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通用3篇）
饶毅 · 1 小时前
题图：三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从左到右依次为赵九章、郭永怀、姚桐斌
作者按：
民族和个人的悲剧不是用来写诗的。
1968年6月-12月，半年内，为中国现代科学技术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三位功勋科学家相继非正常死亡，带给家人无尽的灾难和伤痛！这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悲剧中令人扼腕叹息的一幕，他们和他们的家人所遭受的，都不应该被忘记！
撰文 | 王丹红 责编 | 李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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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最近我在写“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郭永怀夫人李佩百年人生系列文章，查阅相关资料时，发现不少公开的报道中对郭永怀先生的介绍有一个事实错误。比如，2012年4月14日，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力学大师郭永怀》，有一句解说词：
“（他）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荣誉勋章，是该群体中唯一一位获得‘烈士’称号的科学家”。
另外，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创的音乐剧《爱在天际》，也说： “两弹一星功勋、空气动力学大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物理系首任系主任、唯一授予烈士称号的科学家郭永怀„„”
郭永怀是最早被追认为烈士的。1968年10月，郭永怀（1909年4月14日—1968年12月5日）赴西北参与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准备，试验准备完成后于12月5日晨乘飞机返回北京，因飞机失事牺牲；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授予郭永怀烈士称号。
但是，郭永怀“牺牲”的悲剧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我曾经在《知识分子》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独家解密 | 48年前“两弹一星元勋”飞机失事前后》），作了尽可能的考察。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郭永怀并不是唯一的烈士。另外一位“烈士”很少被人提及，而且他的“烈士”称号来之不易。
►“两弹一星”勋章。来源：百度百科
1999年9月1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朱镕基总理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章”的决定。在23位受勋科学家中，有七位科学家是追授，其中两位烈士，除了郭永怀，还有一位是姚桐斌。
姚桐斌（1922年9月3日-1968年6月8日）是我国导弹和航天材料与工艺技术事业的专家、创建者和领导人，1968年6月8日在北京家中被暴徒打死。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为姚桐斌颁发《革命烈士证书》，在证书旁一栏详细写道：“1968年6月8日无辜遭坏人毒打，不幸牺牲。”
►姚桐斌的革命烈士证明书（资料图）
在追授的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还有一位非正常死亡的科学家赵九章（1907年10月15日—1968年10月26日）。赵九章是大气科学家、地球物理学家和究竟物理学家，中国动力学气象创始人、东方红1号卫星总设计师，1968年10月26日深夜，在中关村的家中服安眠药自尽。
三位功勋科学家犹如昨日星辰，他们是牺牲者，我们应该铭记，同时不要忘了追问一句，发生这些悲剧的根源到底是什么？他们也是受难者，这是我们不应该遗忘的。
2.姚桐斌的《革命烈士证书》
2003年3月20日，一个星期四的傍晚，在清华大学蒙民伟楼演讲厅，我聆听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姚桐斌夫人彭洁清的演讲“航天情——我永远眷恋的桐斌”。
故事从那个从天而降的灾难时刻开始。1968年6月8日，如平常每个星期六的下午，彭洁清从北京西郊外国语学院乘坐公共汽车回到了位于南郊的家，翘首期待着每周一次的家庭团聚：已经下午5点过了，丈夫应该回家了吧、女儿们正围着爸爸叽叽喳喳„„
►姚桐斌一家合影（资料图）
当她兴冲冲上登上三楼家门口时，门忽地打开了，保姆哭泣着说：“姚所长„„被人打死了。”
三个惊恐的女儿跑出来抱着妈妈哭成一团，她看见了直挺挺躺在客厅沙发上的丈夫：白衬衫上血迹斑斑、灰色裤子上是污血和泥土、脸上青一块、紫一块„„ 保姆讲述了事情发生的经过。6月8日，第七机械工业部两个对立的派性组织发生万人大武斗，姚桐斌仍然照样去上班，中午回家午饭，刚拿起碗筷，“无产阶段革命派”的暴徒就踢开门冲进家中，当着三个孩子的面，架起他就往楼下推，一面推一面拳打脚踢，到了大门口，几个头戴钢盔佩戴红袖章的同伙上来，打他的耳光、踩着他的眼镜骂道“打死你这个反动学术权威！” 一个家伙歇斯底里地嗥叫着狠狠踢他的下身，两个暴徒举起手中的钢棍向他的头部猛击„„邻居将昏迷不省的他抬上楼，放到客厅沙发上，下午3时左右，他惨死家中！姚桐斌1922年出生在江苏省无锡黄土塘镇，童年时靠父兄小本生意的收入支持上完小学，由于小学毕业成绩优异，校长说服其父同意他上中学，1933年，他成为黄土塘第一名中学生。1941年，他考入当时迁入贵州的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1945年8月，他以总评成绩全校第一大学毕业，任国民政府经济部矿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46年10月，他考取了抗战胜利后第一次政府组织的公费留学考试，1947年10月入英国伯明翰大学工业冶金系攻读研究生，1951年获工学博士学位，之后在伦敦帝国学院矿校冶金系深造并兼任实习指导员，获帝国学院文凭。在英国留学期间，他组织并参加了左倾的“中国科学者协会英国分会”和“中国留英学生总会”，担任过留英学生总会主席等职务。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到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宣传新中国的蒸蒸日上。
