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法治

民主法治（通用8篇）

民主法治 篇1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任务，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政治保障。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和重点任务。

1、政治体制改革方向：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政治体制改革事关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事关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既要坚定不移实施，又要积极稳妥推进，特别是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三者是一个有机整体。全会《决定》从三个方面提出和部署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一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二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三是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2、人民民主：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

全会强调：“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认为“三个更加”意味着，今后国家会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通过制度保证人民依法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

3、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全会《决定》鲜明地提出：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就是推动两个方面的创新，一个是理论方面的创新，当然也包括实践层面的创新，目的就是要更好的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们国家根本制度的作用。

全会《决定》强调：“完善人大工作机制，扩大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积极回应社会关切。”近年来，我们辽宁省人大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去年以来，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先后就教育经费支出、大气污染防治、农田水利建设、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进行了专题询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4、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提出“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

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的论断。协商民主的推进有利于人民民主权利的实践，从而更好地确保人民当家作主这样一个目标的实现；那么其次就是推进协商民主，有利于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还有就是协商民主的推进有利于促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从而确保各级党委和政府实现民主决策、科学决策；最后就是协商民主的推进还有助于我们推进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的转变。

全会《决定》对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作了全面的规划和部署，明确提出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

二、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系统阐述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提出了明确的发展目标和制度要求。“法治中国”将作为治国基本方略的依法治国思想进行了重大提升，释放出强烈的改革信号。

1、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专家学者普遍认为，“法治中国”是党的十五大以来有关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中国版”、“综合版”和“升级版”，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要求和法治基本精神的“具体目标”，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具体平台。

全会《决定》明确指出，法治中国建设，应当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这意味着“法治中国”建设将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国家建设和社会建设系统工程。

2、行政执法体制：权责统一、权威高效

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和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两大支柱。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着力点是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目标是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全会《决定》针对权责交叉、多头执法等问题，提出整合执法主体，相对集中执法权，推进综合执法，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行政执法体制。要完善行政执法程序，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3、司法体制改革：公正、高效、权威

公平正义，是司法工作的生命线，也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为了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让司法成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司法改革主要侧重于立法的审查、执法的监督和司法的独立，做到这三点创新的目的就是要实现我们司法的公正，让老百姓在整个司法的过程中、执法的过程中体会到对他们权益的保障，体会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有助于建立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

全会《决定》从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等三个方面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做了具体明确的部署。

4、劳动教养制度退出历史舞台

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实行50多年的劳动教养制度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主任胡建淼认为：“劳动教养制度在历史上对于维护社会治安、确保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应当看到它的弊端非常大。中央废止劳动教养制度的决心也体现了中央对人权的高度尊重。”

民主法治 篇2

一、法治是规则之治

首先, 作为规则之治的法治是对人治的超越。在诸多的社会控制方式中, 法治排除了其他的控制方式, 主张应该选择以法律为主要手段进行对社会的控制, 即一般意义上所说的法律的统治。据此, 法治明确区别于人治, 是对人治的超越。人治在学者们长期的学术研究中将其内容归结为四个方面:即人治之人、人治之权、人治之法和人治之民。其中“人治之人”主要是指圣王或君主, “人治之权”主要强调专制权, 意味存在着绝对的政治权威, “人治之法”主要归结为贯彻执行权力的工具, “人治之民”则主要指向被动地接受圣王或君主的监护和统治的普通大众。法治社会的运转与人治社会不同, 人治社会强调对于君王个人意志的遵照, 法治社会则主张对于既定规则的遵守。正如孟德斯鸠所提出的, 在专制国家里, “人的命运和牲畜一样, 就是本能、服从与惩罚”, “人就是一个生物服从另一个发出意志的生物”。 (2) 其中, 如何实现人治向法治的转化成为人类社会是否进入文明社会、人性重要是否得以尊重的重要标志。

进入法治社会, 法律规则是调整人类基本社会生活和主要社会关系的方式, 是明确划分权利和义务的工具。通过法律的调适能够降低由社会冲突所导致的社会消耗, 从而推进社会的和谐化进程。正如哈耶克所强调的:“每一条法律规则, 都可以被认为是社会为了它的成员在他们的行动中不致发生冲突而建立起来的一道道屏障或一条条边界。” (3) 因而, 可以推导出这样一个结论:存在于法治社会中明确稳定且具有普遍指导性意义的规则能够引导大众形成对于社会发展的合理性期待, 从而借以预测他人的行为举动是否合理合法。只有通过规则的有效运转, 才能维持社会生活的理性与有序, 才能最大程度地保证社会大众的心理安全, 才能充分保障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的实现。正如潘恩所言:“在专制的政府中, 国王便是法律;同样地, 在自由的国家中, 法律便应该是国王。”

其次, 作为规则之治的法治与法制存在明显区别。“法治”和“法制”这两个词虽仅一字之差, 但有存在较大的差别。汉语中, 早在先秦时代就有对于法制的理解, 《商君书·君臣》说:“民众而奸邪生, 故立法制, 为度量, 以禁止。……法制不明, 而求民之行令也, 不可得也。”当然, 在此的法制远比现代法制的内涵更广泛, 它指向的不仅仅是指法律制度, 而指向当时所有的社会组织制度和措施。英语中对于法制的表述更是丰富:Legality (合法性) 、Legal System (严格遵守法律) 、The rule of law (法律制度) 、Rule by law (法律统治) 、Government under law (依法统治) 等等。在现代, 对于“法制”的理解有时是静态的, 指法律和法律制度的条文, 即法律规范;有时是动态的, 指法律的制定、执行和遵守, 即诸多法律环节的有机统一;有时则理解为依法办事的原则, 即所谓的“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原则。现代学术界一般将法制的多元化理解综合在一起, 认为法制是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的统一体, 中心环节是依法办事。

而法治具有更广泛的途径和内涵, 它既包括静态的法律规则及法律体系之外, 还包括动态的立法、司法、执法及守法等系列活动;它既强调法律运行的状态、方式、程序和过程, 也包括法律的至上权威, 法律的公正性、普遍性、公开性等基本要求, 以及法律制约公共权力与保障人权等基本原则。可见, “法制”与“法治”相比, 处于较低层次、相对静止的姿态, 主要解决的是有法可依的问题, 而“法治”处于较高层次、相对动态的姿态, 主要解决的是依法治国的问题。法治作为一个相互配合全面治理的系统工程, 通过法律至上权威性的树立, 避免了统治者凌驾于法律之上, 从而为人类的自由、权利、理性的实现开辟了更广泛的途径和机会。 (4)

再次, 作为规则之治的法治社会活动方式是依法办事。法治强调所有社会活动的参加者应以法律作为普遍 (基本) 原则。在法治社会中, 法律应该成为每个个体的行为准则、指导标准, 自觉地运用法律来规范自身与他人的社会活动, 即依法实现自律与他律;法律应该成为社会上所有人与人之间关系建立的基础, 自觉地运用法律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可见, 法治的根本在于依法办事。

