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冲突法规

利益冲突法规（通用8篇）

利益冲突法规 篇1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2012修正)第二十三条 律师事务所应当建立健全执业管理、利益冲突审查、收费与财务管理、投诉查处、考核、档案管理等制度，对律师在执业活动中遵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的情况进行监督。

第四十七条 律师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给予停止执业三个月以下的处罚：

（一）同时在两个以上律师事务所执业的；

（二）以不正当手段承揽业务的；

（三）在同一案件中为双方当事人担任代理人，或者代理与本人及其近亲属有利益冲突的法律事务的；

（四）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后二年内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的；

（五）拒绝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第五十条 律师事务所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视其情节给予警告、停业整顿一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的处罚，可以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特别严重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吊销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一）违反规定接受委托、收取费用的；

（二）违反法定程序办理变更名称、负责人、章程、合伙协议、住所、合伙人等重大事项的；

（三）从事法律服务以外的经营活动的；

（四）以诋毁其他律师事务所、律师或者支付介绍费等不正当手段承揽业务的；

（五）违反规定接受有利益冲突的案件的；

（六）拒绝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

（七）向司法行政部门提供虚假材料或者有其他弄虚作假行为的；

（八）对本所律师疏于管理，造成严重后果的。

律师事务所因前款违法行为受到处罚的，对其负责人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或者处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2010)第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律师法》第四十七条第三项规定的律师“在同一案件中为双方当事人担任代理人，或者代理与本人及其近亲属有利益冲突的法律事务的”违法行为：

（一）在同一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或者非诉讼法律事务中同时为有利益冲突的当事人担任代理人或者提供相关法律服务的；

（二）在同一刑事案件中同时为被告人和被害人担任辩护人、代理人，或者同时为二名以上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担任辩护人的；

（三）担任法律顾问期间，为与顾问单位有利益冲突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

（四）曾担任法官、检察官的律师，以代理人、辩护人的身份承办原任职法院、检察院办理过的案件的；

（五）曾经担任仲裁员或者仍在担任仲裁员的律师，以代理人身份承办本人原任职或者现任职的仲裁机构办理的案件的。第二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律师法》第五十条第五项规定的律师事务所“违反规定接受有利益冲突的案件的”违法行为：

（一）指派本所律师担任同一诉讼案件的原告、被告代理人，或者同一刑事案件被告人辩护人、被害人代理人的；

（二）未按规定对委托事项进行利益冲突审查，指派律师同时或者先后为有利益冲突的非诉讼法律事务各方当事人担任代理人或者提供相关法律服务的；

（三）明知本所律师及其近亲属同委托事项有利益冲突，仍指派该律师担任代理人、辩护人或者提供相关法律服务的；

（四）纵容或者放任本所律师有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违法行为的。

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2012修正)第三十九条 律师承办业务，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接受委托，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合同。

律师事务所受理业务，应当进行利益冲突审查，不得违反规定受理与本所承办业务及其委托人有利益冲突的业务。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司法部关于印发《律师事务所从事商标代理业务管理办法》的通知

第九条 律师承办商标代理业务，应当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接受委托，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合同，按照国家规定统一收取费用并如实入账。

律师事务所受理商标代理业务，应该依照有关规定进行利益冲突审查，不得违反规定受理与本所承办的法律事务及其委托人有利益冲突的商标代理业务。

律师执业管理办法

第二十六条 律师承办业务，应当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接受委托，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合同，并服从律师事务所对受理业务进行的利益冲突审查及其决定。

第二十七条 律师不得在同一案件中为双方当事人担任代理人，不得代理与本人及其近亲属有利益冲突的法律事务。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律师执业行为规范(2009修订)第十二条 律师不得在同一案件中为双方当事人担任代理人，不得代理与本人或者其近亲属有利益冲突的法律事务。

第四十八条 律师事务所应当建立利益冲突审查制度。律师事务所在接受委托之前，应当进行利益冲突审查并作出是否接受委托决定。

第四十九条 办理委托事务的律师与委托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或利益冲突的，不得承办该业务并应当主动提出回避。

第五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律师及律师事务所不得与当事人建立或维持委托关系：

（一）律师在同一案件中为双方当事人担任代理人，或代理与本人或者其近亲属有利益冲突的法律事务的；

（二）律师办理诉讼或者非诉讼业务，其近亲属是对方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代理人的；

（三）曾经亲自处理或者审理过某一事项或者案件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仲裁员，成为律师后又办理该事项或者案件的；

（四）同一律师事务所的不同律师同时担任同一刑事案件的被害人的代理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人，但在该县区域内只有一家律师事务所且事先征得当事人同意的除外；

（五）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仲裁案件中，同一律师事务所的不同律师同时担任争议双方当事人的代理人，或者本所或其工作人员为一方当事人，本所其他律师担任对方当事人的代理人的；

（六）在非诉讼业务中，除各方当事人共同委托外，同一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同时担任彼此有利害关系的各方当事人的代理人的；

（七）在委托关系终止后，同一律师事务所或同一律师在同一案件后续审理或者处理中又接受对方当事人委托的；

（八）其他与本条第（一）至第（七）项情形相似，且依据律师执业经验和行业常识能够判断为应当主动回避且不得办理的利益冲突情形。第五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律师应当告知委托人并主动提出回避，但委托人同意其代理或者继续承办的除外：

（一）接受民事诉讼、仲裁案件一方当事人的委托，而同所的其他律师是该案件中对方当事人的近亲属的；

（二）担任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人，而同所的其他律师是该案件被害人的近亲属的；

（三）同一律师事务所接受正在代理的诉讼案件或者非诉讼业务当事人的对方当事人所委托的其他法律业务的；

（四）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存在法律服务关系，在某一诉讼或仲裁案件中该委托人未要求该律师事务所律师担任其代理人，而该律师事务所律师担任该委托人对方当事人的代理人的；

（五）在委托关系终止后一年内，律师又就同一法律事务接受与原委托人有利害关系的对方当事人的委托的；

（六）其他与本条第（一）至第（五）项情况相似，且依据律师执业经验和行业常识能够判断的其他情形。

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发现存在上述情形的，应当告知委托人利益冲突的事实和可能产生的后果，由委托人决定是否建立或维持委托关系。委托人决定建立或维持委托关系的，应当签署知情同意书，表明当事人已经知悉存在利益冲突的基本事实和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以及当事人明确同意与律师事务所及律师建立或维持委托关系。

第五十二条 委托人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以示豁免的，承办律师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应对各自委托人的案件信息予以保密，不得将与案件有关的信息披露给相对人的承办律师。

第五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律师事务所应当终止委托关系：

（一）委托人提出终止委托协议的；

（二）律师受到吊销执业证书或者停止执业处罚的，经过协商，委托人不同意更换律师的；

（三）当发现有本规范第五十条规定的利益冲突情形的；

（四）受委托律师因健康状况不适合继续履行委托协议的，经过协商，委托人不同意更换律师的；

（五）继续履行委托协议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者本规范的。

第八十六条 律师事务所应当建立健全执业管理、利益冲突审查、收费与财务管理、投诉查处、考核、档案管理、劳动合同管理等制度，对律师在执业活动中遵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的情况进行监督。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关于印发《律师协会会员违规行为处分规则(试行)》的通知

第十一条 个人会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设区的市律师协会给予训诫、通报批评、公开谴责：

（一）同时在两个律师事务所以上执业的或同时在律师事务所和其他法律服务机构执业的；

（二）在同一案件中为双方当事人代理的，或在同一案件中同时为委托人及与委托人有利益冲突的第三人代理、辩护的；

（三）在两个或两个以上有利害关系的案件中，分别为有利益冲突的当事人代理、辩护的；

（四）担任法律顾问期间，为顾问单位的对方当事人或者有利益冲突的当事人代理、辩护的；

第十四条 团体会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设区的市律师协会给予训诫、通报批评、公开谴责：

