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职务犯罪案例（推荐8篇）
1、原河北学洋明胶蛋白厂负责人宋海新
宋海新：“问题”明胶生产者
宋新海一案引起社会的反思，不仅是对整个制药产业链，还有地方政府面对效益与民生时应如何权衡
2013年3月29日，备受瞩目的河北阜城“明胶”一案，经阜城县人民法院审理，进行了一审宣判，河北学洋明胶蛋白厂负责人宋海新被判处17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200万元，其他13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六年以下有期徒刑、缓刑或处罚金。
河北阜城明胶一案，不同于以往的个别企业、山寨厂生产问题食品、药品，毒胶囊案件反映出了整个制药产业链所存在的问题，此案件既暴露出企业基本责任的缺失，更反映出地方政府在效益与民生之间孰轻孰重应做好抉择。
毒胶囊事件
2012年4月15日，央视《每周质量报告》节目中，对河北省一些企业用生石灰处理皮革废料，并熬制成工业明胶向企业出售，买家再将其制成药用胶囊，从而流入药品企业，出售给患者的现象进行详细报道。
位于衡水市阜城县的河北学洋明胶蛋白厂就在此次调查之列，据悉此厂具备年产上千吨明胶的生产规模，并且是已经获得食品添加剂产品生产许可证。
《每周质量报告》栏目的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该厂的库房里存放着大量的白袋子包装的明胶价格低廉，厂里工作人员表示，此种明胶之所以便宜，是因为使用价格低廉被业内称为“蓝皮胶”的原料制作而成的，记者在随后的采访中发现，所谓的蓝皮胶是由一些散发着刺鼻臭味的皮革厂的下脚料经过生石灰的祛味处理、酸碱中和多次脱色漂白处理等多个过程，最后熬制而成的。
对于此种明胶制作的胶囊，工厂负责人对记者表示：“这种明胶实际上是国家命令禁止用作食品药品原料的工业明胶。”该负责人还表示，此种加工方式生产出的明胶重金属铬含量超标15~16倍。但对于使用是否安全，该经理却称“百分之百没问题。”
经过之前的一系列工序，最后在包装车间内，把制好的“黑心明胶”一部分装入印有“工业明胶”的包装袋，一部分装入空白的包装袋，印有“工业明胶”的卖给工厂用做工业粘合剂，无任何产品表示的空白袋子卖到浙江等地作为药用胶囊生产的原料。
获刑17年
经《每周质量报告》记者此次深入的调查，宋海新的问题明胶也被曝光了。
在生产、销售“问题明胶”遭到曝光后，学洋明胶厂法人代表宋海新之弟宋江新，电话指使该企业员工刘爱国等人去往厂区并纵火销毁电脑、账本以及相关文件，从而达到其逃避法律责任，销毁证据的目的。
另据调查显示，2010年7月~2012年1月，在没有实际业务往来的情况下，宋海新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7张，税价合计1928300元，涉及税款280180.32元，其行为已经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经阜城县人民法院审理查明：2004年4月，阜城县明胶总厂更名为河北学洋明胶蛋白厂，该厂为家庭式经营，宋海新负责该厂全面工作。后因投资大，销路不佳，该厂基本没生产食用明胶，而使用工业皮革废料，经过熬煮、干燥、粉碎等工序加工制成工业明胶。该厂生产、销售“问题明胶”被新闻媒体曝光后，阜城县公安机关查扣该厂库存涉案工业明胶（经抽样检验为不合格工业明胶）47.84吨。
作为河北学洋明胶蛋白厂负责人的宋海新，销售和生产不合格产品本已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而在其生产和销售的伪劣产品遭到曝光后使用销毁会计凭证等手段来达到逃避法律责任，又构成了隐匿会计凭证罪。除宋海新外13名涉案人员，转移和藏匿销毁证据的违法行为已被查明。
法院审理查明，除此外，被告人宋海新于2010年7月至2012年1月间，还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7张，合计税价1928300元，涉及税款280180.32元。
有评论认为，该案的宣判，希望能够引起相关政府和相关企业担起各自的职责，为人民的食品安全做好保驾护航工作。
2、原湖南三馆房地产开发集团总裁曾成杰
曾成杰：从诚信企业家到集资诈骗犯
曾经的“中国企业改革十大杰出人物”曾成杰的商业生涯，最终以被执行死刑的方式终结
2011年12月，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原湖南三馆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曾成杰犯集资诈骗罪并判处死刑。2013年6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曾成杰死刑，7月12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曾成杰执行死刑。
曾成杰是2012年湘西集资被公诉案件中唯一直接被判死刑的负责人，该案件曾引发多起群体性事件和恶性案件，严重影响当地社会稳定，其罪行极其严重。经法院认定，曾成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高额利息为诱饵，不顾自身偿付能力，使用诈骗方法面向社会公众非法集资，其行为已构成集资诈骗罪，且其集资诈骗数额特别巨大，非法集资总金额34.52亿余元，集资涉及24238人，累计57759人次，案发后仍有17.71亿余元的集资本金未归还，集资总金额减去还本付息的金额后，曾成杰集资诈骗金额为8.29亿余元，造成集资户经济损失共计6.2亿余元。
数额巨大的集资诈骗金额，使得这位曾经的“中国企业改革十大杰出人物”走向了一条不归路。
曾成杰的“第一桶金”
曾成杰的创业之初，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资料显示，1985年时，曾成杰曾在贵州施秉县和黄平县成立了自己的工程队，不久即因被他人举报贪污公款而被收容审查3个月，案件最终以取保候审的方式结束，这也是曾成杰的第一次创业，结果是以失败而告终。
在这之后，离开了贵州的曾成杰，又去往位于湖南省西部的吉首寻求发展。但是好景不长，1993年年底，他再次被人举报，这次是因为行贿。吉首方面同样给予其收容审查的处理，此案最后虽免予起诉，但还是导致曾成杰被关押了半年的时间。
1999年，曾成杰因故意伤害罪获刑4年，2001年获得假释，此案的判决结果于2006年12月被湖南省高院撤销并发回吉首市人民法院重审。2007年10月吉首市人民法院重审判决曾成杰无罪。
曾成杰淘到他人生中的“第一桶金”正是在吉首，这里也是他首次完成与政府有关联的第一个项目的地方。1987年上半年，曾成杰为吉首人民武装部的民兵训练基地建楼房，无论从质量、造价以及工期上，都让武装部领导很满意。即便后来武装部由于经济原因，无法把工程款按期交给他，曾成杰对于这种违约行为仍没有任何抱怨，自己从邵阳老家贷款来解决资金运转问题。
也正是有了这个项目的好口碑，曾成杰的工程从此一帆风顺，在那之后的十几年里，曾成杰承包了包括州消防支队在内的30多个单位60多栋楼房的工程。
除了在工程上的“急人之所急”外，曾成杰对于慈善事业也很在意，他曾投资60万元为吉首市太平乡中心完小修建科技楼并附加投资10万用于修建围墙等附属工程。还曾经为红旗门派出所捐赠过新型电瓶警车、为管区医务室等免费提供200多平方米的办公场所、为篮球赛赞助等等。
在这些铺垫下，曾成杰的事业顺风顺水，更是于2005年12月2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获得了“中国企业改革十大杰出人物”奖。
成也“三馆” 败也“三馆”
曾成杰集资诈骗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得益于”当时湘西自治州的社会环境，那时的湘西当地银行对于贷款严格限制，甚至包括当地政府在内，都鼓励民间融资。在2000年湘西州政府工作报告中，更是明确提出“调动民间投资和企业创业的积极性”为当年全州经济结构调整的第一项措施，此后的多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鼓励民间投资都是工作方针之一。
据资料统计，在2008年高峰时期，湘西的非法集资本金总额高达168亿元，参与集资的企业达上百家，涉及34万人次，总计6.2万户，而与之相比，湘西州府吉首市总人口仅仅20余万。
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曾成杰的“三馆”项目也上马了。“三馆”项目，即湖南湘西自治州体育馆、群艺馆、图书馆等整体开发项目。
为了取得“三馆”项目，曾成杰曾先后找到了杜崇旺和范吉湘寻求帮助，前者是时任州长杜崇烟的弟弟，后者是时任副市长的妻子，正是在这样的靠山下，曾成杰获得项目如探囊取物。2003年6月，曾成杰使用具有开发资质的吉首市国土房屋综合开发公司参与竞标，并一举拿下，自此曾成杰开始依托“三馆”项目面向社会公众集资，也正式走上了非法集资的道路。
打着政府项目的幌子，曾成杰的集资变得更加容易。2005年6月，“三馆”将集资月息涨至5%，此后跟风者追高，从6%至10%，以此来达到扩大融资规模的目的。为了保持资金链的正常运转，曾成杰又采取与集资户签订认购协议书、承诺书、投资协议书、投资合同书等形式，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集资。
除此之外，为了鼓励三馆公司员工对外揽资，曾成杰决定对员工揽资视金额不同给予不同的奖励，在外部宣传和内部促进的共同作用下，曾成杰的集资进行得如火如荼。
随着2008年湘西房地产业融资环境恶化、湘西领导的变更，政府对于融资的态度发生巨大变化。
当年7月，三馆公司集资款退本付息出现困难，同年8月中旬，三馆公司停止向集资户还本付息，由此引发了当地多起群发性事件和恶性事件。曾成杰和他的公司成为了湘西州金融风险防范的重点。
终审获死刑
2008年10月2日，包括曾成杰在内的湘西22家集资企业的老板和财务老总等五十余人，在吉首市政府会议室内被全副武装的武警抓获。
2008年11月11日，湖南省“10·2”专案组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刑拘曾成杰。后来，检方指控曾成杰犯有集资诈骗罪，并依据一份由当地政府出具的鉴定，认定三馆公司已资不抵债。
而曾成杰的辩护律师认为，三馆公司资产应当按照市场价格进行评估，按此评估后，三馆公司即使偿还高息集资的本金和利息，仍然有相当大的盈利空间。
但最终，长沙市中院以集资诈骗罪判决曾成杰死刑，该案在上诉后被湖南省高院终审维持原判。
曾成杰案发后，此案涉及的相关官员均已被追究责任。湘西州委常委兼统战部长滕万翠、前湘西州政协主席向邦礼、原副州长黄秀兰3人，因涉及非法集资等违纪问题，被湖南省纪委查处，后移送司法机关。湘西州委副书记、州长徐克勤被认为对湘西非法集资负有领导责任，遭免职。
不过曾成杰的死刑判决引发了不少争议，质疑者认为，与吴英案等非法集资案相比，曾成杰案量刑过重。与此同时，曾成杰执行死刑后，其家人表示并未在行刑前与其见最后一面，执行死刑之前也未收到通知，从而对执行程序表示不满，一度引发舆论讨论。
无论如何，曾成杰案件都为民间融资敲响了警钟。
3、原浙江亿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应建成
应建成：网络传销之王
应建成的敛财术并不高明，却屡屡得手，凸显在预防网络传销类经济犯罪方面，仍缺乏有效措施
2013年8月7日，“万家购物”传销案在浙江金华市婺城区法院进行一审宣判，法院判处传销的组织者兼领导者应建成有期徒刑十年，并处200万元罚金，又以其犯故意伤害罪，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两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200万元。
其余被告的涉案人员，根据涉案情况不同，法庭均作出了相应的判决，并处相应数额罚金。至此，这场轰动一时的网络传销大案，暂时告一段落。
网络传销大佬
17岁时，应建成已经放弃了学业，在这段日子里，应建成认识到互联网是一种廉价、快速且信息量大的载体，并最终把目标锁定在了网络购物平台上。
2010年5月，应建成、杨江峰、邵康、胡伟四人组建了浙江亿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同年12月又有8名新股东加入。当年，亿家公司旗下的“万家购物”网站，年营业额只有165万元。
然而仿佛是一夜之间，亿家电子商务公司营业额和税收突然呈现爆发式增长，这也使得应建成和他的公司都被人知晓。
