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投资环境调查(精选6篇)
在科技高速发展的现在社会,网络成为了人们每日必不可少的平台,网络也同样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同时网络游戏利用其多样性强、可玩型高等优点,迅速成为了一个在世界上新兴的产业,迅速充斥了年轻人的闲暇时光,中国的网络游戏产业正处在一个走向成熟期的过程中,下面我就从几个方面,对中国网络游戏的现状与发展结合调查与报告进行论述。
一、什么是网络游戏
既然我们这篇调查报告的主题是网络游戏,那我就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这个新兴的产业进行介绍,让您对网络游戏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同时对网络游戏和单机游戏进行一些粗略的区分。
(一)定义
英文名称为Online Game,又称 “在线游戏”。指以互联网为传输媒介,以游戏运营商服务器和用户计算机为处理终端,以游戏客户端软件为信息交互窗口的旨在实现娱乐、休闲、交流和取得虚拟成就的具有可持续性的个体性多人在线游戏。
(二)与单机游戏的区别
1.单机游戏因为在画面、剧情、音乐、可玩性方面上比网络游戏更加优良,所以需求的配置也相对较高,在需求的配置中,显卡和CPU最为苛刻。而网络游戏因为需求大众化,所以在配置等方面只需为普通配置即可娱乐。
2.网络游戏都是网络游戏运营商采用专业的游戏服务器进行管理和运营,才能让网络游戏玩家在娱乐时让网络游戏的属性和数据进行存储和变化(例如等级、攻击力、防御力等),但因为网络游戏的终端并不是在本地,所以网络游戏才必须依靠互联网才可正常运转。而单机游戏都具有本地游戏服务器,则也就是单机游戏的属性和数据都是由本地游戏服务器来进行存储和变化,所以单机游戏不依靠互联网也可正常运转,并且部分单机游戏的本地游戏服务器也具有着互联网联机的功能,在互联网下玩家可与其他互联网玩家进行互相娱乐。
二、中国网络游戏的产业与模式
中国的网络游戏产业还处在一个走向成熟的阶段,其经营模式与管理制度尚与一些网游产业起步较早的国家有区别,但网游产业在中国的发展之迅速,已经让
越来越多的人想来分一杯羹,加上管理制度的滞后型,导致中国网络游戏产业良莠不齐,使网络游戏产业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
(一)中国游戏产业的大环境
在中国整个网络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从无到有,发展到目前成为中国网络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游戏产业之所以可以打破在原来中国整个网络经济中的平衡,主要缘于在20世纪末中国网络经济泡沫破灭整个网络经济大受打击的时候,网络游戏却异军突起成为整个网络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得到迅猛的发展。
2007年中国网络游戏市场规模为128亿元,同比增长66.7%。2007年中国网络游戏用户达到4800万,环比增长17.1%。用户增长一方面来自休闲游戏用户的增加,另外一方面来自于各游戏厂商对二三级等城市的开发。
2007年中国网络游戏实际销售收入为105.7亿元人民币,比2006年增长61.5%。其中,中国自主研发的民族网络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68.8亿元,占网络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的65.1%。在新投入到中国网络游戏市场公测的76款网络游戏中,中国自主研发的民族网络游戏达53款,占69.7%。自主研发的网络游戏已经成为国内网络游戏市场的支柱。
2007年中国收入排名前15的网络游戏运营商中,有10家为上市企业,上市企业的收入约为98.7亿元,占总收入的77.1%。预计到2009年上市企业的市场份额将占到90%以上。
(二)中国网络游戏产业的盈利模式分析
1. 买断模式 买断模式及用户话费一定数量的钱将游戏的使用权买断,在之后的游戏过程中将不会再有收费项目,即在游戏中的所有玩家所付出的金钱都是等同的,这种模式的盈利点主要就在于买断费用上,故此中模式需用户一次性支出较多,优点在于游戏内部的公平性,这种收费方式常见于大型且精良的游戏中,目前在中国此种收费方式不常见,归其原因在于中国的网络游戏参差不齐,且游戏可玩性不高,从盈利的角度上来讲,买断式收费也是盈利最低的收费方式,也并不迎合国内网络游戏商的口味。
2. 时长收费 时长收费是指用户花一定的钱去买在游戏中的时间,一旦游戏时间到期,则需再次购买游戏中的时间,方可继续游戏,这种游戏模式在中国正越来越受到玩家的欢迎,从数据上看喜好时常收费的用户比例从2008年的25.8%提升至2009年的62.8%,这种游戏方式依然可以很好的提供游戏内的公平性,同时也赋予玩家更多选择的权利。
3. 道具收费(免费游戏)道具收费即很多厂商宣扬的免费游戏模式,玩家可不花一分钱的进入到游戏中,且从始至终的进行游戏,但同时游戏内开放商城,如果玩家想要更好的游戏体验,或高人一筹的角色的话,则需要在商城购买很多道具,这就是道具收费的盈利模式,这种模式在中国最为流行,也是中国的游戏开发商最喜欢的一种盈利模式,首先其降低了门槛,让更多的人进入到游戏中,同时抓住中国人喜欢的攀比的心理,使愿意为游戏花钱的玩家更加的强大,这种模式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游戏本身的平衡性,从相关调查中发现2008年明确表示喜欢道具收费的用户比例为41.9%,而09年该比例下降至28.9%,这也是中国网络游戏走向成熟的一个过程。
(三)中国网络游戏产业的社会地位
随着中国网络游戏产业的兴起,其在年轻人中间的地位越来越重,很多时候都成了年轻人中间每日必聊的话题,随着这项产业的发展与普及,社会对其的看法也从一开始的敬而远之到现在的欣然接受,其在中国大陆的社会地位也与日俱增,2009年央视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以3分钟的时长报道游族网络等网页游戏产业企业代表在原创民族网游发展中的贡献及良好势头。今年前8个月200亿的收入,也使得原创民族网游成为文化创意产业增长最快的版块。游族网络坚持精品战略、坚持民族原创、坚持文化导向,并凭多款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页游产品,受到央视等主流媒体的关注和肯定。
同时最为现代最有效的一种文化输出的方式,主打中国风的国产网游越来越多,同时中国网游产业也从以前的引进国外大作,到现在向国外输出极具中国特色的网络游戏,从文化等软领域让世界更加认识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在电影和音乐打不开局面的情况下,网络游戏成为了中国向世界年轻人输出中国文化的又一个新的突破口。
三、中国网络游戏未来发展方向
中国网络游戏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其取得的成就已经得到了各方面的认可,在其创造出的巨大产值和在年轻人中与日俱增的影响力的背后,是急需完善的体制约束,很多网络游戏宣传过于低俗庸俗,抄袭和乱收费现象严重,这些方面的改善都是中国网络游戏产业未来发展的方向。
(一)宣传急需规范
针对当前一些网络游戏在市场宣传中炒作芙蓉姐姐、凤姐、苍井空等不雅照或视频的女主角。文化部文化市场司有关负责人表示,网络游戏作为文化产品,健康的游戏内容、正确的价值取向、规范的经营活动是保障全行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再考虑到网络游戏的受众,宣传倡导健康正规的宣传方式才是对青少年负责任的态度。
(二)抄袭现象严重
抄袭、山寨现象似乎已经成为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这种现象正说明了中国文化产业创造力的缺失,在这种你山寨我、我抄袭的环境下,网络游戏制作水平日益下降,创新性的玩法和突破性的进展在原创网络游戏中几乎已经销声匿
迹了,在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上,不光是在网络游戏这方面,在很多方面都值得我们国家和政府去进一步的监督管理,只有保证了原创人的合法利益,才能让更多的创作者加入到原创的大家庭中来,才能让这个产业持续的、蓬勃向上的发展。结束语:
