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法治现代化

浅谈中国法治现代化（精选8篇）

浅谈中国法治现代化 篇1

20世纪的中国历史可以说就是一个现代化的历史。然而，中国的现代化是作为近代世界性的现代化过程一个组成部分而发生的，37它也不是或至少不完全是这个社会自身的自然演化的结果，它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欧洲国家现代化过程在中国社会的一个重演。中国首先是被西方列强凭着它们的坚船利炮拉进了世界性的现代化进程;但是，现代化最终又成为中国面对西方列强殖民、扩张的一种自我选择。中国的现代化伴随了这个民族救亡图存的社会运动和社会实践，伴随着这个民族100多年来富国强兵的梦想。中国近代以来的秩序和法治问题在这一大背景下显现了其特点，并且也只有在这一大背景下才可能理解。

首先，这意味着，中国面临的第一位的任务是必须“变”。或者是主动的变，或者是被动的变，无论如何她都不可能依赖旧方式，维持现状，独立在世界的现代化之外。的确，当外敌侵来，连老祖宗的国土都守不住了，还谈什么老祖宗之法呢(康有为语)。因此，从上个世纪末开始，中国社会的统治阶层和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一直集中关注的是“变法”的问题，要“改造中国”，使中国能够一个现代化的强国。一个多世纪以来，这个问题一直以各种方式自觉或不自觉地延续着，改良、维新、革命、战争、改革无不打上这一烙印。即使本世纪末最后2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放在这个背景下，也是这一历史的延续，是这一民族之梦想的延续。

但是，尽管称之为变“法”，而实际的问题又决不是一个法律问题，或者是仅仅靠法律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尽管其中有法律的因素。变法不仅意味着要发展工商业、发展经济、建立新式军队，而且要创造富国强兵得以实现的一整套社会条件：建立新的教育制度、学科体系和知识传播制度，变革官制，移风易俗，使小农经济下的每个人都被整合进入这个巨大现代化工程，成为现代化工程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一个全面的秩序破坏和秩序重建，这是一个结构性的整体的.变迁。用康有为的话来说，就是要“全变”和“尽变”。而在这一现代化过程中，法律的主要作用并不是要确认社会秩序，转借孙中山先生的话就是，法律是被当作一种“建国方略”，而不是“治国”方略。因此，“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的理论在中国传统的“宪令著于官府，赏罚必于民心”的“法”文化传统之中很快得到接受，并进入社会实践。38法律所扮演的角色，就总体来看，就是要推进对现有社会秩序的全面改造和重新构建。即使在最讲求“法治”的情况下，也只是国家以“立法”的形式来推进这一现代化工程。

这也就意味着，变法是与现代国家的重建、国家权力的必要扩张结合在一起的。由于历史的不可重复性，我们今天已无从判断，中国社会内部是否可能自发地、演进式地实现现代化，形成新的适应现代化进程的社会秩序和制度。但至少可以从社会的基本秩序必须从社会内部中产生出来、其基础是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一点推论说，在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中国传统社会中，至少不可能在短期内自发地演化出现代的工商社会，形成相应的秩序。因此，我们很难想象，无须一个权力结构，无须权力的支撑，一个社会可以通过“无为而治”或“自由放任”就可以自动地在短期内实现“全变”。因此，变法意味着必须建立一个新的、强有力的国家政权，要建立强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财政体制，要将国家进行社会动员的网络或触角向下延伸(从清代的县延伸到乡村)，要将一个文化共同体的中国改造成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要建立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在每个人的心中建立一种民族国家的认同。

还必须注意，这一宏大的现代化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同时20世纪的世界格局也不允许中国按照既定的方略从容不迫地细致展开和落实。在20世纪的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不仅必须根据国际格局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方略和计划，同时，作为一个后进国家，中国要想救亡图存，要想“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要想赶上和超过世界

浅谈中国法治现代化 篇2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产生于西方文明, 是人类智慧对法治建设的重大贡献。中国法治现代化亦在不断的建设和完善过程中, 然而, 由于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存在先天性的经验不足以及中国国情的影响和限制, 存在了诸多的问题和阻碍, 现就其原因进行浅析:

首先, 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和非市场化, 阻碍了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公民的政治参与权的全面实现和法治现代化观念的形成, 有赖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因为, 在资产阶级革命后, 出现了真正的“市民社会”, 这个市民社会起源于城市里的自由民, 而城市里的自由民就是由商人阶层组成的新兴资产阶级。 (1) 原有的贵族和封建主为主导的社会被打散, 取而代之的是由平等的人组成的, 在商人之间的没有土地依附关系的一个自由民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 作为商品交换关系总和的‘市场’, 它对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权利保障。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不足温饱的物质生活水平, 不可能产生对现代法治的强烈需求, 不可能产生更多的政治参与要求。现代法治的内核是民主政治, 而现代民主政治必然是现代商品经济的产物。因为经济上的商品等价交换原则派生平等观念, 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实行民主政治, 平等地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 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正如马克思所说:“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 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产生的现实基础。”

其次, 计划经济强烈的行政命令性, 扼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法治观念的形成。近现代国家市民社会形成以后, 要求的是追求自由、平等、公平的市场经济, 而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观念更新的社会急剧变化过程。以行政指令连接起来的社会生产活动缺乏对现代法治的社会需求, 现代法治社会的建构与实现, 其基本前提就是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的同步进行, 而法治变革则贯穿于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建设过程的始终。 (2) 离开了民主政治, 所谓的现代法治不仅难以建立, 而且即使从形式上建立了现代法治模式, 其在社会生活中也会出现扭曲、变形、走样甚至形同虚设的情形。没有民主政治作前提, 法治从产生、运作到实施, 整个过程便不可能做到科学化、合理化, 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现象便不可能完全消除, 依法办事原则便只能成为一句空话。同样, 没有市场经济作基础, 公民的平等、权利、自由等现代法律意识便无法培育, 社会主体的个性便无法真正得到解放。中国古代儒学对等性人伦大多只停留于理想人格的局面, 而至现代法治社会亦然绝不是也不可能仅靠法治变革就可以建立起来, 它事实上是在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法治变革的不断发展和成熟中不断成长起来的, 具有强烈的阻碍性。

再次, 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阻碍了法治现代化进程。封建社会的政治理论和法治理论, 无论是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 还是主张以“礼”治国的儒家, 无一例外都主张君权至上, 其理论的中心就是论证如何治民, 维护封建统治, 巩固君主万世一系的家天下。中国封建社会有着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家国一体化的集权体制, “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构成了封建社会三位一体的超稳定结构。刑民不分的法律体系, “刑不上大夫, 法不下庶民”的刑罚制度, 以义务为本位的法律观念, 惧讼、厌讼的民众法律心理等等均阻碍了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3) 虽然近代在西方思想影响下, 中国也曾出现过呼唤民主和法治的思潮, 但是由于缺乏经济基础和社会变革的支持, 在中国始终未建立起现代意义的法律制度。

最后, 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还始终面临着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影响与渗透。西方国家主要是打着“民主”与“人权”的旗号, 瓦解中国党和政府的政治权威。如果一开始就将中国法治现代化的目标定位于全面实现包括政治参与权在内的公民权, 则会超出现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 使政治权威分崩离析, 经济发展的计划也会毁于一旦。美国学者昂格尔认为, “法治产生于西方而非中国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没有形成现代型法的秩序的历史条件———集团的多元主义、自然法理论及其超越性宗教的基础”。但是, 经济发展的内部冲动和国际竞争的强大压力, 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法治现代化无可选择地将社会政治稳定前提下的经济快速发展确定为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阶段性目标, 是合乎时宜并符合当代中国国情的。

