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与社会实践

社会工作与社会实践（精选8篇）

社会工作与社会实践 篇1

今年寒假同学们积极投入到社会实践中。同学们心系民生，不断观察社会，体验成长的过程，立足于全面了解社会，增强责任感的信念，不断提升自己。在实践与学习中把思想性与实践性有机结合起来，增强社会竞争力与就业竞争力。

同学们的寒假社会实践涉及到多个方面，全方位、广视角的研究、了解社会，求知探索。具体的实践内容有：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农村的变化及出现的问题研究、社会调查专题调研活动、志愿服务与专业服务、社会角色体验等等。由于寒假时间较短，及新年等的影响，同学们主要以分散活动的形式开展实践活动。

与以前几次的实践相比，社会实践活动的专业性明显增强，如李洪月同学的关于家乡大学生就业情况的问卷调查实践，廖银环同学的志愿服务，郝素玉同学的个案社会工作实践，黄楠与宣游敏的济南基爱智障人士康复社会工作服务活动中，有明显的专业视角，有很多专业性思考与探索。这是我们要深入学习的。

同学们的实践更加深入社会。如靳爱冬同学利用寒假在“钻石钱柜K歌厅”打工的机会，深入研究了这里的运行与管理，看到了不少社会问题。田应娅、王凤华同学在的农村村委会的实践中，深入思考了社会工作在农村的应用与发展空间等问题。其他同学的实践项目都各有千秋，都有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在此不一一罗列。

同学们的对于实践的投入热情、精力等，较前几年明显增加。实践时间加长，实践报告的质量提高，并有很深入的实践反思与总结，此外，实践报告的上交积极，效率高。在二月二十五日之前，实践报告已经交齐。现在同学们在实习中，继续沿袭寒假实践中的认真、灵活主动、敢于担当的精神，不断积累实践经验，在实践中提升自己，丰富完善自己。

社会工作与社会实践 篇2

1.矿山探究

走进现代化的立井雁南煤矿同学们异常的激动, 他们还是第一次和身着作业服一线的矿工这么近距离的接触!看着他们乌黑的面庞黝黑的双手, 孩子们惊呆了!就是他们这些最可爱的人, 创造了今天大雁煤炭事业的辉煌。

2.科海遨游, 感受家乡新变化

“鹤声薯业发展有限公司”是同学们的实践基地, 在这里, 同学们看到了马铃薯淀粉生产加工的整个工艺流程, 了解到了太多的科学知识!也被这里优良的企业文化深深吸引!他们惊讶地赞叹“科技的力量真强大啊”!

3.走入巴彦嵯岗, 追溯文化之源

伴着鸟语花香, 渐入草原。巴彦嵯岗苏木博物馆就掩映在这翠绿之中!这座博物馆向我们展示了巴彦嵯岗悠久的历史, 以及生长在这里的历代民族英雄!同学们在这里流连、驻足、留影久久不肯离开!草原的孩子多么崇拜我们草原的英雄!相信:不久的将来这里也一定会留下他们的辉煌记录!

4.五泉山之旅

山清水美的五泉山, 是大雁镇的一处游览圣地。也是同学们了解家乡的必到之处!去五口泉眼旁品尝清冽的泉水, 感受民族古老的传说, 同学们激动极了, 尝尝智慧之泉, 再品品圣泉的水, 寓意不同, 味道好像真的不同呐!同学们不禁赞叹大自然神奇的造化, 快看上面有元气洞!好凉呀!这树上为什么系着红丝带呀?同学们好奇极了!你说说我说说, 知识带上想象的翅膀尽情飞翔!

登山火炬接力赛、沙滩拔河比赛在碧绿的草地上了开始。此时, 在他们的心中有的是团结协作的默契, 是永不服输的进取精神。他们知道, 今天他们一起竞技, 明天他们要一起携手建设美丽的家乡。

二、两校学生手牵手, 民族团结心连心, 让民族团结教育绽放异彩

1.作为北京中关村三小的联谊学校, 2009年六一节我校师生代表应邀进京参加56个民族小朋友“欢聚北京、祝福祖国”六一庆祝活动。走进了中南海, 受到了温家宝总理的亲切接见。温总理嘱咐56个民族的小朋友要让民族友爱永远传承。

铭记温总理深切的嘱托, 为了更好的传承民族团结精神, 我们策划开展了“牵手辉苏木鄂温克小伙伴, 让民族友爱永远传承”活动。真诚邀请辉苏木中心校鄂温克小伙伴们走出草地, 来到矿区与我校的师生共同学习、生活, 同庆党的生日。

为了给南辉的小伙伴走出草原, 筹集路费, 号召各中队开展:回收废品积攒路费;师生旧图书、文具、玩具义卖活动筹集爱心基金的活动!

在大家的精心准备下, 6月30日, 辉苏牧中心校的师生走入我校, 开始了2天的欢庆、体验活动。鄂温克小朋友身穿民族服装, 走进班级与孩子们一起上课, 一起联欢, 晚上住进汉族小朋友的家中, 受到矿区孩子及家长的热情款待。

2010年6月在草原最美的季节, 应辉苏木中心校的邀请, 我校师生代表满怀激情与憧憬踏入草原, 走进我们向往已久的辉河!师生们第一次走进鄂温克的发源地, 感受大草原的壮阔, 感受辉苏木民族文化和风土人情, 住进蒙古包品尝手把肉……民族团结手牵手;两校联谊心连心!民族情谊像辉河的水一样, 清澈甘甜、源远流长!

实践过程是辛苦的, 但孩子们的心底留下的是永远抹不去的民族伙伴手牵手的温暖、心贴心的幸福!是刻骨铭心的记忆与牵挂!