依法办事要求所有社会成员及社会组织都必须遵守法律, 所有社会活动都受到法律的约束, 不得以任何正当或不正当的理由去违背法律, 更不能随意凌驾于法律之上, 这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在历史上, 有亚里士多德所阐述的:“法律所以能见成效, 全靠民众的服从……”, (5) 卢梭所说的“根据任何理由, 也不准许有人不遵守法律”, (6) 洛克所倡导的“法律一经制定, 任何人也不能凭自己的权威逃避法律的制裁;也不能以地位优越为借口, 放任自己或任何属下胡作非为, 而要求免受法律的制裁。公民社会中的任何人都是不能免受它的法律的制裁的”, 这些论断都表述了一个中心:法律在社会生活中应该且必须得到遵守和服从。“法治的实质必定是:在对公民发生作用时, 政府应忠实地运用预先宣布的应由公民遵守并决定其权利和义务的规则, 如果法治不是指这个意思, 它就毫无意义。” (7) 因而, 到了现代法治社会, 更要求我们的政府和官员都应该遵守和执行法律, 要求行动办事应该以法律为依据、接受法律的制约;要竭力避免权力过于集中, 造成权力的专断和滥用, 腐败的滋生。据此, 政府的守法比民众的守法来得更为重要。事实上, 这是衡量是否进入法治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准。

二、法治是民主之治

首先, 作为民主之治的法治应该是民主宪政。法治与民主联系密切, 可以说, 二者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只有民主才有法治, 只有法治才有民主。法治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民主宪政, 它强调通过对于社会生活的制度化、民主化和规范化的实现, 完成对于公众活动的保障和维护, 实现对于公众权利的促进和发展。正因为法治和民主宪政, 才有了划清国家权力和国家行为界限的条件;正因为法治和民主宪政, 才有了反专制、反极权、反独裁的可能。要实现法治和民主宪政, 应以权力分立、权力制衡为前提, 这就需要在法律体系的规范下实现权力的运作, 在正当法律程序的指引下处理社会事务, 从而在法律框架内完成社会的一切活动。与此同时, 还应运用法律划清个人权利和义务的界限, 运用法律确定自由的范围是什么、个人的自由、权利应该如何保障, 以及如何实现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这些都是法治的使命所在, 也构成了法治的制度性基石, 促成了社会的进步、民主的发展以及法治自身的文明进程。

其次, 作为民主之治的法治就是对人权的保障。法治承载着多元的社会价值, 经常被提及的就有民主、自由、平等、理性、人权等理念, 而这一切均以民主为核心, 以人权的实现为根本。最后, 作为民主之治的法治, 其根本即为对人权的保障。所谓人权是“人, 因其为人而应享有的权利”。具体而言, 是人在自然本性和社会本性的基础上所应当享有的的社会生存权和社会发展权, 其中包括人身人格权、政治权利与自由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权。作为人的尊严与价值集中体现的人权是个体的需求与幸福感的综合表现。人的存在不是为了国家和法律, 相反, 国家和法律的存在目的是人。各个法律主体利益的保障和调整需要的是法律利用规范所设定的权利与义务。 (8) 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 都是合法或者准许的, 只要没有分割他人权利或者公共秩序, 就有权按照自己的意志从事一切活动公民的权利自由非经合法政治的法律程序不受剥夺;遭受一切非法侵害, 都有权获得救济或者补偿。 (9) 1959年印度新德里国际法学会通过的《德里宣言》中。宣言指出:“法治条件下一个自由社会的立法机关的功能就是创造和保持维护人类作为个人的尊严的条件。这种尊严不仅要求承认其公民和政治权力, 而且要求建构对其价格全面发展到头重要的社会、经济、教育和文化条件。” (10)

另外, 作为民主之治的法治关注的中心在于由程序正当而体现的法律正义。经程序正当而体现法律正义是科学制定法律和有效实施法律的重要条件。作为法的生命存在形式的法律程序在罗尔斯看来及其重要, 因为法治只有通过一定形式的正当过程才能实现;而正当过程又要通过正当程序才能体现, 所以推论出:一是程序正当能够体现对立法、司法、执法等国家权力的科学配置、能够实现对上述环节的有效程序约束;二是程序正当能够体现公民权利应有的保障。如果剥除制定和实施法律过程中的程序、过程、规则, 那么充斥于社会上的将是立法者与执法者的恣意妄为。因此,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威廉·道格拉斯说:“权利法案的大多数规定都是程序性条款, 这一事实绝不是无意义的。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 (11)

三、法治是信仰之治

首先, 作为信仰之治的法治其前提和基础是对于法律的敬畏。“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 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 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 (12) 只有当所有人都认可法律、尊重法律、信仰法律, 并让法律成为每个人内在的理性准则, 我们才能说法治真正实现了。正如伯尔曼所说:“法律必须被信仰, 否则将形同虚设。它不仅包含有人的理性和意志, 而且还包含了他的情感, 他的直觉和献身, 以及他的信仰。” (13) 作为一种信仰, 法治一方面要求人们以法律为行为准则, 恪守一切外在行为都遵守法律;另一方面要求人们的内心世界信奉法律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据此, 法治并不是控制社会的方式, 而是社会发展的目的所在。所以, 作为信仰之治的法治实现的关键在于内在信仰的确立。如果说, 法治原则和法治制度构成了法治的外在要素, 那么其内在要素就在于大众对法律的信仰。法律心理和法律思想的形成离不开法律信仰, 良好的法律与法律的遵守也靠法律信仰来加以联通。可以说, 法律信仰的产生会对个体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 从而促使个体的法律心理和法律思想发生积极的变化, 这绝不是单纯依靠法律条文、法律规定、法律程序等形式层面的强制性来就可以实现的。在心理学看来, 人对事物的理解存在“认知———情感———态度———行为”的动态过程, 法治作为一种信仰也就需要人们从表层法治信息的获得, 到对法治信息进行有感情性色彩的分析, 再到对法治态度的改变, 最终在行为层面体现出来是否认同法治、遵守法治。

其次, 作为信仰之治的法治着眼点在于法治的权威性。“法律如欲成为法律, 不能仅仅表示一个权威机关的意志, 这个权威之所以令人尊重, (不能) 仅仅因为它是根据自己所能运用的强制权力;反之法律必须符合某种更为正当有效的东西。于是, 就从合法性中产生出了合理性问题。因此除法律外, 应有一套的规范或原理原则藉以保证广泛的自由裁量权。这就比‘依法办事’的原则更进了一步, 或将‘法’一词推广, 把法理或正义之类的内容包括在内。” (14) 可见, 法治权威性的实现是通过对价值性、合理性、合法性法律的追求来完成的。

