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英九新年讲话稿

马英九新年讲话稿（精选7篇）

马英九新年讲话稿 篇1

一百年前，中国饱受列强欺凌，几乎亡国，国父领导革命，推翻满清，建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向人民许下富强的承诺。一百年前，中国历史只 有朝代的更替，人民不能当家做主。“中华民国”的建立，向人民许下民主的承诺。

一百年前，中国社会贫富悬殊，文盲遍地。“中华民国”的建立，向人民许下均富与教育的承诺。

这些承诺，正是三民主义的理想；这些承诺，透过世代的努力，一字一句写入我们的宪法，逐步实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今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向缔造“中华民国”的先烈先贤，致上最崇高的敬意。当年如果没有与妻诀别的林觉民，没有“秋风秋雨愁煞人”的秋瑾，没有热血牺牲 的英勇烈士，就没有今天的“中华民国”。

这一百年的足迹，不只是建国的奋斗史，也是反抗帝国主义的血泪史，更是参与重建世界秩序的精彩诗篇。

民国初年军阀割据，国民政府北伐统一全国，开始十年建设。八年抗战，我们粉碎日本侵略的野心，废除了百年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台湾因而重回“中华民国”版图。

二次大战后，“中华民国”更参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不仅是联合国创始会员国，更协助草拟“世界人权宣言”，将儒家精神镕铸其中。

民国三十五年在南京，由全国各地选出的制宪国大代表，结合中华文化与西方民主的精髓，制定了亚洲最进步的民主宪法。

民国三十八年内战失利，大陆沦陷，政府迁台，这是“中华民国”重大的挫败。但是我们没有灰心丧志，反而痛定思痛，改造重生，逐步在台湾实现中山先生的理 想。

六十多年来，“中华民国”在台湾推动“三七五减租”与“耕者有其田”、扶植民营企业、推动十大建设、促进产业升级；我们废除养女制度、建置劳工保险、实施 九年国教、开办全民健保、通过国民年金；我们实施地方自治、解除戒严、开放组党、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平反“二二八”事件与“白色恐怖”冤案、推动国会全面改选与总统直选，并实现政权和平轮替。

这些改革无一不是历史的里程碑，让“中华民国”成为全球开发中国家政经发展的楷模，也彻底破除了民主不适合华人社会的偏见。

如今，“中华民国”已经赢得国际社会的普遍尊敬。我们的援外团体走遍世界；我们的科技产品营销全球；我们的护照即将在九十六个国家与地区通行无阻；我们的 创新能力让国际社会刮目相看，我们的年轻人在世界舞台表现亮丽，充满自信。

各位先进、各位同胞，今天在台湾的每一个人都共同经历了台湾成长转型的岁月，拥有共同的记忆与经验。我们曾为中华棒球队扬威国际，感到兴奋；我们曾因 失去联合国代表权，感到愤怒；我们也曾为了在国际场合升起国旗，流下热泪。

是的，就是那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让我们团结！让我们振奋！让我们感动！当年它曾是支持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的精神力量，也是我们从小一起看着 长大的共同记忆，更是凝聚我们爱国情怀的焦点。

英九身为总统，承担继往开来的重任，秉持“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的施政理念，始终牢记经国先生推动十大建设时讲过的名言：“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 悔”。所以，多少任政府无法推动的重大改革，我们都不畏艰难，开始启动，包括行政院组织再造、县市合并升格、制定“农村再生条例”、推动二代健保与实施国 民年金。我们也推动两岸和解，使台海从过去的冲突热点，变成今天的和平大道。

各位先进、各位同胞，未来的十年是国家发展升级的关键时刻，我们要打造台湾的“黄金十年”，为“中华民国”第二个一百年奠定昌盛的基础。让“黄金十年”成 为和平的十年，建设的十年，也是幸福的十年。

英九对未来有四项期许：

一、百年树人

教育是国力的根基，孩子是未来的希望。为了让青少年有更合理的教育环境，英九在此宣布，台湾教育将迈入新纪元，今年开始启动十二年国民基本教育，分阶段逐 步实施，先从高职做起，预定民国一○三年高中职学生全面免学费、大部分免试入学。同时，今年实施五岁幼儿入学免学费，未来视财政情况，逐步将学前教育免学 费延伸至四岁到三岁，以减轻父母的负担，但学前教育不纳入学制。

我们深知，少子女化问题将严重影响我们的国力，政府决定从婚、生、养、育等四方面着手，多管齐下，以提升生育率。

二、百年生机

本世纪最大的挑战是全球气候变迁，最大的机会是数字科技革命。我们已有全方位的规画，将重整国土计划与灾防体系，积极发展新能源产业，贯彻节能减碳，要为后代子孙留下好山好水。台湾经济必须转型，不符合环保要求的产业，势必淘汰。绿色经济是未来的趋势，也是政府扶植的重点，我们要让“中华民国”生机永续盎 然。

为因应数字时代的挑战，我们将推广数字高画质电视，并全力投入宽带网络的基础建设，使网络的速度更快、质量更好、价格更低，让数字生活成为国民的基本 权利。

三、百年公义

我们要打造一个公义的社会，让这个社会中人人发展机会均等，司法公正廉明，贫富差距缩小，人权受到保障。

我们社会有丰富的爱心与巨大的关怀力量，未来政府要结合志工，致力消除城乡落差、南北落差与数位落差。

我们也要持续推动“全民司改”，在公正、质量与效率三方面全力改善，以切实保障人权，赢得人民对司法的信赖。

台湾老年人口日益增加，已经步入高龄化社会，我们要积极推动长照保险制度，提供充分的照顾人力与设施，以加强对长者的社会及医疗服务。同时，我们也要 推广敬老爱老的文化，普及适合赡养的建筑与公共设施，让长辈们生活得健康、自在、舒服。

均富是中山先生坚持的理想，我们要增进赋税公平，改善就业与创业环境，强化社会福利制度，让经济成长的果实为全民所共享。

四、百年和平

台海和平是东亚和平与繁荣的基石，这是两岸共同的责任。过去二年多，我们在“中华民国”宪法的架构下，维持台海“不统、不独、不武”的现状，以“九二共 识，一中各表”为基础，恢复与大陆协商。迄今完成双向直航、陆客与陆生来台观光、就学，还签订包括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在内的十五项协议，大幅缓和台海紧 张情势，为区域的稳定繁荣作出贡献。

我们认为搁置争议，争取台海长期和平发展是两岸人民共同的愿望。两岸当局应以和解消弭冲突，以合作取代对抗。现阶段任何片面改变现状的主张，都会影响 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两岸炎黄子孙应该透过深度交流，增进了解，培养互信，逐步消除歧见，在中华文化智慧的指引下，为中华民族走出一条康庄大道。

各位先进、各位同胞，“中华民国”的第二个一百年，即将在我们的眼前展开。我们要发下宏愿：

未来一百年，“中华民国”要做中华文化的领航者。台湾没有大陆的文革**，六十多年来，台湾保存了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从生活美感到艺术美学，它的传统韵 味，让世界惊艳。

台湾更有海洋文化的开放与创新，中华文化在台湾，早已吸收西方当代文明的精华，创造新的艺术表现。从舞蹈、音乐、戏剧、视觉艺术到影视等等都得到世界 高度肯定，形成具有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

台湾也是全球实践儒家思想最普遍、最彻底的华人社会。仁义、孝亲、尊师、勤奋、善良、纯朴等儒家倡导的美德，早已成为民众生活的一部分。台湾也具有扎 实的公民社会、多元的社团宗教、自由的媒体舆论、兴旺的志工运动。英九相信，只要发挥文化的创造力，台湾的魅力可以吸引全世界。唯有台湾，最有条件成为中 华文化的领航者。

未来一百年，“中华民国”要做华人世界的民主模范。“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华民国”的存在，不仅保障台澎金马的安全与尊严，同时也证明中华民族在自由、民主的环境里，可以走出一条崭新的道路。台湾的民主还很年轻，却带动了蓬勃又有活力的政党政治。民主是台湾的力量与骄傲，更是朝野竞争与合作的基础。

我们希望有一天，所有炎黄子孙都能和台湾人民一样，享有自由、民主与法治的多元生活方式。我们深信，这样的梦想并不遥远，因为这些价值在台湾都已经实 现，不是西方人的专利，台湾经验应可作为中国大陆未来发展的借镜。

两岸间不应该是政权之争，不应该是统独之争，不应该是国际空间之争，而应努力在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核心价值上，彼此激励，相互提升。我们关心大陆的人权发展，就是因为这是我们珍视的核心价值，也是测量与拉近两岸距离的重要指标。

未来一百年，“中华民国”要成为全球的创新中心。经验告诉我们，创新与研发所带来的附加价值最大，创新与研发愈发达的国家，国力也愈强盛。

台湾的产业发展已经逐渐从代工走向品牌与创新，每年获得专利件数在全世界名列前茅；我们青年人参加国际发明展，屡屡在好手如云的竞争中，拿下世界冠 军。我们深信只要加强研发，鼓励创新，培养自制能力，保护知识产权，台湾有优越的条件成为全球的创新中心，世界顶级品牌的摇篮。

未来一百年，“中华民国”要成为受人尊敬、让人感动的国家。仁政与王道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未来我们要以这种“进取而不掠夺”的精神，积极关怀全球议题，参 与国际事务。

世界是我们扬帆的蓝海，全球是我们驰骋的中原。“中华民国”身为国际社会的成员，愿意承担责任，贡献一己力量，成为和平的缔造者、人道援助的提供者、文化交流的推动者以及新科技与商机的创造者。我们要让“中华民国”在国际上成为受人尊敬、让人感动的国家。

各位先进、各位同胞，“中华民国”一百年的历史，像是一场跨世纪的接力，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关切国家的前途，奉献青春与理想，投入国家建设与社会改造，才能开创“中华民国”的今天。

站在建国一百年的起点，英九想起八十多年前台湾先贤蒋渭水先生讲过的名言：“同胞须团结，团结真有力”。我们要相互扶持，彼此勉励，国家的前途、台湾 的未来，都掌握在我们二千三百万人手中，由我们自己来决定。我们要以实力捍卫“中华民国”主权，以行动维护台湾尊严，以智慧打造台湾未来，让我们共同开创下一个百年盛世！

现在，请大家站起来跟我一起高呼：

“中华民国”万岁！

“马英九无罪” 篇2

8月14日上午10时，被“特别费案”困扰了一年的马英九听到了“来自法庭正义的声音”。台北地方法院做出了一审无罪的判决，理由是马英九无不法和谋利意图，此外，检方笔录因“断章取义”丧失证据能力。

一个半小时后，马英九在律师事务所召开记者会，表情平静，态度谦恭。他以一句话表达自己的心情：“虚耗应到此为止!”

马英九强调，自己未来一定要为台湾的清廉和正义继续打拼，这个案子攸关台湾数万名在职以及卸任的“首长”，在“特别费案”审理过程中，法官对特别费的设计和历史沿革，包括客观的属性以及当事人的主观认知，法院都做了详细的认知和交代，是—个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

几乎是在马英九获判无罪的同时，台湾股市急飙80点。

“特别费”风暴

事件还要追溯到2006年6月。当时，陈水扁家族因为涉嫌贪污“国务机要费”等一系列弊案而遭到全台舆论口诛笔伐。绿营政治人物为了护主，遂以围魏救赵的方式，猛挖马英九的错处。

马英九因“特别费案”遭起诉，当初向检方告发的正是民进党“立委”谢欣霓。谢欣霓称，接到署名“爱台小市民”的书面检举，质疑马英九挪用市长“特别费”使得存款暴涨。8月2日，谢欣霓向台湾“高检署查缉黑金行动中心”(以下简称“查黑中心”)告发。“特别费案”从此走上了司法途径。

“特别费”可以说是给“首长”的“补助费”，全台有6500名“公务首长”领取。依据规定，“特别费”的一半需发票报销，另一半不需发票报销，只需签署领据即可。“特别费”的用途则相对笼统，只规定用在“因公招待、馈赠及犒赏所需”，至于如何用、何时用、额度多少，属于“首长”的权限，外人无从质疑。

“特别费”既然进入了司法程序，检察部门也就只能“就事论事”“依法执法”了。8月4日，“查黑中心”暂以“查字第18号”立案，交由检察官侯宽仁调查。

侯宽仁与马英九一直关系密切，所以被认为立场偏蓝。马英九出任“法务部长”时，曾在多个案件侦办过程中对侯宽仁表示强力支持，盛赞侯宽仁是位“认真办案”的检察官，甚至主动在他的婚宴中出任“神秘嘉宾”为其证婚。不过，侯宽仁在岛内司法界的名声却并不好。一方面太过于感性；另一方面又过于严厉，“六亲不认”。他经手的许多案件，最终审判结果往往与法官的认定出现严重落差。

调查开始后，侯宽仁的性格明显战胜了同僚之义。他一共传讯证人上百人，同时逐一清查了1万多张发票单据。11月14日，马英九首次以关系人身份到案说明“特别费”使用情形。

当天，形势急转直下。台北市府临时举行记者会，向外界说明马英九“特别费”出现瑕疵：一位秘书贪图方便，自行换发票统一报销，也拿别人的发票核销。第二天，侯宽仁约谈市长秘书余文及10名相关证人。余文承认曾以大面额的发票冲抵小额开销，但强调没有一毛钱流入任何人的私人口袋。

这时，马英九神情沮丧地向社会大众道歉：“一开始完全不知情，直到最近才了解，但不能因为不知情就没有责任。我个人心情当然是非常恶劣，因为我一向是以清廉自持，有涉嫌伪造文书的事情发生，更令我感到非常羞愧。我自己评估呢，这个时候我不需要辞职，因为我本人并没有涉入。”

11月17日，马英九宣布把8年来直接汇入其账户而不需单据核销的1500万元台币特别费，全部捐给公益团体。反马者指责他“欲盖弥彰”。

笔录之争

2007年2月7日，侯宽仁第三度讯问马英九谈“特别费”属性，最后认定“首长特别费”必须用在公务，但马英九把8年市长任内1632万不需单据的“特别费”全部汇进个人户头，甚至还申报个人财产。

至此，马英九成为被告已成定局。

在随后出炉的起诉书中，检方指控马英九涉嫌贪污，“诈领”1100余万元新台币，但因事后多次捐出款项，所以请求法官从轻量刑。

4月3日，“特别费案”首度开庭，马阵营定调诉讼策略，锁定马从未说过“特别费是公款”。庭讯中马英九说：“检察官侯宽仁误导我答话，并扭曲事实。”马英九辩护律师也质疑查黑中心侦查时“诱导式讯问”。

对此，检察官侯宽仁声称，马英九在侦查之初接受侦讯时，确实认为特别费是公款，直到最后一次庭讯时，才改口说特别费是私款，这些都有录音、录像带可以查证。

7月19日，“特别费案”第八度开庭，同时曝出“笔录造假”丑闻。

台北市政府秘书处出纳吴丽洳曾经以重要证人身份，遭侯宽仁侦讯。在对照侦讯当时的录音和笔录记载之后，马英九律师团发现，她的部分关键证词和检察官的笔录明显不同。侯宽仁在秘密侦查庭中，提出许多假设性的问题，对吴丽洳的回答内容不是移花接术就是打断证人回话。甚至吴丽洳明明回答说“这我不清楚”，但检察官的笔录却记成“是，没错”。

台湾《联合报》惊呼：连马英九这种众所瞩目的案件，都会发生“笔录不实”的问题，司法公信力真的会被“玩完了”。

针对这个新着力点，检辩双方激烈交锋，一直持续到最后一次开庭。

7月31日，“马英九案”第十一次庭审上午9时30分开始，晚间11时庭讯才告结束。笔录争执尚未解决，检察官又突然发难，对马英九追加“背信”和“渎职”两条罪。

如果这些罪名成立，将让马英九失去2008的参选资格。

乌云散去了吗?

