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基础教育发展观

中国西部基础教育发展观（精选8篇）

中国西部基础教育发展观 篇1

内容摘要：文章通过分析我国基础教育投资管理体制和西部基础教育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非均衡投资战略是促进我国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保障，并给出了可供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参考的建议。

关键词：中国西部基础教育投资管理体制非均衡投资战略

中国西部基础教育是中国基础教育重要而特殊的组成部分。在市场经

济条件下，西部因经济发展滞后，导致基础教育发展步履维艰。走向21世纪，我国正在实行“战略西移”，加快发展西部经济，逐步缩小东西部差距。而影响西部经济发展的基础教育如何发展，已是教育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一、发展西部基础教育是国家的责任

建国以来，我国基础教育投资管理体制经历了二个阶段：第一阶段大约从1949年到1985年基础教育实行高度集中的投资管理体制，这种体制的突出特征是“统一财政与分级管理”。这一投资管理体制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也给中国基础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在计划经济时期建立的统一管理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全国尤其是贫困地区和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但全国实行的统收统支、高度集中、管理僵化的分配格局，很难适应千差万别的不同情况，强求统一反而压抑了地方和学校的积极性和自主权。更为重要的是经济体制改革后，供给教育资源的财政新体制迫使基础教育必须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地方财政将发挥主渠道作用。

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基础教育投资管理体制要进行相应的改革，才能适应新的形势。我国基础教育投资管理体制改革进入第二阶段，时间由1985年至今，基础教育建立起来的是一种以分散管理为主的投资管理体制。改革的出发点是为了充分调动各级地方政府、学校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其突出特征是“地方负责、分级管理”。198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实行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是发展我国教育事业，改革我国教育体制的关键一环”。经过十余年的改革，“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加强学校自主权、实行校长负责制”的基础教育管理新体制已日趋完善，其积极作用也日益突出，尤其对发达地区的效益更为显著。但这种“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以分散为主的管理体制，会因地区之间在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上存在较大差距，导致全国基础教育的非均衡发展。1993年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的测评结果表明：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相比，小学的及格率：语文差15个百分点，数学差12个百分点；初中的及格率：语文差25个百分点，数学差20个百分点，英语差38个百分点。在基础教育中，逐步解决地区差距过于悬殊的问题，是实施教育公平原则的重要内容。基础教育关系着一个民族文化素质和精神素质的提高，是面向全社会、面向全体国民的；每一个适龄的儿童和少年，无论其种族、性别和家庭经济状况如何，都享有接受法定年限基础教育的权利。只有实施了基础（义务）教育平等原则，才能促使全民都成为有文化知识的生产工作者和有政治头脑的好公民，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更好发展和社会的政治稳定。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政府和社会有责任在全国范围内为适龄儿童和少年创造一个平等的接受基础（义务）教育的环境和条件，使所有的适龄儿童都能享受基本的教育。这就是说地区之间经济水平的差异，不应明显地体现在基础（义务）教育中，中央政府应承担相应的投资责任和义务，保证各地区基础（义务）教育能够相对均衡的发展。因此说，发展西部基础教育是国家的责任。

二、我国西部基础教育的现状分析

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这里既有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的自然优势，同时又由于受地理以及人文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文化教育相对落后。当然，这一落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西部经济的制约造成的。经济制约教育，教育又反过来影响经济。西部地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形成了典型的具有共同症状的“贫困综合症”——越是贫困的地区，生产力水平低下，对现代科学技术需求不迫切，吸收不了科技人才，越不重视人口素质的提高，有限的资金只能顾及生存，无法投资教育以求发展；反过来教育落后，人口素质低下，科技不发达，生产力水平低导致贫困。西部要走出贫困，治理“贫困综合症”是一个历史话题。西部地区“贫困综合症”的治理，不仅影响着本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全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充分认识西部基础教育的现状，分析西部基础教育存在的问题，对治理西部的“贫困综合症”，促进西部经济社会的发展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据1989年统计数据反映，我国贫困人口有45.7％在西部，从贫困发生率来看，东部地区为５％，中部地区为7.8％，西部地区则高达16.8％。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确定的592个国家重点贫困县中，有307个在西部地区，约占全国贫困县总数的51.9％。西部宁、云、川、陕、甘等地财政补贴县分别占本省总县数的90％、81％、51％、76％、69％。1993年，全国人均纯收入前10名的省市中，东部占９名，平均收入水平比西部高出近１倍。同年，中西部农民人均纯收入为746.04元，比东部的1398.69元低46.6％，比全国低25％。诸多的数字都向我们诉说着同一个问题：西部＝贫困。因为贫困，投射到基础教育又会出现一组令人心酸的数据。

西部基础教育存在的主要问

题是：①教育投资少，劳动者素质低。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表明，西部９省区６岁以上人口为22699.54万人，其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为281.08万人，占总人口的1.23％，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36个百分点，其中贵州、云南、西藏还不到１％。而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却远远高于20.61％的全国平均水平，达26.51％，不识字人口占30％以上的就有西藏、青海、甘肃、云南、贵州、宁夏６个省区，只有四川和新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当然，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经济落后教育投资少是一个主要因素。1990年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不含西藏）地方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为377.52亿元，而西部８省区只有66.5亿元，仅占投资总数的17.7％，地方财政用于教育的投资显然太少。其结果是许多适龄儿童被拒之门外。青海省的适龄儿童入学率81.48％，牧区仅为36.4％；另外就是办学条件和教师工资得不到保障。②基础教育发展滞后。在西部地区，普遍存在着重“学历”高等教育的现象，从西部地区1982—1986年的统计资料看，在此期间全区范围内的高等院校在校生数由21万增加到36万人，增长了70％；而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仅由909万人增加到1048万人，增长率为15％，特别应注意的是小学在校学生数则由3404万人减少到3277万人，减少了５％，出现了萎缩现象。1992年统计资料表明，这种不正常现象的结果是：在９省区中每千人中拥有中学文化程度的人口除陕西外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拥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除四川外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种状况若不能得到尽早扭转，必将对国家“战略西移”造成障碍，给西部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难以治愈的疾患，影响到全国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③民族教育落后。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的聚居地，９个省区中有44个少数民族主要生活在这里。民族自治区总人口达6569.66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为3905.11万人，占民族自治地总人口的56.03％。少数民族人口占９省区总人口的14.7％，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这里的民族教育却十分落后，据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表明，各民族中每千人拥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数全国平均为698.12人，而生活在西部地区的主要少数民族千人拥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数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回族584.89人，维吾尔族613.22人，藏族264.7人。民族教育落后导致民族人才匮乏。西北地区的甘、宁、青、新四省区少数民族人口占全部人口的30％以上，但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却只有９万多人，仅占四省区专业技术人才总数的10.2％，占少数民族人口数的0.3％，不及全国平均水平的1/3。西部地区必须加强少数民族教育，以适应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需求。④女童教育出现“三低一高”。即入学率低、巩固率低、在校学生中所占的比例低，辍学率高。四川昭觉县的女童入学率只有10—30％，青海循化县女童入学率是30％。由于受家庭经济状况、社会文化观念、家长受教育水平、地理环境等因素影响，西部贫困地区女童往往不能上学或中途辍学。这就导致西部贫困地区妇女文盲率很高，严重影响西部人口的总体素质。

从上面的现状可见，西部地区经济落后，致使教育尤其是“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基础教育，伴随地方经济的贫困而走入困境，成为“贫困综合症”的重病区。对于治理“贫困综合症”古今都有实践和经验。目前，国内流行的观点是：贫困地区教育与经济能否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已不完全取决于经济的发展水平，而是更多地取决于教育与经济发展的结合程度。这种说法从理论上讲似乎无错误，但却忽视了贫困地区的当前问题是“生存还是发展”，而不仅仅是发展问题。在“生存”的层面上侈谈“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显然是苍白无力的。笔者认为：在“生存”层面上，“资金是第一推动力”。对于西部贫困地区的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要求与当地经济协调发展是永远走不出贫困的。国家必须实施教育扶贫战略，为贫困地区的教育注入教育资金，推动贫困地区的教育优先发展，这才是治理西部“贫困综合症”的一个突破口。

