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长名言

大学校长名言（精选8篇）

大学校长名言 篇1

(一)约翰-哈佛

哈佛大学成立于1636年10月28日，但它最初的校名不叫哈佛。

1637年冬，有一位英国剑桥大学的毕业生移民到了新大陆。他时年29岁，刚结婚不久，尚没有孩子。他的名字叫约翰-哈佛(John Harvard)，来自伦敦。他住在查理斯镇，与那所新成立的学院(当时尚没有正式的校名)的所在地剑桥镇中间隔着一条河，河的名字叫查理斯河。

约翰-哈佛当时的梦想是成为查理斯镇教堂的助理牧师。可惜他在1638年9月就因患肺病而逝世于查理斯镇。临死前，他立嘱将自己一半的财产(约值780英镑)和所有的图书(约400本)捐赠给河对面那所新成立的学院。这是该学院成立以来所接受的最大一笔捐款。为表示感谢，马萨诸塞州议会一致决议，将这所尚无正式名称的学院命名为哈佛学院。

哈佛所赠的780英镑捐款，在当时是一笔了不起的收入。用时下之术语来讲，校方用这笔钱开发了不少的“硬件”和“软件”。但哈佛所赠的400本书却毁于一场大火。只有一本书因一个学生前天晚上借书未还而免遭劫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的哈佛院长亨利-邓斯特(Henry Dunster)还是以“借书不得带出图书馆”这条校规开除了那位学生。

哈佛本人出生在英格兰，父亲是一个屠夫。他曾有过不少兄弟姐妹。可惜发生在1625年的一场瘟疫，夺去了他父亲和四个兄弟姐妹的性命。哈佛本人也是英年早逝，没有留下任何子女。

想当年，当约翰-哈佛凄凉地死在查理斯镇的小木屋时，他一定会为自己不能在新大陆实现自己的抱负而感到十分的悲哀，并为自己不能和太太育有一两个后代而感到无限的惋惜。望着查理斯河对面的那所新学校，哈佛或许会想：那将是我对这片新大陆的惟一贡献了，希望它能有所作为。

而令哈佛感到无限宽慰的是，查理斯河对面的那所学校不仅以自己的姓名来命名，而且最终成为全新大陆乃至全世界最出色的大学之一。

九泉之下，约翰-哈佛可以安息了。

(二)最有成就的退学生

不少人都知道，美国电脑大王比尔-盖茨是哈佛大学的退学生。但比尔-盖茨绝不是哈佛历史上第一个著名的退学生。在他之前，还有不少的哈佛先辈们因退学而成名。

例如，在1894年，有一位哈佛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因迫不及待要投入石油开采行业而从哈佛大学退学。他后来果然因石油开采而成为美国的巨富。他的名字叫霍华德-休斯(Howard Hughes)。

在1926至1927年和1929至1932年间，有一位学生在哈佛大学断断续续地读了三年的书。最后他禁不住各种科研工作的诱惑，还是自动中止了在哈佛大学的学业。他后来获得了500多项的专利，是继爱迪生之后美国最出名的发明家。他的名字叫波尼-莱特(Bonnie Raitt)。

在1966年，有一位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哈佛二年级学生，因创立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乡村乐队“国际潜水艇乐队”而从哈佛大学退学。他后来成为当时一名著名歌手，他的名字叫格兰姆-帕森斯。

当然，在所有哈佛大学退学生中，比尔-盖茨的退学大概最具戏剧性。比尔-盖茨于1973年入哈佛读书。在此之前，盖茨被公认是数学天才，他也曾一度想成为一名数学家。但到了哈佛之后，盖茨很快发现，竟有人比他还有数学天分，这曾使他甚感沮丧。后来，他一门心

思钻研电脑，认定这是自己的生财之道。但当时，他并没有从哈佛退学的打算。盖茨最后下定决心从哈佛退学，得归功于他的老搭档艾伦。为了拉这位小兄弟回华盛顿州去创业，艾伦不惜放弃原来的工作，随盖茨来到哈佛，并就地找事做，以便劝说盖茨退学。

在艾伦三天两头的劝说下，盖茨终于动摇了读完哈佛大学的信念，在大三时退学。盖茨当初决定从哈佛退学，曾受到许多亲朋好友的劝阻，其中也包括他的一位室友。有趣的是，数年后，当这位室友在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攻读MBA课程时，盖茨又来劝他退学去共创天下。他禁不住昔日室友的轮番劝告，最后真从斯坦福退了学，去出任盖茨那间20来人小公司的总经理。

他，就是当今微软公司大名鼎鼎的行政总裁史蒂夫-鲍尔默，说来他也是一个退学生。

(三)校徽

哈佛大学的办校方针是求是崇真。

哈佛大学的校训是“Amicus Plato，Amicus Aristotle，sed Magis Amicus VERITAS”。它是拉丁文，其英文为“Let Plato be your friend，and Aristotle，but more let your friend be Truth”，其中文翻译为“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这句话原出自威廉姆斯-艾米思(Williams Ames)的一句名言。自哈佛建校以来，它就一直是哈佛学生所信奉的做学问和做人的准则。

哈佛大学的校徽是“Veritas”，它是拉丁文“真理”的意思。

哈佛校徽诞生于学院在1643年12月27日举行的一次会议。那天的会议记录中清楚地记载了其图案设计：它以三本书为背景(两上一下)，在上面的两本书上分别印刻有“VE”和“RI”两组字母，而在下面的一本书上则印刻有“TAS”这组字母。三本书的背景则是一个盾牌图案。那次会议是由哈佛学院第二任院长邓斯特主持的。应该说，这个校徽设计是很有创意的。

可惜，有谁能料到，这个图案是在等足了200年之后才被启用的。

其原因是，邓斯特院长在主持了那次会议后，就随便将那次的会议记录丢置在一堆文件当中，一直无人问津。直至200年后，当时任哈佛院长的昆西(Josiah Quincy)在主持200年校庆过程中，无意中发现了这份重要的历史文件。他把这份失而复得的校徽图案作为本次校庆的一个重要项目来推介给师生，大家在欢呼之余，无不感慨万分。

它似乎在昭示着人们：真理是不会被遗忘的，纵使它一时半会儿可能被人们所忽略。

(四)校长逸事

1640年，哈佛学院的第一任院长伊顿牧师被迫辞职，原因是他的太太没有将收购来的牛肉做饭给学生吃，还有就是贪污了学生饮用的啤酒。这在当时是一桩巨大的丑闻。

1848年间，在艾佛雷特(E.Everett)任哈佛学院院长时，校方决定招收一位名叫威廉姆斯的黑人入学。这引起一些白人学生的强烈不满。他们到院长办公室提抗议，威胁说如果校方招收这位黑人学生，他们将会退学。对此，艾佛雷特院长静静地回答说：“如果这位黑人学生通过考试，他将会被录取。如果你们退学，则哈佛的收入将会被用作这个黑人学生的教育费用。”那位黑人后来成为哈佛校史上第一位入学的黑人学生。

1853-1860年间，詹姆士-沃尔克出任哈佛学院院长。这期间他为大学课程增添了音乐课。而有意思的是，沃尔克本人是个地地道道的聋子，什么都听不见。

1870年，在查理斯-艾略特出任哈佛大学校长时，他找到当时著名的史学家亨利-亚当斯，想聘请他出任中世纪历史的教授。对此，亨利-亚当斯谦虚地说：“校长先生，我真的一点儿都不懂中世纪的历史。”而艾略特校长则不客气地回答说：“如果你能够为我举荐出一位比你懂得更多的教授，那我就聘请他。”结果亚当斯接受了聘请。

1884年，一对名叫斯坦福的夫妇找到艾略特校长。他们来自加利福尼亚州，请教艾略特校长用多少钱可以建立一所大学(他们当时想在加州办一所大学，以悼念他们新近逝世的儿子)。艾略特校长在听完了他们的讲述后，一脸认真地说：“这起码需要500万美元(这大概相当于今天的50亿美元吧)”。听了这话，斯坦福太太的脸色顿时变得铁青。沉默良久之后，斯坦福先生开口说：“亲爱的，我想我们还是可以拿出这笔钱的。”

艾略特校长没有料到的是，这对夫妇用其姓名所建立的学校后来会与哈佛大学齐名。更难想象的是，那所学校一位名叫博克的毕业生后来竟会成为哈佛大学的校长，并且主政哈佛20年，其任期之长仅次于艾略特本人。

(五)最早的中国留学生

20世纪初，中国政府开始向哈佛大学选派留学生，哈佛与中国的缘分由此开始。首批留学哈佛的中国学生于1909年毕业，他们当中有罗邦辉、秦汾、金岱、李嘉同、马岱君和刘瑞恒等人。1909年至1922年，清华学校庚子赔款留美学生中，在哈佛大学求学的人有21位。1928年，哈佛--燕京学会在燕京大学成立，前往哈佛求学的中国留学生逐年增加。1945年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哈佛大学的外国留学生中，以中国学生为最多。

早年负笈海外的中国留学生，胸怀大志，为开拓中国的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事业做的努力。他们包括：赵元任(1892-1982)语言学家、作曲家。1915年入哈佛攻数理哲学。191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陈寅恪(1890-1969)史学家、古文字学家。1918-1921年在哈佛大学研究古文字学和佛经，后入柏林大学梵文研究所研究东方古文字学；林语堂(1895-1976)作家、语言学家。1919年入哈佛大学留学，后获文学硕士学位；杨杏佛(1893-1933)我国现代科学倡导者。先在康乃尔大学攻读机械工程，后转哈佛大学读工商管理和经济学；竺可桢(1890-1974)科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人。1913年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地质系攻读气象学；李济(1896-1979)人类学家。1920年入哈佛研究人类考古学，1923年以学术论文《中华民族的形成》获博士学位，并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梁实秋(1902-1987)文学家、翻译家。1924年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受教于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璧德；梁思成(1901-1972)建筑学家，梁启超的长子。1927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建筑学硕士后，入哈佛大学美术研究院进一步研习。