二、浅谈法治现代化建设的解决办法

法治优于一人之治, 实行法治现代化会成为治国安邦的手段, 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理了几千年封建伦理社会洗礼的国家来说, 实行法治固然会受到很大的阻碍, 以下对于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的解决方法提出几点建议:

首先, “攘外先安内, 师夷长技以自强”。就中国而言, 现代化的法治要求建立科学合理的法律创制系统, 使立法主体能够按照立法的权限和程序, 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一般规律来制订相关法律。这种法律体系从形式上来看必须做到体系严整、概念严密、程序严格、逻辑严谨, 具有形式合理性。从内容上来看, 能够充分尊重人权、人的价值和尊严, 具有价值合理性, 它还要求建立公正合理的司法治度。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和审判权, 严格按照法律和法定程序进行司法运作, 任何干预司法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抵制和处罚。此外, 它还要求建立严格的行政执法治度。任何行政行为都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 严格按照法律和法律规定的正当程序实施。首先当然要在立足于本国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基础上, 架构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法律制度。我们必须在本土化的基础上, 走国际化道路, 将世界上其他国家法律制度中那些反映社会发展规律和经济规律的知识与经验吸收过来, 将那些有助于人的解放与生产力解放的因素吸纳进来, 将那些反映社会进步的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移植过来。这不仅对于中国的法治变革具有有益的借鉴与启迪作用, 而且也有助于加快中国社会进步的步伐。

其次, “多管齐下, 懂得扬弃”。埃利希说:“法的发展的重心既不在于立法, 也不在于法学或司法判决, 而在社会本身”。 (4) 因而法治具有现实的世俗性意义, 从来就没有普适性法治标本和范例的存在。因此, 分阶段实现法治现代化目标, 是中国在当今国际国内特殊环境下的一种现实可行的选择, 即首先围绕政治稳定和市场经济发展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保障体系, 在充分保障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 稳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进公民政治权利的实现。事实上, 中国传统法治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去深刻思考和传承的东西, 有相当多的部分是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 有我们值得汲取并有助于中国进行法治现代化吸收的元素。比如中国传统法治比较注重法律制定的道德评价, 讲求法治与其它社会控制手段之间的相互协调与配合, 将“德治”与“法治”紧密结合。道德在逻辑上先于法律, 没有法律可以有道德, 但没有道德就不会有法律;在法治运作过程中, 既强调法治的重要性, 也重视执法者的自身素质修养, 特别注重为政者的道德品质与典范作用;它建构了一套形式完备的官吏推荐和选拔制度, 形成了体系严整的整饬官吏的监察制度;它注重法律运作的社会效果与道德意义, 强调社会关系的和谐与稳定, 形成了社会调解与法治运行相结合的社会调控体系, 并注重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等等。对此, 法国学者勒内·达维德说得好:“在法的问题上其实并无真理可言, 每一个国家依照各自的传统自定制度与规范是适当的。”

第三, “搁置争议, 共同发展”。对于每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 都有自己的法治现代化建设的理由, 正如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渴望富强的理由一样, 真正不同点只在于每个民族如何将这些理由转化成促使法治现代化得以实现的动力, 这才是法治现代化的关键和灵魂。维齐非齐, 任何别的解说都只能看作是法治自不待言的误解和不证自明的违犯, 因而也是错误的, 行不通的。中国的法治现代化完善与发展的过程犹如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运动。它是在有着独特文化传统与国情背景的中国进行的。 (5) 纵观中国政治和法治建设的历史, 差异性是儒家人伦的基本原则, 早在夏商周时期就已经产生, 它从一开始就决定了无论是在基本价值取向、路径选择还是在动力机制、目标模式上, 均必然会呈现出与西方法治现代化不同的个性特质。事实也恰是如此, 中国法治现代化之路注定会是一条充满了挑战性和布满荆棘的道路, 但是最终一定会实现。

摘要：近现代国家市民社会形成以后, 要求的是追求自由、平等、公平的市场经济, 而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观念更新的社会急剧变化过程。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和非市场化, 阻碍了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就法律制度建设而言, 至关重要的乃在于立法、司法、执法等。本文旨在针对法治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自己的观点, 以便于使中国的法治现代化路程走的更好。

关键词：市民社会,法治现代化,普适性

参考文献

①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

②马克斯.韦伯.张乃根译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

③曹卫东.哈贝马斯精粹.[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④埃利希.法社会学基本原理.[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第三版.

现代性理论与中国法治 篇3

中国的法治建设，从一开始就是推动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整体规划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理论的主流话语模式中，法治与人治是相互对立的两个范畴，是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重要标志，“法治”本身，也因此带有某种天然的“现代性”色彩。在很多场合，法治的“现代性”甚至直接被转换为法治的“正当性”。

不过，与欧美世界比较主动的现代化历程存在区别的是，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更多地具有“挑战—回应”模式下的被动色彩，现代化一直是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精英阶层追求的理想图景。这一追求的深层次动因最初是救亡图存，现在则转换为追求民族复兴。从这个角度看，欧美世界的现代化及其产生的现代性问题，与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及其面临的重要问题，存在语境上的不同。在欧美，现代性问题更多涉及对现代化之种种后果的批判性反思。如果我们把这种批判性反思的理论，给出一个总括的名称，叫作现代性理论的话，那么在性质上，它仍然是一种社会、文化批判理论，建立在对现代化之系统性后果的描述、分析和批判之上。在中国，问题则要复杂得多。如果把“现代化”作为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那么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现代化”究竟是指什么，包含了哪些内涵。不把这个问题弄清楚，那么我们究竟要追求什么，我们要到哪里去，就完全是含混不清的。而这恰恰是一个长期困扰国人的问题。在很长一段时期，我们实际上把“现代化”等同于“欧美化”。但问题是，欧美并非铁板一块，所以我们一阵子崇欧陆，一阵子尚英美，一阵子学苏俄，颠来倒去，到现在也没有弄得很清楚，甚至仍然有不少学者纠结于这一问题，在选择西方的哪一部分作为中国的标杆的问题上争论不休。这种情景，恰如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女抛绣球一般。

撇开这一问题不论，中国的现代化问题还面临着如何走出“挑战—回应”型的社会发展模式问题。换言之，在淡化了救亡图存、民族复兴之类因为受到外来压力而产生的现代化诉求之后，现代化对于中国，是否可能不再被当作实现某种特定目的——比如说避免中国被开除所谓的“球籍”——的手段，而是因其本身所具有的内在价值，从而值得我们去追求？在这个层面上，中国学界同样面临着反思已经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的现代化诉求的重大课题。不进行这一方面的反思，当救亡图存之类的危局不再凸显时，以之作为基础的“现代化”话语模式，就会陷入无以为继的尴尬处境。但很显然的是，中国对于现代化的反思与欧美世界的现代性理论，存在完全不同的逻辑。

只有在上文已经指出的问题背景之下，才能够比较明晰地梳理现代性理论与中国法治之间的种种复杂关系。

首先需要辨明的是，发端于欧美的现代性理论对于观察、研究和分析欧美的法治经验是否具有理论价值。答案显然是肯定的。虽然说在整体上欧美的法治发展与中国的法治建设的路径存在重大差别，呈现出比较明显的自主发展的特征，但这并不表明欧美的法治不具有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发展路径上的连续性，以及对古典时代以罗马法为核心的法律渊源的明显的继承性，并不表明欧美的法治可以超越于“古典—现代”这样的现代性理论的分析框架。有论者以英国普通法为例子，试图说明在渐进发展的普通法模式中，现代性理论的分析框架无法得到运用，因为在那里，不存在古今之别，传统与当下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这可能过于简单地看待了现代欧美法治体系的基本构成要素。法治体系中的具体规则的形成和发展完全可以是渐进的，甚至来自一个极其古老的法律渊源，但这并不表明支持法治运作的基本理念、原则和理论图式，同样也是渊源有自。这二者不是一回事。在很多情况下，具体的法律规则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但人们理解、处理这些规则的理念、方法和态度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恰恰就是现代性的一种表现。