对于一审无罪判决，国民党高层形容是“头顶乌云散去，马蹄轻纵狂奔的开始”。但更多的分析认为，马英九还没有跨过其政治生涯的最大门槛。

一审判决前，本刊采访了台湾知名学者蔡玮，他预估检察官将会提起上诉。“台湾的司法是不是真正像西方那么独立，显然有很大的讨论空间。法官是独立判案，但检调部门隶属‘法务部，法务部又归行政院管辖。这就意味当局还有政治操作的可能。”

蔡玮认为检方在最后时刻加入‘背信罪名，实际暗藏玄机。“依据法律，‘背信罪二审就可定谳，估计半年内就会有结果。”

明年1月30日是2008选举候选人登记的最后期限，如果那时法庭改变判决，“马英九连反击的机会也没有”。如果二审在选举投票日(即3月22日)前结束，那么或许可能出现最糟糕的情况：马英九被判罪，国民党将被迫缺席大选。

最新的消息，台北检方还没有做出上诉的决定。

另一方面，民进党已经抢在蓝营之前，做好了新一轮选战的准备。

谢长廷原本言之凿凿，15日才会宣布副手人选。出人意料的是，13日大早就抢先宣布“谢苏配”成形。当时，国民党中央推测，谢已经知道了马英九无罪的消息，此举是为了抵销蓝营士气大振的冲击。当初告发马英九的谢欣霓也承认，“很早前就知道会判无罪。”

“谢苏配”确定后，《联合报》的民调显示，马萧支持者转趋观望，支持率降为四成；而谢苏获得两成七支持率，落后差距缩小为13个百分点。更重要的是，只有33％看好马萧当选，说明蓝营支持者存在信心不足的危机。

一般情况下，无罪判决会极大鼓舞蓝营民众士气，马英九的支持率也会出现上升。然而根据以往的经验，民进党会拾起“悲情牌”，予以反击。值得注意的是，在马英九做出回应前，民进党人士就纷纷面对媒体，用的都是“司法已死”“政治破产超过司法审判”之类激烈的言辞。

马英九获胜感言 篇3

恭喜大家，我們贏了！這不是馬英九個人的勝利，而是臺灣人民的勝利，是一條追求清廉、繁榮、與和平的台灣路線的勝利。台灣人民給了我清楚的訊息，要我繼續朝這樣的路線堅持下去；台灣人民也給了我明確的使命，要我盡力完成創造台灣新歷史所需要的改革。我在這裡要感謝大家給我的支持，我也承諾，未來四年我會全力以赴，絕對不會辜負大家對我的期許！這次，我們獲得連任，最主要的原因，是人民肯定了我們杜絕貪腐、堅持清廉的努力；肯定了我們開放鬆綁，振興經濟的努力；肯定了我們擱置爭議，追求兩岸和平，把危機變成轉機的努力；肯定了我們正派有效的活路外交，贏得國際社會的肯定與支持，讓台灣人民可以免簽證遨遊世界。但是在這當中還有更多殷切的期許，人民希望我們在照顧弱勢族群之外，要更重視分配的正義，努力縮短貧富差距；更重視青年就業和實現夢想的機會；更重視生態保育和農漁業的永續經營；更重視人民對政府施政的感受。我在此保證，一定會努力去做，不達目標，絕不停止。

這次，我們贏得了勝利，但就像四年前一樣，大家高興一個晚上就好了。在競選過程中，英九有機會聽到蔡英文主席和宋楚瑜主席的寶貴意見，他們看事情的角度，或許和我不一樣，然而關心台灣的用心，卻是一致的，我要深深感謝他們。選舉過程中，他們提出了許多意見，給了我不少檢討反省的空間，我會認真看待、仔細評估，只要是對台灣人民有利的意見，我一定採納。未來，至少每半年，英九也將邀請朝野政黨領袖會面，針對重要議題凝聚共識，共同為台灣的黃金十年攜手打拚。

這次的選舉中，我走遍台灣各地，不斷的傾聽與反省，在四年執政之中，有哪些成果被人民肯定，有哪些疏失被人民詬病，有哪些被誤解，有哪些要加強，我都一一記在心裡，會謙虛的改進修正。

在我贏得連任的此刻，我向大家承諾：未來四年，台灣的弱勢民眾，會得到更多的照顧；未來四年台灣經濟會有結構性的改革，會有更廣大的發展空間；未來四年兩岸關係會更和諧、更互信，誤解衝突的機率會降到最低。未來四年台灣人民會有更多的機會參與國際事務，可以更方便、更有尊嚴地，世界走透透，開拓視野、交流文化、拓展商機。未來四年，我會大刀闊斧的推動改革，讓臺灣脫胎換骨，為台灣長治久安、公平正義與永續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我會以生命捍衛中華民國主權、臺灣安全、與台灣人民的尊嚴。這是我對台灣人民最莊嚴的承諾。

在這裡，英九要特別謝謝蕭副總統一路扶持相挺，常常在關鍵時刻，提出關鍵對策，讓我們渡過難關。

我也要謝謝吳敦義院長接受我的託付，擔當起行政院長的重任，並成功的處理了災後重建、疫情控制與經濟復甦，並將與我在未來四年並肩作戰。我也要謝謝連榮譽主席、吳榮譽主席、王金平院長和所有幫助我、支持我、鼓勵我、包容我的黨內長輩、先進與夥伴。

我還要謝謝我的家人，謝謝美青，她一直是我從政最大的支持力量，也是我們家「永遠的反對黨」，總是嚴格監督我，提出最犀利的批評與建議。我也要感謝過去和我一起打拚的執政團隊同仁，以及辛勞奔走的選戰夥伴們，還有千千萬萬熱情相挺、無私奉獻的志工朋友們。

马英九就职演讲全文 篇4

我们从来就没有打赢朝鲜战争，真相面前，何必要吹牛呢？ 各位友邦元首、各位贵宾、各位侨胞、各位乡亲父老、各位电视机前与网络上的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一、二次政党轮替的历史意义

今年三月二二日中华民国总统选举，台湾人民投下了改变台湾未来的一票。今天，我们在这里不是庆祝政党或个人的胜利，而是一起见证，台湾的民主已经跨越了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

我们的民主走过了一段颠簸的道路，现在终于有机会迈向成熟的坦途。在过去这一段波折的岁月里，人民对政府的信赖跌到低谷，政治操作扭曲了社会的核心价值，人民失去了经济安全感，台湾的国际支持也受到空前的折损。值得庆幸的是，跟很多年轻的民主国家相比，我们民主成长的阵痛期并不算长，台湾人民却能展现日趋成熟的民主风范，在关键时刻，作出明确的抉择：人民选择政治拒腐蚀、经济开放、族群和谐、两岸和平与迎向未来。

尤其重要的是，台湾人民一同找回了善良、正直、勤奋、诚信、包容、进取这一些传统的核心价值。这一段不平凡的民主成长经验，让我们获得了「台湾是亚洲和世界民主的灯塔」的赞誉，值得所有台湾人引以为傲。显然，中华民国已经成为一个受国际社会尊敬的民主国家。

不过，我们不会以此自满。我们要进一步追求民主品质的提升与民主内涵的充实，让台湾大步迈向「优质的民主」：在宪政主义的原则下，人权获得保障、法治得到贯彻、司法独立而公正、公民社会得以蓬勃发展。台湾的民主将不会再有非法监听、选择性办案、以及政治干预媒体或选务机关的现象。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景，也是我们下一阶段民主改革的目标。

在开票当天，全球有数亿的华人通过电视与网络的直播，密切关注选举的结果。因为台湾是全球唯一在中华文化土壤中，顺利完成二次政党轮替的民主范例，是全球华人寄以厚望的政治实验。如果这个政治实验能够成功，我们将为全球华人的.民主发展作出史无前例的贡献，这是我们无法推卸的历史责任。

二、新时代的任务

未来新政府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带领台湾勇敢地迎接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当前全球经济正处于巨变之中，新兴国家迅速崛起，我们必须快速提升台湾的国际竞争力，挽回过去流失的机会。当前全球经济环境的不稳定，将是我们振兴经济必须克服的困难。但是，我们深信，只要我们的战略正确、决心坚定，我们一定能达成我们的预定目标。

台湾是一个海岛，开放则兴盛、闭锁则衰败，这是历史的铁律。所以我们要坚持开放、大幅松绑、释放民间的活力、发挥台湾的优势；我们要引导企业立足台湾、联结亚太、布局全球；我们要协助劳工适应快速的科技变迁与产业调整；我们还要用心培育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具有健全人格、公民素养、国际视野与终身学习的能力，同时要排除各种意识形态对教育的不当干扰。我们在回应全球化挑战的同时，一定要维护弱势群体的基本保障与发展的机会，也一定要兼顾台湾与全球生态环境的永续经营。

新政府另外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导正政治风气，恢复人民对政府的信赖。我们将共同努力创造一个尊重人性、崇尚理性、保障多元、和解共生的环境。我们将促进族群以及新旧移民间的和谐，倡导政党良性竞争，并充分尊重媒体的监督与新闻自由。

新政府将树立廉能政治的新典范，严格要求官员的拒腐蚀与性能，并重建政商交互规范，防范金权政治的污染。我希望每一位行使公权力的公仆，都要牢牢记住「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化」这一句著名的警语。我们将身体力行诚信政治，实践国民党「完全执政、完全负责」的政见。新政府所有的施政都要从全民福祉的高度出发，超越党派利益，贯彻行政中立。我们要让政府不再是拖累社会进步的绊脚石，而是领导台湾进步的发动机。

我坚信，中华民国总统最神圣的职责就是守护宪法。在一个年轻的民主国家，遵宪与行宪比修宪更重要。身为总统，我的首要任务就是树立宪法的权威与彰显守宪的价值。我一定会以身作则，严守宪政分际，真正落实权责相符的宪政体制。我们一定要做到：政府全面依法行政，行政院依法对立法院负责，司法机关落实法治人权，考试院健全文官体制，监察院纠弹违法失职。现在是我们创建优良宪政传统的最好机会，我们一定要牢牢把握。

我们要让台湾成为国际社会中受人敬重的成员。我们将以「尊严、自主、务实、活泛」作为处理对外关系与争取国际空间的指导原则。中华民国将善尽她国际公民的责任，在维护自由经济秩序、禁止核子扩散、防制全球暖化、遏阻恐怖活动、以及加强人道援助等全球议题上，承担我们应负的责任。我们要积极参与亚太区域协作，进一步加强与主要贸易伙伴的经贸关系，全面融入东亚经济集成，并对东亚的和平与繁荣作出积极贡献。

我们要强化与美国这一位安全盟友及贸易伙伴的协作关系；我们也要珍惜邦交国的情谊，信守相互的承诺；我们更要与所有理念相通的国家和衷共济，扩大协作。我们有防卫台湾安全的决心，将编行合理的国防预算，并采购必要的防卫性武器，以打造一支坚实的国防劲旅。追求两岸和平与维持区域稳定，是我们不变的目标。台湾未来一定要成为和平的缔造者，让国际社会刮目相看。

英九由衷的盼望，海峡两岸能抓住当前难得的历史机遇，从今天开端，共同打开和平共荣的历史新页。我们将以最符合台湾主流民意的「不统、不独、不武」的理念，在中华民国宪法结构下，维持台湾海峡的现状。一九九二年，两岸曾经达成「一中各表」的共识，随后并完成多次协商，促成两岸关系顺利的发展。英九在此重申，我们今后将继续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尽早恢复协商，并秉持四月二日在博鳌论坛中提出的「正视现实，开创未来；搁置争议，追求双赢」，寻求共同利益的平衡点。两岸走向双赢的起点，是经贸往来与文化交流的全面正常化，我们已经做好协商的准备。希望七月即将开端的周末包机直航与大陆观光客来台，能让两岸关系跨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未来我们也将与大陆就台湾国际空间与两岸和平协议进行协商。台湾要安全、要繁荣、更要尊严！唯有台湾在国际上不被孤立，两岸关系才能够向前发展。我们注意到胡锦涛先生最近三次有关两岸关系的谈话，分别是三月二六日与美国布什总统谈到「九二共识」、四月二日在博鳌论坛提出「四个继续」、以及四月二九日主张两岸要「创建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这些观点都与我方的理念相当的一致。因此，英九愿意在此诚恳的呼吁：两岸不论在台湾海峡或国际社会，都应该和解休兵，并在国际组织及活动中相互协助、彼此尊重。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本应各尽所能，齐头并进，共同贡献国际社会，而非恶性竞争、虚耗资源。我深信，以世界之大、中华民族智慧之高，台湾与大陆一定可以找到和平共荣之道。

英九坚信，两岸问题最终解决的关键不在主权争议，而在生活方式与核心价值。我们真诚关心大陆三亿同胞的福祉，由衷盼望中国大陆能继续走向自由、民主与均富的大道，为两岸关系的长远和平发展，创造双赢的历史条件。

最近四川发生大地震，灾情分的惨重，台湾人民不分党派，都表达由衷的关切，并愿意提供实时的援助，希望救灾任务顺利，灾民安置与灾区重建早日完成。

三、台湾的传承与愿景

从宣誓就职的这一刻开端，英九深知个人已经肩负二千三百万人民的付托，这是我一生最光荣的职务，也是我一生最重大的责任。英九虽然不是在台湾出生，但台湾是我成长的故乡，是我亲人埋骨的所在。我尤其感念台湾社会对我这样一个战后新移民的包容之义、栽培之恩与拥抱之情。我义无反顾，别无悬念，只有勇往直前，全力以赴！

四百多年来，台湾这块土地一直慷慨的接纳着先来后到的移民，滋养、庇护着我们，提供我们及后代子孙安身立命的空间，并以高峻的山峰、壮阔的大海，充实、淬砺着我们的心灵。我们继承的种种历史文化，不但在这片土地上得到延续，更得到扩充与创新，进而开创出丰盛多元的人文风景。

中华民国也在台湾得到了新生。在我任内，我们将庆祝中华民国开国一百周年。这一个亚洲最早诞生的民主共和国，在大陆的时间只有三八年，在台湾的岁月却将超过一甲子。在这将近六年间，中华民国与台湾的命运已经紧紧的结合在一起，共同经历了艰难险阻与悲欢岁月，更在追求民主的曲折道路上，有了长足的进步。国父孙中山先生的民主宪政理想，当年在中国大陆没有能够实现，但今天在台湾终于生根、开花、结果。

面对台湾的未来，英九充满了信心。多年来我走遍台湾各个角落，在与各条战线的交互当中，让我感受最深刻的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善良、正直、勤奋、诚信、包容、进取这一些传统的核心价值，不但洋溢在台湾人的生活言行，也早已深植在台湾人的本性里。这是台湾一切进步力量的泉源，也是「台湾精神」的真谛。

盱衡时局，环顾东亚，台湾拥有绝佳的地理位置、珍贵的文化资产、深厚的人文素养、日渐成熟的民主、活力创新的企业、多元和谐的社会、活跃海内外的民间组织、遍布全球的爱乡侨民，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新移民。只要我们秉持「台湾精神」，善用我们的优势，并坚持「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的施政原则，我们一定可以将台澎金马建设为举世称羡的乐土、我们引以为傲的美丽家园。

台湾的振兴不只要靠政府的努力，更要靠人民的力量；需要借重民间的智慧、需要朝野协商协作、需要所有社会成员积极的投入。各位亲爱的父老兄弟姊妹们，我们要从此刻开端，卷起袖子，立即行动，打造美丽家园，为子孙奠定百年盛世的基础。让我们心连心、手牵手，大家一起来奋斗！

最在，请大家跟我一起高呼：

台湾民主万岁！

中华民国万岁！

相关内容：马英九  马英九演讲稿  

马英九就职演说全文（精选） 篇5

一、二次政党轮替的历史意义

今年三月二十二日中华民国总统选举，台湾人民投下了改变台湾未来的一票。今天，我们在这里不是庆祝政党或个人的胜利，而是一起见证，台湾的民主已经跨越了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

我们的民主走过了一段颠簸的道路，现在终于有机会迈向成熟的坦途。在过去这一段波折的岁月里，人民对政府的信赖跌到谷底，政治操作扭曲了社会的核心价值，人民失去了经济安全感，台湾的国际支持也受到空前的折损。值得庆幸的是，跟很多年轻的民主国家相比，我们民主成长的阵痛期并不算长，台湾人民却能展现日趋成熟的民主风范，在关键时刻，作出明确的抉择：人民选择政治清廉、经济开放、族群和谐、两岸和平与迎向未来。

尤其重要的是，台湾人民一同找回了善良、正直、勤奋、诚信、包容、进取这一些传统的核心价值。这一段不平凡的民主成长经验，让我们获得了「台湾是亚洲和世界民主的灯塔」的赞誉，值得所有台湾人引以为傲。显然，中华民国已经成为一个受国际社会尊敬的民主国家。

不过，我们不会以此自满。我们要进一步追求民主质量的提升与民主内涵的充实，让台湾大步迈向「优质的民主」：在宪政主义的原则下，人权获得保障、法治得到贯彻、司法独立而公正、公民社会得以蓬勃发展。台湾的民主将不会再有非法监听、选择性办案、以及政治干预媒体或选务机关的现象。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景，也是我们下一阶段民主改革的目标。

在开票当天，全球有数亿的华人透过电视与网络的直播，密切关注选举的结果。因为台湾是全球唯一在中华文化土壤中，顺利完成二次政党轮替的民主范例，是全球华人寄以厚望的政治实验。如果这个政治实验能够成功，我们将为全球华人的民主发展作出史无前例的贡献，这是我们无法推卸的历史责任。

二、新时代的任务

未来新政府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带领台湾勇敢地迎接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当前全球经济正处于巨变之中，新兴国家迅速崛起，我们必须快速提升台湾的国际竞争力，挽回过去流失的机会。当前全球经济环境的不稳定，将是我们振兴经济必须克服的困难。但是，我们深信，只要我们的战略正确、决心坚定，我们一定能达成我们的预定目标。

台湾是一个海岛，开放则兴盛、闭锁则衰败，这是历史的铁律。所以我们要坚持开放、大幅松绑、释放民间的活力、发挥台湾的优势;我们要引导企业立足台湾、联结亚太、布局全球;我们要协助劳工适应快速的科技变迁与产业调整;我们还要用心培育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具有健全人格、公民素养、国际视野与终身学习的能力，同时要排除各种意识形态对教育的不当干扰。我们在响应全球化挑战的同时，一定要维护弱势群体的基本保障与发展的机会，也一定要兼顾台湾与全球生态环境的永续经营。

新政府另外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导正政治风气，恢复人民对政府的信赖。我们将共同努力创造一个尊重人性、崇尚理性、保障多元、和解共生的环境。我们将促进族群以及新旧移民间的和谐，倡导政党良性竞争，并充分尊重媒体的监督与新闻自由。

新政府将树立廉能政治的新典范，严格要求官员的清廉与效能，并重建政商互动规范，防范金权政治的污染。我希望每一位行使公权力的公仆，都要牢牢记住「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化」这一句著名的警语。我们将身体力行诚信政治，实践国民党「完全执政、完全负责」的政见。新政府所有的施政都要从全民福祉的高度出发，超越党派利益，贯彻行政中立。我们要让政府不再是拖累社会进步的绊脚石，而是领导台湾进步的发动机。

我坚信，中华民国总统最神圣的职责就是守护宪法。在一个年轻的民主国家，遵宪与行宪比修宪更重要。身为总统，我的首要任务就是树立宪法的权威与彰显守宪的价值。我一定会以身作则，严守宪政分际，真正落实权责相符的宪政体制。我们一定要做到：政府全面依法行政，行政院依法对立法院负责，司法机关落实法治人权，考试院健全文官体制，监察院纠弹违法失职。现在是我们建立优良宪政传统的最好机会，我们一定要牢牢把握。

我们要让台湾成为国际社会中受人敬重的成员。我们将以「尊严、自主、务实、灵活」作为处理对外关系与争取国际空间的指导原则。中华民国将善尽她国际公民的责任，在维护自由经济秩序、禁止核子扩散、防制全球暖化、遏阻恐怖活动、以及加强人道援助等全球议题上，承担我们应负的责任。我们要积极参与亚太区域合作，进一步加强与主要贸易伙伴的经贸关系，全面融入东亚经济整合，并对东亚的和平与繁荣作出积极贡献。

我们要强化与美国这一位安全盟友及贸易伙伴的合作关系;我们也要珍惜邦交国的情谊，信守相互的承诺;我们更要与所有理念相通的国家和衷共济，扩大合作。我们有防卫台湾安全的决心，将编列合理的国防预算，并采购必要的防卫性武器，以打造一支坚实的国防劲旅。追求两岸和平与维持区域稳定，是我们不变的目标。台湾未来一定要成为和平的缔造者，让国际社会刮目相看。

英九由衷的盼望，海峡两岸能抓住当前难得的历史机遇，从今天开始，共同开启和平共荣的历史新页。我们将以最符合台湾主流民意的「不统、不独、不武」的理念，在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维持台湾海峡的现状。一九九二年，两岸曾经达成「一中各表」的共识，随后并完成多次协商，促成两岸关系顺利的发展。英九在此重申，我们今后将继续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尽早恢复协商，并秉持四月十二日在博鳌论坛中提出的「正视现实，开创未来;搁置争议，追求双赢」，寻求共同利益的平衡点。两岸走向双赢的起点，是经贸往来与文化交流的全面正常化，我们已经做好协商的准备。希望七月即将开始的周末包机直航与大陆观光客来台，能让两岸关系跨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未来我们也将与大陆就台湾国际空间与两岸和平协议进行协商。台湾要安全、要繁荣、更要尊严!唯有台湾在国际上不被孤立，两岸关系才能够向前发展。我们注意到胡锦涛先生最近三次有关两岸关系的谈话，分别是三月二十六日与美国布什总统谈到「九二共识」、四月十二日在博鳌论坛提出「四个继续」、以及四月二十九日主张两岸要「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这些观点都与我方的理念相当的一致。因此，英九愿意在此诚恳的呼吁：两岸不论在台湾海峡或国际社会，都应该和解休兵，并在国际组织及活动中相互协助、彼此尊重。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本应各尽所能，齐头并进，共同贡献国际社会，而非恶性竞争、虚耗资源。我深信，以世界之大、中华民族智慧之高，台湾与大陆一定可以找到和平共荣之道。

英九坚信，两岸问题最终解决的关键不在主权争议，而在生活方式与核心价值。我们真诚关心大陆十三亿同胞的福祉，由衷盼望中国大陆能继续走向自由、民主与均富的大道，为两岸关系的长远和平发展，创造双赢的历史条件。

最近四川发生大地震，灾情十分的惨重，台湾人民不分党派，都表达由衷的关切，并愿意提供实时的援助，希望救灾工作顺利，灾民安置与灾区重建早日完成。

三、台湾的传承与愿景

从宣誓就职的这一刻开始，英九深知个人已经肩负二千三百万人民的付托，这是我一生最光荣的职务，也是我一生最重大的责任。英九虽然不是在台湾出生，但台湾是我成长的故乡，是我亲人埋骨的所在。我尤其感念台湾社会对我这样一个战后新移民的包容之义、栽培之恩与拥抱之情。我义无反顾，别无悬念，只有勇往直前，全力以赴!

