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拆迁补偿标准

城镇拆迁补偿标准（共8篇）

城镇拆迁补偿标准 篇1

随着城镇建设的快速发展，房屋的拆迁矛盾日趋突出。就拆迁补偿事宜，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因补偿安置的方式和标准很难达到统一，致纠纷不止，拆迁裁决部门处理起来难度越来越大，以至诉到法院和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案件增多。据近五年的统计，因不服拆迁裁决向我院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件27件；拆迁裁决生效后，被拆迁人拒绝履行，拆迁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强制执行的36件；补偿引起争议提起民事诉讼的77件。对上述争议的原因，笔者进行认真分析，并走访了县拆迁办公室。据了解，就拆迁补偿安置问题，我县与本市其他三县三区比较操作程序和补偿标准，落实是到位的，并在政策范围内对被拆迁人给予一定的补偿优惠。仅管如此，往往仍不能满足部分被拆迁人的愿望。

举一例说明，如四川省合江县拆迁办公室申请执行韦代芳房屋拆迁案，韦代芳居住在合江镇复兴路广东街9号，地处县城五类区，该房建筑面积59.52平方米，另有临时建筑3.86平方米，房屋用途住宅，其它木结构，该房评估价为270.29元/平方米，房屋及附属物作价补偿款为17787.58元。但被拆迁人韦代芳向拆迁人提出给予50000元的现金补偿，否则不予搬迁，拆迁人表示在更好的地段给付一套90余平方米的新建预制房屋不补差价的条件后，仍不满足，拒绝搬迁。笔者针对案件中反映出的诸多问题，结合有关拆迁补偿法律、法规和政策，提出几点处理意见，仅供参考。

对被拆迁人补偿安置应当考虑的因素。在2001年《条例》实施前后，拆迁补偿安置时需要考虑的主体、补偿方式、补偿标准等因素是不同的，主要包括：

（1）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1991年《条例》关于对房屋所有人进行补偿、对房屋使用人进行安置的原则，是在公有房屋为主体的情况下规定的，拆迁人往往不征求被拆迁房屋所有人的意见，直接与房屋使用人达成补偿安置协议；一些城市实行的货币安置，将大部分补偿资金支付给房屋使用人，致使房屋所有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引起房屋所有人诸多不满，与所有权法律制度朋显相悖。随着住房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化，我国房屋产权结构已从公房为主体转变为个人拥有住房为主体。而房屋的租赁关系是房屋所有人与承租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在拆迁过程中是从属的法律关系，它的调整应当依据相关的民事法律，在房屋所有人与承租人之间进行调整，而不应当由拆迁入在损害房屋所有人利益、未经得房屋所有人同意的前提下自作主张来调整。根据这一新情况和问题，2001年《条例》将被拆迁人定义为被拆迁房屋的所有人，同时规定“拆迁人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

（2）补偿的方式可以实行货币补偿，也可以实行房屋产权调换。1991年《条例》实施以来，许多地方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先后推行了货币化安置，拆迁人根据被拆迁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确定货币补偿金额，由拆迁人支付给被拆迁人，被拆迁人自行购买居住房屋。实践证明，采取货币补偿方式，有利于被拆迁人自行调节住房标准、地点，满足不同住房消费群体的不同消费需求，有利于转换住房机制，消化闲置商品房。同时也简化了拆迁程序，便于对拆迁当事人的监督。货币补偿的方式，使得被拆迁人可以及时购买需要的房屋，避免了被拆迁人因等待回迁而长期得不到妥善安置，也避免了因工程停、缓建或者投资者资金不足造成的被拆迁人长期过渡的现象。因此，2001年《条例》规定：“拆迁补偿的方式可以实行货币补偿，也可以实行房屋产权调换。”中国人普遍有一种本土观念，特别是旧城改 1

造，被拆迁人世世代代居住的人文环境已经铭刻在骨子里，其希望“回迁”，也即实行产权调换。在实践中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在个案中，到底是实行货币补偿还是实行房屋产权调换？（我们认为，保护被拆迁人合法权益应当是体现在多方面，在补偿方式上应当满足被拆迁人的选择，其两种方式应当以货币补偿方式为原则，以正当排除产权调换方式为例外，只有在被拆迁人明确放弃产权调换的前提下，才可以进行货币补偿。当然，如果拆迁人的拆迁不是以房地产开发为目的，而且没有提供安置用房的，只能进行货币补偿。

（3）实行足额补偿的补偿标准。1991年《条例》规定“拆迁补偿实行产权调换、作价补偿，或者产权调换和作价补偿相结合的形式”，“作价补偿的金额按照所拆房屋建筑面积的重置价格结合成新结算”。这一补偿标准，在房屋商品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是能够被接受的，但随着市场体系的不断完善，再以重置价作为房屋拆迁的补偿标准，在理论上不符合“等价有偿”的原则，在实践中被拆迁人所获得的补偿也不足以在市场中购买相应的房屋。在实际工作中，为了切实推进拆迁，客观上已经不按重置价格补偿被拆迁人。所以，2001年《条例》规定：“货币补偿的金额，根据被拆迁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等因素，以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确定。”《城市房屋拆迁补偿裁决操作规程》已经明确了拆迁补偿实行足额补偿，包括等额补偿和超额补偿，但不能低额补偿。补偿协议或者裁决都必须建立在科学、合理的市场评估的基础上。

（4）拆迁人对房屋承租人一般不直接进行补偿安置。租赁住房的拆迁补偿安置问题，涉及到房屋所有人和使用人的关系，情况比较复杂，1991年《条例》既要对房屋所有人进行补偿，又要考虑社会安定对房屋使用人的安置。承租房屋包括公有住房承租和商品房承租，公有住房承租一般属于福利性分配住房，进行房改其产权人就是承租人，这是我国历史所造成的，对公有住房承租人的权益必须进行保护。为了保护房屋所有人的利益，同时兼顾房屋使用人的利益，2001年《条例》规定：“拆迁租赁房屋，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解除租赁关系的，或者被拆迁人对房屋承租人进行安置的，拆迁人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对解除租赁关系达不成协议的，拆迁人应当对被拆迁人实行房屋产权调换。产权调换的房屋由原承租人承租，被拆迁人应当与房屋承租人重新订立房屋租赁合同。”那么，对于商品房的承租人，其合法权益也应当进行保护，但这种保护不是直接进行干预，因拆迁引发的民事争议是拆迁人和被拆迁人的争议，是主法律关系；而被拆迁人和承租人的争议属于从法律关系，拆迁人应当直接对被拆迁人进行补偿，被拆迁人同时应当妥善解决承租合同的问题，如果承租人就承租合同纠纷问题提起诉讼，而且还申请财产保全，人民法院可以裁定冻结拆迁人应当给付的补偿款。拆迁人和拆迁管理部门不能将补偿款直接给付承租人。补偿安置协商和补偿安置裁决必须满足被拆迁人对补偿安置方式的选择。在拆迁过程中，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所发生的民事关系主要是拆迁补偿安置的问题，拆迁当事人可以以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形式确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是约定拆迁当事人之间民事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合同，适用《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依法成立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协议。依法成立的协议，受法律保护。补偿安置方式可以是产权调换，也可以是货币补偿，被拆迁人对补偿安置方式有选择权，补偿安置协议必需满足被拆迁人对补偿安置方式的选择，否则，补偿安置协议无效。