2010年7月，浙江亿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利用超高额返利为诱饵，以“万家购物”等网络平台为推广及实施传销运作的工具，向入会者收取费用或要求入会者购买其商品，最终以入会者的层级以及入会者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依据，进行返利。
至2012年5月底，浙江亿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及其平台累计营业额达290亿元，净收入36亿元，返利33亿元，其营业额“膨胀”了一万多倍。
但好景不长，伴随着规模的扩大，加之相关人员的举报，万家购物涉嫌传销一案最终进入了有关部门的视线。2012年6月11日，金华警方对亿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及与其传销相关联的网站进行统一清理行动，应建成等多名主要犯罪嫌疑人被抓获。
返利销售陷阱
浙江亿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爆炸式增长，得益于其“购物返利”的噱头。
在万家购物运营初期，亿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对于加盟商的要求是每销售500元金额产品，就需上缴给其旗下的万家购物16%的佣金，万家购物会每天拿出消费额的10%给累计消费满500元的会员均分。
也就是理论上，如果消费者消费了500元，得到了1个分红权后，每天可以收到最高1元钱返利，而返利的来源就是加盟商每销售500元金额的产品所上缴的16%佣金，账户每满100元后就可以取现，这也就是所谓的“零消费”。在万家定下的返点规则下，消费者疯狂在所难免，投机商进去虚假交易也就很自然了。
当然这种返利方式是存在漏洞的，这种返利模式能够顺利运作的前提是公司销售业绩不断提升，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后人的消费所带来的利润才能弥补公司对前人的返利。
而根据数据显示，2012年2月15日，万家购物坚持每天分红1元的返利模式，导致其每天亏损600万元，到5月25日时，万家购物累计亏损6亿多元，其公司账面资金仅为3亿元。
2011年7月，随着“一元返利”的进一步推广，万家购物的加盟商和会员激增，各种风险也随之而来。万家购物从线上交易开始向线下交易转移，并开始发展会员、寻求合作商并设置不同级别的区域代理商、金牌代理商等等，从“返利销售”变相为“抢会员”，使得加盟变为了一种“拉人头”的行为，从而用后来加盟者的佣金去填补之前返利的欠缺资金。
这样也使得返利销售变为了幌子，自此万家购物向非法传销又更近了一步。
主犯涉案
2013年8月7日，这场涉及全国31个省市区、2300多个县市，近200万人参与其中，涉案金额达240.45亿元的全国最大网络传销案在金华市婺城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法院因应建成领导和组织传销活动，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年，又因其犯故意伤害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七年，最后两罪并罚，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200万元。此案中的其他组织领导成员也分别获刑。
庭审时，应建成否认传销，称“万家购物”网站的运营，万家购物是有实物的，而传统的传销是没有实物参与到运营过程中的。
而法院审理则认为，万家购物以超高额返利诱导他人消费，并要求参加者购买其公司产品、发展会员、发展加盟商并按照入会资格和条件分为普通会员、VIP会员等，再按照注册时间顺序对其成员进行上下层分级，这些行为均已构成传销。
应建成案，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律师李岑岩表示：“网络涉嫌新型经济犯罪的行为屡见不鲜且有一定隐蔽性。”李岑岩认为，由于网络传销没有地域限制，往往影响面甚广。因此解决的方式，不能只局限于案发后的法律层面解决，应该在该类经济犯罪行为发生之前，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国家应该提前介入，对此类事件进行疏导、管理、教育，通过各种方式去避免此类案件的发生。
4、原云南绿大地董事长何学葵
何学葵：昔日云南女首富沦为阶下囚
绿大地造假案，引起了资本市场巨大轰动，也引发了人们对资本市场配置资源如何优化的深入思考
2013年4月3日，云南省高院就原绿大地公司欺诈发行股票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了昆明市中院2月7日作出的判处云南绿大地公司犯欺诈发行股票罪、伪造金融票证罪、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成立，处罚金1040万元，并判处原绿大地董事长何学葵有期徒刑10年的一审判决。
法院审理认定，2004年至2007年6月，何学葵、蒋凯西、庞明星等人，利用赵海丽、赵海艳等人登记注册的实际由绿大地公司控制着银行账户的公司，进行资金流转，又通过伪造合同、发票、工商登记资料等手段，少付多列，将款项支付给以上公司，从而形成虚构交易业务，最终达到虚增资产的目的，共虚增资产7000余万元，虚增收入2.9亿元。
这部分虚假内容被写进了绿大地招股说明书中，之后的2007年12月21日，绿大地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发行股票并上市，利用以上的虚假信息非法募集资金达3.4629亿元。
小老板到董事长
何学葵生于1969年，其公司员工曾评价其“雷厉风行，非常爽快干脆”。何学葵进入花卉行业是从1992年开始的。
上世纪90年代，花卉市场规模化发展刚刚起步，何学葵通过在云南省科协等单位任职的经历，灵敏的察觉到了创业的机会来了。1996年，何学葵组建了云南河口绿大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并担任总经理职务，在此期间，何学葵与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合作，开始涉足鲜花种植、销售等领域。她结合对云南各地特有珍稀观赏植物的调查研究，成功的开发出多种云南特有野生珍稀植物花卉品种，并申请大量专利权，其公司培育和种植的鲜切花大量供应全国多个省市，并且向澳大利亚、韩国、日本、泰国等国家和地区出口。
2001年时，何学葵已经把原来今有20万流动资金、5名员工的小花店，发展成了一个注册资本4400多万元、总资产上亿元且拥有250多名员工的大型股份企业。同年3月，云南河口绿大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其后，绿大地在何学葵的领导下，绿大地参与了以昆明园博会为代表的一系列大型活动，并由于其优秀的服务，获得了各界的认可和好评，也使得其成为云南省园林园艺方面唯一一家具备一级资质的企业，并且成为云南省首家被批准进入上市辅导期的民营科技花卉生产企业。
2007年12月21日，何学葵迎来了事业上的一次高峰，绿大地成功登陆深圳创业板，并且成为A股唯一一家绿化行业的上市公司，这也是云南省第一家上市的民营企业。身为董事长的何学葵当时持有绿大地28.63%的股本，身价超过11亿元。
2009年，何学葵更是登上了胡润百富榜，跃身为“云南女首富”，成为业界榜样，被冠以著名企业家、优秀民营科技实业家等称号，事业达到顶峰。
东窗事发
何学葵的光环并未维持多久，2011年3月17日晚，何学葵因涉嫌欺诈发行股票罪，经昆明市人民检察院批准，由云南省公安厅直属公安局执行逮捕。
3月18日，绿大地公司发布公告，承认其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长何学葵因涉嫌欺诈发行股票罪确已于17日被捕，其公告一出，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绿大地股价因之暴跌。自此，绿大地造假案呈现在公众的视野之内。
资料显示，2004年至2007年间，何学葵、蒋凯西、庞明星共同谋策，让赵海丽、赵海艳登记注册大批由绿大地实际控制或者掌握银行账户的关联公司，而后再利用相关银行账户操控资金流转，采用伪造合同、发票、工商登记资料等手段，将款项支付给其控制的公司组成员，构成虚假交易、虚增资产等，以此使得绿大地成功迈入上市门槛。
据悉，2007年12月21日，绿大地以16.49元/股的价格发行1680万股，正式登陆中小板，此时的绿大地的招股说明书中，同样包含了大量虚假内容，其中包括虚增马龙县旧县村委会960亩荒山使用权、马龙县马鸣乡3500亩荒山使用权以及马鸣基地围墙、灌溉系统、土地改良工程等项目的资产共计7011.4万元；除此之外，绿大地还存在虚假苗木交易，以此虚增营业收入2.96亿元。
2007年至2009年间，绿大地多次虚增收入，其中包括虚增马龙县月望乡猫猫洞村9000亩荒山土地使用权、月望基地土壤改良及灌溉系统工程、文山州广南县12830亩林业用地土地使用权的资产2.88亿元。除此之外，绿大地又一次使用虚假苗木交易销售，虚增收入2.5亿元。
2011年9月，云南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对绿大地公司、何学葵等人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其犯欺诈发行股票罪，并判处绿大地公司罚金人民币400万元，判处何学葵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其他涉案人员也均判处缓刑。
再起波澜
一审判决后，所有被告并未提出上诉，事情本应至此，但昆明市官渡区法院的判决在资本市场掀起了轩然大波，舆论认为，法院对何学葵量刑过轻。
一方面是舆论的声讨，另一方面昆明市检察机关在一审判决之后，继续收集信息，补充调取大量证据，及时审查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并邀请多名法学专家进行咨询论证，走访多个相关部门，最后形成抗诉意见。2012年1月21日，昆明市检察院按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认为之前的判决存在对欺诈发行股票罪部分量刑偏轻、对被告单位及各被告人定罪不准确、原审审级违法等问题。
2012年3月29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裁定撤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判决，该案启动重审。2013年2月7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绿大地公司犯欺诈发行股票罪、伪造金融票证罪、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判处罚金1040万元；何学葵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与之前相比，此次开庭，新增了两项指控罪名即伪造金融票证罪和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
法院指出，除一审判决时的几项指控外，2005年至2009年期间，为达到虚增销售收入的目的，何学葵等安排赵海丽利用银行空白进账单，填写虚假资金支付信息后，私刻银行印章加盖在单据上。2010年3月，何学葵又指使赵海丽将未向行政机关提供的66份会计凭证替换并销毁，以此来达到掩盖绿大地财务造假的事实。
对于此次判决，何学葵等五名被告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3年4月3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 《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
该案的宣判对A股上市公司经营质量敲响了警钟，也给了欺诈上市、内幕交易等违法行为更高的威慑力。
5、原北京博宥投资管理集团控制人丁羽心
丁羽心：成败铁路
丁羽心与刘志军等官员的权钱交易，生动地阐释了官商勾结各取其利，也从另一方面体现了监管体系和制度的缺失
2013年9月，北京市二分检对原北京博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控制人丁羽心提起公诉。丁羽心于2011年初因非法经营罪和行贿罪被警方抓获归案，是原铁道部长刘志军案中继张曙光之后又一关键人物。
起诉书中的指控主要针对两部分，其一是丁羽心贿赂官员，以此来达到逃避有关部门查处、干预招投标等目的，进而为自己敛财做铺垫；其二是丁羽心从其所干预的招投标项目中，收取“中介费”，大肆敛财。