三、国家的教育扶贫战略

国家已认识到西部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发展，是西部贫困地区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必须由国家注入发展资金，这也是国家的责任和义务。到目前为止，国家以及由国家组织的（基础）教育扶贫工程主要有：①政府扶贫—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②基金扶贫—社会捐资，以“希望工程”为代表；③国际组织扶贫—引进外资，以世界银行为代表。

●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是原国家教委和财政部决定从1995年到2000年，利用中央普及义务教育专款和地方各级政府的配套资金，预计总投入200多亿元，重点投向“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确定的592个贫困县等老少边穷地区，改善这些地区小学、初中学校的办学条件。整个工程由政府为主投资，政府组织，并动员全社会力量扶持贫困地区发展基础教育事业，融化政府在完成本地区普及义务教育工作的责任和义务。

●希望工程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并组织实施的一项社会公益事业。它的宗旨是：根据政府关于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方针，以民间的方式，广泛动员海内外财力资源，建立希望工程基金，资助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继续学业，改善贫困地区的办学条件，促进贫困地区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希望工程自1989年10月30日开始实施，截止1996年底，全国各级希望工程实施机构累计接受海内外捐款额978287526元人民币，累计支出为686977179元人民币。全国希望工程捐款暂存（待拨）291310347元人民币。

●为了重点扶持贫困和少数民族地区尽快赶上全国“普九”步伐，国家教委决定进一步引进外资，将世行贷款作为我国教育投资的一个有力补充，推动我国教育事业更快地发展。1992年国家教委出面，从世行借贷1.3亿美元，启动了“贫困Ⅰ”，世行贷款与国内配套资金之比为4:6，云南、贵州、湖南、陕西、湖北、山西６个省114个县因此而受益。1995年“贫困Ⅱ”启动，世行贷款１亿美元，国内配套资金为1.2个美元。江西、四川、新疆、内蒙古、广西、宁夏６个省区的111个县因此受益。

我国当前基础教育范围内的三种教育扶贫主要形式，从扶贫的规模和力度上看，政府是教育扶贫的主体。教育资源应由政府来配置，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基础教育是政府行为，贫困地区的教育资源必须由政府来配置，也只能由政府来配置。“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的实践证明，政府作为教育扶贫的主体，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笔者认为，国家以扶贫的形式，集中财力在一段里间内扶持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做法，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这只是权宜之计，不能解决基础教育继续发展过程中出现新的欠发达地区的资金短缺问题。基础教育既然是政府行为，政府就应从教育财政制度、基础教育投资体制和投资方式上，有一个长期的、全面的规划，对基础教育实施非均衡投资战略，并通过立法的形式确定对贫困地区和发达地区基础教育的经常性投资比例，使基础教育的非均衡投资体制走上法制化轨道。通过非均衡投资体制，保证全国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是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

四、实施基础教育“非均衡投资战略”的内容、方式及方法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我们分析了我国基础教育投资管理体制的两种形式—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和高度分散的管理体制。这两种管理体制经过多年的实践都反映出一些固有的缺陷和不足，也难以保障我国基础教育的正常发展。基础教育究竟如何管理，许多学者进行过探讨。笔者同意有些学者提出的相对集中的投资管理体制。所谓相对集中的投资管理体制，指基础教育的投资应由中央（省）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其中中央（省）政府应在整个基础教育投资中承担较大的比例和义务。我们其所以支持这种相对集中的投资管理体制是因为第一，有国际成功的经验和普遍的做法。如日本1881年中央政府对义务教育的投资占教育投资的10.2％，1960年上升到48.4％。第二，相对集中的投资管理体制可以避免高度集中的投资管理体制统得过死，难以调动各级政府和社会对教育投资积极性的缺陷，又可以消除高度分散投资管理体制不具有有效保障和地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弊端，从而有利于基础教育投资的动态管理与分配，有利于基础教育持续稳定均衡的发展。

相对集中的投资管理体制有利于中央（省）级政府集中财力采取非均衡投资战略，为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发展提供经常性的、稳定的经费保障。这里我们是站在全国的立场，从中央政府对基础教育非均衡投资的角度提些建议，省及省以下各级政府可以仿此办理。

我们建议中央政府应将对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投资列入教育财政经常性投资规划和计划，并以专款形式直接下达到县。这笔专款应包括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经常性补助专款；贫困地区扫盲教育专款；贫困地区民办基础教育补偿专项等。

●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经常性补助专款

为推动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中央政府可以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对贫困省区的基础教育实行经常性的专项拨款制度，在基础教育经费中，设立“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经常性补助专款”。按照一定的标准，以专款的形式直接拨给贫困地区的贫困县，专门用于这些地区设置学校、改善教学条件、培训师资，从而保证贫困地区儿童入学和学校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贫困地区经济落后，财政基础薄弱，人民生活水平低，可用于发展教育的资金极少。所以这项专款还要用于免收义务教育儿童的一切学费，并提供一定数量的补助，以降低他们入学的教育成本，减轻贫困地区人民的负担。

我们建议，把现在实施的“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经常化、制度化，逐步转化为“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经常性补助专款”。

●贫困地区扫盲教育专款

与基础教育关系密切，并直接影响基础教育持续发展的是贫困地区的扫盲教育。《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是整个教育事业的“重中之重”。据1990年统计，西部15岁以上文盲、半文盲率为26.51％，高于全国15.88％的水平，第四次人口普查，西部人均受教育年限为5.47，低于全国6.26的水平。文盲率居高不下，必然导致贫困和对基础教育认识不到位的双重危机，阻碍基础教育的发展。因此，国家要与“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经常性补助专款”相配套，设立“贫困地区扫盲教育专款”。该专款用于贫困地区的成人扫盲教育，包括建立乡村一级的学校及教学点，教师队伍的建设和教学设施建设，教学活动的开资和免除扫盲对象的学费并提供适当补助等。我国政府目前已实行由道义性扶贫向制度性扶贫转变，这就意味着作为扶贫重要内容的扫盲教育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政府有责任设立“贫困地区扫盲教育专款”，并将其法制化。

●贫困地区民办基础教育补偿专项

中国西部基础教育发展观 篇2

20世纪80年代初, 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 世界电影尤其欧美电影大规模的进入中国电影工作者的视野, 电影工作者再一次把中国电影纳入世界电影的坐标系里来看待, 也第一次有意识地渴望从世界电影话语中汲取更多的营养, 来推动自身的电影理论与创作实践。[1]西部独特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生活, 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西部文化, 多样性的文化形态与各个民族的生活方式、观念、习俗、宗教、艺术以及悠远历史、生存环境紧密相连, 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民族性、多元性等中国元素特征。中国西部这片广袤土地上发生的许多故事, 纷纷披着传奇色彩走上了银幕。《人生》《老井》《黄土地》《红高粱》等一部部展现我国西部地区苍凉风貌、抒写独特人文故事的西部电影, 创造了中国电影的一段辉煌。

关于中国西部电影的说法, 在20世纪80年代由著名电影美学家、评论家钟惦棐先生提出, 要从银幕上开发西北人的精神世界, 立足在西北, 拍出西北的风格, 西北的人情, 西北的民俗。中国的西部电影产生在一个动荡的年代, 经历了文革时期八亿人民看八部样板戏的几乎创作空白的非常时期之后, 大批电影工作者创作人员从干校回到电影厂, 面对“四人帮”被粉碎的大好形势, 以更加饱满的热情积极投入新故事片的创作生产。提起中国西部电影, 不得不提起的还有第四代和第五代中国电影人, 以吴天明、滕文骥、颜学恕等人为代表的“第四代”导演群体, 堪称是西部电影的领军人物, 不但创作出一大批广为人知的优秀作品, 而且在电影美学理论的研究方面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凭借着年轻的头脑以及对电影的认识, 担起了革新电影的责任和决心。以吴天明导演拍摄的《人生》为标志, 打开了中国西部电影的大门, 先后出现了比如《黑炮事件》、《野山》、《老井》、《红高粱》、《黄河谣》、《双旗镇刀客》等一系列的艺术上具有西北民族风情和地域特质的影片, 一时间中国自己的“西部影片”的创作达到了高潮, 并且得到了观众以及世界的认可。不仅如此, 在“第四代”电影人的号召之下, 一批“第五代”导演也将热情关注在西部电影的发展中, 其中以张艺谋为代表。他们不仅以其杰出的作品集中体现出中国电影观念的更新的成果, 而且以其对民族、历史、文化等宏大命题的批判性审思与悲剧性展呈, 很大程度上解构了中国电影里的中国文化。他们的创作对中国电影的冲击是不期而至的。《一个和八个》、《黄土地》的产生一夜时间使第四代导演对其刮目相看。

