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法论文

宏观调控法论文（共8篇）

宏观调控法论文 篇1

如同寒暑易节，四时变化，世上诸事往往都有兴衰沉浮的周期变易，以昭示“辩证” 的铁律。尽管现时的许多著述都一再声称，法学的任务是研究法律的产生和发展规律， 但对于相关的研究，特别是对于法的周期性规律的揭示，却甚为薄弱。这也许是因为认 识规律不仅困难，且具有一定的“公共物品”属性，即发现规律难度大、风险高，而收 益却相对较小。因此，对于较为“世俗”的法律，许多善于进行“理性计算”的法学家 都认为，与其劳心费神地去探寻难觅的规律，还不若对较为……

对于周期问题，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中都已有所涉猎。如化学元素排列的周期 问题、经济运行的周期问题，(注：化学和经济学领域对周期律所作的众所周知的重要 研究表明，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同样都要关注周期变易的问题。其中，与经济 法关系密切的经济周期问题，被认为是困扰西方宏观经济学的首要问题。参见吴易风等 著：《政府干预和市场经济》，商务印书馆版，页9。)等等。但本文主要探讨的 论题，既非自然科学所研究的周期问题，也非社会科学中的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所探 讨的经济周期和政治周期等问题，而是从法学的角度探讨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问题， 实质上是探讨一种“法律周期”问题。

鉴此，本文将着重探讨以下几个问题：1.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的客观性以及主要影 响因素;2.宏观调控法周期变易的现实表现，以及存在的问题;3.周期研究所涉及的法 律问题以及对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的启示。通过上述方面的探讨，本文试图说明：基于 经济周期等因素的影响，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亦客观存在;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 对传统的、“静态”的法学理论和法制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这种周期变易，并不构成 对以往法学理论的全盘否定，而是在继承传统法律某些特质的前提下而发生的“变异” 或“扬弃”，(注：各种“变易”都会对最终的“变异”产生影响，在法律领域也是如 此。例如，原有法律系统内部的结构及相关功能的变易、法律规范性质的变易，都会为 整个法律系统的变异奠定基础。特别是具有变易性的经济法系统，通过不断的成长和积 累，今天已经变异为不同于传统的法律子系统的新系统。)它有助于增进对法律，特别 是对经济法的更新、更全面的认识。

一、宏观调控法周期变易的存在及其影响因素

何谓周期?如果宏观调控法的变易存在周期性，则主要受哪些因素影响?只有对这些问 题予以回答，才能初步说明宏观调控法是否存在周期变易及其主要成因，从而有助于进 一步说明宏观调控法的现代性和特殊性。

周期，作为事物经过一定时期而做周而复始的循环变动的现象，其存在本是较为普遍 的。但在许多法律研究者看来，法律的特点应是稳定，不宜变动，更不应“循环变动” ，这样才能使法律具备应有的保守性和可预见性，从而保护人民的信赖利益。从某些角 度，如从传统法律的角度，或者从封闭的法律体系的角度来讲，这无疑是有道理的。但 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法律无论在“量”上还是在“质”上，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因为“世易时移，变法宜矣”――《吕氏春秋・察今》早已提出了这一思想。事实上 ，古今中外难以计数的“变法”活动，都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法律变易。由 于“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并且，类似的片段往往被一再“重演”，因而某些法 律精神甚至法律制度虽然在不断变易，但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循环往复，从而在较大 的时空领域形成周期变易。这种法律的周期变易，可能产生于多种原因，例如，类似“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立法实践，以及对经济规律的“螺旋式上升”的认识等，(注 ：例如，我国过去也曾有过旨在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民法、商法等，但是，由于后来曾 经试图取消商品经济，因此民商法没有得到充分发育，只是在确立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 后，基于对经济规律的认识的深化，民商法才又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从而形成了一个法 律的周期变易。)都可能产生法律的周期变易，并由此产生“法律周期”问题，这在宏 观调控法领域体现得更为突出。

宏观调控法的变动性，特别是某些调控规范的多变，因其显见而易察;但对于其立法 或执法上的变动是否具有“周期性”，则缺少揭示，并因而可能影响经济法理论和制度 的成熟。其实，如果稍加细究，即不难发现，宏观调控法变易的周期性是客观存在的。 对于经济的周期波动，现代国家往往要采取“反周期”措施，即针对经济的周期波动， 确立相应的防止或化解波动的经济政策，通过进行逆向调控，来使调控效果与经济周期 的状态在松紧、张弛等方面呈反向变化，从而使其反周期的具体目标和手段也体现出周 期性的变化。由于上述的宏观调控关乎国计民生，关涉相关主体的基本权利，因而必须 将其纳入法制化轨道，以使调控行为能够依法进行，这就需要具有周期性变化的调控目 标、手段等都尽在法网约束之中，从而使宏观调控法的变易也体现出周期性。

可见，从较为广阔的时空来审视，或者至少从宏观调控法领域来看，应当承认“法律 周期”或者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的客观存在。此外，由于法律本身非常复杂，其形成 和发展乃“多因之果”，因此，法律周期也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要受到经济 周期、社会周期和政治周期的影响。其中，就与经济直接相关的法律而言，经济周期的 影响是更大的。因此，在研究宏观调控法的周期时，有必要着重研究经济周期的影响。

对于经济周期问题的研究，在经济学领域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其核心是研究经济的周 期波动问题。经济波动，作为经济运行过程中交替出现的扩张与收缩、繁荣与萧条、高 涨与衰退的现象，在广义上包括了周期波动、季节波动和随机波动，而在狭义上则仅是 指周期波动。通常，周期波动是经济周期理论的主要研究对象，(注：郑家亨等著：《 中国经济的波动与调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版，页4、182。)因为只有研究经济 的周期波动才更有意义。无论是著名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KondratieffCycles)，还是 朱格拉周期(JuglarCycles)和基软周期(KitchinCycles)等，(注：对于这三个周期， 学者普遍较为重视，因而其具体含义在许多著述均有概括。可参见胡代光主编：《西方 经济学说的演变及其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19版，页488―498。此外，平均 为一个周期的库兹涅茨周期(KuznetsCecle)，或称建筑周期，有时也被与上述三个周 期相并列。参见董文泉等著：《经济周期波动的分析与预测方法》，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页53。)都为人们进一步研究经济周期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例如，至今仍令欧美的一些人士不寒而栗的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就被认为是上述三个周期的谷底的重合点。正是为了化解“大危机”这样的周期波动，许多现代国

家都接受并走上了“干预市场”的道路。在凯恩斯理论得宠的岁月里，经济周期问题甚至几乎被认为“不成问题”，因为政府可以通过各类反周期政策去“熨平”周期;但随着凯恩斯理论在一段时期的失势和金融危机等各类危机的不断爆发，经济波动、经济周期的问题也越来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注：虽然凯恩斯理论的缺陷被不断强调和突出，但自由主义理论仅仅只是在理论界较为受重视，对于政府的经济政策的形成，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此外，近年来“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也体现了人们对周期问题的重视。)并形成了两类不同的观点：一类观点认为经济波动主要来源于外部力量的影响，如不当的经济政策、政府干预等都可能导致波动;而另一类观点则认为，经济波动主要来源于经济系统内部的因素。(注：经济周期可分为依赖外生冲击的经济周期和不依赖外生冲击的经济周期。前者如由于政府的经济政策、个体的预期等所产生的周期，它导因于系统的外部因素，尤其是政府的经济政策;而后者则强调经济的周期波动不是由外生力量所导致的，而是由经济系统的内部结构所决定的。为此，可以用非线性动力学理论，如分叉理论、突变理论、混沌理论等，来揭示周期波动问题。因为仅是静态的、确定性的经济理论，已经很难揭示经济中出现的许多突发波动问题。如“黑色星期一”，等等。其实，每次大规模的波动往往都与一定的突发事件有关。参见G.加比希等著：《经济周期理论：方法和概念通论》，薛玉炜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译者的话。)这两类不同的“波动观”，不仅直接影响到具体应对政策的采行，而且也会影响到相关的经济立法。

尽管人类的理性越来越被认为是有限的，但在现实中，由于种种原因，对于经济的周 期波动，人们还是力图通过经济政策、法律等手段的运用，来实现反周期的目标，从而 使那些为反周期而实施的各类经济政策及其周期变化的研究价值也随之增加。即使要研 究“政策周期”和“法律周期”所构成的广义上的“制度周期”，也仍然需要研究经济 周期，因为它是引发制度周期的主要因素。

事实上，经济的冷热变化是其内在规律。由于供需总会出现失衡，因而经济运行的“ 非均衡”才是常态，相应地，经济的冷热变化规律也就要发生作用。为此，如何采取有 效措施，避免经济患上“重感冒”，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如何避免发生波及 深广的“流感”，便非常重要。晚近的理论和实践都不断昭示：现实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是“非均衡”的，波动总是存在的;在纷繁的波动中，周期性的波动更应关注，因为研 究有规律的周期波动的成因和解决方法，才是更有意义的。对此，弗里德曼、熊彼特、庇古、杰文斯第一大批著名的经济学家都曾经做过研究，(注：对于经济波动的成因， 弗里德曼认为取决于银行货币和信用的扩张与收缩;熊彼特则归因于重要的发明创造的 影响;庇古则认为是人们悲观或乐观的心理预期;杰文斯则认为是太阳黑子的周期波动 带来的气候周期变化而对农业，并进而对工商业带来了周期波动的影响等。参见前引郑 家亨等著，页184。)其研究成果对于探讨宏观调控法的周期成因，也有一定的助益。

许多学者的研究都表明，经济波动作为经济过程在“时间断面”上的体现，是客观存 在的，但其幅度和频率是可以调控的。(注：经济运行与经济波动被认为是经济过程中 的两个断面。经济过程以空间为断面，表现为经济运行;以时间为断面，表现为经济波 动。)人们可以通过分析影响经济波动的各个要素，找到相应的解决对策，使经济得以 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注：郑家亨等著：中国经济的波动与调整，中国统计出版社1 992年版，页74。)为此，在近几十年来，各国尤其注意动用各类宏观经济政策以及相应 的法律制度，来抑制或缓解周期波动，以使其给经济运行造成的损害降至最低。尽管有 些学者怀疑政府调控的效果，但仍有许多学者强调政府在反萧条或反周期方面进行适度 调控的必要性，并认为可以取得缓解周期波动的幅度、缩短萧条时间的“调控收益”。 (注：陈东琪：《新政府干预论》，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版，页24―28。)