姚桐斌的妹妹姚素珠在纪念文章《两弹一星功臣我的二哥——姚桐斌》中写道： 我至今仍珍藏着一封他1951年底在瑞士一个山城旅店写给家里的信。二哥在信中流露了对家里情况的挂牵：“母亲的赡养，涌弟的休养，珠妹的升学，都是我戚戚于心的，我常因不能分担家庭的责任，不能安慰老年的母亲及帮助弟妹而梦魂不安„„ 在国外，也正需要适当的人去做很多重要的工作，我决定接受此项使命。以后我的工作也许同我的本行稍为脱离，但只要我对祖国一样有贡献，或甚至能完成更为迫促的任务，我想我的心里是会永远感到快乐的。”多年之后我们才知道，他当时的使命是多么重要。
姚桐斌的行为引起了英国政府的注意，指控他“破坏皇家法律”、“进行颠覆”，吊销他的护照，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并限期离开英国。1953年，在我国驻外使馆的指示下，他转移到西德亚亨工业大学，在铸造学教授依·皮沃斯基领导的研究所工作，同时继续为党工作，1956年9月，他在瑞士伯尔尼中国驻瑞士使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彭洁清1947年在南京一所教会学校高中毕业后，赴美国上大学，大学毕业后曾在信托投资银行和“美国之音”工作。两人相识于一次留学生欢庆春节晚会。“那个晚上，桐斌再也没有请别的女生跳舞，我们一直共舞到曲终人散„„人生的结合真是奇幻！我们萍水相逢一见钟情，互吐衷肠，很快结为连理。我以为我们会白头偕老，却没想到他正值成年却被撒旦夺走了生命！” 往事历历在目，彭洁清已无力悲痛。
1957年9月，夫妇两人回国。1958年春节，聂荣臻元帅指名要姚桐斌到刚成立的导弹研究院工作，负责筹建我国第一个航天材料工艺技术研究所。研究所在南郊成立后，改名为第七机械工业部七O三所，姚桐斌被任命为所长，他们的家也安置在南郊。
“我们家有一间客厅、一间书房、三间卧室，再加浴室和厨房。我们的家具都是公家提供的，客厅里的沙发、地毯、茶几、电话„..卫生间还有浴缸，令我十分满意。” 彭洁清回忆道。
1958年秋天，彭洁清被分配到新成立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外文系教授英文。不久后，他们的大女儿在协和医院出生，因产后身体不好，她申请留职停薪在家休养。1963年，她调到位于西郊的外交学院分院工作，两个小女儿相继出生。1968年丈夫猝然离世，彭洁清痛不欲生！但为了三个年幼的孩子，她发誓要顽强活下去：“杀夫之仇，不共戴天！苍天作证，我一定为我的丈夫昭雪！我一定要为他报仇！” 她历尽千难万险千辛万苦，抚育三个女儿，并教她们英文；同时，百折不挠地为丈夫调查申诉！
周恩来总理在姚桐斌被害之时就命令某“无产阶级革命派”头头必须交出凶手：“姚桐斌是我从海外要回来的专家，国家需要这样的专家，现在被打死了，连凶手都找不到，我限期你们把凶手找出来，否则唯你们是问！”尽管如此，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的1979年4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才以行凶致死人命罪，分别将两名持钢棒打死姚桐斌的暴徒判刑15年和12年！
经中央批准，姚桐斌追悼会1978年3月18日在北京八宝山举行，这一天也是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召开的日子；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为姚桐斌颁发了《革命烈士》。
拿到《革命烈士》证书的彭洁清立刻复印了几份，给每个孩子一张，她说要“立此存照！”
从1983年春开始，在美国大学时代同学的帮助下，彭洁清先后将三位女儿送到美国留学。如今，三个女儿均在海外成家立业，她却一直定居北京，朋友问：为什么古稀之年不享清福，每年都往返奔波？
她说：“我从未感到孤寂，桐斌的爱一直充满我的心，令我享受一生。只要我在世一天，就要宣传桐斌：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一位炽热的爱国者，一位为我国航天事业献出一生的科学家，我为他骄傲！桐斌魂系中华，我是如此地爱他恋他想他，我怎么离开他！我愿追随他，直到永远！”
3.赵九章：不知遗体在哪里火化
1956年，中国科学院在中关村科源小区为高级科学家们新建了三幢特级住宅楼，郭永怀家住13楼，赵九章家住15楼，两家毗邻而居。1968年10月26日深夜，赵九章在中关村家中服安眠药自杀！蔡恒胜在《我楼上的赵九章伯伯》一文中写道：
“我家住在（北京中关村）15楼211号，楼上是王淦昌伯伯，他家对面312号住的是赵九章家。1968年10月的一个夜晚，赵九章伯伯在饱尝了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无休止的批斗、折磨和屈辱后，蒙冤含恨地在自己家里默默地愤然离世。他没有任何嘱托、任何遗书，甚至连只言片语也没有留下。面对现实，他的希望破灭了！或许肉体的折磨与精神上的侮辱还都可以忍受，但如果无法再从事他所热爱的事业时，生命就毫无意义了，他被迫走向绝路，只能用死来维护自己的人格和尊严！”
1907年10月15日，赵九章出生于河南开封一个中医世家，幼年就读于私塾，预备从事文学，在1919年“五四运动”影响下，他立志学科学救国。1922年9月，他以第一名成绩考入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后因家境日下，远赴杭州投奔姑妈家继续学业，1925年考进浙江工业专门学校电机系，他在学校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捕入狱，当时，在国民党政府中位高权重的姨夫戴季陶将他保释出来，之后，他曾做过戴季陶的机要秘书，这段经历成为了他“文革”中的罪证。
1929年，22岁的赵九章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他在浙江参加学生运动时认识的女友吴岫霞也离开了上海青年会，到北京师范大学女中读书。►1965年赵九章、吴岫霞夫妇在颐和园观赏玉兰。来源：中国两弹一星历史研究会网站
“爸妈结婚前几年，是他们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女儿赵燕曾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在清华，爸爸同学们的聚会郊游、妈妈是当然的来宾，胸前别着一个小条：‘赵来宾’，妈妈每次说到这里，就咯咯地笑„„妈妈年轻时性格活泼调皮，又爱玩，她说爸爸常管她念书，有时把她关在屋里，要她复习功课，妈说，有一次爸爸帮她在两个钟头里复习完了全部三角。”
1933年，赵九章大学毕业，留在清华当助教，吴岫霞也高中毕业，两人结婚，一年后女儿出生，“妈说，那时爸爸一个月90块钱，养家足足有余，还能请一位保姆帮助家务。”
