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劳动关系现状的思考

对劳动关系现状的思考（共8篇）

对劳动关系现状的思考 篇1

摘要：为了保护劳动者的权利，《劳动法》和其它部门法律、法规都规定了相关的保护制度和措施。然而，随着企业改制的不断扩大和深化以及市场劳动力供大于求现象的不断产生，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与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一些用人单位以居高临下的姿态随意处置劳动的法律关系导致劳动者各种权利受到侵害的现象也不断出现，我国劳动者权利保护的现状不容乐观。本文从分析当前劳动保护现状，思考对策。

关键词：劳动保护 劳动者

一、当前劳动保护的现状

（一）、劳动保护成效

1、我国法律、法规对劳动者权利给予保护

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我国专门出台了《劳动法》，并在《劳动法》中对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工资、劳动安全卫生、劳动争议等内容都作了明确要求。例如，《劳动法》第十六条规定，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劳动法》第3条不仅将休息权作为劳动者的一项基本权利加以确认，而且通过第四章的专门规定，建立了劳动者该项基本原则保证实现的具体法律制度。为了使劳动者能够恢复体力和脑力，《劳动法》还规定了严格的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并通过严格限制加班和延长劳动时间的规定，保证该项权利的实现。在劳动保护方面，《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必须建立健全安全卫生制度，严格执行国家安全卫生标准，安装安全卫生设施，使劳动工具、劳动场所和劳动环境保持安全和卫生的状态。在提请劳动争议处理权方面，我国《劳动法》第3条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它包括争议处理方式选择权，请求劳动争议处理机构依法受理争议权和控告权。《劳动法》第78条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发生劳动争议时，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调解、仲裁和提起诉讼，也可以协商解决，即劳动者在行使该项权利时，有权根据法律的规定和自己的意愿选择劳动争议处理方式或处理途径。可以说，《劳动法》的颁布实施为劳动保护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2、各级人民政府对劳动者权利给予保护

近几年各级人民政府及劳动监察部门不断加大劳动保护和监察力度，在落实劳动者各项待遇，尤其是落实农民工工资待遇等方面，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在职业教育方面，按照中央确定的人才强国战略方针，高技能人才培养和职业培训工作得到加强，初步形成了就业前培训、创业培训、在职培训、再就业培训的职业培训网络。同时，对农村劳动力的实用技术培训，为农村劳动力的城市就业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二）、劳动保护所存在的问题

1、劳动合同的签定与执行各行其事

《劳动法》第十六条规定，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这一法律规定完全适用于各种形式的所有制企事业单位。然而，订立劳动合同的实际情况并不容人乐观，绝大部分企业均停留在简单的口头约定劳动关系的状态，一旦发生劳动纠纷，由于没有劳动合同作为真凭实据，劳动者有口难言。即使是在签订劳动合同的企业中，情况也不容乐观：一是合同签订率低，即职工有合同保障而打工者恕不订立合同。二是部分条款与法律法规相悖，重点反映在节假日加班报酬不到位，试用期及周工时超标等方面。具体情况如下：

（1）用人单位不依法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建立劳动关系时

应当订立劳动合同。由于劳动合同法律制度对签订劳动合同的强制性以及劳动合同的程序等方面的不足，加上其它因素的影响，在实践中形成了大量的事实劳动关系，尤其是在私营企业中，雇佣无合同无保险的问题相对比较严重。在国有性质的用人单位中，也存在着不重视劳动合同的情况，有的用人单位至今没有按规定和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的劳动合同期限已经届满，用人单位也不和劳动者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形成事实劳动关系，这些问题严重地侵犯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２）签订不平等、不规范、不合法的劳动合同

根据《劳动法》的规定，劳动合同应当具备以下条款：劳动合同期限、工作内容、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劳动报酬、劳动纪律、劳动合同终止条件、违反劳动合同的责任等必备条款。劳资双方在劳动合同签订时，由于签约双方地位的不平等，劳动合同的内容往往对劳动者的意志体现得较少。很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时，往往将合同的主要内容制定成格式化、定型化的条款，而作为合同另一方当事人的劳动者很少有或根本没有修改权。劳动者往往只有签约或不签约的选择自由，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是很难作出完全符合本意的表达。劳动合同还分为主合同与合同附件两种形式。用人单位往往简化前一部分的内容，而细化后一部分的内容，使劳动者在签约时，往往是在不了解或不完全了解的情况下作出承诺。更有甚者，把一些对劳动者很不利的条款内容强行加入到劳动合同中去，采用欺骗、压迫和其他非法、非自愿的形式强迫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３）不执行劳动合同，或只执行对用人单位有利的条款

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双方意愿的表达，双方签订后应该是双方劳动关系行为的准则。一些用人单位为了应付劳动部门的检查，与劳动者签订了劳动合同，要么将劳动合同全部收存起来，不给劳动者应持有的那份合同，要么把劳动合同束之高阁，不执行或不全部执行。一些单位不按法规和劳动合同要求，不执行对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履行合同中关于职业安全的内容等，长期侵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劳动关系在履行和解除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又一问题，即在劳动关系履行过程中，用人单位控制了劳动过程状态的记载，监督部门往往也偏重对劳动者履行义务的监督，对用人单位的监督很少甚至几乎没有。用人单位在作出不利于劳动者决定时，公正性缺乏可靠的程序保障，往往是用人单位说了算，不听取劳动者意见，这又助长了用人单位不执行劳动合同，或只执行对用人单位有利的条款的嚣张气焰。

2、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制度的执行随意性大

《劳动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休息权，是指劳动者在劳动中经过一定的体力和脑力的消耗后，依法享有的恢复体力、脑力以及用于娱乐和自己支配的必要时间的权利。我国《宪法》

第4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依据《宪法》的这个规定，我国《劳动法》第3条不仅将休息权作为劳动者的一项基本权利加以确认，而且通过第四章的专门规定，建立了劳动者该项基本原则保证实现的具体法律制度。

我国劳动者的休息权具体包括：（l）享有法律规定的休息时间总量的权利。（2）享有在法定节日休息的权利。我国《劳动法》对元旦、春节、国际劳动节、国庆节等都规定了特定的休息时间，这些法定的节日休息时间，单位必须保证实现。（3）享有法律规定的年休假时间的权利。（4）享有在法律规定的特定时间内休息的权利。如我国《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1日。”劳动者有权在法定节日休息等，都是休息权的具体内容。对于休息权的具体权利，我国《劳动法》通过严格控制加班和延长劳动时间的法律规定，保证劳动者休息权的切实实现。根据调查，大部分用人单位特别是私营企业，例如超市、加工厂等其劳动力每天工作都在十至十二小时，每周平均工作时间都远远超过四十四小时，工资实行定额，而每月工资数额仅与当地最底工资标准持平或略高，平时加班或法定假日加班

没有工资或少给工资，随意性很大，休息、休假制度也是形同虚设。

3、社会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利难以得到保障

我国《劳动法》及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劳动者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伴随着国有企业改制，职工的铁饭碗被打破，劳动者的社会保险待遇已陷入尴尬的局面。从企业职工成为社会失业人员，原有的社保关系因此断裂，而新的社保关系却难以衔接。这里主要有两种情况值得关注：一是失业人员因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缺乏必要的经济来源而无力独自承担社会保险的费用。二是失业人员再就业后，由于用人单位人为的歧视，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或者虽订有劳动合同，但企业却不负担应缴的社会保险费的份额，而劳动者微薄的经济收入除了支付日常的生活费用，无法全额负担社会保险费用；在私营个体企业或用人单位，社会保险诸如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女职工生育保险更是闻所未闻。如果任其发展，必将导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第一，劳动者的贫困化现象将越演越烈；第二，重复就业的群体日趋膨胀；第三，第三防线面临强烈的冲击。由此可见，如果劳动者在今天得不到有效的社会保障，那么明天就可能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

4、我国现阶段劳动争议处理机制弊端日益显现

（1）现行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存在的不足。我国劳动争议处理实行的是“仲裁前置，一裁两审”的制度。一是调解程序虚化，劳动争议中，调解的地位相当突出，但目前调解程序在劳动者心目中已不具备可选性。二是仲裁行政化，劳动争议仲裁机构隶属于当地政府劳动行政主管部门，体现了仲裁中过强的行政化因素，劳动争议仲裁已经丧失了其在劳动争议处理中的核心地位。三是诉讼初始化，当仲裁无法起到息讼的作用时，仲裁程序其实已经成了一道浪费执法成本的多余程序，从而造成诉讼初始化。

（2）现行劳动争议仲裁程序存在的缺陷。随着劳动争议案件数量的上升，当事人各方法律维权意识的加强，现行劳动争议仲载程序的不足逐步暴露。一是关于劳动争议仲裁时效起算点没有明确规定，二是仲裁和诉讼程序之间不能合理衔接。

（3）劳动争议处理的法律法规不够健全。一是劳动争议处理机构法律地位不明确，在现实中劳动争议仲裁委的“三方组成”只是虚设，劳动争议仲裁委是劳动行政部门下属的一个机构。二是劳动争议处理立法严重滞后，缺乏专门的处理程序立法、法律、法规，没有就劳动争议处理具体衔接做出明确规定，不能适应劳动争议处理工作的长远要求。

二、思考与对策

（一）加强立法工作，完善有关法律法规

1、随着农村劳动力在城镇打工数量的不断增加，有关农民工的保护问题日益突出。尽管有一些农民工在《劳动法》保护范围，然而，对于大部分从农村进城的打工者来说，《劳动法》似乎并未成为他们权利的保障法，或者是企业主没有法律意识，或者是进城务工的人员根本不适用《劳动法》。针对农民工问题，我认为有必要制定一个从属于《劳动法》的保护农民工的相关法律或制度，例如《雇佣劳动法》或农民工保护制度。

2、加快劳动法配套法律的立法进程。《劳动法》是调整劳动关系的基本法律，对劳动关系的各个方面都作了原则规定，为了使劳动法各项制度更加具体化和规范化，应当加快制定相配套的劳动法律或规定，形成规范的劳动法律体系，更好地保障劳动者劳动权的实现。

3、制定劳动争议处理程序性法律。国家应尽快制定一部劳动争议处理的程序性法律，以规范劳动争议处理中的具体程序问题，并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与之相配套的司法解释。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处理劳动争议时有法可依，以保证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二）、加大劳动监察监督执法力度

1993年8月4日由劳动部发布并实施的《劳动监察规定》第四条规定，劳动监察工作必须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准确、及时地纠正和查处各种违反劳动法律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要对本管辖范围内的企事业及用人单位开展经常性的执法检查活动，要变劳动者上访举报为下访调查，重点检查是否严格执行劳动用工制度即劳动合同是否签定，合同中有无霸王条款，是否遵守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制度，各项保险费用是否为劳动者上缴以及劳动保护是否存在隐患等，对所检查出的问题要及时责令用人单位给以纠正，同时跟踪检查报道。劳动监察部门要严格执法，下大力气纠正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切实做到违法必纠。

（三）、多策并举，尽量缩小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不平等

１、进一步完善劳动合同制度，加强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劳动者的权益直接体现之一的劳动合同，关系到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双方相互利益和社会劳动秩序。对当前劳动合同中暴露出来的和新出现的一些问题，要及时予以完善和规定。

２、采取措施，尽量缩小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不平等。一要通过健全社会保障体制，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消除劳动者的后顾之忧；二要加强职业培训的力度，提高普通劳动者的就业竞争力，弥补大部分劳动者的劣势地位、减少其依附性；三要进行法律知识宣传教育，增强劳资双方的法律意识，提高双方的遵纪守法的能力。

3、强化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通过工会与企业进行集体谈判、签订集体合同，将劳动关系的大部分内容确定于集体合同内，是劳动者通过集体的力量抵抗企业借格式化条款滥用权利的有效手段。集体合同草案应当提交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通过，由工会代表职工与企业签订，没有建立工会的企业，由职工推举的代表与企业签订，集体合同签订后应当报送劳动行政部门。

三、参考文献：

1、《劳动法》1995年1月1日施行

2、《劳动法律手册》2004年法律出版社出版

3、《劳动监察规定》1993年8月4日劳动部发布

4、《劳动权与人权问题》论文，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林嘉著

对劳动关系现状的思考 篇2

1 医患关系的现状

近年来, 医患关系恶化, 各种纠纷、“医闹”甚至人身伤害层出不穷, 已成为社会热点问题, 有些医院的医务人员甚至不得不戴头盔上班。伤害医务人员的案件屡屡发生, 为了保护医务人员, 东莞市政府还出台了医院保卫室可适当配备短棍、长棍 (可制成鱼叉状) 、催泪喷雾剂等带有攻击性的装备以及防刺背心等, 以供危急情况下使用的规定。一次又一次医务人员被暴力伤害乃至丢失性命的惨剧引发了医患信任危机的升级, 也在医护人员之中留下恐惧的阴影, 和谐医患关系重建已迫在眉睫。

2 主要原因

2.1 相关法律法规缺失

目前, 我国医疗纠纷中用的较多的是《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医疗损害解释》、《医师法》等, 但是规范医患关系的法律条文法律法规主要只有两部, 一部是《侵权责任法》, 一部是《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当医患纠纷发生时, 往往不能很好地解决一些重要问题, 且规定原则性太强, 不易操作。现在极度恶劣的医患关系迫切需要一部专门的法律来调整, 尤其是要有明确保护医护人员生命安全的强有力的保障措施。

2.2 医院管理存在漏洞

由于近些年来我国医疗卫生事业一直在摸索中进行改革, 把国有医院推向了市场, 并大大减少了对医疗卫生事业经费的投入。走向市场的医院为了求生存, 只能放大经济利益, 因利益链的存在, 某些医院确实存在大处方、过度检查、乱收费的现象, 当患者无法得到满意的疗效后, 矛盾激化, “缝肛门”、“八毛门”一度将医患关系问题推到风口浪尖上。少数医生受经济利益的驱使, 开大处方、大检查, 利用自己的处方权, 接受服务对象或药械供应商的吃请、国内外旅游和消费、收受回扣和贿赂, 这些都增加患者医药费负担, 导致矛盾的激化。

2.3 患者的素质参差不齐

因受职业、年龄、环境、受教育程度的影响, 不同的患者对医疗的要求也不尽相同。随着医学科学的进步, 许多病种都规定了临床路径, 相同的病种相同的治疗路径, 往往会有不同的结果, 排除个人的体质差异因素外, 上述几个因素也起着重要作用。

因相关的法律机制不健全, 一些不法人员从医疗纠纷中寻获商机, 组织“三无”人员成为“职业医闹”。采取在医院设灵堂、打砸财物、设置障碍阻挡患者就医, 或者殴打医务人员、跟随医务人员, 或者在诊室、医师办公室、领导办公室内滞留等方式, 以妨碍医疗秩序、扩大事态、给医院造成负面影响的形式给医院施加压力, 从而向医院索取高额赔偿, 他们再从中分红。“职业医闹”的存在沉重打击了本已脆弱的医患关系, 使矛盾不断激化。

2.4 媒体的片面炒作

随着网络、媒体的飞速发展, 各种竞争愈演愈烈, 医疗因为与群众密切相关, 所以相关的话题、新闻最能引起广泛关注。各大媒体为了抢夺读者和观众, 吸引眼球, 不惜夸大事实, 将原本可能比较正常的医疗问题进行过度炒作, 因医学的高度专业性导致公众在一定程度上对医学知识的了解比较欠缺, 媒体的不正当炒作极易误导大众。媒体经常不管是非黑白, 将所有医患纠纷中的患者包装成弱者, 将矛盾集中在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身上, 加剧了医患关系的恶化。

2.5 医务人员缺乏沟通技能

在患者流量大尤其是大医院的门诊中, 患者人数众多, 据卫生部统计, 2011年我国门、急诊量达62亿人次。医生往往是简单询问病情后就开处方, 一个患者的就诊时间往往不到5 min, 很少与患者做详细的交流。部分医生甚至会责问患者“你怎么拖到这个时候才来, 早干嘛去了”, 类似的话语很容易造成误解和不满, 从而引起纠纷。当然这其中也存在一个客观原因, 就是患者没有很好地分流, 一些可以在社区医院解决的常见病也一窝蜂地涌入大医院诊治, 增加了大医院的门诊负担的。