二、中国西部电影中人的主体价值的变迁

中国的西部电影建立和发展在西部这一辽阔的土地上, 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民族特色以及人文景观, 导演把眼光聚集在了黄土高原上, 生长在黄土地上的一代代的中华儿女的身上, 凝聚了民族精神的自强不息, 关于人性美和人道主义主题的论述, 也有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思索。但第四代、第五代甚至以及新生代导演在人的主体价值的体现方面有很大的差异和不同, 这和他们生活生长的时代有着很大的关系。

(一) “第四代导演”呼唤人性觉醒

在第四代导演中, 他们的青少年时代生活在新中国蒸蒸日上的五、六十年代, 是文化大革命毁灭了他们的向往, 夺走了他们的青春, 因此在他们的电影作品中经常出现一种对过去美好生活的怀念, 对个人苦难的感叹, 由于他们思想上、艺术上受传统的影响较深, 他们的作品往往显示出较深厚的艺术功底, 追求散文式的电影, 注重追求意境, 营造气氛。这是时代赋予的激情与勇气的表征, 他们都有过人生和艺术创作上的困难经历, 第四代导演在研究历史个人的命运, 以人作为艺术表现主体的倾向越来越突出, 重视坚持以写人为中心, 还原历史和人物的本来面貌, 这和内心中的这种身份认同的情结有很大的关系。[2]不仅如此, 他们为了表现最接近生活本来面目的真实样子, 甚至追求一些纪实性的风格, 追求镜头运动和组接得随意性, 使用较多的长镜头和全景镜头, 这些做法就是为了一个目的, 那就是表现人的真实性, 将人作为电影表现对象的主体思考。像1983年, 根据路遥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人生》, 因为其触及了改革开放之初青年人的事业、爱情等主题, 在艺术上质朴无华并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而在观众中激起强烈反响。

(二) “第五代导演”现代而又浪漫的创作理念

第五代导演以其个性努力和大胆叛逆的姿态, 迅速崛起, 甚至被称为电影界的“异数”。[3]不同于第四代导演的是, 第五代们站在了“文革的圈外”, 有了更为宽阔的本体回归, 更理智的去面对这一时期, 并且没有更激进, 他们虽然被看成是一种反叛, 但那是一种冷静的思考和创作。第五代导演在表现人性方面, 更强调启蒙话语和民族认同的艺术表现力, 他们追求艺术, 但更注重形式和立意的一种个人化的表现, 对于文化寓言的热衷。在80年代, 第五代导演的作品被看作是时代标记下精英意识的体现, 不同于第四代导演追求表现过去生活人物的真实, 第五代们更展现了一种直指未来的期许, 他们不仅从电影内容上去表现人性, 更注重从电影本体性的角度去追求表现人性, 所以他们讲究造型、构图、色彩、节奏等一系列的表现手法去展现民族文化和人的主体价值的体现。不仅如此, 在受制于市场化经济转型的背景下, 第五代导演在追求表现和对观众接受心理的研究上下足了功夫, 将艺术性与大众性结合起来考虑, 这就显得比第四代更加人性了。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强化, 追求历史主体性和人性是新时期第四、第五代导演的精神主流。

(三) 新生代导演开辟了放逐主体性的时代

新生代导演的崛起具有较强的探索性和实验性, 他们以一种青春、自由、反抗的气质, 引起人们的关注, 他们的影片在表现人的价值方面既特点鲜明又富于前卫意义, 往往不惜将主体完全隐去, 异常冷静客观的叙述风格, 在对琐碎平凡的日常生活的客观记录中, 渗透了顺世随俗、尊重客观的平民意识和平民精神[4]。例如杨亚洲导演的《美丽的大脚》在创作中以一种平等交流的眼光看待西部人, 抛却了一贯表现西部人的那种沉重苍凉生活的做法, 在叙事空间上也突破了西部片一贯封闭式的结构, 展现了西部特有的人文关怀和视角。又例如金琛导演的《菊花茶》表现的是年轻一代心目中纯粹的西部, 重在关注人和生活本身, 鄙弃沉重和阴暗面, 关注社会, 关注人类。这一批影片被誉为“新西部电影”, 它们继承了西部电影的优秀美学传统, 又从电影文化形态、电影文本形态等多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 为重塑西部电影开辟了新天地。[5]在新生代导演的眼中, 西部是崭新的, 浪漫的, 他们不同于以往的导演, 认为西部并不是沉重的, 是不需要附加过多历史情结的, 他们最想关注的是纯净的西部人民、地域和风情, 想表现的不仅仅是在西部广袤的环境中生存的人, 更关注的是人和生活的本身, 并且注重当下性和世俗性。而这正好也与新时期的文化转型达到了一定程度的契合, 他们似乎成为了最适合这一文化环境的部分。

三、中国西部电影面临困境的文化探求

新时期以来电影中主体形象与“自我”意识的变迁, 涉及到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 有着宏大的文化转型背景的支撑, 也指涉了社会、经济、体制、价值观念、文化、风俗等全方位的变化和转型。[6]对于电影这一特殊的艺术门类, 由于它的双重属性,

以《咏乐汇》为例谈我国电视谈话节目中的创新特色

文劲松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610000)

摘要:近年来, 随着中国电视产业经济的高速发展, 新老媒体的演进与整合, 以及西方先进电视理念与本土特色节目的糅合, 中国电视谈话节目也表现出开放姿态, 涌现出一批新颖的电视谈话节目。其中2008年开播的《咏乐汇》无疑是这批新节目中炙手可热的、最具代表性的节目。

关键词:电视谈话节目;咏乐汇;创新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论证, 2008年央视二套全新改版, 于11月1日推出其精心策划和包装的电视谈话节目《咏乐汇》。定位为电视谈话, 仍然以闲谈为主, 但节目内容充分展现出创作人员的匠心独运。整档节目在演播室内录制, 《咏乐汇》把演播室模拟成一座豪华的西式餐厅。节目在色彩包装上则突出深蓝色, 使整个现场豪华大气而又契合节目主题, 有利于营造稳定和谐的谈话场。在这个餐厅里有男服务生, 有厨师, 主持人李咏扮演餐厅老板, 而嘉宾俨然是客人。特别有意思的是, 在《咏乐汇》中, 主持人为嘉宾提供菜肴茶点。如《咏乐汇》曾经给张朝阳上了一道肉夹馍, 给成龙上烧饼做“开胃菜”, 给刘晓庆上榨菜炒肉丝。这些菜肴往往在节目中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 或对嘉宾的人生具有重要意义。换句话说, 这些菜肴茶点更像是一个象征, 一个隐喻。不一定好吃, 不一定名贵, 但一定是最有意义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 又是对嘉宾弥足珍贵的。

《咏乐汇》就是在主持人请朋友 (即嘉宾) 吃饭的形式下, 以嘉宾经营人生的智慧为主线, 选择嘉宾、人生中最典型的故事, 这些故事既要在嘉宾人生中具有转折性意义, 同时要能最有效的折射出嘉宾在人生抉择中所体现的价值观和经营智慧。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文化研究所所长徐舫州教授在《电视节目类型学》中指出了电视谈话节目的五个构成要素, 即主持人要素、嘉宾要素、观众要素、话题要素和X+Y+Z要素。电视学者麦克卢汉曾提出“媒介即人的延伸”的经典推论。演播室里的人与物等各要素, 通过一定的组合搭配形成了“传播场”, 而电视观

