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人到法人精神损害赔偿

从法人到法人精神损害赔偿（精选3篇）

从法人到法人精神损害赔偿 篇1

精神损害赔偿一直是近年来侵权行为法中的热点问题。但主要是探讨自然人精神损害赔偿，而对法人精神损害赔偿论及较少，甚至有学者还从不同方面来论证法人并没有精神损害赔偿。笔者认为，此说法有待商榷，如果我们从法人的定义、法人制度的形成以及法人的本质和精神损害赔偿的基本问题入手，我们就会发现法人不仅有物质财产的损害，还有精神损害的赔偿。

一、法人和法人制度

法人并不是自然出现的产物，它是社会发展到某一特定阶段，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这种产生在最初是自发的。后来，政府或国家为了规范社会有序运行，便采用了文明的方式—―法律，来约束和规范法人。

原始社会生产力比较低下，缺少法人产生的物质基础。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有了飞速发展，但由于阶级特权的存在使得法人的出现缺少阶级基础。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生产的扩大化使得个人之间必须联合，这样可以减少风险，增强投资与交易的信心，而这种联合的方式便是法人。因此，法人制度的确立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分不开的。

法人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法人概念的出现。法人的雏形是非法人性质的团体，如古罗马出现了一些商业性团体和慈善性团体和中国古代的多人合作的“钱庄”、“商号”、“当铺”等团体。但罗马法中并没有出现“法人”概念。

最早的法人概念是在18世纪德国学者的学术著作中出现的。在立法方面，一直到1896年，《德国民法典》才对法人制度有了专门章节的规定。此后，日本、瑞士、前苏联、旧中国等国家的民法典，都明确规定了法人制度。现今，世界主要国家或地区的民法典或民法中都不同程度地确立了法人制度。

关于法人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流行观点。第一，团体人说。这是台湾学者郑玉波提出的法人乃“法律赋予权利能力（人格）之一种团体人也。”①第二，独立财产说。此说是由大陆学者张俊浩提出的“法人是民法赋予权利能力的自然人以及设有章程和管理机构的独立财产。”②《法学辞海》的解释与张俊浩持相似观点。“法人，依法定程序设立，有一定地组织机构和独立的（或独立支配的）财产，并能以自己名义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③第三，两合组织说。其代表是梁慧星先生，“所谓法人，是指由法律规定具有民事权利能力的人合组织和财产组织体。”④第四，社会组织体说。台湾法学家史尚宽在其《民法总论》中对法人的论述是这样的。法人是“非自然人而得为权利、义务之主体者。”⑤除了上述的四种学说观点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观点，但有一点是相同的：法人是相对于自然人的另一类民事主体。这在立法上也体现了这一点，但是都没有对法人下一个定义。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和中国在民法典或民法中有法人定义。苏俄1922年民法第13条，“凡人，机关或团体之结合，其自体，能取得财产权利，承担义务，并在法院起诉及应诉者，认为法人。”这部民法典经完善之后，苏联在1964年民法典第23条又规定，“凡拥有独立的财产，能够以自己名义取得财产权利和人身非权利并承担义务，可以在法院、仲裁署或公断法院起诉和应诉的组织，都是法人。”我国《民法通则》第36条也给出了法人的定义。

诚然，法人无论从学理还是其在立法上，都是相对于自然人的另一类民事主体。但依笔者之见，法人与自然人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联系，从法人的设立、活动、意志自由、终止和消灭等环节来看，无不是自然人的因素在其中起了决定的作用。法人出现，是由近现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而民法规范法人的重点，是营利性的商事公司及其他企业组织。但我们不能否认，法人带有自然人的痕迹。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觉得法人的定义为：法人是与自然人紧密联系并反映其权利义务在法律上延伸的民事法律主体。法人首先是民事主体，民事主体必然要有权利义务，而这种权利义务是自然人在法律上的延伸。

法人有无人格，这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也可以说是赞成与否认法人精神赔偿主张的一个分水岭。法人肯定有人格，因为从前面法人的定义来看，法人是与自然人紧密联系并反映其权利义务在法律上延伸的民事法律主体。法人的人格是以自然人的人格为基础的，它的人格也就是自然人人格在法律上的延伸。

