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研究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研究（共9篇）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研究 篇1

一、党建立初期的反腐倡廉思想

党的反腐倡廉思想萌发于建党初期。1921年7月，党的一大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在规定党的性质和奋斗目标的同时，提出实行纪律约束和党内监督，“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的地方组织中党员人数多时，可派他们到其他地区去工作，但是一定要受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严格监督。”“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1]这充分表明党从建立之日起，就为实现党的清正廉洁、取信于民打下基础。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一部分党员在国民政府任职，一些思想不坚定的共产党员开始投机钻营，出现了贪污腐败问题。中共中央极为重视，1926年8月4日发出《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指出：“一个革命的党若是容留这些分子在内，必定会使他的党陷于腐化，不特不能执行革命的工作，且将为群众所厌弃。”要求党的各级组织“迅速审查所属同志，如有此类行为者，务须不容情的洗刷出党，不可令留存党中，使党腐化，且败坏党在群众中的威望”。[2]同时，针对共产党员竞相到国民党政府中去做官的问题，12月2日中共中央局在给江西党组织的信中指出：“严厉取缔党中机会主义作官热的倾向”，“绝不能就跑在政府中去占位置”，并指示江西党组织，对于“几个当县知事的同志，当立刻限期命令他辞职，如过期不理立即登报公开开除。还有不服从党的命令而自由猎官、猎高位的人，亦须严重警告，不听即断然公开开除”。[3]1927年6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中再次规定：“党员未得党的同意，不得任国家机关内任何的职务。”

中共中央对党内刚刚露出的贪污腐败苗头，及时采取严厉而坚决的措施，充分表明党绝不容许存在贪污腐败，对贪污腐败分子必须坚决惩治，以赢得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

二、建设廉洁政府取信于民

中国共产党实现局部执政后，工作人员的廉洁作风与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官吏们横行霸道、贪污盘剥的腐败作风，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时，多次将国民党统治区与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进行比较。他说：“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5]解放战争时期，“我们是艰苦奋斗，军民兼顾，和蒋介石统治区的上面贪污腐化，下面民不聊生，完全相反。”[6]在事实面前，人民群众迅速分清了国共两党和两个政权的优劣，中国共产党以它廉洁为民的形象，赢得了民心，革命战争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革命战争年代，根据地经济十分困难。本着节省的方针，党加强管理，严禁贪污浪费。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制定的《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中规定，省、县、区三级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领生活费的工作人员，省不得超过90人，县不得超过25人，区不得超过15人。[7]1939年6月5日，《中央关于严格建立财政经济制度的决定》中指出：“任何机关部队必须照批准之预算限度内开支，如有浪费或超过情事，概不批准。”“各机关部队学校除自己节省伙食举行会餐外，不得互相请客（外客来宾招待除外）。平时开会不得招待酒菜香烟。”[8]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规定抗日根据地党政和民众团体中的工作人员，全部脱离生产人数不超过甚至更少于居民的百分之三。

对党政军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的生活标准，党和政府也作出明确指示和规定，要求他们与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保持一致，严禁特殊化。如，1930年4月10日，中共中央指示福建省委：“政府人员要成为认真办事的工作者，生活与群众在相同的水平线上，防止腐化。”[9]1948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按照城市的条件，取消私人的马匹与马夫及私人勤务员；除部队外，现行的警卫制度，一律取消；所有汽车必须统一地合理地分配，禁止任何私人霸占汽车。[10]

在党的领导下，根据地各级政府勤俭节约、清正廉洁，涌现出了一大批一心为民的好干部。如，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主力红军长征后，继续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在战斗中突围与组织失去联络之后靠乞讨度日，却从不动用带在身上的党的活动经费，在1937年初中共江西临时省委成立时，他将保管了3年的经费拿出来。[11]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上自总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人人平等，并无薪水。正如林伯渠所说：“廉洁奉公，已成为政务人员一般具有的品质……虽然个别的还存在着浪费与贪污现象，但是用钱少办事多，仍然是我们的工作作风的主要特点之一。我们的工作人员大部是一些不知疲倦的人民的忠仆……从边区到乡级的行政干部，现有×千余人，其中大部分都有长期斗争历史，有着实际工作经验，虽然很多没有受过学校教育，却能吃苦耐劳，埋头苦干，忠诚于人民解放的事业，因而也为大众所爱护。”[12]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革命的工作重心逐渐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这给党的反腐倡廉提出了新的要求。党制定了城市政策，严肃入城纪律。如，部队在解放石家庄时，中央工委向进入石家庄工作的干部和警卫部队宣布：“一切到石家庄工作的干部和士兵，不准私人拿取一点东西，不准制新衣、大吃大喝，必须保持纯洁与艰苦的作风，如有人违犯这些规定立即送出石家庄。所有缴获物资，一律归公，其中可作私人使用者，例如鞋袜牙刷衬衣等，由物资委员会统一搜集或购买，有计划地分配。”这些规定使城市工作人员和部队官兵保持廉洁的作风，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

三、依法惩治贪污腐败，纯洁革命队伍

制定法规条例，依法严惩贪污腐败分子，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反腐倡廉的重要措施之一。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制定严格的法规条例，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进行纪律约束和管理，如有贪污受贿者坚决依法惩处。1930年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颁布的《政府工作人员惩办条例》中规定：“政府工作人员侵吞公款有据者、受贿有据者，撤职并剥夺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侵吞公款三百元以上者、受贿至五十元以上者枪决。”[13]1933年12月15日发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二十六号训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规定：“凡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利用自己地位贪污公款以图私利者，按贪污公款数额分别进行惩处。贪污公款在五百元以上者，处以死刑。凡挪用公款为私人营利者以贪污论罪。”此后，凡经查实核准的贪污腐败案件，均依此训令予以严惩。如，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会计科长唐仁达，贪污各种公款共34项，合计大洋2000余元，被判处死刑，没收其财产。又如，于都县委、县苏维埃政府领导干部严重的集体贪污腐败案件中，判处县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刘士祥及刘天浩、李其芬，少共县委书记滕琼，潭头区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等5人死刑；撤销县委书记刘洪清职务、熊仙璧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于都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职务。[14]贪污腐败分子被依法惩处，革命根据地人民拍手称快。正如毛泽东所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15]

抗日战争时期，党内腐败出现了新倾向。部分党员干部“虽是出身于工农，也知道群众的苦难和要求，但他们已经染上了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不仅不好好地为群众办事，反而企图爬到群众的头上，假公济私，利用自己的地位去发财致富”[16]。为惩治这些贪官污吏，1938年8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惩治贪污暂行条例》颁布，规定：“克扣或截留应行发给或缴纳之财物者、买卖公用物品从中舞弊者、盗窃侵吞公有财物者、强占强征或强募财物者、意在图利贩运违禁或漏税物品者、擅移公款作为私人营利者、违法收募税捐者、伪造或虚报收支账目者、勒索敲诈和收受贿赂者、为私人利益而浪费公有之财物者，以贪污论罪。”其他抗日民主政府关于惩治贪污腐败分子的法令条例也先后公布，如《山东省惩治贪污暂行条例》、《晋西北惩治贪污暂行条例》、《晋察冀边区惩治贪污条例》等。据不完全统计，从1939年至1941年6月，在陕甘宁边区200个县由司法机关审理的刑事案件中，贪污案件235件，占案件总数的5.16%；在晋冀鲁豫边区1943年—1945年由司法机关审理的刑事案件中，贪污案件共1075起，占案件总数的5.45%。[17]对贪污腐败的严惩，沉重地打击了新贪官污吏，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根据地的反腐败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贪污腐败形式又发生新的变化。1947年9月，朱德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过去我们没有作假报告的，现在有了，贪污腐化也有了，发财的思想也有了，私有制度也就出来了，浪费民力、物力等等现象很严重。”[18]1948年2月12日，杨成武在报告中指出：“贪污浪费非常严重。在三查中发现不少贪污腐化现象，多种多样：如贪污公款、盗卖公物，克扣大家、假造账目，以公款运销、违法走私等等。贪污数目多者竟达××万元以上，并有集体贪污现象。”[19]各解放区人民政府根据反对贪污腐败斗争的需要，修改和制定惩治贪污条例，先后颁布《东北解放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晋冀鲁豫边区惩治贪污条例》，华北财经办事处的《关于反贪污浪费的指示》、《修正淮海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等。这些条例对各解放区严惩贪污腐败分子起到法令效应，有效地保证了解放区的廉洁政治。

