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生产的意义是什么(精选8篇)
民以食为天,食以水为先。获得安全饮用水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党中央、国务院领导高度重视饮水安全工作,要求把“切实保护好饮用水源,让群众喝上放心水”作为首要任务,把“让人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清新的空气,有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作为政府工作的目标。饮水安全问题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切实做好饮水安全保障工作,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是把以人为本真正落到实处的紧迫任务。近年来,农村饮水安全问题日渐突出,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中发[2006]1号文件强调在巩固农村人畜饮水解困成果的基础上,加快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优先解决高氟水、高砷水、苦咸水地区和水污染严重、血吸虫病地区的饮水安全问题。
我县是国家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之一,140.2万人口70%以上居住在农村。我县又是一个水资源相对紧缺的县,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少,降雨时空分布不均,夏秋多,冬春少;东南多,西北少。工程性缺少和季节性缺水较为严重。再加上自然地理条件复杂,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许多农村地区饮水问题突出,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生活,威胁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对此,我县计划在“十二五”期间重点解决高氟、高砷、苦咸、污染水、血吸虫疫区以及严重缺水区域47.16万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
当前,农村饮水安全问题主要从工程性措施和非工程性措施两个方面加以解决。工程性措施是指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立、健全水质监测系统,增建水处理和净化设备。非工程性措施,包括使用经济方法、管理方法进行调控和监督,保证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长期有效运转,确保农村饮水安全得以持续。其基本意义在于:
一、解决饮水安全问题是广大农民的迫切需要。水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条件,获得安全饮用水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事关群众的身心健康和正常生活。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在发展中国家,80%的疾病是由不安全的水和恶劣的卫生条件造成的,妇女儿童受危害最严重。要减少疾病、拯救生命,最行之有效的措施就是使所有人得到安全的饮用水。我国农村有3亿多人饮水不安全,高氟、高砷、苦咸、污染等水质问题已严重影响到群众身体健康,水量不足、季节性缺水、取水不便问题严重影响着群众的正常生活,在我县农村还有47.16万人存在饮水不安全问题,解决饮水安全问题是农民的迫切需要。
二、解决饮水安全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饮水安全工程是农村重要的基础设施,关系到农村居民的生存、生活和生产等切身利益。目前,我县农村的饮水设施以传统、落后的分散供水为主,与城市供水有相当的差别,饮水安全问题很多,是我县农村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之一,不仅影响群众的身心健康和正常生活,也是农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已与农村快速发展的形势不相适应,已成为农村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近年来,国家高度关注“三农”问题,想方设法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缩小城乡差别。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构想,最近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了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饮水安全问题不解决,这些目标和构想就难以实现。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可减少疾病、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高生活质量、增加农民收入、繁荣农村经济、缩小城乡差别,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