1936年，时值哈佛大学300年校庆，中国哈佛大学校友会给母校捐赠了一座大石碑，这是中国留学生在哈佛校园留下的一片集体足迹。

(六)校长名言录

“任何学生都不得在没有征得父母、监护人和个人导师的同意下买卖或交换超过6美分的物品。”这是哈佛大学第1任校长伊顿(Eaton)牧师的一句名言，它后来成为了一条校规。“祈祷，然后去学习。”这是哈佛大学第2任校长邓斯特(H-Dunster)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人类过去和现在的努力已经排除了知识路途中的许多障碍，让我们继续努力去排除剩余的障碍。”这是哈佛大学第19任校长昆西(J-Quincy)对入学新生和毕业生的祝福。

“让我们齐心协力，把哈佛学院建设成美洲大陆最出色的大学。”这句话是哈佛大学第20任校长希尔(T-Hill)在美国南北战争(1861-1865)刚结束时提出的办学目标。

“人类的希望取决于那些知识先驱者的思维，他们所思考的事情可能超过一般人几年、几代人甚至几个世纪。”这是哈佛大学第21任校长艾略特(C-W-Eliot)对哈佛教授们的期望。“每个受过教育的人都应该对什么事物都懂一点，但对个别事物懂得很多。”这是哈佛大学第22任校长洛厄尔(A-L-Lowell)说过的一句大白话。

“大学的荣誉，不在它的校舍和人数，而在于它一代又一代人的质量。”这是哈佛大学

第23任校长科南特(J-B-Conant)对哈佛大学办学方针的总结。

“一个人是否具有创造力，是一流人才和三流人才的分水岭。”这是哈佛大学第24任校长普西(N-M-Pusey)对开发学生创造力意义的理解。

“学生一代接着一代，如同海水一浪接着一浪地冲击着陆地。有时是静静的，有时则带着狂风暴雨的怒吼。不论我们认为人的历史是单调的还是狂骤的，有两件事物总是新鲜的，这就是青春和对知识的追求，这也正是一所大学所关心的。我们学校的年纪已经可以用世纪来计算，但只要它热切地追求这两件事，它就永远不会衰老。”这是哈佛大学第25任校长博克(Derek Bok)在第340届毕业典礼上的一句致辞。

参考网址：

“任何学生都不得在没有征得父母、监护人和个人导师的同意下买卖或交换超过6美分的物品。”——哈佛大学第一任校长伊顿，此话后来成为了一条校规

“人类过去和现在的努力已经排除了知识路途中的许多障碍，让我们继续努力去排除剩余的障碍。”——哈佛大学第19任校长昆西对入学新生和毕业生的期望

“人类的希望取决于那些知识先驱者的思维，他们所思考的事情可能超过一般人几年、几代人甚至几个世纪。”

——哈佛大学第21任校长艾略特对哈佛教授们的期望

“每个受过教育的人都应该对什么事物都懂一点，但对个别事物懂得很多。”

——哈佛大学第22任校长洛厄尔的名言

“大学的荣誉，不在它的校舍和人数，而在于它一代又一代人的质量。”

——哈佛大学第23任校长科南特对哈佛大学办学方针的总结

“一个人是否具有创造力，是一流人才和三流人才的分水岭。”

大学校长名言 篇2

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 占公办高校总数93.5%的省属高校为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有其重要地位。山东省是高等教育大省, 截至2011年, 全省普通高等学校达134所 (中央属高校3所) , 数量仅次于江苏省, 居全国第二位。其中, 本科院校63所, 省属高校占了大多数。这些省属高校的校长是一个有理想、有作为的群体。他们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深远, 因而走近并了解他们办学理念和治校方略, 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和发展脉络, 汲取经验, 预测未来。

最近, 黄琦同志编著、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大学校长访谈录》, 收录了14位省属普通本科现任或原任校长的访谈纪录,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走近大学校长的机会, 聆听他们的远见卓识。

本书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展示办学理念和治校方略

该书汇集了山东省14位高校校长关于当前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谈话内容。对每位接受访谈的校长先做了“人物”简介, 交代访谈的时间和具体地点。然后根据内容分成若干板块分别记述访谈内容。板块的设计, 都是针对人们关于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困惑和认识的, 其实, 就是关于办学理念和治校方略的全面展示。许多访谈内容, 既立足高等教育当前现实, 又展望高等教育未来发展;既有理论层面的深刻剖析, 又有现实层面的明确解答;既肯定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可资借鉴和大力弘扬的好经验、好做法, 又挑明了目前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某些误区和偏差。从一定意义上说, 该书是编著者为读者提供了一桌“问计高等教育改革”的盛宴, 读之使人深受启发。

尽管校长们谈论的话题, 内容多样, 角度不同, 但核心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 那就是通过深化改革、提高质量, 促进高等教育的科学发展。校长们思考最多的是办学理念、办学定位问题。当前, 由于思想准备不足、理论研究滞后、政策引导不到位, 全国高等学校出现了分类不清、定位不明、缺乏特色、发展方向趋同的同质化现象。大多数高校还是一个模式、一种发展路径, 按传统的精英教育模式培养学生, 造成了“千校一面”“千军万马抢过独木桥”的局面。如何立足实际、科学定位、实现特色发展, 成为当前高校现代化建设不可回避、必须解决的问题。许多校长的谈论围绕“办一所什么样的大学和如何办好这所大学”“培养什么样的人和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而展开, 紧跟国家和全省战略部署, 密切结合区位和学校实际, 发挥自身的工作经验和国外访学经验等优势, 在发展目标定位、学科专业定位、服务面向定位、教学定位、人才培养定位、师资队伍定位、科学研究定位等方面, 进行了具有针对性和前瞻性的思考, 对克服高等学校的同质化、促进特色发展, 具有重要的启导意义。

二、诠释焦点和热点

14位接受访谈的校长围绕目前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中的焦点和热点问题, 坦诚地进行了交流, 真实地表达了态度和主张。访谈内容覆盖了市场经济与教育转型、知识传承与教育创新、大学文化与大学精神、外延扩张与内涵发展、教育行政化、办学自主权、多校区办学、教授治学、现代大学师生关系、教学与科研关系、人才队伍建设、政产学研融合, 以及艺术教育、女子教育等问题。校长们观点鲜明, 信息丰富, 言之成理, 持之有故, 分析问题能抓住要害, 体现了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例如:赵彦修校长提出的“理想的大学要真正按照功能去做, 而不是按照功利去做”的观点可谓切中肯綮、一语中的。尽管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 不能不受市场经济所制约, 但是, 大学不能过度追求功利, 校长应该专心治校办学, 发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功能。谈及大学的要害问题, 温孚江校长则是直言“大学的要害就三个:学术至上、育人至上、管理至上”, “国家对高等教育负有责任”, 要做到“三权统一、三位一体”。针对目前社会上广为关注的少数大学生道德滑坡、文明缺失等问题, 王崇杰校长则大声疾呼“要让大学生对传统历史文化有敬畏感”“既有知识又有文化的人才才是全面发展的人才”。就地方新建本科院校如何定位、发展, 韩延明校长提出了要办有规律、有规划、有规矩、有规模的大学;要办有德性、有实力、有创新、有特色的大学;要办有理想、有理念、有理论、有理性的大学;要办强配置、高质量, 有核心竞争力、有社会美誉度的, 学生满意、家长放心的, 受人尊重的大学。就“教授治学”问题, 韩校长认为, “教授治学”比“教授治校”更符合中国高校现实。而“教授治学治什么?一治教学, 二治学科, 三治学术, 四治学风”。他还提出“办大学要遵循三大规律:高等教育发展规律, 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和人才成长发展规律”。这些, 凸显了作为教育家的校长的理论水平。还有, 马连湘校长对“政、产、学、研相融合”这一新观点的阐释, 王春秋校长提出多校区管理的“错位发展”模式, 程新校长提出的“大学的科学研究必须反哺教学”的观点, 夏临华书记关于现代大学制度的思考, 张新义校长对地方大学布局的规划, 孙秀丽、范素华校长关于女子教育的探析, 潘鲁生、张志民校长关于艺术教育的阐述, 都能提高人们对大学教育的认识。尤其是潘鲁生校长的预见:“中国大学冲击世界一流, 很可能在艺术院校中率先突破。”我也有此预感。纵览《大学校长访谈录》一书, 校长们从办学实践出发所提出的有理有据的观点、见解, 鞭辟入里。

当然, 由于人们的认识不同, 校长们的某些观点与言论, 有的可能还可以进一步商榷。

三、精心设计的访谈

编著者黄琦同志曾经担任过多所高校的校长和教育主管部门领导, 对高等教育的认识和领导管理的经验深有体会。因此, 访谈问题的设计, 明确、深刻、巧妙、有序。所提问题, 既基本涵盖了目前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方方面面, 又针对受访者的特点;采访之前认真“备课”, 充分准备, 根据各位校长不同的专业特长、经历背景、学校实际等, 设计谈话提纲, 确定谈话内容, 引导谈话导向, 充分发挥了每一位受访者的最大优势, 以一问一答的方式, 引导他们娓娓道来、侃侃而谈。在一问一答之间, 呈献给读者的是对问题的剖析和挖掘, 对矛盾的忧虑和思索, 对理想的憧憬和向往。没有掩饰、没有回避、没有唱高调和耍辞令。在坦诚交流中汇聚了这些校长们关于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真知灼见。

对每位校长访谈之后, 都有“采访后记”, 记述采访过程中的情景。特别是介绍了被采访者的工作经历、性格爱好, 以及学校发展历史、校园风物等, 补充和丰富了对学校、校长及其观点的了解和理解, 增加了读者的感性认识。

大学校长名言 篇3

除了它庞大的资产、杰出的教授与知名的校友外，我还想到一两件趣事。上个世纪80年代，因为哈佛违反了和美国联邦政府关于录取美籍非裔学生的约定，被政府告上了法庭。先不说这件事的是是非非，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哈佛面对政府时那理直气壮寸步不让的态度。还有一回，哈佛的毕业典礼想请时任总统里根任主讲嘉宾，但后来因哈佛不肯颁授荣誉学位予里根，他推拒邀请，这所高傲学校的态度很明确：不来那就算了。

你可以说它对着政府和国家领袖时能摆款，是因为它有本钱；但反过来你也可以说它的本钱就是这么累积下来的，既不刻意疏离政治但也无需献媚。

哈佛换个校长之所以能成新闻，是因为他的校长是个足以和美国总统、三军统帅平起平坐而不用自惭的角色。这种象征性的地位来自哈佛在学术界中领袖群伦的地位，而又终极建立在学校本身的独立之上。换句话说，对着一个政坛领袖，他可以说他是政界的头领，但我也是学界的顶峰，互相尊重也互不相涉。

我们时常歌颂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但很少去谈学术界文化界的“界格”。“界格”说白了，就是学术文化相对的独立地位；正因其独立，一个学者的话才有了分量。我们愿意相信他的发言、他的研究，信服的是学术本身的逻辑，以真理的追求为目标，而非大量以取悦政治人物的喜好为原点。毕竟政治的逻辑和学术的逻辑是两套不同的逻辑。政治、经济、学术和文化等领域的分化发展是现代性的标志成就，显然它们彼此相关，但没有任何一个领域可以完全吞没另一个领域，也没有任何一个领域的逻辑可以完全取代另一套逻辑，更不可能让一套逻辑的目标成为所有领域活动的目标。大家口中常说的“政治是政治，体育是体育”，就是这种现代意识的体现。

萨默斯个案有趣的地方是他曾经“学而优则仕”(这是传统中国称颂的道路)，官拜美国财政部长。但哈佛教员不会因此动摇要拉他下台的决心，正如当年他辞官回到校园出掌哈佛大学的时候，评论的说法是他“更上一层楼”了。不止哈佛，现代世界任何一所大学的校长和教授都不可能在名片上用括号标明自己的身份“相当于正局级”。也许中国是个例外。

大学校长名言 篇4

同学们，你们好!

