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汉语国际传播的大众化

试论汉语国际传播的大众化（共9篇）

试论汉语国际传播的大众化 篇1

汉语国际传播研究,一个新兴的汉语国际教育研究领域

从第5期开始到第2期,汉语国际传播笔谈已连续举办了4期.国内外汉语国际教育领域的.34位著名专家为笔谈奉献了思想精华.

作 者：吴应辉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北京,100081 刊 名：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YUNAN NORMAL UNIVERSITY TEACHING AND RESEARCH ON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EDITION 年，卷(期)：2008 6(2) 分类号：H1 关键词： 

试论汉语国际传播的大众化 篇2

汉语日益成为一种在全球范围内活跃的国际语言,一方面是中国国际地位越来越突出,对外影响力不断加大的结果;另一方面是世界大家庭对中国经济文化成就认可度提升的体现。在跨民族的语言接触和文化交流中,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语言文化产品的认可甚至认同,既可能是缘于情感上的亲近,也可能是以价值观为基础的理性选择;也就是情感与理智在面对语言文化接触时发生相适的结果。就汉语国际传播而言,这两个因素不是独立于传播行为之外的不可控因素;事实正好相反。由于它们是接受者语言文化观的构成基础,而观念作为一种受外界事物及行为影响形成的意识,与主体的认知经验紧密关联,因此,它们是能与传播行为实现互动的。在双方语言接触与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彼此顺应与合作,具有决定全局的作用,尤其应当受到传播方的重视。

顺应即适应,是以一方为主体,另一方做出积极适应;借助一定程度的同化作用,对双方接触效果进行调节,以增强彼此融合度。顺应的本质不是屈从于一方,而是促进双方的彼此认同。从语言传播的角度来讲,传播就是双方的互动行为,二者的相互适应与融合效果决定了传播的实际效果。这一点对于传播方来说,更应成为一种指导思想。具备顺应意图、采用适应性的传播方式,具有深刻的战略意义,是传播活动必须考虑的一个行为基础。比利时语言学家耶夫·维索尔伦(Jef Verschueren,1999)从交际意图出发,把人们对语言的顺应性选择定质为“语言使用环境和语言结构选择之间的相互适应”。顺应的实际行为,一方面发生在语言结构和最终使用状况上(如语言普及范围与层次、使用者身份、对语言的需求及价值定位、语言用途等);另一方面则在推动语言流动的策略层面展开。因此,我们对汉语国际传播中顺应性需求和本质的理解,必须着眼于汉语在传播中和传播后形成的存在状态,以及汉语传播适应性的策略这两个核心。只有抓住这两个核心,科学定位传播方式和传播效果,才能为提高汉语在特定语境中的适应力、取得良好传播效益打下坚实的基础。

如果以上认识成立,我们在对汉语国际传播的国别化、地区性实践中,就务必以顺应目的语境,尤其是适应接受方的语言文化观作为行动指南,重点做到顺应传播地区和受众对待传播语言的态度与实际需求,从而实现汉语作为被传播语言的生存空间的拓展。本文以东南亚地区汉语传播实情为基础,对以上设想展开实证研究,以证实语言的传播同接受方的语言观及语言价值的认同上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二东南亚汉语传播总体格局

(一)地区文化局势同汉语传播环境之间的历史发展关系

从历史发展来看,东南亚国家的语言政策曾出现过三种主要类型:(1)尊崇宗主国语言;(2)实行单一语言政策,强化本民族语言;(3)多元化语言政策。总体上看,本地区语言政策的大致轨迹是:最初突出语言地位的政治性,后来强调语言的文化交流意义,从单一重视英语教学,逐步开始重视汉语的实际地位。

上世纪中期数十年,世界各地的民族解放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经受过西方帝国主义殖民的绝大多数地区相继独立,各地政府和民间都对宗主国表现出较为强烈的抵制反应,民主意识、民族主义情绪一度高涨。这种社会意识形态比较多地作用于当地民众对宗主国、甚至异族语言文化的排斥上。例如,印尼政府曾提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言”的主张,规定以印尼马来语为官方语言,对华人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尤其是华语,也就是本地汉语进行大规模限制。华文学校关停,华文课程取消,汉语在公共场所被禁止使用,华文传媒机构或被勒令停业,或因市场萎缩而被迫歇业倒闭,就连华族人的姓名也被倡议改与他族相近或相同。这在东南亚地区不是个别现象,印尼、缅甸、越南、柬埔寨等国压制汉语最甚,国民教育体系中的汉语教学几乎曾遭全面撤闭;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为代表的国家对汉语教育也进行了严格控制。这种自上而下的政治高压和文化禁锢,使汉语在当地的实际地位大幅下滑,国民对汉语及华人文化的认知力减弱、认可度降低,华族同胞对汉语的自我认同和华文化认同也跌至低谷,几代华人(多为两代)失去了接受正规母语教育的机会。表面上,官方态度和文化局势剥夺了汉语的社会地位以及与体制同化的权利保障,实际是深度压缩了汉语文化传播的空间,从意识形态上直接干预民众对汉语形成良好的价值观,破坏汉语及其代表的中华文化应有的正面形象,造成了汉语本地化传播、发育的层层屏障和顽固穹顶。

随着各国民主改革的深入、民族政策的逐步开放以及同中国外交关系的改善,各国政府在上世纪的后三十年里相继放开了对汉语教育的限制,也允许当地华人社区、社团根据自身需要,遵照政府规定和市场规律(周倩,2015),开办一些华语产业实体,如华文学校、华文报刊、华文杂志、华语电视、华语电台等。宽松的华语环境大大提振了汉语在当地的生存活力。汉语开始体面地走进学校、课堂,走近百姓。并且,在一些公开或非公开的倡议下,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和公务人员开始学习汉语,甚至成为熟悉汉语文化、对华友好的精英榜样。

再从外部来说,中国这个近邻在改革开放以后,连续三十多年取得令世界瞩目的经济成就,如今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同周边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东南亚地区)的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区域内的国际影响力无与伦比。中国同东盟国家的战略合作、战略协作等伙伴关系也逐步升级。

良好的国际政治环境、地区间的经贸合作关系,形成了更加立体的文化传播模式,为汉语的传播和地方化发展提供了优质的环境条件和持续动力。更为关键的是,外部国际关系的友好氛围,促使汉语和中华文化获得了更多的进入当地社会的路径,更有利于改善民众的汉语认知热情和对华态度。

(二)以进入国民教育为标志的多模态主流化传播

本地区汉语文化传播得到改善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汉语纳入当地国民教育体系的程度大大增强。如果将一个国家或地区内的文教体系比作汉语传播本地化发展的平台,依据联合国经合组织和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提供的数据(2014),汉语依靠教育体制的有利环境,实现本地“着床”和“模因”(即文化基因)增长已经比较显著。

在东南亚地区,汉语传播在依托国民教育体制化改革的有利条件下,进入当地社会生活主流体系。不过,其融合路径并非千篇一律,而是在顺应不同地方文化和社会生活、形成合作态势之后,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可称之为“多模态”的主流化传播,其主要类型有:

(1)政府和民间共同推进,以泰国为典型代表。泰国汉语教学自1992年取得合法地位以后,在短短一二十年中,就形成了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甚至学前教育全覆盖的立体化汉语教学体系。全国6700万人口,汉语学习者逾86万;近年来,汉语热潮有增无减,泰中留学合作项目大幅增加,高层次人才培养重视加大,更加推动了汉语的深度传播,其中主要得益于政府根据民间传播需求所做的顶层设计(吴应辉等,2012)。

(2)政府主导推进,以新加坡为典型代表。新加坡是东南亚国家中华人公民比例最高的,新加坡政府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长期执行英语为导向的语言文化政策使绝大部分国民失去了民族、种族和文化归属感,于是着力制定措施调整双语政策。比如,提高汉语的社会地位,鼓励使用汉语作为工作语言,鼓励使用汉语作为第一教学语言,鼓励各级院校开设汉语和中华文化课程,大力培养高层次汉语人才,加强组织或参与同汉语文化相关的国际文化生活。