当拆迁当事人就补偿安置问题不能达成协议，经拆迁当事人申请，拆迁管理部门可以作出补偿安置裁决，裁决必需满足被拆迁人对补偿安置方式的选择；特别是旧城改造和房地产开发的拆迁，必需满足被拆迁人对“回迁”的选择，人们普遍有一种“本土观念”，世代居住形成了心理上的情感。在具体操作上，没有法律明确做出规定，但保护被拆迁人利益是贯穿于整个拆迁法律的指导思想，可以在裁决前的调解中制作笔录，以确定被拆迁人对补偿方式的选择。在实际裁决中还有一种情况，被拆迁人对拆迁有一种抵触情绪，与拆迁管理部门不作任何配合，既不明确选择货币补偿也不明确选择产权调换，这时只能推定按照货币补偿进行裁决。需要说明的是，无论采取哪种补偿方式。都必需体现等价有偿原则，被拆迁房屋和产权调换房屋都必需实行市场评估价进行差价结算。而且都以颁发拆迁许可证时为估价时点进行估价，此时进行产权调换的房屋可能是期房，对于期房也可以根据工程设计资料进行估价，否则，目前房价总体是上涨趋势，对期房不以同一时点进行估价进行差价结算，就不能体现等价有偿原则。

拆除违章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拆除未超过批准期跟的临时建筑，是否给予补偿应因事而论。违章建筑是指在城市规划区内，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或者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建筑。违章建筑主要包括：（1）未申请或申请未获得批准，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而建成的建筑；（2）擅自改变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成的建筑；（3）擅自改变了使用性质建成的建筑；

（4）擅自将临时建筑建设成为永久性的建筑。《城市规划法》还规定：“限期拆除或者没收违法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影响城市规划，尚可采取改正措施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罚款。”根据上述规定，违章建筑属于必须拆除的建筑或必须经过改正方可使用的建筑。因此，在拆迁过程中，拆迁人对必须拆除的违章建筑，不予补偿。对经规划部门处罚，允许保留的，待补办手续后按合法建筑给予补偿。违章建筑的认定是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职权范围，判断某一建筑是否属于违章建筑，必须由房屋所在地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出具证明。作为拆迁人或者拆迁主管部门都没有认定权利，也没必要自行认定。评估机构作出评估报告时也无权认定是否是违章建筑。临时建筑是指必须限期拆除、结构简易、临时性的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临时建筑都应当有规定的使用期限。按照《城市规划法》第33条规定，“在城市规划区内进行临时建设，必须在批准的使用期限内拆除”。超过了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都必须无条件拆除，且不予补偿。拆除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应当给予适当补偿，这种适当补偿应当考虑临时建筑的剩余年限，肯定不是全额补偿。

拆迁租赁房屋，应衔接好补偿与租赁的关系。《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拆迁租赁房屋，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解除租赁关系的，或者被拆迁人对房屋承租人进行安置的，拆迁人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对解除租赁关系达不成协议的，拆迁人应当对被拆迁人实行房屋产权调换。产权调换的房屋由原承租人承租，被拆迁人应当与房屋承租人重新订立房屋租赁合同。”拆迁租赁房屋应当考虑两个因素：一是保护房屋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所有权人可以选择货币补偿和产权调换的补偿方式；二是保护承租人的合法权益。应当说，拆迁租赁房屋涉及补偿安置和解除合同等两个法律关系。两个法律关系表面上是独立的，但实际上是关联的，故在处理两个法律关系时应当一并考虑。依法拆迁是合法行为、是解除合同的直接原因，有效的合同受到法律保护，被拆迁人有权获得补偿，承租人有权获得因为解除合同而造成损失的赔偿，为了达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对拆迁补偿和解除合同的补

偿应当一并考虑，因此《条例》对被拆迁人获得补偿设置了限定条件，在获得货币补偿之前必须先对承租人进行赔偿或者解除合同，如果不能与承租人达成协议，被拆迁人就不能获得货币补偿。当然，因解除合同而使被拆迁人造成的直接损失应当在拆迁补偿中包括。比如，被拆迁房屋用于租赁进行饮食经营，承租人对房屋进行了装修，在拆迁时补偿中，拆迁人应当对被拆迁人给付这种装修的损失进行补偿。在实践中应当防止三种错误倾向：一是要求拆迁入对被拆迁房屋补偿两份；二是被拆迁人承担了对承租人的赔偿而没有获得拆迁人的相应补偿；三是承租人没有获得任何赔偿。

拆迁裁决中，必须反映出被拆迁人对补偿方式的选择权。《拆迁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拆迁补偿的方式可以实行货币补偿，也可以实行房屋产权调换。”条例之所以规定被拆迁人的补偿方式选择权，是基于以下考虑：一是更有利于保护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房屋是居民赖以生存的重要的生活资料，房屋被拆除，势必会对居民的生活带来不便，允许被拆迁人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选择补偿形式，实质是保护了被拆迁入对自己财产的处置权力；二是有利于减少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的矛盾。拆迁人与被拆迁入在拆迁过程中是一对矛盾主体，按照原《条例》的规定，租赁房屋只能实行产权调换，拆迁人给被拆迁入提供的房屋，无论被拆迁人对地点、质量等多么不满意，但只能被动地接受。新《条例》增加了被拆迁人可以选择的内容，拆迁人提供的调换房屋满意就接受，不满意可以选择货币补偿。三是有利于促进拆迁人提供更好的调换房屋。拆迁人提供的产权调换房屋满意就选择产权调换，不满意就实行货币补偿。拆迁人为了减少项目的前期投入，也为了使拆迁后建设的项目早日销售，必然会提供更多的、被拆迁人满意的调换房屋；四是有利于社会稳定。但实践中，被拆迁人无论是与拆迁人平等协商过程中，还是在拆迁裁决程序中，均不明确表示选择何种补偿方式，有的地方在裁决时直接按货币补偿方式裁决，有的直接按房屋产权调换方式裁决，有的在裁决书中将两种方式一并明确。