我想先擦去眼角的一些泪花，否则我恐怕看不清楚我的稿子。4年以前，你们来到复旦，和所有的复旦人一起享受复旦的百年庆典。那时候，你们作为最年轻的复旦人，积极忙碌在校庆的各项活动中。和以往历届的学生相比，甚至是和以后若干年的各届学生相比，你们在复旦的生涯有着一个不同凡响的开端。

4年以前，同样在这个体育馆，我们举行开学典礼。4年以后，你们中的大部分人将离开复旦，或者说暂时离开。你们是我就任校长以来送走的 自己在复旦学院时班级的名字。的，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和不同种族的人们有着不同的文化传承，展示出独特的智慧光芒。通识教育要告诉学生主导未来世界的文化是什么，然后教会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在纷杂的世界里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独特的个性，同时在与人相处和沟通的过程中，养成宽容、尊重、公正和坦诚的精神。和以往的学生相比，你们这一届的学生有着更多的出国交流的机会，统计显示有15.0%的学生先后参加过出国出境的交流项目。我们将尽学校最大的力量让学生有更多海外交流的机会。

复旦的通识教育，应该充分展现学术的魅力。通识教育的课程不是根据知识的类别来设置的，它关注的是当代社会与人类的发展问题。我们要求复旦的学生要“关注人类命运，关注社会发展，关注百姓疾苦”，既然有这样的培养要求，那么我们的课程就要展现这些基本的问题，哪些是涉及人类命运的根本问题，环境、资源、文化的保存等等;社会发展的趋势和可能性，科学技术、文明冲突、组织形态等等;还有现实的问题、百姓的诉求和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等等。很难想象，这些课程背后没有专业思维的支撑，没有我们最新的科研成果、学术见解的支持。通识教育有责任让我们的学生通过最基本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的训练，赋予大脑逻辑、推理、论证等复杂的能力，理解不同学术专业思维的不同，不同的复杂程度，不同的潜力，不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有一个调查显示，我们09届的毕业生，有近90%的人感到为了理想而奋斗是快乐而有价值的。我想，这种快乐不仅在于我们能够怀着理想走上社会，更有赖于我们在大学四年所作的知识的准备，学术的训练，独立判断和创造的能力。我知道，因为全球经济不景气，毕业班的学生感受到了就业的巨大压力，也再一次感受到了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感受到了抉择的痛苦。很不幸，这一抉择必须你自己来作出。父母、同学和师长，都不能替代你去判断，去决断。今天，在这么一个炎热的天气里，我穿着这身华丽的袍子，站在这里冒充“无所不知的校长”，也不能代替你们抉择。我只能告诉大家，如果没有理想，生活的一切都会是苦的。我年轻的 时候下乡六年，在农村做过五年赤脚医生，过得苦而快乐，因为我有理想。理想主义就是我们深藏于心灵深处的精神源泉，它不断地支持我们在现实世界里生活，在受到俗事纷扰的时候，回到自己的心灵世界，滋养生息，重新出发。大学校长毕业典礼演讲稿

最后，请允许我引用毕业墙上的文字来作为结束：毕业万岁，青春万岁，梦想万岁，友谊万岁!我自己再加一句，复旦万岁!

大学校长演讲参考范文

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作为南开大学校长、学位委员会主任，现在，我宣布：

根据xx年6月23日南开大学学位委员会学士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的决定，授予文学院、历史学院、哲学系、法学院、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外国语学院、经济学院、商学院、经管法试点班、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数学学院、物理学院、化学学院、信息技术科学学院、生命科学学院、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软件学院、汉语言文化学院、药学院、泰达学院的2805名本科毕业生，南开大学学士学位。祝贺你们!

同学们，在表达祝贺的同时，我还要特别向你们表示感谢。xx年，当我来到南开大学，你们是我迎进门的 学，无一时而不学，无一处而不学”。

今天，我们庆祝你们从这个校园毕业了，我们也祝愿你们此后的人生没有不及格——因为“挂科”可以补考，人生只有一次。

在这里，我恋恋不舍地为你们送别。

我知道，南开留给你的不会只是光荣和快乐，一定也会有委屈和苦恼。但我相信，以后你会越来越想念新开湖畔的梧桐、图书馆前的灯影、马蹄湖里的荷花、大中路上的白杨，那是一种家的感觉。想家的时候，就常回家看看，不要跟家里断了联系。

亲爱的新校友们，请记得，南开的品格因你们而发扬光大，南开的精神因你们而生生不息!

90多年了，南开大学一直在这里。从1919年至今，南开录取过90届学生，总数不足16万人。但南开之所以受人尊重，就是因为这些学生的表现。今天，我不再重复历届校友中的那些熟悉的名字，将来，你也是其中的一个!

大学校长说 篇5

下面是我看到的一篇文章，《新同学，大学校长对你说》，我觉得不仅对新生对所有正在大学学习的同学都是有启示作用的。

新的起跑线上，追求更快更高更强

清华大学校长 顾秉林

刚刚过去的暑假，我们一同见证了举世瞩目的第29届奥运会成功举办。在此，我想以奥林匹克口号的六个字──“更快、更高、更强”，向同学们提出三点希望。

“更快”，就是希望同学们更快地适应大学生活。大家知道，在游泳、跑步等项目中，起跑快的人往往会占有领先优势。各位同学都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现在大家又站在大学生活的同一起跑线上，即将踏上一段新的征程。学校为大家提供了平等竞争的环境和良好的学习条件，希望同学们更快进入新的学习状态，特别是更加自觉主动地学习，注重方法和思维的训练，培养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批判性思维。

“更高”，就是希望同学们树立更高的奋斗目标。在跳高项目中，运动员总要不断挑战新的高度，而每一个新目标都是运动健儿们再一次起跳的新动力。对于各位同学来说，在中学时考上大学、进入清华就是一个具体目标，如今这一阶段性目标已经实现，过去曾出现过一些同学因为失去新的目标而学习懈怠，甚至由于沉迷网络等原因而荒废学业。所以，希望同学们在步入大学后要确立更高的奋斗目标，保持刻苦攻读、奋发向上的激情。

“更强”，就是希望同学们练就强健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清华有着重视体育的优良传统，老校友们在回顾大学生活时，都深感在清华养成的体育锻炼习惯使自己终身受益。清华人不仅把体育作为健身的手段，而且作为“培养健全人格的最好工具”，注重身心的协调发展。在座的同学都是中学的“尖子”，现在汇聚到清华园“同场竞技”，就好像奥运会上的“强手如林”，大家会面临激烈的竞争、更大的压力，也许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挫折以至失败。但正如举重、跳高等项目上，运动员们常常是以未能达到更高目标而结束比赛，但下一次仍要冲击新的记录那样，同学们在遇到挫折时，不要消沉与放弃，而要善于调整与坚持，以良好的身心素质，面对压力，迎接挑战，克服困难，战胜自我，发挥潜能，成为高素质、高层次、多样化、创造性的拔尖创新人才。

珍惜个性兴趣克服从众心态

复旦大学副校长蔡达峰

每个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成长的。进入大学以后，你会面临许多新问题和新要求，你要去理解大学与高中的差异，去领悟一所有百余年历史的高等学府的精神和特色，去审视和把握自己的发展目标，你到复旦来做什么？毕业后要做什么？毕生要坚持什么？

复旦有自己崇高的志向，它要培养未来社会的栋梁之材。你欲对社会有大贡献，首先要努力完善自己的人格，做人的道理懂得越多，你才会越高尚。无论你学什么专业，都当以天下为己任，关心社会发展、关心人类命运、关心百姓疾苦。在此过程中，你可以学会理性地看问题，养成宽阔的视野和胸怀，进而提升人生的境界，开拓自身的前程。

复旦是学术的殿堂，是各学科众多优秀学者为人类奉献智慧的地方，你身在其中，就要努力提高学习能力，做学问的道理懂得越多，你就会越有作为。无论你学什么专业，都要集中精力，独立思考，保持兴趣，敢于探索。都要坚持尊重学术，崇尚理性，追求真理的精神，这对做学问和做人都很重要。

大学是培养优秀成年公民的地方，你将在这里独立地处理个人事务，自我教育能力的培养是你必须合格的课程，否则你将难以独立处理职业事务，担当社会重任。

欲学会独立处事，就要充分了解自己，珍惜自己的个性和兴趣，理性地分析和检讨自己的需要，只有明确了自己的意图，才会克服自己的弱点，才会有效地管理自己，才会安心地去看书、选课和选专业等，才会克服追崇热门的从众心态。

欲学会独立处事，就要培养自己的选择能力。复旦有各种机会，包括各种讲座、课程和活动项目等，这些都是受教育的好机会。建议你尽可能广泛地去领略和了解，多向老师和同学咨询，然后根据自己的意图，慎重地做出决断，不要轻率地采取排斥的态度。选择能力实质上是承受后果的能力，对于你已经选择的事情，就要用一往直前的决心和吃苦耐劳的毅力坚持下去，追求成功，不要患得患失。

