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学与历史学之间(精选11篇)
在生物进化与人类进化之间
由于人类的进化已日益集中反映在文化的进化上,从而使得它与生物之间表现出不同的性质和方式.对于属人世界的生物进化来说,既存在自然选择式的客体中介,又存在社会选择式的`主体中介,在当今世界所普遍存在的“生态危机”和各种“人类危机”面前,我们更需要确立和谐型的社会选择.
作 者:孙爱军 彭新武 作者单位:孙爱军(三峡大学,政法学院,湖北,宜昌,443002)彭新武(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北京,100872)
刊 名: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INA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24(5) 分类号:B029 关键词:适应 文化进化 习得行为 信息 社会选择整体布局
仁恒G53项目用地位于南京河西区, 其北为富春江东街, 南为楠溪江东街, 西为黄山路, 东为嵩山路, 处于一个住宅社区环境中。我们在建筑形态的确定过程中, 首先选择呼应周边道路情况, 将建筑的主要立面顺应周边道路的发展形成连续的界面, 同时也相对统一的建筑高度, 形成整体的视觉形象。空间的围合迎合中国传统的街区概念, 以一个围合的大街坊作为中间的院落空间, 顺应了中国人传统的内向型生活方式。中间的院落以绿化为主, 形成中央绿地的合理活动环境, 并进行严格的人车分流。
街道组织方面, 设计师在南向的道路交叉口根据现有的L形用地引出一条幽雅的步行街, 活跃社区的入口空间, 营造出别具特色的文化、商业、休闲环境, 既为城市生活贡献出一块开放用地, 又为社区居民的生活、文化体验创造价值。
与自然融合的邻里生活环境
传统的社区绿地距离生活单元及住宅较远, 由于机动车辆的限制且无功能设施的支撑, 往往不能得到充分利用, 而成为单纯的景观绿地。本设计中的中央街坊绿地由周边住宅围合, 且人车分流, 形成户户均观景、户户可达的功能性绿地。在此绿地中, 老人、儿童可以不受周边机动车的影响, 安全地享受绿地带给他们的积极作用。所有住宅的首层均架空, 并与每一个单元的入户大堂紧密结合, 为社区的居民遮风挡雨, 使他们既可向外融入植有鲜花绿草的公园环境, 又可在宽敞、明亮的大堂内感受到别具一格的豪宅品质, 同时这里还连接通往地下车库的私人停车场。
与城市文化结合的商业形态
过往的社区多是围墙闭合的高宅内向性封闭环境, 缺乏对城市的贡献, 也缺乏必要的生活功能设施支持。城市道路的交叉口位置, 我们设置了一个小型的城市生活广场以及一条通达社区内部的商业街区, 营造了具备休闲交往性质、独立商业形态的空间环境—一个别具风味的“城市小客厅”。通过这一空间的营造, 我们打破了时间的限制, 改变了社区单一居住功能的乏味, 创造了多元化、多层次的社区环境, 也完善了城市的功能。
立面设计
我们以金属质感的全新材料形成连续的水平线条, 试图消解建筑的庞大的体量, 塑造统一、整体的建筑形态。墙体部分采用深色面砖以形成视觉上的退让, 并以简洁的外观上水平方向的线条形成视觉冲击力。同时铝板与百叶的虚实对比, 丰富了立面的表情。
户型设计
现在的问题是,在长期使用这一概念的过程中,当时的“未来”,已经流变为“现实”乃至“历史”。如战后已一个甲子,中日关系正常化也已迎来35周年,在这样一段不算很长但也不算短的、 “未来”不断衍化为“现实”与“历史”的过程中,日本人是否已经以那段惨痛的历史教训为殷鉴、痛定思痛,重塑民族灵魂与国家形象了呢?对于战后日本民族的基本价值取向、其国家的根本发展方向,在今天我们应该给予怎样的评价?这已日益成为一个在很多场合、特别是一些重大场合无法回避、必须直面的问题。
由于中日关系的复杂性,看似简单的问题也历经了棘手的过程。直到温家宝总理今年4月访问日本,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讲,才使这一问题获得突破性进展。温总理在演讲中强调:“中国政府和人民历来坚持向前看,一贯主张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强调以史为鉴,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为了更好地开辟未来。”他指出:“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政府和日本领导人多次在历史问题上表明态度,公开承认侵略,并对受害国表示深刻反省和道歉。对此,中国政府和人民给予积极评价。”他进而指出:“在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无论是正面经验或是反面教训,都是宝贵财富。从自己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中学习,会来得更直接、更深刻、更有效,这是一个民族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对自己光明前途充满自信的表现。”对此,日本媒体反响强烈,认为这是中国政府首次正式表明承认日本已就那段不幸的历史向中国道过歉了,从而使长期以来纠缠不清,使他们倍感困惑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与此同时,温总理如下的话语,又使日本国民深感其语重心长——“我们衷心希望日方以实际行动体现有关表态和承诺。中日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实现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完全符合历史潮流和两国人民愿望,也是亚洲和国际社会的殷切期盼。”
日本人常常引以为自豪的,是他们在战后选择了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选择这样一条道路内外要素很多,但其中最根本的要素,则在于战后日本的广大国民对和平的执著追求,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又源于对战争的反思。战后日本“55体制”形成以后的不少保守政客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修改作为这一道路重要保障的和平宪法,但由于广大国民不屈不挠的斗争和坚决抵制,右翼政客们的这一图谋至今未能得逞。对此,温家宝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在上述演讲中指出: “日本战后选择和平发展道路,成为世界上重要的经济大国和国际社会有重要影响的一员,作为贵国的友好邻邦,中国人民支持日本人民继续沿着和平道路走下去。”在这里,即肯定了战后日本所选择的和平发展道路,又清楚地指明了其主体、主导力量之所在。