为了说明这一点，可以权利理论为例来加以说明。权利理论是支持欧美法治的基础性的范畴。从具体规则的角度看，英美普通法中的权利理论，直到二十世纪霍菲尔德之后才获得了一种比较理论化的形态。即使如此，直到今天，普通法中的权利还是与程序法上的救济纠缠在一起，显得非常古朴，让习惯了大陆法系思维的中国学者很不习惯。但恰恰就是在英国，经过霍布斯、洛克等人的努力，产生了一系列崭新的权利理论（例如自然权利理论、建立在劳动基础上的财产权观念等等），与欧洲古典时代的权利理论形成重大分野，开启了现代种种权利思潮（right talking）。仅此一例就可以说明，英国启蒙思想家在建构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权利理论，乃至法治观念上，发挥了主力军的角色。因此以普通法的经验来试图说明现代性问题与西方法治经验中的某一部分（具体来说就是普通法）无关，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现代性理论对于分析和理解欧美法治始终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理论工具。

主要理由在于，欧美的法治是欧美现代性现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现代性理论作为一种反思性的、批判性的理论，它能够从一些特殊的视角揭示出西方的法治话语模式中蕴含的问题和缺陷。例如，现代性理论通过对于现代法治所赖以维持的价值秩序的追问，揭示出在经历了启蒙之后，随着古典/传统社会的价值一体性的崩溃，法治建设面临虚无主义的深刻困扰。再比如，现代性理论通过揭示现代法治赖以立基的天赋权利论所可能导致的权利诉求的膨胀和泛滥，由此反衬出古典时代的权利理论中的德性因素的重要价值。还比如，现代性理论揭示现代法治概念过于信赖法律的社会治理功能所导致的过度法律化（法律过密），由此压制了本来应该留给其他社会规范发挥作用的空间。诸如此类，都表明现代性理论，对于分析欧美法治经验具有重要的价值，它并不是一个虚假的命题，而是一个理论的利器。

其次需要辨明的是，源于欧美的现代性理论与中国法治具有什么样的联系。在这里首先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就是作为“现代化”方案之组成部分的中国法治建设与现代性理论的关系。中国在过去的百年中所追求的“现代化”，更多的是基于富国强兵、救亡图存、民族复兴之类的目的，试图改革传统社会，从而能够在与欧美列强的竞争中保有一席之地。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目的，中国的现代化方案，本质上就是学习欧美。在这样的氛围中，中国/欧美的关系模式被塑造成为传统/现代的对立模式。与欧美的历史维度上的古典/现代的对立模式不同的是，中国与欧美的对立模式在同一个时空中存在，后者被看作前者的标杆和尺度。因此，就中国语境而言，至少在现阶段，现代化问题更多地与中国社会发展的愿景相联系。而在中国社会自身发展的历史线条上，随着社会形态的变迁，当然也会逐渐产生中国式的现代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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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看，现代性理论与中国法治存在两个不同角度的勾连。第一，在中国的现代化规划中，建设法治社会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建设法治，毫无疑问，绝大部分工作是学习和借鉴作为中国“现代化”之标杆的欧美国家的法治经验。在这个层面上，欧美世界的现代性理论与中国的法治建设产生联系。因为借助于现代性理论，中国学者可以更加全面和深刻地认知欧美法治经验，辨识其优点和缺点。这为采纳一种更加理性的“拿来主义”提供了保障。无论如何，作为一个试图学习西方法治经验的国家，源自西方世界自身的、对其法治经验采取一种批判性的分析态度的现代性理论，对于中国而言，是难能可贵的。

在中国学界，尤其是法学界之中，长期以来对于现代性理论，以及与之存在密切联系的对西方国家的法治经验采取批评性分析态度的理论思潮，采取一种莫名其妙的敌视态度。有人认为在中国关注或引入相关的理论是一种现阶段我们尚无福消受的理论奢侈品。有人认为，这些理论会混淆视听，干扰我们建设法治的中心工作。殊不知，这恰恰是混淆了中国的现代化与西方的现代性。如果说我们要更加全面、清醒地认识欧美的法治，从而为我所用，追求我们的现代化，那么西方的现代性理论恰恰是我们的法治建设工作的朋友而非敌人。

其次，如果我们把目光集中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之中来看待中国的法治，这就意味着更多的是把法治看作在中国正在出现的一种新的社会治理模式。那么这种正在出现的或者是将要出现的因素，与中国传统社会中运行的治理模式之间会存在怎样的一种关系？我们在得到法治的同时，会失去什么？我们赖以建立法治的代价是什么？要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源自欧美的现代性理论将给我们提供诸多启发。这种启发并非具体的制度建构意义上的，而是理论思考层面上的。任何传统社会在经历解体、重构之后，大体都会面对相同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的现代性理论，对于我们预见中国法治运行过程中，将可能遇到的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在某些情况下，也许我们可以借助于这些知识避免重蹈覆辙。虽然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在法治建设的时间维度上，中国还是具有一定的后发优势的。

也许有人会质疑，这里存在一个悖论：中国的法治建设以欧美的法治为蓝本，法治建成之后，也许会面临现代性理论所揭示的种种问题。如果我们试图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就考虑现代性理论的批评性的论点，那么我们所建设的还是一个现代的法治吗？举例来说，法治要求严格的规则主义，但现代性理论指出这可能会导致僵化。如果我们考虑这一因素，放弃严格的规则主义，允许宽泛的个案利益衡量，那么这还是法治吗？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进入到现代性理论与中国法治之关系的另外一个层面之上。在这个层面上，现代化的方案被超越，中国的法治建设也因此具有了另外的视野和意义。

到目前为止，关于现代性理论与中国法治的理论构架，仍然是在一种“工具论”的意义上展开的。但这样的分析其实存在重大的局限性。随着中国“现代化”话语模式的转化，在中国建设一个法治社会，其意义和价值并不能在所谓的富国强兵、民族复兴之类的话语模式之下得到说明。我们需要重新认识、理解和界定我们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治理模式。我们的理由不能停留于诸如因为西方采取了法治，所以我们也要有法治之类的肤浅论证之上。也许法治的确是我们的最终选择，但其理由却必须更加深刻，更加具有实质性。

在当下的中国，追求法治，已经具有某种“政治正确”的内涵。偶然说一下要认真对待人治，免不了会遭受口诛笔伐。但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未来，关键之处却恰恰在于不那么教条化地对待法治，尤其是不教条化地对待那些带着欧美胎记、被视为“标准”的所谓主流法治意识形态。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也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一旦超越了以欧美为潜在标杆的“现代化”的思想格局，我们就会体会到，中国建设法治的根本目的，其实并非要去赶英超美，并非要去争创世界一流，也不是与世界接轨。在中国建设法治的目的在根本上仍然是要锻造出一个适合中国社风民情的社会治理模式，这一治理模式能够让绝大多数中国人感觉体贴舒适，而不是让少数思想精英感觉赏心悦目。

与学者的善良期许或异想天开不同的是，成熟的中国法治的形态和面貌，不太可能是英美腔、德法调，而必然是中国式的。也许有学者看到这样的表述，会感觉痛心疾首，认为对所谓中国特色的纵容，最终导致的是一个有法治之名而无法治之实的怪胎。这样的担心在很多情况下是有根据的。因为“中国特色”这个定语，在中国已经是一个被严重滥用的词语，以至于遮蔽了它本来所具有的理论价值。