三、用科技承载希望, 让智慧放飞梦想

在科技教育工作中, 班级科技实践活动以学生的种植和养殖为主。在教师的指导下, 学生通过种植和养殖活动, 认识和了解了生活中的科学道理, 提高了学生自己的动手和动脑能力。同时, 学生在种植和养殖活动中也提升了思想道德认识, 自觉的养成科学生活、勤俭节约的良好习惯。

结合学校和学生的实际, 我们陆续开设了“科技三模”“科技小制作、小发明”“科技幻想绘画”“节能环保设计”“科技小论文”“科技创新方案”等方面的辅导活动, 师生一起在活动中积极探索, 不断进取, 共同开创了我校科技教育繁荣的新局面。

几年来, 我们先后参与鄂温克旗第一至第六届科技创新大赛, 分别荣获科技创新大赛团体二、三等奖、学校模型展示二等奖、优秀组织奖;有6位学生的绘画作品分获呼伦贝尔市科技创新大赛二、三等奖;两位教师的科技教育方案荣获自治区第二十五届科技创新大赛“辅导员科技创新成果二等奖”;而且其中一位教师荣获“第二十五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辅导员竞赛项目全国二等奖……

我们还成功地组织了“感受美丽的家乡”科技夏令营;“哈尔滨科技之旅”“大连科技之旅”“北京科技之旅”。学生科技实践活动已经是我校学生寒暑假科技教育的一项有益补充。

四、开展“百棵大树进校园”活动

1.今年, 师生自己动手共植树, 丁香、佛头花、榆叶梅、云杉、黄槐、银叶杨等100多株, 榆树墙70米。分期投入绿化资金2万余元, 使我校绿化面积达到4971平方米。

2.开展了“我与树木共成长、百棵大树进校园”招标认领活动

学校通过竞标班级演讲的形式, 结合班级对养护树木所做准备的条件、制定的措施确定竞标成功班级。

竞标成功后, 学生为自己认领的树木挂上了爱心卡服务。此项活动, 将学校的绿化、美化活动与班级学生自觉爱树、护树行为结合起来, 既加强了树木养护的力度, 提高成活率, 又强化了学生主动参与校园绿化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五、加强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从感恩教育开始

尊老爱幼, 关爱他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 独生子女日渐增多, 溺爱造成了孩子的自私自利, 一个个成为家长的小皇帝, 缺乏责任感。面对这种现象, 我们选择了走入高龄贫困老人家庭, 关爱老人, 学会感恩、传承爱心教育活动。田广仁、赵云富、吕华是大雁永安社区的三位孤寡老人, 由于年事已高, 又没有子女, 都是依靠低保生活。我们组织学生对他们进行了慰问。

通过把实践体验与“品德与社会”学科教学相结合, 让课堂知识在实践、体验中融化, 在感悟中提高, 我的学生们增加了阅历, 提高了品德修养, 走出了一条实践育人, 活动育人、感悟育人之路!

摘要：几年来, 我一直从事《品德与社会》学科的教学工作, 教学实践中, 我深深体会到只停留在课堂上说教, 不如带着学生走出课堂, 在实践、体验中感悟提高。

关键词：教学,社会实践,结合

参考文献

社会转型与农村社会工作 篇3

关于“社会转型”的含义，我国社会学学者的论述，主要有三方面的理解：一是指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指社会结构变动，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是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即“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用“社会转型”来描述当前社会的特征获得学界的普遍共识。专家和学者关于“社会转型”含义的论述，对于正确把握社会转型期的形势和任务，无疑有着有益的启示。农村社会工作是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推进，当代中国的农村社区建设问题也被列入了重要议事及工作日程，成为推进农村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其直接的原因是社会转型，具体来说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是政府职能转变和“单位体制”解体引发了新的功能性需求；其次是体制转轨和结构分化使大量社会矛盾积聚，党和政府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加重。这两个方面实质上统一在现代化变革的同一进程之中。第一、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越来越多的上级单位开始对下级单位“断奶”，不同级别与种类的单位都开始改变“企业办社会”的状况，将原来承担的保障功能推向社会。第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类型的多元化，成千上万离土又离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游离出来。如何对这些人群进行有效的服务与管理，是新时期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第三、农村小城镇小康型生活方式的来临，使居民对于居住环境和社会服务有了更高的需求与期待。第四，随着经济发展，城市化速度明显加快，大规模的城市旧区改造、新区建设和城市文明观念的传播，都会带来动员、安置失地农民、处理有关纠纷等种种难题。社会转型带来的这些问题，导致了农村社会公共事务剧增。由于政府对这些方面的宏观管理机制尚不完善，而且政府职能也正在面临转换，这些新增事务尚无相应的机制来承担。因此，一方面这些问题自然而然地向农村的基层社会沉淀，另一方面沿着政府层级的“漏斗”，最终落到了最为基层的村委会身上。因此要求必须利用和开展农村社区建设解决这些问题促进社会的转型过程。

二、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与社会转型的要求

中国早期探索农村社会工作的农村社会调查源于二十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末。1926年，李景汉组织燕京大学学生25人对黑山扈村21个家庭进行了调查。1927年李景汉又指导研究生1人复查了黑山扈村21个家庭并对附近的马连洼30家和15家进行调查。此后，李景汉将调查成果写成了《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调查》。1936年李景汗又发表农村社会调查著作《定县土地调查》等等。

1929年，陈翰笙主持对中国封建土地制度问题的农村社会调查，写出《亩的差异》一书；1930年，为了弄清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外敌入侵对经济的影响，调查127个村庄、6个典型村和429个家庭，写成英文版《帝国主义与中国》。之后，乔启明、朱汉章等等先后或同年出版《江宁县淳化镇乡村社会调查报告》和《泗阳县社会调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为了了解中国农村的实际现状对湖南长沙附近的农村开展大量的社会调查，于1926年写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8年—1933年他通过农村社会调查的方式，创造性地解决了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及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问题。