在法治社会中, 法律拥有至上的效力, 任何个人或组织的意志都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至上即是法律最高、法律具有最高的权威性, 它反对任何形式的权大于法, 从而实现了对政治权威的有效控制。法治对政治权威的控制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了相应的变化。例如作为最早的政治权威的君主制, 在古希腊雅典城邦确立后遭到来自法律的限制, 即有“执政官”取代了“王”的统治;又如在英国, 从《权力请愿书》的提出到《王位继承法》的确立都是通过对于王权的限制而实现的对于政治权威的控制。这些实践都是运用法治对于封建王权的限制、对于议会权利的强化, 对于公民自由权利的保护。到了近现代, 正如潘恩所指出:“社会在各种情况下, 都是受人欢迎的, 可是政府呢, 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 也不过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在其最坏的情况下, 就成了不可容忍的祸害。” (15) 为此, 我们应将对政治权威的限制转移到对政府的限制上来。通过对政府权力的制衡, 以保障公民的权力和自由。所以, 真正的法律权威性不在于其强制性、强制力, 而在于它自身作为社会价值观念体系的载体构成了人类社会生活的终极目的和意义。

可见, 法律信仰的生成来自于法治所蕴藏的人文精神。打开一部法治史, 进入我们视域的始终是对于人的关怀与尊重、对于人生意义的认知与把握、对于人生价值的关照与实现, 也许这些正是真正法治的生命力所在, 也正是实现法治合法性和民众认同感的主要原因。 (16) 因此, 法律信仰的形成, 并不以单纯的法律知识的传播为基础, 它更依托于人文精神的引导及对法治的自觉认同。

摘要：源远流长的法治思想, 从古希腊一路走来, 承载着人类共识性的基本价值及美好的生活理想。历经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法学家、思想家、社会学家思想积淀, 法治的内涵在不断地发展、丰富。法治思想不仅凝聚了人类对于法治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 而且集中反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法治文明。可以说, 法治思想对于世界的文明进程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关键词：法治,规则,民主,信仰

参考文献

[1][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 1994.

[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 商务印书馆, 181.

[3][英]洛克.政府论.瞿菊农, 叶启芳译, 商务印书馆, 1981.

[4][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 商务印书馆, 1961.

[5][美]约翰·罗尔斯著.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6][英]弥尔顿.论出版自由.商务印书馆, 1958.

[7]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

[8]张文显.法理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9]谷春德.西方法律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自由民主法治 篇3

基于对本课的如上理解，笔者尝试以自由的精神作为引领课堂的教学立意，以民主的形式、法治的保障为两条辅线穿插其中，引导学生探究北美人民如何在自由的感召下进行民族独立战争，以民主的形式保障自由的本质。

一、导入自由女神：引出立意

笔者选择美国的自由女神像导入。在简单陈述了自由火炬、《独立宣言》和打碎的手铐、脚镣等细节之后，笔者先引出材料一。

材料一：欢迎你，那些疲乏了的和贫困了的，挤在一起渴望自由呼吸的大众，那熙熙攘攘的被遗弃了的可怜的人们。把这些无家可归的饱受颠沛的人们一起交给我。我高举起自由的灯火！

——美国诗人埃玛·娜莎罗琪撰写的雕刻在自由女神塑像基座上的铭文

设问一：

（1）法国送给美国建国100周年的礼物为何如此地强调“自由”？

（2）在埃玛·娜莎罗琪看来，“自由”对于美国人有什么样的意义？

这段导入虽然并不出奇，但有两处恰到好处。其一，单刀直入，体现教学立意。自由女神像有两个基本的象征意义：①美国人民对自由的向往和热爱；②美国人民的自由是通过艰苦卓绝的独立战争获得的。选择自由女神像，较好地实现了教学立意和教学导入的对接。其二，开启学生的愤悱之心。学生对自由女神并不陌生，但是对自由女神的细节、象征意义及其与独立战争的关系却一知半解。利用这种若隐若现的认知现状恰好能勾起学生的求知欲望，激起他们思考的火花。

二、阐述历史渊源：点明立意

趁设问一构造的悬念引起学生愤悱之机，笔者选择了英国早期移民诸多事件中的典型代表“五月花号事件”作为突破口，从源头上对美国人民何以如此看重“自由”的缘由做了剖析。据林剑鸣先生所著《奠基时代》相关陈述，1620年9月4日，在英国的普利茅斯，104位英国人因为不堪斯图亚特王朝的专制统治尤其是迫害清教徒的宗教政策，乘坐“五月花号”驶往北美。经过66天的苦熬，他们带着对宗教信仰的虔诚，抵达了北美科德角。

对那片全新的土地，这104位移民会如何治理呢？

材料二：在上帝面前共同庄严立誓签约，组成一个实行公民治理的政治团体。为使上述目的得以顺利进行、维持并发展，亦为将来能随时制定和实施有益于本殖民地总体利益的一应公正和平等法律、法规、条令、宪章与公职，吾等全体保证遵守与服从。

——引自《五月花号公约》

设问二：

（1）这批清教徒远赴北美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2）他们意欲通过何种方式管理？这种管理方式带有什么色彩？

（3）他们以何种形式确保赴美的主要目的和管理方式得到落实？

本环节的设计直指美国的自由传统，从根源上探究了自由对美国的深远影响。从历史的角度看，早期英国移民，特别是清教徒移居北美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免受宗教迫害，获得信仰自由。正如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描述的那样：“到新英格兰诸州落户的英国人多是受过良好教育，讲道德守秩序的清教徒，经济状况差别不大，基本平等的自由人。”为了防止英国的专制政策再度降临新大陆，他们在彼此磋商之后，通过签订契约和恪守契约的方式，达成了自愿的社区自治协议，即“公民治理的政治团体”这样一种带有直接民主制色彩的管理方式实施管理。同时，社区自治协议的产生途径是彼此磋商，订立契约，通过对契约的恪守来保障权利的自由和社区的自治。

从此，北美以自由为核心，以民主为自由的形式，以法治为自由的保障的政治架构开始搭建，自成特色。但如林剑鸣在《奠基时代》中提到的，此时英国移民心目中的“自由”“自治”和“契约”更多的是英国原有思想和做法的延续，带有较强的传统色彩，并非有意进行政治制度革新。所以，应平和地估量“五月花号事件”和《五月花号公约》的历史意义，切忌夸大，以免让人误以为英国移民在远赴北美之时已经建立了民主制度。

三、国家意志，凸现立意

上承北美地区悠远的自由传统，笔者向学生介绍了北美新英格兰地区民众的政治和社会现象，如民众参与，启蒙思想，地方自治，议会下院的崛起，等等，引导学生对北美的17、18世纪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有所认识，并以1766年3月埃德蒙·伯克的一次演讲点破北美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意识中的“自由”精神，顺利过渡到独立战争教学。

材料三：在美利坚人的这种性格中，热爱自由乃是一个突出的特征，它是他们全体的标志，使他们卓尔不群；……一旦他们觉察到任何用武力夺走或用诡计骗取的微小企图，他们就会变得忧心忡忡、桀骜不驯和难以驾驭。

——引自《奠基时代》

埃德蒙·伯克的语意恰好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以自由为精神为纽带，促成了美利坚民族的形成；同时，美利坚民族的形成使得北美人更加注重自由，一旦自由受到侵害，就会不惜代价加以捍卫。这为英国的殖民政策和北美殖民地自由传统的尖锐冲突埋下了伏笔，如北美民众对《糖税法》的反应。