四、发挥人民群众的检举和监督作用

充分发挥和依靠人民群众检举和监督的有效作用，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反腐败斗争中采取的主要方法之一。正如任弼时指出的，同贪污腐败现象做斗争，“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党内发动所有的党员群众，在政府系统中发动广大的劳动群众，大家来进行批评和监督。这种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应当成为我们肃清官僚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肃清贪污腐化和反对其他各种不正确的思想倾向，以及消除对这些不正确思想倾向采取的自由主义态度的一种重要武器。”[20]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和各级苏维埃政府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检举运动。1932年1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发布第二号训令，指示“对于被选举的各级苏维埃政府委员，及各级政府委任的工作人员，和各地军事机关及地方武装、独立师团、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等部队的指挥领导人员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官僚腐化动摇消极的分子，要来一个大的检举运动，洗涮他们出苏维埃政府机关及地方武装中去”[21]。大规模的反贪污检举运动首先从中央各机关开始，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突击队、轻骑队、工农通讯员等群众性组织发挥了很大作用。中央机关一级的贪污腐败案件，大多数是在“工农通讯员的积极工作与各机关工作人员的热烈参加之下”被检举出来的。1934年3月，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公布，被检举的机关和企业有中央总务厅、招待所、财政部、劳动部、土地部、中央印刷厂、钨矿公司等，共查出贪污款项大洋2053.66元、棉花270斤、金戒指4个；中央机关被检举出的贪污分子，“送法庭制裁的有29人，开除工作的3人，包庇贪污与官僚主义者送法庭的1人，建议撤消改调工作的7人，给严重警告的人，警告的4人”[22]。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规定：“对公务人员有功或有过，人民有用任何方式向政府控告及建议之权。”“各下级政府或政务人员，如接得人民向上级政府控告的诉状，特别是控告政务人员的诉状，须随时负责转呈上级政府，不得有任何阻难，亦不得置之不理。”[23]在陕甘宁边区，由群众直接揭发检举的、在群众中影响极大的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逼婚未遂后杀人案和萧玉璧贪污公款案，案犯都先后被高等法院判处死刑。

事实证明，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反腐败斗争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来监督党和政府，以防止党和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发生贪污腐败，是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反腐败斗争的成功经验。

五、加强廉政教育，筑牢思想防线

加强廉政教育是反腐倡廉的基础，是党政干部拒腐防变的根本。民主革命时期，随着革命战争的不断深入，革命形势的不断变化，党的队伍中贪污腐败现象和方式也发生变化。党在反腐倡廉建设中，有针对性地对广大党员及干部进行思想教育，有效地提高了他们思想政治觉悟和道德修养，以及廉洁自律的自觉性，使其在反腐败斗争中，筑牢思想道德防线。

土地革命时期，1929年12月，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提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规定发展新党员的五个具体条件，即政治观念没有错误；忠实；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不吃鸦片、不赌博。这些规定对于纯洁党的组织，加强对党员廉政教育起到了很大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虽然实现了国共合作，但国民党反对共产党的企图没有变，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抗日根据地，对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府中的一些意志薄弱者进行拉拢和腐蚀。这给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反腐倡廉建设提出了新的考验。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中告诫全党，要时刻防止“国民党对共产党干部所施行的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并指出党内已经存在“一部分党员对过去艰苦斗争的生活不愿意继续的情绪”，“在红军改编后某些个别分子不愿意严格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发展个人英雄主义、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耀（以做官为荣耀）等等现象”，这些新军阀主义“带着特别大的危险性，所以特别值得注意，需要坚决地加以反对”。[24]党的及时教育和提醒，使根据地中的广大党员及干部对国民党企图瓦解共产党采取的卑劣手段加深了认识和警醒，时刻提防腐败现象的发生。

解放战争时期，党注重加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保持艰苦奋斗精神的教育。1946年5月4日，刘少奇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中指出：“各地应当教育干部，特别是区乡干部，发挥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要利用自己的领导地位取得过多的利益，以免引起群众不满，转向同干部作斗争。”[25]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广大党员及党政军干部通过认真学习，深刻地认识到反腐倡廉同党和政府的命运息息相关。因此，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警惕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同贪污腐败现象作斗争，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党的这些指示对现在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同样具有教育意义。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研究 篇2

中国革命道德传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优良道德传统, 是以追求真理勇于献身、热爱人民、服务人民、英勇顽强、坚韧不拔为主要特征的, 是对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道德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继承和发展。在革命战争年代, 是否发扬革命道德传统, 是我国民主革命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在道德问题上, 党员、干部无疑应该比普通群众有更高的标准和要求。大量情况表明, 道德情操和生活情趣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许多腐败分子走上犯罪道路, 大多是从操守不严、品行不端、道德败坏开始的。”[1]郑淑欣指出, 中国革命道德是在党领导人民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形成的,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对这种道德实践加以概括和总结, 并用以指导党和革命军队的建设, 便形成了中国革命道德传统。”[2]加强思想教育, 提高纪律性, 对革命军队建设与党领导革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 中国革命道德传统还是在中国古代优秀道德遗产的批判继承中形成和发展的, 许多民族英雄人物的高尚品格与历代思想家的伦理见解均为中国革命道德传统的形成提供了不竭的思想发展源泉。

中国革命道德传统体现着社会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道德的主要内容和发展方向, 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先进分子应当身体力行和应在当今社会认真加以宣传和提倡。在论述中国革命道德传统的时代内涵时, 她这样总结:1.追求真理、勇于献身是中国革命道德传统的核心内容;2.热爱人民、关心人民、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革命道德传统的本质特征;3.英勇顽强、坚韧不拔、永不止息的奋斗精神是中国革命道德传统的一个重要支点。

二、中国革命道德与当代国家伦理内涵

中国革命道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政治制度革命和经济制度革命成功后上升为国家伦理。张博颖认为, 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 国家伦理也将与时俱进, 但中国革命道德仍然是当代国家伦理的重要文化资源。“中国革命道德”、“国家伦理”、“和谐社会”三者是层层递进的关系, 首先, 中国革命道德在革命的杰出的先进分子身上得到了完美的表现, 在一定意义上说也可以是“精英道德”, 必将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家伦理的首要选择。新中国成立后, 革命道德上升为国家伦理后, 全社会倡导大公无私、毫不利己、无私奉献的共产主义道德。当提出“和谐社会”目标后, 革命道德教化开始向着“和谐社会”方向转型。这个转型也是在由于政治形势等的变化, 未适时做出调整, 忽视了人民群众的道德境界以及道德标准的层次性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随着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 我党提出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 从此, 国家伦理内涵的再思考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这样一个情况下的必然要求。但是, 强调与提倡“和谐伦理”并不是对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否定, 也不意味着建构一个新的道德体系, 而是对于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三、中国共产党革命道德研究展望