虽然存在这样的风险，中国的法治建设仍然必须突破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形成的“现代化”的思维格局。中国的法治建设不是简单的一个照葫芦画瓢的工作，而是需要高度的开创性。对于任何国家、民族、文化共同体而言，“法治”的内涵丰富多彩，具有历史性的维度，处于不断的发展流变之中。法治有优点也有缺点，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会制造问题。我们在依赖它的同时，也不能相信它是一个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总而言之，实事求是地对待法治，乃是一种最为稳妥的态度。在这方面，西方学界的现代性理论，对现代社会中的法治的研究和批评，对其隐秘的历史的政治的维度的还原，构成我们又一个重要知识支撑。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现代性理论与中国法治的另外一种层面上的联系。它虽然未必能够告诉我们，中国法治建设的方向在哪里，但是它犀利的批判，至少鼓励我们不要被欧美现代的法治意识形态所束缚。我们应该勇敢地去探索我们的道路。

（《何种政治？谁之现代性》，高全喜著，新星出版社二零零七年版，20.00元）

浅谈中国法治现代化 篇4

党的十五大正式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国方略确定下来。而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式、社会控制模式以及价值系统是西方民主政治的产物，它强调的不只是国家通过法律来控制社会，而且也强调国家本身受法律的支配，强调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特权的存在。虽然实行法治是当代大多数国家的选择，但是追本溯源，由于各国受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彼此间的法治之路都会有着或多或少的不同。本文试图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入手，探讨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上，应正视和思考的几个问题，以防止我们以浪漫主义情怀人为地割断历史，造成传统的断裂。

一、传统法律文化必然会对当代中国的法治产生影响。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而是在他们所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极端注重伦理纲常的社会，这一传统生生不息。然而当代中国是必然要实行法治的，这是中华民族兴起所必经的历史过程。中国试图建设法治国家的努力已有百余年，但是回顾这百余年的沧桑历程，中国仍然没有实现法律的现代化。

1842年到1901年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在坚持根本的政治制度、伦理纲常不变的前提下进行了一些与西方法律接近的改良和补充，这是一条过于保守的道路。“这一道路的主张者没有认识到世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没有清醒的认识到中华法系已经整体落后的事实，没有充分认识到新的世界秩序的真谛，天真的以为中华法系只是一所只需经过一些修补就可以恢复完美的大房子。” 1905年开始的清末修律到1949年国民政府垮台，这一时期法律现代化的进程实际上是贯穿了“全盘西化”的原则；而自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权建立到1978年的法律现代化进程则以“全盘苏联化”为原则，这两个阶段的法律现代化都是照抄照搬他国的东西，无视本国实际，以强制推进的急功近利的方式迫使中国法律实现现代化，事实已经证明这是失败的。中国真正走上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之路，严格的来讲只是近一二十年的事情。这百余年并不成功的经历与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以礼入法，礼法结合”，“刑民不分，以民为主”，“息讼厌讼，崇尚调解”等法律传统相比，根基尚不够牢靠。否则，当今的老百姓就不会称秉公执法的公职人员为“青天大老爷”，也不会不自觉的将整个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为数不多的少数英雄人物的身上了。

中国要在法治的道路上赶超西方主要的发达国家必须要加速度的发展，对西方的法律文化要采取“拿来主义”，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我们必须正视历史，正视现实，搞清楚我国法治建设中的哪些弊端与传统法律文化有关，只有找到了症结，才能对症下药。

二、在依法治国的道路上搜寻传统法律文化的遗殇。

当代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鲁克洪将文化分为显型文化和隐型文化两大结构。他认为，文化包含有形的，也包含无形的，有形的是显型文化，隐形的是隐型文化。参照克鲁克洪的文化结构理论，法律文化可以分为显型结构层面的法律文化和隐型层面的法律文化两大结构。制度性的法律文化属于显型文化，包括三个层面：法律法规、法律制度和法律设施，它总要人用权力来维持和运行，是一国法律文化的表现形式；理念性的法律文化属于隐型文化，也包括三个层面：法律心理、法律意识和法律思想。它深藏于社会深层，是一国法律文化的根基。二者相互结合相互呼应才能推动法律文化的良性发展。在当代中国，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文化也应如此，即社会主义社会主体应当具备与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和社会主义法治相适应的法律心理、法律观念和法律思想。但事实情况是，当代社会主义中国颁布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完善了诸多法律制度，完备了大量的法律设施，但是却缺乏与之完全相适应的隐型层面上的法律文化的建设。

从本质上讲，法治也是一种文化。起源在西方。古希腊社会是一个处于半岛上，从事海事运输的社会，整个社会并不是一个放大了的家庭，而是打破血缘关系的城邦商业社会。其后的罗马时代，更是一个简单商品生产高度发达的社会。商品经济文明的历史运动使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更多的表现为理性化的契约关系。在这样的社会中，不存在至高无上的王权，公民拥有尽可能多的权利，而这些权利中最重要的是对城邦的管理权。

古代中国的王权是至高无上的，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古代中国只有一个人的权利，其他人的权利在个人权力的阴影下荡然无存。因此中国没有长出权利和民主的观念，也失去了生长出法治的机会。

现在我们以一个完全异质的法律文化去改造一个具有根深蒂固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土壤的法律观念和法律体系时，这一异质的文化推行起来所遇到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

(一)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强调国家本位主义，忽视个人权利自由。

古代中国社会“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一个个的小农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在这种小家庭中，以长幼尊卑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宝塔型的等级结构”。这种家族式的宗法等级结构需要国家的认可和扶植，由无数个宗法家族构成的社会必然会架起宝塔型的“大家”，因此中国古代政权的架构，很大程度上是这种家族制度的模拟和扩大，也就是说以皇权为中心的国家政权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凡是在精神上支持、拥护这种典型的专制统治的观念和理论，无论是强调以“权”、“术”治民的法家的国家专制和集权思想还是强调以“仁”、“孝”治世的儒家的德治思想同样受到统治者的青睐，并使这些理论和观念得到国家强制力的保护。在这种背景下，国家本位主义就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生存环境。

强调国家利益，要求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注重团结，这本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但是如果这种妥协没有了限度，就否定了人作为社会主体的个性。而尊重人的权利、自由和个性正是法治所追求的。

欧洲许多学者和思想家们在分析中国为何曾经辉煌一时却最终悲壮的落伍时都不约而同的认为是缺乏个性自由导致了这个伟大民族的衰败。因为无条件的顺从“这种束缚人的理智、才干与情感的幼稚做法势必削弱整个国家的实力。如果教育只是矫揉造作的形式，倘若虚假与规矩充斥并束缚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国家还有什么巨大的作用！人类思想的精神还有什么崇高的作用！当人们考察中国历史的前进历程，研究它的活动的时候，谁不为他们在许多方面一事无成感到惊诧！这是一个为避免错误而仅有一个人干活的群体。这里所有问题的答案都是现成的，人们你来我去，你推我拖，只是为了不对该国那孩童般尊严的礼俗破坏。无论是战斗精神还是思维精神都与这个终日守着火炉睡觉从早到晚喝着热茶的民族无缘。”

今天国家本位主义的法律传统虽然在制度层面上已经被否定了，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控制着人们的思想，这直接导致了现今我国公民对权利的不尊重，维权意识的淡薄。在“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口号下，中华民族的人民习惯了顺从、忍让，无形中导致了对法律的轻视、远离和不信任，因此他们难以真正地以纳税人的身份理直气壮的监督政府行为，理所当然地要求政府保障自身的权利，不卑不亢与政府对话。