什么是人格？“人格脱离了人，自然就是一个抽象。”①人格至少可以从四个方面来阐述其意义。

1、从社会学来看，人格是“人的特质与品格也”、“个人的尊严、价值和道德品质的总和。”法人

人格的社会学意义在于法人只有人格尊严和社会价值。

2、从心理学来看，人格是“以先天禀性赋予后天习惯，为个人之人格基本，而以人格之特质，包括智慧、动性、气质及自表和社会性五大范畴之下，其品格高下，即依其对社会之行为而许是之。”“在心理学上，即个性。”

3、从哲学来分析，人格是指“具有自我意识和自我控制能力，即具有感觉、情感、意志等机能的个体，它是唯一真实的存在，是一切其他存在的基础。”

4、从法学来看，人格“指能够作为权利、义务主体的独立的资格。”“个人的一般名誉，在有关诽谤的诉讼中，一个原告的普遍的坏名声可减少损害赔偿金所反驳。”人格在法律层面上是法律所规定和保护的利益。法人人格的法律意义在于法人人格具有利益，而这种利益，是无形的精神利益。

“人格权以人格利益为客体，并不是以人的人身为客体。”②法人人格权，指法人作为民事主体具有法律上的独立人格必须享有的民事权利与民事利益。法人人格权的最终确立，不仅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法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作用越来越大的客观要求，而且也是社会进步的内在表现。“与自然人人格权相比，它具有以下特点：首先，法人作一种社会团体，不具有与生命密切相关的人格权，如生命权、健康权、婚姻自主权；其次，法人人格权一般来说与利益有为密切的联系，尤其是企业法人，更多的时候是无形财产；最后，由于法人的某些人格权只是财产权，因而法人某些人格权可依法转让，如商业秘密可依双方当事人的意愿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由转让。

法人有哪些具体的人格权，这是确定法人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的前提。依笔者之见，法人人格权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法人的名称权。所谓法人名称权，指法人对其依法定程序取得的名称享有使用并排斥他人非法侵害的民事权利。它具有专有性、法定性和双重权利性。

第二，法人的名誉权。是指法人所享有的有关自己的社会评价不受他人侵犯的权利。

第三，法人的荣誉权。指法人所享有的有关自己的社会赞誉并以某种形式表现出来的不受侵犯的权利。法人

从法人到法人精神损害赔偿 篇2

从法理学角度看, 法人具有人格, 只不过不同于自然人的人格。法人人格是一种团体人格, 法人的人格基础不在于“理性”及“尊严”, 而是法律的技术产物。法人人格的存在与否, 可以说是赞成与否认法人精神损害赔偿主张的一个分水岭。

从民法角度看, 法人的精神损害问题的前提在于法人是否享有精神权利。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会得到肯定性的回答, 后面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从伦理学角度看, 正如日本学者星野英一在其《私法中的人——以民法财产法为中心》一书中论述:“法律人格即权利能力明确地‘从伦理的人格中解放出来’。”法人带有自然人的痕迹, 法人作为民事权利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是自然人在法律上的延伸。鉴于伦理学“推己及人”的精髓和人道主义精神, 为维护法人组成成员的利益, 防止把“无形的精神损失转化为可能的物质损失”, 故应主张法人的精神损害赔偿权。

从社会学角度看, 法人并不是自然出现的产物, 它是社会发展到某一特定阶段, 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法人人格作为一种团体人格, 其社会学意义在于它的社会价值。随着因侵害法人人格而提起诉讼的日益增加, 法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确立也迫在眉睫。

从哲学角度看, 人格是具有自我意识和自我控制能力的个体, 它是唯一真实的存在, 是一切其他存在的基础。法人不以“尊严”为基础的团体人格, 仅仅是与自然人的“理性”人格相区别的一个特征而已, 但不能否认其从哲学角度予以人格认同。法人的人格是一种权利能力, 一种法律上的人格, 是法人精神损害赔偿权的基础。

下文将分别从上述不同学科的角度予以详细论述, 但都将围绕“法人人格”这一核心概念展开, 并沿着“论证法人具有精神损害赔偿权”这一轨道前行。

一、博采众长百家争鸣

关于法人是否应当事有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 无论是理论界, 还是实务界, 都存在不少的主张, 相互之间展开争鸣。总体看来, 可以把这些学说分成两种:一是否认说;二是肯定说。

(一) 否认说

许多学说都可以列入否认说, 因为它们不赞成法人能够像自然人一样享有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其代表性的观点有:

1. 法人无精神痛苦说。

该学说坚持传统民法理论中将精神损害定义为“精神痛苦和肉体痛苦”的立场。有学者认为, 法人和其他组织作为民事主体仅在社会功能上与自然人相同, 但其不具有精神感受力, 无精神痛苦可言。还有学者认为, 法人没有也不可能有象自然人一样的思想感情, 不会因为他人的侵害而产生精神上的痛苦。

2. 人权保护说。

该学说认为, 对自然人的精神损害给予司法救济与对人权的法律保护密切相关;把包含有“人权”内涵的自然人的人格权利与作为社会组织体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人格权利等量齐观, 混为一谈, 是不适当的。鉴于精神损害制度着重在对基本人权的保护和人格尊严的维护, 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泛化有违其制度设计的初衷。

3. 无形财产权说。

该学说认为法人的人格权利实质是一种无形财产权。法人人格遭受损害, 赔礼道歉即足以恢复其名誉, 无须给予金钱赔偿[1]。还有一种表述是, 法人无精神损害可言, 侵害法人人格权, 只会造成财产损害, 而不会造成精神损害[2]。

(二) 肯定说

与否认说相反, 它们认为;法人应当享有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具有代表性的学说是:

1. 法人有机体说。

日本学者柯原峻一郎认为, 法人虽然没有感觉, 但是在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的关系上“将法人代表就其具有代表资格而感受到的痛苦作为法人的痛苦这一方法是可行的”[3]。

2. 法人成员痛苦说。

我国学者关今华认为;法人也是由一个个自然人组成的联合组织, 法人的利益跟每个自然人的利益息息相关。对法人的侵害, 必然损害法人每个成员 (上自法人代表下至一般上作人员) 的精神利益和其它合法权益。其精神损害不仅表现出法人“商誉”、“名誉”上的损失, 还表现出组成法人中每一个成员身心感情上的伤害, 影响了他们的工作干劲和情绪等, 进而由这些无形精神损失可能转化为物质损失[4]。

3. 法人实在说。

日本学者几代通说, 即使是法人也存在着主观上的名誉性, 因此应该肯定法人具有非财产损害赔偿请求权。日语《法律用语辞典》说, 那些无法感受精神痛苦的法人在遭受名誉毁损时, 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台湾学者曾险兴也主张, 非财产损害当包括被害人之信用等无形损害, 对这种损害, 法人可以请求赔偿。

二、破旧立新理论分析

(一) 法人人格与法人的精神损害赔偿权

1. 法人人格

(1) 何谓法人?

我国《民法通则》第36条第1款规定:“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和典籍, 笔者个人认为:法人是与自然人紧密联系并反映其权利义务在法律上延伸的民事法律主体。法人首先是民事主体, 民事主体必然要有权利义务, 而这种权利义务是自然人在法律上的延伸。

(2) 法人有否人格?

人格是一个古老的概念, 在罗马法时代被用做区分人与人的技术工具;在近代以及现代法律中, 人格一词所指的应该是主体在法律上的一般的地位。然而, 对于人格权来说, 自然人享有是基于其自然伦理之属性, 或者简言之即为“理性”及“尊严”;法人无“理性”及“尊严”可言, 故法人享有人格权这一说法即有不妥之处。

法人有无人格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 也可以说是赞成与否认法人精神赔偿主张的一个分水岭。法人肯定有人格, 因为从前面法人的定义来看, 法人是与自然人紧密联系并反映其权利义务在法律上延伸的民事法律主体。法人的人格是以自然人的人格为基础的, 它的人格也就是自然人人格在法律上的延伸。

(3) 法人之人格与自然人之人格

道德要求的本质就是理性本身, 人类的绝对价值就是人的“尊严”。所谓尊严, 康德是这样论述的:“一样有价格的东西, 可以用另外一种等价物来替代它;而超越所有价格, 亦即不可能有等价物的东西, 才有它的尊严。”作为受康德影响的蔡勒认为理性的存在, 只有在决定自己的目的, 并具有自发地予以实现的能力时, 才被称为人格。

自然人人格的理论基础在于“理性”及“尊严”, 那么让人不由想到法人人格是否同样基于“理性”及“尊严”, 或者从根本上否认法人人格。

笔者认为, 法人人格是一种有别于自然人人格的团体人格, 法人的人格基础不在于“理性”及“尊严”, 而是法律的技术产物。如果是自然人人格是一种事实上的人格, 作为一种权利能力, 我认为法人人格可认定为一种法律人格。通过定义, 我们不难看出:法人带有自然人的痕迹, 作为民事主体的法人其民事权利和义务是自然人在法律上的延伸。

