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立法调研问题

社区矫正立法调研问题（精选7篇）

社区矫正立法调研问题 篇1

1、社区矫正概念的内涵，社区矫正与监禁刑在制度安排上有哪些差异，如何保证两项制度的衔接？

2、社区矫正人员的称谓、权利、义务和管理方式，权利被侵犯的救济途径和程序？是否需要设立专门场所集中管理社区矫正人员？

3、社区矫正机构和工作人员的法律性质和职权？谁是处置违法和重新犯罪社区娇正人员的最适格执法主体？

4、协助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机构和人员享有什么权利、应当履行什么义务？有关机构和组织可以提供哪些服务以帮助被矫正人员顺利回归社会？

社区矫正立法调研问题 篇2

关键词：社区矫正,行刑社会化,立法,修改

社区矫正 (Community correction) 是一种不使罪犯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教育改造罪犯的方法, 是所有在社区环境中管理教育罪犯方式的总称。国外较常见的包括缓刑、假释、社区服务、暂时释放、中途之家、工作释放、学习释放等。我国从2003年开始社区矫正工作试点, 迄今已经有5年了。这项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但存在的问题也很突出。无法可依是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存在的最根本的问题。

一、社区矫正制度与行刑社会化

很多人认为行刑社会化就是社区矫正制度。这一看法是不全面的。行刑社会化是指为了避免和克服监禁刑存在的某些弊端, 使刑罚执行服务于罪犯再社会化的目标, 在执行刑罚过程中, 通过弱化行刑机构的封闭性, 拓展罪犯、行刑机关与社会的互动联系, 塑造罪犯符合社会正常生活的信念和人格, 促使其与社会发展保持同步, 最终促成罪犯顺利回归社会[1]。因此, 行刑社会化不仅包括使用社区矫正等方式使罪犯在监狱外服刑, 也包括在监狱内使用社会化的行刑方式, 使罪犯出狱后能够较为顺利地回归社会。例如, 设立半封闭的监狱, 使罪犯在服刑期间就能够接触社会;设立罪犯工资制度, 允许罪犯通过劳动获得收入, 使其能够在出狱时有一定的积蓄, 从而开始新生活等。在一定程度上讲, 监狱内的行刑社会化是更为重要的, 因为监狱关押的都是重罪犯, 他们的复归社会更加困难, 也更为重要。限于篇幅, 本文仅探讨社区矫正制度。

二、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在立法上存在的问题

(一) 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现状

我国开始实施社区矫正制度是在2003年。2003年7月,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 , 确定在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山东等6个省 (市) 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在试点取得初步成效后, “两院两部”又对试点范围进行了扩大。截至2007年9月, 已有25个省、市开展了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

根据《通知》的规定, 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是由各部门分工负责, 共同进行的。人民法院负责严格准确地适用刑事法律和刑事司法解释, 依法充分使用非监禁刑刑罚措施和减刑、假释等鼓励罪犯改造、自新的刑罚执行措施。人民检察院负责进行法律监督。具体的社区矫正工作则由司法行政机关来牵头组织。街道、乡镇司法所承担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工作。公安机关配合司法行政机关依法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考察, 依法履行有关法律程序。

我国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主要包括下列5种罪犯:1.被判处管制的;2.被宣告缓刑的;3.被暂予监外执行的, 具体包括: (1) 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 (2) 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 (3) 生活不能自理, 适用暂予监外执行不致危害社会的。4.被裁定假释的;5.被剥夺政治权利, 并在社会上服刑的。

我国社区矫正制度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但也存在相当多的问题。立法滞后带来的问题尤其严重。由于无法可依, 社区矫正存在“师出无名”和执行主体合法性缺位、“人、财、物匮乏”三大问题。

(二) 社区矫正“师出无名”, 被指“违法”

目前, 各地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直接依据是前述《通知》和司法部发布的《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 以及各地自己出台的地方性工作文件和规章。这些部委规章和地方性规章一是法律效力层级低, 二是内容不完善。社区矫正是一种刑罚执行方式, 其中也包含对罪犯人身自由的约束 (虽然不是剥夺) 。根据《立法法》第7条第1款和第8条第4项的规定, 涉及到犯罪与刑罚的事项, 必须由国家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加以规范。而这些办法、规章并不是法律, 其本身并不能规定刑罚执行方法。因此, 在法律没有规定“社区矫正”的情况下, 由办法、规章来规定一种刑罚执行方式, 其实是不合法的。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 这种现象的存在, 是一个有违法治精神的重大问题, 必须给予高度的关注[2]。

在我国刑法的规定中, 对于前述社区矫正的5种对象, 并没有规定必须接受社区矫正, 包括进行社区服务。例如, 对于管制犯、缓刑犯和假释犯, 刑法并未要求他们接受社区矫正, 仅要求他们接受执行机关的监督, 向执行机关报告行踪。因此, 很多罪犯并不愿意接受社区的强制矫正 (例如参加学习班、接受心理辅导, 参加强制性的社区公益服务等) 。很多人甚至公然说:“你们这种矫正是违法的。刑法并没有规定这种刑罚执行方式。”这种说法经常让我们的社区矫正工作者尴尬。

(三) 执行主体的合法性缺位

依照现行《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的规定, 适用社区矫正的“五种对象”, 即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暂予监外执行、被裁定假释和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罪犯由公安机关执行, 即公安机关为社区矫正的执法主体。而“两院两部”发布的前述《通知》中确定由司法行政机关具体承担社区矫正对象的日常监督管理、帮助、教育工作, 即司法行政机关为社区矫正的工作主体。社区矫正是一种刑罚执行措施, 那么这种刑罚执行权就必须由法律授予。目前由“两高两部”授予司法行政机关这种权力, 难说妥当。应该承认, 司法行政机关承担社区矫正工作面临合法性缺位的问题。这种执法与执行相分离的状况, 还导致执行机构之间产生矛盾, 影响执行机构的工作积极性, 甚至出现了“三个和尚没水吃”的局面, 出了问题无处问责[3]。

(四) 社会资源相对匮乏, 非政府组织发育不良。

“两院两部”在《关于扩大社区矫正试点的通知》中明确指出, 社区矫正是将罪犯放在社区内, 遵循社会管理规律, 整合社会资源和力量对罪犯进行改造, 使其尽快融入社会, 从而降低犯罪率, 促进社会长期稳定与和谐发展的一种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但在试点工作中, 由于社会资源相对匮乏, 非政府组织自主运作十分困难。关于非政府组织参与社区矫正工作, “北京模式”是政府投资成立了公益性社团组织——阳光社区矫正服务中心, “上海模式”则是成立了民办非企业性质的社团——新航社区服务总站和中致社区服务社, 采取政府花钱购买服务的方式。这两种模式听起来都很理想、可行, 但实际上存在很大问题。这些机构虽然是非政府组织, 但事实上或者是由政府出资组建的, 或者是专门为了社区矫正而建立的, 都具有很强的“官方色彩”, 他们和政府彼此的依赖都很强烈。笔者认为, 将社区矫正交付给非政府组织也不妥当, 因为社区矫正的性质是“刑罚执行方式”。