经济周期的存在，会影响到社会的动荡和政治的飘摇，这不仅在很多国家的历史上都 已有过例证，而且在当代也体现得更加明显。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大的经济波动 ，仅是在1949年以后，就出现了50年代末的“大跃进”与60年代初的“大饥荒”; 文革停滞后与其后的整顿改革;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过热与持续整顿、通货膨胀与通货 紧缩等多次大的经济周期波动。(注：对于我国自1949年以来的经济波动，学者的总结 未尽一致。如温铁军认为，中国大陆曾发生过四次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四次经济危机的 周期分别是1958年―1968年，1978年―1986年，1988年―1994年，以及1994―1995年。 参见温铁军：《周期性经济危机及对应政策分析》，WWW.macrochina.com.cn,2 001/6/12.，此外，也有学者主张其他的划分方法。如有的学者认为，自1956年以来， 中国已经发生过9次经济危机，等等。)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经济周期实际上会直接影 响到社会周期和政治周期的形成。(注：由于政治周期与经济周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因而也可将其合称为政治经济周期。对此，著名经济学家诺德豪斯(Nordhaus，1975)曾 经作出过重要研究。政治经济周期理论的重要命题是：经济活动往往围绕大选日期波动 ，政府一般在大选之前寻求有利的经济结果，而不把不利的经济结果拖延到大选之后。 参见杰克逊(P.M.Jackson)主编：《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前沿问题》，郭庆旺等译，中国 税务出版社20版，页184;以及前引G.加比希等著：《经济周期理论：方法和概念 通论》，页81―89。)而社会周期和政治周期对立法的影响，在现代的宏观调控法上体 现得更为明显。同时，经济周期还会直接影响到宏观调控的周期变化，从而会对宏观调 控法产生影响。美国30年代的宏观调控立法，德国战后的宏观调控立法，中国90年代的 宏观调控立法等，都说明了经济周期、社会周期、政治周期对宏观调控及相关立法的重 要影响。(注：例如，美国在30年代大危机的冲击下，在逐渐接受凯恩斯理论的基础上 ，大量进行宏观调控的立法，使宏观调控法实质上成为其法律中的一

种重要形态。这是 经济周期的影响的体现。而战后德国由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的变化，使得宏观调控的 立法也发生了变化，这是政治周期、经济周期的体现。在90年代的中国，由于经济体制 转向市场体制，同时引起巨大的社会变迁，形成了新的经济和社会周期，因此，宏观调 控法的立法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这是经济周期和社会周期影响立法的体现。)

由于经济周期以及深受其影响的社会周期和政治周期，都使宏观调控法的立法和执法 等受到影响，并形成其法制层面的周期变易，因此，从总体上说，经济周期以及与此相 联系的社会周期和政治周期，是影响宏观调控法周期变易的最主要因素，这可以从宏观 调控法周期变易的具体体现中得到进一步验证。

二、宏观调控法周期变易的体现

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从总体上说，体现为宏观调控法在制度形成和调整侧重点上 的周期波动，体现为对现实的经济和社会周期波动的逆向调整。具体说来，宏观调控法 的变易周期要体现在多个方面。例如，在法制环节上可以表现为立法周期、执法周期等 ;在制度构建方面可以表现为具体的调控手段、调控目标上的工具周期、目标周期;在 调控状态或效果上可以表现为松紧周期或张驰周期，等等。

上述不同类型的周期，都是宏观调控法变易周期的体现，因而其间始终存在着密切的 关联和具体的互动。例如，针对经济周期而形成的宏观调控法，在立法上必然也会具有 一定的周期性，而其立法周期又会直接带来执法周期;同时，由于立法和执法都会受到 立法宗旨和调整手段的影响，因此，立法周期与执法周期也与其调整目标和调整手段的 变动周期等有关。通常，调整目标和调整手段的周期变动，会具体体现在立法、执法等 方面，从而使立法和执法等也体现为周期变动。

上述宏观调控法的各类周期，在我国现实中均有实例体现。例如，从调整目标和调整 手段的周期变化来看，近几年来，随着我国宏观调控法的调整目标从遏制经济过热向化 解经济过冷的转变，从抑制通货膨胀向消释通货紧缩的转变，相应地，宏观调控法中规 定的调控手段，也发生了周期变化。特别是税率、利率、汇率、举债率、价格等主要的 经济杠杆，一直在试图与总体上的调控目标的转变保持一致。例如，为了刺激经济增长 ，拉动内需，我国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扩大了预算支出，提高了 举债率，并适时地调低了利率;(注：例如，截止到2月21日，我国已经连续降息 八次，货币政策的调控功能已经被发挥到了极点。这同美联储的多次降低利息不仅有密 切联系，而且也是对世界性经济周期试图实施外部干预的一种重要体现。同样，国家不 断提高举债率，也试图实现扩大内需，刺激投资的目标。)为了刺激出口，大面积地提 高了出口退税率，同时，为了用好国内和国外的“两个市场”，履行入世承诺，我国还 大幅度地调低了关税税率，(注：从20元旦起，我国又开始了在加入WTO以后的降低 关税税率的进程。尽管关税的总水平将逐渐下降，但关税作为税收，其本身所具有的宏 观调控以及相应的反周期的职能，并未消失殆尽。)等等。上述宏观调控措施的变化， 更为具体地体现了我国近年来促进经济由冷转热，推进经济增长的总体目标。(注：类 似的宏观调控措施，在号称经济高度自由的美国也大量存在。例如，近些年来，预算、税率、利率的调控作用凸显，不仅由长期的赤字预算转为年度平衡，而且还出现了大量 的财政赢余，从而为其他宏观调控措施的采行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此外，小布什的大规 模减税措施以及格林斯潘的多次调低利率，都是阻止美国经济下滑的重要调控措施。这 些措施都在实质上影响着其宏观调控法的变易。)

调整目标的变化，在导致调整手段的变化的同时，也必将进一步带来相应立法和执法 的变化。依据经济法的法理，宏观调控法关乎国计民生和相关主体的基本权利，因而应 实行“法定原则”，(注：调控法定原则可以作为宏观调控法上的一个重要原则，其中 包括上述的预算、税收、货币、计划等领域的多个“法定原则”，这也是宏观调控法的 合法性的基础。但目前除了税收法定原则以外，其他各项法定原则的研究还很欠缺。参 见拙文“宏观调控权的法律解析”。《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第3期。)并分别 确立具体的预算法定原则、税收法定原则、国债法定原则、货币法定原则等，(注：通 过人大的立法权的行使、《立法法》的有效实施，以及权力机关的审批权的行使，上述 各项法定原则已基本上或事实上得到了确立。但是，对于其中存在的问题还有待于进一 步研究。)从而使调整目标和手段的变化，也都将体现在立法上。由于调整目标和调整 手段是随着经济的周期波动而做相应的变化，因而在立法上的相应规范或制度的侧重点 上，也必然会体现出相应的变化，从而形成立法上的周期变易。

例如，中国大陆自1994年以来形成的税法框架，是与当时的解决经济过热、抑制通货 膨胀的调整目标相适应的，因而在具体的税法规定中有诸多规范，如关于固定资产、不 动产的购置或买卖等方面的消极的税收规定，都体现了该调整目标。这也是宏观调控法 配置资源职能的体现。而在90年代末的经济过冷、通货紧缩的形势下，税法的一些规范 不得不作出或准备作出相应的调整，如停征固定资产方向调节税，改“生产型增值税” 为“消费型增值税”，等等，都是其具体体现。(注：当然，在宏观调控法中所作出的 政策性考虑是多方面的。有时除了经济政策的考虑以外，还有政治、社会等多方面的政 策考虑。例如，在加入WTO以后，本来有许多人认为我国的税制将发生很大的变化，但 是，国家基于稳定等多方面的考虑，作出了暂时稳定税制的决策，这对于本来要进行税 法变革的一些领域，自然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增值税的转型问题，也就因此要再延后。 )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预算、国债、税收等的确定和变动，本来都应贯彻“法定原 则”(但法定原则贯彻的不够，恰恰是我国目前在宏观调控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因而 其目标和手段的周期变化，都涉及立法问题，并形成立法上的周期，这是需要从一个较 长时段来考察的问题。在现实中，只是由于法定原则贯彻得很不够，行政权过于膨胀， 因而才使人们容易把这些变动等同于行政行为，等同于行政的职能，从而也进一步混淆 了行政法与经济法的区别，这已经影响到了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认识和解决。

此外，在关注上述具体调控手段的周期变化的同时，还应注意总体上的国家预算、国 家计划领域的周期问题，(注：其实，预算也往往被认为是一种计划。此外，即使是通 常所理解的计划，其周期性也更为突出。例如国家的计划，特别是五年计划，里面就有 对经济周期的考虑，同时，在计划中，要把经济的冷热变化包容和体现进去。可参见莫 里斯・博恩斯坦编：《东西方的经济计划》，商务印书馆，版，页4，17。)这也 是宏观调控法周期变易的体现，同时也是经济法领域久已存在但却易被忽视的问题。例 如，年度预算不仅其自身存在周期问题，而且还要体现出经济本身的周期，特别是“冷热周期”;同时，还要反映政府为反周期和实现周期内的预算平衡所做的努力。其实，在经济学中主张政府通过财政手段来发挥反经济周期&n

bsp;作用的“周期预算理论”，就是为了应对经济周期问题而提出的。(注：周期预算平衡理论，被认为是大危机的产物，它主要强调，政府即要发挥财政手段在反周期方面的作用，同时也要实现在控制周期波动情况下的预算平衡。参见王传纶、高培勇著《当代西方财政经济理论》，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页182―183。)由于预算本身涉及到立法和执法，因而预算的周期变化和调整，也体现了政治的周期和经济的周期。此外，与预算直接相关的国债增减的周期变化，也与经济周期密切相关。例如，在90年代末，我国政府本欲逐步实现预算收支的平衡(注：近些年来，美国、俄罗斯等许多主要国家，都已经或正在全力推进预算的收支平衡，这对于我国的财政管理，当然也会产生影响。基于国家的经济安全等方面的考虑，我国也必须尽快压缩财政赤字，逐步实现预算的平衡。)但却因年大洪水，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内需不足等困扰，而不得不大量增发国债，这本身就是回应经济波动的体现。