欲学会独立处事，就要培养自己的规纪意识。大学有各种规章，这是长期办学经验的积累，是教学风气和质量的保障，也是你可以独立处事的依据。在复旦，每个学生都有可能获得好成绩，但这必须以能力为标准，必须以严守规纪为前提，绝不受钱财、权力或人情的干扰。你选择了复旦，就要学会承受复旦的压力。

欲成为未来社会的栋梁，不但要独立自尊，还要有良好的集体意识和协作精神，善于处理他人与自己的关系。协作精神以道德情操为本，关键是谦让和奉献。要服务社会，自己先得练习尊重别人。那种孤傲冷漠、骄傲自大的习气，是断不可能受人欢迎的。

一等品行，成就一等学问

上海交通大学校长 张杰

交通大学兴办于民族危亡之际，为中华富强而兴学育才，立校之初即提出“求实学，务实业”、“饮水思源”。唐文治老校长主张学业品行合一，留有名言“欲成第一等学问、事业、人才，必先砥砺第一等品行”，强调以第一等品行为根基，成就第一等学问、事业和人才。这样一种以人为本、求真务实、德育为基、敢为人先的育人理念，在交大根深蒂固，并逐渐为其他兄弟大学所认同。正是秉承和发扬了这种理念，112年来，交通大学为国家的现代化

进程做出了许多不可磨灭的贡献，从这所学校走出了众多改变中国历史轨迹的杰出人物。

儒家经典《大学》开宗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简单说就是，教育的根本是为了发扬我们身上的那些美好的品德，并且用这些美好的品德来影响身边的人，从而追求完善的人格。交通大学的校训是“饮水思源，爱国荣校”，彰显的就是感恩和责任。今天，我们一起来回顾历史，就是希望每一位交大人，都时刻铭记我们的使命和责任，时刻铭记祖国和母校，时刻铭记自己的父母和师长。因为，只有懂得感恩和责任，才会有健全的人格。希望大家珍惜在大学学习的人生黄金时期。交大不仅是传授大家知识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建设大家的能力，培育大家的素质和养成大家完善人格的圣地，这就是我们的“交大之道”，也是我们这些师长们的真心期盼。

一个人若想成功，不能没有激情和梦想，同样，要想成为一个伟大的大学，也不能没有伟大的激情和梦想。交大这112年的发展，就是不断实现一个又一个梦想的过程。现在，我们的梦想是交大能够成为一所大师云集，精英荟萃，科技成果和人文思想精彩纷呈、交相辉映的大学，成为一所不仅能够推动国家的工业现代化，而且能够促进人类健康、引领社会发展、对人类社会进步贡献卓著的世界一流大学。

我们深知，目标之前，横亘着历史与现实的宽阔河流，梦想的实现不但需要激情，更需要踏实的工作和努力的拼搏。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让我们来一起努力！

学会“仰望天空”

同济大学校长 裴钢

大学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大学要把你们从一个学生转变为一个社会人，成为一个能够承担许多责任的国家栋梁。这是一个根本的转变，是一个艰难甚至有些痛苦的过程。

大学首先是一个潜心学习的好地方。这里有许多国内外知名的科学家，有包罗万象的图书音像资料，有涉及国计民生各方面的学科体系。大学生的知识面一定要拓宽，可以文理兼修，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结合，并学一些管理和艺术课程，使自身素质更全面。完善的知

识结构和多元的思维方式，将帮助你更具备创新能力，更适应社会变革的需求。

大学是一个小社会，也是能力锻炼的试验田，大学生在学习的同时，要重视能力的培养。能力虽然无法在成绩表上反映出来，但却是走进社会的通行证。同学们报考大学的时候，就非常关心就业问题，这是个好现象。用人单位不仅看学习成绩，更看重素质和能力——与人交往沟通、准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善于团结包容与合作、敢于面对困难和克服困难、挑战权威又懂得尊重他人。大学生还要逐步树立责任感，对自己的将来负责、对家庭负责、对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负责。

去年温家宝总理在同济百年校庆上亲切勉励大学生要善于独立思考和创新，希望大家经常仰望天空，学会做人、学会思考。所以，同学们要注意从点点滴滴的身边小事做起，逐步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积累干事业的志向。

怀一颗自信的心走进校门

华东师范大学校长 俞立中

北宋大学问家李觏说过：“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师”,教师职业肩负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被赋予高尚的道德期许和社会责任。去年，国家在教育部直属六所师范大学实施免费师范生教育试点，这项政策旨在鼓励最优秀的青年学子投身教育事业，培养大批“乐教、适教、善教”的优秀教师和教育家。你有幸成为这一政策的受益者，一定能深切体会到这份崇高的责任。

一个教育家，要有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使命感，要有深厚的文化素养、渊博的科学知识和创新的思维能力，还要有磁铁般的亲和力。为此，学校已经为你精心设计了一整套培养方案，帮助你全面发展、成长成才。我真诚地希望你从这一刻开始，为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和学习方式做好充分准备，为圆满完成四年学业做好充分准备。同时，衷心期待你坚定做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的理想信念，志存高远、立志成材、求实创造、陶冶品性、积极进取、全面发展，努力成长为优秀教师和未来教育家，在为祖国未来教育事业奉献青春才华的同时，成就自我、实现理想。

美国大学校长 篇6

2014010001 梁春阳

摘要：美国是目前国际上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也是大学治理制度建设相对最完善的国家之一，作为大学最为关键的人物-校长，无疑是大学里最具有影响力的人物。校长是大学最有影响力的人，但校长的一切活动都要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本文探讨了美国高校治理中校长的权力的来源、校长的范围以及校长权力的制约；以及校长在美国高校治理中扮演的行政者、筹资者、社会活动者角色，进一步了解了美国高校治理中校长的重要性，借鉴美国大学的经验，我国要明确校长任命的重要性、校长应有明确的教育理念和特色的办学理念、校长应创设学术自由的氛围、增加教职员工和学生参与管理的数量。关键词：美国 校长 权力 角色

二、美国高校治理中校长权力

（一）美国校长权力的来源

要想知道美国校长权力的来源，就必须要了解美国大学治理结构，美国大学的治理结构包括：董事会、校长、评议会。

美国是董事会制度发展最完善的国家，美国高等学校董事会制度始于殖民地时期建立的几所学校，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哈佛学院、威廉-玛丽学院和耶鲁学院。美国高等院校一般由董事会控制，其成员通常是教育领域外的社会知名人士。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高校，董事会都处于大学管理系统的顶端，是学校最高决策机构和最高权力机构，享有裁决学校事务的全权。董事会可以说是美国大学真正的“老板”。董事会的主要职责是决定学校的大政方针，聘任和评估校长，根据校长举荐任命教授和行政官员，监督学校相关机构的管理工作，审批预算，筹集资金，管理捐赠，确保足够的物质设施，监控教育项目，审批长远规划，在大学与社会之间发挥“桥梁”与“缓冲器”的作用，确保大学的自治。

校长，校长执行董事会作出的有关大学内部日常事务的决定‘美国大学管理有以校长为首的行政权力系统和以评议会为代表的学术权力系统。大学内的学术事务和行政事务往往交织在一起，很难截然分开，有些学术事务决策后还要通过行政系统去实行。校长成为协调沟通学术系统和行政系统的关键角色。因此，校长一般是评议会的职能成员，主持和召开评议会会议。评议会，评议会制度是西方大学里普遍存在的一项制度，它背后体现的是“民主治校”,“教授治校”的理念。校评议会负责的学术事务主要包括制定全校的学术政策，教师的聘用、考核和晋升，学生的教学、课程设置等。学院评议会负责的事务更多，权力更大，几乎包揽了学院的全部事务。一般而言，越往基层，学术事务越集中，评议会的权力和权限就越突出。[1](二)美国大学校长的权力范围

美国大学校长依据董事会的授权，拥有大学行政和学术事务的全部权力，并承担大学行政和学术事务的全部责任"而事实上，伴随大学规模的急剧扩展!职能的日趋增多，学科的不断分化，大学校长不可能独自承担大学全部的行政与学术事务，他们通过授权将权力和责任进行分化，他有权任命哈佛大学的副校长，三、美国大学校长的角色定位

（一）行政者角色 作为行政者，美国大学校长由大学董事会任命，是大学科层组织的首席行政长官，他们为实现董事会所确立的政策目标而存在，并依据这些政策目标设立必要的组织机构，配备相应的人员设施，控制与协调机构的运作，开展对组织运作的绩效评估，从而确保董事会政策目标的达成。大学负责各具体事务的副校长均由校长提名产生，尽管副校长最终人选确定需要报请董事会批准，但校长在此过程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建立一支结构合理、高水平教师队伍是大学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大学校长的重要职责。以“哈佛大学的奠基者”闻名于世的哈佛大学校长埃利奥特在他任职期间认为，哈佛要成为一流的大学，就必须有一批高水平的学者，要有一流的教师，他强调说：“大学的真正进步必须依赖于教师。”在埃利奥特看来，一所大学的教育水平和质量的高低，主要取决于教师的高水平和恪尽职守。为了把哈佛大学办成高标准的学府，他呼吁要提高教师的待遇，特别要不惜重金聘请最优秀的学者和人才来任教；同时，要提供专门基金以充实教学设备，为教师的教学和研究创造最好的条件。在埃利奥特任校长后，就把教授的年薪由3000美元提高到4000美元，而当时美国主要大学教授的年薪都在3000以下。[2]

（二）筹资者角色

（三）社会活动者角色

四、启示

（一）校长任命的重要性

一个合格的校长，要有学问家的眼光，教育家的襟怀，管理者的魄力。我国现在实行的是政府委任制，虽然保证了党对大学的领导，使得学校管理具有稳定性，但是对于校长的眼光、胸怀、管理能力却考察不足。今后高校改革政策中，对校长的任命应该是学术人士或者热爱教育事业的，而不是简单的政府官员的任命。