另外, 承担主要矫正工作的司法服务所普遍存在人员紧张、经费紧张、装备落后的情况。笔者调查了几家街道司法服务所。被调查者都坦诚由于财力、人力不足, 所谓的“矫正”、“心理辅导”都只停留在嘴上。真正的矫正工作就是要求这些人参与每周若干小时的社区服务。他们强烈要求国家制定专门的法律来保障社区矫正工作的人力、财力。

三、社区矫正相关法规的完善

我国正在大力建设法治社会, 公民的法律意识也越来越强。如果社区矫正制度继续在无法可依的状态下运行, 问题将会越积越多, 社区矫正工作就会陷入僵局。因此, 完善社区矫正立法刻不容缓。

(一) 现实的立法步骤

有人认为我国应当立即制定《社区矫正法》, 在该法中将执行主体、被执行对象、执行方式等进行统一规定。我认为这是不现实的。社区矫正至少涉及到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三部法律。如果这三部法律不修改, 是不可能制定《社区矫正法》的。例如, 如果刑法不规定被判处缓刑、管制刑、被假释的罪犯应当接受社区矫正, 那么社区矫正在内容上仍然缺乏合法性, 师出无名。如果刑法、刑事诉讼法不规定社区矫正由司法行政部门承担, 仍然规定缓刑、管制、假释由公安机关进行监督, 那么司法行政部门进行社区矫正仍然缺乏主体上的合法性。

目前, 比较现实的做法应该是首先修订《刑法》、《刑事诉讼法》, 在其中规定社区矫正的原则性内容, 然后根据这些修改出台一个规章性质的、试行的《社区矫正办法》, 对社区矫正的细节, 如机构、人员、经费来源、矫正对象、矫正期限、矫正内容等进行详细规定。根据该办法的试行情况, 在几年后出台《社区矫正法》。这样的立法步骤, 既符合我国立法的实际情况, 比较好实现, 又能解决现实问题。由于这样出台的《社区矫正法》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的, 必然比较切合我国实际, 能够适用较长一段时间。这就能够避免法律朝令夕改。

(二) 对刑法的修改

为了让社区矫正有法律依据, 应当在刑法中规定被判处管制、缓刑的罪犯、被单处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和被假释的罪犯, 必须到社区接受社区矫正。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赞成对暂时监外执行的罪犯进行社区矫正, 因为此时罪犯仍在监狱服刑期内, 两种刑罚执行方式不能同时并存。只有在刑法中明确规定社区矫正是这些刑种的刑罚执行方式, 社区矫正才能有法律依据。

刑法中还应当规定社区矫正的执行机构。如果维持现在的由司法行政部门进行社区矫正的规定, 就应当修改现行的由公安机关执行这些刑罚的规定。

我认为, 刑法只要规定到这一步就可以了。至于社区矫正机构具体怎么组建, 人员从哪来, 经费如何保障, 具体的矫正内容是什么, 法院与矫正机购如何衔接等细节问题, 就由社区矫正办法或者社区矫正条例来规定。

限于篇幅, 本文不再讨论《社区矫正办法》的具体内容。

综上, 社区矫正符合行刑社会化的思想, 有利于犯罪人复归社会。虽然目前存在师出无名, 摸着石头过河的问题, 但还是应该把这项工作坚持下去。但同时, 相关机构必须重视法律完善的问题, 使社区矫正制度尽快有法可依。

参考文献

[1]卢建平, 袁登明.中国行刑社会化的政策与策略研究——兼论中国刑罚的改革[A].卢建平.刑事政策与刑法[C],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401.

[2]吴宗宪.社区矫正国家立法问题亟待解决[J].检察风云.2006.22.

从实务谈社区矫正立法 篇3

一、执法主体的问题

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不仅学者们关注，基层工作人員也感觉到非执法主体的不顺畅。综合《刑法》《刑诉法》和《监狱法》的相关规定，社区矫正几大类由公安机关负责执行或监督考察。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后，《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明确将社区矫正的具体工作交由司法行政部门牵头组织完成，《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对此再次明确。故现行的模式是执法主体和矫正工作主体分离，影响对矫正对象的管理。在工作开展初期，新余市就有矫正对象宣称只听公安和法院的；在矫正政策的解释中，法院及检察院往往更具有权威性和说服力。因此，笔者认为应在社区矫正法中明确社区矫正的执法主体为司法行政机关。

二、矫正警察设立的问题

从新余市实务来看，设立矫正警察很有必要。

1.能震慑罪犯

部分矫正对象意识偏移严重，认为他们与正常公民没有太多区别，对进入矫正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不参加社区服务、不参加集体学习、不进行思想汇报，更有甚者不到矫正机构报到，由此而产生脱管漏管现象。还有极少部分矫正对象对社区矫正有着严重的抵触情绪，对管理人员态度不好，语气强蛮，甚至动手伤人；新余市有一矫正对象不但直接拒绝到矫正机构报到，还扬言“谁通知打谁，司法所都给你砸掉去”，之后矫正机构联合派出所民警做工作，才让他转变观念。由此可见，矫正警察比单纯的矫正机构对罪犯更有震慑力。

2.能让矫正工作权责相匹配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属于刑罚执行活动，应当由国家的强制力保障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二条第一款：“人民警察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惩治罪犯是社区矫正的工作职责，设立矫正警察能赋予其国家强制力保障权限。

3.能保持队伍的专业性，衔接转换更迅速

社区矫正是一项法律性、专业性和社会性很强的工作，矫正工作的必要工作程序有交付接收、组织宣告、入矫谈话、谈心走访、社区服务、提请执行变更、GPS定位、奖惩考核、解除矫正等，需要非常专业的工作队伍。当矫正对象违反监督管理规定，可能发生危害行为时，需要对其采取制止、惩戒、收监等措施时，矫正警察能更迅速直接地实现从管理者到执法者的衔接转换。

三、部分管制刑的矫正对象管理难

管制是我国刑法规定的一种量刑种类，是指对罪犯不予关押，但限制其一定自由，由公安机关执行和群众监督改造的刑罚方法。管制刑和社区矫正管理在实际操作中基本类似，只是监管对象中增加了矫正机构。在工作实务中，新余市各县区都反映管制刑的比较难处理，对于一些不遵守矫正纪律的对象，处罚的有效手段很少，收监收容更是基本不能。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在社区矫正法中明确规定对于违反规定的管制刑对象可以进行集中监管或适当延长管制时间；对于管制刑对象脱管期间，不计入刑期。