最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代的乡村建设派。乡村建设派的主要主张是建立政治和教育合一的乡农学校，同时推行“新乡约”，建立“乡村自卫组织”，举办供销、信用等合作社，推行农业技术的改进措施。其基本理论是，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立”和精神上“调和持中”的社会，中国的问题只是“文化失调”，不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应从乡村建设入手，然后扩及整个社会，恢复中国儒家伦理。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认为，中国是个伦理本位和职业分立的社会,不存在阶级对立和斗争,主张从事以恢复法制礼俗和维持社会秩序为任务的乡村建设运动，避免武力。

晏阳初认为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不在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的压迫与剥削，而是农民的“愚、贫、弱、私”造成的,主张用教育手段改造社会,即以文艺教育救“愚”，以生计教育救“贫”,以卫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

到了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的提出使农村社会工作的议事又提上日程。农村经济的发展促进相关产业的连锁效应，农村社会工作也有了新的增长点。建立包括海岛特色、水乡特色、山区特色的社会工作，为切实保障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的合法权益、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社会服务等成为社会工作研究的重要内容。从农村社会工作逻辑发展线索来看，农村社会工作并不是一个新的社会学应用学科。但是，1952年的社会人文学科的中断与我国1979年短暂的恢复与重建，加之“大政府、小社会”的主导使这门学科仍然举步维艰。同时，新时期农村社会工作也获得重新发展的契机,对社会工作提出新的要求。

社会转型呼唤农村社会工作理论本土化。首先，农村社会工作伦理本土化整合。社会工作伦理与基督教教义、人文思想和民主理念有紧密联系，但是中国则是儒家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等多类价值体系组成的复合体。中国的传统文化可能与社会工作的伦理存在冲突，中国文化重集体主义轻个体主义，因此中国社会工作者要建构有自己特色的社会工作价值体系统。其次，社会工作的技术要适合本土化。就社会视角而言，中国社会更注重宏观的导向，社区项目开发、社会资源整合、社会政策出台等面向大众的社会工作手段。另外，社会工作的模式和对象的界定、介入方法和手段、案主资料的收集与整理等要面对本土场景。再次，社会工作的主体应回应社会。社会实务机构和政府是社会工作的组织载体，社会工作者是社会工作的重心所在。政府在推动社会工作的职业定位、工资定岗、人员配备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要通过制定相关法规、完善社会管理体制，为农村社会工作者提供一个温暖的社会条件；要加大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建设；积极培养专才与通才的社会工作者，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有利的环境。

三、社会转型期农村社会工作的服务方法

农村社会工作也是农村社会工作者运用专业理论和实物方法服务于案主的过程和步骤。社会转型期农村社会工作主要运用三大基本方法——个案社会工作、小组社会工作和社区社会工作。

（一）个案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

1、申请、接案与转介。由案主提出申请或其亲属成员转介，农村社会工作者通过查看受助者、或其亲属提供的资料、或通过会谈对受助者进行了解，掌握受助者的主要问题、困扰及相关信息。通过了解，社会工作者判断自己能否为受助者提供相应的帮助。对于能够提供相应帮助的就接纳案主并制订介入方案；不能提供帮助的就转入其他服务者或服务机构。

2、研究与资料的收集。为了给案主提供有针对性的帮助，社会工作者需要进一步收集案主有关详实的资料。而收集资料的原则是有利于解决案主的问题。资料的收集途径有：采用访谈法询问案主、案主亲属邻居、案主所在机构等。

3、诊断。诊断就是在对受助者所面临的问题的了解和资料收集的基础上，做出对造成受助者所面临问题的原因的判断并理解其原因作用于受助者的途径，以确定解决受助者问题的专业方法与途径。此过程由案主、案主相关人员和社会工作者共同实施。

4、制定干预目标与干预计划。干预目标与干预计划是工作的前提，有利于顺利完成工作。

5、社会工作专业与治疗。社会工作者以服务者的态度，着眼于社会工作专业价值，逐步采取专业实务方法介入案主的治疗。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工作者要承担起使能者、调解者、辩护人等专业角色。应用自身所掌握的各方面的资源来协调受助者的周围环境；协同与受助者密切相关的社会关系为实施对受助者干预的有效方式而努力，帮助受助者解决问题。

6、结案评估。

7、整理资料，备案存档。

（二）小组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

小组社会工作是将面临同样问题的案主组成团队，由社会工作者运用专业方法和技术制定小组的计划来引导小组成员间的互助和支持。小组工作的过程可以有案主亲属的参与，目的在于促进案主社会生活关系的融洽和最终达到问题的解决，从而使案主的适应能力得到加强。

1、小组工作的前期准备。准备工作之一是工作计划。小组工作计划内容包括：理据阐释、小组成员、小组特征、明确的目标、初拟计划和日程、招募计划、预料中的问题和应变计、预评估方法。然后，根据小组计划中的招募计划采用发电函、宣传材料、或其他的个人或机构介绍等方式招募成员，并筛选成员，为今后工作的开展奠定基础。

2、首次小组活动。第一次小组活动内容包括：（1）社工介绍小组的基本属性并通报小组计划书，让成员初步了解小组；（2）小组成员之间的自我介绍和经过专门的活动认识彼此；（3）小组成员在社工指导下制定小组规范。所谓“万事开头难”，第一次小组活动决定后续活动能否顺利、高效地开展，应高度重视。

3、后续的小组活动。后续的小组活动重点在于小组成员问题的解决。社会工作者运用专业技术及时处理小组成员之间的冲突，及时根据小组的发展变化完善小组工作的计划，引导成员在和谐的基础上解决问题，最终达到小组的目标。

4、小组结束。小组目标达成，或者小组活动因故不能继续，就预示着小组工作的结束。小组工作结束时，工作者运用互赠礼物或留言等专业技巧引导小组成员分离并控制成员的情绪。社会工作者在小组工作结束后要及时整理工作记录等资料，做好追踪以及转介服务等。

5、小组评估。小组工作者对每一次聚会和小组活动都及时进行评估。这是为了以后的工作打下经验基础。

（三）社区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

1、举办多项层面的社区活动，通过不同人群的参与，在一个整体层次上解决案主问题。这类活动提供了彼此切磋的机会，有效地推动社区工作，并能向案主输送公民意识，增加他们对社会及社区的认识和关心程度。