这次我采用中国大陆网络游戏为调查报告主题是因为其中国具有很强的特色,也区别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网络游戏发展状况,同时其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再加之受众是广大年轻人,足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以亲身经历为例,作为男生,身边几乎85%以上的同学都有网络游戏的经历,可见其在年轻人中的普及性和影响力,在虚拟的网络游戏世界中,人与人之间可以重新建立关系,扮演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永远都不能企及的角色,天马行空的虚拟世界让很多人沉迷其中,一款好的网络游戏也的确会带来相当可观的经济效应和社会影响力,但这个新兴的市场真的需要我们进一步去规范,其带来的几百亿产值背后有很多需要我们去思考的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有其两面性,网络游戏在给人们带来实现梦想的机会的同时,也让很多人对现实世界失去了耐心和希望,虽然政府出台了所谓了防沉迷机制,但在当今这个信息时代里形同虚设,照搬国外的管理制度显然是不行的,尽快寻找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游戏管理之路才是这个产业的当务之急。
高尚
201120612021
陆态网络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在“十一五”期间列入国家高技术产业发展项目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之一, 由中国地震局、中国科学院、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中国气象局和教育部等多部委共同建设。陆态网络以全球卫星导航定位系统 (GNSS) 为主, 辅以长基线干涉测量 (VLBI) 、人卫激光测距 (SLR) 和合成孔径雷达干涉测量 (In SAR) 等空间技术, 结合精密重力和精密水准等传统大地测量技术, 对中国大陆极其邻区的地球岩石圈、水圈和大气圈变化进行多手段的、实时与非实时相结合的综合观测。GNSS观测手段建设了260个连续观测的固定GNSS基准站和2000个不定期观测固定GNSS区域站, 但是基准站在有些区域的台站分布稀疏程度和整网密度还不尽合理。从技术应用或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说, 陆态网络已经实现了中国大陆地壳运动大尺度变化图像的获取 (100~1000km量级) , 但如要揭示小尺度的地壳形变特征, 需连续准确地获取与地震孕育有关的、响应尺度的次级地块运动, 特别是获取次级地块之间的差异运动随时间变化的精细图像, 才能有效揭示地壳细部形变信息, 完成了流动型GNSS基准站的设计与建设工作, 可作为固定型GNSS站的有效补充设施和功能延伸站点。
2数据处理模式设计
针对野外测量工作的特点, 为方便测量人员应对野外的复杂工作环境, 可以根据工作需要采用远端和站端两种数据处理方式, 从数据流程的角度来看两种处理方式的工作模式如下:
2.1远端处理
流动基准站将GNSS观测数据传输给数据中心, 由数据中心汇集周边基准站的观测数据, 并对本站数据和周边基准站数据进行数据处理, 解算本站的精确坐标位置, 将基准站坐标传输到本站。流动基准站生成RTCM信息, 利用电台或3G网络发送给附近的移动测量用户。
2.2站端处理
流动基准站将GNSS观测数据传输给数据中心, 同时由数据中心汇集周边基准站的观测数据并将其传输到可移动基准站, 可移动基准站内计算机利用专业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解算本站的精确坐标位置, 可移动基准站生成RTCM信息, 利用电台或3G网络发送给附近的移动测量用户。
3系统组成及功能
考虑了流动GNSS基准站灵活部署、GNSS基准站数据接收、 GNSS观测的RTK功能实现、数据传输、连续长时间供电等需求, 流动型GNSS基准站设计从功能上分为观测系统、供电系统、数据传输系统、数据处理与备份系统和装载平台等五个部分 (图1) 。
3.1观测系统
观测系统是流动型GNSS基准站的核心功能实现系统, 主要有GNSS接收天线、基准站GNSS接收机、RTK电台和接收机, 另可配置气象仪作为辅助观测设备获取温度、湿度、气压等气象参数。
为免受制于单一卫星系统、提高观测的系统安全, GNSS天线应能够同时接收到目前已有的导航卫星系统包括GPS、GLONASS、 GALILEO等卫星的信号。GNSS天线应具备同步跟踪地平仰角0°以上的所有可见的GNSS卫星的能力, 具有抗多路径效应的能力, 能在极端气象环境下长期正常稳定工作。流动GNSS基准站架设时, 选择接收视野开阔的场地, 将天线置于装载平台之外的稳定装置上。
GNSS接收机是可移动GNSS基准站中的核心设备, 其功能是对天线接收到的导航卫星系统的卫星信号进行跟踪、处理, 并测量计算出观测标墩上标志点的位置, 同时通过电台向附近的动态测量用户发送观测数据和相关信息, 实现RTK测量。
为了实现流动GNSS基准站的RTK功能, 数字电台是必不可少的附件设施, 其功能是把GNSS接收机的观测数据和相关信息发送出去, 附近的动态测量用户也通过电台收到基准站的观测信息并与用户站的观测数据进行差分处理, 得到用户观测点的精确位置。
3.2供电系统
流动GNSS基准站的供电, 应保障观测系统、传输通信系统和数据备份与数据处理系统的正常运行。根据可移动GNSS基准站在野外的流动特性, 供电电源系统主要以直流供电电源系统为主, 配备蓄电池组, 能提供流动GNSS基准站观测系统、数据传输系统、数据处理与备份系统等设备不间断供电。为保证基准站正常运行, 电池组要求有24小时以上不间断供电能力。交流电源可由电池组经逆变产生。另外, 还应配有外接220V交流电源的接口, 在有市电供电的地方接入公用电网。同时配备后备发电机, 满足直流供电电源系统蓄电池组充电需求。
3.3数据传输系统
数据传输系统由站端通信、中心站节点通信和网络安全三部分组成。另外, 在数据传输系统中可加入海事卫星Inmarsat通信系统实现全球语音通话功能, 特别是在手机信号没覆盖或信号微弱地区可实现语音通话, 以便于通信交流或救急救灾联络。
站端通信:在野外测量的大部分地方, 无法布设专线通信网络, 流动GNSS基准站数据传输只能通过无线方式实现, 除了要满足基准站与数据中心、附近移动测量用户之间的通信功能外, 还需具备可移动性、高安全性、架设快捷性和操作方便性等特点。基准站与数据中心通讯选用VSAT、3G等无线数据通信方式, 与附近移动测量用户的数据交换通过数字电台或3G实现。VSAT、3G组网比较灵活, 可以根据需要组合成各种拓朴结构的业务网络, 以满足GNSS数据传输的需求。
中心站节点通信:中心站节点负责汇集可移动基准站, 并接入陆态网系统国家中心, 实现流动GNSS基准站与陆态网络通信系统的连接。中心站节点包括3G通信接入汇聚、卫星中心站、VOIP语音系统、互联网接入、网络安全等。
网络安全:考虑到陆态网络系统的整体安全要求以及移动基准站的特殊性, 在使用3G系统进行通信的过程中, 使用VPN技术对互联网信道进行封装加密, 并在封装的安全信道内对传输的数据信息进行二次加密, 保障系统的安全性要求。卫星系统则采用与固定基准站相同的通信模式, 即使用专用信道传输, 保证了通信的安全性。
3.4数据处理与备份系统
主要功能为GNSS观测数据下载存储与野外数据处理, 由车载计算机完成。数据处理与备份系统软件应具备如下功能:多类型GNSS观测数据下载、存储、整理与计算, 获得本站的精确坐标位置。
3.5装载平台
装载平台是流动GNSS基准站的主要载体。考虑到作业区遍布全国, 装载平台需具备越野性能、拥有一定工作和生活空间、安全性和可靠性俱佳的汽车, 如作业区选择高原地区, 还需增加高原补氧设施。
4接口分析
流动GNSS基准站的核心是观测系统, 通过接口与数据备份、数据传输系统连接实现基准站功能。系统之间采用不同的接口和链路实现连接。
4.1观测系统与备份系统接口分析
观测系统的主体是GNSS接收机, 通过GNSS天线接口、串口获取GNSS卫星信号、气象信息, 备份存储在计算机中。
观测系统连接可采用网络接口RJ45或串口RS232/USB, 均可实现数据的自动采集、存储。
4.2观测系统与传输系统接口分析
可移动GNSS基准站传输系统主要采用无线通信方式。观测系统的GNSS接收机通过数据接口与计算机连接, 计算机采用网络接口RJ45通过无线网接收和发送数据信息。
4.3观测系统与移动测量用户接口分析
可移动GNSS基准站具有RTK基站的功能, 其与移动测量用户的接口是数字电台, 通过RTCM数据格式进行通讯。
综上, 基准站作为一个有机整体, 各系统间接口分析如表1。
5系统集成
基准站系统集成方式为设备集成、数据集成、供电集成和防雷集成四方面。设备集成是通过在汽车内部按照各硬件体积和走线方式架设机柜, 将各种设备牢固安置在机柜上, 同时要做好防颠防震措施;数据集成包含数据采集、数据传输、数据存储与管理和监控数据信息的集成;供电集成是将UPS机头、UPS电池、电流逆变器、小型发电机和电源线路等有序简洁集成;防雷集成要考虑车辆防雷、 观测设备防雷、电源防雷和网络信号防雷等正系统防雷方案和设备集成。
6结束语