在上述宏观调控法的诸多形态的变易周期中，最易于理解的，可能是调控目标和调控 状态上的“冷热周期”或称“松紧周期”，因为它与经济绩效直接相关。从这个意义上 说，宏观调控法所体现的周期，主要是广义上的规制周期，(注：学者对“规制”的理 解不尽相同，可参见拙著《市场经济与新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页70― 71;以及拙文“略论第三部门的税法规制”，《法学评论》年第6期。)即法律调整 上的介于自由与约束、放松与紧缩的周期。例如，在强调经济自由(如坚持“里根主义 ”)时期，是强调减税，放松银根等，反之则可能相反。这些变化会直接影响到法律的 调整。中国也有“双松”或“双紧”的政策组合等提法，力图通过各类政策的“协整” (Cointegration)，(注：“协整”是20世纪80年代，由Granger提出的处理非平稳时间 序列间长期均衡关系的概念和方法，是经济计量学的前沿领域，对于研究各类经济政策 之间的协调整合尤其具有重要价值。参见王雪标等著《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与协整分析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版，页4。)来应对通货紧缩或通货膨胀。但是，调控政 策一经法律化，就应具有相对稳定性，特别是法律的基本框架要“基本稳定”，同时又 要有一定的“应对弹性”，以使调控性规范能够适时适度地作出变化。这样，在“变法 ”时，主要对“变量规范”做调整就可以了，而一般无须做全盘变动。这种技术，不仅 在税率的调整方面，而且在存款准备金比率、再贴现率、利率、汇率、债务依存度、物 价总水平等“变量规范”的调整方面，都有应用价值。

从时间维度来看，在现代的宏观调控法产生以前，经济性法律的周期变易就已有过体 现。如在重商主义时期与自由放任时期，在大危机时期与高增长时期，相应的经济性法 律都存在着与经济波动相适应的周期变易。如果把现代意义的宏观调控法的产生定位在 大危机时期或其以后，则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便体现得更为明显。这主要表现在随着 政府所奉行的经济理论的周期变化，宏观调控法亦发生相应变易。如在盛倡凯恩斯理论 时期，以及在货币学派、供给学派以及芝加哥学派等理论“得势”的时期，宏观调控法 的调整随之亦有紧缩或放松的不同变化。通常，由于官方的经济学会发生周期变易，因 此，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也就会呈“递减性跟随”。

此外，宏观调控法的变易既然主要受经济周期的直接影响。因此，一些重要的经济危 机，如能源危机、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粮食危机等的发生，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宏观 调控法的周期波动。例如，对相关重要商品价格水平的管制和调整，对出口退税率的调 整等，都是宏观调控法随经济周期而变易的体现。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对全 球性经济周期加强法律防范的必要性日益凸显，为此，GATT/WTO、IMF等重要的国际组 织，都创设了一些新的制度，它们往往会转化为一国宏观调控法的重要内容，从而直接 或间接地使宏观调控法的某些规范产生变易。(注：例如，中国为加入WTO而在多个财年 大幅度降低关税的税率，为防范金融危机，贯彻《巴塞尔协议》的要求，而对资本充足 率进行调整等，都会对宏观调控法的变易产生影响。)而这些变易，归根结底，还是要 受前述的经济、社会、政治的周期变易的影响。

三、相关的法律问题与启示

对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的研究，涉及到宏观调控法乃至整个经济法领域的一系列理 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现择要列示如下：

1.法律的形成机制问题。透过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可以再次看到，宏观调控法乃 至整个经济法制度的形成，受经济活动、经济波动、经济政策等方面的影响是直接而巨 大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需要有效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同时，也离不开相应的经 济法和社会法的调整。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需要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周期性变化而作出 相应的调整;同样，经济法和社会法，也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调 整和变化，尽管这种变化体现在法律上是相对缓慢的。在这方面，不仅涉及到政策与法律的关系、经济政策与经济法的关系等理论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对法律的形成机制，特别是相关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等问题。

2.法律的规范构成问题。经济法特别是宏观调控法的规范构成，其突出特点就是既包 括稳定的“内核性规范”，又包括易变的“边缘性规范”，从而既涉及到宏观调控法的 “一般普适”和“局部普适”，(注：拙文“税法的普适性及其局限”，《中外法学》2 001年第5期。)也涉及到原则性和灵活性、稳定性与变易性等问题。上述的内核性规范 ，作为基本规范，构成了法律的基本框架，应是相对稳定的;而边缘性规范，则主要是 调控性规范或称变量规范，是需要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适时适度地变化的，且同样 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宏观调控法的调整，正如水库对蓄水量的调节，关键在于有效地 、适度地吞吐、收放，因而其某些规范就必须具有变易性。这对于研究经济法的普适性 理论和周期理论是很重要的。

3.法律的职能实现问题。任何法律，都有其自身的重要职能，其职能实现是法学研究 的.一个重要方面。宏观调控法的重要职能是反周期，保障对经济周期的“熨平”，因而 需要在边缘性规范中安排“调控性规范”，并使各类规范相协调。(注：要反周期，需 要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综合协调，同样，也需要相关宏观调控法规范的协调。事实上， 德国的《经济稳定增长法》与我国经济法学者一直在推进的《宏观调控法》的立法，都 是在

为此而努力。关于政策的协调问题，可参见桂世镛等主编：《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协 调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页19。)从稳定性来说，边缘性规范的离心力强 ，是随周围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动的部分。尽管如此，从重要性来说，无论在经济政策 中，还是在法律规范中，调控性的规范都是重要的，这是从质上而言的。同时，调控性 规范作为开放的政策体系或法律体系中的变量，应具有与开放性要求相适应的适度的变 易性。

通常，宏观调控法的职能，可以比作稳压器、减震器、调制解调器，(注：参见拙文“ 略论经济法上的调制行为”，《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其核心制度是可以“以 不变应万变”的，它们体现为各类宏观调控制度都有的一些基本的实体与程序制度。此 外，宏观调控制度中还必须同时包括一些易变的边缘性规范，用以进行应急性、强制性 的调节。如前所述，在宏观调控法规范中，应当预先留出松紧变化的空间，这样就能在 不变动核心制度，保持法律基本稳定的前提下，通过各类参数、指标等变量的调节，或 者通过对宏观调控部门的适度授权，来实现法律的“自动调整”或“模糊控制”，从而 更好地实现宏观调控法的职能。

4.法律的调整方式问题。从制度实践来看，我国为应对经济周期而多次实施的税率、利率、汇率的调整，体现的是经济法独特的“调控、规制”的调整方式，从而使经济法 规范的周期性与规制性密切相关。透过经济法的规制性特征，可以更好地理解宏观调控 法的周期性;反之，对于宏观调控法或整个经济法的周期性的揭示，(注：除了本文论 述的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问题以外，在市场规制法领域，同样存在周期变易问题。一 方面，市场规制法的政策性较强，受政府加强规制或放松规制的政策的影响较大，从而 会体现出一定的周期变易;另一方面，经济周期等周期因素对市场规制法本身也有一定 的影响，如在反垄断法中，就有对危机卡特尔、出口卡特尔等方面的“除外规定”。) 也有利于更全面地理解经济法的规制性。从各国的实践来看，都是时而放松规制，时而 加强规制。对于这里的放松或加强“规制”，人们一般是从狭义的“管制”来理解的。 而经济法上的“规制”，则是广义上的，它并非仅是国家干预，也并非仅是管制，而是 依据需要来鼓励促进或限制禁止，是全面的“调制”。这样理解，也许有助于避免或扭 转对经济法较为普遍的误解。从历史上和总体上来看，为应对经济周期而做的偏向于自 由或约束的取舍，自然会对经济法的制度形成和变迁，以及调制的宽严、张弛产生一定 的影响，但未必妨碍宏观调控法的基本框架的稳定，因为受到影响和发生影响的，主要 是那些调控变量。由此可见，大量的“变量规范”的存在，是经济法与传统法的重要差 别;而正是靠这些变量规范，经济法才能很好地对经济和社会的运行进行调控。因为从 根本上说，经济法所面对的和所需解决的问题，已经同传统的法律有着很大的不同了。

研究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及相关的上述法律问题，还能够给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带 来一些新的启示。现仅从立法和理论研究的角度略做说明如下：

首先，从立法的角度来看，既然宏观调控法中存在周期变易的往往是边缘性的、调控 性的规范，那么，在进行宏观调控法的框架设计时，就应使基本结构相对稳定，同时， 预留出调控性规范的调整空间，这样对于兼顾宏观调控法的稳定性与开放性、变动性， 都有裨益;同时，也有助于增进执法效益。特别是在给执法主体一定的授权性的“调控 空间”的情况下，有助于调控主体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根据实际情况，创造性 地运用宏观调控的手段，来解决实践中变动不居的相关问题。(注：由于周期具有总体 的规律性和具体的不规则性，有许多问题可能超出立法预期，因而留出适当的“调整空 间”，可能更有效率。与此相关的值得研究的问题还有很多，如经济周期及相应的宏观 调控的传导机制问题、调控的逆向选择以及调控时滞问题、调控的法律责任问题，等等 。但限于篇幅和主题，本文对这些问题不做探讨。)

这样，通过在设计变量规范时预留“调控空间”，来充分实现调控杠杆的机能，就能 够在立法上更好地廓清一个问题，即如何兼顾法律基本结构的稳定与调控要素易变的问 题。为此，对于调控杠杆所涉及到的变量规范，只要经过议会的同意或批准，即可认为 符合“法定原则”，一般无须对整个法律再做重复审查，这样与宏观调控所需要的效率 也能够协调起来，从而会大大降低立法成本和奉行费用。同时，在执法上，也有利于更 好地树立依法办事的意识，避免调控主体借口“宏观调控”而随意变动相关变量规范的 做法。