利益冲突法规 篇2

市场经济带来社会结构分化,一方面市场与权力的结盟形成一个强大的支配性利益集团,而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中的失利群体同时又必然是权力的疏离者,造就一个庞大的弱势利益群体。

基于市场和权力结盟的强势利益集团的形成,已经是中国改革和进步的最大阻力,这也标志着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利益集团化,或曰“利益集团化的社会结构”。在中国,一些公司本身就是利益集团,或者至少起着利益集团的作用。“行业”“特定利益”和“官商关系”等关键词意味着,并不能把绝大多数公司归类为利益集团,能被视为利益集团的公司主要有垄断行业的大型国有公司和暴利行业的公司。同时,有着特殊的官商关系的采矿和土地开发等行业的暴利公司则以合法或非法的形式在政治过程中发挥着影响。

著名利益集团研究者格雷厄姆·E·威尔逊认为,不仅要研究组织化的利益集团,而且还要关注那些没有组织起来表达(主观的或客观的)利益需求的主体,为什么没有组成组织化的利益集团?这一问题对目前中国政治过程来说,相当重要。

大体而言,非组织化的利益集团主要有两种形式存在:一是以政治权力或经济资源为基本依托而形成的非组织化利益集团,即前述的以官商关系为基础的集团化利益联盟,这与前述公司型利益集团有重合之处。二是由弱势群体形成的潜在利益集团,大体包括农民、农民工、蓝领产业工人与雇员、个体工商户、城乡贫困人口和失业半失业人员等。这种潜在的利益集团因为具体的特定利益而形成,因此具有来得快、去得快的组织特征。弱势群体为主的潜在利益集团更关注与自己利益相关的具体问题,而对改变宏大的国家结构和法律缺乏兴趣。既然无组织化利益群体基本上没有参与或影响行政决策的权力的制度框架,政府的行政决策与他们的利益诉求之间、官员的政治利益与他们的经济利益之间也就缺少有机的联结,对立因此难以避免。

利益冲突法规 篇3

企业利益相关者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美国、英国等国家逐步发展起来的，该理论认为：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在企业中进行了一定的专用性投资， 并承担了一定风险的个体和群体，其活动能够影响该企业目标的实现，或者受到企业实现其目标过程的影响。

利益相关者理论强调公司的目标是通过协调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达到利益相关者总体利益的最大化。然而当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应用于企业实践时，面对众多的、极具差异的（有的还可能是相互冲突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企业的运行可能显得无所适从，从而背离企业目标。笔者认为，公司治理的主体不应该是全体利益相关者，应该对利益相关者进行甄别，确定核心利益相关者。笔者认为核心利益相关者至少应包括企业核心股东、管理者和员工，应该让核心利益相关者成为公司治理的主体。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的发展趋势将是核心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

二、企业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

企业核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要求不仅会有差异，而且很可能会产生冲突。这是因为各方利益相关者往往都是站在自身利益需求的角度来对企业提出要求，希望企业尽量履行更多的显性契约和隐性契约。

（一）股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的利益冲突。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主要体现在控制股东与少数股东的利益冲突上，即发生在股权相对集中、控制股东与少数股东持股数额对比明显的公司中。在资本多数表决原则下，少数股东的表决权仅在理论上存在，由于其持股比例太小，对公司事务的影响很小，中小股东“理性的无知”和“搭便车”问题，使大股东常常漠视中小股东的利益。控股股东往往利用自己在公司中的优势地位，欺诈、打压少数股东，如对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予以持有最低股份的限制、利用关联交易侵占公司资产、排挤少数股东选派的代表进入公司机关、在公司增资时以特别优惠的价格得到新股份从而扩大对公司的控制权、采用有利于自己的股利分配政策等。

（2）股东与经营者的利益冲突。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现代企业中，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会发生的。股东期望经营者能够从“股东利益最大化”目标出发从事经营与管理活动，但经营者往往会从自身利益出发而牺牲股东利益，使股东的期望和既定的财务目标异化，股东将不得不负担一部分由于经营者的利己主义行为而发生的成本，即“代理成本”。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追求目标的不同。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的法律地位不同，二者追求的目标必然存在着偏差。股东的目标是实现财产的保值增值，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二是对待风险的差异。经营者认为自己将大量的人力资本和个人财富投入企业，而股东只是把自己财富的一部分甚至一小部分投入到某一企业中，因而认为自己所承担的风险远比所有者大得多。三是经营者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股东期望经营者能加倍努力工作，以增加企业价值。然而，经营者是否努力以及努力的程度，股东却难以判断。

（3）股东与债权人的利益冲突。股东与债权人作为公司的两种资金提供者，既有相同的利益，也会存在利益的冲突。债权人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可归结为四类：一是股利发放政策。股利增多会使股权价值上升，但同时会削弱企业未来偿还债务本息的能力，从而使企业债券的价值下跌。二是债权稀释问题。对已经发行的债券的持有者而言，如果企业再发行新的优先级别等于或高于旧的债券时，其所拥有的旧债权就会受到削弱。三是资产置换问题。股东为追求利益最大化，有可能投资高风险的项目，而对债权人而言，其借贷资本的收益是确定的，公司项目投资风险的增加只会导致其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增加。四是投资不足问题。企业可能会放弃那些可以为其带来正的净现值的投资项目，即如果一个净现值为正的项目所带来的好处主要由债券持有人获得，那么企业就会拒绝这一项目。

（二）企业与员工的利益冲突基于资本雇佣劳动的认识，强调股东是公司的主人，职工是为资本赚钱的工具，是被公司所雇佣的对象。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股东与职工利益冲突的严重程度可想而知。股东与雇员的利益冲突，主要在于雇主与雇员的关系是不平等的，雇员处于弱势地位。

三、企业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均衡

企业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发生冲突是永恒的话题，企业运作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不断冲突、调整和平衡的过程。在企业总体利益既定的情况下，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可能是冲突的，而最终利益的分配则是各方博弈的结果。公司治理从根本上可理解为一种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冲突的协调机制，它通过运用多种手段和方式，整合企业内外部资源，来协调企业多种利益相关者利益要求之间的冲突。

（一）股东之间的利益平衡和相互制衡 理论上，所有股东都具有相同的权力和平等的收益而被认为是同一利益主体的。但实际上，当股东构成中存在具有绝对优势的控股股东而其他股东又相对分散时，大股东和中小股东就成为不同的利益群体，由此产生了博弈行为。

如前所述，控股股东对公司资金的大量侵占以及对公司控制权的争夺，损害了中小股东的利益。对于中小股东来说，由于普遍存在着“搭便车”和对“参与成本”的考虑，在公司治理中缺乏参与股东大会的积极性，而信息不对称导致其在公司中往往处于无奈或无助的地位。对中小股东而言，最便捷、最有效的表达意见和行使权利的方式往往不是股东大会上的“用手投票”，而是在资本市场上的“用脚投票”。由于中小股东缺乏参与意识，对投票权与诉讼权的放弃和缺失，使得大股东成为这场博弈中的赢家，从而可以肆意侵害中小股东利益。解决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主要从以下方面着手：

