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处罚讲稿提纲（精选4篇）
一、行政处罚的基本原则
（一）合法性原则
1、法的基本涵义
问题：加收滞纳金、加处罚款是否是行政处罚？“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执行罚是行政强制的一种，不是行政处罚。两者区别在于：
（1）目的和性质不同。行政处罚的目的在于惩戒，以相对人的违法行为前提，是一种制裁手段；而执行罚的目的则是促使义务人履行其特定义务，引起执行罚的行为不具有违法性，是一种执行手段。
（2）行政处罚遵循一事不再罚原则，只能适用一次。而执行罚可以反复、连续适用，直至义务完全履行。
2、合法性的理解
要有良法：
（1）征管法行政复议前置的质疑（2）总局代扣代缴义务的修改
（3）政府信息公开遇到的困惑、行政复议范围的扩大趋势
（4）有些地方强制性分红的规定 要遵守法律： 税务机关遵守法律遇到的外部障碍：财政收入、纳税人评价、信息保障
（二）合理性原则
省局出台规范自由裁量权的背景、发票修改的处理
二、行政处罚的主体问题 管理主体：
1、县级以下稽查局主体的争议
2、县级以下分局主体的争议
3、专业化改革后执法主体争议：区分局设立的执法主体、评估局设置的主体问题、主管税务机关
被管理主体：
1、有限责任纳税主体工商注销的税务处理 行政责任的继承问题。
2、有限责任纳税主体工商吊销的税务处理
三、行政处罚中的程序问题
问题一：行政处罚告之后改变处罚内容是否需要再告知的问题？
《行政处罚法》第31条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行政处罚法》第41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不依照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 二条的规定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者拒绝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当事人放弃陈述或者申辩权利的除外。
处理一，对于实际处罚低于告知内容的，可以不予再告知。
处理二：如果实际处罚高于告知内容的。要区别对待，一是不能和《行政处罚法》第32条“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加重处罚”的规定冲突。二是因其他事实而加重处罚的，考虑到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权，应当重新告知。
处理三：如果改变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应当重新告知。
问题二：一事不二罚的理解
《行政处罚法》第24条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
省局处罚办法第十条规定： 行政相对人实施的数个税收违法行为之间存在手段与目的或者原因与结果的关系，应当选择对法律责任较重的违法行为实施处罚。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
行政相对人实施的一个税收违法行为可以适用数个处罚条款的，应当选择适用处罚较重的条款实施处罚，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的罚款处罚。
在现实中的困扰：
困扰一：同一个违法行为违反了多个法律的处理。例如：未按照规定设置帐簿的行为，既违反了《征管法》，也违反了《会计法》，税务机关和财政部门是否根据不同的法律都能处罚。
困扰二：手段和目的、原因和结果的关系如何处理。例如：利用假发票进行偷漏税收问题。（属于法理上的处断的一事范畴，牵连违反是其典型形态）
困扰三：一个稽查案卷中偷漏多个税种如何处理。困扰四：在较长时间实施同种发票违法行为（属于法理上的法定的一事范畴，连续违法是其典型形态）
如何理解“一事”：
目前对“一事”有三种理解：
1、法律规范说：“同一违法行为”是指违反了同一法律的行为。违反了不同的法律，则构成不同的违法行为。
2、违法事实说：“同一违法行为”是指一个独立的违法事实。手段和目的是不同的违法事实，是不同的法律行为。
3、构成要件说：一个行为符合行政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则构成一个违法行为。手段和目的，原因和结果是一个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
从目前通说及法院的判决情况来看，主要采用构成要件 说。
构成要件说，对“一事”的分类，实际上主要参考了刑法的有关规定。分为：
案例：黄山市地税局对李继华所开的酒店，用收款收据开具餐饮收入偷漏税收的处理，偷税与发票违法并罚。黄山区法院最后判决偷税处理正确，根据“一事不二罚”的原则，发票处罚应该撤销。
如何处理：择一重处（处罚办法第10条）
问题三：处罚的追诉时效问题？
《税收征管法》第86条规定，违法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应当给予处罚的行为，在5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1、如何理解“发现”。合理的理解是：不要求税务机关已经掌握其全部违法事实，只要有根据认为纳税人存在违法行为，并应受到行政处罚即可。征管实际中，是从进驻检查算发现，还是下发告知书算发现，并没有统一意见。
2、企业所得税偷税的违法行为“发生时间”的认定。观点一：违法行为发生时间应从汇算清缴期结束后起算，因为汇算清缴期之前，纳税人有权对申报表随时进行调整。观点二：违法行为应从虚假报送申报表之日起算。
3、连续性行政违法行为追诉时效的处理：纳税人基于同一或概括的故意，连续实施数个性质相同的违法行为的追诉时效的起算时间问题。例如连续多次开具“大头小尾”发票的行为。对这类违法行为的处理：要从最后一个违法行为实施完毕时起算。
四、行政处罚中的实体问题
1、实际应纳税额大于税务机关事先核定如何处理 《个体工商户定期定额管理暂行办法》第15条规定：当实际经营额高于核定标准时，纳税人应据实申报。如果超过比例达到20%至30%（具体幅度由各省国税、地税据本地情况确定），而不及时如实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调整定额，按偷税处理。
案例：2001年大连陈德惠律师偷税案。超过定额114万元，构成偷税罪一审被判有期徒刑四年。众多税法及刑法专家出具意见书：
（1）《大连市税收管理条例》确定的30%的幅度，不能成为偷税罪的依据，刑法是国家的基本法，刑法第201条偷税罪中没有“违法国家及地方性税收法规”的规定，偷税罪的依据只有刑法第201条。
（2）一审判决认定偷税行为“采取另立记账凭证、少 列收入、或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成立：
理由一：小型定额户没有法定的建账义务，不存在另立记账凭证的违法行为。
理由二：被告一直以来按照定额按期申报纳税，并没有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
二审法院宣判被告无罪。
2005年4月18日国家税务总局在答复大连在税务检查中发现其实际应纳税额大于核定，应据实调整定额，不进行处罚。
