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干部考核经验启示(推荐8篇)
《中国组织人事报》(2013-11-20 07版:海外瞭望 版)
纵观英、美、日、法等国,对干部人事考核工作均十分重视,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
明确岗位职责,进行有针对性的考核
只有明确岗位,才能明确职责;只有职责分明,才可能考实考准。1985年美国开始进行文官制度改革,将各种职位的工作种类、性质、难易度、责任大小和任职资格等加以区别,建立了“职位分类”制度,制定出职级规范作为考核、任用以及人事行政管理的依据。在此之后,英、法、日等国也纷纷效仿,不断据此改革完善本国的文官制度。从我国的现实状况来看,仍存在对不同干部“一锅煮”的考核方法,造成党政、政群、政事、政企不分,针对性不强。应当根据我国干部特点及岗位特征,分类别建立起党群、政府、企事业单位等干部的不同考核体系及制度,逐步实现干部考核的类别化。
实施综合考察,注重潜力的发挥
从欧美等国干部考核的实践看,既注重考察干部以往的工作实绩和表现,也重视干部潜力的发掘。比如,英国实行能力考核制,围绕人的能力、工作热情和潜力等方面进行考核,除了考勤外,还要考核工作知识、人格性情、判断力、责任心、创造力、机敏适应性等十项内容,把动态考核和静态考核、实绩考核和潜力考核有机结合起来。我国当前的干部考核,过分重视干部过去表现,而忽视潜力的发挥,这在客观上促使干部热衷盲目追求形象好、见效快、容易出政绩的工作,片面追求GDP,我们必须尽快纠正错误倾向,既要重视干部过去的工作成绩,也要科学测定、评价干部的潜在能力和水平,促使地方科学发展。
采用多种方法,定性与定量并重
在上世纪20年代,美国实行统一的“考绩表”法,对三个方面16项内容进行因素分析,统一考核。英国将考核内容分解为10项要素。日本实行综合考核制,对工作、性格、能力等方面综合评估。归结起来,国外干部考核主要运用三种方法:分类法、评级法、比较法。每种考核方法都是既重视掌握考核对象工作等方面的质的特点,也注意了解考核对象工作等方面量的特点。我国以往的干部考核偏重于定性而忽视定量,一般为“年终考核表”法,大致程序为:个人鉴定、群众测评、分管领导评价、主要领导审定等。近年来,各地也探索了一些定性与定量考核相结合的方法。但是,如何设置出科学的干部考核量化指标,仍需我们不断探索实践。
倡导公开与民主
在干部人事考核中,英美等国都比较注意贯彻公开、民主的原则,认真做好考核情况的反馈。美国的考核制度中明确规定:考核结果必须书面通知被考核者;被考核者有知晓考核内容的权利;本单位人员有查阅考核结果的权利;被考核者认为考核结果不当时,可以提出申诉,要求纠正和补偿。这样更有利于检查考核是否全面、准确,最大限度降低失真度,提高信度和效度,也有利于被考核者扬长补短,更好地改进工作。我国以往的干部考核制度存在着一定神秘化色彩,被考核者对考核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考核工作在封闭的状态下进行,一定程度阻碍了考核效度和信度的提高,也为任人唯亲者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当务之急是按照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干部考核,建立健全科学的干部考核民主程序及制度,增强干部考核的公开程度和民主程度,不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使各方面优秀干部充分涌现、各尽其能、才尽其用。
网络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深刻改变着人们生活和生产的方式。但如何为数亿中国网民提供一个绿色、文明、健康向上的网络环境, 已是网络管理面临的严峻挑战。
国外网络监管的经验
韩国
“网络黑名单制”联手“网络实名制”。
韩国是目前网络管理水平最先进的国家之一。早在2001年, 韩国就颁布了《不当互联网站点鉴定标准》和《互联网内容过滤法令》, 确定了对网上信息内容过滤的合法性。《互联网内容过滤法令》禁止互联网服务商接入所有被韩国政府列入“黑名单”的网站, 要求网吧、图书馆和学校等场所安装过滤软件, 并引入内容分级管理制度。同年, 出台了一份包含11.9万个网站地址的“黑名单”, 要求互联网服务商加以屏蔽。近年来, 韩国还陆续通过了《促进信息化基本法》、《信息通信基本保护法》、《促进信息通信网络使用及保护信息法》等法案。这些法律规定监管机构有权对不符合监管要求的网络行为进行限制、删除甚至处罚。此外, 韩国还成立了违法和有害信息报告中心, 负责监督互联网上不良信息的传播和民众举报。
韩国网络有效监管还在于网络实名制的成功实施。通过用户真实身份登记, 遏制网络匿名传播环境下的不文明行为和网络犯罪, 并在公民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 追究不法行为人的法律责任。韩国网络实名制是后台实名制, 用户在登录时用真实身份信息, 而在前台发布信息时则用代号代替真实身份。在实名制实施过程中, 韩国政府坚持有步骤的慎重推行, 而不是迅速全面的展开。
新加坡
多管齐下、严格立法、安全第一。
作为网络管理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 新加坡网络管理经验可以简单概括为:多管齐下、严格立法、安全第一。首先, 新加坡政府高度重视互联网的立法及执法工作, 将国家安全及公共利益置于首位。政府将《国内安全法》、《煽动法》、《广播法》以及《互联网实务法则》等相关法律有机结合起来, 严厉打击和制止任何个人、团体或国家利用网络来危害新加坡国家安全的行为。其次, 严格控制网站的创立及网络服务内容。新加坡《互联网实务法则》规定, 所有互联网服务供应商都为政府所有或有政府背景, 并遵守媒体发展管理局制定的互联网操作准则。管理局有权命令供应商关闭被认为危害公共安全、国家防务、宗教和谐及社会公德的网站。同时对互联网的内容做了严格要求, 并支持开发推广网络管理软件, 过滤不符合要求的网络内容。再次, 加强公共教育, 提高公民自觉过滤意识。
英国
监督非监控、全民共参与。
作为市场运行机制较为成熟的国家, 英国的网络监管更多的是通过市场调节与行为自律的方式来实施。监督非监控、全民共参与是英国网路监管的典型特征。早在1996年, 英国政府部门牵头与网络业界代表和行业组织代表签署了网络监管的行业性规范《R3安全网络协议》, 其中“R3”分别代表分级、检举和责任。由互联网监察基金会负责该协议的具体实施。
首先是对网络信息进行分级。对于不违法, 但可能引起用户反感的网络内容, 网络监管者会进行分级和标注, 以便用户自行选择取舍。对于非法内容建立“同一资源定位符” (URL) 名单, 并对名单进行及时更新, 以便网络企业自己决定是否关闭有关链接。其次, 健全投诉渠道。公众可以向基金会举报问题或非法网站, 当基金会确认举报情况的真实性后, 会与政府的有关部门和网络供应商协调并作出处理。再次, 基金会以《R3安全网络协议》为基础, 拟定了《从业人员行为守则》, 要求网络提供商承担起确保网络内容合法的责任。
需要指出的是, 基金会董事会的十名成员中, 主席和其他六人都是竞选上岗的独立人士, 只有三人是从网络企业中选出。董事会成员广泛的社会代表性, 确保了全社会对网络监管的参与和平衡。
法国
打击非法下载行为、重视对未成年人保护。
法国网络管理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重视网络知识产权保护, 严厉打击非法下载行为。2006年的《信息社会法案》和2009年的《创作与互联网》等法律均严厉打击各类非法下载行为。网络著作传播与权利保护高级公署是网络监管的执法机构, 该机构由行政、立法及司法三个部门组成, 专门负责监督管理网络盗版的情况, 受理举报, 建立档案, 提出警告, 并及时向司法部门转交有关违法盗版行为事件。对于非法下载行为, 法国建立了灵活的反应机制, 注重执法效率。在具体执法过程中, 执法部门会对非法下载行为提出警告, 在二次警告失效后, 法官会对其做出一年的断网惩罚和1500欧元的经济处罚。对于不思悔改的盗版分子, 则会加倍处以重金处罚。