（1）股东权的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相结合。股东权平等原则是各国公司法普遍遵循的原则。股东权平等首先是形式上的平等，即股东享有同股同权、同股同利，这是为了保证少数股东并不因为持股份额少而在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分配公司利润等方面处于不公平地位。但仅此是不够的，由于持有股份数额的悬殊，控股股东对于公司事务有单方面的决定权，少数股东的表决权成为一种形式，控股股东的强势地位会造成少数股东在事实上的不平等。因此，有必要在坚持股东权形式平等的同时，兼顾或追求实质上的平等，强调对少数股东的特殊保护。我国新修订的《公司法》在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方面赋予了新的权力，健全了对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机制，保证了中小股东有充分的发言权，避免其被控股股东所操控。

（2）股东之间的权力分立与制衡。论及公司之间的权力分立与制衡，人们一般会想到公司权力在公司各部门之间的分配与相互牵制。为了有效地制衡控股股东，许多国家创设了独立董事和独立监事制度，通过扩大外部董事和监事的比例，以解决权力分立与相互制衡。较为现实可行的作法是由少数股东及其他非控股股东的利益关系人提名，股东大会在提名范围内任免，并且在表决时控股股东应予以回避。随着公司治理外部系统的作用增强，学者对此问题的深入研究、媒体的高度关注、政府提供相关的立法保证和方便中小股东参与治理的手段（例如网上投票、累计投票制的实施）等，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意识逐渐增强，博弈双方的态势将发生变化，中小股东的利益将得到有效保护。

（二）股东与经营者的利益平衡和相互制衡 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后，股权的过度分散、监督成本和“搭便车”问题，使股东与经营者的力量对比中，经营者居于公司的优势地位，作为所有者的股东反而处于劣势，形成了“内部人控制”和“强管理者、弱所有者”的局面。协调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冲突，通常采用两种方法：一是激励，通过激励报酬计划使经营者分享企业增加的财富，鼓励他们采取符合企业最大利益的行动；二是监督，对经营者进行监督，并在经营者背离股东目标时，减少其各种形式的报酬，甚至解雇他们。在以下两种情况下，股东可以更好地制衡经营者的行为，从而协调股东与经营者的利益冲突。

（1）发挥机构投资者在平衡股东与经营者利益冲突中的重要作用。机构投资者常常掌握公司较大比例的股份，拥有专业的投资经理，具有参与公司治理的动机和能力，因而可以通过多种途径维护股东权益、制约经营者。机构投资者的迅速崛起，满足了股东们权力制衡、降低代理成本、提高效率的要求，为股东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代言人。

（2）突出董事会在协调股东与经营者冲突中的重要作用。由于经营者和股东的信息不对称，经营者有可能通过操纵会计信息，运用者在委托投票权的竞争中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股东最直接的做法就是委托一些品行端正、学有专长的人组成董事会，通过董事会选任和监督经营者。通过内部董事和外部董事相结合的董事会结构，能够有效地协调和平衡股东与经营者的利益冲突。

（三）企业与员工的利益平衡和相互制衡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博弈，员工在博弈过程中一开始就处于弱势地位，如果缺乏参与精神和合作精神，那么员工就更加处于劣势。因此，只有寻求突破，才能改变这种劣势，公司治理系统为员工提供了突破的渠道，即员工可以通过合法的方式对经理层进行监督。经理层对于股东、董事会所拥有的信息比较优势，在员工这里可能不复存在，因为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必须通过员工的执行才能完成，员工可以通过公司治理系统所提供的合法途径参与公司治理，以手中的信息作为筹码进行博弈。这样，公司治理系统下的经理层与员工之间可以不断地进行重复博弈，并向有利于共同治理的方向发展。

利益相关者之间博弈即利益均衡的核心内容是权力和利益的分割，实践证明，企业所有权的配置从“股东独享”向“利益相关者共享”演变，前者是企业所有权的初始缔约状态，而后者则是反复博弈后的稳定状态，也是企业所有权的最优配置状态。公司治理系统为博弈各方提供了一个相互制衡的长期博弈框架，而良好的公司治理是多方长期博弈所形成的一个相对稳定的均衡结果。

四、结论

让核心利益相关者作为公司治理主体是合理和可行的。首先，核心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进行了高度的专用性投资，并承担了剩余的风险，其行为是影响企业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企业的经营好环也与其切身利益密切相关。非核心利益相关者因承担的剩余风险相对较小，且自身数量和身份难以确定，资产不容易量化，因此其参与公司治理在目前不应该提倡。其次，核心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可以有效地防止寄生关系和偏利共生关系，形成具有互惠共生性质的利益相关关系。因此，公司共同治理的发展趋势是核心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治理，达到利益各方的利益均衡。

参考文献：

［1］杨瑞龙、周业安：《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应用》，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2］杨瑞龙、周业安：《企业共同治理的经济学分析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3］任云海：《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现状综述》，《商业研究》2007年第3期。

［4］付俊文、赵红：《利益相关者理论综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本文系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校级课题“基于行为经济学的公司治理机制改进”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执业利益冲突审查制度 篇4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本所的业务活动和律师的执业行为,维护委托人的利益, 树立律师的良好职业形象，根据河南省律师协会《律师执业避免利益冲突规则》的规定，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本所所有执业行为。

第二章 利益冲突事项

第三条 本制度所称法律事务，是指各项委托代理事项，包括各类诉讼代理、仲裁代理、非诉讼代理、常年或者专项法律顾问以及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可由律师从事的其他法律业务。

第四条 本制度所称利益冲突，是指本所代理的委托事项与本所其他委托事项的委托人之间有利益上的冲突，继续代理会直接影响到相关委托人利益的情形。

第五条 本制度所称利益冲突行为，是指本所或者同一律师已经或者拟代理的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委托人之间存在相悖的利益关系，但仍然接受委托代理的行为。

第六条 本所律师在承办法律事务过程中，不得有下列利益冲突行为：

(一)在同一诉讼或仲裁案件中，同时接受对立双方委托的；

(二)在同一诉讼或者仲裁案件中，曾在此前任一程序中代理一方，又接受对方委托的；

(三)担任常年法律顾问或者专项法律顾问期间，又在诉讼或者仲裁案件中接受该法律顾问单位或个人的对方委托的；

(四)在同一非诉讼法律事务中，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不得同时接受对立双方或者存在利益冲突的各方委托，而接受委托的；

(五)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或者其近亲属与该所承办的法律事务或其委托人存在利益冲突而接受委托人委托的。 第七条 同一律师在承办法律事务过程中，不得有下列利益冲突行为：

(一)在同一诉讼或者仲裁案件中，同时接受虽非对立但存在利益冲突的两方或者两方以上委托的；

(二)在同一刑事诉讼案件中，担任两上或两个以上被告人辩护人的；

(三)担任各类诉讼代理人、仲裁代理人、非诉讼代理人期间，又在其他诉讼或者仲裁案件中接受该委托人的对立方委托的；

(四)在同一诉讼或者仲裁案件中，曾在此前任一程序中代理一方，又接受对方或者虽非对立但存在利益冲突的他方委托的；

(五)在非诉讼法律事务中，同时代理双方或者多方的。但是，以非代理人的身份从事涉及双方或者多方法律事务的除外。 第八条 本所不同律师办理本制度第六条所列法律事务，应当向拟委托的委托人及相对方当事人书面说明，并告知其有权在合理的期限内提出书面异议。在合理的期限内未提出书面异议的，视为同意。

经委托人签发豁免函表示同意，本所律师的下列行为不属于利益冲突行为：

（一）本所不同律师分别接受同一案件双方或多方委托人委托；

（二）在公司重组、并购、改制、投融资等非诉讼法律事务中，本所律师分别接受同一事务双方或多方委托。第九条 同一律师在承办法律事务过程中，有下列利益冲突行为，必须向拟委托的委托人说明，并且取得相关委托人的书面同意：