(3)民间推动政府进行汉语政策改革,以马来西亚和越南为代表。作为东盟国家中连续6年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国的马来西亚,民间跨境商务非常活跃,政府受当地华人社团影响很大。在华人社团、商会和其他民间团体的呼吁与影响下,政府授意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从小学到大学阶段完整的汉语教学体系。相比之下,越南与汉文化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文字改革中与汉字有着深刻的“断脐”史,但民间汉语文化根基深厚。而且越中边界线长,边贸活动频繁,百姓生活离不开汉语这种交际工具,汉语体现出很高的实用价值,汉语人才需求量大。为此,越南政府越来越重视汉语人才培养,在40多所高校开设了中文专业,或将汉语作为第二外语,个别学校还设置了汉语语言文学或汉学研究的硕、博专业(梁茂华,2014)。

(三)多语共存现实下汉语的价值认同与接受动因

尽管汉语在多数东南亚国家获得了很大程度的接纳,但从传播质量和实际地位来看,距离理想状态仍有很大差距。有学者(王宏忠,2010)曾对部分地区做过专门的汉语使用情况调查,形成了更多理性的看法(如表1)。

从表1可以看出:1)汉语在部分非母语地区的普及程度整体上确实不高,影响有限;2)即使在同一语言区(如菲律宾语地区),汉语传播的效果也会在不同地区存在较大差距;3)汉语标准普通话的传播是伴随着地方性语言变体和汉语方言传播发生的,有时后者甚至比标准汉语更具有地方优势,接受度更高,与当地人民的生活更加密切,影响力也更大。

综合各国语言实情的调查(国家汉办提供的汉语本地化教学数据)可以看出,东南亚各地的汉语传播基本都面临着类似复杂的多语环境。客观来讲,多语环境越复杂,接受者对语言的选择面越广,被传播语言实际和潜在的传播领域被分流的比例便可能越大,而面临的语言价值考验也越大,其流行程度也更容易被来自其他语言的压力抵消。语言间激烈的竞争成为长期存在的客观事实。

在如此复杂的语言文化背景下,为了弄清汉语学习与使用人群对汉语功能的认知,我们通过另一项语言调查进行深入了解。该调查将102名受试按不同学龄段进行分组,考察他们汉语学习的主要动机,并了解他们对汉语现实功能和价值的看法。

研究发现,在以华裔为主的本地汉语学习群体中,中低龄阶段的人群学习汉语主要出于家族长辈的期望或要求,如传承祖籍的母语;或出于非实用性、主观好恶或精神上的选择,如语言时尚度的主观判断、缘于个人喜爱等;而高龄阶段,学习者的实用性目的增强,现实动机占据支配地位。这说明学习者对汉语的接纳和理性认知越来越偏向于汉语所带来的现实效益,并特别看重语言对个人的“知能”建设作用。这里的“知能”是一体化的人才素质,“知”指知识、阅历、见地、眼界等智力和心理的认识积累;“能”指生存的技能、生活的能力和创造的能力,是人主动参与事物运动,进行改造或建设的行为能力。检验一个社会人“知能”变化的显著领域,就是生存职场和现实生活舞台。如果掌握一门语言能够转化为有利于个人的现实资源,促进自己“知能”上的长进,提高应对职业发展和生活境况的能力,学习主体便愿意主动去选择学习。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非实用性目的”,无论在低年龄层还是高年龄层人群中,都是位居前列的汉语学习动因。非实用性目的,包括学习者对诸如荣耀、时尚、兴趣、成就感等行为效果怀有的心理期待。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它们有别于生存保障、职业保障等务实的自我安全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偏向情感与归属上的需求、尊重的需求和对精神层面达到自我满足与突破的需求,是心理、情感和精神上主观选择的结果。因此,学习者所持的非实用性目的同样代表了他们的某种价值取向。它虽不一定是学习者选择学习对象的首要原因,但反映了他们内心更高层次的心理期待。这一点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从该调查项目来看,这部分汉语学习者对汉语所能实现的精神满足与价值追求是十分认同的。因此,汉语传播者应该因势利导,顺应学习者的心理动机和精神追求,找到语言发展同接受对象的自我实现之间形成交集、甚至发生重合的途径。

(四)基于市场调节功能的语言传播条件认识

通过多个侧面对东南亚汉语传播所做的调查,我们对区域化汉语传播的特点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首先,汉语在一个地区内的推广和受欢迎程度与该地区的宏观传播环境,包括国际关系、政治气候、民间交往、文明开放程度等,有着紧密的联系。语言的传播是有机的、运动的、多变的(有时甚至是脆弱的,容易受国家级或区域性的政治、军事、经济及意识形态特征影响,一时风动便会波澜四起)。正因如此,语言传播一定要顺应传播特点而做出相应的调整。同时,应注意培育并呵护有利于语言本地化的友好型传播环境。不胁迫,不侵入,不强植,实现传播语言与地方语言文化的相互涵化,彼此尊重,和谐发展。

其次,汉语跨境传播的深度和广度与两个因素有直接的联系:一是语言接触,即不同语言发生接触、碰撞和交互作用而产生的联系与影响,主要表现为相互借用、吸收、混合或排斥的现象。如果多语接触的结果是彼此接纳与支撑的,则语言各方受益,受传语言的生存空间便宽松;如果接触结果相反,则彼此掣肘或抵制,受传语言的生存空间会被挤压、收缩,甚至被清除出语言文化市场。因此,语言接触空间格局的打造对汉语传播效果至关重要。二是受传语言(汉语)及其负载的文化价值与接受者的价值观、理想追求、个人需求等能否同轨,或至少实现近距离同向,关系到该语言的价值能否成功转化。简单说,就是受传语言和接受者能否在语言价值观上实现最大程度的认同。

再次,一种语言(汉语)在传播过程中获得(受众)价值认同的效果有三种:(1)零接纳。该语言(汉语)的价值不能得到受众接受,在传播中受到厌恶、排斥,得不到任何实际运用,传播过程中的价值转化失败。(2)消极接纳。受传语言(汉语)及其文化虽被接纳,但受众反应不积极,只是将其作为一种客体文化进行历史性、博物馆式的认知,肯定传播语言和文化的历史价值,却不重视加以时代性转化,将“他者”变作“我有”。这种情况下,受传语言只能是一种死的语言,其所携文化只能代表一种死亡的文化。(3)积极接纳。受传语言(汉语)及其文化获得积极肯定,被接受地区和受众视作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一种重要文化资源,注入推行的动力与关注,并赋予本地化的价值,进而变为自己的某种需求实现手段。

三区域内汉语国际传播定位思考

一种语言在传播活动中被认知、接受与使用的过程,就是该语言发挥实际功能的过程,也是语言接受者依据语言生态环境,基于语言使用的语境条件或需求,对语言的存在形式和使用方式进行动态选择的过程。东南亚地区汉语地方化传播的特征表明,我们很有必要从区域性特征入手,对汉语的传播形式、自身价值和行动目标进行更准确的定位。

(一)东南亚地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性质突出

西方学者对语言传播的认识普遍会从语言的交际功能性出发,比如Cooper(1982)就是这样来定义语言传播的:“采用某种语言或语言变体,实现特定交际功能的交际网络比例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扩张的过程。”国内学者多从人种语言学、民族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认识汉语传播的问题,如李宇明(2007)认为,语言的跨境传播实质为“A民族(包括部族)的语言被B民族(包括部族)学习使用,从而使A民族(语言领属者)的语言传播到B民族(语言接纳者)”。民族关系视域,或者说语言社团的交流关系,以及语言的文化认知与使用功能,应作为汉语国际传播中必须考虑的因素。在这一点上,东南亚地区的汉语传播具有鲜明的特色。

鉴于汉字文化圈的历史影响、东南亚复杂的民族文化生态和语言事实,加之华人华侨高密度的人口构成比例和社会影响力,汉语在本地区的语言性质既属于外语,也属于第二语言;当然,在有的国家和地区,如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华语作为华族的民族语言性质更为突出。

(二)着眼于传播对象的社会心理状态,积极培育良好的接受动机

根据Schumann(1978)的观点,第二语言习得是一种逐渐适应第二语言的文化———即文化合流的过程,第二语言的获得是文化合流中的一个方面。一个人将自己的文化与第二文化合流的能力决定了他获得第二语言的成败。第二语言习得的效果是由学习者与所学语言的文化之间存在的社会及心理距离决定的。也就是说,学习者与所学语言的文化之间社会及心理距离越近,第二语言就越容易获得。如果学习者的社会距离大,则只能接收少量的语言输入;心理距离大,则不可能将接收到的第二语言应用在自我表达之中。学习者对待语言的态度和心理动机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其二语习得的水平和效果。

