、解决问题，真正做到“红红脸”“出出汗”。四要加强艰苦奋斗的作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物质条件比较富裕的今天，更要把艰苦奋斗作为党员干部应有的一种思想作风、政治品质和精神状态来追求，始终做到“两个务必”。五要加强民主集中制的作风。充分认识坚持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处理好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严格按照规则和程序办事，防止把程序作摆设，把民主当形式。

强党性，做有组织纪律修养的好干部。一是严守政治纪律。对党员干部而言，要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改革意识和服务意识，不断提高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坚定性和自觉性，保证政治路线的有效贯彻。二是严守法律法规。敬畏党纪国法，敬畏历史人生，严守“十严禁”纪律要求，不打“擦边球”、不碰“高压线”、不越雷池半步。

党性服从人民性 篇4

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本来是一个有着明确答案的问题。然而，在一些人那里，却变得“复杂而敏感”。比如，有人问“你是替党讲话，还是替老百姓讲话”、“你是站在党的一边，还是站在群众一边”；有人振振有词地说人民群众人数超过党员，所以人民性大于党性。类似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把党性和人民性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搞碎片化，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必须加以廓清和纠正。

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来自人民为了人民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从本质上说，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党性，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党性和人民性都是整体性的政治概念，党性是从全党而言的，人民性也是从全体人民而言的，不能简单地从某一级党组织、某一部分党员、某一个党员来理解党性，也不能简单地从某一个阶层、某部分群众、某一个具体人来理解人民性。只有站在全党的立场上、站在全体人民的立场上，才能真正把握好党性和人民性。

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讲党性。坚持党性，核心就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定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宣传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坚定宣传中央关于形势的重大分析判断，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这是大原则，决不能动摇。宣传思想工作者要增强党的意识，尽职尽责为党和人民事业服务，坚持什么、反对什么，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都要符合党的要求，真正做到“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讲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要坚决克服有些宣传报道脱离生活、不接地气、同群众贴得不够紧的问题，坚决克服一味迎合市场带来的低俗化现象。同时，要看到人民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认真研究不同群众的思想文化需求，“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要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工作，坚持团结引导，加强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使更多知识分子参与实际工作，激励他们自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聪明才智。

党性服从人民性 篇5

关键词：党性,人民性,马克思主义,共识,社会主义新闻事业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等交往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毋庸置疑, 这是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取得的卓越成就。着眼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十八大进一步提出, 要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开辟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历史的号角再次吹响, 它的实现, 需要全党全国人民在思想上行动上高度团结到共同的目标上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 为宣传思想工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新的舆论格局中更好地体现党的主张、更好地反映人民心声、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建设指明了方向。对凝聚全党全国各民族人民的意志, 推进党和人民的事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一、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义, 也是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结论

以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的问世为标志, 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资本主义矛盾激化和工人运动发展基础上, 从唯物主义角度批判性继承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 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无产阶级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 各国共产党纷纷成立, 在推动国际工人运动和亚非拉民族解放, 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 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不同阶级的政党有不同的党性, 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 这是由它自身的阶级属性决定的。从阶级属性讲,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和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 因此, 党性、人民性的概念,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述中很早就有涉及, 除“党派”的概念外, 还明确使用了“党性”的概念。

1845年, 恩格斯在其撰写的《“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段”的前言和结束语》中, 首次使用了“党性”概念:“德国的‘绝对的社会主义’真是可怜得怕人……由于自己在理论领域中没有党性, 由于自己的‘思想绝对平静’而丧失了最后一滴血、最后一点精神和力量。可是人们却想用这些空话使德国革命, 去推动无产阶级并促使群众去思考和行动!” (1) 1847年,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在给读者的公开信中声言, 它是一份彻头彻尾的党派性报纸, 如果有人认为它应该是无党派性的, 那是对它最大的侮辱。1863年1月, 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如此表述:“在巴黎, 在社会党内, 党性和团结精神仍然占着统治地位。” (2)