法国网络管理的另一特点是重视对未成年人保护。为了降低和消除网络对未成年人不良影响, 法国建成了从政府、学校到社会的监督保护网络。1998年法国通过了《未成年人保护法》, 严惩利用网络诱导青少年犯罪的行为。法国教育部以控制加引导的方式, 在打击网络犯罪的同时, 利用网络开展文明教育, 引导学生防止黄色、暴力等不良信息的侵害。学校一方面对学生积极进行网上文明教育, 另一方面通过在校园网上安装浏览自动监视器, 并链接涉及淫秽和种族歧视的“黑名单”, 进行专门的技术处理, 限制学生的上网内容, 防止学生免受不良信息的侵害。另外, 一些非政府组织也积极加入到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网毒”侵害的队伍中。
启示
实践证明, 净化网络环境, 促进网络产业的健康发展, 单单依靠市场调节和民众自律是远不够的, 必须加强政府的网络监管。国外网络监管的经验做法对完善我国网络监管具有重要启示。
启示之一, 完善法律法规体系, 注重执法方式和部门协调。
目前我国关于网络安全立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立法主体多, 层次低, 缺乏权威性、系统性和协调性。尤其是涉及反网络攻击、治理淫秽色情网络信息和保护数字版权的法律还不够完善。多头立法以及多头监管又造成了交叉和重叠监管, 严重影响了执法的效率。执法过程中, 执法机构往往对违法违规行为直接做出处罚, 缺乏配套的预防和治理措施, 难以做到标本兼治。因此, 应尽快将我国网络立法问题做通盘考虑, 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模式, 在人大统一立法的前提下, 授权各个部门制定一定的部门法。另外, 在立法和执法的内容和范围上, 重点应是公共信息, 对于个人正常的网络信息, 政府不应随便越界干涉。公共信息和个人信息的边界在于接收对象的属性, 如果信息发出前接收对象不明确, 那么该信息为公共信息, 反之则是个人信息。
启示之二, 有步骤地推行网络实名制。
网络实名制是网络治理的第一步, 是实行网络执法的最基本条件。网络实名制有利于减少政府网络监管的成本和难度;有利于网民形成文明上网习惯和提高网络责任意识;有利于网络执法的国际协调。需要指出的是, 网络实名制的实施, 需要具备一定的民意基础和技术条件。虽然当前我国还不具备实行网络实名制的民意基础, 但决不能停止推行网络实名制的步伐。首先, 要加强对民众关于网络实名制的引导、宣传和教育, 获取民众支持, 同时, 通过技术手段建立庞大的个人真实信息数据库, 为网络实名制的实施做好必要的技术准备。另外, 不应忽视网络实名制可能存在的负面影响。要通过立法和技术手段保证个人信息不被非法披露、盗用, 防止网络实名制成为不法分子从事不法行为的工具。在网络实名制的推行过程中, 应从访问量较大的网站开始, 有步骤、分阶段展开。
启示之三, 严格市场准入, 限制网络信息的内容和范围。
目前, 网络上的诽谤和污蔑信息、网络煽动信息泛滥, 不仅不利于个人合法权益的维护, 更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尤其是大量的网络色情信息严重影响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为了净化网络环境, 严格市场准入和对网络信息的内容和范围进行限制是完全必要的。从国外经验看, 限制手段主要有立法、黑名单制度、分级制度和技术手段等。在具体的做法中, 网络信息的限制程度应根据对象而定, 对青少年应严格限制, 对于其他民众, 应以分级制度作为主要的限制手段, 在对网络非法信息进行严格限制的同时, 对不违法但可能引起民众反感的信息, 应该通过技术处理, 由民众自行决定做出取舍。
启示之四, 加强行业自律。
行业自律是构建完善的网络监管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加强行业自律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由政府牵头建立健全行业法规和标准, 提高网络供应商的责任意识;二是完善行业组织主要成员的任用机制, 最大限度地确保全社会对网络监管的参与和平衡。行业组织除了负责监督行业法规和准则的实施外, 还应注重与政府监管机构和社会民众的沟通协调, 支持政府各种监管措施的实施, 并广泛接受社会各界监督。三是应促进网络行业内部的公平竞争, 避免网络提供商为了谋取私利, 提供非法网络信息和为不法分子提供从事网络犯罪的网络空间。
启示之五, 充分发挥民众的力量, 建立社会各界参与相互协调的监管体系。
一、政府在版权输出中的作用
由于出版业的特殊性,从世界范围来看,很少有国家在图书输出活动中完全使用市场手段。许多国家大量运用各种手段对出版业进行管理调控,大力推动出版走出国门,以提高本国出版物的市场竞争力,增强本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诸多手段中,经济和行政手段是最为常见也是作用最为突出的。
1.通过财政补贴,建立专项基金等,鼓励出版企业对外输出
国外政府对出版物输出采取的经济调控措施主要有三种:一是项目制度,即政府拨款建立专项基金,鼓励对外输出行为;二是奖励制度,由政府提供出版奖金,奖励优秀的翻译作品和翻译人才,鼓励出版行业各个环节将本国的优秀出版物推介到其他国家;三是直接的财政补贴,主要是鼓励本国出版单位与外国出版业建立交流关系,提供资金供出版行业举办和参加各种国际书展等。
以英国为例。英国政府对图书输出工作的资助主要体现在图书出口贸易方面,提供资助的政府部门包括:英国文化委员会、艺术委员会、海外贸易局、外交部、海外开发署等,资助英国图书的海外推广。具体包括举办、参加国际书展;为出版商参加国际书展提供展位补助和旅费补助;为访问图书出口国的销售代表团提供旅费和生活费补助;为负有图书进口使命的国外出版商提供资助;为开拓图书出口市场的研究提供资助等。
2.建立相关管理机构,提供有效制度规范,维护良好市场秩序
欧美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运行成熟,其管理图书输出的一大特点是政府很少直接进行干预,政府机构中也较少设有专门负责管理的部门。虽然使用次数不多,但行政手段广为存在并在该项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由于国家历史背景、市场发育程度、政府施政方针的不同,各国在具体管理方面又呈现出一些鲜明的、不断变化的特色。
美国政府中没有专门负责管理出版业的机构,政府仅是负责检查判定出版物是否违法。但政府中有对书刊出口客观上起到了促进和支持作用的美国新闻署。此外,美国国会中还专门设立了登记、保护版权的机构——美国版权局和负责解决版权纠纷的机构——版税裁判所。
法国是西方国家中设有主管出版工作的政府机构的少数国家之一。该国出版业的管理机构是文化部图书阅览司,该部门的主要任务就是制定相关法律、分配政府补贴、鼓励本国出版机构在国际上的竞争,帮助出版商在世界各地开展业务活动,为法国图书的输出和在国外传播创造良好的条件。政府部门中同样起着重要作用的还有法国外交部及其下设的文稿和多媒体图书馆局,该机构主要负责在国家出版资助计划的框架内支持国外出版商,并为他们获得法国图书版权提供帮助。法国国际出版署每年都要组织本国出版机构参加全世界的相关展览,同时组织国外同行参加法国的相关活动。
除了机构设置,出版法规也是重要的行政管理手段。
二、行业协会在版权输出中的作用
在国外尤其是市场经济较为成熟的西方发达国家,行业协会拥有较高的地位并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出版行业协会亦是如此。目前,国外出版行业协会兼具行业服务、行业自律、行业代表、行业协调、行业管理等多种基本职能。他们紧密围绕会员需要,通过不同的服务形式,保护会员利益,在克服市场经济条件下行业与企业的市场随意性,协调政府、企业关系,有效配置行业、社会资源,促进行业发展等方面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随着出版国际化浪潮的不断高涨,发达国家出版企业纷纷将行业和自身未来的经济增长点投向了国外市场,外向意识不断增强,对国际市场的介入也日益增多。在这样的行业环境下,作为出版企业利益代表的出版行业协会也纷纷加强自身在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的功能,开始把工作重点投向国外,日渐成为出版企业海外市场开拓和权益保护的代言人。
