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合之众读书随笔（精选12篇）
勒庞（Gustave In Bon，1841－1931），法国社会心里学家，勒庞从1894年开始，写下过一系列社会心理学著作，除了《乌合之众》外，还有《各民族进化的心理学规律》、《社会主义心理学》、《俄国大革命和革命心理学》以及《战争心理学》。惜乎近代以来，国人长期面对内忧外患的时局，总是摆脱不了“保种图存”的国家主义意识，因此最有现实意义的学说，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之类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像《乌合之众》这种反集体主义的著作几乎没有机会进入人们的视野，当然也就不足为怪。以中国近现代的情况为例，中国的近现代史向西方学习、不断打开国门，试图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中华民族这样的群体在国际社会大环境、国际主流文化背景下的社会化过程。这样中国近现代史与西方国家和周边国家的互动、在这些互动促动和自身发展造成的社会变革中的种种状况和表现，以及中国近现代史发展的现状和将来的方向和策略，都可以在这样的一种思维下得到一个与以往的视角不同的角度的思考和研究。
关于勒庞的思想倾向，当年芝加哥大学社会心理学的开山乔治•米德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中评论勒庞的思想时曾说，“勒庞是这样一批法国人中的一员，他对自己民族的文明几乎已经感到绝望，只有盎格鲁一萨克逊民族的个人主义，使他看到了未来社会的唯一希望。”我们从米德这段话可知，勒庞身处思想混乱、歧见纷呈的世纪末，是属于法国思想界中“亲英派”的边缘人物。
勒庞研究的两个起点：（1）首先，他认为有两个互为表里的基本因素，是引发传统社会进入现代转型的主要原因，即传统的宗教、政治及社会信仰的毁灭，和技术发明给工业生产带来的巨变。（2）种族观念。
低劣的群体心态：在他的笔下，这些聚集成群的个人最有意义的变化，就是其中个人的行为方式，会表现得与他们一人独处时有明显的差别。勒庞为证明这些差别所列举的证据，当然尚没有实验心理学的充分支持，但是正如后来在勒庞提供的研究基础上继续从事这项工作的弗洛伊德所言，勒庞过人的“问题意识”，使他的见识即使只从经验层面看，也没有人敢于断然否认其价值。对于群体行为中的那些同个人行为心理学十分不同的特点，勒庞以经常是十分夸张的口吻，为我们描述了一幅十分可怕的景象。按他的评价，进入了群体的个人，在“集体潜意识”机制的作用下，在心理上会产生一种本质性的变化。就像“动物、痴呆、幼儿和原始人”一样，这样的个人会不由自主地失去自我意识，完全变成另一种智力水平十分低下的生物。
个人因为参与到群体中而表现出来的这些特征，概括起来说大体如下：群体中的个人会表现出明显的从众心理，勒庞称之为“群体精神统一性的心理学规律”，这种精神统一性的倾向，造成了一些重要后果，如教条主义、偏执、人多势众不可战胜的感觉，以及责任意识的放弃。
群体的“道德” ：读勒庞的人或许最易于得出一个印象，即他过多地强调了群体的负面形象。但是，“群体心理”给个人行为所造成的结果，并不全然只是我们日常用语中所说的“罪恶”，它所导致的结果要比这复杂得多。用勒庞的话说：“它可以让一个守财奴变得挥霍无度，把怀疑论者改造成信徒，把老实人变成罪犯，把懦夫变成豪杰。”当群体是受某种高远的理念的激励而行动时，它便会表现出极高的“道德”。然而这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道德呢？对此勒庞有个十分重要的区分，他说，如果“道德”一词指的是持久地尊重一定的社会习俗，不断抑制私
心的冲动，那么显然可以说，由于群体太好冲动，太多变，它当然不可能是道德的。相反，如果我们把某些一时表现出来的品质，如舍己为人、自我牺牲、不计名利、献身精神和相对平等的渴望等，也算作“道德”的内容，则群体经常会表现出很高的道德境界。其实从上述勒庞对道德所作的区分中，我们已可隐约感到在判断群体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上往往会陷入困境的原因。无私的奉献当然是一种美德，我们也很难指摘人们为了国家和社会的未来命运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因此这很容易让我们得出“群体为国家和民族而犯罪不是犯罪”这种令人尴尬的结论。
英雄与群众：勒庞的枪口并不是只对着让他感到惊恐的群体的，他非常清楚，缺了英雄的群体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算是一些朝生暮死的“群氓”。当然，能够让群体焕发出改天换地的巨大能量的英雄，绝对不会是那些江湖草寇式的人物。和群众经常表现出极高的道德境界相一致，英雄之成为英雄，也必是因为他具备能够迎合信众的为事业而献身的勇气、不懈的斗志和高尚的利他主义。他为我们概括出领袖煽动信众的三个最为重要的手法。当这些领袖们打算用各种社会学说影响群体的头脑时，他们需要借助“断言法、重复法和传染法”。当然处于群众运动中的人民，可以变成历史的创造者，但是更容易成为创造历史的工具以及历史创造过程中的被牺牲者。
群体的时代与民主：勒庞特别指出了群体感情的易变、爱与恨的游移不定以及它的团结和仇视态度，但是他没有看到群体的矛盾和理想化倾向的心理机制。勒庞“生动描述了”群体缺乏感情约束以及他们“没有中庸与三思而后行的能力”，勒庞看到并强调了群体中的“扯平”趋势，它要求在受压制的平庸水平上的充分平等。但是据弗洛伊德的判断，他没有认识到这仅仅是一个潜在过程的外在的可见后果，在这一过程中，群体成员“通过对同一个目标有着相同的爱戴而互相认同”。
勒庞用自己的语言，生动地说明了作为群体和群体成员标志的“服从的欲望”。
勒庞有先见之明的最后一个例子是，他认识到群体的日益重要性，这是一群缺乏组织的人，他们关注着同样的社会热点，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与同处一地、有组织的群体一样的心理行为。勒庞当然不能预见到广播电视这类影响巨大的新大众媒体，不过他确实注意到了编报纸的人对群众意见的影响，他们先是迎合群众的感情，然后把这些感情引入特定的行为渠道。
勒庞此书的主要功绩所在：它几乎从头到尾表现出一种对重要问题的敏感性。用大法官霍尔姆斯先生的话说，勒庞在这本书中表明，他具有“脊髓中的本能”，只有在极少数思想家中，才能看到这种不断发现有研究价值的问题的本领。对于社会心理学家以及所有思考自己社会的人，勒庞的著作所关注的问题，几乎无一例外地注定会成为十分重要的问题。这本书的标题有着迷惑人的局限性，但是它谈到了许多人们通常并不与“人群”联系在一起的现象。可以说，勒庞在此书的这里或那里，以十分简约甚至时代错置的方式，触及到了一些今天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如社会服从和过度服从、趣味单