（二）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是一种工具主义文化，忽视了民主的参政议政。

直至今日，部分社会主体仍然存在着法即是刑的观念。这是因为古代中国“刑民不分，以刑为主”，法律只是君主统治臣民的工具，它一方面与专制政体一起造就了人们胆怯、愚昧、懦弱、奴性的人格，另一方面又与礼教相结合，要求人们按照礼的规则行事，“追求‘和合’境界，培育了人们‘忍为尚’、‘和为贵’的法律心态，然而和则忍，退则让，让则屈，屈则从，屈从则是非不分”。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下，人们对更多的是服从既定的法律法规，对法律是否侵犯了自身的天赋权利的追究是较少的，对至关重要的选举权等基本权利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参政议政的观念淡漠。

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们经常秉持着“得饶人处且饶人”的心理，除非与对方有什么深仇大恨，或者对方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诉诸于法院的。凡事的立场都是中庸，不偏不倚，很少鲜明表达自己的立场，唯恐惹祸上身。

（三）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等级观念和等级秩序，忽视了平等。

纵观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虽然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一说，但是事实上在漫长的封建传统中贯彻的却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八辟”、“八议”和“准五服以制礼”等等级制度，严格区分嫡庶、房份、辈份、年龄、地位的不同。因此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观念在今天的老百姓心目中仍然难以接受，即使在普普通通的民事生活中，权仍大于法，掌握着国家行政、司法、立法权力的人员以及这些人员的亲属们也享受着特权的待遇。这直接导致了权力腐败的滋生。

此外由于古代中国社会是以血缘为纽带而形成的社会形态，因此人情大于法、亲情大于法也成为法治建设道路上的羁绊。

三、中西合璧，取长补短。

中国要奋起，历史不能退回，我们实在没有耐心去慢慢的培育法治生成的历史土壤，因此人为的去培育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显型文化相适应的隐型文化是必要的。

（一）理智地看待道德。

在道德方面中华民族温和、稳重、热情、善良、诚实守信、富有牺牲精神等美德都为中外所称颂，但是我们在发扬道德优势的同时，还要理智的看待人性。人毕竟是社会中的人，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舍己为人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只是社会上少数精英人物的高尚情操，不能以此来要求普通的民众，因为普通人是无法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如果一个制度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上，那只是一种理想，这个制度就会失去它所存在的最初价值。如果强迫人们去接受并遵守这一制度，就扭曲了人性，最终的恶果要么使人变得虚伪要么使人变得盲目。因此我们在继承传统美德的同时，应该借鉴西方国家的法治理论，尊重人，给与人充分的自由，同时要勇敢的面对人的劣根性，并从制度上对其予以限制。

（二）认真的对待私权利。

法治要想真正地深入人心，就必须为解决人类的终极关怀而努力奋斗。几千年来，法学在西方始终能够成为一门显学，法治能够在西方社会始终成为热门话题，与西方法治的主要价值观念——自然法对人的终极关怀的关注密不可分；而中国的法学长期以来在工具主义的传统法律文化下，法律是以义务为本位的，中国的“法治”长期以来让人感到毛骨悚然，难以成为国人的自觉自愿行为，就在于过去中国的法治对人的终极关怀关注不够，不能成为人们追求幸福、身心愉快的一种生存方式。

现在我国在法治建设这一大好环境下，在有制度支持的同时，要在日常的教育中普及权利的观念。以国家的根本利益和基本的公共利益不受损害为前提，一方面要教育掌权者尊重公民的权利，另一方面要鼓励公民积极行使权利，争取权利，维护权利，只有这样才能让国家的各种制度有的放矢。

（三）充分地培养民主平等。

现代法治名言警句 篇5

2) 法是关于人世和神世的学问，关于正义与不正义的科学。

3) 要理解法律，特别是要理解法律的缺陷。

4) 有此上士，则必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5) 有二种和平暴力，那就是法律和礼节。

6) 与其责骂罪恶，不如伸张正义。

7) 再坚强的堡垒也敌不过金钱的侵蚀。

8) 在个人的案件中或是他所看到的案件中不能有疏忽，因此执法从来不能疏忽。

9) 只有战胜者才有权判定什么是战争犯罪。

10) 自然界中没有奖赏和惩罚，只有因果报应。

11) 惩罚是对正义的伸张。

12) 如果法律没有恐惧支撑，它绝不能生效。

13) 若是没有公众舆论的支持，法律是丝毫没有力量的。

14) 倘若世上没有坏人，也就不会有好的律师。

15) 倘若要说服他人，首先就要想方设法使人听得进你所说的话。

16) 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盛世所不尚。

17) 言论自由是一切权利之母。

18) 程序是法治和恣意而治的分水岭。

19) 法官是法律世界的国王，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

现代环境法治的伦理构建 篇6

现代环境法治的伦理构建

屈振辉

法治本是法学领域里经久不息的话题，但人们在探讨法治时又常常涉及伦理道德问题。就法治最初的涵义而言，其中就已包含了伦理道德的意涵：法治是“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1]”。即法治是“普遍守法”和“遵守良法”结合。“良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具有道德合理性的法律，也是内含着平等、正义、自由等道德价值的法律”，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法治本身就蕴含了道德的追求[2]”。环境法治作为抽象法治理念在环境法领域内的具体化，亦不可避免地与伦理道德问题具有某些相关性。特别是现代环境法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与环境伦理之间发生了密切的源流关系，环境法治问题因此也带上了更为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环境伦理乃是环境法治的基础，是环境法治的价值内核[3]”。在法学界高度关注环境法治的同时，伦理学界也提出了环境德治的问题。“德治与法治的内在联系对现代社会的发展意义重大，但这不仅在于德治与法治的共存，也在于德治对法治的重大补足作用[4]”。本文从环境德治对环境法治的补足作用入手，在分析现行环境法治的伦理缺失的基础上，从伦理学的视角提出了促进现代环境法治实现的若干途径，并提出应当将人与人及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谐确立为现代环境法治的最终目标，以期能为中国的环境法制建设贡献绵薄之力。

一、现代环境问题的法治与德治

法治和德治是众多社会治理模式中最为基本的两种方式。然而在解决作为社会问题的环境问题时，人们却非常注重前者而往往忽略了后者。其实，依法治理环境问题存在着诸多局限，而这些局限恰能通过环境德治加以弥补，因而在日益注重环境法制建设的今天，环境德治也同样不可或缺。理想的环境问题治理模式应当是“德法同治”。

（一）依法治理环境问题的局限性

不可否认，法律的确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里最为权威的社会控制手段。但法律不是万能的，它仍然存在着诸多局限，这些局限在环境法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例如“广泛性是环境法的一个突出特点[5]”，它突出表现在保护对象、调整范围和涉及主体等方面；而法对社会生活的涵概性和适应性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限度，环境法再完备也不可能将社会中与环境有关的所有问题一概无余。再如“环境法具有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突出特征，即较多地运用科学技术手段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6]”，这就对环境法的实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在其实施所需人员、精神和物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环境法的作用是不可能充分发挥的。更何况无论是就世界还是就中国而言，环境法都属于不甚发达、完善的新兴法律部门。这就决定了仅靠环境法解决环境问题是极不现实的，环境法治的局限需要其它社会调整方式来弥补。