“人民性”概念也不止一次出现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1839年, 马克思在《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写到:“所以这些哲人和奥林帕斯山上的诸神的塑像一样极少人民性;他们的运动就是自我满足的平静, 他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同他们对待实体一样地客观……” (3) 1842年4月, 马克思在《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中进一步解释了“人民性”内涵:“自由报刊的人民性 (大家知道, 就连艺术家也是不用水彩来画巨大的历史画卷的) , 以及它所具有的那种使它成为体现它那独特的人民精神的独特报刊的历史个性———这一切对诸侯等级的辩论人说来都是不合心意的。” (4) 1905年, 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更是明确表示, 党的报刊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党的报刊一分钟也不能站在党的队伍之外, 不同党保持组织上的关系的党的报刊一律不得存在。

马克思主义关于党性人民性的阐述, 成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精髓。它充分说明, 党性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集中表现, 也是人民利益的集中体现, 党性和人民性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在无产阶级革命历史中, 宣传活动也天然地打上了强烈的阶级烙印。第三国际的加入条件中有这样一段表述:“日常的宣传和鼓动必须具有共产主义性质。党掌握的各种机关报刊, 都必须由确实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主持。不应该把无产阶级专政只当作背得烂熟的流行公式来谈论, 而应该很好地宣传无产阶级专政, 使每一个普通男工、女工、士兵、农民都能通过我们报刊上每天系统登载的活生生的事实, 认识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在报纸上, 在人民会议上, 在工会、合作社中, 在第三国际拥护者所能利用的一切场合……”

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党性与人民性内涵的解读, 对于推动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在全世界波澜壮阔的兴起, 对于思想宣传的鼓动, 对于广大无产阶级投身革命, 投身社会主义建设, 起到了极大的指导作用。

在中国, 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恰恰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有力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在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共同奋斗中诞生、发展起来的, 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 是我们党一贯的优良传统, 也是我们党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法宝。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 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的最高标准。”《中国共产党章程》强调:“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 一切为了群众, 一切依靠群众, 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 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体现了党和人民作为利益共同体的最高价值原则。

“党性”和“人民性”的概念最早出现在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中。1947年1月11日, 针对国民党发动内战所引发的民族灾难, 《新华日报》刊发《检讨和勉励》:“新华日报的立场, 就是全民族全人民的立场, 用一句话说, 就是‘为人民服务’……新华日报的党性和它的人民性是一致的。固然, 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 它的言论主张和新闻报道是不能违反整个中共的路线、纲领和政策的。但是, 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人民的政党, 它代表的是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的利益, 它的一切政策完全是从人民利益出发的, 这就是说, 新华日报是一张党报, 也就是一张人民的报, 新华日报的党性, 也就是它的人民性。” (5) 1956年7月1日, 党中央在《人民日报》改版之际做出批示:“《人民日报》应该强调它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人民日报在《改进社论的意见》中回应:“关心人、关心群众生活是我们党进行一切工作必须经常注意的问题, 当然也应该成为我们党报应该注意的问题。但是我们长期忽视了这个问题, 没有对农民生活中、工人生活中、机关干部生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论述, 我们党性、人民性的问题就被忽视了”。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一直是宣传工作中的重要原则。及至上世纪80年代初, 关于“人民性高于党性”的论调曾引发长时间的争论, 1983年10月12日, 邓小平在题为《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中批评“把民主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 在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上提出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说法”, 明确指出“必须大力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再次确立了新闻事业的党性和人民性并重的观念, 二者有机统一, 密不可分, 党的利益就是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党性与人民性从根本上是一致的。

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 使党和人民结成了最坚固的命运共同体,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党的最高宗旨和一切行动, 都与国家、民族、全体人民的命运休戚相关。革命战争年代, 党紧紧依靠人民推翻了旧社会旧制度, 建立了新中国, 把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与人民当家做主的主体地位高度统一起来;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重要时期, 党带领人民克服各种艰难险阻, 将中国带入了现代化国家的行列;改革开放短短30多年, 13亿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 在教育、医疗、卫生、交通、社保等各方面共享了改革发展成果,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金融危机重创, 东欧苏联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的大背景下, 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完善。

二、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是大国政治视野下对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基本要求