城镇拆迁补偿标准 篇2

关键词：城镇拆迁,拆迁补偿,拆迁冲突,公共利益

拆迁作为我国城镇化建设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将人民的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挂钩, 实施过程中极易产生利益冲突。从社会心理学上来看, 每个人、每个集体在不同阶段都会有不同的利益诉求, 当得不到及时回应时, 便会产生积怨, 并在民众之间传播, 形成“民怨”。若该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 民众对政府公权力的信任度将下降, 甚至引发重大群体性事件。只有充分剖析拆迁补偿中的各方利益冲突, 寻求出化解机制, 才能为我国城镇化建设提供切实保障, 促进其健康稳步发展。

一、我国拆迁补偿现状

1. 拆迁补偿的性质

对于拆迁补偿的性质, 学者间存在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 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是平等的民事主体, 双方的合法权益都应受法律保护, 不存在一方必须服从另一方的情况, 国家公权力不应介入其中, 因为国家强制力将改变双方的平等性。笔者则认为, 拆迁补偿实质上是行政补偿, 即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过程中, 因采取的合法行政行为给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相应损失, 由国家依法予以补偿的制度。

首先, 城镇拆迁与公共工程紧密相连, 公权力不可能做到置身事外。拆迁主体包括拆迁人与被拆迁人, 拆迁人是房屋拆迁主管行政机关及法规授权的组织, 即行政主体。行政主体为城镇建设的需要而实施拆迁工程, 拥有拆迁权, 它是国家公权力的一种, 可以管理、命令、强制、处罚被拆迁人。行政主体依法进行拆迁行为, 同时拥有了权利与义务, 其有权利进行拆迁, 同时也无法放弃拆迁, 不能随意改变拆迁范围以及拆迁补偿标准。

其次, 城镇拆迁是以公共利益为目的, 而这正是政府行使公权力的唯一合法基础。我国城镇拆迁大致分为市政建设拆迁和非市政建设拆迁。前者是政府为了城市道路、绿化环境、消防管理等基础设施建设而进行的拆迁, 其目的是社会公共的利益, 被拆迁人为全局考虑也会适当做出让步。后者大多是房地产开发商的工程, 这种拆迁包含了增加盈利、减少成本等对自身利益的考量, 但同样必须将公共利益考虑在内, 如城市规划、道路建设等。房地产开发商需要与当地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共同合作行使拆迁权, 不能仅凭私人利益主导拆迁行为。

2. 拆迁补偿存在的问题

根据我国现行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 以及拆迁实践来看, 拆迁补偿存在着以下问题:

(1) 拆迁补偿范围过小。《条例》中规定: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政府对被征收人给予的补偿包括: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因征收房屋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的补偿;因征收房屋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该补偿范围并不能真正保障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 其忽视了公民可能受损的其他利益, 如公民的购房款包含了房屋所占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然而拆迁补偿范围中却并不包括这一项;被拆迁人可能由原本交通便利、周边服务设施相对完善的区域被安置到交通不便的地方, 期间损失的来往交通费用、社交不便等均无法得到补偿;公民购房不仅是为了满足居住与生活的需求, 还将其作为一种可升值资产, 然而拆迁补偿以当时市价为标准, 没有将此考虑在内。

(2) 拆迁补偿不及时。该问题在我国十分普遍, 拆迁人在补偿行为还无法进行时就展开拆迁工作, 安置资金下发程序复杂, 安置房建设耗时过长, 导致被拆迁人在拆迁过程中无法及时得到补偿, 只能自行解决期间的安置问题, 而这一部分的损失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与补偿。

(3) 拆迁安置质量低。拆迁安置房是大多数被拆迁人选择的补偿形式, 但其质量普遍偏低, 如被拆迁人原本的房屋面积较大, 而安置房面积较小, 对日常生活所需有所影响;安置房的房屋质量不佳, 房屋整体构造有问题, 甚至存在“豆腐渣”工程, 对被拆迁人日后的生活造成隐患;安置房的地理位置不佳, 不利于被拆迁人工作、学习、娱乐等活动的出行。

二、拆迁补偿中的利益冲突

现在不仅存在着为了城市建设、道路规划、旧城改造等公共利益而进行的拆迁, 还存在着许多以追求政绩、纯商业开发为目的的拆迁, 在这些拆迁活动进行中, 爆发出了诸多的矛盾与冲突。

1. 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冲突

政府拥有的房屋拆迁权的核心在于其强制性, 即不需要通过被拆迁人的同意就可以产生法律效力。但是当涉及私人财产的保护时, 政府只有具备一定的干预基础才能行使公权力, 而这个干预基础就是公共利益或者法律授权。我国的市政建设拆迁与非市政建设拆迁都具有公共利益的考量, 因此从理论上说, 政府运用公权力介入拆迁是合理合法的。但是在具体实践过程中, “公共利益”并没有明确的标准, 政府只需套上“公共利益”的名号就可以行使公权力, 加上法律法规的缺失进一步导致政府行政权膨胀, 打破了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制衡状态。

市场有着不可控的自发性、滞后性等缺陷, 放任其发展会导致市场紊乱与失灵, 这时就需要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加以宏观调控。值得注意的是, 政府的宏观调控是有限度的, 绝不可直接取代市场特有功能。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拆迁上, 我国政府公权力与市场的职责分配界限模糊, 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混为一谈, 政府对民事行为干预过多, 缺少对公权力的制约。

《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被征收人对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的房屋征收决定不服的, 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 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可见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产生分歧时, 只有通过行政手段来解决, 即使在以商业目的为导向的拆迁活动中, 政府公权力同样可以介入其中, 有悖于其以服务为主的工作宗旨。在拆迁过程中, 政府以拆迁行政许可的形式赋予开发商拆迁权, 事实上是将自己的公权力作为开发商的后盾, 剥夺了被拆迁人的房屋所有权, 扩大了公权力的辐射范围, 扰乱了市场秩序, 使得开发商“有恃无恐”, 滥用了政府的强制拆迁权。

2. 阶层利益冲突

据一份研究报告显示, 当代中国社会被划分为“十大社会阶层”, 包括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该划分以经济实力与资源分配为标准, 不同阶层群体都会基于自身立场对当下社会制度与政策表达自己的意愿与态度, 这也表明不同阶层群体的利益诉求各不相同。