2. 法人人格与法人的精神损害赔偿权

法人人格的存在与否, 可以说是赞成与否认法人精神损害赔偿主张的一个分水岭。通过上面的论述, 笔者认为:法人人格是客观存在的, 所以我们当然主张法人应该享有精神损害赔偿权。

3. 关于否认法人精神损害权的观点之否定

根据“否定之否定”的哲学观点, 我们认为, 对于具有代表性的否认法人精神损害赔偿权存在的观点, 并非无懈可击。

(1) 无精神痛苦说之否认

“法人无精神痛苦, 就不会存在精神损害吗?”在精神损害赔偿这个问题上, 认为法人无精神痛苦就没有精神损害的观点, 显然是“用生物学的观点来理解法律上的精神损害概念, 错把生物学上的精神损害与法律上的精神损害混为一谈。”比方说, 政治经济学中用“精神损耗”一词来表示固定资本在有效的使用期内, 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引起的价值上的损失, 也就是无形损耗。如果望文生义, 难免令人费解:固定资本怎么也会有“精神”?

虽然法人没有生命, 自然没有生理与心理上的痛苦, 但是法人也会基于某些原因而造成精神利益丧失或减损。所谓精神利益丧失或减损, 是指自然人或法人维护其人格利益与身份利益的活动受到破坏, 因而导致其人格利益或身份利益造成损害。这种损害, 首先不以民事主体是否具有生物形态而有所不同, 自然人或法人均可造成这种损害;其次, 由于自然人与法人享有的人身权种类不同, 损害的范围也不同, 如自然人享有人身自由权、肖像权、配偶权、亲权、亲属权等, 法人并不享有, 因而法人不可能造成这些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的损害。反之, 法人享有的某些权利, 如名称权等, 自然人也不曾享有, 因而自然人也不可能造成这些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的损害。

总之, 否认法人有精神损害, 就等于否认法人的人格, 而法人的人格是法人存在基础, 否认了法人人格, 则其必然失去存在依据。

(2) 人权保护说之否定

人权保护者认为:“精神损害制度着重在对基本人权的保护和人格尊严的维护, 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泛化有违其制度设计的初衷。”笔者认为, 无论从哲学上联系的观点, 还是法学上法人是自然人在法律上的延伸的观点, 法人人格之保护, 恰恰是对自然人人格和人权之维护, 与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设计初衷是一致的, 故并不存在所谓的泛化说。

(3) 无形财产权说之否定

否定这个观点之前, 我们应该从根本上区分两个概念——法人人格权和法人财产权。

首先, 两者之间的确存在紧密联系:一方面, 法人人格权是法人取得财产权的前提条件。有的法人人格权, 如名称权可以转让他人, 取得一定财产;有的法人人格权, 如经营秘密权、信用权, 是作为法人存在和发展的前提, 又是直接影响或决定法人财产权的享有和行使。另一方面, 侵害法人人格权往往直接或间接的带来法人的财产损失, 如损害法人的名誉权, 可能影响法人与他人从事正常的商事交往, 而影响到法人财产的减损。

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法人人格权与财产权就没有什么区别。法人人格权与法人财产权相对应, 其本身并不具有直按财产内容, 即人格权非财产性。而法人财产权包括了物权、债权、继承权和无形财产权等, 其本身具有有形物质或经济上的内容。

(二) 精神损害赔偿与法人的精神损害赔偿

精神损害赔偿的本质在于赔偿受害人的精神利益损害, 而不在于直接抚慰受害人的精神痛苦。承认法人的精神损害赔偿, 实质上是对法人通过一种物质手段作为载体而对精神利益损害的一种“变相补偿”, 从而, 也从根本上保护了法人组织有机组成部分的自然人的利益。

保护法人的精神利益方面所能发挥的功能, 从而更加充分地体现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价值。由此看来, 承认法人的精神损害, 确认法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 建立法人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不仅不会泛化, 而且还会优化整个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三、联系实际完善立法

(一) 确立我国法人精神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理论上证明的再完美的学说, 只有应用到现实中用于指导实践才能展现它的价值。因此, 探讨是否确立我国法人精神损害赔偿法律制度, 除理论上必须证明可行, 还必须探究其是否合理, 以及实践中是否必要。