特定语言的传播活动,通常实际转化为对该语言文化的学习和认知。学习和认知是一个动态过程,会因学习者主观世界的调整以及身处客观环境的状态而发生相应的变化。于是,态度和动机便成为学习、认知效果的第一要因。一般认为,语言学习态度对学习动机的影响分为两种类型:(1)实用型———由于学习目的语会带来实际利益或好处而学习;(2)整合型———对目的语文化或使用目的语的群体产生好感、兴趣,希望成为该群体的潜在成员而学习。实用型学习动机可以演化出各种工具性目的,而整合型动机具有更加深刻的心理构成,关系到更加深刻的价值观认同。加拿大著名社会心理学家Lambert(1967)指出,如果出现了整合的倾向,它就会使人明显地保持一种强烈的学习另一种语言的动机……那些具有整合动机的学生要比只具有工具动机的学生学习法语的成绩更好。如果一个学生想要学习另一个共同体的语言并想学好它,他必须愿意而且能够采纳代表另一个语言文化集团的行为方式,包括语言方式。一个人成功掌握第二语言之日,也是他逐渐采纳具有第二语言文化特色的各种行为之时。

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对东南亚汉语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做过实证调研(王爱平,2000;原一川等,2008;杨杰,2010;熊丽,2011;余雪娇,2014),在认同学习态度和动机之间存在密切关系的基础上,得出基本一致的结论:外语学习和第二语言的习得态度、动机及最终的语言认知效果与语言水平之间具有相互促进的正向关联,对于第二语言学习者来说,融合型动机对学习成绩和语言能力有比工具型动机更大的能动效果。这些研究结论进一步证实了心理学家Dornyei(1994)对融合型动机的理论观点:决定外语和第二语言学习融合性动机的因素,并非一般假设的情况———学习者渴望融入新的目标语社团,而更多地表现为对语言学习的总的意向和目的语传达的价值。

由此我们形成一种认识:汉语国际传播的最终效果将体现在语言接受者身上,他们的学习动机和认知方式具有决定性影响力,而他们的心理态度及同汉语文化保持的距离或亲近程度,则是形成这些动机与接受方式的前提。教育者和传播者应重视接受者的心理因素,认真分析他们的学习态度,尤其要注意把握他们对汉语的价值判断,以满足实用性强的工具型动机作为基本保障,主动并细致地做好融合型语言接受动机的培育和引导,提升学习者对汉语的语言价值预期。以这种方式,帮助语言接受者形成积极的学习动机,将汉语传播从满足单向的务实性期望,转化为综合性强、复合度高的一种个人需求的实现方式。

(三)维护、利用并创造良好的语言传播环境,做资源型的文化建设

以往的汉语传播也许过于强化传播方的主观意愿,希望“推广”和“扩大”汉语的语言存在性和国际影响力,或多或少忽视了接受方对传播效果的助力作用,对汉语在接受者的自我实现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够重视。有些国家和地区出于经贸交流、文化传统、社会保障或政治军事安全的需求,与中国官方和民间保持密切的联系,这为汉语的广泛传播营造了良好的环境。但历史证明,这样的语言国情并非一成不变。在一定时期和社会因素下,语言环境甚至还表现得相当脆弱,对政治气候十分敏感。近年来突出的领土领海问题、民族问题、军事力量对比问题等,对此便有鲜明的体现。因此,维护好已有的良性环境、充分利用友好型的语言文化传播条件、积极创造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双边和多边政治文化大小气候格外重要。不能只从传播方考虑语言传播所能带来的语言文化利益,还要考虑到接受方的个人需求和群体利益,让汉语及其带来的中华文化变成适应当地社会与个人发展的一种资源,参与财富积累、精神建设和文化发展,帮助实现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同步增长,达到传播双方共同获益的理想效果。

四结语

通过对东南亚汉语文化传播情况的分析,我们深刻感受到,该地区汉语传播具有十分突出的动态特征,这与汉语及汉文化在当地经历的历史境遇、社会变革、华人华侨身份地位和社会影响力,以及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关系、经济依赖性和文化合作程度等因素紧密而微妙地形成关联。语言传播活动如果能以受众的语言观及其对受传语言的价值定位为导向,将有效提升语言的认知度,疏通传播渠道,从而获得更佳的传播效果。人们对事物的情感和认识虽是主观反应,但也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与调整,形成自我认知后的某种条件反射。要激发受众的积极反应,外部因素在接受者身上产生的正迁移作用格外重要,这主要体现为顺应式的培养和引导。

作为推动这项事业发展的传播方,必须敏锐审察语言传播的语境特征,深入了解目标对象对语言传播活动意义的认识,了解其语言政策及其对待外来文化的立场、对待语言接触和文化接触的基本观念,顺应接受方对汉语国际化所待的主观期待,利用语言文化传播的资源建设优势,积极改造或创造条件帮助实现接受方的发展愿望。以前的汉语传播理念中,我们的定位也许是希望更多人来学习和使用汉语。然而,这种动机里多少带有“我方”和“他者”的区别性概念,强调更多的是我们怎样做的问题。以现有的研究成果观之,我们应更多地关注“顺应”与“合作”,将接受方作为一个服务对象,按照他们的需求来要求汉语传播实现精准化服务。这种传播的新型理念可概括为:将学习“你们的”中文,转化为学习“我们的”汉语,最后通过学习汉语来成就“我自己”。汉语走向世界,真正变成世界的语言,归根结底是要成为大家共同需要的语言。

摘要：东南亚地区一直是汉语国际传播的热点地区。在学习人数多、传播区域广、密度大、社会化程度高等语言文化传播的现实背后,传播的条件和动因至关重要。接受方的心理因素、语言接触态度与习得动机等,是保障语言传播的核心要件,对传播结果有显著的决定作用。通过认识这些保障因素的形成根源,可以更好地把握传播事实的发展轨迹,并以接受方对待传播语言的价值观念和态度为导向,积极采用顺应对方、对象合作的策略,确保取得高质量的传播效果。

试论对汉语国际传播机遇期的把握 篇3

关键词：汉语国际传播；机遇期；把握

中图分类号：H109.4文献标志码：Ａ

从根本上讲，一种语言的传播程度与兴衰取决于并反映着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发展状况与综合实力。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和社会持续健康的发展，随着入世之后的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体系的全面介入，全球化的世界，日益依赖于与中国的共存共荣。中国和世界之间关系的日益深化和日益广泛的互动，使汉语从一门具有方块字的神秘面孔、背负沉重历史文化积淀的东方语言，逐渐成为一门具有重要交往意义的、活生生的世界政治、经济、文化语言。与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特别是联合国事务中重要性的不断提高并行、与对华经贸活动的不断增长相伴，汉语国际传播事业，迎来了它的第一个重要的机遇期。

从国际角度看，汉语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很多国家相应调整了其语言政策，汉语教学已逐步被一些国家纳入其主流教育体系。如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泰国、澳大利亚等，已先后将汉语列为大学入学考试的外语科目之一；泰国教育部甚至决定在全国中小学普遍开设汉语课程并在皇家教育电视台开播电视汉语教学节目。从国内角度看，从对外汉语教学到汉语国际传播的成功转型，国家文化战略不断深入展开，国家财政投入力度持续加大，都为这一机遇期提供了坚实的政策和经济基础。

然而，从外部条件而言，虽然现在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但依然无法回避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的问题。与此同时，文化的误解也可能成为中国和平崛起的另一种不利因素。中国文化从来不是一种侵略性的文化，然而以中国的版图之阔、国力之强、人口之多、市场之大、历史之悠久、文化之辉煌而论，如果不能领会中国思想与文化的精髓，上述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可能使其他民族或国家感受到某种程度的压力。这些是国际环境中无法忽略的制约。

从内部条件而言，相对于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高等教育的整体水平和国际化程度尚不很高，在教育服务领域与西方国家存在巨额逆差；相对于国家决策机构的宏观战略意识，社会各界的认识还有待提高；相对于汉语国际传播工作近年来的迅速发展，体制性的保障还有相对的落差；相对于孔子学院全球布局的展开，师资队伍、教材水准、资金支持、体制建设等等相应条件还有待成熟。这些都是制约汉语国际传播工作的各种瓶颈。