必须要在商业文化和艺术标准上找到一个平衡点, 不能一味的沉浸于过去的辉煌中, 固步自封, 要在社会环境以及全球化语境不断变化下, 突破自己, 适应现代社会审美趣味的改变, 要做到把受众放在心中, 做出观众喜欢看, 爱看, 乐于看的现代的西部电影。不要只把眼光放在单单的搞农耕文化, 随着社会的发展, 有着“乡土”情结的人们也融入到了城市文化之中, 单一的农耕文化显然已经不适应当今的社会, 或者过于注重以精英文化来反思西部文化和创作西部电影, 追求个性化, 追求先锋化, 这都导致失去了大众这一有力的电影主体。中国西部电影在发展中经历了由传统农耕文化到商业文化的转型, 也明显地使其从精英文化的立场向大众文化转向。电影是一种文化创意产业, 首先要做到对于观众的诉求有明确的定位, 要拍老百姓感兴趣、愿意看的电影, 要寻找与当今时代向契合的方式, 把这块土地上炙热的情感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表达出来, 重点发掘西部风格以及人文精神, 打破固有的模式和思维, 开阔视野和不断创新, 有了新鲜感才能吸引观众的眼球。电影虽然是精英文化的产物, 但是在现代社会中, 大众文化也已经成为了人们不可忽视的因素。在大的商业文化背景的决定性形象下, 中国电影业在做着新时期的自我调整, 其中《美丽的大脚》就被认为是重新树立西部电影的大旗, 重新演绎西部电影风格与个性的一部有分量的作品。新西部电影完全放弃了对于传统意义上界定的西部电影的限定, 突破了固有的模式和传统的历史反思, 只选择自己自己熟悉的人或事, 并且以西部地域这一大环境为背景, 力求真实, 由高高在上转为平凡人生, 通过普通人的生活反应文化的境遇, 并积极探讨社会现实问题, 表达了对社会的忧患意识, 展现西部人物卑微的生存状态, 对现实生活的真实记录。将西部厚重的电影文化资源与国际上最现代的电影产业化运作机制和模式相结合, 重构电影人的文众则通过电视手段得到终端的效果感受。因此, 我们接下来就将从电视谈话节目这几大元素入手, 着手分析《咏乐汇》的创新特色。

一、主持人

电视谈话节目归根到底要整合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因此, 在这种拟态的人际传播过程中, 主持人要素显得尤为重要。在国外的电视谈话节目中, 往往主持人就是品牌的象征和品质的保证。很多优秀的电视谈话节目主持人都在同一档节目中主持了十几年或几十年。而那些中途换掉主持人的节目, 往往成为失败的个案。

在中国也有不少主持人和节目 (栏目) 互相成就的案例:《实话实说》和崔永元, 《面对面》和王志, 《鲁豫有约》和陈鲁豫。《超级访问》的主持人李静也曾强调, “是《艺术人生》成就了朱军, 而李静和戴军成就了《超级访问》。”

《咏乐汇》无一例外地也在走“明星主持人”的战略。主持人首先就是节目的看点。明星主持人战略发展到2008年的《咏乐汇》则大胆采用了国外普遍流行的主持人中心制。主持人李咏同时是节目的总策划。主持人的这种中心地位集中体现在节目名称、宣传片花以及LOGO上。而李咏作为谈话节目主持人, 已经不仅仅在节目中起营造“谈话场”的作用, 更多的已经成为了整个节目的主导。尤其是从第四期开始, 主持人的这种主导行为逐渐成熟起来。笔者认为, 主持人功能从营造“谈话场”转为主导节目, 是国内电视谈话节目向国际接轨的重大突破。《咏乐汇》实行主持人中心制是大胆的, 而又是合理的。“大胆”是因为, 作为主持人为中心的谈话节目, 很可能受到主持人个人因素的制约。尤其像《咏乐汇》这种以主持人名字冠名的节目, 主持人一旦因为各种原因离开节目, 节目必然破产下档。所以此举, 本身就是对节目延续性的严峻考量。

《咏乐汇》实现主持人中心制又是合理的、条件成熟的。

首先, 李咏的主持经验丰富。李咏是央视著名主持人, 连

化观念, 是西部电影发展的必由之路, 也是西部电影文化转型的必然性[7], 使西部影视文化能充分发挥以文化促经济、用经济促文化的互动式发展作用。西部电影在经历了辉煌时候后慢慢衰落, 这段时期的经验教训也是一笔很有价值的财富, 我们应该正确对待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 在反思中找到问题的症结, 总结出属于自己电影作品的民族和文化特点, 认清楚当前的形式, 找到改变的突破点, 弥补目前的不足, 适应不断变化的文化环境, 以一种创新的艺术理念来演绎西部人的生活和情感世界。随着西部电影人已敏锐的感受到了时代的变化和市场的不同需求, 并且不断地在做着各种努力和改变, 以适应新的电影文化环境, 我相信在这开放繁荣的时代下, 在内地电影、香港电影和台湾电影以及各种外来电影的融合、混杂、对话下, 西部电影一定能重塑往日的辉煌。

摘要：中国西部电影已经成为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一种不可忽视的具有标志性的电影模式。致力于中国西部电影开拓与发展的电影人前赴后继, 将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民族特色以及人文景观的西部地区搬到大荧幕上。经历了时代不断地进步和社会发展, 各个时期的导演显现出了不同的风格和多样化的形态, 中国西部电影也经历了辉煌和瓶颈时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 西部电影文化转型到了迫在眉睫的时刻。

关键词：中国西部电影,主体价值,文化观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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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饶曙光, 裴亚莉.新时期电影文化思潮[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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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旭光.主体的命运与“自我”意识的变迁—新时期以来电影文化流变的一个侧面

世界银行为中国西部发展号脉 篇3

世界银行应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的要求，对云南、贵州、广西三省区的中小企业投资环境进行了评估，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

世界银行报告指出，西南地区的中、小企业面临三个方面的主要问题：（1）准入和退出障碍；（2）技术与专业技能存量不足；（3）进入沿海及国际市场的制约。其他投资环境存在的问题还包括劳务市场的灵活性、金融服务、税收负担、法院解决商业纠纷的效率等。

报告认为，西南地区中小企业的注册费用高且时间长。按照目前的公司法规定，注册一个加工企业为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金需要50万元人民币，这是中国人均GDP的1237％。此外，在西南地区注册一个新企业所需要的时间可达沿海地区的两倍，西南地区的企业在领取营业执照、法规和检查方面也面临各种繁琐的要求。报告建议修改公司法，降低注册成本，简化颁发营业执照和检查手续。

允许亏损国有企业继续经营也不利于地方的投资环境，比如引发过度的价格竞争，吸收劳动力和资本从事无益的生产活动。报告敦促加快向私人投资者出售亏损的中小国有企业。同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为下岗工人提供保护。

在一些西南地区的城市，企业里经过培训的员工和技术人员所占比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一些西南省区也缺少训练有素的商务专业人才和总经理。但是，政府主办的商务开发服务机制并不是答案。报告建议开发一些促进“终身学习”的项目，并推动西部省区与全国其他地区一起发展知识经济。

西南地区的生产企业进入沿海和国际市场的程度很低。应放开所有运输和物流行业，允许国内和外国企业进入，从而降低成本，改善服务质量，改变西南地区在地理上的劣势。应制定相关法律允许组建合作型的农民协会，使农村生产者比较容易进行供应链的资产投资，提高向沿海及国际市场销售粮食产品、鲜切花、传统中草药及其他农产品的效率和效益。

中国西部基础教育发展观 篇4

理论体系概论》课程论文

（2011-2012学年第2学期）论文成绩：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西部发展

学生姓名：

所在院系：

年级专业：

学号：

指导教师：

完成日期：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西部发展

[摘要]：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的国情逐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虽然是崎岖的，但是我们发展和认识马克主义的前途是光明的。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是毛泽东在1938 年10 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来的。毛泽东精辟地论述道：“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具体环境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它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必须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艾思奇说: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中国化，是由于中国自己本身早就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实际运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自己的社会经济发展中有它的基础, 在自己内部有着根源。[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其实就是中国近代史发展的真实写照，是中国人民在建设中国、改造中国的过程中不断形成的。虽然道路是崎岖不平的，但是我们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前途是光明的。根据中国不同时期的特点研究发展马克思主义对于坚持马克主义，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切实贯彻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石——毛泽东思想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在文化上中国掀起了中西文化的大讨论，尤其是经过新文化运动过后中国彻底放弃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幻想，急需出现新的政治理论指导中国的前进；在经济上中国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工人阶级人数达到200 多万，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主观和阶级基础。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 用无产阶级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 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2]经过陈独秀、李大钊的研究宣传，1921 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始。