三、解决饮水安全问题是县委、政府以及职能部门的重要职责。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是农村重要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性质决定了农村饮水安全工作具有较强的公益性;农村经济普遍薄弱、农民收入较低,需要政府扶持;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涉及到水资源等公共资源的合理利用、配置和保护,需要政府统一组织和协调,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是我局的重要职责,水利局要充分发挥发挥主导作用。针对目前城乡差距越来越大、“三农”问题越来越突出的现实,应该调整政策倾斜对象,从保护弱势群体、保持农村社会稳定角度考虑,加大对包括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投入,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城乡差别,使全县经济和社会均衡发展。《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明确提出:在2015年底前,使无法得到或负担不起安全饮用水的人口比例降低一半。我国政府对此已作出了郑重承诺。
对于玛克辛·格林而言,构成教育课程核心的是艺术,而不是技术。这是为什么?格林在林肯中心—纽约市有名望的艺术中心为教师们作了一系列讲座—对教师们这样说,“审美教育可以被称为在场的教育,个人面对艺术作品作为想象的,感受的,知觉的,思考的存在的,在场的教育。”[3]在我看来,这样主观的在场恰是教育经验可能性的核心。就像格林指出的,课堂里彼此学习的社会经验并不足以支持对话式—由博学的、有吸引力的教师所引导的复杂对话[4]—相遇中的主观在场,而是将各种机会制度化,比如“第一人称的参与,包括反思,发现自我与惊喜一类的机会”[4]。在林肯中心关于审美教育的其他讲座中,格林提醒大家:“我们努力要让学生获得的,既不是可以测量的,也不是可以预见的。”[4]我们教学的内容也不能简化为只是为了某种特定工作做准备,正如格林40多年前就指出的那样:“教师们认识到他们并不是培养年轻人为满足某种特定工作的需要做准备。因为技术变迁如此迅速,没有人能够准确预言什么技能是将来需要的,这些技能又能获得怎样的回报,即使是近期内也很难准确预言。”[7]
那些支持者向教育者保证,技术一定可以改善学生的学习,这种承诺泛滥成灾,根本不必挂在心上。大学和中学却无力抵制这种承诺的诱惑,从教师与学生那里转移资金去购买技术公司的产品(这些产品永远都需要升级)。马特·里奇泰尔在报道中指出,层出不穷的新技术已经催生了一支“娴熟的,快速扩张的销售队伍”,他们被各种注定要从公共财政谋利的计算机与其他技术型公司所雇用。[8]这并不新鲜:40年前格林就注意到,教育者也“开始在各种教育技术(或各种学习平台)供应商与一些城市学校教育系统之间安排签署各种合约”[9]。里奇泰尔评论道,技术泡沫持续膨胀,正如“对于高科技产品在提高学生学业成就上到底有什么样的效果的质疑也从未间断。那些公司辩解他们的产品能够吸引学生,帮助学生为数字化的未来做准备,然而一些学者们却认为技术并不能实现它的承诺。”[10]正如格林的认识,我们生活在“一个技术统治的时代”[11]。这种统治不仅表明技术具有潜在能力可以拯救教育,而且还可以消除具象性经验自身的痕迹。
在我们这个时代,真实似乎是虚拟的而不是实际存在的,是意象性的,而不是具体表现出来的,并且是通过私人公司设计用来追逐利润的软件与网络建构起来的。梅希亚斯警告我们:“技术化现象代表了现代决定论最危险的形式。”[12]如上所述,玛克辛·格林40年前就已经很清楚这一点,她指出:“无力感是对技术化的,高度集中化的社会的水土不服。”[13]我们生活时代的鲜明特征是“我们不断地用形象与言语在我们与现实之间竖立起一堵一堵难以逾越的高墙”[13]。我们紧盯着电视、电脑的屏幕,不断转移注意力,不断浏览各种信息,不断投入各种娱乐,但是这并不能为我们提供与他者的主观在场的具象性相遇。他者的主观在场能够让我们从所发生的事情之中,从我们所思考的与所感受的东西之中得到教益,也就是能够使一个人的经验具有特定的教育性。格林强烈要求:“每一个人都应该努力学习施展自己的全部才能,至少要能够理解是什么在影响他的个人生活。”[15]这需要我们从经验中学习,不仅是虚拟的经验而且包括实际生活的经验。
要知道我并不是在把生活经验的原始性浪漫化—与屏幕上模拟的经验不同,现实世界的具象性经验可能是令人不愉快的,甚至是危险的—但是我要提醒大家,正是这样来自实际生活的教育性经验,能够使我们一直保持清醒的意识,即“全面觉醒”[16],格林明确指出我们对学生的伦理责任需要我们全面觉醒。如果我们的潜意识只是有时候受损,而没有受到持续性的伤害,那么我们就只会有模拟的经验,而不是格林提出的如此远见卓识的那种“震惊”,这种震惊“能够提醒个体作为知觉意识存在的在场”[17]。虚拟(或模拟)经验由于受到“云”的限制,只能在屏幕上看到,那么它就会成为一种观赏运动,就会成为出于本能的窥阴癖的替代品。裸露癖取代了对话式相遇。虚拟经验保护我们免于意外的危险,但这样做也一定会使我们遭受本可以避免的命运的痛苦,我们将丧失经验中的精华与活力。正如格林所说,我们丧失了“透过现实的窗去看的能力,丧失了在经验中实现假想世界的能力”[18]。我们紧盯着屏幕,如行尸走肉。
当然,在网络上,一个人可以知道这个,了解那个,但是“在那里”一个人并不能了解、不能获得来自实际生活经验重建的知识。格林指出,只有通过获得来自实际生活经验重建知识的学习,才“可以引发变革,可以打开新的前景,可以提供新的方式建构现实世界”[19]。这里所说的现实世界既是指物质世界,也包括历史性的,感受到的,以及我们所渴望努力争取达到的世界。格林提醒我们:“论及自我就是对个体的讨论既要包括身体,也要包括精神,既包括过去,也包括现在,还有他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以及他不断与之相交流的他者。”[20]然而今天,我们的身体消失于各种数字技术编辑的“大数据”之中,“我们”也消失于各种形象化符号,以及我们生活经验与生命历史中其他的虚拟化表征之中,这样的我们便于接受大公司与政府的监视,以及他们打着为我们的“便利”服务的幌子的控制与操纵。