四百多年来，台湾这块土地一直慷慨的接纳着先来后到的移民，滋养、庇护着我们，提供我们及后代子孙安身立命的空间，并以高峻的山峰、壮阔的大海，充实、淬砺着我们的心灵。我们继承的种种历史文化，不但在这片土地上得到延续，更得到扩充与创新，进而开创出丰盛多元的人文风景。

中华民国也在台湾得到了新生。在我任内，我们将庆祝中华民国开国一百周年。这一个亚洲最早诞生的民主共和国，在大陆的时间只有三十八年，在台湾的岁月却将超过一甲子。在这将近六十年间，中华民国与台湾的命运已经紧紧的结合在一起，共同经历了艰难险阻与悲欢岁月，更在追求民主的曲折道路上，有了长足的进步。国父孙中山先生的民主宪政理想，当年在中国大陆没有能够实现，但今天在台湾终于生根、开花、结果。

面对台湾的未来，英九充满了信心。多年来我走遍台湾各个角落，在与各行各业的互动当中，让我感受最深刻的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善良、正直、勤奋、诚信、包容、进取这一些传统的核心价值，不但洋溢在台湾人的生活言行，也早已深植在台湾人的本性里。这是台湾一切进步力量的泉源，也是「台湾精神」的真谛。

盱衡时局，环顾东亚，台湾拥有绝佳的地理位置、珍贵的文化资产、深厚的人文素养、日渐成熟的民主、活力创新的企业、多元和谐的社会、活跃海内外的民间组织、遍布全球的爱乡侨民，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新移民。只要我们秉持「台湾精神」，善用我们的优势，并坚持「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的施政原则，我们一定可以将台澎金马建设为举世称羡的乐土、我们引以为傲的美丽家园。

台湾的振兴不只要靠政府的努力，更要靠人民的力量;需要借重民间的智慧、需要朝野协商合作、需要所有社会成员积极的投入。各位亲爱的父老兄弟姊妹们，我们要从此刻开始，卷起袖子，立即行动，打造美丽家园，为子孙奠定百年盛世的基础。让我们心连心、手牵手，大家一起来奋斗!

最在，请大家跟我一起高呼：

台湾民主万岁!

中华民国万岁!

马英九故乡行 篇6

众所周知，台湾地区领导人、国民党主席马英九的祖籍是湖南湘潭，然而他一直很遗憾没能来大陆祭祖。马英九的父亲马鹤凌生于湖南，卒于台湾，他每次给马英九讲起在家乡的故事时，就忍不住热泪纵横。

马英九的故乡究竟是怎样一片景象呢？让他父亲如此魂牵梦绕。穿越五年的时光，回溯到记者第一次踏上那个小镇的真真切切。

重访马家故土

马英九连任后不久，我们来到马家堰，走访寺门前。

这是一个典型的南方丘陵之乡，放眼望去，到处是起起伏伏的绿色。在贵如油的春雨浸润，庄稼、树木和野草显得格外青翠，空气也清新得沁人心脾。宽阔的湘江水波不惊，从白石乡东南部静静地流过。

寺门前位于湘江西岸，一座古老的码头依岸挺立于江水边，在秀丽的风光中显露出一丝与众不同，给人以历史凝重感。

带着好奇与兴奋，我们朝码头方向走去。一棵百年古槐树，两对石狮子，三块大石碑，四条乌篷船，沿着一段青石板台阶拾级而下，渡口的两尊石狮子只能依稀分辨眉目，但依旧遥望着江面。近百年的大石碑，铭刻着包括很多马姓人氏在内的马家堰人当初捐资兴建码头的功德，其中自然包括马英九的祖父马立安。用手抹去石碑上的灰层，马立安的名字清晰可辨。

由于经年累月的风化，石狮子的眉目已不是很清晰。但当地人一看到它们，就会想起马立安。马立安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据相关资料记载，马立安于清朝同治年间（1868年2月12日）生于湘潭县马家堰寺门前，民国十六年（1927年）卒于衡阳衡山县。

看罢码头，告别石狮子，在码头南边不到100米的地方，我们来到一片荒草地。拨开乱草，一段低矮的残墙赫然出现。这就是马英九家祖屋的院墙。在茂盛的草丛中，散落着不少瓦砾，还能看到一些砖石深陷在土里。从墙基分布的范围看，此处当年是一座很大的院落。

马家声名远播

在老乡的叙述中，我们了解到马家发展到马立安这一代，家业已非常大。马立安很会做生意，开有铸铁锅厂、屠宰厂、米厂等。马家的店铺也很多，大多临江建在码头旁，交通十分便利，所以生意非常红火，米账房先生就请了3个。此外，马家还有300多亩水田，雇了40多名长工，管家也有好几个。当年，在马家堰一带，马立安家无疑是名门望族，但累积下来大量财富的马立安并没有忘记乡亲们。老乡说：“你们刚才看的那个码头，就是马立安捐钱修的。附近的罗家坝龙山桥、陈江口义渡、育婴堂修建的时候，马立安也都捐了钱。”为了勉励后世，马立安还留下了“黄金非宝书为宝，万事皆空善不空”的遗训。他通过这14个字，告诫子孙后代要重视教育、崇尚行善。后来，这14个字就成了马家的祖训。据说，马英九在台北的办公室里，就挂着这幅对联，寓意“时刻不忘祖训”。

但马立安最后的“足迹”却不在寺门前，继续寻访，我们沿湘江大堤往南前行5公里多，就到了马立安的长眠之地—茶恩寺乡双阳坪村。这里环山抱水，是一个好地方。青绿稻田和美轮美奂的荷花池环绕形似巨龟，面朝湘江的乌龟山，巨龟伸头饮水，而马立安的墓就建在其“头顶”。正所谓“前仰锦绣千重浪，后依岗陵万叠山”。在一路的询问下，我们一行人沿着田埂走了不到100米，就到了一段水泥路上。这段路是专为马家祖坟修的。前方大约100米左右的地方，就是马家祖坟。虽然，马家老宅在岁月的风霜中已基本湮没，但马立安长眠其中的马家祖坟完好如初，气势犹存。墓冢立于连片的水稻田中央。通往祖坟的唯一路径是一条长长的、曲折的水泥道，走近便可清晰地辨认出汗白玉石碑上的碑文，“马公大基老大人之墓”。这座墓园修建于1928年，除了汉白玉石碑和水泥墓园，其他部分用的主要是三合土（注：土、沙和石灰的搅拌物），所以十分坚固。通过观察我们发现，墓园前是一大片的荷花池。

虽然我们来的时候荷花未开，但从残存的花枝根叶中，不难想象妩媚的荷花，脉脉荷叶随风浮动，荷花盛开、簇拥其间的景象。

马氏族人说：“我听祖辈人说，1924年，马立安当总保镖的弟弟去世后，当地的土匪恶少常来欺负马家人，后来，马立安不得不把家搬到湘江对面的衡阳。几年后，他在衡山去世了。据说，他生前交代一定要落叶归根，葬在湘潭。因此，他的子女便将他的棺木用船从湘江对面运了过来，葬在自家的这处田里。由于马家后世人丁兴旺，所以这座墓园香火很盛。”

时光冉冉，故乡探访虽谈不上完美，留有余味与思考的不仅仅是这个体系中如此重视教育与崇尚行善，更多的是对一种信仰与坚持的执着的触动。去年，连任成功的马英九与母亲秦厚修去祭拜父亲马鹤凌，向父亲禀报竞选连任成功，感谢父亲的教诲，他双眼微微泛红，对母亲说“我一生最自豪的，就是我们的家教。”

马英九特别费案一审判决书 篇7

台湾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决96瞩重诉字第1号

公诉人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检察官

被告马英九

选任辩护人宋耀明律师

陈明律师

薛松雨律师

上列被告因贪污案件，经检察官提起公诉（96侦字第3844号），本院判决如下：

主文

马英九无罪。

理由

壹、公诉意旨略以：被告马英九系台北市民选第二届及第三届市长（任期自民国87年12月25日起至95年12月25日止），为具有公务员身分之人，明知市长特别费之报支，依据行政院87年7月21日台87忠授字第05642号函及93年4月22日院授主忠字第0930002556号函之规定「以检具原始凭证列报为原则，倘有一部份费用确实无法取得原始凭证时，得依首长、副首长领据列报，但最高以半数为限」，且依据台北市政府秘书处预算书「岁出计划提要及分支项目概况表」之说明，市长特别费之用途限于「市长因公所需之招待馈赠等费用」，故市长特别费中以市长本人所出具领据列报之部分（即无庸检具统一发票或收据等原始凭证请领之部分），仍须以有实际之公务支出为必要。讵被告马英九竟基于意图为自己不法所有之概括犯意，利用担任台北市市长之职务上之机会，自87年12月至92年12月止，于每月月底即提出其本人出具之领据一纸，请领次月之市长特别费半数之全额即新台币（下同）17万元，致负责审核之台北市政府秘书处会计人员赵小菁、孙蜀、庄美珍、谢鎙环、伍碧霞（按：应系伍必霞，起诉书误载）、周秀霞等人，均陷于错误，认定被告马英九于领得特别费之半数后，来日定会支出使用于预算书所指定之公务，而于次月初即将该月份之17万元汇进被告马英九于台北（富邦）银行市府分行之411210230009号薪资账户内（惟其中87年12月份之3万8千3百元、88年1、2月份各17万元、88年7、8月份各4万元、88年10月份3万元、88年12月份4万元及89年1月份1万3千4百元系以现金支付）。然被告马英九于领得该等金额计10,238,300元后，至多仅使用其中之3,495,874元于公务支出，而将领得款与支出款间之差额共计6,742,426元全数纳为己有，并向监察院申报为自己财产（申报日期分别为88年3月15日、89年11月30日、90年12月24日及92年3月10日）。至92年11月下旬，台北市政府主计处接获台北市审计处92年11月19日审北处壹字第0920003269号函转审计部函指示应注意机关首长之特别费「有无于月初尚未发生即先行支付情事」后，报请市长办公室延后每月以领据请领半数特别费之时间，讵被告马英九竟仍基于前述意图为自己不法所有之概括犯意，自93年1月起至95年7月本件案发为止，于每月中旬时，明知该月份已有之公务数额尚未达特别费之半数，竟仍出具领据一纸请领半数特别费之全额，致负责审核之会计人员庄美珍、周秀霞等人均陷于错误，认定该月份马英九使用半数特别费之全额做公务支出之事实「已经发生」，而持续将特别费之半数汇进被告马英九之前述银行账户内（其中93因台北市议会决议保留特别费预算一成不得执行，故该以领据列报者为每月15万3千元，至于94与95则回复为每月17万元）。被告马英九于领得该等金额计5,066,000元后，亦持续将支出款（至多633,199元）与领得款间之差额共计4,433,801元全数纳为己有，并向监察院申报为自己财产（申报日期分别为93年12月23日、94年12月14日）。以上自87年12月至95年7月止，被告马英九计诈领得特别费总计11,176,227元。因认被告马英九，系犯贪污治罪条例第5条第1项第2款之利用职务上之机会诈取财物及追加刑法第134条、第342条之公务员利用职务上之机会背信罪嫌。

贰、按「犯罪事实应依证据认定之，无证据不得认定犯罪事实」、「不能证明被告犯罪者，应谕知无罪之判决」，刑事诉讼法第154条第2项、第301条第1项分别定有明文。又犯罪事实之认定，应凭证据，如未能发现相当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自不能以推测或拟制之方法，作为裁判基础，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号判例着有明文；且认定犯罪事实所凭之证据，虽不以直接证据为限，间接证据亦包括在内，然而无论直接证据或间接证据，其为诉讼上之证明，须于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怀疑，而得确信其为真实之程度者，始得据为有罪之认定，倘其证明尚未达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怀疑存在而无从使事实审法院得有罪之确信时，即应由法院为谕知被告无罪之判决，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号判例亦着有明文，再检察官对于起诉之犯罪事实，仍应负提出证据及说服之实质举证责任，倘其所提出之证据，不足为被告有罪之积极证明，或其指出证明之方法，无从说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证，基于无罪推定之原则，自应为被告无罪判决之谕知，有最高法院92台上字第128号判例可参。

公诉人认被告涉有贪污犯嫌，无非系以：

一、被告马英九以领据列报之特别费计有11,176,227元，并未实际支出。即检察官（１）清查该收受特别费之被告马英九薪资账户即台北（富邦）银行市府分行411210230009号账户之所有支出情形。（２）清查被告马英九前述薪资账户以外之所有账户之支出情形。（３）清查被告马英九所有未进入银行账户之收入及其支出情形。并依罪疑惟轻原则将以上三种情形之所有支出除非能证明「非属特别费之支出」，均视为特别费之支出。认被告马英九自87年12月至92年12月所有账户内与账户外之总支出，扣除业经证明与特别费无关者，至多总计有3,495,874元得视为特别费之支出。93年1月至95年7月所有账户内与账户外之总支出，扣除业经证明与特别费无关者，至多总计有633,199元得视为特别费之支出。而自87年12月至92年12月马英九计以领据列报特别费10,238,300元，扣除前述支出3,495,874元后计有6,742,426元根本未支出；93年1月至95年7月计以领据列报特别费5,066,000元，扣除前述633,199元支出后计有4,433,801元根本未支出，以上总计未支出部分之1,117,6227元即为贪污所得。

二、被告马英九于出具领据时有不法所有之意图及诈术之实施。

（一）财政部66年8月11日台财税字第35323号函认特别费「系因公支用，应依规定检具凭证或首长领据列报，核非个人所得，应免纳所得税」，明白指出特别费并非个人所得（财政部95年12月7日函覆本署之台财税字第09501016900号函仍维持此见解）。另查台北市政府市长特别费预算之编列，88一级用途别科目是特别费，二级用途别科目亦是特别费；88年7月1日至95，一级用途别科目业务费，二级用途别科目特别费。而依「台北市政府秘书处各项费用明细表」及「台北市政府秘书处岁出计划提要及分支项目概况表」内容栏之说明，市长特别费均系作为市长「因公所需之招待馈赠等」之费用，且台北市地方总预算编制作业手册对特别费之定义为「凡因公所需之招待馈赠及工作活动费等费用属之」、「凡因公所需之招待馈赠、工作活动费及应实际需要核定有案之机要费等属之。」再者，台北市91、92、93、94、95地方总预算编制作业手册对特别费之定义为「凡机关因公所需之招待馈赠、工作活动费及应实际需要招待外宾等费用属之」。从上可知台北市长特别费之用途依规定系限于公用支出，且被告马英九长期任公职，对此等公务常识不可诿为不知。而被告马英九亦坦承其认为以领据具领部分之特别费之性质应该全部都要用于公益的用途上，而认被告马英九主观上明知特别费必须使用于公务。

（二）行政院87年7月21日台87忠授字第05642号函及93年4月22日院授主忠字第0930002556号函规定特别费「以检具原始凭证列报为原则，倘有部份费用确实无法取得原始凭证时，得依首长、副首长领据列报，但最高以半数为限」，其函文所谓「倘有一部份费用确实无法取得原始凭证」，文义上明显以「有实际支出」为前提。92年11月审计部台北市审计处复以92年11月19日审北处壹字第0920003269号函指示台北市各公家单位应注意特别费「有无于月初尚未发生即行支付情事」，其所谓「尚未发生」当然指「支出之事实尚未发生」。公诉人推论，此函更进一步具体指出不得于「尚未发生支出事实前即先行支付特别费」，而认特别费之支领须以有实际支出为前提。并以台北市政府自接获此函后，在实务上即针对市长特别费以领据列报之部分，从当月初一即汇款给付改为当月之月中始汇款给付（证人沈励强、吴丽洳、庄美珍、周秀霞、林得铨等人之证词及附卷之台北市政府特别费支出传票附卷参照）。且以被告马英九之供述，推认被告马英九主观上明知其在92年12月以前，于月初出具领据请领特别费，其实已向会计人员承诺「来日会有支出之事实」，而会计人员亦系基于此种确信始愿于月初即先行支付。而自93年1月起，被告马英九于月中出具领据请领特别费时，其实系向会计人员表示「已有支出之事实」，而会计人员亦系基于此种确信始愿支付以偿还其垫款（证人林得铨、吴丽洳、庄美珍、周秀霞、郑瑞成等证词参照）。但公诉人以前述被告马英九账户于92年12月之前每月领款后至该结束时并未有全部之实际支出，至93年1月以后，被告马英九复明知并未有全部支出，仍每月出具领据以「已有全部支出」为由支请领半数特别费之全额17万元，其有诈术之实施与不法所有之意图。