其实，强调变量规范的调整需要经过议会批准，是因为批准后的变量规范同样是法律 的一部分，是具有法律效力的。由于这些杠杆的调整直接关系到各类主体的切身利益， 因此必须慎重，要尽量贯彻“法律保留”和“议会保留原则”，同时要贯彻“比例原则 ”，这对于立法和执法都是很重要的。而惟有坚持上述原则，才能更好地贯彻诚实信用 原则和情势变更原则，兼顾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确保市场主体的利益，避免目前在实 践中容易产生的因宏观调控而客观上侵害国民信赖利益或财产权利的情况。

此外，从法制的技术层面来看，把针对周期的调控性规范与其他基本规范分开，也有 利于推动立法上的标准化、指数化和模型化。例如，如果有一些经济指标可以量化，当 发生波动的时候，允许政府在多大的幅度内采取相应的行为，或者某些指标应如何做应 对性调整，都需要赋予政府一定的宏观调控权。通过授权性规范，允许宏观调控机关适 时进行相机抉择的调控，对于保持法律本身的总体稳定，避免频繁“变法”，是很重要 的。这样，既兼顾了法律的稳定性和普适性，又考虑了法律调整和立法的效率，因而比 许多传统的法律要更有灵活性。

其次，从理论上看，研究周期变易问题，对于经济法理论的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如 前所述，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是与经济周期直接相关的――正是30年代大危机这个重要 周期的出现，才更有力地催生了现代意义的经济法制度;而经济法制度，也在反周期的 过程中变成了一种“经常性”的制度，它并非仅在发生危机或萧条时才起作用，而是要 在周期的各个阶段，经常地、持久地起到广泛的规制作用，这已经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 识。而这种共识，对于完整地理解经济法，发展经济法理论中的本体论，无疑很重要。

与上述共识相联系，对于周期问题的研究，有利于进一步认识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规 律，特别是有利于认识其产生和发展与相关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或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 认识经济法与经济政策、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以及认识经济法产生、发展的经济基础 和社会基础，等等。这些都是经济法理论中的重要问题。从周期的角度来研究这些问题 ，有利于进一步认识经济法与传统法的不同之处，从而有助于进一步揭示经济法的现代 性特征。

此外，在经济法理论中探讨周期问题，还有利于认识制度发展与特定事件之间的关联 ，以及不同的体制对解决周期问题的价值。例如，资本主义的大危机，被公认为是同时 陷入了三个经济周期的谷底，但其导火索却是银行挤兑这一特定事件，而这一事件的发 生与长期奉行的自由市场体制如何发生关联，是偶然的还是必发的?与此相关，究竟是 自由市场体制，还是政府管制会带

来危机?这些在经济法理论中都甚值研究。从某种意 义上说，很难说自由的制度或干预的制度哪个更好。因为从历史上看，确实是自由放任 带来了西方的繁荣;但同时，也确实是自由放任带来了不能自拔的空前危机，而恰恰使 国家干预缓解了危机。因此，不同的制度有不同的用处，关键是要物尽其用，扬长避短 。从理论走向上看，整个学界和实务界之所以一直存在两种思潮的斗争，与论者的价值 观、方法论有关，也与不同的制度确实各有其利弊和功用有关。其实，人们都知道良药 苦口，且可能会有副作用，但为了拯救某个肌体或生命，往往就必须“用药”。尽管“ 凡药三分毒”，各种“有为”的对策都会不同程度地有其副作用，但人们在取舍时，总 会有其理性的考虑，总会权衡利弊得失。这些考虑，无论是倾向于哪类利益，都与人们 的认识和利益追求上的周期有关，并进而会影响经济法的周期变易。

上述两类思潮的长期存在表明，对于各类周期问题的解决，人们的看法并不相同，这 同个体主义方法论与整体主义方法论之分野同样相关。其实，既应看到自然演进的价值 ，也要看到特定事件对于特定国度的法律制度的形成的推动作用(如特定事件对于中国 的市场经济体制及其相应的法律体系的建立的影响)，特别是现代国家的巨大推动作用 。(注：如邓小平南巡讲话这一特定事件，对于促进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及 相应的法律体系的建立，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样，发展中国家政府在实现其“后发 优势”方面，也要发挥重要作用，并且，在建立法律制度方面的作用尤为突出。)因此 ，就具体的法律制度的形成而言，自然演进与国家推进，都不可缺少，而且后者在宏观 调控法领域可能客观上更为重要。

其实，无论是哪种方法论，都应与宏观调控法本身的特点相联系。宏观调控法不仅具 有经济法一般的经济性和规制性(或称调制性)，而且还具有宏观性。为此，必须研究宏 观的问题(其中包括在较为广阔的时空范围内来研究周期问题)，必须改变对法律体系的 静态的、封闭的看法，而代之以对法律系统的动态、开放的研究。从法律规范或制度的 周期变易出发，动态地看待经济法的调整，以及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对于更新传统 的法学观念，无疑甚有裨益。

四、结论

以上针对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探讨了其存在的客观性和主要影响因素，分析了其 在现实制度中的体现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研究周期变易方面所涉及到的若干法律问题 和相关启示。这些讨论所力图说明的是，伴随着经济、社会、政治周期的出现，与之密 切相关的宏观调控法也存在着周期变易，但这并非对法律稳定性、普适性原理的全盘否 定，而恰恰是现代法调整方式的一种体现;宏观调控法的周期变易，不仅具体影响到其 规范构成、职能实现等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对整个经济法的理解，因而是一个重要的理 论和实践问题。尽管如此，仍不应仅以周期变易为由，来完全否定法的安定性、可预见 性等特质，尤其不能通过立法或执法手段，以“合法”的名义，公然侵害相关主体的权 益。因此，对于其中的核心规范，还必须保持其稳定，即使对于其中易变的调控性规范 或称“变量规范”，也要强调坚持“法定原则”，以确保调控主体与受控主体都在法治 的秩序下行事。

上述认识，也许有助于进一步分析经济法或宏观调控法与传统法的差异，特别是前者 的灵活规制在强调效率的现代社会的重要性;但同时，也要强调法治的基本理念在宏观 调控法领域的重要价值。惟有如此，宏观调控法的调整才能真正体现经济法的宗旨，真 正实现其应有的职能。

宏观调控法论文 篇2

一、低碳经济和宏观调控法的理念与联系

由于低碳经济是关系着减少碳能源消耗, 建立在使用环保型能源与清洁型能源的基础上, 推进我国整体经济可持续发展。但在执行中, 由于我国缺乏执行经验以及技术不够强大, 低碳经济理念在实行时必然会出现许多阻碍, 这时就需要相应的措施来排除这些障碍, 使低碳经济能够顺利具有规范的执行, 宏观调控法就能满足这些要求, 使低碳经济在执行时具有较强的保障, 从而使执行工作全面落实。

二、低碳经济视角下我国宏观调控法存在的问题

(一) 税收制度存在问题

虽然我国的低碳经济发展已有一段时间, 并且在立法上也具备相应的基础, 但是低碳经济作为一个流动经济, 其每年的发展状况都不稳定, 因此导致无法做出准确的评估与计算。根据我国现代的税收制度来看, 现行的税收制度对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较小, 并且所有的税收优惠制度都非常分散, 税收的制度范围也具有局限性, 与环境有关的税收制度仅有7项, 而与低碳经济有关的税种则更加的少, 由此可看出, 我国的资源税收范围非常小, 缺乏一定的调节能力。另外, 低碳经济所牵涉的范围极其广泛, 不仅与现代的清洁型生产模式有关, 与现代的节约模式以及资源的使用率也有较大关联, 还与资源的回收以及循环等方面有着相应的涉及。目前, 我国在清洁型生产上已设立了相应的项目资金。并且在节能技术的创新上设立了相应的奖励, 但是在关于低碳经济的实施项目上还缺乏相应的资金支持与奖励。

(二) 金融法律存在的问题

低碳经济与金融的发展有着重要关联,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低碳经济在实现发展的同时能够为金融体系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 使金融能够有创新的渠道, 在金融创新中最明显的创新就是碳金融, 碳金融的创新主要来自于:第一是对碳金融发展中提供与节能环保项目有关的资金作为发展支持;第二是当金融与碳金融进行交易时, 能够从与碳金融的交易中进行金融创新。碳金融的发展是根据低碳经济的发展而来的, 其主要是通过金融行业在支持碳金融实行低碳环保机制时研发而来的金融体系。从金融法中来看, 所有的金融法都未与碳金融有任何联系, 并且我国的许多银行在面对低碳项目的执行时其缺乏主动融资, 对低碳项目的执行不够积极, 并且在新贷款的放款上也具有一定的限制, 无法使低碳技术顺利的执行。由于资金上出现了短缺现象, 又加上低碳经济的发展缺乏激励机制, 也就导致各个企业在发展低碳环保产业时出现了明确的动力不足现象。

(三) 能源与节能法律存在的问题

从根据我国关于能源与节能的法律来看, 目前有《煤炭法》、《可再生能源法》、《节约能源法》等单行法, 这些法律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对于能源问题都具有特别的针对性, 从煤炭资源的利用作出的规定, 从能源的可再生作出的规定, 从能源节约上作出的规定, 这些法律制度都有较强的区分性, 并不属于综合型能源法律, 无法对能源的所有问题做到全面解决, 另外, 上述单行法中其立法规定缺乏完善, 许多条例都缺乏实际操作性, 主要体现于:

(1) 缺乏温室气体排放法律规定。我国虽在节能上提出了《节约能源法》, 但缺乏关于减排的法律规定。节能与减排虽然属于同一个问题, 但在实际实施中隶属两个范围, 两者之间有相辅相成的关系, 然而, 我国目前关于能源的法律却只有节能方向的, 虽然节能法律在实际实施中确实能够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现象, 但是从法律整体的实际实施来说, 减排无法引起人们的重视, 仅依节能法律也无法将减排工作完全落实, 缺乏关于减排指标约束性的法律条例。

(2) 在《节约能源法》中, 许多法律条例都过于笼统, 缺乏实际操作性。并且, 在这些能源基本法中, 这些法律大多都是从节约能源、低碳经济的发展等方向进行规定的, 而这些规定都是属于指导性, 在实际应用中缺乏强制性规定, 也缺乏实际操作。

