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权

个人信息权（精选7篇）

个人信息权 篇1

摘要：:随着经济社会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个人信息安全问题日益突显，对此相关的刑法顺应民众的需求和愿望而产生。对严重危害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行为明确认定为犯罪行为，但在此修正案中仍存在着许多不足，需要加以完善，本文对此进行了以下的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刑法保护;立法;完善

随着网络通讯技术的高速发展，网络信息传播速度也越来越快，这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捷。但同时也存在着公民因个人信息被人盗取而给自身带来麻烦或造成巨大的精神伤害，并对法律、道德以及信仰等都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对此国家也启动了相关的立法程序，目前新通过的修正案也明确对个人信息窃取、泄露、收买等行为进行了刑事责任的认定，对个人信息权予以了刑法的保护，但其仍存在着不少需要改善的问题。

一、保护修正案的分析

(一)主体规定的不足

在修正案中，对犯罪的主体根据工作便利，更易取得公民个人信息，而其实现犯罪行为的可能性更大的原则来予以了规定，同时也受到更严格的法律方面的约束，但并不能将其它人员排除在主体之外，实施了法条中规定的犯罪行为时，却可以不追究其刑事责任[1]。比如在实际生活中，也存在着物业公司、车行、网站等私营单位倒卖个人信息的现象，通过合法的方式收集公民个人信息，又将信息非法提供或出售给其他人，这样的行为也同样带来了不亚于公共服务机构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危害。所以对犯罪主体的认定做出更深入的解释也是对个人信息权予以更全面的保护。

(二)行为规定的不足

在修正案中对于犯罪行为的认定增加了违反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行政措施、命令和决定等的难度，使原本只要将获得的信息非法提供或出售的行为即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权的犯罪行为加以了限定，也就造成了在实施过程中的阻碍。由于国家对个人信息相关的规定、规范以及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和完善，就导致了相关行为人的行为缺乏前提条件而不能构成犯罪，使得有些严重损害公民个人信息权的行为无法做出犯罪的认定。

(三)定刑的配置

在量刑的设定上，需要遵循罪责刑相适用原则，在修正案的量刑设定上却看到，在行为方式上存在着差异，但却有着相同的法定刑。在对于犯罪的主体和一般人员的量刑上，应对重点打击对象通过刑责来突出其区别。国家机关和服务行业的工作人员犯罪造成的`严重危害也远超过一般的人员，通过法定型的规定可以有效地突出其犯罪的严重性，也能起到对其是否合法履行其职务进行监督的作用。

二、保护修正案的完善

(一)条文与法规之间的协调

在进行刑事条文对违法行为进行定罪之前，也应当是违反了相应的法律法规，也就是认定为违反了法律法规的行为，再通过刑事条文的认定，将其中更具有严重性的违法行为认定为犯罪，交予刑事制裁[2]。所以关于对个人信息权的侵犯行为可以被认定为行政违法和刑事违法两种方式，而刑事违法的前提为行政违法。修正案推出之后，就对刑事违法的前提―――行政违法的明确和完善起到的逼迫的作用，如果没有明确的前提条件，刑法相关的规定也很难有效的执行和落实。所以需要加快个人信息相关的法律制定的进程，同时注意与已推出的修正案相配合与衔接。

(二)本罪内容加以明确

在修正案中对构成犯罪的前提条件设定为情节严重，在实际操作中，很难判断其行为情节严重的程度，同样是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但是在具体环境和情况下，对不同的人会造成不同的影响和后果，其情节严重的前提条件就有可能存在争议。对于情节严重的判断，可以从行为人的主观意图、后果的严重性、影响的恶劣性等多个方面进行考虑，对于情节严重也应当从造成的泄露、窃取个人信息数量和次数、损失程度以及造成不良影响等各种情况做出考量，对情节严重根据法治统一的基本原则予以更明确的认定。

(三)本罪的定罪

公民个人信息权同样是受公法保护的私人权利，可以借鉴其他的私人权利保护的规定，对其犯罪设定予以处理的犯罪，对司法资源予以了一定程度上的节约。不过此类案件所涉及的范围应该予以界定，对没有给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影响和破坏的行为从轻处罚。

(四)举证责任分配原则

我们处于高速发展的信息技术时代，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权的行为也有其特性，其中表现为侵权行为的专业性、多样性、隐蔽性等。很大一部分行为没有可以量化的证据，需要通过运用相关的技术手段来予以证明，如侦查和收集证据，这就必须提高相应的技术手段和水平，也对取证提出了更新和更高的要求，可以考虑将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引入进来，将举证责任向被告人转移，但其在实施过程中是否可行，还需要进行进一步分析和研究。

三、结束语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个人信息权被侵犯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如何构建有效的保护机制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和研究的课题。从刑法修正案的推出来看，从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三个层面进行相应的法律法规的完善，可以更好地有效地构建保护体系，此修正案的推出也对个人信息权刑法保护的进程予以进一步的促进和推动。

[参考文献]

[1]金欣.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浅探[J].经济管理:全文版，(11):00244-00244.

个人信息权 篇2

关键词：个人信息权,信息自决权,具体人格权

个人信息, 是指自然人的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婚姻状况、家庭状况、教育背景、工作履历、健康信息、财务状况等任何单独或与其他信息比对即可识别特定个人的客观信息。现代社会, 随着信息产业的发达与互联网用户的迅猛增长, 以计算机为基础的信息技术使得收集、储存、传输、处理和利用个人信息变得易如反掌, 个人信息已经成为现代商业和政府运行的基础动力。然而, 个人信息被不当收集、恶意使用、篡改乃至扰乱个人生活安宁的现象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也日益凸显, 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显得尤为必要。为此, 本文拟从民法的视角对此展开一些研究。

一、个人信息权应为一种民事权利

面对肆无忌惮的个人信息侵权, 我国立法做了一些工作, 如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 (七) 》增加了出售、非法提供、窃取个人信息犯罪, 2009年12月26日通过的《侵权责任法》也在第2条、第36条对隐私权和网络隐私权的侵权责任作出了规定。但是, 以上规定过于粗疏且缺乏系统性, 也没有明确个人信息的法律属性, 更没有确立个人信息权的民事权利性质。国务院信息办委托周汉华先生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 (专家建议稿) 大部分内容均为行政法法律规范, 该建议稿所附的《立法研究报告》甚至将个人信息权利归纳为一种“新型的公法权利种类”。但是, 笔者认为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意旨在于规范有关个人信息的各种行为, 保护信息主体的权利, 并以本人权利为核心, 从这一点而言, 个人信息保护法仍属民法范畴, 个人信息权利主要表现为民事权利。