材料四：当《糖税法》尚在酝酿之际，北美的请愿活动就已展开；待到法令公布，抵抗之声更是响彻各地。马萨诸塞、罗德岛、康涅狄格、纽约、宾夕法尼亚、弗吉尼亚和南北卡莱罗纳的议会下院均通过了正式的抗议书。

——引自《奠基时代》

设问三：

（1）英国政府是如何看待北美殖民地及其移民的？

（2）英国政府的强制实施《糖税法》的做法可能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由于英国只是视北美殖民地为自身的利益生产地，而不给予其类似于英国本土的对等权利和地位，当财政或经济出现危机的时候，北美殖民地往往成为英国转嫁祸水的对象。1775年独立战争的爆发，既反映英国殖民压迫与北美资本主义、民族独立之间的矛盾，更反映英国与北美自由传统之间的矛盾。1776年，北美的大陆会议通过《独立宣言》发出了掷地有声的历史声音。

材料五：我们认为以下的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

——引自《独立宣言》

设问四：

（1）《独立宣言》强调了哪些权利是不可侵犯的？

（2）相比于初上大陆时，北美人民关于自由的认识有怎样的深入？

（3）《独立宣言》是如何保障上述权利的？

《独立宣言》开宗明义地公布了进行独立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捍卫造物主赋予的权力，其中之一就是自由权利，以及对自由行使合法权利不受干涉的权利。相比于《五月花号公约》从习惯和传统角度认识的“自由”，《独立宣言》中的“自由”无疑更多地具有了启蒙思想的意蕴。如《独立宣言》起草人杰斐逊从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等角度入手，弘扬了近代意义的“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的民主思想，否定了专制压迫，为组建能够保障公民自由权利的民主政府提供了法理依据。就法治的角度看，《独立宣言》从国家意识的高度，表明了新诞生的美国反抗压迫、捍卫自由和组建民主政府的态度和决心，较之于《五月花号公约》的民间契约方式，国家意志更庄重、更威严、更具有法律效力。

四、根本大法，巩固立意

教学时，对1787年《合众国宪法》产生的原因，笔者选取“谢斯起义”钩沉史实：八年艰苦抗争，换来民族独立。出于对于自由的信仰，对专制的恐惧，新生的美国奉行《邦联条例》，即邦联制。这种做法的确使自由得以保障，但由于州的权力过大，甚至架空了中央，使得独立的美国形同散沙，难以在险象环生的境遇中立足和发展。

如上讲述留下了教学悬念：对于美国人而言，没有自由不行，过度自由也不行。那么，如何找出自由的“度”呢？笔者在讲述2013年10月美国联邦政府非核心部门的“关门事件”后，导出1787年《合众国宪法》。

材料六：（序言）我们合众国人民，为了建立一个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确保国内安宁，提供共同防御，增进公共福利，并保证我们自身和子孙后代永享自由的幸福，特制定美利坚合众国宪法。

材料七：（1）联邦的权力是各州赋予的；各州的权力是保留的。联邦的地位高于州的地位……（2）联邦宪法是全国最高的法律，任何州的宪法和法律都必须服从联邦宪法，不得与联邦宪法和法律相抵触。（3）联邦和各州有各自的政府班底和律法。州政府的官员由各州自行选举产生，联邦政府无权任免州长或州级官员。

材料八：（1）本宪法授予的全部立法权由属于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的合众国国会。众议院由各州人民每两年选举产生的众议员组成。（2）行政权属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任期四年。（3）合众国的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以及由国会随时下令设立的低级法院。

——材料六、七、八均引自《合众国宪法》

设问五：

（1）美国颁布《合众国宪法》的目的是什么？

（2）《合众国宪法》是如何分配中央和地方的权力，以及中央内部权力的？

（3）美国以何种方式保证权力制衡和自由民主的实效性？

1787年《合众国宪法》序文言简意赅地阐明了本宪法制定的目的，概括起来有三条：建立联邦制度；维护公众利益；保障自由权利。“自由”自始至终是美国坚持不懈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很明显的是，1787年《合众国宪法》确立了联邦体制，实行了中央与地方分权的原则和联邦政府三权分立、相互制衡原则，史无前例地将启蒙思想家洛克和孟德斯鸠所建构的民主制度付诸实践，将《独立宣言》中宣扬的“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的民主思想化为实际。中央与地方分权原则的确立，一方面加强了中央集权，另一方面充分地调动了各州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中央与地方的制衡原则，美国把秩序和自由合二为一，使政治进入有序运行的轨道。同时，三权分立、相互制衡原则的确立既明确了三者的职能分工，又平衡了权力分配；而总统和众议院议员以选举的方式产生则带有非常明显的民主成分，杜绝了专制，维护了自由。

回顾本课堂教学的设计和实施的过程，笔者在思想上经历一次回归历史教学本真的洗练。

首先，历史教学要追本溯源，探究历史原点。早期的英国移民奔赴北美的直接原因是出于对宗教信仰自由的追求，对专制宗教政策的反抗；到达北美之后《五月花号公约》中的“自治团体”也只是英国自治传统的延续，并非启蒙运动之后的“民主”。

其次，历史教学要明确定义，厘清历史关系。自由与民主的关系，从启蒙运动开始基本上就有明确的定义，民主作为一种制度或者政权形式，其价值存在于对公民自由权利和公民行使合法权利的自由加以保障。二者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而不是平行的关系。

民主法治村汇报 篇4

XX村自开展民主法治工作以来，在上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力打基础、用心抓落实，积极推进了全村“民主法治村”创建活动，取得了20年无刑事案件、近20年无村民上访的可喜成绩，并先后获得“江苏省小康家园示范村”、“江苏省生态村”、“江苏省卫生村”、“常州市安全文明村”、“常州市社会治安安全村”和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基层群众自治示范村”等一系列荣誉称号，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几年来，村两委主要抓了以下方面工作。

一、强化领导，科学治理

为使“民主法治村”建设工作顺利有序开展，我们成立了以支部书记为组长，副书记为副组长，各村民小组组长为成员的村民自治领导小组，落实了“一把手”工作责任制，在工作过程中突出了镇司法所参与指导的作用，综治办，民政等部门主动参与，形成主管与协管相配合的工作链条。

一直以来XX村围绕“一个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突出“两个重点”即以提高村民法律素质，建立完善自治章程为重点，狠抓“三个环节”即从抓普法依法治理，以培育基层组织功能和化解社会矛盾入手，建立“四民主”机制即以建立健全村民代表会议为核心的民主决策机制，以村民自治章程为基础的民主管理机制，以村民自治章程为基础的民

主管理机制，以村务公开为重点的民主监督机制和民主选举机制。

二、狠抓宣传，夯实基础

依法治村，首先要使村民学法，知法，懂法。工作中从源头上狠抓普法教育，XX村通过一系列会议和活动向广大干部群众灌输《婚姻法》、《计划生育法》、《农村土地承包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法规知识。村两委成员、村党员团结协作，推行民主作风，积极加入“民主法治村”创建工作，通过党员义务巡逻，扶贫帮困，青少年法治教育等队伍的普法宣传工作，密切了党群关系，发挥了党员在创建中的示范带头作用，得到了群众的认可，从而也扩大了创建工作的影响面，形成了人人学法懂法，讲文明守规则，互帮互助，相互关爱的良好风尚。