1935年，通过庚款考试后，赵九章将妻女送回浙江老家，自己和蒋介石之养子蒋纬国（生父戴季陶）同赴德国柏林大学专攻气象专业，这后来也成为他“文革”中的罪名之一。
1938年获得博士学位后，赵九章回西南联大任教；1944年春天，经竺可桢教授推荐，他带着家人从昆明来到重庆，主持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工作，继竺可桢后承担起我国现代气象学奠基工作，赵燕曾在回忆文章中说，“从此，父亲就把他的生命献给了这个所”；1946年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迁往南京北极阁，解放战争时，气象所奉命迁往台湾，赵九章和所内科学家们选择留下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新中国成立之初，赵九章促进组建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他于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7年10月4日，苏联科学家成功发射第一枚人造地球卫星——“旅行伴侣号”，这是人类迈向外层空间的新纪元；11月2日，苏联又发射了第二颗人造地球卫星，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回国之后不久就发动“超英赶美”的大跃进；1958年1月，美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中国科学界深受鼓舞，钱学森、赵九章、陆元九等科学家也积极倡导中国也要研制人造卫星。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发表讲话：“我们也要搞一点人造卫星。”
1958年10月，作为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二部主要技术负责人，赵九章提出“中国发展人造卫星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要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的建议。1964年，我国地对地导弹、原子弹先后炸响；1965年初，赵九章向周恩来总理递交了一份关于尽快规划中国人造卫星问题的建议书，与此同时，钱学森也写了一份重新上马人造卫星的建议书。
1965年9月，赵九章出任中国科学院卫星设计院院长，全面组织实施中国卫星研制工作、制订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方案！但他永远望不到天空中的那颗中国星！一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他被造反派赶出了办公室，之后是无休止的批判、批斗、游街、劳动！“在妈妈的世界里，爸爸是栋梁，我们的家是她温暖的窝。”赵燕曾写道，“爸爸离去，栋梁折，大厦倾，妈妈的世界破碎了。我们那个温暖的家，破碎了„„笑容从她脸上消失，她一下子老了十岁，看了令人心碎„„爸爸去世，我们连哭的权利都没有！”
“经过漫长痛苦的十年，受尽煎熬的妈妈，看见报上一个个人平反昭雪，爸爸的事还杳无音信，她受不了这焦急的等待，连续几昼夜不能入睡，情绪急躁，不住说话，眼睛发直，我们带她去看病，医生诊断为反应性精神病„„” 至今，赵九章的女儿不知父亲的遗体在哪里火化、灰烬不知飘向何方„„
4.郭永怀女儿：“写写我爸爸吧！”
1996年夏，45岁的郭芹在北京病重，好友边东子最后一次前去看望她——他在后来的文章中记录下当时的情景：“她用一双诚恳的眼光望着我说：‘写写我爸爸吧！’”
1968年10月，郭永怀从北京启程去西北基地。就在此前的9月20日，他年仅17岁的独生女郭芹，和她的同学们乘坐知青专列，到内蒙古农区当知识青年了；而且，他也知道，妻子李佩已进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牛棚”。
谈庆明1956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工作，直至退休。他和郭永怀、李佩一家相识相知六十年。
他回忆说：“1968年10月，郭先生到基地后，打长途电话给他在力学所的秘书，询问李佩先生的处境，秘书回答不知道。所以，郭先生在试验完成后，等不及和其他几位副院长一起乘坐大飞机回北京，而是急急忙忙坐了小飞机回北京的家，他心急如焚地要早点见到李先生！”
当年12月4日，李佩在单位接到电话，“（老郭）告诉我第二天就回北京，要我不着急。第二天，我就一直在家里等，可不见他回来，我想他可能是临时改变计划了吧，来不及告诉我。两天后，家里突然来了20多个人，我就知道出事了！” 多年后，李佩仍然不相信这是一次意外的飞机事故：“那天清晨，北京天气很好，怎么会出事故呢？”我曾经问她：“您怎么知道当天的天气很好？”她说：“因为老郭前一天在电话里告诉电我第二天早晨飞机到北京，所以，我特别注意当天的天气。”
出事当天，郭芹还在内蒙古农村，她对此有不同的记忆。钱学森传记——《蚕丝》（Thread of the Silkworm）1995年在美国由Basic Books出版社出版，华裔作者张纯如在写作过程中曾在美国采访郭芹，郭芹回忆父亲遇难的情形时说：“那是一个雨天，缺乏经验的驾驶员错误理解了导航员的指令，飞机撞到跑道上失火燃烧„„”
郭芹的记忆与她妈妈的不同。所以这至今仍是一笔糊涂账！1968年12月5日是农历十月十六，满月，天气记录显示北京为晴天。飞机失事应该不是天气的原因。去机场接郭永怀的司机邵春贵是事发当日在现场辨认出郭永怀的人，也是他后来到北京电报大楼发电报通知郭芹。但是当天李佩问他郭先生回来没有，他无法告知实情。在凤凰卫视2010年12月15日播放专题节目《我的中国心》中，邵春贵在接受采访时说：
“郭先生去世时她（李佩）还是挺激动的，挺难过的，一直是我拉着给跑（民航局询问失事原因），那时跑了好长时间，李佩当然也挺难过，哭过多少次，很难过的。”
但是，李佩至今不知道丈夫飞机失事的细节。2010年12月，92岁的她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说：“但是对于这个飞机失事的事情，到底是为什么失事，现在谁也闹不清楚，因为我就问了这民航局的局长，他也说不出来到底是为什么，是因为飞机故障，还是因为这个飞机驾驶员的问题。可是这次事情之后，周总理就给了他们民航局一个指示，让他们一定要培训驾驶员。”
郭永怀被追认为烈士，按规定烈士家属可享受优待。当有关方面问李佩和郭芹是否需要照顾，与彭洁清不一样，李佩当时拒绝任何照顾。结果是：她仍然回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牛棚，并在1970年，随科大南迁到了合肥，一直到1976年才回到北京。郭芹也回到了她插队的农村。
多年后我问李佩为什么不将17岁的郭芹留在北京，她说；“我们不需要同情。”然而，如此坚强和自尊的李佩几年后在合肥被审查期间还曾服安眠药自杀，幸好被抢救了过来。