抗日战争时期, 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这一时期的中心任务, 面对亡国的危机,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赴国难, 最终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 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价值诉求。为此, 中国共产党呼吁各界人士放下阶级仇恨与政治偏见, 最终建立了最全面、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面对物质和金钱都极其匮乏的现实, 中国共产党从中日国情与和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出发, 呼吁全民族统一战线, 坚定抗战信心, 最终赢得最广大民众的拥戴, 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并使共产主义价值观成为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核心价值观。学界虽然有从不同视角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道德”的学术研究, 但针对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革命道德研究尚不多见。本文认为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道德形成发展的重要阶段, 共产党人在这一时期对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革命人道主义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革命道德的评价与选择均有较为成功的践行与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革命道德鲜明地体现了实践性、人民性、科学性、包容性以及人道主义原则。最后, 本文针对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 亦有道德滑坡、利益纠葛、共产党员党风作风等现实问题, 探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道德优良精神对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意义和价值。总之。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革命道德不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重要组成部分, 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前提和基础。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关于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Z].十七大以来重要文件选编, 2009-11-12.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研究 篇3

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倡廉思想萌发于建党初期。1921年7月，党的一大提出实行纪律约束和党内监督，“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的地方组织中党员人数多时，可派他们到其他地区去工作，但是一定要受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严格监督。”“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这表明党从建立之日起，就为实现清正廉洁、取信于民打下基础。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一部分党员在国民政府任职，一些思想不坚定的共产党员开始投机钻营，出现了贪污腐败问题。中共中央对此极为重视，1926年8月4日发出《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指出：“一个革命的党若是容留这些分子在内，必定会使他的党陷于腐化，不特不能执行革命的工作，且将为群众所厌弃。”要求党的各级组织“迅速审查所属同志，如有此类行为者，务须不容情的洗刷出党，不可令留存党中，使党腐化，且败坏党在群众中的威望”。同时，针对共产党员竞相到国民党政府中去做官的问题，12月2日中共中央局在给江西党组织的信中指出：“严厉取缔党中机会主义作官热的倾向”，“绝不能就跑在政府中去占位置”。

中共中央对党内刚刚露出的贪污腐败苗头，及时采取严厉而坚决的措施，充分表明党绝不容许存在贪污腐败，对贪污腐败分子必须坚决惩治，以赢得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

二、建设廉洁政府取信于民

中国共产党实现局部执政后，工作人员的廉洁作风与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官吏们横行霸道、贪污盘剥的腐败风气，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时，多次将国民党统治区与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进行比较。他说：“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解放战争时期，“我们是艰苦奋斗，军民兼顾，和蒋介石统治区的上面贪污腐化、下面民不聊生，完全相反。”在事实面前，人民群众迅速分清了国共两党和两个政权的优劣，中国共产党以它廉洁为民的形象，赢得了民心，革命战争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

对党政军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的生活标准，党和政府也作出明确指示和规定，要求他们与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保持一致，严禁特殊化。如，1930年4月10日，中共中央指示福建省委：“政府人员要成为认真办事的工作者，生活与群众在相同的水平线上，防止腐化。” 1948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按照城市的条件，取消私人的马匹与马夫及私人勤务员；除部队外，现行的警卫制度，一律取消；所有汽车必须统一地合理地分配，禁止任何私人霸占。

在党的领导下，根据地各级政府勤俭节约、清正廉洁，涌现出了一大批一心为民的好干部。如，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主力红军长征后，继续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在战斗中突围与组织失去联络之后靠乞讨度日，却从不动用带在身上的党的活动经费，在1937年初中共江西临时省委成立时，他将保管了3年的经费拿出来。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上自总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人人平等，并无薪水。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革命的工作重心逐渐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这给党的反腐倡廉提出了新的要求。党制定了城市政策，严肃入城纪律。如，部队在解放石家庄时，中央工委向进入石家庄工作的干部和警卫部队宣布：“一切到石家庄工作的干部和士兵，不准私人拿取一点东西，不准制新衣、大吃大喝，必须保持纯洁与艰苦的作风，如有人违犯这些规定立即送出石家庄。所有缴获物资，一律归公，其中可作私人使用者，像鞋袜、牙刷、衬衣等，由物资委员会统一搜集或购买，有计划地分配。”这些规定使城市工作人员和部队官兵保持廉洁的作风，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

三、依法惩治贪污腐败，纯洁革命队伍

制定法规条例，依法严惩贪污腐败分子，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反腐倡廉的重要措施之一。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制定严格的法规条例，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进行纪律约束和管理，如有贪污受贿者坚决依法惩处。1933年12月15日发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二十六号训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规定：“凡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利用自己地位贪污公款以图私利者，按贪污公款数额分别进行惩处。贪污公款在五百元以上者，处以死刑。凡挪用公款为私人营利者以贪污论罪。”此后，凡经查实核准的贪污腐败案件，均依此训令予以严惩。如，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会计科长唐仁达，贪污各种公款共34项，合计大洋2000余元，被判处死刑，没收其财产。贪污腐败分子被依法惩处，革命根据地人民拍手称快。正如毛泽东所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

抗日战争时期，党内腐败出现了新倾向。部分党员干部“虽是出身于工农，也知道群众的苦难和要求，但他们已经染上了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不仅不好好地为群众办事，反而企图爬到群众的头上，假公济私，利用自己的地位去发财致富”。为惩治这些贪官污吏，1938年8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惩治贪污暂行条例》颁布，规定：“克扣或截留应行发给或缴纳之财物者、买卖公用物品从中舞弊者、盗窃侵吞公有财物者、强占强征或强募财物者、意在图利贩运违禁或漏税物品者、擅移公款作为私人营利者、违法收募税捐者、伪造或虚报收支账目者、勒索敲诈和收受贿赂者、为私人利益而浪费公有之财物者，以贪污论罪。”其他抗日民主政府关于惩治贪污腐败分子的法令条例也先后公布。对贪污腐败的严惩，沉重地打击了新贪官污吏，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根据地的反腐败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贪污腐败形式又发生新的变化。1947年9月，朱德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过去我们没有作假报告的，现在有了，贪污腐化也有了，发财的思想也有了，私有制度也就出来了，浪费民力、物力等现象很严重。”各解放区人民政府根据反对贪污腐败斗争的需要，修改和制定惩治贪污条例，这些条例对各解放区严惩贪污腐败分子起到法令效应，有效地保证了解放区的廉洁政治。

四、发挥人民群众的检举和监督作用

充分发挥和依靠人民群众检举和监督的有效作用，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反腐败斗争中采取的主要方法之一。正如任弼时指出的，同贪污腐败现象做斗争，“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党内发动所有的党员群众，在政府系统中发动广大的劳动群众，大家来进行批评和监督。”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和各级苏维埃政府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检举运动。1932年1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发布第二号训令，指示“对于被选举的各级苏维埃政府委员，及各级政府委任的工作人员，和各地军事机关及地方武装、独立师团、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等部队的指挥领导人员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官僚腐化动摇消极的分子，要来一个大的检举运动，洗涮他们出苏维埃政府机关及地方武装中去”。大规模的反贪污检举运动首先从中央各机关开始，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突击队、轻骑队、工农通讯员等群众性组织发挥了很大作用。中央机关一级的贪污腐败案件，大多数是在“工农通讯员的积极工作与各机关工作人员的热烈参加之下”被检举出来的。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规定：“对公务人员有功或有过，人民有用任何方式向政府控告及建议之权。”“各下级政府或政务人员，如接得人民向上级政府控告的诉状，特别是控告政务人员的诉状，须随时负责转呈上级政府，不得有任何阻难，亦不得置之不理。”