如何把握机遇期，最大限度地调动、利用国内国际环境提供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回避、转化不利因素，加强制度建设，将“天时”转化为“常数”，是目前汉语国际传播事业面临的关键问题。

一、正视中国形象的双重性，为汉语国际传播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全球化时代主权国家的综合国力竞争，表现在“硬国力”与“软国力”两个方面。“硬国力”指一个国家的经济、军事与科技实力，“软国力”则指一个国家的文化影响力。作为“软国力”的国家文化形象，已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指标。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正视国家文化形象，不仅要认清当今局势，还应该厘清历史发展轨迹。

“睡狮”和“巨龙”，是西方世界关于中国的两大基本形象。拿破仑当年的关于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的睿智警告，经历了20世纪，成为了当代世界史的最引人注目的事实。当“睡狮”醒来，其形象就往往成为“巨龙”了。这正是中国形象的复杂性、多重性所在。对这种复杂的多重性的把握，是对外文化传播，特别是现阶段的汉语国际传播事业任何时候都无法掉以轻心的事情。

数百年来，中国形象的变幻和沉浮，都与中国与西方力量对比的消长、与中国与西方关系模式的变化息息相关。一方面，中国的崛起使得欧美世界日益真切地认识到与这个战略伙伴进行沟通、合作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崛起不仅是对有些国家全球霸权目标的一个最大“威胁”，同时也使经济发展在全球化浪潮中面临一定程度困境的发达国家感受到不安。因而在未来数十年间，有可能来自西方的某种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阻遏，仍然不容乐观。那么，如何正视中国形象的双重性，并以现实为依据，为汉语国际传播以及中国文化的传播，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就成为我们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虽然总体上看，在国际交流、国际合作日益频繁的今天，西方对于中国的认识已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原有的东方主义式的想象，越来越能够从一个客观的角度、以一种务实的态度来看待中国自身的社会状况，以及她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重要角色，但与此同时，中国形象的接受中一些消极、否定的因素也日趋突显。苏东解体以后，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迅速崛起的中国成为西方某些国家谋求全球霸权的最主要障碍。与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对垒不同，文化领域的争夺越来越占据重要的战略地位。例如“文明冲突论”的作者塞缪尔·亨廷顿就明确提出：未来世界冲突的主要构成之一就是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1]近十年来，西方的某些公众舆论和汉学研究，又重新拾起“黄祸论”，刻意诋毁、丑化和歪曲中国的国际形象。这些论调不仅延续了旧有对共产主义集权统治的想象，而且又加入了煽惑“中国威胁论”的新内容，这对于我们的东南亚近邻也的确造成了不可小视的负面影响。当然，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内部一些有识之士也在呼吁遏止将中国妖魔化的这股风气。但从我们自身的角度讲，对这一动向的未来发展仍要有充分的估计和准备。

此外，我们还必须看到，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形象的接受和构建，始终是不均衡的。这里既包括地缘政治、地缘经济上的不均衡，也包括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上的不均衡。虽然汉语的国际传播主要对象是西方国家，但同时“老朋友”也不能丢——第三世界国家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仍然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如何进一步发展同这些国家的友谊，增进相互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同样具有战略意义。

再有，从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的关系上，我们也要用辩证的思路来对待。的确，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学习汉语，许多迹象都表明：在今后的一、二十年里，汉语将会成为世界第二大语言。虽然汉语言文化的深邃和魅力是造成这一潮流的主要因素，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对于相当多的外国人而言，他们学习汉语的直接目的是因为中国意味着巨大的市场和商机。有国内学者曾经指出汉语为中国人培养了一种字思维的思想模式，然而今天外国人学习汉语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他们重视听说而疏于读写。这一现象当然是和拼音文字的思维习惯有关的，但也折射出一个核心问题：外国人学习汉语的目的主要还是经济的，而非文化的。也就是说，这也间接地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经济安全。

在上述的背景之下，文化安全和经济安全、中国形象的复兴与“妖魔化”都必须同时给予高度的重视和正视，从而我们在汉语国际传播工作中才能使其为我所用，才能综合经济和文化的考量，既看到其有利的一面，也要对其中的问题有所准备。

二、扩展文化主导权，实现汉语国际传播的快速发展

在当代，社会信息化、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格局的逐渐形成，为我国的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契机，同时对于国家文化安全及其主权也是严峻的挑战。美国及个别西方国家对于我国的文化渗透与文化市场的争夺，对我国民族文化的独立与安全均已构成影响与危害。我们应当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同时，重视与增强国家文化发展的主导权，不断强化社会主义文化的主导性地位，重视国家文化形象的塑造，以及对于文化市场和网络文化的建设和对于文化遗产与文化资源的保护，确保我国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和人民的文化利益。

汉语国际传播，也涉及到文化领导权的问题。在新世纪里，文化领导权的争夺，或者所谓“文明的冲突”仍会持续，甚至可能更加激烈。尤其是今天，全球范围内的华语文化圈正在形成，它与英语文化圈或者说西方霸权势力范围的交互关系，将显得格外重要。毫无疑问，语言是文化的最主要标志和组成部分，但跨文化交往的很多内容实际都超越了语言的层面，它包括礼仪、风俗、习惯等方方面面，以及大众文化产品和价值观念的输出。[2]比如美国价值观在全球范围内得以传播的一个最主要载体就是好莱坞电影，遗憾的是今天的好莱坞电影对中国形象的再现仍然是歪曲的、拘泥于定型化想象的，它唯一的好处就是能使我们警醒汉语及中国文化的传播与推广还面临着怎样严峻的形势。由此反观我们自己的工作，伴随着汉语的国际传播，还应充分重视相应的文化与价值观的输出，打造真正具有中国文化品格的品牌性的文化产品，使外国人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同时了解中国的风俗、礼仪以至思维习惯，能够以汉语为基础，在更高的精神层面上真正实现跨文化的交往。

这一过程中同时需要注意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要和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当地文化相交融，有意识地做到“入乡随俗”，使汉语及中国文化的推广与传播除了适应所在国法律体系之外，还能适应当地宗教、礼仪、风俗、习惯，在不损失汉语文化独立品格的前提条件下做到与异文化的完美结合。其实，中国文化的一个最大优点就是善于吸收异文化，渗透力强，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无论在中国大陆还是海外华人世界都是这样，非此而不能形成今天这样一个广博的华语文化圈。在这一点上，基督教文化的类似优点也是可以借鉴的。基督教文化积累了近500年的世界性传播经验，与全球各大文化始终处于常新的“磨合”过程中；从17世纪初年来华传教士的“适应策略”，到20世纪自觉的“本土化浪潮”，都为汉语国际传播工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据此可信，21世纪将是今日世界上这两大文化圈——汉语文化圈和基督教文化圈正面“磨合”的世纪，而这两个文化圈应该是能够和谐共存的。

全球化的浪潮正冲击着民族国家的主权安全。在全球化进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操纵着全球化的主导权。为了对抗西方的文化霸权，我们应该审慎参与全球化进程，自觉维护国家文化安全，适应信息时代的要求，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创新发展民族文化。

三、办好孔子学院，为汉语国际传播提供机构保障

海外孔子学院是汉语海外传播机构，作为体现中国“软实力”的最亮品牌，它承载着向国际社会传播汉语、传播中国文化等丰富的内涵。目前海外汉语热持续升温，海外孔子学院发展迅猛，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157所孔子学院，覆盖几十个国家和地区。这一切都标示着孔子学院机遇期的到来。

海外孔子学院是汉语国际传播工作的具体实施。作为国家文化战略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外孔子学院不仅要迎接“机遇期”，还要获得“可持续发展”。而影响海外孔子学院“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既在于总体布局时关于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方面的考量，也在于国内对汉语国际传播事业的法律定位，在于所在国的社会文化背景、政治法律制度及其对于海外孔子学院接纳方式与容纳程度。也就是说，海外孔子学院的运作、发展，海外孔子学院最终能否纳入所在国自身的教育—文化系统，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最终的成效，这必须成为总体布局中的重要考量因素。在此基础上，孔子学院才有可能合理运用国际社会条件、相关法律条文、语言政策和教育制度，使汉语国际传播工作得到长期有效的发展。