3 针对上述问题的几点思考

3.1 健全法制

在当前恶劣的医患环境下, 必须有一部调整医患关系、保护医务人员合法权益的法典。我国现行调整医患关系的法律缺位与法律适用差的现状已经严重影响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进程。据调查, 多数殴打、伤害医生的肇事者并没有受到刑事处罚, 往往只是以道歉或经济赔偿的方式“私了”。哈医大血案的发生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 立法机关应审时度势, 对现行的医患关系法律法规进行全面的梳理, 科学设计、构建起新的调整医患关系的法律体系。

3.2 加大对卫生事业的投入

政府要加大卫生事业的投入, 优化资源配置, 进一步完善财政补偿机制, 保证定向补助经费到位, 提高医务人员待遇, 以支持医疗机构持续健康发展。切实减轻患者医疗负担, 药品“零利润”供应患者, 全面实施基本药物制度, 保障中、低收入阶层的医疗服务需求。

3.3 加强医院管理

3.3.1 建立完善医德医风教育制度

通过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 使每一位医护人员, 尤其是处方医生认识到“实践治病救人, 关乎事业发展”的共同使命;并自觉做到在临床服务中、在开方选药时能真正“以病人为中心”, 对每一个患者负责, 切实遵循依病情需要、对症下药的用药原则, 若病情不需要坚决不多开药, 努力以良好的职业道德素质和技术服务水平赢得患者认可。

3.3.2 提高医务人员的积极性

要从有利于提高医护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出发, 通过改革个人收入分配机制, 实行个人工资、津贴定岗定薪, 按劳取酬, 向突出贡献者、业务骨干重点倾斜, 通过强化技术服务, 提升诊疗服务价值, 来全面提高医生的收入待遇, 遏制医生开“大处方”、“高价药”的利益冲动。同时要对医生使用基本药物及合理规范用药情况进行跟踪考评, 并与职称评定、职务聘任晋升等挂钩, 如定期对门诊处方书写的规范性、处方用药及配方的合理性、用药时间、用药适应证及处方费用等进行考核和点评, 对滥开“大处方”的医生给予严肃批评并实施经济处罚。

3.3.3 加强医患沟通培训

医疗机构要加强对医务人员的培训, 通过邀请专家开设讲座、学习心理课程、礼仪培训、学习相关的法律法规等方式来掌握沟通技巧, 提高医务人员与患方的沟通能力。

3.3.4 提高医务人员专业技术素质

医疗机构要对医务人员进行规范化的培训, 并通过到上级医院进修、参加各种继续教育、学术交流会议、专家业务知识讲座等方式不断提高医务人员的专业水平, 将学到的新知识、新理论应用到患者身上, 用过硬的技术赢得患者的信任与尊重。

3.4 要引导正确的舆论导向

3.4.1 新闻媒体应正面宣传医务工作者的辛勤劳动, 宣传他们中的先进典型。中宣部、卫生部在《关于加强和改进公共医疗卫生领域新闻报道工作的通知》中, 明确要求新闻、卫生单位要携手做好医疗卫生新闻宣传工作, 要宣传医疗卫生领域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正面典型, 宣传医学领域的特殊性、高科技性和高风险性, 引导群众理性对待可能发生的医疗纠纷。媒体应尽量不要去刻意炒作个别医疗纠纷事件, 对未经医疗事故鉴定或司法审理的医疗纠纷案件, 新闻宣传不能带有倾向性, 更不能恶意炒作。对各地维护医疗秩序, 打击“医闹”行为要多报道。要引导群众在确实出现医疗纠纷时走合法维权的道路。医院也应积极主动地多邀请新闻媒体、社会各界群众代表到医院了解卫生工作者的辛勤劳动, 对医院的工作提出意见;对常见的易引起医患纠纷的环节多和媒体及群众代表交换意见, 研讨改进方式, 增进医患双方的理解, 积极营造和谐医患关系的舆论氛围。

对劳动关系现状的思考 篇3

一、女工劳动保护权益成效方面

95%的企业能较好地执行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大多数企业签订了集体合同;女职工劳动权利、经济权利基本得到保障;女职工“四期保护”基本落实;女职工劳动环境、劳动条件不断改善。

二、存在的问题

1.部分公有制企业女职工劳动保护弱化。

(1)部分女职工法律观念比较淡漠， 自我保护意识不强，学法、知法、懂法的自觉性和依法维护切身利益的能力有待提高。从调查数字反映出，部分企业女职工对国家有关女职工劳动保护的具体政策法规了解不全面，特别是对与职业女性身体健康密切相关的《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也不了解，甚至连已执行了十余年的90天产假都不清楚。

(2)一些公有制企业因受经济效益下滑的影响，女职工劳动保护水平下降，削减了女职工劳动保护费用；劳动安全卫生条件不能及时改善；女职工劳动保护设施关闭或改作他用；取消妇科病检查；女职工生育费用不能全额报销；产假工资等费用不能按时足额发放等问题。部分停产企业、经济效益差的困难企业，原已签订的集体合同和有关规定无力履行。

(3)个别改制、转制企业以及由个人承包的公有制小企业经营者轻保护、重效益，不重视女职工劳动保护工作，劳动卫生和安全生产存在隐患。

2.部分非公有制企业女职工劳动保护问题突出。

(1)用工制度不规范，女职工劳动权利得不到保障。一些企业经营者不依法与女职工签订劳动合同，只是“口头协议”、“押金合同”或“生死合同”。据本次调查的1041个非公企业中，仍然有33.1%的企业未签订集体合同。

(2)女工工资报酬低，被克扣工资，加班加点现象普遍。在私营企业工作的女工月工资大多在500元以下， 56%的女工称工厂有拖欠、克扣工资现象。在一些服装、鞋业、餐饮等服务业，加班加点现象也很普遍，有的女工人均周劳动时间为76小时，甚至长达90小时，节假日也不能休息，企业强迫女工超负荷劳动却不按规定支付工资和加班费。据本次调查，仍有39.9%的企业每周工作时间超过40小时。

3.使用女工“黄金年龄”段，女工特殊保护得不到落实。部分非公有制企业招工避开女工生育年龄段而不承担女工特殊保护的责任。据河北省对96家企业的调查，无孕、产、哺乳期女工的企业占到79.2%，而处于孕、产、哺乳期的女工只占很少比例，很难享受到特殊保护的待遇。在调查中发现，有少部分企业不发给女工产假工资，有的企业女工生育费用不予报销。

4.劳动保护条件差，部分女职工的健康与安全受到影响。些劳动密集型和规模较小的企业里存在设备陈旧、工艺落后、作业环境差、事故隐患多等问题，有的女工长期工作在噪音、异味、粉尘、有毒有害气体严重超标的环境里，有的甚至危及生命。

5.侵犯女职工人格尊严和人身权利的现象时有发生。一些外商投资企业厂规厂纪名目繁多，十分苛刻，女工稍有违犯，便会遭到惩罚、打骂、污辱等，有的女工被扣押身份证、暂住证等，甚至随时受到翻包、搜身的威胁。

三、原因分析

1.思想认识不到位，法律意识不强。一是部分经营者法律意识淡薄，对女职工承担着人类自身再生产的社会责任缺乏正确认识;二是女职工对有关法律法规不熟悉，不懂得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缺乏自我保护意识。三是少数地方领导对女职工劳动保护工作认识存在偏差，对女职工劳动保护工作重视不够。

2.劳动关系不健全和运作不规范。 由于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劳动者面临着严峻的就业形势，导致了劳动关系主体力量对比严重失衡。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往往处于顺从听命和被支配的弱势地位,不签劳动合同或签订明显不公平的劳动合同的现象屡见不鲜。

3.法律法规不够完善，管理和监督体系尚未健全。现行的国务院《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是1989年颁布的，劳动部的《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也于1995年颁布，其中的部分条款已与形势不相适应，操作性不强。 随着政府机构的改革，劳动安全生产管理监督职能分解到了几个部门，影响了整体效能的发挥。

四、建议和措施

女职工劳动保护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政策法规的配套完善和社会各方面的支持。

1.加大宣传力度，使全社会都来关心女职工的劳动保护。女职工劳动保护工作是关系女职工的健康与中华民族未来人口的素质,关系到整个人类繁衍与发展的大事,需要全社会的关心和支持。

2.修改、完善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增强针对性和操作性。随着改革的深化，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自主权扩大，特别是非公企业的发展壮大，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都面临着内容和适用范围的局限。

3.与时俱进，坚持创新，建立社会化维权机制。不断探索社会化维权工作格局的有效途径，并与当地法律等有关部门协商，在经常涉及妇女权益问题、女性职员较多、依法维权方面开通法律援助电话，为妇女免费提供法律咨询、代写法律文书等。

4.加强工会自身建设，认真履行维护职能。 必須加强工会组织建设，尤其要加强改制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的工会组建工作，最大限度地把职工组织到工会中来，使他们敢于维权，能维权，真正成为职工群众的代表者、维护者。

5.全面施教，提高女工素质。要使女职工适应新的形势，应对新的挑战，真正发挥其“半边天”作用，必须抓住重点，全面施教，积极实施“女性素质工程”，切实提高她们的整体素质。

当前中日关系现状及未来发展思考 篇4

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毛泽东就指出，“要把帝国主义政府和这些国家的人民区别开来”。新中国成立之后，周恩来也明确地表示，“中日两国人民永远地友好下去，这是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这是共同的，没有冲突”，“中日两国关系，从根本上说必须建立在两国人民友好的基础上”。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又指出：“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口号，代表了我们大家的理想。应该说，这个口号三十多年前就提出来了，不是今天提出来的，更不是某一个人提出来的，是中日双方提出来的。”[1](P.231)

2000年5月20日江泽民主席在会见日本“2000中日文化观光交流大会使节团”主要成员时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 解，推动两国友好合作不断发展，不仅符合两国人民及子孙后代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中日友好归根结底是两国人民的友好。”[2](P.3)显然，江泽民关于中日友好的论述，同党和国家的第一代、第二代领导人关于中日友好的论述和见解是一脉相承的，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第一代、第二代领导人关于中日友好的指导思想所作出的新发展。其中，特别是“中日友好归根结底是两国人民的友好”这句话告诉我们，不管中日两国关系中出现什么样的变化、曲折和**，甚至一时影响到两国人民之间的情绪，中日两国人民要求“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殷切愿望和发展趋势绝不会出现根本的改变；只要抓住了“两国人民的友好”这个根本，就可以相信任何企图破坏中日友好的力量，最终是不会得逞的。

（良好的中日关系对中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日本起着很大作用，既是重要的贸易伙伴，又是引进资金技术的重要来源。同时要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和稳定周边，也必须搞好中日关系。因此，中国早就把发展同日本的友好合作关系定为基本国策，并一直坚持力行。而在新的历史时期，日本在谋求政治大国的过程中同样需要一个良好的中日关系。首先在外交上，日本需要借助中国。在对美外交中要借助中国的影响。每当日美关系紧张时，日本只要加强对华关系，日美关系便缓解，日中关系是日本对付美国压力的一张“王牌”。在谋求大国地位方面，日本将中国视为其推行联合国外交的关键因素。日本联合国外交的重点放在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上，如果得不到中国的理解和支持，将难以如愿。日本的亚洲外交也需要借用中国的支柱作用，日本无论是在朝鲜半岛还是在东南亚问题上要发挥作用，没有中国的支持与合作都将是困难的。其次，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是日本发展战略的需要。中日经济在亚洲占有重要的位置。中日两国GDP之和占亚洲GDP总和的3/4。21世纪合作的焦点是经济安全，在维护亚洲的稳定与繁荣上中日两国有共同的战略利益。同时，日本也需要中国的巨大市场和某些资源。再次，在建立国际新秩序中，日本同样需借助日中关系。目前，美国谋求单极世界，日本虽怕触怒美国不敢明确支持多极世界，但面对中俄

法等国建立起战略伙伴关系，日本有失落感。冷战结束初期，日本主张建立“日美欧”三极世界，但海湾战争后，美谋求独霸世界和欧洲主张建立欧洲人的欧洲，使日本感到日中关系的 上海APEC前夕，小泉首相匆忙来访，即要在两周内两访中国，也充分说明他对中日关系的重视。中日关系目前处在困难时期，而导致这一结果的最直接原因，是小泉不顾中国的强烈反对，执意参拜供有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破坏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日关系的恶化已成为日本严重的外交问题。“9·11”恐怖事件后，冷却的日中关系严重阻碍了日本大国外交的开展，于是，为了日本的根本利益，修复日中关系成为小泉政权的当务之急。

（一）中日政治关系将在继续调整中得到发展，但围绕历史、台湾、防卫、领土问题的摩擦还可能出现波折

中日两国对共同战略利益的认识正在不断深化，对要从大局着眼的必要性认识越发清楚，因为孰轻孰重还是明确的。这一切驱使着两国关系朝着良好方向发展。中国需要为自身的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并在多极世界形成过程中确立自己的坐标，为建立国际新秩序而努力。而日本尽管近年民族主义势力有所抬头，但绝大多数在和平主义宪法成长起来的日本国民对极端民族主义还是有一定免疫力的。由于双方正在逐渐摈弃零和博弈的陈旧观点，中国和日本的未来政治关系将在继续调整中得到发展，因为在没有零和效果的今天，争取双赢避免两败俱伤是唯一理智的选择。

同时，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困扰中日关系的四大问题，即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防卫问题、领土问题，一个都没解决，也很难在短期内解决。围绕这些问题的摩擦，中日政治关系还会出现波折。在历史问题上，日本尚未形成足以承认侵略罪行的政治气氛和道德价值观。日本政界还有相当一些人认为否定历史就是否定自民党政治，否定战争就是否定他们自己。在台湾问题上，因日本政局动荡，国内亲台政治势力膨胀。战后出生的一代外务省官僚中的傲气与民族情绪等因素使其遇到矛盾时对华态度较为强硬。他们强调从维护日本海上运输线的安全看，台湾的位置意义重大。于是，欲以台湾长期牵制中国大陆，维持台湾的现状，不愿中国实现统一。在防卫问题上，日美修订防卫合作指针实际上已将台湾纳入其合作范围。日本实际已将中国作为其防范对象。而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问题及东海大陆架问题作为中日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领土主权争议问题也有可 能长期存在，不时引起中日之间的一些摩擦。

（二）中日经济关系可望持续、快速发展，但日本将进一步调整对华经济政策

中日经贸关系互补性强，竞争性弱，近10年来，中日双边贸易额不断上升。尤其是2000年中日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更是引起了人们广泛关注，两国不仅贸易额有大幅度增长，日本企业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也改变了连续几年下降的势头，出现恢复性增长。2001年虽然出现了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为严重的贸易摩擦，但两国贸易额仍可望达到人们所预计的1000亿美元左右，再创历史新纪录。日本企业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也将有较大增长。仅从去年1-6月份的统计来看，中日贸易额已近425亿美元，比2000年同期增长11.8%，日本对我国的直接投资（合同金额）则高达近30亿美元，而2000年全年才36.8亿美元。[4]今后中日两国经贸合作的前景更加宽广，发展趋势方兴未艾，两国的相互依存关系会不断提高。中国即将加入WTO，这意味着中国的市场会更加开放，更加充满生机；中国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这又为中日两国的经贸合作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

与此同时，还应注意到有些因素不利于中日经济关系的顺利发展，其中最为突出的应是经贸合作的政治因素增大，日本在进一步调整其经援政策。冷战后，由于中国经济迅猛发展，而日本经济持续滑坡，日本一些人大肆宣扬“21世纪是中国的时代”，担心中国成为日本经济上的对手，安全上的威胁，于是不愿意看到中国经济的发展，不希望中日经贸关系顺利进行，并企图在对华经济合作中附加政治条件，干扰两国经贸合作的正常发展。以对华ODA为例，今后日本将继续把“支援中国的改革开放”作为对华ODA的基本理念，但现阶段特别把“支援中国的市场经济化和民主化”作为重点。其调整趋向势必对中日关系的政治氛围和两国间经济合作前景产生重要影响。[5](P.30-31)