在拆迁活动中, 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作为平等的民事主体自然会追求各自的利益诉求。开发商出于追求利益与节约成本的目的进行拆迁, 他们会考虑一部分公共利益, 但在实践中, 仍会以自己阶层利益为主导。被拆迁人作为利益受损方, 会尽力争取到满意的拆迁补偿以弥补拆迁导致的损失, 一般情况下, 他们基于自身利益诉求, 与拆迁人进行协商, 决定出令双方都能接受的补偿。但是随着顶层设计提出“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 政府使用强制拆迁权将更加慎重, 而被拆迁人则占着这点, 提出的补偿要求越发不合理起来, 双方的矛盾仍然难以化解。

另外, 虽然政府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进行拆迁, 法律政策也保障了公共利益的重要性, 但政府终究是社会阶层中的一极, 无法摆脱个人利益的束缚, 运用自身行政权力实现“权力自肥”。政府会依靠社会力量来达到权力利益, 推动经济发展, 丰富执政业绩, 因此政府与开发商的利益诉求会趋向一致, 与被拆迁人的利益诉求则渐行渐远, 冲突在所难免。

三、拆迁补偿中利益冲突的化解机制

在当今市民社会中, 矛盾与冲突出现在各个方面, 想要缓和、解决, 不能单单强调冲突方之间的差异、制造对立, 而应当协调各方, 促进相互之间的联系与互动, 达成相对平衡。从经济学的角度看, 群体间的利益差异是利益交换的基础和前提。换言之, 个人、群体不会为了冲突而冲突, 而是为了满足自身的利益诉求与对方接触、抗衡、触底、协调, 最终达成一致, 获得多赢的局面。因此, 如何保证利益交换的公平公正, 保障其有序平稳地进行就是化解拆迁利益冲突的关键性问题。

1. 以公民权利为先

“有恒产者有恒心”, 《孟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意识到了公民私人财产的重要性, 只有保障了人民的私产, 人民才能信任国家、拥护国家, 否则“君舟民水”, 国家难以长治久安。在当今的法治国家中, 更应当重视保障公民的私人财产所有权, 从而提升政府公信力。

但在现实环境下, 我国城市化内在动力仍以政府为主导, 虽有“公共利益”的名号, 却存在政府官员追求私利的情况。另外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机制、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等制度架构使得官员为了奖励、升迁、“面子工程”不得不追求行政绩效, 从而将人民利益放到一边。这样的官场竞争淘汰掉的未必是没能力的人, 胜出的也未必是一心系民的人, 最终留下的官员还能否坚持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呢?行政效率固然重要, 但切不可将其置于公民权利之上, 因为保护公民权利不受侵害才是政府合法性的来源所在。

2. 建立科学完善的市场机制

市场机制是商品交易的产物, 具有自发性, 能够在一定范围内实现商品经济供需平衡, 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然而近几年地方政府为实现土地利益最大化, 利用地权的垄断, 使人民产生地权稀缺的预期幻想, 抬升地价, 房价高居不下, 这就是政府公权力强行介入的结果。政府的单一中心治理已难以适应新时期的发展, 应当建立起政府、市场、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体系, 重视市场的作用。

3. 完善相关法律体系

首先在立法上, 应当明确“公共利益”的范畴, 广泛征询各方意见, 避免政府将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相混淆, 提升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其次在司法层面上同样需要加以完善, 政府公权力作用的减弱并不意味着司法程序的退让, 当冲突双方难以协调一致时, 司法机关必须以第三方的立场在法律框架内解决问题, 保护双方法律认可的权利, 不偏袒任何一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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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拆迁补偿标准 篇3

6月7日，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发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下称“评估办法”），这是从修订到出台酝酿两年之久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即“新拆迁条例”）最重要的配套规章之一，在此之前，原建设部发布的《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指导意见》已经运行超过七年，沉疴已久，备受诟病。

补偿价格，始终是“中国式拆迁”中最为敏感的地带，近年来发生的涉及抗拆的恶性事件，其激烈抗拒拆迁的原始动机，无一不是补偿价格与市场价格以及被拆迁人心理预期之间的巨大差距。在原有《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指导意见》中，关于“拆迁估价应当参照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交易价格和市、县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部门定期公布的房地产市场价格”的规定，正是补偿价格普遍偏低最重要的政策依据。

如果说原有指导意见下的补偿价格是模糊不清的“类似房地产市场交易价格”与“政府指导价”构成的“双轨制”，那么起码从政策演进本身来看，中国的拆迁补偿价格，正在走上一条艰难的彻底市场化之路。

土地使用权明确入价

事实上，在“新拆迁条例”中，“政府指导价”已悄然隐去，仅规定“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而在“评估办法”中，“类似房地产价格”得到了进一步的细化，即第十四条规定的“被征收房屋价值评估应当考虑被征收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结构、新旧程度、建筑面积以及占地面积、土地使用权等影响被征收房屋价值的因素”。

舆论对这一进步普遍持赞许态度，这也被认为是“评估办法”最大的亮点，主要原因是“土地使用权”的价值被正式列入了影响房屋价值的因素之一。在 “新拆迁条例”的修法过程之中，“被征收房屋的价值，应当包括房屋所占土地的使用权价值”是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提出的重要修法意见，理由为“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征收补偿，更多地不是补偿日益折旧的房屋本身，而是房屋所占的土地使用权价值。应该在补偿条款中明确被征收房屋的价值包括土地使用权的价值，从而有利于区别实践中土地使用权形成的不同方式，适当考虑历史因素，进行不同的评估”。

著名拆迁律师王才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据他所知，以前建设部曾经专门请示过国务院法制办：到底土地算不算钱？但始终未获得公文式的确认。

全国律协行政法专业委员副主任袁裕来则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如果忽略土地使用权价值，那么拆迁补偿就是仅仅盯住了“木头与砖头”，此前他已经多次撰文对此进行抨击，因为如果不对被征收人进行土地价值补偿，他们很快就会发现“政府花了几十万元或者几百万元的成本拆迁他们的房屋以后，将地皮拍卖可以获得几千万元甚至几亿几十亿元的土地出让金，而开发商获得土地使用权后的利润可能更加丰厚”。随着公众权利意识的增强，这将有可能成为新一轮矛盾的激发点。

王才亮并不完全认可这一看法，在其看来，即使是在“评估办法”出台之前，拆迁补偿也不可能完全没有考虑土地价值,“只要使用市场比较法而非成本法进行评估，这并不难解决”。矛盾多发的原因是此前的政府指导价多年凝固不动，以北京为例，2003年公布的政府指导价一直沿用到了2010年，“中间八年房价都涨了多少倍了，被拆迁人当然有意见”。在“评估办法”实施之后，他认为“起码从理论上来说”，用市场价来进行拆迁补偿已有明确路径。