三、低碳经济视角下的宏观调控法的对策研究

(一) 完善税收制度

目前我国在能源型商品的提供上较为稳定, 但由于能源成本低, 企业一直缺乏低碳理念。但若利用资源税来提高能源成本, 就能够使各个企业能够对能源加以重视, 从而降低能源的消耗, 完善经济发展结构, 使企业能够实现长期的发展, 通过这样的方式还能够促使企业研发新型技术, 为低碳带来更多的发展空间。另外, 结合我国的市场发展状况, 我国在征收碳税时应以优惠的角度来制定, 提倡各个企业执行低碳减排, 并对做出一定贡献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 以此激励其它企业能够形成竞争意识, 不断的扩大低碳经济的影响力。

完善我国的税收制度能够有效的促进我国的低碳经济发展, 这也是实现我国低碳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途径。我国在面对低碳经济的发展时, 要明确低碳经济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作用, 并对低碳经济相关的研究项目以及技术研发等重点低碳项目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 为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一定的物质基础。另外, 为了让现代人们对低碳环保有一定的重视, 我国政府应扩大对绿色产品的销售范围, 提倡人们购买低碳型产品, 并对低碳产品标上绿色标签, 将能源高排放并且具有高污染的产品进行淘汰, 提高每个城市的绿色产品比例, 并对各个发展低碳经济的企业给予一定的补贴。

(二) 完善金融法律

为了发挥金融对碳金融的作用, 我国应尽快的完善金融法律, 为低碳经济建立碳金融立法。首先是在碳金融的经济结构上, 我国应对其发展结构作出详细的调整, 减少能源型产业的比例, 推广与提倡发展绿色型金融产业, 使金融产业能够加强人们的环保意识, 改变人们的消费观念。其次, 我国还应尽快的创立绿色型贷款法律, 使国际银行能够对碳金融的发展给予支持, 绿色型贷款法律的创设方向可从以下两点进行:第一, 我国要对贷款模式以及贷款企业有所限制, 对高能源消耗型企业不给予绿色贷款, 使绿色贷款能够有明确的支持对象, 以此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第二是放宽对企业低碳项目的贷款, 使企业的低碳项目能够顺利的执行, 另外, 在对低碳经济的技术研发的项目贷款上, 我国银行应采取相应的优惠, 使我国的低碳经济得到有效保障。最后, 在碳能源的发展上, 我国由于属于出售方, 在与欧美国家以及国际投资银行等关于碳能源排放的购买权上, 由于双方的购买信息存在不对称现象, 缺乏专业的中介渠道, 因此我国在交易时时常处于弱势方, 对此, 我国应尽快制定碳交易制度, 使其能够达到双方公平合理的交易。

(三) 完善能源与节能法律

加强对能源方向的立法, 健全整体能源的法律法规, 为我国现代的能源市场、能源结构、能源的持续供应等提供相应的法律保障。在《节约能源法》的实施层面上, 我国应明确提出实施政策, 并将实施内容纳入地方政绩当中, 定期进行实际考核, 并针对能源消耗较大的领域作出明确的节能规定, 各个地方政府要加强对节能工作的管理, 要求能源消耗较大的企业定期上交能源用量报告等。在《节约能源法》的法律法规上, 我国应尽快完善其中的不足之处, 并进一步的完善我国关于能源与节能的法律法规。首先, 在温室气体排放法律规定上, 《节约能源法》不仅要制定关于节能内容的法律规定, 还应制定关于减排指标内容的法律规定, 并加强对减排工作的重视, 通过减排指标法律约束人们的气体排放, 使节能工作能够全面得到实施。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 为了使人们的生活环境得到有效改善, 我国应从经济结构上进行改变, 大力发展低碳经济, 优化各个产业链, 推崇绿色产品, 减少碳能源的消耗与环境的排放污染现象, 利用宏观调控法约束企业不良的经济行为, 使低碳经济在发展过程中能够通过规范、绿色的经济结构实现长期稳定的发展, 从而推动我国整体经济的发展, 完善税收制度与现有金融法律, 使我国的低碳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保障。

参考文献

[1]李双等.小议低碳经济视角下宏观调控法的完善[J].法制博览, 2015, 14 (05) :268-268.

[2]霍理铜.低碳经济视角下土地利用调控的思路探讨[J].行政管理与法制建设, 2012, 11 (02) :29-30.

移情易性调控法 篇3

【养生秘诀】

娱乐移情法。当患病或者遇到烦恼之事时，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从事自己喜欢的各种娱乐活动，如弹琴、下棋、练习书法、绘画等，设法通过这些方法来排解愁绪、寄托情怀、舒畅气机、怡养心神，实现养生健体的最终目的。《北史·崔光传》要求人们“取乐琴书，颐养神性。”吴师机《理瀹骈文》则明确指出：“七情之病者，看书解闷，听曲消愁，有胜于服药者矣。”当烦闷不安、情绪不佳时，听听优美的音乐、欣赏美丽的景色、观看滑稽幽默的相声小品，转移对不良刺激的注意力，可使人在美妙的意境中、在捧腹大笑中忘却烦恼和忧愁，忘却紧张和苦闷。

运动移情法。运动移情法要求人们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参加适当的体育运动，如散步、打球、练太极拳等，或者参加适当的体力劳动，用身体的紧张和劳累来消除精神的紧张和不悦。李东垣《脾胃论》中指出：“劳则阳气衰，宜乘车马游玩。”说明运动、旅游可帮助人们驱除烦恼，恢复平稳的心境，有利于养生保健。尤其是当人们遇到难解之事，思虑过度仍不得其解乃至心情不快时，到风景秀美的郊外旷野去运动或游玩，让自己尽情陶醉在蓝天白云、花香鸟语的自然环境中，让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来缓解消极失望的不良情绪，舒畅自己的情怀。

升华超脱法。升华是运用理智战胜生活中的不幸，通过顽强的意志战胜不良情绪对自己的干扰，借助理智和情感把生活中的烦恼和不幸化作行动的动力，投身于自己喜爱的事业中去。超脱是指生活中不论遇到多大的痛苦和不幸，都要从思想上对其进行淡化处理，以摆脱不良情绪的影响。

【中医箴言】

箴言：见利不诱，见害不惧，宽舒而仁，独乐其身，是谓灵气。（春秋·管子《管子·内业》）

语译：不为名利所诱惑，不见祸害而恐惧，秉性仁爱、宽厚而舒畅，知足常乐，这即是具有灵性养生的气质。

【延伸阅读】

西汉司马迁惨受腐刑、获罪下狱后，为转移这种不幸遭遇所带来的痛苦心境，他以顽强的精神和毅力，全身心地投入《史记》的撰写之中，从而达到了舒志解愁、调整和缓解悲凉情绪的目的。

国家的宏观调控 篇4

在开始上课前，我想先和同学们交流一下，学了这么长时间的经济常识，大家是否具备了敏锐的经济嗅觉呢?能不能告诉我，最近我国在经济方面，有没有哪些事引起了你的关注?我比较关注这件事(幻灯：9.29日，央行宣布加息)。这是我国自以来，9年时间内第一次宣布加息，在此之前，我们已经连续降了8次利息。那么，你们说说看，银行加息会不会对老百姓的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呢?归纳：加息可以使居民存款收益加大、房贷支出增加、对股市、保险业等都会产生一定影响。我还想再问一下同学们，央行为什么要在此时宣布要加息吗?(近段时间出现了通货膨胀的迹象。)事实上，加息仅仅是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一种表现。今天，我们要学的内容就是关于DD国家的宏观调控(板书)我把今天的内容归纳成三个W：whyDD为什么要实行国家的宏观调控?whatDD什么是宏观调控?宏观调控的目标有哪些?WhichDD依靠哪些手段实行宏观调控?好，我们马上进入对第一个“W”的学习。一、 WHY?为什么要实行国家的宏观调控?前面我们已经学了市场经济的概念。那么，什么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既然如些，为什么还要进行宏观调控呢?(停顿)那是因为市场的调节作用不是万能的。有些东西是不能让市场去调节的，像毒品、枪支弹药，还有一些则是市场不愿去调节的，如国防、消防、治安等公共事业。而且，即使是市场可以调节、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市场的调节存在诸多的缺陷。今天，我们就将通过一个具体的案例来分析说明市场调节的缺陷和不足。 什么案例呢?DD房产风云。有哪位同学知道温州现在的房价是多少吗?

据有关统计，如今房价高达每平方米七千元以上，温州市区的房价还在上涨，目前，温州市区的房地产价格已经高于上海、杭州、北京等中心城市，称其为“房产风云”丝毫不为过。

高房价到底好不好?好，能赚钱呀!(通过投资房产，很多家庭实现了资产增值。)但不可否认，高房价也会带来诸多问题。下面，我们就着重来分析一下高房价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先来看这张照片：温州秋季房展会

材料：9月

18日――20日本界房展会成交金额将近5.5亿。本届参展楼盘共有参展商78家，项目81个。成交套数942套，面积达7万多平米。

温州人对投资房产特别感兴趣。这是最近的一次房交会的战果。一般说，开房交意味着将有新的楼盘面市，房价应该下来才对。可是在温州却经常会出现“房交会开一次，房价涨一次”的“怪现象”。

那么就请你们来诊断一下温州楼市，为什么会出现“房交会开一次，房价涨一次”的怪现象?

归纳的很好。我注意到几位同学都不约而同地讲到了炒楼者。确实大量炒楼者的存在是当前温州高房价的重要因素。那我就想请教一下大家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炒房者?(稍停顿)大家都看到炒房可能带来的巨大利润，便不管三七二十一，纷纷涌入。充分暴露了市场调节的DD

A 自发性

市场调节具有自发性的原因在于价值规律的自发调节。价值规律告诉我们，当某种商品出现供不应求时，价格就会上涨。炒房者的加入，房屋需求大增，使温州原本有限的房源更加紧张，当房源出现供不应求时，价格自然会上涨。

这种自发作用的后果便是产生不正当竞争行为，容易引起收入差距扩大及两极分化。

温州的房价一直居高不下，不仅老百姓吃不消，很多投资者也开始把目光投向温州以外的其它地区，于是有了我这里的第二张图片DD温州炒房团。

在著名的网络搜索引擎“google”上键入“温州炒房”四个关键字，瞬间排列出的相关条目共有102,000条。可以说，“炒房团”让温州人再一次出了名。

图中出现的是“温州晚报购房团”，也是诸多炒房团中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一支队伍。3年来它已“横扫”北京、杭州、呼和浩特、武汉、青岛、南昌、深圳，甚至远及东南亚国家，每到一处，便令当地房价上涨至少20%。据说，温州现在有10万人在炒楼，动用的民间资金高达1000亿元。

请大家讨论一下：“当地房价上涨至少20%”完全是“温州炒房团”的“功劳”吗?