四、适用前调查评估的问题

适用前调查评估是指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接受相关部门的委托，对拟适用社区矫正的对象进行调查分析，向委托机关提出是否适用社区矫正建议的活动。《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四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监狱对拟适用社区矫正的被告人、罪犯，需要调查其对所居住社区影响的，可以委托县级司法行政机关进行调查评估。”“可以”一词在意思表示上是中性词，代表着“能这样做，也能不这样做”，因此，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很多时候委托机关并不进行委托。2013年，新余市委托进行适用前调查评估的案件只有30多件，仅占新入矫对象的四分之一左右。部分新入矫对象出现资料较少、报到滞后、信息更改不及时或者联系不到本人的情况，从而出现脱管、漏管现象。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在立法中明确拟适用社区矫正的对象都进行调查评估，有必要明确都委托县级司法行政机关进行，通过适用前调查评估，从源头预防重新违法犯罪。

五、矫正对象的长期异地监管问题

从新余市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农村籍的矫正对象单纯的农业收入不是很高，生产生活条件有待提高，新余市目前在册的农村籍矫正对象有452人。二是部分掌握了一定工作技能的矫正对象受限于现有的监管制度和请销假制度，不能长期在外务工。三是少部分矫正对象为了求学务工，采取违规方式规避监管，如由亲人保管定位手机、不断找借口不回监管地、找相似之人冒认自己报到等。针对这些情况，笔者认为：一是有必要在立法中明确异地委托管理制度，由县级司法行政机关联系委托地申请管理委托，委托地接到申请后进行风险评估，合理安排接受委托与否；二是可以在立法中规定担保制度，通过一定的担保制度设计来达到服务管理；三是可以创新监管制度，在外出对象较多的地区创设监管中心或将外出矫正对象的GPS定位范围进行异地划界而达到异地定位监管。

（作者单位：新余市广播电视大学）

社区矫正调研报告 篇4

创新社会管理

——对我市社区矫正工作发展情况的调查与思考 的进步。在社会管理创新的现实需求下，在群众工作路线的具体实践中，在以人为本的时代主题下，如何推进社区矫正工作执法规范化、管理社会化、教育人性化，对于构建“和谐**”、“平安**”有着特殊的现实意义。近期，市委政研室、市司法局联合对全市社区矫正工作进行了一次深入调研，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我市社区矫正工作的基本情况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刑罚执行方式，是指将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臵于社区内，由司法行政机关（司法局）及其派出机构（司法所）在相关部门和社会力量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立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自2007年推行社区矫正工作以来，我市始终坚持“夯基础、重创新、求实效”的工作思路，结合我市司法行政工作实际，依法规范运作与管理，积极探索出了社区矫正工作新经验新做法，走在了**市前列。截止2013年7月底，全市累计接受各类社区服刑人员1264人，按期解除矫正869人。目前，仍在矫395人。在矫期间，无一例因脱管漏管而重新犯罪，矫正工作成效明显。六年来的社区矫正实践，着重把握好了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理顺关系。社区矫正工作是项系统工程，只有各成员单位切实做到密切配合和相互协作，齐抓共管，才能真正形成工作合力，将各项矫正措施落到实处。**市在具体实践中，把握好了两个方面 关系。一方面理顺横向的协同合作关系。在多年的实际操作中，市公、检、法、司四个主要成员单位逐渐摸索出一套协调的工作机制。要求各单位在严格履行组织实施、判决裁定、依法监督和刑罚执行职能的同时，各部门在交叉执法过程中必须坚持积极沟通，力求配合默契。如法院在审判前，会委托市司法局开展审前评估，并认真采纳评估意见；司法局在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日常管理中也积极邀请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的监督和支持。另一方面理顺纵向的业务管理关系。《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规定了“县级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监督管理和教育帮助，司法所承担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工作”，明确了司法局和基层司法所在矫正业务管理中的指导与隶属关系。2012年7月份，市司法局成立了社区矫正联合执法大队，负责全市的社区矫正刑罚执行工作。今年4月份，市委、市政府批准了司法局对基层司法的“三权上收”，实行完全垂直的管理方式，进一步理顺了社区矫正的业务管理关系。

二是规范执法。在市司法局的牵头协调下，各部门紧紧围绕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管，提高教育改造质量这个核心，全面抓好了衔接接收、监督管理等工作流程的制度建设，建立健全了社区服刑人员报到、会客、请销假、迁居权利行使限制等工作制度，统一规范社区服刑人员接收、管理、考核、奖惩、解除矫正等工作环节，加强社区服刑人员档案和社区矫正刑罚执行档案管理，为我市社区矫正工作依法规范运行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是力求创新。社区矫正作为一种新的刑罚执行制度，在我国仍然属于新生事物，积极探索、力求创新是我市社区矫正工作走向良性运行的重要动力。在创新工作理念上，针对我市基层司法所干 警不足的现状，市司法局积极更新观念、创新思维，在宽严相济的的工作理念指导下，按日常表现情况将社区服刑人员分为宽松、普通和严格管理三类，实行区别对待，对部分家庭条件困难的社区服刑人员尝试特殊帮扶，体现人性关怀。在创新管理手段上，我市在**地区率先尝试使用社区服刑人员GPS手机定位系统，及时掌握部分严格管控对象的行踪，并作出反馈。同时，市司法局积极争取各方支持，在金神镇一园林企业建立社区矫正教育培训基地，对在矫人员进行定期集中开展职业培训、公益劳动和法制教育，探索建立社区矫正安臵帮教过渡性安臵基地，目前各项尝试已初见成效。

二、当前我市社区矫正工作存在的问题

社区矫正这种社会化、人性化的刑罚方式加速了罪犯的再社会化进程，有效降低了刑罚执行成本和犯罪人员再犯罪率，维护了社会稳定。但是随着工作的逐步深入，我市的社区矫正工作在实际操作中暴露出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是矫正环境方面，社会认同与群众支持不足。从全市的社区矫正推行情况看，无论是价值理念取向还是社会意识接纳方面，都没有很好的环境支持，矫正工作缺乏必要的社会群众基础。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大多数群众认为罪犯就永远是“坏人”，损害他人危害社会，所以关押、重罚是“最解恨”的处理方式，认为监禁是理所当然的行刑方式，社区矫正是对“坏人”的迁就和放纵，是对被害人的不公平，是对社会的不负责，甚至对社区服刑人员产生“恐慌”和“抵触”心理，敬而远之，更遑论日常工作生活中帮助支持矫正工作。在这种认知环境下，非监禁的社区矫正思想很难引起民众的共鸣，缺乏公众基础，加上我市大多数农村地区社区承载力偏低，社区矫正的“社会化”功能大大削弱。

二是矫正对象方面，法律意识与思想认识淡薄。社区服刑人员在思想状态、认罪态度和再次危害性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性，部分社区服刑人员会认为执行日常矫正管理的司法局（所）缺乏强制力，对执行机关的监管行为心存抵触，不服从监管改造;有的社区服刑人员认为自己犯了罪，没有脸面继续在居住地抛头露面，想尽办法逃避监管;还有的矫正对象迫于生计，外出务工，以致不能按时报告活动情况、数月不交思想汇报，甚至不请假外出，脱离监管。