在从对外汉语教学转向汉语国际传播的过程中，以往主要针对来华留学生、讲究知识系统性的教学已经不能适应事业发展的需要。西方国家具有很长的语言国际传播历史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学习和借鉴其相关模式，并在总结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建立更趋合理的运作机制，对于汉语国际传播工作是非常有益的。英国的文化委员会、德国的歌德学院、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等等，在语言—文化的传播方面均是比较成功的个案。对其进行直接的实证考察并展开有针对性的研究，全方位地借鉴其经验，弥补其不足，避免其困难，将有助于我们走出一条长久、有效、可持续发展的汉语国际传播之路。

另外，国外往往采取基金会的运作模式传播自身的语言和文化，比如宗教机构基金会、民间财团基金会、官方基金会等。[3]与教会传统相关的基金会，通常对资助对象有一定的宗教背景要求，与民间财团相关的基金会则常常对资助对象有一定的技术才能要求，即使是政府的资助项目，也大多会配合政府的相关计划和政策，就连很多文化合作项目也是如此。由此可知，基金会的运作并不纯粹，终归可以找到某种关联于文化—技术的输出和获取的潜在目标。然而文化的输出并不是直接的，长远的效果会更加明显。国外一些大基金会往往能透彻地认识到这一点，比如美国的路丝基金会、德国的洪堡奖学金等等，他们对一些资深学者或成熟的研究机构给予长期资助，似乎不求回报，实际上却对自身文化和价值观念的传播具有极大的潜在价值。此外，西方大学的奖学金制度、与其他国家互相派学生交流的活动等等，也特别值得我们关注其背后的深层影响。比如据美国国务院“国际访问者”项目自己的统计，目前世界各国有百名以上的高官（包括政府首脑）都曾在青年时代得到这一项目的支持。

四、加强制度建设，为汉语国际传播事业提供制度保障

面向未来，准确把握汉语国际传播工作的“机遇期”，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将切实的制度建设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相关法律保障、财务制度、管理体制和研究机制是这一方面的根本问题。

将语言传播作为国策，并对语言传播进行立法，是许多国家传播本国语言的共同做法。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有过海外殖民历史的国家，都基本把本民族语言和文化的世界性传播提高到基本国策和长期国策的高度，予以立法。对于我国来说，也可以考虑国外这一成功经验。如何通过法制手段，首先通过国内立法的程序，保证汉语国际传播事业作为长期国策的地位，将是这项事业成败存亡的关键。汉语国际传播法制化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制定汉语国际传播的相关法律，对包括语言传播的发展进程、管理机构的设置、师资外派、资金来源与使用等事项做出明确的规定；二是确立国外语言传播机构在所在国的法律地位，包括国外研究机构及传播机构。孔子学院是汉语国际传播机构，它所面临的不仅仅是能否将其纳入所在国自身的教育—文化系统，而且是纳入整体上的法律制度。例如，孔子学院的法律地位问题，每所孔子学院董事会主导权在何方的问题，都是事关孔子学院和汉语国际传播工作的长期命运的问题。这里所涉及的不再仅仅是语言教学的成效，而是孔子学院体制的长期使命问题。

在巩固成果、深化发展、把握机遇方面，汉语国际传播工作是否持续得到国家财政保障和支持，是这项事业发展的物质前提。

语言在世界范围的传播当然需要有资金的支持，许多发达国家在有计划实施本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国际传播战略时，政府都予以巨额经费支持。以英国政府对英国文化委员会的经费投入为例，我们会发现当其创办之时，英国政府每年的经费补贴曾经高达30亿英镑，后来随着英国文化委员会的成功运作，政府投入逐年削减。至2000—2001年度，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全年开支约为1.13亿英镑，其中政府投入仅为4200万英镑，自盈利性教学收入为7100万英镑。[5] 这说明：通过政府扶持最终形成成熟的自主市场，进而在一定程度上自给自足，在语言—文化的传播领域完全是可能的，但是也只有在国家财政投入的基础上，语言—文化传播机构的市场化才能逐步推进。汉语国际传播刚刚起步，汉语国际传播的经营性市场尚未形成，一段时间内国家财政投入必须是主渠道。通过孔子学院以汉语教学的收入实现自给自足、自负盈亏的市场化运作，目前的条件似乎尚不成熟。

语言传播，究其根本是一项由中央及时决策、多个政府机构积极推进、各级高校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重大事业。为了这项事业长期、健康、稳定、持续地发展，形成一套良性互动、高效高能、优化组合、统一协调的内部管理体制，是保障此项事业迅速发展的前提。

目前我国汉语国际传播的管理模式尚需进一步完善。比如，外派汉语教学志愿者的遴选、培训、管理、评估等管理体系不够健全；既精通汉语又可以熟练运用外语的复合型人才较少；许多高校建立的对外汉语教学独立机构，往往是以被相关院系淘汰的教师为主体，略显先天不足。同时，在运行机制方面也需加强各方沟通协调。除国家汉办及国外汉语传播机构——孔子学院之外，文化部系统的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国务院侨办牵头的“华文基金会”，也在汉语国际传播的整体进程中承担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其中的工作既相关互补，也可能交叉重合。如能借鉴国外经验，建立从中央到地方，从中央到各省、市最后是各大学、研究机构的网状管理模式，就可以协调平行机构，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并最大限度地进行工作职能整合。

适合中国国情，通观世界形势的汉语国际传播理论是指导汉语国际传播的根本依据，它直接决定着汉语国际传播的效果。因此，我们首先应该加强国内汉语国际传播领域的研究。同时，也要兼顾内外结合。国外“汉学”或“中国问题研究”已有悠久的历史和自身的传承，目前仅北美各大学就有39个著名的汉学系或中国问题研究机构。[6]但是以往的“对外汉语教学”几乎从未对之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目前，遍布全球的孔子学院如能在汉语教学的同时加强研究方面的职能，将能促进汉语国际传播在国内外的合作。

五、结语

从世界近代史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16世纪以来，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法语、英语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成为世界性的具有国际影响的跨国通用语言；俄语、德语、荷兰语、日语与上述语种在程度上虽有一定差别，但也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成为地区性的和跨地区性的通用语言。所有这些语言在世界文化舞台和文化市场上的地位消长，都与其自身对发展机遇期的把握密切相关。其中，英语的世界性命运最为独特，其在世界范围内的领先地位也最为持久。最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在19世纪以来英国殖民帝国的精神中枢里，始终潜藏着一种延续英语地位的内在冲动。

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已经是世界之中国，并且，再也不是在五个世纪以来的近代世界史中被动卷入世界的中国，而是一个主动进入世界、自觉承担国际义务、积极倡导构建和谐世界的中国。这个中国，必然是一个全方位构建自身和世界关系的中国。在中国与世界的全方位关系的构建中，在政治经济强国和文化大国的辩证关系中，中国语言与文化的国际传播成为必然。

在这种情况下，汉语国际传播工作不仅需要抓住机遇，也需要对“机遇期”进行冷静的评估，从而既充分挖掘其间的积极作用，又做好长期规划，对“机遇期”之后的应对措施有所准备，从而获得汉语国际传播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129-133.

[2] 朱瑞平.汉语国际传播中的文化问题[J].语言文字应用，2006,(5):111-116.

[3] Robert L Cooper.Language Spread[M].Indiana: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5:219-223.

[4] （印度）汉斯·杜阿.印第语传播政策及其实施：成果与展望.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进程[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2：662－668.

[5] 周庆生.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5）[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 401-402.

[6] Ronald Wardhaugh.Language in Competition[M].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01:66-68.