但袁裕来提醒，虽然土地使用权入价在定性上已经毫无争议，但如何定量却在操作上存在难度，比如“到底按照新的规划来评估，还是按照原有规划？原有规划可能是一排平房，但新的规划如果是高楼大厦，那价格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如果以后成为商用地块，那可能就是几十倍的溢价”。

“只要以房屋而非土地作为征收补偿的切入点，这些纠结就会永远存在。”袁裕来说，这最终将要触及的是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问题。

夹缝中的评估机构

在被征收人之外，评估公司以及评估师将是被“评估办法”直接影响的另一个群体，他们也分外焦虑。首佳房地产评估公司董事长高喜善对《中国新闻周刊》感叹：以前说的是《指导意见》，既然是指导意见，就不一定要听它指导的，但现在叫“评估办法”，那就是强制性的了。

高喜善说，虽然以前《指导意见》也说“拆迁估价机构的确定应当公开、透明，采取被拆迁人投票或拆迁当事人抽签等方式”，但事实上这一条很少真正进入操作层面，“都由拆迁方进行招标，然后选评估机构。要说评估过程中的倾向性，他们选的我们，倾向性能完全没有吗？”

现在“评估办法”中则将其明确为“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由被征收人在规定时间内协商选定；在规定时间内协商不成的，由房屋征收部门通过组织被征收人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投票决定，或者采取摇号、抽签等随机方式确定”。虽然看上去形式上更为中立，但是高喜善一方面对能否真正做到存疑，另外一方面还有诸多关于细节的问号：到底是在所有合格公司中海选，还是政府先划定一个小圈子？如果有小圈子，是政府选还是行业机构自己选？小圈子会不会内定，政府会不会给某家更多的亮相机会？最终产生的形式会不会走过场，是不是真的能代表被征收人的意志？即使前面都正常正当地走完了流程，如果区域过大，被征收人众口不一，最终决定权岂不还是在政府手里？

最重要的是，“评估办法”规定“由房屋征收部门作为委托人，向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出具房屋征收评估委托书，并与其签订房屋征收评估委托合同”，即评估费用将由征收方、也就是政府承担，“难道不会出现谁给钱就谁主导性强一点的现象？”即使是在北京这样评估公司已经竞争极其激烈的地区，高喜善也说“在有些区县，大部分评估还是那几个公司控制，这就是说明了政府对他们的认可”，而这样的“认可”，当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评估公司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根据现有制度，建设部门对评估公司实行登记制，评估公司和评估师还要面临双重的年检，命脉掌握在政府手中，这也让高喜善坦承“如果政府倾向性很强的话，评估机构和被征收人都会很难受”。虽然不同意王才亮所说“90%以上的评估师都会出具低于市场价的房屋评估价格，以便迎合地方政府降低征收成本的需要”，高喜善还是承认，要评估过程真正不受干扰，结果还有待观察，“只能寄望于政府真的公正”。

王才亮显然没有这样的幻想，他认为“评估办法”的纠错机制设置很难保证公正。根据规定，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申请复核评估，对复核结果还有异议的，则可以向所在地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复核和鉴定程序都是在内部打圈，政府本身又是征收人，要承担征收的成本，你觉得希望有多大？”

高喜善也认为“评估办法”中的纠错程序在现实中“不够用”。在以往的实践中，事实上已经采取了专家委员会这样的鉴定模式，但是“鉴定和被鉴定的都是同行，同行之间的保护是很难避免的”，他认为应当像医疗事故那样，当事人可以提起司法诉讼，因为“如果医疗事故的认定都是由医生和卫生局主导，没有别的救济途径，你想想会是什么结果？”

农村房屋拆迁补偿标准 篇4

偿安置标准

农村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原则和补偿安置标准

产权确定办法及补偿安置界限：

1、凡经政府批准或已领取土地使用权证及房屋所有权证的房屋拆迁，给予补偿安置。

2、凡在一九七八年底前建造的房屋，未取得有关手续，但权属清楚，作为历史遗留房产处理，拆迁时按合法房产以实际建筑面积给予补偿安置。

3、凡在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至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建造的房屋，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凭“土地审批手续”或“土地使用权证”给予补偿安置。

4、凡在一九八七年一月一日至一九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建造的房屋，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凭“土地审批手续”或“土地使用权证”和当地乡(镇)政府建房手续给予补偿安置。无上述手续的，而且被拆迁人住房确有困难，由当地乡(镇)人民政府酌情处理。

5、凡在一九九○年四月一日以后建造的房屋，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已有“土地审批手续”或“土地使用权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村镇建设许可证”(具体时间以当地乡(镇)实施“一书两证”或“一书一证”起始时间而定)给予补偿安置。除此之外，无手续一律视为违法违章建筑物，一律限期无偿拆除，不给予补偿安置。

6、拆除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物，按30元/m2至50元/ m2给予补偿，但不列入安置范围;超过批准期限或未经批准擅自建造的临时建筑物，应在规定期限内一律无偿自行拆除。

7、上述1—6项中的土地及房屋面积以有关证件上载明的内容为准。如实际的土地及房屋面积与有关证件上载明的建筑面积不符的，经拆迁当事人申请，由县国土资源、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调查核实后进行裁决。

九、建筑、构筑物拆迁补偿标准

关于调整征地拆迁补偿标准的通知 篇5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各办局、各直属机构： 为加强和规范全县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管理工作，切实维护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和其他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各项建设顺利进行，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湖南省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湘政发〔2012〕46号）和《湘西自治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的通知》（州政发〔2014〕2号）文件精神，结合县情实际，现就调整凤凰县征地拆迁补偿标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土地补偿及青苗附着物补偿标准

（一）土地补偿标准

水田补偿标准：48000元/亩。

旱土（园地）补偿标准：38400元/亩。林地（荒山荒地）补偿标准：24000元/亩。

集体建设用地、坑塘水面、农村道路补偿标准：48000元/亩。收回农林渔场国有农用地的，对地上附着物进行评估补偿。

（二）青苗及附着物补偿标准（仅补偿青苗费）

水田：已栽种，但不能收获的，补偿2000元/亩；未栽种，但已进行前期投入的，补偿1000元/亩。

旱地：已栽种，但不能收获的，补偿1600元/亩；未栽种，但已进行前期投入的，补偿800元/亩。

林地：非人工造林补偿2000元/亩；人工造林补偿3000元/亩，经济林补偿4000元/亩。其他青苗补偿按相关规定执行。

二、房屋拆迁、装饰装修及设施补偿标准

（一）房屋拆迁补偿标准

钢混一级1200元/平方米，钢混二级1100元/平方米；砖混一级900元/平方米，砖混二级800元/平方米；砖木一级700元/平方米，砖木二级600元/平方米；土木一级500元/平方米，土木二级450元/平方米；木结构600元/平方米；简易一级300元/平方米，简易二级200元/平方米。