（三）公诉人另以特别费与薪资不同，薪资在发给时并未要求公务员每月出具领据，但特别费如果请领人没有出具领据，各机关之根本不会主动发给，出具领据本身就是一种积极之意思表示行为，即「日后会支出之承诺」，或是「本月从月初至今已有支出之事实」，故被告马英九在无全额支出之打算（92年12月之前）及无全额支出之事实（93年1月以后）下，仍出具领据请领特别费半数之全额，即属实施诈术之积极作为。

（四）被告马英九台北市长任内，每月却固定转汇20万元至其配偶周美青中国国际商业银行国外部之账户（账户往来明细影本附卷参照），汇款数额超过薪资所得约5万元。再者，其于每年年底向监察院申报财产时，系将所有账户（含配偶周美青之账户）之存款均列入（88至94公职人员财产申报表影本附卷参照），并未加注那些部分是未支出之特别费，主观上显然已无日后再支出之打算，被告马英九对于上未支出之特别费主客观上均已纳为己有。

（五）公诉人复以法务部曾以70年8月5日法70会字第9780号函及行政院本年七月二日及七月廿八日台(70)忠授字第０五三四０、０六一二一号函根本未提到所谓之「特别酬庸」或「实质补贴」，反而再次重申「因公支出」之原则。至于法务部虽曾于95年11月29日行政院院会时提出法律咨询意见指出特别费「数十余年来惯例由政府编列预算给予，具有『实质补贴』性质之业务费用之一，然此意见书所指之「实质补贴」与前述历年来公函所揭示之「因公支出」原则及特别费预算书之用途说明均明显抵触。按特别费纵使为国家对于机关首长之特别津贴，其前提仍须以机关首长实际上有支出为前提，其与其它一般公务预算不同处，仅在于其支出是否属于公务，是否有裁量权之滥用（例如何以仅馈赠其政治上之支持者某甲而不馈赠其它人），国家并不过度干预。理由在于特别费经由机关首长之馈赠招待等之支出，有助于提升机关内人员士气与推展机关之对外关系，而达所谓「政通人和」之效。

然若机关首长根本无任何支出，而将之纳为己有，如何能达到国家编列特别费之宗旨？故法务部前述之实质补贴说仍应以「有实际支出」为前提，始符合法律意旨）。另该意见书所提之「无须缴回」乙节，亦与行政院主计处95年9月28日处实一字第0950005738号函所指出特别费预算之执行，「应在原列预算额度内按月依可支用数之上限，核实分配预算办理，不得超支；如有剩余，得依预算法61条规定，转入以后月份继续支用，但以同为限，故结束后，未支用之余额，应列作预算剩余缴库」见解并不一致，故此意见书之「实质补贴」观念实属独创之新见解，并非通说。

（六）查被告马英九每月出具之领据数额均为特别费半数之全额，而台北市政府于年底决算陈报执行率时，关于无庸检具单据部分亦均报为百分之百（台北市政府秘书处95年11月23日北市秘会字第09531107100号函所附87年12月迄95年10月台北市长特别费支用情形统计表附卷参照），统计数字上既然已无余额，审计单位自不可能要求将余额缴库，可知「惯例上从未要求缴回余额」乙节，实系因审计单位误以为被告马英九历年来特别费实际上均有全部支出所致。此外，经查台北市议员李新曾于89年11月17日公布台北市政府一二级单位首长的「年收入排行榜」，马英九市长以六百四十多万元（含特别费）排名第三。当时台北市政府主计处即发布新闻稿指出，由于特别费为首长因公所需的招待馈赠、婚丧喜庆等支用，不属于首长的收入，应该扣除（台北市政府89年11月17日新闻稿、89年11月18日联合报第18版新闻报导网络打印本及台北市政府主计处处长石素梅96年2月12日讯问笔录、同处副处长郑瑞成96年2月9日讯问笔录、主计处科长林秀风96年2月12日讯问笔录附卷参照）。被告马英九当时任职市长，对此新闻事件及特别费不属首长收入之性质，焉有不知之理？

（七）辩护意旨虽另以所谓「大水库观念」辩称金钱具有替代性，被告马英九既然从其总财产中捐款，即可互通有无，故前述从薪资账户以外之账户所为之各项捐款，均可视为从特别费捐出云云。然查前述薪资账户以外之账户，客观上大多有其独立之资金来源（竞选经费捐款、竞选费用补贴、国大代表薪资等），另从被告马英九于捐款时主观上有无「从特别费支出」之认识言之，本件案发前之95年5月19日被告马英九曾对外公布「马英九财产申报说明」（影本附卷参照），其第四点指出：「本人在87年与91年两次参选台北市长，选票补助款合计4,775万元（分别为87年2,299万元与91年2,476万元），自88年起陆续捐助本人设立之财团法人新台湾人文教基金会（2,271万元）与财团法人敦安社会福利基金会（2,480万元）以及中国国际法学会（预定捐助100万元，已捐出36万元）、法治斌教授纪念学术基金（50万元）、台湾住民多族群文化交流协会（98,775元）等单位，捐款总金额已超过选票补助款总额72万余元。此外，本人两次选举竞选经费结余242万元亦已捐助中华联合劝募协会130万元、政大指南法学基金会100万元，余款12万元。综合言之，本人因二次选举之补助款已全部捐出，且并非全数仅捐助本人设立之基金会，捐款总额甚至超过补助款金额，实无所谓『发选举财』的问题。」，已明确表明前述各项捐款依马英九当时主观之认识，均系来自「选票补助款」与「选举经费结余款」，而非来自「特别费之收入」。换言之，被告马英九自88年至92年间为前述捐款时，不仅客观上资金来源并非来自特别费，主观上亦无「先捐款，日后再从特别费取偿」之认识，从而前述捐款即不得视为特别费之支出，亦不得做为被告在请领特别费时并无不法所有意图之依据。

肆、讯据被告马英九固就起诉书所载之时间，每月以领据领取特别费半数17万元汇入其账户之事直言不争，惟坚词否认涉有公诉人所指之犯行，辩称：我根本没有犯罪，因为我既没有犯罪意图，也没有犯罪行为。

首先，我要说明我对首长特别费的认知。我领取首长特别费16年来，一向认为用领据核销那一部分的特别费，是国家给我个人的津贴，属于我服务公职报酬的一部分，领用核销后已经不是公款，而是私款，是国家给政府首长个人的实质补贴，领用核销后已经不是公款，而是私款。如果我这样的认知就算是贪污，那我岂非已经「不知不觉」并且「正大光明」地贪污了十六年？这些年来，没有任何的出纳、会计、主计、审计单位或人员告诉我（事实上也根本没有任何人告诉过我），这样做是违法的，这样做叫做「贪污」。然后，在今年的二月十三日，检察官忽然以涉嫌「贪污」罪名将我起诉，于是过去四个月，我以被告身分坐在法庭上，等待着对我一生清誉的审判。但实际上，不论从以领据核销的特别费的「客观属性」，或者我个人对于以据核销特别费属性的「主观认知」来看，我根本没有犯罪，我既没有犯罪的意图，也没有犯罪的行为。政府在41年建立特别费制度，其目的即在于补贴及减轻政府首长因身分所带来的额外负担。由于考量首长「无法」或「难以」取得支出原始凭证的情形，行政院在62年同意首长、副首长以领据来动支特别费。这一部分特别费在实际执行时，出纳、会计、或主计人员自然从未要求首长、副首长具领后，须再列明后续经费的使用情形、记帐、或办理剩余缴回。多年来，包括我在内超过数万名领用过特别费的政府首长，主观上普遍将以领据核销的特别费视为政府给首长的实质补贴，在以现金、支票领取或汇入首长的私人账户后，就是首长可以自由运用的私款。事实上，74年就有新竹地检署的不起诉处分书认为这是政府首长的「特别酬庸」，86年大法官第421号解释认为特别费是「固定报酬」，95年法务部的法律咨询意见书与96年台南地检署的不起诉处分书也都认为是「实质补贴」。22年间，四个不同的司法或法务机关都先后一致认为以领据核销的特别费不是公款，而是私款。显然，这个看法，已经成为行政惯例。其次，我要说明以领据核销的特别费是如何领用核销的。这一部分的特别费，一向是由出纳人员每月主动作业，定期通知我办公室的承办人员，依据出纳及会计人员的指示来领用核销，我从来没有亲自处理。当初领用核销之前，不论是出纳、会计或审计部门，从来没有任何人告诉我「必须实际支出多少，才能以领据支领多少」，而是每月直接凭一张出纳人员准备好、市长室人员盖上我私章的领据，就将一笔固定的款项交给我全权使用；领用核销之后，并没有人要求我记帐及结算，也没有人告诉我必须全部用完，更没有人告诉我如有剩余应该缴回。几十年来，这已经是全国数万首长共同认知与遵守的行政惯例。因此，我完全是善意信赖相关部门依法处理，才以领据依法领取特别费。几十年来出纳、会计与审计单位都依法核销结案，并没有发现有任何违法的问题，包括我们市政府法规会以及主计处也都是这样处理。

第三、我要说明，在起诉书中所提到有关特别费的解释令函，在本案开始调查以前我并没有看过，当时根本不知道它们的存在与内容，我对这些解释令函的瞭解，都是在本案开始调查以后。然而，检察官仍以若干我过去不曾看过的公函，认定以领据核销的特别费为公款，并认为以有实际支出为必要。但实际上，检察官出示的公函从未明确指出以领据核销的特别费系属「公款」或以「实际支出」为必要，从多项政府（如行政院主计处、审计部、法务部）的公文，以及专业证人如主计处第一局局长、审计部第一厅科长、台北市主计处处长、科长、秘书处出纳、秘书人员侦讯及审判时的证词，均可知相关主管机关并未规定或要求首长在领用以领据核销之特别费后，应「列明后续经费之使用情形」、「记帐」、「结算」或办理「剩余缴回」等情事。显然，这与「公款」的性质是完全不符的。同样的，主管机关审计部今年6月25日的函示，也未要求以领据核销特别费的支领，须以「实际支出」为前提。无论如何，即便是包括审计部、行政院主计处、法务部、司法院大法官等不同机关，对特别费的定性尚有不同意见，迄今也无足够数据可以支持公诉人的法律见解。公诉人认为须以「实际支出」作为支领以领据核销特别费之前提，显然与数十年来实际形成的行政惯例完全不符，此时如将特别费制度设计瑕疵及领用妥当与否所生争议的风险，全盘要求领用的政府首长来承担，是否合法、合理、合情？这样的解释怎能符合「法治国原则」？岂不违反「罪刑法定主义」。我在本案开始调查以前，从来不知道行政院87年7月21日有关特别费用途的台87忠授字第05642号函、行政院93年4月22日有关特别费用途的院授主忠字第0930002556号函及有关不得于月初以领据先行支领特别费的台北市审计处92年11月19日审北处壹字第0920003269号函的存在及它的内容。我担任台北市长八年期间，台北市政府每年预算至少1,300亿元（如加上特别预算及附属单位预算则达2,600亿元），我不可能知道每个预算科目细项的支出用途，更不了解每年204万元首长特别费的支出用途仅限于「因公馈赠、招待」。我并没有看到李新议员在89年发布有关首长所得排行的新闻稿，也没有核阅台北市政府主计处在89年11月17日回应的新闻稿，检察官三次侦讯都没有就此讯问过我，起诉书却认定我必定知情，显然有重大误解。起诉书第18页第7行说我在95年11月14日第一次应讯时，已坦承依我的认知，「特别费系属公款」。我在此要严正澄清，这完全不是事实，而是严重曲解。事实真相是：侯检察官在第一次讯问时，多次告诉我他认为首长特别费全部都应该核实报销，然而，我当时就针对以领据核销的特别费向侯检察官说明：「如果认为是公款，没有用完要缴回，应该要改变制度采用必须核销的方式，要作支出明细说明用途。」（侦讯笔录第290页），可见我自始就认为以领据核销之特别费不是公款，那有坦承特别费是公款。既然不是公款，我后来应讯时说是私款，又那有翻供之可言。在本案开始调查之前，我并不清楚以领据核销特别费的半数应全部用于因公馈赠或招待，更无公诉人所指施行诈术的行为。事实上，公诉人也从来没有举证证明我在过去知悉以领据核销之特别费应全部用于公务并须有实际支出。对于以领据核销的特别费的领取，一向是由出纳人员每月主动作业，定期通知我办公室的秘书人员，依据出纳及会计人员的指示来领用核销，我从来没有亲自处理。历来经办相关业务并出庭作证的证人，包括出纳人员刘静蓉、吴丽洳、赵小菁、秘书人员方惠中、孙丽珠、孙振妮等人，均一致地在庭上证明上开情形。所有人员均系依往例办理，并未「陷入」任何「错误」，我又如何每个月利用他人之错误，而有诈术的施行？过去八年我担任台北市长，管理一个262万市民、7万多员工的城市，工作极为繁忙，每天工作近17小时，我的注意力当然都是集中在处理重大市政工作上。特别费的处理，是很事务性、例行性、琐碎性的工作，完全不需要我亲自参与，因此我都是交给市长室的秘书人员处理，事实上，绝大多数的政府首长都是如此处理，我并不是例外。而检方提示的公函、北市秘书处预算书内有关特别费的说明、和北市主计处长针对市议员所发的新闻稿，在本案开始调查以前，忙于市政的我，并没有看过，当时根本不知道它们的存在与内容。实际上，依分层负责的规定，这些文件都不必经我核示。我对这些公函、新闻稿、夹在数千页预算书中关于特别费说明的了解，都是在本案开始调查以后。这部分，从多位证人如陈裕璋、石素梅、林秀风、谢鎙环的证词中亦可证实，公诉人迄今均未能证明，我当时确实知悉这些文件的内容。因此，当然不能认定我有诈欺的犯意。公诉人另提出若干我在去年本案发生后接受媒体访问的记录、89年11月9日市政总质询记录，并曲解我在第一次应讯时笔录的答复，推测我已知特别费相关规定并已承认『特别费系属公款』，这些部分在答辩书状已有清楚的澄清与反证，在这里不再重复。综上所述，我就以领据核销特别费的处理，连行政法都没有违反，何来违反刑法、涉嫌贪污呢？最后，我要强调的是。我从事公职二十余年来，一向奉公守法，清廉自持，并经常从事公益捐赠，捐款超过6,800万元，远远超过起诉书所载以领据核销的特别费总额1,530万元的四倍之多。公诉人并未深入了解特别费的性质与实务上形成数十年的行政惯例，对于许多有利于我的重要事实与证据完全漏未审酌，就以涉嫌贪污罪起诉我，显然有重大瑕疵，对于我一生清白的人格，造成严重伤害，我完全无法接受。希望庭上能从特别费的制度设计、包括特别费制度瑕疵、历史沿革、行政惯例，以及使用者、承办人主观的认知、信赖的保护等各个层面，详查明断，还我清白等语。

伍、选任辩护人辩护要旨略以：被告无利用职务上机会诈取财物犯行，以领据核销之特别费系内含实质补贴或报酬之概算费用。且以领据核销特别费之报支与核销，实务上一向采宽松弹性之认定，并未对其支用范围及内容作明确之表列，已形成行政惯例，具领后如未用尽，惯例上亦无要求须予缴回，被告信赖此一行政惯例而为领用，纵使认知有误，亦不得论以贪渎罪行。而以领据核销之特别费系内含实质补贴或报酬之概算费用，于领据时即同时核销，与款项领出后，须再检附支出凭证办理核销手续之「暂支」或「预支」款不同，自无剩余或缴回问题。系争被告以领据核销之特别费，或以现金交付被告，或直接汇入被告之薪资，均由被告办公室承办人员与台北市政府秘书处会计室出纳人员连系办理，93年由月初改至月中请款，亦系出纳人员自行作业，而非被告办公室承办人员要求，被告既未参与，亦不知悉相关请款作业流程，自无所谓施用诈术或使台北市政府秘书处人员陷于错误可言。被告并不知悉相关特别费法令规定及制度执行不得以该等规定之存在认定被告有利用职务上机会诈取财物之不法意图。公诉人以并非每位首长均是全额申请领据核销之特别费，而认被告出具领据请领特别费半数之全额，即属实施诈术之积极行为，亦是误会。况纵认以领据核销之特别费系属公款且被告于领用时即知悉应全数用于公务馈赠、招待等用途，惟因被告本身并无记帐之习惯，制度上亦无记帐要求或要求缴回，被告主观上因认所为公益捐款高达5千6百余万元（如加计95年11月间1160万元之捐款，则有6800万余元），远远超过所领用之特别费数倍，而未统计或思及各有无剩余或是否应予缴回问题，不得因认有利用职务上机会诈取财物之主观犯意。金钱系可代替物，被告银行账户内之款项，不论来源为何，均属被告得自由使用之范畴，纵认其中有应使用于特定目的之款项，惟亦未限制汇入与支出款项之账户应属相同，被告非不得将个人其它账户与公务或公益有关之支出，视为特别费之支出。又，特别费之支出不必然于支出之前或当时即应有此等款项系特别费之认识，不得以被告于支用当时主观上未有从特别费支出之认识，认该等款项不属于特别费之支出。公职人员财产申报系法律之规定，凡超过100万元之存款均须依法申报，有无于财产申报表加注未支出之特别费，与是否将特别费纳入己有系属二事，公诉人以被告于财产申报表未加注那些部分是未支出之特别费，推认被告对于上未支出之特别费主客观上均已纳为己有，已有违误。况，被告因主观上认特别费系实质补贴，无需记帐，且个人所为之公益捐赠远超过所领取之特别费，自不可能于财产申报表上加注那些部分是未支出之特别费，公诉人之指诉，倒果为因，显属误会等语。