当我们被这些设置装备以及控制手段团团包围,我们还能够转向哪里去呢?格林建议:要观看—要倾听—要体验艺术。格林强调,如果一个人“愿意向艺术作品作为一个主观上有意识的人那样敞开自己,教师就能够采取很多措施来帮助年轻人清晰表达艺术作品(一般情况是知识)使他们想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21]。实际上,她继续说道,“那些专心地阅读,观看,与倾听”的学生与教师们,也就是研究者,“能够在他们自己的内心世界生成新的秩序”。当我们研究玛克辛·格林的著作时,情况就是如此。
我非常重视对玛克辛·格林的研究。我最初接触她的著作是在我读研究生期间:我被指定阅读1971年题目是《课程与意识》[22]的文章。一开始我就被文章迷住了,如痴如醉地读下去。萨特就已经使我着迷了,但当我第一次遇到玛克辛·格林,我发现她简直就是美国版的女萨特,我深深地被她打动。她身穿黑色衣服,涂着鲜艳的口红,那些日子里她一直叼着一根香烟,讨论着与萨特相同的词汇,如陌生人、不真诚与自由。20世纪70年代中期,有时,我会与她,还有其他大概5个同事,在纽约北部森林中的小屋里讨论。讨论的主题几乎无所不包。是的,经常是格林发言,我们倾听。我始终对格林保持一种敬畏之情,即使是在我们最后的聚会,在她的公寓里,她行动迟缓地把饭烧煳了的时候。不管怎样,我们吃掉了那顿晚饭。
因为我们沿着相似的道路前行—不仅是萨特,还包括她在1973年出版的书中所提到的其他思想者,同样也对我有过重要的影响—因此,我会不时地遇见她。我们有过一次意见冲突,那是1977年(我想是这个时间),在美国教育研究协会(AERA)的大会上,我与约翰·麦克尼尔(John McNeil)在B组作最新进展的演讲时,格林参与讨论。她不喜欢我通过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的立场引用哈贝马斯,那时她一直让我注意学科的等级,那时的教育哲学领域,是很有声望的学科,而我在课程研究中做不了那么多等级。那次会议之后,我们一定还遇到过—我贪婪地阅读她写的所有东西—但是我能记住的应该是那次在新奥尔良我的公寓的见面,那是在美国教育研究协会的年会期间,比尔·多尔(Bill Doll)与我举办的1994年聚会上。
我居住在一个老旧的、可爱的(我必须得这么说)地方,就在法国人居住区的外面(在波旁街与多芬街之间的滨海广场)。举办聚会应该是比尔·多尔的主意。我们雇了一支乐队,请了酒席承办者(我的朋友苏),还有服务生(有一个是她上大学的儿子),我们在院子里支起了一顶帐篷以防下雨,还雇了一名警察来监控进来的人。几乎一整晚我们都在音乐的伴奏下吃吃喝喝—我记得金哲罗(Joe Kincheloe)、雪莉·斯坦伯格(Shirley Steinberg)、还有彼得·麦克拉伦(Peter McLaren)逗留到黎明时分才离开—但是到了聚会进程的一半(在新奥尔良,并不是深夜,还不算太晚),玛克辛·格林出现了,旁边有一位我并不认识的人陪着。我亲吻了她的双颊,欢迎她来到我家,她也介绍了陪她来的人(似乎是纽约艺术界的人士)。这时我们才发现,蜂拥而入的人群把院子一下子挤得满满的,我们几乎要被挤扁了。在我们缓过神、组织发动类似的谈话之前,站在身边的人就开始要求介绍传奇的玛克辛·格林。我眉飞色舞地介绍,而且还补充说格林就住在曼哈顿区第六大道(还吹牛自己曾经去过那云云)。这时格林重重地拍了我一下,指着我的脸更正道:“是第五大道!”
的确是第五大道,毗邻古根海姆博物馆,俯瞰中央公园。那是格林曾经居住过的特别宽敞的空间,充溢着对世界最深刻透彻的认识,同时也具有宽广包容的视野。我了解这个空间,从我阅读她的第一篇文章我就了解了,而且从那时起,我从未停止过了解。在2011年我出版的书里,我用第六章整整一章的篇幅来描述她在林肯中心的工作。在我的课堂上,我始终将她的研究作为参考。她的研究,她的智慧对我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我并不孤独。
珍妮特·米勒(Janet Miller)的研究也深受格林的影响。当珍妮特在罗彻斯特大学攻读文学硕士学位时,我把格林的研究推荐给她。米勒通过完成以格林思想为研究主题的博士论文,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许多年来,珍妮特做了多次访谈—她告诉我格林坚持把这些访谈描述为“交谈”,把传记看作“合作”—格林授权写传记的人正是珍妮特·米勒。珍妮特拥有格林数箱信件与文稿(啊,当然是在录入计算机之前)的所有权,这些资料将由教育学院归档收藏。在格林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也正是珍妮特始终在莱诺克斯山医院陪在她的身边,偶尔会有其他人加入。正是珍妮特在葬礼上发表致辞,指出格林思想的声音是“奇异的,确定无疑的,非凡卓越的”。
“民意工作,不是一个简单的民意调查的问题,而是一个系统的民意管理的问题。”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在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称。
与1992年 “零点调查”刚成立的时候相比,如今,中国已迎来了一个“民意时代”,各类民调机构大量兴起,各种民调结果每天都在发布,民众在其中渐渐养成了表达意见、提炼观点、建言献策的习惯,这对于政府了解民众的真实想法大有帮助。然而如今,我们常见的一个现象却是:很多民调的结果与民众的感受大相径庭。
作为一家独立民间调查机构的掌门人,近20年来,袁岳一贯强调,“真实是民调的生命”。从2002年开始涉足“真正意义上”的民意调查——“市长公众支持度调查”以来,“零点”尝试着梳理民意对政府的评价,在民意研究介入中国公共政策与政府表现评估的发展历程中,10年来,中国的民意调查经历着怎样的社会角色转变?