丁氏发家史
丁羽心，原名丁书苗，1955年出生于山西沁水县古堆村，自幼家境贫寒，早年丧母，由父亲一手带大，同村村民对其印象是“会做人、憨厚、豪爽、与常人不一样”。
丁羽心在20岁左右就已经开始做起了小买卖——收购鸡蛋，那时还处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彼时的丁羽心，去各家收鸡蛋，再送到县城去卖，她带着干粮，提着鸡蛋，一走就是一整天。
改革开放后，丁羽心不甘于农村日子，又去了晋城，并开了一家在当地很常见的饭店。因为来吃饭的煤车司机很多，而丁羽心又做生意实在，慢慢地与司机打成一片。也是在与司机日常交流中，丁羽心得知卖煤的利润很可观，于是她自己买了一辆车，在卡车司机带领下，开始跑起煤炭运输。
当时晋城卖煤成本极低，造成这种低价的原因是运力不足，很多煤被堆在晋城路边或填满了水沟，曾在晋城从事过煤炭生意的人认为，当时谁能把煤运出去，谁就能挣钱。于是大量贩煤者将目光转向铁路，而丁羽心也在其中。
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丁羽心先是找关系和一些乡镇及市属煤炭公司合作，后生意越做越大，并投资买下了40多节自备车车皮，逐渐开始自己找煤商合作发煤，丁羽心的资金开始积累得越来越丰厚。
那时的丁羽心，已经意识到了关系很重要，她善于钻营，丁羽心曾经靠借款和贷款凑了10万多元，在郑州住了一两年，这期间，她陪领导家属说话、购物等，目的就是为了和铁路局领导建立好关系，从而能拿到别人拿不到的车皮计划。最终，车皮计划的转让也顺利地成为了丁羽心的生意，她把获得的车皮计划收取劳务费后转让给其他客户。
在2000年的时候，丁羽心又离开了晋城，选择北上。在北京，她结识了原铁道部长刘志军，在刘志军的帮助下，丁羽心积累到几十亿身家。
权钱交易
2004年至2011年间，时任铁道部部长的刘志军为丁羽心及其亲属实际控制的公司获得铁路货物运输计划、获取经营动车组轮对项目公司的股权、运作铁路建设工程项目中标、解决企业经营资金困难等事项提供帮助，获取了巨额不正当经济利益。
作为回报，丁羽心于2008年至2010年间，依照刘志军的授意，为原铁道部政治部主任何洪达开脱或减轻罪责、为刘志军职务调整创造条件、疏通关系，先后两次以花钱办事的方式给予刘志军钱款共计4900万元，其中的4400万是丁羽心用来帮刘志军“捞人”，另外500万元是为刘志军本人“跑官”。据悉，刘志军为获提拔省委书记，并让一名下属接他的位子，曾指使丁羽心向有关领导行贿500万元，但丁羽心找错了中间人，未获成功。
2009年至2010年间，为了获得企业社会知名度、美誉度、树立正面形象，从而逃避有关部门的监督和检查，丁羽心先后38次给予时任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外资项目管理中心主任范增玉钱物。包括人民币2632万元、欧元120万元、美元24万元，以及银行卡、加油卡、购物卡等物品，本外币及物品合人民币共计4013万元。
除以上违法行为外，检方认定，2007年至2010年间，丁羽心指使中盟世纪投资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郑朋、江西南昌赣鹏集团原董事长胡斌、道隧集团工程有限公司原董事甘新云以及北京世纪坛医院经济管理办公室原职员郭英等人，与投标铁路工程项目的公司商定，以有偿方式帮助其中标。
通过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干预招标，丁羽心先后帮助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中铁十局、十三局、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等23家公司中标了“新建京沪高速铁路土建工程3标段” “新建贵阳至广州铁路站前工程8标段”等50多个铁路工程项目。
丁羽心在掌握确定有把握中标的项目后，委托郑朋、胡斌等人寻找投标企业，并按工程标的额度的1.5%~3.8%收取“中介费”，丁羽心从这50多个铁路项目中非法营利共计30亿元的“中介费”。
认罪伏法
丁羽心被捕之前是北京博宥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的法人，该公司经营产品涉及高铁设备、影视广告、酒店等多个领域。1997年，丁羽心通过时任北京铁路局临汾分局副分局长罗金保认识了时任铁道部副部长的刘志军，自此刘志军开始帮助丁羽心获取车皮计划，并最后以更大规模的合作获取巨额利益。直至2011年初，丁羽心因非法经营罪和行贿罪被警方抓获归案。
2013年9月24日上午，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丁羽心案，检方指控其涉嫌行贿、非法经营。庭审中，公诉机关指控丁羽心于2008年至2010年间，按照刘志军的授意，先后两次以花钱办事的方式给予刘志军钱款共计4900万元；为达到树立正面形象以逃避有关部门查处的目的，先后38次给予时任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外资项目管理中心主任范增玉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000余万元。
被告人丁羽心对于指控其先后两次以花钱办事的方式给予刘志军钱款的事实表示认可，承认为刘志军办事是为了感谢其对自己生意的照顾。而关于其先后38次给予范增玉财物的事实，丁羽心称每次都是范增玉主动找她要的。关于非法经营罪的指控，丁羽心对事实也表示认可。
丁羽心案发后，在社会各界产生巨大影响，有分析指出，要解决此类商人行贿、官员受贿事件，应该压缩官员手中权力，让官员不再成为商人为获取经济利益必须倚重的对象，以此来降低腐败案件的高发态势。
6、原重庆永煌集团董事长肖烨
肖烨：敲诈官员的大盗
肖烨等人虽也与官员相勾结，谋取私利，但其利用官员贪色的弱点，先给“甜头”再要挟
2013年6月28日，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对原永煌集团、香港华伦达重庆公司创始人肖烨等人敲诈勒索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肖烨有期徒刑10年，其他涉案人员分别获有期徒刑1~4年不等，并对其违法所得予以追缴。
此后的2013年9月17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二审宣判，维持原判。
2012年11月，时任重庆北碚区委书记的雷政富因与赵红霞的性爱视频在网络上曝光，而被双规。随着调查的深入，重庆永煌集团、香港华伦达重庆公司创始人肖烨被确定为这段视频的拍摄策划者，随着调查的深入，肖烨案的涉及范围，远超人们想象。通过操纵赵红霞等女员工，以色诱重庆本地官员发生关系并偷拍下性爱视频的方式，肖烨一伙人要挟了大批重庆官商要员，以达到牟利目的。
色诱的圈套
雷政富性爱视频曝光后，有关部门进行的调查显示，肖烨指使赵红霞运用“晓雪”的化名，以香港华伦达重庆公司员工的名义，多次向时任重庆北碚区委书记的雷政富发送短信，约其见面，但多次未果。
直到2008年1月中旬，赵红霞再次约见雷政富时，雷政富答应在渝中区大世界酒店七楼的茶楼见面，也是此次见面，使得赵红霞和雷政富都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2008年1月下旬，雷政富与赵红霞第二次见面，两个人在江北大石坝的博客歌厅唱歌，唱完歌后各自回家，在这次见面中，赵红霞表示和他一起很开心。而雷政富并未想到，这一切只是个圈套，一旦其上钩，等待他的是无尽的敲诈。
之后一周，双方第三次见面，赵红霞以欣赏雷政富歌声为名，邀请雷政富到博客歌厅唱歌，并在唱歌中途向雷政富提出歌厅太吵，以此约雷政富到蓝剑宾馆开房。雷政富同意后，赵红霞先行离去，到房间后便将装有密拍设备的包放在床头柜上，并启动了拍摄功能，随后雷政富进入房间，与其发生性关系。
沉溺于性爱的雷政富没想到，激情过后，“周小雪”巧妙地让雷政富把头靠在自己的右肩上，随后雷政富拿来几张纸巾擦拭着自己的身体。这一幕，被隐藏在床右边的摄像机拍摄得清清楚楚。
此后，双方再次约见，并于酒店开房发生关系。
2008年2月14日情人节当晚，赵红霞再次和雷政富入住金源了大酒店，这也是双方第五次见面，不过也是在这次幽会中，暗中的“主角儿”肖烨派人出场了。就在雷政富和赵红霞行鱼水之欢时，早已等候在外的肖烨同伙王建军悄然而至。
以“周小雪男朋友”的身份，王建军将二人抓奸在床。王建军以曝光相要挟，雷政富惊慌失措。此时，肖烨及时现身，以“和事老”的身份进行调停。在肖烨的疏通下，危机化解，雷政富顺利脱身。
但对方有视频在手，雷政富百般无奈，找到辖区内一企业负责人，“借款”300万元交给了肖烨。
重庆官场地震
在肖烨的公司中，多名有着设计师等响亮头衔的漂亮姑娘都与赵红霞一样是诱饵。肖烨等人训练她们，只为让她们拍下与官员上床的视频。据媒体报道，除化名周小雪的赵红霞外，肖烨公司中至少还有1名谭姓女员工和1名郑姓女员工曾在2009年被警方带走调查。
而肖烨的战绩也可谓“辉煌”。除雷政富外，还有原九龙坡区委书记彭智勇、原璧山县委书记范明文，原长寿区委副书记，区长韩树明，原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委副书记，县长艾东，原重庆市交通局纪委书记、监察专员罗登友，原重庆机电控股(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谢华骏，原重庆市地产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周天云，原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何玉柏等一大批重庆当地官员及国企一把手，被牵扯在内。上述人等后来均被免职，其中多人移送司法机关。
据雷政富陈述，2008年2月14日晚，两名男子冲进了他和赵红霞所住的房间，对赵红霞开口便骂，并指其乱搞男女关系，雷政富则解释二人只是朋友，此时的赵红霞开始哭泣，另外一名男子称自己是私家侦探，并向雷政富播放其与赵红霞前一次开房时发生性关系场面，雷政富看完视频后一言不发，非常害怕。后经肖烨“调停”，雷政富得以离开。
但手握把柄的肖烨很快便找雷“借钱”300万。肖指使赵红霞不断给雷政富打电话称她已经怀孕，要把孩子生下来，要和其结婚。雷政富再次致电肖烨，希望他帮忙处理此事，2008年2月16日，肖烨致电雷政富，表示事情已处理妥当，二人当晚见面，肖烨将存有性爱视频的录像交给雷政富，其当场砸碎。肖烨提出有个项目要启动，需要500万，希望雷政富能给予帮助，雷政富当时并未予以答应，但后来肖烨表示很着急，可以自筹200万，剩余300万希望雷政富想办法凑齐，雷政富答应会去想办法。
回家后的雷政富，给北碚区勇智集团的老总明勇智打电话，以朋友融资为名借款300万元，明勇智随即答应雷政富的要求。
敲诈窝案
若不是后来性爱视频被上传至网络，恐怕肖烨还没那么容易案发。但在雷政富以此种特殊方式迅速窜红之后，该案已是纸里包不住火。雷政富被免职调查后，肖烨很快案发。
2013年6月28日，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对肖烨等人敲诈勒索案一审宣判，判处主犯肖烨有期徒刑十年，许社卿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严鹏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另3名被告人赵红霞、谭琳玲、王建军分别被判处缓刑。
肖烨、许社卿、严鹏对一审判决不服，提出上诉；另3名被告人赵红霞、谭琳玲、王建军未上诉。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7年下半年，肖烨邀约许社卿，采取以女员工色诱官员，偷拍不雅视频并以此为要挟的方式谋取非法利益。之后，肖烨邀约严鹏、王建军参与。肖烨、许社卿、严鹏还先后劝说赵红霞、谭琳玲参与。
2008年初，赵红霞通过群发短信方式联系上时任重庆市北碚区区长雷政富，偷拍了与雷的不雅视频并交给肖烨。同年2月14日，赵红霞与雷政富在宾馆发生性行为时，被肖烨、严鹏等人设局“捉奸”，并向雷播放不雅视频，后由肖烨出面假意调解。
2009年上半年，许社卿、赵红霞、谭琳玲、王建军因不满肖烨未兑现承诺的利益，相继离开公司，并将谭琳玲保管的肖烨银行卡内8万元予以分配。
法院认为，被告人肖烨、许社卿、严鹏、赵红霞、谭琳玲、王建军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偷拍不雅视频并以此为要挟，向他人索取财物，数额巨大；其中肖烨、许社卿、严鹏参与索取500万元，赵红霞参与索取300万元，谭琳玲、王建军参与索取200万元，其行为均构成敲诈勒索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