（二）装饰装修及设施补偿

依据相关文件规定，结合市场行情予以评估补偿。

三、坟墓搬迁补偿标准 土坟墓每冢补偿2000元，有碑无圈坟墓每冢补偿3000元，有碑已圈坟墓每冢补偿4000元；五镶碑每冢补偿5000元；七镶碑每冢补偿7000元；七镶碑以上每冢补偿10000元。新购坟地补贴每冢2000元（已统一征用墓地的除外）。三年以内新坟每冢增加1000元搬运费。

四、征地拆迁安置

（一）征地留地安置

留地安置方式：采取实物化或货币化方式安置。

1、实物化安置以实际征地面积计算，即水田每亩予以30平方米留地安置，旱地、园地每亩予以20平方米留地安置，林地每亩予以10平方米留地安置，实物化安置方式执行截止至2014年12月30日，2015年1月1日开始全面转为货币化安置。

2、货币化安置按每平方米600元折算应留地面积进行补偿。

3、留地安置只能留给被征地村集体经济组织，不能留给村民个人。作为货币化安置的补偿资金，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根据村民自治原则确定支配使用。

（二）房屋拆迁安置

1、被拆迁户拆迁房屋时原有临街门面的，按临街门面进行置换，但临时建筑物只作成本补偿。

2、宅基地安置按被拆迁户的主房建筑占地面积进行置换，不予补偿，但置换面积最高不得超过130平方米。原宅基地超过部分以货币方式按征地补偿标准予以补偿。

留地安置、拆迁置换的安置地，原则上由政府在规划区域内统一规划、统一征地，在政策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可委托村集体经济组织实施通水、通路、通电及土地平整，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统一安置，分配到户，县规划部门负责划线定桩。

城镇居民国有土地上的房屋拆迁，按《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执行。安置区的房屋建设，必须符合城市建设规划。

五、临时过渡安置

（一）房屋拆迁临时过渡安置采取就地就近、指定和自选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二）临时过渡补助：每户每月1000元，但最长不得超过一年，因拆迁人原因确需延长的，按相关政策规定执行。

（三）搬迁补助费每户补助1200元，一次性搬迁至新居的，按一次补助，需要过渡的，按二次补助。

（四）对被拆迁房出租的，原则上只按一年租金予以补偿。

六、补助

（一）在规定时间内签订征地补偿协议并腾地交付建设使用的，给予村集体经济组织一次性生产扶持补助，即：水田每亩予以补助8000元；旱地、园地每亩补助2000元。

（二）被拆迁户的房屋拆迁在规定时间内签订协议并搬迁的，予以补助30000元。

（三）坟墓搬迁在规定时间内签订补偿协议并搬迁的，予以补助18000元。

（四）在规定时间内签订征地补偿协议并腾地交付建设使用的，在留地安置标准的基础上另行按水田每亩5平方米、旱土每亩3平方米标准予以补助村集体经济组织安置地。

七、其他

（一）留地安置地和被拆迁户的宅基地置换，建设使用时须先按程序报批，否则不得开工建设。

（二）被拆迁户在房屋建设期间，所需的房屋设计费、水电费及水电开户费等相关费用，由政府承担。同时，留地安置建房户和被拆迁户建房时必须按照规划设计进行，不得擅自改变已审批的规划设计方案。

（三）在规划征地范围内，属非法买卖土地且已平整的，按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处理。属村民自建住房且符合“一户一宅”条件已自行平整土地的，经相关部门对其土石方量评审后，征地时予以适当补偿。

（四）凤凰县城市规划区域内的征地拆迁工作适用本补偿标准。对国家和省兴建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征地拆迁补偿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八、本补偿标准施行前，已经县人民政府发布土地征收公告或国土资源部门发布土地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公告的，按照公告日前的国家补偿标准执行。本补偿标准施行后如所依据法律法规或上级规范性文件有调整时，将另行调整。本补偿标准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凤凰县人民政府 2014年4月1日

城镇拆迁补偿标准 篇6

一、房屋价值补偿标准这里的房屋补偿，是指对被征收的国有土地上建筑物价值进行的补偿，按不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的市场价格，并请有评估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确定。这里的市场价格，地级市政府部门都会依据每年住宅房屋市场价格规律，制定出相应房屋市场价格表供当地被拆迁的居民进行参考。如：石家庄市人民政府针对三年大变样政策，每年都出具了《石家庄拆迁区域住宅房屋市场价格表》。不清楚自己区域被拆迁房屋的价格的，可以找当地政府建设部门进行咨询或索取材料。对评估确定房屋价值有异议的，可以向复核评估，对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再次鉴定。

二、搬迁费和临时安置费(俗称过渡费)搬迁费和临时安置费用，具体数额各市一般都已确定具体数额及计算方式，详见各地出具标准，在这里作者所列算的补偿标准，是以大众化被拆迁人自主搬迁和过渡方式进行的计算。如果拆迁人提供周转房，则无需支付临时安置费。以石家庄为例(自主搬迁)：2012年搬迁费20元/平方米，按2次计算;临时安置费(过渡费)按25元/平方米计算，逾期12月以内，每月增加50%，预期12个月不满24个月的，自第13个月起每月增加75%，逾期24个月以上的，自第25个月起每月增加100%。

三、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该费用针对非住宅类房屋运营性房屋进行补偿，因为属个案，补偿标准不能统一，一般是有征收当事人进行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可委托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评估确定。

四、补助和奖励补助包括困难补助和公摊补助。困难补助是针对贫困人员进行的补助，依据当地政府出具的标准确定;公摊补助针对所有被拆迁人的房屋公摊进行的额外补助，也会出具公摊补助标准。如石家庄出具了《石家庄市市区被征收房屋公摊基准补助系数》。奖励是指各拆迁人鼓励被拆迁人及时拆迁而给付的额外补偿。具体标准，因地各一，但该费用不是强制性，是否给付仍看当地政策。

我国城市房屋拆迁补偿问题 篇7

关键词：拆迁补偿,土地使用权,潜在利益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在加快。随着城市大规模扩张和旧城区改造, 随之而来的是拆迁工作量加大, 难度提高, 因房屋拆迁产生的纠纷和矛盾也越来越多。城市房屋拆迁既关系着国家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 也关系着个人和集体利益。而拆迁纠纷和矛盾的屡见不鲜,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团结, 也阻碍了和谐社会的构建。