流动GNSS基准站是针对陆态网络基准站的构成现状, 为实现固定GNSS基准站和区域站的功能延伸而设计建设的。采用越野性能好的汽车为装载平台, 将GNSS观测系统和其他必要的辅助系统集成为一个有机平台, 只要是越野车辆可以到达的地方, 就可以搭建临时观测站, 起到GNSS基准站和局域差分基准站的作用, 在地震应急观测、快速测绘工程站点部署、气象应急响应以及临时GNSS基准站加密部署等应用需求中可发挥重要作用。由系统功能特点可看出该系统可快速部署临时GNSS基准站, 作为固定型GNSS站的有效补充设施和功能延伸站点。另外, 该系统可作为行业示范项目, 测绘单位或企业可以根据各自测绘工作特点, 改造该系统中的部分功能形成适应其他测绘工作的流动GNSS测量系统, 扩展测绘单位或企业的作业领域、提高测量效率。
摘要:针对中国大陆构造环境监测网络 (简称“陆态网络”) GNSS基准站的建设现状, 设计了流动型GNSS基准站, 集成了观测系统、供电系统、移动平台、通信系统等诸多系统。不但实现了临时GNSS基准站和局域差分基准站的架设能力, 而且对固定GNSS基准站的功能实现了灵活、快速、有效的延伸, 更重要的是可作为行业示范项目, 扩展测绘单位或企业的作业领域、提高测量效率。
关键词:陆态网络,GNSS,基准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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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0日同志商务在上海金茂君悦大酒店举办了三周年庆典。期间同志商务与舆观中国合作发布第三届年度中国LGBT社会环境调查报告。
此次调研旨在了解中国受访者对LGBT群体的态度和看法,并评估LGBT群体在社会、商务和工作场所中所能得到的支持程度。在12月份期间,该量化调研通过多种在线和移动平台的方式,面向“舆观中国”符合标准的受访者进行访问。样本抽样涵盖一线至三线城市的2,000余名受访者。
总体来看,中国城市受访者越来越支持LGBT群体和相关的议题。81%的受访者同意在职场上应该尊重不同性向的员工 (而去年为77%),76%认为LGBT人士在工作机会上应该被平等对待(而去年为72%)。
在更宽泛的社会问题上,积极共识的程度也达到三年以来新高。首先,在20年底的调查里,有57%的受访者表示社会应该接受同性恋(去年为48%)。另外,现在有42%的人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 (去年为39%)。31%的人不支持也不反对 (中立),11%的人反对。
谈及受访者的LGBT同事、家庭成员和朋友,人们的态度在发生迅速的转变。40%的受访者表示在过去几年中他们的态度变得更加支持 (去年为38%),而9%表示其态度更加倾向于反对,51%维持不变。
18-24周岁的受访者则表示了更大的支持进度 —— 其中47%表示在近年内支持程度有所增加。只有29%的55岁以上的受访者有增加。
虽然今年还是只有23%的受访者 (去年为21%)在中国城市里认识公开的LGBT人士(18-24周岁人群中为29%,去年为26%),他们在不同层面上均对LGBT人群表示极大支持。
这个包括建立包容LGBT的企业文化(不认识LGBT人士的受访者中支持比例为78%,认识LGBT人士的受访者中支持比例为89%),给予平等的工作机会(在不认识LGBT人士的受访者中支持比例为73%,而在认识LGBT人士的受访者中支持比例为86%)。
在LGBT社会接受问题上,(不认识LGBT人士的受访者中支持比例为43%,而在认识LGBT人士的受访者中支持率为68%)。
在同性婚姻合法化问题上,(在不认识LGBT人士的受访者中支持比例为35%,而在认识公开LGBT人士的受访者中支持率为65%)。
LGBT中国社会环境调查报告在10月首次发布。该报告被商业团体誉为一次创举——以科学方式了解中国城市的`人群对待LGBT群体的态度。
该调研是由同志商务 (www.workforlgbt.org) 创始人毕信乐发起的。他表示,“报告结果体现了‘以爱出柜’和‘活出真实自我’的力量。
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及世界其他地方,80%以上的人都会认识公开的同志。而在中国的城市里,这个比例只有23%。
当人们更多了解LGBT的故事,支持率将极大程度地增加。在不认识LGBT人士受访者中,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支持率是35%。就同一议题,拥有LGBT同事、家庭成员和朋友的受访者的支持率高达65%,几乎为前者两倍。
1、我国大陆西瓜生产现状
2、我国大陆西瓜市场特点
3、我国西瓜产业发展分析
4、我国西瓜产业建议对策
1.1、我国大陆西瓜主要产区
我国大陆的西瓜主产区
面积在百万亩以上的省有:
山东、河南、河北、安徽、江苏、浙江、湖北、江西、黑龙江等
其它重点产区还有新疆、甘肃、湖南、贵州等
我国大陆的西瓜特色产区
北京、宁夏、甘肃、广西、海南、西藏等
1.2、我国大陆西瓜主要栽培模式
普通露地栽培
北方、南方多数地区6—7月采收
东北、西北地区的露地栽培(8—9月采收)
南方(广东、广西、海南的冬春季栽培)(12—4月采收)
华北、西北、东北的日光温室栽培
(4—6月采收)
北方和南方的保护地大棚栽培
2、我国大陆西瓜市场主要特点
小生产、大市场、流通程度越来越高;
消费季节性比较显著;
消费的差异性逐步形成,但仍以普通消费为主;
消费的替代性逐渐增强;总量相对平稳,人均明显下降;
品质、品牌和标准化商品刚起步,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
3、我国大陆西瓜生产分析
3.1西瓜生产规模年际波动较大
3.2西瓜生产的总体效益有所下降
3.3西瓜生产的品种和技术需要更新
3.4针对市场特点的生产模式具有创新力
3.1、西瓜生产规模近年来波动较大
1998年我国的西瓜生产规模超过2300万亩,市场总体供大于求,价跌卖难; 2001—2002年由于棉花销售低迷,面积下降,西瓜面积回升;
2003--2004年国家出台粮食生产直补政策,棉花价扬,西瓜面积显著减少 2007年由于面积减少,气候等因素,西瓜的市场价达到近年新高
3.2、随国家农业政策调整和市场总体形势变化,西瓜的生产效益有所下降 西瓜甜瓜生产的比较效益仍超过大田作物;
粮食生产的比较效益上升;
棉花等其它经济作物的效益提高;
肥料、农药等直接生产成本增加;
2004年实行新道路法,禁止超载,增加瓜果运销成本;
国家取消有关税费,降低瓜果生产生产成本;
有关省份出台绿色通道政策,降低运销成本
3.3、生产品种与技术需要更新
品种的更新
抗逆、优质、丰产、有更多的类型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技术的进步
标准化、无公害、绿色食品
延长地产鲜果供应期
加工,贮运保鲜方面仍不足
3.4面向市场发展的典型模式
长江三角洲浙江8424代表的西瓜品牌生产
海南冬季反季节西瓜生产
西北绿色西瓜甜瓜生产
4、我国西瓜生产今后发展对策
市场导向因地制宜应用新优品种
普及不同地区和产品类型的标准化栽培模式,提高上市瓜果的商品质量,推广病虫害的无公害防治,发
展绿色生产
研究保护地问题,普及嫁接育苗,推广采光、保温更好的设施材料与方法
注重研究开发初级产品的深加工
发展产业化,建立注重品牌和品质的高效产销体系
4.1、以市场为导向推广适宜不同栽培条件和针对不同市场目标的优良品种
通过引进资源、种质创新等措施,尽快选育、筛选、推广适合我国各地生产条件的优良品种,重点是
推广抗逆性好,坐果性好,具有良好外观的优质新品种。在不断推出新品种的过程中,通过专利申请、品
种登录、注册专有权等工作,保护育种家的合法权益。有利我国西瓜甜瓜产业在农业结构调整中得到进一
步发展。
4.2、推广标准化栽培技术模式,发展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绿色产品,提高商品瓜质量
根据各地产区的生态与生产条件,针对不同品种、不同市场的要求,通过综合农艺措施的系统研究,提出生产管理的量化指标,明确各类条件下的种植要求和栽培技术。积极研究制订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国家
西瓜甜瓜商品标准,提倡生产者和管理部门积极采用西瓜甜瓜品牌与商标的市场信誉制度,尽快适应加入
WTO后的农产品品牌产品的竞争。
对当前西瓜甜瓜生产,特别是保护地生产中表现突出的病虫害问题,应以无公害防治为原则,将对环境和
果品的污染减少到最低水平,普及对枯萎病、蔓枯病、霜霉病、美洲斑潜蝇等常见病虫害的识别与科学用
药,提倡使用物理方法如海南等地区的防虫网设施栽培;使用低残留和生物农药进行病虫害防治,对符合无公害防治要求的生产基地进行绿色果品认证,发展绿色瓜果的生产。
一、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
六六六(HCH),滴滴涕(DDT),毒杀芬(camphechlor),二溴氯丙烷(dibromochloropane),杀虫