中国共产党建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这不仅为马克主义进一步中国化提供了客观要求，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实践基础。[3]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不断斗争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的进一步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毛泽东思想。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邓小平理论世纪90 年代, 随着学术界越来越多地关注和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 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日益成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1、和平与发展是邓小平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条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和国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来时，为了适应这一需要，党和国家对外交战略进行了调整和转变。经济建设需要有一个好的外部条件，即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如何创造出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但如何正确分析和估计国际局势，并采取正确的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是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进入20 世纪80 年代，美苏争夺的战略态势发生了变化，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也发生了变化，邓小平及时捕捉到了这种变化，对战争与和平的趋势作出了新的判断，他说：“我们不是悲观主义者，我们只是提出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说，战争的因素在增长，但制止战争的因素也在增长。”[4]“就打世界大战来说，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

[5]格，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而这两家都还不敢打。” 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邓小平精辟地把当代世界的时代主题概括为和平与发展。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

[5]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 关于“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的论述，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亦是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对时代主题作出有力回应的实践成果。

2、改革开放是邓小平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主题

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是邓小平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依据。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现实根据有两个方面：一是新的社会实践，二是人民群众迫切的理论需要。就前者来说，邓小平理论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进行总结的最新科学。就后者来说，邓小平理论是适应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而产生的，是对人民群众的迫切理论需要而做出的积极回应。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社会如何向前发展的问题又十分突出地摆在大家面前。这一系列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迫切需要在理论上做出正确的解释和回答，人民群众以及社会实践的需要呼唤着新理论的诞生。在上面这种历史背景下，形成了指导中国实践的邓小平理论。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飞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初，我们经受着二战以后最严重的国际国内压力，这对我党的建设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国际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在国内1989 年的“**”事件，使我党的执政地位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和挑战。发生这些事情的原因是复杂的，其根本原因就是执政党脱离了群众，不再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时代抛给我们的问题是“怎么建设党，建设一个怎么样的党”。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认真总结了国内外政治**的原因，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政治嘱托，结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是我党的立党之本、治党之基、力量之源，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根本保障。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完全具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 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前中国具体实际的紧密结合,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质的飞跃。

我党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既不能一蹴而就, 也不会一劳永逸, 而是一个不断发展、逐步深入的曲折过程。[7]马克思主义永葆青春的秘诀就在于要时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发展。

五、中国西部发展

西部大开发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第一，相继开工重大项目，基础设施建设迈出实质性的步伐。到2005年底，国家累计在西部开工项目达70项，投资总规模约1万亿元，其中新公路历程22.6万公里，高速公路6800公里。第二，环境建设和生态建设稳步前进，积极实施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天然林保护、京津塘风沙治理和三峡库区水治理。第三，农村建设显著加强，农民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善。总长度2.6万公里的油路完成。乡镇通电率达到99%，解决了西部3600多万人的饮水困难和饮水安全问题。对122万贫困人口实行了生态移民。第四，科技、教育、文化力度工作加大，社会事业加快发展。1000多万名贫困家庭学生享受了“两免一补”政策，建立了公共卫生医疗保障体系，3000多个。第五是特色产业发展步伐加快，对外对内开放进一步加大，东部地区有一万多家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创业，总投入达6000亿元。2000年到2005年，西部地区实现进出口总额1643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就是直接利用外资是112亿美元，利用国外政府和国际金融资金贷款也超过110亿美元。

当前推动西部开发的几项重点工程，第一是重点地带、重点城市发展，按照“十一五”规划划分，国土控减的思路，并结合西部实际，重点推出四个层次的区域发展。一是跨区域的重点城市带，以重庆和成都两大城市为核心，城与城的密集区的城市带。二是省会城市和重要城市。第三是资源密集区，四是重点边境口岸的城镇地区。

第二，特色产业与优势产业的发展。力争通过“十一五”及更长一段时间的努力，使西部的中药、矿产、特色农牧业及加工、重大装备制造、高新技术产业和旅游、文化产业等特色产业得到较快发展。

第三，中东西部协调发展，开创东西部相互促进、优势互补的共同发展的新局面。

第四，退耕还林成果巩固，稳步发展。

第五，解决西部人才开发问题。通过五项工作，为“十一五”期间西部大开发总体思路的六个点，及八项任务开好局。

[参考文献]：

1.艾思奇.艾思奇文集[M].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3.2.毛泽东选集[M]，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3.刘朋，《三大历史任务导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历史飞跃[J]》，载于《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1期

4.《中国的对外政策》（1982 年8 月21 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15、416 页

5.《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85 年6 月4 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6.《在会见来访的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的讲话》（1985年3 月4 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5 页

中国西部基础教育发展观 篇5

内容摘要：高等教育大众化使我国的高等教育两个市场的供求关系出现了严重的失衡状态。一方面现有高等教育难以满足民众旺盛的教育需求，需要扩大高等教育供给;另一方面，社会对人才的需求量逐步减少，毕业生就业难的矛盾日益突出，需要限制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从两个市场的互动关系来看，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最终会影响民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对西部地方高校而言，在市场化条件下，民众对高等教育需求的降低就意味着生源的减少，从而给西部地方高校的发展造成危机。西部地方高校要获得可持续发展，首要的问题是明确办学定位，研究市场需求，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适应性，以较高的就业率占领稳定的生源市场，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外部条件。

中国西部基础教育发展观 篇6

摘要：当前，我国西部地区体育发展与其他发达地区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作为国家的重要扶持地区，西部地区在努力发展地区经济的同时，教育方面的投入也在逐年增加。体育教育，作为学生强身健体的重要学科，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加强体育锻炼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必须每天都要留出一部分时间来加强体育锻炼，锻炼身体，使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诚然，西部乡镇中学体育发展教育依然滞后，作为多年西部偏远地区的体育老师，本文就西部乡镇中学体育发展谈谈我的观点，仅当抛砖引玉。

关键词：西部乡镇中学体育发展

一、西部乡镇中学体育发展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学校体育作为全面发展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很大程度上体现着人们对体育教育的认知与重视程度。搞好学校体育发展，就是尊重学生身体健康的发展，学校体育也越来越多地被人们重视和关注。当然，由于人们认知层面的不同，人们对学校体育教育的认识程度不同，对学校体育的本质、目的、认知和要求等都不一，目前依然存在着较低水平的认识层。当然，由于西部地区条件的限制，学校体育教育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1.忽视学校体育的功能。广大城镇和农村，因城乡的差别，“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心切，人们的观念就是追求高分，考上大学，取得铁饭碗为目标，对孩子参加体育活动不重视。这些陈旧的观念影响着学校体育工作新观念的形成与发展，影响着体育教学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生全面发展。受这种观念的制约，很大程度上给学校体育的决策、管理和发展带来很大的阻力，因此很难发挥学校体育的各种功能和作用。2.学校体育观念的落后。体育学科的教学特点是：有德育、智育、美育、身体锻炼与增强体质的教育功能，其他学科只能具备前三方面的功能，不具备后一个功能。体育具有多功能的特点，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不少人，包括相当一部分领导者，认为体育就是跳跳蹦蹦、玩玩乐乐，而没有从提高全民族素质的高度和深度去认识。观念的滞后，极大地阻碍了西部乡镇学校体育的发展。3.西部乡镇学校体育工作的管理体系没有形成，体育工作在整个教育工作规划中没有充分体现。组织机构流于形式，农村中小学表现尤为突出(特别是村小和村办联中)，对于体育教师、课外体育活动、场地器材建设、体育教学等的要求仍处于目标模糊和“放羊式”的管理方式，缺乏宏观目标和微观管理意识，农村学校体育系列化、制度化和科学化还存在着许多问题。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给农村学校体育的发展带来阻力和消极因素。