三、突出重点，着力施实

创建民主法治村的关键是“四民主两公开”，在推进与引导村民自治中，XX村突出了司法所和镇政府的指导和引导作用。一是保障村民的选举权，在村委员会换届上，严格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充分发扬民主、不搞暗箱操作，严格核对选民资格，保证选民民主权利。二是大力推行民主决策，村里的大小事务，村“两委”从不搞一言堂，个人说了算，定期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实行重大事项议事制度和报告制度，广泛征求意见，提高村民满意度。三是加大

了民主监督力度，保障了村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在监督的环节上，XX村聘请了5名党内民主监督员作为民主代表对村内事务进行监督。

四、建章立制，规范管理

建立健全各项制度是依法治村的重点工作之一，XX村以抓制度建设来促进村级各项事务的规范化管理。依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制定了《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村务财务公开制度》等规章制度，做到了事事有章可循，样样有规可依。

五、依法治理，民主建设

近两年来，随着民主法治村工作的深入开展，XX村的各项事务都走上了法治化的轨道，有力地推进了各方面的建设。一是修筑路。对通往各自然村和通往农户的道路道路进行了硬化；二是改水改厕。XX村和自来水公司合作修建水管，使全村村民都用上了清洁卫生的自来水，自来水普及率达100％，并且建设了566个三格式生态化粪池。同时，对村内的12个内塘进行了全面清淤，并在内塘四周进行了驳岸砌筑。

XX村的民主法治建设给XX村各项建设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村两委将创建“民主法治村”工作与关注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和谐结合起来，把为村民排忧解难作为工作的出发点，不断加大落实惠民举措，努力实现共建共享，两年

来联动共建机制，实施大病救助6人，共计救济金五万余元；对特困独生子女结对帮扶助学；对6 0岁以上无工作2 0个村民按照每人每月1 5 0元标准补助生活，通过一系列措施，村民特困户和边缘村民生活水平、生活环境得到显著提高。村委会把调解矛盾化解纠纷为己责，成立了信访接待处第一站，组织得力的调委会，09-10年调解民事纠纷近60起，化解率100%，确保了村庄的安全稳定。近20年无一起群体性到市、省、进京上访的事件发生，实现了“小事不出组，大事不出村”的工作目标。

民主法治示范村 篇5

毗芦村地处靖泰两市交界，是泰兴的南大门，交通、区域优势显著。全村辖有8个村民小组，共449户1216人，耕地面积959亩，村级规模工业私营企业13家。2009年全村三业总产值3.7亿元，农民人均收入10867元。

毗芦村是泰兴市首批新农村建设示范村，近几年来，在上级党委政府的统一布署安排之下，我村坚持以新农村建设为抓手按照创建江苏省生态村的具体要求，加强领导，团结一致，联系实际，分步实施。全村基本实现了五个到位：所有通村通组路道硬质化到位；全村所有河道整治到位；路边水边及庭院绿化到位；所有通村通组路道亮化到位；‚四位一体，长效管护‛措施到位。与此同时，村两委班子积极贯彻落实基层党组织联系群众‚三项制度‛，同时还配套设置了‚党务村务公开栏‛，‚信访室‛等，把为民办事真正落到实处。

在我村发展的战略部署方面，村两委一贯重视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我村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获得 ‚小康村‛称号，延续一贯的‚经济与社会并重发展‛的指导思想，我村委会对此次‚民主法治示范村‛的申报高度重视。我们深刻认识到这对进一步增强村民民主法制意识，不断规范村务管理，加大依法治理力度，维护地区的社会政治稳定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不仅是促进我村全面和谐发展的一件大事，更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题中之义。为此，我们专门成立了‚毗芦村创建民主法治示范村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小组‛）以村支部书记褚鹏为组长、村主任张建余为副组长，村两委其他相关人员为小组成员。小组结合‚江苏省‘民主法治示范村’指导标准‛，以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为目标，从本村实际出发，以服务广大村民为宗旨，从各方面切实加强我村民主法治建设，按照上级相关要求，初步形成了‚村级组织健全有力‛、‚民主制度规范完备‛、‚法制教育扎实有效‛、‚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良好局面。

一、加强村党组织及两委自身建设，进一步提高服务意识。

我村以服务村民为根本宗旨，结合当前基层党组织联系服务群众‚三项制度‛，切实加强党组织及两委自身建设，确保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建立了以村党组织为核心，村两委为主导、各社社员为主体的创建模式。在村党组织的领导下，我村充分发挥党员的带头作用，一方面不断加强自身理论建设，利用村图书角及远程教育室定期对党员干部开展教育培训；另一方面建立了相关实体组织，如‚毗芦村计划生育协会‛、‚毗芦村社会治安综治治理组织‛、‚毗芦村村务公开监督小组及民主理财小组‛等，切实提高村党组织及村两委服务广大村民的水平。

二、规范民主管理制度，健全村务公开制度。

按照‚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求，我村不断规范民主管理制度，合法产生村民自治章程及村规民约，同时在民主选举、民主评议、民主决策等方面都切实做到按制度按规章办事。按照相关要求，我村定期召开村民会议及村民代表会议，通过此类会议，对与村民切身利益相关的事项实行民主决策，切实落实‚一事一议‛制度和决策责任追求制度。在财务方面，实行定期审计和定期公开，确保村民对村社财政情况的知晓度。对于村干部的管理，实行民主评议，落实奖惩及责任追究制,确保村干部服务人民群众的水平不断得到提高和村民对于干部的满意度。

三、法制教育扎实推进，村民法律意识进一步提高。

按照‚乡风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求，我村认真贯彻落实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并采取形式多样的法制宣传及法制教育，切实提高村民知法守法意识。我村不仅有效利用图书角加强对广大民众的法制教育，还依据本村实际，设立法制宣传组，指定各社的法制宣传员和法律明白人，保证法律宣传教育在群众当中的覆盖率。在‚法进家庭、法进村户‛的活动中，我村的计划生育工作搞得有声有色，通过开展各类活动，在民众中广泛宣传计划生育相关法规政策，进一步提高了村民的健康生育观。除此之外，我村还积极配合蒋华派出所做好农村安保工作，设立了专门的治安巡逻队，确保我村社会稳定，保一方平安。

四、发展经济、促进和谐

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求，我村积极发展集体经济，结合本村实际，积极扶持企业发张，激励和调动具有不同优势的村民发展经济，帮助村民致富。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我村还十分重视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不断健全合作医疗制度，进一步落实养老扶幼、扶贫助残等工作，给予村五保户、低保户、特困残疾人、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弱势群体特别的帮助和关怀，进而确保了我村社会和谐。