（二）环境问题同样需要以德治理

环境问题的实质是伦理问题，它实际上是人际利益冲突与矛盾在人与自然领域里的体现。“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就是道德和利益的关系问题[7]”，利益是道德的产生根源与存在基础。当今的环境问题之所以日益严重的主要原因在于，某些人甚至整个人类为谋求自身物质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惜牺牲后代人、其它非人类存在物甚至整个自然及的利益。而环境伦理以道德教化的形式劝导人们爱护自然、保护环境，其目的在于以非强制手段规范人之行为并进而平衡环境利益。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主要方式而非调惟一方式，它的不足必然由其它社会调整方式补足。概括言之，环境伦理对环境法的补足作用主要体现在节约环境治理的成本，以自律方式实现环境道德的约束、调节和激励功能以及环境道德的可普遍化等三方面[8]。环境伦理与环境法之间并非仅是互补关系，在后者许多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也可时常见到前者的身影。由此可见，环境伦理是比环境法更为重要的环境治理手段，尽管它也存在着种种缺陷与不足。

（三）德法合治：理想治理的模式

环境问题的涉及面甚广且极其复杂，仅单靠环境伦理抑或是环境法往往难以奏效。既然环境法治与环境德治都是不完整的，那么只能将其结合起来进行“德法合治”。“德法合治”的治理模式既有理论渊源又有现实依据。庞德认为道德、宗教和法律是实现社会控制的三大手段，即使法律已成为了现代社会首要且最终有效的社会控制手段，但它仍离不开其它手段的支持。“如果法律在今天是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那末它就需要宗教、道德和教育的支持[9]”。但“德治与法治的结合，不仅是因为道德与法的不可分割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具有社会生活的.现实基础[10]”。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公意文化的发达使得人们选择了以法治为主的社会治理模式，但“选择法治作为我国的基本社会控制模式，只是起到了治标的作用，而加强良好道德对社会的引导和调节作用，进一步提高社会的文明程度，增强人们的守法意识，提高人们维护社会秩序的自觉性，才是社会治理的根本”，“法德并举的社会控制模式才是我国社会控制模式的最佳选择[11]”。况且，环境伦理与环境法存在着天然的血脉联系，“德法合治”的治理模式更凸现了其重要性。

二、现行环境法治中的伦理缺失

道德是法律的灵魂，法律必须体现一定的道德精神，即法律应当具有道德性。任何被称之为“良法”的法律都必须具有丰富的道德内涵，道德内容是为任何被称之为“良法”的法律所不可或缺的主要成分。“越文明发达、法制完善健全的国家，其法律中体现的道德规范便越多[12]”。在此笔者将研究的视野集中于现行法领域，试图找出其中的某些缺失以为今后的环境法制改革寻找方向。

（一）重技术规范，轻伦理规范

法律规范从社会学角度划分主要包括伦理性规范和技术性规范两大类。伦理性规范“凭社会主体的简单常识和伦理判断就可确定其行为性质，而并不需要当事人必须有丰富的法律专业知识和专业判断能力[13]”，而技术性规范却恰好与之相反。环境法是法与自然科学特别是环境科学交叉重叠的产物，“是一般法律规范和法律化的科学技术规范的综合体[14]”，其间包含了大量反映生态规律要求的技术性规范。环境法中的技术性规范主要表现在“由有关的国家机关颁布各种环境标准和其它技术性规程”，“在法律条文中明确规定技术要求”，“在法律、法规中列出专门条款，对技术名词、术语进行法定解释”和“利用法律法规附件的形式规定技术要求”等方面[15]。综观我国现行的环境法律，“大多是对开发和利用自然环境的限制性和禁止性规定[16]”，这些规定大多是技术性的而非伦理性的。伦理性规范的缺失使得现行环境法难以为普通民众所接受，从而增加环境守法和环境执法的难度，规避、抗拒环境执法的现象之所以在我国时有发生恐怕与此不无关系。

（二）重部门利益，轻社会利益

争夺部门利益是加剧我国环境问题的人为瓶颈，它既是法律问题也是道德问题。作为环境基本法的《环境保护法》在“立法上采取的‘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导致了在环境与自然资源立法中对法律条文的规定过于原则和抽象[17]”，用于具体操作的单行法律、法规制定权被交给了各部门。这原本是基于环境问题特殊性的考虑，但利益的存在使得各部门在立法中对涉及自身利益的，要么争相规定、要么回避规定，不仅造成整个环境立法的状况混乱与资源浪费，而且由于其互相矛盾的规定，造成实际操作中的困难重重；各部门在环境执法中，在利益驱使下，无限制地从抽象规则中推导出与己有利的具体规范，随心所欲地选择任意性规范，甚至对有的规定秘而不宣，故布陷阱[18]。这种局面的出现主要是各部门高度重视自身利益、轻视甚至忽视社会利益的结果。然而遗憾的是，法律上的这种不足并没有得到道德上的补足。我国环境保护部门的执法道德问题至今仍令人堪忧，由于管理体制的问题甚至可能还没到达一般部门的普遍水平。究其根本原因，这恐怕不仅是行政道德缺失所致，更是环境道德缺失所致。

（三）重法律强制，轻道德自律

不可否认，依靠外在强制抑或是内在自律的确是德治与法治的区别，但这并不意味着德治对强制的放弃，更不意味着法治对自律的排除。“法律被遵守的主要原因在于集团的成员从信念上接受并在行为中体现法律所表达的价值。人们效忠规则是因为规则能够表达人们参与其中的共同目的，而不是靠强制实施所必然伴随的威胁[19]”。强制的存在是法律得以实施的主要原因而并非唯一原因，在强制被排除的大多数情形下，法律得以实施主要是源于人们对法律的尊重与信仰。尊重与信仰法律是法治与德治的共同要求，法治的实现离不开道德的支撑。就现状而言，我国环境法的实施主要是依靠环境法中的强制规定和行使环境行政权。这不仅徒增了环境法的实施成本，更容易引起了人们的抵触与反感情绪，从而给环境法治的实现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强调道德教化高于法律强制是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特征，但我国环境法在实施过程中却并未重视环境道德的教化作用。其实中华传统文化中并不乏丰富而深邃的环境伦理思想[20]，西方环境伦理思想也并非在中国没有得以传播，关键是我们没有将环境道德教化与推行环境法很好的结合起来。

三、现代环境法治的伦理实现

法治是当代中国的治国理想。法治蕴涵着人类对普遍的伦理理念价值与终极关怀目的之追求，它不仅仅是冷冰冰的规则体系与制度的客观组合，而且还包容了人类在认识与改造主客观世界过程中对自身生活目的和价值理想的情愫记载。法治是极富伦理意涵和充满道德意蕴的概念，在法治构建中不可能也不应当排斥伦理道德的内容。

（一）促进环境法律的伦理化

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是研究道德与法律互动关系的两大视角，前者主要是指将道德理念、道德规范和道德规则以法律的形式表现出来，后者主要是指对既存的法律加以伦理化的改造使之更富有伦理性。道德法律化是自然发生的客观历史进程，而法律道德化则必须通过人的主观意志加工，因而后者较之前者具有更高的层次。针对我国环境法存在的现实问题，对后者展开研究更有实际意义。实现环境法治的要件之一，就是“要有一套体现环境正义，符合环境道德和生态伦理的，正确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能够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旨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环境法律[21]”，而我国现行的环境法似乎并未体现环境法治的上述要求。“环境法的困惑在于缺乏环境伦理的内部支持[22]”。环境法律的伦理化是使环境法内化为更高的伦理权利与义务的过程，是使环境法得以被社会主体普遍遵守乃至信仰的过程。就其实质而言，环境法律的伦理化是将人类的环境伦理理念内化为环境法的精神追求，从而使之更加注重人文关怀且更富人性化。