（三）文化传统的相近性将继续成为促进中日关系发展的积极因素，但相互理解不深的负面影响也将突显出来

中日间的文化交流与人民往来历史悠久，两国文化又有许多相同之处，因此进行文化合作有较好的基础，比其他领域的合作也可能更容易一些。事实上，这个因素在1972年中日复交时显然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在此后中日关系的发展过程中也是如此，在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进程中，中日文化传统的相近性，将继续成为促进中日关系发展的积极因素。然而，中日之间相互了解不深的负面影响也突出地暴露出来。例如，在中日关系中，中国方面往往提出几项原则，而日本人则不这样，即使提出也大都是附和中国的提议。正如中根千技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提出某种原则是处理多民族的复杂关系的有效方式，但往往使日本人为难，感到难以接受。日本人也并不是不能提出原则性的东西，但在极为单一的民族关系中，人与人之间是一种直接接触的关系，没有再提出什么原则的必要，但这在中国人看来往往容易视为没有原则。[6](P.200)另外，受各自的文化观的影响，日本人比较富于变化，中国人则不太富于变化。这样，日本人在中国人眼里的形象往往是实用主义、机会主义的，而中国人在日本人眼里的形象则往往是顽固不化的。事实上，中日两国虽号称“同文同种”，但毕竟有各自的社会文化背景，思维方法及行为模式各不相同。而且，如果说中日两国与欧美国家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话，同为东方民族的中日之间的差别往往似是而非，且潜在的差别多于显见的差别，这种微妙的差别反倒增加了了解辩明的难度。

（四）中日之间相互交往和相互作用的方式将继续发生变化，新的方式将在长期相互“磨合”中逐渐形成，直至相对稳定

今后中国的经济力量将持续增强，日本的国际作用也将不断得到加强。在这种双向同步变化中，中日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将得到调整。当前日本的对外政治影响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的牵制、侵略历史形象的影响、国内法律框架的约束。日本正积极争取获得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对外政治影响能力，力图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在全球及亚太多边框架中发挥主导作用。在这一过程中，日本需要得到中国的支持，但其对华姿态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相比将进一步务实化和“普通化”。[7](P.227)现任日本外相田中真纪子2000年在接受记者关于对华外交问题采访时直截了当地说：“对中国该说什么就坚决说什么”，“日本对中国贷款也贷了，对过去也作了道歉”，“中国问题如果成为日本的威胁，日本应向中国表示出坚决的态度”，“日中建交已近30年，如还建立不起不看对方眼色，直言不讳的人际关系就太成问题了”。联系到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在历史、台湾及与美防卫合作问题上不顾中国的意见和批评，否定中日关系的特殊性，执意推行所谓“普通国家”路线，表明未来的中日关系在形态上将与过去有所不同。

[8](P.129)

另外，中日之间以老一辈友好人土的渠道推 动官方政治关系的作用将在很大程度上减弱。中日交往渠道将在年轻化和多元化变化中得到更新，交往方式也将呈现出“普通”化的倾向。新的交往方式将在长期相互“磨合”中逐渐形成，直至相对稳定。

（一）中美日之间的相互关系，仍将会对中日关系产生强烈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

当前，特别是在亚太地区，中美日相互关系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并对本地区有着重要影响。中美日三国近些年来也在不断协调相互关系，在亚太地区发挥了一些建设性的作用。在新世纪，人们更加期望中日关系能受到美国的积极影响。然而，当前美国作为惟一的超级大国，仍在以雄厚的军事与经济实力为后盾，在国际上采取强权主义。美国的强权政策不仅对全球，也给中日关系带来直接影响。中日双方均受到美国的制约，以致影响到双方的相互关系。在可预见的未来，日本仍将坚持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外交路线和安全政策，其对华政策仍将受到美国政策的制约，“中美关系感冒，中日关系发烧”的结构将依然存在。能否尽可能排除或减少美国因素对中日关系的消极影响，将是能否保证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

（二）东盟的崛起和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将起到相对降低中日关系的突出地位的作用

1999年4月30日，柬埔寨正式加入东盟。东盟成为由10个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区域性国际组织。东盟的崛起对于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安全格局的走向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于中日两国来说，同东盟的三角关系在今后的时期内将是仅次于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多边因素。经过东亚金融危机，东盟活力虽然受到影响，但正在恢复并有所发展。特别是2000年7月底东盟主办的东盟外长、地区论坛、对话国会议等十分成功。这不仅为中日提供了参与多边外交的机遇，也为中日相互沟通协调提供了方便，应该说是有利于中日关系的发展。但同时不能不承认中日关系在亚洲地区的突出地位也相对降低了。

朝鲜半岛是东北亚矛盾最集中与最突出的地区。1999年，美国部分解除对朝制裁，金大中总统采取“阳光政策”，促使朝韩双方自主实行民族和解，实现南北首脑会谈，从而使朝鲜半岛形势走向缓和。这一形势的变化，不仅给朝韩双方带来实际利益，也使整个东北亚出现了和平稳定的希望，削弱了美国在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的强权势头，更使中日友好与合作关系出现新的良好环境和有利条件。但是，如果朝 鲜北南双方关系实现突破性进展，以先经济文化，后政治军事的次序向民族统一顺利过渡的话，则将使朝鲜半岛大大增强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届时中国、日本与统一后的朝鲜半岛将形成又一个三角关系，从另一个角度讲，中日双边关系的突出地位也会相对降低。

（三）亚太多边合作的发展将使中日共同利益从封闭型体系走向开放型体系

中日两国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诸领域中，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但这些共同利益也将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除了上面提到的美国、东盟和朝鲜半岛因素之外，亚太多边合作的发展，将把中日双边关系逐步融入多边关系网络之中，使中日共同利益从封闭型体系走向开放型体系。今后，亚太多边政治、安全、经济合作势必日益发展，其对中日夫系的影响势必不断增大。中日关系将日益超出单纯的双边关系的范围，而向多边合作关系发展。尤其是地区多边政治与安全合作的发展，将使中日两国不断面临新的课题。在协调国家间关系方面，中日两国

将面临如何对待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如何对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等问题。在建立国际秩序方面，中日两国将面临如何对待已有的国际规则和如何制定新规则的问题。在具体合作领域方面，中日两国将在地区政治与安全机制的发展过程中不断面临如何加强沟通和协调的新问题。

对劳动关系现状的思考 篇5

课程内容：

1、中美关系40年的历程与经验总结。

2、“新型大国关系”提出的背景。

3、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新”在何处。

4、如何建立“新型大国关系”。

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若干思考

刚刚过去的2012年是中美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是尼克松访华40周年，也是20年来中美同时进行最高领导层换届选举，同时还是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开局之年。随着美国大选的最终落幕以及中国共产党“十八大”的胜利召开，中美关系正以新的气象迈向新时期。

然而，2013年新年伊始，美国参众两院通过新的“国防授权法”，进一步明确《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涵盖钓鱼岛。这就意味着，此前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相对模糊或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政策变得清晰化，即，尽管美国在主权归属问题上不持立场，但一旦钓鱼岛发生军事冲突，美国将有义务协防日本。这一政策宣誓意味着，中美日围绕钓鱼岛乃至东北亚的战略博弈走向更加复杂化。这无疑给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投下了阴影。

但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新时期中国政府“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尝试，是在系统总结过去41年中美关系基本经验，全面审视当今时代特点的基础上，对迅速崛起阶段中国对美外交的新思考和新期许，是中美破解历史上后起大国与守成大国走向冲突这一难题的新实践。体现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和不希望与美国发生战略对抗的政治意愿。

一、“新型大国关系”是中美关系40多年的经验总结

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的41年，开创了两个不同文明、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发展阶段的大国之间和平共处的新篇章，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关系已经具备所谓“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特征。同时，“新型大国关系”的思想体现于邓小平同志24年前所作“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的重要论断，体现于江泽民主席1993年会晤克林顿总统时提出的“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16字方针，体现于胡锦涛主席2011年访美期间与奥巴马总统达成的共建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共识，也体现于一直以来双方为培育互信进行的对话、为管控分歧开展的沟通、为维护共同利益推进的合作。这一概念和过去41年中国对美外交的基本理念，和此前“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积极、合作、全面关系”、“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等提法的精神实质是一脉相承的。

从根本上看，这一概念的提出，基于对中美关系“螺旋上升、起伏不定”特征的理解和对“中美斗而不破、和而不同”经验的把握。

所谓“螺旋上升”，即中美关系的发展虽迂回曲折，但总体势头是向上、向

前的。

回忆

1949—1971年7月基辛格访华前，对抗，恶化，无外交关系；小球转动大球” 1971年7月—78年12月，尼克松破冰，历任福特，到卡特才正常化； 79年—89年，蜜月期，基于联合抗苏，政治经济军事比较快；

89年—01年，“****”使两国关系跌入谷底。1991年，刚刚趋于好转的中美关系又因老布什对台出售150架F16-A/B战机而受挫；1993-1994年，两国围绕“银河号事件”、“贸易与人权挂钩事件”等争执不断；1995-1996年围绕李登辉访美和台湾“大选”，中美针锋相对，一度出现美航母陈兵台湾海峡、两军冲突一触即发之势；1999年的“炸馆事件”和2001年的“撞机事件”引爆全体中国人民的抗美浪潮

01年—09年，发展的黄金时期，天时：世界经济快速发展，01年底加入世贸，每三年翻番； 地利：9.11事件，美国布什聚焦反恐； 人和：睦邻，富邻，周边和平，安详。

2001年GDP1.5万亿，占美国的13%，世界第六； 2011年GDP7.8万亿，占美国的48%，世界第二；

（经贸上，两国早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从建交当年不足25亿美元发展到2011年的4466亿美元，增长近180倍，2012年接近5000亿美元。金融上，据美国财政部数据，截至2012年1月中国拥有美国国债1.16万亿美元，占中国外汇储备总额（约3.2万亿美元）的36%，占外国总共持有美国债（约5.05万亿美元）的23%，占美国债总额（约15.3万亿美元）的7.6%。两国虽未如媒体所言达到“金融恐怖平衡”的程度，却已形成深度相互依赖。政治上，从当年的“乒乓外交”、“秘密外交”发展至今，已形成大约90种几乎无所不包的全方位对话机制网络，这在大国关系史上是空前的。尤其是两国开创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以及派生出的战略安全对话、亚太事务磋商、中东事务磋商等机制，成为稳定双方战略关系的重要平台。胡锦涛主席与奥巴马总统累计实现会晤13次，也足以说明两国高层互动之频繁。安全上，双方的合作从朝核、伊核到南北苏丹问题，从西亚北非到中亚南亚，已覆盖几乎所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唯其涉及面广，所以不时充满矛盾和博弈，但诚如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所言：“中国和美国无法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但如果没有我们的合作，就很难解决任何问题。”文化上，仅以近两年为例，据美国国际教育学会报告，2010-2011学年中国留美学生人数比上一学年增长22%，总人数近15.8万人，中国连续第二年成为美国国际学生的最大来源国。同期，美国赴中国留学人数增长2%，接近1.4万人。目前全美已有48个州设立了81所孔子学院和299个孔子课堂，美国成为全世界设立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最多的国家。美国开设汉语课的公立大、中、小学超过5000所，学习汉语的学生突破20万。正是在这一大的背景下，两国元首推动成立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会议机制，将两国科教文体交流进行整合，使人文交流同战略对话、经贸合作一起，成为支撑中美战略关系的三根重要支柱。一句话，中美关系过去41年向前推进的速度、深度和广度，超乎人们想象，开创人类先河。

而这一切成就的取得，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正所谓“起伏不定”。1971年4月14日，受邀访华的美国乒乓球运动员听到周恩来总理讲“你们将为中美关系打开新篇章”时，不禁瞠目结舌，“小球转动大球”的中美关系正常化序幕就此拉开；同年7月9日，以“装病”方式从巴基斯坦秘密访华的基辛格，实现了中美两国高层时隔20多年的首次接触；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签署《上海公报》。其后，围绕建交的谈判旷日持久、波折不断，历经尼克松、福特两任总统，直至卡特总统上台，才最终于1978年12月中旬谈成建交公报，中美于1979年1月正式建交。三年后，双方经过斗争和博弈，就美国对台军售问题达成《八一七公报》。基辛格后来回忆说，《八一七公报》居然同《上海公报》和《建交公报》平起平坐，实在有些奇怪，“因为这份公报内容含混”，“执行起来困难重重”。可见从一开始，美方就为不认真执行该公报埋下了伏笔。20世纪80年代被称为中美关系的“蜜月期”，根本原因是联合抗苏的主要矛盾掩盖了中美之间一系列次要矛盾。1989年“****”使两国关系跌入谷底。1991年，刚刚趋于好转的中美关系又因老布什对台出售150架F16-A/B战机而受挫；1993-1994年，两国围绕“银河号事件”、“贸易与人权挂钩事件”等争执不断；1995-1996年围绕李登辉访美和台湾“大选”，中美针锋相对，一度出现美航母陈兵台湾海峡、两军冲突一触即发之势；1999年的“炸馆事件”和2001年的“撞机事件”引爆全体中国人民的抗美浪潮。由此可见，中美关系的发展从来都是充满坎坷的。原因在于两国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发展阶段、文明文化、地缘政治等方面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一时难以调和，也在于两国作为世界级大国的特殊国际影响力、彼此战略需求的内在动力、民间往来的巨大吸引力、经贸合作的巨大潜力所催生的广阔合作空间无法关闭。矛盾与合作交织，必然导致关系状态时起时伏。）

中美关系之所以能够在起伏不定中实现螺旋上升，得益于两条重要经验。一是“斗而不破”，即双方始终恪守底线，不因个别事件影响两国关系大局，因此总能柳暗花明、转危为安。“炸馆事件”、“撞机事件”等危机的处理如此，台湾问题的处理更是如此。可以说，从基辛格秘密访华到中美正式建交，台湾问题是主要障碍。经过中方长达8年的斗争，才逼使美国“断交、废约、撤军”，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扫清障碍。从《八一七公报》发表至今，对台军售问题从来都是中美矛盾的焦点，但斗争的背后，亦充满着妥协。美方在最敏感的武器出售上未敢轻易突破，中方则多以中止两军交流为手段进行反制，彼此都留有余地，在斗争——妥协——再斗争——再妥协的循环中维持两国关系大局，探索最终破解之道。二是“合而不同”。中美两国既没有因矛盾冲突而最终导致关系破裂，也没有因持续合作而丧失自我，相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命力越来越旺盛，甚至引发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大讨论。这正是中国不同于前苏联的根本之处，也是美国不得不考虑转换“西化分化”战略，不断调整对华政策思路应对中国崛起的重要原因。

从上述对中美关系41年发展历程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中美关系是极为特殊的大国关系。借用郑必坚先生的话来形容：中美两国经济合作基础之深厚，合作领域之广泛从未有过；两国关系之复杂、之难办，两国摩擦之多从未有过；两国关系发展余地之大，前景之广阔从未有过。归根到底一点，美国是当代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大国，中国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当代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走的是中国式改革开放道路，而且在经济总量方面已经居世界第二。这样两个大国之间相互需要而又有种种矛盾摩擦的奇特局面是世界近代史上从未有过，也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这无疑是挑战，但同时又是机遇。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目的就是要化挑战为机遇，为中美两国摸索出一条符合时代潮流的新路来。过去41年，中美两国开创了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文明形态和平共处的先例，为新时期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为这一理念的顺势推出创造了机遇和条件。

二、“新型大国关系”提出的背景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既是对过去41年中美关系发展基本经验的总结，也同过去四年中美关系发展的新变化息息相关。尽管起伏不定是中美关系的基本规律，但是像奥巴马2009年1月执政以来两三年间戏剧性的大起大落，在中美关系历史上还未曾出现过。这一段特殊时期的中美关系发展状况对于理解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出笼的背景十分重要。