在出版物对外输出中,国外出版行业协会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加强整个行业的对外交流,包括筹集资金举办和参加书展、代表出版商与外国政府和出版商进行沟通等,多数出版商协会都设有专门的国际交流部门具体负责此类事务,二是代表本国出版业维护国际出版市场秩序,如与其他国家政府协调,敦促其打击盗版,改善市场环境等;三是为本国出版商提供有关国外出版业的信息,特别是版权贸易和新技术方面的动向。
三、出版业自身在“走出去”中的作为
西方发达国家在出版物输出中取得的巨大成绩,与其出版业自身的努力分不开。
1.选择输出地区
在输出地区的选择上,大多数出版商首先考虑的是该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条件、教育水平以及出版市场秩序。如英美出版商近年来对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市场的大力介入,就是因为这两个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已经从金融危机中有所恢复,并且对教育投入力度都比较大的缘故。此外,语言因素也是西方出版商在出版物输出时重点考虑的一个问题,出于语言因素的考虑,图书输出工作做得较为成功的图书商,其“走出去”工作大多起步于同语种或有类似文化背景的国家或地区。例如,有近一半的美国图书是出口到加拿大的,而近一半的英国图书则是出口到欧盟国家的。
2.选择目标市场进入方式
在目标市场确定后,发达国家的出版商注重与当地政府有关部门以及行业协会进行密切接触,从而绕开政策壁垒,顺利进入当地市场并与当地出版商展开公平竞争。在此仅以美国杂志进入我国市场的方式为例予以说明。为进入中国市场,美国杂志出版商采取了多种办法,主要有:一、出版中文版本。具体运作模式通常是先在香港注册一家出版公司出版该杂志的中文版本,然后通过中国图书贸易总公司以图书进口方式引进国内。二、版权合作。该手段是国际品牌杂志进入我国市场的主要方式。具体有两种模式,一是将刊物版权卖与中方某杂志社,另一种是以版权作为投资,与中方杂志合作。目前业已发生的版权合作案例绝大多数是这种模式。三、参股。杂志出版商通过资本运作,以参股的方式迂回进入中国市场。四、外围渗透。有些杂志出版商虽然还没有进入中国市场,但已通过采取“外围渗透,逐步推进”的策略,发起冲锋的准备。
3.确定市场竞争方式
进入目标市场后,为迅速打开局面,实现本土化运作,他们大都或通过收购当地有品牌价值的出版公司作为跳板,或是在驻外公司内部大力推广当地的文化价值观,小心翼翼地观察当地读者的需求,用自己拥有的强大内容来满足这种需求。一本图书从书名的确定到作者的物色,从书稿的审读到字体、色彩、格式的确定,从出版时机的确定到发行推广策略的选择,都严格从当地读者的消费需求和阅读习惯的角度出发,简言之,就是“投其所好,出其所要”。
4.重视版权代理机构的作用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版权代理制度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在国际图书贸易中表现得十分活跃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美国,版权代理公司多达600余家,并已形成较大规模优势,真正成为版权产业链的重要一环。不仅美国如此,即便是版权代理公司相对较少的德国、日本、俄罗斯等国,版权集体管理机制也十分健全。发达国家大量版权代理公司的存在,不仅有效衔接了作者一书稿编辑一出版社这一图书输出的链条,还成为版权价值战略性、系统性开发的催化剂与保障。有的还可以促成跨媒体、跨国交易,帮助版权所有人向其他行业的公司、企业转让版权的经济权利,实现版权的广度深层开发。
摘要:提高为纳税人服务的水平,涉及税收征收管理机关的理念、态度和程序问题。即真正为纳税人服务,要将纳税人缴纳的税款真正用到最有价值的地方,这就需要增加预算透明度,提高纳税人对预算的参与程度,不断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关键词:纳税服务;预算透明度
中图分类号:17810.4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0)06-0096-03
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11月6日颁布了《关于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公告》对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做出明确规定:纳税人享有的权利包括知情权、保密权、税收监督权、纳税申报方式选择权、申请延期申报权、申请延期缴纳税款权、申请退还多缴税款权、依法享受税收优惠权、委托税务代理权、陈述与申辩权、对未出示税务检查证和税务检查通知书的拒绝检查权、税收法律救济权、依法要求听证的权利和索取有关税收凭证的权利等十四种权利;纳税人应履行的义务包括依法进行税务登记的义务、依法设置账簿、保管账簿和有关资料以及依法开具、使用、取得和保管发票的义务、财务会计制度和会计核算软件备案的义务、按照规定安装使用税控装置的义务、按时和如实申报的义务、按时缴纳税款的义务、接受依法检查的义务、及时提供信息的义务和报告其他涉税信息的义务等十项义务。这些规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关于纳税人权利和义务的界定进行了细化。本文认为,提高纳税服务水平,应从深层次加以理解,从而为税收及整个财政实践提供指导。纳税服务可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税收征收管理部门提供的服务,评价服务水平的高低主要体现在服务理念、态度和流程上;--是税收政策制定部门提供的服务,评价服务水平的高低主要体现在税负和税制结构的制定上;三是财政部门提供的服务,评价服务水平的高低主要体现在财政透明和民主程度上。
一、国外纳税服务的经验
(一)坚持为纳税人“服务”而非“管理”的理念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场声势浩大的行政改革浪潮在世界范围内掀起,这场行政改革运动被看做“重塑政府”、“再造公共部门”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是:政府的职能是服务,而不是“掌舵”。公务员日益重要的职能是帮助公民表达并满足他们共同的利益需求,而不是试图通过控制或掌舵使社会朝着新的方向发展。„因此,税务部门应树立对纳税人“服务”而非“管理”理念,税务机关应将为纳税人提供满意的涉税服务作为自己神圣的职责。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税务机关将纳税人视为顾客,并通过法律形式确立了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美国联邦税务局的英文“Internal Revenue Service”可直译为“国内税收服务局”,这也体现了美国税务部门为纳税人服务的理念。在这一理念下,这些国家设置了完善的为纳税人服务的机构,建立了完善的服务机制。
(二)以法律的形式保障纳税人权利
通过法律及相应机制保障纳税人权利是提高纳税服务水平的重要方面。澳大利亚国家税务局1997年颁布的《纳税人宪章》规定纳税人有十三项权利,包括推定诚实报税、纳税人的隐私受保护、索取资料权、获得可靠的建议的权利、获得解释权、投诉权、以最低的成本纳税等。美国国会1996年通过的《纳税人权利法案》规定,纳税人拥有受保障的权利、隐私权和机密权、只缴纳应纳税款的权利、获得帮助的权利、上诉权和要求取消某些处罚的权利等。为切实保护纳税人权利,美国联邦税务局设立了独立于税务机关之外的纳税人辩护律师服务中心,在每个州和分支至少设有一名纳税人辩护律师,其职能是快速、公平地帮助纳税人处理纳税问题,并找出问题的根源,将之提交税务部门注意。
(三)完善纳税服务机制