2、有针对性地解决社区问题。如缀学问题、黑社会问题、救济问题、计划生育问题等。要寻求多方资源和各种手段去解决这些问题，必要时可以采取法律程序或督导执法人士密切关注和贯彻执行任务。

3、发掘和利用社区支持。由于案主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因此社会工作者需要配合不同的社区资源才能向求助者提供足够的支持以使其适应社会生活。义工资源、活动经费及设施、对受助者的接纳和援助等等在农村社区工作中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

农村社会工作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重要的一环。农村改革的稳步推进，农村社会工作也在逐步走向专业化、职业化，对社会工作者的需求量随之增加。本文希望从农村社会工作的源头出发浅显探讨一下社会转型期农村社会工作发展的要求及其服务方法，以此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

参考文献：

[1]李守经.农村社会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王思斌.社会工作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二版，2006.

[3]翟进，张曙.个案社会工作[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4]张洪英.小组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5]社区社会工作[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社会角色与社会期待作文 篇4

人的本质终究是社会性，我们在服务他人中成全了自我。在自我社会角色的设定中，我们是驱(趋)光的蛾，找到自己的定位，在不断接近光芒的同时，发掘出自己生命的意义。特蕾莎修女身为志愿者，捧出希望的热土，救赈接济贫民，传递真、善、美的种子，亦活出志愿者精神的内涵。**之际，以圣茹斯特为代表的热月党人，他们明确自己肩负开创法兰西时代的期待，传递了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呼声，开创了法兰西共和国……无数的人物，无尽的人们，处于不同岗位，因为角色期待追逐完美，臻于至善，不仅活出了自己生命的完满和丰腴，更化身为里程碑为后世景仰，更为自己的角色增添亮色，诠释“完美”“追求”的意义。

从社会环境上说，不断增长的人才评判标准与素质考量让我们发挥主动，践行美好之事，让我们不再囿于自己的井，不限于一亩三分田，以宏大的视角和长远的视角谋划考量，同时在社会期待中学习更好的，潜移默化中提高自己。

的确，“物尽其用”的道理是对的，但我们万不可止于外界的角色期待。叔本华在《凡夫俗子批判》中如是说：“我们每个人看似在自我追求，却在为他人希望而追求。”诚然，“为他人而活”成为桎梏，便无法彻底彰显价值，而真正的勇者不困于自己的社会角色。苏轼一再被贬，当整个社会都放弃了对他有期待时，他买来“贱如泥”的猪肉甘之如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将被排挤被贬谪时谱写出生命的诗章，在最艰难时书写“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辞章……从社会期待上升到自我期待，依自我内心的动力活出生命的期待，不甘于外界，执着于风花雪月的梦想，活出无与伦比的洒脱。

清醒于世，依自己又可以重新定义自我的角色。赛曼先生身为物理学家，一反人们普遍设定的“古板”形象，创造出诙谐风趣的科学家形象;巴斯德不甘于理论研究，以实验揭开新的实验生物学的面纱，因为自己改变设定，影响其他角色，便又活出了一层生命境界;超级女声舞台上的李宇春突破人们对女性形象的框定，用有个性有辨识度的形象为自己代言。

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 篇5

【摘要】2003年8月1日，《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收容遣送站改变为救助管理站，流动人口中的街头流浪者被当作需要救助的群体，对这一群体的社会控制转向了社会治理。这充分体现了社会救助“以人为本”的思想。但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问题，这需要我们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思考与努力来解决。

【关 键 词】流浪乞讨人员 社会救助 制度创新

一、我国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取得的进展

各级政府部门逐步重视。2003年9月2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贯彻实施《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等工作。作为中央政府的职能部门，民政部主动履行职责，在社会福利和社会事务司增设了救助站管理处。《救助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县级以上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需要设立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站。在实践中，各区市都设立了救助站，部分交通要道、铁路沿线的县（市）也设立了救助站。而不设站的县（市、区）民政部门则由相关机构和人员管理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工作。

配套政策开始完善。民政部于7月21日公布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同一天，财政部、民政部和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下发《关于实施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有关机构编制和经费问题的通知》保证了工作机构、人员编制和经费基本到位。民政部与财政部在2004年5月下发

了《关于做好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中特殊困难对象跨省返乡工作的通知》。

工作协作机制初步形成。各地都成立了由分管领导任组长的救助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统一指挥救助管理工作。在各地出台的一些救助管理工作具体意见中，则明确了财政、编制、公安、城管、卫生等相关部门的具体职责。各地建立的专项制度，进一步确保了各相关部门在救助管理工作中的协调和合作。

二、救助管理存在的问题

人力资源配置不尽合理。例如，北京市共有19个救助管理机构，但已经得到机构编制部门正式批复的只有8个站，并且多的为8人，少的只有2人。部分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偏少，远远不能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

救助工作量参差不齐，救助量大，而救助资金相对缺乏。经济发展水品不一，流浪乞讨人员数量也有很大的差异，使得各地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数量悬殊的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经费缺口大。救助管理站为财政补助事业单位，所需救助管理经费由同级地方财政部门列入财政预算，予以保障。但实际执行中，仍有不小的缺口。例如，武汉市救助管理站每年的财政拨款是380万元，实际缺口为100万元左右。

政策规定仍较粗放。首先，《救助管理办法》对救助对象的规定实际上使得各地都将救助对象甄别列为一大难题。其次，有关职业化乞讨人员的规定相对空白，使得各地在是否应对职业化乞讨人员予以