2009年奥巴马总统上台，中美关系不仅没有陷入因美国领导人换届选举而发生颠簸的历史“怪圈”，反而较小布什第二任期更进一步。从该年初新任国务卿克林顿访华到4月1日在伦敦G20峰会上实现“胡奥会”；从两国立法机构最高领导人近20年来首次互访，到奥巴马总统就任不足一年即正式访问中国；从首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成功举办，到媒体热炒“G2”、“中美共治”，2009年的中美关系可谓一路高歌猛进，被形象地比作“高开高走”。现在看来，这一年奥巴马之所以奉行如此积极的对华政策，大体是三方面因素使然：一是美国在许多方面有求于中国。面临“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美国希望中国继续购买美国国债；由于奥巴马决定将反恐战场从伊拉克转向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美国极希望中国提供实质性的反恐帮助；由于美国希望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赢得主导地位，因此极希望拉住中国，共同应对来自欧日的压力。正因此，美国政要在2009年刻意强调同舟共济，有意淡化对台军售、**、人权等因素，由此使中美关系发展异常顺利。二是奥巴马、希拉里践行“巧实力”外交，希望通过柔性方式整合中国，使中国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配合美国，这与倡导同伊朗的“握手外交”和“重启”美俄关系的大思路是一致的。三是奥巴马亚太事务团队核心成员斯坦伯格、贝德等人有同中国提升战略互信、重建战略保证的用心。

对于奥巴马政府的上述考虑，中方当时存有一定的认知落差。比如，较多看到了奥巴马政府有求于中国的成分，对其“巧实力”外交本质的拿捏稍嫌不足：较多从“阴谋论”角度看待美国在阿富汗问题上寻求中国的合作以及美国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的表现，也较多从防范角度看待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提出的中美“战略再保证”等新思维，对美国当时面临的真实经济和战略困境估计不尽充分。其结果，双方对彼此都存在一定程度不切实际的期待。美方希望中国在上述三方面能同时满足其需求，并自认为只要美国放下身段中国必会有所合作，中国则期望美国对华政策能乘势有重大进展（如在军售和**问题上）。

但实际上，中国无法在美国一厢情愿的希望清单上满足其全部要求，尤其是一度认为有可能成为中美合作亮点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最终阴差阳错造成中美不和，紧接着“谷歌事件”不期而至，使彼此产生极大的希望落空、战略受挫感。还未及调整心态，奥巴马便于2010年1月宣布对台军售、2月在白宫接见**。这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动作在奥巴马政府看来是在以“回归常态”回击中国的“不配合”，在中国看来则属于过河拆桥的霸权行径，甚至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对华战略组合拳。中国政府在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上的反制反过来进一步刺激美国强硬派的反华立场，他们批评奥巴马的对华政策除了滋生中国的“外交傲慢”外一无所获。恰在这时，3月韩国“天安舰事件”突发。这场事关韩朝之争、至今仍无定论的偶然事件，引发的却是美韩对中国的猛烈批评，殃及的是中美关系。随后，美韩在黄海海域展开声言针对朝鲜的多批次、大规模军演，被当时中国多家媒体和战略分析界人士解读为针对中国的军事讹诈和战略包围，引发两军之间的进一步对立。其后中日渔船相撞事件及美国公然插手南海争端接连发生，终使中美战略博弈从局部转向全局、从言论转向行动、从心理较劲转向外交争夺。

简要回顾这段过程可知，中美关系从2009年的“高开高走”到2010年的大起大落，很大程度上与彼此心态变化有关，难以简单判定美国对华战略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更不意味着中国对美外交方针和原则出现重大变化。但第三方因素的频繁干扰和媒体的大力炒作，则容易使人得出“中美开始走上全面战略较量”的结论。正如当时参与对华决策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太事务高级主任杰弗里·贝德事后所分析的那样，“我同意中美关系出现了问题和摩擦，但宣扬紧张局势的报道与其说是反映了实际的威胁程度，还不如说是为了吸引难以集中注意力的公众的视线”。正因如此，中美双方都需要尽快对局势做出相对理性的评估，以正本清源、重建信任。身处内忧外困的奥巴马政府更急于摆脱这一不利局面，因此极力邀请胡锦涛主席尽早访美。

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对美国展开正式国事访问。这次访问的重大意义，首先在于极大扭转了两国紧张对立的政治气氛，双方澄清了各自立场、强调了彼此原有的理性评估。美方重申“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中方则表示“欢迎美国作为一个亚太国家为本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努力”。更重要的是，双方在此基础上签署新的《联合声明》，提出“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这一提法给长期处于“非敌非友”模糊状态的两国关系找到了一个双方共同接受的“合作伙伴关系”新定位，既是对中美关系过去41年的总结，更是对未来关系发展的展望，成为指导中美关系下一步前进方向的重要框架。此后，中美关系复归平静，直至2011年11月奥巴马总统访问亚洲首次参加东亚峰会、克林顿国务卿访问缅甸，美国决定在澳大利亚达尔文港部署海军陆战队以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的启动。由此，围绕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中美亚太共处的内容再度占据各大媒体显要位置，中美关系再次呈现紧张态势。

在这一背景下，2012年2月时任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展开访美行程。此次访问被视为深化“合作伙伴关系”之旅。此行中，习近平同志进一步提出中美要构建一种“前无古人，但后启来者”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这种新型大国关系虽前无古人，但中美两国完全可以本着“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去探寻，“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正式向美方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半个月后，克林顿国务卿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做出了回应。在3月7日美国和平研究所纪念尼克松访华40周年的讲话中，她指出，“2012年的美中关系课题已完全不同，它在世界国家历史上前所未有”；“我们在共同树立典范，力争在合作和竞争之间达到一种稳定和彼此都能接受的平衡。这是前无古人的”；“我们必须通过逐渐形成一个建立信任的框架，以直接和富于建设性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意味着要回归两国关系的首要原则：在支持正在崛起的中国与增进美国利益之间并无本质矛盾。一个蒸蒸日上的中国对美国有利，一个蒸蒸日上的美国对中国有利”。这一精神在她随后在美国海军学院的演讲中得到进一步阐释。仔细研读克林顿的上述言论可见，其基调同习近平同志此前的倡议是完全吻合的。正是基于这一共识，中美双方共同决定在2012年4月底5月初举办的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三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会议机制均以“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主题。奥巴马在贺信中提及新型大国关系，胡锦涛同志则在开幕式上发表《推进互利共赢合作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致辞，就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出了“创新思维、相互信任、平等互谅、积极行动、厚植友谊”的五点构想，首次为“新型大国关系”充实了具体内涵。习近平同志则称要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勇气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智慧去探索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路。王岐山、戴秉国、刘延东同志也分别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会议上具体阐释了新型大国关系的相关构想。至此，如何构建并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便成为凝聚两国高层共识、共同指引两国关系发展的新目标。

三、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新”在何处？

中美希望构建的这样一种新型大国关系，究竟新在何处？笔者认为，其“新”大体包含两重含义。

第一，这种新型关系不同于40年前、20年前甚至10年前的中美关系。当时中美关系的基本范式是“超——强关系”，即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和作为多强之一的中国之间的关系，中国只是“多强”中普通的一员。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关系与美俄、美欧、美日、中俄、中欧关系等没有根本区别。而今天中美关系的基本范式则更像是“老大——老二的关系”，是守成霸权国同新兴崛起大国之间的关系，开始被真正赋予国际关系史上“权力转移”的特殊意义。尽管中美之间的差距依然巨大，但不容否认的是，过去10年，中国在“多强”中脱颖而出的态势十分明朗，在欧洲深陷债务危机、日本遭受海啸、强震多重打击后，显得更加抢眼。2008年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不仅是一场金融危机，也是体系危机、制度危机和政治危机。从中美实力对比看，2011年中国GDP达到47.16万亿元人民币，约合7.3万亿美元，相当于同年美国GDP的48.5%，而2001年这一比例仅为12.8%。这意味着，中国在10年时间里，将GDP总量从美国的1／8提升至1/2，这一追赶速度不可谓不惊人。而从未来预期看，国际多个权威机构普遍预测，中国GDP总量超美很可能在2020年左右，IMF-份报告更大胆预测这一时间会提前至2016年。这一对比往往同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和西方大国整体性低迷这一国际体系大变迁的时代背景联系在一起，也同中国在军事、网络、太空、海洋、科技等领域的长足发展联系在一起，更凸显了中美实力拉近之势。这一势头首先投射在彼此心态变化上，美方近年来对华态度变得格外敏感和焦虑，中国在处理对美外交上则显得更加自信。如此，今天的中美关系极易被套进“老大——老二关系”的模板，不仅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自觉从这一范式入手分析中美关系的发展，而且美国政要也总爱有意无意将中国“单拎”出来。如奥巴马在2012年《国情咨文》中五提中国，五角大楼新发布的国防报告公然指称“中国作为地区强权的崛起将从各方面影响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在备受世人关注的美国大选过程中，两党候选人频频“拿中国当靶子”，渲染中国威胁，对华示强以拉拢选民，奥巴马甚至脱口称中国为“对手（敌手）”。媒体也加大炒作中美两强并立乃至对立，认为中美之间的对抗不可避免。总之，中国作为美国的区域性军事对手、全球性经济对手、全面性政治对手的观念正在美国精英层逐步强化，并朝着“自我实现的预言”方向发展。美国现实主义的理论认知及其强硬的政策表现给中国民众造成一种误解，认为美国企图遏制中国崛起。原来一直被淡化的中美结构性矛盾在多元化的舆论压力下重新凸显。再加上美国国内政治极化和社会保守化趋向愈演愈烈，经济民族主义和社会民粹主义大行其道，支持中美关系的力量板块有相对松动的迹象。一时间，冷战思维、零和思维“沉渣泛起”，两国似乎陷入了某种“战略互疑”、“战略不信任”的怪圈，这给中美关系带来了巨大风险。

与此同时，中美战略基础已经出现松动，美国的政策调整导致两国在多个领域竞争性增强，如何寻求新的战略基础成为中美两国亟待思考的问题。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美具有共同对付苏联的战略基础，冷战结束后依靠全球化时代经济相互依存，“9·11事件”后两国则拥有反恐合作与经贸合作“双引擎”。而如今，随着美国击毙本·拉登和抽身中东、阿富汗，反恐合作已难以支撑中美关系。在经济层面，随着双方同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美方倡导“制造业回归”和“出口倍增”，而中国则正推动经济转型、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两国原有的经济结构互补性减弱，竞争性增强。

更重要的是，美国大张旗鼓推动亚太“战略再平衡”，炒作多年的战略重心东移成为现实，引发了中美地缘政治竞争态势。奥巴马高调加强与盟国之间的安全关系，全面提升同中国有领土领海争端国家的外交关系，在黄岩岛、钓鱼岛等争端中明显偏向菲律宾、日本，拉拢东盟各国，经济上推出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军事上展开一系列针对中国的部署。美国此次“重返”，虽难说是完全冲着中国而来，但“制衡中国”的色彩相当浓厚，给中国周边安全与睦邻外交带来新挑战，导致中美战略缓冲带被侵蚀，利益冲突点犬牙交错，战略对抗风险明显增大。

在两国实力对比拉近、战略基础松动、对外战略调整、内外环境日趋复杂的大背景下，过去41年规范两国关系的基本框架显然已不足以指导未来两国关系。按照十八大报告上提出的目标，2020年中国的GDP规模极有可能接近甚至超越美国，而“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也给外界留下中国模式呼之欲出的感觉，形成中美全面战略博弈之势。外界亟待中国提前做出战略思考——在国家经济力量出现重大变化时，国家的战略意图是否会发生改变？中国是否继续奉行建设性合作的对美外交？是否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就是试图进一步回答“两国实力对比拉近，中美将如何共处、如何构筑新的战略根基”和“国际国内环境变化，中美如何确保关系长期稳定”等根本性问题，旨在为新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探索新的规范与道路。

第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别于历史上其他大国关系。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通过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不仅实现了自身经济的高速增长，推动十几亿人口奔小康，并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维护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中国和平发展的诚意与成就有目共睹，多个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已经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目前，关于将中国同一战前的德国、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相提并论的说法已很难见到，而二战前的美英关系、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冷战后的美欧、美日关系则越来越被用来同今日中美关系做比较。越来越多的美国政要和战略界人士已经认识到，中国不是前苏联，不寻求意识形态扩张和颠覆现有国际体系，因此中美不会重蹈美苏关系的覆辙。但换一种思维看，诚如美国冷战史权威加迪斯所言，长达50年的美苏冷战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漫长的和平”，或者说美苏曾实现了半个世纪的战略稳定。但这种稳定建立在双方大体对等的军事实力基础上，是一种“核相互确保摧毁”恐怖平衡之下的消极稳定；同时，彼此依靠各自的代理人和相对封闭的经济圈，小规模战争和各种制裁接连不断。中国既不具备与美国全面抗衡的军事实力，也不追求这样一类消极稳定，因此始终强调超越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二战后美国同欧、日关系也保持了长时期的和平，但这种和平建立在美国对欧日的控制、彼此相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以及军事同盟基础上。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不可能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也不可能同美国结成战略同盟，因此也难以想象中美关系会像美欧美日关系那样。一些学者认为，19世纪末至二战前的美英关系属于大国权力和平过渡的典范，值得中美借鉴。但实际上，当时美国与英国之间围绕“权力转移”而进行的斗争也是非常激烈的。那场斗争之所以未上升为战争，主要是由于“一战”、“二战”使美英与德、日的矛盾盖过了他们彼此之间的矛盾，加之同文同种，美英“权力转移”因而显得相对平和。这种特殊背景同样无法为今日之中美关系所复制。因此，可以说，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既没有任何先例可循，也缺少相应的理论借鉴，只能靠两国人民自己摸索、创造条件。

四、“新型大国关系”能否实现

今天的中美关系同41年前尼克松总统访华、34年前两国建交时相比已发生很大变化。两国已经享受了长时间的和平，在相互依存中水涨船高、彼此受益，在战略合作中加深了解、累积互信，用贝德的话说，中美关系其实一直处于“一种相当好的状态”，双方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战略共识、深厚的合作基础以及彼此打交道的丰富经验。虽然我们面对的是一条“前无古人”的道路，但中国革命、中国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同样也是“前无古人”的。中国共产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认准了方向，凭借“摸着石头过河”的智慧和“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勇气，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我们就能够走出一条全新的道路来。而美国作为西方现代文明的重要开拓者和引领者，亦不乏理性灵活的战略思维和“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中美能否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不仅事关两国人民的福祉，也会对人类文明进程产生重要影响。客观来看，目前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至少已经具备了四个重要条件。

第一，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备时代条件。当今时代的特点是“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首先，政治多极化的趋势符合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潮流，是后起的这些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虽然美国“一超”地位下降，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并不是中国崛起，而是中、俄、印、巴西、南非等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在体系转型过程中，诸多新兴国家同美国之间的博弈都在增强，将国际格局的转变简化为“中国崛起冲击美国领导地位”是不客观的。其次，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将进一步加深，主要国家之间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联系。在美苏冷战时代，制约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的是“核威慑平衡”，如今，经济相互依存又给大国间的和平加上了一重保障——“经济相互确保摧毁的威慑平衡”。在这种状态下，国家之间“和则两利、斗则俱伤”，一国的发展与繁荣离不开其他国家，全球性问题的治理也有赖于所有国家共同努力。在处理国际事务的过程中，对抗无法解决问题，也不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只有彼此理解，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才是化解冲突的唯一出路。再次，文化多样化要求各种文明相互借鉴与融合。中国是东方文明的代表，由56个民族组成的国家，其文化特点就是善于吸收和融合，具有多元性和统一性。美国是西方文明的代表和集大成者，也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同样具有一种特有的文化自信与文化宽容。中美都是自信和原则性很强的国家和民族，都坚定认为自己是本国命运的主宰，对对方国家应有最基本的尊重，中美双方都有一种文化包容力，能够与其他民族、其他种族的文化和谐共处。中美两国的文化宽容为两国发掘共同价值、谋求和谐发展提供了动力。最后，社会信息化造成了权力的扁平化，也为不同文明相互理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国家之间的竞争越来越侧重于软实力的较量，而非硬实力的对抗。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历史昭示，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无法带来美好世界。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随着各国民众交流的增多、彼此之间的联系加深，各国民众的共同心愿必然会推动政府在对外关系处理上超越传统的现实主义思维逻辑，朝着“和平、发展、合作”、“包容、借鉴、共赢”方向发展。