事实证明，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反腐败斗争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来监督党和政府，以防止党和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发生贪污腐败，是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反腐败斗争的成功经验。

五、加强廉政教育，筑牢思想防线

加强廉政教育是反腐倡廉的基础，是党政干部拒腐防变的根本。民主革命时期，随着革命战争的不断深入，革命形势的不断变化，党的队伍中贪污腐败现象和方式也发生变化。党在反腐倡廉建设中，有针对性地对广大党员及干部进行思想教育，有效地提高了他们思想政治觉悟和道德修养，以及廉洁自律的自觉性，使其在反腐败斗争中，筑牢思想道德防线。

土地革命时期，1929年12月，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提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规定发展新党员的五个具体条件，即政治观念没有错误；忠实；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不吃鸦片，不赌博。这些规定对于纯洁党的组织，加强对党员廉政教育起到了很大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虽然实现了国共合作，但国民党反对共产党的企图没有变，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抗日根据地，对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府中的一些意志薄弱者进行拉拢和腐蚀。这给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反腐倡廉建设提出了新的考验。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中告诫全党，要时刻防止“国民党对共产党干部所施行的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党的及时教育和提醒，使根据地中的广大党员及干部对国民党企图瓦解共产党采取的卑劣手段加深了认识和警醒，时刻提防腐败现象的发生。

解放战争时期，党注重加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保持艰苦奋斗精神的教育。1946年5月4日，刘少奇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中指出：“各地应当教育干部，特别是区乡干部，发挥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要利用自己的领导地位取得过多的利益，以免引起群众不满，转向同干部作斗争。”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广大党员及党政军干部通过认真学习，深刻地认识到反腐倡廉同党和政府的命运息息相关。因此，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警惕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同贪污腐败现象作斗争，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党的这些指示对现在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同样具有教育意义。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研究 篇4

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回顾了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18年的斗争历史，并将其中的经验概括为三个法宝。他说：“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内容，其含义是相当广泛的。其中最复杂、最困难，而又对中国革命起决定作用的是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在中国现代史上，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两个最有实力的政党，二者之间的关系牵动着革命的全局。1924年至1927年期间，由于两党在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基础上实行了合作，第一次结成统一战线，因而创立了广东革命根据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1927年以后十年内战的结果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在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时刻两党再度合作，第二次结成统一战线，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广泛的，包括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包括工农兵学商一切爱国同胞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回顾这段历史，毛泽东高度评价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重新结成的统一战线。在抗日战争中，如何巩固和发展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成为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中最重要的内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这样一种复杂的关系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史中不曾有过的，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的一个特点。为了正确处理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毛泽东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经验只能来自中国革命的实践。

毛泽东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认识是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逐步加深的，其发展经历了一个由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不断完善的过程。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有了初步认识。他指出，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既有需要革命、赞成革命的一面，又有怀疑革命的一面。对此我们要时常加以提防。这一认识的正确性很快在革命实践中得到证实。在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任务。1935年底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所说的统一战线，其内容主要是指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正式起用了“资产阶级”这一概念。这时他所说的统一战线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一切赞成革命的分子。与以往不同的是，在这里明确地把资产阶级包括在统一战线之中。用“资产阶级”取代以往所说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一概念的变化反映着 观事物的变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思想的发展。

根据新的认识，毛泽东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二章的有关部分作了相应修改。1940年他在致肖向荣的信中说明了这一修改，“在去年十二月写《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时，正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头几个月，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绅士的态度是否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有区别，还不能明显地看出来，到今年三月就可以看出来了，请参看三月十一日我的那个《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4]建国初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的时候毛泽东还对1939年10月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作过修改。有研究者指出，其中最大的修改就是对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作了明确区分，并且在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规律性认识中增添了对大资产阶级的具体分析，说明了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参加统一战线的原因及其固有的反动性。[5]

正是上述对中国资产阶级逐步深入不断完善的认识，为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与资产阶

级的关系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制定了关于统一战线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一整套策略原则。也正是由于对中国资产阶级两重性的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为中国共产党应对国民党后来发动的反革命内战筑就了牢固的精神防线。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这是中国革命的又一特点，也是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中不曾有过的。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那时党把主要精力放在开展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农民运动等民众运动上，并没有认真去准备武装斗争和组织军队。其结果，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共产党不能组织有效的反抗。大革命的失败使全党懂得了一个道理，这就是，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务。从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坚定地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

在武装斗争的实践中，毛泽东不仅学会了开展武装斗争的艺术，而且加深了对武装斗争的认识。他总结十年土地革命斗争的经验，揭示了武装斗争的实质。“在中国，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战争”[6]，因此，在武装斗争中必须正确处理党同农民的关系，必须把武装斗争这个主要的斗争形式与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政治斗争，与代表农民经济利益的土地革命斗争，以及与其他许多必要的斗争形式直接或间接地配合起来。这种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土地革命斗争。

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将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在长时期内采取游击战争的形式这一经验在理论上加以概括，提出了关于武装斗争的总概念。

正是基于对中国武装斗争实质的深刻认识，毛泽东开辟了一条紧紧依靠农民，组织和武装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独特的革命道路。也是基于对中国武装斗争形式的深刻认识，毛泽东制定了一条正确的军事路线和一整套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

中国革命的胜利，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首先，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是由于她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这是党的一条最基本的经验。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深深地扎下根来，并被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转化为对中国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伟大的物质力量。可以说，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引，就不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

其次，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新中国。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目标，在长期斗争的实践中找到了使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依据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所得出的一个科学的结论，是他们基于自己的切身体会所确认的伟大真理。

再次，建立一个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无产阶级如果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争取和联合广大的中间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信这一点，并且坚持了在革命统一战线中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原则，从而在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下，把全国各族和各阶层人民紧密地团结，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另外一条重要的经验。最后，在中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必然。事实证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就是因为以人民民主代替了资产阶级民主，以人民共和国代替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28年来的经验时，所指出的：“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研究 篇5

化水平有所裨益。

一、坚持党的领导而不能搞两党制或多党制的轮流坐庄

坚持党的领导是把握不同历史阶段反腐倡廉工作规律的首条经验。

我们党是为承担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而作为腐败无能旧政权对立面成长壮大的。与国民党腐败形成鲜明对照，共产党依靠廉洁赢得革命胜利，成为新中国的执政党。新中国成立后，党始终重视反腐倡廉工作，成功探索出一条有效治理腐败的新路。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反腐倡廉建设的领导重任，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来承担。从社会发展大势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性质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使命，决定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从党的能力看，作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党从成立之日起对腐败的认识和反腐败的决心始终是清醒一贯的，反腐成效是显著的。在中国，没有任何政治力量有能力代替党来领导完成这项重大政治任务。从历史经验看，坚持而不是否定党的领导，有利于确立正确的反腐败指导思想、战略决策、领导体制、工作机制和方法途径，推动反腐倡廉工作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从世界实践看，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的多数资本主义国家腐败问题依然严重，说明搞轮流坐庄的两党制或多党制不是根治腐败的必要前提。

二、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而不搞教条主义

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反腐倡廉建设是党不断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

