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的推定与法律上的推定

事实上的推定与法律上的推定（精选4篇）

事实上的推定与法律上的推定 篇1

事实上的推定与法律上的推定

叶自强

两种推定及其区别

推定就是根据已经存在的一定事实，假定另一事实的存在。前一事实称为基础事实，后者称为推定事实。推定包括法律上的推定和事实上的推定。

法律上的推定是指，根据法律的规定，当基础事实存在时，必须假定推定事实存在。至于该事实是否合乎逻辑地出自基础事实，在所不问。这种基础事实的确立，在诉讼中或是根据证据所认定，或是根据法则所认定（如由于法院认知）。推定是因该事实的确立，根据法则而作出的关于另一事实的假定。因此，推定本身并非证据，而是一种证据法则。

法律上的推定成立的条件是：没有别的证据与被推定的事实相冲突。它只能为案件事实提供表面看来确实无疑的证明，这种证明可以被否定它的证据或与它相冲突的更有力的相反的推定所推翻。例如十八世纪美国奴隶制存在的时期，在那些拥有奴隶的各州中，曾经存在过这样一种表面看来不容置疑的推定：每一个黑人或黑白混血儿都是奴隶，除非他能够证明自己是一个自由民。其他实例，如失踪满７年以上的人推定已死亡；父母以子女的名义购置的财产推定为赠与不构成信托。

事实上的推定，本质上属于推论。它是根据经验法则和逻辑规则进行推理而得出的结论。就是说，当事实Ｘ在诉讼中已经确立时，则事实Ｙ的存在，可以用一般的逻辑法则推出。例如，当审理事实的人，认定事实Ｘ存在时，即得推定事实Ｙ存在。事实Ｘ为基础事实，它与事实Ｙ之间，存在着合理的或然性，因而适用逻辑法则推而得之。这种基础事实，在法律上应该是明晰的事实。该事实的确立，不限于以证据证明的事实，其他如法院所认知的事实（显著事实），或职务上已知的事实，均可以作为基础事实而进行推论。

事实推定的内容繁多，如一个人生存这一事实可从他在前一个星期活着、身体健康的事实中推定出来；从一个人隐藏证据这一事实，可以作出该证据对他不利的推定等。英国学理和判例有一个未解决的难题，即可反驳的事实推定是否只影响举证或者其本身具有一定的证据力量。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如果事实推定本身并没有证据力，那么当对方提出其他证据方式时，法院将根据这些方式作出裁决，该事实推定将不产生任何效果。

事实上的推定是对事实所作的推定，但是法律并不要求审判人员必须作出这种推定，而只是提醒他们可以作出这种推定。因此，事实上的推定与法律上的推定的差别在于：法律在前一种情况下不要求法院适用推定，而在后一种情况下法院不但可以而且必须适用推定。对事实推定的本质可以作这样的描绘：当事实Ｘ得到证明时，陪审团就可以作出关于事实Ｙ的结论--这是陪审团在每一个案件终结时都要面临的任务。基于以上描绘，我们可以认为，事实上的推定是以间接证据为依据的，因此，这种推定与法律上的推定相比而言，是一种较脆弱的推定。在一个案件中有证明力的间接证据，在另一个案件中可能没有。

对推定的反驳

无论法律上的推定还是事实上的推定，都应该允许反驳。这是由推定的不精确性或盖然性所必然得出的结论。对于两件事实，例如，一件是诉讼中发生的尚待证明的事实，另一件是人们已经掌握的有关案件的证据事实，或者简而言之，一件是待证事实，一件是证据事实，它们之间存在完全相合与不完全相合或根本不相合三种情况。或者说，同时存在真理的相合说与盖然性的相合说两种情况。但是，对于发生在不同场合的不同案件，这两种相合说的概

率决不是相同的。特别是在推定的场合，真理的相合的概率肯定要低于盖然性相合的概率，这是由推定的不精确性所决定的。从诉讼意义上来说，允许对推定进行反驳还有另外一种理由，即推定所依据的经验或常识有时沾染了理论，而理论有的是有偏见的，欠公允的。因此，在审判实践中，审判人员依靠经验或常识进行推理尤需慎重。