2、事后核定税款能否作为偷税额定性问题？ 观点一：稽查阶段税务机关有权对帐簿不清，财务混乱的公司的应缴税款或应缴税所得额进行核定。其核定额可以作为偷税的依据。
观点二：虽然税务机关可以行使核定权，但核定数额毕竟是一种推定，不等于企业实际发生的不缴或少缴的税款额，作为处罚的依据再证据上缺乏说服力。
处理建议：行政机关的举证责任倒置，且证明标准应符合高度盖然性。按照《行政处罚法》第30条之规定：违法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同时，考虑到刑事诉讼法“疑罪从无”的法律原则，刑事法律责任追究也成为障碍。核定税款不宜作偷税额予以处罚。
3、定性偷税是否需要主观故意的证据
行政处罚是指行政机关或其他行政主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对违反行政法规范尚未构成犯罪的相对方给予行政制裁的具体行政行为。
行政处分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对其系统内部违法失职的公务员实施的一种惩戒措施。行政处罚与行政处分虽然都是国家行政机关作出的制裁行为，但有较大区别： 作出决定的主体范围不同。
行政处罚是由享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主体作出的，这些行政主体具有对外管理职能，其行政处罚权已为法律、法规明确规定。
而行政处分是由受处分的公务员所在机关，或上级机关，或行政监察机关作出的。也就是说，一般的行政机关都享有对其工作人员的行政处分权。
所制裁的对象不同。
行政处罚制裁的对象是违反行政法规范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而行政处分的对象仅限于行政机关系统内部的公务员。
采取的形式不同。行政处罚的形式、种类很多，有警告、罚款、行政拘留、吊销许可证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
而行政处分的形式只有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 职和开除等六种形式。行为的性质不同。
行政处罚属于外部行政行为，以行政管辖关系为基础；而行政处分属于内部行政行为，以行政隶属关系为前提。
所依据的法律、法规不同。
行政处罚所依据的是有关行政管理的法律规范。而行政处分 则由有关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或公务员的法律规范调整。
两者的救济途径不同。
对行政处罚不服的，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相对方可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通过复议与行政诉讼获得救济；
而对行政处分不服的，被处分的公务员只能向作出处分决定的机关的上一级机关或行政监察部门申诉。
(1)作出决定的主体范围不同；处罚的主体一般属于外部行政主体；处分的主体一般是内部行政主体。
(2)制裁的对象不同；处罚对象与处罚主体不存在隶属关系；处分对象与处分主体存在隶属关系；
(3)采取的形式不同；处罚有罚款、拘留等；而处分没有。(4)行为的性质不同；处罚是外部行政行为；处分是内部行政行为。(5)所依据的法律、法规不同；处罚所依据的法律法规比处分所依据的要高。(6)两者的救济途径不同。对处罚不服，可以进行起诉和复议；而对处分不服，一般是不可以。
行政处罚是特定的国家行政机关对违反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给予的制裁。
行政处分是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依据行政管理法规、规章、纪律等对其所属人员违规、违纪行为所作的处罚。
行政处罚与行政处分的主要区别在于： 第一，针对的违法行为不同。
行政处罚是针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所采取的；行政处罚是行政机关的外部行政行为；
行政处分是针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所采取的。行政处分则是行政机关的内部行政行为。
第二，行为人与相对人之间的关系不同。
行政处罚的决定者和实施者是具有国家行政管理职能的特定的行政机关，它与受处罚人之间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隶属关系，而只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普通行政关系；
行政处分的决定者和实施者并不一定是特定的行政机关，它与被处分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基于行政组织关系所产生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第三，适用的法律依据不同。
行政处罚依据国家有关行政管理的普通的法律法规，主要是指行政行为法和行政程序法；
行政处分则依据行政组织法。第四，形式不同。
行政处罚的形式主要有警告、罚款、拘留、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劳动教养等，始终与被处罚人的人身自由权、财产所有权等基本权利相关；
行政处分的形式主要有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降职、撤职、留用察看、开除等，大多与被处分人职务上的权利有关。
第五，两者所产生的法律效果不同，由此产生争议后的救济手段也不一致。对行政处罚不服，相对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对行政处分不服，相对人不能提起行政诉讼。
一是制裁的原因不同。
行政处分制裁的行为是国家工作人员与其职务有关的违法、渎职或失职行为； 行政处罚制裁的行为是处于行政管理相对人地位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服从管理的违法行为。
二是制裁的对象不同。
行政处分的对象限于具有公务员身份的人，或限于国家工作人员，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即监察机关处分监察对象时，国家行政机关才有可能成为处分对象。
行政处罚的对象是行政管理相对人，既可以是公民，也可以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身为国家工作人员的人实施了普通公民得以实施的违法行为，或者没有履行作为行政管理相对人应履行的强制性义务，可能受到行政处罚。但没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即使有违法行为，也不能成为行政处分的对象。
三是制裁权的来源和根据不同。
行政处分的制裁权是各级行政机关的固有权力，无需单个法律的特别授权。行政处罚权来源于外部行政管理权，根据行政法治原则，行政管理权并不当然包括行政处罚权。所以取得行政处罚权必须有法律、法规的特别授权。
四是制裁的范围和形式不同。