三是矫正执行方面，强制执法与重新收监困难。按照《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规定，社区矫正由司法行政部门牵头组织，相关部门配合实施，司法所具体执行。由于《社区矫正法》还在研讨之中，司法行政机关在执行刑罚过程中，处于“责任很重、依据不足、手段不硬”的状况。当社区服刑人员脱管、漏管，重新违法犯罪需要抓捕时，只能依靠公安部门执行。对不服从日常管理，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的社区服刑人员重新收监需要经过繁琐的程序认定，收集证据更是困难重重。缺少专门的社区矫正法规，强制力不足，从根本上影响社区矫正工作的发展。

四是矫正力量方面，专业队伍与经费保障缺乏。目前，我市15个基层司法所警力普遍不足，多数司法所仅配有1名干警，他们需要承担普法宣传、人民调解、法律援助、安臵帮教及综治维稳等多项职能任务，人手不足的问题严重制约了社区矫正工作的规范化运作。在经费保障上，我市从2011年将每年8万元的社区矫正工作经费列入了财政预算，按照现有的在矫人员规模，每名罪犯的管理经费仅 200元左右，与省政府规定的年人均管理经费2000元的标准相 差甚远，难以维持社区矫正日常管理工作经费的需要。

三、多维视角下完善我市社区矫正工作的思考

社区矫正制度是当前刑罚社会化和人性化的集中体现和必然需求，只有紧随社会管理创新步伐，及时更新工作理念，积极夯实群众基础，才能进一步激发社区矫正工作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

从社会管理创新的现实环境来看：

一要变“管控”为“管理”。从“管控”到“管理”，表面看是一字之差，实质上是从“控制得住”到“管理得好”的理念革新。实现这一转变，要增强人力保障和财力投入。人力财力不足是调研中被提及最多的问题。从管控到管理将意味着要做更多、更深入、更细致的工作，就要求从人力和财力上予以保障，以投入成本的增加来换取矫正者再次犯罪的社会成本的降低。实现这一转变，要探索部门善管和矫正者服管的体制机制。逐步摒弃原有“监控-维稳”的管控理念，积极探索建立政府管理、社会支持和自我控制相结合的多元化管理模式。调研中，基层司法所提出可要求矫正对象交纳“社区矫正保证金”，从而对不主动积极服从管理的矫正人员有一定的惩戒手段。

二要变“对接”为“链接”。我市公、检、法、司等部门在社区矫正工作联动格局中基本做到了“无缝对接”，但在社区服刑人员动态信息共享方面，还没有做到“实时链接”，这容易导致社区服刑人员再犯被公安机关逮捕时，刑罚执行主体司法行政机关却不知情。实现这一转变，迫切需要建立社区矫正信息平台，整合档案管理、矫正操作、工作审批等社区矫正工作日常管理内容，真正的推进部门间“工作对接”向“信息链接”转变，实现社区服刑人员的“全 天候在线”。

从群众工作路线的具体实践来看：

一要变“抵触”为“接触”。群众是服刑人员的“监督者”，更是社区矫正活动的“参与者”。只有充分发动群众参与，紧紧依靠群众支持，社区矫正工作才能真正的接“地气”、显成效。要通过各种途径加强社区矫正的法制宣传工作，促进公众法治理念的转变，理解和接受社区矫正工作，理解和帮助社区服刑人员。要在矫正工作的各个环节上力求群众参与，在审前评估阶段要充分征求和听取社区居民的意见，在矫正日常管理中积极邀请社区群众参与监督，在整个社区营造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与帮扶氛围，培养社区居民对矫正管理的主动参与意识，变平时“抵触”为主动“接触”。

二要变“来访”为“走访”。在社区矫正活动中，司法行政机关是执行者，更是帮扶者；矫正的对象是服刑人员，也是一名“特殊群众”。这就要求刑罚执行机关用新时期群众工作方法来进一步提升做好社区矫正工作的能力与水平。要在社区服刑人员“定时来访”报告情况的同时，主动“登门走访”，及时了解社区服刑人员的工作生活情况，帮助解决工作生活中遇到的难题与困难，从而拉近与社区服刑人员的心理距离，营造和谐的社区矫正氛围。

从以人为本理念的时代主题来看：

一要变“服从”为“服务”。受传统理念及维稳、防脱管等因素影响，社区矫正工作者在实际工作中一般更重视监管，社区服刑人员往往只能是被动的服从。然而，对于一些因犯罪而导致家庭失去主要经济来源陷入贫困的社区服刑人员，维持生计将成为其在矫期间面临的首要问题，往往也是导致其不得不暂时“脱管、漏管”现 象的客观原因。对于这类矫正对象，积极探索建立“社区服刑人员创业就业基地”，协助其在本地解决就业问题，比加重监管更能有效转变其思想观点，更能促使其主动配合矫正工作。

社区矫正学习调研报告 篇5

社区矫正这种非监禁的刑罚执行方式,由于其独特的教育康复性,越来越成为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为更好地了解掌握黑龙江省基层社区矫正工作开展情况,笔者到司法所进行调研与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深入交流,收集整理了黑龙江省社区矫正发展现状和主要的经验做法,并对面临的困难进行了剖析,提出了完善措施。关键词：社区矫正 主要特色 完善措施

我从事社区矫正工作已经半年了，在这段时间的工作实践中，县局组织我们参加很多学习会议，使我们的社区矫正工作业务水平得到了一定提高。借此机会我想浅谈在学习过程中的一点感想：

一、灵活运用专业技巧，注意工作中的方式方法

我们作为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面对的是社会上的一些特殊群体，他们来自大墙内外、来自社会的阴暗处，他们都有着不同的经历和故事，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有着不尽相同的思想缺陷和被扭曲的心灵，这都是我们在工作中需要发现并予以解决的问题。比如在谈话沟通方面，针对不同的社区矫正人员，要注意运用不同的方式方法。对于文化程度较高的社区矫正人员，我们尽量用委婉的言语，以免伤害他的自尊;而对于文化水平不高的社区矫正人员，不能尽说文绉绉的话，否则他会觉得你不真诚，而不愿与你沟通。

二、社区矫正工作必须“帮”“教”并重

在实践工作中，作为矫正工作者，我们不能只是单纯的进行帮助或教育，应当将两者辩证的统一起来。如果单纯“只教不帮”，许多

社区矫正人员自己无法解决的实际问题就会成阻碍他改造的“绊脚石”，直接影响工作成效。而“只帮不教”虽然帮助他们解决了许多困难，但忽略了从他的思想根源上对他的教育，忽略对他的法制观念的培养，一旦生活环境有所改善，个别社区矫正人员就会“故态复萌”，重蹈覆辙。因此，我们在工作中必须“帮”“教”并重，缺一不可，比如有些社区矫正人员其实素质挺高，因过失犯罪被判刑，对他们主要是给予心灵上的沟通，减轻他们的心理压力和负担;而有些社区矫正人员，法律法规他们可能比我们还要熟悉，没有必要给他们讲大道理，而要和他们拉拉家常，帮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就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三、培养公益劳动的积极性