限制和管理方面，存在认识上的分歧。

相关部门工作衔接尚有漏洞。北京市的调查表明，在对发现的危重病乞讨人员的救治和死亡处理方面，公安、民政和卫生部门的配合有待加强。

三、救助管理的未来建构

综合性协调机构。建立健全由政府主管领导牵头，民政、公安、财政、卫生、城管执法、交通等有关部门参与的协调联动运作机制。明确各部门在救助工作中的任务和职责，做到信息互通、密切配合、齐抓共管，保证救助管理工作落到实处。准确界定救助对象，依法予以救助。

民间慈善救助机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不仅是给他们安定的生活，更重要的是通过救助，培养他们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这就不仅仅是只有政府机构就能做到的，还需要许多慈善公益组织进行个案辅导和治疗。真正转变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工作方式，必须培养和发扬全体公民的慈善意识。而慈善意识的培养是与慈善公益组织的普及有内在联系的。因为只有公民的慈善意识和参与意识觉醒了，他们才能够广泛参与社会救助工作，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

鼓励发展非营利组织。鼓励个人、家庭、社区、非营利组织等参与救助，重视建立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合作机制和伙伴关系。非营利组织参与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管理，是国际救助管理的成功经验。非营利组织参与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管理，不仅能给救助体系的建设带来新型的社会组织类型、全新的价值理念、制度性创新的动力源泉，而且也为我们带来更多的选择机会和活动空间。

参考文献

[1]陈微:《当代中国流浪乞讨救助制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2] 国务院:《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2003.[3] 吴丹梅、郭普璞：关于当代中国流浪乞讨群体的成因解析与救助建议，2009。

[4]《中国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

[5] 郑德香:公民慈善意识与城市流浪儿童救助管理研究,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关于我国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的现状与思考》

姓名：李鹏斌

专业：公共事业管理（社会工作方向）

社会工作与社会实践 篇6

《2019南京大学661公共管理基础理论考研复习全析（含历年真题）》由金陵南大考研网依托多年丰富的教学与辅导经验，组织官方教学研发团队与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优秀研究生共同合作编写而成。全书内容紧凑权威细致，编排结构科学合理，为参加2019南京大学考研的考生量身定做的必备专业课资料。

《2019南京大学661公共管理基础理论考研复习全析（含真题与答案历年真题）》根据以下参考书目

《公共管理学》陈振明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结合往年南京大学考研真题内容，帮助报考南京大学考研的同学通过南大教材章节框架分解、相关985、211名校考研真题与解答，帮助考生梳理指定教材的各章节内容，深入理解核心重难点知识，把握考试要求与考题命题特征。

通过研读演练本书，达到把握教材重点知识点、适应多样化的专业课考研命题方式、提高备考针对性、提升复习效率与答题技巧的目的。同时，透过测试演练，以便查缺补漏，为初试高分奠定坚实基础。

适用院系：

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社会保障

适用科目：

661公共管理基础理论

内容详情

本书包括了以下几个部分内容：

Part 1 名校考研真题及详解

汇编名校专业课考试科目真题讲解，方便考生检查自身的掌握情况及不足之处，并借此巩固记忆加深理解，培养应试技巧与解题能力。

Part 3-南京大学历年考研真题与答案：

汇编南大考研专业课考试科目2007-2009、2014年考研真题试卷，并配备07-08年答案，方便考生检查自身的掌握情况及不足之处，并借此巩固记忆加深理解，培养应试技巧与解题能力。

2014年南京大学661公共管理基础理论考研真题试卷（回忆版）2009年南京大学661公共管理基础理论考研真题试卷 2008年南京大学661公共管理基础理论考研真题试卷

2008年南京大学661公共管理基础理论考研真题试卷（含部分答案）2007年南京大学661公共管理基础理论考研真题试卷

2007年南京大学661公共管理基础理论考研真题试卷（含部分答案）

《南京大学954社会保障与社会工作考研真题与答案（2004-2008年）》

2008年南京大学454社会保障与社会工作考研真题试卷与答案详解（含部分答案）

2007年南京大学454社会保障与社会工作考研真题试卷（含部分答案）2006年南京大学454社会保障与社会工作考研真题试卷（含部分答案）

2005年南京大学454社会保障与社会工作考研真题试卷（含部分答案）2004年南京大学454社会保障与社会工作考研真题试卷（含部分答案）

社会组织与创新社会治理 篇7

一、社会治理和社会组织的价值目标契合

社会治理和社会组织在国家价值目标和终极价值目标上具有高度一致性。国家价值目标都是为了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 终极价值目标都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 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而社会治理就是要通过调动社会各个层面主体的能动性和积极性, 共同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 从而使经济富强、政治民主、文化文明、社会和谐、生态美好, 以求达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和谐发展状态。而社会组织开展的活动项目在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发展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它协调人际关系, 改善社会风气, 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承担一些公共服务职能, 实现参与主体自我管理、自我监督, 促进社会民主发展;培养公民的民主意识、奉献精神和服务能力, 提高社会文明程度;为城乡发展、社区建设等公益事业和具有特殊困难以及需要帮助的社会成员提供志愿服务;力行保护自然环境, 倡导低碳发展、循环发展等绿色发展理念, 促进生态可持续发展。这都有利于实现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社会治理始终体现着以人为本的理念。社会治理坚持一切为了人民, 一切依靠人民, 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的原则。社会治理的基础在于人民的觉悟, 社会治理的动力在于人民的参与, 社会治理的目的在于人民共同受益。社会治理的终极指向是“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3]。而社会组织作为独立于党政体系、企事业之外的正式组织, 具有自愿性、公益性和自治性等特征。

二、创新社会治理为社会组织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 加快实施政社分开, 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 交由社会组织承担。”这就为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政策保障和发展空间。

加强与创新社会治理, 就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 形成社会治理和服务合力。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发展和价值多元化趋势的日益强化, 社会组织在促进社会治理与发展中的作用将日益凸显。政府没有必要包揽一切社会事务, 也不可能满足社会成员的一切诉求, 许多事情可以通过社会组织来凝聚公民参与社会管理和治理。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大众参与”的社会治理格局, 让群众自治组织坚持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自我发展, 使政府行政功能与社会自治功能互补, 政府管理力量与群众自治力量互动。这就迫切要求, 在新形势下大力扶持、培育和促进社会组织成长, 给其以更充分的信任和更广阔的空间, 以充分发挥社会自我管理功能, 促进社会治理创新发展。