脒(chlordimeform),二溴乙烷(EDB),除草醚(nitrofen),艾氏剂(aldrin),狄氏剂(dieldrin),汞制剂
(Mercurycompounds),砷(arsena)、铅(acetate)类,敌枯双,氟乙酰胺(fluoroacetamide),甘氟
(gliftor),毒鼠强(tetramine),氟乙酸钠(sodiumfluoroacetate),毒鼠硅(silatrane)。
二、在蔬菜、果树、茶叶、中草药材上不得使用和限制使用的农药
甲胺磷(methamidophos),甲基对硫磷(parathion-methyl),对硫磷(parathion),久效磷
(monocrotophos),磷胺(phosphamidon),甲拌磷(phorate),甲基异柳磷(isofenphos-methyl),特丁硫磷(terbufos),甲基硫环磷(phosfolan-methyl),治螟磷(sulfotep),内吸磷(demeton),克百
威(carbofuran),涕灭威(aldicarb),灭线磷(ethoprophos),硫环磷(phosfolan),蝇毒磷
(coumaphos),地虫硫磷(fonofos),氯唑磷(isazofos),苯线磷(fenamiphos)19种高毒农药不得用于
蔬菜、果树、茶叶、中草药材上。三氯杀螨醇(dicofol),氰戊菊酯(fenvalerate)不得用于茶树上。任何
农药产品都不得超出农药登记批准的使用范围使用。
4.3、研究西瓜甜瓜保护地栽培连作重茬问题,因地制宜发展嫁接与无土栽培
随着西瓜甜瓜保护地生产的发展,设施内土壤连作重茬的影响逐渐突出,应根据各地条件积极采用嫁
接栽培,选育推广适合 我国各地条件的砧木品种。根据当地生产水平因地制宜发展无土栽培,特别基质型
无土栽培,保证设施生产西瓜甜瓜的产量与品质。
4.4关于深加工的研究与应用
西瓜的深加工
北京的企业已经初步研究了瓜氨酸的提取,番茄红素的提取,西瓜水的加工等商品瓜初级产品的进一步
升值。具有重大前景
4.5、加强组织引导进一步做好市场产销协调,保证持续发展
利用行业协会和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等多种形式,做好市场调研和产销协调,避免丰收之后的瓜贱伤农。
有关主管部门通过知名品牌认定、保护,有关标准的宣传、落实,市场及品种种子信息的发布传播等方
式引导扶持支柱产业
生产者应树立市场意识、品质意识、品牌意识和风险意识
我国无公害西瓜甜瓜的生产现状与发展建议
刘君璞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 中国园艺学会西瓜甜瓜专业委员会 450009)
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内外市场的统一与规范,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与安全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农业部在2002年提出了以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为核心,全力推动农业结构调整,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组织实施了“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据此大力发展无公害西、甜瓜标准化生产,将是今后我国西、甜瓜产业工作的重点。笔者就我国当前无公害西、甜瓜生产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推动其发展提出一些初步建议,仅供参考。我国无公害西瓜、甜瓜生产发展现状
为适应“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中无公害西瓜、甜瓜标准化生产的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2002年发布实施了无公害西瓜、甜瓜(哈密瓜)的国家行业标准。据标准的有关规定,目前对无公害西瓜、甜瓜果实的卫生要求主要是针对乐果、多菌灵、辛硫磷、溴氰菊酯、百菌清等农药残留含量,亚硝酸盐及硝酸盐等化肥残留含量和汞、铜、砷、氟、铅、镉等重金属含量均不得超标(剧毒、高毒农药不得在西瓜、甜瓜上使用及检出);产地环境标准主要是针对空气中二氧化硫、氯化物含量不能超标;灌溉水质中铬、汞、铅、镉、砷等重金属和挥发酚、氟化物、石油类物质等含量不能超标;土壤中铬、汞、铅、镉、砷等重金属含量不能超标。在无公害西、甜瓜生产技术规程中强调了田间管理及病虫害防治中禁用六六六,滴滴涕,毒杀芬,除草醚,汞制剂,砷、铅类,敌枯霜,氟乙酰胺,毒鼠强,氟乙酸钠,毒鼠硅,甲胺磷,甲基对硫磷,对硫磷,久效磷,内吸磷,水胺硫磷,杀虫脒等数10种农药品种。农药使用中应注意安全间隔期、不同药剂的合理混用与交替使用,提倡利用物理与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
从近年来我国西、甜瓜生产整体情况看,严格遵循国家无公害西、甜瓜行业标准生产的比例仍不高,而能够通过有关管理部门检测认证的企业(产区)及商品瓜品牌更少,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仅有数10个企业(产区)获得了省部级西、甜瓜无公害或绿色食品认证。生产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仍是过量使用化肥、滥用农药及部分产地的环境污染。随着市场消费导向和无公害生产标准的建立与监管,更多的生产者认识到,生产同样品种的西、甜瓜,能否遵循无公害生产标准,其产品的市场效益是迥然不同的。
根据初步调研,目前无公害西、甜瓜生产发展较快的有:北京、河北、江苏、安徽、浙江、河南、甘肃、山东、湖北、江西、黑龙江、上海等省、市。如河北省早在2001年已颁布实施了省级西瓜、甜瓜无公害生产标准(DBl3/T455无公害西瓜生产技术规程,DB13/T465无公害甜瓜生产技术规程),江苏省在2001年也颁布了省级无公害保护地西瓜生产技术规程,安徽省在2002年颁布了省级嫁接稀植无公害无籽西瓜生产种苗质量、嫁接育苗、栽培技术、商品果等系列标准及规程。有一些主产区制订了地方性无公害瓜菜生产技术规程。这些地方性无公害西、甜瓜生产标准的发布与实施,促进了无公害西、甜瓜标准化生产的发展,并为这些地区的相关企业和生产者带来了直接效益。还有一些产区和生产企业申报了省级无公害生产基地和国家绿色食品认证。同时许多省、区已根据农业部实施的“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提出并实施了包括西、甜瓜在内的无公害农产品发展目标。
河南省作为我国西、甜瓜主产区,各级政府与生产者日益重视无公害瓜菜标准化生产工作。如扶沟县江村镇每年的无籽西瓜总产量达1亿kg左右;当地政府组织群众引进的黑蜜2号、黑蜜5号无籽西瓜抗病高产。2002年发展绿色无公害西瓜4000hm2。中牟县自2002年开始实行无公害瓜菜市场准入制度,无公害西瓜生产面积6666.7hm2,成为全县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为了提高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县政府出台了“无公害西瓜生产标准和生产技术规程”等一系列配套标准,并由技术监督局牵头组建了县级无公害瓜菜质量安全检测中心,对进入市场的瓜菜免费检验后发放“瓜菜放心卡”,凭卡上市,促进了优质瓜果的销售。
浙江省的无公害农产品基地由省农业厅统一负责认定与监管,计划在“十五”期间建立省级无公害农产品基地1000个,2003年计划认证100个。要求生产基地的生态环境达到相应的环境标准,建立相应的生产规程,生产的农产品达到省级无公害农产品质量标准,有注册商标。如嘉兴市秀洲区1998年引进精品小西瓜特小凤等品种后,开展了以“丰禾”品牌为主的无公害特色西瓜生产,实现产地环境、生产投入品、产品质量、包装标签、贮运保鲜等均有标准可依,生产的无公害西瓜销往上海、杭州、无锡、苏州等城市,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