陆、本院查：

甲、程序部分（证据能力争议之认定）

一、被告马英

九、选任辩护人与公诉人对于本院认定事实所引用

卷内卷证资料（包含人证、文书证据），除下列部份外，并无证据证明系公务员违反法定程序所取得，且被告及其选任辩护人于审判期日对本院提示之卷证，就证据能力均未表示争执，而卷内之文书证据亦无刑事诉讼法第159条之4之显有不可信之情况及不得作为证据之情事，依刑事诉讼法第159条至第159条之5之规定，卷内卷证数据（包含人证、文书证据）均有证据能力。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于审判外之言词或书面陈述，除法律有规定者外，不得作为证据，刑事诉讼法第159条第1项定有明文；又同法第160条规定，证人之个人意见或推测之词，除系以其实际经验为基础者外，亦不得作为证据。本件侦查中证人周秀霞之96年1月25日侦查笔录、伍必霞之96年2月1日侦查笔录、庄美珍之96年1月25日侦查笔录、赵小菁之96年1月31日侦查笔录、林得铨之96年1月26日侦查笔录、吴定国之96年1月26日侦查笔录、孙蜀之96年1月26日侦查笔录、廖鲤之95年9月12日侦查笔录、林秀风之95年11月13日侦查笔录、石素梅之96年2月12日侦查笔录、郑瑞成之96年2月9日侦查笔录、王丽珍之95年12月6日侦查笔录、沈荣泉之96年1月2日侦查笔录、沈励强之96年1月25日侦查笔录、谢鎙环之96年1月26日侦查笔录、黄世兴之96年1月29日侦查笔录、徐玉美之96年1月31日侦查笔录，均系向检察官所为之陈述，性质上虽属传闻证据，惟本院审酌前开证人曾于侦查中结证在卷，又查无不具任意性等显有不可信情况，且陈述内容就其职位承办事项所提供之意见，系以其实际经验为基础，爰依刑事诉讼法第159条之1第2项及第160条规定，肯认其证据能力。

三、证人林秀风于96年2月12日侦查中证述：「（问：新闻稿澄清以后，隔天的联合报有刊登，你们有无剪报送给市长？）没有，市长自然会看到。」（见侦查卷十一第374页），属于证人非亲身经历所为臆测之词，依刑事诉讼法第160条规定，无证据能力。至其于当日其余证述部分，参酌上述二之分析，应有证据能力。

四、证人吴丽洳之96年1月25日侦查笔录部分，经证人于本院审理中当庭表示侦查笔录与其当时所述意思不符（见本院96年7月10日审判笔录），辩护人声请本院于96年7月23日勘验侦查中录音带结果，其中：

（一）侦查笔录载明「（既然前月底就申请，月初就拨款有预支的性质，是不是表示具领以后还是要用在因公使用的用途？）是没错。」（侦查卷八，第42页）。本院勘验结果为 检：既然前月底就申请月初就拨款，有预支的性质，是不是表示具领以后还是要用在因公使用的用途？就是说领出来，虽然月底就申请，月初1日就拨款，预支嘛，那我领以后，是不是还是应该要按照会计科目，做因公使用的用途来使用？

吴：这我不清楚耶。

检：那是当然的啊！

吴：因为就是说钱给他了以后（被打断）

检：怎么用当然你不清楚，我是说理论上啦。

吴：对，理论上啦。

检：理论是这样没错吧！

吴：对对。

检：我没有说你知道他是怎么用，我也不晓得啊，谁也不知道嘛！只是说既然是预先支用，领了以后，等于说这笔钱并不是你已经用了才来领，而是说现在反过来，还没用就领，1月1日拨款，当然还没用嘛，等于说我都还没用就拨给我了，那拨给我当然我还是要照（被打断）

吴：应该是这样讲，因为我们不知道说（被打断）

检：那不是你们的问题，我只是说，我是从推论理论来讲，今天不管是月初也好（被打断）

吴：你讲的是没错啦！

检：是没错（打字声）。

吴：但是问题是说，因为理论上，我们就是因为不知道，其实市长他也，我们给他他也不知道说，他应该也不知道这样的规定。

检：当然啊当然啊。吴：所以我们就是承袭以前（被打断）

检：对啦，我们只是说不管是之前领还是之后领，这个钱总是要做

吴：公，因公。

检：因公支用啦，那怎么用是一回事，依你们的立场当然不管事前事后领都是要做因公支用。」

（二）侦查笔录载明「（所以你们是相信市长具领以后会做因公的支用，才会核章？）是的。」（侦查卷八，第42页）。

本院勘验结果为「

检：所以你们是相信市长具领以后会做因公的支用，所以才会核章？你了解这个意思吗？

吴：我知道你的意思，可是问题是说，我跟你说，我从来没想过这样的问题，我可以这样说吗？

检：那好，我假设，因为是假如，所以就是这是当然，假设有怀疑当然就盖不下去啦！

吴：对啊！

检：那这是当然的一个事情嘛，我当然是相信首长，我才会盖章，今天不管相信首长，今天任何一笔来，我都是相信才会盖章。

吴：而且其实它特别费也没有讲的很明确。

检：除非你不相信，那不相信你应该就要那个了。

吴：对，我听说特别费那时候也没讲的很明确，所以我们那17万本身就是（被打断）

检：那是另一个作业问题嘛，譬如说历史共业的问题

吴：对。检：或什么的问题，那是本身特别费自己的问题。

吴：对。

检：我今天只是就你们的程序来问你。

吴：对。

检：如果你有怀疑，那当然盖不下去嘛。

吴：对。

检：当然是相信，才会说核章嘛。

吴：对、对。

检：如果妳知道市长具领以后没有使用或全数使用，妳还会核章吗？假设你有怀疑，当然就盖不下去啦！

吴：没有，理论上其实我看到他已经，领据已经，就是盖出来，我才核章。

检：我知道啦，领据

吴：对

检：就是核销

吴：对

检：那就相信嘛！

吴：对

检：所以我才讲说这是一个制度问题。吴：对。

检：是相信当然就盖了章！

吴：对，他没有盖那个领据的章，我就不会核章。

检：那当然啊！

吴：对、对。

检：我是说，如果因为

吴：我知道检察官的意思

检：因为你现在是月底就领了嘛，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还没有用嘛，就先预支给他用了嘛，我领了以后我就要来用啊，假设你知道说，如果，我没有说是怎么样啦，是如果，有这个事实，发现说没有用，依你们的立场，你们应该就不会核章嘛…

吴：其实我们说的事情跟，其实是，应该是，就像我刚刚讲的（被打断）

检：我说事后，事后来那个啦，事后我们来推论是不是（被打断）

吴：因为当时我们在盖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说，我们认为他领据的部分本来就是他可以拿走的。

检：这个，责任不在你们啊！我当然知道领据一盖，只要首长一具名，当然就相信首长嘛！

吴：对，所以我们不认定说他应该是因公或是什么因私，我们就不知道。对，我是觉得应该是这样子说。

检：那是事实问题，那是另一个问题，没有错啊。

吴：对。

检：就是你们不认定，依你们的立场你们并不去认定说有没有 吴：公或是私的问题。

检：对，公或私的问题。

吴：对啊，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说。因为你如果说是他私人的，其实我也不知道，其实如果说我要是私人的用法，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领据盖了嘛。

检：那假设都没用呢？

吴：都没用？

检：我的意思是，就是说好了，领的话（被打断）

吴：没用就是私的问题了嘛，对不对，如果都没有用就是私的问题，问题是我们还是会盖章，因为他领据一贴出来我们还是会盖章。

检：都没用怎么会是私的问题，都没用就是没用啊怎么会，就是要嘛你就是有用以后才不好判断到底是用公的用途还私的用途，你没办法去判断。

吴：因为站在（被打断）」。

（三）侦查笔录载明「（如果妳知道市长具领以后没有使用或全数使用，妳还会核章吗？）我们相信市长，只要市长领据具领，我们就核章，市长事后有没有用，或用到那里，这是市长的责任问题，市长必须对自己领据的真实性负责。」（侦查卷八，第42页）。

本院勘验结果为「检：那今天这笔钱假设一直都在那里，没用怎么会（被打断）

吴：我的意思是说站在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付款的承办人的立场来讲，我们其实你只要手续上完备之后他盖了章，这边都核好章，我们就是要做付款的动作，我们没有去想说公或是私。

检：对。吴：对，就是没有去想说这样的说他到底这笔钱会去用在，他到底有没有用或是怎么样用，我们没有去这样的想法啊。

检：好，那我知道，就是说你这方面还是相信市长就对了。

吴：对啊对啊。

检：市长具领出来我们基本上就相信他，就核章了。

吴：对对对。

检：那市长有没有用，那是市长的问题。

吴：对啊，原则上是这样。

检：（指导制作笔录）我们相信市长，只要市长领据具领，我们就核章。市长事后有没有用，或用到哪里，那是市长的问题。

吴：对。

检：（指导制作笔录）他必须要自己，就是说以支用办法凭证处理要点第3点，要自己负责就对了，应该是这个意思啦！

吴：对对对。因为没有规定说17万那个部分，它如果规定17万那个部分我们还要再做一个那个的话，那就有可能是那，但是它没有这样规定。

检：（指导制作笔录）市长必须对自己领据的真实性负责任。

吴：对，其实我们每一张凭证都是这样。

检：对啊，领据也是凭证的一种。

吴：对，就是说你要对你自己贴出来的发票或是凭证要负真实性。检：真实性的责任。

吴：对。」。

（四）侦查笔录载明「（这个函之后，市长特别费领据列报部分，你们作业的时间就延到当月10号左右，然后20号左右才拨款，拨款的时间跟以后差很多天，拨款是直接拨到市长的薪资账户，市长就应该会知道拨款的时间有改变？）应该知道，但实际上他的秘书并没有反应。」（侦查卷八，第43页）。

本院勘验结果为「

检：这个函之后，市长特别费领据列报部分，你们作业的时间就延到当月10号左右。

吴：这不是我承办的。

检：对啦，就是说，然后20号左右拨款，拨款的时间跟以往差很多，拨款是直接拨到市长的薪资账户，那这样市长就应该就知道拨款的时间有改变？

吴：理论上是这样，应该知道吧，我不晓得耶，因为我们不会去问他说，他们秘书也没跟我们反应过，我不知道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

检：（指导制作笔录）应该知道，但实际上秘书并没有反应。

吴：他们也没反应，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他们。

检：他们的秘书并没有反应。

吴：对。」。

（五）侦查笔录载明「既然这个公函要『注意有无于月初尚未发生即先行支付情事』，是否表示之后10号左右提出领据列报的市长特别费，市长已经有因公支用之事实发生，才来申请？）是的。」（侦查卷八，第43至44页）。

本院勘验结果为「

检：（指导制作笔录）既然这个公函要「注意有无于月初尚未发生即先行支付情事」，是否表示之后10号左右提出领据列报的市长特别费，市长已经有因公支用之事实发生，才来申请？

检：理论上应该是这样嘛喔，就是说既然他已经这样来纠正了，之后也改变到10号来申请，然后20号拨。

吴：这我已经完全忘记了。

检：那时候已经不是你做的了。

吴：对对对。

检：（指导制作笔录）是，应该是这样。

吴：嗯，应该是这样，因为有时候拨少一点可能忘记了。

」。

（六）侦查笔录载明「（所以你们会计、出纳人员会在黏贴凭证相关字段盖章，表示是相信市长已经支用？）是的。」（侦查卷八，第44页）。

本院勘验结果为「

检：所以你们会计、出纳人员会在黏贴凭证相关字段盖章，表示是相信市长已经支用？假设是这样推论下来？ 吴：就是他已经贴领据了？

检：对，就是他已经贴领据了才盖章。

吴：嗯。检：(指导制作笔录)是。」。

（七）侦查笔录载明「（如果发现市长并没有使用或全数使用，你们会在黏贴凭证相关字段来核章吗？）如果知道是假的，当然就盖不下去。如果市长盖了领据，我们当然就相信市长，依支出凭证处理要点第三条，他要对原始凭证负真实性的责任。（侦查卷八，第44页）」。

本院勘验结果为「

检：如果发现市长并没有使用或全数使用，你们会在黏贴凭证相关字段来核章吗？应该就不会核章嘛？我说现在如果说有发现当然就盖不下去，假设我送给你这张凭证是（被打断）

吴：没有，这是盖好的！

检：我知道啦，我是假设说好了，假设我有一张凭据，你知道假的，你就盖不下去了。

吴：那当然。

检：所以意思是一样，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说领据当然是真的嘛！

吴：他领据盖章我们就核发嘛！

检：对啦，那我假设我现在问题是说，虽然这张发票是真的对不对，但是实际没有去买，假设啦，那你当然就盖不下去嘛！假设如果说你有发现这个问题，是不是？

吴：我如果知道它是假的，我当然盖不下去，对。

检：（指导制作笔录）如果知道是假的 吴：当然盖不下去，但是理论上它如果他们市长室的人盖出来，我们就盖了。

检：就相信了。

吴：就是像支出凭证第3条。

检：（指导制作笔录）如果市长盖了领据，我们当然就相信市长。

吴：对。

检：他要负支出凭证第3条，真实性的责任。支出凭证什么？处理要点？

吴：支出凭证处理？

检：要点？

吴：好像要点的样子。

检：对对对。

吴：第3条。就是他对他的单据、原始凭证负真实性。

检：真实性的责任。

吴：诚信原则。

检：（指导制作笔录）对原始凭证要负真实性的原则。」

（八）以上侦查笔录之记载，或系检察官以假设性用语「理论上」提问，笔录中问题及应答却略而未显，或仅是证人以口头语方式所为「对」、「嗯」之言词，而非针对问题回答，亦非为笔录所记载之肯定答复，甚至在实务上整理证人回答以为纪录，亦未见如此差异，显见该笔录确有断章取义之处，且有笔录记载与实际问答不符之情，是笔录记载与证人实际证述内容既有不符，彰显前开侦查笔录不具特信性，而有显不可信情况，应依刑事诉讼法第159条之1第2项之反面解释，上开部分之笔录无证据能力，不能为证据，应以本院勘验笔录代之。

五、按「除前三条之情形外（按：指刑事诉诉法第159条之1至第159条之3），下列文书亦得为证据：

一、除显有不可信之情况外，公务员职务上制作之纪录文书、证明文书。

二、除显有不可信之情况外，从事业务之人于业务上或通常业务过程所须制作之纪录文书、证明文书。

三、除前二款之情形外，其它于可信之特别情况下所制作之文书。」刑事诉讼法第159条之4定有明文。经查：

（一）「台北市议会市政总质询第4组质询纪录（台北市议会公报73卷18期）」、「台北市议会市政总质询第9组质询纪录（台北市议会公报73卷19期）」、审计部及主计处在立法院第六届第五会期关于特别费法律适用的公听会所提出之书面的资料（立法院公报第96卷第28期），系公务员于公务过程中，基于观察或发现而当场或实时制作之纪录文书，依刑事诉讼法第159条之4第1款规定，具有证据能力。

（二）台北市政府秘书处提供之「台北市长支薪标准与福利」、法务部95年11月29日「法务部就有关首长特别费之法律谘商意见」，均系各该机关其职务上作业事项表示意见，核属刑事诉讼法第159条之4第3款其它可信之特别情况下制作之文书，具证据能力。

（三）选任辩护人提出朱石炎教授95年12月5日于国立政治大学公企中心举办之「机关首长特别费及其相关问题座谈会」引言资料及黄锦堂教授同日之引言资料；公诉人于本院96年6月5日审理中当庭提出之非供述证据编号58「网络新闻报导打印部分」及编号60「凯达格兰学校国务机要费与首长特别费制度改革」论坛资料，均属被告以外之人于审判外之言词或书面陈述，依刑事诉讼法第159条第1项，无证据能力。

乙、实体部分

一、本案被告马英九所涉贪污罪嫌，其根由无非系其所使用之台北市市长特别费以领据核销之半数所生疑义，开宗明义，本院必先针对特别费之制度详加论究定性，始能厘清相关争议。

（一）特别费之历史沿革

1、宋代之公使钱

按特别费制度，宋朝即已有之，宋代推行交钞制度，货币广泛流通，却也导致通货膨胀，百官除正俸外，尚有公使钱之补贴。学者林天蔚认为当时的「公使钱」及「公用钱」之制度，二者性质并不相同。前者为首长之特别津贴，可以私入、自俸；后者乃官署之特别办公费，用于招待来往官吏、贡使、犒军及其它特别用途。盖宋史、宋会要辑稿及续资治通鉴长编曾叙明，就同一官职之公用钱必多于公使钱，且依宋史卷一二七「职官」公用钱条以「用尽续给，不限年月」、「长吏与通判署籍联署以给用」，故公用钱有帐籍，用时须副署。公使钱则无此规定。公使钱依「旧制，刺史以上所赐公使钱得私入，而用和悉用为军费。」（宋史列传第二百二十三外戚中「李用和传」）、「方镇别赐公使钱，例私以自奉，去则尽入其余，经独斥归有司，唯以供享劳宾客军师之用」（宋史列传第二百二十三外戚中「向传范传」附「向经」），可以尽为私用。惟因首长官吏「因公差使」之「公使钱」，亦可使用官署之「公用钱」，用钱之际职责难分；且「公使」、「公用」均是「因公使用」之意，以致宋史、宋会要辑稿及续资治通鉴长编或有混用「公使」与「公用」之处。从而，公用钱有帐籍、须报销者，窃用者有罪。如岳阳楼记中之主角滕宗谅，即因任意使用公用钱馈遗游士、犒劳民兵而被贬巴陵。公使钱则因可以私入而无此问题。

亦有认公使钱即属公用钱，如「窃以国家逐处置公使钱者，盖为士大夫出入及使命往还，有行役之劳。故令郡国馈以酒食，或加宴劳。盖养贤之礼，不可废也。谨照周礼地官有遗人，掌郊里之委积，以待宾客；野鄙之委积，以待羁旅。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凡委积之事，巡而比之，以时颁之。则三王之世，已有厨传之礼。何独圣朝，顾小利而亡大体？且今赡民兵一名，岁不下百贯。今减省得公用钱一千八百贯，只养得士兵一十八人。以十八人之资，废十余郡之礼。是朝廷未思之甚也﹗」（范仲淹「奏乞将先减省诸州公用钱，却令依旧」议）。赵瓯北之二十二史撘记、王铚之燕翼诒谋录、方豪之宋史、日本学者佐伯富均将公使钱认属公用钱。亦即公使钱，为宋各路、州、军及刺史以上，所有用以宴请及馈送过往官员费用，亦作为犒赏军队之费用，但亦依例可私入、自奉。