第二，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备认知条件。中美两国领导人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水平在不断提升。2012年初，中国领导人提出“努力把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年底又把同发达国家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作为未来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这是对“和谐世界”理念与“和平发展道路”的延续与深化。奥巴马政府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认识也不断深入。中国正式提出这一设想之后，美方迅速呼应，前国务卿克林顿在演讲中多次提到，中美不会发生新冷战，两国应共同努力打破“守成国”与“崛起国”必然冲突的怪圈，“老问题”需要“新答案”。此后，双方高层在战略与经济对话、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APEC峰会期间也多次互动探讨。目前，两国领导人已经在很多问题上形成了共识。首先，中国崛起不代表美国在衰落，美国在军事、科技、网络、文化等方面的优势仍然遥遥领先。其次，中国崛起并未导致美国衰落，相反，它支撑着美国继续发展，美国的发展也从未影响到中国的崛起，中国崛起不会打破现有的国际体系框架，美国也不会寻求遏制中国。再次，中美不存在曾导致传统大国对立冲突的重要根源，两国在亚太地区不存在领土主权争端，各有优势难以互换和取代，不会形成所谓亚太两极和新冷战的局面。最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路没有先例可循，“需要一步步走出来”，需要两国共同探索，推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需要共同管控危机、维持稳定大局。（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共识，小布什支持申奥）

第三，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备沟通框架。这种沟通框架包含四大组成部分：高层对话机制、军事互信机制、地方交流机制和民间交流机制。首先是高层对话机制。近年来，两国高层接触频繁程度世所罕见。自2009年1月以来，胡锦涛同志同奥巴马总统13次会晤、7次通话、34次通信，吴邦国委员长、温家宝总理多次与奥巴马总统等美领导人会面，拜登副总统、习近平同志实现了互访。双方建立起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商贸联委会、科技联委会等90个对话磋商机制，涵盖了两国关系的方方面面。两国之间还建有首脑热线、国防热线。两国之间高频率和形式多样的高端机制化交流起到了增加了解、减少误解、扩大合作的重要作用，所取得的成果、达成的共识务实、丰硕。可见，双方均已表明要使这样的沟通和协调跨政府、长效化。其次是两军交流机制。近年来，中美两军交流与合作得到了积极发展。双方通过中美国防部防务磋商、工作会晤、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和国防部直接通话等就涉及两国两军互信的重要问题进行对话和沟通，还开展了海上搜救联合演练、合作寻找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和军事院校、退役将领等多层次、多军种、多形式的交流。2012年2月，习近平同志访美期间，赴五角大楼访问，就如何推动两军关系健康发展提出重要指导意见。5月，国防部长梁光烈同志访美期间表明了发展两军关系、为两国共建“新型大国关系”发挥积极作用的态度。他说，“我们应该站在面向21世纪的高起点上，以更加宽广的战略视野，规划好两军关系今后的发展方向，努力建立与两国关系相适应的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新型军事关系”。再次是地方交流机制。近年来，在中美省州长论坛的带动下，中美地方交流迸发出巨大能量。两轮下来，已有来自中国浙江、湖南、北京、辽宁、安徽、江西、山东、云南、江苏、内蒙古、湖北、河北、福建、贵州、宁夏等省、市、自治区的主要领导同美国华盛顿州、佐治亚州、关岛、夏威夷州、北卡罗来纳州、北马里亚纳群岛、加利福尼亚州、佛蒙特州、蒙大拿州、伊利诺伊州等26位州长面对面交流，形成了中美地方交流合作的热潮，结出了互利共赢的积极硕果。美国的50个州中有47个州在过去十年对华出口增长了几倍甚至几十倍。目前，中美已建立38对友好省州和176对友好城市关系。这股民间和地方的力量如果得到充分发挥，其对中美关系的正面意义无法估量。最后是民间交流机制。“国之近在于民相亲”，中美两国人民对对方长期抱有朴实的友好感情，希望两国成为友人而不是敌人。美国盖洛普网站2012年2月的民调显示，13%的美国民众认为中国是“盟友”，63%的人认为中美“虽不是盟友，但友好”。美国“百人会”2012年4月的民调显示，近八成的中国民众认为美国是中国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中美两国每年人员往来从建交时的几千人逐年增多，目前已超过300万人次。现在，平均每天约有1万人来往于太平洋两岸。双方每年互派留学生达10万人。目前，中国有约3亿人掌握或正在学习英文，美国有1000多所大学开设汉语专业，4000多所中小学开设汉语课，20多万人学习汉语。两国教育机构合作在美设立了80多所孔子学院、299个孔子课堂。中美沟通框架已经基本建立并在不断完善，它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源源不断地注入正能量。

第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共同利益驱动。中美经贸联系增强，经济利益汇合进一步加深。双边贸易额已经从建交当年不足25亿美元发展到2011年的4466亿美元，增长了近180倍。每天有超过10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在两国之间流动。两国早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已连续10年成为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之一。据美中贸委会统计，2001-2010年，美对华出口增幅达468%，而同期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总出口增幅为55%，美国本土400万～800万个就业岗位与中美贸易直接相关：2001年至2010年，美国对华出口累计为美国增加了300多万个就业岗位，而中国商品为美国消费者节省了6000多亿美元。截至2011年底，美对华投资项目累计达61068个，合同金额1623亿美元，实际投入676亿美元。中国美国商会报告显示，目前60%以上的在华企业利润率高于其全球平均利润率。中国企业在美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约为60亿美元，涉及工业、科技、农业、能源、保险、运输等多个领域。2006-2011年，中国每年派出的投资贸易促进团累计从美国采购金额超过1000亿美元，中美贸易顺差已经回归到国际公认的合理区间，两国都在这种经贸合作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此外，中美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分处太平洋两岸，对维护地区和国际和平、安全与繁荣肩负着重大而独特的责任。中国自身追求“负责任大国”目标，而美国亟需中国作为“利益攸关方”分担全球义务，两者能够有机结合，将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动力。目前，双方已经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复苏和增长、维护国际防扩散体系以及打击海盗、气候变化、粮食和能源安全等全球性挑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开展了有效协调与合作。未来，如何进一步拓宽合作领域，共同迎接纷繁复杂的热点问题的挑战，推动国际体系平稳转型，将成为两国通向“新型大国关系”的铺路石。

五、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任重道远

尽管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具备上述条件，但这毕竟是一条前无古人的新路，如何走，能走多远，均不得而知。在总结过去41年中美关系成功经验和汲取现当代大国对抗教训的基础上，以下几点应成为未来着力的重点。

首先，寻求新时期利益汇合点，并在共同利益基础上探索“共通价值”，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奠定更坚实基础。中美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牢牢把握并努力扩大共同利益，抓大放小、求同存异。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美具有共同对付苏联的战略基础，冷战结束后依靠全球化时代经济相互依存，“9·11事件”后两国则拥有反恐合作与经贸合作“双引擎”。但随着美国淡化反恐、强化战略重心东移，中美不仅既有的反恐合作出现松动，而且还面临如何实现在亚太良性互动的战略考验；而双方几乎同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则使得两国经贸关系互补性减弱、竞争性增强，合作面受阻、摩擦面加大。因此，如何尽快建立新的战略基础、寻求新的利益汇合点就显得格外紧迫。笔者认为，新时期的中美合作至少可在以下三方面着力。一是在当前国际体系大变革、大转型、大动荡时代，作为最大发达国家和最大发展中国家及西方大国和新兴大国的代表，中美应协力合作，重建符合两国利益，代表最广大国家需求、符合时代潮流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G20的合作是个好的开端，海、空、天、网等“全球公地”国际规则的建构则提供潜在合作空间，而世界银行、IMF等国际金融机制和体制的变革也有赖中美合作，WTO多哈回合谈判取得进展更有赖中美通力合作。二是与时俱进，完善新形势下中美经贸关系新格局。中国提出扩大内需、转变发展方式同美国强调出口倍增、制造业回归看似正在改变既有经贸关系格局，实则蕴含新的合作空间和发展机遇。比如，奥巴马提出实现5年出口翻番计划，而中国“十二五”规划则提出未来5年进口8万亿美元商品，二者之间将形成新的互补关系，有助中美经贸关系在新的更高层次上互利共赢。三是着眼“共同问题”，增进战略协调。两国一些既有共同利益虽有所减少，但面临的全球性和区域性共同问题却日益增多，诸如气候变化、能源短缺、人口变化、核不扩散等等，由“共同问题”牵引的战略协调不失为今后两国在战略安全领域合作的新增长点。此外，应创新思维、突破禁区，努力探索形成“共通价值”。事实上，价值观是介平意识形态与战略利益之间的中间地带，中美在政治价值观上有重大区别，但在非政治价值观上仍有诸多相通之处，值得挖掘。

其次，丰富两国交流渠道，释放人文交流和地方交流的能量，发挥两军交流的独特功效，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注入源头活水。中美建交至今，高层交往、政府间交流已非常成熟，立法机构的互动也日益频繁，但人文和地方交流的潜力还远未挖掘到位。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会议机制的建立并成功运行三轮，取得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难以奢求的众多具体成果。这充分说明，人文交流既因其低政治性而较少敏感，又因其符合两国人民利益而潜力无穷。2012年，习近平同志访美后再度掀起的美国地方政府“中国热”也一再表明，地方交流的大门一旦打开，便犹如涓涓细流终将汇成澎湃江河，不仅任何力量难以轻易阻挡，而且可以冲决一些政治化的壁垒，起到事半功倍之效。目前，两军交流始终滞后于两国政治经济关系，已成中美关系的一大软肋。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两军关系必须发挥更大作用，不仅要继续成为牵制美国反华言行的利器和杠杆，而且要充当推进两国关系的动力和平台。习近平同志访问五角大楼期间强调“两军关系要服从于两国整体关系”，指明了军事交流在新时期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的特殊作用。

再次，在深化双边外交和发展多边外交基础上，推进“中美+X”三边外交，破解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的难题。当今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深受“第三方”因素掣肘或捆绑。这些“第三方”或为美国盟国，或是中国友邦，有的与中国有主权领土争端，有的同中国有深厚历史友谊，且多处于中国周边敏感地带。长时期以来，中国外交强调“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在中美关系与中邻关系间有所区分、分头推进。随着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美国因素已然深度卷入亚太地区，中、美、邻之间已成为必须始终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的有机整体。正如推进中美关系必须考虑日本、韩国因素一样，解决中菲、中越矛盾也不能不考虑美国因素。中、美、邻三方都想利用矛盾，但又都不愿在另两方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奥巴马政府目前大力运筹亚太小多边或三边外交，正是意图居中制衡、掌控局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深化了不同层次的双边关系，也大力拓展了多边外交，但三边外交仍着力不够。积极推动以“中美+X”为先导的三边外交，丰富双边与多边之外中国整体外交布局，谋求中美与中邻关系的良性互动、互利共赢，应提上日程。这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别于所谓“中美共治”的最主要区别。

第四，继续韬光养晦，坚持苦练内功，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根本。中国虽快速崛起，但离最终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还有相当距离；美国虽遭遇困境，但综合国力优势与复苏潜力依然巨大，中美实力差距近中期难以实质性缩小。这意味着，克服自满情绪、坚持韬光养晦仍是战略必须。其目的，仍是要通过苦练内功发展壮大自己。美苏冷战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随着大国之间有关对抗的各种“竞赛规则”逐步建立并完善起来，冷战越是到后期越是演变为一场对抗双方比试“内功”的竞争。苏联及其集团的最终瓦解，恰恰是其“内功”不济的表现和结果。目前，美国正在收缩战线、深化变革以尽快脱困重振，欧盟亦在进行深层次体制性变革以图困中求变，俄罗斯坚守底线追求“伟大复兴”，备大国几乎均在对内深化体制性变革、对外谋求战略性空间。在这轮全球性大变革、大调整浪潮中，中国只能乘势而上，否则便会“不进则退”。

最后，对美外交既需要大战略谋划，也需要细致推进，这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保障。41年前，毛泽东决定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乃基于对国际格局的判断和大战略需求；34年前，邓小平推动中美建交，是为尽快改善国际环境、引进美国的资金、技术、人才，加速中国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对美外交的中心目标是什么？基本任务是什么？同样需要战略思考。毛泽东和尼克松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时，其最大贡献是能够超越眼前的问题而放眼未来。而实现这种超越，既是因为领导人的远见卓识，也是因为长期隔绝使得当时中美双方没有日常的短期问题，所有问题都是长远的和战略性的。今天的中美关系现实则既需要解决战略性问题，还需要处理纷繁复杂的日常问题。既要大深远，又要细深实。既要登高望远，还需脚踏实地。这对新时期中国的对美工作显然提出了更高要求。

光阴荏苒，沧海桑田。41年前的中美握手迎合了历史发展的趋势，翻开了两个文明大国携手共进的新篇章。41年后，经历了国际社会的风云变幻，中美延续着“和平共处、互利发展”的态势，努力超越大国对抗的历史逻辑，书写着新型大国关系的新篇章，把“共赢”的福祉带给两国人民和整个世界。

41年来，中美从最初的“彼此不甚了解”发展到今天的“利益深度捆绑”，实属不易。中美关系是复杂的、多层面的，既有利益的冲突，又有利益的汇合；既有政治价值的分歧与对立，又有文化社会层面的共性与融合；既无法成为盟友，又不可能沦为敌人。随着中美实力的不断接近，两国都走到了一个“战略十字路口”。如何看待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能否以合作、共赢的姿态走出一条新路是关键。如果双方能够共同控制冲突、挖掘利益汇合点，中美关系就能够在新型大国关系的道路上越走越宽。如果选择了战略对抗，两个文明巨人发生的冲突，不仅会将各自多年的发展成果葬送，还会把世界拖进逐渐毁灭的深渊。对于两国的领导人而言，这不是一道选择题，因为从中美和世界的福祉来看，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项。

延伸阅读篇目推荐：

《用合作正能量打造中美关系新局面》，钟声，《人民日报》2012年11月20日。《推进互利共赢合作 发展新型大国关系——胡锦涛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的致辞》，《人民日报》2012年5月4日。《发展中美关系需要更多的务实对话》，钟声，《人民日报》2012年5月3日。《中美关系史上三次危机：每次都奇迹般地绝处逢生》，《文史参考》2010年7月22日。

资料链接：

链接一：中美两国重要关系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上海公报”）（1972年2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1979年1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八一七公报”）（1982年8月）

中美联合声明。声明强调建立和深化双边战略互信（2009年11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1978年12月）

中美联合声明（1997年10月）

中美政府关于签署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双边协议的新闻公报（1999年11月）

中美关于启动两国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共同声明（2006年9月）

中美签署14个经贸合作文件（2007年12月）

中国国防部和美国国防部关于建立直通保密电话通信线路的协定（2008年2月）

中美联合声明（2011年1月）

关于加强中美经济关系的联合情况说明（2012年2月）（摘自新华资料）

链接二：1972年以来中美双边关系大事记

1972年2月21日至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2月28日中美在上海发表第一个联合公报。

1973年5月1日，两国在对方首都设立的联络处开始工作。

1975年12月1日至5日，美国总统福特访华，双方就广泛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有意义的交谈。

1978年12月15日，中美发表《中美建交公报》（中美第二个联合公报）。宣布两国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于1979年3月1日互派大使，并在对方首都建立大使馆。

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访问期间，双方签订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

1979年4月10日，美国总统卡特签署干涉中国内政的《与台湾关系法》。

1979年7月，中美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为期3年的中美贸易协定，规定双方互享最惠国待遇。

1982年8月17日，中美两国政府发表《八一七公报》，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做出了分步骤直至最后解决的规定。这一公报连同《上海公报》和《中美建交公报》一起，形成通常所称的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构成中美关系的基础。

1984年4月26日至5月1日，美国总统里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中美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等四项协定和议定书，并草签了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

1985年7月22日至31日，国家主席李先念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美。访问期间，双方正式签署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1989年2月25日至26日，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1989年5月22日至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访问美国。

1992年1月31日，李鹏总理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安理会首脑会议期间与美国总统布什会晤，双方就双边关系和共同感兴趣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1993年11月，江泽民主席在西雅图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与美国总统克林顿举行了首次正式会晤。这是两国最高领导人自1989年2月以来首次举行正式会晤。克林顿承诺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的各项原则。