山东省2002年承担了国家农业科技跨越计划“无公害瓜菜生产技术集成与示范”项目。设立苍山县和肥城市2个核心示范区和惠民、莘县、博兴、济阳、齐河5处重点推广基地县。项目完成后示范区的瓜菜产品农药残留达到国家安全标准,硝酸盐含量降低30%以上,保证示范区瓜菜质量符合农业部颁布的无公害行业标准。高青县西瓜常年播种面积在6666.7hm2以上,总产40万t以上;2002年正式成为省农业厅认定的无公害西瓜生产基地,生产的“青苑”牌西瓜,经农业部环境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济南)认定为山东省无公害农产品。东明、昌乐、莘县、临沂等产区均突出科技导向,引进、推广高抗优质品种;测土配方,合理使用化肥,注重施用有机肥;利用生态栽培综合防治病虫害。在无公害标准化栽培技术方面下工夫,使西、甜瓜产品质量稳步提高。当地有关部门还积极申报注册了有关品牌商标与无公害及绿色食品标志,生产的无公害西、甜瓜远销南北各地,得到了市场的认可。我国无公害西瓜、甜瓜生产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无公害西、甜瓜生产已得到政府和消费者的高度重视,生产者也逐步认识到其与市场需求及效益的密切关系,其规模、比例有明显增加,但在当前无公害西瓜、甜瓜生产中仍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首先是西、甜瓜的生产与经营高度分散。目前各地西、甜瓜的生产经营主体是千家万户的农民,每一个瓜农既是生产者又是经营者,可以说,在此情形下大部分地区西、甜瓜生产和销售基本处于盲目、无序状态,因此要进行大规模有严格质量标准的无公害西、甜瓜生产与市场流通的难度很大。如在生产中,许多生产者往往注重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化肥用量明显偏多,造成果实品质下降;有些生产者从降低生产成本出发,使用成本低、见效快的高毒、高残留农药,造成农药残留问题比较突出。在市场流通中,由于分散经营,流通环节普遍缺少相应的市场中介组织与营销网络,其结果不仅加大了市场经营成本,也增加了管理部门质量监测管理的难度。
其次是无公害食品方面立法工作滞后,质量标准与管理体系不完善。目前国家对无公害农产品的生产、经营及管理等,尚未出台专门的法律。尽管不少地方政府和部门都出台了一些无公害方面的政策或法规,对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起到了较大作用,受到广大消费者的欢迎,但因没有专门的法律依据,无法设置与实施处罚条款,在执法管理中操作较难,出现了无法
可依,或因相关法律规定抽象,实施无力的现象。
近年来,国家日益重视农产品质量标准的制订与管理体系的建设,担仍很不完善。无公害西、甜瓜生产标准化尚处于起步阶段,有不少种类质量标准正在制定或刚刚完成。在已制定的标准中,对产品自身标准内容制定得比较详细,但对涉及产前、产后等相关标准的内容较少。正在实施的一些质量标准,由于质量管理体系不够完善,目前尚难以真正落实。
第3,无公害西、甜瓜宣传力度不够,生产者与消费者对无公害食品认识不足。2002年起农业部开始启动“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由于广大生产者和消费者对无公害食品的概念刚刚接触,加之有关宣传不到位,社会上对什么样的食品是无公害食品,怎样才能生产出无公害食品,购买无公害食品应注意哪些事项,无公害食品的优点等了解的人不多。因此经常在无公害食品检测中发现高毒禁用农药的残留;不少消费者还认为过去吃了几十年普通食品也没问题,普通食品与无公害食品没多大区别。
由于无公害西、甜瓜生产成本较高,售价也相对较高。据了解,目前无公害西、甜瓜市场售价比普通的高1~3倍,其原因既有生产成本的增加,也有进入市场前的检测认证、包装等方面增加的成本。然而由于认识问题,消费者往往期望以普通西、甜瓜的价格购买到优质、通过检测认证的无公害西、甜瓜,从而造成市场上无公害西、甜瓜难以形成气候,成为制约其生产发展的一个瓶颈问题。如2001年安徽合肥丰田公司生产的无公害西瓜,当地质量检测机构执行DB34/207—2000标准,使其获得了检测合格证。但该公司商品瓜进入超市销售,因每500g售价1.50元,1天还没卖掉100kg;而普通西瓜售价0.37元。1天卖出3000kg。对此中国消费者协会消费指导部丁世和主任认为,推动绿色消费的原动力是广大消费者;只有消费者自觉“绿色选购”,无公害农产品市场才能健康稳定地发展。
第4,有关无公害食品的发展投入不够。尽管各级政府对无公害食品工作的投入不断增加,但面对巨大的生产、流通、消费领域,要从源头到市场准入真正把好每一道关口,还需要政府更多的专项经费扶持。当前迫切需要增强对无公害食品生产新技术、新成果的研究推广,以及各项监管体系建设的支持,以保证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的顺利落实。发展我国无公害西瓜、甜瓜生产的建议
根据农业部“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我国将用5年左右时间基本实现食用农产品的无公害生产,保障消费安全,质量安全指标要达到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中等水平。各地应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当前应以确保鲜食瓜果食用安全和提高西、甜瓜国际竞争力为目标,以全面实施“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为主线,以积极推进生产技术规程标准化生产为重点,尽快将我国西、甜瓜无公害标准化生产推向一个新的水平。
首先,在当前农村经济体制下,充分发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引导和带动作用。在主产区建立无公害西、甜瓜商品生产基地,发挥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作用,将分散经营的一家一户组织起来,根据市场需求和农民意愿,组织西、甜瓜无公害标准化生产,将生产规模做大、产品质量做高、品牌做响。通过公司+农户等产业化运作,在城市设立无公害鲜食瓜果农产品专销区,采取连锁配送等营销方式,实施产、供、销一体,解决鲜食瓜果的生产与市场脱节的问题,实现无公害西、甜瓜优质优价,降低市场风险,有效解决无公害生产及标准化问题,使农民增收。其次,在无公害西、甜瓜生产基地要尽快建立健全有关无公害食品标准、检测、认证、技术推广、执法、信息等管理与技术服务体系。农业标准化是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的重要手段,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主要标志。国家无公害西瓜、甜瓜行业标准均已颁布实施,不少西、甜瓜主产区也相继出台了一些地方性标准或栽培技术规程等。当前重点应做好行业管理与技术服务体系的工作,使各地西、甜瓜产区能够按照统一标准与技术规程栽培与产品检测,有利于生产发展与市场开拓。不仅需进一步完善各级检验监测机构与生产基地、市场速测点的建设,提高服务管理水平,有条件的产区还应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网络宣传推广与组织协调作用,在主管部门协调下使之与专业检测中心的工作有机结合,加速西、甜瓜主产区无公害西、甜瓜生产基地建设。
第3,加快无公害食品的专门立法与有关宣传工作,增加政府的投入力度。落实和推动无公害农产品生产的发展,一方面有待政府尽快立法,使得无公害西、甜瓜生产法规具有明确的可操作性。另一方面同样需要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加强宣传引导,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让广大生产者充分认识到无公害西、甜瓜生产的重要意义和实际效益,从而自觉实施。
应进一步加大经费投入,用于对无公害西、甜瓜生产中重大问题的科技攻关及检测、执法队伍条件的改善,尤其要增加抗病虫害优质品种的育种研究与推广,高效低残毒农药的研究开发与推广等方面的支持,以加快无公害生产新技术的应用深度和广度。同时应逐步加强无公害食品检测、执法队伍的建设,保证政府对无公害食品监管工作真正落实到位。
解放初期,人民政府接管各地的官僚资本保险公司,同时整顿改造私营保险公司,为新中国保险事业的诞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保险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为建立起新的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保险业,1949年人民政府对旧中国保险业进行了全面的清理、整顿和改造.1、接管官僚资本保险企业。由于解放前夕官僚资本保险机构大多集中在上海,人民政府接管官僚资本保险机构的工作以上海为重点。接管工作从1949年5月开始至10月底基本结束。中国产物保险公司和专营船舶保险、船员意外保险的中国航联意外责任保险公司经批准恢复营业,其他官僚资本保险机构都予以停业。上海以外的官僚资本保险机构都由当地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当时的官僚资本保险机构,因资金转移和负责人贪污挪用,资产已枯竭殆尽。其员工由军管会组织学习政治,许多人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立后走上了人民保险事业的新岗位。