2013年9月17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就此案二审宣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而肖烨以“威逼”手段，把官员作为其牟利的工具，从另一个方面也反映了现代官场中的潜规则的深入程度。
7、原深圳航空实际控制人李泽源
李泽源：深航“幕后掌门”落幕
李泽源是个资本运营的“高手”，完全是以空手套白狼的资本腾挪手法成为深航“掌门人”
1月17日下午，深圳航空有限责任公司20多亿元资金被挪用一案，在北京市二中院一审宣判。深航原高级顾问、原深航实际控制人李泽源，被以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因其在假释考验期内犯罪，法院将其前罪没有执行的刑罚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4年。
深圳航空成立于1992年11月，最初是一家国有企业。在2005年5月23日深圳航空65%股权拍卖会上，深圳汇润携哈尔滨亿阳集团以27.2亿元击败同场竞标的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从而夺得股权。
深航由此变为私营控股企业，并由李泽源实际控制。也正是这场争议颇多的收购，使得李泽源背上了巨大债务，走向了一条不归路。
控股深航
李泽源，曾用名李宜时，辽宁兴城人。上世纪80年代，曾担任38军汽车应急干部。曾三次入狱，1979年，23岁的李泽源因销赃罪被处有期徒刑2年。1988年因诈骗罪被处有期徒刑3年。1994年又因伪造证件等罪，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直属队军事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2003年1月李泽源被准假释。
假释后，拥有深厚人脉资源，善于拉关系的李泽源得知广东发展银行欲转让65%的深航股权，为此他在2005年3月匆匆成立了深圳市汇润投资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股东是李泽源、赵丽、秦畹江、宋祖玉四人，其中李泽源个人持股89%，选择这些人，不外乎是这些人的名声可以为李泽源的收购计划打点人际关系，提供方便。
做好了准备工作，由于李泽源深知自己是假释期未满的犯人，不方便出面，于是找到了自己的东北老乡赵祥代理主持，而赵祥曾任辽宁省锦州市市长，1989年出任过辽宁省葫芦岛市市长，以其的影响力及人脉关系，李泽源收购计划的成功似乎又近了一些。
之后，李泽源从上海、北京找人向广东省政府领导拉关系，通过合作、联合竞拍等方式从重庆隆鑫控股有限公司、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处融资人民币20亿余元，并借用其资质，最终击败国航，成功收购深航65%股权。
由于面临着偿还股权转让款、收购深航股权所欠债务以及汇润公司债务等，李泽源、赵祥、徐海伟3人于2005年12月，挪用深航收购大成饭店项目资金6亿元；2006年4月，3人又挪用深航投资重庆“骏逸第一江岸”房地产项目资金3亿元；2006年6月至7月，李泽源等人挪用深航预付租赁飞机的资金10.2亿元。2006年9月到2007年7月，李泽源还挪用深航收购广州空港酒店项目的资金共计1.1亿元。
2008年，李泽源假释期满后，向赵祥要求其归还代持的股份，并让其卸任深航董事长一职，并由其子李默担任，而由此也引发了赵祥的不满，深感自己被深航所抛弃，并与李泽源结怨，遂开始举报李泽源及其他深航高管的犯罪事实，李泽源等人陆续被侦查并羁押。
挪用资金案发
法院查明，为支付深航股权转让款及归还因收购深航股权产生的巨额债务等，李泽源伙同赵祥、李昆、徐海伟、刘文彪、深航原财务总监谢云双，实施了挪用资金的犯罪事实。
检方指控，李泽源等人涉嫌挪用资金罪共有7笔事实，前3笔是共同犯罪，即2005年12月，李泽源、赵祥、徐海伟经预谋，挪用深航收购大成饭店项目的资金6亿元；2006年4月，三人又挪用3亿元；2006年6月至7月，李泽源、赵祥、李昆、刘文彪、谢云双经预谋，挪用深航预付租赁飞机的资金 10.2亿元。
上述三笔款项被用于李泽源个人控制的深圳市汇润投资有限公司及刘文彪个人控制的西北租赁有限公司等偿还债务。事后，汇润公司归还深航11.7亿元。
另外4笔均是李泽源个人挪用。指控称，2006年9月到2007年7月，李泽源挪用深航收购广州空港酒店项目的资金等，共计1.1亿元，也用于其个人的汇润公司偿还债务和支付咨询费。
受审时，李泽源否认指控，认为自己无罪。他否认自己是深圳市汇润公司、深航的实际控制人，称自己只是听赵祥的话而已。
法院认为，根据在案证据，汇润公司系由李泽源借款1000万元成立，其余股东均未实际出资，李泽源、赵祥等人签订的多份代持股协议证明了李泽源在汇润公司的实际控股地位。法院认为，李泽源因犯伪造证件罪、诈骗罪、走私罪，于1994年被判有期徒刑15年，2003年1月获假释，而李泽源在假释考验期内又犯新罪。法院对李泽源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8、原博时精选基金经理马乐
马乐：国内最大“老鼠仓”
成交金额累计约10.5亿余元，获利1883万元，马乐的国内最大“老鼠仓”案给内控不严的基金投资管理人员敲响了警钟
2013年9月6日，中国证监会对此前市场传闻博时基金“老鼠仓”事件进行了正式通报。该事件“主角儿”之
一、原博时基金经理马乐，已于9月2日被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批准逮捕。
侦查机关初步查明，2011年3月9日至2013年5月30日，马乐在担任博时精选基金经理期间，利用博时精选交易股票的非公开信息，操作自己控制的三个股票账户，通过临时购买的不记名神州行卡电话下单，先于或同期于其管理的博时精选基金买入相同股票76只，成交金额人民币10亿余元，获利近2000万元。
2013年7月11日、12日，证监会冻结涉案三个股票账户，共计3700万元。2013年7月17日，马乐到深圳市公安局投案。深圳市公安局于同日对其立案侦查并对其刑事拘留。
“老鼠仓”被查 马乐自首
马乐于在2011年4月到2013年6月期间，任博时精选基金经理，历任研究部研究员、公用事业与金融地产研究组主管兼研究员、股票投资部投资经理，2011年3月9日起任博时精选股票基金经理，2013年6月20日正式离职。
2013年6月份开始，中国证监会已对马乐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行为立案调查，7月份已经完成案件调查工作。
但早先证监会并未通报马乐案的具体细节，据后来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披露的消则显示，马乐案可能是基金行业有史以来揭露的规模最大的“老鼠仓”案件。
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披露的信息显示，马乐在担任“博时精选”基金经理期间，利用“博时精选”交易股票的非公开信息，操作自己控制的三个股票账户，先于或同期于其管理的“博时精选”基金买入相同股票76只，成交金额人民币10亿余元，获利人民币近两千万元。
值得注意的细节是，马乐是通过临时购买的不记名神州行卡电话下单。业内人士指出，这可能是由于此前几例“老鼠仓”案的威慑，使得马乐有了一定的防范意识。
马乐使用的证券账户开户人为马乐妻子的亲戚或同学，但账户均由马乐操作，密码也由其掌控。
2013年4月，根据交易所核查发现的线索，证监会对博时基金管理公司存有“老鼠仓”交易嫌疑的账户启动初步核查。6月，根据初步核查结果，证监会对原博时精选股票基金经理马乐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行为进行正式立案调查。冻结了其掌管的三个股票账户中3700万资金。
迫于压力，7月17日，马乐前往深圳市公安局自首。
经核实，2011年3月9日至2013年5月30日期间，马乐涉嫌利用职务便利获取博时精选基金交易情况的未公开信息，操作3个关联股票账户，并通过临时购买的不记名神州行卡电话下单，先于或同期于该基金买入或卖出相同股票76只，获利1883万元，成交金额累计约10.5亿余元。
马乐的行为是典型的“老鼠仓”。由于“老鼠仓”严重危害金融秩序，损害公众投资者利益，2009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
（七）增设了第一百八十条第四款，以“利用非公开信息交易罪”对“老鼠仓”进行打击。
缘起基金业稽查风暴
去年4月份起，一轮券商、基金机构稽查风暴骤起。
4月15日，万家利B遭受大额卖单砸盘，而随后便有传闻万家基金固定收益部总监邹昱被带走调查，原因是其交易对手“代持养券”爆仓，进而向央行汇报此事，引发央行汇同公安部调查。17日，万家基金发表声明，确认邹昱正在接受公安部门调查，而这也是国内首次出现债券基金经理直接被公安机关调查的案例。
紧接着，被曝光的是中信证券固定收益部执行总经理杨辉，其在一个月前已被公安机关带走调查，齐鲁银行金融部徐大祝被公安机关调查拘留。
4月19日，易方达基金固定收益部投资经理马喜德因涉嫌职务侵占，被湖南地方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事件被曝光。
同期，西南证券固定收益部副总经理薛晨，因涉嫌债券违规利益输送被带走。
5月底，嘉实基金现金管理部总监吴洪坚落马，嘉实基金当时发布声明表示：“吴洪坚因个人原因被公安机关调查，目前已被公司停职，公司已对债券交易业务开展了自查工作，未发现异常投资交易问题。”
据中新网报道，此次参与案件调查的除了银监会、证监会等部门外，还包括审计署、公安部等部委。北京、上海、江苏，以及华南地区多家银行、券商、基金公司均被列入稽查范围.。
9月13日证监会例行发布会上通告招商基金前副总经理杨奕涉嫌“老鼠仓”案。
根据调查，杨奕涉嫌亲自下单或者伙同他人，买卖相关股票，涉及股票40余支，违法所得1千多万，目前案件仍在侦办过程中。
11月27日，有市场传闻称上海基金公司5人被监管部门带走协助调查，这些被调查的基金和账户均是权益类产品，均是交易所在一线监控中发现了异常。
11月29日中国证监会相关人士表示，近期新疆证监局主办了一起上海某基金经理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的案件，该案目前有一名基金经理涉案，证监会初步查明其在任职期间借用多个证券账户利用非公开信息交易股票的情况，非法获利较大。目前该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之中。
基金业面临大洗牌
公开资料显示，自2008年上投摩根原基金经理唐建首度因基金“老鼠仓”遭到处罚以来，已先后有南方基金原基金经理王黎敏、融通基金原基金经理张野、景顺长城原基金经理涂强、长城基金原基金经理刘海、长城基金原基金经理韩刚、国海富兰克林原基金经理黄林、光大保德信原基金经理投资总监许春茂、交银施罗德原基金经理投委会主席李旭利、交银施罗德原基金经理郑拓以及近期博时基金原基金经理马乐、招商基金原副总经理杨奕的“老鼠仓”事件被监管部门披露。其中韩刚、许春茂、郑拓和李旭利则因此而获刑(其中李旭利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罚金1800万元，目前其二审延期)。
而从涉案金额来看，马乐“老鼠仓”一案，刷新了历史纪录，堪称国内最大“老鼠仓”案。
马乐案案发，也将博时基金管理制度问题摊上了台面。证监会调查发现，博时基金对投资管理人员的相关管理制度存在缺失与执行不严的情况。具体包括：投资管理人员出国（境）管理制度缺失，通信管理制度未严格执行，缺乏对员工本人和直系亲属证券账户及证券交易申报情况进行实质性审核的机制，考勤出差管理存在漏洞等。
此外，公司对旗下基金异常交易行为监控存在漏洞，虽建立异常交易反应分析制度，但未对已发现异常情况采取后续核查、质询等适当处理措施。
证监会发言人称，鉴于博时基金公司上述内控制度不完善，相关制度不能有效执行，原基金经理马乐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股票，给博时精选股票基金份额持有人造成了较大损失，对行业形象产生了严重负面影响，按照有关规定，证监会决定对博时基金公司采取责令整改6个月等监管措施，在整改期间暂停受理和审核该公司所有新产品和新业务申请。深圳证监局将对相关责任人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证监会强调，全体基金公司应引以为戒，加强对从业人员的法制教育和合规培训，时刻牢记把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放在首位，不断完善内控制度，切实做到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受托责任。