二、解决西部乡镇中学体育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协调、可持续推进西部乡镇中学体育工作。我们应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局出发，用科学发展观指导体育发展实践，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全面、协调、可持续地推进农村乡镇体育事业发展。以正确的政绩观更新发展观念，增强运用科学发展观推进农村体育工作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坚持以人为本，把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体育需求。体育部门要用全面的、实践的、群众的观点看待政绩，为发展，为造福人民而创造政绩，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认真研究制定城乡统筹兼顾的体育发展政策和规划，合理调整与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加强与落实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和规章建设。按照中央的要求，把构建多元化体育服务体系作为群众体育工作第一要务，抓住场地、组织和活动三个关键环节，坚持活动和建设并举，重在建设的原则，逐步改善农村居民开展健身活动的环境。 (二)加强对体育价值的舆论宣传，通过各种新闻媒介大张旗鼓宣传，提高全社会公民体育意识。使每个公民真正了解体育工作的重要意义。通过体育教学与训练，促进人体结构和肌肉完美发展，增强体质，促进智力发展，培养学生崇高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培养学生情感、情操和审美观念，从而培养社会的合格人才。加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领导的学习，提高思想认识，使他们懂得一些基本的体育知识，充分认识到学校体育的价值具有终身效益。把体育纳入学校教育的发展战略，“五育”同步发展，真正全面贯彻教育方针，提高对体育的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这是解决农村学校体育工作蓬勃开展的重要环节之一。

三、加强政府职能发展西部乡镇中学体育事业

为了使我国体育事业取得长足的发展，必须要在制度上保证。特别是取得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在新农村建设中，乡镇政府职能的发挥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现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乡镇政府通过职能的发挥，也影响着农村地区的体育事业的走向。由于长期以来对于体育工作的忽视，西部农村乡镇中学体育事业已经落后太多。其中，乡镇政府体育职能的缺失，诸如观念落后、为民服务意识薄弱，工作流于形式等，造成了体育事业的发展不能与新农村建设的发展相匹配。在政府体制改革和新农村建设的双重背景下，应该对于乡镇政府体育职能新的定位，提高服务意识、以民为本等，使其能够发挥对于农村体育建设的保障、服务等作用。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重大的国家战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农村，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的顺利达成不可或缺。在这一进程中，农村体育担当着提高民众身体素质、树立新的观念、构建健康的生活方式的重要使命。

中国西部基础教育发展观 篇7

一、美国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及其对西部地区经济的影响

(一) 州立大学的建立。

美国独立以后, 为了促进经济落后的西部地区发展, 联邦政府从1784年到1832年, 陆续颁布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和法令, 吸引了大批移民迁往西部。1784年政府制定《西北土地法令》规定:“凡该地的居民达到6万人时就可以制定宪法并申请加入联邦。”《西北土地法令》还规定, 每一个市镇必须将数平方英里的土地给教育事业使用, 作为举办学校的经费。之后联邦政府又划拨了一部分可以开发的土地给州政府, 一批州立大学相继建立, 形成了所谓的“学院热”。

州立大学立足于本州的经济建设需要, 符合当时美国西部经济发展的状况, 为各州培养了大量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 不仅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 而且促进了全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尤其是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二) 拨地兴学, 兴建农工商学院。

建国初期, 联邦政府经济能力比较薄弱, 没有能力大量投资兴办教育事业, 但是基于对教育作用的认识, 政府采取拨地兴学的政策投资教育。尤其是19世纪50年代后原有的具有初步耕作经验的劳动者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 西部开发所需的是大量具有专业技术与知识的科技人才。为了满足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 1862年美国国会通过《莫里尔法》, 该法案规定“各州可向联邦政府领取国有土地, 以创办及补助培养农业和工业人才的高等学校。领取土地按该州的国会议员人数计数, 每一议员三万英亩”。各州通过拍卖政府拨地, 兴办了大量农工商学校, 极大地促进了西部地区教育的发展。1890年国会再次通过《莫里尔法》, 规定“联邦第一年补助农工学院1.5万美元, 以后逐年增加1000美元, 直到每年补助2.5万美元为止”。土地的赠予保证了美国高等教育的资金来源, 并且将西部开发、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高等教育的转型融为一体, 使得拨地兴学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这些拨地兴办的学院也被称为“赠地学院”, 以大众文化和实用教育为目的, 所以这些学院除了要讲授学校知识外, 按各州法律规定, 还必须讲授农学和农业机械知识。因为学院教育符合西部开发所需人才的培养, 收费低廉, 所以吸引了大批劳动阶级子女, 促进了教育与社会经济的相互发展。这些院校开办后, 大都设立了农业附属机构, 负责在本州各县传授农业和农机技术, 改进农业生产。这项措施对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三) 实行强迫教育和免费教育。

建国初期, 美国的西部教育很落后, 贫困的开发者无力担负公共教育费用, 他们也不愿意自己的子女进入被人歧视的慈善学校。出于对国民教育的重视, 也为了满足人们对建立平等、免费、不属于任何教派的公立学校来普及教育的要求, 西部地区各州先后实行强迫就学制度和免费教育制度, 以保证适龄儿童的入学率。因此, 19世纪20年代, 美国开始在其北部和中西部大办公立学校。至20世纪初, 美国7—13岁儿童入学率就达到了95.5%。

公立学校的推广, 儿童入学率的增加, 有力推动了西部地区基础教育的普及和发展, 提高了西部地区人口素质, 同时为此后的高等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 给美国西部地区的教育、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生机。

(四) 职业技术大学和普通高等教育的发展。

南北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给美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同时也推动了美国西部地区职业技术学校的发展。1862年, 《莫里尔法》提出发展职业教育的要求, 规定联邦政府要大力提倡发展职业教育。1917年通过的《史密斯—休斯法》规定, 拨款资助各州的职业技术教育, 并且要求在发展农业教育的基础上, 大力发展工业技术教育。由此, 高等职业教育学院和大学普遍建立。

美国的职业教育办学灵活, 主要针对各州的工农业需要, 课程包含各类职业学校教育内容, 能够满足不同职业的需要, 学习时间灵活多样, 对美国高等教育的结构和课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开辟了一条耗资少、收费低、适应性强的发展高等教育的新途径。

(五) 高等教育大众化。

美国政府及其国民对教育十分重视, 群众兴学和私人办学蔚然成风。西部大多数州也有规定, 凡是私人或企业兴办教育或资助教育, 政府可以减免其税收。在这种政策的引导下, 美国人民参与教育的意识很强烈。各种私人或团体的教育基金举不胜举。如著名的卡耐基教育基金、福特教育基金、洛克菲勒教育基金等。全国自上而下的办学热情和事实, 使得美国人深信, 知识就是财富。美国西部开发成功并得到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高等教育发挥了关键作用。

二、美国西部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对我国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一直重视西部地区的开发, 在政策上给予倾斜照顾, 特别是对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更是如此, 因为没有西部的繁荣发展就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高等教育方面, 我国不断加大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资源的投入, 使西部教育事业取得了显著成就, 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水平也明显提高, 但是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美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 强化政府对教育的推动作用。

政府是社会办学的主体, 在国家整个教育系统中扮演着指挥者的角色, 政府的方针政策直接影响着地区教育的发展。美国西部教育与经济发展迅速的最主要原因是美国联邦政府对西部教育的大力支持:首先, 《西北土地法令》《莫里尔法》等一系列法令的颁布和实施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其次, 拨地兴学保证了高等教育的资金来源。再次, 联邦政府用于教育的大量拨款也极大地推动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借鉴美国的经验, 我国政府应继续加大对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支持力度, 在国家财政允许的范围内, 不断增加教育投入, 改善西部地区办学经费不足现状。同时要继续完善我国的教育立法体系, 做到有法可循, 有法可依, 加大教育法令法规的执行力度。

(二) 西部高等教育要同地区经济发展相适应。

从整个美国西部开发过程, 我们不难看出西部地区教育的发展总是同地区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的。从最初的培养简单劳动者到后来输送高科技人才, 教育在不断地调适自己以达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

我国西部开发也经历这样一个过程, 西部高等教育必须立足本区域, 以为西部经济服务。应根据西部经济发展的要求合理地调整自己的办学目标, 设置相应专业。坚持高等教育地方化, 才能使受教育者“学有所用”, 推动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三) 抓好基础教育, 保证高等教育质量。

美国的强迫教育和免费教育, 促进了西部不发达地区基础教育的普及, 提高了国民的素质, 为之后的高等教育奠定了基础。虽然我国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但是西部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义务教育还有待进一步深化。我国也应把西部地区基础教育放在教育的首位, 着力提高西部中小学教师的教学质量, 改善办学条件, 利用教育倾斜政策, 吸引更多有识之士投身到西部的教育事业上来。

(四) 加快职业教育发展。

职业教育发展是教育发展中的重要环节, 尤其是在经济不发达地区。职业教育有其独特的优越性, 职业教育往往针对地方需要设定自己的专业课程, 具有灵活性。对于基础薄弱的西部, 职业教育有利于推广科技成果, 使之应用于实际生产过程, 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

(五) 解放思想, 探索新的教育经费筹措渠道。

美国全民重教, 私人、财团投资办学的成功, 告诉我们, 除了政府投资外, 还有其他引入办学资金的渠道。地区学校要积极地发挥自身优势, 吸引外部资源, 争取更多学校发展的机会。例如, 争取私人、企业的捐赠、投资、争取国际援助, 等等。当然这些活动都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 例如对于捐赠的个人或集体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等, 以此激发整个社会的教育投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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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宋春燕.美国政府赠地学院的发展历程[J].教育史研究, 21302, (4) .