对于公益劳动，我们需让每一名参加劳动的矫正人员都能够感到他们并不是在从事被惩罚的劳动，而是在参加一种奉献爱心的公益活动;因此培养参加公益劳动的积极性只有将参加公益劳动变成矫正人员的一种习惯、一种要求，在他们中形成良好的劳动氛围，才能使公益劳动变得真正有意义。

县社区矫正工作调研报告 篇6

【内容提要】**县自**年8月启动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以来，紧紧围绕“实现‘社区矫正对象重新犯罪率下降、收监执行率减少、社会贡献率上升’三个目标不动摇，做实做强基础工作”这一工作理念，坚持边试点、边探讨、边总结的工作模式，不断完善工作措施，稳步推进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得到了省、市、县各级领导的一致认可，但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推进我们也发现一些问题.【关键字】**县 社区矫正 现状 建议

**县自**年8月启动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以来，紧紧围绕“实现‘社区矫正对象重新犯罪率下降、收监执行率减少、社会贡献率上升’三个目标不动摇，做实做强基础工作”这一工作理念，坚持边试点、边探讨、边总结的工作模式，不断完善工作措施，稳步推进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科学化管理、多元化教育、人性化帮扶”社区矫正工作模式，实现了社区矫正人员“安其身，暖其心，育其人，正其本”的工作目的，使我县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逐步走向规范化，得到了省、市、县各级领导的一致认可，但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推进而逐渐暴露的一些问题，成为我们广大社区矫正工作者面临的新的挑战，更为我们的社区矫正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存在的问题

我县社区矫正工作开始试点的三年来，经过各级司法行政系统及社区矫正工作者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随着社区矫正工作全面铺开，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开展。

（一）、宣传不到位，群众认知程度低。

作为一项全新工作的社区矫正工作，广大群众对还需要一个了解和认知的过程。目前来看，由于传统观念的原因，群众对在社区服刑人员普遍存在防范心理，大多数群众认为原来应该在监狱服刑的犯罪份子现在就在自己身边服刑，或多或少存在着这样那样的担忧与不安，认为他们会给自己原本正常的生活带来影响，同样,自卑的心理这也使一部分社区矫正对象对社区矫正工作心存疑虑，不愿与人接触，甚至有“破罐破摔”想法，因而阻碍了社区矫正工作的正常发展。

（二）、立法滞后，缺乏有效的奖惩激励机制。

司法部会同“两高”和公安部出台了《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实施办法》是具有司法解释性质的重要规范性文件。但它对社区矫正对象考核只有原则性的规定，缺乏配套措施，当社区服刑人员在矫正考验期间表现恶劣，需要处罚时，由于涉及到司法所、司法局、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监狱等众多部门，审批流程长，手续繁琐，行政奖惩与刑事奖惩缺乏有效衔接，导致对社区矫正人员的考核奖罚形同虚设，由于考核奖罚无法得到实质上的兑现，考核效果大打折扣，极大的影响了社区矫正对象的改造积极性。

（三）工作人员不足，严重制约了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开展。

**县共辖35个乡镇3个街道办事处，行政村有352个、社区居委会30个，总人口达55.5余万人。自启动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以来，我县共接收了社区矫正对象314名，顺利解除矫正182人，现在还有131名矫正对象正在接受矫正,矫正人数每月基本以10余名左右递增。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目前我县司法所工作人员偏少，除13人为县司法局派驻人员外，其它26名工作人员为乡镇选派暂时负责所属乡镇的基层司法行政工作。除东河司法所有两名工作人员外，其它司法所实际皆为“一人所”，司法所工作人员担负着法制宣传、人民调解、安置帮教等九项繁重的工作，同时还需要积极参与辖区中心工作，方方面面都要顾及，工作纷繁复杂、千头万绪，很难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到社区矫正工作中，人员的不足加之队伍素质参差不齐，严重制约了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开展。

（四）经费不足，形成了“管而不矫”的被动局面。

社区矫正作为新增加的工作内容，理应有相应的资金拨付作为实施的保障，如各类材料的制作、为经常性的走访配备交通工具，开展集中教育所需设施、设备的采购等。由于专项经费的缺失严重制约了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比如，社区矫正工作需要定期和不定期的走访帮教，而现阶段 “交通基本靠走”，光凭对事业一腔热情是不可能高效、高质量完成社区矫正工作的，况且走访工作是一项常态化工作。另外，我们还应当理清两个财政关系。一是社区矫正所需费用只有监禁矫正费用的十分之一，既然原本该在监狱服刑的矫正人员现在置于社区服刑，那么就应当考虑将部分原来拨付给监狱的相关经费拿出一部分，转给社区矫正工作管理部门。毕竟，监狱的罪犯改造经费是由国家供给的，这些罪犯现在不在监狱服刑了，那为什么还要把相关的经费留给监狱呢？二是社区矫正对象以前归公安部门管理，现在这些人全由公安移交给司法行政部门，那么原先给公安的管理费用应当拿出部分转拨给司法行政部门，这样才能事责、事财相符。可是社区矫正工作的现状却是，工作重点虽然全部转给司法行政机关了，但相应的经费却没有增加，目前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只能挪用原本就不多的工作经费来维持最基本运转，矫正工作仅仅能做到基本的“监控”形成了“管而不矫”的被动局面。能否为社区矫正提供充足的经费保障是确保社区矫正工作取得实效的物资基础。

（五）缺乏有效的强

制管理手段，影响了刑罚执行的严肃性。

现阶段司法行政各级部门在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过程中，在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时一味的“宽无边”但对矫正人员的管理却“严不足”，造成这种被动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行政奖惩与刑事奖惩缺乏有效衔接，直接导致对社区服刑人员考核奖罚的部分内容形同虚设，对抗拒改造、不服从管理的社区矫正人员却很难收监执行；二是对于社区矫正人员的监管属于刑罚执行性质，而现阶段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身份与社区矫正所面临的发展形势极不相称。随着《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的出台，公安由管理主体成了辅助力量，而司法行政机关自己的执法队伍却没有及时建立填补公安退出社区矫正执法工作后的权力真空，造成了司法所在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时缺乏有力的权力保障，司法所工作人员缺乏有效的强制管理手段，监管工作缺乏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遇到紧急情况，无法对服刑人员直接采取强制措施，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刑罚执行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三是现在稳定工作压倒一切，出于稳定的需要，在工作中基于管理工作考核的制约和人道主义精神，司法所工作人员对社区矫正人员遇到的困难不得不设法解决，虽然这有利于社区矫正工作实现维稳目标，但是也助长了极个别社区矫正人员以此为要挟。“宽而不严”的工作方式严重影响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推进。