1971年，郭芹从农村病退回北京，李佩却远在合肥继续接受审查，孤苦伶仃的她想到了父母的挚友钱学森和夫人蒋英，并拜访了钱家。然而，这次拜访令她深受打击。张纯如书中描述了当时的情形：当郭芹走进钱学森家时，穿着蓝色军队制服的蒋英，用一种藐视、甚至是愤愤不平的表情看着她，钱学森也批评了她的家庭，“从你母亲的口中获得信息就像挤牙膏一样，挤一点说一点。”如果在郭芹在爸爸牺牲的时候得到应有的照顾，她也许不会如此敏感和因未能得到自己期望的帮助而感到失望。
李佩后来告诉我：“1996年春，蒋英来到我家，想问郭芹为什么要在张纯如的书中那样描述那次会见，但因为看见郭芹已经病很重了，就没有问了。” 郭永怀飞机失事牺牲后，周恩来总理下令彻查这一事故，并责成《人民日报》尽快向国内外发布郭永怀飞机失事的消息，以免外界又认为他是被迫害身亡的。《人民日报》当即在12月13日发布了这一不幸消息。12月25日，在郭永怀追悼会上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为他为“革命烈士”。
尽管周总理考虑得如此周到，没人会料到的是，当时在力学所怀柔试验基地接受审查的力学家林鸿荪（1925年10月25日——1968年12月15日），从同事那里知道报纸上郭永怀去世的消息，他当即感到——“最了解他的人走了，他唯一的精神支柱也不存在了，他再没有希望了”。就在第二天早晨，人们发现林鸿荪漂浮在怀柔基地的小湖湖面上。他年仅43岁。
林鸿荪是化学流体力学家，1960年代在研究液氢液氧火箭发动机总体方案、燃烧、传热、低温技术和地面试车技术，以及在组织领导研制低空导弹技术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文革”中，林鸿荪、杨友鸾夫妇曾搬到李佩家住。林鸿荪逝世后，李佩还尽力安慰帮助住在家中的杨友鸾。
2002年，在清华大学办公室，86岁的林家翘先生回忆起他当时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看到郭永怀去世消息的悲伤时刻：“当时我好震惊，好心痛啊！”林家翘、梁守瀛夫妇1972年回北京时首先要求见到李佩，这样一直在接受审查的李佩，才第一次被允许从合肥回到北京。
5.结束语
1999年9月18日，彭洁清、李佩等应邀到人民大会堂参加表彰大会，江泽民主席亲自为“两弹一星”获得者佩带奖章。
三位非正常死亡的科学家获得“正名”，他们的名字从此被镌刻进这个国家的历史。
1 爱国主义思想在“两弹一星”事业中的具体体现
1.1 无私奉献、自我牺牲
在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 有19位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从国外归来的。此外, 还有解放后我国派往苏联留学的航天技术专家孙家栋, 在苏联工作的理论物理学家周光召, 他们分别于1958年和1961年从苏联回国。他们凭借自己的才华和能力, 本可以留在外国, 享受高待遇。而且, 他们也明白, 中国当时的科研环境不如英、美、苏等国。可是, 他们抵抗住了金钱、名利等的诱惑, 婉拒恩师和同行们的挽留, 毅然回到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祖国, 为了祖国的强盛而施展抱负。
中国原子弹项目的负责人钱三强曾说:“我们当年背井离乡, 远涉重洋到欧洲留学, 目的就是为了学到先进的科学技术, 好回去报效祖国。我们怎能改变自己的初衷呢?应该回到祖国去, 和其他科学家一起, 使原子核这门新兴科学在祖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我们渴望着回到离乡十年之久的故土, 决心为祖国的富强、进步, 贡献自己的力量。”彭桓武在英国获得两个博士学位后计划回国时有人问他为什么回国, 他说:“回国不需要理由, 不回国才要理由。”
为了响应祖国的号召, 许多在自己已有的专业上卓有成就、已经取得相应的学术地位的科学家转变专业, 执行着“上不告父母, 下不告妻儿”的秘密工作, 在“两弹一星”研究基地隐姓埋名、默默奉献, 从此不在刊物上发表任何论文, 他们的名字消失在各种正式场合和文件中。周光召本在苏联杜布纳联合核研究所从事理论研究, 为了中国能够造出自己的原子弹, 他奉召回到祖国, 转入应用物理的研究。为了振兴中华, 屠守锷从小立志学飞机制造, 从求学清华, 毕业后满怀“科学救国”之志留美, 直到回国之初的研究、任教, 他的专业都是飞机。1957年, 屠守锷进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他曾这样说过自己的选择:“为啥改行搞导弹?国家需要啊!”此外, 还有彭桓武、于敏、陈能宽、孙家栋等人都做出了同样的为国家需要转变专业的决定。在他们心中, 自己没有专业, 祖国的需要就是自己的专业。
1.2 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两弹一星”事业在中国是一个千百万人的事业。在“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心目中,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两弹一星”事业是保卫国防、维护祖国安全的伟大事业, 因此, 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具有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当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刘杰向王淦昌提出让他领导研制原子弹的要求, 并对他说我们要为祖国争这口气时, 王淦昌说出了多年积压在他心头的一句话:“我愿以身许国!”这句发自肺腑的话道出了23位“两弹一星”元勋共同的心声。
著名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 每次核试验从方案的制定、装置结构的设计和强度分析到系列的大型环境实验的准备和实施, 他都亲自指导。1968年12月4日, 郭永怀在去北京汇报工作的途中, 飞机失事。后来, 人们发现他的遗体和警卫员牟方东的遗体紧紧拥抱在一起, 他的那只装有绝密资料的公文包完整无损地夹在他俩胸前。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郭永怀想到的只是用身体来保护对国家有重要意义的氢弹试验数据的机密文件。