（二）校长应有明确的教育理念和特色的办学理念

理念是前进的动力。大学校长有鲜明的、符合现代大学办学规律的教育理念，大学才有奋进的目标和力量。然而，现在的许多大学校长，陷于琐碎的事物当中，为了赶大流，出席各类政府会议，不断申请各项国家指标，而不能专心的处理大学事务和长远发展，忽视了大学的使命和宗旨。

（三）校长应创设学术自由的氛围

历史赋予大学的使命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只有明确大学的使命，才能更好的发展大学。学术自由是影响大学履行使命的关键因素。我国现行的领导体制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现在高校改革中的领导政策一直提倡“去行政化”，还学术以自由，其实，除了行政化对学术自由产生的影响外，主要还是大学内部的学术保障制度不健全。有一部分大学中，教授只有按照政府的领导，学校的要求，才能获得一定的资金项目支持，许多大学教授的研究课题也是为了完成学校规定的硬性指标，缺乏自己的独立研究。有一些认真搞科研具有创造性的教授，因为大多数时间放在科研中，而无暇顾及行政往来或无法完成规定任务，最终导致淘汰。所以，校长应设立规章制度，依法治校，保障学术自由。

（四）增加教职员工和学生参与管理的数量

一方面，作为学校主体的重要部分，教职员工在最高权力机关中的地位要加 强。要积极激励教职员工代表参与大学重大决策的制定；另一方面，要巩固加强教职员工在学术委员会中的中心地位，充分发挥教职工在学术事务发展中的自主创新精神，而学生作为大学的核心利益相关者，要充分体现学生在大学治理中的作用。学生作为受教育权的主体，既是大学最重要的教育服务消费者!又是等学校法人治理结构中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在大学的决策机构以及学术委员会中，要适当提供学生代表的参与名额。参考文献：

大学校长的政治突围 篇7

一、大学的政治迷雾

长期以来,大学被想象为一处屏蔽尘风世俗的世外桃源。“象牙塔”是对大学的白描,大学人似乎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脱俗仙人。作为学术性组织,客观、理性、独立是大学的基本精神。追求真理、发现奥秘、发表新说、传播知识,固然是大学人作业的一般写照,但大学人从来没有“在别处生活”,大学从来没有与世隔绝,也从来没有完全独立过。神权、政权、人权,即使不是同时,也是间歇性地、交替地为大学的运行谱曲。大学人或许对外界事态反应迟缓甚至冷淡。甚至,作为某一特定领域的专门化的学术人,物我两忘,“不识时务”的钻研精神是值得推崇的科学境界。但大学当局,尤其是“首席执行官”,如果看不清气候,就难识冷暖;不破迷雾,就难辨方向;不遏制乱流,就难守护大学的核心价值。大学是学术组织,兼具政治属性。大学政治是外部政治和内部政治的聚合。外部政治是大学政治的胶片,内部政治是大学政治的底板。大学的内部政治和外部政治处于共生状态。在外部政治强势情境下,内部政治为外部政治所笼罩,内部政治或为外部政治的缩影,或为内部政治曝光的涂料,或为内部政治结构变移的引擎。外部政治对内部政治的影响源于思想,始于法令,成于活动。在外部政治弱势情境下,内部政治表现为封闭自足的价值碰撞、权力较量和利益计算。20世纪60年代的世界大学生风潮,可谓大学政治发烧以及内部政治和外部政治互动的浓缩标本。

在美国,一伙青年运动积极分子于1960年成立了民主社会学生联盟(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简称SDS)。1962年,汤姆·海登为该组织起草了宣言《休伦港声明》,既对大学生对时事的冷漠予以批判,也对军工合作予以痛斥。海登呼吁消除贫困、扩大民主,主张个人直接参与政策制定过程。1964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言论自由的旗帜下爆发大规模学生运动。1965-1968年间,民主社会学生联盟在100多所高等院校组织领导了成百上千次示威活动,参加学生达5万多人。1968年,在学生从军、民权和越南战争催化下的哥伦比亚大学校园为学生抗议活动震响。1969年,常春藤的其他名校不甘寂寞,纷纷卷入。尽管学生运动的组织策划各有不同,但绝大多数活动的结果却颇为相似:大学校长或引咎辞职,或被当局解雇。其中,康奈尔大学校长詹姆斯·珀金斯在荷枪实弹的学生威逼下抉择的情景,最是耐人寻味。如果不看外部政治大图,不究内部政治细节,就难以理解康奈尔发生的惊人故事。

珀金斯于191 1年10月1 1日出生在费城。193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斯沃斯莫学院。1937年获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科学博士学位。1937-1941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任教。二战期间,在价格管理和对外经济管理局供职。1945年-1950年任斯沃斯莫学院副校长。此后,调任卡内基基金会副主席。从肯尼迪任参议员开始,即为国家安全顾问。肯尼迪当选总统后,被任命为国家外事研究院顾问团主席。1963年的一份调研报告获认可并得公开批复。左约翰逊就任总统后,他于1967年被总统任命为世界教育危机国际大会副主席。此外,他还兼任许多诸如兰德公司这样的机构的董事会成员的虚职。1963年10月3日,他就任康奈尔大学第7任校长。他在康奈尔治校的方略,既关大学的核心使命,也着外部政治的颜色。他和肯尼迪以及约翰逊两位总统的往来,无疑拉近了大学和国家政治的距离。1961年,时任总统的肯尼迪在一项行政规定中禁止政府部门用人时在“种族、信仰、肤色或来源国”等方面有歧视行为。他还要求政府部门采取积极的行动(Affirmative action)阻止这样的歧视。1963年约翰逊接替被暗杀的肯尼迪,出任美国总统。1964年,约翰逊呼吁对美国的贫困进行无条件宣战。随后,国会颁布了《经济机会法》,并拟从1965年起连续三年共斥资10亿美元,增设消除贫困的项目。为此,还成立了专门的“经济机会部”(Office of Economic Opportunity)。1964年,他成功说服国会通过最为全面的《民权法案》,保证所有人在诸如餐馆、酒吧、宾馆和剧院等公共场所能够平等进出。在消除雇用歧视和学校种族隔离以及增加投票权等方面,该法案远远超越了肯尼迪最初的动议。1965年,约翰逊在霍华德大学演讲时指出,“仅有自由是不够的。你可以说‘现在你们想去哪就去那,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去选择你们中意的领导去吧’。但这么说无法清除掉几个世纪以来结下的伤疤。你不能不加任何补偿地使一个多年来镣铐加身的人获得解放。你不能仅仅将他带向赛跑的起点,然后对他说,‘跑吧,你现在可以和所有的人自由竞争了’。这样貌似公平,其实不然”。该年,约翰逊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将非歧视的原则贯彻到联邦政府人员任用的实践中。国会还成立了一个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此后一直到70年代,联邦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规定,要求制定旨在增加少数民族裔成员在联邦政府部门就业机会的时间表和具体目标。此举意在补偿由于种族隔离而对非裔美国人带来的伤害。后来,这样的理念由种族问题延伸到妇女政策,由就业机会延伸到教育公平等领域。这就是“平权法案”的由来。[1]这也是珀金斯及其供职的康奈尔大学镶嵌其中的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地图。

珀金斯在康奈尔大学的领导愿景既有学术创新,也涉政治潮流。他追寻康奈尔大学缔造者的路线,积极开发大一新生研讨班项目,推进人文学会发展,实施“安德鲁·D·怀特外聘教授计划”。在征询了全国顶尖生物学家的意见后,他在康奈尔大学成立了生物科学部,融入艺术与科学学院和农学院的课程。循同样的思路,成立了新的计算机科学系,将艺术学院和工程学院的课程纳入其中。他广募资金,为生物学、计算机科学和国际问题等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奠定了发展的基础。在任职期间,教职员工的工资迅速增加,23个捐赠教席得以创设,校园建筑此伏彼起。与此同时,一方面源于贵格会成员对黑人遭受不公对待历史的深深负疚感,一方面作为洞悉民权导向的社会公共人物,他积极扩大少数民族学生的就读机会。1964年争取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不菲资金,成立了特别教育项目委员会,旨在显著增加少数民族学生的入学人数。结果,黑人学生由他上任初的不足10人增加到离任时的250多人。[5]只不过,有的位置“树大招风”,“高处不胜寒”,时时为政治博弈算计;有的位置则或拥有“天高皇帝远”的物理距离,或拥有“心远地自偏”的心理屏障,故而更接近自然的秩序。无论在哪里,有没有不同的声音,能不能听到,如何听,如何评价,如何做出反应,都可以在政治的视角下加以审察。

1969年5月28日,珀金斯给康奈尔大学的全体教师发了一封信。信中对未来一年大学将面临的挑战做了预测,同时祝愿教师们在即将开始的暑假过得快乐,最后招呼“九月见”。5月31日下午4点,应珀金斯自己的要求,他的辞职信由康奈尔大学的新闻发言人汤炳公布。为什么仅仅隔了两天,珀金斯和康奈尔人“九月见”的期待转而成了校长谢幕的告别预演?有什么不同寻常的突变风云让珀金斯深陷危机而不得不撤退?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作为校长,珀金斯的个人危机是康奈尔大学危机的出口。康奈尔大学的危机是校内日积月累诸多事件的串联。链接这个串联电路的系统是更大的美国社会。

康奈尔大学是美国《莫里尔法案》的产物。该法案于1862年颁布后,伊兹洛·康奈尔与安德鲁·怀特联手奔走游说,最后在伊萨卡(Ithaca)建立一所大学的议案获得通过。康奈尔出资出地,怀特出力,最终使康奈尔大学得以于1 865创建。具有公立性质的康奈尔农业学校和具有私立性质的人文科学学院,结合成康奈尔大学,这是康奈尔大学的组织特色。由于在康奈尔大学的奠基性贡献,怀特被选举为首任校长。怀特曾在欧洲游历,此间,他考察了德国大学的模式。在康奈尔大学成立后,他借鉴德国研究型大学的经验,融传统人文学科与现代科学于一体,为这所新大学的崛起奠定了基础。百年华诞的时候,珀金斯入主康奈尔大学已近两年。掌校初期,学校在方方面面都显发达景象,但随后美国发生了一系列事件,整个社会陷入空前躁动,已逾百年的康奈尔大学也失去了往日的平静。