（六）社区矫正工作中各相关部门协作不够。

为了临时解决法律缺位、职责不清等问题，由县委、县政府、县政法委主要领导牵头组建了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这一非编制性协调机构，吸收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民政局、人社局等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社区矫正工作。构建这种繁琐的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无非是因为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产生的工作变通手段。由于行政奖惩与刑事奖惩缺乏有效衔接，同时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又缺乏有效的强制管理手段，使得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将生活帮扶当成了预防社区服刑人员重新犯罪的惟一可行手段。而低保、临时性生活困难补助等救济手段的审批权又在其它职能部门手中，所以很多时候，为了解决一个社区服刑人员的生活困难问题，司法所工作人员不得不与乡镇领导，民政、社保等相关部门多次协调，甚至很多时候还不得不凭借个人的特殊人脉关系。相关法规缺位，导致社区矫正开展进入困境，社区矫正工作长效机制的缺乏严重影响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推进。

二、关于做好社区矫正工作的建议

（一）加大社区矫正工作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通过广泛的宣传，使全社会认识到，社区矫正是国家刑罚执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行刑方式文明化、人道化的重要表现，对于提高罪犯教育改造质量，使其顺利回归和融入社会，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动员社会各界理解、关心、支持和参与社区矫正工作，实现了社区矫正对象“安其身，暖其心，育其人，正其本”的工作目的。

（二）及时完善出台社区矫正工作相关法律，确保社区矫正工作有“法”可依。从法律层面明确社区矫正的执法主体、适用条件、适用程序、执行方式等内容，将有效实现社区矫正工作有“法”可依，进而确保社区矫正工作在法制轨道上良好有序运行。

首先，要形成一个纵向有领导、横向有联系、上下沟通通畅、左右互通信息的社区矫正工作网络，从组织上保障社区矫正工作逐步走上法制、有序的发展轨道。其次要进一步完善社区矫正工作监督管理机制。对矫正对象实行分级管理，不同级别实行不同处遇，通过强化刑罚的惩罚性和威慑力，维护法律尊严。再次在明确社区矫正管理机构的执法性质和工作职责的同时，减少社区服刑人员重新收监的操作流程和不必要的中间环节，使行政奖惩与刑事奖惩有效衔接，确保社区矫正作为刑罚执行手段的严肃性、有效性。

（三）建立社区矫正工作专门机构，配备社区矫正专职人员。

专业的社区矫正队伍是深入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工作基础，社区矫正工作的严肃性和连续性需要专职的工作队伍执行，社区矫正人员的监管、考核、教育需要专业化的工作队伍的参与，矫正工作效果的科学评估需要专业的工作队伍实施。人员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制约社区矫正工作发展的“瓶颈”，必须下决心予以解决。社区矫正工作作为刑罚执行手段，其工作人员必须具备政治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的个人素质。另一方面，与监狱限制罪犯人身自由不同，社区矫正监管的是罪犯的思想动态，管理难度更大。因此要保证社区矫正工作的实效性就必须配齐配强社区矫正专业队伍。社区矫正执法队伍的组建可以通过安置转业部队干部、招录政法体改生、培训优秀的本系统优秀公务员来组建，而社区矫正工作辅助人员可以通过政府设立公益性岗位的方式来充实。通过上述举措建立一支与矫正工作相适应的高素质矫正队伍。

（四）建立完善的社区矫正经费保障机制。

将社区矫正工作经费列入各级财政预算并落实到位，是保证社区矫正工作的有序开展的前提。除此而外，应当采取一些办法鼓励和接受民间捐赠。如捐赠数额达到一定数量的捐赠者，在税收方面享有一定的优惠。形成以政府主导，以各级财政为主体，各职能部门积极配合，全社会广泛参与的社区矫正新局面

（五）严格执行《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相关制度，按照规定程序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体现社区矫正刑罚执行严肃性。

要在社区矫正工作各个环节严格落实《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相关制度，以计分考核为依据，表扬先进、惩处消极改造人员。首先，要认真做好入矫谈话制度，通过谈话使矫正人员清楚的认识到自己是在社区中执行非监禁刑的罪犯这一法律身份。社区矫正尽管执行的是非监禁刑，体现了刑罚的人道主义精神，但是，社区矫正人员的行为必须受到一定限制，活动必须受到管束，这是对违法犯罪人员法律惩罚的体现，既然触犯了法律那他们就必须要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其次，在明确社区矫正管理机构的执法性质和工作职责的同时，要减少社区服刑人员重新收监的操作流程和不必要的中间环节，使行政奖惩与刑事奖惩有效衔接，确保社区矫正作为刑罚执行手段的有效性；再次，应赋予司法所工作人员必要的强制执行权，在矫正对象抗拒矫正时，可以行使有效的强制管理手段，让其受到法律的制裁，以维护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刑罚执行严肃性；第四，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在执行宽严并济的刑罚制度时，必须要以犯罪分子认罪服法，服从监管为前提条件，对矫正人员在管理时态度蛮横强势、不服管教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不能一味迁就，要积极上报主管部门，由县级主管部门提起原判决法院收监，没有 “严”做基础，“宽”的刑罚执行政策将会严重损害社区矫正工作的严肃性。

（六）通过立法，明确权责，促使社区矫正工作各职能部门各尽其职，做好衔接、管理等各项工作。

首先，法律应将社区矫正人员社保、生活救济及其它非刑罚执行性质问题直接纳入民政局、人社局、公安等有关部门的职权职责范围，并明确各部门之间的工作流程；其次，要把社区矫正工作纳入各级政府社会展总体规划，并上升到与综治、维稳工作同等重要的位置，实现社区矫正工作与综治、维稳工作同规划、同部署、同考评、同奖惩。通过细化、量化社区矫正工作考核目标，明确各职能部门工作责任，建立目标责任制和责任倒查机制，对社区矫正工作中出现重大过失的部门实行“一票否决”

社区矫正立法调研问题 篇7

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目前正从城市向农村全面铺开，由于农村地区较之城市而言，在经济、社会、文化等诸方面处于相对落后的局面，这势必会影响到我国农村地区社区矫正工作的深入开展。我县位于渝西川东交界处，是全国的畜牧产业核心基地以及渝西川东区域中心城市，全县幅员面积1075.37平方公里，辖15镇，6街道。全县总人口83万余人，其中农业人口接近全县总人口的80%。我县社区矫正从开展试点，底开始全县铺开。本文将对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如何推行社区矫正进行相关探讨。

一、当前我国农村地区社区矫正存在的问题

1、社区矫正知识知晓度不高

基层领导干部对社区矫正工作的认识和重视不足。社区矫正是需要执法机关，服刑人员和社会群体的三方配合，由国家机关借助社会综合资源的帮助而对服刑人员进行的开放式行刑方式。社区矫正如果得不到基层政府领导的重视，工作就很难开展，但现在的状况是基层领导干部更换频繁，部分领导干部不了解社区矫正究竟为何物，更不用说很好的指导社区矫正工作。