“我们不想扮演操控民意、或者是利用民意的角色;更不想借民意调查来达到自己某方面的政治目的,我们就想扮演比较温和的、能够利用民意研究的结果来推动公共管理革新的这样一种角色。”袁岳表示。
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意调查
《小康》:为什么从2002年起,才算开始涉足“真正意义上”的民意调查?
袁岳:我们从2002年开始做“市长公众支持度调查”,我们做的只是个标志性的行为,我知道它代表了一个“民意调查新时代”的开始。以“市长公众支持度调查”研究作为起点,后来有地方利用民意来做政府部门的公众考评,中组部也通过民意调查来对高层党政机关干部进行考评。
只有在关键政治人物开始感受民意压力以后,民意才会真正地在他的施政行为和施政取向上占有更为重要的权重,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是我们在做民意调查,但实际上民意是这个决策时代的一种方针,“以民为本”需要有一些可衡量的东西来支撑,所以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种相对独立的民意调查就成了其中一种重要的方式。
《小康》:所以在2002年第一次做“市长公众支持度调查”之前,都只能看作是中国民意调查的“苏醒阶段”?
袁岳:对。做民意调查要有政策水平,也要学习政策的发展,2003年7月2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科学发展观”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之一。
怎么才算是“科学发展”呢?要反映老百姓的权益,但这些权益必须是可衡量的,所以这些为我们民意调查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社会政治基础和环境。
民意调查在其他国家的发育也是这样。目前全世界公认的民意调查的起点,是1945年盖洛普针对美国总统竞选所做的民意试验。在这之前,一般性的市场调查在美国已经发展一段时间了,所以,对于政治人物的支持度研究是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指标。也就是说,过去你只做一般性的问题研究,而只有在你开始能够对关键政治人物的公众支持度进行民意测验的时候,民调对于政治甚至是实际决策的影响才开始加大。
《小康》:在这些年当中,随着经验的累积,调查理念和调查手段发生了哪些大的变化?
袁岳:调查理念方面,如果从民意调查的角度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从对行为习惯的研究转变成为以满意度的研究为主导,目前在市场上,满意度研究占有非常大的比重;如果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说,现在政府更加愿意在施政之前就了解民意,或者是在施政之后来关注民意的满意度。
而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调查的方法也正在实现快速的转变,正以过去的面访为主转变成现在的以电话访问为主,未来的三到五年之间,电话访问将成为访问的绝对主流,而面访成为辅助的方式,网络调查则是一个比较通用的调查方法。
关键取决于开明的领导人
《小康》:你认为在城市公共治理过程中,政府在听取公众意见方面应该如何转变思维模式和决策模式?
袁岳:能否转变思维模式和决策模式,关键取决于一个开明的领导人,我们在全国与56个地方政府合作过,有些政府是长期合作,差不多快10年了,例如北京和上海;有些地方是中间某一任领导在位的时候与我们合作,换了新一任领导后就不与我们合作了;还有的地方政府是象征性地每隔几年做一次;也有的市领导态度非常明确,觉得民调的用处不是很大,干脆不做。所以说,领导的施政风格和施政模式是这个问题的关键。
《小康》:地方政府如果有获取民意的愿望,通常会采用哪种方式来选取民意调查机构?您认为哪种方式比较好?
袁岳:有的政府部门设有专门的民调机构;有的领导有自己信得过的民调机构,就会直接委托这个机构来做民调;也有一些地方政府会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我认为,真正的公开招标是比较好的方法。
《小康》:美国在1967年的时候通过了一个法律,规定所有的政府部门自己不能针对老百姓去做民意调查。但在中国,政府部门做民意调查的还很多。
袁岳:当年,美国国会通过这个法案不只局限于民意调查,是所有的政策研究都不可以由政府部门自己来做,政府可以列出这方面的预算,但是一定要委托外面的机构做,而且要用竞标的方法选定机构。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自说自话。
过去联合国一些机构援助中国的项目,都是中国的各个部委自己去做,后来我们作为独立调查机构,开始介入其中的一些项目。记得其中有一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项目,是针对贫困地区妇女的,为了防止在生育过程中感染,帮助她们到医院去生产,而不让她们去找接生婆生产。
按照原评估单位的说法,这些资金都用到了计划投入的地方,但现实情况是,该地区妇女到医院生产的比例并没有多大改变,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们一到这个地方就研究出来了,因为相关的工作还没有开展,从省、市,到县,每一个层级都把钱花在了不该花的地方,真正剩下的用于开展项目的錢就很有限了。
当时,如果要请外国机构评估,平均每个人要给470元的费用,而给我们的费用,只需要十几元,人家当然乐意找我们这样的机构了。而且,过去到贫困地区做评估,外国人往往受不了农村的露天厕所,所以难免会接受当地政府出具相关资料,然后根据这些资料形成报告的方式。
也就是说,真正要做好民调工作,除了要做到客观、避免自说自话外,还一定要能够到达基层,反映实际情况。从立场、观点、方法上,都具有自己的竞争性,才叫真正的独立政策研究。如果政策研究不独立,就是有本位的,也就是在拿纳税人的钱自肥。
民调的前提是信息公开化
《小康》:有评论说,在南京梧桐树事件中,虽然政府表达了愿意倾听民意的谦卑,但却并非主动、积极的倾听。你认为在类似事件中,政府在什么阶段进行民调比较合适?