行政处分的范围一般只限于与国家工作人员法律地位有关的荣誉、资格与职务等；行政处分的形式有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而行政处罚不仅涉及荣誉、资格、财产，还涉及人身。五是行为的属性及效力不同。
一、除可以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外，行政机关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的，必须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有关证据；必要时，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可以进行检查。
二、行政机关在调查或者进行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证件。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应当如实回答询问，并协助调查或者检查，不得阻挠。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
行政机关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取抽样取证的方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决定，在此期间，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不得销毁或者转移证据。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三、调查终结，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如下决定：
（一）确有应受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的，根据情节轻重及具体情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二）违法行为轻微，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不予行政处罚；
（三）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
（四）违法行为已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四、行政机关给予行政处罚，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
（二）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事实和证据；
（三）行政处罚的种类和依据；
（四）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五）不服行政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六）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名称和作出决定的日期。
行政处罚决定书必须盖有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的印章。
五、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六、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七、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
行政机关不得因当事人申辨而加重处罚。
近日，一企业未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擅自经营危险物品，经查实后，县安监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八十四条之规定，对该企业下达了执法文书。在执行过程中，该企业以执法人员在下达告知书之前没有进行集体讨论为由向县人民政府提起了行政复议，县人民政府维持了安监局的处罚决定。后该企业仍不服，又向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经法院开庭审理后，该企业向安监局缴纳了罚款并申请撤诉，至此该案了结。“行政处罚集体讨论”究竟应在何时进行？存在一定的分岐。2010年7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组织编写的《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文书使用手册》中，第19页4.5文书范例“卷内目录”中“行政处罚集体讨论记录”是在“行政处罚告知书”下达之后。而在111页26.2文书简要说明“行政处罚集体讨论记录，是在案件调查结束后，或者组织听证后，已初步确认了违法事实，在下达行政处罚行告知书前，由行政机关负责人组织对案件的性质、处理依据和内容进行集体讨论…..”两者前后矛盾。《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八条“案件调查终结后，负责承办案件的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填写案件处理呈批表，连同有关证据材料一并报本部门负责人审批。对严重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给予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没收非法开采的煤炭产品或者采掘设备价值3万元以上的行政处罚的，应当由安全监管监察部门的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文书使用手册》中，第108页25.2文书简要说明“案件处理呈批表，是下达行政处罚告知书后，经当事人充分陈述申辩或者无陈述申辩，在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之前由行政执法机关案件承办人员呈报分管执法监察机构的负责人审批的内部法律文书。”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如果执法人员没有下达处罚告知书，亦即没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则对于相对人来说就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进行陈述申辩或要求听证，所以更谈不上集体讨论了。
二、如果在行政处罚告知书下达之前进行集体讨论，则无论相对人进行陈述申辩还是不进行陈述申辩，在下达告知书之后，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之前还要进行一次集体讨论，是接受当事人的陈述意见还是不接受，都应当由集体讨论决定。所以从提高执法效率来说第一次集体讨论就显得多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