村（居）群众对社区矫正知识的了解不够、认同度不高。由于社区矫正开展的时间还不长，农村群众普遍认为要控制和打击罪犯，监禁刑是最好的选择。大多数农村老百姓认为一个人犯了罪不用“坐牢”，接受其应得的惩罚，却仍然可以在其生活的社区中服刑，是公众所不能接受的事实，认为这难以体现社会公平。并且群众担心实行了开放式的社区矫正，一旦对社区服刑人员管理过松或者矫正不得当，则会让社区服刑人员重新走上犯罪的道路。所以，在社区矫正的实施过程中，一些农村群众表现出过度的忧虑、恐惧，不理解，尽量避免与服刑人员接触，这给社区矫正工作带来许多困难。

社区矫正工作存在重帮教轻管理的思想。在目前的社区矫正中，司法行政部门是工作主体但无执行权，而公安派出所又无暇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管理，这样就导致了对社区服刑人员重帮教、轻矫治的现象出现，以至于使个别地方的社区矫正工作形同于安置帮教。

部分社区服刑人员对社区矫正的思想认识存在偏差，认为法院宣判了，监狱释放了，就没事了，什么社区矫正，国家也没有法律规定，我不参加公益劳动、思想教育也无所谓。

2、社区矫正队伍力量薄弱

当前我国的社区矫正队伍主要由社区矫正专业队伍和社区矫正志愿者两部分组成。

社区矫正专业队伍主要包括司法所工作人员和社会工作者。司法所工作人员是具体承担矫正工作的主要力量，但目前大部分镇街一般只有1-2名司法所工作人员，他们承担着辖区社区矫正、安置帮教、普法宣传、人民调解、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九项工作职能，工作强度大，使得他们真正用于社区矫正的精力和时间较少。另外司法所工作人员学科背景单一，离社区矫正工作需具备的法学、心理学、社会学和教育学等全方位的人才需要还相差甚远。社会工作者是由乡镇（街道）财政出钱聘请的专职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由于目前农村地区基层政府财力有限，所以很少有乡镇（街道）聘请社会工作者从事社区矫正。

矫正志愿者是社区矫正工作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他们为帮助社区服刑人员重返社会起到重要的作用。但目前群众参与志愿者活动的意识还较为淡薄，自愿来做社区矫正志愿者的人数很少。在实际工作中，司法所工作人员每接收一名社区服刑人员，往往只能发展各村（居）的两委工作人员担任矫正志愿者，不可避免地造成有些志愿者的参与并不是完全出于其本人意愿，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管理也只是马虎了事，起不到日常监督管理作用。

3、社区服刑人员管理困难

首先，农村地区社区服刑人员数量大。由于撤乡并镇，我县部分大镇如盘龙镇目前幅员面积达126平方公里，加之社区服刑人员居住分散、司法所工作人员少，这些都给社区服刑人员的管理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其次，农村地区社区服刑人员的犯罪类型与城市有较大区别。在城市社区服刑人员中，职务和未成年人犯罪较多；而在农村社区服刑人员中，侵财型犯罪和伤害类犯罪较多。从而使得农村地区社区服刑人员易重新犯罪的可能性较大。

再次，农村地区社区服刑人员流动性较大。我县度前三季度请假外出的社区服刑人员达73人次，对这部分迫于生活需要外出打工的社区服刑人员如何实施矫正，在实践中，司法所多是采取委托管理和要求社区服刑人员采用定期通电话的方式掌握一下信息，然而目前委托管理并没有实现全国覆盖，加之这部分人流动性较强，场所不固定，有的过一段时间就没了音信，而另一部分人即使保证定期都能够电话联系，但也都是全凭社区服刑人员自己说了算，是真是假，难以考证，实际上等于是让这部分人处于放任脱管的状态。

最后，由于传统思想的影响，部分社区服刑人员存在一定的心理障碍。他们对社区矫正方式存在一定的社会和心理压力，不愿意回到社区执行刑罚，不愿意让亲戚朋友知道自己犯事。对于集中的学习和义务劳动感到耻辱。同时希望司法机关不要做定期的家访，以免打扰自己正常的工作和家庭生活。

4、社区矫正经费保障不足

社区矫正涉及多方面的工作，需要一定的经费予以保障，两高两部的通知中对此没有规定。《重庆市社区矫正工作实施暂行办法》（渝司办[]91号）也只规定财政部门应当将社区矫正工作所需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但并没有说明每个社区服刑人员的经费保障款项、使用条件、使用时间、申请及使用的主体和程序，使得经费保障问题在实践中成为制约社区矫正工作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5、农村基层社区建设步伐迟缓

社区矫正是一种立足社区、依靠社区的社会化行刑方式，成熟的社区环境是社区矫正赖以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没有一个结构合理、功能良好的社区，就不可能有效果显著的社区矫正，加强社区建设对于社区矫正的发展意义重大。当前我国不少农村地区，因社会转型导致一些基层组织涣散无力，传统的社会整合机制削弱，同时，现代意义的社区发育缓慢，社会自治机制很不健全，这使得一些社区矫正措施因社会支持不够而影响了实施效果。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

6、社区矫正缺乏相应法律支撑

社区矫正作为国家刑罚执行活动，需要调整的关系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必须要有相应的法律作保障。现行社区矫正法律规范的滞后性严重制约着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已成为社区矫正发展的最大障碍。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来看，社区矫正执法主体与工作主体是相分离的，公安机关是社区矫正的执法主体，司法行政机关是社区矫正的工作主体。然而在实践中，公安机关往往认为只要将社区服刑人员移交给司法行政机关就“一交了事”，后面的事跟自己没有关系，加之公安机关对社区矫正缺少相应的考核机制，从而导致了司法行政机关在从事社区矫正工作时，往往缺少公安机关和其它部门的配合，这样在工作中就会显得力不从心或者陷入管理不当等尴尬境况。另外，按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政府规章设定，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处罚。目前社区矫正的奖惩依据主要是重庆市法、检、公、司等12部门的联合行文《重庆市社区矫正实施暂行办法》，其处罚效力值得商榷。

二、农村地区开展社区矫正探讨

1、加大社区矫正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的社区矫正氛围。

首先要扩大社会影响面，增强社会影响力，争取社会各界的认同和支持。结合“六五”普法开局契机，充分发挥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介的作用，向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全面宣传什么是社区矫正、社区矫正的性质和内容、社区矫正的执行方式等内容，从而让全社会都知晓和关注社区矫正。

其次要强调社区矫正的管理矫正功能。社区矫正工作者和社区服刑人员要清楚地认识到社区矫正是一种新的刑罚执行方式，社区矫正具有一定的惩罚性、管束性和监督性。社区矫正是在矫正社区服刑人员不良心理和行为的前提下帮助解决其在生活、就业、心理等方面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矫治是根本，帮助是保障，而不是一味地重帮教而轻矫治，同时对于有劳动能力的社区服刑人员必须按规定要求其每月到指定的地点参加一定时间的公益劳动，以体现对其的监管和矫治。也就是说，司法所在从事日常矫治工作中要突出硬的一面,不能老当老好人,更不能把社区矫正做成安置帮教。社区矫正的根本目的是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加大对非监禁刑罪犯的监督管理和教育矫正力度，提高教育改造质量，预防和减少重新违法犯罪，为建设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要提高矫正质量，必须使社区服刑人员能够从内心深处接受各类教育，感化其罪恶的心灵。