试论汉语国际传播的大众化 篇4

赴印尼做国际汉语教师传播汉办标准中文教学

汉语中有些词语具有很浓的形象色彩，比如狗尾草、喇叭花，麦浪，让人一听便有丰富的即视感和画面感。如狗尾巴一样毛茸茸、自然弯曲垂坠的草类；像喇叭一样呈张开扩散状的花朵，大麦随风抖动，形成的波状，多么有一种盈动的美感„„汉语词汇的形象生动与精简，冠绝世界上的其他种类语言。上面指出的这些词语，让英语世界的人们如何以简短的几个词来翻译表达呢？对外汉语教师们若在中文课堂上若同老外们描述起这些词语和它们传达清晰意义，他们定会流露出如孩子般天真的微笑和充满好奇的目光。

麦浪译成Rippling wheat，狗尾草译成Green bristlegrass，还算差强人意，然而包举宇内翻译成Dominate all life，并吞八方译成Annex eight party，则在表意的同时，丧失了中文原有的精确和多样性。宇内和八方都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地域的广博，而在英文中却无对应词汇。

儒森汉语在培养对外汉语教师们解读汉语的过程中，还会向学生们提到流行的一些语言现象的教学方法：让学习中文的外籍人士们感受到汉语的幽默和灵动，比如“我是酱油党”意指是过路的，并不专程为这事而来的纯属看热闹的人群、“暖男”意指现在社会中女性在精神和经济上越发独立的条件下，更为欣赏的具备贴心细腻的关怀以及善良品行的男性~~结合时代背景以及词汇的衍生发展的历史来讲解，老外们必定会被这种博古通今的教学能力所折服。

而近年来在孔子学院和华人华侨兴办的华文教育的推动下，在海外学校汉语选修课的助推下，汉语越来越受到欢迎。除了孔子学院和华文学校，海外很多高等院校和中小学主动地将汉语纳入选修课程，以提高学生的外语能力，培养更多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人才。

赴印尼做国际汉语教师 为中印尼新友好关系发展助力

基于与中国合作发展的长远考虑，印尼学习汉语的人数也越来越多。会说汉语，对印尼的年轻人来说能增加他们的职业竞争力。印尼汉语学习市场巨大，加之精通中文的人并不多，印尼2000多万华人中，会说汉语的大多在50岁以上，而且还只是闽语之类，并不标准，因此印尼急缺纯正发音的中文教师。

想去印尼就业，增加一份宝贵的海外工作经验和体验，赢得更好的职业发展竞争优势，当对外汉语教师是当下最为主要的途径。基于印尼本国对汉语需求的巨大，以及本土汉语教师的稀缺，给对外汉语教师的薪资带来一个非常大的提升。

留学花费大，通过其他劳务机构输出也存在诸多安全隐患，在各大正规学校教汉语则更为安全有保障，同时对于教师的英语、印尼语的能力要求也并不高。并且汉语教学技能是可以通过培养而获得的。国际汉语教师培养和精英人才海内外输出机构儒森汉语根据当下日益提升的赴印尼教汉语需求，开设了赴印尼海外教师输出项目，帮助优秀汉语教师以稳定的身份成功登陆印尼就业。

儒森汉语学校与印尼150余所中小学与大学合作“海外中文教师输出”项目，为希望通过在印尼的工作经验增加自身竞争力、获得高薪、提升英语口语水平和获得一段宝贵国外工作经历的对外汉语教师量身定制的出国工作通道。对外汉语教师可以通过儒森的平台，到印尼全境去工作。这些学校全都是印尼教育部认可的正规全日制学校，教学环境和教学氛围都十分有保障。

全国唯一具有正规出国劳务资质的国际对外汉语教师培训海外劳务输出基地

儒森赴外对外汉语教师一对一就业讲座

大众传播的意思和造句 篇5

二、义守大学大众传播学系的GeorgeHou说，由于报导不多，比赛项目也不是很出名，高雄市民对世界运动会其实所知甚少。

三、报纸是历史最为悠久的大众传播媒体，它与电视、广播、杂志合称为广告的四大媒介。

四、对于一个采行民主主义体制、且大众传播业极为发达的先进国家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大异其趣的独特现象。

五、自大一起，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成为我最喜爱的科目。

六、互联网本质上仍是一种大众传播媒体，同样可以成为思想政治工作的有力工具。

七、大众传播媒体除了赚钱，也要负起社会教育的职责。

八、本文以大众传播学的视角来分析企业危机中的媒介管理。

九、创新和丰富法制宣传教育形式，强化大众传播媒体和新闻通讯单位的社会责任。

论大众传播的社会遗产传承功能 篇6

广告1201宋小顺 1219200111 大众传播就是大规模的媒介组织向大范围的受众传递大批量的信息的过程，大众传播有很多功能，拉斯维尔认为大众传播有三种功能，即环境监测功能，社会协调功能和社会遗产传承功能。我来论证其中的一点即社会遗产传承功能。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在继承和创新的基础上的，前人的智慧通过口头传播，文字，图片，声音，符号等各种方式记录下来并传给后代，后代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完善，发展和创造。在古代社会大众传播媒介还不发达的时候，社会知识的传承主要靠书本和师徒教授，传播范围小，内容变化大，很多知识因为受古代传男不传女思想而湮没，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到了近代，随着报刊，广播等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真正的大众传播时代来临。

大众传播的社会遗产传承功能就是指社会遗产在大众传播媒介的广泛传播下能得到更好的传承，它与古代的文化传播有很大的区别。

1，大众传播产生在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它服务于资产阶级，而这个阶级比较广泛，而古代的文化传播是产生于农业经济时代，服务于王公贵族阶层，受众面小。

2，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让文化遗产传播的成本更低，因而可以传播到普通民众家里，这也是大众传播的“大众”之意，而社会遗产就产生存在于民间，因而社会遗产的传承度能更高。古代文化传播一般只有上层阶级才能享受，很容易产生断层。3，大中传播因为面向大众传播，所以传播内容丰富多彩。4，大众传播能保存大量的社会遗产，并转化为各种形式，保存效果好。

上面四条是大众传播的特点，可能你会问；为什么大众传播要有社会遗产传承功能呢？下面我来详细介绍。

1，文化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征之一，而人类要延续发展，文化就要能传承发展，大众传播面向的是大众，大众需要什么媒介就会传播什么，社会遗产是先辈知识的结晶，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瑰宝，深受大众喜爱。

2,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遗产是区别于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标志，通过大众传播能起到凝聚人心，弘扬爱国精神的作用，在战时更是如此，因此政府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来治理一个国家。国家推广普通话，写汉字就是大众传播社会遗产传承功能的应用。通过大众传播提升文化软实力。

3，经济的发展已经越来越依靠文化创意产业，而文化创意来源于社会遗产，因此大众传播就是更多的传播社会遗产。

试论汉语国际传播的大众化 篇7

一、孔子学院简介

孔子学院也称为孔子学堂, 同时也包括孔子课堂, 孔子学院从属性上来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教学机构, 其真正的身份地位更像是一个国家文化传播和交流的合作平台。其本身是一个非营利性机构, 其宗旨体现在对外交流过程中, 更好地借助于国外的大学资源和研究平台来发挥孔子学院的机制和作用。其中, 对于孔子学院来说, 最为重要的一项职能就是规范职能, 通过孔子学院的规范来为全世界的汉语言学习者提供权威的现代汉语教材, 提供全方位的汉语标准, 同时能够为汉语言的爱好者输入最为正规的汉语言学习渠道。孔子学院的总部设立在北京, 在2007年正式挂牌成立, 尤其是境外的孔子学院, 作为分支机构主要是由我国牵头主持, 吸引国外的合作者进入的模式, 这种模式很好地利用了国外的资源和平台, 同时也让汉语推广具有一定的主导地位。将学院称为孔子学院, 其目的就是像孔子般传道授业, 广收天下门生, 作为中国儒家学说的代表人物, 孔子在国外也是广为人知, 通过孔子的精神力量来推动传统文化的交流, 在国家层面上, 给予高端的战略认定和政策支持, 由国家汉语言领导小组来承担孔子学院的规划和设置工作, 统一进行分布管理和资源整合。秉承了传统文化的精髓, 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等思想主张为旗帜, 加强与全世界各国人民的交流与沟通, 真正地让世界了解中国, 让中国更贴近世界, 真正让中国文化广泛传播。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中文教授、加拿大中文协会会长陈山木先生是本计划的最早倡议者。中国国家领导人非常重视孔子学院的建设发展, 许多孔子学院的授牌挂牌仪式都有国家相关领导人参加, 2009年习近平任副主席时亲自参与挂牌仪式的就有3个, 未来中国向世界出口的最有影响力的产品不是衣服鞋子彩电汽车等有形物, 而是中国文化及国学。