1968年1月30日,来自菲律宾的访问教授迈克尔·曼克菲林神父开始讲授有338名学生在座的大课“经济发展”。这是他在康奈尔大学授课的第二个学期。该课涉及贫困、贫民窟经济学、影响经济成功与发展的生物和文化因素、西方文化与其他文化的比较等问题。在潜在的意义上,这门课与种族问题有一定关联。在此前的一个学期,曼克菲林的课风平浪静。但是,本学期不同了。包括约翰·戛纳、罗伯特·鲁尼和波特·库伯在内的七八名黑人学生选修了这门课。而他们三人是非裔美国人协会的铁杆成员。曼克菲林在3月19日的课上像往常一样讲授,这次课成为戛纳等人向所谓“机构性种族歧视”或“隐性种族歧视”发动进攻,进而酝酿对整个大学发动进攻的前奏。戛纳认为,曼克菲林的课从一开始就贯彻了一种种族歧视的哲学思想。这种种族歧视不是个人层面的或显性的歧视,而是机构层面、制度层面的歧视,是隐性的歧视。它是一种态度,是深层的无意识假设,表现为白人至上的优越感。“在经济逻辑的论题上,教师假定并重点强调这样的所谓‘事实’,即经济学关涉理性决策,而这样的经济学研究只是西方人的产物”。“美国的黑人被排除出西方人的范围,非洲的经验在经济学研究中没有任何位置”。曼克菲林对这突如其来的挑战毫无准备。要不是学生的质疑,他无论如何不会想到他的课居然和种族主义“有染”。在3月21日的课上,作为回应,曼克菲林一方面向戛纳及其同伙表示歉意,一方面友善地正告他们,太过敏感会成为他们倾听的障碍。戛纳对曼克菲林的道歉并不满意,他对“隐性种族歧视”的追究也没有善罢甘休。他们从分管学生事务的副校长到学生事务处主任、人文学院院长找了一圈人,最后约定在4月2日和经济系主任戴维斯会晤。其间,人文学院院长布朗曾向他们解释,他们有权利抱怨,但是必要的程序还要遵守。戛纳等人认为校方在敷衍搪塞,极为气愤。他们和戴维斯的对话更是一团糟。戴维斯一方面向他们解释学术自由的一般原则,另一方面,对他们就曼克菲林的处置诉求不做积极回应。戛纳将曼克菲林案交非裔美国人协会讨论,最后决定在4月4日的课上由戛纳宣读一份声明。那天,曼克菲林的讲授刚开始不久,戛纳及其同伙走进教室要求宣读小组拟好的声明。曼克菲林要先看一下声明的文稿。当他自己还在默读的时候,戛纳就向全班宣读了。曼克菲林要戛纳停下来,但无济于事。之后他问学生是否想听这份声明,班里发出杂七杂八的声音。为了压制戛纳的声音,曼克菲林领学生唱起了美国国歌《星条旗之歌》。戛纳根本不理会曼克菲林对课堂秩序的维持,继续大声宣读。最后,曼克菲林万般无奈,取消了这次课。随后,戛纳等人在斯特莱特大楼前集结。在激烈的争论后,非裔美国人协会决定占领位于戈德文·斯密斯大楼的经济系。抗议的学生们走进大楼,关上楼门,贴上“办公室关闭”的告示。系主任戴维斯和三个秘书被挟持在办公室里。抗议者向戴维斯就曼克菲林案提出三项要求,并称如果不约校方对话,他们就别想走出这个大楼。当时,校长珀金斯还在威廉姆斯堡,学校总教务长康森同教授会负责人以及经济系的几个教授,同学生代表进行了长达两个小时的谈判。最后,康森承诺和学生会面并着手回应他们的要求,同意投入一定的资金外聘经非裔美国人协会选择的讲师,并对整个事件展开调查。

4月8日,学校行政人员与戛纳小组就曼克菲林问题进行对话。珀金斯还成立了由罗宾·威廉姆斯挂帅的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教授、行政人员和学生代表组成,共计9人。调查包括曼克菲林课、学生占领经济系以及康奈尔大学的种族问题在内的相关事宜。此外,经济系主任戴维斯已经同意外聘持不同视角授课的教师。而学校安全与纪律委员会也就占领经济系的学生可能存在的三项指控展开调查,包括打断曼克菲林的课堂教学,挟持戴维斯和秘书作为人质,以及攻击保安人员。威廉姆斯是群体关系专家。他提出调查委员会工作的程序性和构成性问题。按照常规程序,要解聘一位教授,需要由学院院长组织首轮调查。之后,如果院长确认获得继续追究的充分证据,还要由当事人的同伴组成的小组进行继续调查并召开听证会。同时,整个过程还要包括和原告对质环节。委员会临危受命,虽然获得展开调查的权力,但是,学校行政要求越过第一个环节,直接进入第二个程序。显然,学校未经第一轮核实就认可了戛纳的一面之词。

程序性问题还涉及委员会的任务和对学生纪律展开独立调查之间的关系。学校行政指示保安部门暂缓纪律调查,要求在委员会调查结束后再启动他们的调查。根据保安部负责人乔治的说法,这样他们丧失了收集证据的极佳时机。而且,从专门训练的角度上讲,他们毕竟比临时性调查委员会有经验。乔治指出,学校行政的信号是,“学校已有的法律规范和惯例不适合当时的情境”。这样的解决路径满足了非裔美国人协会的逻辑:“我们的委屈如此深重,以至于虽然我们举动大胆,但校方无法用严明的纪律对我们加以苛责”。就第二个环节而言,确切地说,委员会的成员并不都是曼克菲林的“同伴”。在这个委员会里,既有维护学术自由的法学院教授诺曼·潘尼和经济学教授乔治·海德布兰德,也有对委员会在机构性种族歧视方面表现出温和立场不满的行政人员格洛丽亚·约瑟夫和学生代表伊尔·阿姆斯特朗等人。调查委员会就机构性种族歧视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焦点在学术自由和种族主义的冲突上。约瑟夫认为委员会无视学生感受到的在教育中存在的歧视问题,相反,过分拘泥于技术和程序问题。当委员会里有成员强调学术自由的重要性的时候,约瑟夫回应道,“种族主义正在戕害我们”。

调查委员会听取了19个目击证人的证言,最后在4月26日提交了报告。委员会大多数成员虽然也关注康奈尔大学在种族问题上的大背景,但最终接受了传统的关于种族主义的狭义性解释。由此推断,就意识层面上的种族主义而言,曼克菲林是无罪的。这一点连委员会里的少数派也表认可。但在无意识层面呢?这正是机构性种族主义的本质。在这一点上,少数派和多数派的意见存在分歧。在讨论曼克菲林问题的同时,委员会还谴责学生的违纪行为,并将这个案子提交学校学生行为委员会处置。该委员会建议对学生不做处理,以免牵连从教师到行政人员在内的更多的人。关于学生纪律问题的“皮球”最后踢给学校高层。学校高层也选择了对学生的过激行为不予追究的策略。而对曼克菲林的判决是,他本人是无罪的。因为整个大学存在机构性歧视,所以大学是罪人。由于大学是罪人,大学中的所有人都是罪人。因为所有人都是罪人,所以不应该只对曼克菲林治罪。不是要曼克菲林个人消除种族主义言论,而是康奈尔大学要清除种族主义倾向。

曼克菲林事件对大学而言具有象征意义。该事件的前前后后涉及到了大学内部的许多不同的群体和个人。从大群体上说,学生、教授和行政领导是三大群体。在学生中间,如果按种族分,又分为黑白两大群体。在两大学生群体中,在极端的意义上存在热衷于政治活动和疏远政治两大类。其中,种族意识“觉醒”的黑人学生在整个事件中发挥了领导作用。从总体上看,学生斗争的矛头是作为机构的大学,而导火索是作为个体的教师。就教授群体而言,有的教授专注于学术自由空间中的真理探索,有的对弥漫于社会的正义和公平等问题表示关切。学术自由问题因其有历史传承而意义澄明,而社会正义则由于原则模糊而处于论争之中。既然在论争之中,教授们在站队的时候,就存在一定的张力。对学校行政当局来说,如果坚守学术性组织的立场,那么自有基本的原则可循。如果将大学作为社会正义的工具,无论在理论上还在实践操作上,都将面临意义诠释的挑战。同样的事件,在对意义的诠释结构没有受到挑战的情境下,也许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在意义诠释的结构受到冲击和挑战的前提下,许多事件就变得不同寻常。

曼克菲林事件发生之前,他已经上了一个学期的课。那时,经济系并没有接到类似的抱怨。即使在事件发生之后,威廉姆斯调查委员会在对课上其他同学进行调查时,不少学生认为“对曼克菲林的指责是不公正的,站不住脚的。我们全力支持曼克菲林,并建议学校行政主管部门也能支持他”。可见,对同样的事件的诠释有完全不同的声音。在意义模糊的“熟地”,有不同的声音是好事。它有利于重新评估对所谓“熟地”的知识,进而深化人们的认识。但是,如果不同的声音超出了理性的论争,尤其是被极端情绪所奴役,就可能损害一些久经考验的价值体系,至少是损害真理探究所依赖的宽松环境。而当真理探索为政治权力追求所遮蔽、理性论争演化为权力的对撞时,不同利益群体间的矛盾就可能被激化,大学的正常秩序就可能被打破,大学的核心使命就可能受到威胁。果真如此,重申并合奏大学的“主旋律”就应是大学当局的首要任务了。

三、校长的政治突围

曼克菲林事件不过是康奈尔大学危机的预演,更大的危机还在孕育。作为曼克菲林案的延伸,黑人学生积极分子加速推进传达黑人声音的教育项目。校方对黑人学生的要求也做出积极的回应。围绕黑人学生项目的分裂与融合的不同导向,在非裔美国人协会中产生了分歧。该协会成员保罗·杜波伊斯是校长珀金斯的顾问,他的态度比较温和,主张走融合的道路。他还在珀金斯的支持下起草了旨在实现扩大黑人招生、提高黑人项目教育质量、开设和实用经济学及职业技能并行的黑人问题研究课程、增设用于特别教育项目委员会学生的奖学金等目标的具体方案,成为黑人教育项目的蓝皮书。以戛纳和汤姆·琼斯为一方的强硬派主张分裂,对杜波伊斯的方案嗤之以鼻,认为是珀金斯背着他们耍的手段,他们和杜波伊斯的隔阂因此而加深。虽然戛纳和琼斯一度为争夺黑人学生的领导权彼此剑拔弩张,但最后尽弃前嫌,结成统一阵线,坚持走分裂道路,联手对抗校方。他们要求开设独立的黑人项目,并拒绝白人学生参加,甚至提出筹建自治的黑人学院的计划。为此,他们毫无商量余地地断然要求学校提供100万资金,并提供一处办公建筑。珀金斯对激进黑人学生的分裂要求深感沮丧,对他们“最后通牒”式的威逼方式甚为不解,对大学由“康奈尔社区”滑落为“康奈尔丛林”的趋势不无忧虑。珀金斯在为整个大学忧思的时候,激进学生对他的个人挑衅也在不断升级。