邓稼先为了研制原子弹、氢弹全力以赴, 无所畏惧、勇往直前, 表现出极强的使命感。他在钱三强提出参加原子弹的研制工作这一光荣任务的这天晚上, 就对妻子说:“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 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 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邓稼先成为中国核武器研制理论设计总负责人之后, 有15次现场指导核试验。在主持核试验中, 邓稼先经常冒着核辐射的危险, 亲临现场负责指挥, 他曾说过:“如果为了弄清原因, 必须下地狱, 我是毫不犹豫的”。在20世纪70年代的一次核试验中, 倒计数之后, 核弹未发生爆炸。正当人们忐忑不安之时, 邓稼先不顾大家的强烈劝阻, 自己去寻找碎弹。在强烈的责任心的驱使下, 他用双手捧起了这个剧毒的危险放射物, 因此他的身体遭受到极为严重的辐射伤害。1986年, 邓稼先因受核辐射患直肠癌溘然长逝。他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精忠报国、崇高无私的精神将永垂史册, 闪耀在我们心中。
2 老一辈科学家的爱国主义思想对当代高等教育的启示
通过对老一辈科学家的爱国主义思想的探究, 我们发现:爱国主义是老一辈科学家献身国防的最大的精神动力。对国家、对人民深沉的爱是老一辈科学家在“两弹一星”事业中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力量源泉。同时, 我们也发现, 当下在大学生群体中, 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他们当中, 存在着国家民族意识淡薄的现象。笔者就这一现象对当今的高校教学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 以爱国主义教育作为学校德育的核心。一个人连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都不爱, 那么他还能爱谁呢?高校在对大学生进行心理素质教育等德育的同时, 必须将对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放在重要位置。
第二, 在日常教学中渗透爱国主义思想。笔者发现, 在理工科的教学中, 老一辈科学家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谦逊淡泊的生活作风、心系祖国的赤子情怀无论是在教材上还是在老师的课堂讲授中均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因此, 教师可对学生适时实施针对性教育, 向学生讲授老一辈科学家的生平及其思想形成规律, 引导他们见贤思齐, 勇攀科学高峰, 为祖国、为人民做出应有的贡献。
第三, 采用多样性、形象化的手段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为学生树立榜样。榜样示范是以他人的先进思想和模范行为教育学生的好方法,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要用钱学森、邓稼先等爱国主义典型人物的事迹、精神来激发他们的爱国情感。为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在对学生进行榜样教育的过程中我们应尽量采用多种多样的形式来提高学生的参与度, 如采用放映影片、观看视频、课堂演讲等集体活动的方式。一个个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鲜明生动的爱国主义形象, 能够打动大学生的心灵, 升华他们的意志, 使他们将内心的爱国主义情感转化为以科学文化知识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中。
摘要：“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为了新中国的国防事业呕心沥血、顽强拼搏、发愤图强、锐意创新, 他们身上洋溢着理想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光辉。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在“两弹一星”事业中具体体现在无私奉献、自我牺牲, 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等方面。他们的光辉形象对当代大学生具有鲜明深刻的榜样意义。
关键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爱国主义思想,榜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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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孙家栋的履历是沉甸甸的、也是金灿灿的,他亲历、见证、领导了中国航天事业从起步到目前为止的全部过程,他的传奇人生与中国航天多个“第一”密切相连,他是惟一见证了中国卫星第一次和上百次发射的航天人。孙家栋自己却对这些“第一”看得很淡:“荣誉属于国家,属于整个航天队伍!我个人只是具备了一点最基本的条件,主要靠国家经济的发展,靠国家发展所创造的环境,对我个人来讲主要还是靠机遇。”
没有吃红烧肉
选择了当“天兵”
2010年1月11日上午,人民大会堂暖意融融。在热烈的掌声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孙家栋走上红地毯,走向领奖台,接受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颁发的“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
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孙家栋自己却觉得很“不安”。他说:“航天事业是千千万万人共同协作的成果,我个人的工作是非常有限的。”
孙家栋的祖籍是山东牟平,孙家祖先是从清代道光初年从山东迁到辽宁省盖县的。1929年4月8日,孙家栋出生于辽宁盖县。新中国成立后,孙家栋的老家被划分到复县(今为瓦房店市)的行政范围内。3岁那年,孙家栋就开始随父亲在辽宁和黑龙江两省之间颠沛流离。
据他家乡的老人回忆,孙家栋小时候学习特别刻苦,上小学的时候就捧着厚厚的古文书阅读至深夜,而且阅读广泛,只要能找到的书他都会拿来读。儿时的孙家栋喜欢挑老师的毛病,每当上课的时候,孙家栋都瞪着一双圆圆的小眼睛盯着讲台上的老师,一旦老师讲错了,孙家栋都会马上大声指出来,弄得老师特别难堪。
1942年,孙家栋考入哈尔滨第一高等学校土木系,中途因“二战”“失学”。1946年9月,他考入国民政府开办的锦州大学。1947年冬,解放军逼近锦州等地,学校受到影响,孙家栋回到沈阳,然后打算回老家——复县许屯镇老爷庙村。