民事权利本质上是指法律为了保障民事主体的特定利益而提供法律之力的保护, 是类型化了的私人利益。简言之, 民事权利的核心是一种私益。个人信息作为法律所保护的对象, 信息主体对其个人出生、身份、工作、家庭、财产、健康等个人信息数据, 享有支配、控制并排除他人干涉的权利。此种支配、控制并排除他人干涉的权利, 本身体现的即是一种私益, 这是个人信息能够成为民事权利的根本原因。个人信息蕴含着丰富的利益, 其中蕴含的人格利益有关自然人的人性尊严、人格自由发展, 应当形成权利外衣;随着社会发展, 某些个人信息同样具有商业利用的价值, 一般被称为“人格权商品化”现象, 应当受到民法的调整, 同样应当有一件权利外衣。明确个人信息权的民事权利属性, 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性:

根据现代法治理念的要求, 公权力的运作应当与私权利的实现协调发展, 公权力固然可以协调私权利的冲突, 但如果没有私权利的制约, 公权力的发展将威胁私权利本身的生存。对个人信息的保护, 如果片面强调公权力的作用, 而不从根本上赋予信息主体私权利, 则此种仅通过公权力进行个人信息保护的机制本身就是脆弱的。

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根本大法, 也是市场经济的根本大法, 当个人信息进入市场流通时, 如果离开民法的规范和调整, 则有序的个人信息市场将无法建立。并且, 与刑法、行政法方法相比, 民法方法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具有成本低、效率高、灵活、便利的优势, 有利于对信息主体提供直接、充分、全面的保护。在比较法上, 将个人信息权作为一种民事权利是现代国际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 无论是单独立法, 还是在民法典中予以规定, ①很多国家都承认了个人信息权为一项民事权利。我国也应与国际标准接轨, 确立个人信息权的民事权利属性, 给予个人信息明确的权利维护。

二、个人信息权应是一项人格权

“人格”作为法律概念, 来源于拉丁语的Persona和罗马法的caput, 在不同的语境下有不同的含义。自然人人格权的概念, 在民法上通常是指存在于权利人自己人格上的权利, 属于支配权、绝对权和专属权。个人信息的内涵及其所承载的人格利益表明其具有人格属性, 属于人格权法的保护对象, 个人信息权应为一项人格权。

信息社会中, 人除了具有物理意义上的存在之外, 还是一种“信息存在”, 人就是关于各种信息组成的集合。同时, 几乎所有的人类活动都具有信息形式的记录, 人具有了一个全面的信息化外观。个人信息作为可以直接或者间接识别个人身份的一系列信息, 其本质特征在于可识别性, 且依附于自然人本人而存在, 并专属于自然人本身, 与自然人的人格紧密相连, 有关个人的信息在一段时间内累积到一定程度, 就能构成与实际人格相对应的“信息人格”或“数据人格”, 于是, 个人信息具有了人格权上的意义, 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成了人格权保护的重要维度。

法律之所以保护个人信息, 就是因为其所蕴含的利益, 主要包括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每个人都有支配和控制涉己个人信息的愿望和利益, 这种支配和控制就是人格利益的体现。我国《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个人信息的收集、处理或利用直接关系到个人信息主体的人格尊严, 个人信息所体现的利益是公民的人格尊严的一部分, 具体说就是本人对其个人信息所享有的全部利益。在比较法上,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于1983年12月15日针对“人口普查案”所作判决首次明确确立的“信息自决权”即保护个人信息的全部利益, 赋予本人对其个人信息收集、存储、处理的决定权。并在该判决书主文描述了信息自决权的保护依据, 即德国基本法第1条第8项“人性尊严”和第2条第1项“人格自由发展”的有关规定。由此可见, 法律保护个人信息, 很大程度上是对个人信息中蕴含的人格利益的保护。

如前文所述, 在信息社会, 个人信息逐渐演变为一种独特的商品, 不仅承载着人格利益, 也蕴含着财产利益。在传统的民法理论中, 人格权一般被认为是一种“没有财产内容, 不直接表现为一定财产利益的权利, 通常具有不可分离性的权利”。显然, 从传统的人格权理论来解释个人信息所蕴含的财产利益, 会陷入逻辑矛盾的怪圈。然而, 在现代商业社会, “人格商品化”作为一种新的现象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 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诚如王泽鉴教授所言“因社会经济活动的扩大, 科技的发展, 特定人格权既已进入市场而商业化, 具有一定经济利益的内涵, 应肯定其兼具有财产权的性质……”个人信息财产化正是顺应了这一趋势, 个人信息权也具有财产权的性质。在此, 我们借鉴德国法的“信息自决权”理论, 可以更自然地解释个人信息财产化的正当性, 依此理论, 个人对其信息享有自由处分的权利, 当然包括对个人信息所蕴含的财产利益的处分。所以, 引入“信息自决权”理念, 将个人信息权定性为人格权, 不仅可以摆脱既有财产权与传统人格权理论冲突的限制, 还可以同时保护信息主体的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 避免立法上的分立, 以节约立法资源。

三、个人信息权应是一项新型具体人格权

因其所承载的人格利益, 个人信息应纳入人格权法予以保护, 即设立个人信息权以保护个人信息不被随意侵犯, 在学术界已获多数学者赞同。但个人信息权在人格权体系中的地位究竟如何, 仍存在很大争议, 以下两种观点颇具代表性:王利明教授认为“个人信息权不仅应该作为一种独立的权利, 而且应该作为一种具体人格权加以保护”。刁胜先则主张“个人信息权应定位为一种框架性人格权, ……另外, 个人信息权不宜作为具体人格权”。

在人格权理论中, “一般人格权”来源于德国。德国法院援引《基本法》第1条和第2条之规定, 把所谓的“一般人格权”引入司法实践。自此, 经过法院和法学家的努力, 构建了下列保护领域: (1) 保护名誉免受陈述事实和发表言论的损害; (2) 保护同一性免受与事实不符但未损及名誉的事实陈述的损害; (3) 保护私人秘密免受调查; (4) 保护私人秘密免受传播及保护其他人格利益免受利用; (5) 其他的人格保护。弥补了具体人格权的不足, 由此可见, 一般人格权具有相当的造法功能, 是各种新型具体人格权的基础。我国目前在个人信息权尚未法定化之前, 对信息主体因个人信息遭受侵害的救济也是借道一般人格权, 运用精神损害赔偿的方式进行的。由此, 我们可以认为一般人格权制度是个人信息保护的历史基础和理论基石。

个人信息所承载的人格利益内涵丰富, 且具有开放性和发展性, 对人格利益的侵害行为也有多种表现形式, 如对个人信息的不当公开, 可能侵害隐私权;对个人信息的不当更改或歪曲, 可能损害人格之形象;对个人肖像资料的利用, 可能侵害肖像权。主张个人信息权不宜作为具体人格权的学者给出的理由也多是缘于此, 认为传统具体人格权的内涵与外延都比较确定, 有自己独立的内容, 但是个人信息的外延并不确定, 会因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伦理价值而有所变化, 即使在同一时空, 也会因信息主体与个案差异而有所区别, 由此, 个人信息权应为一种类似于一般人格权的框架性权利。但笔者认为, 此种观点混淆了个人信息的本质特征与外在表现, 个人信息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且呈现发展的趋势, 但其本质特征在于“可识别性”, 包括了单独或与其他信息结合而识别本人的信息。只要抓住了个人信息的这一本质性特征, 个人信息的权利边界即可清晰划定。因此个人信息权应为一项具体人格权, 这也有利于对个人信息的全面保护。