反驳推定的方式有两种：直接反证和间接反证。例如，对某主要事实Ａ负举证责任的原告，证明能推定Ａ存在的ａ、ｂ、ｃ三个间接事实，而且根据这些间接事实推定主要事实Ａ被得到证明时，被告却直接争执原告所证明的主题ａ、ｂ、ｃ的不存在，并提出其不存在的证据，以阻碍推定Ａ的存在，这叫做直接反证。但是，被告为了阻碍Ａ被原告证明，也可以用其他的间接事实ｄ、ｅ来认定Ａ不存在。从这种方法来看，作为不负举证责任的一方，被告的证明方式是反证，即把主要事实Ａ带到真伪不明的状态。然而，它不是直接争执原告所证明的主题，所以叫做间接反证。直接反证与间接反证的区别在于：在前一种情况下，被告的证明活动是把ａ、ｂ、ｃ带进真伪不明的状态就可达到其证明目的；但在后一种情况下，法官以确信ｄ、ｅ的存在为基础，适用经验法则来推理Ａ不存在的可能性，其结果使Ａ成为真伪不明的状态，从而达到被告证明活动的目的。那么，是否可以说“直接反证只适用于事实上的推定，间接反证只适用于法律上的推定”呢？否。无论法律上的推定或事实上的推定，都可采用直接的或间接的反证。不过，在法律上的推定情况与在裁判上的推定情况不同，不能只满足于达到可疑程度，动摇心证的反证，而是要达到推定事实不存在程度的证明。在日本，法律对推定（包括法律推定和事实推定）的目标要求在日本民事诉讼法中有所体现，而且是把这种要求的程度差别作为区分法律推定和事实推定的标准。不过英美法上无此要求，其法律推定与事实推定的区分标准在于强求法官适用前者，后者之适用与否取决于法官的意志。

显而易见的推定

显而易见的推定是事实推定的一种特别情形，有的学者称之为过错推定。这种推定是指以高度盖然性的经验法则为基础，从侵权行为等客观事实的过程中（如医生剖腹手术把手术刀留在病人腹腔内，或因堆积的木材突然倒塌而使行人受伤等），直接推定具有符合法律所规定的如过失或因果关系等过程要件，无须主张具体事实和证明的理论。虽然没有具体事实的主张和证明，却从外观上认定过失或因果关系已被证明，所以也叫表见证明。在通常情况下，要想认定过失和因果关系的存在，必须主张和证明相应的具体事实。但是，在假如没有那种过失或那种因果关系就不可能发生那样结果的确实性很高的经验法则成立的情况下，则可以直接推定过失和因果关系，使主张其存在的当事人无须主张和证明相应的具体事实。相反，对方当事人必须主张和证明具体事实，并推断过失和因果关系不存在。

事实上的推定与法律上的推定 篇2

所谓推定, 是指在缺乏证据直接证实某一情况时, 根据事物之间的常态联系和某些合理的因素及情况, 判定某一事实存在的一种机制。推定作为一种证明手段, 是认定案件事实的一种方法, 即当基础事实存在时, 则推定待证事实 (又称推定事实) 存在。英国1916年《防止贿赂法》第2条规定:“依照《1906年防止贿赂法》或者《1889年公共机构贿赂法》所规定之罪被起诉的人, 当其被证明在王室或者任何政府部门或者公共机构供职中的任何现金、礼品或者其他报酬是由或来自与或者寻求与王室或者任何政府部门或者公共机构签订合同的人员或者其代理人所支付或者给予或者接受时, 该现金、礼品或者其他报酬应当被认为是上述法律所说的作为诱导或者回报而贿赂地支付、给予或者接收, 但反证被证实的除外。”英国是最早在单行的反贪污贿赂法中规定贿赂推定制度的国家, 目前, 也有不少国家有类似的规定。基于以上规定, 我们认为的贿赂推定是已经存在的公务人员有收受他们报酬或其他财务的事实存在, 从而推定出该笔财物报酬是贿赂。是一种对既成事实性质的推定。即是公务人员收受与其有公务联系的人的财物或其他报酬;抑或与公务人员有公务联系的人给予公务人员财物或其他报酬, 他们收受或给予报酬的行为该如何认定的问题, 通过推定为贿赂。