一、群众的反叛、大众文化、受别人支配的自我、群众运动、人的自我异化、官僚化过程、逃避自由投向领袖的怀抱，简言之，他考察了一大堆现代人面临的社会问题和观念。正是这本小书所涉及到的问题的多样性，使它有着持久的意义。、在现代社会，尤其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国民的个人意识在逐渐被淡化，一方面是因为国家以及党的政策，从上到下无一不体现着统一性，上行下效，即便是国家制定了利民的相关政策，到了地方也是以形式主义一代而过。第二：现代
社会群众监督机制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无论是电视、报纸、广播，还是一些新兴的媒体，尤其的网络，都为群众上访大开方便之门，可也正是大众媒介以狂轰滥炸式的传播形式，使国民极尽麻木，更何况新闻机构是默认的党的口舌。第三：缺乏坚定的民族信仰，也就是说除了信仰共产党以外没有透彻心扉的精神崇拜。第四：服从心理，国民已经习惯了听从指挥，听从领导。
怀着崇敬的心情，我一口气读完了这薄薄的一本书。全书只有八章，作者带着他独特的思想果实给读者、给年轻的教师们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如何做一名有方向感、有约束感、有上进感、有奋斗感、有专业感、有亲和感、有智慧感的老师。品读着作者的教学理念，聆听着作者的谆谆教诲，回味着作者对当前教师思想教育现实的入木三分的剖析，我对教师——这份我已经从事了十六年的职业有了新的认识。而其中，对第六章《做一名有专业感的教师——教师为什么喊累》感触颇深。
看看我们的周围，教师们几乎都在抱怨教学忙、教学累，学生难管、家长不配合。管建刚老师告诉我们，这种忙这份累并不完全来自于社会对教育的要求越来越高，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源于没有提高自己。“没有提高自己”简单的几个字，却道出了问题的实质。以我自身为例，教学十六年来，所读的教学理论方面的书屈指可数，总是以没时间为借口。尽管在学校的号召下尝试过合作学习、探究学习，也尝试着追求些高效思维对话的课堂教学。可是对于这些理论，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试想一下，随着教育的开放与发展，对教师的要求必然会更多更高。而我们依然在用教了一二十年的教学经验和教学技能来应对当前的教育现实与教育对象，怎能不觉得忙？怎能不觉得累呢？
那么，怎样才能不感觉累呢？管建刚老师告诉我们，要“读点什么”，要“成为有思想的教师”。我认为“读点什么”不仅是读教学参考用书，要读一些文学作品，特别是一些当代的有关儿童、青少年的文学作品。没有思想的教师只能称之为教书匠。教书匠，这个名称，与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有着多大的差距啊。
最后，让我们以苏霍姆林斯的话共勉吧！
“每天不间断地读书，跟书籍结下终生的友谊，潺潺小溪每日不断，注入思想的大河。读书不是为了应付明天的课，而是出自内心的需要和知识的渴求。如果你想有更多空闲时间，不至于把备课变成单调乏味的死抠教科书，那你就要读学术著作，应当在你所教的那门科学领域里，使学校教科书里包含哪点科学基础知识，对你来说只不过是入门的常识。在你的科学知识的大海里，你所教给学生的教科书里那点基础知识，应当只是沧海一粟。”
真理无非就是反复论证直至你相信为止的谬论。
——题记
一
弗洛伊德称勒庞的《乌合之众》是一本当之无愧的名著，他极为精致地描述了集体心态。在今天看来，我觉得这句话毫无意义可言，但《乌合之众》却忽悠了弗洛伊德这样的一位心理学家！它没有学术性论著的羞涩难懂，将群体的特点剖析得淋漓尽致，却有点让人难以苟同，勒庞论证在谈论群体社会的时候让我感觉就像马基雅维利在谈君主论一般。
《乌合之众》通过对群体的分析，从群体的产生，群体的特征、情感与道德观等说明群体是如何智力泯灭地运行着；人们成为群体的一部分后，开始变得自我意识的模糊，自我思考能力下降，判断力与逻辑也在暗示与传染中渐渐一致，连残存的智力品质都吞噬。
在勒庞看来，群体是冲动急躁、狂热易变、容易轻信的动物。他们很容易做出刽子手的举动，同样也很容易慷慨就义，既会随意烧杀抢掠，却也同样表现得极其无私。无异议、情绪化和低智商的举动让我想起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青年为何会变得丧失理性，日本的军国主义让战士们为之狂热，民国时期作为中国人的那份冷漠。但是群体的举动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只有通过这样一次次群体的爆发，才会有进步。
贯穿全书，作者通过法国大革命发生的案例来论述群体的愚蠢与冲动。同样地，映射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青年们仅仅是对毛泽东个人崇拜，导致极右主义；他们渴望强权，只懂得用这样的变革来宣泄群体的情绪，对他们可能改变自身状态的事物怀着根深蒂固无意识的恐惧。
如何让群体接受新观念？将观念简单化与低俗化，并且不停重复，不停论证，自然就可以成为群体中难以动摇的观念。勒庞认为群体是没有推理能力的，因此它也无法表现出任何批判精神，它不能辨别真伪或对任何事物形成正确的判断，更多采取的是想象力。所以只要能够掌握群体想象力的艺术，就能够成为群体的领袖。
我认同书中所提到的集体无意识活动，但这只是正常的心理现象罢了。当很
多人去做一件事的时候并将其扩散，往往在这个过程中就会有人趋之若鹜而成为乌合之众，不得不说《乌合之众》某种程度上也是集体无意识下的产物。当尘封上百年的《乌合之众》位居畅销书排行榜的时候，出版界的跟风浪潮，读者也渐渐丧失其辨别能力，闻风而动。在这个过程中，读者引领潮流，而潮流却又引导着读者，使得读者渐渐地沦为身不由己的乌合之众，于是，个体湮没在群体中。
二
第二卷中勒庞提到群体活动的导火索，无非也是将群体无限扩大，直至足以引起社会矛盾的情况下归纳出来的民族、传统、时间、政治与社会制度以及教育。在对应试教育的阐述中让我不禁怀疑译者对原著翻译的还原度，对当时法国的教育制度它是这么说的：“过多地延长实际的学徒期、培养懒汉的寄宿制度、过多的人为的训练和填鸭式教育、繁重的功课、对今后时代完全没有考虑、对人的职业缺乏安排、对年轻人很快就要投身其中的现实世界装聋作哑、不考虑学生如何适应社会、不考虑人类为保护自己而必须从事的斗争、不教给学生如何保持坚强意志„„”现实的确是这样的，我们接受十六年的教育，在学校这样的象牙塔形成的幻想与美梦，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彻底破灭的那种欺骗感与失落感实在让我们难以承受。
教育应当培养的是学生坚强的意志与独特的个性，而非一件件的复制品。在自我武装的时候也应该有开拓精神与个性。在我看来，教育应当是小众的，大众的教育只能为通识教育，想全面发展人的教育就应该是小众的。
三
本书也用了一定的篇章讲述群体的领袖，一切生物在形成群体时都有服从首领的本能。领袖以自身狂热、坚定而强烈的信仰将群体组织起来。所谓的领袖说服人采取的方式有断言法、重复法与传染法。在这里我对这三种方法的摘录以便下文的论述：
一、断言：不考虑任何理性的推理或是证据的简短断言，最能让某种观念进入群体的大脑。
二、重复：不断地用措辞不变的词语来重复。拿破仑曾说过：“最有效的修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不断地重复。”