（一）在同一非诉讼法律事务中，同时接受可能会有利益冲突的两方或者两方以上的委托，办理无事实争议的具体性事务；

（二）在同一非诉讼法律事务中，同时接受可能会有利益冲突的两方或者两方以上的委托，进行协调、调解工作；

（三）在同一非诉讼法律事务中，曾经建立过委托代理关系，又接受对立方或者利益冲突方的委托的，但仅提供过法律咨询意见的除外；

（四）在同一诉讼或者仲裁案件中，曾经建立过委托代理关系，又接受对立方或者利益冲突方的委托的，但仅提供过法律咨询意见的除外。

律师向委托人履行了本条所列告知义务，而相关委托人未在合理时间内提出书面异议的，视为已经取得了相关委托人的同意。

第三章 利益冲突事项审查

第十条 在接受委托之前，本所应当进行利益冲突查证。只有在委托人之间没有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才可以建立委托代理关系。

第十一条 委托人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律师应当向拟委托的委托人明示，在取得相关委托人书面同意给予豁免后，方可报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建立委托代理关系。

第四章 利益冲突事项的处理

第十二条 律师接受委托后，在办理业务中发现利益冲突情况，应书面告知委托人暂时中止代理行为，并立即向律师事务所报告，由律师事务所统一处理利益冲突事项。

第十三条 律师事务所发现本所律师正在办理的业务中有利益冲突事项，应视情况分别做出处理：

（一）本所同一律师在同一业务中接受双方或多方委托人委托，应当对律师予以批评，并保留一方委托人的委托，解除与其他委托人的代理或委托关系，退还解除委托关系委托人已缴纳的代理费用。

（二）律师事务所数个律师分别接受同一案件双方或多方委托人委托的，律师事务所应当商请各方委托人签发豁免函；委托人拒绝签发豁免函的，根据本制度确定的原则，保留一方委托人的委托，解除与其他委托人的代理或委托关系，退还解除委托关系委托人已缴纳的代理费用。

（三）律师事务所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有利害关系的案件中，分别接受委托人委托，或办理的后一个法律事务与前一个法律事务存在利益冲突的，应当协商解除一个案件的代理或委托关系，退还该委托 3 人已缴纳的代理费用；协商不成的，应当解除后一个案件的代理或委托关系，退还该委托人已缴纳的代理费用。

（四）本所律师代理与本人或其近亲属有利益冲突的法律事务时，应当解除委托关系或将案件移交本所其他律师办理。

第十四条 对本所律师在执业中出现的利益冲突行为，针对本制度所列情形，通过下列方式进行防止和补救：

（一）督促律师履行告知义务；

（二）查验相关委托人的豁免文件；

（三）指令律师不得接受委托；

（四）拒绝签署委托代理合同；

（五）及时终止委托代理合同。

第十五条 本所、律师因违反本制度而导致委托人损失的，本所应当根据委托代理合同的规定向委托人承担责任，律师应当根据有关规定向本所承担责任。

第十六条 委托人因未如实说明利益冲突情况，造成本所、律师违反本制度的，应当由该委托人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西方防止利益冲突研究论文 篇5

论文

摘要

腐败发生的重要根源在于公职人员的利益冲突，为了更好地解决利益冲突问题，需清楚了解其根源所在。建立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是国际社会廉政建设的重要经验之一，西方国家的廉政立法和反腐败制度体系，实际上都是以防止利益冲突制度为核心构建起来的。有效地把制度落实，将有利于防止利益冲突。

关键字： 利益冲突 反腐制度 根源

第一章

前言

利益冲突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引用到反腐败领域，发源于加拿大，风靡于欧美，并于1974年在英国议会通过。利益冲突，是指国家公职人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由于受到其私人利益因素的干扰，所发生的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冲突的情境和行为。这里的利益，不仅指经济利益，还包括专业利益、个人声誉等等。目前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利益冲突是产生腐败的重要根源，管理和防止利益冲突是有效预防腐败的关键策略。

如何防止公职人员的利益冲突是一个国际性廉政问题，同时也成为维护政府清廉、预防官员腐败的一项重要措施。从理论上讲，公共职务要求任职者必须百分之百地为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服务，恪尽职守，不得借公职之便谋取个人利益。为此，必须尽量避免个人利益与公职可能发生的任何实在的或潜在的冲突。否则，以职权或职位谋私的腐败现象在所难免。第二章

利益冲突产生的根源

现实生活中，公益与私利之间的潜在的利益冲突司空见惯。如与配偶或子女同在一个单位任职，很难避免裙带风气与荫庇；拥有某公司的股份或投资，总会做出有利于该公司的决策；公职人员与某些私营企业保持着利益关系，损公肥私毫无疑问成为挡不住的诱惑。而且，它们披着合法合情的外衣，由此而引发的腐败现象最难医治。因此，必须建立一种预防机制，使公益与私利之间泾渭分明，避免发生矛盾和碰撞，进而防止以职位谋私。这就是西方所盛行的“防止利益冲突”。

根据对当前腐败案例的分析，根据“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马克思主义权力观，可以把利益冲突的起源归纳为五种类型，即交易型利益冲突、影响型利益冲突、复合型利益冲突、集体型利益冲突和权力期权化型利益冲突。

交易型利益冲突

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直接从利益相关方那里获取各种私人利益。这是一种显性的利益冲突，其本质就是一种赤裸裸的权钱交易。

影响型利益冲突

公职人员利用公共权力的影响力，直接或间接地实现自己或亲属的私人利益，典型的如自我交易、影响交易、处理亲属问题、裙带关系等。

复合型利益冲突

公职人员兼有公私双重角色，在行使公共权力的过程中，公私不分，以公共角色的身份发挥公共权力影响力参与私人事务，从而为自己、亲属或利益相关者谋取私人利益，典型的有自己开公司、兼任企业职务等形式。

集体型利益冲突

利用整个部门拥有的权力与其他群体或个体搞不平等竞争。权力期权化型利益冲突

利用公权为将来的私人利益做投资。第三章

防止利益冲突的法律规定

为有效防止公共领域的利益冲突行为，加强规范制度建设，引导公职人员严格自律，许多西方国家已形成了符合自己国情的以防止利益冲突为中心、相对完善的法律规范体系。

美国法律规范

美国法典第18章208节规定：任何政府官员或雇员不得故意亲自或实质上参与任何同自己及其配偶、子女等有着经济利益关系的特定事项，如果此特定事项对他本人或上述其他人的经济利益直接或可能产生影响。违者为刑事犯罪，可处以1—5年监禁或最高25万美元的罚款，或两者并罚。

新西兰法律规范

新西兰《公务员行为准则》规定，公务员应诚实地、不偏不倚地执行他们的公务，避免可能危及他们廉正或引向利益冲突境地的行为；不得使任何个人或组织因和某个雇员有关系就比其他人或组织得到优惠待遇；公务员应避免财务或其他利益直接或间接地危及他们执行公务，影响部门的形象；执行公务中存在或潜在的利益冲突应通知上级主管，由其确定最佳解决途径，主要方式有换人或要求当事人放弃其冲突的利益。若遭拒绝，可将其辞退。

加拿大法律规范

加拿大专门制定了一部防止利益冲突的行政法规，即《公务员利益冲突与离职后行为准则》。该准则较全面地规定了公务员廉政公务、防止利益冲突的原则和要求，避免和解决利益冲突的措施和办法。第四章

防止利益冲突的实际措施

从实践层面观察，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是整个国家廉政体系建设的支柱。但实际上，要完全杜绝利益冲突几乎是不可能的，重要的是搞清楚利益冲突之存在，进而找出办法解决这些利益冲突。