有学者提出, 在行贿人与受贿人单独交接贿赂, 由于没有其他旁证, 案发后一人肯定贿赂存在, 另一个人否定时, 即在“一对一”的场合, 可以适用贿赂推定, 认定受贿犯罪。“贿赂推定是指行贿人或者受贿人一方提供证据证明对方受贿或者行贿后, 被指控受贿或者行贿的一方应提供相反的证据以示清白, 如不能提出反证, 则推定受贿或行贿罪成立”。这显然是对贿赂推定的一种曲解。首先贿赂案件“一对一”问题中, 主要是有否收受财物之争, 即一方承认给予而对方否认收受, 或者一方承认收受而对方否认给予, 是事实之争, 而贿赂推定的前提是, 有收受财物的事实, 需要认定财物的性质是否贿赂, 属于性质之争, 对于事实之争不能适用推定。其次, 贿赂推定是贿赂案件的特殊的证据规则, 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而在“一对一”的场合, 一方否认事实时, 我们只能通过另一方提供的证据以及其他证据, 形成证据链, 从而认定否认方的犯罪事实, 要求否认事实方提供证据证明清白, 显然不合逻辑。我国司法实践中也多次出现“零口供”, 但仍然能够认定贿赂犯罪成立的案例。

通过以上分析, 笔者得出结论, 作为贿赂案件的一种特殊的举证责任的贿赂推定, 其实是一种举证责任的转移, 在贿赂案件中, 已证明或证实收受报酬或给予报酬的行为事实存在, 是贿赂推定的前提条件, 根据“公务人员收受报酬”或者“给予公务人员报酬”这一基础事实存在, 适用贿赂推定法则, 可以得出“公务人员受贿”或“向公务人员行贿”的结论, 除非被控方提出证据证明自己清白。

二、贿赂推定在我国制定的现实性

第一, 贿赂案件证据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对口供的依赖性大, 被告人一旦翻供往往就导致事实认定上的困惑, 认定受贿事实目前尚无法摆脱对口供的过分依赖。而且作为一种言词证据的口供, 易反复, 易更改, 可变性大;而且在侦查机关进行侦查时, 犯罪嫌疑人对于犯罪的主观方面也众多的辩解 (例如, 对于共同贿赂案件“共谋”的诸多辩解等) , 从而影响贿赂案件的定罪, 对侦查人员的侦查活动造成一定的困扰, 严重妨碍了检察机关对贿赂案件的打击, 贿赂推定的确定, 是对贿赂案件主观构成方面要求的证明力度的一种减轻, 能够有效地减少犯罪嫌疑人在主观动机方面的诸多托词, 在一定程度上使侦查机关摆脱了翻供的“阴影”, 是贿赂案件加强打击力度的体现。

第二, 当前, 以合法的形式进行受贿, 以逃避法律制裁, 已成为不少受贿案件中常见的作案手法, 这也是司法实践中遇到的新的难题。以合法形式进行受贿的情形主要有:一是借贷。不少行贿人以“先放你这里”、“先拿去用”、“先借你用”达到行贿目的, 受贿人则心安理得地予以收受, 一旦案发则辩称钱财是借来的, 有的甚至拿出借据以示清白。实际上, 只要不被发现, 就不想归还。二是礼尚往来。行贿人利用婚丧嫁娶或节假日等名目以“送礼”为名送钱送物, 受贿人则“名正言顺”坦然接受。司法实践中还发现不少行贿人长期送礼进行感情投资, 有的受贿人间或也以“礼”回赠, 案发后, 受贿人辩解是朋友间的“礼尚往来”, 不是受贿。三是用于公务开支。受贿人收受财物后, 辩称作为单位的小金库用于公务应酬等开支, 否认占为己有的主观故意。犯罪嫌疑人的这类辩解, 往往将直接影响受贿罪的认定。因此, 确立贿赂推定法则, 通过举证责任的倒置、移转, 首先由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 承担对特定问题 (即其收受的财物是合法的) 的举证责任, 如果其未能履行这种责任, 可以推定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成立, 也就是其所收受的财物系为贿赂, 从而推定受贿罪构成的相关要件成立。这样, 也有利于侦查机关加大力度打击贿赂犯罪。