英国税务部门为纳税人提供迅速高效和礼貌的服务,要求所有打给税务局的电话,在20秒内的接通率为90%;80%的邮件在15个工作日内回复;对没有预约就来咨询的纳税人,95%的人在15分钟内得到接待;错扣缴的税收收入,20个工作日内予以退还。澳大利亚国家税务部门还制定专门的办事承诺制度,每年进行考核并予以公布,每两年要向纳税人开展一次民意测验,测验指标主要涉及对税务机关提供纳税服务的满意程度。考核业绩会影响税务局长的选任,国家税务局局长每7年换届选举一次,如果社会满意率低,可能导致提前选举,由政府重新任命。美国联邦税务局在近10年的实践中,将“3E”(经济、效率、效能)作为纳税服务绩效评估和衡量的一般性指标,建立以税法遵从、纳税人和合作机构评价、政府评价为核心的三类指标体系,对纳税服务的绩效进行评估。为提高纳税服务效率,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税务机关还招募很多志愿者,这些志愿者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低收入者,帮助他们计算是否应纳税,帮助符合条件的纳税人进行基本的纳税申报、填写表格和提供有关咨询服务。这些志愿者服务作为税务机关服务的延伸,既方便了纳税人,又大大提高了税务机关的征收效率。
(四)保障纳税人的知情权
纳税服务更深层次上的理解是财政透明度和民主程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财政透明度手册》中定义:财政透明度指向公众公布政府结构与职能、财政政策取向、公共部门账目和财政预测。财政透明度的核心是要以及时的、系统的方式充分披露所有相关的财政信息,包括用来编制预算的经济假设、政府资产和负债、税式支出及对数据可靠性的建议。在英国财政部1998年制定的《财政稳定准则》中,财政透明被列为五大准则中的首要准则。芬兰在预算透明方面的一项重要实践是,在《信息自由法》中规定,各部门向财政部提交的最初资金需求量,要与政府提交给议会的预算草案同时公开。南非在1999年制定的《公共财政管理法》中,进一步明确了预算的定期报告和责任评价制度。1966年美国《信息自由法》正式确认了纳税人知情权,其后连续出台1974年《隐私法》、1972年《联邦咨询委员会法》、1976年《阳光下的政府法》,配合美国《宪法》第1条修正案、第4条修正案和第14条修正案,形成财政公开的法律保障体系。美国政府预算的公开程度比较高,将具体项目所用资金具体列明。以美国劳工部的预算为例,公众可从劳工部的官方网站查询较为完善的预算报告。其网站上公布的《2008美国劳工部绩效和责任报告》的主要内容涉及管理讨论和分析、业绩报告和财务三个部分,总共内容涉及302页,较为详尽的公开了劳工部的财政状况和绩效状况。
可以看出,在一些国家,政府树立了切实为纳税人服务的理念,并在这一理念指导下,实施了保障纳税人权利的机制和措施。这些可为我国提高纳税服务水平所提供借鉴。
作者:范洪保
更新日期:2009-5-7
腐败,就像一个纠缠不休的幽灵,困扰着每一个国家,严重威胁着各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侵蚀着执政党的执政基础。为此,各国都在进行不懈地探索,试图遏制腐败的发生,可在多数国家反腐效果每每差强人意。令人振奋的是,有几个国家的做法却取得了巨大成功。
根据最近几年透明国际组织发布的全球清廉指数(CPI),排在全球前10位的最清廉国家分别是:2005年,冰岛、芬兰、新西兰、丹麦、新加坡、瑞典、瑞士、挪威、澳大利亚、奥地利;2006年,芬兰、冰岛、新西兰、丹麦、新加坡、瑞典、瑞士、挪威、澳大利亚、荷兰;2007年,丹麦,芬兰、新西兰、新加坡、瑞典、冰岛、荷兰、瑞士、加拿大、挪威、澳大利亚;2008年,丹麦、瑞典、新西兰、新加坡、芬兰、瑞士、冰岛、荷兰、澳大利亚、加拿大。
这些国家的政府何以如此廉洁?它们采取了哪些措施?取得了哪些成功经验呢?对我们有何启示呢?
一、国外反腐倡廉的成功做法
1、专门立法依法治腐
上述国家均为崇尚法制的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法治理念深入人心。它们在打击腐败时,首选的武器自然是法律。
早在20世纪初叶,北欧国家就开始制定反腐败法律,强调预防与惩治相结合。瑞典于1919年、1962年、1978年制定和完善了《反行贿受贿法》。芬兰在20世纪20年代制定了《公务刑法》。丹麦则在其刑法典的有关章节中明确规定了有关贪污受贿罪的罪刑规范,对贪污罪的刑罚大大高于其他经济犯罪的处罚标准。新加坡在1960年颁布了该国第一部《防止贪污法》,此后又根据形势变化的需要对其进行了多次修改,从而使其更加完善,且更具可操作性。同时,新加坡政府还推出了《公务员惩戒规则》,这是对《防止贪污法》的补充。1988年又出台一部专门惩治腐败犯罪的程序法——《没收贪污所得利益法》。
2、独立机构专司反腐
为了治理腐败现象,这些国家都设立了高效、独立、专司反腐的机构,负责彻底查处各类腐败案件。
新加坡于1952年设立贪污调查局。2000年,该机构与专事查处非法交易的商业事务局合署办公。它不但拥有很大的权力而且直接隶属政府首长,还有独立而不受政府官员干扰的法庭作支援,其职能主要有三方面:接受举报和调查相关情况;调查公职人员的腐败行为,《防止腐败法》第15条还授予调查专员可以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逮捕违法人员;通过审查公共部门的工作方法和程序发现存在的问题来预防腐败。
瑞典于1998年成立国家经济犯罪署,专门治理经济犯罪,主要管辖斯德哥尔摩—哥德堡等大城市。在中小城市和边远地区,则通过与地方检察机关和警局合作实现目标。2003年,瑞典又成立国家反腐败办,专门负责调查政府腐败和各种贿赂案件。
加拿大于1878年成立了负责反腐败的机构——审计署。它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内设一专门委员会负责向议会报告工作,委员会主席一般由反对党代表担任,其职能主要是监督政府财政支出。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于1989年成立的独立反腐委员会是一个公共权威机构,独立于政府部门,具有重要权力:通过公正的调查,揭露腐败事物;向公共部门提供警示建议和预防措施,防止腐败事件发生;在公共部门和社会团体中,开展有关反腐败的教育,宣传新南威尔士独立反腐委员会任务的活动。其目的是维护公共利益,防止社会诚信破坏,指导公务员的行为,揭露和最大限度地减少潜藏于公共部门中、并可能造成恶劣影响的腐败现象。
3、透明政治阳光拒腐
在这些国家,官员的财产都是公开的,人们对官员的财产有疑问可以投诉,有关部门应调查并向人们作出解释。
在瑞典,从1766年开始,公民就有权查阅官员直到首相的财产与纳税状况的国家。在芬兰,政府档案馆及公共部门的所有档案不仅对专家学者开放,也对新闻媒体和公众开放,以接受公民和媒体的监督。此外,芬兰法律还规定,任何人都不得开设匿名账户,每个公民和团体的收入与财产每年都要在纳税表上予以公布,税收当局有权了解全国所有账户的情况。
后来,北欧国家都实行了金融实名的存款制度和官员财产信息公开制度,成为名副其实的阳光政府和透明官员。
4、严格执法利剑惩腐
这些国家,在惩治腐败行为时,可以说是剑锋所指,所向披靡,真正做到了“执法必严”。在新加坡,事无巨细均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并“严”字当头。公职人员哪怕接受一听咖啡、一盒香烟、吃一顿饭都被视为违法,都要受到惩罚。《没收贪污所得利益法》对贪污受贿更是作出了严厉的惩罚规定。公职人员贪污受贿一经查实,不仅要处以5—7年的监禁,而且还要处以最高10万美元的罚金,还要没收无法说明来源的一切财产,同时没收本人的公积金和退休金。该国环境发展部前政务部长曾接受了印尼商人赠送的7张机票,携带家人旅游,被发现后不仅被撤职,还被判刑4年。原国家发展与建设部部长郑章远算得上是新加坡的开国元勋,曾为“政府组屋”建设立下汗马功劳,新加坡贪污调查局发现他两次受贿50万元,但他拒不承认,最终在铁证面前畏罪自杀。
在芬兰,公务员接受金钱、珠宝、家电、低息贷款、公费旅行均被视为受贿,甚至接受荣誉头衔和有关部门的推荐也不例外。公务员如果被指控受贿,罪名成立,将被立即免职。
5、倡行廉德文化御腐
长期以来,北欧国家塑造了较高的公民道德水准和良好的社会风气,人们对通过旁门左道满足个人欲望的行为嗤之以鼻,认为只有通过自己的劳动所得到的财富才是合理的。