总的来说，通过村基层党组织及两委班子成员的共同努力以及广大社员的积极配合，我村在‚村级组织‛、‚民主制度‛、‚法制教育‛、‚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就。为此，我村积极参与此次申报‚江苏省民主法治示范村‛活动，希望通过此次申报，在肯定我村成绩的同时，进一步总结经验，发挥优势，同时也寻找到需要改进之处，以便进一步加强我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毗芦村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民主法治村自查报告 篇6

活动自查报告

我乡按照县委依法治县和法制宣传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和“五五”普法规划要求，“五五”普法工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以增强全乡人民法律素质、增进全乡社会稳定和谐、提升全乡法治化管理水平、打造和谐法治扬嘉为目标，紧密结合乡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和重点工作，以普及法律知识和依法治理为抓手，深化法制宣传教育，着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健全完善了基层民主法制制度，全力维护了社会的公平正义，赢得了广大干部群众的一致认同。在县委、政府的领导和县司法局指导下，通过几年来乡党委、政府在普法和依法治理工作上的持续努力，全乡基本形成了“党委依法执政、政府依法行政、社会依法管理”的格局，逐步实现了政令畅通、社会稳定和谐、人民幸福安康的新局面。

根据州、县关于“民主法治村”创建考核标准，结合我乡创建实际进行自查，自评分为83分。下面，将我乡“五五”普法及法治村创建工作情况自查如下：

一、狠抓领导重统筹，确保普法工作的组织领导有力。2007年11月，在认真总结“四五”普法工作经验与不足的基础上，根据中央、省、市、区“五五”普法规划精神，结合我乡实际，认真制定了《YW乡关于制定民主法治村创建活动实施方案》并成立了领导小组。乡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此项工作，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每年年初都及时调整了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充实普法工作机构人员;二是每年年初详细安排当年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结合当年的党政中心工作、重点工作提出具体要求;三是乡党委、政府将依法治理理念贯彻到全乡各项工作中，把法治理念与工作实践紧密结合。四是每年都将普法工作列入对机关工作人员和村的考核内容，不断提高对普法工作的认识;五是每年年底乡政府听取乡普法办对普法工作的汇报，深入推进普法工作;六是乡人大每年安排人大代表监督检查法律法规贯彻执行情况，督促普法工作严格落实。

二、多措并举重宣教，着力提高普法教育的针对性和覆盖面。一是突出抓好国家基本法律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学习宣传。结合每年的“三下乡”、“12.4”法制宣传日等宣传活动，开展等法律法规宣传;二是重点围绕农村实际组织学习《安全生产法》、《合伙企业法》、《劳动合同法》、《农业法》、《水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农业技术推广法》、《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计划生育法》等法律

法规。全乡每年都利用村组干部培训会宣传调解相关法律法规、《信访条例》、《婚姻法》、《继承法》、《村民自治法》、《信访条例》、《人民调解法》等农村实用法律法规。三是以“一学三讲”为主题、“法律六进”为载体，详细制定了工作实施方案，并结合实际在乡机关、村、企事业单位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法制宣传、法制培训活动。坚持创新普法形式，做到多途径普法。以青少年为重点普法对象，与镇内中、小学校积极协作，全面推行依法治校和法制副校长、法制辅导员制度，大力宣讲《未成年人保护法》、《教师法》、《义务教育法》等法律法规，做好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工作。乡普法办累计组织或参与学校法制讲座或培训10余次，积极指导学校争创“民主示范校”;乡普法办组织宣讲队多次深入到村为村民讲解法律法规，解答法律疑问。累计参加或开展各级各类涉及法律知识培训活动20次以上。开展了两次法律知识竞赛活动，积极组织人员参加上级部门组织的法制知识竞赛、演讲等活动。

三、增强理念重融合，着力提高全乡法治化管理水平。一是表现在依法公开上。在乡村两级均实现了党务、政务、村务公开。2007年建立群众便民服务中心，依法公开了行政审批事项，大大方便了群众办事，提高了办事效率。二是表现在制度建设上。全乡认真贯彻《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建立了《机关管理办法》、《机关考核办法》、YW乡

行政责任追究制度、公示制度等规章制度，严格在授权范围内执行上级机关委托执法的事项。三是表现在贯彻落实县委、政府《关于开展法治区创建活动的意见》上。我乡党委、政府积极响应，成立了由主要领导任组长的创建活动领导小组，印发了实施意见、创建标准和考核细则。

四、强化宣传重创新，全力营造普法依法治理法治氛围。一是充分发挥电视、报刊的宣传作用，大力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每年的“12.4”法制宣传等活动，大力宣传和报道;二是在村设立法制学校，定期开展法律讲座。乡普法办经常组织法制宣传队到村(居)进行法制宣传和培训，就近解决群众的法律疑问;二是建立了一支普法宣传队伍，队员由各办主任组成。乡机关各领导通过会议学法等形式组织本办公室人员学习法律法规，结合农村实际，不定期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

五、存在的问题和今后工作打算

一是法治理念宣传教育不够，仍有待增强。农村群众法律知识基础底子薄，依然需要持续的法制宣传教育。

二是依法行政水平总体不高，仍有待提高。乡政府工作人员、村委会干部群众法律水平参差不齐，常规法律法规教育已不能满足工作需要，需要更进一步地进行深入宣教。

改革30年:法治为民主奏鸣 篇7

让改革在宪政轨道运行

改革创新需要法律支撑和保障。从法律上给予改革创新工作以促进和保障，用宽容的力量助推改革的步伐，有利于缓解改革的多方压力，加速改革进程。但是，通过地方性立法宽容过错者，却值得商榷，网页上成千上万的不同意见即是例证。

2006年3月14日，随着深圳市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闭幕，《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创新促进条例》正式获审议通过。自此，国内首部改革创新法规正式出台。在这一被人称为“试错条例”的法规里，第四十二条明确规定，改革创新工作发生失误，有三个条件可以免责：一是改革创新方案制定程序符合条例有关规定；二是个人和所在单位没有牟取私利；三是没有与其他单位或个人恶意串通。

纵观人类历史，任何一项改革举措的出台，从本质上而言，不外乎国家权力的优化配置与改革后果的预测校正问题。发端于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中国改革，对现有政治、经济体制进行了根本性改革，既是国家权力的内部优化重组，也是改革效果的评估与校正。

从世界宪政角度看，不管是明治维新好，罗斯福新政也好，大凡这种涉及国家权力的配置，涉及公私财产变动的重大变革，无不是纳入宪法的视野内，由最高权力机关立法保障。从国家宏观角度看，正因为改革的核心关联到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权力配置，关联到国计民生的重大利益分配，远非处于底层的地方立法和政府所能担当，故而需要在具有最高权威的宪法指引下，形成国家权力机关主导，国家行政和司法机关合力推进的良性机制。

改革的法治化进程必须运行在宪法的轨道上。民主政治并非我们想象中的完美。诚如丘吉尔所言，民主制度是一个很坏的制度，但人类至今还没有找到比它更好的制度。我们不能保证宪政不会出错，只有经过尝试和错误，人类才能学得宝贵的政治经验，必须明确的是，只有宪政民主缴交的学费最低。