1995年10月24日，江泽民主席参加联合国成立50周年庆典时，在纽约同克林顿总统会晤。

1997年10月26日至11月3日，江泽民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10月29日，双方发表《中美联合声明》，宣布中美两国将加强合作，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

1998年1月，美国国防部长科恩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访问期间，中美签署了《中美两国国防部关于建立加强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的协定》。

1998年3月19日，美国宣布搁置多年的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从当天开始正式生效。5月6日，中美双方签署了《关于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第八条实施方案（谅解备忘录）》。

1998年4月，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访华，双方签署中美建立直通保密电话通信线路协定。

1998年6月25日至7月3日，克林顿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江泽民主席与克林顿总统举行正式会谈，双方就南亚问题、生物武器公约议定书和杀伤人员地雷问题发表了三个联合声明。克林顿总统重申美国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并公开表示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加入任何必须由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

1999年4月，朱镕基总理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访问期间，朱镕基总理与克林顿总统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发表了联合声明，美国承诺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1999年11月15日，中美在北京签署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协议，从而为中国入世扫清了最大障碍。

2000年9月8日，江泽民主席在参加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时，在纽约同克林顿总统会晤，双方就中美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克林顿表示，美国一定会继续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

2000年10月10日，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法案，从而使这项由美国参众两院通过的法案正式成为美国法律。

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江泽民主席当即致电布什总统，向美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10月8日，江泽民主席应约再次与布什总统通话。江泽民重申，中国政府历来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强调中美作为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两个国家，对维护亚太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负有共同的责任。2001年10月19日，江泽民主席在出席上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与美国总统布什首次举行会晤。双方就中美关系和反对恐怖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布什重申美国政府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2001年12月27日，美国总统布什签署命令，正式宣布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这项命令于2002年1月1日正式生效。

2002年2月21日至22日，美国总统布什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21日，布什与江泽民主席举行了正式会谈。布什重申，美方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遵守美中三个联合公报。

2002年2月28日，中美《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之际，江泽民主席和布什总统互致函电表示祝贺。

2002年4月27日至5月3日，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访问美国。访问期间，同布什等美政界领导人举行了会见和会谈，并广泛接触了各界人士。

2012年5月3日至4日，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双方各20多个部门的负责人参加对话。2002年9月6日，江泽民主席应约与布什总统就国际和地区形势以及进一步发展和加强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等问题通了电话。

2002年10月，江泽民主席对美国进行工作访问。访美期间，江泽民主席在得克萨斯州克劳福德布什的私人牧场同他举行了会晤，就进一步发展中美关系、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并达成重要共识。2003年6月1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在法国埃维昂举行的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议期间会见了美国总统布什。2003年10月19日，胡锦涛主席在泰国首都曼谷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11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前夕会见了美国总统布什，双方就中美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

2003年12月，温家宝总理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访问期间，温家宝总理提出了确保中美经贸关系持续健康发展的五条原则，布什表示赞同。双方还商定提高中美商贸联委会的级别。2005年8月1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与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在北京举行首次中美战略对话。

2005年9月13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纽约出席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前同美国总统布什举行会晤。两国元首表示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共同致力于发展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

2005年10月，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005年11月8日，中美双方就纺织品问题达成协议，在英国伦敦签署了中美两国《关于纺织品和服装贸易的谅解备忘录》。

2005年11月19日至21日，美国总统布什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了会晤，双方高度评价两国关系的发展，重申将共同努力，推动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取得新成果。

2006年4月18日至21日，胡锦涛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20日，胡锦涛主席在白宫同美国总统布什举行会谈，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达成重要共识。在出席美国12个友好团体举行的晚宴上胡锦涛发表了题为《全面推进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重要讲话。

2006年12月15日，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双方围绕“中国的发展道路和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主题，就城乡均衡发展、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促进贸易和投资、能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等5个专题、11个分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就一些具体问题达成共识。

2009年1月1日，中美建交30周年纪念日。

2009年4月1日，胡锦涛主席同奥巴马总统在伦敦举行首次会晤，双方一致同意共同努力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同意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

2009年7月27日至28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首次会议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国家主席胡锦涛向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致辞。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开幕式上发表致辞。对话双方发布了《联合成果情况说明》。

2009年7月28日，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基廷在参加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后对媒体说，美中两国同意恢复两军交往。

2009年9月，吴邦国委员长对美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是中国人大最高领导人20年来首次访美。

2009年11月15日至18日，奥巴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胡锦涛主席与奥巴马总统举行会谈，双方发表《中美联合声明》，强调双方致力于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并将采取切实行动稳步建立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

2011年1月18日至21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谈，讨论中美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两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中美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

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习近平在白宫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同美国副总统拜登举行会谈，就下阶段中美关系发展提出五点建议。习近平在美国友好团体举行的欢迎午宴上发表题为《共创中美合作伙伴关系的美好明天》的演讲。中美双方发布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经济对话议定的《关于加强中美经济关系的联合情况说明》。

2012年5月3日至4日，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双方各20多个部门的负责人参加对话。链接三：美国简史

北美大陆原为印第安人聚居地。15世纪末，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等开始向北美移民，英国后来居上，到1773年，英国已建立了13个殖民地。1775年爆发了北美人民反对英国殖民者的独立战争。1776年7月4日在费城召开了第二次大陆会议，组成“大陆军”，由乔治·华盛顿任总司令，通过了《独立宣言》，正式宣布建立美利坚合众国。1783年独立战争结束，1787年制定联邦宪法，1788年乔治·华盛顿当选为第一任总统。1812年后完全摆脱英国统治。1860年反对黑奴制度的共和党人亚伯拉罕·林肯当选总统。1862年9月宣布《解放黑奴宣言》后，南部奴隶主发动叛乱，爆发了南北战争。1865年，战争以北方获胜而结束，从而为资本主义在美国的迅速发展扫清了道路。19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美国开始对外扩张。在1776年后的100年内，美国领土几乎扩张了10倍。

链接四：美军情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国力大增。总统兼任武装部队总司令，掌握最高指挥权。进攻性战略武器和核武器的使用权集中控制在总统手中，国家军事指挥系统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及参谋长联席会议组成。国家安全委员会是最高决策机构，由总统领导，成员有副总统、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参联会主席作为军事顾问，中情局长作为情报顾问列席。国防部是总统指挥全军的办事机构，参联会既是总统、国防部长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军事咨询机构，又是向各联合司令部发布总统和国防部长命令的军事指挥机关。参联会和三军参谋部负责拟定作战计划并具体实施作战指挥。

按照美国宪法，国会拥有宣战权，但总统是三军统帅。根据1973年的《战争权力法》，美国总统在开展军事行动前48小时内必须通知国会，在未经国会授权情况下，对外军事行动不得超过60天，但允许额外30天撤离时间。

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进一步调整军事战略，加快建立由核与非核进攻性打击系统、导弹防御系统和能迅速应付恐怖威胁的国防基础设施构成的“新三位一体”战略力量组合。

美军曾在南北战争、两次世界大战以及1948年至1973年期间实行过义务兵役制。1973年，时任总统尼克松废除义务兵役制后，美军一直实行志愿兵役制至今。

美国是世界第一军事大国，美军现役部队人数约140万人，其中陆军50万人，海军和空军各35万人，海军陆战队18万人。陆军分为10个战斗师和4个独立旅及装甲骑兵团；海军编制为5个舰队，共12个航母战斗群、12个两栖戒备大队、57艘攻击潜艇、116艘大中型战舰和10个舰载机联队；空军编制为20个飞行联队（每个联队约72架战机）；海军陆战队编制为3个师和3个勤务支援大队，装备3个飞行联队（约21个中队）。美国在世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设有数百处军事基地，海外驻军约为28.78万人。美国的海外军事基地大致划分为欧洲、亚太与印度洋、中东与北非以及美洲四大战略区。2004年8月，布什总统宣布，美国将在未来的10年内把驻欧洲和亚洲的军队削减6万至7万人。2007年1月，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说，为了“反恐战争”的需要，他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美军现役部队的人数增加9.2万人。2009年7月20日，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宣布，美国陆军将临时扩编2.2万人，以满足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需要。这是美军自2007年以来第二次扩编。2011年1月美国国防部宣布，将从2015年开始裁减美军地面部队人数，裁军总数最高将达4.7万人。此外，国防部还将削减一系列武器项目。

美军在全球设有六大战区司令部，分别是北方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洛克利尔，2012年3月9日出任）、中央司令部、欧洲司令部、南方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分别负责全球几大区域的事务。

2009年6月23日，美国国防部长下令组建网络司令部。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网络战概念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将其应用于实战的国家，但美军尚未形成统一的网络战指挥体系。2010年5月，美军建立网络司令部，统一协调保障美军网络安全，开展网络战等与电脑网络有关的军事行动。2011年5月，白宫发布《网络空间国际战略》，宣称美国将使用一切必要手段防御至关重要的网络资产，美国将像对待其他任何威胁一样，对网络空间的敌对行为作出反应。同年7月14日，美国国防部发布首份《网络空间行动战略》，以加强美军及重要基础设施的网络安全保护。2011年，国防部决定在未来5年内拨款5亿美元给国防部高级研究项目局，以加快网络武器及防御性网络技术的研发。2012年美国国防部在网络安全和网络技术方面的预算达到34亿美元。

2009年9月17日，总统奥巴马宣布放弃在东欧设立导弹防御基地的计划，指出放弃在东欧建立导弹防御基地的计划，是为了采取更加有效的新技术强化美国的导弹防卫能力。布什政府自2001年上台后大力推进导弹防御体系的建设，计划在波兰建立10个导弹拦截装置，在捷克建立雷达预警基地。

2010年4月6日，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公布《核态势报告》，宣布美国将削减核武器，停止发展新核武、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但并未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同年5月13日，美国公布核武结构调整目标。

2011年6月29日，美国政府公布国家反恐战略，将反恐重心定位在打击“基地”组织以及防止本土恐怖分子威胁国土安全上，这一战略标志着美国首次将本土作为反恐努力的最重要“战场”

2012年1月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布题为《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的新军事战略报告，强调美国虽然面临预算压力，但将努力确保其“军事超强”地位，同时将美国军事重心转向亚太地区。链接五：美国的教育

美国的中、小学教育主要是由各州教育委员会和地方政府管理，学校分为公立和私立两种，多数州实行十年义务教育。各州学制不一，大部分为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高等教育有两年制的初级学院和技术学院、四年制的大学本科和二至四年的研究生院。著名高等学府有：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耶鲁大学、加州理工学院、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杜克大学等。

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国家工程院、美国国家医学院和美国国家自然基金会，是美国科学界最高水平的四大学术机构。除自然基金会外，其他三院分别授予院士头衔。2011年10月17日，美国国家医学院公布了新当选的院士名单，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华裔教授王存玉名列其中。这是30年来，美国国家医学院首次将院士称号授予来自中国大陆的华裔科学家。

链接六：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中美两国经济领域的最高对话。这一对话机制由美方提出，中方同意，再经双方认真磋商后于2006年9月20日正式启动。

2006年8月21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应约同美国总统布什通电话。布什表示，美方希望两国加强在经济领域的对话与合作，使两国经贸关系继续保持强劲发展势头。胡锦涛说，随着中美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加强双方在经济领域的对话有利于两国经贸合作和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发展，对世界经济增长和全球稳定安全也会产生积极影响。中方愿同美国继续就此保持联系。

为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同年9月19日至22日，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就建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事宜访问中国。吴仪副总理与他举行会谈，并共同宣布建立对话机制。9月20日，中美双方发表《中美关于启动两国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共同声明》。

根据《共同声明》，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主要讨论两国共同感兴趣和关切的双边和全球战略性经济问题。对话每年进行两次，轮流在两国首都举行。

如今，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内容不断丰富，形式不断创新，对推进两国关系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已经成为中美对话磋商机制中级别最高、参与部门最多、讨论议题最广的机制。涉及中美关系、经济、财政、金融、贸易、投资、能源、环境、气候变化、反恐、防扩散、国际地区问题等广泛领域。（摘自新华资料）链接七：乒乓外交的故事

1971年4月10日，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和一小批美国新闻记者抵达北京，成为自1949年以来第一批获准进入中国境内的美国人。中美两国乒乓球队的友好往来，推动了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1971年3月21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抵达日本名古屋，参加于28日开始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4月4日这天，美国队员科恩在体育馆训练时忘记了时间，快到比赛的时间了，看到了外面还有一辆车，就上了车。但一上车才发现车上全是中国队的队员。中国队员庄则栋非常友善地向科恩打招呼，并把从国内带来的杭州织锦作为礼物送给科恩。科恩非常高兴，第二天把一件T恤衫作为礼物回赠给了庄则栋。消息传回国内，毛泽东听了笑笑说：“这个庄则栋，不但球打得好，还会办外交。此人有点政治头脑。”

中美队员互赠礼物的事情，引起了赛场内外的高度关注。美国代表团的团长趁机向中国代表团表达善意，说中国队的水平很高，希望能到中国去访问，跟中国运动员比赛。中国队领队宋中把这个情况发回国内，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起草“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上交周总理，认为当前邀请美国队的机会尚不成熟。总理在报告上面批注“拟同意”后呈报毛泽东主席。

4月6日晚上11点多，毛主席吃了安眠药，趴在桌上迷迷糊糊。忽然说，王海容（时任外交部副部长），让美国队访华。护士长吴旭君没有动弹。因为毛泽东自己说过，我吃了安眠药后说的话不算数。见吴旭君不动弹，毛主席就生气地问，你怎么还不告诉王海容？随后又重复了一遍，邀请美国队访华。护士长赶紧把这个消息向周总理汇报，连夜让外交部发出邀请。

4月1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来访的美国乒乓球队。他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我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和支持。”同日，在美国，尼克松总统也发表了有助于改善中美关系的5项具体措施。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访华的美国乒乓球队充当了两国之间的民间外交特使。1972年4月11日，中国乒乓球队回访美国。中美两国乒乓球队互访，从此结束了中美两国20多年来人员交往隔绝的局面，使中美和解随即取得历史性突破。（摘自《历史学家眼中60年》）

链接八：各方观点

冲突甚至战争不是中美关系的宿命。构建中美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是一项造福两国、惠及世界的开创性事业。中美两国应当把握合作共赢的方向，坚持求同存异的原则，秉持求真务实的态度，切实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坦诚深入沟通，大力开拓务实合作，加强在亚太的对话合作，致力于消除“战略互疑”，为老问题寻找新答案。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志军

下一阶段中美两国应携手努力，做到“四好”：一是把两国关系过渡好。二是把矛盾分歧管控好。保持中美关系平稳健康发展的关键是相互不猜疑、不折腾。“治大国如烹小鲜”，双方关系中复杂敏感因素甚多，就像肉质松嫩的小鱼虾，经不起在锅里面反复翻炒，中美关系也经不起反复折腾。三是把新型大国关系之路走好。什么是新型大国关系？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就是包容、共赢和创新。像意识形态、价值观、治国理念这样的东西，它往往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千百年来长期探索形成的，不能轻易去干预改变，搞强加于人，否则就会引发冲突。在全球化时代，大家同在一条船上，不可能再有你输我赢的合作，要么双赢，要么双输。面对越来越多的新问题、新挑战，我们需要不断创新思想和实践，不能动辄就翻冷战时代乃至18、19世纪的“工具箱”寻找过时的老办法。要敢于走新路。四是把亚太地区的事务办好。中美都是太平洋国家，亚太是中美利益交融最集中、互动最频繁的地区，亚太能否保持稳定繁荣事关中美两国自身发展，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首先要从亚太开始。

——外交部部长助理乐玉成

展望中美关系的前景，没有固定的模式可循，唯有依靠双方的共同探索和理论创新。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李小林

中国既没有条件也没有愿望去取代美国而成为世界唯一领袖，中国需要同美国合作，从而有效应对在经济、政治、能源及环境上的全球挑战。——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