恩格斯曾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创造性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命题，大胆实现马克思主义反腐倡廉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化，产生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正确指导了中国反腐败事业。改革开放以来，在继承和弘扬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的基础上，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反腐倡廉理论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市场经济这个反腐倡廉建设最大的实际国情相结合，形成以邓小平反腐倡廉理论、江泽民反腐倡廉思想和总书记关于反腐倡廉的重要论述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反腐倡廉理论体系，极大地推动新时期反腐败工作的科学发展。实践证明，只有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方可更好地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各种问题，正确判断形势，明确不同时期反腐倡廉的主要任务，不断探索符合现阶段基本国情的有效开展反腐败的新思路和新措施，与时俱进地推进反腐倡廉工作。

三、坚持科学定位和正确的形势判断而不能毕其功于一役

坚持把反腐倡廉工作放在突出位置来抓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我们党对腐败的危害性从来都保持高度警觉。战争年代，毛泽东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成败的高度强调反腐败的重要性。建国后，他又把党的廉政建设与政权的兴衰结合起来，认为不肃清腐败就可能有亡党亡国亡身的危险。邓小平把反腐败看做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认为不坚决刹住腐败就会使党和国家变色。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总书记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也坚决把反腐败作为全党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看待。在此其中，党在确定反腐败目标时经历了一个逐步调整的过程，从开始要彻底肃清腐败到改为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后提出“明显好转”，再到现在确定为“遏制腐败滋生蔓延的势头”。这种目标调整反映出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反腐败形势的认识有一个不断趋近于客观实际的过程。邓小平认为，反腐败不可能短时间内完成，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腐败。在反腐败问题上，不能超越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要正确把握腐败现象滋生的历史根源和反腐倡廉工作长期性与阶段性的辩证关系，充分认识把期望寄于毕其功于一役是不现实的，幻想一劳永逸的办法是不切实际的。

四、坚持紧密围绕党的中心工作而不能背离这个使命

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思路是党在反腐倡廉实践中总结出的基本经验。

围绕中心是指反腐倡廉建设要贴近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需要，为不同时期党的中心工作提供强有力保障;服务大局是指反腐倡廉建设要着眼于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发展任务，把反腐倡廉工作放到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来谋划。

战争年代，党的根本任务是要夺取革命胜利建立新政权。执政后，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发展目标的认识有一个深化过程。改革开放前特别是“文革”期间，党对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比较模糊，曾把阶级斗争作为党的中心工作，没有处理好反

腐倡廉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留下的教训非常深刻。改革开放后，通过总结经验教训，党将反腐倡廉建设的使命从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发展稳定为大局的发展框架。十六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形势变化把反腐倡廉建设“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提升为“紧紧围绕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将“为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服务”提升为“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局服务”，取得的成绩斐然。实践证明，只有坚持而不是背离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这个使命，反腐败工作方能找准突破口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五、坚持党的群众工作路线而不能搞运动反腐模式

坚持走中国特色群众参与反腐败斗争的新路是反腐倡廉建设取得成效的重要法宝，也是反腐败工作需要长期坚持的重要原则。

战争年代，毛泽东提出“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解。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的群众路线思路。建国后，毛泽东领导开展一系列群众性反腐运动，在保持党政机关清正廉洁上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历史表明，走什么样的群众路线是决定反腐成效的关键。如群众路线与无序的政治运动结合，虽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腐败的滋生蔓延，可结果总是背离发动者的美好愿望而造成意想不到的不利后果，典型教训就是“文革”。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反腐败斗争要依靠群众支持和有序民主参与但不搞政治运动的方针，把群众监督纳入法制化和制度化轨道;江泽民提出要实行群众举报和专门机关依法惩处相结合的新思路;总书记强调要拓宽群众参与反腐倡廉建设的渠道。

反腐败不搞政治运动，不等于反腐败工作不走群众路线。当前大多数腐败案件是由公众检举揭发出来的，群众在反腐败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六、坚持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而不能奉行零敲碎打的简单化思路

坚持惩治和预防腐败相结合的方针既是党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重要结论，也是适应反腐败工作形势发展作出的重大决策。

我局召开反腐倡廉专题民主生活会 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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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钱显贵 来源： 发布时间：2010年03月30日 点击数： 461

3月29日晚上，根据县纪委、县委组织部《关于召开以反腐倡廉为主要内容的专题民主生活会的通知》精神，我局召开了以反腐倡廉为主要内容的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党组书记、局长陈彩勇主持并带头进行自查和剖析，局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县纪委常委、监察局副局长周方新和县委组织部调研室副主任张新华等到会指导。

在召开民主生活会之前，陈彩勇通报了会前准备工作。陈彩勇指出，专题民主生活会是加强党组建设的重要举措，开好民主生活会的意义重大。局领导班子高度重视、严肃认真地做好专题民主生活会的会前准备工作：一是下发文件。将《关于召开以反腐倡廉为主要内容的专题民主生活会的通知》（玉纪发〔2010〕4号）文件及时发给每位班子成员，要求班子成员对照要求认真做好准备。二是组织学习。组织班子成员集中学习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和中纪委十七届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贺国强同志在中纪委十七届五次全会上的报告，以及省委十二届六次全会审议通过的贯彻中央《决定》的实施意见等文件资料。三是征求意见。3月3日－10日部署局机关征求意见工作，班子成员开展谈心，并撰写发言提纲。四是及时报告。按规定提前将民主生活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议题报告上级党委和县纪委、县委组织部。同时，与会人员还着重对省委贯彻中央《决定》实施意见关于加强反腐倡廉工作内容进行了进一步巩固学习，局党组成员、纪检组长项长友并原汁原味地通报了收集到的11条意见、建议。

会上，领导班子成员紧密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认真吸取近年来环保系统内外查处的违纪违法案件的深刻教训，重点对照个人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性修养、遵守廉洁自律规定和作风养成等方面进行了对照检查和剖析。班子成员之间还认真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并各自结合检查对照和剖析出来的问题，切实提出了整改措施，把重点放在增强拒腐防变能力，自觉做到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巩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上，正思想、讲团结、重沟通，抓好领导班子自身建设。

陈彩勇对领导班子进一步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要紧廉政弦，学好《廉政准则》，做到自律防范与一岗双责并举；二是要互相尊重，团结协作，补台互助，做到抓好反腐倡廉建设和推动环保各项业务工作并举。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研究 篇7

关键词：土地革命时期,党的群众路线,具体运用,当代价值

一、原因和背景

1. 时代背景——大革命失败, 革命力量陷入低谷

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 标志着国共两党实现合作和各革命阶级统一战线建立, 国民革命运动由此逐步兴起。而当革命日益深入, 与北洋军阀矛盾即将解决之时, 统一战线内国民党右翼分子与帝国主义买办和大资产阶级相勾结, 分裂、背叛革命。1927年, 蒋介石率先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事变, 七月十五日, 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事变, 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 “从此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 独裁代替了民主, 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但,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上爬起来, 揩干身上的血迹, 掩埋好同伴的尸首, 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1)

2. 思想转变——从大革命失败总结经验教训

大革命的失败, 正是由于初生的幼年中国共产党, 没有看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力量, 没有依托群众的力量开展武装斗争, 通过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 中国共产党果断看到了革命力量的根本来源——群众, 开展了一系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斗争方式,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敏锐地洞察到当前阶级矛盾的尖锐性和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革命力量, 深刻认识到党只有为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奋斗, 才能赢得人民的支持, 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毛泽东同志多次强调重视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 “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 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2)