三、传染：在一个断言被有效、无争议地重复之后，所谓的流行观点就会形成。与此同时，强大的感染过程就开始了。传染具有极大的威力，完全可以控制一个人接受什么意见，让他产生某种情感表现。
历史的悖谬——勒庞认为被越多人证明的事件，往往错误地最荒谬。群体的证词是如此程度上背叛事实的真相，以至于我们无法再对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做出准确的判断。无论爆发过怎样的历史事件，总会因为群体的以讹传讹而变得众说纷纭。同样的，历史书是那样的不可信赖，即使是这些已被记载在书中的虚假历史，无边而狂妄的群体想象力很难保证它的长久稳定。
四
不得不说，勒庞以其具有催眠性质的暗示感受性来提出并回答每一个问题。以其夸张性的重复论述来说明其道理，而刚好符合书中告诉我们作为领袖（包括精神领袖）对群体的控制方法，对待勒庞的态度，我可以选择的是“yes” or “no”,但是当我采取批判的精神看待本书，不想被作为乌合之众的一员的时候，被其夸张的重复论述多传染，却表示我已经认同书中的观点。
第一、反复论证。拿破仑曾说过：“最有效的修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不断地重复。”通过重复论证，即使是谬论，你也可以将其变成真理！勒庞作为一名心理学家也巧妙使用这样的方法，这每段观点提出都会重申前文的观点，将其作为论述的理由，但这样看来似乎有点不太合理。例如在讲述群体观察能力缺失的时候说到——在上一章中，我们了解到群众思维的特点，即群体是利用形象来进行思维的。事实上，这样的集体观察往往是错误的，原因在于群体观察能力的缺失所致。
在我看来，作者在书中不停地重复他自身论述的内容，以这样的形式强化读者的思维，企图领导读者的精神，而不得不认同，读者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他的观点领袖地位。
第二、言过其实。前文说到勒庞论证在谈论群体社会的时候让我感觉就像马基雅维利在谈君主论一般。勒庞对群体的智力品质的无下限贬低似乎有点哗众取宠的嫌疑，在19世纪的法国，无非代表的是精英主义而隐约取缔民主的作用。正如《论语》义正言辞地谈论着仁义礼智信这些人间大道理，却又无时无刻在为国家中央集权统治与阶级区分贡献着力量。按照勒庞的论述，民主必定是愚蠢的东西，骗人的把戏，民主政治在他看来必定会是暴力政治。
第三、自相矛盾。全文最多引述的为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发生的事，作者通过对法国大革命发生的事进行阐述，作为论据。而文中对历史的态度是这样的——无论爆发过怎样的历史事件，总会因为群体的以讹传讹而变得众说纷纭。同样的，历史书是那样的不可信赖，即使是这些已被记载在书中的虚假历史，无边而狂妄的群体想象力很难保证它的长久稳定。既然事实是这样，那引用历史还有意义吗？作者一方面否定了历史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却引用大量的历史事件来证明他的论点。当我认同由于群体使得我们认知的历史发生了扭曲的时候，却发现作者也用扭曲的历史事实在向我们论证一个个道理。
简介：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是解析群体心理的经典名著，虽然是一部学术性著作，但语言生动流畅，分析鞭辟入里，入木三分。因此，《乌合之众》一经问世，便广受欢迎，已被译成十几种语。《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颠覆了人们通常对群体的认识，将群体的特点剖析得淋漓尽致，让人先是惊异，后是佩服。
作者层层分析，逐步推进，明确指出个人一旦融入群体，他的个性便会被湮没，群体的思想便会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而与此同时，群体的行为也会表现出排斥异议，极端化、情绪化及低智商化等特点。进而对社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乌合之众》是社会心理学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著作，深刻思考群体行为并意欲有所作为的人们都应该读读这本书。
-------------------摘自 百度百科
体会：
群体的感情和道德观。冲动、易变而急躁的性格，易受暗示和轻信的习惯，夸张而单纯的情绪，偏执、专横而保守的态度一同造就了无异议、情绪化和低智商的群体行为。
只受脊椎神经控制的群体缺乏主宰反应行为的能力，刺激因素的多样性致使群体变得朝三暮四，甚至先后屈从于最矛盾的情感并不惜血流成河。思考的离席，及人数赋予的力量感，令群体彻底听命于本能。
除暗示外，一些子虚乌有的神话之所以能在群体中大行其道，不仅因后者极端轻信，也是集体幻觉的结果——群体总把歪曲性的想象力所引发的幻觉同真实事件混为一谈，即便二者的关联微乎其微。“群体的思想感情因接受暗示和相互传染而同一”，某一群体成员对真相的首次歪曲作为传染性暗示过程的起点，其余成员——同为失去观察能力和批判精神的非理性人——接收着相同的歪曲。由是，所谓的集体观察，并不靠谱。
对于各种意见和信念，群体或全盘接受，或一概拒绝。这种绝对化而不容怀疑的态度，在人数赋予的力量感的催化下，促使群体赋予自己的理想和偏执以专横的性质。同时，其极端化的感情也注定它只会被简单、极端的感情打动。诚如“他（凯撒——笔者注）的权杖吸引着他们，他的权力威慑着他们，他的利剑让他们心怀敬畏”所述，群体只对强权卑躬屈膝。此外，群体受无意识因素支配，因此很容易屈从于世俗的等级制，难免十分保守，它对变化和进步怀有本能的敌视。
群体虽然经常放纵自己野蛮和破坏性的低劣本能（如，打砸抢烧），却也不时树立起崇高道德行为的典范（如，“九月惨案”的罪犯把他们从牺牲者身上找到的钱包、钻石放在会议桌上，本来他们是很容易把这些东西据为己有的——可见私利甚少成为群体的强大动力）。虽说后者是群体成员对美德的无意识实践，却也部分体现了群体对个人道德的净化作用。
群体意见的直接因素。随着上述长期性准备工作的延续，直接因素能够成为实际说服群体的资源。换言之，直接因素使观念产生一定结果。
形象、词语和套话。上文提到，“群体只能为形象所动”，而某些词语或套话，正是激活形象的妙方。词语的威力与它所唤醒的、独立于它真实含义的形象有关。有时，最不明确的词语（如，民主、社会主义等），反而影响最大——类似于音乐的空筐结构，为生成于不同潜意识的各种形象提供空间。并且，同一词语激发的形象亦因时代和民族而异。这便引出了替旧事物更名换姓的政治效用。托克维尔曾说：“执政府和帝国的具体工作就是用新的名称把大多数过去的制度重新包装一遍。”换言之，用新名称代替那些会让群众想起不利形象的名称。这着实堪称统治者的艺术。而这门艺术遇到的最大困难之一，就是在同一个社会，同一个词对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往往有不同的含义，表面上看他们用词相同，其实他们说着不同的语言。
幻觉。文明伊始，幻觉便慷慨填补了科学不敢承诺的空白。相比于真理，幻觉（如，宗教幻觉、哲学和社会幻觉等）更合群众口味。如今具朝鲜特色的封建军事“社会主义国家”何以如此强大，原因就在于我们万万岁的启明星大将军是一个非常无视现实，因而敢于向广大朝鲜同胞承诺幸福的人，他所鼓吹的社会主义在信息极端闭塞的群众心里是极具活力的最后幻想。