就中美关系而言，由于缺乏战略互信基础，未来10年中美关系将新老问题并存。除“3T”（Trade，Taiwan，Tibet）老问题外，9个新问题分别是：亚太地区的领导权竞争；中国军事现代化；无限空间（电子、网络、太空等）领域的竞争；产业结构转型；人民币国际化；中国走向海洋；中国国内多元化；中国模式成为国际社会共识；美国的不安全感上升等。在战略定位上，中美需尝试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在具体问题上，应把双方合作点做大，压缩矛盾比例，建立良好沟通机制，控制风险。——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

“历史上，当崛起的大国挑战已有的主要大国时，冲突就会发生。”“但此刻与历史有所不同之处在于，中美之间已经存在利益上的相互依赖。”“无论是全球变暖、金融稳定还是保护自由贸易等问题，美国和中国需要对他们的共同利益具有长期战略眼光。

——著名国际专栏作家内森·加德尔斯

中美关系的不利因素在美国。特立独行的中国仍是美国目标，无论美国或日本如何针对中国，中国未来要做到的都是“仁者无故”。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威廉·恩道尔

美国现在面对的是中国新领导人，这一代领导人，不但聪明、具有全球观，更由于近几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更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种种因素对美国在谈判桌上与中国交手，具有一定含义。

美中关系必须人性化、地方化，尽管双方在许多问题上存有重大分歧，美中应该通过人与人之间以及地方层级官员的合作，加强互信，寻求合作机会。

——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

美中两国领导人面临的挑战，就是要管理好竞争，使两国间的竞争关系不至于变为对手间的对抗性关系，这很重要。

对税务风险与制度建设关系的思考 篇6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从“交

易成本和产权”的范畴分析了企业与经济体制结构和运行的关系。他提出企业要在市场中得以生存，其交易成本要比其他主体低，协调成本也要比其他主体低，这时就凸现了法律制度的至关重要性。

税收是规范政府和纳税人之间利益分配的形式。在企业所创造的财富总量里，税收总量与股东、企业家、职业经理人、员工等主体的利益总量是存在利益冲突的，从这个角度分析，税收风险主要有：企业由于各种原因未及时、完整纳税，受到税收征管法等法律的惩罚；企业没有深入研读税收优惠政策等，对制度内容所隐含的财富元素没有及时掌握，失去通过制度致富的机会；企业在对外交易时，特别是在资本市场借壳上市、重组改制、境外投资时，因不了解相关制度，落入“税收陷阱”，致使投资目的难以达到或直接损失投资利润等。

当前，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研读企业发展所涉法律制度，发现企业利润空间，已经成为企业提高竞争力的必然之举。

第一，控制企业信用底线，维护和谐征管秩序。在跨国化、资本化背景下，企业信用建设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环节。企业信用涉及对税收征管部门、消费者、金融机构、供应商、代理商、服务商等主体的信用，其中对税收征管部门的纳税信用尤为重要。

国家税务总局一直非常重视企业纳税信用体系建设，在2003年出台了《纳税信用等级评定管理试行办法》，将纳税人的信用设置为a、b、c、d四级，主管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的不同等级实施分类管理。2004年国家税务总局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欠税管理工作的通知》，目的在于“切实加强征纳双方的税款征缴责任，严格控制新欠和加大欠税追缴力度”。2004年国家税务总局下发了《欠税公告办法（试行）》，规定如有欠税行为发生，“税务机关应当依法催缴并严格按日计算加收滞纳金，直至采取税收保全、税收强制执行措施清缴欠税”等。

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税收与企业发展的依存关系更为紧密。去年我国有数万家企业倒闭，直接影响到税源的稳定，因此如何营造政府与企业的双赢局面，建立和谐征纳关系就显得格外重要。从征管角度看，今年税收总量的压力是前所未有的，因此督促企业依法纳税肯定是征管工作的重点。国家税务总局最近发布的《关于加强税种征管促进堵漏增收的若干意见》，就是确保2009年税收增长预期目标实现的重要文件。因此，当前防范和控制上述“企业由于各种原因未及时、完整纳税，受到税收征管法等法律的惩罚”风险，是比较合乎时宜的。《指引》在总则里提出，“本指引旨在引导大企业合理控制税务风险，防范税务违法行为，依法履行纳税义务，避免因没有遵循税法可能遭受的法律制裁、财务损失或声誉损害”。这是对大企业纳税信用的制度性维护措施，应引起企业的重视。

第二，研读财税制度，发现制度财富，促进企业长期发展。新制度经济学有一个很有创意和适用价值的范畴，即制度资本。其主要用于分析制度的功能，尤其是制度的协调功能。有效率的财税制度不仅规范征纳关系和计税模式，而且是通过财税制度的深刻内涵，引导企业向政府所期待的产业布局、主流投资领域、企业运行模式等方面发展。在富有优惠政策和鼓励政策的制度框架下，市场主体（包括企业、个人及其他组织）的交易行为、协调行为及其他行为更加有序，结果较易预见。社会主体由于明确了交易的制度成本（如税收、规费和风险性规定），对财税制度的理解更为透彻，从而减少不测事件发生，减少制定战略时发生“远期无知”现象。

企业通过对政府所鼓励投资类别和投资方向相关政策的研读和应用，会发现许多制度里隐含的“财富”。比如，高科技企业所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15%；小型微利企业所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20%；研究开发费用在企业计算税前成本时可以加计扣除，在按照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照研究开发费用的50%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还可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150%摊销等。税收优惠政策往往是政府对新型企业发展模式的鼓励。这可以促使民族企业提高技术含量，从而提升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同时保证政府税源的稳定。不仅如此，减少税收负担的企业通过带动相关产业链的发展、提供社会就业机会，还会创造新的社会财富。

对劳动关系现状的思考 篇7

“公司创业精神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作为导致公司成长的核心因素之一,近几年来,受到学术界和企业界的共同关注。随着环境动荡性的增强,通过把握新的市场机会发展和壮大企业成为人们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创业者也成为了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世界经济已由“管理型经济”转向“创业型经济”的步伐越来越明显,在此背景下,企业唯有重视创新和创业精神,才能持续发展。

事实上,具有创业精神德公司渗透着以创新、冒险和超前行动为特征的战略导向( Covin & Slevin,1991) [1]。从实践的角度来看,企业管理者必须认识到, 公司创业精神已经成为构建企业核心竞争优势的最为异质的资源之一, 提高公司创业精神对于企业未来的持续成长和国际化经营具有重要意义(朱吉庆,2008)[2]。

然而,从公司的经营研究和实践来看, 目前存在的诸多问题一定意义上是忽视了制约公司成长的主要因素之一的“公司创业精神”的作用。国内对公司创业精神与经营绩效的现存研究,存在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因此,对于我国学术界来说, 为了提高本土公司在新环境下的经营绩效和持续成长,以公司创业精神为基础和理论工具, 深入探讨如何提升公司经营绩效和持续成长能力的问题, 已成为当务之急。

2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近些年, 公司创业精神作为解释公司成长绩效的重要变量, 已经越来越多地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现对国内外有关研究文献综述和评价如下:

2.1 公司创业精神内涵及其关键维度

体现在组织层面创业精神的被称为“公司创业精神”。 作为组织层面的现象, 公司创业精神经常被创新、战略变革和战略管理领域的文献加以论述。这一术语出现在不同学者的论述中,名称不同但涵义却非常接近。正如Zahra等所言,对于公司层次的创业精神所使用的名词有很多种,例如创业姿态、战略姿态和创业导向等等[3,4]。国内学者常常把公司创业精神和公司企业家精神做相似的理解。根据Hendenson 和 Clark(1990)对创新的划分方法,蒋春燕、赵曙明(2008)把公司创业精神划分为渐进式公司创业精神( Incremental CE)和激进式公司创业精神( Radi-cal CE)。 渐进式公司创业精神表现在加强和升级现有产品或市场的战略导向上, 而激进式公司创业精神表现在开拓全新的产品或市场的战略导向上[5]。为了更好地捕捉市场中转瞬即逝的机会,企业迫切需要深入理解组织层面的公司创业精神的本质和内涵,理解公司创业精神如何通过各关键维度来影响企业绩效目标的实现。

然而,与公司创业精神的界定一样, 学术界对于公司创业精神的关键维度也未形成比较一致的看法。Miller等把“创业精神”表述为“创业导向”。Covin 等在Miller的基础上指出,公司创业精神具有3个特征,即创新性、先动性和风险承担性[6];Lumpkin等在Miller的基础上增加了2个维度,即自主性和竞争积极性;Zahraze则认为公司创业精神包括开拓、创新和自我更新 3 个关键维度;Lumpkin和Dess(2006)总结出了创业精神特征的五个方面,即自主性、创新性、风险承担性、超前认知与行动性、竞争积极性 (eompetitive aggressiveness) [7]。根据国内外学者引用的频密程度,本文就公司创业精神的四个维度进行述评:

(1)创新性。创业与创新的关系密不可分,创业是市场导向的创新,这个过程包含诸如开拓新业务,整合资源以及开发新机会等等。与之相对,企业创新常常体现在技术、产品、市场、组织等各个方面。Drucker认为,创新是创业家的特殊工具,他们借助系统化、有目的的创新,改变了资源的产出价值,创造出新的消费需求[8]。可见,创新性反映了企业创业活动的基本特征,作为创业精神的重要维度之一,创新性体现了企业支持创造性活动的意愿和行动。

(2)冒险性。创业型企业研发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和开拓新市场等活动都意味面对各种程度的不确定性。因此,企业必须具有承担风险的意愿、容忍失败的态度和承受损失的能力。冒险性反映了企业在不确定情况下开展商业活动的意愿以及探索未知市场的倾向。不具冒险性的企业,对新技术应用、新产品和新市场开发都会趋向回避,对于今天这个不成长就凋零的时代,适度冒险是任何企业都无法回避的。

(3)先动性。Zahra(1995)认为,先动性是指通过“寻求各种机会,先于竞争对手引入新产品,战略性地转移处于生命周期成熟或衰退阶段的业务”来回应对未来需求的预期[4]。可见,先动性会协助企业对外部环境的变化保持高度敏锐,率先捕捉机会并快速采取行动,抢在竞争对手之前把机会变成商业价值,而不是被动地跟随竞争对手做出反应。创业机会的时效性,要求企业超前行动。

(4)竞争积极性。竞争积极性反应了企业为了巩固或提高市场地位,主动向竞争对手发起挑战的倾向。LulmPkin和Dess的研究证明了竞争积极性在激烈竞争的成熟期产业尤为适用。具有强烈进取性的企业,倾向采取大胆的行动,不惜牺牲短期的局部利益来实现其市场扩张计划,常常在营销、质量和生产等方面主动与竞争对手进行较量。竞争积极性作用的结果常常表现在包括企业获取外部资源的力度和对竟争对手发起挑战的强度两个方面。

《GEM(全球创业观察)2002中国报告》显示中国的TEA指数排名第9,这表明中国创业活动的活跃程度在世界范围内位于前列。随着全球商业环境的动荡性增强, 企业的发展将更为依赖其创业活动的开展。因此, 如何培育公司创业精神将成为企业管理者面临的重要任务。

2.2 公司创业精神与经营绩效的关系

公司创业和创新精神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已见诸于大量的文献并得到经验事实的支持。相关研究中,大多数观点认为创业精神是企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基于此,企业利润的增长就被认为是公司创业精神作用的结果。尽管大多数文献认为创业精神和绩效之间存在着正向的积极影响,但是实证研究的结果却是混乱的。例如,Covin等的实证研究发现,创业精神与公司绩效的正相关关系在环境优越条件下经营的小企业样本中得不到验证。正如Lumpkin等所指出的,创业精神对绩效的影响会受到来自企业内外部各种因素作用的调节,例如战略、环境等情境因素的影响。蒋春燕、赵曙明(2006)认为,实证研究结果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同的研究者对企业绩效所选用的测量工具和标准不统一,争论的根本原因在于混淆了不同类型的绩效, 事实上不同类型的公司创业精神对不同类型的企业绩效产生作用。

创业导向视角的公司成长,首先要发现和识别新市场机会,然后对所需资源进行快速整合,使机会变成现实的商业价值。在发现新市场机会和整合资源的过程中,掌握新市场知识和新市场营销能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创业精神对经营绩效的实现有其自身的作用机制和作用途径。有关研究文献(蒋春燕,2008;朱吉庆,2008;刘预,2008;张骁,2009)表明,公司创业精神通过对市场机会识别、资源整合、市场知识获取以及市场营销能力的作用,对经营绩效产生影响。

(1)公司创业精神与市场机会识别。

有关创业精神的大量研究认为创业精神有助于企业的机会开发和机会识别(刘预,2008)。创业精神应该以“机会”为线索予以展开(Shane和Venkataraman,2000)。根据Dimitratosa的观点,新创企业的成功在于敏锐地感知新市场机会并快速、有效地采取行动。企业家对市场机会识别的过程开始于企业家对于信息和外界变化的关注。任何一个被甄别的机会都来源于企业家对环境中相关信息的高度敏感和持续关注的倾向。企业家警觉实质是:“将自己处于信息流中,从而扩大遇见机会的概率(KaiSh和Gilad,1991)。具有创业精神的公司为其新市场机会认知的提供了基础,其先动性和竞争积极性有助于引导各种注意力去关注新颖的、不同寻常的事物出现,有助于指导信息加工过程,将各种新线索加以整合。HowardH.Stevenson(1990)认为具有创业精神的公司倾向不拘泥于当前资源条件的限制而捕捉和利用机会。

(2)公司创业精神与市场知识获取。

获取市场知识是在新市场经营成功的决定性因素,目标市场知识在以创新、冒险的方式对新市场机会主动追求的过程中产生。Lumpkin和Dess(1996)认为,创业精神的创新特征大大降低了组织惯例与行政结构对组织学习的束缚,因而有助于特定市场知识的获取;冒险特征则为企业在不断试错中保持了学习的动力;先动特征引导企业积极把握市场机会并通过追求新市场机会的过程中积累更多的市场知识[7]。公司创业精神在促进组织学习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 (Dess,2003;Zahra,1999)。探讨组织学习与公司创业之间的潜在联系以及加强彼此有效性的研究也因而越来越多。SengE和Zack指出公司创业精神促进知识探索与利用。Francois Therin分别从竞争积极性战略、先动性战略及冒险性战略讨论了公司创业精神对组织学习的影响。蒋春燕、赵曙明(2008)通过对中国新兴企业的实证研究得出结论,认为激进式公司创业精神促进探索式学习,而渐进式公司创业精神促进利用式学习。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可以把本土经验和新市场知识很好地融合[5]。

(3)公司创业精神与市场营销能力。

市场营销能力对产品与服务的新市场经营具有重大贡献。韩顺平等认为市场营销能力能够生成和整合市场信息,并通过快速、有效的流程和活动来配置组织资源以满足顾客需求。DAY.同样把市场营销能力看作是一种整合能力, 这种整合能力表现在运用公司内外的知识、 技能和资源来解决市场相关问题和创造顾客价值的过程之中。Slater(1995)认为, 市场营销能力可以被视为企业实现其公司创业精神的一种重要方式,新市场营销能力的强弱受到公司创业精神水平的影响[9]。具有高度创业倾向的企业往往热衷于实施先行的、快速反应的市场策略。毫无疑问, 这将会强化企业在新市场的营销能力。由于市场营销能力可以使企业通过增加产品和服务的附加价值来应对竞争,所以,企业在新市场的营销能力直接关系到其在新市场的竞争优势和经营绩效。张骁( 2009) 基于中国背景的研究结论证实了,公司创业精神通过市场营销能力对企业的市场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10]。

(4)公司创业精神与资源整合。

公司创业被普遍认为是建立和重构公司资源的重要手段。新企业创建不再只关注机会的重要性,也关注能够给企业带来竞争优势和快速开发机会的资源整合(Barney,1991;Grant,1991;Peteraf,1993)。具有创业精神的公司常常用创新商业模式和内外部网络获取资源并予以整合,以开发机会。当机会与资源两个互补因素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可以将创业行为看作创造新资源或以新的方式整合已有资源来开发新产品、服务新顾客和开拓新市场(Hittetal.,2001)。具有较强创业精神的公司,能够积极主动地识别和开发市场机会,并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对知识资源和运营资源的大量需求。为获取这些资源,公司会动用内外部社会网络关系,满足新业务发展需要。相对而言,创业精神很弱的公司则无法对资源获取提供有效的指导和推动。创业导向对企业资源的获取和促进异质性资源形成具有重要作用。中国背景的实证研究证明了创业导向的创新性、风险承担性、超行动性与新企业知识资源和运营资源的获取正相关(刘预,2008)。高超前行动导向的公司比低超前行动导向的公司更倾向于、也更善于利于网络关系获取关键资源;他们不仅愿意采纳来自于网络关系的建议和想法,同时也会将有益的建议和想法综合应用到实际学习过程中(Ramachandran,1993)。

3 思考与结论

综上所述,公司创业精神对企业绩效的作用,已经成为关注热点,但它仍处在探索阶段,有关研究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首先,从公司创业精神本身的研究来看,表现为概念以及关键维度界定的不一致。综观诸多学者(Dess2006;Zahra、Neubaum和Huse2000;Miller1983;Zahra.1993;蒋春燕2008;张骁2009)对公司创业精神及其关键维度的界定,有一定的共识,但又存在明显的争议。共识之处在于,他们大多认为,公司创业精神是一种对组织革新、新业务开拓、提高公司业绩产生作用的一种战略倾向。分歧之处则主要表现在分析层次、界定角度、表现形式等方面。正是由于这些界定上的分歧,造成了公司创业精神具体研究中所得出的结论也相差甚远,无法相互验证。这直接造成了一些研究人员开始扩大公司创业精神的内涵与外延。力图使创业精神成为解释或解决一切创业问题的灵丹妙药的态度将可能使这个概念变得毫无科学意义.