3. 工作方法——以开展农村调查为起点, 走进农民群众的生活

要想发动农民群众, 首先要了解农民群众。1930年5月,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 率先提出了“没有调查, 就没有发言权”,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论断。毛泽东十分重视农村调查, 他从革命斗争即客观实际的发展中提出调查目的, 通过这些调查, 中国共产党不仅认清了在革命形势下发动农民群众力量的可行性, 更为如何发动人民群众, 如何真正将革命的口号与革命的实际联系起来, 如何正确地为广大人民群众争取更广大的利益这些问题奠定了基础。

二、土地革命时期党的群众路线的运用

1. 解决农民群众的土地问题是党的群众路线实施的经济措施

在中国这种传统的农耕为主的国家中, 土地是广大农民群众赖以生存的根本。通过土地革命一系列政策的颁布实施, 农民自由支配土地的权利得到扩大, 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 不仅促进了农民接受中国共产党, 积极配合革命运动, 更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口碑和威信。中国共产党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角度出发, 切实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2. 红区苏维埃政权的确立是党的群众路线实施的制度保证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 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下, 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认识到过去国共合作中的错误, 从而能够找到新的出路和方向, 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 并寻找新的力量。武装斗争、土地革命、苏维埃政权, 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的三大基本出发点。

当时, 革命根据地党内也有人对革命抱有怀疑态度。毛泽东在《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一文中, 明确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 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 和半殖民地弄明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 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也是弱的。” (3) 而这一切, 离不开群众的力量, 离不开依靠群众力量开展的武装斗争。苏维埃政权的确立, 为开展根据地土地革命, 长期游击战争等, 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3. 提升广大农民群众的思想水平是党的群众路线实施的思想要素

土地革命时期, 党结合土地革命斗争的要求, 从农民知识现状出发, 深入开展基层农民教育工作。例如创办夜校等, 农民白天忙农作, 晚上的空闲时间进行学习, 保证了根据地的生产。可见, 从内容选择与课程安排上, 中国共产党切实考虑到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需求, 坚持实事求是, 深入群众的工作方法。

三、土地革命时期党成功运用群众路线对当今时代的启示

1. 群众路线是促进党群关系和谐稳定的理论基石

土地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群众路线的运用。而在新时期, 我们更应该坚持群众路线的思想, 以提升群众幸福感为时代要求, 不断完善党群关系。邓小平指出:“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一切为了群众,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是党的根本宗旨, 是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 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一切为了群众, 就必须对人民负责, 善于为人民服务, 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

2. 群众路线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指导旗帜

土地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结合土地革命斗争的要求, 制定相应革命改革措施, 通过土地改革路线, 带领广大农民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 满足农民土地要求, 调动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 为革命积蓄力量。而且今天, 全面深化改革, 亦是满足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求,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实现小康社会建设目标这一“新的革命”的重要渠道。

新时期, 中国改革开放必将大胆走出传统的思维定时, 全面深化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 城镇化改革, 市场化改革, 户籍改革等措施齐头并进, 并将进一步落实土地改革的问题, 虽不同于土地革命时期“一步到位”“大刀阔斧”的改革方式, 但也必将借鉴土地革命时期的重要实践经验, 最大限度地采取促进土地有效流转和有效配置的改革举措。例如:完善和优化土地产权制度, 健全和优化规范、公平、透明的土地交易市场, 建立并实施基于土地财产税制度, 完善土地立法, 等等。以期赋予广大人民群众更多财产权利。

3. 群众路线是增强党的执政能力的稳定渠道

土地革命时期, 毛泽东十分强调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 党员深入群众, 既要承担调查宣传工作, 还要组织群众、武装群众, 甚至于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 扩大红区影响范围和影响能力。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 但旧中国封建礼教的根深蒂固, 要使农民彻底从封建伦理束缚中解放出来, 除了给以必须的理论灌输和政策引导之外, 更要依靠农民通过自我教育的方式来实现。同时共产党员应作为典型, 起榜样示范的作用, 严格以要求党员和干部, 以身作则, 为广大人民群众群众作出榜样与表率。

而在今天,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口号响彻大江南北。我们的共产党在日常工作生活中, 应该将口号变为实际, 切实地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 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取利益, 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

4. 群众路线是提升基层群众政治参与效能的重要方法

基层群众, 尤其是最广大农民群众, 由于地理条件经济条件等限制, 往往存在知识文化有限、整体素质低下、思想觉悟参差不齐等问题。针对这种情况, 一味强调农民群众政治参与热情低, 政治参与度和参与效能低等问题, 苛求农民参与政治生活, “当家做主人”能够掌握决策能力领导能力等, 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行的。所以, 中国共产党首先应更好地发挥领导能力, 完善参与制度。其次, 应从土地革命时期的实践经验中看到, 党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只有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 以理服人, 才能解答广大农民思想和认识上的困惑。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农民理论对中国农民进行说服教育, 向农民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来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 并且注重加强广大农民群众的自我教育, 这都离不开深化教育改革, 加强对广大基层群众的基础教育, 提升群众整体思想道德、科学文化水平。

注释

1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第二版.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1036-1036.

2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第二版.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136-136.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研究 篇8

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对待传统风俗的基本方针可以概括为：“推翻旧礼教，创造好风俗”。1929年10月，韦拔群指挥东兰农军攻占县城，随即发表的《广西东兰革命委员会最低政纲草案》中就有“废除一切不良风俗习惯”的规定。1932年8月1日，湘赣省苏维埃发表的《文化教育问题》中也明确规定：“铲除封建习俗”。但传统风俗内容极其广泛，中共对待这一问题是有选择、有侧重的，主要是那些落后于时代要求，阻碍社会发展，制约思想解放的陋俗，其中很大一部分内容涉及女性和传统的两性关系，同时又兼及其它方面。

一、革除传统的婚姻陋俗

在当时，传统的婚姻陋俗主要是包办婚姻、媒妁制度、早婚、重婚、聘金聘礼制、童养媳制和寡妇守节制等。关于这一问题，毛泽东早在1919年底，就发表了《婚姻上的迷信问题》一文，他主张把“合八字”、“定庚”、“择吉”、“发轿”、“迎喜神”、“拜堂”等传统风俗，全部加以取缔。在1927年7月发表的《中央通告农字第九号——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中，也明确规定：“禁止童养媳及买卖妇女等恶习，男女在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一律平等。”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传统婚姻陋俗采取严厉取缔的措施。

首先，从法律上打破传统的性别依附关系及由此形成的定式思维，为妇女能够平等地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奠定基础。

古代中国，男子居于社会主导地位，女子则为男权社会的附庸。《白虎通疏证卷十·嫁娶》对妇女定位为：“妇者，服也，服于家事，事人者也。”这种情形虽然在当时的中国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但在相对封闭的内地农村，变化并不明显。1931年，中央苏区正式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已经基本涵盖了后来婚姻法的基本精神和原则，显示出很强的时代性和针对性。通过这部法律，苏维埃政权不但从法律上确立了男女平等的基本原则，而且考虑到经年累月的历史因袭所形成的观念的牢固性，还专门制定了保护妇女权益的条款。如：“有妻妾者无论其妻或妾都可提出离婚，政府得随时批准之……童养媳可无条件提出离婚，政府得随时批准之……富农及富农以上的老婆实行离婚之后，在未结婚之前其间的生活应由男子负责。”

其次，将男女平等原则贯穿于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彻底改变造成上述传统婚姻陋习的社会土壤。

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妇女占劳动群众的半数，……在日益扩大的向外发展的革命战争中，多数男子均要到红军里去参加前线工作，则后方的工作与巩固、保卫的责任更要有妇女来担当”。