拆迁矛盾产生的最主要根源之一, 莫过于房屋拆迁的补偿问题。由于拆迁人与被拆迁人达不成共同的拆迁补偿协议, 导致钉子户、暴力拆迁、集体上访等事件屡屡发生。之所以会在拆迁过程中出现群众的抗拒行为, 是因为他们觉得所得补偿不够合理。因此, 在正确评估待拆迁房屋价值的基础上, 拆迁人应给予被拆迁人合理补偿。这是双方达成合理补偿协议, 避免矛盾发生的关键。

一、我国城市房屋拆迁补偿现状分析

1、土地使用权没有完全补偿。

根据我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规定:对于拆迁补偿现有补偿范围为对房屋所有权及其附着物所有权和收益权。由于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 个人不可能获得土地所有权, 因此我国的房地产结构只能是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的结合。城市房屋所有者只拥有房产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 土地的所有权归国家或集体。

我国房屋拆迁因征收土地而引起, 但征收补偿却以房屋补偿的形式出现, 也就意味着补偿范围仅限于地上建筑物的补偿。地价补偿、困难补偿以及征地引起外部不经济补偿等发达国家地区通行的补偿项目都没有列入补偿范围。虽然修订后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规定, 按被拆迁房屋的区位、用途等进行补偿已经隐含了地价补偿, 但毕竟还是以房屋形式出现, 法律上没有把地价明确列入补偿范围。根据这种规定, 单纯的土地无法补偿, 实践中区位因素包含的地价因素也没有完全补偿, 以至于出现补偿价和建成房价的巨大反差, 出现获得拆迁补偿后买不起房屋、产权调换后支付不起新房比旧房大的面积的款项现象。有的地方甚至出现拆十平方米, 还买不到一平方米房的现象。这些都是产生矛盾的原因。

就城市房地产而言, 其价值本质上是由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这两部分构成的, 且随着土地有偿使用的市场化不断加强, 往往其中的土地使用权价值远远大于所附的房产所有权价值。拆迁人通过拆迁取得被拆迁人的土地使用权进行开发建设, 从而实现土地效益的最大化。房屋拆迁的结果之一就是被拆迁人的土地使用权被收回。因此, 显化土地使用权的价值, 对土地使用权进行补偿, 对拆迁双方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2、拆迁补偿范围狭窄, 忽视潜在利益补偿。

目前, 我国城市房屋拆迁补偿的范围太窄, 补偿方式和标准也不是非常合理。只补偿直接损失, 对被拆迁房屋占有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预期收益、无形利益和隐性损失却不予补偿。

房屋不仅是居住用的安身之所, 对于原住居民来说, 它能带来工作机会、便利生活、可能的未来收益等功能, 被拆迁的房屋 (无论地段好坏) , 有着除了居住之外更多的用途。随着房屋被拆迁, 这些其他的权益或者利益 (我们称之为潜在利益) 将被剥夺, 造成看不到的隐形损失。

大多数居民把家安在离工作地点较近或相对容易到达的地方, 这使得他们容易获得并做好工作。若拆迁使他们搬离原来的地方, 那么想像以前一样做好工作, 将面临在交通上付出客观的精力、体力和费用等。同样的道理, 因搬迁造成被拆迁人生活、学习成本增加, 就医、购物、入学、入托不便, 甚至工作机会丧失, 这些都是被拆迁人被动承受的损失。

有些被拆迁人的房屋除了居住外还是经营场所, 因为拆迁造成营业损失、生产预期收益、解除合同赔偿、违约赔偿等。

许多居民的工作单位在被拆迁地区内, 而许多行业 (如商场、餐饮业) 一旦被拆迁就必须停业, 短时期内不可能再提供就业机会, 这就造成很多人的失业。

因为原房屋拆迁使被拆迁人必须重新购置新物业, 付出寻找新场所费用、中介费用、公证人费用、登记费用、税收及超过原价值的被动投资等等, 造成被动消费。

在城市改造中, 随着房屋拆迁, 原有的工作与生活环境改变了。人们不仅要花费更多的成本去建设一个新家, 同时也面临着丧失已经习惯了的谋生手段的威胁。这种情况在那些低收入、竞争力弱的被拆迁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但目前我国城市拆迁房屋补偿的对象还只限于有形损失, 这种看不见的隐形损失还没有被引起重视。

3、补偿标准不一致, 补偿方式单一。

拆迁补偿是根据行政相对人实际损失程度确定补偿数额的准则, 它是拆迁补偿得以实现、受害人所受损失得到实际弥补的重要前提。没有补偿标准, 则补偿数额无从计算, 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切实的保障;拆迁补偿标准不统一, 则补偿不公平的现象随处可见, 拆迁补偿纠纷在所难免。由于我国现阶段缺乏一部关于城市拆迁补偿统一的法典, 只有基本的指导意见和规章制度, 通常的情况都是由具体行政机关参照损失的程度给予酌情补偿。

在拆迁补偿方式上, 我国目前主要是以货币补偿和房屋产权置换为主, 各地视具体情况补充施行少数其他补偿方式。与国外相比, 缺乏灵活多样的补偿方式, 诸如实物补偿、安排就业、支持从事开发经营、兴办企业等。实践中, 由于拆迁补偿方式缺乏规范性, 随意性太大, 使得不同情形下的补偿和同种情形下的补偿往往无公平可言。

二、完善我国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制度的建议

1、制定统一的城市房屋拆迁法典。

虽然从建国到现在, 已经有许多单行法律法规对城市房屋拆迁做出了相关规定, 但这些规定非常模糊, 没有对补偿标准、补偿原则做出具体规定, 在实践中造成许多法律漏洞, 引起拆迁纠纷。而应用最广泛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从立法角度上看仅仅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 本身在立法上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在实践上也不能适用。因此, 我国急需设立一部专门针对城市房屋拆迁的法律, 在这部法律里, 将土地使用权的补偿进一步显化, 且将土地使用权的补偿标准提高;在补偿范围上应有所扩大, 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将补偿标准具体化, 制定详细的条例及各种情况的补偿办法;补充更多的补偿手段, 让被拆迁人有多种补偿选择。只有这样才能防止拆迁人利用法律漏洞损害被拆迁人的利益, 也能防止被拆迁人漫天要价, 从而减少拆迁纠纷, 顺利实施城市拆迁改造工程, 加快城市化进程。