还有学者认为, 个人信息的外延十分丰富, 包含姓名、肖像、隐私等信息, 在我们已经享有姓名权、肖像权、隐私权的前提下, 采纳“个人信息权”将会包含以上权利, 在权利体系中造成重复, 而在个人信息中排除姓名、肖像、隐私等信息也不现实。笔者认为, 个人信息权与其他权利的保护范围出现交叉、重复是不可避免的, 事实上, 各种传统具体人格权之间也会发生重叠, 实践中, 可以通过法律竞合等法律适用规则和法律解释来解决。

个人信息权虽可纳入具体人格权体系, 但与传统的具体人格权相比, 外延虽有交叉, 但内涵却不同:

第一, 在立法价值上, 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价值取向涉及人格权益与信息自由流通, 而传统具体人格权的立法价值取向通常仅限于人格权益的保护。

第二, 在权利的主体上, 目前, 对于个人信息权之权利主体“个人”的范围, 仍存在很大争议, 在国际上也没有形成压倒性的做法。如法人享有名称权, 但其是否享有个人信息权则争议很大, 也是我国未来立法所不能回避的问题。而就传统具体人格权而言, 其权利主体已基本固定。当然还有一些特殊人群的信息保护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如外国公民是否可成为一国国内法上的个人信息权主体, 若可以, 则又如何保护其信息;对于掌握国家公权力的国家公务人员, 如何平衡其个人信息保护与公众知情权的关系, 等等。

第三, 在权利所指向的对象上, 个人信息权的权利对象远远大于传统具体人格权, 如上文, 此处不再赘述。

第四, 在权利的内容上, 二者的差异最为明显, 尤以隐私权最为典型。传统具体人格权主要表现为权利主体对其人格利益的排他性享有、利用, 以满足自己精神、特质等方面的需要, 而非财产价值的实现。而个人信息权具有人格权益和财产权益的双重属性, 信息主体不仅享有对个人信息的人格权益, 还可以让渡自己的个人信息, 以实现个人信息财产价值的最大化。个人信息权以其独特的财产属性和行使方式, 获得了人格权体系中的独立地位。

第五, 在救济方式上, 由于个人信息权比之传统的具体人格权蕴含更大的财产利益, 所以当个人信息权遭受侵害时, 其救济方式有别于传统人格权之救济, 尤其是在损害赔偿数额的计算方式上, 笔者认为可根据《侵权责任法》第20条关于侵权人“所获利益视为损失”的规则, 通过证明行为人所获得的利益, 推定受害人遭受的损害, 从而主张损害赔偿。

四、结语

在信息社会中, 个人信息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加强对个人信息的立法保护已形成社会共识, 准确界定个人信息权的法律性质是立法的前提。个人信息主要涉及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利益, 所以个人信息权应当定性为一项民事权利。个人信息所承载的人格利益内涵丰富, 个人信息的收集、处理和利用直接关系到信息主体的人格独立、人格自由和人格尊严。因此选择人格权的保护模式, 将个人信息权作为一项具体人格权加以保护, 且在具体制度的设计上关注个人信息权的独特性, 才能全面、有效的保障信息主体的权益, 解决现实中存在的诸种信息侵权问题。

参考文献

[1]陈飞等译, 张新宝审校.个人数据保护:欧盟指令及成员国法律、经合组织指导方针[G].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

[2]周汉华.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 (专家建议稿) 及立法研究报告[R].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

[3]齐爱民.个人资料保护法原理及其跨国流通法律问题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4.

[4]王泽鉴.民法总则 (增订版) [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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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新稳.中国民法学研究述评[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

[7][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M].王晓晔, 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

[8][德]霍尔斯特·埃曼.德国民法中的一般人格权制度—论从非道德行为到侵权行为的转变[J].邵建东, 等译.载梁慧星.民商法论丛 (第23卷) [M].香港:金桥文化出版 (香港) 有限公司, 2002.转引自, 洪海林.个人信息的民法保护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0.

[9]王利明.论个人信息权在人格权法中的地位[J].苏州大学学报, 2012, (06) .

[10]张新宝.中国个人数据立法的现状与展望[J].中国法律, 2007, (03) .

个人信息权特征及其功能的思考 篇3

关键词：人格权；个人信息权；隐私；功能

随着时代的大踏步前进，信息网络技术、基因遗传、克隆、器官移植等现代科学技术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网络的开放性和互联性，使得个人信息具有越来越高的商业价值，利用他人的信息推广商品、进行广告宣传变得越加频繁，个人信息权的保护被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试管婴儿的诞生改变了传统上对生命的理解，克隆技术使得身体、器官的复制成为可能，人工器官制造技术、干细胞研究、克隆技术和组织工程学的发展为人类最终解决器官来源问题铺平了道路，但同时也对生命、身体、健康甚至是自由等人格利益提出了新的挑战。[1]近些年来，法院受理的侵害人格权案件数量剧增，让法官乃至学者困惑的是这些案件突破了以往的形式，案情变得极为复杂甚至是罕见，传统民法根本没有涉及过这些类型的案件，法律也出现了负载的情况。例如近年发生的“QQ号码继承案件”、“殡仪馆借尸案件”、“误登手机号码案件”都对人格权的传统理论带来新的挑战。

个人信息权作为人格权中的内容，应当对其进行理论和立法的继受，结合人格利益现状以及预期未来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将个人信息权作出规定，对人格权立法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个人信息权的特征

个人信息应否作为民事权利提出，诸多学者观点不同。王利明教授认为它和特定的自然人相联系，具有辨别和确定个别人的功能，对个人信息的侵害实际上是对个人私益的侵害。虽然《刑法》对非法获取、出售和提供个人信息作了相关规定，但是实践中的侵权案例往往不涉及刑法的层面，该由利益人主动出击，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因此将个人信息作为一项权能来规定十分有必要。刘德良教授主张个人信息是一种财产权，因为个人信息在商业化或者信息化过程中已经具备了经济属性，这样一种经济价值在保护的过程中就应当从财产权利的角度去考虑。作者认为，个人信息是否为民事权利应当从个人信息的诸多特征入手，从而解释个人信息权。

1.个人信息概念

个人信息在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指与特定个人密切相关，能够反映某个体的特征，能够被识别的一种符号系统，包括的范围极其广泛，如个人身份、身体情况、家庭、党派、财产等内容。德国《联邦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对个人信息的解释是指任何关于得识别或可得识别自然人的属人或属事的信息。欧洲理事会对1992年《理事会资料保护条例》的修改建议稿规定：“个人资料是指有关一个可识别的自然人的任何信息，不局限于以可处理形式存在的信息，它包括任何种类和任何形式的信息，只要这种信息是有关个人的，不论是活着的人还是死去的人并且只要这个人或这些人可以识别。”英国1984年《资料保护法》规定：“个人资料是由有关一个活着的人的信息组成的资料。”1974年《美国隐私法》以隐私权保护为基础，通过隐私权对个人信息加以保护。在对个人信息概念的表述上，美国学者也常常从隐私权的角度进行定义。艾伦也指出，“隐私就是我们对自己所有的信息的控制”。[2]在信息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个人信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个人信息作为识别的符号具有直接与间接的两重属性。所谓直接性即普通人不需要依靠其他信息就能够识别出某主体的特征，间接性则是指需要借助其他信息元素，并相互结合，从而对应信息的真正主人。