其次,从公司创业精神对绩效之间关系的应用研究来看,国内针对性的文献相对较少(基于中国期刊网1999～2009年研究文献的统计分析),且基本是定性的研究或综述。而国外文献中对公司创业精神与公司绩效进行实证研究所采用的角度和理论模式局限性较大。主要表现在,一是理论模式中所涉及的变量不全;二是理论模式所涉及的各种与公司创业精神结构相关的概念界定不清楚;三是对公司创业精神的前因后果变量间的关系缺乏一致的认识和理解;四是理论模式中关于公司创业精神与绩效之间的关系在何种情况下正相关、何种情况下附相关负相关的认识仍然模糊。导致这些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公司创业精神和绩效都是是一个复杂、动态的多维结构, 特别是转型经济背景下的国内学者,对它的认识仍然处在初级阶段,无法对公司实践提供指导性的对策建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就公司创业精神如何影响其经营绩效的理论模式达成一致的认识和理解。

尽管存在一些研究不足,但过往的研究仍然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特别是国内有3项实证研究是我们必须重视的。

一是朱吉庆(2008)的研究工作。他从企业家精神视角分析,认为具有较强企业家精神的创业者对于存在于国际市场中的机会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并且敢于通过冒险、创新和超前行动来把握该机会[2]。进一步对江、浙、沪等区域的92家企业的实证分析发现,企业家精神与海外市场知识获取正相关、海外市场知识水平与新创企业财务绩效以及创新绩效正相关。二是李丹(2007)和蒋春燕(2006)等人的研究工作。她们从组织学习视角就创业精神(企业家精神)对企业绩效的作用进行了研究。指出组织学习是创业精神(企业家精神)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变量[11]。对京、沪、苏、粤四地企业的实证研究表明公司创业精神(企业家精神)会影响组织学习并进而影响组织的绩效。三是刘预(2008)的研究工作。他基于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就创业导向与资源获取之间的关系,对吉林344家企业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创业导向的创新性、风险承担性均与新企业知识资源和运营性资源的获取正相关[12]。将资源获取作为创业导向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中间变量,对于解决转型经济时期中国新企业突出的资源约束问题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总而言之,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公司创业精神与经营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证方面,都严重滞后于我国公司在动荡变化的市场环境中持续成长和获取优秀经营绩效的需要。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公司创业精神一直被以不同的方式定义,许多关于公司创业精神的定义、维度并存, 常给相关研究带来矛盾。这个问题也存在于公司创业精神与经营绩效关系的研究中。 综观公司创业精神对经营绩效作用研究的现状, 正是由于缺乏对公司创业精神以及经营绩效概念化和操作化的科学认识以及一致理解, 才使得研究人员选择的研究模式、 相关变量和方法存在较大的局限性。这导致该领域的研究可能面临这样一种危险:学者们付出了大量的努力却产生了混乱的实证结果且没有好的方法进行整合。为避免这种危险, 在我们继续开展有关研究工作以前, 有必要对公司创业精神和经营绩效之间关系的若干基本概念及理论予以探讨,澄清对相关变量的某些模糊认识, 在此基础上,努力构建一个统一、科学、系统、结构合理的公司创业精神及其与经营绩效之间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就成为一项重要而有意义的工作。

参考文献

[1]COVIN J G,SLEVIN D P.A Conceptual Modelof Entrepreneurshipas Firm Behavior[J].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1991,16:7-24

[2]朱吉庆.国际新创企业成长机理研究[D].复旦大学,2008

[3]ZAHRA S A,NIELSEN A P,BOGNER W C.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Knowledge and Competence Development[J].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1999,24:169-189

[4]ZAHRA S A,COVIN J G.Contextual Influence On the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per formance Relationship:A Longitudinal Analysis[J].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 ing,1995,10(5):43-58

[5]蒋春燕,赵曙明.社会资本和公司企业家精神与绩效的关系:组织学习的中介作用[J].管理世界,2006(10):90-99

[6]COVIN J G,MILES M P.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Pursuitof Competitive Advantage[J].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1999,23(3):47-63

[7]LUMPKIN G T,DESS G G.Glarifying the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construct and linking it to performance[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6,21(1):135-172

[8]德鲁克.创新与企业家精神[M].彭志华,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9]SLATER S F,NARVER J C.Market Orientationand the Learning Or-ganization[J].Journal of Marketing,1995,59:63-74

[10]张骁,王永贵,杨忠.公司创业精神、市场营销能力与市场绩效的关系研究[J].管理学报,2009(4):472-477

[11]李丹.企业组织学习、创业导向与绩效关系研究[D].西南交通大学,2007

对语文教学几对关系处理的思考 篇8

一.学生的主体性和教师的主导性关系的处理

1.注重预习的目的性和过程的指导性

有许多教师,布置预习任务就一句话:把课文预习一下。至于预习什么内容,怎样预习则不作具体指导。这看起来是尊重学生,由学生去自主学习,但有些学生能“自主”,有些学生不能“自主”,只草草地读一遍课文了事,甚至一遍不读的也大有人在。这样的尊重,实际上是放弃教师的主导性。教师在学生预习前,就应该给学生明确预习任务,交代预习方法,让学生有目的,有方法地去预习,只有这样把教师的主导性与学生的主体性结合起来,预习才能达到良好的效果。

2.对学生的表达要给予规范准确的指导

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是语文教学的核心任务之一。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有些教师受新课程理念的影响,对学生的语言表达多采取肯定、鼓励的态度,即使学生说得牛头不对马嘴,有些老师也对学生说“你的理解有你的道理,敢于动脑筋是不错的”之类的话。难道这样就是尊重学生吗?我看这样做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对于学生的语言表达作出评价,措辞上可以委婉一些,但必须有针对性地予以规范准确地指导。学生表达出现错误,错误的原因是什么?是理解出了问题,还是表达上用词造句的错误?学生的表达不准确,是由于理解不到位,还是用语欠斟酌?这些都需要给学生以分析指导。指出学生表达上的错误或不足,并予以纠正,培养学生规范准确的表达能力,这就是教师在发挥自己的主导性。因为学生业已表达,就已经体现了其主体性,学生的表达或正确,或错误,或全面,或片面当然应由教师作出及时的评判,否则,学生表达之后都不知道自己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这样的教学可取吗?教师对学生的表达进行规范准确地指导,实际上已建立在学生主体性发挥的基础之上,是教师主导性与学生主体性的结合。

3.在对话中展开语文课堂教学

“对话”与“交流”是当前教学领域的流行语,其作用与好处颇多,本人不想从理论上加以赘述,只想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来谈谈对“对话”与“交流”的理解。与学生展开平等的对话与交流是发挥教师主导性与学生主体性的最佳结合方式,因此每一个教师在自己的教学中都应力争与学生进行平等的对话与交流。平等的对话与交流能使师生关系融洽,能使教师走进学生的内心世界,了解他们的认知、情感和思维,了解他们的优点与缺点,长处与不足,能有针对性进行教育教学。同时在对话与交流中,学生也能了解教师的知识、情感、志趣及思维的方式方法,从中受到教益。可以说,对话与交流是师生共同成长的重要途径。

但由于我们当前的教材都是古今的文化经典,学生的理解水平和生活体验离教材还有很大的差距,同时学生之间的认知水平、生活经验、思维水平参差不齐,有时水平相差很大,我们又是集体授课制。因而,仅靠对话与交流有时是碰不出“火花”的,正如前文所说的,会出现“导而不通”、“拨而不动”、“启而不发”的情况。这时就需要教师进行条件或情境的创设,恰当的过程表现,精当的范例展示,居高临下地阐释引领等,这些都是对对话与交流的有效补充。

二.人文性与学科性的处理

1.对语文学科人文性与学科性的认识

对于语文学科的本质属性是人文性还是学科性(工具性),已争论了多年,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语文既属一门学科,它的最主要的材料是语言文字,它的最重要的作用是用来交际、交流,语文教学最主要的任务是培养学生理解和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那么,学科性(工具性)当然是它的本质属性了。人文性只是语文的“附属物”,就象政治、历史、美术、音乐等都有它的人文性一样,只不过是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含量较重一些罢了。语文的核心能力是对语言文字的理解与运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因此语文教学的核心就应该是培养学生对语言文字的理解与运用能力。语文学科最重要的课程内容——教材,是语文教育专家编的,他们在编教材的时候,就已经考虑了课程的人文性与教育功能。因此,学科性与人文性在教材中就已经并轨、融合,语文教师只要把教材中的“人文性”充分挖掘出来,适当地加以伸展就已经够了,不必要想着“包打天下”。思想品德的培养、人文修养的提升,不是语文学科一家的任务。如果煞费苦心,尽情拓展、尽情发挥语文的人文性、教育功能,那就可能把语文课上得像思想品德教育课、美好感情熏陶课、审美心理训练课。如果那样,就抛弃了语文教学的根本任务,语文课就会成为“四不像”了。

2.语文教学离不开对语言文字的把握

笔者曾经听了几节公开课,一节是孟子的《鱼我所欲也》,整节课,教师只讲了几个文言词语,大部分时间都在联系古今中外,大谈舍生取义的道理。其实舍生取义的道理学生早已熟知,许多媒体都曾宣扬过舍生取义的画面或道理,学生只要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岂能不知?我感觉这堂课的误区就在于片面地突出了语文的人文性和教育功能而忽视了语文的学科性。文言文的教学就讲几个词就行了吗?显然不行。我对这节课的印象是,既不像政治课,又不像历史课,更不像语文课。我听的另一节课是朱自清的《荷塘月色》,执教者把教学目标定位为领会作者在文中所表现的情感。执教者从创作背景讲起,抓住“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这一文眼,叫学生分析景物描写的特点,然后让学生讨论体会作者的情感,最后教师总结概括文章主旨。听完这节课,学生到底有什么收获?难道就是体会一下朱自清在特定年代所产生的忧愁和彷徨?这样体会之后对学生的学科能力和心智水平及思想情操有提高吗?不得而知。

著名特级教师洪镇涛先生说过:“语文姓语。”语文教学离不开对语言文字的把握,离开对语言文字分析、思考、感悟、表达,而去体会把握什么情感,这样的课还能称之为语文课吗?

3.应寓人文教育于语言文字的教学中

语言文字是文化的载体,“人文原在语文中”,语文的外延等于生活的外延。我们的教材都是文质兼美的文章,我们大可以文本为阵地,以语言文字的教学为核心进行教学,在进行语言文字教学的同时实施人文性教育。比如,通过朗读、背诵,可让学生把诗文中所蕴含的知识、情感、意义等潜移默化地渗透于心;通过对语文知识的积累,对优秀文化作品的感受、鉴赏、思考、领悟来开阔学生的文化视野,提升学生的精神内涵;通过对祖国语言文字的运用(如确立主题让学生办班报、校报,调查采访,做演讲、写文章等)来提升学生的认知水平、情感水平和道德水准。

三.语文学习的综合活动性与文本主体回归的处理

1.语文学习的综合活动性的认识误区

基于“语文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的认识及新课程理念提出的课程的综合性的观念,有人提出了“建设开放性的语文课堂”的主张。认为语文课堂要向校园、家庭、社会、网络延伸,倡导学生自主探究,张扬学生个性,主张教学目标要在动态中生成,于是乎教学过程中必有“活动”进行。尤其是在所谓的公开课、示范课中,学生静思感悟的过程被视为“冷场”和教学气氛、教学效果不好的表现。(实际上,阅读理解思考恰恰需要“静”)因此,许多公开课、示范课的执教者都使出浑身解数,竞相开展“综合性的活动”,能吹的吹,能拉的拉,能弹的弹,能唱的唱。教学必用多媒体,视觉形象必鲜明突出,学生在课堂上必须热烈讨论,表演,争论……总之,不把语文课上得色彩纷呈,热闹异常就好像不算是符合新课程理念的好课。有些老师上戏剧课,不引导学生去品味戏剧语言,把握戏剧结构、矛盾冲突,体会人物情感心理,而让学生忙着化妆,着装,找道具,扮角色,忙得不亦乐乎。但表演过后,学生的语文素养、语文能力得到提高了吗?不得而知。要知道,中学不是戏剧学院表演系,如果每篇课文的教学都要强调综合活动性,那教师能完得成教学任务吗(记住,中学不是语文专科学校)?教《荷塘月色》要学生到清华园去游一趟;教《茶馆》要让学生演一出话剧,教科技说明文,要做科学实验;教《离骚》要让学生装扮成屈原吟哦一番……这是否现实?这是否一定是最好的教学方式?难道只有这样才是好的语文课?

2.语文教学要回归文本,返璞归真。

林崇德先生说:“在教学实践中并不存在脱离具体学科及其特定学科知识的课堂讲授和学习活动。游离于具体学科之外的教学活动是不存在的,也是与我们的教育教学基本目标相背离的。”①语文教学的基本目标是什么?那就是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提高学生对语言文字的理解和运用能力。我们的许多老师在进行教学的时候,往往忘掉了教学的基本目标,去追求表面的“热闹”,“热闹”只是手段,如果手段不能较好地为实现目标服务,那我们宁可不要这个手段。那么实现语文教学基本目标的有效手段是什么呢?那就是返璞归真回归到文本这个主体上来。众所周知,语文学习离不开“听、读、思、说、写”这五个字。“听、读”是调动感觉器官去感知语言文字,“思”是通过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调动知识、体验去感悟、体会、认知、理解语言文字的意义和作用等,而“说、写”是语文能力的外化形式,更是训练语文能力得力手段。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我们并不排斥综合性活动,但活动不能脱离文本,不能脱离培养提高学生理解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这个基本目标。因此,我认为,活动的设计,不能充分利用“听、读、思、说、写”这五种手段的就是效率低下的活动,就不能很好地实现培养提高学生理解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这个基本目标,反之,就是效率高的活动。比如,话剧《雷雨》,让学生花大力气表演,其效果跟听一遍录音差不多,如果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及表演能力差,那效果还不如听录音。但表演一出戏剧,学生要花多少精力呀!如果我们的教师盲目地跟风,一味地凑热闹,不顾实效地去搞“综合性的活动”,那就有可能使我们的语文教学又陷入“少、慢、差、费”的怪圈。

3.借助语言文字这个平台实现综合性目标

说到此,有人可能会产生疑问,如果我们坚持以语言文字为中心进行语文教学(注意,语言文字只是中心,不是全部),那又怎么能加强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及社会的联系呢?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其他学科及社会不都需要以语言文字为载体进行信息的承载与交流吗?我们完全可以借助语言文字这个平台来实现语文课程“综合性”这个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