经验。经验几乎是唯一能够让必要的真理在群众心里生根的手段，并且只有不断重复才能生效。现实中，为说服群众必须付出灾难性的经验代价。比方说，要想让整个法兰西相信庞大的普鲁士军并不像1867年梯也尔先生所说的那样，只是一支无害的国民卫队，就必须来一次让前者损失惨重的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讲，普法战争无疑是一次宏伟的试验。
摘抄：
1.我们以为自己是理性的，我们以为自己的一举一动都是有其道理的。但事实上，我们的绝大多数日常行为，都是一些我们自己根本无法了解的隐蔽动机的结果。
2.人一到群体中，智商就严重降低，为了获得认同，个体愿意抛弃是非，用智商去换取那份让人备感安全的归属感。
3.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孤立的个人，但是从感情及其激发的行动这个角度看，群体可以比个人表现得更好或更差，这全看环境如何。一切取决于群体所接受的暗示具有什么性质。„„群体固然经常是犯罪群体，然而它也常常是英雄主义的群体。正是群体，而不是孤立的个人，会不顾一切地慷慨赴难，为一种教义或观念的凯旋提供了保证;会怀着赢得荣誉的热情赴汤蹈火„„这种英雄主义毫无疑问有着无意识的成分，然而正是这种英雄主义创造了历史。如果人民只会以冷酷无情的方式干大事，世界史上便不会留下他们多少记录了。
其实在读这本书前，我对于马克思关于“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这句话是比较坚信的。也许我这种坚信恰恰是如乌合之众中所说的那种身处于“无知的群众”中的一种无理性的被绑架的坚信。正因从历史的大趋势来讲，社会国家乃至世界确实是在向着有利于人民群众的方向发展，这不正好说明了“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么?
但是事实是我们在历史上几乎看不到人民群众对历史的方向有什么明确的利己性倾向。群体能够在某一个时段将一个有利于自己的政府扶植上台，同时又可能正因一些根本无法确定的.谣言立刻将这个政府踢下台去。而在历史上起着决定性的把握历史方向的关键因素并非群众的意见，而是那些能够引导群众力量的个人或至少一小群持续头脑冷静和清醒的人。
也不必须持续清醒，有的时候这些领导者本身也并不清醒，他们可能耽于自己完美的政治信条或宗教信仰之中。但关键的是，需要这么一个核心似的“英雄”将这一切的信条、理念、信仰化为一种不可量化的“情绪”，才能使之最终被“群体”所理解。
根据庞勒的理论，在讨论各种因素对群体的影响的时候，理性是放在最后一位的。几乎没有人能够在一个群体中以个人智慧为整个群体智慧添光增彩。群体智商必须且永远是低于组成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人的智商的，且这种差距随着组成群体的每一个个体的智商的增高会越拉越大。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品牌：湛庐文化
在《完美的群体》一书中，兰·费雪揭开了人类复杂群体行为背后隐藏的简单秩序，将掌握群体智慧力量的方法分享给大家。他让我们相信：
只要掌握群体智慧，我们就能够从复杂性泥潭中挣脱出来，发现复杂中的简单之美。
只要掌握群体智慧，“乌合之众”就可以变成“完美的群体，人类就一定能够预测和避免各种形式的完美风暴，掌控自己的未来。”
2010年左右，香港城市大学的祝建华教授来上海作了一场复杂网络研究前沿的相关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到一群复杂网络的科学家们通过一系列的计算甚至找出了从巴洛克时期以来音乐家作曲的风格规律，呈现一种线性关系——当时对这个领域还懵懵懂懂的笔者立马就发出评论：这条线就指向上帝。
最近湛庐文化出的基于大数据时代背景、社会复杂网络研究框架的一系列丛书重新唤醒了我对这一领域的热情。其中兰·费雪的《完美的群体——如何掌控群体智慧的力量》便是最新的一本。
其实，这本书的副标题更能反映其实质——如何掌控群体智慧的力量。本书最精彩或者说最为核心的部分并非如书名所述那样对完美的群体进行歌功颂德，也没有忽视“乌合之众”的存在，而是从第5章到第9章用了近半本书的篇幅介绍如何掌控群体智慧的力量，来完善群体中可能存在的漏洞，实现完美的群体智能，构建完美群体，从而拒绝乌合之众的出现。兰·费雪作为一名杰出的物理学家，把关注的视线投射到社会网络复杂行为的规律研究中来，通过对前人以及自己就生物族群等细节的观察，在此基础上提出复杂性科学的10大要点；社会和行为研究中的10大规则；自然中的规则；商业中的3大规则；计算机模拟中的4大规则和数学中的规则，共计35条。
传播学很重要一部分的历史便是生物学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延伸。这种印象来自于我甫入传播学大门时接触到拉斯韦尔的《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相对于复杂的人类群体，生物群体更容易被人们观察与研究，从而延伸类比到人类的群体中。而到了经由麦克卢汉、波兹曼等人所设立的“第三学派”媒介环境学的时代，生态学的理念被引入了传播学研究的范畴中来。数字技术使得原有的数据数字化，互联网的崛起与成型重新建构社会关系，使得原有无形的网络有形化，使得数据化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我们的各种行为数据被各种终端设备记录下来，形成大数据库，这些数据通过复杂社会网络的运算，从而能够进一步研究我们熟悉却又同时越来越陌生的人类群体。
兰·费雪则在这种趋势的背景下，再次回溯到生物学最初的本源中去，蝗虫、蜂群、蚁群……笔者小时候，我非常热衷蹲在路边看着蚂蚁们搬着食物走来走去，然后恶作剧般地阻拦它们前进的道路，很快，它们又重新确定了前行的方向——笔者的观察没有像费雪那样成为一本书，但是书中的这些描述却又唤起了笔者心底的共鸣。蝗虫群、蜂群和蚁群分别概述了人类中可能存在的各种群体样式和这些群体存在背后所蕴藏的智能。我们是高等动物，每一个个体都有着极高的智能，但是以群体存在之时又和低等动物的智能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是勒庞的“乌合之众”降低了我们作为个体的智能，让我们的群体变成和“低级进化形态的生命”中相同的特点与表现（勒庞，2010），抑或是造物主在创造世间万物的时候就给成为群体的各个物种预设下特定的规律，使得站在最高层的人类一朝一日能够发现神的存在？
群体智能的存在从动物身上被推广到了人群中：第一，在人群里走动的时候，最好随着人流按照人流的节奏前进，是最省时省力的方法，如果试图推挤人群加快速度，只会欲速而不达；第二，在一堆漫无目的的人群中，如果有几个人知道要去的目标，但是不声张，最终整个人群都会被带到那个目的地等等。