第三, 是维护社会稳定并实现诉讼经济的必要。在贿赂犯罪日益增多腐蚀国家工作人员队伍的廉洁, 造成恶劣的社会风气败坏的情况下, 从法律制度方面考虑, 设立“贿赂推定”是一个有效的方法。当犯罪嫌疑人涉嫌贿赂犯罪时, 其所置身的社会关系便处于一种不稳定的、待定的状态之中, 而这些犯罪嫌疑人多是在一定的政府机关、职能部门中享有权力的人, 当他们陷入犯罪的嫌疑之中, 他们周遭的社会关系必然会因此受到影响, 部分的工作可能因此停顿, 而尽快消灭这种不稳定的状态, 司法机关对应该起诉的提起公诉, 对不该起诉的确认无罪, 贿赂推定能够起到尽快消除侦查机关在一些模糊问题上产生的人力、物力、时间的“内耗”的作用, 从而有效节约办案资源, 提高办案效率。

三、关于贿赂推定的适用情形

贿赂推定仅适用于贿赂犯罪, 与其他一般犯罪相比较, 贿赂犯罪由于其犯罪客观方面存在的隐蔽性而使取证产生了诸多的困难, 把贿赂推定作为特殊规则规定能够体现国家的反腐决心和对一般证据规则的尊重。

(一) 普通贿赂案件对贿赂推定的适用

根据我们对贿赂推定的正确认识, 在贿赂案件中, 已经证明或者证实收受报酬或者给予报酬的行为事实存在, 是贿赂推定的前提条件, 也就是说, 根据“公务人员收受报酬”或者“给予公务人员报酬”这一基础事实存在, 适用推定法则, 可以得出“公务人员受贿”或“向公务人员行贿”的结论。至于贿赂推定的基础事实即收受报酬、给予报酬应证明至何种程度, 则不属于贿赂推定的范畴, 而适用刑事证明的一般法律规定。

(二) 财产共有人共同贿赂案件对贿赂推定的适用

我们所说的财产共有人共同贿赂案件, 是指特殊夫妻受贿案件。近年来, 司法实践中受贿案件出现了一种新现象, 即财产共有关系人 (通常为夫妻) 一方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益, 另一方收受他人财物, 事后双方均称二者之间没有预谋, 互不知情。这类案件由于双方行为人的特殊关系, 办案人员很难收集到证明二人共同故意的直接证据, 从而使收集证据的过程困难重重。因此, 对特定的财产共有人共同受贿案件实行法律推定, 是基于财产共有人 (特别是夫妻) 之间特殊关系和双方负有某种义务的考虑, 也是我国反腐败斗争的需要。我国唐朝律法中, 官吏的家人收受他人财物, 不论官吏是否知情, 官吏与其家属均构成犯罪, 知情与否只是作为量刑的法定情节, 受贿推定立法技术相当成熟。我国现行受贿案中, 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受贿案占81~90%, 亲属插手而形成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故意的近100%。从统计学原理看, 这一概率应该能反映事物的基本趋势。当然并不是说, 推定允许出现0.01%的错案率, 因为这部分人可以通过反证排除推定的成立, 因此亲属共同受贿推定有它的科学基础。基于以上认识, 我们可以对财产共有人 (夫妻) 共同贿赂案件的推定作以下的设计:国家工作人员或者亲属拒绝承认共同受贿的故意时, 检察机关根据请托人的证言, 亲属收受财物的事实, 请托人与工作人员的公务关系, 推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其亲属共谋受贿的故意, 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提出相当证明力反证的除外。因此, “国家工作人员亲属有收受报酬”以及“国家工作人员与请托人的公务关系”是基础事实, 使用推定法则, 可以得出, “国家工作人员与其亲属有共同受贿的故意”这一推定结论。基础事实则需要侦查机关在侦查的过程中提出证据加以证明。

四、贿赂推定的价值分析

第一, 有利于刑法实体正义的实现。在现行法律体制下, 以合法形式进行的受贿正困扰着检察机关;检察机关难以证明国家工作人员与其亲属之间的共同受贿故意, 正是为了解决这系列问题, 引进受贿故意的推定规则, 为有效地打击和遏止受贿犯罪, 为实现刑法的实体正义提供法律依据。