2.个人信息权权利属性

由于个人信息涉及的内容较为宽广，在遇到人格利益侵害的情况下，也会有不同的法律予以保护，比如《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25条第2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证据证明行政机关提供的与其自身相关的政府信息记录不准确的，有权要求该行政机关予以更正。该行政机关无权更正的，应当转送有权更正的行政机关处理，并告知申请人。”又《刑法》第253条第3款规定：“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第4款规定：“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上述信息，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第5款规定：“单位犯前两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款的规定处罚。”《侵权责任法》第2条规定的18项权利中有一半是人格权，我们是否可以说个人信息权在人格权立法中失去重要地位，不应该将其再作为一项独立的权利提出呢？

（1）个人信息权不是隐私权。我国主要借鉴学习德国的立法经验，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多将信息收集齐备，统一规定。前述所说的《德国联邦个人资料保护法》便将个人信息通过立法形式保护。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国家则以分散的形式来保护信息，1974年《美国隐私法》对个人信息予以保护，也从本质上认为个人信息权应属于隐私权的性质，美国学者认为隐私就是对自己所有信息的控制，大量的司法判例同样支撑着这种观点。但是笔者认为个人信息的范畴远远大于隐私，尤其身处信息爆炸的时代，众多个人信息发布在网站上传递，其中不乏自我宣传的信息，这些信息中虽涉及隐私部分，但由于公开范围广，公共管理需要等特点而不再是隐私的范畴，若被归为隐私，很难被大众接受，甚至是影响社会交流。[3]

（2）个人信息权不是单纯的财产权。王利明老师认为要承认个人信息是一种人格权，背后的价值理念是人格尊严。每一个人都有信息，都应当是平等的享有信息，法律之所以要确认和保护个人信息是基于对尊严的维护，所以保护对信息的支配权利。不能说一个名人的信息就比一个流浪汉的信息更加重要，从人格权法的角度考虑，他们是平等的，都体现的是一种尊严。个人信息类型很多，有很多信息直接指向特定的对象，有的信息不直接指向特定对象，比如说手机号码、电话号码等等，手机号码也是在不断更换的，也可能一个人有很多手机号码，所以根据手机号码不可能指向特定人，也可能一个手机号码家里很多人都在用，这些信息虽然不具有直接指向性，但是和其他信息结合起来还是可以指向特定人。从这点上讲，它牵动着人格特征，具有人格权属性。

法律保护个人信息并非只是为了它的财产价值，因为个人信息若以财产价值来衡量的化就会有失公允。大多情况下，个人信息的获取或者个人信息的填写送出并不是为了财产利益。如果以财产权的属性去考虑，当这些丰富多彩的信息被投放到社会中，如何能够保护的过来？就算保护了，如何计算损失，这些都是影响索赔的障碍，是不容易计算保护的。当然针对赔付问题，也需要日后加以考虑，从而达到更好保护个人信息的效果。其实个人信息权的真正意义则是在于这些信息更多涉及人格利益，与人格属性息息相关，应当由人格权的立法来规定。[4]

综上所述应当为个人信息权提供一个“住所”，承认其民事权利属性，将其规定为人格权的内容，为日后个人信息的删减添补提供更方便的法律依据，不至于杂乱无序。个人信息权的提出也能提高大众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意识，更加主动捍卫自己的人格利益，避免被动干预，即缓解了司法压力，又节约了司法资源。

二、个人信息权的功能

个人信息权的功能是调整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与信息权力者之间因为信息利益被侵害发生纠纷而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从而为个人信息受害一方提供充分的保护，避免个人利益扩大损失。当然现在的功能是不完善的设想，相信随着人格权法的尘埃落定，个人信息权的功能将更完整的呈现。

1.为信息主体提供更完善、更便捷的法律保护

个人信息包含了信息社会资源的方方面面，若用原有的法律法规来保护更新快速的个人信息则有些力不从心，司法实践中也不乏一些涉及个人信息受损案件，比如A某是个声音发烧友，将其录制的对话声音发布在网站博客上供网民吐槽，而B某下载了一款能够模仿声线改变声音的应用软件，利用软件将原来A某发布网上的声音信息录制成贬损、低俗的话语发布，这就侵害了A某的合法权益，然而究竟是什么权益呢？再如婚恋报名网站将某报名女士的手机号码登错一位数字，双方也一直未发现此刊登错误，结果号码的真正主人遭受到了大量的电话示爱，导致手机无法正常使用，不得不更换号码，这又侵害了什么权益呢？[5]

2.个人信息权象征着人权的标志

所谓个人信息权的提出是人权发展的标志，这是因为个人信息权本身涵盖的是人格相关的内容，体现的是人背后所享有的最高的个人价值。这些是各国民法所遵循的基本，也同样在立法过程中体现了一国法治理念与人权的保护程度。王利明老师在人大法学论坛上提到，法律发展趋势是，最初一些国家的判例和立法主要承认对生命、健康等基于自然属性而产生的物质性人格权进行保护，后续将逐渐认可社会属性产生的精神性人格权，个人信息等人格权的地位也将凸显。

3.协调补充其他机制，弥补法律漏洞

2009年3月至12月，被告人谢某等作为电信单位工作人员或者经电信单位授权直接从事电信相关业务的人员，利用电信单位服务平台，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在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其中谢某为他人提供90多个手机号码进行定位，非法获利9万元。其他人非法获取他人个人信息出售、倒卖，有的多达300余条。法院分别判处23名被告人2年零6个月至6个月不等的刑罚，其中9人获缓刑。这是至今北京最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在刑法有规定的情况下能够对此治罪，然而就民法而言如何给出一个答案呢？或者说合法获取的信息造成侵权应该如何规定呢？[6]

我国民法在人格权法中只有对此加以规定，才能使人们明白不经本人同意不得随意使用的道理。尤其是电信部门和其工作人员负有对掌握的公民个人信息保密的义务，违反义务应承担民事责任，严重者达到犯罪程度还要承担刑事责任。民法规定与刑法规定配套，才能有效发挥法律保护公民个人信的重要作用。