袁岳:在我们做过的很多公共项目中,民调一般都是分三阶段进行的,行动前、行动中和行动后,这是最典型的做法,国际上通常也是这么做的。
需要注意的是,在不同事件的不同阶段,民意是会有变化的。另外,事件的直接关联者和非关联者的民意也是有差别的,比如建垃圾焚烧厂、拆迁、低保政策等,在进行这类公共事件中的民意调查的时候,就要鉴别关键的利益集团,以及他们各自的利益诉求。
为什么要做民调?从本质上讲,就是人们因各自不同的利益而对同一个政策持有不同的态度,而政府要尽可能地通过了解民意,来保障大多数人的利益。
其实,民意要得到充分的反映,不只是做一次民意调查这么简单,而是在民调的基础上,要允许民意公开地辩论与交流。有的人可能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了解的信息并不多,经过公开辩论与交流后,获取了更多的信息,很有可能就会改变最初的想法。所以,民调的第一步应该是信息公开化和民意公开化,公开才有助于民调的准确和稳定。
做民调不是抽些人进行访问这么简单,国外有种民调方法,叫“认知性民意调查”,是请受访者坐下来,先对他们进行一次访问,再把相关的政策讲给他们听,然后再次进行访问,最后看他们的意见有何变化。
《小康》:在一些著名的司法案例中,民意曾经对司法裁决产生过相当大的作用力,甚至直接改变了判决本身,比如辽宁黑老大刘涌一案、许霆一案。最近的三起热点司法案件中,民意趋势大致为“李庄无罪、吴英不死、药家鑫必杀”,你认为应该如何处理司法裁决与民意的关系?
我们常常任凭抱怨抑制感动和理解。匆忙的回家路上,我们习惯于抱怨车票紧张、人多拥挤、服务跟不上,却没有注意到列车员面容憔悴,检修工人日夜加班,问询处的姑娘声音都沙哑了……我们挤一挤就到家了,他们中很多人还得一直坚守到春运结束。我们难道不该对他们多一分理解吗?
很多时候,我们习惯于让对现实的不满遮蔽感恩的情愫,把对宏观问题的意见强加到具体的办事人员身上。高速入口的收费员、街头的城管执法队员等等,他们作为个体的辛勤值守,担得起我们的一声谢谢。更多的时候,我们习惯于在理所当然中忽略身边人的付出。对那些兢兢业业的警察、电力工人、环卫工人、食品和卫生执法人员、的士司机、快递人员等坚守者,我们难道不该心怀感念吗?
春运及春节期间,我们真该毫不吝啬我们的理解和谢意。人们费尽周折回家过年,回到家的港湾,寻得心灵的停歇、情感的慰藉,让社会角色归零,卸掉压力,回归最放松的“孩提时代”,尽情欢笑,积蓄进取的力量。而其实,春节的意义又不仅在于团圆。从文化功能层面理解,春节乃是中华民族善良和美好的一种交流与约定,“是最具东方色彩的‘感恩节’”。
春节,是一个表达感恩的契机。既感恩土地的恩赐,祈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也感恩祖国昌盛,祈愿新的一年家庭和美,国泰民安;更要感恩我们身边的人,感谢“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感谢老师“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感谢每一个为自己提供服务的人辛劳的背影。每个人既是表达感谢者,也是被感谢者,既是理解他人者,也是被他人理解者,这种相互间的理解和谢忱,不正是增进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纾解社会矛盾,求得社会共识的基础吗?
在许多求职面试中,最普遍的问题就是应试者是否是善于合作的人,通常面试者都会回答“是”,除非这个应试者非常愚蠢或者特别诚实又或者不需要这份工作,但是一个善于团队合作的人真正意味着什么呢?