在这之前已对利益冲突的根源进行简单的阐述，综观西方国家，防止利益冲突的普遍做法是健全防止利益冲突的预防性配套管理法规，从财产申报、利益处置、利益回避等方面对公职人员提出相应的法律限制。

财产申报

财产申报是发现和防止利益冲突的基本做法。它有助于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帮助公众对政府职员执行公务情况作出判断。

孰为人知的当然是美国的财产申报制度，其分为公开申报和秘密申报两种。公开申报由联邦政府道德署直接负责。公开与秘密申报内容相似，包括个人及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的财产状况，如股票、债券、共享资金、养老金、能带来收入的不动产，个人通过其他劳动、投资及奖励所获得的利益，接受礼品、住房及招待消费，本人在外任职情况，以及为将来所做的安排和制定的个人协议等。

利益处理

对于个人财产申报，廉政监督部门和人员要对之进行详细审查。对于审查中发现的那些构成实际或潜在利益冲突的资产，要进行处理。处理的形式有利益出售和利益委托。

这是最有效的办法要指加拿大的公务员利益冲突与离职后行为准则》，其规定，任职后120天之内必须处理完毕，以公平交易的办法卖掉资产，潜在的利益冲突随之消除。

而在美国，不愿出售可以选择利益委托。但是，这种信托是隐名的，即政府官员把其资产委托给他不知名的信托人。该官员因不知信托人而无法参与决策，一切由信托人做投资决策。这种信托一般由政府严格安排。固定资产还可以以冻结信托的方式委托出去。

利益回避 利益回避是指凡可能对公职人员带来或造成优惠的境况都应避免。例如，美国《道德行为准则》规定，禁止雇员以官方身份参与他知道对自己或其他关联人有经济利益的任何特定事项，其他关联人包括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合伙人，或将来对其经济利益有影响的人。在两年之内回避参与与其原雇主有关的事项。对需要回避事项，应如实向其主管报告，并提交一份回避的书面报告。即使不属于回避的范围，雇员若意识到某种关系可能会影响到自己公正处理某事，这时应请求上级作出决定。鼓励雇员自行判断是否参与其公正性可能受到怀疑的事项。

第五章

总结

虽然利益冲突行为并不都直接归类于腐败，但当今社会上，许多腐败现象、不正之风、官僚主义、政策执行不力等问题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即利益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讲，利益冲突是“以权谋私的滋生土壤”，是“权力腐败的潜在之源”。

防止利益冲突的有关制度的实行，是为了保证公职人员廉洁、诚实、无私的品质，决策时将公共利益摆在首位，私人利益不会受到其参与的政府活动的影响。在任职时和任职后妥善处理好私人事务，防止发生真实的或潜在的利益冲突，必须时刻以有利于公共利益之方式解决利益冲突问题，离职后一段时间内也不得利用以前的职位和关系捞取个人好处。

防止利益冲突制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预防性制度，即围绕权力和利益之间的关系，作出合理的权力安排和利益安排，尽最大努力消除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可能发生的任何现实或潜在的冲突，铲除公职人员以权谋私的土壤，阻断权力腐败的通道，使公共权力与私人利益相分离，形成不想腐败、不敢腐败、不能腐败的有效机制，从而达到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目的。

参考文献

领导干部防止利益冲突暂行规定 篇6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集团有限公司领导干部从业行为，防止利益冲突，有效预防腐败，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防止利益冲突暂行规定》，结合集团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利益冲突”，是指领导干部的个人利益与集团利益之间发生矛盾，可能导致集团利益受到损害的行为。

第三条 防止利益冲突工作，坚持健全机制、科学规范、预防为先、依法处理的原则。

第二章 利益冲突的基本表现

第四条 领导干部接受与其有业务关系的单位或个人，以各种形式赠送的礼品及宴请、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

第五条 领导干部与其有业务关系的单位或个人，发生5万及以上大额资产交易、委托理财和一次超过1000元及以上借贷等行为。

第六条 领导干部在履行职责中，知悉集团经营重大内幕信息后，发生直接参与或委托他人参与相关利益活动和将信息外露为他人谋利等行为。

第七条 领导干部将集团资产出租给自己或利益相关人用于商业经营，或利用集团资源为其经营提供服务的行为。

第八条 领导干部在集团工程项目建设时，未按规定程序而确定利益相关人负责建设。

第九条 领导干部私自从事营利性活动，出现下列行为：

（一）个人独资或与他人合资、合股（包括以他人名义入股）经商办企业，或以承包、租赁、受聘等方式从事各类经营活动；

（二）拥有有业务关联或同行业的非上市公司或其他企业的股份、证券；

（三）兼职取酬，或从事有偿中介活动。第十条 领导干部内退期间，从事与原部门、单位有竞争关系或者有关联性的工作，或受聘到与原部门、单位有业务关系的单位任职。

第十一条 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兄弟姐妹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应当实行工作回避，不得在同部门、单位工作。

第十二条 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在本人管辖业务范围内从事可能与集团利益发生冲突的营利性等活动。

第十三条 与领导干部有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人员，在同部门、单位担任下列职务或工作：

（一）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领导人员的职务；

（二）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务；

（三）在其中一方担任领导职务的部门、单位从事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审计、财务等工作。

第十四条 领导干部在集团资产、资金、人事、财务审计、项目审批等存在职权影响的管理工作中，参与涉及本人、三代以内旁系血亲、近姻亲和其他共同利益关系人相关事项的讨论、研究、决策等工作。

第三章 防止利益冲突的主要措施

第十五条 严格执行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领导干部具有本规定利益冲突基本表现情形之一的，应及时形成书面报告报集团。

第十六条 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廉政承诺制度。领导干部应当对报告登记个人信息的真实性负责并作出承诺。领导干部所在部门或单位发现其存在利益冲突问题，经部门或单位负责人批准进行调查核实。

第十七条 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主动回避制度。领导干部具有本规定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所列基本表现之一的，应主动向集团报告并提出书面回避申请。

第十八条 实行领导干部被动回避制度。领导干部具有本规定第十四条所列基本表现的，利益相关人可向其所在部门或单位提出要求其进行工作回避的申请，受理方在收到回避申请后3个工作日内出具办理意见并反馈申请人。第十九条 健全完善并认真落实党务、政务公开制度。各部门、单位应将领导干部分管工作内容、履行岗位职责和相关工作程序、标准依据等可能发生利益冲突的有效信息，通过正常渠道依法进行公开。

第二十条

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监督机制，鼓励、支持职工监督领导干部违犯防止利益冲突规定的行为，保障职工的知情权、监督权，发挥职工在防止利益冲突中的监督作用。

第二十一条

加强监督检查。领导干部对本规定的执行情况将纳入述职述德述廉内容；建立健全领导干部利益冲突信息库，各部门、单位应对个人信息资料、利益申报、回避、信息披露等情况进行系统管理。

第四章 发生利益冲突的处理和责任追究

第二十二条 领导干部具有本规定第四条表现的，应将接受的礼品登记上交；接受的可能影响个人公正履职的宴请、旅游、健身、娱乐等消费支出，由个人支付相关费用。不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纠正、处理的，参照上级相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三条

领导干部具有第九条表现的，应当停止相关经营活动，辞去相关职务，按规定处理持有的股份（有价证券），并及时将有关情况向集团报告。

第二十四条

领导干部内退期间具有本规定第十条表现的，由部门或单位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参照上级相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五条 领导干部具有本规定所列利益冲突表现的，隐瞒不报或不如实报告的，由部门或单位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参照上级相关规定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六条 对领导干部通过违纪行为而获得的经济利益，应当收缴或责令退赔；获得的其他利益，应依照有关规定予以纠正。

第二十七条

领导干部所在部门或单位，管理监督不到位发生利益冲突问题的，依照上级有关规定，追究部门或单位领导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所称“内幕消息”，是指尚未公开的有关集团经营决策、资本投资经营、集团资源配置、工程项目管理和财务管理等重要工作信息。

第二十九条 本规定所称“近姻亲”，包括配偶的父母、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子女的配偶及子女配偶的父母、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配偶。

第三十条

各部门、单位要结合工作实际，制定防止利益冲突管理办法及配套制度，建立长期有效的监督、落实机制。

科学活动中利益冲突的公开 篇7

无论是有苗头的(perceived)利益冲突还是实际上的(real)利益冲突,由于它们要么潜在地、要么真实地对科学研究过程的客观性和结果的真实性构成威胁,从而对科研诚信和公众对科学的信任产生危害,因而,必须对科学活动中的利益冲突加以有效控制,而公开就是最常用和最先采用的措施。

一 公开什么?