芬兰在初中教育阶段就开设了社会学课程,学生在高中阶段便系统地学习法律知识,因此,青年人在步入社会之前就具备了基本的法律知识和遵纪守法的观念。芬兰年轻人从大学毕业进入公务员体系后,最重要的就是弄清“腐败”的界限,即接受礼品或受请吃饭的上限是什么。流传最广的一句话是“公务员可以接受一杯热啤酒和一个冷三明治,但如果喝上葡萄酒那就危险了。”
新加坡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末发动了自上而下的“文化再生运动”,推动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方价值观。1991年正式发表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确立了新加坡国民“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的五大价值观,并提出“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德作为新加坡人的具体行为准则。其中,廉耻就是廉洁奉公,反对各种形式的腐败。
6、落实制度细节防腐
这些国家在预防和惩治腐败时主要采取了以下制度:
(1)现代文官制度。西方国家克服了早年的恩赐官职制、政党分肥制的种种弊端,逐步发展为如今的政务官和事务官分开的现代文官制度。其中占职位少数的政务官由党派轮流充任,占职位多数的事务官由考试录用。政务官官职不得作为竞选的许诺;事务官不受政务官更迭的影响,其升迁实行考绩制,不犯过失即不得被解职。
(2)公务员日记制度。新加坡政府每年发给公务员一本日记本,公务员随身携带笔记本,随时将自己的活动记载下来。日记本定期接受检查,由主管官查毕签名后发还。如果发现有疑点,要交贪污调查局进行审查核实,否则,如果贪污调查局一旦从另外的渠道查明公务员有
贪污腐败的行为,该主管官也将作为知情不报者予以相应的刑事处分。这种具有“连环保”特征的考核方式,不仅迫使公务员本人而且也包括其主管官员都必须对公务员品德负连带责任。
(3)财产申报公开制度。在新加坡,每个公务员在任职之初,必须详细申报个人财产,包括其担保人或家庭成员所拥有的投资和利息情况;若财产在任职后有所变动,应自动填写变动财产申报清单,并注明变动原因;每年7月1日,各政府部门的职员必须填报个人财产申报表,申报财产如果说不清来源,特别是有关部门调查时,不能给以满意的答复,这部分财产就会被推定为贪污所得。
(4)高薪养廉制度。新加坡制定了一套较为完善的《中央公积金制度》(CPF),为公务员提供甚为丰厚的退休金。这一制度规定,所有参加社会工作的人员,包括政府公务员、企业职员、一般工人等,每月个人出资,政府出资,存人个人公积金账户,工龄愈长,公积金愈多。若任内没有出现贪污受贿或其它读职违法行为,退休后就可提取这份公积金。据统计,高级公务员司局级到岁退休时,公积金总额大约有80—90万新元,相当于人民币400—500万元。因此,新加坡公务员是个非常令人羡慕的职业,始终居于社会高收人阶层。高福利伴随着的是高要求,一生衣食无优的前提是一生勤政廉洁。
(5)集中采购制度。北欧国家解除了政府对企业的行政管制,减少了对经济的干预,让资源充分地市场化、私有化,这样,从源头上断绝了钱权交易的机会;同时,政府对于办公用品、市政建设、公共服务等,都实行集中采购、招标投标的制度。
(6)举报人制度。新加坡政府实施举报人制度,并加强对举报人的保护,积极鼓励和支持公众参与反腐倡廉,从而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强大的声势,使贪赃枉法者犹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7)监督制度。在芬兰,监督包括议会监督、法院监督和政府内部监督。司法总监和议会督察员是政府机关中的最高检察官,其主要工作是依据宪法监督总统、内阁成员以及政府其他官员是否遵守法律,履行职责。监察官一般均由著名法学家担任,每年都要到全国各地巡视,倾听民众意见,接受和审理普通公民对官员与公务员的举报。在新闻舆论监督方面,通过自主的新闻报道、转播、调查、评论等,发达国家的各级官员都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一言一行都得十分谨慎小心。在公众监督等方面,任何公民都可依法自由检举和揭发政府官员的违法行为。
(8)控权制度。以丹麦为例,以前,该国警察局内部设有纠察处。1995年,丹麦议员认为,警察不能自己监督自己,必须实行他律,所以在当年取消了纠察处,在全国各地警区设立了由议员、群众代表和律师组成的警察诉讼委员会,负责处理诉讼警察案,有权决定对警察渎职及其他违法行为进行调查。
二、几点启示
前面提到的全球最廉洁国家的成功经验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1、把“法治”的理念树立好。
各国的成功实践证明,法治能够从根本上抑制腐败,而人治则容易催生腐败。因而,必须要树立依法治腐的理念。
经过多年的努力,在这方面我国已经取得较大进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初步实现了有法可依。据统计,我国现行党风廉政和反腐败法规制度已多达1200余件。然而,现存反腐败立法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一,我国的反腐败法律法规多以党内文件(条例)、规定、规划、办法等形式存在,迄今为止,我国仍然没有明晰的、便于操作的反腐败专门立法。其二,不少法规具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应急性、阶段性的弊端。其三,一些法规原则性太强,具体规范较少,缺乏操作性。其四,许多法规都缺少严谨的程序规定。
因而,树立依法治腐的理念,首先要制定一套完善的廉政立法。不仅要有廉政建设的基本法,对反腐败的机构、权限、人员及职责、腐败的种类、惩罚措施等予以规范,而且要有相配套的各项具体法规,如贪污腐败举报法、财产申报法等等。
2、把法制的尊严维护好。
古人云:“徒法不足以自行”。光有好的法律还是不够的,关键是能否很好地贯彻执行。将清廉指数居于前的国家和清廉指数落后的国家相比,其根本区别并不在于有没有反腐败的法律,而在于法律是否得到严格执行。最清廉国家把法律当作至上权威,维护法制尊严是全民的共同责任,在那里法律就是“高压线”,凡腐败者必受罚,法制的刚性得到充分实现;而在腐败盛行的国家,法律被肆意践踏,形同虚设,“人治”高于“法治”,各种“潜规则”、“关系网”大行其道,腐败者逍遥法外,法律成了可以随意扭曲的“橡皮筋”,弱不禁风。严格执法,使得向腐败者望而生畏;懈怠执法使得腐败愈演愈烈。
由此,我们必须彻底坚定执法理念,坚决抵制执法犯法、徇私枉法、以言代法、以言废法等非法行为。在执法时要顶住压力、排除干扰、铁面无私、一视同仁。
3、把独立的机构设置好。
国外成功的反腐经验表明,设置专门机构防治腐败势在必行。
当前,我国的廉政建设部门包括党的内部监督机构——纪律检查委员会、政府系统的监察机构——监察部门、隶属于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机构——反贪污贿赂局。但是,我国目前缺乏一个像新加坡贪污调查局那样的独立而又有高度职权的廉政权威机构。
况且,在我国目前情况下,廉政建设部门的财权、人权、物权都受同级政府的管辖和约束,其工作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当地官员的影响,因而很难保证自己的独立性、权威性和超然性。
由此,新加坡、加拿大、瑞典等国设立独立机构开展反腐败工作的做法事非常值得借鉴的。
4、把透明的信息公开好。
反腐实践还证明,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权力必须在阳光下操作。
腐败的形式虽多种多样,但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缺乏公开透明,使得掌握权力者能够利用权力搞暗箱操作或私下交易。没有公开透明,没有人民充分的真正的知情权,惩治腐败的一切举措都将成为一纸空文。