1. 确立法人精神损害赔偿的合理性

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法律渊源是《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该法条在确认公民 (自然人) 享有人格权主体地位的同时, 明确赋予了法人同样的地位。因此, 从法理上分析, 司法解释在赋予自然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时, 就同样赋予了法人该项权利, 否则就是违背该法条立法原意。从法解释学的角度, 允许在进行法律解释时, 对法律条文所使用的某个文字、词句的含义进行限缩或扩张, 但不能违背“元法条”的立法原意, 不能造成法条与司法解释之间的矛盾。而司法解释否定法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就同时触犯了这两个禁忌。

因此, 赋予法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是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所得出的最合理也是第一顺位的选择。至于将精神损害赔偿适用于法人是否会导致该制度的泛化, 则需要考察对法人适用精神损害赔偿是否必要。

2. 确立法人精神损害赔偿的必要性

虽然没有精确的统计数据, 但可以肯定的是实际生活中侵害法人人格权的案件不在少数, 而且此类案件还呈逐年增多的趋势。通常情况下, 这些侵权轻者导致法人名誉受损, 重者导致法人停产倒闭或工作开展举步维艰、难以存续。然而在救济手段上, 现行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的现状却对受害人极为不利。具体表现为:受害人胜诉难度大;受害人诉讼成本高;受害人胜诉效果不理想。

正是上述缘由综合导致了在侵犯法人人格权案件中, 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在利益衡量上明显失衡, 否定法人精神损害赔偿不仅起不到避免过分加重加害人负担的愿望, 相反在很大程度上却纵容了加害人的侵权行为, 使无辜者无端受损。因此, 如果仅是为了避免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泛化, 完全可以在对法人适用精神损害赔偿保护时从严掌握, 避免滥用, 而不是象现在这样干脆否定。尤其对已被证明是故意侵犯法人人格权的恶意侵权行为, 对加害人适用精神损害赔偿惩罚, 更显必要性。

四、结论

“法人人格尚存在, 精神损害赔偿又何妨?”法律制度要与社会协调发展, 不致成为固守传统的“桎梏”和人类文明发展的“绊脚石”, 必须具备“与时俱进”的内在特质。

既然“否定说”的理论基础并非无懈可击;

既然“肯定说”在理论上证明是可行的;

既然司法解释否定法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规定有待商榷;

既然赋予法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又被证明是合理和必要的。

为什么不能承认法人基于其人格本应享有的精神损害赔偿权呢?

“法人人格尚存在, 精神损害赔偿又何妨?”——相信关于否定法人适用精神损害赔偿保护的规定一定会尽早得以修正。

参考文献

[1]韩荣和.精神损害赔偿刍论——以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为中心[J].南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7 (4) :62.

[2]张用江.也谈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J].法学研究, 1990 (3) :22.

[3]王全弟, 龚佳.论对法人的非财产损害赔偿[J].复旦大学学报, 2002 (3) :53.

从“共同意志”到“法人”观念 篇3

关键词：共同意志；法人人格否认；形式逻辑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5-0096-02

一、“共同意志”抑或“合力意志”

李教授在《民法原理论稿（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的第十章“民事主体（二）——法人”第七节“主体之一元性”中提出：“意志是准备达到某一目的的意识，任何单一意志不能由复数意志构成……严格地说，所谓拟制一个意志，并非将共同意志视为单一意志，而是根据共同意志，将一个与共同意志内容相同的意志作为拟制主体的意志。”笔者认为，此处所提“共同意志”的说法欠妥。笔者先以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为例。

如上图所示，甲乙丙三股东对公司对外担保的意见相左，无法形成一致意见。通常情况下，甲股东可以绝对持股优势使得最终表决为反对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此例中，甲乙丙三股东的意志明显不是“相同意志”，如若定义为“共同意志”（就公司对外担保事宜而言），未尝不可，但已略显牵强。笔者以甲乙丙三股东再举一例，公司大股东甲意图侵害乙丙两股东的利益，决定限制分红。

如上图所示，此时甲与乙丙的意志不仅不同，而且全然相反，“共同意志”在此情势下体现出不周延。笔者赞同李教授的观点，即法人既然有自己的行为能力，便有自己的意志；法人既为主体而非主体之集合，便只有一个意志。但法人既为拟制主体，其意志的产生在现实中往往不是基于同质的A1，A2，A3……派生出A，而是由A、B、C角力后，呈现出一个合力的结果。