（二）执法司法注重道德考虑

由于我国的环境保护主要依靠行政机关进行，执法因此成为了环境法实施领域里的关键问题，对此有学者将其系统的归纳为依据、环境、体制和监督机制等方面[23]。这些固然是造成环境执法不力的原因，但其间的道德缺失问题也不应为人们所忽略。环境执法领域里的道德缺失主要针对执法人员而言，既包括作为其职业道德的执法道德的缺失，也包括作为其个人道德的环境道德的缺失。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了环境司法领域里。尽管“由于环境法是近30年发展起来的新兴法律部门，司法处理的环境案件数量很少，对保证和改善环境质量的作用十分有限[24]”，但从西方经验和世界潮流来看，司法在环境纠纷解决领域大有替代执法的趋势。这对司法人员不仅提出了环境法律知识上的高要求，而且也提出了司法道德和环境道德上的高要求。要扭转环境执法不力的局面，加大环境司法处断的力度，对有关人员除要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外，还必须加强环境道德教育。就我国的现状而言，环境执、司法人员基本上未接受过正规、系统的环境道德教育，因而环境道德意识极为淡薄。私德的欠缺很难保证公德的健全，加强环境道德教育势在必行！

（三）普法工作道德教化并重

环境意识在环境法的实施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25]。但令人遗憾的是，当代中国民众的环境意识并不发达，他们普遍漠视环境问题、环境科学知识贫乏且消极对待环境保护活动，这给我国环境法的实施带来了诸多困难。“目前中国在环境保护上的最大障碍，是全民的环境意识还不够高……我们存在的一切问题都与此有关[26]”。要改变我国环境保护的现状，必须将普及环境法律知识同进行环境道德教化结合起来。由于环境法具有技术性等特点，为人们所接受的难度较大，普及起来较为困难；()而环境道德与现实生活更为贴近，为人们所接受的难度较小，普及起来较为容易。普及环境道德是实现环境德治的要件。“以德治环境，首先，是通过生态伦理道德教育……使人们接受并树立起人与大自然高度和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观，把是否有利于人类群体和个体的生存与发展，作为自身和他人行为善、恶的评判标准，并用以规范自己的行为”，“通过生态伦理道德教化和公民的主观道德评价，强化其内心信念，使热爱和保护环境成为公民的一种内心的自觉的活动[27]”。道德为法律的先导，普及环境道德应当成为普及环境法的基础。

四、和谐：现代环境法治的目标

法的价值取向因法的部门不同而有所差异，法治的目标也因法的部门不同而有所侧重。笔者认为现代环境法治的具体目标应当是和谐，但这种和谐并非仅是指人与人在环境问题上的和谐，而且还包括人与自然在环境问题上的和谐。通过法治促进人际以及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意，也是环境法治应当追求的价值目标。“环境法以实现双重和谐的发展机制为最终关怀，和谐必然会成为整个环境法的主导精神[28]”。然而这种双重和谐却不能单纯只依靠法律实现，道德特别是环境伦理在其中也将起到重要的作用。“以追求人与自然、社会和谐为主题的生活方式也应当是生态伦理学在当代中国向人们传播的生活理念[29]”。环境伦理在中国的日益普及将加深民众对人与自然和谐的理解程度，从而进一步推进环境法治向纵深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环境法治的构建应当德法并举，将环境道德建设置于与环境法制建设同等重要的地位。

分权、各种监督权相对独立的问题，从制度机制上杜绝腐败的滋生。另一方面，进一步扩大政务公开，增强透明度，公布有关法律和政策，公开政府机关的职权范围、办事程序和结果，公务员的纪律要求等。扩大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意识，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部门和事务要实行公开办事制度。走出传统的行业体系，将国家无法做的交由非政府组织完成。将非国家权力的社会功能纳入法治轨道，成为国家权力的重要补充。从利益机制上堵塞漏洞。

其次要不断完善职业道德操守。治理和控制干部中的边缘腐败行为，更多应以道德要求和行政规范要求的形式出现，逐步建立健全一些指导公务员廉洁自律的明确规定，使之成为某一行业入行的先决条件和个人的必备品行。如对官员收受馈赠或礼品、兼职或从事第二职业、亲属回避制度等，都应是国家公职人员应知应行的规范。作为行使政府权力的公务人员，其道德标准应当明确、清楚并以一定的行业规范形式表现出来，使其知道工作的基本要求和标准，以及社会能够接受他们行为的界限。不是简单地罗列禁止从事的行为，而是积极的正面的提倡与要求，使行业性的规范以及特殊的伦理、道德要求成为指引行为、纪律约束的内在自发的切身要求。

浅谈中国现代化管理的发展方向 篇7

第一, 文化基础。西方文化认为, 每个人都是带着原罪降临世间, 人性本恶论。因此人类社会必须要有相适制度来约束人性。西方宗教文化中的一个核心观念就是契约。上帝创造了一切且有绝对的权威。人对上帝来至上帝的旨意, 不得有任何怀疑、推卸, 唯一可做只有服从。这种契约精神可谓深入西方每个人的灵魂骨髓深处, 且贯穿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始终。在现代管理上更多的表现为规范化、制度化管理, 即在管理中依靠法规条例管理办事。

第二, 经济基础。西方工业化发展到今天, 其传统的农业也基本实现了机械化作业。社会经济的主要支柱来至这些工业化程度高的企业。西方为了发展工业化的而制定的相应制度, 为了使资本顺利流入社会各个领域, 西方的经济也因此得以飞速发展, 同时也带来了负面的影响, 如西方世界极端的个人英雄主义的价值观。

第三, 政治基础。走上工业文明道路的西方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使政权更加民主, 如三权分立, 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相互独立、相互制衡。资产阶级通过分权制约的方式来协调内部各个不同利益团体的冲突, 来防止割据独权。但是其本质还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统治, 因此必然会忽视广大公众的利益。

中西方的管理模式存在差别原因主要在于, 西方的管理学是建立在西方古典经济学基础之上的, 古典经济学在定义生产要素时, 其中人的要素是作为生产资源, 也就是人和机器属同性, 人仅仅只是创造财富的工具。

与西方相比较, 中国的管理是“以人为本”的理念, 确立人在管理过程中的主导地位, 一切管理活动都以调动人的主观动性去开展。可谓适当放权, 这样可以激发一个管理者的潜能, 使之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

但人在管理中的地位强调, 反而也导致人治的问题出现。一个组织会因为领导者变动而变动, 这样对于组织的发展是波动不稳定的。遇到优秀的领导者, 管理恰当, 则组织的发展猛然飞跃, 越到观念步调不一致的领导者, 组织则面对骤然巨变甚至造成整个组织的混乱和上下的观念乃至行动无法统一协调。管理的重在稳中求变, 而不是邹然巨变。如何保证这样的稳重求变呢?我认为有两种方式。第一, 领导观念传承。更换领导者时, 选择跟前任理念相似的领导者。这样可以保证整个组次序稳定避免巨变。但是这样的缺点在于, 组织的发展不能有短期的效果或者更大进步。当然必须要求管理者有与时俱进,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哲学思维。第二, 用制度选人。学习西方的管理理念。用科学的制度, 竞争的手段, 选拔领导者。用组织的成文的规章制度管理组织, 而不是随着领导者的变化而变化的组织规定。当然这个组织的规定是要符合中国人的思维的。组织的规章制度不被人大家认可那也只是一纸空文。我们学习西方的管理模式, 西方也在学习中国的管理思维。现在西方管理理论开始逐步有了“人本化”的倾向。提出了管理人的思想, 显示西方管理思想向人本管理思想发展的倾向。

从中国的传统文化看现代管理。文化是制度产生的根源。适合中国的管理制度, 我们可以浅析中国传统文化, 从中得到启示。中国古代的物质观可以用“五行”来代表, 智慧的古人把五行分为大自然中的金、木、水、火、土。这五种要素的上升或者下降的变化关系着大自然的盛衰。五种要素组成了大自然的整个系统体。