随着时代的发展，个人信息的大量流通，个人信息权必将成为保护个人信息受侵害的最有效的法律武器。人们也逐渐认识到这种权利的重要意义，给个人信息权以准确的法律定位，是提高公民主动维护个人信息权利意识的基础，也是为个人信息在法律体系中发挥作用的先决条件。当然，个人信息权在现阶段的思考中仍然存有不足，例如个人信息涵盖广泛，在立法时对个人信息权中的个人信息内容究竟如何规定问题；死者的个人信息如何保护问题；个人信息权与隐私权中信息重合部分应如何适用法律问题；个人信息权的保护方式应该为何种形式，是查询、删除、更改还是其他方法；侵害个人信息权应如何赔偿，赔偿限额、方式、证明责任问题；由此看来个人信息权还有许多重要问题值得研究。若能真的为个人信息权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它將为保护个人信息乃至人格利益作出必要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王利明.人格权法的发展与完善——以人格尊严的保护为视角[J].法学研究，2003，（ 2） ： 32-45

[2]王利明.论个人信息权在人格权法中的地位[J].苏州大学学报，2012，（1） ： 68-75

[3]张振亮.个人信息权及其民法保护[J].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4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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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姚辉.关于人格权商业化利用的若干问题[J].法学论坛，2011，（6）10-16

信息网络传播权案初探 篇4

放眼版权保护的历史，技术进步及其带来的利益平衡，总在不断地冲击着古老的版权制度，也丰富和完善着版权制度。如今，数字信息基础上的互联网时代，引起了域名纠纷、网上法定许可争议、电子商务等诸多问题。网上传输亦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本文从网络传输权的设定出发，对一起信息网络传播权案进行探讨……

一、案情介绍

4月1日，陈兴良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起诉，诉称自己是《当代刑法新视界》等三部著作的著作权人，12月在中国数字图书馆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数图公司)的网站上发现该作品被上载，读者付费后可以阅读并下载其作品，侵犯了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并要求停止侵害、赔偿损失。

在庭审中数图公司一再表示，该公司基本上属于公益型事业，目前也正在投入资金开发版权保护系统，以便更好的保护权利人的利益，建立数字图书馆的目的是为了适应信息时代广大公众的需求。这是我国第一起与数字图书馆有关的著作权侵权案，其中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认识信息网络传播权。

二、国内外网络传输权的设定

(一)向公众传播权

12月20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召开的会议上，通过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CT)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WPPT)。在WCT中第8条规定，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作者享有专有权，以授权将其作品以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向公众传播，包括将其作品向公众提供，使公众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可以获得这些作品。WPPT第10条规定，表演者应当享有专有权，以授权通过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向公众提供其录音制品，使该录音制品可为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获得。从上述两个规定可以看出，比起伯尔尼公约，作者的权利已经有效地覆盖到网络空间。

10月28日，美国制定《数字千年版权法案》(DMCA)，没有就数字化网络传输作出规定。美国知识产权小组对现行版权法下“发行权”赋予了新的含义，承认向公众传输作品属于发行，从而涵盖网络传输中著作权人的权利。日本在6月10日通过的著作权法修正案，规定著作权人就其作品应享有授权公开传输的专有权。澳大利亚也提出了一个内容广泛的“向公众传输的权利”，既包括以任何通过接受装置观看或使用的方式向公众传播，也包括广播权和有线传播权。

(二)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设定

我国1991年著作权法规定了著作权人的权利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即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其中实施条例对这几种权利进行了详尽的解释。但囿于当时的法制背景以及社会现状，还存在许多不尽完善的地方，尤其是网络环境中著作权法再次受到挑战。判例法国家可以通过不断发生的判例赋予法律丰富的内涵，而我国在法律适用问题上基本还是严格遵守法律的规定。

海淀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审理的王蒙等六作家诉世纪互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案，对网络上登载著作权人的作品是否构成对著作权人权利的侵犯，进行了一定的探索。权利人的复制权是否包括将作品上网在网络界、司法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论。法院在该案中认定，作品在国际互联网上进行传播，与著作权法意义上对作品的出版、发行、公开表演、播放等传播方式虽然有不同之处，但本质上都是为了实现作品向社会公众的传播使用，使观众或听众了解到作品的内容……被告作为网络服务商，其在国际互联网上对原告的作品进行传播，是一种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的侵权行为。六作家案是互联网时代知识产权保护的有益探讨，衡平了作者、社会公众和网络服务商的利益分配，对复制权的含义有所丰富。虽然也提出网络传输属于著作权人使用作品的方式之一的初步设想，但在没有相关法律条款的规定下，只能根据著作权法的立法精神和互联网自由开放的原则进行利益分配。

1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该解释第三条规定：已在报刊上刊登或者网络上传播的作品，除著作权声明或者上载该作品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受著作权人的委托声明不得、摘编的以外，网站予以转载、摘编并按有关规定支付报酬、注明出处的，不构成侵权。但网站转载、摘编作品超过有关报刊转载作品的范围的，应当认定为侵权。著作权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作品刊登后，除著作权人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外，其他报刊可以转载或者作为文摘、资料刊登，但应当按照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从中可以看出，解释赋予了网站与报刊转载、摘编的法定许可权，是侵权诉讼中被告减轻责任的一个有利依据，但对于利益平衡的另一方即著作权人和作品则施加了一定的限制。

月27日，我国著作权法进行修订，著作权人的权利内容有了很大程度的扩充，最重要的就是明确规定了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从法律上明确界定了网络传输、复制权、发行权、表演权等权利之间的`交叉，规定了网络传输属于著作权人使用作品的方式之一，也是其享有的专有权利之一。

三、关于作品的合理使用

伯尔尼公约第9条第2款规定，本联盟各成员国可自行在立法中准许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复制有关作品，只要这种复制与作品的正常利用不相冲突，也不致不合理地损害作者的合法权益。这一规定充分给予成员国权力来自行划定合理使用的范畴。作为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不断繁荣创新的著作权法离不开国家的整个文明进步，公共政策是权利平衡中一个很重要的调节因素。这也正是如此多的国家加入公约的诱因。

美国知识产权工作小组在报告中指出，图书馆为保存资料目的可以将作品做数字化复制等，图书馆对作品做三个数字化形式的复制品，在同一个时间使用不得超过一个。在数字图书馆版权保护体系中，以国会图书馆为代表的许多图书馆都把网上书刊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已经超过版权保护期的作品，可以全文上网供读者在线阅读，另一部分是仍在版权保护期内尚未进入公有领域的作品，在征求著作权人同意并支付稿酬之前，只有书目、图书简介及相关书评可以上网供公众阅览。如果读者想进一步了解图书的内容则需要到图书馆按传统办法借阅。

我国法律规定合理使用的情形有：个人学习使用、介绍评论、时事报道、教学目的、执行公务、免费表演等情形。其中明确指出，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属于合理使用。

四、关于作品使用的法定许可

需要海量信息的网络界，如何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生存的方向?法定许可是否成为惟一的筹码?即使用作品可以不经权利人的许可，但应当按照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权利人声明不得使用的除外)。著作权法中对图书报刊的转载或者作为文摘、资料刊登，录音制作者使用他人合法录制为录音制品的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已经出版的录音制品，都可以适用法定许可的条款(权利人声明不得使用的除外)。伯尔尼公约要求传播他人作品必须得到著作权人的授权许可，我国著作权法所规定的法定许可情形不适用于外国作品和外国著作权人，即使用时上述作品仍须