温总理访日期间,笔者适值在日本游学,温总理演讲当日,即有不少日本友人打来电话,纷纷表示听后心情非常激动,对上述两点深表赞赏。除此之外,印象最深的还有以下一点。即温总理所指出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得到了日本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与帮助,对此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笔者的老朋友——日本樱美林大学东北亚研究所所长川西重忠教授听后评价说,温总理的这一表述使日本人倍感欣慰——怀着歉意,日本人在战后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了一点事情,中国人对此表示永志不忘,这种不计前嫌、是非分明的态度,令人感佩。
中国古代有许多乱伦的悲剧或闹剧,皇宫乱伦的现象也比比皆是,比如杨广之于其庶母,唐高宗之于武后。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有多半是这种状态。皇宫大内尤其如此。而且这种现象多发生在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时代中。对这一现象,要从人类学和历史学的角度进行分析。
一来,北方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前,多半未进入文明社会。胡俗:父死,妻其庶母;兄死,妻其嫂。从人类学的观点看,这种习俗是人口优选和人类生存的需要。远古时代,人类的婚姻经历了乱婚、血族群婚、对偶婚三个阶段。在长期的实践中,人们逐渐认识到:近亲结婚,“其生不繁”。但事实上近亲是指同一合婚族内的亲,对外来的异性,则是没有这一禁忌的。人类早期由于卫生等原因,新生儿死亡率很高,自然增长率也低。为了种族的延续,人类用高出生率来弥补。一夫多妻、一妻多夫是其自然选择。进入文明社会后,一妻多夫制消亡,然时有其遗俗,同一家庭中的多名同辈以一个女子为妻。文明程度越低,这种现象就越多。现代非洲尚有其遗迹。
另外,这种婚俗,也是北方民族汉化过程中的反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过程也是一个汉化的过程。汉晋以降,北方少数民族开始大量涌入中原,有许多部族或聚落在一定范围内建立起大小不一的政权,中原文化以其包容的母性逐渐使武力强大的“五胡”臣服。胡人开始抛弃自己的传统,转而学习汉民族的礼仪文化,成了胡汉双俗的结合体,并最终在晋末完成汉化。此后各朝代,汉化过程时有延续,汉民族血脉不断融入新的血液。
这一过程的大方向是一定的,但也存在一种局部的小范围的反刍现象。婚俗是其中重要一项。汉化胡人的前几代,尚未完全被汉民族礼仪统驭,娶其庶母及嫂,亦不为羞。杨隋与李唐,实乃双俗的代表,隋、唐(前期)的后宫,胡人主事:杨坚之后为独孤氏,和李渊之母为姐妹,正宗胡人;隋唐的次代皇后,其实均为胡人。其前庭重臣,胡人当权,半为拓拔魏之贵胄。据当时的习俗,子蒸其庶母,其实算不得乱伦。杨广、李治之事出焉。数代之后,观念稍变,始知其耻。詈骂杨广、申斥武后之言实后世史家的观点。及至宋、辽、金、元、清之世,古风犹存的民族与汉民族在礼仪上的对抗甚至是很强烈的。多尔衮之于大玉儿似是不成眷属的情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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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发明家爱迪生曾经说:“一切发明都需要等待,不要着急。”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发明都需要经过漫长的等待和深思熟虑的。有时,无心插柳也会成荫。1.微波
发现者:珀西·斯宾塞
美国雷神公司工程师珀西·斯宾塞是一位电子学奇才。1945年,当斯宾塞在测试用于雷达装备的微波辐射器(磁控管)时,突然感觉西裤的口袋里有点不对劲,甚至听到了“咝咝”的声音,结果发现是他口袋里装的一块巧克力融化了。他猜可能是磁控管发射的微波烤化了巧克力。由此他立刻意识到也许可以把微波应用到厨房烹饪上,于是微波炉诞生了。2.糖精
发现者:伊拉·莱姆森和康斯坦丁·法赫伯格 1879年的一天,当时正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实验室工作的伊拉·莱姆森和康斯坦丁·法赫伯格放下手头的工作去吃饭,吃着吃着,他们突然停了下来,因为法赫伯格饭前忘了洗手。一些不走运的化学家遇到这种情况,甚至有可能中毒身亡,但是法赫伯格却意外地发现了人造甜味剂——糖精。他们两人共同发表了关于糖精的论文,但是糖精的专利上只有法赫伯格的名字,他偷偷申请到了糖精的专利,莱姆森为此骂他是个无赖。3.橡皮泥
发明者:美国库托产品公司
橡皮泥在成为深受儿童喜爱的玩具以前,最初设计它的目的是清洁壁纸。这种产品的上市拯救了这家濒临破产的公司,这并不是因为它的清洁效果有多么好,而是因为孩子们开始用它来制作圣诞装饰物。该公司随后去掉了橡皮泥里的清洁剂成分,加入各种颜料和芳香气味,使它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一种玩具。4.强力胶
发明者:哈利·库弗 1942年,美国伊斯曼·柯达实验室的哈利·库弗发现,他发明的氰基丙烯酸盐黏合剂并不像他希望的那样适用在一种新的精确标尺上,因为它碰到什么就会粘住什么。他很快把这种东西给忘了。6年后,库弗在一项为飞机驾驶舱盖而进行的设计中,再次证明了氰基丙烯酸盐黏合剂像以前一样没用。不过这次他注意到,这种物质不用加热就能产生很强的黏性。库弗尝试用它把各种不同的物体粘在一起,从而为这样东西找到了用武之地。他为这项发明申请了专利,1958年,即距离他第一次被粘住16年后,氰基丙烯酸盐黏合剂开始上市销售,由于它效力强大,因而被称为“强力胶”。5.聚四氟乙烯
发现者:罗伊·普朗克特
聚四氟乙烯是美国化学家罗伊·普朗克特于1938年偶然发现的,当时他正尝试合成一种新型碳氟化合物。当他检查一个本应该充满气体的容器时,发现气体都已消失了,仅在容器壁上留下一些白点。普朗克特对这些神秘的化学物非常感兴趣,又开始重新做实验。最终这种新物质被证实是一种奇特的润滑剂,熔点极高,非常适用于军用设备。现在这种物质被广泛应用在不粘锅上。6.心脏起搏器 发明者:威尔森·格雷特巴奇
刚开始,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威尔森·格雷特巴奇认为,他可能已经毁掉了自己的研究计划,因为他不是把一个1万欧姆的电阻器用在心脏记录仪原型设计上,而是错用了1兆欧姆的。结果这个电路产生的信号跟人类的心跳频率非常相似。格雷特巴奇立刻意识到,这个精确的电流也许可以调控脉搏,使因病减弱的心跳重新恢复正常。在这以前,起搏器都是像电视机一样大,是在患者身体外部临时使用的。现在的心脏起搏器非常小,甚至可以植入患者的胸腔内。7.粘扣带
发明者:乔治·德·梅斯特拉尔
