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欧游之后的中西文化观

梁启超欧游之后的中西文化观（共2篇）

梁启超欧游之后的中西文化观 篇1

梁启超欧游之后的中西文化观

近代中国“西学东渐”,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取舍问题始终困扰着诸家学人,而近代中国的落后与向西方学习的不断失败,使得对传统文化否定者多,肯定者少.梁启超在欧游之后一反先前对传统文化的怀疑,反而强调应树立对传统文化的信心,并阐发了他以中国文化为本位调和中西文化的`健全、先进的文化观.

作 者：刘永刚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刊 名：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 7(4) 分类号：G04 关键词：文化观   梁启超   东西方  

梁启超欧游之后的中西文化观 篇2

一、理论支点之“除心奴”。

梁启超认为学术进化速度的快慢对国家的道德、政治、技艺、器物等发展有很大影响, 开创近世西方学术界新天地的培根、笛卡尔, 他们虽属不同学派, 然“至其所以有大功于世界者, 则惟一而已, 曰破学界之之奴性是也。”[1]397在《新民说》中梁启超就专立“论自由”一节, 将自由作为新民的一个重要素质, 强调“勿为古人之奴隶也。……中国不然, 于古人之言论行事, 非惟辨难之辞不敢出于口, 抑且怀疑之念不敢萌于心。”[1]576-577故而, 梁启超希望中国学界也能习得西方进步学风, 于是呼吁:“第一, 勿为中国旧学之奴隶;第二, 勿为西人新学之奴隶。我有耳目, 我物我格;我有心思, 我理我穷。”[1]397可见, 追求思想自由始终为梁启超所倡导, 这一精神也指导着他在吸收中西优秀文明时也保持着理性的态度, 在不为二者束缚的前提下, 将其自然融合, 为我所用。

二、东西文明调和观初步形成

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 梁启超大发东西文明调和之论。“二十世纪, 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 迓轮俟门, 三揖三让, 以行亲迎之大典, 彼西方美人, 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1]217

(一) 继续宣扬西学。

戊戌维新期间, 作为领袖的梁启超自然大力宣扬资产阶级学说, 在流亡日本之后更如饥似渴地学习传入日本的各种西洋文明, 还“今者余日汲汲将译之, 以饷我同人”。[2]176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称, “启超平素主张, 谓须将世界学说为无限制的尽量输入。”[3]89因此, 他介绍了大量西方社会政治学说, 涉及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众多学科, 时间跨度从古希腊、罗马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 为中国思想界注入了一股西方启蒙现代性精神。无怪乎李泽厚先生这样评价:“1898年至1903年是梁启超作为资产阶级启蒙宣传家的黄金时期, 是他一生中最有群众影响, 起了最好客观作用的时期。”[4]431

(二) 突破儒学藩篱, 挖掘中国传统优秀文化, 调和中西。

康梁的分歧早在1899年已初见端倪。1902年, 当梁启超度过三十岁生日时说:“自三十以后, 已绝口不谈伪经, 亦不甚谈改制。”[3]86之后, 梁启超破除儒学藩篱, 开始走上独立治学之路。虽梁启超在此期仍旧大力宣扬西学, 抨击封建专制文化, 但因其自幼受传统文化的熏陶, 不可能与之彻底决裂。再者, 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也驱使梁启超发扬中国传统文化, 以更好地吸收西方文明。不然, “若诸君而吐弃本国学问不屑从事也, 则吾国虽多得百数十之达尔文、约翰·弥勒、赫胥黎、斯宾塞, 吾惧其于学界一无影响也。”[1]216

他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中说到近世保教者, “取近世之新学新理以缘附之……而惜其重诬孔子而益阻人思想自由之路也。”[5]1346他们对于孔子和真理都没有真正尊重。“我有耳目, 我有心思, 生今日文明灿烂之世界, 罗列中外古今之学术, 坐于堂上而判其曲直, 可者取之, 否者弃之, 斯宁非丈夫第一快意事耶?”[5]1347梁启超在“吾爱孔子, 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 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 吾尤爱自由”[5]1348这一原则指导下, 虽对孔子仍保有尊敬之情, 但抛弃了其师乃至儒学一尊的藩篱, 转而注重非儒学派的诸子学, 这是对文化专制主义的否定, 更在于揭发其于救国之有利价值。可见梁启超非常重视本民族特有的文化, 同时也注重中西文化调和。当他在解释新民之义时说:“故吾所谓新民者, 必非如心醉西风者流, 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 以求伍与他人;亦非墨守故纸之流, 谓仅把次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 遂足以立于大地也。”[1]550“醉心欧风”不对, 但固守传统文明亦不合理, 因此梁启超主张调和二者, 既“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又“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1]550但是就如何进行中西文化调和, 梁启超并没有做明确解释, 是其不足之处。

三、评价

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 梁启超迫不及待地向国人介绍、宣传西学, 方式难免有不妥之处, 以致他自己都称为“‘梁启超式’的输入”。[3]同时, 他立足于“东方主义”本位观看待东西文化, 虽其一再反对比附, 但终难免以西方文明为参照来选择中国传统精神文明资源。然而, 自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 国人追逐文明与进步的同时, 未能理性对待中西文明, 出现趋西的大势, 甚至有偏激的西化倾向。梁启超此时却能认识到文明的创新需建立在本民族的文化特征之上, 这较之“欧化主义”不失为一种进步。而且他也顺应了20世纪初年对中西文化的反思的思潮, 即国人的社会文化心理折向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认知。

20世纪初年到欧游前梁启超的中西文明调和观为其在欧战后形成的中西文明化合说提供了初步的理论依据, 这一理论虽有不成熟之处, 但它的提出成为建立科学的近世中西文化化和论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也为中国近代文明由传统向近代转型增添了重要笔墨。

摘要：20世纪初, 中国局势更加动荡不安, 文化思潮随之跌宕起伏。梁启超在追求思想自由的原则指导下, 于继续宣扬西学的同时, 挖掘中国传统优秀精神文明资源, 从而产生了中西文化调和观。虽这一文化观有不足之处, 但在思想文化界影响深远, 推动了近世中西文化观趋向理性并向现代化的转换。

关键词：梁启超,中西文化,调和

参考文献

[1]: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一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2]: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4]: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三联书店.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