协商与选举：中国式民主双翼

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是中国民主不可分割的两种形式。

选举民主，主要是用投票表决的方式来表达每一个人的意愿，通过计算每一种主张、每一种选择获得拥护还是受到反对的票数，来展示多数还是少数的比例，用清清楚楚的票数来决定最后的选择。它的重点在于结果。

协商民主，主要是通过协商的办法来表达各自的意愿，对各种不同的意见进行友好的比较、权衡、商量，然后尽最大可能取得一致意见。它的重点主要在于过程，在于协商。人民政协是中国协商民主的主要形式。

表面看起来，两者截然不同，但是从实质上，却“前后相连、条块结合、刚柔相济、多少兼顾”，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形成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双翼。

民主选举：行走在城乡之间

虽然，仅凭民主选举还无法概括宪政风云下，波澜壮阔的中国政治改革进程。但是，这面锃亮镜子，却足以展现一幅幅真实的截影。

经历了十年动乱，政治体制改革逐渐摆上日程。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提出了建议修改宪法，实行党政分开，各企事业单位普遍成立职工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等重大改革措施。这个重要讲话，日后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由政权建设的选举改革开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启动了破冰之旅。“自己的事情自己管”。1979年“分田到户”后，农村地区公共事业出现了“无人过问”的局面，为了应付治安、裁决纠纷等问题，在广西自治区的宜州市合寨村，1980年2月进行了无记名推选，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村民委员会。村民们一起制定了村规民约、封山公约，实现了村务的民主管理和村民自我教育。

与农村改革遥相呼应，城市民主选举也在积极稳妥推进。就在广西宜州无记名推选村委会的同时，1980年10月，北京大学率先尝试了海淀区人民代表竞选。当时，北大学生和研究生单独划为一个选区，选区候选人达18人之多。除张贴宣言、海报外，还组织选民见面会、答辩会，举行民意测验，印制《竞选短波》等刊物。12月11日的正式选举，选民投票率达91.25%。

1989年12月26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以社区居民自治为核心的城市基层民主建设开始提速。1999年，国家民政部制定了《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工作实施方案》，提出要改革城市基层管理体制。2000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中办发[2000]23号文件），为扩大城市基层民主、推动城市改革和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国城市地区已经普遍建立了社区委员会或社区居民委员会等群众性自治组织，这些组织都由社区居民通过间接或直接方式选举产生。

党的十七大上，首次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纳入中国特色政治制度范畴。通过民主选举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职工代表大会等形式和途径，让广大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彰显出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精神。

展望大江南北，民主选举的方式还在不断改进。1998年12月，四川步云乡采取村民直接投票方式，选出了乡长，被称为“中国大陆直选第一乡”。2001年12月，该乡根据宪法和地方政府组织法，对直接选举乡长的方式进行了调整，采用全乡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唯一的乡长候选人，然后交乡人代会进行等额选举，成功地进行了乡长换届选举。

从农村到城市，从基层群众到领导干部，民主选举从形式、范围、内容不断跃升，成为中国改革三十年，政治体制改革进步的代表性缩影。

协商民主：“后民主时代”的抉择

民主不仅仅体现为选举。协商民主，同样是极富中国特色的民主形式。

协商民主有助于实现和推进“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对于欧美来讲，协商民主是一种新颖的民主形式。在中国，协商民主的历史，远超西方想像。早在建国初期，就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这个机构里，各个党派、各个阶层、各个界别、各个民族、各个宗教的政协委员，民主监督、参政议政。

2006年2月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这一表述意味着协商民主被视为与选举民主并列的重要民主形式。

截至目前，各级地方委员会已达3000多个，共有各级政协委员50余万人。各级机关干部中，担任县处级以上职务的非中共干部有31000多名。其中，在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司法机关、领导班子中任职的县处级以上非中共领导干部共6000多名。近年来，中共中央与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已经逐步规范化、制度化，保证了重大问题协商于决策之前。今年三月，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正式出台前，中共中央与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在中南海进行了协商，充分体现了中国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

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结合，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真实诠释了“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的现代民主精神。

党内新法：为国家改革助力

2002年以前，准许私营企业家加入共产党，无疑是一个政治雷区。

2002年，中共第十六届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私营企业的经营者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议，让雷区变成了通途。“在党的路线方针指引下，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做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团结在一起，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私营企业家入党的实质意义在于，这一群体在中国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更能激发其在国家改革中的积极作用。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内民主建设得到大力推进，建立了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会报告工作制度，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广大党员的腰杆更加硬实，自觉参与党的建设的“底气”更足，成为拥有“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和“发言权”等民主权利的执政主体。一些地方党组织在实行党代会常任制试点、扩大干部工作中的民主、进行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直接选举的试点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

其中最为核心的，还是党内人事制度的“立法”。2004年9月16日，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适当扩大党政领导成员交叉任职，减少领导职数，切实解决分工重叠问题，撤并党委和政府职能相同或相近的工作部门。”

2006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等三个法规文件，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情况，认真贯彻执行。

让权力制约权力，实现和谐吏治，科学是第一个关键词。有效的权力制约与监督，首先需要对个体权力进行科学配置，解决“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而又容易失去监督的问题。科学配置权力，应对某些过于集中的权力，划定时空的界线，进行适当分解与交流，避免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打造了合理的权力结构，才能实现权力之间的有效制约和监督。从近年来中央一系列加强民主集中制的规定看，已经体现了这种将权力科学分解和流动的趋向。

科学配置权力，技术细节上必须增强可操作力。从新颁发的规定看，技术色彩比较鲜明。新规定规范详细，用语科学，便于实践操作。比方说，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着眼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提出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党章阐明，“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无论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或是由领导机关任命的，他们的职务都不是终身的，都可以变动或解除。”1982年通过的《宪法》规定，各种国家最高职务的每届任期为5年，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然而，干部职务终身制并没有就此被废止。没有具体任期限制，从法理而言，领导人曲径通幽，依然可以长期任职。

《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明确了进行交流的年限一般为10年，同时又区分出必须交流、应当交流、可以交流、可不交流、暂缓交流和有计划交流等六种具体情形。审视《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一方面更关注隐蔽、间接的腐败方式，另一方面对本地任职回避规定得更灵活。比如，任期规定中，同一个职务最多只能干10年，同一层级职务最多干15年，明确的任期年限规定，保证了党政领导干部职务，包括党的最高职务在内的更迭轮替制度化、有序化，从根本上废除了职务终身制。

权力制约权力，实现和谐吏治，法治是第二个关键词。依法治国的核心，不在于治民而在吏治，重点犹在领导干部，规范并限制其权力的使用。党的十六大和中纪委三次全会强调，要强化监督、创新体制，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制度关口前移，防范在先，明确权力运行的时间、空间，有助于将领导干部权力纳入到制度的框架，防范权力的滥用与寻租。

“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负责人手中的权力以及他们在领导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决定了他们应当是监督的重点。因此，2004年2月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强调：“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

然而，长期以来党政领导的监督仍不够到位。审视《党内监督条例》，虽然从强化集体决策权，建立巡视制度等方面加强了对党政一把手的监督，防止其独断专行，但是这种外在的事后监督机制并不是釜底抽薪的举措，从制度的设计来看，还需要增强未雨绸缪的预防功能。