三、社会组织在创新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社会组织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方面都体现出它不可忽视的角色, 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一是降低治理成本, 促进经济发展。当前, 我国社会事业发展相对不足, 公共服务由政府一手包办的旧体制不断受到市场需求多元化、群众需求个性化的挑战, 社会治理成本大大增加。而社会组织的存在能够有效弥补社会治理的缺损。社会组织可以利用自身优势, 参与目前市场解决不了、政府解决不好的一些社会问题的解决。社会组织通过整合社会资源, 提供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 来解决一些需要耗费大量物力财力的公共事务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节省政府财政支出, 降低社会治理成本, 促进经济的发展。二是扩大政治参与, 完善民主自治。社会组织具有群众性和广泛性, 这使得社会治理能够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 更贴近基层。社会组织针对在日常活动中发现的问题, 可以通过提交研究报告、与政府部门进行对话协商等形式, 向政府部门提出制定或修改社会公共政策的建议。它让全社会共同参与, 鼓励公民发现并解决全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三是引领社会风气, 弘扬核心价值。社会组织所具有的公益性以及宽容、互助、互惠、利他和公益志愿精神, 使得社会组织成为公益服务的担当者。一些社会组织通过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传递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等精神, 带动更多的人去帮助别人, 传递社会正能量,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四是缓解社会冲突, 促进社会和谐。社会组织扮演着公共参与的组织者、公众诉求代言者、群众权益维护者的角色, 能更直接、更全面地了解社会各阶层的不同需求, 并及时作出直接有效的反应。它能够减少民众与政府的直接对立, 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 增进社会和谐。五是保护生态环境, 促进绿色发展。

摘要：社会组织是和谐社会的“减震器”和“润滑剂”, 具有舒缓政府压力、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在国家目标和终极目标上具有高度一致性。创新社会治理为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同时, 社会组织在创新社会治理中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关键词：社会组织,社会治理,作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2]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 2013-11-16.

[3][德]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社会变迁与社会衡平的失落 篇8

严景耀先生(一九○五——一九七六)，浙江省余姚人，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和法学专家。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和北京政法学院教授。严先生二十年代步入学术界之初就立志从事社会学和犯罪学的研究。一九二八年即在燕京大学讲授犯罪学，一九三0年任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研究助理。这些初始的学术经历，令严先生善于用社会学的方法将社会问题、文化环境与犯罪现象联系起来考察。当时这个毕业于燕京大学的学者，并不急于找一个体面的工作，而是设法到狱中作志愿犯人，品尝铁窗风味。虽然这对他的亲友来说不啻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笑话”，但严先生却趁机搜集了许多极有意义的个案，得益匪浅。以这些材料为基础，严先生于一九三四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论文就是《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在成书半个世纪之后，在纪念严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际，我们才能读到这部著作。

犯罪是个人与社会的剧烈冲突，是社会必须对这些不协调行为的排斥和消除。由此，无论是从社会本身或是从犯罪者个人来看，犯罪着实浸透了浓郁的社会含义。本书以社会观点研究形成犯罪的过程，它的特色在于始终将犯罪搁置在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赋犯罪以广泛的社会性质。犯罪社会性的最初起点基于个人的出生无一不是面临着一个具有传统文化环境和确定行为规则的社会。个人无力改变这些已经建立了的“情况”，往往只是在潜移默化中认同了固有的文化观念和社会行为规则。一旦个人的观念和行为与这些社会“情况”发生碰撞，法律便挺身而出。个人的犯罪就具有了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对犯罪现象有不同的理解。考察这一点，便生发出犯罪社会性的另一种含义。各种不同的文化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并据此对个人行为作出自身的解释。这便招致同样的犯罪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中具有不同的意义；或是在“相同的”社会文化中，而在不同的时期又有不同的意义。换言之，对任何犯罪行为的评判都受特定的社会文化观念的制约，个人毫无选择自由。对于不同文化环境中许多貌似相同的犯罪现象，必须透过它们存在的特定环境把握其不同的社会意义和法律意义。

基于以上认识，作者拓宽了研究犯罪现象的社会文化意义。既然对犯罪的理解和评判不可能超越特定社会文化环境，“据此，如果不懂得发生犯罪的文化背景，我们也不会懂得犯罪。”(第3页)同时，作者认为，犯罪是对传统社会风俗习惯的背离，是这些风俗习惯的反常表现形态。要认识和理解所谓“正常”的传统、习惯和道德观念，不对这些“反常”的表现形态进行研究是不可能的。对犯罪及与其有关的社会现象的单方面考察，必然招致对社会文化现象的轻忽和淡漠。而这是不能说明犯罪的原因及其社会和法律意义的。在这个意义上，犯罪现象自身也成了社会文化的一个侧面，与其他社会文化现象构成一个有机体。研究犯罪现象无疑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文化及其问题”。据以上分析，作者得出了个人、犯罪、社会、文化这几者关系的极为值得关注的结论：“如果一个人的行动只要考虑到发生行动的社会文化传统就可以得到理解和解释的原则，那么，再进一步探索一个人的个人经验，同样可以寻找到我们文化的来源和意义的原则。假使以上概念是正确的，中国的犯罪只能以中国文化来解释，另一方面，中国犯罪问题的研究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有很大帮助。”(第5页)对犯罪现象的这种广博理解是颇有意义的。

在过去国家政权交替不止、社会制度变化无常、新旧观念处处碰撞、社会危机四处潜伏的混乱时代中，不言而喻，社会、文化、法律和个人间的互动关系往往难于寻到一个能达到协调状态的衡平点。由社会危机而招致的社会变迁，常常是把危机传递给个人。此时，个人的惶惑不适往往演化为反社会的行为。于是，犯罪现象的出现就具有了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