第二, 有利于实现程序正义。程序正义有其独立的价值, 但必须服从于实体正义, 这是由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关系决定的。通过修订举证责任分配的方法, 部分地将举证责任转移到犯罪嫌疑人 (被控诉方) , 从而化解了程序障碍, 实现了程序正义:不能让无法举证的人承担举证责任, 通过推定, 可以缩短“双规”时间或取消“双规”, “双规”实际履行了侦查职能, 在现行法律体制下, 是行之有效的办法。

第三, 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在侦查过程的初期, 由于犯罪嫌疑人心理上非常痛苦和烦躁, 行动上拒不配合, 不会主动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廉洁性, 如果法律规定其承担举证责任, 在法律的指引下, 就会主动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廉洁;同时侦查机关也不用花费大量的时间专注在一些其本身无法或者很难取证的环节, 从而更快地弄清事实真相, 避免正义的迟到。

面对贿赂腐败形式日益多样化而侦查手段仍旧相对落后的矛盾, 实施贿赂推定, 合理的分配举证责任, 是加大力度打击贿赂犯罪的可行之道。

参考文献

[1]巩富文.外国和中国香港反贪污贿赂的特殊证据规则.西北大学学报第三十二卷第三期.

[2]阮传胜.论贿赂推定及其使用.河北法学第二十二卷第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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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伟迪.受贿犯罪的新态势与推定对策.

[5]吴登龙.论推定在反贪污贿赂中的运用.理论与实践.

论过错推定论文 篇3

摘要：过错推定理论的产生以及相关评述。转而研究我国《民法通则》中过错推定的适用。最后分析过错推定适用的构成要件以及证明责任上的应用。

关键词：过错推定、归责原则、证明责任

过错推定又谓过失推定，是指在损害事实发生后，基于某种客观事实或条件而推定行为人具有过失，从而减轻或者免除受害人对过失的证明责任，并由被推定者负担证明自己没有过失的规则。正如学者所言，从本源上来说，“推定”是诉讼法上的证据法则，而非固有的实体法原理。

一般认为，过错推定理论是由17世纪法国的让多马创立的。但在19世纪上半期及以前的资本主义时代，过错推定在司法实践中长期处于休眠状态，侵权法领域占据统治地位是过错责任。因为在资本主义急骤上升的这一段时期里，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极盛，贯穿在过错责任原则中的主导思想是限制加害人的责任以鼓励人们的进取心，显然“保护被害人，限制加害人”的过错推定及其强行规责主义同这一时期法律秩序的主导思想格格不入。但从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后，经济活动剧增，工业灾难等意外事故频繁发生，加强对受害人保护的呼声日益高涨，过错推定原则才逐渐转为兴奋状态。随着企业责任的普遍发生和许多侵权行为的发生，欧洲学者们又提出了“利益说”、“支配说”、“危险说”、“严格责任”等原则，进一步加重加害人的责任而保护受害人利益，从而确立起无过错责任原则。

从过错推定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适用过错推定是现代工业社会各种事故与意外事故日俱增的情势下法律所采取的对策。因为，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工业事故和意外事故频繁发生，单纯的过错原则已经不能适用社会的发展，要求受害人对一切加害人的过错进行“过错上”的举证，往往很难。例如在法国大革命胜利后制定的民法典中将过错责任作为侵权行为法的唯一原则，但当社会化大生产出现后，许多适用严格的过错责任导致了严重的不公平现象。于是，过错推定原则出现了。就本人的理解来看，过错推定是工业革命时代，当受害人特别是大量平民遭受侵害的事故频繁出现后，对于法律救助上缺陷――而在程序法上产生的一项补救措施。它的合理性在于它是根据一般合理人的生活经验而推导出来的一个程序规则。如“一桶面粉从商店窗户里面飞出来，里面的人不可能没有过失……”(1)如果要说它与过错责任的不同，或者说是它比过错责任的进步在于那里的话，我的回答是举证责任方面，别无他径，仅此而已。过错推定就把证据法上的规则――举证责任的倒置――引入民事责任领域，让加害人证明自己没有过错，从而达到保护受害人的目的。它与过错责任的“限制加害人的.责任，保障其行为自由”思想是有区别的，但区别也仅在于证明责任。