费雪在用4章笔墨分析介绍了“发现群体智慧的力量”后转向了本书最有价值的部分，也即是本文副标题所关注的核心要点，掌控群体智慧的力量。在这里，作者试图通过物理学家的观察与研究来使得乌合之众变得尽可能的完美：其实全书费雪并没有完全颠覆勒庞的乌合之众，而是给出解决方案。群体中的个体依然存在冲动、易变、急躁的特点，可能也与理性或智慧无关，在使用非科学的方法时依然可能存在勒庞口中所述的情况，但是通过多年来社会网络复杂行为的研究之后，兰·费雪为我们找到了规避这些可能问题的方法。虽然这些方法可能是错误的推导，却最终可能得出正确的答案。而日益崛起的网络和大数据则进一步为我们在群体决策过程中减少犯错的可能。科学存在的目的即是减少犯错的可能，而复杂社会网络领域的研究就是通过大数据的方法分析群体中可能产生的各种情况进行预判，从而产生相应智能以完善决策。
人类的社会历经千百年演变至今，虽然经历多次跌宕起伏，大趋势却始终积极向前。如果将人类作为一个大群体，那么这个群体的智能并没有如同乌合之众所述的那么不堪。就像笔者同样对波兹曼的《娱乐至死》观点：电视娱乐不会毁灭人类一样，人类社会借助造物主所赋予的群体能力战胜个体的弊端，从而使得作为个体的人在具有能力差异的同时保证作为群体的人类发展前行的能力。
《创新者的思考：发现创业与创意的源头》什么是创新？什么是经营？做生意该学什么？思考障碍如何破除？大前研一已经用本书中的方法培养出600位成功的老板。在9年积累之后，大前研一为每一位想在事业上有所创新突破的读者，首度公开创业讲义。一般创业的著作比较偏重创业过程及创业后的管理，大前研一得重点则着重在创意的思考。
《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
2010年春，哈佛大学邀请克里斯坦森为毕业班的学生做演讲，请他向全体学生阐述如何把他的管理学创见运用于生活中。当时，他已被诊断出患有癌症，因此，在演讲中，他的很多观点都来自面对死亡时对“生命的价值”的感悟。他的演讲取得可极大的成功，不仅深深感动了现场的学生，也在新闻媒体和出版商中引起广泛讨论。由此，这本脱胎于哈佛演讲的书诞生了。
《谁是谷歌想要的人才？破解世界最顶尖公司的面试密码》
这本书是超级畅销书作者威廉·庞德斯通的最新力作，破解了谷歌、微软、苹果、摩根士丹利、通用汽车、沃尔玛、强生……等世界500强公司的82道棘手的面试题，深入剖析了面试难题的8大类型，揭秘了世界顶级公司挑剔、冗长的招聘机制。作者在书中告诉我们，面对激烈的人才市场竞争，“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谁拥有了创意思维，谁才能脱颖而出。
一旦把一本书定义为生涩难懂，读起来的效果，心情那是可想而知的。但好在自己最近用kindle读书的最大好处便是，读的速度很快，难懂的，晦涩的一概而略。哈哈，这不得不说，这是我阅读上的一大进步。
不得不说，电子书和纸质书是有绝对差别的，电子书给了我们更快的阅读速度，然而，更多的时候更像浑沦吞枣，时而不知味，更多的只是增加了自己对一本书浅入的了解和增加自己谈资。但我不后悔自己花了接近一千大洋买下了kindle，不得不说，自从买了kindle，更爱看书了，尤其是火车上，等车的时候，比一遍遍无聊的刷手机要好上上千倍。
乌合之众，本书的中心思想，没有比这个词更适合了。一群人凑在一起，拉低了整体智商，犹如一群乌合之众。虽然我对书中的某些观点持保留态度。但书中过激的言辞还是有点道理的。尤其是讲到信仰那里，一个人的信仰，一群人的信仰，一个领导如何能够领导一群人，和信仰是绝对密不可分的。群体，可以让个人意识淡化，作出忘我（更高大，或更卑鄙）的事。思想是个很可怕的东西，它可以超脱一切而存在。在群体中的大多数人是没有思想的，或者说，少数人的思想就可以控制大多数人的思想。不同思想的人做出不同的事情。任何一件在我们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在当事人那里都可以找到思想的源头。做与不做，如何做，是完全由思想决定的。领导，之所以能成为领导想必必有过人之处。偏执，坚持，忘我，让他们成为领导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一群乌合之众也的确需要一个领导。
“多数人永远正确”，这是我们经常会产生的误解，因为面对众意，我们会不自觉地怀疑自己，我们确实能感到，在集体的光环下，人性确实得到了提升，法国大革命时，乞丐们出入皇宫，居然没拿走任何东西，甚至连刽子手们都自觉地加班加点，不辞辛劳，因为劳累过度，甚至还有人向当局申请勋章。
当个体融入整体，我们确实会变得更无私，更有牺牲精神，但代价是理性的消退与责任感的丧失。因为判断是大家共同做出的，个人不用承担结果，于是，群体更容易采取极端的解决方案，更自恋，也更暴力，并因此而引发危机。就像纳粹刚上台时的德国，昨天还是一个理性民族，人人谦和而深邃，可一夜之间，他们却突然成了狂热的分子，愿意为有计划地消灭另一个民族而奋斗。
那年夏天，
整个世界遗忘了卢旺达
1994年4月6日，卢旺达总统和布隆迪总统所搭载的飞机在卢旺达首都附近被击落，两人同时遇难。本来就深埋在一个民族国家内部的炸药，因为群龙无首下政治秩序彻底失守，导线被引燃，直至轰然爆炸，卢旺达大屠杀开始了。
卢旺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为法国殖民地，战后转为比利时殖民地。在一个外来强加的殖民政权下，占人口少数的图西族成为政府代理人，生活在社会中上层；而占人口多数的胡图族人，则沦落在社会底层。社会地位的失衡酝酿出了种族歧视，继而直接催生了种族仇恨。
卢旺达在1962年7月1日宣布独立。早在1959年，胡图族便推翻了图西族国王的政权，独立日收到的礼物，是随后持续不断的动荡和仇杀，零零散散，直到1962年轰轰烈烈达到高潮。在这些动乱年月里，陆续有将近15万图西族人流亡到周边国家，他们成立了“卢旺达爱国阵线”。
心高气傲的美国大兵们，一年前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街头遇到了挫折，黑鹰坠落，民怨上升，于是面对卢旺达的混乱投鼠忌器，干脆按兵不动。比利时撤军，联合国维和力量成为一个空架子，眼睁睁看着每日屠杀的上演。
那年夏天，整个世界遗忘了卢旺达。这是一块无主之地，这是一个绝望的年代，空气中遍布血腥味。大屠杀从4月6日持续到同年7月17日，造成近百万人死亡。
世人在日后回头关注这段历史，也许更多源于《卢旺达饭店》这部电影，饭店老板保罗在劫难当头拯救了1268人，他将他们藏在饭店内。他是非洲的辛德勒，让血泊中的卢旺达免于“连一个义人都没有”的没顶耻辱，人性的光辉在浓密的苦难中隐隐闪烁。
屠杀后的和解
法国记者让·哈兹菲尔德，以采访实录的形式，写下此书。他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社会面貌，灾难过后，凶手和受害者们将如何比邻而居，化干戈为玉帛，认识你的罪愆，消解你的仇恨。也就是说，这是一部关于屠杀后和解的采访记录。
图图大主教面对南非在种族隔离时期犯下的罪恶，提出了口号“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图图说，这是一个受害者的国度，但同时是一个幸存者的国度。他的理念倡导的是有别于纽伦堡审判和大赦天下之外的第三条道路，即赦免具体个人的罪责以换取与赦免相联系的罪行的完全披露。这是一条达成社会和解的全新道路。
鲜血未干的卢旺达，已经重归宁静的生活。有人说“胡图族学会了放下恶，图西族学会了放下怨恨”。大屠杀的组织者和为首者，在战后受到了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审判。底层的暴民们，罪证确凿者，许多人被关入监狱，在经过教育后返回家乡，继续过着宁静、低调的生活。他们的邻居，也许就是昔日那些失去亲人、被追杀的胡图族人。现在，彼此又相安无事了，至少表面上看上去如此，相逢一笑泯恩仇。烈日曝晒下的村庄和小镇，炎热干燥，人们井井有条忙碌各自的生活，仿佛灾难从来没有在此发生过，无论是施虐者还是受虐者，彼此都愿意保持沉默，将不堪回首的往事尘封在记忆深处。