二、孔子学院的文化传播模式

孔子学院的文化传播模式能够更为规范地输出文化精髓, 相对于以往的粗放式的对外传播交流, 世界真正了解中国文化的机会有限, 缺乏权威的专业的文化疏导, 这也让世界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始终保持着一种陌生的状态, 这是必须要面对的实际情况, 需要从更深层次出发来研究和看待孔子学院的传播。从孔子学院规范的角度上谈模式, 有几点需要得到认可: 规范的教学内容、规范的入学机制、规范的招收对象和招生方式, 孔子学院从这几方面看真正地做到了规范到位。尤其是教学模式的规范, 教育资格的认定具有权威, 教师具有权威认证, 教学内容上也具有十分地道的设计。孔子学院的教学模式充分说明了孔子学院的教学发展方向是多元的, 教学理念是开放式的, 教学基础观念是一种引导式的, 以提高学员的认识程度和学习兴趣为根本出发点, 让学院真正地做到从被动到主动。孔子学院的机制是建立在汉语言的特点上的, 孔子学院属于半官方的语言学院, 从官方的角度上成为合作的一个基础平台, 从民间的角度上, 增进了民间交流的途径。官方交流主要是针对那些具有汉语言专业的科研院所来说, 很多大学、中学、甚至是小学都设有汉语课程, 这样的课程设置本身就有力地推动了汉语言的发展, 通过语言的交流成就了汉语言的特点, 通过语言的平台作用形成了一种良好的互动机制, 这样的特点同样也体现在民间的性质上, 体现在民间语言交流的作用上。孔子学院的功能问题是全方位的, 是多方面, 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孔子学院不仅仅包括语言上的交流合作, 包括汉语言的学习和汉语课程的设置, 同样的, 汉语言也包括整体上的语言功能设计, 包括语言的咨询、家教、语言夏令营等等。这些多方面的组织活动, 让孔子学院的功能更加完备和全面。

三、孔子学院对国际汉语教学的意义

孔子学院在世界的舞台上崭露头角之前, 我国的汉语言教学和对外文化传播缺少主动性, 缺少统一性和规范性, 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的汉语言教学缺少一致性。每个国家和地区了解汉语和学习汉语的方式方法各不相同, 教学模式和方法不够正规, 甚至在汉语教学中没有更深层次地挖掘, 让国外的爱好者仅仅只是了解到了汉语言最为粗浅的一面,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汉语言的内容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和精确的体系, 没有一个良好的教学平台和专业的授课教师对于汉语言的学习是不完整的、不全面的, 甚至是不正确的。面对这种情况, 首先需要调整的就是孔子学院这样的平台, 与其说是一个机构的建立, 不如说是一种机制的建立, 一种重要的传播模式和手段能够更为有效地、有质量地提高汉语教学水平, 加强对外交流和文化传播, 从这个意义上讲, 孔子学院的建立就具有了十分重要而巨大的意义, 在国际汉语教学中能够成为一个专业的、权威的存在, 能够让文化对外传播成为最为实际的存在。比较之前, 能够发现孔子学院的地位和意义, 比较当下, 同样能够从孔子学院建立以来, 发现其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处于一个什么地位。孔子学院真正地在国际汉语教学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截至目前, 孔子学院的国际汉语教学统一了教材、统一了交流模式, 将真正纯粹的教学资源传播到全世界, 让文化的发展和内涵成为了全世界最为重要的教学基础, 也真正地使得国际汉语教学具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更为重要的是, 通过孔子学院的模式, 让中国的对外汉语言教学成为了一种模式, 成为了一个品牌, 成为了全世界最为广泛的一种资源。尤其是品牌效应的宣传作用非常明显, 作用也非常大, 孔子学院的发展让中国对外文化传播变得更为突出, 更为有章法, 同时也更为鲜明的旗帜, 让世界了解孔子学院的目的, 了解汉语言学习的特点。一个国家的语言变为世界语言的过程必然要经历一个历史机遇和历史发展阶段, 比如英语成为世界语言是因为英语世界的代表国家在世界范围具有着强大的号召力, 这种号召力表现出了语言的强势地位和国家的强势。我国是一个从闭关自守的发展阶段转变过来的, 在发展的过程中, 语言也是由封闭转向开放, 但是复杂的象形文字却直接影响着英语语系国家的学习, 这就需要一个权威的、有公信力的汉语机构系统地对外宣传, 以及把握汉语言对外宣传过程中所应该具备的能力, 这就是正确的发展路径, 也正是孔子学院的最为重要的意义所在, 这促使我们全方位地投入到孔子学院的建设当中, 只有利用孔子学院这样的发展平台不断地加强对外汉语的传播, 才能够让孔子学院发挥出真正意义上的作用。

四、国家汉语教学中的文化传播

如果说孔子学院是一个文化传播的教育平台, 那么国际汉语教学的机制就是通过这个平台而最终形成的。国家汉语教学中的文化传播工作需要真正地发挥出对外宣传的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在语言发展的基础上, 能够更加方便地将浓厚的、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传播到全世界, 让世界了解汉语教学, 了解汉语基础, 了解这背后博大精深的文化层次和文化内涵, 真正地让汉语教学促进文化传播的发展, 成为国家汉语教学的一个标准化模式, 让语言突破过境, 让语言成就文化, 成就最为重要的文化路径和平台, 让国家汉语教学中在文化传播中发挥更为巨大的作用, 能够支撑起文化的基础和发展内涵。能够提升国家的形象和战略的高度, 能够在国家顶层设计之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真正意义上让文化这种软实力越做越强, 文化功能越来越明显, 越来越突出。要在教学的程序中扩展文化, 要在教学的平台上设计文化, 要在教学的质量上以文化为标杆标尺, 要在教学的整个基础环节中始终让文化成为一个重要的基础推动力量, 让文化能够更加科学地实现教学传播的基础, 让教学成为文化传播的推动力。

摘要：当今世界, 一个国家的影响力体现在综合实力上, 其中就包括语言的影响力, 具有对外输出汉语言的一个良好输出模式和教育模式意义重大。区别于英语这个国际语言, 汉语的推广在当今世界上属于后发展, 对其需求的动力是喜好和国际交流的需要, 尤其是国际交流在汉语言的问题上更加突出地体现了其重要性。基于此, 从孔子学院的文化传播与国家汉语教学的关系角度展开论述和研究, 试图从把语言教学建构在文化传播的角度上, 丰富国际汉语教学的内涵。

关键词：孔子学院,文化传播,国际汉语,教学

参考文献

[1]陈刚华.从文化传播角度看孔子学院的意义[J].学术论坛, 2008, (7) .

[2]徐丽华.孔子学院的发展现状、问题及趋势[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5) .

[3]吴晓平.中国形象的提升:来自孔子学院教学的启示——基于麻省大学波士顿分校和布莱恩特大学孔子学院问卷的实证分析[J].外交评论 (外交学院学报) , 2011, (1) .

[4]易丽平.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研究[D].重庆:重庆工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2.

[5]吴瑛.对孔子学院中国文化传播战略的反思[J].学术论坛, 2009, (7) .

试论汉语国际传播的大众化 篇8

摘 要：本文以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作为评判标准，以《柴静：专访药家鑫案双方父母》和《柴静：对话李永波》两期节目为例，分析电视专访节目中的传播功能。

关键词：大众传播;社会功能;电视专访;环境监测;社会规范与协调;

当今时代是个大众传播的时代，各种传媒信息渗透进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人们提供了解外部环境及作出行为决策的各类信息。大众传播对个人及社会有着重要的影响，其强大功能在现代社会中已不容忽视。美国著名学者施拉姆在拉斯韦尔和赖特的观点的基础上，从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一般社会功能对大众传播社会功能进行了总结。他把环境监测、社会联系协调和遗产传承归入政治功能，而把社会控制、规范传递、娱乐等归入一般社会功能的范畴，另外，他指出大众传播通过经济信息的收集、提供和解释，能够开创经济行为。

一、电视专访节目的特点

电视专访节目是电视记者或主持人与选定的采访对象，就一定主题，通常是受众普遍关心的或者是新近发生的热点事件，在特定场景中进行谈话的一种节目形态。它兼具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特征，使其在传播的社会功能上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交叉色彩[1]。节目满足了人们对深层交流的需求，提供了自我表达的平台，给观众打开了一扇了解社会、了解他人的窗户。电视专访节目大多以深度报道为主，尽可能保持客观冷静的叙述方式，通过挖掘事件核心、探寻人物内在思想，使观众对事件及人物有更全面的认识。

《看见》是中央一套综合频道在12月6日推出的一套全新专题栏目。作为一档记录现实题材的专题节目，《看见》观察变化中的时代生活，用影像记录事件中的人，努力刻画这个飞速转型的时代中，人的冷暖、感知、思想和渴望，期待与观众一起，了解陌生，认识彼此;端详相似，审视自我。作为节目的主持人之一，柴静曾说：“你要像一把刀一样，深深深深地插入事件的核心，直到刀柄没入石头。要有这样笨重的力量。”为此，需要找到事件中最核心的当事人，不断追寻与探问，不主题先行。