马乐的国内最大“老鼠仓”案，给内控不严的基金投资管理人员敲响了警钟。
9、原真功夫董事长蔡达标
蔡达标：家族内讧牺牲者
真功夫两大股东之间的恩怨，或许会给其他家族企业带来启示
2013年12月12日下午，经历了长达16个月的一审程序后，真功夫原董事长蔡达标等五人被控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抽逃注册资本罪一案宣判。广州市天河区法院认定蔡达标职务侵占1515万，挪用资金1800万，数罪并罚，判其有期徒刑14年，没收个人财产100万元。
除蔡达标，另外4名被告人分别为蔡达标弟弟蔡亮标、蔡达标大妹夫李跃义、真功夫总裁助理丁伟琴、真功夫原主管财务和IT业务的副总裁洪人刚。
家族恩怨引官司
1994年，真功夫董事长蔡达标和小舅子潘宇海共同创立了168蒸品店，真功夫就从这家小店起步，而今门店数有300多家，年销售额10多亿元。然而在扩大连锁、引入现代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努力之际，其内部危机却愈演愈烈。
2006年9月，蔡达标和妻子潘敏峰15年的感情宣告破裂，两人协议离婚。有媒体报道，是为了争取到子女的抚养权，潘敏峰才放弃了原本属于自己的25％的股权。
而这场离婚，也让蔡达标找到了企业去家族化的契机。2007年10月，蔡达标为实现真功夫上市，引入今日资本和联动投资两家风投，联合向真功夫注资3亿元。至此，蔡达标和潘宇海分别持有真功夫47%的股权。
2009年，一场突如其来的事件让潘敏峰有了机会反击，其中有蔡标达的“二奶**”。
一位贵州女子在广州街头召开新闻发布会，自称与蔡达标相处11年并产下一子。潘敏峰据此状告蔡达标重婚，欲索协议离婚时给予蔡达标的25%股权。
潘宇海妻子、真功夫监事窦效嫘在2010年12月1日向公安机关报案，控告蔡达标伙同洪人刚、丁伟琴等人职务侵占真功夫公司款项。
审判一波三折
蔡达标案发后，检察机关指控蔡等人共7宗犯罪事实。其中三宗为蔡达标利用职务之便，指使洪人刚、丁伟琴等人，通过虚构与蔡亮标的思远公司及其他公司的交易合同，套取公司现金，涉嫌职务侵占；三宗为蔡达标等人通过虚构李跃义的逸晋公司及其他公司的虚假合同，虚构费用核销或支出套用公司资金，涉挪用资金罪；最后一宗则涉及蔡达标个人独资的赢天公司抽逃出资后再次注资。
2011年4月22日，广州市公安机关证实蔡达标等人涉嫌挪用资金、职务侵占等犯罪行为，并对蔡达标等嫌疑人执行逮捕。该案在2012年8月31日首次开庭。2012年9月20日，在案子的第三次庭审中，蔡达标承认挪用800万元，但对其余5项指控均一一否认。
该案从立案侦查到一审，期间经过多次补充证据。16个月后总算有了一审结果。
宣判后，蔡达标家属当庭喊冤。被告人蔡达标、洪人刚表示与律师商量后，再决定是否上诉；其弟蔡亮标和妹夫李跃义则当庭表示上诉；丁伟琴表示不上诉。
据网易财经报道，一位熟知该案的法律人士称，目前蔡达标已提出上诉，按正常法律程序，3个月内需对二审进行开庭及判决，案情特别复杂的，可以申请延期3个月，正常的话，二审应该会在6个月内会有结果。
产权不清，不仅是蔡达标和潘宇海反目的导火索，也是导致蔡达标恣意转移财产、关联交易、混同公司财产和个人财产的必然结果。
真功夫从家族作坊式生产向现代化大型快餐连锁企业的转型，距离资本市场仅仅一步之遥。
10、葛兰素史克涉“贿赂门”高管
葛兰素史克：跨国“贿赂门”
无论是入乡随俗还是同流合污，乃至于半推半就或主动适应，跨国企业在华对潜规则“玩”得越来越转了
2013年6月28日午间，长沙警方官方微博“长沙警事”发布消息称，“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下称“GSK”）有关高管人员涉嫌经济犯罪，正在接受长沙市公安机关调查”。
随后的7月11日，公安部网站发布的一起侦办案件消息再次引起媒体关注，该消息称，根据国家相关部门提供的线索，日前，公安部统一组织指挥湖南长沙、上海和河南郑州等地公安机关对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部分高管涉嫌严重经济犯罪依法立案侦查。
由此，跨国制药巨头葛兰素史克迎来了其入华以来的最大信誉危机。
GSK高管涉商业贿赂被抓
时至年底，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官网消息，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原副主任黄峰平因涉嫌犯罪，已于2013年12月18日由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决定逮捕。
据媒体此前报道，上海市卫计委副主任黄峰平因涉嫌经济问题，去年9月被有关部门带至沪外接受调查，近期又被带回上海继续审查，并已被停职。上海市卫计委官方网站的“机构领导”一栏中，已经删除了黄峰平的名字。
黄峰平落马主要涉及其之前在华山医院及其下属医院任职期间涉嫌在医院招标采购中受贿等问题，同时可能牵涉葛兰素史克(GSK)商业贿赂一案。
自2013年7月起，葛兰素史克中国涉及经济犯罪一案，便广受关注。有关部门就此发布的消息称，在有关部门协助下，公安部部署涉案地公安机关开展调查，发现GSK中国及其关联企业存在重大经济犯罪嫌疑。2006年成立的上海临江国际旅行社年营业额从成立之初的几百万元飙升到案发前的数亿元。而其业务往来只和一些药企打交道，从而成为此次反商业贿赂门的敲门砖。
在掌握确凿证据后，公安部明确指示长沙、上海、郑州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于6月28日、7月10日两次开展集中抓捕，对GSK中国的部分高管和多家旅行社的部分从业人员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6月27日，GSK中国副总裁兼企业运营总经理梁宏、副总裁兼人力资源部总监张国维、法务部总监赵虹燕和商业发展事业企业运营总经理黄红均被警方带走接受调查。
隐晦的行贿
公安部通报显示，近年来，GSK中国为达到打开药品销售渠道、提高药品售价等目的，利用旅行社等渠道，采取直接行贿或赞助项目等方式，向政府部门个别官员、医药行业协会和基金会、医院、医生等大肆行贿。
临江旅行社的法人代表翁剑雍交代，从2010年开始，在GSK中国副总裁兼企业运营总经理梁宏的“关照”下，他拿到了梁宏所负责部门的大部分会议项目。截至2013年，报账金额共计约有3000万元。
按照“行规”，梁宏的“好处”有200余万元。梁宏对他明确讲过，这些“无法走账的开销”，就是给某个主管部门领导或专家送钱或者买礼物。“很多时候是梁宏打电话来，说有这方面的用途，我就把钱准备好送过去，随时用钱随时打电话。”
据GSK中国的医药销售代表称，GSK中国培训员工如何向医生行贿，并且用销售额的近一成作为行贿医生的“备用金”，帮助医药代表做假账。
按照GSK中国的规定，销售人员可根据自己的销售业绩，以讲课费、餐费等形式报销销售额的7%－10%用来行贿医生，以达到让医生多开药的目的。
跨国医药巨头葛兰素史克因在华行贿被调查尚未水落石出，另一医药巨头法国赛诺菲公司又涉嫌在华行贿丑闻。赛诺菲被曝光，源于它向503名医生兜售“安博维”、“安博诺”两种抗高血压的药品，并以研究经费为由返还给医生。
一时间，包括美国辉瑞、瑞士诺华等多家全球最知名跨国制药公司纷纷被传出开始接受中国相关政府部门检查的消息。
棒打“潜规则”
资料显示，在全国药品行业，药品回扣每年侵吞国家资产约7.72亿元人民币，约占全国医药行业全年税收的16%。行贿成为医药行业“潜规则”，不仅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更直接助推了药品价格的虚高，加重了公众医疗负担。以得标价格为基准，药品生产研发成本仅占10%，而商业贿赂成本高达60%。
由于缺乏阳光透明和有效监督，医生的话语权过大，医药招标制度实际上已经沦为某种程度上的回扣比拼，最终入围的不是药价最便宜的而是公关最到位的。药品的采购和销售都成了药企给予高额回扣的重点对象。
我国对于受贿行为的监管法律对药企的处罚力度过轻，对医院和执业医师的这方面管理出现了漏洞。目前的惩处力度还远远不够。医药卫生也成了运动员和裁判员的案例。
在此背景下，改革现行医疗体系是必行之路，比如加强医疗保险制度，对医院实行管办分离，提高医生收入等等，做到医、药分家将有助于从根本上防止医疗商业腐败。
日前，国家卫计委正式印发《关于建立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不良记录的规定》（下称《规定》），明确我国将正式建立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不良记录，对列入商业贿赂不良记录的医药生产经营企业及其代理人生产或销售的产品，不得被公立医疗机构或接受财政资金的医疗卫生机构购入，并将影响其在招标、采购过程中的评分。
此外，《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对入榜企业的“禁入”规定——对5年内2次及以上登上“黑榜”的企业，全国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将在2年内不得购入其药品、医用设备和医用耗材，该项规定将于3月1日起施行。
据悉，2014年起,葛兰素史克将推行一套新的薪酬体系,这一体系适用于其直接与处方医生联系的所有销售团队员工。他们将就停止向受邀出席医学会议和进行演讲的医疗保健专业人士直接支付费用的做法启动协商流程。
在新体系中，葛兰素史克的薪酬方案不再出现个人销售指标。取而代之的是,从多方面对直接与处方医生联系的所有销售团队员工进行评估和奖励,这些评估和奖励包括专业知识、体现以患者为中心的客户服务质量和公司整体业务表现等方面。该公司将在2015年年初全面执行这一新的薪酬体系。
一上海大学——率先实施高校教师职务聘任工作
我国高校首次职务聘任工作的实施是在上海大学进行的。上海大学组建仅10年,就跻身国内高水平高校行列,成为国家“211工程”建设高校,正是由于以“教师职务聘任制”为核心的人事制度改革。2001年6月,上海大学推出“教师职务聘任制”试点,学校的教授副教授岗位公开招聘、择优聘任。“评教授”改为“聘教授”,“教授终身制”被废除。至2002年4月首批聘任结束,全校共有920名教师聘任到正、副高级职务岗位。
在推出教师职务聘任制试点之前,学校经过多次调查核定,力求科学合理地设置了专业技术职务岗位;本着有利于博士点的学科建设,有利于推动教师通过竞争承担教学、科研任务,有利于从国内外、校内外吸引优秀的学科带头人和教师队伍的稳定发展的原则,校方采用了结构比例法加学科法,将高级职务岗位设置到各学院,再由学院把各级职务岗位设置到二级学科;教师根据个人特长和意愿竞聘岗位,学院则根据岗位需要选聘,经过公示后正式聘任。
一项国内没有先例的人事制度改革在上海大学获得了成功,教师职务聘任制打破了上海大学按部就班、论资排辈的旧例,使青年人才脱颖而出,全校40岁以下博士竞聘到教授、研究员岗位的22人,占晋升聘任正高岗位总数的33.85%;教师职务聘任制在学校内营造出力争上游的氛围,教师抢着承担教学任务,努力争取研究课题,主动进修提高自身实力;一些教师竞争上岗后主动放弃了社会兼职,全身心地投入到校内的教学、科研工作中。这一年,全校74名青年教师通过考试攻读在职博士,是2000年的两倍多。实行“教师职务聘任制”,迈出了学校人事制度改革的第一步之后,上海大学乘势而上,以“人才引进与职务聘任并轨”的方式,吸引校外优秀拔尖人才加盟,快速提高了教师队伍总体水平。
以教师职务聘任制改革为起点,上海大学的教师聘任逐步实现了开放、吸纳的良好运转态势,通过人才引进与岗位聘任制并轨操作,每年向校内外公布本年度教师各类岗位,对校内外的应聘者进行同步考核、评价、聘任,吸引国内、国际人才加盟。据有关统计,学校近三年内引进学科带头人、学术骨干以及优秀博士毕业生约280人,仅2002年就引进海外人才24名。
在对竞聘上岗的教师定期考评业绩时,上海大学注意“量”和“质”的协调,既考核一个聘期内的成绩,也尊重教学科研工作的连续性,为教师提供良好的进取氛围。如今,上海大学根据学校发展需要,设置了终身教授和长聘教授岗位:中科院院士、工程院院士和相当于这一级水平的教授聘为终身教授;优秀的学科带头人和优秀年轻教授聘为长聘教授,长聘教授的聘期分为五年、十年、十五年。通过这些探索,上海大学教师队伍的构成由单一的固定模式向多元化发展,即固定型、中长期型、短期聘用型、兼职型等多种类型相结合,形成了相对稳定的骨干层和出入有序的流动层相结合的合理结构。
自1999年起,上海大学就开始了人事代理制度的探索,当时,主要在新进校的大学本科及以下学历人员中试行,其人员主要分布在教辅、校办企业管理和工人等岗位。在人事代理制的实践中,上海大学不断规范和完善工作程序和管理制度。2003年,人事代理制实施范围扩大到硕士以及硕士以下学历新进校人员,并与上海市人才服务中心合作,成立了市人才服务中心上海大学工作站,使学校的人事代理工作水平迈上了新台阶。人事代理制度建立起的灵活用人机制,与其他改革措施相配套,建立起了教师的流动退出机制,一种良性、高效运转的用人制度初步建立,一种竞争、促进发展的人才机制逐步形成。