不是，还需要当地买家们的配合。温州人把房价炒高了，如果没人接盘，价格自然会下来。当地买房者普遍都存在“买涨不买跌的心理”，明知价位过高还是一头载进去，这充分暴露出买家的――

B、盲目性

有了当地买家们的配合，温州炒家们算是尝到了不少甜头。但房地产是高风险行业，一向风云诡变，有人赚钱，也会有人赔钱。比如的香港房价由于受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从100%下降到31.8%，下降了68%的幅度。

(“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香港的房价从100%下降到31.8%，下降了68%的幅度。”)

想想看，如果你在当时买了房，结果会怎样?确实有很多人就在那一次危机中栽了大跟头。比如这几位：

(王菲於以4800万买入宝松苑以后，於去年11月卖出时只值2700万，亏蚀达2100万;刘德华於19楼市高峰时期，以3900多万买入红山半岛的公寓，却於楼市复苏前的7月，以1600多万卖出，亏蚀达多万。年香港楼市处于顶峰时，当时还是夫妻的他俩，以钟镇涛担保，短期借款1.54亿港元，“炒买”港湾道会景阁4607室等五处豪宅和其他项目。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香港楼市下滑，所购各项目大幅度贬值。债权人虽没收这些房产，仍无法偿清债务。由于部分贷款利率高达24%，所余本息现已滚至2.5亿港元。去年7月，法院裁定钟镇涛破产。)

看得出，我们很多同学替这些钱惋惜不已。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些艺人为什么不在楼市下跌前把房产抛出呢?因为这是他们无法预知的事情，这也暴露了市场调节的又一个缺陷DD

C、滞后性

因为市场的这种调节作用属于事后调节。往往是当他们发现楼市不行了，下跌了，才会想到抛售，而此时，损失已经客观的形成了。

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滞后性会带来经济波动和资源浪费。特别是对一些周期性比较长的行业，如农业、林业及大型项目的建设，危害就更大了。

以上都说明市场调节不是万能的，它也存在缺陷。大家想想看，市场的这些缺陷是不是只存在于房地产业呢?不是，存在于各行各业。正是基于这些原因，为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就需要有国家的宏观调控的配合了!

那么，到底什么是“国家的宏观调控”呢?

二、WHAT 什么是宏观调控?目标?

国家的宏观调控，是指国家运用各种手段对国民经济进行的调节和控制。

这个概念，大家要注意这样几点，一，宏观调控的主体是国家;二，调控的对象是国民经济;调控的手段有多种，有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我们放到后面再具体解释。

那么，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的这种调节和控制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大家判断一下，这四项目标，哪一项是最主要的?

促进经济增长是最主要的，是根本目标;增加就业、稳定物价、国际收支平衡则为经济增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是宏观调控的具体目标。

一旦国家发现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某些不谐之音，宏观调控就会站出来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关注了香港的楼市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当前全国范围内的房地产状况：

材料：《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房地产价格基本稳定，去年全国平均增长4.9%，在全国35个中大城市增长9%，但是局部地区增长过快，目前11个省市增长率超过50%，35个大中城市则超过70%，而且结构不合理，高档商品房比重过高。

从材料中不难发现我国的房地产业在局部地区房价上出现了不合理的高增长。在此背景下，“温州炒房团”的出现，自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这是温州炒房团的“路线图”。

从这个路线图可以看出，炒房团经过的地方有中心城市也有边远地区，有大城市也有小城市，有发达的，也有等待开发的。如果你是当地政府或百姓，你将如何看待“炒房团”的到来呢?

国内也有很多网站非常关注“炒房团”这一经济现象，同时在广大网民间举行了民调，我们不妨来看看它们的结论。

调查显示DD绝大多数被调查者对我们温州人的“炒房”行为持否定态度。甚至有人把“炒房”等同为投击，还有人扬言对温州人“要见一个，杀一个”。

那么，“温州炒房团”将何去何从?等待他们的最终命运又是什么?

最近国家和地方相继出台了一些争对炒房行为的措施，我们一起来看看。

•材料一:今年初，杭州市出台政策，对炒二手房者征以重税;随后，南京出台购房实名制;福州中行作出规定：在福州购买第二套住宅，首付款比例提高到5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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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二：近日，市政府向温州各媒体下文，禁止以媒体名义组织购房团到各地炒房，并限制发布相关的广告进行宣传或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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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三：8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通过并施行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范建设用地。10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上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

请大家看书了解宏观调控的手段，再结合材料，说说看，以上措施中，政府都运用了哪些宏观调控的手段?客观上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三、宏观调控有哪些手段?WHICH

宏观调控的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

(看书)归纳：

经济手段，是国家运用经济政策和计划，通过对经济利益的调整而影响和调节社会经济活动的措施。经济政策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财政政策，如材料一杭州市所采用的“对炒二手房者征以重税”的作法就是通过税收来调节经济利益;另一种是货币政策，如材料三央行宣布加息，就是利用了货币政策中的利率杠杆。

法律手段，是国家通过立法的形式来调节经济活动，如材料三人大颁布的两部相关法律。

行政手段，是国家通过行政机构，采取行政命令等形式进行的调节，它的作用是直接、迅速，如材料二温州市政府的批文，文件一下，温州各媒体马上就停止了购房团的行程。

当然，国家在对经济活动进行调节和控制时，这三种手段往往是综合在一起运用的，从地位上来讲，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是主要的，行政手段不宜过多采用。因为以政府指令形式干涉经济属于单方面行为，本质上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平等性、竞争性、法制性、开放性是不相符的，过多采用，将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

看来，我们的温州炒房团确实是遭遇了它的寒冬，作为温州人，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些报道会有什么样的感想呢?温州炒房团究竟是“游移的魔鬼”还是“飞翔的天使”呢?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想听听大家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要求：观点独到一些、特别一些没关系，但一定要言之有物。)

同学们的发言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分析了炒房的利，也不避讳谈弊。温州炒房团到底是“魔鬼”还是“天使”，在政界和经济界也存在较大争议，这里我也为大家摘录了一些较有代表性的言论，供同学们参考。

各方观点：

“外界讲的炒房团，我不叫它炒房团，而应该是房地产的经营。”温州市市长刘奇

“政府禁止购房团是没有用的，民间资本把房地产作为投资手段这是市场行为。” 浙江绿城集团总经理寿柏年

让炒房者在浙江断奶 不合理资本外流，卡住!省长吕祖善

温州炒房团利用资金优势左右房地产价格牟取暴利，该行为和股票市场的庄家行为如出一辙，构成了《刑法》中的操纵市场罪，应该用该条款约束类似温州炒房团的操纵房地产市场的行为。 中科院金融研究所尹中立博士

看来，围绕“温州炒房团”的争论，短期内还很难有一个结果。

不过，通过这堂课的分析，在炒房问题上，我想，至少大家应形成这样几个基本认识：

第一、 炒房是种市场行为，是活跃市场的因素之一

第二、 炒房者具有一定的自发性、盲目性，需要政府的引导和控制;

第三、 政府的引导与控制应当以经济、法律手段为主，不能过于强调行政命令

农机跨区作业急待强化宏观调控 篇5

农机跨区作业是在我国土地分散经营条件下实现大规模机械化生产中探索出的成功经验，有利于优化农机资源区域配置，提高机械利用率，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近几年来，随着农机跨区作业规模的不断扩大，跨区作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对我国农业机械化事业健康、持续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的看到，我国农业机械化正跳跃式快速发展，农机经营市场、服务市场在不断发生变化，一些新的问题和矛盾开始出现。加强对农机跨区作业的宏观调控，减少机械盲目流动，防止跨区作业向过热发展，已成为当前农机化事业发展中不得不注意的关键问题之一。

与开展跨区作业前期相比，目前我国农机作业服务市场出现的新问题主要表现为两个矛盾。一是农业新技术、新机具快速更新与技术培训相对落后之间的矛盾，随着国内农机市场需求的大幅增加，农机生产企业获得新的发展机遇，为抢占市场，纷纷加大对农业机械的科研开发投入，一大批先进生产线纷纷上马，有的个别产品在技术上甚至还不太成熟，农业机械的更新换代间隔期缩短，新的农机种类层出不穷；与之相对应的是要求有一批高素质、适应能力强的新型农民去使用和操作不断涌现的新型机械，而我国农民整体文化水平相对较低，对快速更新的农业机械适应能力还比较差，国家对农机新技术的培训投入显得相对不足，农民对新机械的操作能力不能满足新机具发展的需要，作业效益降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型、新型农业机械跨区作业的开展。二是农民对开展跨区作业过高热情与区域间农机资源配置日趋平衡之间存在矛盾，近几年来，由于农机跨区作业的成功开展，大部分机手在跨区作业中获得较好的收益，农民对购买大型机械从事跨区作业的热情高涨，而随着国家政策的支持和对农业机械化事业的投入不断增加，各地机械化水平都得到了快速发展，区域间的农机资源配置日益接近，跨区作业市场开始逐渐萎缩。农民为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在跨区作业中将不得不辗转较多作业地区，跨区作业成本明显增加，作业收益减少。

进一步完善宏观调控方式 篇6

进一步完善宏观调控方式

从当前经济形势看,我国针对经济运行中出现问题而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已达到初步效果:一是农业基础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粮食产量出现恢复性增长,全年粮食总产量有望扭转连年下降的局面.二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的势头得到初步遏制,部分过热行业投资增速也明显回落.2004年前三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7.7%,比一季度回落15.3个百分点.一些过热行业的投资增幅明显回落,前三季度,钢铁、水泥行业投资增幅分别比一季度回落65.5个和43.4个百分点,铝业投资由一季度增长39.3%转为下降6.5%.