对于电视专访节目来说，其议题的选择往往具有强烈的话题性、争议性和思考性，借助电视传播媒介，节目制作人能够将事件呈现给最大多数的民众，为他们解答疑惑，普及正确的价值观，引导社会舆论走向正确的轨道。这即完成了大众传播的社会化功能。本文以《看见》栏目中的两期内容为例，分析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

H·拉斯韦尔最早对传播的社会功能做出较全面的分析，他将其概括为“环境监测功能”、“社会联系与协调功能”、“社会遗产传承功能”三方面。在不断变化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中，传播扮演着“瞭望哨”的角色，即监控、了解、把握并适应内外环境的变化。社会是一个建立在分工合作基础上的有机体，只有实现了社会各组成部分的联络、协调和统一，才能有效地适应环境的变化。传播正是重要的社会系统。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在继承和创新的基础之上的，只有将前人的经验、智慧、知识加以记录、积累、保存并传给后代，后人才能进一步完善发展，而传播是保证遗产代代相传的重要机制[2]。

二、电视专访节目的“环境监测”与“社会协调”功能

中国羽毛球队的总教练李永波，在伦敦奥运会上，率队包揽羽毛球项目的全部冠军之后作了留影纪念。这张照片上，他把五块金牌都挂在胸前，笑容灿烂。不过了解更多背景的人，也许能够从这张照片中读出更深的意味。在那一时刻，这位中国羽毛球的掌门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荣耀也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电视专访节目选取的报道话题和采访对象是节目制作人和受众兴趣共同作用的结果。伦敦奥运会上出现消极比赛事件后引发了全社会的热烈讨论，民众、媒体对此众说纷纭，舆论一片哗然。如何看待消极比赛，世界羽联的规则是否合理，对李永波应该怎么评价，等等，这些都是大众急需了解的信息。《看见》栏目在及时把握社会环境的变化中抓住该议题，对此进行深度挖掘与分析。这即拉斯韦尔所说的“环境监测功能”，包括收集情报、传播及解释情报。

同样，在药家鑫被执行死刑后，人们对于这次事件的讨论和反思并没有结束，它带给人们的影响远没有停止。因此，节目制作人敏锐地抓住公众神经，继续对事件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通过专访双方父母了解背后值得吸取的经验教训。

当社会成员都能按照一定的价值取向行动时，社会成员之间就能实现互动，从而显示出人类社会的集体力量。这种信息协调和价值观的统一主要就是通过信息交流实现，其中新闻传播是一支重要的力量。新闻媒体社会协调的主要任务包括对社会各领域的活动进行及时报道，并在此基础上给公众合理的解释和引导;针砭时弊，惩恶扬善，维护健康的社会价值观念，维持社会有序地运行;对社会现象进行评价;等等[3]。

用拉扎斯菲尔德的话说，大众传媒将偏离社会规范和公共道德的行为公之于世，从而唤起普遍的社会谴责，强违反者置于强大的社会压力之下，起到强制遵守社会规范的作用。大众传播的这项功能主要来自于它的公开性，一旦问题公开化，一般公众就会感受到一种“制度性的压力”，积极地改正自我行为，自觉符合社会规范

三、电视专访节目的“解释与规范”功能

在药家鑫案发生之后，震惊中的人们猜测和分析着各种原因，避免悲剧再次发生的强烈呼声，迫使我们必须不断思索。一个看似走在正常生活轨迹上的年轻人是什么让他在瞬间冲出底线，这种犯罪行为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人格，这种人格又如何在二十多年的成长中养成，怎样导致他漠视生命逃避必须面对的责任?寻找原因，从悲剧中学习，是不应该停下的反思。

试论汉语国际传播的大众化 篇9

关键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 实质

Trying to talk about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m popularization essence

Zhao ruimin

Abstract：The CPC focusing on constructing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consolidate Marxist guiding position, put forward “carry out the system of theori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opularizing activities to promote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m popularization” the strategic significance of great project, in simple terms,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m popular essence is the rational regression of the world of daily life, and theory is entered popular in daily life, internalizes for mass of thing, influence public way of thinking, the behavior way and way of life.

Keywords: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m: Popularization: Essence

我党在十七大上综合各种因素，敏锐的提出了“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伟大工程。在普及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直接原因就是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质把握不清。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质简单的来讲，是一个自觉文化自在化的过程，是理性走进日常生活的过程，唤醒大众的主体性，使大众成为“自由自觉”的主体，使人成为具有自觉文化批判精神的人的过程。

一、自在文化与自觉文化

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分析，文化在最根本意义上是“人之历史地凝结成的生活方式，起源于人的超越性和创造性，是人的类本质活动，即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化。”[]这里所讲的文化不是与政治和经济等社会活动外在并列的具体文化活动，而是内在与人的全部存在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内在的机理性的存在。衣俊卿教授曾经在在其著作《文化哲学—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交汇处的文化批判》中强调，文化的基本功能是从深层次制约和支配个体行为和社会活动的内在的机理和文化图式，在个体行为的层面，文化主要体现为人自觉或不自觉的遵从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规范体系。在社会运行层面，文化主要体现为政治、经济等社会活动的内在机理和图式。

那么作为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的文化，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并影响人类的发展的。这就需要我们用历史尺度的来分析文化。这时发现，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主导性的文化模式会呈现完全不同的性质。比如传统的农业社会中的文化表现为以习俗、习惯等为主要形态的自在的文化模式，而在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中则表现为以科学、理性知识等为主要形态的自觉的文化模式。

衣俊卿教授曾经在在其著作《文化哲学—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交汇处的文化批判》中对于文化的存在形态作了关于自在的文化与自觉的文化的区分。同时在书中指出，所谓自在文化是指以传统、习俗、经验、常识、天然情感等自在的因素构成的人的自在的存在方式或活动图式，一方面包含着从远古以来历史地积淀起来的原始意向、经验常识、行为规则、道德戒律、习俗、礼节等等，另一方面包括常识化、自在化、模式化的精神成果或人类知识，如简单化、普及化、常识化的科学知识艺术成果和哲学思维。一般来说，自在的文化因素通过家庭学校社会示范等方式潜移默化地溶进每个人的生活的血脉中，顽固地然而往往是自在自发地左右着人的行为。一般来说自在的文化往往同传统农业社会相契合，因此往往表现为传统文化。

同时，衣俊卿教授还在书中对自在的文化做了阐述，他指出所谓自在的文化是指以自觉的知识或自觉的思维方式为背景的人的自觉的存在方式或活动图式。科学对事物结构的运行规律的理性揭示，哲学对人和世界的命运与本质的反思，都是自觉的文化因素。一般来说，自觉的文化不是自在自发地，而是通过教育、理论、系统化的道德规范、有意树立的社会典范等等而自觉地、有意识、有目的地引导和左右着人们的行为。自觉的文化一般是以人类的自觉的精神生产活动形式为载体或表现形态的，其中最主要的是科学、艺术和哲学。虽然艺术和哲学在人类很早的时候就存在，但是只是少数人的领域，大多数更多的是凭借自在的文化模式自在地生存。随着生产力的大众与社会的进步，尤其是当今科学知识的丰富，科学、艺术和哲学等自觉的精神活动的成果和他们所承载的自觉的文化精神越来越通过教育、经济、政治等社会活动而普遍进入到公共社会生活和普遍民众的生存之中。

一般来说，自在文化的载体往往是“人类的对象化活动的自在自发的历史凝结的文化形态。它通常体现在巫术、传统习俗、道德规范之中。这些载体有很大的差异，但是缺都具有自在的特征:一方面，人类的历史意识、文化精神、价值追求等在其中都是以“潜意识” 、“集体无意识” 、“集体意向”等形式自发地存在并发挥规范作用；另一方面，这些文化载体不是外在于人的存在的，而是每一天然共同体或社会群体的内在的组织形式或机制，重要的是，它们所承载的文化精神和历史意识也不是外在地灌输给特定的民众的，而是这些民众在生活世界中与他们血肉相连地生成的。同自觉文化相比，自在文化往往更具有惰性和稳定性。” []

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