最基本的,有团队合作精神的人就是能与其他人一起工作,而且这个群体的人数要大于一个,哪怕仅仅只有两个人,他们也可以称为团队,因此在任何求职中,那些潜在的雇员是否具有具有团队精神,至关重要。
从更深一层说,有团队合作精神的人就是可以在团队中可以扮演一定的角色,帮助目标的制定和完成同时也能得到团队的认可。合作团队最简单的类比可以说是体育团队。足球队有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进球得分,另一个是阻止对方得分。足球队中每队各有11个人,后备的人数也是一样多。同时在幕后也有其他非常重要的人员,如教练,医护人员等„„
团队中的每一个人都有明确的角色,如队长,守门员,前锋,中场防守队员,团队中每一个人对团队的成功都至关重要。如果有一个人掉队,这个团队就是不完整的,如果这些成员不能尽他们最大的努力,这个团队也是不完整的。
队长在战略,积极性和精神上给予团队指挥,但是他仍然是团队的一份子,自我主义在团队中没有立足之地,例如一个球员想进球得分自己变成英雄,他就会只顾自己进球得分而不是让其他人得分或者帮助别人创造机会得分。企业界也是如此,每一个公司都有明确的目标,通常情况下,并不像足球比赛中那么分工明确,每一个员工的工作就是保证这些目标的实现,考虑到达成这些目标,企业团队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明确的角色和责任。
每个公司只有一个首领,而且对团队的领导和管理负有责任,领导除了要和团队不断的交流全面的业务发展战略,同时也要给团队激励和鼓励。领导要有要有领导者的忠诚,如果这个团队不忠诚或者对领导不尊重,团队的成员就不会按领导说的去做,那么公司的目标也很难达成。
团队的每一次行动,公司的每一个目标,或者是业务战略都是至关重要的,团队的成功完全依靠每一位成员能否完成自己的角色任务和责任,能否与领导的指挥保持一致。企业文化中有一致性,对那些没有共同目标的人这里并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作为团队的一名成员并不是意味着你不能有自己的主见,或者总要和其他成员观点保持一致,也不是说你要随波逐流。有时当你的观点和公司,领导甚至团队的其他成员都不同时,也许值得一试。如果你的观点有充分的依据而且你也非常肯定,你应该和团队的其他成员分享,你的观点或许会对公司目标的实现有所帮助,也或许没有。如果公司的领导是一个称职的领导,他或她会看到它的优点而不会让自负蒙蔽双眼。然而,即使团队并不认可你的观点,也不要觉得是人身攻击。
他们也许认为这个观点不合适,并不是针对你个人,不要把它看成别人对你的拒绝。一个好的领导会和团队成员交流这些,如果他没有,而是断然拒绝你,也不要灰心。如果其他人发现你不适合团队,你应该第一个知道,如果你的领导或者伙伴看到你能很成熟的处理别人对你的反对意见,那只能对你有好处。
不要害怕表达新的观点,即使它看起来很疯狂,团队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由表达的权利而且不用担心被拒绝,通常如果一个观点不被采纳,人们就会把它当成个人的拒绝,不要这样,接受它继续前进,工作总是要做的。
在这样一种团队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团队精神的环境中工作,那种快乐是前所未有的。如果你不喜欢你的工作环境,那么你们团队不能很好合作的几率也会很大,问问自己:
你是具有团队精神的人吗? 你的目标和其他成员保持一致吗?
你们团队的目标和公司保持一致吗?如果没有,为什么?
What Does Teamwork Really Mean?
In many job interviews, a common question is whether the interviewee is a “team player”.More often than not(unless the interviewee is particularly stupid, or maybe particularly honest but doesn’t want the job), he or she will say “yes”.But what does being a team player really mean? On the most basic level, a team player is someone who can work within a group of people.This group is a number of people greater than one.Even if there are only two people in the group, they can be called a “team”.Therefore it is an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any employment that any potential employee is a team player.On a deeper level, a team player is someone who can play a role in the team, to achieve and support the goals set and agreed upon by the team.The simplest analogy to the corporate team would be a sports team.There are two main aims of the football team.One is to score goals and the other is to prevent the opposition team from scoring.In football, there are eleven players per side, and almost the same number of players in reserve.There are also other vital members of the team in the background, such as the coach, the doctor, etc.Every member of the team has a very specific role — as a captain, goalkeeper, striker, midfielder or defender.Every member of the team is vital to the success of the team.If there is one player missing, the team is handicapped.If one player does not perform to the best of his or her ability, the team is handicapped.The captain is there to give direction to the team, in strategy, motivation and inspiration.But he or she also has to play as part of the team.Egos do not play any part in teamwork.If one’s ego gets in the way, such as if one player wants to score a goal and be a hero, he or she may take rash actions instead of maybe letting another person score or helping to create the opportunity to score.Similarly in the corporate world, each company has its clearly defined goals.Usually these are not as easily specified as in a football match.And it is the job of every employee to ensure that these goals are met.Every member of the corporate team should have specific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in view of achieving these goals.There can only be one captain of the company, and he or she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giving leadership and guidance to the team members.The leader should also continuously communicate the overall business strategy, as well as providing motivation and inspiration to the team.The leader has to have the loyalty of the team.If the team is not loyal or has no respect for the leader, the members of the team will not listen to the captain and the objectives of the company would not be achieved.In every action of the team, the objectives of the company, and or, business strategy, MUST be first and foremost.The success of the team relies completely on every member of the team carrying out their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in line with the direction of the leader.There has to be a “oneness” of the corporate culture.There is no room in the company for anyone who does not share the same corporate goals or objectives.Being a team player does not mean that you do not have any ideas of your own.It does not mean you should always agree with the rest of the team.It does not mean that you should merely follow the herd.There are times when your vision may differ from the vision of the company, the leader or the rest of team.It may be a valid vision and if you believe in it strongly enough, you should share it with the rest of the team.Your idea may complement the corporate objectives and goals.Or it may not.If the leader is a competent one, he or she will assess it on its merit and not let ego get in the way.However, should the team not agree with your vision, don’t take it personally.They may find the idea inappropriate, not YOU personally.Don’t take it as a sign of personal rejection.A good leader should be able to communicate this to a team member, but if he or she doesn’t, and it turns out as appearing to be a rebuff, don’t lose heart.If the team found YOU inappropriate, you would be the first to know.If your leader or team members see that you can handle rejection of your ideas in a mature manner, it is only to your own credit.Don’t be afraid to offer new ideas even seemingly crazy ones.Everyone in the team should feel free to offer ideas and not worry about them being dismissed.Usually when ideas are not taken up, people may take it as a personal rejection.Don’t.Just accept it, and move on.There is work to be done.The pleasure of working in an environment where every member of the team is a team player is unparalleled.If you are not enjoying your working environment, chances are high that your team is also not working well.Ask yourself this:
Are you a team player? Are your own objectives in line with those of the team?