瑞士工程师乔治·德·梅斯特拉尔在发明粘扣带的过程中,一条狗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一天,梅斯特拉尔带着他的爱犬到森林里打猎,回来时发现狗身上粘了很多芒刺。梅斯特拉尔在显微镜下观察发现,是芒刺上的小“倒钩”让它结结实实地粘在织物和动物毛上。他用各种织物进行了多年研究,直到尼龙诞生了,他才终于为粘扣带找到了最合适的材料。至今,粘扣带仍然是美国宇航局的最爱。8.X光 发现者:威廉·伦琴
关键词:妊娠期糖尿病,人类软骨糖蛋白-39,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胰岛素抵抗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糖尿病的临床发病率逐年递增,并成为困扰和威胁我国人群安全最常见疾病之一[1]。妊娠期糖尿病(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GDM)是糖尿病较为特殊的一类,是在妊娠期间首次发现的血糖暂时性升高的疾病。由于妊娠生理的特殊性,其影响和危害更为严重,GDM严重威胁母婴健康,会导致妊娠期母体高血压、自然流产发生率的增加,以及胎儿发育异常、胎儿畸形、呼吸窘迫综合征、代谢综合征等发病率的显著提高[2,3]。然而,GDM的发病机制尚不清楚。胰岛素抵抗是GDM发病的主要特征,同时大量的研究发现,胰岛素抵抗与自身免疫引起的炎性反应密切相关,多种炎症因子如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6(IL-6)等可通过多种途径影响胰岛素的作用,参与胰岛素抵抗的发生和发展[4,5,6]。人类软骨糖蛋白-39(YKL-40)是目前已被证实是一种新的炎症标志物,大量的研究表明其与胰岛素抵抗有关[7,8,9]。目前,有关GDM与YKL-40水平的相关性研究鲜有报道,本研究就YKL-40水平和GDM的关系进行研究。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5年2月~2016年2月在浙江省瑞安市人民医院(以下简称“我院”)产科就诊的50例GDM患者作为试验组,年龄22~35岁,平均(27.2±3.4)岁,孕龄(26.5±3.4)周;另选取健康志愿年龄相仿的妊娠期女性50例作为正常对照组,年龄22~35岁,平均(28.6±3.8)岁,孕龄(27.1±2.1)周。本研究通过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诊断方法
GDM诊断方法采用常规75 g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确诊,诊断标准依据美国糖尿病协会(ADA)推荐的妊娠糖尿病诊断标准[10]:空腹静脉血糖FPG≥5.1 mmol/L,服糖1 h后静脉血糖≥10.0 mmol/L,2 h静脉血糖≥8.5 mmol/L,3项中任何一次静脉血糖值超过上限即可诊断为GDM。
1.3 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适龄单胎初次妊娠初产妇,妊娠前无糖尿病病史,经血生化和各项血糖指标检测后确诊为妊娠期糖尿病。(2)患者知情同意。排除标准:(1)近期有上呼吸道感染、感染、外伤、全身性炎性反应等疾病者;(2)存在妊娠期高血压、肝炎等妊娠期疾病或存在胎盘前置、胎儿发育异常等妊娠不良表现者;(3)合并甲亢、库欣综合征、通风等内分泌疾病者;(4)合并肝肾功能不全、心肺功能异常和内外科常见疾病者。
1.4 检测方法
详细询问患者病史,测定身高、体重、收缩压(SBP)、舒张压(DBP),根据两组受试者病史,计算孕前体重指数(BMI),在受试者孕28周时,测定身高、体重,计算孕期BMI值。
两组受试者空腹时抽取肘静脉血。(1)采用葡萄糖氧化酶法测定空腹血糖(FPG),应用贝格曼LX-20全自动生化仪进行分析。(2)空腹胰岛素(FINS)、血清YKL-40均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方法测定,试剂盒购于南京建成生物公司,酶标仪(型号Synergy2)购自Biotek公司。糖化血红蛋白(Hb A1c)通过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检测。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采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FINS(m U/L)×FPG(mmol/L)/22.5。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3.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数据用均数±标准差(±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YKL-40与其他临床指标分别进行Pearson相关、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受试妊娠妇女的一般临床资料比较
与对照组比较,试验组妊娠妇女具有较高的孕期BMI(P<0.05)。两组孕妇的年龄、孕龄、孕前BMI、收缩压血压和舒张血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见表1。
2.2 两组受试妊娠妇女的血液生化指标比较
试验组妊娠妇女FPG、FINS、HOMA-IR以及血清YKL-40水平均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P<0.01)。两组孕妇的TC、TG、HDL-C、LDL-C以及Hb A1c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注:1 mm Hg=0.133 k Pa;BMI:体重指数;SBP:收缩压;DBP:舒张压
注:TC:总胆固醇;TG:三酰甘油;H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b A1c:糖化血红蛋白;FPG:空腹血糖;FINS:空腹胰岛素;HOMA-IR:胰岛素抵抗指数;YKL-40:人类软骨糖蛋白-39
2.3 YKL-40与其他临床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以YKL-40为应变量,多种临床指标为自变量,Pearson相关分析可知:血清YKL-40水平与孕期BMI值、Hb A1c、FINS以及HOMA-IR呈正相关(r=0.482、0.603、0.201、0.317,P<0.05或P<0.01)。见表3。
2.4 YKL-40与其他临床指标的多元回归分析
将年龄、BMI、FPG、Hb A1c、HOMA-IR等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逐步回归,结果显示:Hb A1c(β=0.337,P<0.01)、FINS(β=0.348,P<0.01)及HOMA-IR(β=0.138,P<0.05)是血清YKL-40水平的独立影响因素。