利用外资发展西部基础教育 篇8

一、外资教育投资捐资类型

中国利用外资发展西部基础教育，包括多个方面和多种类型。从投资或者资助主体看，外资教育投资捐资组织与机构包括国际组织、政府官方机构、非政府机构与团体，也有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的捐资与投资；从外资教育投资的性质看，有金融贷款型，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无偿援助型，如联合国的相关机构；从投资捐资的途径和方式看，包括技术援助型和政策合作型，如亚太经合组织；从政府参与程度看，包括非政府组织援助型，如福特基金会、国际乐施会及其它教育基金会等和政府组织援助型，如世界银行、英国国际发展署等。到目前为止，对西部基础教育影响较大的主要项目有“世界银行教育贷款贫困地区基础教育发展项目”，其中先后有五个项目，简称“贫困一、二、三、四、五项目”。迄今为止，我国从世界银行得到的教育贷款项目累计16个，贷款金额达15.15亿美元，受益领域遍及基础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广播电视教育、高等教育和教材建设等，受益的高等学校463所，中等职业学校156所，中等师范学校21所，中小学10万余所，教材印刷厂57家。此外还有中英甘肃基础教育项目、中欧甘肃基础教育项目、中国·联合国开发署403项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项目、福特基金会项目、李嘉诚项目、英国国际援助基金项目(阿贡活佛)、美国利众基金和世界宣传会项目，以及一些华人个人捐资项目等。

二、外资教育投资捐资内容

外资教育项目开展的角度各不相同，使得西部基础教育从不同的侧面得到了发展，项目具体内容包括：

1、土建工程

包括新建项目学校、改建项目学校、扩建项目学校，以及中小学校单项土建工程等。

2、设备购置

包括学校教学用、生活用仪器设备、图书资料、课桌椅、取暖火炉、音体美器材，以及项目工作用交通工具等。

3、人员培训

包括校长培训、教师培训；公办教师培训、民办教师培训；提高业务水平培训、学历达标培训；项目管理人员培训，包括项目负责人、采购人员、财务人员、行政管理人员培训。培训方式多种多样，有国家级培训、省级培训、地区和县级培训，长期、中期、短期培训。

4、教材开发

包括配合校长、教师培训的系列培训教材以及学生的辅助读物等。教材的开发，不仅使项目的最初目标得以实现，也为项目的持续开展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5、科研课题

主要研究项目所在县、乡的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各项目省区县均有外资和国家外资项目管理部门提供的各种教育改革经费。

6、学生就学资助

直接对贫困学生提供一定的学费资助、生活补助等，比如提供免费课本、免费午餐和生活补助金等。

三、外资教育投资效益

1、总体效益分析

据统计，中国西部地区利用多种外资教育投资渠道，吸纳了一定数量的发展教育资金，仅世界银行教育贷款资金就约为10亿美元，其中用于基础教育的总额约为5.15亿美元，国内配套资金约为58亿元人民币。资金的绝大部分用于中国西部地区基础教育，包括除西藏外所有西部省区市，具体为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陕西、四川、重庆、广西、贵州、云南等，覆盖了578个县(旗)，使10万余所中小学校得到资助，直接受益的学生约为4000万人，直接受益的校长、教师约150万人。这样就大大加快了西部基础教育的发展，直接推動了西部地区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进程。

2、土建工程和仪器设备购置效益分析

在利用外资教育投资捐资发展西部基础教育项目中，用于土建工程和仪器设备购置的资金，约占到总投资捐资的30％至50％，其中有些用于专项土建工程，或专项仪器设备购置。正因为有了多年来中国政府的财政支持和外资的引进，西部地区中小学校危房率大大下降，有的项目地区基本消灭了危房，一些项目学校成为当地的最好学校，有许多项目学校达到完全标准化的学校要求。西部地区中小学校仪器设备水平方面得到很大改观，其主要表现为：其一，基本做到学生人人有课桌椅，消灭了土台子、土凳子、自带桌椅的现象；其二，一些学校基本达到了国家规定的实验设备标准要求、操场设备标准要求、生均图书册数比例要求，以及音体美课程基本设备要求，这就大大改善了西部地区中小学校的办学条件。

3、校长教师培训效益分析

在外资教育投资捐资项目中，比较大的项目都列有关于中小学校长和教师的培训内容。以世行教育贷款为例，其效益主要表现为：其一，西部地区利用外资通过国家级、省市区级以及县级培训，约使150万名校长教师受益，其中专业教师约20万人，并且初步形成了多级校长教师培训网络和培训基地；其二，利用外资在中国西部地区重点培训中小学校里的民办教师，改变了其民办教师身份，提高他们的学历水平和业务水平提供了很大帮助；其三，中国西部地区在培训中小学校长教师工作中，建立起了一套培训质量检测指标体系，为提高培训质量起到保证作用，也为我国在培训中小学校长教师及保证培训质量方面，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参考依据和宝贵的经验。世界银行官员曾做出这样的评价：“中国是世界银行借贷国中项目执行结果最好的国家，而中国的教育项目又是中国世界银行贷款项目中执行质量最高的，尤其是教育项目培训为项目的顺利执行起到了基础性作用。”

4、改革课题效益分析

外资教育投资捐资项目中一些较大的教育改革课题由项目地区承担，有些与学校教育教学和管理直接有关的课题均由项目学校承担。仅世界银行教育贷款“中国西部贫困和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基础教育项目”即“贫困二项目”就列有上百个教育改革和科研课题。这些科研课题大都能按时完成，有的课题研究成果还获得省市区以及县级、教育部优秀成果奖，并且大大提高了广大校长和教师的办学与教学的积极性。由于大部分课题都能结合本地区和本校实际，因此研究成果具有实际应用价值，为学校发展带来了活力，激发了西部地区中小学校的教育改革和教学改革，从而也推动了西部地区基础教育的发展。

5、外资教育投资捐资外溢效益分析

利用外资教育投资捐资发展西部基础教育，还具有社会外溢效益，或称间接效益。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窗口”效应。西部地区教育行政管理人员、校长和教师通过外资项目这个“窗口”，获取了许多国内外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最新理念、宝贵经验和大量信息。二是“带动”效应。大部分外资教育投资捐资项目都要求省市区县提供相应配套资金，这样就带动了中国各级政府加大对西部地区基础教育投资力度，也带动了西部地区广大农牧民对本地区、本县、本乡村学校的关心和支持，有的出资，有的出力，有的出物，增加了教育投入，改善了办学条件，促进了基础教育的发展。三是“辐射”效应。外资教育投资捐资项目地区、项目校所取得的显著效果与发展，给周边的非项目地区和非项目校带来了很大的辐射作用、带动作用、示范效应。四是“开发”效应。一些比较大的外资教育投资捐资项目，在项目执行过程中需要培训省区市县级项目管理人员。以世界银行教育贷款为例，在其实施的五个基础教育项目中，共培训约5000名项目管理人员，并先后派出30余名项目管理人员和教师出国培训或考察，这就大大提高了项目管理人员的管理能力和水平，增强了西部地区各级项目管理人员的素质，为我国培养了一批外资教育项目管理人才，为今后进一步利用外资发展中国教育，特别是西部基础教育，培养和储备了大量的项目管理人才。