笔者认为，除却字面含义，也正是由于出资人（成立公司后或为股东）不可能始终同步，而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催逼着规模生产与投资出现，附设有限责任的现实意义才得以体现。以私法的视角观察，每个股东不应为别人衍生的风险承担所有责任。倘若所有股东全然“同舟共济”，法人反倒成了筹措这些股东的手段，拟制为“人”的意义顿时黯然，毕竟此时突破有限责任是对实质公平的表彰——对债权人的真正保护。附设有限责任的一个考量基点是风险聚合而非叠加。

综上，笔者认为，“共同意志”的说法略欠妥当，不妨考虑以“合力意志”或“协同意志”替之。

二、“法人人格否认”触发的连带责任

该书第十章“民事主体（二）——法人”第九节“关于‘法人人格否认”中提出：“民事关系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法人之行为后果应归法人。但法人是拟制主体，以自然人意志为自己意志。为法人提供意志之自然人，如利用法人名义，侵害他人权利，应视为意志提供人与法人的共同侵害行为，意志提供人和法人应承担连带责任……”笔者认为，上述推导欠妥。

李教授在第七节中提出，拟制一个意志，并非将共同意志视为单一意志，而是根据共同意志，将一个与共同意志内容相同的意志作为拟制主体的意志。第九节里所述“法人是拟制主体，以自然人意志为自己意志”对照之下，或有瑕疵。为便于讨论，笔者将“自然人意志”简易化为单数意志，（如“法人代表意志”），不赘述复数意志，省却复数意志不尽相同情势下意志调和的先过程。“以……为”的说法在此处有所歧异，应当理解为在自然人本有意志之外，另有一个意志（即法人意志）归属于法人，不存在自然人意志外化为法人意志抑或法人意志内化为自然人意志的情势。

笔者赞同李教授突出强调主体一元性的论点，进一步针对法人而言，体现为法人（公司）自身意志与自然人（股东）意志的割裂。正因如此，“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有其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从形式层面上而言，侵犯法人（公司）债权人或其他利益相关方的主体乃是法人，所有行为乃是法人所为，均由法人意志驱使，难以成立“连带责任”之说。如若认为此时欠缺法人意志，行为无效，即从根源上将法人的责任主体地位有所否定，此时仅自然人（股东）承担违法责任，接受法律苛责，也不成立“连带责任”。从实质层面而言，也应由自然人（股东）承担责任，在此不赘述。李教授所提共同侵权若要成立，即至少要符合“两人或两人以上合意（合谋）”的要件。李教授此处所提“为法人提供意志之自然人，如利用法人名义”中的“名义”非法律概念，有待澄清。如若理解为“名称”这一非生理属性，法人为该自然人（股东）的工具，与刑法上“教唆”的无刑事责任能力人相类，是否具有应然的责任主体资格有待商榷，但已无法契合“合谋”要件。如若理解为“意志”、“行为”，则按照李教授“一个意志无法支配另一意志”的观点，也无法成立。综上，笔者认为，“连带责任”的说法略欠妥当，有待进一步理论探讨。

三、从主体一元性到法人溯源

该书第十章“民事主体（二）——法人”第一节“法人之起源”对法人溯源所涉篇幅较少。结合李教授的观点，“法人的意志是拟制的，这一意志的载体也是拟制的，这一意志的存在形式也是拟制的”。法人溯源的过程，在李教授书中更多是“名称”溯源的过程，而非实体溯源的过程。从古罗马、古希腊到中世纪的欧洲，再至如今的美国，法人的概念是在演变中发展、发展中演变的。法人本质的界定如若离开对法人实体的观察，则会略显偏颇。李教授从主体一元性推导法人本质的结论：法人就是一个意志叠加一个名称。其更多地关注于剥离与包含自然人的关联之处。

如上图所示，对于公民A而言，自其出生，法律即赋予其人格，从法律层面而言，可曰自然人A。另一方面，若干公民可以设立公司，符合法定要求，完成行政手续（在中国需要），即可成立公司。此时，法律将其拟制为法人，一者可以简化内外关系（通过合同和契约仅以厘清相关法律关系），同时简化交易与诉讼主体的数量至一个。于此而言，赋予人格和拟制法人，归根结底而言均为法律表彰法律意义的措施。从抽象层面观察，法律本身与物理存在的区分并无直接联系，法律可以赋予一个物理存在（一个公民）以法律地位和意义，同样可以将若干个物理存在加以“集合”、“打包”，通过分层，形成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