对上海大学教师职务聘任制的改革,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的观点是:一评定终身、教授职称“能上不能下”已经成为国内高校传统体制中的顽疾[2]。目前国内许多高校都在摸索,宗旨相同———建立开放、流动、具有活力的激励机制,但大多仍局限在岗位津贴、行政职务任免上做文章,相比之下,上海大学以评代聘将“雷打不动”的职称这一“身份标识”,用三年一聘的职务取代,步子相当大,勇气可嘉。人事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起完全与国际接轨的用人制度,由校方一年一聘,聘职各异,职位只在本校任期内有效,落聘走人,非固定教研岗位可由外来访问学者、临时外聘教师担纲。
上海交通大学原校长谢绳武认为,高校要实现真正的教师聘任制,除了观念转变,还要有两个条件:一是高校要有足够的办学经费。“差”的出,“好”的进,有财力才能请到世界上最好的教师,才能在世界范围“流”起来。但从目前高校经济实力来看,大范围聘一流人才尚有困难。二是能上能下,优胜劣汰,流动机制是关键。[3]
二北京大学——最引起轰动的人事制度改革
2003年北大的人事制度改革方案经媒体报道后,在整个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无论与北大有关的人还是无关的人,对此事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这份《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对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的基本政策、学术标准、组织和程序以及学术委员会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规定:采取有限聘期和有限申请晋升次数等措施在讲师和副教授队伍中实行择优和分流。其基本目标是使讲师层面的流动比例控制在总量的1/3以上,副教授层面的流动比例控制在总量的l/4以上。为改善教师队伍的学缘结构,避免学术上的“近亲繁殖”,方案还规定院(系)原则上不直接从本单位应届毕业生中聘用教师等。
北大这一方案的改革力度前所未有。出台的教师聘任改革方案,引起了学校内部和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有学者认为,北大的改革方案是向中国大学的人事制度抛出了“一颗重磅炸弹”。不少教师对设计此方案的动机表示理解,对其可操作性表示怀疑,有的甚至将这一方案称为北京大学的“休克疗法”。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劳凯声教授说,北大的方案并非完全独创,主要是学习西方的做法。现在中国大学面临着很大的竞争压力,因此提高教师队伍水平是各个学校都绕不过去的瓶颈性问题。[4]
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在谈到北大这次轰轰烈烈的人事改革时,谈到北大现在人事体制的主要弊端,对中国高校来说比较具有代表性。[5]这些弊端首先是教师基本是只能进不能出,没有分流的机制。其次是每年一次“运动式”的职称评定制度。第三个弊端是,虽然高校人才结构目前逐渐趋于合理,但仍然是以内部晋升为主,不少院系还存在着大量留用自己培养的博士生的现象,这种方式不利于最大程度地吸引和培养优秀人才。第四是在旧的人事制度下,各院系没有足够的用人自主权。建议学校要有一个宏观的编制控制量,要根据学科发展和社会需要来确定一段时期内各院系的编制。
笔者认为,北大人事制度的改革本身是大势所趋,无可厚非,不仅仅是北大,中国所有高校的人事制度都应改革。北大的改革,首先是从教师开始,这毫无疑问抓住了关键,因为,教师是立校之本,没有一流的师资,就不可能有一流的学校。可以说,只有改革,才能建立优胜劣汰机制,才能打破分配上的铁饭碗,才能培养和凝聚优秀人才,才能与国际接轨。对不合时宜的具体制度予以改革是必要的,但同时我们又不能忽视制度本身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权力过于集中、经济欠发达、法制不完备等依然存在。高校的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我们在进行人事制度改革的同时,要对关系其生存的要素进行根本性改良和改造。否则,人事制度的改革目标将难以实现。
三华中科技大学———全国率先实行“分级制”的试点高校
原先我国高校教师分为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4个级别,教授、副教授基本上都是终身制,但根据教育部和人事部联合发布的高校教师评级定岗办法,这4个级别将细分为13个等级,不同级别享受不同待遇。教授岗位细分为1至7级,其中正教授包括1至4级,副教授包括5至7级;中级岗位分3个等级,即8至10级;初级岗位分为3个等级,即11至13级。
根据规定,各高校高级、中级、初级岗位内部不同等级之间的结构比例,全国总体控制目标是:二级、三级、四级为1∶3∶6;五级、六级、七级为2∶4∶4,八级、九级、十级为3∶4∶3,十一级、十二级为5∶5。高校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工勤技能人员,必须分别纳入相应岗位设置管理。高等学校专业技术岗位一般不低于岗位总量的70%,其中,教师岗位一般不低于岗位总量的55%,管理岗位一般不超过岗位总量的20%。
有些部属高校根据国家这些相关规定,已启动了教师评级定岗工作。
华中科技大学是全国率先实行“分级制”的试点高校,已于2007年底完成了首轮教授评级工作。该校人事处相关负责人认为:把教授、副教授分级,是对教师的激励。目前华中科大二级教授要控制在教授总人数的10%,三级教授人数在30%左右,这样就有了竞争和压力,形成了良性的激励机制。
武汉大学教育科学院博士生导师陶梅生教授也对“分级制”予以肯定。[6]他说,原先高校教师只要职称一样,待遇就完全一样,且教授的各类职称基本上都是终身制。评级定岗则对级别较高的教师适当提高工资水平,鼓励了内部竞争,刺激了教师培养人才、科学研究、服务社会的积极性。
但有专家认为,分级制不利于体现高校的自主权,认为中国要实行分级制,怎么个分法,每个级别的标准,都应真正体现教师的学术能力和贡献。“分级制”可能对部分教师的积极性有挫伤,尤其是年轻教师参加工作不久,工资低,压力又大,若收入差距太大,可能造成心理上的不平衡。
笔者认为根据教育部和人事部联合发布的这一相关新规定,教授不仅要按照成就评定不同的级别、享受不同的待遇,学校还可以在教师岗位中尝试设置教学为主型岗位、教学科研型岗位和科研为主型岗位,这样既能够体现同等职称条件下教授的不同贡献程度,也能够体现教授在教学和科研方面的不同贡献,让不同层次的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价值所在。这一做法,很好地避免了过去那种教授评价标准完全由科研成果来决定,教学型的教授即使付出再多也不能得到适当回报的局面。但是分级制推出后,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教授的学术发言权,是否也会受到“级别”的影响?二级教授是否一定比三级教授权威?这些问题都将在评级定岗工作中会体现出来,需要一个时期来解决。
四总结———从三所高校的教师聘任改革中得到的借鉴经验
通过以上三个代表学校的改革实践,我们看出了实行高校教师职务聘任制存在的一些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其文章《以改革精神把教师聘任制完善和实施好》中就指出:我国的教师职务聘任制在这20多年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聘任制流于形式,评价体系不健全,过多强调短期效益等问题不少,建立在现行教师职务聘任制基础之上的教师评价机制很不完善。[7]
国内高等教育研究创始人、厦门大学教授潘懋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曾说“教师聘任制在高校似有若无!”[8]他表示,打破教师终身制、以合同聘任教师,是高校希望通过分级流动制和引入外部竞争机制、建立起有活力和竞争力的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全面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的一次积极尝试,但是,制度的不完善、人情味过浓使得这一美好愿望流于形式,并没有给高校带来新的气象。
尽管现在我国高校实施教师职务聘任制式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但实践证明,总体的改革思路是清晰的,方向是明确的,步骤是稳妥的,确实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我们要从以上三个学校的改革中吸取到可借鉴的经验,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首先,要设定合理的高校教师职务聘任程序。设置岗位;设计各职务岗位职责和任职条件;公开招聘;学术评议;择优聘任;签订聘任合同;聘期考核。要切实地把这些环节应用到教师聘任中,不要流于形式。教师职务评聘过程中,建立起科学的教师考核评价体系,为合理使用人才提供可靠根据,增加教师招聘工作的透明度。
其次,要建立优秀的高校师资队伍。只有促进高校师资队伍建设,改善高校教师队伍的年龄结构、职务结构、学历结构,才能为学科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大学教师队伍要由单一的固定模式向多元化发展,形成固定型、中长期型、短期聘用型、兼职型等多种聘用类型相结合,建立良好的用人机制,要遴选合适教师、防止“近亲繁殖”,发掘教师潜力,提高教师素质,充分调动院系在教师职务聘任工作中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为了解决好高校教师职务长期得不到确定和晋升的问题,使一批优秀的中青年教师能得到晋升和聘任,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使他们更加努力学习,积极创造教学和科研成果,笔者建议启动教师评级定岗工作,鼓励内部竞争,形成良性的激励机制。
再次,要科学设岗,以实现教师资源的合理配置。我国高校在实行教师聘任制的过程中也必须处理好教师队伍数量和质量的关系,在扩大教师队伍规模的同时,高度重视教师队伍质量的提高。这就要求在推行教师聘任制时要由过去的“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在岗位设置时不能因人设岗,而应坚持因事设岗的方针。可以根据高校的实际编制情况,以学科建设为核心,以提高教学、科研水平为基础,按照国家、地区规定的教师职位合理比例,科学规划教师岗位,合理配置教师资源。在岗位设立之后必须明确岗位职责,明确各职位应承担的工作量、科研任务以及学科、专业建设工作,并将所有内容分为若干类,量化成不同分值,制定相应的评价标准,作为每年对教师进行考核的依据,同时将这些内容写入教师与学校签订的聘任合同中。
最后,要加强高校内部的民主建设,充分保障学术自由。高校应重视发挥教师工作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为了鼓励教师进行创新活动,学校应该建立一种宽松的工作环境,使得他们能够在既定的组织目标和自我考核的体系框架下,自主地完成任务。高校管理者应采用支持和协调为主的领导方式,给予教师自由发展的空间,允许教师自主决定任务,充分保障其学术自由。
参考文献
[1]教育部召开高校教师聘任制度改革调研会[N].中国教育报,2005-5-27.
[2]王毅.研究型大学的创新之路—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访谈录[J].教育发展研究,2006(10).
[3]谢绳武.经济全球化与高等教育的国际化[J].中国高教研究,2002(1).
[4]吴娟.北大改革教师聘任制引起争议[N].文汇报,2003-6-9.
[5]许智宏.以机制改革为动力促进科技与育人创新[J].中国高等教育,2006(21).
[6]部属高校教师将分13个等级[N].楚天都市报,2008-3-6.
[7]纪宝成.以改革精神把教师聘任制完善和实施好[J].中国高等教育,2005(7).