蝼蚁般的暴民们
克洛蒂娜害怕遇到杀害她姐姐的凶手，凶手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本地农民，于是她把家迁徙了，她说，过去的经历已经把未来吞噬。而那些被斩首的人们，时时在折磨着她的记忆，如附骨之蛆。被释放回来的罪犯们，在监狱里受到的培训之一便是如何面对遇难者的家属，还有出轨的妻子。人们谈及了出逃时的惊慌失措、丢魂落魄，在逃亡路上见到的死尸堆积，人们也回忆了战乱结束，重归故乡时见到的破落景象。
发生在卢旺达的大屠杀，与南京大屠杀、纳粹集中营完全不一样。没有铁丝网环绕的集中营，没有一列列开往奥斯维辛的闷罐车，没有毒气室的滚滚烟尘，没有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士兵。这里，是一群杀得眼睛通红的乌合之众，他们手执砍刀和AK-47，不约而同走出家门，聚集在大街小巷和田野阡陌上，衣服凌乱花绿，似一群寻衅闹事的地痞流氓，杀向年长日久居住在一起的邻居和朋友。转眼间，亲人相杀，朋友相杀，同事相杀……
但是事实是我们在历史上几乎看不到人民群众对历史的方向有什么明确的利己性倾向。群体可以在某一个时段将一个有利于自己的政府扶植上台，同时又可能因为一些根本无法确定的谣言立刻将这个政府踢下台去。而在历史上起着决定性的把握历史方向的关键因素并非群众的意见，而是那些能够引导群众力量的个人或至少一小群保持头脑冷静和清醒的人。
也不一定保持清醒，有的时候这些领导者本身也并不清醒，他们可能耽于自己美好的政治信条或宗教信仰之中。但关键的是，需要这么一个核心似的“英雄”将这一切的信条、理念、信仰化为一种不可量化的“情绪”，才能使之最终被“群体”所接受。
群体中的个人会表现出明显的从众心理，勒庞称之为群体精神统一性的心理学规律，这种精神统一性的倾向，造成了一些重要后果，如教条主义、偏执、人多势众不可战胜的感觉，以及责任意识的放弃。用他的话说: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论。
由于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群体并不认为真理，尤其是社会真理，是只能在讨论中成长的，它总是倾向于把十分复杂的问题转化为口号式的简单观念。在群情激奋的气氛中的个人，又会清楚地感到自己人多势众，因此，他们总是倾向于给自己的理想和偏执赋予十分专横的性质。个人可以接受矛盾，进行讨论，群体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在公众集会上，演说者哪怕做出最轻微的反驳，立刻就会招来怒吼和粗野的叫骂。
社会中大多数处于中下层地位的群众，大多地位卑微，心理狭窄脆弱，对超出自身生活经验的一般问题不甚了解，不辨真伪，希望听从权威的意见，“在群体的灵魂中占上风的，并不是对自由的要求，而是当奴才的欲望”，因此群体易受暗示和轻信，他们崇尚威势，迷信权威人物，这也给领袖以利用的机会。书中勒庞解释说领袖更有可能是个实干家而非思想家，他们并没有头脑敏锐深谋远虑的天赋，他们也不可能如此，因为这种品质会让人犹疑不决(这点我没看懂?)(“每个时代的群体杰出领袖，尤其是革命时期的领袖，大多才疏学浅，他们往往勇气超过才智。才智过多甚至会给领袖带来障碍，但正是这些才智有限的人给世界带来最大影响。”)。但领袖们会借助断言法、重复法和传染法的手段，用观念和信念来影响群体的头脑，这些作用有些是缓慢的，然而一旦生效，却有持久的效果，由此得到民众接受的每一种观念，最终总会以其强大的力量在社会的最上层扎根，不管获胜意见的荒谬性是多么显而易见。
正如本书中的导言部分所言，在目前的过渡时代（作者所处为法国大革命时代），群体的力量已越来越不容忽视，群体的时代已经来临。虽然作者所处时代去今已一百多年，但是作者所分析的人类思想转型的两个基础：其一是宗教、政治和社会信仰的毁灭；其二是现代科学和工业的各种发现，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生存和思想条件，这样的分析对于目前的中国，仍极具借鉴意义。在一个相信甚至迷信集体的力量的国家，勒庞对于群体心理和行为的分析，显得有些不入流，但是任何一个经过独立思考的人，不可能会对勒庞的观点无动于衷。虽然在他的书中有一些观点是受了特定群体的影响，并不具有普遍的代表意义，但是他犀利的目光所揭示的群体心理，虽然过了一百多年，仍然直刺集体心理机制的要害。
我们可以发现，中国这些年网络上所出现的许多群体性事件，都可在勒庞的观点中找到惊人的同性处，尤其在现如今网络的大量普及与广大的网民群体自身文化、道德素质的普遍低下之间的矛盾，无时无刻不在凸显着网民这个新兴的典型群体所体现出的各种群体机制的效应。2008年哈尔滨警察打死大学生一例提供了一个研究群体心里的极佳样本，他向我们揭示了群体心理在少数人的操纵下的摇摆不定，群体完全丧失了个体人格，沦为少数操纵舆论者攻击对方的工具。而被誉为网络第一事件周老虎事件，打虎派与挺虎派在互相谩骂而胜负难分时居然各以人头担保所言非虚，可想而知，真相只会有一个，如此可以看出群体人格的低劣到了何种程度。还有中国网民时常动用的人肉搜索，这些无不体现出一个在缺乏现实督管下的群体其感情的易变、冲动与暴躁，以及他们的毫无责任意识与理性头脑。其实往近处说，新中国自成立以来，每一次整个民族的或者部分群体的巨大灾难无不是群体的力量在被调动后又逐渐失去控制后所造成的。可是，我们同时又会在网民这一群体中发现与上述截然不同的情况，正如勒庞在书中所提到的，群体有时也可能表现出极崇高的献身精神与不计名利的举动。在影响比较大的网络事件如“躲猫猫”、“钓鱼执法”、“ 欺实马”等中，网民表现出正义无私、同情弱者的一面，他们仿佛又成了正义的化身。其实，这种矛盾的情况正深刻的揭示了群体心理的复杂性，群体其实是一股高度不确定的能量，其行为的后果完全取决于外界刺激的因素，而这恰恰说明了群体的无意识。而如何引导和控制群体的力量便成为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
研究群体的心理特征，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如何更好的治理社会这一群体的集合。人是社会性的,外界的刺激随时会导致一个心理群体的诞生,而人一旦形成群体,便会很容易受群体机制的影响做出许多非理性的事。如果按照勒庞的观点，群体中个体所展现的残酷与暴虐是他们在平时由于许多约束而没有外露的阴暗一面，而人作为一种神性与兽性结合的动物，都会有正常情况下被压制的阴暗的一面，所以集体的人格只是个体的人格在某种机制下的放大而已。如最重要的一条，人数上的优势给他们信心与胆量。而这一切的关键便只在于通过何种机制来封印人性的恶，或者说使其危害降至最低，对于一个国家
来说，这种机制就是社会管理的制度。中国古代的传统是德治，然而到了近代，在中国经历了对传统道德的两次大的冲击后，选择了法治的道路。