在我国,公开透明的信息资源还是比较短缺的,信息渠道也不够通畅,群众难以有效地参与监督。为了实现透明化,一方面,必须实现公共信息的公开透明,保证人民的知情权。信息公开要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为原则,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及个人隐私之外的一切公共信息,都必须通过科学具体的机制和程序及时地向人民群众公开,国家机关、领导干部及公职人员的权力、义务及责任,制度规范等具体事宜也要向社会公开。另一方面,必须彻底改变权力的授予、运作及结果公开的模式,变“少数人选人”为“多数人选人”,变“少数人任命”为“差额选举”。再一方面,必须完善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让群众监督领导干部财产的来源及变化情况,随时对领导干部进行监督。
5、把廉政的文化建设好。
清廉国家的实践表明,廉政文化对公共权力的异化具有重大的防范作用,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
廉洁自律是政府官员必须具备的品格。政府官员优秀的表率和垂范,可以起到良好的学习榜样和标杆作用。弘扬廉政文化,在全社会营造出一个清正廉洁的风气和氛围可以起到有效地预防腐败作用。在社会转型时期,执掌公共权力的公务人员面临着各种利益的诱惑,其对公共权力异化的承受能力变得十分脆弱。廉政文化可以通过建立公务人员自身的价值理念来弥补法律的空缺,自觉拒腐防变。
故而,必须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固本函源。第一,应从培养正确的荣辱观念抓起,要通过教育使人们充分认识到腐败带来的严重后果,积极树立清廉信念;第二,从小就向孩子灌输“俭以养德,廉以立身”的廉洁思想,培养他们“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是非观念;第三,还应宣传廉洁典型,倡导淡泊名利,使廉洁自律成为公务人员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第四,培养提高国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从思想源头上预防腐败,增加民众对反腐败知识的了解,加强民众对腐败问题的认识,提高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和意愿,减少社会文化习俗产生的腐败。
廉政文化建设的过程虽然漫长,成效也不能迅速体现,但是一旦廉洁光荣、贪污可耻的思想深深扎根在人们的心灵中,弥漫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那么贪污腐败滋生的土壤将会渐渐贫瘠,干部、官员的自我道德约束机制会逐步塑造得坚不可摧。
6、把人民的目光凝聚好。
在清廉国家,不仅政府在为人民“守夜”,人民群众自己也在“守夜”,对各种腐败现象保持高度警惕。它们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反腐败不仅仅是政府和执政党的责任,更是全体公民的共同责任,只有充分调动人民群众,让充分保障群众对腐败现象的监督权,才能使腐败现象无处藏身。
俗话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对打击腐败现象有着极高的热情。目前,在我国已被查处的腐败案中,有60%至70%的案件是通过群众举报而发现的。
可是,现实中的“官本位”思想和其他不良的体制机制阻碍了群众的眼睛。许多案例显示,一些群众正当的检举、揭发、意见、建议没有被认真对待,一些群众的正当诉求被当成无理取闹,甚至出现受理单位与被举报人串通从而使举报人遭受不利的情况,群众与反腐机构间的信息传递未能顺畅进行,多样化的监督尚未实现。由此,在二者之间建立起正常可靠且安全通畅的联系通道不仅是当权者决心反腐的表现,更能获得最有效的社会支持。
三、结语
A.权力监督和社会监督 B.廉政文化建设 C.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 D.法治建设
2.当一个政府和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这是下列哪项的基本含义?
A.塔西佗陷阱 B.中等收入陷阱 C.布里丹毛驴效应 D.烂苹果效应
3.“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这是下列哪位提出的?
A.孟德斯鸠 B.卢梭 C.黑格尔 D.休谟
4.新加坡政府发表的《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提出的新加坡的五大“共同价值观”中不包括以下哪项?
A.国家至上,社会优先 B.家庭为根,社会为本 C.关怀扶持,同舟共济 D.宗教统一,种族和谐
二、多选(共 2 小题,总分: 20 分)1.姜跃教授指出,资产阶级价值观具体包括以下哪些?
A.天赋人权 B.主权在民 C.自由平等
D.公民基本权利神圣不可侵犯
2.西方国家“三权分立”原则中的“三权”指的是()
A.立法权 B.行政权 C.司法权 D.救济权
三、判断(共 4 小题,总分: 40 分)1.姜跃教授指出,新加坡廉政建设经验之一是,依法治腐,使人不敢贪。
正确 错误
2.姜跃教授指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继承、发扬传统的同时,还吸收了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比如民主观念与法治精神。
正确 错误
3.姜跃教授指出,在美国,上至总统下至普通官员,都必须按时如实填写财产申报表格,由道德署收存,随时接受公众查询和监督。
正确 错误 4.姜跃教授指出,在近年来透明国际每年发布的廉洁指数排行榜上,新加坡稳居前五名,在东南亚这个腐败高发的地区,连续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政府被公认为高效廉洁的政府。
我国尽管已经建立了较完善的建筑安全监管法律法规体系, 制定了相应的规范标准, 但在执行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操作性强的指导性文件较少、安全违法成本较低;现有的建筑安全监管队伍不能满足建筑安全监管工作的需要;部分建筑安全监管职能界定不清, 多头管理模式导致建筑安全监管职能存在重叠交叉或缺失;缺乏对建筑安全监管机构和人员的有效监督;建筑安全监管人员水平较低、监管手段单一, 建筑安全监管资金不足等。
目前, 国外部分地区 (如英国、美国) 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有效的建筑安全监管体系, 在建筑安全监管工作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国外建筑安全监管的经验与对我国安全监管的启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
英国、美国等国家基本上都形成了完善的建筑安全法律法规体系, 即一部核心法律 (基本法) , 明确安全管理机构、安全管理方针与安全管理制度等基本问题, 再此基础上采取不断细化方式逐渐落实到具有可操作性的实施条例与标准层面, 各项实施条例与标准要具备较强的实施性, 且要与基本法相一致。如英国以《健康安全法》为核心的, 包含四个层次 (即国家基本法、行政法规、官方颁布的实践规范和行动指南标准) 的法律法规体系, 和美国以《职业安全与健康法》为基础形成的建筑安全管理工作的强制标准和行动指南。国外建筑安全法律基本上均是以职业安全和健康为核心内容, 从中折射出“以人为本”和“先期预防”的理念。
二、合理的监管机构
美国由劳工部、福利部等部门共同组建了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委员会 (简称OSHA) , 并将OSHA隶属于劳工部负责建筑安全管理工作标准制定与实施, 以最大限度的保障建筑施工安全工作的顺利进行。美国法规授予建筑安全管理机构很大的权力, 并配备了完整的建筑安全管理体系, 以便对全国建筑安全工作进行管理, 避免可能出现安全管理权限错位或重叠问题。