1 关闭僵尸网络
Jeanson James Ancheta攻击了50万台个人电脑并建成僵尸网络。这位现年27岁的美国人于2006年因运行僵尸网络被判服刑5年和支付15 000美元赔偿金。此外，他还丢掉了年薪58 000美元的工作和宝马车。
2 昂贵的电影
丹麦用户“Icenfire”因在海盗湾上传电影，被罚款20 000欧元，此外他还需要支付5 300欧元的庭审费用。
3 最严厉的判罚
美国网络犯罪史上犯罪情节最严重的一起案件是，Albert Gonzalez盗用1.3亿张信用卡和借记卡的账户信息，他因此被判监禁20年以及25 000美元的罚金，他还要承担超过百万美元的修复费用。
4 虚拟世界的窃贼
2010年，16岁的德国奥格斯堡居民窃取了在线角色扮演游戏“Metin2”里两个熟人角色的装备和服装，并在eBay上出售。他受到的处罚是：因为未经授权变更数据，罚社区服务80小时。
5 KINO.TO案件
29岁的德国汉堡人因Kino.to一案受到目前最严厉的处罚。这位Kino.to电影门户的程序员因违法上传了53 000部电影而被判服刑三年零十个月。这一案件的从犯仅有24岁，也被判服刑一年零九个月。
6 对GOOGLE的最高惩罚
Google支付了美国历史上最高的罚金——5亿美元。罚款原因是：它提供了加拿大网上药店的搜索信息，这煽动了美国用户购买未经许可的药品。
7 负面评论引来大祸
一篇关于某家面馆的负面评论，使中国台湾的博主刘英惠被判拘役30天（缓期两年执行）和20万新台币的罚金。她在博客中评价面馆店主“霸道”，食物太咸且有蟑螂。
8 驱逐
封禁4 998天，接近14年——《使命召唤：现代战争3》游戏的一位玩家因为作弊，被开发商IW工作室禁止登录将近5 000天。由于该游戏之前的版本作弊横行，《现代战争3》不得不采取新的封禁机制，不遗余力地打击违规行为。
9 其他国家
29岁的美国人Joel Tenenbaum为非法下载30首歌曲支付了675 000美元赔偿金，平均每首歌为22 500美元。与此相似，2006年，德国一家法院因两首尚未下载完毕的歌曲起诉一名16岁的少年，要求其付罚款30欧元。
10枪击笔记本电脑
犯罪嫌疑人黄某于1994年7月至1月在凤山县凤旁林场先后担任会计、供销科副科长职务,191月至3月借调到凤山县林业局任会计会计,204月调到凤山县平乐乡政府工作,任副乡长职务(副科级)。经检察机关查明,黄某在凤山县凤旁林场、凤山县林业局从事财务工作期间,通过巧立名目向单位借款、公款私存、虚假冲账和携款潜逃的方式共挪用公款15.3万元、贪污45万元。黄某贪污、挪用公款一案,经凤山县检察院侦查终结后于3月23日以被告人黄某涉嫌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向凤山县法院提起公诉,凤山县法院以黄某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零六个月、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零六个月。
案例：激烈争吵后将母亲杀死 25岁男子被判无期徒刑
案例概述：25岁的孔某常因家庭生活问题和母亲发生矛盾。去年11月21日凌晨，母子俩又因琐事争吵，积怨之下，孔某将母亲杀害。今年7月，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孔某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近日，此案经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后，维持了原判。
术后患上癫痫 母亲骂他是“累赘”
孔某是个身高一米九几的壮汉，说话逻辑清楚，只是时不时目光呆滞。因脑部做过手术又患有癫痫，他被鉴定为轻微精神残疾。
孔某今年25岁，家住泉山区，从小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和母亲不太亲近。虽然上学后跟随母亲生活，可母子俩总感觉隔着什么。随着年龄增长，孔某和母亲常因家庭生活问题发生矛盾。
2007年，不满20岁的孔某因脑垂体瘤手术后，患上癫痫病，需要吃药控制病情。孔某因病没法出去工作，经常流连网吧、游戏厅。孔某向母亲要钱时，两人总会发生争吵，有时还会出现对骂、对打的情况，母亲有时会骂他是“累赘”，双方关系更为恶化。
想睡大床遭拒 与母亲激烈争吵
去年11月中旬，案发前两天，孔某的奶奶生病住院，孔某和奶奶感情深厚，和父亲轮流去医院照顾。
11月21日凌晨1时许，在医院看护了许久的孔某又困又乏，从医院回到家中，觉得自己的床铺又小又冷，便准备到父母的大床上睡觉，但遭到母亲的拒绝。母亲一句“不要到床上睡，你去替你爸，让你爸回来„„”，使得孔某平时积累的愤怒一下子爆发了，双方发生激烈争吵。一气之下，孔某将母亲摁倒在床，用掐脖子、拳击头面部、枕头捂头等方式将母亲杀害。
作案后，孔某将枕头带出家门扔掉，并找朋友借钱。第二天一早，孔某的父亲回到家发现惨剧，立即报警。
案例分析：（犯罪心理形成）
1、社会因素：孔某自小与母亲不太亲近，母子俩关系僵硬，父母对孔某的教育与关心不够，致使孔某积怨已久。
2、情景因素：
（1）受害人的态度，孔某母亲不顾及孔某的感受，对孔某又打又骂，对孔某不够关心，骂孔某“累赘”，伤及孔某自尊。
（2）犯罪时间为凌晨1时许，犯罪地点为孔某家里，没有第三人在场，为孔某提供了极为方便的现场。
3、个体因素
（1）生理因素：孔某患有癫痫，有轻微精神残疾。
（2）心里因素：孔某对母亲积怨很深，母亲经常打骂孔某，伤及孔某自尊，孔某非常恨自己的母亲。
4、犯罪心里的形成模式：
3月17日，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公安机关摧毁一个网银诈骗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3名，缴获笔记本电脑、银行网银密钥等一批作案工具。经查，11月以来，犯罪嫌疑人姜某伪造某银行网站，并诱使被害人在该网站上填写网银用户名、密码等，随后冒用被害人名义，通过网上银行盗取银行卡内资金。
上海市李某信用卡诈骗案
3月9日，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打掉一伪卡诈骗团伙，抓获李某等5名犯罪嫌疑人，同时查获余条银行卡信息资料，缴获网络声讯电话、电脑等大量作案工具。经查，月2日至2月1日，该犯罪团伙通过互联网从他人手中非法购买大量银行卡客户信息，制作伪卡后盗提资金百余次，被害人涉及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17个省市。
福建省厦门市许某非法经营案
1月27日，福建省厦门市公安局立案侦办许某非法经营案，抓获许某等4名犯罪嫌疑人，缴获POS机13台、银行卡273张、涉案金额1.3亿元。经查，犯罪嫌疑人许某等人长期从事非法套现犯罪活动，先后使用10多家异地商户的POS机作为非法套现工具，通过印发名片、登报广告、互联网等方式招揽持卡人进行非法套现活动。
广东省深圳市陈某等人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案
1月，深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发现以犯罪嫌疑人陈某等人为核心的假发票特大销售网络的线索，并立案侦查。3月8日，专案组开始破案攻坚，历经48小时连续作战，先后将犯罪嫌疑人陈某等3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从3个窝点中缴获假发票180万份，假公章239枚。
浙江省温州市“3·26”非法制造发票案
1月，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公安局经侦大队经过两个多月的侦查，在温州市苍南县钱库镇发现了一非法印制发票窝点。3月26日，在温州市公安局的统一指挥和税务部门的配合下，平阳县公安局与苍南县公安局采取联合行动，成功捣毁了一非法制造发票窝点，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3名，缴获各类假发票122万份，并当场查获3台制假工具和设备。
邝某等跨省区非法制售发票案
4月11日，新疆、河南经侦部门联合行动，果断出击，成功打掉一个在新疆、河南两省区作案的非法制售发票犯罪团伙，抓获邝某、王某等5名犯罪嫌疑人，并在周口市西华县邝某家中端掉一大型印制窝点，查获印刷机、晒版机、裁纸机各1台，各类假发票87万份;在周口市商水县王某家中端掉一大型印制窝点，查获3台制假工具和设备，缴获餐饮业发票5万余份。
福建省泉州市洪某家族式非法制售发票案
4月3日，在福建省公安厅的协调指导下，泉州市公安局组织市局有关部门和南安、鲤城、安溪等地公安机关，成功打掉一集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洪某家族式假发票制售团伙，抓获洪某及其妻、堂弟、妹夫等16名犯罪嫌疑人，捣毁各类窝点16个，查获制假设备20台，缴获各类假发票70万余份。
广东汕尾樊某出售假币案
3月，贵州省黔南州公安机关从已侦破的一起假币犯罪案件中获悉，销售假币的“上线”在广东省汕尾市。在公安部经侦局的统一指挥下，贵州、广东两省公安经侦部门在兄弟警种配合下，联合开展侦查，迅速查清了广东汕尾销售假币“上线”樊某的身份。4月5日，当樊某在一饭店再次出售假币时，被当场抓获，缴获版百元面额假人民币200万元。经进一步侦查发现，樊某还涉嫌制造冰毒。
广东省茂名市系列伪造货币案
自2011 年危险驾驶罪入刑以来, 截至2015 年10 月31日, 笔者所在单位人民法院共受理危险驾驶案件190 件, 审结190 件, 生效190 人。具体情况如下:
( 一) 时间分析
数据表明: 笔者所在县区危驾案件的缓刑适用率达到50% 以上, 其余被告人全部被判处拘役, 都为1 - 3 个月刑期, 尚无对此类案件被告人免于刑罚或因案件犯罪情节轻微而不认定是犯罪的案件, 这说明法院对危驾案件审判慎重。
在此次调研的190 个案件中, 取保候审人数占比9 成以上, 大部分危驾人员犯罪情节轻微, 不必逮捕羁押, 仅有5件因当事人醉酒后暴躁, 不配合交警检查被采取强制措施。
本类案件普遍较为简单, 平均审限在5 - 15 日, 审判效率较高。适用简易程序的188 件, 占比98% 。本类案件多数为犯罪事实清楚, 适用简易程序可以提高庭审效率, 节约司法资源, 当庭裁判也可以增加司法审判透明度, 促使当事人信服, 减少申诉上访。
( 二) 罪行分析
1. 发生地点
发生在县城的164 件, 乡村道路上26 件。其中发生在乡村道路的危险驾驶案件都是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或第三人报案, 交警赶来处理事故时发现驾驶人员为醉驾, 可见, 有大量没有发生交通事故的醉驾行为仍然在乡镇中存在却未能被查处。
2. 车辆情况
此次调研涉及的190 件案件中, 轿车105 件, 摩托车75件, 其他车辆10 件。数据表明: 轿车、二轮摩托车是本县该类案件的主要车辆, 而如下文分析, 交管部门对摩托车的管理需引起重视。
3. 被告人情况
此次调研涉及案件行为人全部为男性, 年龄最小的19岁, 最大的58 岁, 主要集中在中青年驾驶人员。驾驶人员文化程度偏低, 初中及以下文化164 人, 占总数的86. 3% 。驾驶人员几乎都为农民或者无业人员, 农民121 人, 无业人员54 人, 个体户5 人, 其他人员10 人。
4. 危驾种类
《刑法修正案 ( 九) 》生效之前, 构成本罪的行为为醉驾与竞驾。笔者所在法院自2011 年以来, 截至2015 年10 月31 日, 审理的危险驾驶案件均为醉驾类型。
二、危险驾驶犯罪案件的成因分析
( 一) 行为人角度
首先, 驾驶人员对危险驾驶犯罪的认识不足。据接受本次调查的法官反映, 大部分驾驶人员认为酒驾违反的是交通法规, 并不知已触犯刑事法律。此外, 多数驾驶人员认为危险驾驶犯罪仅为驾驶汽车, 并不知驾驶摩托车、农用拖拉机等也可以构成本罪。尤其是在笔者所在县区下辖的乡镇中, 人们对危驾的认识更为缺乏, 几乎没有人清楚地知道危驾带来的法律后果。
其次, 驾驶人员对危驾行为存在侥幸心理, 部分驾驶人员还存在违章操作。据部分酒驾被告人事后供述, 其认为自己车技好, 侥幸可以逃避交管部门查处, 只要不出事偶尔酒驾也无妨。此外, 县内二轮摩托车较为普遍, 驾驶人员多数没有经过正式的驾校培训, 便驾车上路, 违章抢道、超速危驾等常有发生, 部分案件中的摩托车驾驶人员酒后危驾往往导致交通事故发生。
( 二) 管理部门角度
首先, 车辆管理不严格, 监管主体单一。从本次调研来看, 危驾案件中近40% 为摩托车交通事故, 而交管部门的重点管理对象为汽车车辆, 对摩托车等疏于管理。因笔者所在县城较小, 二轮摩托成为市民生活中的日常交通工具, 目前疏于管理很容易造成交通事故。此外, 此次调研中查处危驾的监管者全部为交警, 如此仅靠公安部门这样单一的监管主体, 可打击的危驾行为较为有限, 对危驾的预防应该为全社会共同参与, 可以考虑推行危驾举报等措施。
其次, 针对农民以及无业人员等群体的宣传不足。本次调研危驾主体集中在农民以及初中文化以下人员, 尽管危驾的宣传几年前就已如火如荼, 但多为在网络讨论, 至于像笔者所在县这样的中小县城宣传力度极小, 尤其是针对低学历人群的宣传不足, 因为文化素质相对较低的农民和无业人员上网少, 但喝酒开车的却不少。本次调研中, 多数受访被告表示他们根本不知道酒驾还犯罪, 甚至认为只要不出事就不应当被刑罚, 加之危驾的判决书基本上字不过千, 被告人不理解为何没发生交通事故也是犯罪。
三、对危险驾驶犯罪司法实践的探讨
随着危驾案件大量进入刑事司法环节, 如何理解危险驾驶犯罪的构成要件以及如何处理本罪与相关犯罪的关系, 成为刑事司法实践面临的重要问题。
( 一) 危险驾驶罪中的主观故意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对危险驾驶罪的主观方面解释为, 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危险驾驶行为可能会危害到公共安全的结果发生, 而希望或放任这种危害结果的发生。笔者认为这其中值得司法人员思考的是: 本罪中的故意的内容是否包括对危险的认识。因为危险驾驶罪在法益还没有现实被侵害刑法就予以介入, 这种对法益的提前保护没有将危险结果规定为构成要件要素, 也就是说危险驾驶罪属于抽象的危险犯。那么按通说认为的抽象危险犯中危险是拟制危险, 所以不需要认识。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 像竞驶型危驾、严重超员超速危驾、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运输管理法规危驾的行为, 由于行为人的精神意识处于正常状态, 对其故意的说明要求认识到危险结果一般不存在问题。但是对于醉驾型危驾, 行为人对其醉驾行为及抽象危险不一定具有认识能力, 对该行为的故意应该指出是事前故意, 行为人在喝酒 ( 原因行为) 时具有的对其醉酒驾驶行为和引起的危险结果具有认识且希望或放任这种危害结果发生, 而不能以其醉驾 ( 实行行为) 时的认识状态作为故意的认定, 所以只要行为人有饮酒后驾驶的意思而饮酒就应该追究醉驾的刑事责任。
( 二) 危险驾驶罪中的客观方面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对危险驾驶罪的客观方面明确四种表现形式, 在此不赘述, 但对于危险驾驶罪中“驾驶”的含义, 刑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没有具体叙述, 结合本院实践中出现的情况, 笔者认为有必要完善。如在本院的一起案例中, 被告人当庭辩称其为醉酒后发动的车子在车里睡觉, 准备酒醒后再开车, 结果刚好被警察查到。因客观补充举证不能, 侦查人员补充证据证明行为人已经使机动车在道路上运动起来并形成位置的移动, 行为人也无法补充证据证明其没有运行机动车的主观想法, 这确实给司法审判造成困难。一般而言, 行为人发动机动车的目的是为了运行车子, 原则上只要行为人在道路上发动上发动了机动车, 就可以认定其有驾驶行为, 但当下相应司法文件并没有具体规定, 笔者认为相应文件有必要明确虽已启动机动车但并未使之运行的不能认定为醉酒驾驶, 侦查人员在侦查环节除了提供认定行为人醉酒状态的证据之外, 还要明确行为人已经使机动车在道路上运动起来并形成位置的移动。
摘要：近些年来, 交通领域事故频发, 危险驾驶类行为受到普遍关注, 危险驾驶罪是2011年《刑法修正案 (八) 》新增加的罪名, 《刑法修正案 (八) 》规定的是醉酒驾驶和情节恶劣的追逐竞驶行为。而2015年《刑法修正案 (九) 》对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修正后, 将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的严重超载或超速行为、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进而危及公共安全的运输行为也纳入刑法规制范围。鉴于危险驾驶行为在社会引起的高度关注, 笔者对所在单位法院处理的大批此类案件检索分析, 形成分析报告。
关键词：危险驾驶
参考文献
[2]陈家林著.外国刑法通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9:216.