科学活动中利益冲突的公开(disclosure),是指在科学活动——如在基金申请、同行评议、成果发表、演讲报告、决策建议、临床试验等——中,把与自己的职责所代表的主要利益相冲突的次要利益公布于众或公之于世。更具体地讲,科学活动中利益冲突的公开,就是要把那些影响个人(或机构)进行职业判断时“看不见的”、但却暗中起作用的私人(或次要)利益,给揭露出来,让相关的和更多的人们知道此事。

科学活动也是一个决策过程。对科学活动中的利益冲突进行公开,就是要找出那些影响科学家决策的因素。私人或次要利益的存在,就可能会导致偏见和偏向,从而会使决策结果向着有利于或偏向自己的方向发展。因此,从理论上来讲,那些凡是能够引起偏见和偏向的影响因素、凡是影响到科学活动中进行正确职业判断的次要利益都应该公布于众。如果对这些林林总总的因素进行分类,有以下几个标准。

其一,主客观标准。由于科学家是思维着的人,一些主观上、心理上的偏好——如政治立场、情感倾向、道德标准、个人经历、进取心等等——势必会影响到科学家在科学活动中的决策。此外的一些因素,如哪个企业提供了资助?怎样才能获得进一步的资助等问题,则可以归入非主观因素。而这些数不清的“内在于个人信仰之中的”主观因素和心理状态,不仅是“个人难以克服的”,而且也是其他人“难以阻止的”和控制的。[2]

其二,智识标准。科学家在进行课题选择、方法选取、实验设计、结果解释时,必然要受到包括教育背景、范式传统、理论偏好等在内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影响。而这些智识方面的偏见,也是难以克服和控制的。

其三,经济标准。与上面两种分法相联系,非经济因素大约包括主观和智识因素,它是难以克服和控制的。与之相对,经济因素却是那些由于科学家接受企业资助、收受礼金、持有股权、担任职务等问题引起的偏向。与非经济因素相比较而言,经济因素是能够且容易被克服和控制的。

如上所述,对主观因素和智识因素所引起偏见的公开,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不必要的。由这些“内在于科学自身”所引起的偏见,随着科学自身的发展,通过科学制度自身的批判能力,迟早会自我完善的。并且,由于它们是每一位科学家所共有的,因而,也就没有必要进行公开。然而,由经济因素所引起的偏见和偏向,是外在于科学制度自身的,它只会给科学事业带来危害。同时,由经济因素所引起的偏见和偏向,是极其隐蔽的,除非科学家本人将其公开或通过诉讼进行公开之外,人们将永远不会了解科学结果背后的真相。[3]141

与主观因素和智识因素相比较,经济因素也是容易衡量的,这就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这也正是许多期刊和机构要把科学家的“经济利益冲突”进行公开的最主要原因。

二 公开相互冲突的经济利益

科学家和企业之间关系,在一系列旨在刺激技术转移和科学成果转化的科学技术政策出台之后,蓬勃发展起来。科学与社会互动的目的达到了,但同时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却是:科学和社会之间的界限模糊了;科学家和企业家之间的界限模糊了;科学家和企业“纠缠”(entanglement)在了一起。在生物和医药领域,这种状况尤为明显和令人担忧。

正是通过一些有着敏锐嗅觉报纸的努力,才“把公众和和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力吸引到令人震惊的利益冲突案件上来”。[3]9而真正对科学活动中的利益冲突予以重视、并要求将研究者相互冲突的经济利益进行公开的,是学术期刊、科学学会、政府机构和学术机构。

《新英格兰医学期刊》(NEJM)的前主编雷尔曼(A. Relman),曾在1984年发表了一篇名为《处理利益冲突》的评论,要求此后所有提交给NEJM的原创研究论文,“都要公开作者和论文中所讨论产品生产厂家的一切经济关系”。[4]这篇文章,被认为是NEJM要求对利益冲突进行公开的一个声明;该杂志,也因此被认为是主流医学杂志中第一个要求作者对相互冲突的经济利益进行公开的一份杂志,并从此开了学术期刊要求作者对利益冲突进行公开的先河。1985年,国际医学杂志编辑委员会(ICMJE)开始鼓励它旗下的会员杂志,让其作者公开那些“可能会造成利益冲突的经济关系”。[5]到了20世纪90年代,越来越多的医学学术期刊都采纳了这一做法。

一些科学学会也开始采取行动。在1990年,美国医学会(AMA)明确指出,“如果医学共同体想要确保客观性并保持个人和单位的诚信,那么,在临床研究中避免实际的或潜在的利益冲突是绝对必要的。”[3]200是年,美国临床研究联合会(AFCR)也建议所有研究者公开其研究资金的来源,并建议研究者不能持有他正在研究产品的生产公司股票。[3]168其他一些学会、协会,像美国医学院校联合会(AAMC)、美国基因治疗协会(ASGT)和美国大学联盟(AAU)等,慢慢地也都制定了自己的利益冲突公开政策、措施和指导方针。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一些政府机构也开始采取行动。在1995年,美国公共卫生局(PHS)和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分别颁布了利益冲突条例,要求那些接受其拨款的研究者和科研机构报告其经济上的利益冲突。到1997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出台了利益冲突政策,要求其科学家和科学家的直系亲属全面公开其相关的经济利益。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在1998年美国健康及人类服务部(DHHS)则在2001和2003年出台了针对利益冲突的制度性文件草案,建议公开相互冲突的经济利益,并建议接受政府资助的研究机构成立利益冲突委员会(COICs)以处理机构和个人的利益冲突问题。

学术机构也开始行动起来。在政府政策和文件指导下,多数大学和科研机构也都慢慢地成立了各自的机构(伦理)审查委员会(IRB)或利益冲突委员会,并制定了各自的利益冲突公开政策。

然而,科学家是不是公开了他们相互冲突的经济利益呢?