鉴于在过错推定之后，无过错责任的崛起，我们的观点是过错推定是过错责任原则与无过错责任原则之间的一个过渡，是侵权法归责原则上的一个小小插曲。它不是独立的归责原则，它是过错责任原则的一个衍生品。正如英美学者批评的那样，“尽管过错并不是一种完好的解释，然而人人都求助于过错的字眼。法国的法学理论和实践仍然保留着这种过错理论的含糊性”。(2)但是不容否认，过错推定在侵权法历史上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它为社会带来了公平，给更多的人们带来了幸福。甚至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它给我们带来了文明，促进我们这个社会的进步。(3)

一、在《民法通则》中的适用

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三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由此可以看出我国侵权法归责原则体系是过错责任原则（第二款）和无过错责任原则（第三款）的二元主义。至于有的学者认为还应根据第一百三十二条而加上公平原则。这种观点没有正确理解立法精神和我国的法制实际，公平原则为《民法通则》的一项基本原则，在第四条作出了明确规定。一百三十二条公只不过是贯彻其精神的体现而已。并且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国情，国家在制定法律时，经常会将一些政策性原则加之于法律，一百三十二条

事实上的推定与法律上的推定 篇4

无罪推定原则，简单来说，就是指任何人在未经证实和判决有罪之前，应视其无罪。这一原则是贯穿于刑事诉讼法整个过程的一项最基本原则。这一原则首先是由意大利人贝卡利亚在其著作《论犯罪与刑罚》中提出的，随后成为了一项国际性的刑事司法准则。而它为什么能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原则呢？原因在于其蕴含的深远意义。

刑事诉讼过程本是一场公权力与个人权利相对抗的过程。在这之中，公安司法机关出于主导地位，这可以理解为：国家公诉人对个人进行公诉，实际上已经隐含着相信此人有犯罪倾向的意思，这样，无疑不利于个人权利的保护而将个人置于一个绝对劣势的地位，而法官必须做到不偏不倚，公正地做出裁决，否则公民的权利更加不能被保护。无罪推定原则实际上是在判决前给予个人应有的权利而将公民置于合法地位，这会使得公权力与个人权利达到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这是正当法律程序所追求的精神，是保障人权的体现。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认有罪。”这条规定体现着无罪推定的一些原则，比如严格区分“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的的称谓，废除了检察院免于起诉的制度，明确由控诉方承担举证否认责任。这些表明中国是朝着一个正确民主的目标前进着。但就无罪推定的真正内涵来讲，我国还尚未确定这一原则。《刑事诉讼法》第12条的规定是说在确认有罪之前不能当成有罪，这是一种含糊的说法，即不能确定你有罪但又不承认你无罪。如果说真正的无罪推定是对或是或非的一种确认，那么第12条却是对或是或非问题的一种回避。其次，我国刑事诉讼法始终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以沉默权。依无罪推定原则来看，控方负责举证而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没有证明自己有罪或无罪的义务，并且第12条的内容已涉及此方面，这就间接说明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可以在审讯中保持沉默。但《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如实回答。”这实际上是要求犯罪嫌疑人做出承认自己有罪的陈述或是说明自己无罪，再往前推一步便可以想象出，这是有罪推定的体现。无罪推定原则应该强调人权的保障，犯罪嫌疑人有的是证明自己无罪的权利，而不是义务。

由此看来，中国刑事诉讼法的发展的确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阻挡在我们面前的，其实是中国的封建思想。有时候，文明也是一种包袱。大多数国民脑海中的封建思想太过根深蒂固，而这些思想总会在现实生活中制约着我们，而我们竟然毫无察觉。这在刑事诉讼法上的直接体现便是到目前为止还未明确无罪推定原则。在处理案件时，公诉人还是会不自觉的以

统治阶级的眼光来看待犯罪嫌疑人，这源于中国过去过分强调集体利益而忽视个人利益。比如，佘祥林案件。这也是完全违背无罪推定原则的体现。这让我想起了美国的世纪大案——辛普森案件。将这两个案件相比照，我想到了有罪推定与无罪推定的对立。这种对立又让我回忆起老师上课时提出的那个问题：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你是选择抓错好人还是放过坏人呢？这的确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