关键词：犯罪心理学；案例教学法；应用心理学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2）10-0038-02
我国的犯罪心理学课程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主要是在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以及各警官学校开设，或在一些学校的法学专业开设，而综合性大学、师范类大学为心理学专业本科生甚至全校本科生开设犯罪心理学课程的历史则较为短暂，屈指算来也就一二十年的历史。
一、综合性大学开设犯罪心理学的特殊性
（一）培养目标不同
在政法大学、公安大学以及警官学校开设犯罪心理学课程主要是培养学生的心像侦查及心理扫描等公安专业能力和实战技能。而综合性大学心理学专业毕业的学生虽然也会有人进入警界，但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大部分学生学习本课程就是了解一些犯罪心理学的基本知识，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因此，这也是本课程开设的目标，曾经有一个案例给教师们的触动很深，说的是有一个家庭几年内儿子、女婿、女儿接连发生意外。警察调查结果表明，原来是女婿蓄意谋杀另外两人来骗取高额保险金。然而，直到警方公布调查结果之前，他们的家人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个相处几年之久的女婿，甚至女儿也从未怀疑过自己的枕边人。像这样被至亲之人处心积虑谋害的案子绝不仅一起。我国目前各类犯罪都曾有高发趋势，尤其是各种谋财、报复等杀人案件。作为普通人掌握一点基本的犯罪心理学常识有助于自我保护，也有助于减少和预防犯罪。这也是综合性大学给应用心理学专业以及一般本科生开设犯罪心理学课程的初衷和目标。
（二）占有资源不同
在政法大学、公安大学以及警官学校，教师占有丰富的资源，很多教师可能本身就身兼多职，可以深入到监狱、未管所、少教所、劳改农场等进行心理测试、心理咨询、个案访谈，近距离的接触和感受，了解犯罪人的心理和犯罪现象。相对而言，综合性大学的应用心理学专业虽然也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取得和这些相关部门的合作，但是机会要少得多。因此，综合性大学的犯罪心理学课程案例更多地来自其他渠道：网络、报纸、电视、电影等。由于媒体的力量四通八达，通过这些间接的渠道也能够了解犯罪人的各种犯罪心理。因此，犯罪心理学这门学科拥有庞大的案例库。
实际上，通过这些渠道得来的案例有些方面要优于那些经过判刑的案例。这是因为罪犯心理与犯罪心理虽然同属法制心理学范围，但两者有所不同：犯罪心理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犯罪主体在犯罪产生阶段、预谋着手阶段，尤其是实施其违法犯罪行为阶段的心理活动特征。而罪犯心理侧重于对犯罪行为实施终了并经侦查、起诉、审判、判决后，犯罪主体被投入到劳改场所进行改造时其心理活动的产生、变化及发展的研究，以寻找其具有普遍性指导意义的心理活动及变化规律[1]。因此，判过刑的案例经过劳改场所的教育和改造，罪犯的心理会发生变化。
二、案例教学法在犯罪心理学课程中应用的优点
案例教学法是指依据教学目的及内容的要求，在教师的精心策划和指导下，以案例为基本教学材料，将学生带入特定事件的情境中，通过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多向互动、平等对话和积极探讨等，提高学生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一种教学方法[2]。在传统讲授式教学中，教师处于主导地位，教师是信息的传播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学生只是带着耳朵听讲的被动接受者。案例教学是情景式教学，不像讲授式教学过多地关注于概念和理论本身，而更关注于对理论的柔性运用。在案例教学过程中，学生是真正的主角，在教师的提示、引导下学生自己去解惑，从而获取案例背后的理论和规则。犯罪心理学课程是研究犯人的意志、思想、意图及反应的学科，是在大量案例基础上的理论思考。同时，犯罪心理学又是一门理论和应用紧密结合的学科。因此，几乎每一个理论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相对应的实例，通过案例得到完美的诠释。运用案例法教授犯罪心理学可以有如下益处。
（一）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活跃课堂气氛
案例教学本身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每一个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传统的理论课教学，從教学方法上看，一直都沿袭的是一种“注入式”的单向教学方式，这种方式使得教师自始至终扮演知识的传授者，而学生则始终处于被动接受地位，从而导致学生理解和运用能力很差，对这门课程的兴趣与重视程度也大大降低[3]。在案例教学法的课堂上，教师将更多地作为支持人而不是授课人，引导讨论并且让学生就他们的观点畅所欲言，学生充满自信地发言，并且提出独到的见解。在讨论、辩论和解决问题中，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度，活跃了课堂气氛。出于好奇心，形形色色的犯罪事件总是能吸引普通民众的眼球，大学生也不例外，犯罪心理学的案例更能激发学生的想象和参与的热情。
（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理论是工作和学习的起点和必备。理论有很多的功能，比如，组织、支持和命名。作为心理学的从业人员必须掌握丰富的理论才能开展工作。然而，新一代大学生普遍重应用轻理论，他们由于所学和所知有限，看不到要学习的理论对今后的发展是多么重要；同时他们缺乏过去大学生的安定，很容易对所学内容失去兴趣。因此，这就需要教师“处心积虑”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以案例为契机，让其看到学生在对案例的分析和理解的基础上水到渠成习得理论，同时也看到那些掌握理论的人的成功。
（三）有助于提高学生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
单纯的理论授课，学生记忆效果不够扎实，没有提取出关键的支点，因此也不能游刃有余、触类旁通，在遇到实际问题时往往想不出来曾经学过的解决办法。案例教学法将理论知识以案例的方式呈现给学生，引导学生置身于相应的情境，不仅习得了最后的理论结果，同时学会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案例教学法的运用
案例教学法不是单纯的欣赏，为了达到应用的教学效果，在教学法的实施环节要注意以下一些问题。
（一）精选案例
在案例的选择方面能够激起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但不能因此一味求刺激求恐怖。要尽量选择最能表达所述原理的案例，因此，可能要经过一次次更新才能选择，这是一项耗时耗力的工作。同时，作为教师要不断关注媒体上类似的报导，遇到合适的案例及时更新。过时的、没有新意的、不够生动的案例，要尽快删除。大案要案，情节典型，且一般会有专家分析，适合做案例，比如，杨新海、杨树明、罗树标、宫润柏等案例。案例选择完之后要重新按照需要进行编排。媒体上报道的案例有的篇幅过长，有的过短，有的内容不符合需要，因此，教师需要就某一件事情查询大量资料，进行分析整理提炼，形成一份最终的案例。
（二）组织学生
案例教学法进行得好坏，要看学生的参与度，作为教师要组织学生积极参与讨论与互动。这项工作同样有很多细节需要注意和把握。比如，对于一些性格内向的学生，要小步子及时鼓励其发表看法；对于一些被集体孤立和排斥的学生，要想办法让他融入集体，比如，可以把他排在一个对他不太熟悉的团体，这样更容易被接纳；对于一些想独树一帜的学生——如有的学生要求不参与讨论，自己形成一份报告，认为集体讨论不认可他的观点——要耐心开导教育讨论过程更是与人合作的过程。
（三）掌控讨论
课堂讨论是案例教学的核心环节，也是难度最大、最容易出问题的环节，其成功与否取决于教师的“导演”本领和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4]。进行课堂讨论与互动会有很多突发状况和细节，这些需要经验的积累，也需要临场应变能力。比如，案例的呈现方式方面：如果案例较短，可以用幻灯呈现；如果案例较长则可以每组发放一份。这样有助于学生更清楚地了解案例。再如，每次固定组讨论有时导致个别学生倦怠有依赖，每个小组中总是几个同学积极参与讨论，而个别学生“坐享其成”，这点需要教师在课堂中走动、观察，适时提醒和点拨。每次课堂讨论之后每一组形成一份报告，这时他们迫不及待地期望知道自己组的报告水平和其他小组的报告情况。教师不妨把各组情况和同学们一起讨论决定每组分数，这样做到了民主，也能让学生心服口服。评价环节必不可少，它可以激励学生参与的热情。
四、例證案例教学法
仅以一例说明在应用案例教学法时对上述情况的考虑。例如，在讲到“情境对犯罪行为的影响”时，我们引入的案例是菲利普·津巴多的研究①。第一，兴趣点问题，菲利普·津巴多所著《心理学与生活》是心理学专业的一本入门书籍，因此，学生对他有简单了解，听说是他的研究都充满好奇。第二，在素材的选择方面，在中文与英文、书籍与图像材料的权衡下，选取一段录像材料，该录像为英文，有中文字幕，既锻炼了学生的英语听力，也避免学生完全看不懂。第三，在对学生能力的培养方面，通过这个案例的讲解可以培养学生多方面的能力。一是学生看到了心理学工作者原来是如此的有用武之地；二是学生看到心理学工作是如此的重要，经过调查研究得出来的知识可以一反传统——不是苹果坏了，而是装苹果的桶坏了；三是学生可以看到学习心理学可以从事专家证人工作，体面而神气；四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让学生看到相应的从业人员是如何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注释：
①[美]菲利普·津巴多；孙佩妏，陈雅馨译.路西法效应[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374-429.
参考文献：
[1]李龙，刘学军.罪犯改造心理学与犯罪心理学[J].法学，
1987，（6）.
[2]李昆益.案例教学法在高职市场营销教学中的实施[J].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2）.
[3]韩志敏.案例教学法在政治理论课中的应用[J].四川工
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2）.
[4]刘同芗，郭健美.互动式案例教学法在社会保障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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