英国建筑安全监管组织体系, 由HSSD (健康安全资助部门) 、HSC (健康安全委员会) 、HSE (健康安全执行委员会) 及地方办公室共同组建一个完整的建筑安全生产监督机构。其中HSC成员分别来自雇主、雇员及地方公共组织 (如公众、相关利益者或监察部门) , 其目的在于采取有效措施保障雇主和雇员的合法权益;HSE则负责具体落实HSC制定的各项措施计划, 对建筑工程安全生产过程实施具体的监管, 并采取地方办公室形式实施全国范围内的监督, 在该过程中, HSSD则提供建筑安全监管工作中必要的资助。
垂直管理和分级管理方式对建筑施工安全问题进行集中管理方式避免了管理职能缺失或重叠现象, 也避免出现建筑安全管理机构人员缺失或经费不足, 有效的保证了建筑安全监管组织的责权统一。执法手段多样化及分层次管理手段将建筑安全监督职能有效独立出来, 真正起到监督作用且不受到其他方的干扰。
三、有效的监管方法
美国主要由监管机构采取强制手段落实各项法律法规, 并对违反建筑安全法律的企业或个人提起诉讼。英国则是由安全与健康委员会监督检查各项政策的落实情况, 并监督下一级机构的具体执法情况。此外, 国外多采用保险、社会福利和保障方式作为建筑安全监管工作的重要辅助手段。
四、高效的监管人才
英国强制推行健康与安全监督工程师资格制度, 通过定期考核方式保障监管队伍的实用性, 健康与安全监督工程师被授予较大权力, 依据建筑生产现场特点可以采取灵活形式进行危险预防和安全生产工作。通过安全生产监察方式及时发现各种安全隐患, 并督促相关方予以整改;参与安全事故调查;对严重违反建筑安全生产行为予以处罚, 甚至起诉。美国则要求建筑安全监管人员必须具备足够的安全知识与健康知识, 具备丰富的安全监督经验。同时, 美国政府十分注重建筑安全培训工作, 在各建筑院校均设置了建筑安全课程, 提高了从业者的安全意识和安全技术, 形成了良好的安全文化氛围。
美英等国家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有效的建筑安全监管体系, 在建筑安全监管工作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我国建筑安全监管工作还不完善, 总结并借鉴国外的建筑安全监管工作的经验及对国内建筑安全监管工作的启示, 针对性的提出国内建筑安全监管建议与对策, 对我国建筑行业的健康发展和提高我国建筑安全监管水平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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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田元福、李慧民:《我国建筑安全管理的现状及思考》, 《中国安全科学学报》, 2003 (12) 4-65。
[4]李世蓉、毕默:《英国建筑安全管理实践之研究与借鉴》, 《工程管理学报》, 2011 (08) :16-17。
关键词:绿色债券 绿色金融 增信机制 第三方认证
国外绿色债券发展经验
(一)国外绿色债券的发展状况
化石能源消耗和工业化进程带来的一系列环境问题,迫使发达国家很早就开始探索绿色金融机制,并先后推出绿色信贷、绿色实业基金、绿色证券基金、绿色银行等融资手段。2007年,欧洲投资银行发行了全球首只绿色债券,开启了绿色债券的发展之路。作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融资手段,绿色债券在2013年之前的发展速度相对缓慢,但之后呈现爆发式增长,其中2013年全球发行绿色债券规模超过110亿美元,2014年高达366亿美元,而在2015年更是达到424亿美元。
目前,绿色债券的发行主体非常丰富,包括多边开发金融机构(如欧洲投资银行、世界银行、非洲发展银行、挪威银行等)、中央银行、地方政府(巴黎、伦敦、多伦多、加利福尼亚等)、工业企业(美国微软公司、美国福特公司等)以及商业银行(如德意志银行、巴克莱银行等)都发行了绿色债券,此外,部分高等院校(如麻省理工学院)也发行绿色债券用于绿色建筑。在投资者方面,绿色债券的投资者群体也在不断扩围,已经由传统的公共机构、中央银行向全球财富管理机构、大型企业扩展。在产品方面,经过多年发展,绿色债券的品种类型日益多样化,绿色项目收益债券、绿色资产证券化、与绿色投资或指数挂钩的衍生债券品种相继出现(见表1)。
另外,与普通债券不同,绿色债券募集资金用于绿色项目,所以国外绿色债券一般还需要专业第三方机构进行认证。从国外实践看,目前有超过半数的绿色债券进行了绿色认证,而且多数选择由气候债券倡议组织、国际气候与环境研究中心出具认证报告。
(二)国外绿色债券的制度设计
1.政府和开发性金融机构直接发行绿色债券
环境问题是典型的公共问题,所以绿色债券在发展早期主要由政府、开发性金融机构发行。例如,斯德哥尔摩、巴黎、加利福尼亚等地区的政府均发行过一般责任型绿色债券,夏威夷政府还发行过绿色基础设施收益债券。此外,英国、美国的部分地区还专门成立了绿色银行,通过发行绿色债券为绿色项目提供贷款。由政府直接参与绿色债券的发行,一方面可以放大政府在公共领域的作用,另一方面可以起到示范效应;而由开发性金融机构发行绿色债券,则可以为绿色债券提供产品渠道和流动性。
2.使用多种增信方式降低绿色债券违约风险
目前,发达国家发行的大多数绿色债券都引入了增信机制,包括以特定绿色项目及其收益权作抵押、由更高信用等级的机构提供担保等。例如,柏林市商业银行在2015年发行的绿色保证债券就使用了特定项目资产作抵押;纽约能源研究发展局为纽约州发行的绿色资产支持证券提供担保。
3.实施优惠财税政策提高绿色债券吸引力
从国外绿色债券的实践经验看,财税优惠是各国普遍采取的措施,具体政策有价格补贴、贴息、减免税等。例如,美国联邦政府向符合条件的绿色债券持有人提供税收优惠或补贴来代替债券利息支付,或者直接向发行人发放现金退税补贴;巴西政府允许绿色债券投资者不缴纳利率所得税。
4.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绿色债券标准化管理体系
绿色债券因募集资金投向绿色项目而区别于普通债券,所以在发行管理方面,绿色债券也与普通债券有显著不同。2014年,绿色债券原则执行委员会与国际资本市场协会合作推出了绿色债券原则(GBP标准),随后气候债券倡议组织又开发了与GBP标准互补的CBI标准,自此绿色债券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标准化管理体系。具体来说,GBP标准和CBI标准共同明确了绿色债券的管理实施指导方针,包括绿色债券的定义、投资项目范围界定、绿色债券项目评估筛选、募集资金账户管理、资金使用效益评估等,而且这些内容都要经专业第三方机构进行认证评估并定期对外披露。
我国绿色债券的发展环境及趋势
(一)我国发展绿色债券的紧迫性及政策环境
当下,环境污染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掣肘,甚至成为影响居民生活的重大民生问题。据估算,我国耕地面积污染超标率达19.4%,污染超标的水源占可饮用浅井和江湖水的比例达75%,城市PM2.5的年均浓度为65毫克/立方米,远超世卫组织25微克/立方米的第二阶段标准。如果从经济成本的角度看,根据美国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统计,在过去十年,我国环境污染成本接近每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0%。
我国的污染问题根源于失衡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交通结构,例如我国的重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高达30%,该占比位居全球之首,解决环境问题迫在眉睫。十八大报告阐述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国内外环境治理经验表明,末端治理必须配合金融手段,具体来说就是发展绿色金融产业,将资金从污染行业中挤出,转而投入绿色行业中。目前,我国已经在绿色金融领域开展了一系列有益实践,例如2012年中国银监会印发了《绿色信贷指引》, 2013年印发了《关于报送绿色信贷统计表的通知》,在2014年印发了《绿色信贷实施情况关键评价指标》。国家发展改革委也在2014年印发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2015年12月,人民银行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先后出台了绿色金融债券和绿色债券的相关发行管理办法,启动了我国绿色债券市场的发展。2016年3月,上交所印发了《关于开展绿色公司债券试点的通知》,将我国绿色债券品种扩大至公司债券,进一步丰富了绿色债券的品种。