2、显化城市房屋拆迁补偿中的土地使用权的价值。

第一, 房屋和土地使用权要分离评估。房地产价值巨大, 其中土地所有权价值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房地产分离评估可以避免房地混在一起引起歧义, 清晰地显示土地所有权和建筑物各自的真实价值;第二, 房屋外附属物和无附属物空地的“土地使用权”也要补偿。实施拆迁的真正目的是取得拆迁范围内可供利用的土地, 拆迁人以获取他人土地使用权为第一目的, 因此不但房屋占地使用权需要补偿, 院子内附属物和空地大于房屋建筑面积部分的土地使用权也要给予合理补偿, 才符合等价、有偿的市场交易原则;第三, 房屋拆迁注重对土地使用权的市场价值补偿。应依据土地级别和基准地价建立土地使用权价格评估体系和评估标准, 并从市场价格出发, 实行以市场为导向的土地使用权价格浮动机制。

3、丰富拆迁补偿方式, 扩大拆迁补偿范围。

我国房屋拆迁补偿目前仅仅有货币补偿和房屋产权置换两种方式。应该在此基础上, 以实物补偿、返还财产、恢复原状、安排就业、支持从事开发经营、兴办企业、减免税费等方式配合使用, 这样才能更好、更灵活地补偿被拆迁人的损失。

在拆迁补偿范围上, 结合国外的经验, 除了建筑物及其附着物价值补偿外, 还应包括土地补偿、潜在收益补偿、失业损失补偿、重新置业费用、置业补偿等多方面。让被拆迁人的损失得到最充分、最高质量的补偿, 体现了人性化关怀, 这样对减少拆迁矛盾, 加快拆迁进度, 促进城市发展无疑是最有力的保障。

三、结语

补偿如不能使被拆迁人达到其原来的生活水平, 则其与非被拆迁人之间就显得极为不公平, 拆迁矛盾就不能得到根本解决。我们要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 进一步完善我国城市房屋拆迁补偿法规, 制定统一的补偿标准, 从多种角度、多种方式对被拆迁人的损失给予完全、公平的补偿。这虽然会增加拆迁成本费用, 降低短期的经济效益, 但从长远看, 对减少拆迁纠纷和矛盾, 减少拆迁工作难度, 加快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 促进社会的和谐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季永蔚.进一步完善我国现行房屋拆迁补偿制度[J].现在经济探讨, 2005.4.

[2]何虹.完善我国城市房屋拆迁补偿范围的思考[J].城市发展研究, 2006.5.

承租公房拆迁 补偿该归谁 篇8

最近，某人民法院上演了爷爷告孙子的一幕。年近70的王瑞凡将自己的孙子王志胜告上了法庭。

王瑞凡之子王洪军于2008年2月去世，王洪军生前与其子王志胜一直居住在位于承租的一套两居室的公房内。2008年6月底，此房屋被公告拆迁，2010年年初，王志胜在没有通知王瑞凡的情况下，将所得拆迁补偿款全部领走。

王瑞凡的诉讼要求是继承其子生前承租房屋的拆迁补偿款的相应份额。

法庭上，王瑞凡诉称：王洪军生前承租此房屋，虽已于房屋拆迁前过世，但其作为房屋真正承租人的身份一直没有变更，因此拆迁安置补偿款应当作为其遗产进行分割，原告理应有权利继承其中法定份额。

法庭上王志胜辩称：该房屋承租人为我的父亲，我与父亲为共同实际居住人，因父亲已去世，我有权领取全部拆迁款。而原告不在该房居住，且诉争房屋为公房，不能继承，故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

法院经过审理，做出判决：诉争房屋拆迁补偿款的1／2份额，可作为原告之子的遗产，由原、被告共同分割，判令被告返还原告1／4的拆迁补偿款金额。

关键在于是否属于私人财产

此案首先要明确一个原则：公房是国家财产，不能作为私人财产被继承。公房承租人财产不能以继承的方式转由其继承人享有，只能通过变更承租人的方式，转由符合条件的继承人或其他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享有。公房承租人也不可以遗嘱的方式对所承租的公房作出处理，但对于拆迁补偿款可作为遗产来处分继承，前提是要准确确定拆迁补偿款的归属。

在公房租赁关系中，出租人的权限、承租人的资格、租赁期限、租金标准、出租方与承租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都由政府有关部门统一规定，出租人和承租人的意愿范围被压缩到极小。公房租赁关系与其说是一种租赁(合同)关系，不如说是公房租赁当事人之间基于政府规范而发生的一种物权关系。承租人对于公房的权利实际上不是租赁权，而是一种“公房使用权”。

根据《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公房拆迁补偿的是承租人，这是很明确的。本案中，王洪军死亡后并没有变更承租人。而在现实生活中，在原承租人死亡后，通常由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继续居住公房，扮演实际承租人的角色。但从法院操作上来说，请求确认事实上的公房租赁关系或实际承租人地位的诉讼主张在目前可能是得不到支持的。

在原承租人已经死亡，又没有签订新的公房租赁合同确定新的承租人的情形下，实际承租人与实际占有人对于公房拆迁补偿款是一种共有关系。最后所得的拆迁补偿款是按照共有关系进行分割的。

法院对此案的判决原理与依据非常明确，此案中的原告之子虽已去世，但其作为该房真正承租人的身份一直没有经过变更登记，对外仍可以原告之子的名义对房屋主张权利，该拆迁款应由原告之子与被告(原告之孙)共同享有，原告之子取得其中1／2份额。依据法律，该1／2拆迁安置款支付给被拆迁人后，此款项就是私有财产，因此以原告之子名义取得的，私有财产，则顺理成章属于其遗产范围，由原、被告共同分割，遗产的继承处理详见附表。

承租人死亡顺序决定补偿款归属

根据承租人死亡、承租人变更、拆迁的实施的发生顺序，拆迁补偿款归属及分配的情形可以分述如下。

生前实施拆迁获得拆迁补偿款后死亡

这种情况下，应当认为拆迁补偿款归承租人所有。承租人死亡后，该拆迁补偿款作为个人遗产按照继承法相关规定，由其继承人继承。

在补偿款落实到位之前死亡

这种情况也是有可能的，拆迁本身有一个周期，从前期的筹备、协商，到拆迁的实施，补偿款的落实存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在这种情况下，拆迁补偿协议在承租人死亡前还是死亡后达成，对补偿款归属的认定就具有关键意义。在承租人死亡前达成，则承租人的地位已经被固定，后来不可能再发生承租人变更的问题，拆迁补偿款应归承租人所有。承租人死亡后，拆迁补偿款作为承租人的个人遗产，由继承人继承。在承租人死亡后达成，其承租人的主体资格丧失，不能再以承租人的身份获得拆迁补偿款。

原承租人死亡已变更承租人

家庭成员就变更承租人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并经公房产权人或管理人同意变更公房承租，变更后发生拆迁，取得拆迁补偿款。这种情况下，应认定拆迁补偿款归变更后的承租人。

原承租人死亡尚未变更承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