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 是新闻宣传工作意识形态的出发点。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 全党要“把握时代发展要求, 顺应人民共同愿望”, 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习近平同志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作为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执政党, 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国家和人民的发展需要, 制定了阶段性的奋斗目标。今天, 一个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中国正在崛起,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是我们这个民族前所未有的壮丽事业。“我们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我们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一目标。”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让全体中国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不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现, 更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浓烈的家国情怀、是中国这个5000年文明大国面临的历史机遇, 更是每一个中国人个体利益的集中体现, 这是国家、民族、个人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高度共识。我们的新闻事业就是要凝聚这种共识, 将爱国精神、民族精神、创新精神、务实精神、奋斗精神变成时代的主旋律, 转化为对全国各族人民的感召力, 为新时期“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注入崭新的时代内涵。

正因为改革进入深水区, 需要破除长期积累的体制机制弊端, 需要触动一些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 难免会出现不同声音。目前, 国际国内形势十分复杂, 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快速增长, 进入了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 利益格局的变化、思想观念的碰撞、社会矛盾的累积, 社会各阶层诉求的日趋多元化, 客观上造成了社会上各种价值观的混乱杂陈, 甚至出现了信仰危机, 使宣传思想工作、舆论引导工作面对前所未有的难题, 面对稳定、发展的压力, 面对深化改革的“破冰之旅”, 需要党作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展示极大的勇气和政治智慧, 更需要全社会众志成城。习总书记在“8·19”讲话中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意识形态问题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不仅需要答疑, 更需要正本清源, 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宣传思想工作必须具有大局意识, 维护好经济发展大局、维护好社会稳定大局, 辩证理性地看待当前制约我国改革发展的矛盾, 不回避、不掩盖, 坚持“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把社会各界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上来, 真正激发十三亿中国人民的活力和创造力,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中国梦的实现鼓劲、助力。

三、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是历史变革时期广大新闻工作者的历史责任

进入21世纪, 我国已建构起发达的现代传播体系, 新闻传播平台日趋完善, 新闻传播内容凸显出更强烈的时代特色, 具备了更加现代、多元的视角, 构建了更加灵活的话语体系, 在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与经济建设中, 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

践行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 是历史变革期新闻宣传工作的远大方向、政治自觉和根本责任;广大新闻工作者必须不断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阵地意识, 思想上服从党的领导, 政治上听从党的指挥, 实践中做好党的喉舌。在政治上、思想上旗帜鲜明地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坚持改革开放的道路, 坚持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 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 做好新时代的记录者、改革发展的见证者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弘扬者。

践行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 是对新闻宣传工作全面、客观、公正、真实的基本规律的坚持;广大新闻工作者要及时、全面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 宣传中央重大工作部署, 宣传中央关于形势的重大分析判断, 全面客观报道我们社会的新现象、新特点、新成就, 真实反映社会各界对改革发展的关切, 积极引导改革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矛盾, 在全社会营造公平、正义、积极、向上的社会风尚, 凝聚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正能量”。

践行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 尤其需要广大新闻工作者遵循传播规律, 创新传播方式, 增强宣传的亲和力、渗透力、影响力。有学者把中国的政治传播从“语境”的角度划分为“革命语境”、“改革语境”、“治理语境”, 其中体现的就是从单向传输到沟通对话的时代变迁。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通过“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 用群众易于接受的方式, 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 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 丰富人民精神世界, 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满足人民精神需求, 增强人民发展信心。

践行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 符合新闻宣传工作者基本的职业伦理和价值观;广大新闻工作者应该以国家、民族的发展为己任, 搭建起政府、社会、民众之间的沟通桥梁。关心民生, 倾听民意, 把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作为工作的着力点, 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 从本质上说, 是指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 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 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 (引人民日报社社长张研农语) 。今天, 当我们深入践行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 宣传思想工作为党和国家大局服务, 为人民服务的重要功能再次得到彰显, 而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时代最强音正在奏响。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 1957年, 第659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 人民出版社, 1974年, 第305—306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 人民出版社, 1982年, 第65—66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 1995年, 第1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