严先生从犯罪是一个社会文化现象这一理论前提出发，探讨了中国社会这一剧烈变迁时期的犯罪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他是透过许多内容翔实、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来考察犯罪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的。他采用社会人类学实地调查的方法，以北平、天津、东北和上海等地区为主要对象，据个案的不同性质归纳分类，说明不同犯罪产生的特定社会背景。它使我们能在个案中洞悉社会变迁，又能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理解个案反映的社会衡平失落的种种缘由。这种极有价值的研究方法至今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运用。

作者研究了最能说明当时的社会变迁与犯罪现象关系的五类犯罪，即破坏家庭罪、侵犯财产罪、政治犯罪、杀人犯、吸鸦片犯。据严先生分析，这些犯罪现象成为显突的社会问题，是在社会危机、文化冲突这一总背景下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归纳起来，大致有几个方面。

其一，传统的与新的道德伦理观和法律观的矛盾。

婚姻家庭是社会变迁、观念革新波及的首要对象，作者首先考察破坏家庭罪其理由恐在此。依照传统，中国的法律和道德伦理最重于维护男女关系的授受不亲、妇女贞操的不可侵犯。这一传统得以延续是以妇女作为丈夫、家庭及至整个社会的附属品为前提条件的。然而，由于商品经济的日渐发达，要求个人自由社交和恋爱已不可避免。“人们从农村迁入城市，旧家庭制度被破坏了，所有家庭的一切准则也无效了。”(第59页)有关男女间关系的新的道德伦理观显然正在游离于法律的首肯之外。法律对这些不祥之兆的反响必然是依仗其背后的强制力来压制之、否定之。于是，诱奸罪、性道德败坏罪等有增无减。从作者列举的个案可以看出，这类被告多是因不依父母之命，与传统抗争，追求婚姻自由而最终被判处刑罚的。

这是与现代文明社会相适应的道德伦理观与封建法律的必然矛盾。在这两者抗争的过程中，曾出现过一个有趣的插曲：清末修律时，对于和奸无夫妇女是否治罪，成为法理派和礼教派相峙不下的一个焦点。法理派力主现代伦理观，认为法律原则应该追逐西方社会的潮流，主张尊重女子之个人自由，反对混道德、教育与法律、刑罚为一谈而追究无夫奸之法律责任。礼教派则极力主张未嫁之女与寡妇的社会地位从属于父母姑翁，她们与人和奸实质上是父母姑翁们的奇耻大辱。如果官府放任不究，则不堪蒙受奇耻大辱的父母姑翁们“强者将刃，弱者将自裁，合境之民亦将哗然而不服矣”。又说，一旦“男女都可以和奸，和奸以后生下子女，又可以和奸，要是以此为家庭教育，无论什么事，杀人放火都可以教育了”。长此以往，必定是“女德之堕落如水就下。”面对这些凌厉的攻势，法理派居然以败阵告终。

由此可以窥见，传统法律和观念对封建婚姻伦理的维护极为坚决，且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传统的判断婚姻伦理的社会价值标准在于是否利于维护封建家族内的长幼秩序和男尊女卑。因之，如果封建的家族关系不改变，法律的使命亦不可能改变。新的婚姻伦理与封建法律的碰撞在此成为不可避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在作者笔下找到那么多诱奸罪、性道德败坏罪的缘由。

还有另一类犯罪是封建的婚姻伦理与新法律矛盾的结果。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南京临时政府的法律废除了许多封建陋习，规定重婚纳妾为罪。然而，正如勒内·达维德所说，立法者的工作虽为国家的发展所必需，但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人们千百年来形成的习惯和看法。历来的中国封建传统观念并没有因这一新法律的产生而自行消散。于是，某些人便仿效那些有妻有妾的前辈，自己也要娶数妻数妾。殊不知，“革命后的法庭不同了”，许多人便因此犯重婚罪，锒铛入狱。

其二，传统的控制个人行为的方式与新的法律调整方式和新的社会生活原则之间的矛盾。

作者指出：“在中国，最近二十年的变化较之前一个世纪的变化异常显著。一个国家，长期在生活的所有的各个方面都受着传统的统治，突然在工业化、商业化的过程中急剧地失去了它的社会控制力，”(第213页)这是许多犯罪出现的直接原因。

确实，在没有受到外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冲击之前，中国是一个纯粹的乡土社会，村庄间、地区间的交往甚少。数千年延续下来的道德规范就足以处理好人与人间的关系，许多集体的生活原则便能有效地将种种个人越轨行为防于未然。人们不仅在观念上鄙视法律对自身生活的参与，实际上也很少自觉运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在这种无法意识的长期熏陶下，法与非法、罪与非罪的观念自然相当淡薄。随着都市经济的日渐发达，商品经济原则要求排斥乡土社会某些纯朴的集体共同生活观念和道德伦理。农村中许多控制个人行为的方式、评判个人行为的价值准则在一个逐日开化的新世界面前失灵了。结果，那些浑沌未开的昔日乡民们在介入都市生活时，还依然故我地去判断与他人交往中自身行为的社会意义。于是，在社会的变迁中，许多人对法律维护的新的社会生活原则惶惑不解，直至以身试法，沦为罪犯。