作 者：李平李亮 作者单位：山东理工大学经济学院,山东,淄博,255049刊 名：经济学家 PKU CSSCI英文刊名：ECONOMIST年，卷(期)：2005“”(1)分类号：关键词：

宏观调控法论文 篇7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3 年5~10 月在浙江省建德市第四人民医院住院的抑郁患者为研究对象, 共60 例, 年龄18~65 岁。 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研究组 (30 例) 和对照组 (30 例) 。 其中, 研究组男12 例, 女18 例; 平均年龄 (26.08±4.00) 岁;平均病程 (13.12±5.50) 个月。 对照组男13 例, 女17 例;平均年龄 (25.14±3.00) 岁;平均病程 (14.56±3.50) 个月。 两组年龄、性别、病程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 , 具有可比性。

1.2 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 ①符合 《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 (第3 版) (classification and diagnostic criteria of mental disorders in China-third edition, CCMD-3) [2]中抑郁症的诊断标准及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 HAMD) [3]分数≥17 分。 ②在治疗前2 周均未服用过任何抗抑郁药。 排除:脑器质性或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的抑郁、分裂症后抑郁、焦虑障碍等。

1.3 研究方法

两组病例均给予舍曲林片 (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批号:1372009) 50 mg/d起始治疗, 每天清晨顿服, 治疗1 周后增加剂量至100 mg/d。 研究组在此基础上联合穴位刺激调控治疗:使用韩式穴位神经刺激仪, 频率50 Hz, 对两侧上肢内关穴进行穴位刺激调控治疗, 每人每天1 次, 每天治疗时间固定, 每次30 min。所有研究对象每次治疗后卧床休息, 10 min后进行量表评估, 每次治疗前后监测患者的体温、脉搏和血压。两组治疗时间均为6 周。

1.4 疗效及安全性评价

1.4.1疗效评价

采用HAMD量表行疗效评价。该量表不仅可以确定抑郁症状以及抑郁症状的严重程度, 亦可以反映抗抑郁药治疗的效果, 为临床广泛使用的评定量表之一。 其有3 个因子:焦虑因子、睡眠障碍因子、抑郁因子, 共计17 个条目, 依次为抑郁情绪、有罪感、自杀、入睡困难、睡眠不深、早醒、工作和兴趣、迟缓、激越、精神性焦虑、躯体性焦虑、胃肠道症状、全身症状、性症状、疑病、体重减轻、自知力。 通常认为总分达17 分以上可诊断为抑郁状态, 24 分以上为严重抑郁。 于治疗前及治疗后第1、2、4、6 周末分别评定疗效。 疗效评定按4 级评定, 即痊愈 (HAMD减分率≥75% ) 、 显著进步 (50% ≤HAMD减分率<75% ) 、 进步 (25%≤HAMD减分率<50% ) 、 无效 (HAMD减分率<25%) 。 其中HAMD减分率= (基线分-治疗后分) /基线分×100%, 有效=痊愈+显著进步。

1.4.2不良反应

观察记录并评估治疗中患者的各种不适主诉及不良反应表现, 并行不良反应量表 (TESS) 评定, TESS分成0~6分7个等级, 共计36项, 每项1分, 所计分值越低, 不良反应越轻。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软件SPSS 13.0 对实验数据进行分析, 计量资料数据以均数±标准差 (±s) 表示, 重复测量的计量资料采用方差分析, 行t检验。 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采用 χ2检验。 以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治疗前后HAMD分值比较

两组基线HAMD分值无差异, 从治疗后2 周开始, 两组总分比较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 (P < 0.01) 经治疗, 两组减分率比较, 第1、2、4、6 周末结果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 或P < 0.01) 。 见表1。

2.2 两组治疗效果比较

研究组与对照组有效率分别为93.3%、56.7%,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2.47, P < 0.05) 。 见表2。

注:与对照组比较, χ2=12.47, *P < 0.05

2.3 两组不良反应统计及TESS得分情况比较

对照组出现失眠、嗜睡、头痛、恶心呕吐3例, 出汗、口干1例, 视物模糊1例, 便秘1例, 研究组出现便秘1例,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为20.0%、3.3%, 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 (χ2=20.22, P<0.01) 。治疗6周, 研究组与对照组TESS评分分别为 (1.20±0.28) 、 (3.40±1.20) 分,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8.243, P<0.05) 。

3 讨论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 人类面对的应激因素的种类不断增加, 而抑郁症的发病率也逐年上升。 据WHO的官方调查研究数据, 全球人群抑郁症的终身患病率为3%~5%, 预计到2020 年其排名将仅次于缺血性心脏病, 排名第四, 而列为第二世界致残性疾病[4]。 抑郁症所致伤残居多数疾病之前, 严重危害人类身心健康, 给社会造成巨大负担。

针药结合对抑郁症的治疗临床已显示出疗效持续、起效快的互补优势[5]。 潘惠萍等[6]用疏肝解郁胶囊配合电针 (内关、百会、印堂、太冲穴) 治疗轻中度抑郁症40 例, 总有效率达到72.97%。 周小青等[7]对氢溴酸西酞普兰并用电针治疗抑郁症进行了研究, 选取研究组与对照组各35 例, 针刺选取百会穴和印堂穴, 6 周后发现两组的总有效率无明显差异, 但研究组较对照组起效快。 研究发现, 电针与针刺对于抑郁症的整体调整作用机制本质上是一致的, 针刺可提高大脑单胺类神经递质的浓度, 从而抑制亢进的HPA轴, 同时激活神经营养通路, 加快海马的神经分化, 抑制体内炎症因子与细胞凋亡的产生[8]。 目前有关穴位刺激调控法治疗抑郁症的系统研究较少。

穴位刺激调控法是由我国学者冯斌等[9]于1995年提出的一种新的穴位刺激治疗方法。而内关穴是临床常用的特定穴位之一, 为手厥阴心包经的络穴, 又为八脉交汇穴之一, 刺激该穴能治疗心痛、心悸、郁病、失眠等[10]。盐酸舍曲林为新型的5-羟色胺 (5-HT) 再摄取抑制剂 (SSRI) , 主要增加神经突触内5-HT的浓度, 提高5-HT能神经的传导速度, 从而达到抗抑郁的作用, 其疗效与三环类药物相似, 且副作用少, 临床上应用盐酸舍曲林治疗抑郁症比较广泛[11,12,13]。因此, 本研究选择上肢的内关穴进行刺激, 同时联合药物舍曲林治疗, 将穴位刺激与现代技术有机结合起来, 达到协同作用。

目前有关穴位刺激调控法的研究主要针对广泛性焦虑症[14]、强迫症[15]、创伤后应激障碍[16]治疗, 均显示出了其疗效的确切性。 本研究采用舍曲林联合穴位刺激调控法治疗抑郁症, 两组从治疗后2 周开始, HAMD总分比较差异显著 (P < 0.01) 。 经治疗, 两组减分率比较, 第1、2、4、6 周末结果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 或P < 0.01) 。

宏观调控法论文 篇8

关键词:区域产业 结构调整 持续发展 调控立法

0 引言

区域产业结构是指区域经济中符类产业的构成及各产业问量的比例和质的联系，是全国经济布局在特定区域的组合结果。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协调发展，关键是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企业组织的合理化，也是产业在一定区域内的优化和高度化。区域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应建立在区域资源优势基础上，他一般不要求区域经济涵盖所有的产业，只要求有利于发挥区域生产要素和自然资源的禀赋优势，形成合理的区域产业结构和主导产业，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和劳务。优化区域产业结构是每个国家，特别是国土面积较大的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各区域产业结构的演进以及区域之间经济关系的调整和变化，对国民经济总体产业结构合理与否产生极大的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不仅受各个区域内部产业结构的影响，还受各个区域产业结构之间相互关系的影响。因此，要实行国民经济高效增长和发展，必须协调好各区域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

1 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协调发展与区域产业结构政策法律化

区域产业结构决定于区域的自然环境、交通条件、历史传统、文化背景与发展机遇。区域内外条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开放的系统，并随着社会制度、经济体制、科学技术和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区域产业结构为了适应市场需求，应适时地进行调整，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满足社会需求，使得各类产品和劳务既不会缺乏或不会过剩。

1.1 区域产业的协调发展与区域产业结构调整 区域产业的协调发展要求正确选择主导产业，对区域产业结构进行合理布局，使区域产业结构适应国内外市场要求，能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生产出国内外市场所需求的产品。目前，我国由于多年的重复投资和建设，形成了各区域几乎完全相同的产业结构，造成了生产力的巨大浪费，使得许多产业缺乏规模效应，延缓了一些部门的生产集中进程。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是以市场为基础，通过政府的宏观测控，因势导利，确立各区域主导产业、基础产业和关联产业，对各地区重复建设的产业进行跨地区兼并和联合，以发挥其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优势。各地区应采取有效措施，集中有限资金，适时地培养主导产业、压缩调整衰退产业，优化资源配置结构，加速区域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在尽可能短的时问内实行跨越式发展。区域产业政策是我国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有效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素质，进行资源长期合理配置，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是在市场失灵的基础上，发挥政府宏观调控，干预经济的一种重要职能，是政府在市场调控区域产业结构的框架下的一种主观能动行为，他在我国现阶段经济政策中处于核心地位。政府可以通过区域产业结构政策来支持本区域的经济发展，规划区域经济发展目标，制定区域未来发展计划，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实际出发，突出区域分工特色，根据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主导产业选择的客观需要，发挥区域优势，因地制宜地进行产业结构设计、演进、调整和转换。