三 对公开状况的调查

克里姆斯基(S.Krimsky)等人对1992年发表在14种顶尖科学和医学杂志上的789篇原创文章的1 105个作者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尽管每3篇文章中就至少有一位作者有经济利益冲突,尽管有15.3%的作者至少有一种经济利益冲突,然而,却根本没有人公开其相互冲突的经济利益。[6]其后,克里姆斯基等人又对235种生物医学期刊进行了后续研究。结果表明,在从1993年7月到1996年12月间,尽管这些杂志中有23%的杂志明确要求公开经济利益冲突,但是,在1 474篇中,只有7篇(0.5%)研究论文公开了作者的个人经济利益。[7]两年之后,克里姆斯基和罗森伯格(S.Rothenberg)又对1997年发表在1396种影响因子较高的科学和医学杂志的61 134篇原创论文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在所有文章中,只有327篇(0.5%)文章的作者正面公开了至少一项个人经济利益。而在1997全年度,在那些有利益冲突公开政策的期刊当中,却有高达65.7%的期刊根本没有做出任何正面公开。[8]

斯特尔弗克斯(H.Stelfox)等人对发表在1995年3月到1996年9月期间关于“钙通道拮抗剂”(Calcium-channel Antagonist)的医学文章作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有63%的作者与生产钙通道拮抗剂类的厂家有某经济上的联系。然而,70篇文章中只有2篇(不足0.3%)公开了作者潜在的利益冲突。[9]

胡赛因(A.Hussain)和史密斯(R.Smith)两人,对1989年、1994年、1996年和1999年四个年份发表在五种一流医学期刊上的3 642篇文章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在四个年份中,公开相互竞争利益的文章数量分别是2篇、8篇、4篇和38篇。尽管公开呈上升趋势,但在总数中也只有52篇(1.4%)文章进行了公开。[10]

一系列关于利益冲突公开状况的研究,相互印证地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在研究成果发表时,科学家极少公开自己相互冲突的经济利益。换句话说,在科研成果发表时,利益冲突的“公开率”极低。因而问题是,是什么原因造成公开率如此之低呢?

四 为什么公开率如此之低?

公开率如此之低的一种解释,很可能是由于科学家们没有相互冲突的经济利益可以公开。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他们公开相互冲突的经济利益,无从谈起。然而诸多研究表明,已经与企业纠缠在一起的科学家,不可能不处于种种利益冲突之中。[1]克里姆斯基等人对“生物技术领域内学院与企业关系的定量分析”表明,在1985年到1988年间,至少有37%的科学家与生物技术企业有某种的关系。坎贝尔(E. Campbell)等人的研究也发现,有60%的医学系主任和67%的医学系与企业有某种经济上的关系。[11]类似的研究不胜枚举,由此可以断言,科学家尤其是一些“思想领袖们”,不是没有相互冲突的经济利益。

公开率如此之低的另一种解释,很可能是由于学术期刊还没有采取利益冲突公开的政策,因而没有要求作者作出公开。如前所述,尽管多数人们认为公开是处理利益冲突最先和最常采用的一条措施,但并不是所有学术期刊和科研机构都要求研究者公开其相互冲突的经济利益。有些期刊——如《自然》等——对利益冲突的公开政策并不认同。在看到克里姆斯基对利益冲突研究的结果之后,《自然》杂志曾在1997年发布了一篇有针对性的社论。这篇社论明确指出,《自然》杂志从没有要求作者公开私人利益,也不打算采取这样的公开政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并不认为有必要把个人经济利益单独选出来加以强调,“因为这篇研究并不能断言未公开的利益会导致任何研究成果的弄虚作假、欺骗和偏向”。而且,“在有任何证据表明有这种不当行为的重大风险之前,《自然》将一如既往地坚信,我们所发表的研究只是研究,而不是买卖”。[12]

也有一些学者和科学家对利益冲的公开政策表示不满。他们要么对公开是否能够增进科学活动的透明度、提升科研诚信和解决利益冲突问题持怀疑态度,要么就根本不同意对利益冲突问题的研究,认为这是大惊小怪和“麦卡锡主义”的翻版。[13]然而,随着科学与社会互动的加剧,随着越来越多的有关利益冲突的诉讼不断地被揭露出来,这部分人们的观念也在慢慢地发生转变。《自然》杂志,在2001年的另一篇社论《公开经济利益》中宣布改变以往的“不要求公开”政策,而是要求投稿人“公开任何相互抵触的经济利益”。[14]就连原先认为公开利益冲突的做法是“麦卡锡主义”的罗斯曼(K.Rothman),其态度也发生了转变,转而开始支持利益冲突的公开了。[15]这样,正如胡赛因等人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期刊纷纷采取了利益冲突的公开政策。但是,既然有利益冲突的公开政策在先,为什么公开率却依然很低呢?这或许有三种解释:一是期刊拒绝发表有利益冲突的文章;一是期刊没有刊登作者的公开声明;一是政策本身存在问题。然而,根据克里姆斯基和罗森伯格的实证分析,大多数期刊的编辑(60.2%)从未因为利益冲突问题而拒绝发表该类文章;大多数的编辑(73.7%)承认他们“常常或几乎总是发表作者公开的利益,而只有极少数的编辑(10.5%)并不这样做”。[8]因此合理的解释是,很可能是利益冲突公开的政策本身存在问题。

公开率如此之低的第三种解释,很可能是由于科学家们没有严格遵守利益冲突的公开政策。换句话说,科学家们不是没有相互冲突的经济利益,学术期刊不是没有相关的利益冲突公开政策,科学家只是没有公开而已。但是,科学家们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五 为什么不公开相互冲突的经济利益?

一方面,利益冲突公开政策本身存在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没有统一的利益冲突公开政策;其二,政策没有作出强硬的公开要求。

如前所述,学术期刊、科学学会、政府机构和科研机构等诸多部门都制定了利益冲突的公开政策。但是,在哪些私人经济利益会导致偏见和偏向、达到多少经济标准需要公开等定性和定量的关键问题上,以及向谁公开这样的实质性问题上,这些机构之间并没有达成一致,这就使得那些需要公开私人利益的科学家们感到无所适从。麦克拉里(S.McCrary)等人在全国范围内对297所医学院和医学研究机构、48种期刊和17个政府机构的利益冲突政策进行了研究。分析结果表明,在那些采取利益冲突政策的机构中,有91%的利益冲突政策遵守了政府制定的公开的最低界限——每年从相关公司获得的经济收入为10 000美元或拥有该公司5%的股份——的政策;有9%的公开界限高于政府的指导标准;只有8%的政策要求向资助机构公开;只有1%的政策要求向机构审查委员会公开。显然,“在这些机构当中,对利益冲突的定义和处理有着显著的不同和实质性的差异。”[16]而这些差异,势必要影响到公开的最终结果。此外,即便是有相关的利益冲突公开的政策和措施,但是,由于这些政策措施多是以“应当(should)公开”而不是以“必须(must)公开”的字眼来表述,多是以“建议式的”而不是以“命令式的”语言来传达,由此可以想见,它对作者的约束力有多大。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所谓的公开,完全是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之上的。而这种情况,势必会影响到公开的最终效果。

另一方面,科学家们之所以在有公开政策、有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却不公开,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没有利益冲突。也就是说,科学家们对自己的利益冲突丝毫没有察觉(unaware)。一系列对利益冲突所进行的社会科学和心理学的研究结果表明,由于人们在社会交往时总是无意识地和不自觉地偏向私利,[17]因此,当人们与所要得出的结论有利害关系时,他们就会以偏爱某种结论的方式权衡论据;当人们与企业有经济上的瓜葛时,他们就会不由自主地偏向和支持该企业的产品;当研究者们接受企业礼品、哪怕是很小的礼品时,也会对他们造成“令人吃惊的影响”。但是,问题严重的是,“人们基本上对这些偏向毫无察觉,因此,他们根本不会去想办法纠正或避免利益冲突了……而且,即使人们的确承认他们有些偏向,他们也倾向于过低估计这种偏向的程度。”[18]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被别人指出存在利益冲突之后,一些科学家会有诸如此类的反应:“我不认为利益冲突政策适用于我(和企业间关系的类型)”;“我得到钱的数量还没有达到值得公开的地步”;“这是对我个人隐私的侵犯”;“你的指控是没有根据的,拿出我是偏向的证据来”。[19]在这样的认识水平和心理状态之下,即使对那些富于理性的科学家来说,不公开经济利益冲突也就自然而然了。