征得同意并支付报酬。我国著作权法规定这几种法定许可的情况是充分考虑了这些媒体在进行正常运转时的特殊情况。法定许可针对的虽然都是已经公开发表的作品，但如果要求这些媒体必须在一一征得权利人许可的基础上才能使用，必然会造成信息的迟延，加大社会交易成本，不利于大家更为广泛的掌握新闻动向。报纸、电台、电视台这些媒体的大力宣传，使我们方便及时地了解社会最新的动态，可以说，大量的宣传报道已经深入我们生活，也极大的丰富和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基本上吻合了著作权法规定的本意。

从整个社会运行的角度看，网络作为信息时代的第四媒体，从诞生之初就深深透着媒体的共性，还带有更浓厚的独有的特性。通过网络交流，几乎可以达到一种完全置身于网络空间的状态。但是我们不能忽视，无论是著作权法或者解释，对网站摘编、转载都有一定量的限制，它所适应的范围和报刊杂志一样。对比王蒙六作家案和数图公司侵犯著作权案，不难看出，网站将权利人的整部著作复制上网，显然已超出了合理的范围，超乎一定程度的量变也必然造成对规定初衷的违背。图书出版有专有出版权的限制，网站整部作品的使用将不仅仅涉及著作权人利益，还要涉及与著作权人签订专有出版合同的第三方，也必将与作品的正常利用相冲突。

在陈兴良诉数图公司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一案中，焦点是擅自将作品登载在网上并允许读者有偿下载使用的行为是否正当合法?权利人有无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存在?即法律规定的合理使用范畴内，他人可以不经权利人许可使用该作品，也不必支付报酬。将作品登载于网上有无法定许可等其他免责情形?一般来说，如没有合理的抗辩理由，没有法律规定的除外条款，侵权者就只得承担侵权责任。

著作权法规定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一方面赋予著作权人可以许可他人在网上使用其作品，同时赋予著作权人有禁止他人未经许可使用的权利。这样看来，在陈兴良诉数图公司一案中主张权利的主体是适格的。

传统层面上的复制，大多是通过复印机、录音机等设备进行，数字时代的复制，有人认为应该包括从网上下载复制，不难从中看出这种主张不适合本案。著作权人根本没有允许被告上载，何谈在传播过程中用户下载使用是为了个人学习目的的合理使用?本案所要解决的纠纷是数图公司上载的行为而非在作品传输链条中下载的状态。在此我们可以对照此案被告数图公司的性质，不难发现此图书馆并非该条款中的彼图书馆，也非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目的。被告数图公司的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计算机软件的开发、制作和发布网络广告等，虽称为公益目的，但无法消除公司营利的内在本质，营利虽然不是构成侵权的必然因素，但从一个侧面也证明了与著作权法中规定的图书馆合理使用的初衷相悖，同时也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法定许可情形。

个人信息权 篇5

一、学校机构问题

1.问：已撤消的学校有帐号，如何处理？

答：已撤消的学校虽然有帐号，但不用采集教职工信息。2.问：系统中学校名称是旧的，与实际不一致，如何处理？ 答：本次采集先用旧的学校名称，等待教育部更新机构信息。3.问：个别学校没有帐号，如何处理？

答：与教育局统计部门核实“学校代码信息管理系统”中是否有该校信息，若无该校信息则进行登记，待教育部审核通过后再下发学校帐号，目前先暂缓采集教师信息。

（学校代码信息管理系统每季度更新一次，10月1日前登记的学校预计12月份更新）

4.问：青少年活动中心、少年宫、进修校等没有帐号，是否需要采集教师信息？

答：不需要采集。

5.中心校下属的完小、教学点，能否统一由中心小学录入? 答：由于中心校统一采集，各教学点间的轮岗交流就无法在系统中体现，因此各教学点单独采集。

二、教师用户问题

1.问：为什么外籍教师无法创建教师帐户？

答：外籍教师无“教师自助子系统”功能，外籍教师的信息统一由学校填报。2.问：教师填报信息时，为什么没有年度考核、待遇信息、师德以及专业技术职务信息？

答：年度考核、待遇信息、师德以及专业技术职务由学校统一填报。3.问：教师填报信息为什么无法报送？ 答：教师填完信息保存即可，统一由学校进行报送。4.问：教师录入信息时，是否要上传照片？

答：教师将符合要求的照片上交学校，由学校信息管理员今年底统一上传。

三、填报信息 1.《基本信息表》

（1）问：哪些教师要采集信息？？

答：学校在编教职工、签订一年以上合同的教师岗位、其他专业技术岗位和管理岗位教职工。离退休教职工、无合同人员、劳务派遣人员不采集。

（2）问：教师的照片底色有没有要求？

答：没有统一要求。

（3）问：如何判断是否为新聘教师？

答：信息首次采集，全部为“否”（即使是2016年10月办完手续的也填“否”）。（4）问：身份证出生日期、姓名与档案不符，如何填报？ 答：“出生日期”项以档案为准;“姓名”项以身份证为准。2.《学习经历》