在去往沈阳时,孙家栋经济窘迫,决定去找一位在沈阳的同学,也是他三哥孙家楠的同学。在同学家,他巧遇在哈尔滨工作、出差过来的三哥孙家楠。孙家楠告诉他,哈尔滨已解放,著名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将很快恢复。于是,孙家栋带着憧憬去了哈尔滨。1948年9月,他通过资格审查,进入哈工大预科班专修俄文。
孙家栋最大的愿望不过是想成为一名土木建筑系的学生,将来可以去修大桥。偏偏当时哈工大增设了汽车专业,孙家栋选择了汽车系。在哈工大读预科的时候,每逢十五满月,他都会在夜半时分仰望苍穹。他说:“我们的老祖宗很了不起,他们发明了阴历,通过月亮的阴晴圆缺来记录天时的变化。”
如果命运顺从孙家栋的最初理想,那么中国无疑将少了一位出色的航天专家。
1950年元宵节,很多同学回家团圆,哈工大预科班安排学生晚餐吃红烧肉。孙家栋决定吃完难得的红烧肉就回家。但开饭后,校领导突然来到餐厅通知在场学生:留下会餐的同学谁想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请即刻报名,参加的必须赶上8点半自哈市开往北京的火车。从天而降的喜讯让那碗红烧肉对大家已不再具有吸引力。孙家栋的第一反应是:报名参军!能入伍已经无尚光荣,何况又是与蓝天白云为伍的“天兵”呢!来不及过多的思考,来不及与家人打招呼,更来不及吃那碗红烧肉,8点30分,孙家栋和他的部分同学坐上了哈尔滨开往北京的火车。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找到机会回老家看看。“到了部队才知道,因为毛主席和斯大林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答应帮助中国建立一支自己的空军,非常需要一批懂俄语的人,这样才叫到了我们。”
1951年9月,孙家栋一行30人被国家派往苏联茹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习飞机制造。“我的记忆力很好,一门功课的七八章内容,几天时间就能从头背到尾,考试时拿到试卷便能一气呵成。”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茹柯夫斯基工程学院有一个传统:考试全部获得满分5分的学生,照片会被挂在学校一进门的地方,1个学年后如果能继续保持,便把照片往上挪,越往上人数越少,照片也越大。毕业时如果能在其上保留1张大照片,便可获得1枚50克重的、正面印有斯大林头像的纯金质奖章。
最让孙家栋无比激动的是: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大学音乐堂亲切接见中国留苏学生。孙家栋作为学习尖端专业的高材生自然被选为代表,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他一生难忘的是毛主席在这次接见中讲出那一段语重心长的名言:“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年轻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孙家栋回忆说,当时莫斯科大学音乐堂沸腾了,掌声和欢呼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很多中国留学生激动得泪水涟涟。
“中国航天之父”
点将搞起了卫星
1958年4月,孙家栋就带着同学梦寐以求的斯大林头像奖章从苏联留学归来。归国后不久,孙家栋没有去制造飞机,而是完成了他人生的第一个转型——进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前身)。因为学的是飞行器发动机技术,他被安排到一分院导弹总体设计部。孙家栋说,那时候,人们对导弹还很陌生,连翻译也不知道对这个外来物译个啥名词,有人译作“飞弹”,有人译作“可控制的弹”,最后还是钱学森拍板,译作“导弹”。
这年“五一”节前,孙家栋第一次见到了时任“五院”院长的钱学森。当时钱学森经常到总体部检查工作,并亲临设计现场和大家讨论问题,对快速进步的孙家栋青睐有加,两人的接触次数逐渐多了起来。
起初,“五院”的科研工作是仿制苏联“P-2”导弹。面对苏联提供的一堆图纸,除了钱学森以外,孙家栋他们谁也没见过真导弹。再一看周围的同志,有学力学的、数学的、化学的、纺织的、文史的,五花八门,就是没有一个学导弹理论的。孙家栋所学的航空理论还算与导弹专业离得最近。
1960年,正当中国导弹事业从仿制开始刚刚起步时,赫鲁晓夫撤走了在中国工作的专家,停止供应“P-2”导弹的资料、数据和图纸,妄想把中国的导弹事业扼杀在摇篮中。面对困境,中国的科技人员跟着钱学森,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的中国航天路。就在苏联撤走专家17天后,即这年9月10日,中国用国产燃料成功地发射了第一枚近程弹道导弹。那时,孙家栋已经担任了导弹型号总体设计室主任。时隔不到两个月,这年11月5日,中国又成功发射了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准确击中目标。之后,孙家栋又升任为总体设计部副主任。从仿制苏联“P-2”导弹到国产“东风”导弹的研制工作,孙家栋把所有的智慧和精力都倾注其中,心想这辈子就情结导弹了。
人生之路有时也像江河一样,冷不防就发生了大拐弯。1967年建军节前的一个下午,正满头大汗地趴在火箭图纸上搞设计的孙家栋,突然被通知:“为了确保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顺利进行,中央决定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钱学森院长向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推荐你去负责卫星的总体设计部工作。”就这样,38岁的孙家栋成为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技术总负责人。
当时,苏联、美国、法国已经成功发射了人造卫星,日本也在加快准备,孙家栋身上的压力可想而知。但很快他就展现出了自己的战略眼光。经过详细考察,他从不同专业角度和技术特长出发,最终选定了戚发轫等18人,这就是中国卫星发展史上有名的“十八勇士”。
根据实际情况,孙家栋大胆对原来的卫星方案进行了简化,把卫星的工程任务概括为简单、明确的12个字“上得去、抓得住、看得见、听得到”。他顶着巨大的压力,说服一些老专家,去掉了原设计方案中的卫星探测功能,先用最短的时间实现卫星上天,在此基础上,再发射有功能的卫星。攻克重重难关后,卫星初样在1969年10月基本告成。
1970年4月24日21时34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巨大轰鸣中,从戈壁大漠腾空而起……这一天,中国人被一种特殊的激情点燃了。《人民日报》出版套红的号外,所有的广播电台都在热线链接同一条消息,全国人民竞相奔走相告: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啦!