我们已经认识到，德治必然没有法治更加可靠，这就像是依靠开明专制还是民主制一样。在中国德治虽然正在努力向法治过渡,但是深入分析便会发现,中国人的语境永远离不开道德上的审判。我们经常可以听见一些以道德上的优越感自居而对他人的生活指手画脚的人，或者以道德的占领者对社会横加指责，并且这样的人往往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他们以道德的名义来说教，深信自己是绝对的真理。我认为法制的基本思路应该是规定一个人能做什么与不能做什么，而以道德的名义确是在要求别人该怎么做和不该怎么做，这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我们想要法制就必须先尊重法制的基本精神。我们很少尊重过法律，而一切以道德的名义，所以中国的法治之路才会举步维艰，虽然这其中也有执法和立法的问题。以道德督促法律远不如以法律敦促法律，而若以道德干预法律则是完全的走错了方向。
有时候，人性中趋利避害，欺弱怕强，自私利己的一面竟会如此鲜明，难怪会有那么多人为中国普遍的奴性而痛心疾首，鲁迅先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慨相信道出了许多知识分子内心的挣扎。
我们常说国民素质，这涉及的是一个国家整体的形象，为什么我们经常听到对这些问题道德上的口诛笔伐却依然不见效呢？难道外国人真的天生素质高吗？不见得，这还是法制不成熟的原因。新加坡
应该是亚洲治安最好的国家之一，靠的便是繁细的法律和严格的执行。正如勒庞所说，群体总是向权威臣服，他们不会听信合理的推断，只会向强者屈服，而这个强者，当是公正而完善的法律体系以及不折不扣执行它的机构。
总结：
当天，新华社关于国务院常务会议的通稿中出现了“整合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职责”的字样。
此前8天，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马凯（现任国务院副总理）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了名为《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的说明》（以下简称《说明》）的报告，其中跟医保统一管理相关的内容只有短短一句：整合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城镇居民医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下新农合）的职责，由一个部门负责。
只言“整合”，未提及具体由哪一部门负责，已清楚无误地表明，究竟是卫生部门还是人保部门统管医疗保险，仍无定论。
1998年成立的城镇职工医保、2007年成立的城镇居民医保，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管；2003年启动的新农合，则由卫生部（现为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统管。同为医疗保险，却分而治之，不仅与公民基本权利平等、公共服务均等化原则相悖，也让医疗保险在现实运营中，出现了城镇居民医保与新农合“抢食”的怪像。在城镇化大潮来袭、城乡统筹已难阻挡的今日，“隔江而治”已难持续。
问题是，三大医疗保险在短短十数年内从无到有，在扩充为全民医保的同时，也滋生了庞大的部门利益，任何一方，均不情愿放弃“唐僧肉”。在多个因素推动下，新农合收归人保系统呼声日渐高涨，人保部开足马力，提前预热接收工作；而卫生系统则展开自救，以期在“三定”方案（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出炉之前，扭转不利局面。
按照惯例，历次机构改革的“三定”方案最迟于6月尘埃落定，这同时是数万新农合从业人员命运的决定时刻。
最后的博弈
同样是3月18日，人保部下属的中国医疗保险学会低调召开了一次研讨会，与会人士包括人保部智囊团成员，以及地方人保系统工作人员，在这次研讨会上，如何承接新农合成为了议题之一。比如针对2012年新农合当年基金使用率为105%、 首次超支的问题（但是累计结余25%左右，整体上而言基金结余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与会者讨论了控费的路径和方法，显然，他们已经在着手承接新农合。
中国医保学会秘书长熊先军表示，实现城乡居民医保的整合打通是大势所趋。
人保部一位人士态度肯定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接收新农合的可能性为90%。”
事实上，尽管在中央层面，新农合的主管部委是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但是在地方层面，除了江苏常熟新农合“吞并”了城镇居民医保，最近几年，新农合移交到卫生系统、城镇居民和新农合的逐步统一管理已经渐成气候。
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统计，目前已经有6大省级地区 （天津、广东、重庆、青海、宁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8个地级市和79个县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已经逐步整合到人社部门管理。
其并轨路径之一就是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起草过新农合创始文件的一位人士表示，城镇职工医保是根据就业原则，直接从工资中扣除保费，属于强制缴纳，筹资水平比较高。而城镇居民和新农合都是自愿参加，个人缴纳比例较低，财政补贴较多，整体筹资水平和报销待遇更为接近，所以在三网“融合”方面，目前可行的就是城乡居民医保先行整合。
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目前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的财政补贴标准已经统一，均为240元/人/年。
相形之下，卫生系统没有人保系统底气足，但并不服气，并几度扬言：谁管得好，就交给谁管！
此言非虚。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提供给本刊的资料显示，2010年，新农合基金结余率为9.21%，累计基金结余率为30.52%；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当年基金结余率分别为17.27%、24.58%；累计基金结余率为119.87%、86.44%。
结余率与报销率此消彼长。结余率低，意味着民众福利增加、基金管理方水准更高。
另外一个让新农合一位不肯具名的负责人颇为自豪的数据则是，截至2010年底，全国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共有工作人员150376人，人均管理2877名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全国新农合经办机构共有工作人员52294人，人均管理15987名参合人员。“我们这么少的人还管这么好！”