2、民国之特别费与政府迁台之重新建制

自民国以来，特别费制度亦已存立，政府迁台前，部分机关首长早已有特别费支给。政府迁台后，国家百废待举，经费拮据，各机关首长特别费均已取消，仅余五院院长有之。39年起在中央政府总预算内五院院长均编列一定数额之特别费。然各部会首长在其主管业务，因公务所发生之必要费用，却无款开支，或由私人赔垫，或在其它经费项下借支，故为达成推行政务之目的，审计部40年之审核39中央政府总决算报告书建议自41年起在原预算范围内，给予一定款项肆应，恢复对各部部长酌列特别费。41年1月立法院各委员会联席会议则以各部会首长特别费应由行政院统一核定月支数额，庶使因公开支之招待与捐赠各费得作正列报。并要求五院院长特别费说明栏应加「包括代表本机关因公之招待与捐赠，并检据报销，不得作私人馈赠与个人津贴之用」。

立法院预算委员会40年12月8日之审查报告，亦要行政院就特别费之编列，应迅予统一标准及支给办法以资划一及合理。从此特别费重新建制，扩大其适用对象而发展迄今。此由15年后即监察院56正字第1号纠正案，载明当时特别费之编列中央机关共有71单位，包括总统府、国防部及三军总部，五院所属部、会、署、局、机关学校，福建及新疆省政府、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国民大会秘书处、中央研究院等；台湾省级机关则计有15单位，特别费成长扩张之速度，可以想见。

（二）特别费恢复当时之性质及用途

特别费之性质及用途，依目前国民政府迁台后所能寻得存有最早公文书中之记载，即行政院40追加特别费之说明，特别费之性质乃「在执行公务上之特别需要，及因此一职务关系事实上无可避免之种种特别需用，而单设之一项经费，纯为因公支用，支用之单据均须存备审计机关随时查核。」。用途则胪列有

（一）宴请与招待：为公务上或礼仪上之需要，须举行宴会。如对外国使节、友邦军事人员及其它驻台人员、外国议员、名流、专家、记者及国际友人，酌予宴请，此不仅为礼仪上之表示，且在外交联系上有其必要。至对本国人士，如克难英雄、模范农民、模范人士、有功人员、各部会工作人员等，因其工作辛劳，酌予公宴，藉资鼓励慰劳。对府院部会及地方政府各级负责人员、军事首长、民意代表、各政党及各界领袖，酌予宴请，以便交换意见，推行政务；又为加强与海外侨胞之团结，对来台劳军致敬之侨胞，更有酌予宴请的必要，此均系行政院长在其职务上无可避免的开支，而非私人间之酬酢。招待则指短期驻留之宾客，供应膳宿或举行茶会、酒会等而言，以敦友谊。

（二）馈赠：如对外宾薄致土产、礼品或纪念品；对生活清苦之勋耆适时酌为馈赠，以表政府系念与敬意，遇有疾病、亡故，关于医药所需及其它等道义上之捐助等。

（三）捐赠及补助：对爱国运动、慈善团体、公益事项之捐助，其它如对反共抗俄文化教育事业、意外灾害及对调院保护院长安全之警卫人员的适当补助等。

（四）其它：不属于以上各项的特别支用，如各种纪念节日府院门前搭建各种彩牌费用之摊认、国内外搜集资料费用之支付等。由此可见，特别费系属因公支用之宴请、招待、馈赠、捐赠、补助，而所谓因公，则范围相当广泛，凡与首长职务有关礼节、联系、鼓舞慰问、意见交流、敦谊、政务推行均含括在内。

（三）特别费之重新建制之旨趣及属性

1、依前开立法院、行政院、监察院及审计部之意见，特别费确为实质补贴考之前述特别费恢复之理由，审计部表明既在避免首长个人垫付，亦不欲任意挪用其它机关经费支应，而因公之范围广泛，正面详列未及，负面则排除作为私人馈赠与个人津贴，足见特别费系就首长个人因执行公务所生之宴请、招待、馈赠、捐赠、补助等，避免其私人所得垫付之费用，而首长之垫支无非系由薪水而来，是特别费系在补首长薪水之不足，自不待言。复由前开监察院56正字第1号纠正案亦指明「依照行政院规定，特别费须用之于因公『酬应』及『捐赠方面』，且应检同原始凭证列报，揆其编列此一科目之用意，显在于因身为机关首长者不能不有所酬应，而统一薪俸待遇所得，难以支付，故不能不另行编列预算以应开支，此乃人情之常，本院自亦无不许列报之意。」，其中更进一步说明「查国家公务人员待遇原应以本俸为主，补助俸为辅，至特别费则仅为某一特定情形下不时之需。是以古今中外各国未有补助俸超过本俸者，亦未有经常普遍给予机关首长以特别费者，否则何以名之为本俸，何以知其为补助性质？又何以见其确为特别必须之支出哉？今为之计，政院允宜提高公务员之本俸待遇为正本清源之途」，监察院亦明白同意，特别费系对首长薪俸待遇不足支付之因公支出之贴补，与司法税务警察人员之补助俸（即今之所谓「专业加给」）同一看待。尤其，监察院该次纠正特别费之背景，针对当时国家财力窘困，未能依俸给法办理，而由行政院统一官吏薪俸，然特任官与雇员差距极小，故当时以高于本俸数倍之特别费弥补之背景。准此，不论行政院41年之说明抑或56年监察院之纠正，谓特别费为首长之实质补贴之性质，从其特别费之重建目的及嗣后发展来看，并无托大，更非现今始有之创见。

2、行政院长期未将特别费法制化即在维持实质补贴监察院早在56年时指明行政院不应编列超过本俸之特别费以为补贴，且依公诉人论告时所称前立法委员邱垂贞、彭百显以就首长特别费之编列及欠缺法源基础提出质询（见立法院公报86卷第4期院会记录），行政院却仍然使用「中央各机关特别费列支标准」或「中央各机关首长副首长特别费列支标准表」。直至立法院在94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五院院长及相关部会首长特别费应立法订定支给标准」，行政院始于96年才拟定「各级政府机关特别费列支条例」草案。行政院40年来，迟未就首长特别费给予法制化之地位。参以证人即前行政院主计处第一局局长副主计长及前人事行政局长张哲琛于本院审理中到庭结证以「当时为何行政院主计处会编列首长特别费之原因有三，一是因为首长所管辖之业务范围非常繁杂，而且所属员工人数众多，所以难免首长会发生因公所需有关交际、应酬、赠等支出需要，如果这些经费支出由首长待遇项下支应，由于在四十年代初期首长待遇偏低，恐无法支应，而且由首长待遇项下支应并不合理。二为行政院主计处要订定首长特别费之支领标准最主要是基于管理控制的目的，如果没有一个支给标准之订定，往往各机关首长对于上项的开支很可能会在机关的相关预算底下支应，这时候必然会造成就支领的多少不一产生不公的情况形成浮滥或浪费，第三、我们可以说为何不将首长特别费纳入待遇支给之项目，最主要因为首长副首长特别费支给之对象除了首长副首长之外，还包括独立单位之主管，所谓独立单位即依

据认定是组织独立、预算独立、人事独立，包含各级学校之校长及常任文官在内，如果将首长这些有关主管的特别费纳入所得，必然会形成高低所得差距会拉大，很可能会违背我们公务人员俸给法所定及俸给法所定高低所得不能超过五倍的限制。综上所述我所提出特别费编列之原因很明显可以看出这个预算之编列如同法务部、行政院主计处对外所说明是对于首长、副首长及独立单位首长个人的实质补贴。」等语（见本院96年6月5日审判笔录），与前述本院阐析相照，证人所言，并非子虚。益认特别费确是行政院对首长个人因公支用所需，在法定薪资制度外所为之实质补贴。而法务部于95年11月30日于行政院院会出具法律谘商意见以「数十余年来惯例由政府编列预算给予具有『实质补贴』性质之业务费用之一」的意见，亦属的论。

（四）特别费核销之方式及演变

1、特别费核销方式之历史分期 再就特别费重建后之核销方式，依上述41年立法院各委员会联席会议意见，重建肇始之特别费，其核销需检据报销，并存审计机关随时查核。62年复鉴于预算在执行时，各级首长在事实上难免有若干机要性质之开支，无法取得原始单据，行政院爰参照审计部的意见，增订在特别费半数范围内，可以首长、副首长领据动支。行政院62年6月29日台62忠授五字第4112号函表示：「各机关特别费均在原列预算内，做为因公招待及馈赠之需。支用时应检具原始凭证列报，倘有一部份机要费用，确实无法取得原始凭证时，得依首长（副首长）领据列报，但此项领据列报数额，最高以特别费半数为限。」（见公诉人补充理由书九）。之后行政院相关令函包括66年6月22日（66）忠授字第3274号函、稿亦称：「特别费系作因公招待及馈赠之需，正式支用时仍应以检具原始凭证列报为原则，倘有一部分机要费用确实无法取得原始凭证时，将依首长（副首长）领据列报，但此项领据列报数额，最高以特别费之半数为限。」，行政院73年6月26日台（73）忠授字第04854号函称：「上项特别费系作因公招待及馈赠之需，实际支用时，仍应以检具原始凭证列报为原则，倘有一部份机要费用确实无法取得原始凭证时，得依首长、副首长领据列报，但其数额最高以特别费之半数为限。」，行政院87年7月21日台87忠授字第05642号函载有：「前述特别费报支手续，仍以检具原始凭证报支列报为原则，倘有一部份费用确实无法取得原始凭证时，得依首长、副首长领据列报，但最高以特别费用半数为限」，自62年起已将特别费全部检据核销之方式，改为半数得以领据具领。迨至95年，行政院又以95年11月9日院授主忠字第0950006664A号函改以：「各机关首长、副首长等人员实际支用时，应依本院主计处订颁『支出凭证处理要点』规定取得收据、统一发票或相关书据。其因特殊原因，不能取得者，应由经手人开具支出证明单，书明不能取得原因，并经支用人核签章后，据以请款。又上开支出凭证，应依会计法相关规定注明用途或案据等」，将特别费之核销又改为全数检据，且无半数以领据之弹性作法，纵有无法取得单据情况，仍须填写支出证明单为证。

2、特别费核销制度之内涵

特别费核销之制度，无非对首长使用特别费之监督。从全部检据到一半领据再到全部检据观出，监督之重点即在于有无「因公支用」。易言之，特别费核销之审核机制可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为特别费重新恢复后，自41年至62年止，共21年，采严格标准需全部检据，需一一检视凭证，相关会计审计单位紧追特别费因公支用之宴请、犒赏、馈赠、捐助；第二阶段为62年之后至95年止采宽松作法，一半得以领据核销，不以填写支出证明单为必要，毋须逐一细查，因公支用之严密探究，只剩费用额度之一半，另一半则以首长领据代之，首长出示领据即属因公支用而缓合，既能坚持因公支出，又可兼顾首长之自由弹性运用；第三阶段自今（96）年起，改严中带宽，全部检据但得以支出证明单代之，转回固守支出全部逐项审核，而以支出证明单化解僵性之处。

3、小结

准此，除反应出各时期彼时国家财政之时代背景，更能见诸政府既无法摆脱特别费为实质补贴，又不愿沦为纯粹私人所用，而从监督「因公事由」下手，故产生上述各时期对公务支出实质补贴之不同坚持程度与心态，其中一半以领据核销能够擅场多年，自不能忽视其优点所在。然特别费无法仅以提高公务员本俸而废止（事实上公务员本俸在40年后之今日因政府多方考量下仍然不高），亦未能因政府其它预算科目之增加而取代之实质补贴特性。是第二阶段之特别费以领据核销之半数，乃系多方考量设计下，继续其实质补贴属性之权宜作法。

（五）行政院主计处以领据核销特别费半数之制度意义

1、领据核销之适法性

被告支用特别费时，仍系以一半为领据核销特别费之时期。其之所以领据核销，用意何在，亦需深思。按政府各机关请用款项报销经费，均须取得适法凭证以为核销。行政院颁布之支出凭证处理要点第4条第1项订明「各机关支付款项，应取得收据、统一发票或相关书据」。该要点第2条并称支出凭证，系为证明支付事实所取得之收据、统一发票或相关书据。参酌会计法第51条规定，会计凭证中之原始凭证，谓证明事项经过而为造具记帐凭证所根据之凭证。同法第52条第2款，亦规定现金、票据、证券之收付及移转等书据为原始凭证之一。从而首长领据领取特别费时系表示特别费之收付、移转书据，自属会计法所谓之原始凭证，并为支出凭证处理要点之支出凭证。此亦经证人张哲琛、赵小菁、林秀风、周秀霞到庭结证：首长领据为原始凭证无误（见本院96年6月5日、96年7月10日、96年7月19日、96年7月31日审判笔录）。以领据之原始凭证核销，为合法之核销，且为会计审计单位所认可接受，复经证人彭淑芳、赵小菁于本院审理中结证无讹（见本院96年6月5日、96年7月10日审判笔录）。而证人即台北市主计处处长石素梅、张哲琛、周秀霞到庭结证：领据核销特别费二分之一，已经核销完毕，并无经费剩余问题在卷（见本院96年7月23日、6月5日、7月31日审判笔录）。

2、领据核销取代支出证明单之目的在授权首长全权自由使用所领得之特别费半数尤有进者，早在上述行政院主计处在62年将特别费改以得以领据领取二分之一时，当时审计部依审计法所制定、现已废止之「支出凭证证明规则」第3条已经规定「各机关支付款项，应取得受领人或其代领人亲自签名或盖章之收据；其因特殊情形，不能取得者，经手人应开具支出证明单，书明不能取得之原因，陈经主管人及机关长官或其授权代签人签名或盖章。前项收据如以指印、十字或其它符号代替签名或盖章者，经二人以上之证明，亦与签名或盖章生同等之效力。」，彼时之支出凭证证明规则，系针对所有政府机关核销凭证所为适用规定，就不能取得原始凭证之时，理应依照该规则之规定以支出证明单行之，然行政院却舍此不为，竟以函释方式免除特别费之适用，更进一步规范特别费半数均得以领据领取。若行政院改依领据领取之目的，在于公诉人所谓要实际支出而无法取得原始凭证时，则依前述支出凭证证明规则，行政院大可采行以支出证明单之方式要求首长具领另一半之特别费，如同行政院主计处自96年开始所采行之方式亦系要首长在无法取得凭证时以支出证明单代之。特别是行政院从62年起一再以函文强调得以领据领取特别费之半数，对支出证明单之部分毫不审酌。可见公诉人所持必须「实际支出」之理由，断非行政院主计处当时改弦更张之考量重点，行政院必有其它考量之重点。本院综观特别费之存在意旨，既有前述补贴性质，但初期又要严格审认支出，确有推行职务因时间地点难以取得单据或所接触对象根本不宜取得单据之时，遂以首长具名领据支领二分之一方式缓和，非但免除以支出证明单需详列支出明细及不能取得单据原因而仍受逐一检视之掣肘，甚至授与首长对因公支出之裁量权限、使用弹性享有充分统筹运用之决定权，如此特别费不致因申领门坎过高无法申领而形同虚设。

3、领据核销即在维持特别费实质补贴之属性之相同意见 证人张哲琛于本院结证称：当首长出具领据时，实际上已经完成核销程序，对于其支用会计审计部门，本于尊重首长之自主权不再加以追究（见本院96年6月5日审判笔录）。证人石素梅亦于本院结证以：领据核销二分之一特别费，而不以支出证明单核销，就是在尊重首长统筹使用的权限等语（见本院96年7月23日审判笔录）。台湾新竹地方法院检察署74侦字第2564号不起诉处分书以：「首长特别费之半数，得由首长自由支用，并不过问其用途，此无非国家对机关首长之特别酬庸」；行政院主计处95年11月30日对国务机要费及特别费制度之沿革及改进报告以：「50余年来，一向基于尊重、信赖首长、副首长，均由其统筹运用，采宽松弹性之认定，并未对其支用范围及内容作更明确的表列，此一作法已相沿成习，并形成行政惯例。各机关会计人员仅就凭证作形式审查，对于支用的内容及项目，则基于尊重首长、副首长职务需要从宽认定」、法务部于95年11月30日于行政院院会出具法律谘商意见：「首长特别费系基于首长、副首长（以下称首长）个人职务上的特殊性、尊崇性而编列的经费预算，由其『首长个人』单独支配使用，尊重其职务上的特殊性给予较多的方便性，具有较宽广的使用弹性，且因该等支出有偶发性、时效性、机动性、预支性等等因素考量，其目的亦在增进行政效能，在惯例上不作太多的拘泥与限制，主要因其担任首长职务，可能须额外支出费用」，亦均同本院特别费以领据领取之半数系供首长自由弹性运用之见解。

（六）领据领取特别费已经发生因公支用，并无「尚未发生」情事，更以非实际上支出为必要

1、审计部函文所指「尚未发生」之真正意义

斟以审计部92年11月10日台审部壹字第0920005036号函暨签呈载明：「审计部函审计部各厅、覆审室、所属各审计处室及第一厅各科，应密切注意：各机关首长特别费是否有于每月月初于尚未发生时即先领取并入帐之情事，请各审计单位于审核各机关送审凭证或办理财务收支抽查时，密切注意各机关办理情形。台北市审计处接获该函后以92年11月审计部台北市审计处复以92年11月19日审北处壹字第0920003269号函指示台北市政府各机关，应注意特别费「有无于月初尚未发生即先行支付情事」。然该二函所指之「尚未发生」，经本院依职权向审计部函询结果，以前开92年函文「缘系立法院于民国92年11月10日审查91中央政府总决算审核报告，会中苏委员治芬咨询有关特别费略以：据查有部分部会首长系于月初就直接入帐，根本没有实据或领据报销，是否恰当？请本部说明。本部纪录人员依其咨询意旨，即席记录为『各机关首长特别费，有于每月月初尚未发生及先行支领情事』。…鉴于上开规定（按：指行政院87年7月21日台87忠授字第05642号函），对于机关正副首长以检具或领据方式结报特别费之支领时间，并未做明确规范，为反应苏委员咨询意见，本部爰转达所属审计单位，请于审核各机关送审凭证或办理财务收支抽查时，密切注意各机关列支特别费是否有苏委员所称情事，…查前开『尚未发生』乙词，据苏委员治芬质询内容，其意似指：没有凭据或领据报销，月出就将特别费直接入帐」等语，有该部96年6月25日台审部壹字第0960004606号函在本院卷可佐。