1.2 区域产业结构政策的法律化 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是一个长期、全面的过程，其措施和手段具有广泛性和稳定性，因此仅靠区域产业结构政策还不足以引导和规范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而应该把实践中一些较为固定，并行之有效的政策上升为法律，才能保证得到遵守和执行。当相关主体违反产业法律时，则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重视和制定各种区域产业政策。多年来，区域产业政策对调整我国区域产业结构起了重要作用。但是至今为止，我国仍缺乏系统并行至有效的区域产业结构政策，已有的政策也存在许多问题：一是地方政府及官员的利益最大化倾向，使区域产业结构政策的科学性并非必然。这也是我国区域经济几乎完全趋同化的根本原因。由此引发的结果是，各区域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和福祉相冲突。二是行政分权不彻底，使得区域产业结构和布局政策在执行中被扭曲。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事权上的相对独立，导致地区封锁和市场分割，破坏了全围统一市场的形成，阻碍了商品和生产要素的流通和优化配置。地方政府为了增加本地收入，不考虑国家产业政策导向和中长期产业规划，不考虑区域之间分工协作问题，盲目发展，重复建设，阻碍了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三是政府在管理过程中不重视市场信息的收集，许多产业政策都是在信息不完全的状态下出台的，加上政府机构膨胀，决策迟滞，使得许多区域产业结构政策失误或不能适应市场变化。在对区域产业结构调整进行政策引导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强调实现区域产业结构政策法治化问题。区域产业结构政策是一种政府经济政策，是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和干预行为，在此领域实行法治的基本表现为制定《区域产业结构调控法》，依法调整区域产业结构。区域产业结构调控政策一旦上升为法律，就不再是政府意志，而是国家意志。这种产业政策获得法律的表现形式，具有法律的一般性质：当政府的有关规定和行为与法相抵触时，必须以法律为准，服从法律的要求。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制定并实施具体的产业政策时，都非常重视建立和推行产业立法制度。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制度中缺少法治传统，更多的是人治。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逐步走上正轨，依法治国已成为治国战略方针。在过去的30多年中，出台了一系列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法规，其中也不乏调整产业结构及产业布局的法律法规，但是我国政府更多的还是习惯于用各种政策调整社会经济活动。政策具有概括性、灵活性等诸多优点，但不具有法律的稳定性、连续性、强制性。为了克服这些缺点，我国有必要将已经成熟并具有长期性、战略性、稳定性等特点的政策法律化，以推动政策目标的实现。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使得各区域产业布局合理化、高度化是工业化中期国家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变过程中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具体到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问题，则应该制定一部《区域产业结构调控法》来落实、推动我国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将区域产业结构的合理布局作为一项稳定、连续的历史过程。

2 《区域产业结构调控法》的基本架构

2.1 《区域产业结构调控法》的地位 《区域产业结构调控法》是区域产业结构政策的法律化，他追求的目标是社会经济的整体、协调发展，他强调社会性、公共性，具有政策性、社会本位性和综合性，在性质上属于经济法。我国经济法基本构成体系中，宏观凋控法是其主要的组成部分，《区域产业结构调控法》是克服“市场失灵”确立国家干预产业结构调整和布局之法，也是防范“政府失灵”，规范国家干预的法律，属于宏观调控法的范畴，并且应该是宏观调控法的核心组成部分。除此之外，《区域产业结构调控法》的地位问题还涉及他与经济法体系中其他相关法律的关系问题。正确理解《区域产业结构调控法》与产业法、计划法、金融法的关系，有助于说明《区域产业结构调控法》存在的理由和价值。产业法一般是属于全国性法律，并由中央政府组织落实，在全国范围内发挥作用，总体上对全国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和布局。他主要从宏观上明确各个产业的地位，发展方向及国家支持和限制的重点，但不能反映各区域的发展特点和不同。《区域产业结构调控法》是对区域范围内产业结构合理分布和协调问题，既包括全国性的立法，也有各区域根据各自的条件制定的配套地方性法规。因为经常涉及到区域之间的经济和产业协调问题，所以应由中央政府作为《区域产业结构调控法》实施的主持人和仲裁者。相对于全国性产业法，《区域产业结构调控法》更有利于专业化分工和区域布局。《区域产业结构调控法》可视为广义的计划法的范畴，但是《区域产业结构调控法》以制定和实施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所产生的经济关系作为调整对象，计划法则以制定和实施计划的经济关系作为调整对象，而且计划法和《区域产业结构调控法》的指标体系和调整方式也不同。所以现代社会包含《区域产业结构调控法》在内的产业法已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法亚部门，与狭义的计划法律体系并行。

2.2 《区域产业结构调控法》的立法原则 调整区域产业结构，其最终目的是使区域产业结构合理，增强区域产业的竞争力，充分发挥各区域的比较优势，促进区域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和协调发展。为此，《区域产业结构调控法》的立法和执法应遵守以下基本原则：

2.2.1 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以实现效率最大化原则。《区域产产业结构调控法》立法的主导思想是在产业调整过程中发挥区域优势，保持区域经济发展活力。各级地方政府应当根据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和全国统一的区域产业政策，结合本区域实际，制定区域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的规划，正确行使地方政府对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规划、引导权利。地方政府要从本区域实际出发，根据自身的资源条件和面临的实际问题，合理选择有自身特色的调整方向和调整重点。一个区域未必追求产业体系的完整，也必须避免与其他区域产业结构的雷同，应该找准自己的位置，选择好自己的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以实现区域经济效率最大化。

2.2.2 分工协作与区域经济自主发展相结合原则。区域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组成部分。虽然强调区域的自主发展，强调区域产业结构必须在区域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综合发展，不能过于倾向于某一特定产业，除要求区域拥有自己的主导产业，即技术成熟、产业关联性强、发展潜力大的产业外，还要有一系列辅助产业，但是在自主发展区域产业的同时，各级政府要处理好区域之间的分工与协作问题。

2.2.3 促进经济全面发展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相结合原则。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目的就是使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从而促进区域经济乃至全国经济全面发展。但是，任何一个国家或区域的经济发展都是与其资源环境相联系。资源的有限性要求经济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区域经济的调整和发展过程，实际上是对其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和开发过程。自然资源条件直接促进和限制某些产业的发展，并影响区域产业结构的变化。这就要求在《区域产业结构调控法》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区域的资源条件和生态环境、优势和潜力、开发现状，正确选择资源战略和发展对策以实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2.2.4 以市场为导向，加强宏观调控的原则。加强政府对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引导，就是为了弥补市场的缺陷，但并不表明政府要脱离市场的基本作用，相反地应遵循市场规律，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基础作用，按照市场原则培育区域优势产业，使区域在培养优势产业时真正能够获得优势利益。通过市场竞争，使处于劣势的产业退出市场，加快那些市场容量大、产业关联度高、科技含量大、带动作用强的产业和产品，培植区域新的增长点。但足，在强化优胜劣汰机制，减少重复建设的同时，要充分认识到市场的局限性。各级政府在法律框架内，以市场作为区域产业调整的基本手段，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因势导利地支持某些产业的发展，扶持幼稚产业或对衰退产业实行有限度地、透明度较高的保护。

2.2.5 前瞻性、稳定性和科学性原则。区域产业结构调整是一项持之以恒的任务，一部《区域产业结构调控法》要管几代人，持续几十年。因此，为了保持《区域产业结构调控法》稳定性和严肃性，在制订该法时采取科学的态度，并深谋远虑，以避免法律变化无常、反复修改，而应保持其法律和产业结构调控的延续性和可操作性。面对各个区域不同的资源条件和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条件及国内外市场环境，我们对《区域产业结构调控法》的制定不应坚持过去的“管粗不管细”的做法，也不应该事无粗细都规定，而是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尽量使得立法具有前赡性、稳定性和科学性。

2.3 《区域产业结构调控法》的主要内容 《区域产业结构调控法》的基本内容较为广泛，并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拓展。除立法目的、调整对象、基本原则以及《区域产业结构调控法》的法律地位外，主要还包括：区域产业结构调控的基本政策和措施、产业政策委员会、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控中的权利和责任。

《区域产业结构调控法》的立法目的是“为了解决区域产业结构中存在的问题，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合理化，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实现资源合理配置，提高经济效益，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区域产业结构调控法》以产业法律关系主体在制定和实施产业结构政策时的经济关系作为调整对象。本法与产业法一同作为经济法的子法，各相关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在与本法不相抵触的情况下，可根据具体条件制定相关行政法规、地方法规和部门规章。区域产业结构调控的基本政策和措施是《区域产业结构调控法》的主要内容。调整区域产业结构首先要制定主导产业的选择标准，这种标准要能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充分体现需求收入弹性和生产率上升速度，实现区域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应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必须考虑区域各产业的技术进步状况及不同产业技术进步快慢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和制约，把高新技术产业和一些新兴产业给予重点支持。不同的阶段，区域经济发展目标和任务不同，区域产业结构政策也应不同，把握好区域产业政策重点，及时调整与修改不合理和过时的区域产业政策，是充分发挥区域产业政策作用的根本保证。《区域产业结构调控法》作为法律化的区域产业结构政策，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税收、信贷、对外贸易和政府购买等手段来发挥对产业结构的调控。当然在必要时，各级政府也可以进行直接的行政干预，从而达到扶持和限制特定产业的目的。产业政策委员会是包括《区域产业结构调控法》在内的产业法的实施者。从实证角度考查，几乎每一部经济法律的颁布都带来一个相应的组织机构。我国可设立产业政策委员会，委员会隶属国务院，并在各省设立分支机构。在法律性质上，产业政策委员会为法律授权的组织，享有行政权、准立法权和准司法权。其主要职责为：第一，根据产业法和《区域产业结构凋控法》，制定相关的产业政策；第二，对全国及各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控和布局进行审查，纠正不合理的产业发展情况；第三，监督、检查产业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执行情况；第四，对区域经济和产业协同发展问题进行协调，对有关争议进行仲裁；第五，对全国及各地区产业发展情况的相关指标进行监控。各分支机构在产业政策委员会授权的范围内对本区域的产业政策和相关法律进行落实。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权利与责任。区域产业结构，主要由地方各级政府根据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和全国统一区域产业政策，结合本区域实际制定区域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的战略与规划，行使地方政府对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规划、引导和服务职能。地方政府作为一级行政机构，掌握着行政干预、经济杠杆、政策法规等调控手段，是宏观调控的中间层次，对区域产业结构调整负有重要职责。但是，我国是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由于各区域资源优势不同，各产业形成的历史不同，这就需要充分发挥中央政府的作用，使中央政府担当起调整区域产业结构政策、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对于需要扶持的产业实行各种优惠，反之则加以限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中，只有分工明确、相互补充，才能对区域产业结构进行有效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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