李教授通过极致的抽象与剥离，固然可以给读者提供一种民法哲学上的研究法人的思维进路，但与生活实践的差距却也显而易见。读者可以藉此廓清公司（法人）作为“壳”的内在机理，但是于交易与诉讼而言，“法人”概念虚无的倾向是不利于司法实践的。“法人”概念虚无的倾向似乎对应了法人自身无法应诉、由公司责任人取而代之的情势，但是忽略了公司有限责任的体现——最终仍是法人的财产接受了科处。

仅以公司为例，公司的发端依照西方观点，便是滥觞于垄断利润、抗避风险的需要。设立公司之初衷在于建立一个实体对于王权应允的特许加以“资源最大化”的利用，同时也契合了若干权力集约成为“权力束”的诉求。而公司即为法人，则法人若要周延公司这一对象，便不可太过极端抽象。

李教授的推导渊源于其逻辑起点——资源稀缺性。笔者对此观点表示赞同。总体来说，笔者与李教授的分歧在于，之后逐步嵌入的小前提不同。李教授的观点大多从哲学意义出发，势必陷入应然层面的要求，更多以现代法律的应然价值为基点。笔者认为，忽略王权（或者当时局限面很大的人定法）直接完成理论应然层面的推导，具有一定的缺失——实践价值的褪化。而且，现代法律的目标更多在落于权利义务的设计，使得最后的利益（法益）得到协调。在成文法系国家，成文法本身具有固化的滞后性，自然需要不断更新，但是为了维护法律的稳定性与确定性，又势必对原法有所迁就，因而实然层面的法律规范辐射的法益交叉在所难免。公司（法人）的概念在法律层面而言，是可以忽略物理存在的视觉分类的。

另一方面，形式逻辑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推理与论证的有效性，形式逻辑手段作为一种推演的工具，其成立的前提在于设定的前提真假。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有效逻辑推理可能发生的条件及适用性十分有限，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并不关心论证与推理是否在逻辑上严格有效，更多关心前提能否对结论提供足够的支持。在此笔者不否认逻辑本身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形式逻辑以三段论形式苛求每一环节的精准在现实中是难以全然实现的，毕竟在法律规范里充斥着主观价值判断（立法者的意图），故而应当更多关注应然与实然的衔接。而且形式逻辑，从某种意义上说，与人们日常生活与思维活动之间的距离比较疏远。形式逻辑所赖以展开的符号系统或其他形式化系统固然可以具备强大的表达能力，但这类人工语言始终在丰富性、灵活性及实用性等方面有所缺失，就相当于有了“卡路里”，但是“滋味”被脱干了。静态形式逻辑框架如何应对时间与空间的张力（事物的实际变化），值得深思。霍姆斯大法官说，“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本身不是对逻辑的全然否定，毕竟经验本身于某种程度上也植根于逻辑，但是寻求以“法律之眼”构建结合应然与实然的法律观念（包括这里的“法人观念”），则更能彰显法律的生命力。

四、结语

无论如何，李教授以其“主体一元性”的推导为笔者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思路——不论是其大前提“资源稀缺性”的提出，抑或整个民法形式逻辑体系的构建，如此一种哲学进路的呈现，对锻炼读者法律思维，引发读者深入思考具有重要意义。笔者在此不惴鄙陋，试对上述内容加以凝炼：如若思维过于朴素直观，只见两个断裂分割的现象或事物，而没有用“法律之眼”观察法律拟制的过程，则容易产生机械的推导，其实质是前提本身的真假并未明确（当然这同样是主观价值判断，亦证明形式逻辑只是手段，不是皈依）。何时以“法律之眼”将一个生活现象分割看待为两个法律现象，取决于法律之趣旨，而非逻辑推理，亦非生活表象。法人”观念的众多分歧恰好是对这点的有力证明。法人为何，何为法人，本身并无定论，笔者于此文所述仅志在“破”而无力“立”，抛砖引玉，以冀更多的扬弃与超越。

参考文献：

[1]李锡鹤.民法原理论稿：第2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2]李锡鹤.民法原理论稿[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3]方流芳.中西公司法律地位历史考察[J].中国社会科学，1992，（4）.

[4]杨兴培.犯罪构成原论[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