注:BMI:体重指数;SBP:收缩压;DBP:舒张压;TC:总胆固醇;TG:三酰甘油;H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b A1c:糖化血红蛋白;FPG:空腹血糖;FINS:空腹胰岛素;HOMA-IR:胰岛素抵抗指数;YKL-40:人类软骨糖蛋白-39
3 讨论
GDM是妊娠期间由不同程度糖耐量异常引起的不同程度的高血糖,对母婴均有较大危害。流行病学统计,GDM发病率为1%~14%,并有逐年增高的趋势[11]。目前GDM发病机制和原因尚不清楚,其发病机制涉及遗传因素、胰岛素抵抗、慢性炎性反应、代谢紊乱等因素[12,13,14,15]。近年来研究发现,胰岛素抵抗是GDM发病的主要原因,胰岛素抵抗能够减少葡萄糖的摄取和氧化、增加脂肪和蛋白质的分解利用,使PPG水平显著增高。研究表明炎症因子可参与介导胰岛素抵抗,促进GDM患者炎性反应的发生[16]。目前已发现GDM妊娠妇女血清炎症因子TNF-α、IL-6水平均高于正常健康妊娠妇女,是导致患者胰岛素抵抗的重要因素[4,5]。近年来大量研究证明,YKL-40在单核细胞分化/激活的巨噬细胞过程中起关键作用,认为YKL-40是一种新的炎症标志物,与胰岛素抵抗密切相关[7,9,17]。2006年Rathck等[7]综合多项研究认为YKL-40作为炎症标志物,可能参与了T2DM的发生、发展,影响机体的胰岛素抵抗。此外,Rathcke等[9]2009年又进一步发现T1DM患者体内也具有较高的YKL-40水平。另有研究报道,存在胰岛素抵抗的肥胖儿童的YKL-40水平要高于不存在胰岛素抵抗的肥胖儿童[18],这些结果提示YKL-40与非妊娠患者血糖调控有一定的相关性。
目前,仅有两篇关于YKL-40与GDM的研究报道[19,20]。Schaller等[19]分别检测孕(28±4)周的GDM妇女与健康妊娠妇女血清YKL-40水平,发现两组YKL-40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Rinnov等[20]数据显示,晚孕期正常妊娠妇女组与GDM组妇女之间的YKL-40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产后正常妊娠妇女血清YKL-40水平要显著高于GDM组妇女,其研究还发现两组妇女在孕晚期的血清YKL-40水平均显著低于产后。而本研究发现GDM组妇女血清YKL-40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妊娠妇女,故研究结果存在差异,其可能是由于研究方法、样本量及人种不同所致。Rinnov等[20]的研究检测的是晚孕期血清YKL-40水平,而本研究是在孕24~28周展开的。另一方面,本研究中GDM组与正常对照组比较,还具有较高的BMI、FPG、FINS及HOMA-IR,这些因素也可能会对YKL-40水平产生影响。其次,Rinnov等[20]研究的对象是白种人,而本次研究的对象为亚洲人,人种的不同也会导致结果产生差异[21,22]。
本研究发现GDM组中FINS和HOMA-IR较正常对照组显著增加,提示GDM与胰岛素抵抗密切相关,与以往的研究报道相一致[12,23,24,25,26]。多元线性分析结果显示FINS及HOMA-IR是血清YKL-40水平的独立影响因素,提示YKL-40可作为高胰岛素血症和胰岛素抵抗的一个标志物,通过对GDM患者血清YKL-40水平的检测,有助于了解孕妇机体胰岛素抵抗程度,对评估GDM的发病概率有重要的价值。
此前令波兰人始料未及的意外是4月10日出席卡廷事件70周年纪念活动的卡钦斯基总统专机在俄罗斯斯摩棱斯克坠毁。用波兰总理的话说,这是“当今世界上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悲剧”。而更加难以让人接受的悲情是,就在同一个地点卡廷森林,70年前,波兰两万多名精英被屠杀;70年后,为了纪念这场悲剧,新的悲剧又叠加在上面,历史似乎用一种极端悲情的方式完成了一个重复。《诗经》有云:“人曰云亡,邦国殄萃。”对波兰民族来说,卡廷森林似乎成了一个逃不掉、走不出的历史宿命与魔咒。
说是“卡廷魔咒”,实际上是夹在俄德两个强大民族之间的波兰说不尽的悲情的隐喻。历史上的波兰是东欧强国,其装甲骑兵17世纪初甚至有过占领莫斯科的辉煌。然而随着俄罗斯和普鲁士的强大,如同夹在“三明治”中火腿一般的波兰的噩梦也由此发端:1772年、1793年和1795年三次惨遭沙俄、普鲁士和奥匈帝国瓜分,亡国长达123年之久;好不容易三大帝国在一战中或战败或瓦解或衰弱,1918年波兰才复国;但仅仅20多年,二战爆发,波兰在纳粹德国和苏联的夹击下再度亡国。卡廷事件就发生在这一时期。二战后,波兰又成为老对手苏联控制的“卫星国”,直到苏联解体。
独特的历史屈辱,让波兰怀有浓郁的悲情意识,强烈的独立感和争当大国的想法也因此产生。卡钦斯基总统就是这种悲情意识的代表,他在波兰是著名的保守派,以言辞激烈而闻名,人们对他的评价两极化。尽管“死者为大”,人们对他的种种争议已随着这次空难逝去,但将他安葬在历代国王和伟人安息的瓦维尔宫的举动最终还是撕碎了这种脆弱的一致。包括电影《卡廷惨案》的导演瓦依达在内的许多波兰人都反对将卡钦斯基与1918年复国后首任总统毕苏斯基等历史伟人们并列。不过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一些人不满卡钦斯基的内外政策,反对将他与毕苏斯基相提并论,而实际上卡钦斯基时代和毕苏斯基时代波兰的国际处境和两人的外交政策都颇有相似之处。
作为复国后首任总统,毕苏斯基毕生追求的是恢复1772年波兰被瓜分前的国土。他利用德国战败签署《凡尔赛条约》和俄国发生十月革命遭到西方围剿的相对有利环境,成为法国的盟国,甘当英法消灭苏俄、限制德国战略的主力军,而这一切背后的动机则是让波兰成为东欧大国。在这种战略指导下,1920年波兰与苏联发生战争,并占领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西部,随后又发动对捷克、立陶宛等更弱国家的战争,夺取大片领土。然而到20世纪30年代,苏德都从暂时的衰弱中恢复过来,波兰再次处在大国夹缝之中。而此时英法却对德推行绥靖政策,波兰成为牺牲品,最终在二战中被德苏瓜分。
“国小而不处卑,力少而不畏强,无礼而侮大邻,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韩非子》中的这句话道出了小国的求存之道。弱国并不是无外交,而是需要更加灵活巧妙的外交。历史不是没有给过波兰机会,但悲情却让波兰始终在悲情与张扬的怪圈中无法自拔。苏联解体后,波兰再次迎来地缘政治上的历史机遇,然而,它又选择了与远方大国结盟对抗身边大国的老路。卡钦斯基总统积极发展和美国的紧密盟友关系,向西作为“新欧洲”代表处处与德法等“老欧洲”唱反调,向东则引进美国反导系统对抗俄罗斯。这种咄咄逼人的做法甚至在波兰国内也不乏争议。而小国想“玩转”大国并不容易。去年9月,美俄达成交易,奥巴马宣布放弃东欧反导系统,波兰《事实报》惊呼,波兰又被人“在背后插了一刀”!