在苏区，妇女拥有了独立的经济地位，有的地区由于大量的青壮年男子参军，妇女普遍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参加劳动，成了这些地区的生产主力军，组织起了妇女犁田队，插田队等。在政治上，各苏区党和政府特别注重对妇女干部的培养，通过举办各种训练班，对妇女干部进行培训，“积极的提拔劳动妇女参加政权”。一些妇女还担任了较高的领导职务，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李瑞娥，江西省委组织部、妇女部长蔡畅是她们的杰出代表。在文化教育上，“为了造就女子职业专门人材，发展苏维埃经济”，1933年3月16日，湘赣省苏维埃文化部专门发布了16号通令——《关于女子职业学校暂行简章的决议》，详细规定了学校的任务、组织、编制、就学年限、入学资格、待遇、科目、授课时间、教员生活费、学生入学手续等。在军事上，“青年妇女都普遍的加入赤卫军少先队的更加踊跃。青年妇女群众在少先队占了一个很大的数目”。1932年7月14日的《中共湘赣省委对“八一”群众运动周的工作计划》建议：“赤色女子义勇队改名赤色女子自卫队，担任后方警戒和武装交通等工作”。

由此可以看山，苏区妇女们已经走出家庭，进入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的第一线，这种状况必然会加速传统婚姻陋俗的消亡，并有效地遏制这些陋俗死灰复燃。

二、禁止缠足、束胸、穿耳等损伤身体的习俗，革新传统服饰、发式。

“不缠足运动”在清末已经兴起。但当时，广大落后农村地区的缠足陋习依然盛行。陈独秀认为：“中国妇女身体上第一苦恼就是缠足。”豫皖苏区政府“广泛号召妇女纠正缠足、穿耳，束胸等旧习惯”。1932年8月1日，湘赣省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之四为《文化教育问题》中也强调：“废除穿耳、蓄发、缠足、束胸等封建残余。”何友良认为：“如果说，19世纪末声势浩大的不缠足运动，基本上在城市宣告了流行千年的小脚狂时代的终结，那么，这个时代在中国农村的基本终结，则应以苏区的禁止缠足运动为标志。”

古代中国，“改正朔”和“易服色”素来相伴而行，分别被视为政权更替和风俗变迁的标志。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必然要在服饰上表现出与国民党政权不同的新气象，因而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中国妇女素有蓄长发的习惯，传统发式为未婚女子扎长辫，婚后则盘发结髻，“银簪结髻，玉牌高插”。苏区建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引导下，先从妇女干部开始剪掉长发，进而发展为以中青年妇女为主力的“剪发运动”。毛泽东记载了长冈乡的情况：“发，除‘老婆太’外，一律剪掉了，老婆太也有剪发的。”同时，“衣服改短了，去掉了‘花边’。”并“开始慢慢废弃大襟旧装，流行对襟新装。”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号召妇女剪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现实原因，即苏维埃政府倡导苏区妇女把金银首饰出售或捐给国家，以缓解当时面临的经济困境。1934年7月21日的《红色中华》载：“瑞金县为要充实国家现金，改善群众生活……号召妇女剪发，以无用的装饰品来帮助战争和换取生活必需品”。并提出口号：“瑞金妇女决定收集银器22万两。”经过广泛宣传，瑞金县九堡区“一天中就有30余个妇女剪发，把插在头上的银针卖给政府”，也有的“把银器送给国家银行，不要公家的钱。”因此，在土地革命后期，妇女一般也不戴首饰。

三、取缔娼妓、废除家庭蓄婢及岁时节令风俗变迁。

李大钊早在“五四”运动之前，就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废娼问题》一文，列举了“五大理由”：“为尊重人道不可不废娼”、“为尊重恋爱不可不废娼”、“为尊重公共卫生不可不废娼”、“为保障法律上的人身自由不可不废娼”、“为保持社会上妇女的地位不可不废娼”。并提出了“废娼的办法”：“第一，禁止人身卖买；第二，把现在的娼妓户口调查清楚，不许再行增添；第三，拿公款建立极大的感化院，专收退出妓寮的妓女，在院经一定时期，教他们点工艺和人生必需的知识，然后为他择配；第四，实行女子强迫教育。”1929年10月，《广西东兰革命委员会最低政纲草案》中“关于妇女方面”的第一、三条分别为“废除娼妓制度”和“废除使女制度”。1930年的《为右江苏维埃政府大会告贫苦妇女书》又重申：“反对奴婢制度!”

除与妇女相涉的传统风俗外，中共在有的地区甚至在大革命时期就将一些重要的节庆仪礼视为封建陋俗也一并禁止了。在以前各种场合的“丰盛酒席普遍地被禁止。”春节期间“禁新春贴瑞签”，“禁放鞭炮……放鞭炮的罚洋一元二角”，甚至将拜年这一传统的表达和交流亲情、友情的方式都视为陋俗禁止了，“拜年陋俗，议决禁止。”“南半县农民暴动区域彻底破除迷信，也不要爆竹了。”在婚丧事情上，不但废除了“聘礼送肉”，还“禁送奠仪”。1932年8月1日，湘赣省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文化教育问题》规定：“反对做寿做酒送礼纳聘做丧事等封建习俗。”

四、经验和教训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传统风俗的基本方针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在其政权所及的地区，还专门制定了比较详细的法规、政策来解决传统风俗问题，并付诸实施。这一期间，中国共产党通过对传统风俗的改造，也在根据地营造了一种崭新的社会风气，反过来又促进了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

但是，在革除传统婚姻陋俗的政策中，由于缺乏经验，一些地区曾经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如“离婚结婚绝对自由”，在当时造成了一定的混乱。

1931年9月10日，中共湘赣省委批准各县妇委联席会通过的《湘赣边苏区妇女工作决议案》就认为：“各级党部的妇委，及公开的各种妇女群众组织（如湘东南的劳妇会）都是形式主义，没有经常具体的工作计划，只是单纯的由几个小资产阶级的女同志领导作婚姻恋爱的斗争……提出离婚结婚绝对自由的口号，发生了无政府主义的混乱状态……这是边境苏区妇运一极大的危机。”

这一政策虽然“对农村的两性关系和传统婚姻家庭造成了狂涛式的震撼性冲击”，使“长期弥漫于农村的性不平等现象和贞节观念”“被大大冲淡乃至打破”，但它所造成的在婚姻关系中“无政府状态的浪漫的行动”，不但大量占用了地方政府办公资源，使得“地方政权机构一度穷于应付婚姻问题”，“有碍其他工作”，而且在一些情况比较严重的地区还干扰了社会稳定及军政关系，一些男子出于对发生婚变和丧失家庭劳力的担心，“采取了完全反对的态度”。特别是一些丈夫或未婚夫参加红军并长期在外作战的妇女要求离婚或解除婚约，使得这部分士兵对地方政权不满，甚至这种“离婚结婚绝对自由”的政策还曾一度被国民党政府恶意渲染为“公产共妻”，“破坏伦常”。这些问题在土地革命中后期逐渐得到了纠正。

综上所述，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打破原有的社会结构，对社会资源进行重新整合，是一项大而新的综合工程，与之相对应的社会精神风貌与一些传统的陋俗必定不能兼容，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基于其马列主义信仰对意识形态改造提出的基本要求。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讲得非常透彻：“家族主义、迷信观念和不正确的男女关系之破坏，乃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结果。”实际上，在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尚在进行之时，这些“破坏”行动就已经有组织地开展起来了，并反过来促进了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深入开展。