（1）问：学习经历从哪一阶段开始录入？

答：本科院校、高职专科教师从第一学历（本科或专科）填写至当前学历，其他学段从第一学历（高中或中专）填写至当前学历。

（2）问：获得学历“高中”，所学专业如何填写？ 答：高中所学专业填“无”。3.《工作经历》

（1）问：工作经历从哪一年开始录入？ 答：从任教以来开始录入，每人可多条记录。（2）问：目前工作的任职结束年月如何填写？

答：最后一条工作经历的任职结束年月不填，表示“至今”。(3)问：工作经历中：任职岗位如何填写 答：可以填教师岗位、管理岗位、工勤岗位 4.《岗位聘任》

（1）问：岗位聘任从哪一年开始录入？ 答：从2013年开始录入，每人可多条记录。5.《专业技术职务聘任》

（1）问：专业技术职务聘任从哪一年开始录入？ 答：从2013年开始录入，每人可多条记录。6.《基本待遇》

（1）问：基本待遇从哪一年开始录入？ 答：从2013年开始录入，每年一条记录。（2）问：新入职的教师基本待遇如何填报？ 答：不满一年的按当年实际应发数填写。

（3）问：月工资是按1月还是12月填写？绩效工资是不是包含基础性绩效和奖励性绩效两部分？

答：月工资按12月填写，绩效工资包含基础性绩效和奖励性绩效.7.《年度考核》

（1）问：年度考核从哪一年开始录入？ 答：从2013年开始录入，每年一条记录。8.《教师资格》

(1)问：有多本教师资格证，如何填写？

答：所有的教师资格证全部录入。

(2)问：无教师资格证的老师要不要采集？ 答：要采集，教师资格证填无。9.《师德信息》

（1）问：师德信息从哪一年开始录入？ 答：考核信息从2013年开始录入；

荣誉信息：2013年以来全部荣誉及2013年前的国家级、省级荣誉。处分信息从任教以来开始录入。

10.《教育教学》

（1）教育教学信息从哪一年开始录入？

答：从2013年开始录入，第年分春季、秋季进行录入。11.《教学科研成果及获奖》

（1）教学科研成果及获奖从哪一年开始录入？

答：2013年以来全部教学科研成果及获奖和2013年前的国家级、省级教学科研成果及获奖。12.《人选人才项目》 13.《国内培训》

（1）国内培训从哪一年开始录入？ 答：从2013年开始录入。

（2）国内培训继续教育学分怎么填？ 答：本次采集，培训学分不用填写。14.《海外研修》 15.《技能及证书》 16.《交流轮岗》

（1）交流轮岗从哪一年开始录入？ 答：从2013年开始录入。

四、系统操作 1.问：四类帐号功能分别是什么？

备注：高校没有培训管理员

2.如何导出单个教师所有信息的word文档？

答：教师信息审核后，可由教师自行登录系统导出或用系统查询员帐号登录，选择“综合查询”—“常用查询”，选某个老师的姓名，然后导出。

3.学校填写的信息（如待遇、职称、师德等）通过模板上传，教师名字顺序是否会影响导入？

答：不影响，模板上传通过证件号+姓名自动匹配。

4.教师信息审核通过后，无法修改怎么办？能用系统管理员将该账号删除，重新填报一次吗？

个人信息权 篇6

一、侵害流动人员人事档案个人信息权行为的构成要件

流动人员人事档案个人信息权的侵害行为是指国家机关违反法定义务、组织或个人由于过错违反法定或约定的义务侵害流动人员人事档案信息, 致使信息本人遭受到财产性或非财产性损失的违法行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个人信息权的侵权行为主体可能是国家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其他组织或个人。无论是组织或公民个人, 只要实施了违反档案法规、个人信息保护法规的行为, 造成了危害后果, 都要承担法律责任。追究违法行为人的法律责任, 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 法学上称为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侵害流动人员人事档案个人信息权的构成要件包括:违法行为、行为人的损害事实以及其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1. 违法行为。

违法行为是构成法律责任的首要条件和核心, 是行为人承担法律责任的客观依据。只有行为人实施了档案法规 (包括《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暂行规定》) 和个人信息保护法规禁止的行为, 才有可能承担流动人员人事档案个人信息权保护法律侵权责任。如人才流动服务机构在人事档案管理过程中造成流动人员人事档案实体损毁、丢失, 档案信息被泄露等。

2. 损害事实。

从广义上说, 民事主体合法权益的任何不利益状态, 包括损失、侵害、伤害、妨害等财产或非财产的不利益, 无论是因人的行为还是自然事件, 是现实的还是未来的, 只要是确定发生不利益, 都可以称为损害。流动人员人事档案个人信息权侵害责任构成要件之一的损害, 是指信息本人主张的个人信息权陷于不利益的事实, 如流动人员人事档案信息制作单位制作的档案信息不符合客观事实, 导致信息本人长期不能就业等。

3. 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侵权行为构成要件中的因果关系, 通常是指行为人的违法行为是受害人损害的原因, 受害人的损害是行为人违法行为的后果。流动人员人事档案个人信息权损害因果关系的确认, 是判断流动人员人事档案信息本人主张的个人信息权陷于不利益的事实状态是否由相关行为人违法行为所导致。如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隐秘信息在人才流动服务机构管理过程中失密、泄密。

二、流动人员人事档案个人信息权侵害的救济机构

我国现行的人事档案管理工作所采取的“条块结合”管理体制, 决定着因人事档案管理利用中侵权主体性质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救济方式。政府机关侵害流动人员人事档案个人信息权救济一般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方式;其他主体侵害流动人员人事档案个人信息权救济一般通过劳动仲裁、民事诉讼的方式。然而, 在实施救济中, 往往得不到及时、有效解决, 所以, 在新形势下, 随着流动人员人事档案数量的急剧增加, 有必要打破这种“条块结合”的管理体制, 使组织、人事、劳动、档案等相关职能部门联合起来, 建立人事档案管理利用的监督与救济机构, 以负责对人事档案管理机构进行业务指导;对人事档案管理利用行为进行监督;接受申诉, 从而为人事档案信息本人提供救济。

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 个人信息极易收集、处理和利用的今天, 对信息的非法使用和不当处理都会给信息本人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事后救济已不能充分提供对个人信息的保护, 前置保护势在必行。笔者认为, 为了规范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 有必要在管理利用主体内设立“保护机构”, 维护流动人员人事档案个人信息权。国家机关可设立个人信息保护办公室, 其他处理主体可设立档案信息专员, 对流动人员人事档案信息处理利用情况进行监督。国家机关设立个人信息保护办公室, 其法律地位、行政地位具有独立性, 对个人信息保护法及其相关法律的执行进行监督, 制定本机关个人信息 (包括人事档案信息) 保护的实施细则, 对个人信息进行前置保护。其他处理主体设置人事档案信息专员, 人事档案信息专员由各单位自行任命, 以具备必要的档案管理专业知识和良好品行为基本条件。单位维护档案信息专员独立工作地位, 对其行使监督行为予以配合, 并明确规定不得因其行使职务行为遭受不利益。人事档案信息专员具体的职责:对本单位处理人事档案信息行为进行监督;有针对性地宣传《档案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对本单位个人信息保护的行业自律制度的制定与执行给予指导。

三、流动人员人事档案个人信息权侵害救济的赔偿范围

人事档案的价值不在于它的本身而在于其潜在、间接的物质利益, 侵害其信息权这一“物”的损害, 实质上是侵犯了职工劳动、社会保险及福利等方面的经济利益。笔者单以丢失人事档案为论述对象, 认为对这一侵权行为的救济应遵循“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程序, 对丢失人事档案的损失赔偿应当遵循我国民事和人事劳动法律的原理和立法规定来分析确定。

1. 全部赔偿原则。

根据我国民法原理, 赔偿全部损失除了直接损失以外, 还包括间接损失, 即对“可得利益”的赔偿。其应具备以下几个条件:其一, 利益必须是当事人已经预见或者能够预见到的利益;其二, 必须是可以期待、必然能够得到的利益;其三, “可得利益”必须是直接因违法行为所丧失的。流动人员因人事档案扣留、丢失而造成丧失劳动就业的工资损失、社会保险待遇和福利等经济利益的损失都属于“可得利益”的损失。

2. 精神损害赔偿。

个人信息权 篇7

典型案例：

A公司经营一家专业儿童音乐网站，从词曲著作权人处取得了甲歌曲词曲信息网络传播权，然后，A公司在自己制作的Flash动画中使用了甲歌曲词曲，并将该Flash置于自己的网站供用户免费试听并下载。此后，词曲著作权人起诉A公司，认为A公司制作含有甲歌曲词曲的Flash动画侵害了其享有的词曲复制权。

该案例反映了两个问题：第一，如何认定复制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第二，在不影响作品本身表达的情况下，对作品进行数字化格式的调整是否属于新的使用作品的行为。