正因为波俄间纠缠的历史恩怨,此次卡廷事件后世界一度十分紧张,不过事实证明俄罗斯的善意处理方式反而让波俄历史心结有了解开的机会。世界媒体着力突出了4月7日卡廷惨案纪念仪式上的一张照片:普京右膝下跪,渐渐低下身去,将燃有白色蜡烛的玻璃缸放在纪念碑台阶下。这一单腿“下跪”的动作,被认为“代表俄罗斯人对卡廷惨案做了比较真心的反省”。而或许仅仅是巧合,当卡钦斯基下葬时,美国总统因为火山喷发而缺席,反倒是俄罗斯总统赶到了。有的波兰网民情绪激动地声称“这是检验朋友的时候”,波兰《选举报》也说:“与我们一起哭泣的是俄罗斯。”
最近,我利用业余时间读完了近年全球畅销的历史著作《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本书的作者是以色列历史专家尤瓦尔·赫拉利,今年42岁,26岁时获得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在引用史料和内容编排上,作者针对不同国家发表的版本“量身定做”,彰显出其历史文化研究的不俗实力,还因此引发了23个国家的版权纷争。这本书还获得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微软总裁比尔盖茨、脸书总裁扎克伯格等社会精英和世界大咖的极力推荐。
1这是一本关于人类进化的有趣书籍,表面上是历史书,其实是一本哲学书。系统的史事在这里隐而不见,所用的历史实例都是用来证明一些历史法则、人生道理的,它所展示的是对历史和人生的彻悟。作者用500页内容写尽了十万年前生命迹象开始到21世纪资本、科技变革交织的人类伟大发展史。所以,寥寥千百字是无法盖全其全部精华的。
开篇首先从生物进化学的观点来思考人类发展轨迹,并时不时顺带幽默地调侃了我们今天的生活。书中讲述,人类物种从原始时代、农业革命时代、工业革命时代和我们现代科技革命时代等各重大发展节点期间,人类一些社会、文化、政治、宗教等方面的发展渊源和漫长历程,对一些社会制度的形成、经济制度的演化、人类认知的演变以及资本对科技进步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同时也对历史人类感受及未来人类走向何处进行了大胆推测。通篇语言诙谐,思路广阔,依据一些考古证据提出的大胆假设让读者脑洞大开,比如他根据历史证据提出了人类各种未来发展方向的可能性,使读者对自身未来展开有趣的思考路径。
2读完全书,我脑子里出现了一个思考题:以前接触到的历史书,大部分都在讲哪个哪个皇帝或将军在哪里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然后又如何如何地改变了历史进程,基本都在是讲精英阶层的故事,但是对于养活精英阶层、保家卫国、终日辛苦劳作、受苦受难的底层最广大的人群却鲜有提及。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广大底层人民群众的蓄势而发,形成一股或暗流涌动或激流澎湃的历史趋势,这些历史精英可以创造历史么?
在我看来,显然不能。那么,广大人民群众又是因为什么才能蓄势而发,最终依靠历史精英的振臂一呼,从而引发改变历史的滔天巨浪呢?
本书的观点是,精英们首先编各种故事,团结起了广大人民群众改变历史的伟大力量。人类的合作是建立在共同的虚构想象的故事中,所以改变所讲的故事,就能改变人类合作的方式。作者认为,其实历史上每一次大革命都是因为所讲的故事不同而引发的。如1789年法国大革命。1911年俄国的十月革命。
书中引用了一些科研机构提供的有趣数据,比如“靠八卦能维持的社会单位是150人,再往上就需要故事,无论是宗教故事,民族主义还是公司愿景。”“人类跃居食物链顶端的原因是因为合作,可以合作的原因是由于人类的语言有‘虚构’功能。”
3历史的精英阶层创作了不同的故事,引领人民创造了历史。那么,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分析比较一下,世界各大文明脉络,也就是世界各级精英编写的各大故事当中,哪一种更能代表人类未来发展的方向呢?