1968年12月8日,琼斯深夜11点给珀金斯家打电话,追问能否出席次日校方和学生代表的对话。由于珀金斯患了感冒已经入睡,其夫人代接电话。她在电话中和琼斯发生争执。12月17日,应学生催逼,珀金斯在校长办公室等待对话的非裔美国人协会代表。办公大楼只留下他和一个便衣、一个顾问。他预期的学生代表为3人,而实际上来了17个人。珀金斯知道来者不善,要求只准6个人进来,但进来了10个人。学生们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交换着纸条,有个带着刀子的学生还走到珀金斯的沙发后示威,最后坐到珀金斯旁边,还用胳膊将其搂住。面对如此威胁,珀金斯镇定自若,争取主动,据理力争,很好地掌控了局势。但在黑人学生眼里,他屈尊恩惠的口吻进一步暴露出白人至尊的优越性。1969年2月26日,作为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资助的南非论坛的一项活动,安勒德·罗文斯坦应邀做一个报告。按照计划,由校长珀金斯介绍罗文斯坦。当时,珀金斯刚要走到主持台前作介绍,学生领袖伊万斯拿起话筒,当众宣布要和珀金斯理论。他的一个同伙丹西斯走向主持台要他交代学校的投资情况。当珀金斯解释的时候,狄金森和帕顿分立主席台两侧。狄金森手握4英尺长的木棒,他曾有骚扰《太阳报》记者的不良行为,正待民事法庭听证。帕顿则一只手抓住珀金斯的衣角,将他拎了起来,另一只手去抢话筒。台下一位黑人学生喊“抽他!”当乔治企图到主席台帮助珀金斯时,狄金森用木棒指着他,示意其止步。几秒钟后,帕顿放开了珀金斯。珀金斯冲忙离开主席台,乘保安的车回家。此后,学校还发生了一连串事件,包括白人学生受袭、黑人学生擅自挪用一个大厅里的沙发长椅。而一天晚上离奇地出现在黑人女学生宿舍前点燃的十字架,成为康奈尔更大危机的导火索。

1969年4月19日,由于不满教授会决定拟处理曾违反学校纪律的学生,另称十字架事件表明种族主义在行动,非裔美国人协会占领了斯特莱特大楼。当时正值周末家长日,许多住在那里的家长被迫撤出大楼。学生和校方对峙,逼校方就范。不久,一批枪支被带进大楼,学生以武力威胁,事态恶化。校方临时组成危机应对小组,最后派负责公共关系的副校长穆勒等人进楼和占领大楼的协会学生谈判。协会的条件是免除对违纪学生的惩处。校方承诺,如果他们撤离,就保证劝说教授会网开一面。20日学生撤出斯特拉特大楼。当晚,珀金斯在听完一场音乐会后回到家中,读到了穆勒等和学生谈判的协定。他并不表示赞成,但也没有表示绝对不去执行。该协定涉及三大问题:对学校的司法程序予以调整、调查火烧十字架案、免除担忧和责罚违纪学生。第二天,在21日周一的《纽约时报》上赫然登出“康奈尔学生抢占斯特莱特大楼36小时后撤退,校方让步屈从”的报道。教授会如何对违纪学生表决成为整个事件了断的关键,而由谁来决定违纪处罚的司法程序则是更深层的问题。辛德勒是学校司法小组的重要人物,他主张坚持学校已有程序,严正执法。20日晚,在英语系教授麦克·埃布拉姆家中包括斯特劳、拉斐波、辛德勒、罗希特等人在内的一些资深教授集会商讨对策。此次集会的教授群后来被称为“埃布拉姆-斯特劳小组”(也称41人小组)。21日下午4点,1200名教授召开会议,正式议定对策。其中,教授会主席罗伯特·米勒主张从宽处理学生。在学生占领斯特莱特大楼时,他是谈判小组的核心成员。当时,他就向学生领袖表示,如果不能劝说教授们投票取消对违纪学生的处理,他就辞去教授会主席的职位。而斯特劳及其小组的意见是对学生的违纪行为不能姑息,对持械占领斯特莱特大楼的学生应予以开除。不同意见针锋相对,辩论激烈。此时在场的珀金斯介入,提出倾向斯特劳的七点意见。但其中少了斯特劳提出的对燃烧十字架事件的谴责。最后会议以540对360票通过经珀金斯修正的斯特劳方案。由于米勒对学生的承诺没有兑现,他提出辞职的请求。此时罗希特提议,“教授会支持米勒主席,不想让他辞职”。大家鼓掌通过。

22日,琼斯代表非裔美国人协会接受康奈尔大学校外一家电台的采访。在这次采访中,琼斯通过电台发出恐怖威胁:“过去许多年里,一直是黑人饱受屈辱,命运多舛。现在,该是猪们去死的时候了”。如果不答应条件,“我们今晚就要行动。9点之前康奈尔还有幸存机会。现在是8点过3分”。

在这次采访中,琼斯列出了一批所谓种族主义分子的名单,包括校长珀金斯、总教务长康森、副教务长肯尼迪、政府系主任辛德勒、历史学教授罗希特等人在内。受琼斯的威胁,一时学校里恐怖森森。23日一早,“41人小组”的多数教授们再一次在埃布拉姆家聚会,希望议定一个介于小组和行政人员之间的方案。与此同时,珀金斯及其幕僚也紧急商议,寻求应对策略。哲学家麦克斯·布兰克的立场和行政领导一致,他建议淡化责任,既往不咎。珀金斯组建了包括穆勒、布朗和布兰克三人在内的决议起草小组。此外成立了由三名学生、三名行政人员和三名教授组成的特别顾问小组。保罗·奥勒姆教授在决议的导言中写道:“我们倾听你们,关心你们,努力理解你们,热望与你们共事”。珀金斯坦言他想象得到这份决议是他在康奈尔“最后的官方行动”,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如果我不这么做,整个校园就将陷于一场内战,无人能够幸免”。学校的行政主管们对他的判断表示认可,并鼓励他,“我们将协助你签这份生死状”。康森主持了当日由1100多人参加的教授大会。珀金斯首先发言,他指出,康奈尔大学正在遭受建校以来最大的危机。大学正处在分崩离析的边缘。“我希望我们能够将斯特莱特大楼事件和相关问题从大学的档案里抹去……我希望我们能将过去的事件一笔勾销,这样才好同舟共济,勇往直前”。最后,他呼吁,“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和我站在一起,努力将大学从灾难的边缘领向新的更加和谐的社区……我们现在应对挑战的出路是:作为理性人,要团结起来共度难关。”随后,教授会执行主席罗伯特宣读了事先起草好的“废止”惩罚违纪学生决定的议案。在审议过程中,历史系教授詹姆斯·约翰站起来宣读他和斯尔布雷、马科姆等人商议过的意见。他对汤姆·琼斯在电台中的威胁表示强烈谴责。他愤慨地说,“琼斯先生要摧毁整个大学,让他来试试好了。珀金斯校长允诺维持大学的秩序。我毫不怀疑,如果确有诚意,方法还是有的。”他指出,“开除无论多少学生,或不管多少学生退学,康奈尔大学不会垮掉。但是,如果大学丧失了基本原则,就离死期不远。”“在大学出现以来八百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许多著名大学出现又消失,但世界没有因为他们的离去而停止脚步。不过,那些消失的大学由于没有任何坚守的原则和理想而不被人们记起”。“我们应该否决短视的妥协方法,要为全国其他高等教育机构树立一个值得效仿的榜样”。约翰的发言受到罗希特的干扰。此时,罗希特已经改变了主意。他声称经过再一次理性的考量而不是暴力的威胁,他选择废止惩罚的决议。而布兰克则指出约翰违反了大学里一项不成文的规定,即在教授大会上不能宣读事先拟好的声明。在随后的表决中,罗希特-罗伯特的议案获得全面通过。和周一的表决比较,不少人改变了立场。有的是出于审慎思考,有的是受制于死亡威胁。“废止”决定很快传到正在巴顿大楼等候的九千多名学生那里。学生们大获全胜,欢呼雀跃。当珀金斯前来表示祝贺时,学生们是不会将主席台让给校长的。琼斯的解释是,“教授会接受这里的委员会的指示,废止了惩罚的决定……现在,旧的秩序终结了。”

斯特莱特的危机波峰过后,珀金斯终于获得喘息的机会。但余波未平,他既面对治理难题,又深陷教授们的重围。在治理问题上,温和派力推旨在扩大民主的治理改革,学校还成立了一个覆盖大学各个利益团体的代表大会。潘尼虽然对大会的效力表示怀疑,但是他还是担任了大会主席的角色。行政负责人鼓励更多的温和学生参与对学校秩序的控制,以削弱好斗学生们的影响。激进分子则批评代表大会是反革命。此外,在平等的名义下,包括人类学系和经济系在内的许多学系开始治理改革。学生和年轻教师的声音在新的结构中得以放大,终身教授的权力受到限制。在校系两级层面上的治理改革何去何从,一时“剪不断理还乱”。与此同时,另外两股力量也在行动。一方面,一些教授纷纷和董事会、报刊媒体联络,从事“倒珀金斯”的活动。其中,《纽约时报》记者贝格特对康奈尔大学以学术自由为代价保全性命的批评,最具煽动性。另一方面,一些教授和学生联合起来维护学术自由,对抗学校行政。先是包括罗纳多·卡根、阿伦·布鲁姆、沃尔特·伯恩斯在内的历史系和政治系的著名教授纷纷辞职。继而,法律学院15名教授因对珀金斯失去信任联名上书,向其“逼宫”。在那份名单中,居然有刚正不阿、极具智慧的、品质获得普遍认可的斯莱辛格的名字,他是珀金斯的老朋友。再没有腹部受敌更置人于死地的了。虽然珀金斯一刻也没有放松和董事会、校友们的沟通,他在学校也并不是孤立无援,但在危机余波凶猛的荡涤下,他最终无奈辞职。