2、改造私营保险企业。解放后,各地相继制定私营保险企业管理办法,如重新清产核资,要求按业务类别交存相应的保证金等,并加强督促检查。根据新的管理规定,中外私营保险公司在各地复业,但大部分保险公司资力薄弱,承保能力有限.由于原来的分保集团大部分解体,对外分保关系中断,在军管会的支持下,1949年7月20日在上海成立了由私营保险公司自愿参加的分保组织“民承分保交换处”(简称民联),主要经办火险的分保业务。民联的成立,促进了私营华商保险公司的业务发展,提高了保险业的信誉。随着私营保险企业公私合营,民联于1952年初完成了历史使命。
1951年和1952年,公私合营的“太平保险公司”、“新丰保险公司”相继成立。两家公司都是在多家私营保险公司的基础上组建的,其业务范围限于指定地区和行业,经营上取消了佣金制度和经纪人制度。1956年,全国私营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完成后,国家实行公私合营企业财产强制保险,指定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为办理财产强制保险的法定机构。同年,太平和新丰两公司合并,合并后称“太平保险公司”,不再经营国内保险业务,专门办理国外保险业务。两家公司的合并实现了全保险行业公私合营,标志着中国保险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从此,中国国内保险业务开始了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独家经营的局面。
3、外国保险公司退出中国保险市场。1949年以前,外国保险公司凭借政治特权以及自身雄厚的资金实力,控制了中国的保险市场。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废除其特权,并加强监管,要求其重新登记和交纳保证金。1950年5月,全国尚有外商保险公司61家,其中上海37家,天津10家,广州8家,青岛5家,重庆1家。人民政府采取限制和利用并重的政策,一方面允许其营业,继续办理一些当时其他保险公司不能开办的业务,如海运保险、外国侨民外汇保险等;另一方面从维护民族利益出发,对其业务范围和经营活动作了必要的限制,对其违反国家法令和不服从管理的行为进行严肃查处。随着国有保险公司业务迅速增长,外商保险公司不仅失去依靠政府特权获取的高额利润,也失去了为数很大的分保收入。在国营外贸系统和新的海关建立后,其直接业务来源越来越少。1949年外商保险公司保费收入占全国保费收入的62%,1950年下降为9.8%,1951年为0.4%,1952年仅为0.1%。到1952年底,外国在华保险公司陆续申请停业,撤出中国保险市场。
(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诞生
1949年8月,为尽快恢复和发展受连年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中央人民政府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全国财经会议。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建议成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并在会后立即组织筹备。经党中央批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于1949年10月20日正式成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国有保险公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立后,迅速在全国建立分支机构,并以各地人民银行为依托,建立起广泛的保险代理网。
为配合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积极开展业务,重点承办了国营企业、县以上供销合作社及国家机关财产和铁路、轮船、飞机旅客的强制保险。在城市,开办了火险、运输险、团体与个人寿险、汽车险、旅客意外险、邮包险、航空运输险、金钞险、船舶险等。在家村,积极试办农业保险,主要是牲畜保险、棉花保险和渔业保险。为摆脱西方国家对中国保险市场的控制,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还致力于发展国外业务,与许多友好国家建立了再保险关系。除办理直接业务外,还接受私营公司的再保险业务。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迅速成为全国保险业和领导力量,从而从根本上结束了外国保险公司垄断中国保险市场的局面。
50年代初,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各地机构在执行政策和具体做法上出现很多问题,主要表现为依靠行政命令开展业务,内部管理比较混乱。农业保险在试办经验很不成熟的情况下全面推广,一些基层干部开展业务时搞强迫命令,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保险机构发展太快,许多干部不懂业务,只求保费数量不求保险合同质量,不少县级公司入不敷出。1953年3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第三次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对上述失误和偏差进行了纠正,确定了“整理城市业务,停办农村业务,整顿机构,在巩固的基础上稳步前进”的方针。
到1953年底,各地基本停办了农业保险。对停办农业保险业务,虽然大多数人没有意见,但也有一部分农民不愿意停办和退保,他们中有一些得到过赔款或对保险的好处有所认识。东北大部分地区由于农村经济和互助合作运动发展较快,农民大多不同意停办农业保险。经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批准,东北地区重新办理了耕畜保险。随着农业合作化步伐加快,组织起来的农民对农业保险产生了一定需求。但随着农业合作社由初级社发展到高级社,牲畜归公统一使用,对保险的需求反不如初级社迫切。
从1953年开始,国家对城市强制保险业务作了调整:(1)停办国家机关财产强制保险和基本建设工地强制保险;(2)国营企业(包括合作社)的强制保险仍继续办理;(3)其他业务,按对生产有无积极作用、群众是否需要和自愿、自己有无条件、是否符合经济核算四项原则,分为巩固、收缩、停办三类进行清理。由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推进,城市自愿保险业务明显下降。
(二)国内保险业务的停办
1958年10月,西安全国财贸工作会议提出:人民公社化后,保险工作的作用已经消失,除国外保险业务必须继续办理外,国内保险业务应立即停办。同年12月,在武汉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正式作出“立即停办国内保险业务”的决定。1959年1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召开第七次全国保险工作会议,贯彻落实国内保险业务停办的精神,并部署善后清理工作。从1959年起,全国的国内保险业务除上海、哈尔滨等地继续维持了一段时间外,其他地方全部停办。
国内保险业务停办,是在城镇工商业完成社会主义发改造和农村人民公社化的形势下出现的。当时有人认为在城镇工商业基本上是国营企业的情况下,国家可以通过财政调剂方式对各种灾害损失进行补偿,因此开办城市保险必要性不大。而在农村,人民公社改变了以往那种规模较小、经营项目单一的农业合作社的状况,其财力和物力已具备较大的抗灾能力和补偿能力。在这种认识的支配下,认为保险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
国内保险业务停办后,国家从精简机构考虑,只是在中国人民银行国外业务管理局下设保险处,负责处理中央和北京地区进出口保险业务,领导国内外分支机构的业务和从事,集中统一办理国际分保业务和对外活动,在对外联系业务时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保险公司”及“太平保险公司”三个公司的名义。
1959年后,部分城市国内保险业务并没有完全停办,其中有上海、哈尔滨、广州、天津等地。1964年,随着国民经济的全面好转,中国人民银行国外业务局保险处升为局一级单位,对外仍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名义,并由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兼任总经理。