一直以来,本人对历史研究甚少,一直以为历史就是由统治阶层编写的,所有的故事只是一种政治宣传。但看完本书,我意识到了自己的浅薄。从非洲各种动物神灵保佑国民的故事,到上帝保佑美国的基督故事,从欧洲文明“不自由就去死”的天赋人权普世理论,再到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无产阶级创造历史,这样旨在团结社会公众营造美好社会的故事都没问题,()但编写出能代表人类最大群体利益去团结人类大众的,应该算比较接近人类利益,比较尊重人类历史发展轨迹。所以,尊重历史,其实就是尊重创造历史的人民。从这一角度分析,最接近人类共同利益这一主题的,就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编的故事。
这就可以回答,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吸收了中国近代引进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营养成长壮大后,能一步一个脚印的走到今天,并即将带领中国人民走向华夏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问答。因为它知道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只有依靠人民才有无穷无尽的力量,只有这个政党才有这样的觉悟和能力。建党多年来我们的政策、行动纲领、党内文化之所以能不断的变化,其实就是人民的想法和需求在不断地进化和改变,如果我们不去适应人民,那么我们终将被人民和历史所抛弃。一切依靠人民,为民服务,这样的治国治党理念,才是历史的唯物主义在中国的最深刻的应用。
4释卷沉思,从个人的成长角度来讲,哲学三大终极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也慢慢看清楚了自己的答案:我是普通的人民中的一员,来自人民,最终还是要回到人民当中去。没有成为警察的时候,我是一名普通群众,是推进历史进程的一粒尘埃,但当我成为一名人民警察之后,作为一位组织、管理、服务人民的其中一位公务人员,我们应该时刻牢记,不管是直接服务人民还是间接服务人民,都应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中最重要的位置,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将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
正如清代诗人袁枚那首《苔》诗所写的:“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我们大部分人短暂的一生,都犹如渺小的青苔,比不了社会精英那些夺目的牡丹,许多人甚至没有阳光的照射,但是这并不妨碍苔花的开放,不妨碍我们为创造历史,努力发挥自己在推动历史进程的巨浪当中那一滴水的力量。
——观马江海战纪念馆有感 刹那间,一发发炮弹呼啸着划破长空,马江波涛汹涌,“扬武”号破浪前行,大炮发出愤怒的吼声„„126年前那场悲壮的马江海战又浮现在眼前:法方孤拔还是趁落潮的有利时机,指挥法舰突然袭击福建水师。我仿佛看到高腾云、吕翰、陈英、许寿山、林森林、叶琛等清军将领官兵脸上的愤怒和不甘,和法军对峙月余,底下许多官兵请战,但面对着“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也斩”的命令,大家都无可奈何。高腾云他们终于等来了朝廷的旨意,但上面只有十六个字:“彼若不动,我亦不发。保护船厂,固守待援”。圣旨上最后“固守待援”四个字让高腾云产生了些许遐想,也许朝廷会调派其他水师前来支援吧,不过看到近在咫尺的法舰,高远征心中悲哀地想:还来得及吗?
此时福建水师与法国舰队的军舰数对比是11:10,看上去福建水师似乎比法军多出一舰,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法军的10艘军舰中,不仅有4600吨级的铁甲舰“凯旋”号,还有3500吨级的巡洋舰“杜居土路因”号,其它还有“费勒斯”、“德斯丹”两艘2200吨级的巡洋舰,孤拔的旗舰“窝尔达”号也有1300多吨的排水量,法军总吨位达到了1万5千多吨,火炮数达到了77门,而且法军还有最先进的机关炮和鱼雷艇。反观福建水师,11艘军舰中,有两艘是运输舰,其他堪与法军交手的只有“济安”、“飞云”、“伏波”三艘千吨级的炮舰和“扬武”这唯一一艘巡洋舰。其他像“福星”、“福胜”、“建胜”等舰全部都是两百多吨的蚊子船,根本不堪一击。总吨位只有9千多吨,还不到法军的三分之二,就算最大的“扬武”号也不过1500多吨的排水量,不要说与“凯旋”号对抗了,就是“费勒斯”和“德斯丹”估计也能击沉它。高腾云等清军官兵知道面对着装备胜于自己,又占据着有利时机等“决定性战略优势”的法国舰队,这场仗没得打了。然而福建水师却是退无可退,背后就是马尾船厂,若是马尾船厂被毁,大清国的造船业至少要倒退十年,洋务派经营了十几年的福建水师将覆灭,洋务派“师夷技以制夷”的幻梦就被打破。
虽然处于绝对的弱势,但中华民族从没有因为外敌的强大而屈服过,“扬武”作为旗舰用它的炮声作出了回答。虽然数次命中二舰,但“扬武”150磅的前六角膛钢炮根本连“杜居土路因”号的装甲也打不破,更不要说“凯旋”号那厚达153mm的装甲了。而二舰侧弦的速射炮则不断敲击着“扬武”舰,数次命中后,“扬武”舰燃起了大火。冒着大火指挥着舰上的士兵向法舰开炮的张成辫子都被烧着了,这时他就觉得脚下一阵剧烈的晃动,他整个人被抛了起来,一头栽入江水中。“扬武”舰被鱼雷射中了,是法国46号鱼雷艇的杰作。“扬武”侧弦那个被炸开的的大窟窿让江水倒灌而入,不一会,“扬武”舰就倾斜了。扭曲着身体,“扬武”舰依然射出一炮又一炮,直到火炮因为炮膛过热而爆炸,舰上的士兵多半被爆炸和烈火给湮没,他们本可以放下舢板逃生的。在沉没的最后一刻,一名水兵爬上主桅顶挂出龙旗,表示“舰虽亡、旗还在”,最后“扬武”舰和舰上的官兵一起共同殉国。
看到“扬武”沉没,陈英目眙欲裂,他屹立福星号的驾驶台上,看着江面炮声隆隆,血肉横飞,对身后的水兵说:“此吾等报国日矣!吾舰与炮俱小,非深入不及敌舰。尔等愿与我共生死否?”舰上的水兵轰然应诺:“愿效死命。” 陈英仰天长笑道:“大丈夫食君之禄,宜以死报,今日之事,有进无退。”说着亲自驾驶福星号向法军阵中的窝尔达号冲去。可惜“福星”只是一艘200多吨的蚊子船,根本挡不住“杜居土路因”一炮,很快就被击沉。