再者，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工作时间过长，容易形成裙带关系，滋生腐败。从反腐视角看，明确职务任期，岗位交流以及任职回避就非常必要。对此，中央一些文件中已有所触及，领导干部的易地易岗交流也在一些地方展开，但是并未形成党内具有约束性的规范力，因而不利于在更为普遍的范围内的推广，制约党政领导干部的权力。这些党内“新法”的出台，将有助于将好的做法与经验固态化，防止利益地域化与集团化。

而新的干部人事制度前所未有的强力色彩，更让新的规定有了贯彻的保障。例如，《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要求，领导干部必须服从回避决定。无正当理由拒不服从的，就地免职或者降职使用。而《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中，也要求干部应当服从组织的交流决定。无正当理由拒不服从组织安排的，就地免职或者降职使用。从处罚措施的轻重排序看，可以看出，免职处分应当是处理违纪领导干部的常态，从处分的严厉程度看，远远大于领导的一般渎职违纪行为，透出了中央在推进新人事制度改革的决心。

民主法治建设与社会管理创新 篇8

关键词：民主法治；社会管理；创新

伴随改革的深入发展，我国的改革开放已进入关键时期，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以及思想观念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面临新形势，我国创新社会管理的任务就迫在眉睫了。然而创新社会管理并不是毫无章法、无制可循地去乱创，在依法治国深入推进的大背景下，俨然社会管理的创新要在民主法治下进行。在当前，社会管理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然而主要主体仍旧在创新社会管理中起主导作用，民主法治下它们的主导作用对于创新社会管理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鉴于此，从理论上深入探索主要主体如何参与社会管理的创新就显得非常必要。

一、对民主法治的解读

（一）民主法治的意义

民主法治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占有首要地位，其意义重大必须高度重视。其意义有如下几个方面：

1.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由民主法治构成。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民主和法治是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两大支柱。建立在大多数人统治少数人基础上的民主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条件，它顺应了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并提供了社会发展的动力。广大人民群众民主参与管理、决策及立法能更好地反映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意志。因此，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义和谐社会的制度之源。

2.法治为社会和谐提供了法律保障

法治代表着现代文明，一个不实行法治的国家是不可能适应时代潮流的。只有依据法律治理国家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3.民主法治有利于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民主法治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民主法治有利于创造诚信友爱的良好社会环境并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提供制度支持。

（二）民主法治的内在要求

1.进一步加快科学立法和民主立法，尤其是加强社会建设管理立法，完善法律体系，进一步建立起促进社会公平的有效机制。

2.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同时不断扩大基层民主，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3.全面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重点加强对领導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加强对人财物管理和使用的监督。

4.进一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全力构建维护社会公正的司法体制，使司法成为维护社会公正的有效平台；充分发挥司法机关解决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司法功能；实行司法公开，特别是审判公开，接受社会监督，确保司法公正的实现：提高司法效率，把效率和公正有机统一起来，及时化解社会冲突。

二、对社会管理创新的解读

（一）社会管理的概念

社会管理里有侠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社会管理是指国家通过制定各种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建立健全各种组织系统，调整各方利益以使各方能够在社会生活中和谐相处，同时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促进政治、经济、文化以及自然生态协调发展的各种活动及其过程。广义的社会管理是指政府及政府以外的其他主体对各类公共事务所实施的管理及其过程。其管理的主体呈现多元化的特点，管理的方式也由单一到多样化。这种管理能够更好地对社会结构、社会事业等环节进行有效地组织、协调、服务和监督，更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

（二）社会管理创新

社会管理创新是指在现有的社会资源和管理经验上。引入新的管理理念、知识和方法，完善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构建新的社会管理机制，更好地实现社会管理目标的活动。

（三）社会管理创新的合法性

社会管理创新的合法性源于其对民主法治的实施。作为管理依据的宪法、法律、法规由我国的立法机关制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的立法权，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我国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又是在选举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所有组织和公民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要受到法律的追究。因此，社会管理的创新只要依照宪法，以及不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法规进行管理，就是合法管理，能够得到宪法、法律和法规的保障和支持，也能够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四）社会管理创新的主体

中国社会的社会力量在改革中得到了重新分配，政治领域上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经济领域市场化，社会领域逐步自治化。因此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主体也在逐步发生变化，在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之外非政府组织组织日益成为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主体，社会管理创新的主体日益呈现多元化的趋势。这种趋势是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地位不再重要，相反，三者在社会管理的创新中仍就起着不可替代的主导作用。社会管理的创新需要继续发挥三大主体的主导作用。

三、如何在民主法治下进行社会管理创新

从民主法治出发在实践中对社会管理进行创新应遵循如下几项要求：

1.以人为本，尊重人格，保障人权，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深入发展，改革已进入了深水区，社会矛盾也进入多发期，遵循民主法治的要求，社会管理创新应当着力解决民生问题，从源头上减少和化解矛盾。纵观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进程，我国的维稳成本越来越高，结果越维越不稳且已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因此，要始终把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寓管理与服务中，实现科学管理，使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切实保障。

2.要充分体现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一个好的社会最重要的含义是实现公开、公平与正义，提高人们的幸福感。离开这一原则，创新社会管理就会与法治相悖，滑向挫败的泥坑。公开要求人大要做到立法公开，监督公开：政府要特别注意信息公开，执法公开：司法机关要重视司法公开等等。这些做法能够创造有利于社会创新管理的舆论环境。公平要求社会管理主体在制定政策、规则、处理问题等创新管理活动中都要确保社会公平，在社会管理中要关注公共资源的公平配置，做到实质公平。公正要求社会管理主体在处理各种管理事务时要将公正为作出发点和落脚点。

3.完善法律法规。民主法治下的社会管理要求其要义法律法规为管理的依据与主要手段。对其进行创新更不可能脱离掉法律、法规。然而随着改革深入原有的通过通融的方式进行改革已经不适应现状，与民生相关的法律法规的滞后尤其突出，虽然宪法做了几次修改对民生问题有所关注，但是依然有限，还有很大的空间去做。同时欠缺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规对社会组织进行管理，公民参与缺乏机制保障，社会管理法规不健全。突出的表现在对群体性突发事件不当应对，对新闻传媒、社会舆论的规范等缺乏配套的法律法规。因此，完善法律法规尤其是“民生法”、行政程序法等法规是民主法治下社会管理创新的基础。

4.民主法治下社会管理创新也要建立和完善新型的诉求表达机制。建立方式多样，规范有序、高效的诉求表达渠道是及时解决社会问题和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立法機关、司法机关要畅通渠道，为群众诉求提供保证。行政机关要完善政务公开等制度，教育和引导诉求方依法有序理性表达诉求。

5.建设法治政府。民主法治下，社会管理的创新离不开法治政府的建设。政府要依法行政，对社会负责，做到职能到位、工作到位、责任到位，转变政府职能，转变管理理念，依法管理，依法创新，这是社会管理创新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

四、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