五行相生相克。土生金, 金生水, 水生木, 木生火。此谓相生, 相生表示事物之间的促进作用。相克则表示事物之间制约作用。把五行各要素的原理, 运用到管理中, “金”代表刚健, 在管理中可以解释为裁决的意思;“木”代表发展, 在管理中可以理解为创新的意思;“水”代表灵活变动, 在管理中可以理解为应变意思;“火”代表融合的意思, 在管理中可以解释为协调、的意思;“土”代表统合, 在管理中应用可解释为整合的作用。

“五行”是古人认为的大自然的本源, 因此“五家”思想的根源也跟“五行”相互通融。“五家”有儒家、道家、发家、兵家和墨家。

法家用“金”代表刚强、控制、决策、主动。墨家用“木”代表思想、创新。兵家用“水”代表应变、对策。儒家用“火”代表协调、融合。道家用“土”代表整合。法家特别强调法律法规的制定、遵守和执行。要求领导者要奖惩分明、组织力度强。这可以体现在现代管理中的管理标准化。墨家提倡创新科学研发, 注重生产、经济, 具有务实理性思考的能力。体现在现代企业中应该开发研究核心技术, 注重创新。兵家强调策略、战略, 强调应变的能力。体现在现代管理者应该具有应变市场的能力和策略能力。儒家在人性的引导、人力资源的开发方面具有突出的贡献。道家强调智慧、无欲无私, 体现着现代决策者的需要提高自己我能力, 并有博爱的思想, 为员工谋福利。

“五家”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精髓。法家做制度, 墨家做创新, 兵家做市场, 儒家做人事, 道家做战略。从传统文化我们能够得到关于现代化管理的启示, 将西方理性工具融合在东方天人合一的理念之中。二者融合是更为合理的实践。理性要更完善就不得离开人性。人性要规范, 利于管理就不得离开理性。中国当代现代化管理者需要有世界的、历史的、全面的、实践的看待我国的现代化管理。

摘要：中西方在管理理念上存在较大差异, 其根本原因在于各自文化差异, 西方重视“理性”而东方重视“人性”, 西方的管理方式可以借鉴但并不适合中国模式。从中国传统文化学习现代化管理思维, 中国的现代化管理应该是中国西方相结合的模式。

关键词：现代化管理,东西差异,传统文化

参考文献

[1]李兴山《.现代管理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1]李兴山《.现代管理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

[2]曾仕强《.中国式管理》.中国社科出版社2005年版[2]曾仕强《.中国式管理》.中国社科出版社2005年版

浅谈法治中国下的阳光计生 篇8

关键词：计划生育；阳光计生

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国策，原因这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所决定的。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過快增长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环境保护存在明显的矛盾，这些矛盾都是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人民生活和人口素质提高的重要因素。因此，必须把实现计划生育、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当作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坚持不懈的发展下去。

1 计划生育工作中对未婚青年的教育

“青春期”是从童年时期向青年时期过渡的阶段，这是一个非常特殊而又极其重要的时期。若得不到正确的、及时的帮助和解决，将会影响到一个人今后的发展，甚至会影响其一生。如果在计划生育工作中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形式，开办未婚青年计划生育知识培训班，并且用考试的方式加深未婚青年对计划生育知识的记忆，这样可以将计划生育知识很好的传播给未婚青年，相信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计划生育工作的日新月异

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计划生育工作的了解是不够全面的，真正让计划生育发挥作用的地方很薄弱，且有时候在准备计划生育相关的材料证明时总是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出现。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经过了30年的风雨历程，通过新形势下计划生育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由仅就计划生育抓计划生育向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采取综合措施解决人口问题转变与由从社会制约机制为主向逐步建立利益导向和社会制约相结合，宣传教育、综合服务、科学管理相统一的机制转变这两个大方向的思路转变，使基层的计划生育工作以法治为坚实的后盾走在宽阔的康庄大道上。

3 计划生育各项工作的和谐开展

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各项活动的和谐开展无一例外是最贴合群众利益的。首先，开展春、夏季优质服务活动。组织已婚育龄妇女健康查体；强化孕情跟踪服务，对怀孕妇女进行孕情随访，对符合生育条件的育龄妇女，依照法定生育年龄提前建立专门的管理档案，都是新形势下对育龄妇女的关爱和正确引导。对于那些暂不申请办理《生育证》的，也要随持《生育证》人员参加健康查体，目的是防止政策内违法生育和选择性别终止妊娠的发生。其次，签订相关的计划生育合同对于管理计划生育工作又多了一层保障，既可以让计划生育工作者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减少阻力，又可以方便群众在办理业务时减少不必要的麻烦。真正做到从群众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其次，为切实加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使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落到实处，始终坚持以各级党政领导“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为核心的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领导就要继续并更好的组织召开计划生育协会会员工作会议，党政与各计划生育相关单位签订《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书》，严格做到目标明确，层层分解，责任到人。根据国家、政府的相关计划生育文件的精神指示，计划生育工作者需要制定有关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的文件做到有制度、有计划、上层次，细化考核标准，注重强化日常监督。计划生育工作者要经常深入基层指导工作，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并强化基层党政领导对计划生育工作的责任意识。在计划生育重大事项实施前要及时和基层党政领导沟通联系，进一步提高党政领导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视程度，确保计划生育工作的稳步推进。

4 流动人口的新动态

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在计划生育领导的带领下，我单位的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及单位联络员为搞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宣传、管理和服务，采取了多种形式。目的是促进计划生育政策落实和生殖健康科普知识的普及，切实维护流动人口实行计划生育的合法权益。组织人员对流动人口婚育情况、查环查孕情况、建档立卡情况、微机信息个案管理情况进行核对，对长期外出下落不明人员进行了专项摸底登记，与现居住地取得联系，掌握其去向及婚育情况。把长期不回、有违法生育隐患的人员纳入有奖举报范围，多渠道获取线索，落实管理服务措施。进一步健全完善管理服务机制，对准备流出人员进行普查，积极为其提供办理证件及相关服务，搞好流出地和流入地的联系沟通，实现了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的同管理、同服务。对流出人员寄回的查体证明，有效地采取了核实证明真假的措施。

5 丰富多彩的计划生育宣传教育活动

为迎接“7·11”世界人口日，我单位计生办在每年的7月组织基层单位举办以“关爱育龄妇女、关注生殖健康及计生优质服务”为主题的黑板报评选活动以及征集计划生育宣传标语活动。由计划生育部门的分管领导及党务工作部等单位组成评选组对各基层单位的黑板报进行评比与指导。22个基层单位上交了570条计划生育宣传标语，其中一些单位的计划生育宣传标语尤为图文并茂，达到了寓教于乐的效果。

6 计划生育工作的自我督导

我单位不仅成立了督导组随时跟踪抓好督导检查，还建立了自我督导的工作体系。及时发现并解决各项计划生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各单位督导检查，对活动成绩突出的单位进行了通报表扬，对存在问题较多的单位进行了通报批评，责令其整改，以推进活动的平衡开展。计划生育优质服务活动的积极开展，我单位对计划生育的工作既丰富了工作经验又提高了工作效率。

7 行政管理和法治管理双管齐下

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对于触犯法律的人来说，无疑是为其敲响了警钟，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依法行政这些都是严格计划生育工作人员的法律规范依据以及对违反计划生育工作的育龄群众的制约手段。争取切实做到有法必依，规范有序。对于违反计划生育工作的育龄群众，根据法律规定及行政条例对其追究违约责任。建立良好的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