六 尝试性结论

其一,要合理评价利益冲突公开本身的作用。尽管公开是最常用和最先采用的处理利益冲突的措施,但是并不能由此认为,公开就能够解决或能够有效地解决研究者的利益冲突。如前所述,之所以对相互冲突的经济利益进行公开,是因为公开能够增加科学活动中的透明度,从而不会损害公众对科学事业的信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公开并不会减轻冲突,它只是使更多的人知道它”。[20]在相关的和更多的人得知研究者存在偏向的可能性之后,他们就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对研究者的建议和研究成果进行判断和修正,而不只是“蒙在鼓里”。总的来看,公开只是处理利益冲突的第一步,若要有效地解决利益冲突问题,只有把公开与“管理”(management)和“清除”(elimination)两种机制结合起来使用,才会收到良好的效果。

其二,要深刻理解利益冲突公开本身的优缺点。公开利益冲突能够增加透明度,然而,公开自身也有其不可忽视的缺陷。这种缺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公开不仅不会使人们对信息源的可信度打折,反倒会使人们更加信任所接受的信息;二是公开不仅不会使建议者提供客观的信息,反倒会使他们提供更有偏见的信息。[21]因此,人们只有具有足够高的认识能力和判断水平,才能解决这种自相矛盾,才能更充分地利用利益冲突公开政策。

其三,要对科研工作者进行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的教育。通过对科学家和未来的科学家“社会价值的激活”,增强其角色认同感和责任感。通过有针对性的学习,让研究者对自己的利益冲突产生清醒地认识,从而能够对其无意识行为加以理性地控制。

信用评级机构利益冲突的规范监管 篇8

市场不断质疑评级机构信用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在相关产品评级上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

信用评级机构利益冲突凸显

美国国会参议院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标准普尔和穆迪在对基于次级抵押贷款的金融衍生品抵押债务权证（CDO）评级时，受到付费一方投资者的不当影响。欧盟委员会也表示，将对穆迪、标准普尔等国际信用评级机构遵循自愿行为准则的情况进行审议，因为信用评级机构在对次级房贷危机发出预警方面行动过于迟缓。

其实，早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初，信用评级机构利益冲突问题就曾引发广泛争议。市场普遍认为，信用评级机构对金融危机负有部分责任，其对金融衍生品的评级明显高于传统的公司债，在美国次贷危机即将显现之时，也未能及时提醒投资者注意风险。制约信用评级机构评级质量与跟踪评级及时性的因素就在于，信用评级实践中存在证券发行者支付信用评级费用、信用评级机构受大客户影响等利益冲突问题。

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信用评级机构利益冲突问题在中国也同样存在。中国金融市场本身尚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之中，当前的信用评级在短时间内难以充分发挥其专业区分金融产品信用质量差异的功能，导致信用评级机构的公信力不强。部分信用评级机构在信用评级过程中，不能坚持独立、公正、客观、科学的评级原则，没有完全按照市场规律、市场规则开展评级业务，评级过程中牵扯复杂的人为因素、感情因素、利益因素，甚至存在腐败行为，信用评级机构的可信度受到严重削弱。

在国际市场信用评级机构处于信用危机的背景下，通过加强内部与外部监管控制利益冲突所带来的行业风险，不仅是中国信用评级机构提升业务能力的必要路径，而且能够促使信用评级机构增强竞争力，在全球金融市场评级业务中谋求独立的发展空间。

四项措施强化信用评级监管

笔者建议，中国应从以下几方面强化信用评级机构利益冲突的监管力度。

1.完善信用评级机构的服务费激励机制，由当前的证券发行者直接选取评级机构并支付年度服务费，转变区分层次、优化标准的服务费激励机制

信用评级机构利益冲突的主要诱因，在于证券发行者付费的业务模式。信用评级机构的绝大部分收入来自证券发行者支付的评级费用。这势必导致信用评级机构为大型证券发行机构提供更高评级。同时，信用评级机构收取服务费的标准主要基于评级标的证券的数额，而不在于评级质量，这就增加了评级机构独立性严重缺失的风险。

因此，笔者建议采取分层次的评级机构选定标准。对于传统债券等普通金融产品，仍然由证券发行者选定评级机构；对于金融衍生品等高风险证券，由证券监管部门选定评级机构。同时，有必要优化收费标准，改变按照标的证券的金额收取评级费用，而是根据评级是否能够真实反映相关证券的信用风险进行收费，使评级质量与评级费用紧密联系，化解利益冲突。

2.强化信用评级机构评级的透明度管理，同时要求证券发行者向评级机构全面披露相关信息，从源头加强信用评级的市场公开操作

当前的信用评级实践操作中，相关证券产品的评级方法和数据对证券监管部门、市场投资者等均缺乏透明度，导致市场监督和行政监管机制接近失灵。因此，必须保障证券监管部门、机构投资者、普通公众投资者深入了解评级的数据来源和核心的评级方法，强化市场和监管部门对评级机构的约束作用，防止评级机构陷入道德风险。

在强化信用评级业务实体与程序透明度的基础上，有必要进一步要求信用评级机构披露其与评级证券发行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具体操作上，建议监管部门要求信用评级机构，在其网站上备置专栏披露其与评级证券的发行者之间财务上的关系，即证券发行者支付其评级费用占其业务收入的比例。只有通过如此强度的利益冲突信息披露方式，市场上的投资者才能够全面评估利益冲突对评级质量可能产生的影响。

3.提高信用评级机构内控标准，防止评级机构的评级业务受到评级增值服务的利益影响

虽然中国信用评级业务产品仍旧比较单一，评级机构囿于数据库、人员配置等方面的限制，在增值服务上发展速度一般，但不能排除未来评级增值服务的高度发展。但是，评级机构向证券发行者等大客户同时提供咨询、风险管理等增值服务，导致其评级业务可能会受到利益影响。例如，证券发行者在构建相关证券产品的过程中购买评级机构咨询服务，以此寻求获得较高评级的方式。评级机构一方面收取咨询手续费；另一方面又对此类证券产品进行评级，收取评级服务费，显然存在利益冲突，最终容易导致评级独立性、客观性、真实性严重缺失。

有观点认为，有必要全面取消信用评级机构的增值服务，将信用评级咨询等业务独立，成立专门的信用评级咨询机构，防止利益冲突。笔者认为，取消信用评级机构咨询服务，实际上无法彻底消除利益冲突问题，信用评级机构仍然可以通过控股方式控制评级咨询机构。因此，解决利益冲突的关键，在于强化评级机构内控，提高利益冲突道德风险控制标准，严格禁止评级服务与增值服务交叉，切断证券发行者利用评级机构的评级模型调整证券发行的可能性。

4.强化信用评级监管体系建设，培育独立自主的信用评级机构，防止国际信用评级垄断机构通过具有利益倾向的信用评级“话语权”操控金融市场

国际信用评级垄断机构在一系列金融危机中的行为暗藏了明显的利益倾向，其通过信用评级垄断权在危机来临之前，通过维持较高评级制造虚假安全，在危机蔓延之时，通过降低评级推进危机进一步恶化。

由于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所在国监管不利放任利益冲突，容易使全球市场的投资者非理性追捧证券产品或者难以逃脱做空风险。因此，中国监管部门有必要完善信用评级相关法律法规，坚持控制外资评级机构持股中资信用评级机构比例，坚持信用评级市场对等开放原则，维护中国评级机构的市场准入权。同时，中国信用评级机构应当进一步强化行业自律，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对信息进行采集、分析、评价和披露，全面掌握现代化的评级技术和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