跟随“福星”之后冲向敌舰的“福胜”、“建胜”两舰是蚊子船,仅在舰首装备有一尊不能转动的前膛阿姆斯特朗16吨大炮,火力很弱,而且马力小、笨重迟缓,无法靠近援救“福星”,只能远距离射击法舰。“建胜”开炮击中孤拔旗舰,轻伤其舰首。敌舰以重炮还击,“建胜”多处中炮,管带林森林阵亡,由游击吕翰继续指挥作战。开战后,吕翰短衣仗剑,督率“福胜”、“建胜”两舰迎击敌舰,面部中弹,稍事包扎又继续指挥。“建胜”迫近敌舰时被击沉,吕翰中炮牺牲,年仅32岁。管带叶琛指挥的“福胜”舰开战后尾部中炮起火,但仍坚持不退。叶琛战斗中面部受重伤,忍痛督炮连中敌舰,最后饮弹身亡,“福胜”舰亦被击沉。
永保”和“琛航”两艘运输舰毫不示弱,开足马力撞击敌舰,相继被击沉,舰上官兵全部殉难。法国“凯旋”号装甲巡洋舰罗星塔下游方向,船政的3艘炮舰“振威”、“飞云”和“济安”与3艘法国军舰对峙。海战开始后,“振威”舰最快做出反应,立即发炮轰击附近的法舰“德斯丹” 号。“振威”管带许寿山,今砍断锚链应战,迅速反击,并冒着炮火登上望台指挥。与“振威”同泊的“飞云”、“济安”两舰,还没有来得及启锚就中炮起火,很快沉没。法军集中3艘军舰的火力攻击顽强抵抗的“振威”舰。“振威”舰船身多处中弹,遭到重创,轮叶被击毁。最后关头,“振威”号开足马力向法舰“德斯丹”号冲去,意欲同归于尽。法舰“费勒斯”号急忙以侧舷炮拦击。“振威”舰锅炉中炮爆炸,船身开始下沉。许寿山仍继续指挥顽强奋战。外国的目击者描述说:“这位管驾具有独特的英雄气概,其高贵的抗战自在人的意料中;他留着一尊实弹的炮等待最后一著。当他被打得百孔千疮的船身最后额斜下沉时,他乃拉开引绳从不幸的振威发出嘶嘶而鸣仇深如海的炮弹”,重创敌舰长和两名法国士兵。这位目击者惊叹,“这一事件在世界最古老的海军纪录上均无先例”。32岁的许寿山与大副梁祖勋被敌舰机关炮击中,壮烈牺牲。
虽然福建水师的海军将士们舍死忘生,前赴后继,但是第一支在洋务运动中生成萌芽的海军,在自己的国度,在自己的家里,被法国侵略者全军覆没。
青山有幸埋忠骨,当我站在马限山东南麓的马江诸战士埋骨之处,我以你们为荣,你们是中华民族的铮铮铁骨。虽然你们沉尸马江,未能保住马尾船厂,但是我仍被你们你们不惧侵略者的豪气所折服,为你们为国捐躯的精神所感动。但是,我不禁抚碑沉思:七百九十六位英雄豪杰,你们本来可以建功立业拥有自己美好的家园,却因何要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虽然水师官兵海战经验不足,虽然装备不如法军,但是我们在自己家里作战,士气,武装民众数量超过法军,而且我军的岸上火力不弱,本不应该打败仗的,而且后来把法国舰队赶出国门的史实也证明了这是一场不应该输的战争,可恨清政府的昏庸迂腐,妥协求和,军政官僚落后保守,玩忽职守,贻误战机,指
挥上优柔寡断,杂乱无章,造成了中华民族的国耻和中华海军的军耻。
我恨,我怒,我哀,我耻。我恨侵略者的残暴行为,我怒清政府的昏庸无能,我哀掉埋骨于此的796位英烈,我耻上层统治阶级畏葸投降的行径。
马限山炮台的德国克虏伯重炮,英姿飒爽,窥视着整个马尾港区,炮台重地,岂容他人窥探,然而这里不但窥探了,还堂而皇之的建了领事分馆,这看似小事的一座英国领事分馆,却道出了那个时代的无知。或许那不是无知,更多的是无奈。耻辱!奇耻大辱!
船政文化博物馆前的水上飞机模型振翅欲飞,它是巴玉藻创办海军飞潜学校和飞机工程处,并在这里造出了中国的第一架飞机。他们所达到的高度,即使百年之后,仍然让我们仰望。
遨游在马江海战纪念馆以“船政工业与科技”为主题第四层。看着船政轮机车间景观造型,制作展示船政造船成果之船模,以及船政造船技术的发展过程及科技成果介绍。回想着闽浙总督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了福建船政,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建船厂、造兵舰、制飞机、办学堂、引人才、派学童出洋留学等一系列“富国强兵”活动的情景,我感到自豪。船政学堂培养和造就了一批优秀的中国近代工业技术人才和杰出的海军将士。他们曾先后活跃在近代中国的军事、文化、科技、外交、经济等各个领域,紧跟当时世界先进国家的步伐,推动了中国造船、电灯、电信、铁路交通、飞机制造等近代工业的诞生与发展。他们引进西方先进科技,传播中西文化,促进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他们直面强敌,谈判桌上据理力争,疆场上浴血奋战,慷慨捐躯。林则徐、严复、詹天佑、邓世昌等一代民族精英和爱国志士第一次让世界了解了福州人的骨气、智慧和力量。
但是即使如此,马江海战还是败了,因为前线将领的昏庸无能,.张佩纶等人明知敌人有“密据要害先发制人”的图谋,却借口“不敢事先张皇”,不作认真的应敌准备,甚至将舰上的炮弹也控制起来。张佩纶,何如璋都是不懂军事,只知道奉承李鸿章的昏庸官僚.在他们的指挥下,即使中国军队拥有更先进的武器装备,也难以避免失败的命运。看到这我羞愧难当,我以一个主权国家的军港,竟然听任交战国的炮舰自由出入达1月之久为耻,更以张佩纶、何如璋的行为为耻。以堂堂大清帝国就这样被人任意拿捏为耻。
最让人心痛的是马江海战过后,洋务派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逐渐被清政府所放弃。洋务运动十几年的经营逐渐破灭。中国海军由“学习技术自主建造为主,购买外国武器为辅”的强军政策转变为“购买设备为主,自主建造为辅”的建军方针。一条本可以拯救清朝海防的强军路线就这样被摒弃,过分依靠外国军备的清军很快就在十年后的甲午中日战争中尝到苦果:军舰设备先进的北洋水师一样败给日本海军,又是因为清政府的消极避战让北洋水师折戟东海。
当今社会,父母的溺爱让这一代孩子忘记了责任与天职,在一个男人越来越像女人,女人越来越像男人的社会里,青少年失去了马江海战诸战士的阳刚之气。他们能否面对国际上各种反华势力暗流涌动得挑战?不禁让人感到担忧。
对此我有几个建议: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图强自立科教兴国;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勿忘国耻;学习先进文化思想,树立正确的荣辱观;组织学生参加实践活动,从小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加强学生军事训练,强化国民体质;关注国际形,势时刻警惕反华势力反扑,以防重蹈马江之覆辙。
马江海战的失败是中华民族的耻辱.我们应该牢记这个血的教训.勿忘国耻,图强自立,是我们每一个有良知的炎黄子孙的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126年过去了,闽江水依旧从马江入海,罗星塔依旧耸立在罗星山上,见证着那段屈辱的历史,见证着几代中华儿女的富国强军的梦想,见证着我海军的崛起!