康奈尔大学的斯特莱特大楼危机已为旧事。在这个事件中表现“突出”的著名史学家罗希特,由于他的同事的反目和白眼,一度以酗酒打发时光,而且常常带着酒气走上讲台。在系主任礼貌地劝说休息后,郁郁寡欢,1970年6月19日服用大量安眠药自尽。当时的激进分子戛纳在斯特莱特危机前就离开康奈尔大学到一个黑人贫民窟服务,不久因肾脏病早逝。而他的政敌兼盟友琼斯早已放弃了大学时的激进理想,融入美国上流社会,已成为美国大公司的总裁。1995年,作为康奈尔大学董事会成员的他捐赠给了母校一笔资金,并以珀金斯的名字设立了捐赠教席。珀金斯居然积极回应了他的求和信号。不知这是康奈尔大学的宽容还是珀金斯的宽厚?危机时的公共关系副校长穆勒后来到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成为那里的掌门人。并在掌校期间使该大学迅速发展,他本人也一时名声鹊起,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校长之一。

珀金斯于1998年离开人世。他一生悲喜交加的经历,凸显了风云变幻中一个公共人物的荣辱沉浮。他和1969年的康奈尔大学,无疑是解剖大学政治的重要标本。根据《1969年的康奈尔》的作者,当时康奈尔大学的本科生,现为威斯康星大学政治系的教授唐纳德·亚历山大·道恩斯的描述:作为一个贵格会会员,他有一定的文化修养,有责任感。但是,他缺乏对大学学术生活的兴趣,他对大学在促进智力发展方面的首要责任缺乏真正的投入。在阐述这些责任方面,他既缺乏主动性,也力有未逮。尤其是在面临压力的时候,他未能坚决支持履行这样的责任。他错误地相信,如果向激进黑人学生做出让步,就可以使校园革命最终走向理性。他像一个软弱无力的家长,努力安抚和取悦心怀敌意的孩子,结果使处境变得更糟。著名的60年代作者詹姆斯·米勒指出,珀金斯使“怯懦的自由主义”人格化。珀金斯的个人悲剧警示,自由民主有时需要一种战斗性的坚定信仰,而这正是珀金斯所缺乏的。[6]

发生在康奈尔大学校园的事件根本上说是权力的三角对撞和校长的政治突围。珀金斯面对着“学生权力”和“教授权力”。从学生权力的突围中,有人认为珀金斯走了一条“钱伯伦式”的绥靖姑息道路。[7]他的决定一方面有崇尚和平的价值作为根据,另一方面还有社会上汹涌澎湃的“民权运动”作为支持背景。在形式上的“屈从让步”或许在内容上可以找到维护“种族正义”的诠释。珀金斯的忠实跟随者、著名哲学家布兰克在后来的反思中就曾写道,“如果大学的幸存依赖于拿学生的生命赌博,那么,大学存在的理由就很成问题。”“在康内尔和在其他地方一样,学生们对教师们和年长者的价值观普遍不满。鉴于当前世界的状况和未来的可能性,学生的不满从表现形式上看无论多么不可思议,在我看来都是一件好事。面对原子弹、化学武器、环境污染和地球破坏的威胁,面对位居高官的政治家们连篇累牍地嚷嚷着的一些陈词滥调,如果学生们无动于衷,心安理得,麻木不仁,那才让我担忧。”[8]布兰克的评论也许有些道理,但从单一角度孤立地看康奈尔危机,无法看清全貌。事实上,珀金斯除了要左冲学生权力,还要右突教授权力。在从教授权力的突围中,他无法就学生们的暴力威胁给教授们提供任何说得通的解释,至于像“机构性种族歧视”这样更为深层的复杂的前提性问题,他更没有站在学术自由的立场上予以有力回应。从历史效果上反视,他向激进学生让步,似乎是对学生权力的尊重。但受制于暴力的威胁,这种尊重其实是一种无奈的妥协。同时,他和部分在思想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教授相对撞,在关键时候无法对教授的尊严和权力予以维护和尊重,从而陷于另外一种类型的紧张之中。由于缺乏坚持大学一贯的理性原则,他在应对大学内部政治危机过程中缺少为大学所认同和接受的灵魂和气魄,表现出明显的犹豫和摇摆,结果不能不使他在政治突围中败下阵来。一个对外部政治具有敏锐观察力和感受力的公共人物,却在大学的内部政治漩涡中下坠。而一些平素坚持理性原则并以此作为身份划界的教授,当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选择了“识时务”的缩身策略,结果不得不为痛苦的人格分裂感所撕绞。大学的政治迷雾最终演化成大学的政治地震。

大学校长的领导力不是真空中的领导力。政治环境是大学领导的基本背景,政治正确是领导力的基本要素。最普遍的政治不正确就是违背普遍的道德原则:这个原则的核心是包括生存和自由在内的人的自然权利的神圣不可侵害性。面对既往历史,在善恶问题上保持政治正确尚且不易,而对处于特定历史世界中的当事人来说,即使面对明显的“善恶”,进行正确选择恐怕并没有想像中的那么容易;何况,在许多情境下善恶并没有清晰的边界。

“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的警句道出“善恶”是个区间的道理。但是,善恶有所不同。“恶”是人性的底线突破,而“善”则是人性上限的无限延伸。前者容易测量,后者则难以定性。“恶”有限而“善”无边。罪大恶极、穷凶极恶是对“恶”的有限性的生动形容,而“止于至善”却是人类的永恒理想。或许,这正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不朽缘由吧。

参考文献

[1].L·Hall Kermit.The Oxford Guide to American Law[M].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10-12.

[2].Cornell University.Cornell Presidents[EB/OL].http://www.news.cornell.edu/campus/PresBios2002.html.

[3].William·H·Honan.James·A·Perkins,86,Adviser On Higher Education Policy[N].New York Times,1998-08-22.

[4].本文关于康奈尔大学1969年校园骚乱的资料主要来源于Donald Alexander Downs.Cornell'69:Liberal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M].New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9.

[5].Robert·A·Dahl,Bruce Stinebrickner.Modern Politics Analysis(6th Edition)[M].Upper Saddle River.Prentice Hall,2002:3.

[6].资料来源:作者对《Cornell'69:Liberal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一书的作者Donald Alexander Downs教授通过电子信件进行的访谈。

[7].Donald Alexander Downs.Cornell' 69:Liberal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M].Newyork:CornellUniversity Press,1999:291.

大学校长的秀场 篇8

北大校长给母亲祝寿，跪拜痛哭，本是私事，但经网络一传播，变为了公众事件。有网友赞北大校长孝顺，并将其与北大自主招生有“举孝廉”的要求联系起来；有网友则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周校长“作秀”、“炒作”—跪就跪呗，为什么还要发新闻，还要报道？西安一网友就说：校长大人，尽孝应该用心，不是用膝盖作秀。尽孝是你自己的私事，没有必要广而告之 。

周校长是否有“炒作”之意，不得而知，但在网友中产生“炒作”的质疑，这与近年来大学校长大行“作秀”之举有关。

比如，最近一段时间来，针对大学毕业典礼上，大学校长“卖萌”秀网络潮语，很多网友就纷纷“吐槽”，觉得校长们“作秀”，听到网络潮语从校长嘴里蹦出，浑身起鸡皮疙瘩—这也难怪，如果校长平时与学生接触少，不使用微博，也不在学校的BBS发帖，突然在公开场合念出秘书写的含有大量潮语的稿子，是很难让人消化的。

在走秀方面，北大是有很多先例的。以周校长的前任许智宏校长为例，早在2008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他就在新年晚会上为师生献唱一曲《隐形的翅膀》。当时，这首歌赢得了全场喝彩，也赢得了舆论好评，多赞许校长“亲民”，可后来，可能是得许校长的启发，“秀才艺”被很多大学校长跟风效仿，诸如，一所大学的领导班子戴着耳机站在麦克风前演唱歌曲；南京大学校长在一仪式上系着围裙大“秀”厨艺，等等。走秀多了，网友们新鲜感过了，也就觉得腻了。其中，去年周校长作词的《化学是你，化学是我》，“引爆”网络，被网友称为“神曲”，更把舆论对大学校长“作秀”的质疑推到高潮。

当然，如果大学校长平时治理大学有方，偶尔来一点才艺展示，网友们出于对校长的喜爱，会觉得校长“可爱”的。大学校长被质疑“作秀”，乃因治理大学方面，鲜有让大家看到亮点的，“笑点”和“雷点”倒是不少。就像周校长，在任内，“雷翻”公众的，除了那首口水歌，还有他对美国教育“一塌糊涂”的评价，以及他支持在北大推行“会商制度”。

还有北大老校长许校长，在任内大赞“985”工程（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工程），曾多次公开称，北大在2015年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而在卸任之后，却马上转了一个调，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我们在进步，国外的大学也在进步。我没听过哈佛大学校长讲，哈佛就是世界一流大学。‘985工程’的建设有些急功近利的味道。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甚至都不是一代人、两代人就能完成的。”我们相信许校长退休后说的是真话、实话，那么，为何在任内不把这些话大胆说出来呢？这不是想在任内任外都得好处吗？—在任内说奉承话，是为了谋求学校利益，得到国家的巨额投资和自己的位置，在退休后说实话，是为了获得声誉和“口碑”。这种截然不同的做法，只会加重办学者的犬儒主义，左右逢源。

所以，联系到一众大学的表现和周校长的雷人雷事，网友怀疑“炒作”，也是情理之中。在孝道方面，北大去年将孝敬父母作为校长实名推荐的硬条件之一，也被网友质疑为炒作，空有噱头。因为从操作层面分析，这根本就难以操作，比如，一个学生为努力考上北大，几年住校不回家，他是孝敬还是不孝敬？放在周校长身上，他跪拜母亲给人孝敬之感，可他母亲80大寿不回家，时隔10年才回家，这算孝敬吗？是什么伟大的工作让他抽不开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