当晚,当“东方红一号”卫星高奏着悦耳的《东方红》乐曲从北京上空飞过时,卫星技术总负责人孙家栋正在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值班,他仰望星空,如同看到自己的孩子降生般百感交集,泪水忍不住“刷刷”地滚落下来。
“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成功发射,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能够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卫星总重量173千克,相当于苏、美、法、日第一颗卫星重量的总和。钱学森曾对别人说:“看来,把孙家栋找来还是对的,他的确敢干事,会干事。”
“卫星之父”
客串起“生意人”
2009年4月15日,刚刚过完八十大寿的孙家栋,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再次指挥并见证了卫星发射成功。这是中国自主研制发射的第100颗航天飞行器,其中孙家栋担任技术负责人、总师或总工程师的就有34颗,超过三分之一。为此,他有一个美名“中国卫星之父”。
航天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每项工程都由卫星、火箭、发射场、测控通信、应用等几大系统构成,每个系统都设有总师。而孙家栋则被人们尊称为“总总师”。知情人说:“航天各系统太复杂了,都是牵一发动全身。搞这种大工程总是会有矛盾,矛盾无论多么错综复杂,孙总都能给出妥当的解决方案。”
1984年4月8日,“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携带着中国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喷射出巨大的烈焰,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离开发射台,发射获得圆满成功。然而,正当这颗卫星经变轨、远地点发动机点火进入地球准同步轨道,向预定工作位置漂移的时候,西安卫星测控中心通过遥测数据发现,装在卫星上的镉镍电池温度超过设计指标的上限值,如果温度继续升高,刚发射成功的卫星就危在旦夕了。
孙家栋果断地发出了打破常规的指令:“立即再调5度!”正常情况下,这道指令需要精准确认后,按程序审批签字后才能执行。但情况紧急,各种手续都已经来不及,尽管孙家栋的指令已经被录了音,但没有指挥部会商签字,这道命令很难执行。如果孙家栋没有很高的威望,操作人员也是不会执行他的命令的。要知道,孙家栋在这紧急关头果断处置是需要何等的胆识!将需要承担多么巨大的风险!
现场的操作人员为了慎重,临时拿出一张白纸在上面草草写下“孙家栋要求再调5度”的字据要孙家栋签名,孙家栋毅然拿起笔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3个字的分量和风险犹如战场上的“生死置之度外”,需要把个人的一切顾虑抛到脑后,孙家栋的选择没有一丝迟疑……
天上的卫星执行了地面的指令后停止了温度上升,呈现了下降的趋势,热失控被制服了,卫星终于化险为夷。西安卫星测控中心验证了降温决策的正确性,这一绝招也引起了同行们的惊叹。
航天事业充满了高风险,有成功也有失败,但孙家栋从来没有被挫折吓倒过。有一件事情他至今难以忘怀。1974年11月5日,孙家栋带领他的团队研制的我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的运载火箭矗立在一望无垠茫茫戈壁的发射台上。就在运载这颗卫星的火箭点火之后,意外出现了,大家都懵了。孙家栋带着大伙把眼泪一抹,直奔发射现场,决心一定要找到失败的原因。
这次惨痛的失败,孙家栋至今记忆犹新:现场一片火海,数年的心血化为灰烬。在西北寒冬夕阳余辉下,茫茫大漠中,人们用手抠,拿筛子筛,边掉泪边寻找卫星残骸的碎块,哪怕一点碎片都要把它收集起来。最后查清原因,竟然是一个非常小的产品故障——火箭中一根导线的铜丝断了,但是外头胶皮套没断。“火箭发射的时候,一震,它就有时候离开,有时候接上,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他回忆说:“在航天工作中,质量是第一位的,哪怕一个极细微的问题也可能造成毁灭性的结果。在现场看,一片火海,半个天都是红的。那阵子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确实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跑到一个单独的小房子里嚎啕大哭。随后,我惟一能做的就是鼓励大家不要灰心、不能丧气,不能被失败吓倒。”此后,孙家栋更加精益求精地要求自己、要求身边的人。1年后,新的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终于冲出大气层,又平安返回预定着陆点……
在关键时刻,平时严谨沉稳的孙家栋一次次挺身而出,不仅在他熟悉的高风险的航天科技领域,就是在当年国人都陌生的承揽卫星发射服务方面,同样义无反顾。
1985年10月,中国政府向世界正式宣布:中国的运载火箭将投入国际市场,承担国外卫星发射业务。这一消息震动了国际航天界——要知道,美国和欧洲在当时垄断着国际卫星发射市场。发射外星,中国航天人不仅要懂得研制火箭发射卫星,也必须学会与国外商家打交道。孙家栋这个“造卫星”的专家又担当起“生意人”的角色。
1988年,香港亚洲卫星公司购买了美国休斯公司生产的通信卫星,起名“亚洲一号”卫星,并准备让中国的“长征三号”火箭将其送入太空。但卫星要从大洋彼岸运到中国,必须有美国政府发放的出境许可证,争取许可证的使命便落到了孙家栋的肩上。整个谈判期间,作为谈判代表团团长的他,面对种种谬论不卑不亢,义正词严,句句中的。艰苦谈判之后,签署备忘录之前,他晕倒在谈判间里。
1990年4月7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内,气氛紧张得让人窒息。“在现场经历了多少次发射,那次发射特别激动、最紧张。”孙家栋回忆起当时的场景说,“不只感受到自己的心跳,旁边人的心跳也能感觉到,就是那种心情。有人告诉我,卫星发射成功,美国华侨流着泪激动地说‘中国的卫星能打多高,国外华人的头就能抬多高’。”这种跳动着的爱国情怀促使航天人更加把航天精神浸润到每一个航天产品上去。
21点30分,“长征三号”运载火箭雷霆般呼啸着拔地而起;21分钟后,精确地将“亚洲一号”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亚星”的入轨精度是休斯公司31颗同类卫星中入轨精度最高的。听到现场的美方专家由衷地说“没想到中国的运载火箭能达到这样的水平”时,孙家栋自豪地笑了。
如今回想起当年向美国人“叫板”的情景,孙家栋依旧百感交集:“我突然想到小时候,老人常说‘洋火、洋油、洋车’,身边到处是外国产品。终于,我们的火箭能发射美国卫星了,那种激动与自豪,难以用语言形容。”他深有感触地说:“谈判实质上是两国综合国力的较量。国家的实力增强了,我们说话的分量自然就加重了。”
与一见钟情的
“嫦娥”聚少离多
2004年2月25日,中国各大报纸以醒目标题发出人们关注的消息:“嫦娥工程”领军人物确定。时年75岁高龄的孙家栋再次披挂上阵,出任总设计师。
“都到了这个年纪,取得了那么多荣誉,还是‘保持晚节’为好,要是我,我看没有必要承担风险挑重担。”很多人不理解,早已功成名就的孙家栋为什么还要接受这项充满风险的工作,万一失败了,他辉煌的航天生涯就可能蒙上阴影,但孙家栋没有一丝犹豫。“国家需要,我就去做。”他说,“这是一个航天人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素质。”
在孙家栋看来,探测月球有两个目的,一是探索宇宙奥秘,二是开发空间资源。其中开发资源就看我们将来对月球认识到什么程度,这有一个认识的过程。“但如果你不起步,你不去,将来这个领域就不是你的。”
嫦娥舒袖神话浪漫,但卫星探月道路艰辛。不知经过多少个昼夜,攻克了许多个难关,孙家栋和他带领的团队付出了全部的心血,“嫦娥一号”卫星终于研制成功了。
2007年10月24日18时05分04秒,随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指挥员气壮山河的“点火”口令,“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运载着“嫦娥一号”探月卫星喷射着烈焰腾空而起,冲出地球,飞向38万公里外的月球。11月5日11时37分,对“嫦娥一号”卫星成功实施了第一次近月制动,卫星成功被月球捕获,进入环月轨道。
那一刻,现场直播的电视镜头捕捉到了这么一个场景:航天飞行指挥控制中心内,人们欢呼跳跃,拥抱握手。孙家栋却走到一个僻静角落,悄悄地背过身子,掏出手绢偷偷擦眼泪。这时,“嫦娥工程”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走过去和孙家栋紧紧拥抱在一起。这个镜头令许多人动容。欧阳自远回忆说:“激动得手都是冰凉的,我们就像并肩作战的战友一样,胜利那一刻的激动无以言表!”