以上的这些外资教育项目效益最终体现在基础教育事业发展的一些具体指标上，因此项目的最终成果表现为：项目学校办学条件得到了改善，吸引了更多的孩子就学；贫困儿童、女童和少数民族儿童入学机会增多，提高了入学率；教師的教育教学方式得到改善，提高了学生的学习能力；教师培训机构的能力得到了加强，方法有了改进；教育教学管理得到改进，形成了以学校发展计划为核心的新型管理模式；学校和社区的关系得到改善，学校发展紧密结合了社区需求。

四、利用外资发展西部基础教育的经验与启示

通过对利用外资教育投资捐资发展西部基础教育的概述，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宝贵的经验和有益的启示。

1、世界银行教育贷款项目给我们的启示

(1)积极引进和利用教育外资贷款是推动西部地区教育普及与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中国西部地区教育普及和发展的程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短期内很难高质量完成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任务。通过利用世行教育外资贷款，可以使中国西部地区基础教育快速发展，其具体效益突出表现在：其一，大力促进了我国西部地区基础教育的发展，推进了西部地区普及义务教育的进程，使部分西部地区在2000年实现了普及六年义务教育，部分地区实现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其二，多数项目学校为乡镇中心小学，由于中心小学管辖若干教学点，因此项目学校对教学点起到了重要的辐射作用；其三，项目学校大多都搞了“农科教”三结合示范点，对于推广农业科学技术、改进贫困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农业耕作方法、发展贫困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这三方面成效对于西部地区教育的普及与进一步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2)积极引进和充分利用教育外资贷款，应建构具体的教育效益指标。世界银行为了使教育贷款真正发挥社会和经济效益，制定了具体可操作性的项目效益指标。这套指标体系分小学部分、初中部分，分年度进展指标和项目完成及汇总指标。小学部分和初中部分设项目效益指标，具体指标如下：

小学部分：①校舍中危房数及比例(％)；②教学仪器设备达标数及比例(％)；③一年级女童净入学率(％)；④一年级学生重读率(％)；⑤完成一二年级的学生比例(％)；⑥完成一二年级的女学生比例(％)；⑦15周岁儿童小学完成率(％)；⑧小学毕业生升学率(％)；⑨小学毕业生女童升学率(％)；⑩师生比；(11)教师中学历合格与专业考核数及比例(％)；(12)接受继续教育培训教师数及比例(％)；(13)接受双语教育培训教师数及比例(％)；(14)校长接受培训的数量及比例(％)；(15)得到免费教材的学生数及比例(％)；(16)得到免费教材的女童数及比例(％)。

初中部分：①校舍中危房数及比例(％)；②教学仪器设备达标数及比例(％)；③实验课开课率(％)；④一年级学生净入学率(％)；⑤一年级女童净入学率(％)；⑥教师中学历合格与专业合格数及比例(％)；⑦接受继续教育培训的教师数及比例(％)；⑧参加培训的校长数及比例(％)。

(3)外资教育贷款管理模式值得推广借鉴。世界银行外资教育贷款经过多年实践，已经形成了一整套较为成熟的项目管理模式。诸如资金实施“回补报账制”的管理模式，即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各项资金均在垫资完成后，才能拨付贷款资金；土建工程、设备采购采用招标模式，即招标承包管理，管理中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凭证和可靠的竞争原则；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所有的文件、资料、报表等均归档管理。概括起来讲，世行实行的是“封闭型并加强过程管理”的项目管理模式。这套管理办法规范、严格、实用，保证了整个项目顺利实施、按时完工。这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教育贷款项目管理经验。我国后来实施的“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项目，就采用和借鉴了世行这套管理模式，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4)外资教育贷款硬件和软件同步立项、协调发展。世界银行外资教育贷款为了充分发挥项目贷款资金的作用，从各项目地区和项目学校立项伊始，就特别注重硬件与软件同步建设和协调发展。硬件建设包括土建工程、教学仪器设备采购、课桌椅和图书资料购置等；软件建设包括人员培训、教育教学改革科研课题等。由于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人们往往重视项目硬件建设与发展，忽视软件建设与发展，进而影响到硬件的利用效果。所以在软件建设特别是人员培训，包括项目管理人员培训、校长培训和专任教师、教辅人员培训中，世行官员协同中方专家拟订了人员培训质量检测指标体系，便于对人员培训质量进行检测，保证人员培训质量符合要求。由于对各类人员进行严格培训，明显提高了各类人员素质，使得外资教育贷款项目能按照规范要求顺利实施和完成，使得各类硬件建设设施得以充分利用，并产生应有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总之，在项目设计和构建培训效益评估指标体系方面，我们可以借鉴的东西不少。

2、中英甘肃基础教育项目及其他项目的经验与启示

(1)开拓西部贫困地区基础教育发展的新思路。“中英甘肃基础教育项目”把合作创新、探索贫困地区基础教育跨越式发展的新思路作为项目的内在意义和价值追求。例如，学校发展计划，参与式教学的内容已经被大

多数教师、教育官员和当地群众掌握，并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实施。通过各个项目的大量培训，当地教师和教育行政官员的教育理念和态度，以及相应的教育规划和发展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包括：①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关系的变化。通过项目学校建设，学校有了发展目标和自主权。他们发现很多困难其实可以在当地得到解决。教育行政部门鼓励学校发挥自己的潜能，并且通过向学校拨款的方式支持学校的发展。校长培训则提高了校长的管理水平。②学校与社区关系的变化。通过项目学校建设使得学校与乡村的联系更加紧密。通过参与学校投资捐资，村民们开始感觉到学校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校长在提高贫困学生入学率等方面做出的努力需要得到农民的支持，这些也有助于学校自身的发展。有不少例子显示，乡村群众出力出钱主动帮助有需要的学生，关注教育公平總是优先考虑最贫困的人群的需要，这个项目原则深入到了乡村群众心中。③教师与学生关系的变化。通过项目科研课题研究。教师在教学中开始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并从已开发的教学材料中学习运用新教学方法。新的教学支持系统将在较长时期内帮助教师们发展和巩固新的教学方法，提高日常教学水平。同时，项目通过“特殊教育需要”部分强调全纳教育，让老师们知道如何面对不同的学习者，包括学习困难的学生。在全新的教学方式指引下，学生不再畏惧学习，而能勇于克服学习中的困难，敢于向老师和同学求助，学习成绩得到了普遍提高。

(2)项目实施过程中坚持社会公平和教育公平。在教育体制的改革和发展中，追求教育效率并不一定要以牺牲公平为代价。救助弱势群体，追求公平的教育财政拨款也是有效率的。各外资教育投资项目提倡在发放助学金、奖学金方面，以公开和透明的方式，优先考虑最为贫困和处境不利的学生，这是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

(3)项目实施过程中强调地方能力的培养。积极培养地方教育能力，提高地方教育积极性，这是实现各个外资教育项目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只要有了一批接受新理念的校长和教师，改革势头就会在最基层得到持续发展。因此，在项目执行中，重视项目实施地方和单位能力的培养，克服上级主管部门管得太多、太死的官僚作风，使项目单位保持发展活力，是项目发展并取得好的效果的重要方法和有益经验。

(4)加强学校与乡村的联系。调动多方面力量的办学积极性。进行大力、有效地宣传，使外资教育投资捐资项目中好的教育理念走进广大西部地区，改变过去完全依靠上级拨款办学的方式，让广大县乡村人士能积极地投入到学校各方面建设中去。例如在中英教育项目中，通过参与式的方法使以往很少有机会发表意见的成员，比如最贫困的人群、文盲、妇女和儿童在决策过程中获得了说话的机会；鼓励学校自己制定计划，并将其作为在当地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这一调动地方多方面办学积极性的经验值得借鉴。

(5)项目立项及实施过程的科学化决策。中英甘肃教育项目及其它外资教育投资捐资项目，从项目立项到具体实施过程的各个环节，始终以客观性、科学性为依据，听取大量专家意见，利用科学的计算方法，降低非技术人员的干预，以一种透明、高效的方式进行各项活动。同时，更加强调决策过程中政府官员、社区群众、家长等的积极参与，提高决策的有效性和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