2、充实社区矫正工作队伍，提升社区矫正队伍素质

首先，要不断充实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力量。第一要招录一批政治素质好，接受过法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的专业人才充实到社区矫正工作队伍中去。我县在将去年新招录的25名司法助理员全部充实到基层司法所力量的基础上，今年又针对现有司法助理员普遍只具有单一法学背景的情况，一方面派人参加心理咨询学习，另一方面专门招录一批心理学等其他专业的司法助理员充实到社区矫正队伍中去，以弥补当前社区矫正队伍知识结构单一的局面。第二，有条件的地区要积极聘请社会工作者，以不断充实和加强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力量。第三，要制定相关优惠政策，广泛吸收志愿者加入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引入大学生村官参与社区矫正工作机制，将大学生村官参与社区矫正与其年终岗位责任制挂钩，增强其工作责任心。

其次，要提升社区矫正工作队伍的专业化程度。矫正工作人员队伍业务素质如何，直接影响着社区矫正工作质量。第一，要加大培训力度，建立各类培训载体，科学制定培训计划，定期组织社区矫正专业队伍和志愿者参加培训，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工作能力和职业素养。第二，要充分发挥高等院校、资深专家资源优势，通过“请进来”的方式让专家、教授讲解社区矫正理论知识和国内、国际社区矫正的先进经验。第三，要积极向兄弟单位学习取经，通过“走出去”的方式，前往兄弟单位调研取经，引入兄弟单位的成功做法，吸取先进的工作方法，提高整体矫正工作水平。第四，要定期召开工作例会，通过例会交流，剖析典型案例，使全体社区矫正工作队伍素质不断提升，不断掌握社区矫正的新手段、新方法。

再次，要依靠基层，注重发挥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等社会力量的作用。在农村地区，村（居）委会等群众自治组织处在最基层，与人民群众联系最为密切，也最了解社区服刑人员的家庭、社会关系、生产生活等情况，能够全面掌握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监督管理等具体现状，充分调动村（居）委会、村组干部的积极性是做好农村社区矫正的必然要求。我县在以往村（居）“四职干部”的基础上特别增设1名村（居）综治专干，专门负责辖区内社区矫正等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进一步加强了村（居）自治组织的力量，充分发挥了村民自治组织对农村的整合功能，对于促进社区矫正在农村的发展、解决农村与城市发展失衡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3、探索社区矫正管理方法，创新社区矫正管理模式

建立全国统一的社区服刑人员外出请假委托管理平台，确保外出社区服刑人员矫正措施有效落实。当前应该采取以下措施对外出请假社区服刑人员进行有效管理，：一是严格把握外出请假社区服刑人员条件。入矫未满3个月的社区服刑人员、严重暴力犯罪的社区服刑人员、风险评估确定为严管的社区服刑人员禁止外出。二是对外出请假社区服刑人员实行委托管理。经批准请假外出的社区服刑人员，委托地社区矫正组织应将委托管理书及相关法律文书传至接收地社区矫正组织。接收地社区矫正组织应在收到材料后，将委托管理书回执及时传至委托地社区矫正组织。三是对个别外出请假社区服刑人员实行实地回访制度。矫正工作人员在适当的时候对外出请假的社区服刑人员进行实地考察，加强对这部分社区服刑人员的针对性管理。四是对外出请假社区服刑人员实行监控管理。要求外出请假社区服刑人员必须全部纳入移动监控平台管理，每天24小时开机，便于矫正工作人员随时掌握社区服刑人员行踪。

建立社区矫正保证金制度，要求社区矫正组织在接收社区服刑人员时要求其缴纳一定的保证金，如果社区服刑人员脱管或不按规定接受矫正教育，保证金给予没收，上缴国库，如果社区服刑人员对社区矫正机构的要求均能遵守则于期满时退还保证金。

建立社区服刑人员生活困难临时救助金制度，临时救助金主要由政府财政拔款、个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款组成。社区服刑人员生活困难临时救助金的救助对象为生活困难且不符合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社区服刑人员。通过社区服刑人员生活困难临时救助金的实施，保障贫困社区服刑人员的基本生活需要，有效预防其因生存问题而重新违法犯罪。

4、加大社区矫正经费投入，完善社区矫正保障机制

建议国家财政部门制定《社区矫正工作经费使用管理办法》，确定社区矫正经费款项，规范社区矫正经费的使用程序。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情况，确定各地社区矫正所需费用标准，再由地方财政列入当年的政府财政预算，由市、区（县）级司法局根据社区矫正工作进展情况，及时拨付给基层司法所。完善审计检查制度，确保专款专用，解决司法所因经费紧张而无法全面开展工作的难题。

5、加快农村社区建设步伐，奠定社区矫正坚实基础。

农村社区建设步伐已成为制约农村社区矫正工作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要问题的决定》中，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农村社区建设”的概念，并要求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在农村社区建设中要整合社区资源，推进农村志愿服务活动，逐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农村基层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服务体系，全面提升农村社区功能，努力建设富裕、文明、民主、和谐的新型农村社区，使农村社区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

6、建立部门间联动机制，实现社区矫正无缝对接

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单靠一个部门、一个单位都不可能完成，必须需要有关单位的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相互支持。各级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要发挥牵头作用，使法、检、公、司等相关部门的工作形成合力。首先，要建立每月相互通报、相互核实制度，确保不发生脱漏管现象。其次，要加强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通过充分发挥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的职能作用，建立健全联席会议、情况通报、信息交流等制度，充分运用协调机制和工作平台，研究解决社区矫正工作中遇到的相关实际问题。今年上半年，我县组织法、检、公、司等部门对全县监外执行社区矫正工作进行了专题调研，并组织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召开多次联席会议，及时总结社区矫正工作经验，协商解决社区矫正工作存在的问题，诸如接收认识上的不统一、撤消缓刑假释案件中公检法司的职能职责和办理的时限要求等，对促进我县社区矫正工作步入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管理轨道起到了重要作用。

7、加快社区矫正立法，实现社区矫正有法可依

首先，应该通过立法明确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监狱机关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各自的职能，职责和权限，最好能从法律的高度赋予司法行政机关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执法主体地位；其次，对社区矫正衔接环节要有详细规定，包括交接环节的衔接和监管环节的衔接等；再次，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执行和日常管理等诸多细节要有明确规定.对如何进行如参加劳动、申请外出打工的程序和规定、对不按规定参加矫正的不同情况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应该有法可依；最后，对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和社区服刑人员的具体权利和义务、对两者奖励和惩罚的条件及程序应有详细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