有鉴于此，卫生与计生委提供给本刊的数据显示，超过七成的发达国家，医保管理权归属卫生系统。卫生系统的天然技术优势，足以消弭医生带来的信息不对称难题。
然而，这一国际通行规则在中国大陆却行不通。熊先军指出，由于目前公立医疗机构仍然附属于卫生部门，政事和管办没有彻底分开。把医疗保险基金放在这个体制下管理，实际上形成卫生部门一手“托两家”的局面。只有医疗保险基金的管理从这个体制里抽离出来，才能建立对医疗服务激励和制约相结合的机制（即买方与卖方博弈的市场机制），彻底改革现有的计划经济的医疗卫生体制和制度，否则医疗卫生体系会缺乏改革动力，“如果买方和卖方的经办权都收归卫生系统，岂非左右互搏”？
集合两家部委的相关人士的观点，城镇化、城乡统筹的大局和卫生系统一手“托两家”的短板，是决策层倾向于将新农合划归人保系统统管的原因。卫生系统一度提出，不要求统管医保，只要求保留新农合，但伴随着机构改革方案的出台，这一设想已被否定。
2月28日，中共十八届二中全会闭幕，医保整合到一个部门成为定局。卫生系统迅速转向，抛出了两个方案供决策层选择：其一，放弃公立医院经办权，只管医保；其二，收回医保政策制定权，经办权归属人保部。
然而，距离“三定”大限已近，卫生系统的两个自救方案均难以在短期内补上短板。首先，公立医院政事分开、管办分开改革一直推行不力，是新医改实施4年以来，5项配套改革中进展最为缓慢的一项；其次，医保固然也需管办分离，但其要义在于政策监管方与商业机构（包括非营利机构）相辅相成，而非两个政府部门“一上一下”。
如此一来，新农合继续留在卫生系统的可能性已越来越小。
委屈“唐僧肉”
3月18日，前述新农合负责人颇为伤感地表示，如果新农合最终归属人保部，她也“不会过去”，而是选择退休，“辛苦做了10年，我很难接受就这么交给人保部门。”
一位出身于人保系统、一度担任国家医改系统要职的高官私下里颇为同情新农合。这位高官回忆，2002年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国务院研究启动新农合试点。作为社会保险的大管家，当时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即人保部前身）不肯接手新农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管卫生和医保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当场说道：“文革”前后，毛泽东主席批评卫生部，说这是“城市老爷卫生部”，现在则是“城市老爷劳保部”。
劳保部“暂时放弃”新农合的举措，亦属不得已，“我们没有腿”，一位人保部人士坦承。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卫生系统，由于村卫生室、村医的存在，卫生系统的触角直抵乡村。
从2003年开始成为卫生部新农合专家组成员的蒋中一，倒很理解劳保部的“推诿”，他在3月18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参与的官员普遍觉得难度非常之大：“由于基层政府乱收费等，农民对政府信任度不高，他们担心交了钱受不了益。而且农民本来收入就低，说服他们愿意参与新农合很难。”
当时的卫生部最终咬牙接下了新农合，医保分江而治的格局就此确定。
卫生部“咬牙”的原因在于，新农合启动之初，财政部扶持的资金，仅有区区两亿。而彼时中国农民总数，不少于9亿人。
为了说服农民积极参与新农合，财政部门给首批参与新农合试点的每个参保农民补助10元钱，此外农民自己拿10元，省、市、县三级财政再共同拿10元；同时扩大合作医疗统筹层次，由过去的村、乡镇提升到县级，农民以“家庭”为单位自愿参保。
卫生系统的知情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由于难度太大，2004年，中央曾经要求新农合试点工作暂不扩大，谨慎推进。
谨慎的原因第一是筹资成本太高。据《财经》杂志报道，河北某试点县的筹资成本大约要占到合作医疗基金的30%以上，如此之高的筹资成本，将导致新农合无法持续。另外一方面，由于当时关于新农合的报销细则尚未落定，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农民所能得到的好处大打折扣。“其中一些县市，当时新农合基金仅仅给农民支付20%，80%都沉淀下来了。”知情人士回忆说。
历经4年试点，在解决了诸多难题之后， 新农合制度的框架和运行机制基本形成。2006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会议提出新农合推进要全面提速，2007年实现覆盖全国80%以上县（市、区）的目标。
从2004～2012年，全国新农合参合人数由0.80亿人增加到8.05亿人，实现了医改要求的90%的目标。
而新农合筹资总额则与报销水平成正比。新农合当年筹资总额，从 2004年的37.24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2047.57亿元，增长近55倍。
具体到人均实际筹资水平，则从2004年的46元增加到2012年的300元。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几年间，尽管新农合年筹资总额增长了55倍，但是农民个人缴费比重自2004年以来总体呈现下降趋势，2004年为33.14%，2011年降至14.73%。
根据卫生部前部长陈竺在2013年全国基层卫生与新农合工作会议的讲话，2012年，新农合实际报销比例达到了55%左右；2013年，这一比例则有望提高5个百分点，平均达到60%左右。
“实事求是地讲，卫生系统在新农合上立了头功”，前述国家医改系统高官表示，“两个亿的时候你不要，现在超过千亿规模了又想拿走，这对卫生系统确实不公平”。
考验如影随形
在人保部“一统医保天下”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医保整合后的考验亦会随之而来。
首先，全国数万名新农合经办人员的去留，必将成为新监管部门的新挑战。
其次，政策制定权和经办权集于一身，令人保部权力膨胀，医保管办分离改革或将更难推进。接近人保部的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地方已经试水的城镇职工医保经办商业化改革（河南新乡、洛阳、广东湛江、江苏江阴等），在人保部层面均未获肯定。而始自去年夏天的大病医保经办商业化原则，虽经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组长李克强亲自确定，但大半年过去，却已遭遇执行难题。
城镇化大幕开启之际，降低农民工市民化门槛，正是改革最为迫切之处。而农民工社会保障覆盖面的不足，恰恰抬高了农民工市民化的门槛。发生在深圳等地的医保转移接续风波，令医保管理条块分割、各省各自为战的碎片化格局显露无疑。
“农民工流动性大，如果不能解决医保异地报销，农民工市民化就无从谈起”。国家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研究中心主任李铁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