犯我中华者,虽死必诛之,向马江海战796位英烈致敬!
在浑浑噩噩的日常生活状态下,在各种媒体的宣传下,在美妙的说辞下,我们似乎已经生活得十分幸福美满,甚而至于我们生活在蜜罐里还必须去拯救受苦受难的阶级弟兄如美国人民。但也有告诉我们真相的人,他们成为捅破黑幕的人,是那个指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小孩。至少,半个多世纪以前的英国文学家奥威尔在《动物庄园》里以寓言的形式告诉我们红色乌托邦是如何演变为人间地狱的,而余世存、赵华、何忠洲的译解则为我们在寓言和历史之间搭起一座桥梁。
人类的社会生活应该是怎样的——即应然的问题,人类的社会生活实际是这样的——即实然的问题,如何用应然去改造实然,这些问题一直是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殚精竭虑进行思考、实践的问题。在思考和实践的过程中,试错机制帮助人们逐渐摒弃那些不适合的想法和做法,逐步形成一些重叠共识,于是普世价值在此基础上就得到人们的公认。在经验主义和理想主义交锋的过程中,正如波普尔所指出的,从柏拉马列主义的革命来看,结果是悲观的。然而,从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和1789年的美国宪政共--和革命来看,结果又是令人乐观的——正如先哲所言:如果人类完全是天使,那就不需要政府;如果人类完全是魔鬼,那就不能建立起政府。正是这种对人性的清醒认识,正是把人性定位为兽性和神性之间,才有了弗兰克林、亚当斯、杰弗逊、汉密尔顿等人对华盛顿的制衡,也才有华盛顿这位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政治家。相反,在动物庄园,却只能产生拿破仑(斯大林)、斯诺鲍(托洛斯基)这样的极权者和被吞噬者。
以人道主义取代兽道主义,以人类秩序代替丛林法则,以点数人头数量代替取掉项上人头,以有序竞争代替捕杀,以合作多赢取代赢家通吃,以扶危济困取代弱肉强食,以灵性导引取代本能冲动,以人民授权取代胜者为王,以自由平等取代奴役压榨,以精神的传播代替DNA的简单复制,以比较精神力量取代比较拳头大小……这些美好的梦想从来就是人类的追求。如何达致这些目标?苦难的东方似乎成为科学实验中的小白鼠,为红色乌托邦的破产已经和正在提供一份又一份试错报告。
我们似乎无法去推测克伦威尔、罗伯斯庇尔、马拉、华盛顿、汉密尔顿、列宁、普列汉诺夫、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精神境界,我们无法判断在播下的龙种和收获的跳蚤之间或者播下的瓜豆和收获的瓜豆之间有何因果关系,我们所能做的似乎只是打破道德崇拜和理性崇拜,不要相信这些人可以带领我们脱离苦海,不要相信图所开创的纯粹的理想图景到黑格尔到马克思列宁的红色乌托邦,历史决定论的理性崇拜和道德崇拜在兜了一个很大的圈子后,在付出了学费惊人的代价后,经验主义的渐进、颜色革命的稳妥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首选。
这里似乎有必要讨论一些问题:在中国式的改朝换代的所谓革命之外,革命是否必然导致疯狂的杀戮?革命是否必然导致吃掉自己的儿女?革命是否必然导致缺乏制衡?革命是否必然导致成果被篡夺?……从法国革命和这些人可以带领我们去兑现许诺下的黄金世界。那么,以权力制衡权力,以野心抗衡野心,似乎也就成为我们的最佳选择。
革命不仅毫不留情地消灭异己的力量——就像动物庄园里拿破仑和斯诺鲍领导的革命赶走琼斯,而且反噬己身。“革命为什么吃掉自己的儿女?”这是一些人的悲愤呼告,这呼告却没有任何回音,消失在无边无际的旷野中。拿破仑(影射斯大林)为了自己的无上权威,在搞掉斯诺鲍(影射托洛斯基)之后,还搞掉早先一同打天下、后来提出异议的动物们。这份名单太长:托洛斯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古比雪夫,奥尔忠尼启则,图哈切夫斯基,伏罗希洛夫,基洛夫;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張闻天,王稼祥,彭德怀,刘少奇,贺龙,罗瑞卿……盲从、追捧就这样制造出一个个巨无霸式的权力怪兽,在吃掉早先的猎物后反噬己身,制造出一个个人间悲剧。
俄罗斯在地理上的东西横跨和文化上的东西交融,让俄罗斯人普遍有一种弥赛亚情结,一种拯救世界的想法。斯拉夫道路,东正教背景,民粹主义……这些构成俄罗斯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因素,并没有使得俄罗斯的文明发育躐等而进——俄罗斯仍然是一个在农奴制和东方专制主义的泥沼里苦苦挣扎的泥足巨人。不可否认,俄罗斯的文学艺术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精神宝库,但俄罗斯人在政治实践和政治哲学方面却处于学前班的水平。列宁、普列汉诺夫等人想创造奇迹,一下子从学前班进入大学,这样就为斯大林的东方专制主义的死魂灵复活提供了机会。可怕的是,斯大林还致力于输出革命(霍梅尼、哈梅内伊也有志于此),在现代化门外徘徊不已的人们也想像列宁那样创造人间奇迹,于是输出者和引入者一拍即合,红色乌托邦俨然雨后蘑菇一样疯狂生长,在东方大地上制造出一幕幕人间悲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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