2、「尚未发生」系指「尚未以领据或实据核销而将特别费先行入帐」

「尚未发生」一语，原系审计部在上开时地经立法委员苏治芬咨询时之「据查有部分部会首长系于月初就直接入帐，根本没有实据或领据报销，是否恰当」，该部人员所为整理后之记述，故还原「尚未发生」四字制作背景后，所得「尚未发生」应指首长没有实据或领据即先行入帐，了无疑义，足堪凭信。且以领据核销二分之一特别费部分，月初先行拨付入帐，嗣后再补以领据，参诸前开苏立委之咨询内容，亦非无可能发生。领据之原始凭证及支付凭证性质，表征特别费支出及收付移转之事实，亦即因公支出事项已经发生，证人张哲琛与林秀风均于本院审理中结证称：当首长以领据报销支领特别费后就已经支出掉等语（见本院96年6月5日、同年7月19日审判笔录）。公诉人以审计部此回复本院之函文是臆测，且若系如此，审计部人员遭咨询时何不当场答复云云，容有未洽。公诉人以被告及证人周秀霞、赵小菁、林秀风、沈励强等人于侦查中自行理解所陈述上述函文「尚未发生」之内容，而依此推论「尚未发生」是指未实际支出云云，则被告、证人均非当时函文制作背景参与之人，又非审计专业，自行文义解释所言自不足采为「尚未发生」之真正解释。

3、领据核销即已发生特别费因公支出之事由，不以实际之支出为必要

承上亦可看出，领据核销时，即表示特别费已经发生支出事实。职故，特别费乃就首长之因公支出所为个人补贴，其中单据列报之一半，受会计审计机关之紧密查核监督，领据核销二分之一，则授权首长判断使用，一经领据领取，即属公务支出事项已经发生，核销完毕，并无剩余款项可言，业如前述。以领据列报二分之一，已经因公支出完毕，且授权首长使用，是否公用之判断，使用之范围、对象、时间、数额，均尊重首长之决定，会计审计单位不再详究其详细使用之流向、项目，甚至实际上有无支出，均在所不问。此应即行政院当初采取领据列报而不以支出证明单之初衷。

（七）地方民意代表费用支给及村里长事务补助费以领据领取目的亦在广泛授权领用人使用，不问实际上有无支出之左证

1、地方民意代表之因公所需邮电费、文具费及出国考察费等参以内政部92年3月11日内授中民字第0920002220号函，「查『地方民意代表费用支给及村里长事务补助费补助条例』第5条规定，地方民意代表因职务关系，得由各该地方民意机关编列预算，支应其健康检查费、保险费、邮电费、文具费、春节慰劳金及出国考察费。直辖市议会议长、副议长、县（市）议会议长、副议长；及乡（镇、市）民代表会主席、副主席，由各该地方民意机关编列预算，支应因公支出之特别费。经查上项地方立法机关正副首长支领之『特别费』部分，同意比照行机关首长，一半实报实销，另一半条领；及地方民意代表支领之『文具费、邮电费』部分同意民意代表掣据或造具印领清册核销」，而对地方民意代表支领之文具费、邮电费，同意民意代表掣据或造具印领清册核销，其中印领清册之性质，依支出凭证处理要点第10条之规定，乃各机关支付员工薪俸、加给及其它给与，应按给付类别编制印领清册，堪认行政院甚至将本需检据核销之地方民意代表之邮电费、文具费等费用，当成薪俸加给直接核发，实际上支出与否在所不论。

2、村里长事务补助费

另行政院主计处91年5月31日处实二字第091003901号函以「查贵部（按；指内政部）89年8月28日台89字内中民字第0910004361号函以『有关地方民意代表费用支给及村里长事务补助费补助条例公布施行后，村里长事务补助费提列之村里办公费，仍由村里长具领不必检据，至由村里长事务补助费提列之村里办公费，其使用仍应依规定检据核销，已就村里长事务补助费及村里办公费应否检据乙节作有规范；另依上揭规定，村里长事务补助费中除提列村里办公费外，因可由村里长具领无需检据，自得采存入村里长个人账户办理』」，内政部91年6月19日台内中民字第0910005430号函亦再次强调依循上开主计处函指办理。是以，村里长需因公支出服务里民之事务补助费之支领，亦以村里长具名领据核销即可，且亦能直接汇入个人账户核发，事实上有无发生事务补助费之因公支出情况，并不干预。

3、领据具领原应因公支出费用，即在全权授权使用而不再过问实际有无支出及支出结果以上方式均是针对本具有因公支出性质之费用，广泛授

权领取人使用，而改以领据方式甚至直接以印领清册核发，不再过问详悉其使用之结果，自亦均足为领据领取之授权支领人自由调度使用之适例，以为地方民意代表及村里长之实质补贴，不再论究是否确有因公支出之邮电费、文具费、办公事务费之实际支出。既是实质补贴，则非领用人薪资之一部，无从为强制执行法规定之强制执行客体，自不待言，亦不能以该等款项不能强制执行而推翻其不具实质补贴之性质。

（八）公诉人实务上亦遵从领据领取之特别费半数流向不予介入追究

1、公诉人在本案共同被告余文以领据领取工作奖金却用为零用金部分，未追论实际有无支出及使用流向尤其，公诉人在本案共同被告余文以不实工作奖金领据支领特别费5万元零用金部分，起诉书亦以「因以市长特别费犒赏核销之会计程序至此已全部完成，故余文按月领得5万元后之实际支用情形嗣后均无从稽查」等语相应，公诉人显然知悉领据核销之会计程序完成其制度设计及意旨，不予介入查察，否则以余文中阶公务人员收入固定，公诉人何不以同一清算帐户方式，详究共同被告余文有无不正常收入入帐、上述5万元资金究否均支出使用于公务，应非难事。

2、公诉人在本院另案被告吴淑珍等所涉贪渎案件，就领据领取国务机要费中机密费部分之资金流向，亦未逐一详加探究另征以本院另案95年瞩重诉字第4号被告吴淑珍等所涉贪污案件，亦系由同一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黑金查缉中心负责侦办，其中之该案所涉国务机要费机密费部分，起诉书以「惟查总统府长久以来并未为总统编列一般行政机关首长所得运用之『特别费』（卷附之总统府预算书参照），所以惯例上均将国务机要费视同『特别费』处理，部分于月初即以领据领出，部分则须检具发票等单据始能申领等情，业据前总统李登辉先生证述属实。故『机密费』部分仅以『领据』而未检具单据领取，纵有违相关之审计法规，亦难认有刑法上违法性之认识，自不得仅因具领时未检附单据，即遽认有不法所有之意图。况讯之马永成与林德训均证称『机密费』每年用于三节犒赏文武百官之固定开销均达八、九百万元以上，另其二人亦坚称确有使用部分机密费『F案』等秘密外交等工作，已如前述。此外，此部分并无发票等书面资料可供查核单据之真伪，另经核对第一家庭成员之银行

账户往来明细，亦未发现每月请领机密费时有相对应数额存入之情形，故此部分亦查无具体事证足资证明有人犯罪，并此叙明。」（以上引自该案起诉书）。显见同属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查黑中心特侦组之检察官，对领据领取部分之特别费或国务机要费之机密费部分之实际流向，亦知悉应谨守不予详究追查支用情形之原则，而从宽采信被告等辩称因公支出之流向及对象。否则以现金领取特别费或国务机要费之机密费，即可因家庭成员之银行账户往来明细，未发现每月请领费用时有相对应数额存入，可免受详究，事理岂非倒置；纵使以现金方式领取，未于每月领得后账户旋有相应款项入内，亦可详查各该相关人士有无非属正常收入之金钱入帐。故足以观出检察官于实务处理上系遵循领据领用之特别费，授与首长使用，内部预算监督之会计、审计依例尊重，司法亦不欲介入干涉之原则。

（九）特别费之领据具领须领取人当时居首长职位而非已经实际支出为必要特别费为实质补贴，首长执行公务具有领取特别费之资格而以领据领取时，会计审计部门即授权首长弹性运用而核发。最高行政法院91判字第1857号行政判决，已陈明「特别费之支给旨在补助县市政府主任秘书因公所需之酬酢事宜，具有补助执行公务之性质」，同样亦认特别费有补贴性质。且本案仅系原告请求给付其调离主任秘书时之薪资时，该院认原告调离当时未实际执行主任秘书职务，而无从请求特别费之领据领取半数，与本院上开认定不相违。另该判决论述未细分条领及检据领取，亦未详酌历史沿革及数据认定特别费之属性，何况证人石素梅于本院审理中亦证以：「领取特别费当然是要有首长的身分，行政院对于特别费领用的时间点并没有规定」（见本院96年7月23日审判笔录）。公诉人持本判决论特别费非实质补贴，容难可取。

二、被告马英九以领据领取特别费既未施用诈术亦无使任何人陷于错误公诉人以被告以领据领取特别费半数时，佯为将来必为用于公务上支出，或已经为公务上支出，致负责审核之台北市政府秘书处会计人员赵小菁、孙蜀、庄美珍、谢鎙环、伍必霞及周秀霞陷于错误而核发云云。按公务员利用职务上机会诈取财物，以公务员假借职务上之一切事机，以欺罔手段使人陷于错误而交付财物为构成要件。因之行为人（公务员）必须施用欺罔手段或其它方法而图诈取不法财物情事，且致相对人陷于错误。若无施以诈术，或相对人早已了然于胸并未陷于错误，其交付财物乃系别有原因，仍无由径绳以该条款之罪责。

（一）被告马英九未施用欺罔诈术手段

本件被告马英九自87年12月起至95年7月止，每月以领据支取台北市市长特别费34万元半数之17万元，因特别费建置目的在补贴首长因公支用薪水之不足，且自62年起将特别费之半数改以领据具领，全权授权首长对因公事项之有无、对象、范围、支出数额甚至使用时间之判断，领据报销即已发生特别费因公支出之事由，同时已完成核销手续之程序，会计审计人员不再过问使用流向及详目等节，业经本院参酌行政院、行政院主计处、立法院、监察院及审计部相关历史函释，制度设计目的等而分析如上，被告以领据具领之手段，系本行政院之规定而来，又含有上开已得授权之特性，证人张哲琛于本院审理中证称：领据核销特别费并无预借款性质一语、证人即前台北市政府秘书处会计室主任谢鎙环于本院审理中结证以：领据领取后即代表整个核销程序已经完备，就算已经支出了，会计人员毋庸认定来日一定会支出一节（见本院96年6月5日、96年7月23日审判笔录），亦与上开定性相符。故此申领核销方式，即非欺罔讹骗之诈术方法甚明。又被告未曾指示于领据上盖章，亦从未主动填写领据申请特别费半数一事，业经证人即秘书方惠中、孙丽珠于本院审理时到庭结证属实（见96年7月3日审判笔录）。甚至证人即出纳人员刘静蓉、吴丽洳及赵小菁亦于本院审理中具结证以：一向主动按往例每月月底时候，会打印特别费领据，填写领据及黏贴凭单，送至市长室交给秘书盖章等语（见96年7月3日审判笔录）。尤其证人吴丽洳于侦查中结证：「所以我们就是承袭以前」、「所以我们不认定说他应该是因公或 是什么因私，我们就不知道。对，我是觉得应该是这样子说。」等语（见本院96年7月23日勘验笔录），堪认被告系沿袭依例被动领用具实质补贴性质之特别费半数，何来施用诈术之有。

（二）会计人员并未陷于错误

佐以证人赵小菁于侦查中结证：「（市长室的同仁，包括市长、办公室主任、秘书、随扈、余文等人，有没有通知你说不需原始凭证的一半市长特别费，当月市长已经因公使用完了而要请款？）没有人通知我，我都是自行先作业。（所以市长特别费领据列报的相关承办同仁、会计、出纳、验收人、组员或组长等人，即有在黏贴凭证上盖章的这些人，是不是都相信市长领了以后会做因公用途的使用？）因为我觉得特别费是首长的行政权，所以没有去想首长领到之后会怎么用」等语（见侦查卷四，第377页、侦查卷八，第233页）；证人孙蜀于侦查中结证：「（如果发现市长具领以后没有使用，你还会核准盖章吗？）如果有发现，我当然不会核章，但市长领了以后，他要如何使用是他的责任。」一语（见侦查卷八，第100页）；证人庄美珍于侦查中结证：「具领人必须秉诚信原则，如有不实应该要负不实的责任，我们相信市长。如果知道不实，我们就不会。我们基本上相信首长，如果首长盖了领据，他对领据要负真实性的责任。」等语（见侦查卷八，第56至57页）；证人谢鎙环于侦查中结证：「（如果相关承办同仁知道首长没有做因公用途的支用，应该就不会盖章核准？）因为我们只能就形式方面审核，无法就实质方面了解，所以我不知道这个问题要怎么回答。」等语（见侦查卷八，第77页）；证人伍必霞于侦查中结证：「（如果相关承办同仁知道市长没有做因公用途的支用，相关同仁应该就不会盖章核准？）我没有办法答复检察官如果的问题」等语（见侦查卷八，第253页）；证人周秀霞于侦查中结证以：「（所以有在黏贴凭证上盖章的这些人，是不是都相信市长领了以后会作因公用途的支用？）应该是，因为我们觉得首长不会做假，我们都会尊重首长。」等语（见侦查卷八，第31页），于本院审理中结证称：「（你认知该函的意旨，是不是说必须先有支出再无法取得原始凭证时，始以领据列报？）老实说我以前从未做这样的思考，特别费我都是以惯例来办理，如果没有违背报支的规定，我们都是据以办理」等语（见本院96年7月31日审判笔录）。由此足见证人等或系依例办理特别费领据核销、或形式审查，均尊重首长之使用权利，而不过问其用途流向，身为会计人员之证人等人非但未有误认之处，更无陷于错误之处进而核发特别费。则被告系依据行政院函示等规定以领据领取特别费之半数，会计人员亦依据此等规定，且依据授权首长之功能特性核发，被告既未施用诈术，会计人员亦无陷于错误，被告以领据领取特别费之半数，客观上已与诈欺行为未合。

三、被告以领据具领特别费半数之初，并无为自己不法所有之意图

再按贪污治罪条例第5条第3款之公务员利用职务上机会诈取财物罪，性质上仍属诈欺罪之一种；故而应以行为人（依据法令从事公务之人员）有图为自己不法所有之主观犯意存在，并表现于外，在客观上有利用其可乘之事机而使相对人陷于错误致交付财物，以遂其获取不法所有之犯意为目的者，为其构成要件。而所谓行为人为自己不法所有之意图，必须于其领取款项之初，主观上即已认知形成具备，始足当之，此亦系我国最高审判机关向来所采之见解。今被告以领据请领特别费之半数，系依行政院相关规定请领特别费，而该特别费又有补贴首长因公支出，且全权由首长使用，是否因公使用之判断，使用之范围、对象、时间、数额，均尊重首长之决定，会计审计单位不再详究其详细使用之流向、项目，甚至实际上有无支出，均在所不问之属性，详如前述，被告于申领肇始系在取得对自己薪资以外之实质补贴，自无所谓为自己不法所有之意图存在，且乏公诉人所谓被告主观上系日后未全额支出之打算（92年12月之前）及无全额支出之事实（93年1月以后）之故意而领用，亦非公诉人所言被告自始就无支用特别费之打算。

四、被告领得之特别费半数汇帐后已经混合为被告金钱动产之一部，依法所为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并非意图自己不法所有被告以领据领取特别费之半数后，该依行政院主计处89年12月20日台处会三字第16924号令修正发布之「内部审核处理准则」第22条第10款规定「零用金以外之支付方式以直接汇入受款人金融机构存款账户为原则」而汇帐入款之金钱，因金钱之债本具有不可分性，一旦进入被告账户，即已混合成为被告所有金钱之一部，按诸金钱之债之特性，无从分别彼方为特别费此方为被告其它金钱动产。而依84年7月22日修正颁布之公职人员应财产申报法第2条第8款规定，被告属依法选举产生之乡（镇、市）级以上政府机关首长，应申报财产。所应申报之财产则按该法第5条，包括不动产、船舶、汽车及航空器；一定金额以上之存款、外币、有价证券及其它具有相当价值之财产；一定金额以上之债权、债务及对各种事业之投资等。被告以领据所申领特别费之半数，既已混合成为被告财产之一部，被告依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申报，系属公务员依法申报之义务，且遍查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亦无须注明所有财产来源所得之规定，而领据申领之特别费半数又已经混同为被告金钱之一部，被告申报财产纵未注明特别费，要与意图为自己不法所有无干。

五、特别费本属实质补贴而非个人薪资所得，与被告财产混合后，自无申报所得税问题

（一）财政部曾将首长特别费视同主管特支费规定免税又特别费固经财政部66年08月11日台财税字第35323号函以「各机关首长在核定经费预算内『一般行政总务及管理--特别及机密费』项下领据列报部分，依照行政院台(66)忠授字第三二七四号函说明，系因公支用，应依规定检具凭证或首长领据列报，核非属个人所得，应免纳所得税。」等语，然本函之起源，系财政部66年03月30日台财税字第32062号函：「本修

正所得税法第四条第五款规定，其中有关公、教、军、警人员所领政府发给之特支费免纳所得税，所指之特支费，包括机关首长之特支费以及各主管于薪津项目内按月支领之主管特支费。」，然当时之相关法规及函示，并无所谓之首长特支费，此经证人石素梅、林秀风于本院结证甚详（见本院96年7月23日、同年7月19日审判笔录）。则制度上只有首长特别费，显见财政部已将特别费列入免纳所得税之范围，而之所以免纳所得税，无非系军公教警人员劳务所得部分作例外规定，益见财政部当时亦就首长特别费视同主管特支费（即现在之主管加给，见财政部76年10月5日台财税字第761187694号函）看待。然台湾省政府财政厅66年6月1日财税一字第04290号函又请示财政部「各机关首长在奉定经费预算内『一般行政总务及管理-特别及机密费』项下领据列报之特别公务费，可否依照钧部66年03月30日台财税字第32062号函释特支费之规定免纳所得税」，赋税署先以内部签注要求该部会计处解释所谓「一般行政总务及管理-特别及机密费」一项之性质，签稿先以前述行政院66年6月22日（66）忠授字第3274号函，并称「各机关在该项『特别及机密费』项领据列报之费用，似仍系用于『因公招待及馈赠之需』，非属个人所得，似可免纳所得税」，才于66年8月11日改发上开函示（见侦六卷第9至14页）。