熟悉孙家栋的人都说他的心目中有两个“嫦娥”——一个是绕月飞行的中国“嫦娥一号”探月卫星,一个是与他相守一生的爱妻魏素萍。
当年,魏素萍是哈尔滨市立医院的内科医生。孙家栋与魏素萍是通过战友的照片介绍“认识”的。当时,孙家栋对着照片左右端详,越看越心仪,立即提笔写了一封信,一枝丘比特之箭就这样由北京飞向了哈尔滨……
25天之后,孙家栋利用“五一”假期踏上了驶往哈尔滨的火车。在哈尔滨秋林百货公司大门口,两个素未谋面的年轻人在目光相遇的瞬间,不约而同地认出了对方……当年,孙家栋的母亲说起这件事,笑眯眯地乐开了:“这实际是月下老人早就用红线把他俩拴在了一起,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缘分啊!”
第一次见面后的100天,即1959年8月9日,孙家栋和魏素萍在北京南苑举行了简朴、热闹的婚礼。虽然此时魏素萍不知道孙家栋具体做什么工作,但100天的书信往来已经让她深深地爱上了学识渊博的孙家栋,感觉自己喜欢的这个人可信赖、可依靠。不久,魏素萍由哈尔滨调到北京,成为航天系统某医院的心血管科医生。
婚后的日子里,魏素萍终于领会了丈夫工作的忙碌感和神秘感:孙家栋不是加班就是开会,否则就是一去几个月的出差,即使回到家中,也没闲过。两人相濡以沫,相亲相爱,一晃几十年。
奉献是孙家栋生活的主旋律,即使在年届八旬之后,孙家栋仍然在超负荷地工作着。他的老母亲去世时,孙家栋也只是深夜赶回来,站站脚又连夜返回。魏素萍自从和孙家栋结婚就没见他空闲过,丈夫对祖国的贡献和辉煌的事业让她自豪。可孙家栋却觉得欠了妻子许多情,家里的事全靠妻子。
从一见钟情到相伴变老,但他们的感情依旧甜蜜、浓烈。当年,孙家栋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后回到家里,亲手给妻子戴上这枚奖章。他动情地对妻子说:“这枚功勋奖章也有你的一半!”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闲下来后,打算多花点时间陪陪她。”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每当听到这首历久而弥新的老歌,孙家栋都会联想到当年那首从“东方红一号”卫星上传来的铝板琴奏出的美妙乐曲。近40年飞逝如电,那音乐至今仍那么清晰悦耳地回荡在他的耳畔。孙家栋业余爱好很多,但后来因忙于工作,每天清晨在老伴的陪同和“督促”下才去打打太极,爱好只保留了欣赏音乐这一项。对于流行音乐,孙家栋自嘲道:“我对流行音乐接受得较慢,开始听不进去,等我感觉有点喜欢了,人家都早已流行过去了。”
孙家栋有个爱好,喜欢看天。其实,他更喜欢看火箭腾空而去,将颗颗卫星送上太空的壮丽。多年来,他养成了一个习惯,脑子里只要装上了问题,就会觉得茶无味、饭不香,他会沉默寡言,日思夜想。有好几次,有时是半夜,有时是凌晨,魏素萍醒来发现床上的老伴不见了,细听房间没有一丝动静,吓得她大喊。孙家栋却很沉稳地说:“你睡你的觉,不要大惊小怪。”原来,孙家栋夜里起来看到窗外挂在空中那明亮的月亮,总会身不由己地到凉台上看上几眼,他仔细看着月亮在慢慢地移动,心里在默默琢磨月亮与“嫦娥工程”总体的一些技术方案的联系。
大智慧需要好记性。据说,孙家栋工作一生竟没有一本笔记本。即便到了七八十岁的高龄,开两天大会,总结时仍然凭记忆就能游刃有余。他的侄儿孙忠胜说:“对于四叔,我最大的印象就是乡里的老人们经常夸他是‘神童’。四叔6岁刚上学的时候就能够过目不忘,不管多难记的东西,只要老师讲上一遍,或者在黑板上写上一遍,四叔都能牢牢记住。”而今,他每天翻阅的是有关各国的大量航天资料和航天专业书籍。孙家栋说:“搞了一辈子航天,航天就像我的‘爱好’一样,这辈子都不会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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