从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期间,中国国内保险业务彻底停办。在“左”的思潮影响下,保险被认为是“私有经济的市场”,“不适应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办理国际再保险业务得不偿失”,“是依靠帝国主义”,“再保险是帝修反之间的利润再分配”等等,因此有人提出要“彻底砸烂中国保险业”,不但停办国内保险业务,还要停办全部涉外保险和国际再保险业务。首当其冲的是1969年月1月停办了交通部的远洋船舶保险,海外业务受到很大影响。接着停办的是汽车第三者责任保险。1968年前,海外业务由香港民安保险公司、中国保险公司、太平保险公司分给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然后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进行对外统一分保。但1969年后,海外业务对外的分保由民安保险公司代理,寿险由中国保险公司分保,港、澳、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保险业务下放到中国保险公司香港分公司管理。到1969年,与我国有再保险关系的国家由原来的32个下降到17个,有业务来往的公司由67家下降到20家,仅与社会主义国家和个别发展中国家保持分保关系。实际上停止了多年发展起来的与西方保险市场的分保往来。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政策,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中国人民银行在1979年2月召开的全国分行行长会议上提出恢复国内保险业务。
1979年4月,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行长会议纪要》,作出“逐步恢复国内保险业务”的重大决策。中国人民银行立即颁布《关于恢复国内保险业务和加强保险机构的通知》,对恢复国内保险业务和设置保险机构作出了具体部署。
国内保险业务的恢复工作,首先是设计制定保险条款、费率和单证格式。1979年5月至6月,先后推出企业财产保险、货物运输保险和家庭财产保险三个险种。7月至8月,先后派出几批干部赴广东、福建、浙江、上海、江苏、江西等地,着手恢复保险业务和筹建保险机构。9月至11月,已有部分地区,如上海、重庆和江西率先开始经营国内保险业务。1979年11月,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对1980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的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会后国内保险业务的恢复工作迅速在全国铺开。
国内保险业务恢复后,过去企业发生意外损失统一由财政解决的做法也作了相应改变。凡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财产,包括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都可自愿参加保险。全民所有制单位投保的财产,一旦发生损失,由保险公司按保险合同的规定负责赔偿,国家财政不再核销和拨款。
到1980年底,除西藏外,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全国各地都已恢复了分支机构,各级机构总数达810个,专职保险干部3423人,全年共收保费4.6亿元。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分支机构接受总公司和中国人民银行当地分支机构的双重领导。1983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升格为国务院直属局级经济实体。从1984年1月开始,其分支机构脱离中国人民银行,改由总公司领导,实行系统管理。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自1956年新丰、太平两家保险公司从国内保险市场撤出后,一直独家垄断中国保险市场。国内保险业务恢复后,中国保险市场也仍然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一统天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对市场的完全垄断,在当时情况下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促进了中国保险业在短期内迅速恢复和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与市场经济规律相悖的垄断经营体制的固有弊端逐步暴露出来。垄断体制窒息了价值规律在保险业务发展中的作用,剥夺了被保险人选择保险人的权利,导致保险费率居高不下,保险市场开拓力萎缩。因此,改变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一统天下的保险体制已成为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986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牧业保险公司”,专门经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场内部的种养两业保险。1992年该公司更名为“新疆兵团保险公司”,并相应扩大业务范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牧业保险公司的成立,打破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独家垄断保险市场的局面。1987年,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交通银行及其分支机构设立保险部。1988年5月,平安保险公司在深圳蛇口成立。1991年,中国人民银行要求保险业与银行业分业经营、分业管理,批准交通银行在其保险部的基础上组建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成为继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之后成立的第二家全国性综合性保险公司。1992年9月,平安保险公司更名为“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成为第三家全国性综合性保险公司。
从1988年起,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在四川省、大连市、沈阳市、长沙市和厦门市设立5家股份制人寿保险公司,开始探索寿险与财产险分业经营的路子。1991年后,中国人民银行又先后批准在珠海、本溪、湘潭、丹东、广州、太原、天津、福州、哈尔滨、南京、昆明等地组建股份制人寿保险公司。新建立的寿险公司除了办理商业保险外,还接受地方政府的委托,代办社会保险业务。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这些人寿保险公司中都持有一定股份。
1994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在上海成立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1月,又批准在上海成立大众保险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改组为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下设中保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和中保再保险有限公司,实行产、寿险分业经营。根据《保险法》确立的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分开经营的原则,国务院决定将17家地方寿险公司全部并入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为促进我国的保险事业健康发展,1998年10月7日,国务院批准《撤销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实施方案》,将原中保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更名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原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更名为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原中保再保险有限公司更名为中国再保险公司;将中保集团所属的其他海外经营性机构全部划归香港中国保险(集团)有限公司管理。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还批准设立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5家股份制保险公司。