(二)我国绿色债券的市场需求及发展空间
在中国,绿色债券是一片蓝海市场,未来应用前景广阔,不仅体现为政府的重视与支持,还表现为市场需求巨大。从绿色产业投资需求角度看,根据人民银行工作论文的研究结果,未来五年我国的绿色产业投资需求至少每年2万亿元,结合近几年我国的财政收支情况,预计政府出资占比仅为10%~15%,而社会资本投资的占比却高达85%~90%。基于此,假设其中社会资本的20%依靠绿色债券来融资,则未来五年我国绿色债券市场的年均发行规模就高达3400亿元,占我国2015年全年债券发行总额2.3万亿元的15%。
nlc202309091009
从发行人发债需求的角度看,《2014年度中国银行业社会责任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末,我国银行业机构绿色信贷余额7.59万亿元。根据Wind资讯统计的数据计算,2014年末我国银行业机构的贷款资金来源中,存款与债券的比例约为9:1,即10%的信贷资金来源于债券资金。在人民银行支持金融机构发行绿色金融债券的背景下,假设绿色信贷按照每年10%的增速增长,到2020年,我国金融机构发行绿色金融债券的规模将超过1.3万亿元。
(三)绿色项目与债券品种的对接
与国外的绿色债券相比,我国绿色债券刚刚起步,制度有待完善,品种有待丰富。目前,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上交所、深交所均针对绿色债券出台了相应的管理办法,但从已有的产品看,国内绿色债券仍然是绿色项目与传统债券品种的嫁接,即募集资金专项用于特定绿色信贷或绿色项目的债券。借鉴国际上绿色债券的发展路径,我国的绿色债券品种也将更加丰富多样。
一是预计绿色债券发行主体将逐步由现行的企业法人(一般企业和金融机构)扩展至地方政府和境外机构。例如,由地方政府发行专项绿色债券,用于当地绿色项目建设,该债券的发行与偿付资金均纳入当地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由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绿色熊猫债券,引入国际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更好地培育国内绿色产业。
二是在交易结构方面,预计绿色项目将更多与创新型债券品种对接,孕育绿色项目收益债券、绿色可续期债券、绿色资产证券化等。例如,以未来能产生稳定现金流和收益的待建绿色项目为载体,发行绿色项目收益债券,专项用于该项目的建设;发行绿色债券用于海绵城市、智能电网、核能等百年绿色工程;以现有的绿色项目为基础资产,发行绿色资产支持证券。
(四)案例分析
根据Wind资讯统计,截至2016年5月中旬,我国债券市场已经存在7只绿色债券,发行规模共计520亿元,其中绿色金融债券5只、绿色票据1只、绿色企业债券1只(见表2)。
除此之外,亿利洁能(600227.SH)在2月6日发布公告,拟申请发行不超过25亿元的绿色企业债券,募集资金主要用于高效清洁热力项目;嘉化能源(600273.SH)也于5月12日公告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拟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不超过8亿元的绿色公司债券。
我国发展绿色债券的政策建议
(一)落实现行绿色债券配套政策
目前,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上交所、深交所均就推行绿色债券出台了相应的配套政策,在财税支持、增信担保、简化审核等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见表3)。
但目前诸多政策还停留在“鼓励”层面,或者短期内无法落实,对推广绿色债券的作用有限。推广绿色债券,还需将现有的政策落到实处,例如国家层面成立绿色债券基金用于贴息补助,政策性银行向绿色债券募投项目提供配套低息贷款,担保机构为绿色债券提供担保不受杠杆限制等。
(二)积极扩大绿色债券的发行主体范围
建议借鉴国际经验,在管理层面统筹出台政策,扩大绿色债券的发行主体范围,积极推动地方政府、政策性银行发行绿色债券;同时鼓励发展绿色资产证券化和绿色项目收益债券,进一步将发行主体扩展至特殊目的载体。此外,建议结合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和亚投行的业务开展,积极吸引境外机构到中国境内发行绿色熊猫债券以及鼓励境内机构到境外发行绿色债券,推动绿色债券的跨国或国际发行。
(三)提高绿色债券吸引力并培育投资者
要发展绿色债券市场,建议将提高绿色债券吸引力放在重要位置,培育绿色债券的投资者网络。一是对部分投资者投资绿色债券实行最低额度管理,建议主管部门将商业银行投资绿色债券的规模和比例纳入考核范围,对公募基金、社保基金投资绿色债券设定比例下限;二是对绿色债券投资者实行税费减免,即对投资绿色债券而需缴纳的所得税予以减免;三是提高绿色债券的流动性,允许所有品种的绿色债券可用于质押,同时降低绿色债券纳入质押库的评级门槛和提高其标准券折算率;四是扩大绿色债券的流通交易场所,允许绿色债券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所市场、商业银行柜台市场等自由交易流通,同时可以进行质押回购;五是降低商业银行投资绿色债券的风险权重,缓解商业银行的资本压力,释放更多的绿色债券投资空间。
(四)严格规范绿色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
绿色债券是专门为支持绿色产业而发展的债券品种,要求募集资金专项用于既定绿色项目,所以必须严格规范绿色债券募集资金的投向与使用,防范资金挪用和虚假绿色项目产生。绿色债券发行人应建立独立的专项账户,用于对接绿色债券资金,同时对该账户进行单独的台账管理,不得与其他账户混同,从而实现资金去向和使用的可追溯;要有专业第三方机构对募集资金的流向和使用进行跟踪评估,不仅要确保资金用于绿色产业,防止募集资金被挪用,还要对绿色项目的投资后效果进行评估和考核,实现对绿色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的全流程监控。除此之外,还要建立严格的信息披露机制,要求发行人定期(例如每半年)向投资者披露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和投资项目的进展情况。
(五)规范绿色债券第三方认证管理体系
绿色认证是国际上发行绿色债券的普遍做法,其目的在于详细阐述募集资金的投向和使用,从而提高债券的信息透明度,降低信息不对称,吸引更多投资者。从我国的实践看,目前我国所推行的绿色债券对第三方认证的要求有所不同,其中一些鼓励发行人聘请专业第三方机构进行绿色认证,而有的则依托主管部门自身专业司局进行绿色认证。笔者认为,为推动我国绿色债券发展,有必要借鉴国际做法,规范绿色认证。一是建议由相关主管部门牵头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绿色债券认定规则”,明确绿色认证机构的准入门槛、行为准则,规范绿色认证机构的行为。二是对于出具独立第三方绿色认证报告,且承诺在绿色债券存续期内定期向市场披露资金使用情况和项目环境效益的发行人,主管部门可给予绿色审批通道,提高审批效率。
作者单位:海通证券债券融资部
责任编辑:廖雯雯 印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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