（二）财政部仍肯认领据领得之特别费半数不论实际上是否支出，纵与首长个人金钱混合，亦毋庸课税之实质补贴属性是以，应系领据领得之特别费半数部分，与领得人所有之金钱动产混合后，所生是否仍应纳税所生疑义。此函仅就因公支出性质非属个人所得为免纳所得税之依据，对领据领得之特别费半数实质是否支出在所不论，换言之，以领据具领后，即论为因公支出，仍属维持行政院一贯向来保持授与首长支用特别费半数之自由，领得之特别费纵已与首长金钱混合，依前述本院认定之特别费补贴性质，亦非为个人所得，自无庸缴交所得税负。被告未将之列为所得申报，要属合法合理，公诉人以被告之辩解，被告当应将领得特别费列所得税申报云云，即无所据。

六、特别费编于预算业务费项下，行之有年，并无改变其实质补贴之本质特别费虽于预算上编为业务费项下，并于预算书上说明为因公支用。然参诸卷附台北市政府秘书处88各项费用明细表及88至95岁出计划提要及分之项目概况表（见侦查卷一第269至276页），业务费项下除特别费外，尚包括，印刷、加班值班费、外勤交通费、其它邮电及材料、外勤误餐及交通一般事务费预算书之业务费项目，其中加班值班费88之后改列为人事费，且卷附台北市政府地方总预算编制作业手册（见上开侦卷第277页以下）或称特别费凡因公所需或称凡机关因公所需，被告市长日理万机，是否知悉此等经费支用说明档，已非无疑，纵有见及，亦与其所供知瞭特别费因公支用并不违背。尤其特别费虽编于业务费项下，但综观所有业务费，仅有特别费系针对特定首长个人所编列，其特殊性质不言可喻，且虽编于业务费项下，此乃行之有年之事，何况证人张哲琛亦就在预算编列亦有节制各机关支用不一之寓意，是亦未生特别费实质补贴特性之丝毫改变，公诉人认被告明知特别费为业务费，自无实质补贴之认识云云，尚乏推理上之关系。

七、领据核销之特别费半数，已经核销完毕，毫无剩余问题检察官举以审计部95年11月3日台审部一字第0950007855号函及审计部96年6月25日台审部一字第0960004606号函，认特别费系预算经费，系公款，会计结束后，实际上经费未使用者，系公款之剩余，当然应缴回云云。

（一）行政院主计处早在91年即就领据核销无剩余款缴回问题，检据核销才有之惟观诸行政院主计处对具有同样性质之领据领取村里长事务补助费，行政院主计处91年05月31日处实二字第091003901号函以：「另依上揭规定，村里长事务补助费中除提列村里办公费外，因可由村里长具领无需检据，自得采存入村里长个人账户方式办理，至村里办公费部分，则可由村里干事具领或直接汇入村里办公处于金融机构设立之专户，并应于支用时检据核销，终了时，如有节余款项应予缴库」，早在本案案发前四年已明白说明村里长事务补助费以领据具领部分，无余款缴回之适用，检据核销村里办公费部分则有结余款与否问题。

（二）审计部于本案起诉前亦持相同意见

另审计部复于96年1月4日台审部一字第050009013号函函覆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询问特别费有关事宜之法律意见：「上开条领特别费部分，系于首长出具领据，经内部人员审核及相关权责主管核章后，依规定完成付款作业，即完成结报手续，各机关并于相关会计帐表列为正式支出，至如有剩余款之后续处理，行政机关向未作任何规定」（见侦查卷14第250页）。另佐诸本院调阅之87年至95年之「台北市地方总决算审核报告」，当中审计部从未于每年之审计报告中，指摘台北市政府各机关首长及副首长于领取、核销特别费之过程，有何违法或不当之处。审计部更从未要求以领据核销之特别费应记帐，如未用完须办理结算、缴回。

（三）行政院主计处及审计部人员亦均认为领据核销无剩余款问题

观诸证人行政院主计处第一局局长陈瑞敏于侦查中结证：「目前对于请领的时间并无规定，亦未要求其记帐，数十年来已相沿成习，并形成行政惯例」、「首长凭领据领的半数特别费这一部份，因为一经首长出具领据支领，并经审计部审核后，即完成经费核销，故无经费剩余问题」（侦查卷4第5-6页）。另审计部第一厅科长王丽珍于侦查中证以：「以领据列报之特别费，只要首长签具领据，经会计审核完竣，依规定完成付款作业后，该笔支付即完成核销的程序，就没有剩余的问题。」等语（见侦查卷9第264页）。

（四）领据核销完毕无所谓剩余缴库问题，即不问实际支出情形，自与贪污犯意无涉，更无违背预算执行义务而损害机关之处准此，领据领取之特别费半数，因前述授权首长之考量，领据核销即核销完毕，预算亦执行完毕，而无剩余问题，公诉人径谓被告明知特别费有剩余，竟于会计结束后，未将剩余之特别费缴回市库，被告有贪污诈领犯意云云，已属无稽。公诉人所指上开审计部二函释，已与案发前历来之主计审计见解不同，尚难凭采。领据核销完毕已无剩余款，预算业已执行完毕，而被告以领据核销特别费半数完毕，预算亦已执行，自无受机关委托预算执行而未执行之处，且此部分既由首长自由决定支出，不再详究实际支出情形，不但被告领用后自由运用之任务，毫无可能违背，客观上机关本系在核发供首长弹性运用且具实质补贴之特别费，本身当未受有损害之处，被告主观上亦依规定领用而无为自己不法利益或损害机关利益，公诉人再以被告涉有背信罪嫌云云，诚有法律涵摄之不当。

八、被告无主观犯意之认定

（一）台北市政府主计处89年11月17日新闻稿固以：「针对市议员所提市府首长收入排行榜，因其中特别费非属首长之收入，应予扣除，主计处特予说明澄清」、台北市政府秘书处提供「台北市长支薪标准与福利」载明：特别费系因公所需之招待馈赠等费用，应核实报支，并非市长薪资之一部分」等语，均与特别费法定薪资外之实质补贴性质不悖，且主计处之新闻稿经证人林秀风、石素梅于本院审理中结证：并未询及被告如何制作，亦未于事后告知内容等情（见本院96年7月19日、96年7月23日审判笔录），当可相互映证。

（二）公诉人又以被告于89年11月9日、92年11月10日在台北市议会接受前市议员王世坚质询之应答推论，被告对于特别费，需因公支用，其报支手续，以检具原始凭证列报为原则，倘有一部份费用确实无法取得凭证，得依正副首长领据列报，但此项领据列报数额，最高以特别费半数为限，其至少在本次质询过程中应有所悉，并非如其事后所辩毫不知情、甚至误认为私款云云；以及被告对于特别费预算编列的科目与使用范围与方式知之甚详；且被告于此次质询中，对于其「主观认知」的加班费与特别费之科目及使用方式不同，当场提出反驳，更能左证其辩称私款之不实云云。然被告前者之质询中应答，至多仅能得知被告对特别费为因公支用，且被告对领据核销之因公支用项目非全然知悉，未能得出被告知晓为公款，而后者之质询也无法推出被告将领据领取之特别费半数视为公款。何况何谓「公款」，遍观全卷及起诉书所载，均未见公诉人有明确定义，本院详参贪污治罪条例第5条第1项第2款仅规定「诈取财物」，无如同条例第5条第1项第1款之「公款」用语；甚至须「因公支用」之款项，亦非当然属于「公款」，盖「因公支用」一旦如特别费领据核销之半数、村里长事务补助费或地方民意代表之邮电文具费般，已经授权领用人自行判断，自与「公款」与否无涉。

九、被告未曾如起诉书所载之自白特别费为公款情事

（一）起诉书理由栏所载被告于95年9月12日侦查初讯自白知悉特别费为公款部分，经查：被告于该次侦讯针对公款部分之回答仅有「（既然这样，依你的认知，特别费是业务费的一种，如果没有用完，是不是需要退回？）如果认为是公款，没有用完要缴回，应该要改变制度采用必须核销的方式，要作支出明细说明用途，我引用台北市政府在95年11月10日府秘会09505636000函给审计部台北市审计处，认为领据列报之特别费数额，即为支出之数额，自无剩余问题，这是在月底具领的时候设计是这样。（见侦查卷一第290页）」、「特别费拨入我的账户，我们一直使用在招待、馈赠、犒赏，我们没有算有没有用完，实务上也是采取多不退少不补，如果有报帐或剩余缴回的要求，应该要事先讲，要建立细帐，没有用完，公款没缴回，就是我的错，现在没有事先作这样的要求，我们老老实实的来作，反而被认为贪污，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接受，因为我没有这个犯意。」等语（见同上侦卷第296页）」。

（二）以被告回答之全般语意，均系就「假设」为公款回应，且细查全部笔录，被告均未就知悉特别费系公款为自白之语意，起诉书径行认定被告已经供承云云，与笔录记载不符，已有自行擅自铨释被告供述而曲解之嫌，况且又有上述「因公支用」与「公款」之歧异，起诉书认定被告自白公款，不能凭采。至被告于案发后经市议员所为质询之答复或媒体之访问，被告之认知已经有所重新组合思考，亦已经非属当初被告领取特别费半数之意，自无关连性，毋庸采撷。而被告迭于检察官侦讯时否认特别费为变相加薪薪水之一部或个人所得，仅供称公用或公益之用途，确与特别费之前开实质补贴性质相符，无从推论被告有何曾经自白特别费为公款或推论被告明知此系为公款。尤其特别费以领据核销之半数，属实质补贴而全权由首长统筹使用，已如前述，被告主观上认知为公款或私款，不但未能影响该已特定之属性，更无法导致被告有为自己不法所有意图之结果。

十、领据核销特别费半数并无告知支用情形之义务，与消极诈欺无干特别费以领据具领之半数，即已核销完毕，汇入首长账户，已经与首长所有之金钱混合，无从分辨，且首长本即有自由使用该特别费之权，是被告将入帐之金钱，转存至其妻周美青账户，既因金钱混合无从辨识，且其本有全权运用自己现金之权，难谓有何故意明知不使用特别费不执行预算而诈领之处。另公诉人所谓被告系以消极诈欺手段云云，首先诈欺须先于取得款项之初有为自己不法所有之意图，本件被告系以领据具领特别费半数之实质补贴，依法请领核销，并无为

自己不法所有之意图，俱如前悉。再者消极诈欺行为人必先具有告知义务，被告系领取经授权自己自由使用之特别费半数，领据核销即已完成，不须制作帐目支用情况，会计审计单位根本不过问使用情况，被告并无告知如何支用此半数特别费之义务。反观公诉人所指之公立医院医师不开业奖金，系鼓励医师专心致力医院事务而设，如已在外开业自应告知，而不得领取，否则即有诈领之嫌，不开业奖金之性质与领据领取之特别费半数，就有无告知义务而言乃天差地别，公诉人任意比附，亦不足取。

十一、领据核销特别费之半数由首长自行支用不能再予过问，公诉人追究被告全部得特别费扣除特别费支出，无论结果为何结果，均不能据此被告诈领财物领据核销特别费之半数，即已核销完毕，目的在使该部分特别费授权首长使用而不过问之支出流向，以维持实质补贴之属性，已经本院强调再三。则公诉人罔顾上开特别费之本旨，以清查被告其该收受特别费之薪资账户所有支出、前述薪资账户以外之所有账户之支出及所有未进入银行账户之收入及其支出情形，将被告任职起至案发时止之领取特别费减去公诉人自行认定属特别费支出而清查，不惟欠缺金钱具有消费性、不可分性，已经混合之被告所有金钱已无法辨识之法律性质认知，自不能以所存在之账户论定被告金钱支出之性质，否则，以所得税核课为例，纳税义务人岂非均能以非薪资账户内之金钱并非薪资所得，而主张毋庸缴纳税捐？公诉人以所存在之账户定义被告金钱之性质，有法理之不备，且以特定账户之支出认定支付目的之荒诞，更有漠视特别费实质补贴供首长弹性运用本旨，而任意行使司法权介入，不论计算结果如何，均不能以此推算方式臆测被告领款之始有何为自己不法所有意图诈领特别费。

十二、被告实际上确于首长任期内已因公支用完毕所有以领据核销之特别费半数公诉人未能查明特别费之实质补贴，领据领取半数乃授权首长自由调度使用之特性，任意以司法权介入查帐，推论被告涉犯贪污罪行，为本院所不采，俱如前陈。然公诉人既如此巨细靡遗追讨，不妨用以参考被告实际上究竟有无用为「因公支出」使用。

（一）特别费之「因公支出」本即包括公益捐助首按特别费本得用于外宾、耆宿之馈赠，或爱国、慈善团体等公益事项捐助，已经行政院于40年时说明在案，公诉人称从宽认定被告公益捐助亦属特别费之因公支用，然观诸上开行政院之阐述，并非公诉人给予之荣典，合先叙明。

（二）特别费有无实际支出，应由被告担任首长任期内，全部所有金钱有无实际因公支出为观察既然被告特别费领取后已经混合，均为被告所有之金钱之一部，被告可自由处分其所有金钱，自能随意决定支出，不因从何账户支应而有不同。又特别费有实质补贴，首长自由弹性使用不受任何限制之特点，被告特别费实际有无支出，是本院认被告有无实际因公支出，应由首长「具有首长身分」始能领用之定义出发，以首长任期内所有金钱使用判断，认定特别费实际上有无支出，始能既不悖金钱之特性，又与特别费之实质补贴且尊重首长之决定，会计审计单位不再详究其使用之流向、项目，甚至实际上有无支出，均在所不问之性质相合。

（三）起诉书认被告自87年12月至95年7月止共领得领据核销之特别费半数金额为15,304,300元，公诉人已经认定此段期间之特别费支出为,129,073元。然被告于： 1、88年11月1日之九二一震灾之一月所得捐款150,000元。

2、于88年2月22日捐助给财团法人大道文教基金会筹备处之12,000,000元及台北市立安社会福利基金会（起诉书误载为台北市立社会安福利基金会）之13,000,000元；88年3月1日捐助给大道文教基金会筹备处之712,600元；92年1月10日捐给新台湾人文教基金会之10,000,000元及台北市敦安社会福利基金会之10,000,000元；92年2月17日汇给中国国际法学会之300,000元；92年7月24日汇给法治斌教授学术基金之500,000元，以上五笔共计46,512,600元。3、88年1月22日捐款1,196,877元给联合劝募协会（由邮政划拨账户支出）；88年1月28日捐款1,000,000元给指南法学基金会（其中600,000元由国泰世华账户支出，400,000元由邮政划拨账户支出）；92年1月8日捐款100,500元给联合劝募协会，共计2,297,377元。4、88年1月起至95年7月止陆续捐款给云门舞集文教基金会等单位计111笔共1,611,810元。5、95年11月17日计捐赠12笔共600万元，95年11月22日计18笔共捐赠560万元。6、88年1月起至95年7月其它现金捐款部分，共60笔，金额合计为907,162元。

以上捐款各情，业经证人诚品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台北所所长周志诚于侦查中具结证称：其查核被告确有上开捐款在案（见侦查卷四第97至102页），并有该会计师事务所协议程序执行报告书一册附卷可佐，起诉书对上述被告1至5之捐款亦予肯认。是被告自88年1月至95年11月其任职台北市长期间共有公益性捐赠63,078,949元，远已超过其领得实际领得特别费领据核销半数之总和5倍以上。

（四）公诉人一再以被告捐款时并需要以特别费支出为主观认知始能列入，已经不合金钱之债之特性，俱详前述，而被告之台北市市长竞选捐款或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所发给之竞选费用补贴款，依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45条之

4、第45条之5，均得为被告所有，与被告其它所获之市长薪资或之前担任国民大会代表薪资，均为被告所有金钱之一部，无从分离，被告自得自由收益处分，其主张其所有金钱之支出为特别费实际支出，均非法所不许，而堪采信，是被告支领特别费半数，在「任期内」实际上早已花用殆尽一空，至属灼然，自无从由公诉人错误之计算方法率尔推认被告有诈领财物之贪污或损害机关之背信行为。

十三、公诉人于辩论终结前提出之证据因待证事项已经明了不予调查

公诉人于本院96年7月31日辩论终结当日始行提出之补充理由书（12）所列之编号66「95年6月22日三立新闻大话新闻节目电话访问是政府新闻处长罗志成之勘验笔录及光碟」，以及编号68「被告接受媒体采访时关于其使用特别费之表示光盘及译文」，待证事项均为被告对特别费之主观认知，惟公诉人早就同一待证事项已经提出补充理由书二编号第20至22，有关被告于案发后接受媒体访问之非供述证据，此部分亦经本院调查详悉，是待证事项已征明了，而无再调查之必要，依刑事诉讼法第163条之1第2项第3款规定，此二证据之声请应予驳回。

柒、综前所述，本院认为我国之特别费制度，立意即在补贴首长因公支出薪资之不足，但又虑及逐一检视单据核销，将使此制度欠缺弹性形同虚设，遂自62年起改以一半检据严格审查因公支用状况、一半以领据核销，首长无须记帐、决算而广泛全权授权首长自由使用。首长任职期间，一经领据核销，即属因公支用事实已经发生而合法核销完成，预算已经执行完毕，亦无剩余款之问题，更不问实际支出情形。故领据核销半数特别费，确系在维系特别费乃首长法定薪资外之实质补贴属性。被告马英九依行政院规定领取领据核销之半数特别费初始，主观上既无萌生为自己不法所有意图，亦缺为自己利益或损害机关之意图，客观上显乏使用任何欺罔不实之诈术方法使任何会计审计人员陷于错误而核发之举措，机关更无损害之处，而与诈领财物、背信之构成要件显不该当，尚难以贪污、背信罪名相绳。此外，复查公诉人全般作为未能举以其它积极证据说服本院足证被告确有所指犯行。不能证明犯罪，揆诸首揭法条规定及判例旨趣，应为被告无罪判决之谕知，以昭公允。

据上论断，应依刑事诉讼法第301条第1项前段，判决如主文。

本案经检察官黄惠敏、侯少卿、周士榆到庭执行职务

中

华

民

国

年 月 14 日

刑事十六庭审判长法 官 蔡守训

法官徐千惠

法官吴定亚

以上正本证明与原本无异。

如不服本判决，应于判决送达后10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