爱国主义,集中表现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和为国家独立富强而英勇献身的奋斗精神。高校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主课堂、主渠道,必须把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的思想政治教育放在学校教育工作的首位,实行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的方针,按照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增强时效性的要求,以创新的思维,积极探索爱国主义教育的新内容、新途径、新方法、新机制,以开拓高校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的新局面。
一、爱国主义教育要与课堂教学相结合
知之深,才能爱之切。对伟大祖国无比热爱的深厚感情,首选于对祖国历史、民族文化、国家发展的深刻了解。大学生虽然已经掌握了一定的爱国主义知识,但按成才的要求还很不够。所以,在大学阶段,以课堂教学为主渠道,培养大学生爱国情怀,是教育教学过程的重要内容和要求。高校要制定爱国主义教育总体规划,以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系统性和计划性,并针对各学科特点和教材内容,明确爱国主义教育教学的重点,全面渗透爱国主义思想。特别是有关近现代史教育、国情教育、民族文化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形势政策教育内容的教学课程和专题讲座,更要发挥各自的爱国主义教育优势。通过对国情、历史的全面深入了解,认识中华民族的伟大和民族精神的崇高,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在历史比较、发展比较和中西比较中,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的必然选择,树立和坚定建设现代化强国、实现民族振兴的理想信念。
二、爱国主义教育要与社会实践活动相结合
与中学生相比,大学生是趋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群体。对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仅靠单一的课堂教育不易充分调动其积极性,还应积极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社会实践对于大学生了解社会、了解国情,增长才干、培养品格,增强爱国情感和社会责任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高校应建立大学生社会实践保障机制,把社会实践纳入学校教育教学整体规划和教学大纲,规定学时和学分,提供必要经费。使大学生在社会实践中进一步明确“为谁学习,为谁工作”和“做什么人,怎样做人”的问题,培养他们的爱国情感和社会责任感。
三、爱国主义教育要与校园文化建设相结合
建设体现社会主义特点、时代特征和学校特色的高品位校园文化,不仅是学校自身发展和社会健康发展的需要,更是大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需要。校园文化的人文环境建设,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为主旋律,以学生的内在成长和养成为目标,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共青团组织及学生班级、社团组织的作用,以英模报告、专题讲座、文艺表演、图书阅览、校史展览、研讨会、摄影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及校训、校歌、校报、校刊、橱窗、广播等喜闻乐见的形式为依托,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爱国主义教育大格局,抵制有害文化和腐朽生活方式的侵蚀与影响,激发大学生勤奋学习、遵纪守法、热爱生活、富于创造的爱国热情。
四、爱国主义教育要与国内外重大事件相结合
新世纪面临着新机遇和新挑战,国际国内形势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在诸多因素、诸多矛盾交织发展的情况下,对人们产生较大冲击影响的国内或国际性、地区性的事件会不断发生。这些可预见或难以预见的重大事件,无一不牵涉着那些民族与国家的利益,大多包含着爱国主义教育、国际主义教育素材。大学生是不断成长的一代知识新人,对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一般具有较高的敏感度和关注度。这种必要的不可避免的关注,是大学生有觉悟的表现。同时,如何适时正确地加以引导,抓住契机进行现实的爱国主义教育,是高校不可回避而又必须做好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五、爱国主义教育要与推进改革开放相结合
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实践充分证明,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国家要富强,民族要振兴,必须实行改革开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改革开放与爱国主义是贯通和统一的,改革开放是国家民族前途的命脉所系,是爱国主义实践的重要内容。因此,开展新时期的爱国主义教育,就要紧密结合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来进行,以爱国主义教育推动改革开放,以改革开放促进爱国主义教育。
六、爱国主义教育要与师德建设相结合
实验是法国凯恩大学的佐瑞欧·马佐尔博士和其同事共同进行的, 实验对象是一位名叫瑞格·盖姆的数学天才。瑞格·盖姆有着超常的计算能力, 他能够在数秒内计算出一个10位数的5次根;在同样短的时间里, 他还能够计算出一个2位数的9次方;而在被要求将一个整数除以另一个整数时, 他能毫不迟疑地讲出精确至小数点后6位数的答案。
佐瑞欧·马佐尔博士的实验过程, 就是在这位数学天才进行计算表演时, 对他的大脑活动情况进行精密的检测。通过运用正电子放射层X线照相术, 佐瑞欧·马佐尔发现:与常人相比, 瑞格·盖姆在计算表演时的大脑活动部位多出了5个。由于可以使用这种额外的记忆区, 所以他可以避免发生常人易犯的计算错误。由此看来, 所谓天才的“特殊基因”似乎的确是存在的, 可是我要告诉你, 时年26岁的瑞格·盖姆并非生来就具备这种超强的计算能力。20岁时, 他还是一个与常人没什么两样儿的普通青年。20岁之后, 他才接受了一位专家的训练:每天都进行4 h的记忆练习。只不过短短的6年时间, 原本与常人无异的他便成了人人惊叹的数学天才, 这, 不正是“天才”非“天生”的最好证明吗?