本文将从复制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立法本意、构成要件出发，针对作品在互联网中传播的特点，探讨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可涵盖的行为范围，希望为互联网环境下著作权人和作品被许可使用人明晰各自的权利义务提供一定帮助。

复制权：著作权人通过控制作品复制件数量而控制作品传播的权利。

自著作权法诞生起，复制权就是著作权人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最早的版权法《安娜女王法令》中就规定了对复制权的保护。《伯尔尼公约》第9条第一款对复制权的解释为“以任何方式和采取任何形式复制这些作品的专有权利”。当然，该解释作出时，尚未进入互联网时代，无法对互联网传播作品的专门规则作出预见。后WCT谈判时，各国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但各国对复制权所包含的范围并未达成共识。

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将复制权规定为以印刷、复印、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权利。对该规定，除了进行字面含义理解外，还应结合著作权法对其他权项的规定进行理解。由于构成作品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具有可复制性，大部分对作品的使用行为都是以复制或再现作品为前提的，比如发行、广播、表演、改编等行为。我国《著作权法》主要以列举形式规定了十多项著作财产权，要将复制权与广播权、表演权、改编权等权利进行区分，显然不能简单机械地从公约对复制权所做的“任何方式复制”进行理解。

从立法条文本身看，其强调了作品复制件的数量，而印刷、复印、拓印等方式仅是实施复制行为的方式。可见，不论使用何种方式复制作品，复制权的重点在于实现作者对作品复制件数量的控制。要控制作品复制件的数量，复制权应具备的要件就不应仅为“复制”作品这一行为。笔者赞同目前理论界对复制权较为普遍的认识：复制权规定的复制行为需要满足两项要件，一是作品被固定在有形载体上。只有有形载体，才能体现复制件的数量，如以数字化格式复制在DVD光盘中，作品复制件的数量往往就是光盘的数量。一旦发现他人未经许可复制光盘，侵权赔偿数额主要以光盘复制件的数量为依据进行计算。二是作品在有形物质载体上的固定具有稳定性、持久性。临时复制等行为均非复制权意义上的复制行为。该要件也能使复制权中的复制行为区别于广播权、表演权等涉及的复制行为。

虽然现行《著作权法》对复制权的规定并未直接明确上述要件，但最新的《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中已吸收了该意见而规定为：“复制权，即以印刷、复印、录制、翻拍以及数字化等方式将作品固定在有形载体上的权利”。

信息网络传播权：著作权人控制作品交互式传播方式的权利。

信息网络传播权是为了顺应数字化技术进步和互联网传播快速发展而产生的一项权利，重点在于保护交互式传播方式下的著作权。我国《著作权法》将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定为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的权利。

该规定主要来源于WCT第8条，即在不损害《伯尔尼公约》相关条款规定的情况下，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作者享有专有权，授权将其作品以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向公众传播，包括将其作品向公众提供，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这些作品。WPPT第10条、第14条也作出了类似的规定。通常认为以上公约条款确立了权利人控制数字传播的权利。

由于《伯尔尼公约》中涉及的传播权主要针对传统广播（Broadcasting）条件下的传播技术，互联网兴起后的数字传播与传统广播存在明显的不同。WCT、WPPT作出上述规定据说有两项意图，一是扩大《伯尔尼公约》规定的覆盖范围，二是以规定权利所应覆盖的行为，即交互式的按需传播行为（interactive on），替代法律特征的方式解决成员国之间的争议，即各成员国有权决定以何种权利来保护权利人的数字传播利益。各成员国对此采取的立法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纳入现有权利体系中，如美国，采用对发行权的扩大解释来包含数字传播;二是设立独立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如我国;三是针对所有传播技术设立统一的向公众传播权，如欧盟。

既然我国将信息网络传播权设立为一项与复制权、发行权、广播权等并列的的著作权权项，就有必要明确其独特之处，显然，交互式传播是信息网络传播权与其他权项的实质性区别，交互式主要体现在公众有机会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而其他权项均不存在该特征。

复制权所涉“复制”行为与信息网络传播权所涉“复制”行为的区别

将作品表达稳定地原样再现在有形物质载体上，即视为行使了一次作品复制权，因此，复制权涉及的复制行为是即时性的（simultaneous），当作品表达被完整再现，就行使完一次作品复制权。该行为多次反复可视为行使了多次作品复制权，复制件数量的多少往往与作品的传播范围有关。图书出版是典型例子。一般情况下，“出版”被认为是“复制+发行”，作者通常与出版社按图书所出版数量计算稿酬。

要实施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大致有以下步骤：第一，将作品数字化;第二，上传至公开服务器;第三，公众交互式浏览、下载作品。当然，将作品数字化不是每次信息网络传播行为都必需的，很多情况下，一次数字化可以满足此后反复多次的上传行为。上述三个步骤中，都会涉及对作品的“复制”，第一步是将作品“复制”到实施数字化行为主体的存储设备中，第二步是将数字化后的作品通过上传“复制”到公开服务器中，第三步是公众浏览作品时对作品进行“临时复制”或下载时将作品“复制”到其个人存储设备中。以上“复制”行为有以下特点：一是数字化作品的传播范围与复制件数量无关，数字化格式的作品甚至无所谓复制件，即使有复制件，极少量的复制件也能达到广泛传播的效果;二是多属于持续性（successive）传播行为，而非即时性行为，只要作品被上传到公开服务器中，只考虑公众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可能性，并不要求公众实际浏览或下载该作品，作品信息网络传播的范围通常以作品在公开服务器中存续的时间来考量;三是公众浏览作品时的“复制”一般为“临时复制”，非稳定、持久地“复制”。

可见，虽然“复制”是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中的必要组成部分，但其与著作权法规定的复制权所规范的“复制”行为存在本质差异。

为实现作品通过信息网络传播而对作品进行数字化格式的调整不属于行使复制权的行为，而属于行使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

随着互联网传播技术的发展，作品的数字化格式也越来越多样化，为传播作品而对作品进行专门的数字化格式调整，应当属于上文提及的实施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步骤一。案例中，A公司在取得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后，在自己制作的Flash动画中使用了甲歌曲词曲，其将甲歌曲制作于Flash动画的过程就是将词曲进行数字化格式调整的过程，该行为仅是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组成部分，不应单独视为行使了作品复制权。

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对作品进行数字化格式的调整只涉及作品在信息网络传播中的表现形式，不影响行使作者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实质。例如，某出版社将某知名作家的小说以图书形式出版发行，或制作成电子书光盘形式出版发行，都视为该出版社行使了该作品的复制权和发行权。

二是只要满足行使作品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整体要求，对作品进行数字化格式调整的行为就不应视为单独的行为。A公司经营专业儿童音乐网站，主要向用户提供儿童音乐Flash动画的在线试听和下载服务，其将甲歌曲词曲制作于Flash动画，是选择了其网站用户使用习惯、接受程度要求的作品数字化格式，满足A公司向公众提供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整体行为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