据作者列举的个案分析，传统的控制个人行为的方式与新的法律调整方式和社会生活原则之间矛盾而招致犯罪的情况有两类。

一类是，对于同一行为，传统的调整方式与新的法律调整方式不同，致使这一原来合乎社会生活原则的行为变为犯罪行为。盗窃罪最为明显。作者调查了北平郊外一个四千人的村庄。该村两年中只发现了两个外来小偷，村民们训斥一顿即告了结。父老们告诉作者，他们从未遇到过犯重罪的，两年里有了这两个小偷已经够糟的了。作者认为，乡村中的盗窃罪少“是因为家族的‘共产主义’家族制度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如此根深蒂固，以致一个人从他们家庭或家族中拿走什么东西根本算不上犯罪。他可能因此受到家人或家族传统的教训，但他不是罪犯。”(第25页)都市中的生活则不同。在那里，处处弥漫着财产所有权的观念，法律严格维护私人财产的不可侵犯。然而，许多刚刚被卷入都市生活的乡民们还是用“家族的‘共产主义’”态度来对待他人的财产，却不知法律是多么自私和冷酷，要把他们对他人财产有所染指的行为定为盗窃罪。个案39中因拿了他人两捆大葱而被控为犯偷盗罪的被告斥责警察(他不知警察为何物)干预他的行为是多管闲事，并以在他老家中可以到别人园子里吃点果子或菜来证明他的行为不为“偷”，更不为罪。法官告诉他：“这就是法律，这就是公道！”

第二类是，原来乡村间许多控制个人行为的方式失灵了。都市生活环境中充斥了招致犯罪的诱因，个人一旦不能自制，就将触犯法网。在闭塞的乡村间，长期的相互交往和共同生活形成了一套固定的行为规则，人人都理所当然地遵循先辈们设定的生活道路。就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在这里，没有什么差别阻碍各人间的充分了解，人们好恶相投，连臭味都一般。许多人根本就不可能萌生为越轨行为的意识；少数人一旦表现出不稳倾向，必立即受其亲友和邻里的劝阻和斥责。“但这种融洽的社会控制和集体生活的共同负责的精神在城市里是没有的，这就很容易使人走上邪道。”(第99页)作者认为，都市社会是非个人关系的社会。个人间为求生存的竞争疏远了乡土社会那种人与人间的亲密联系。自己尚且自顾不暇，那里还能对他人的行为持关心和负责的态度呢。原来那些源于多方面的对个人行为的约束方式荡然无存了。同时，都市洋货充斥，人们的消费习惯和消费观念与乡村社会相去甚远。金钱和享受的诱惑无处不在。这种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便是不适应都市生活的犯罪的增加。许多侵犯财产的犯罪，甚至杀人罪都是由此而生的。

其三，与社会变迁和社会危机并存的战乱和失业，把许多人抛入了贫穷困苦的深渊，犯罪成为保障生存而必须采取的方式。

“一船洋货运进中国所造成的中国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破坏远较日本一艘军舰侵入中国所造成的灾难更为严重。家族主义不能提供适应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世界的能力。”(第69页)在土货与洋货的竞争中，农村的许多手工业经济被击得粉碎。许多人背井离乡另谋出路。乡民们离乡时满怀憧憬和期望，认定城市是一个发财致富的好去处，但是，那时发育并不健全的中国工业经济对工人的容纳量极为有限。对于这些没有知识和一技之长的农民来说，就业机会确实不多。失业者的行列不断壮大。到城里做生意的农民们运气也不佳。他们固守纯朴的乡村道德伦理观念。在经济交往中，他们用良心信用约束自己，亦想用来约束他人。视签字画押等法律手续为多余。结果往往是屡屡受骗，倾家荡产，生活无着。就如费孝通先生说：在我们社会的激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农民们对新生活的憧憬和期望换来的却往往是被社会抛弃的冷酷现实。社会竞争失败后的饥寒交迫促使他们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社会变迁把自身的危机传递给了许多不幸的人。危机与贫困并存。于是，这些被剥夺了面包的人同时也成为被剥夺了道德观念的人。贫困象一把锋利的刀，把他们从道德之树上砍了下来，他们几乎毫无选择地掉进了法律的罗网中。社会、法律和个人之间完全是一种相互冲突的关系，衡平点消失了。对此，作者的结论是：“个人适应在社会与个人的危机同时出现

的瞬间，如果不能提供足够的社会援助就会犯罪。”(第59页)

其四，在社会变迁中产生的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严重地危及了现存的社会制度。法律想压制和消除这些矛盾，把那些反现存社会制度的行为宣布为犯罪。于是，政治犯罪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作者认为，政治犯罪不同于一般犯罪；它对社会制度的反应是主动的和有主张的，其行为和

目的都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因而，对什么是政治犯，不同的统治集团有不同的判断标准。在中国封建王朝被推翻之前，倡言民主自由就是叛国；辛亥革命之后，那些顽固复辟帝制的就要被送进监狱；对于当时的南京政府来说，共产党必然受到残酷的惩治。

由此，政治犯罪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企图复辟清室王朝，另一类是要求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前一类是反动的，已逐渐失去其追随者；后一类是进步的，是对未来社会秩序的追求，这就是南京政府称之为“共匪”的信仰共产主义的犯罪。后一种政治犯罪受到特别关注。作者认为，叛逆现行社会的共产党的产生，是要求变革顽固

的经济与社会制度的必然结果。制度愈顽固、愈难改革，暴力和流血就愈不可避免。这是社会变迁的内在要求。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得到了不堪忍受政府苛捐杂税剥削的广大农民的支持和参与。但是，这种反对现行政府和社会秩序的犯罪威胁力愈强大，则法律的镇压愈残酷。在社会制度和政治意识形态方面反动与进步、落后与文明的冲突中，在先进阶层要求抛弃某些阻碍社会发展的旧有文化观念时，政府的残暴压制招致了社会、法律和个人之间关系的严重失调。法律成为扰乱社会与个人达到新的衡平的罪恶工具。

人们在社会变迁招致的不协调面前并非无能为力。只是社会衡平的寻求和犯罪的减少与预防必须靠全社会乃至全人类的共同努力。法律制度的改革、社会公正和正义的保障、以不停顿的观点对文化与人的行为的各方面关系作全面考察，等等，都是这种努力的重要步骤。只是依靠法律医治(惩罚)犯罪是不行的——法律往往受人们思想论断偏见的局限。这种做法肯定“就象女仆用拖把想拖干地板，却没有把往地上漏水的水管关好一样的劳而无功。”(第208页)

一九八七年五月于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