除了上述实验之外, 佐瑞欧·马佐尔博士及同事还对瑞格·盖姆进行了他所不熟悉领域的技能测试。结果证明, 他根本没有任何不同于常人的表现。
看来, 只要经过足够的训练和努力, 任何人都可能拥有这种因为“长期工作记忆功能”而产生的天才表现。事实是这样吗?阿里克森博士通过对只能记住7位数字的普通人训练一年, 证明了这一点:他们都可以记住长达80~100位的数字。
而匈牙利的拉兹罗·波尔加及其夫人, 也用试验证实了这一点———当地的人们普遍认为女子不宜参加激烈的西洋棋比赛, 而他们, 却把3个经过严格心理训练的女儿培训成了具有世界级水准的西洋棋大师。
“天才的能力不是天生的, ”阿里克森教授总结说, “那种貌似天才表现的‘长期工作记忆’, 是能够通过训练刻意培养的。”
中图分类号:N04;T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78(2012)02-0043-01
收稿日期:2012-02-03
作者简介:宋子寿(1926—),男,四川内江人,中国老教授协会会员,原二炮工程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系统安全方面的术语规范化。通信方式:song192621zs@sina.com。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网站公布了2011年“7·23”甬温线特大铁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报告中指出,事故原因是列控中心设备研发审查不严,未能保证提供的信号产品达到“故障导向安全”的根本要求。那么,什么是“故障导向安全”?“故障导向安全”,即国际标准中的fail safe。
早期国际标准对fail safe的定义为:
A designed property of an item which prevents its failures being critical failures.[1]
与之对应的中国国家标准的术语译名和定义为:安全性(fail safe)——在设计时使产品失效不致引起人身物质等重大损失而采取的预防措施。[2]国际标准中的critical failure在中国国家标准中译成“致命失效”,其定义是可能导致人或物的损失。
国际标准组织(ISO)于1990年12月发布的ISO 50(191)中将fail safe的定义修改为:
A designed property of an item which prevents its failures from resulting in critical fault.[3]
此定义将IEC — 271A中的“being”修改为“from resulting in”。国际标准组织经过长达近20年的实践,对fail safe以及failure和fault等术语的定义做了原则性的修改。
与之对应的国家标准对术语fail safe的译名和定义为:失效安全——预防产品因失效导致致命故障的一种设计措施。①由此可见,fail safe在早期国家标准中译成安全性,现行国家标准中译成失效安全。GB 3187—94是现行的有关系统可靠性和安全性的国家标准法规,其解释权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这里,笔者仅就术语中文译名规范化,提出值得关注的问题。fail safe译成失效安全,显然是将failure和fail视为术语中的确切等义(exact equivalence)术语。近年来,科技界和媒体倾向于将fail译成失灵,fail safe译成失灵安全。
文章开始所述调查报告严肃而稳妥地将fail safe表述为“故障导向安全”,将fail表述为“故障”,这与ISO 50(191)中“After the failure the item has a fault”[3](失效之后是故障)是一致的,为学术界术语的中文译名规范化提供了一个典范。
注 释:
①国家技术监督局于1994年12月6日批准以GB 3187—94代替GB 3187—82,并于1995年7月1日实施。
参 考 文 献
[1]国际标准组织国际电工委员会.IEC-271A List of Basic Terms,Definitions and Related Mathematics for Reliability[S].1978:8.
[2]GB 3187—82 可靠性基本名词及定义[S].国家标准局1982-09-03发布,1983-08-01实施.
[3]ISO 50(191) 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Vocabulary Chapter 191. Dependability and quality of service 191-15-04,191-04-01[S]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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