中国当代反腐题材小说研究 篇9

内容摘要：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文坛掀起了一股文学热潮，那就是“官场小说”的繁荣。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官场小说”当属晚清“谴责小说”。新时期，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官场腐败等不良现象屡禁不止，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话题，“官场小说”再次“浮出水面”，并以“蔚为壮观”的创作景观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影响。

关键词：官场 反腐 核心价值观

腐败现象就像一颗毒瘤，肆意侵蚀着国家政治生态健康稳定的发展。改革开放推动了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大力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正是在经济体制的过渡阶段，市场经济加速发展的时期，体制漏洞，腐败问题日益滋生。

但随着核心价值观的深入人心，人们对政府，对国家廉政、勤政的认识不断加深。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更多的作家涌现出来，承担社会责任，直视政治问题，不再规避文学的思考性，站在政治尖端，通过官场小说揭示社会腐败问题，在社会各界引起巨大反响。作者的灵感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我们不得不反思，现当代文学对政治尖端问题表现的缺失。社会的巨大反响是一种社会期待，反腐题材小说对揭露政治生态现状，对公正廉洁官场导向的期待，也是人民对官场文学的诉求。

所谓“官场小说”，顾名思义，就是以官场生活为表现内容或题材的小说。指的是以揭露官场内幕、披露官场黑暗腐败、描写官场权利斗争、记录官人宦海沉浮为主要内容，以正视社会现实、关注百姓疾苦、揭示阴暗丑恶、仗义执言、为民请命的现实主义姿态，引起了社会的关注，被广大读者所欢迎，成为当下文坛一道新奇独特的风景，推动了文学的繁荣。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如张平《抉择》、陆天明《大雪无痕》、王跃文《国画》、周梅森《国家公诉》、阎真《沧海之水》、王晓方《驻京办主任》系列、大木的《组织部长》等。

“官场小说”是 以现实主义为创作手法反映生活的小说类型，从很大程度上说官场小说，其文化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单纯文学的意义。“官场小说”其实是民间通俗的说法，是作家以独特角度观察以中国政治官员为核心的大众生活、执政能力和社会现实，以及中国政治文化和政治文明的现状与进程，本文着重以“官场文学”中改革、反腐、原生态和新谴责四大主题类型中的“反腐”为主线进行研究。

当代的官场反腐小说正是以一种聚焦当下社会问题，用小说的创作手法，通过文学作品，深入浅出的对社会问题和社会价值观进行剖析。潜移默化地让人民群众了解到当今社会官场问题的现状、后果和产生原因，对发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起到一定的影响和教育作用，对树立正确的思想价值观起到积极作用。

在当代官场反腐小说的种种研究中，大约有两种研究思路：一是整体对当代“官场小说”进行宏观上的分析，如兴盛的原因，审美特征，叙事策略等，代表作有沈嘉达的《论官场小说》等。另一个是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如孙德喜的《拿什么拯救人文精神――读阎真》、陆梅的《备受瞩目》、段崇轩的《官场与人性的纠缠――评王跃文的小说创作》、陈晓明的《极端境遇与“新人民性”――论张平小说的艺术和思想特征》等等。这两种研究思路从不同角度对官场反腐小说作了精确而深入的分析，使得当代官场反腐小说的研究逐步深化，有着独特的价值和地位。但不足的是，这些研究未当代官场反腐小说的界定、渊源进行系统的分析和阐述，也没有从政治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进行深入的探索。

当代官场反腐小说展示出一种超越时尚文化意义附加、兼容社会生态与文化特征的思想和学术视域。官场反腐小说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来表现其价值观取向：一客观角度，官场小说往往充分展现出官场的原生态，其主要在揭示官场的诠释状态、慵懒习性和腐败内幕。审美境界总体上处于世俗性日常经验传达的层面。同时作品明显存在着实用主义的思想立场和自由主义的艺术倾向。比如《人间正道》《苍天在上》等。二主观角度，作者基本站在主流意识形态立场上，从社会主义历史外物变动和总体趋势的角度，来展现体制价值逻辑主导的官场与社会性的表现形式。主要作品有《国家干部》《命运》《我本英雄》。三批判角度，致力于当代政治历史，主要是政治一体化时代的专治、人治特征，进行一种文化层面的批判与反思。其中以《北方城郭》《羊的门》表现的最为开阔透彻。

对于当代反腐小说的功能性本文主要从内部功能和外部功能进行研究。

一.当代反腐小说的内部功能

在总书记的领导下，反腐倡廉战略思想是其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十九大报告中，全面从严治党又是报告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国家对反腐问题的高度重视，是的反腐题材小说成为时代之下十分火热的文学类型，反腐成为当代文学中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

反腐题材小说通过一片固定官场环境中几个中心人物及其他人物的故事，通过情节的跌宕起伏，不断发展变化，人物内心活动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以及结局正义终将战胜邪恶，法律之下人人平等，来揭示反腐小说的主题，具有一定的警醒作用和道德引导作用。

王跃文先生在小说《苍黄》中写道：“我的客厅里挂了一幅油画。画的是深蓝色的花瓶，插着一束粉红玫瑰。花瓶却是歪斜着，将?A欲?A的样子，叫人颇为费解。”画出自一位高僧之手，在画框很不起眼的地方，写着小小的一个字：怕。”

菩萨怕因，凡人怕果。心中又怕，敬畏常在。

反腐小说中，人人都是有怕的。只是对待怕的方式与程度不同。有人怕只是那么一点胆战心惊，脸红心躁，后劲一过就拿出“不成人但成“仁”的气概去贪，去以大压小，去颠倒黑白。有人怕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式的，今日敬畏，明日松懈，抽个空子能钻就钻。有人怕是真的三观正，道德水平高，以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利益诱惑之下仍能够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这种怕才是真正的怀着一种敬畏之心。无论小说的故事如何起伏，紧要关头如何揪?尤诵模?清官好，贪官落，必定是最终的结局。

小说是大家喜闻乐见的形式，官场中人对自己内部的事情也格外敏感和重视，现代反腐小说便对官员有着一定的教育警醒意义。国考的热度从未消减，国家要求进步，政党要求先进之下，国家干部以及招考入编的公务员就要有更高的个人素质和道德品质。当代反腐小说发挥着自己的力量，通过“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官场内容，让官员们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防止腐败问题的产生，高标准的要求自己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政治清明，国家才能富强，为民谋利，人民才会支持，不受制约的权力并不是什么好事，就如周梅森所说：“要有坚实的政治信仰。”

二.当代反腐小说的外部功能

根据同名小说拍摄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受到的热捧，也说明了人们对中国官场内部的一种好奇心理。人民想要知道政府如何运作，政府人员又是如何办事工作的。现代反腐小说中真实的官场情景，真实的人物形象，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理。并且，贪腐小说无论怎样去叙述故事情节，描写人物，甚至有些夸大出格，但结局大多牢牢紧扣着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令人在回味之余又起着非常好的引导作用，有利于建立人民对于政府的信心，以及配合反腐工作的决心。

当代反腐小说内部功能与外部功能的结合，发挥了此类作品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也通过融入时代的潮流推动了文学不断向前发展，丰富了现代文学的内容，体现了社会发展中的透明性与公开性，具有十分多的积极影响。

当代反腐小说的批判性维度显得异常突出，很大一部分反腐小说都显出批判性和道义感，将“反腐”内容主动纳入主旋律的范围，更显示了“国家”或者“党和政府”正视自身问题的正面姿态与反腐的巨大决心，这本身就传达着良好的信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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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编号：lshh17-18ky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