改革开放后,许多外国保险公司看好中国保险市场的巨大发展潜力,希望早日进入中国保险市场。从1980年开始,外国保险公司纷纷到中国设立代表处。截至1999年底,共有17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国保险机构在我国设立196个代表处。1992年,我国开始在上海进行保险市场对外开放的试点。1992年9月,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经批准在上海设立分公司,经营人寿保险业务和财产保险业务。友邦上海分公司引进寿险代理人制度,对中国保险市场的营销体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激活了潜力可观的寿险市场。1994年9月,日本东京海上火灾保险公司经批准在上海设立分公司,经营财产保险业务。
1999,全国共有28家保险公司。按投资主体分,国有独资公司4家,股份制保险公司9家,中外合资保险公司4家,外资保险公司分公司11家;按经营区域分,全国性保险公司8家,区域性保险公司20家;按业务性质分,综合性保险公司3家,财产险公司12家,寿险公司12家,再保险公司1家。保险市场初步形成了以国有商业保险公司为主体、中外保险公司合存、多家保险公司竞争发展的新格局。
随着国内保险业务的全面恢复,各项保险业务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1980年全国保险费收入4.6亿元,到1999年已发展到1393.2亿元,增长300多倍,平均每年增长35.08%。开办的险种也由最初单一的财产保险,扩展到包括财产险、人身险、责任险和信用险四大类几百个险种。
(一)财产保险
1979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首先是从恢复财产险业务开始的。从1980年到1995年,财产险业务在国内业务中占绝对优势,1980年、1981年所占比重均为100%,1983年为98.2%,1985年为82.3%。随着其他保险业务的发展,财产险比重逐年降低,到1999年仅占37.4%。在财产保险中,企业财产险和运输工具及第三者责任险是主要险种。在国内业务恢复之初,企业财产险保费在财产保险中占绝大部分,直到1987年才被运输工具及
第三者责任险赶上,但至今企业财产险仍是国内业务的主要险种之一。运输工具及第三者责任保险发展速度很快,1985年这两项保费收入占总保费收入的比例猛增到42.2%,1987年起跃居为财产保险第一大险种并保持至今。
(二)人身保险
1982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恢复开办了人身保险业务,当年保费收入仅为159万元,占国内保费总收入的0.2%。到1999年,保费收入为872.1亿元,占当年保费总收入的62.6%。人身险业务恢复初期,开办的险种主要有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简易人身保险、养老金保险等,以后陆续扩展到各种医疗保险、子女教育保险、婚嫁保险、团体人寿保险等险种。
(三)农业保险
1982年农业保险开始恢复试办,试办后发展很快,试办范围逐渐扩大。恢复试办时只有生猪保险、棉花保险等几个险种,到1999年已达100多个险种。由于农业保险风险大,承保技术复杂,赔付率高,世界各国一般由政府给予支持。种植、养殖两业保险自1982年恢复试办后,一直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全国范围内经营。1986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牧业保险公司成立后,在划定区域内也开办了种、养两业保险业务。
(四)涉外保险
改革开放前涉外保险业务虽没有中断,但长期在很低的水平上徘徊。1980年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涉外保险业务快速发展,开办的险种由20多个扩展到80多个,服务范围由原先的进出口贸易扩展到技术引进、中外合资项目、对外承包工程、劳务输出、核电站、卫星发射、国际航运等领域。目前中国保险业已与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家保险公司建立了分保业务关系。
(一)保险法制不断完善
从保险业务恢复以来,我国保险法制建设取得很大成绩。
1982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对财产保险合同作了专门规定,这是新中国首次有了实质意义上的有关保险的法律规定。1983年9月,国务院颁布并实施了《财产保险合同条例》。
1985年3月,国务院颁布《保险企业管理暂行例》,对加强保险业的监管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2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颁布,对海上保险合同作出了规定。
1995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颁布,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范保险经营活动,保护保险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保险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保险法》出台后,中国人民银行相继制定了一些配套的保险业管理规定,如《保险管理暂行规定(试行)》、《保险代理人管理规定(试行)》、《保险经纪人管理规定》等。
1998年11月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后,立即对保险市场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并着手修改、补充和完善保险法律法规体系,先后颁布了《保险公司管理规定》、《向保险公司投资入股暂行规定》、《保险公估人管理规定(试行)》等一系列保险规章。
(二)保险监管不断加强
50年代初,中国人民银行是保险业的主管机关。后模仿前苏联做法,于1952年将保险业监管工作交由财政部负责。1959年国内保险业务停办,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只办理涉外保险业务,在行政上成为中国人民银行国外业务局的一个处。随着国内保险业务的恢复,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于1984年从中国人民银行分设出来,成为国务院直属局级经济实体。因此,在1959年到1984年之间,中国人民银行既经营保险业务,又负责对保险业的领导和管理。从1984年开始,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保险监管是其中一项重要工作。1985年颁布的《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均明确中国人民银行是保险业的监管机关。
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和保险业和不断发展,保险监管不断强化。1998年,为加强保险监管,落实银行、保险、证券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方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成立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是我国保险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从此,中国保险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一、中国大陆与台湾长久以来的经济关系
1949年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 两岸直接贸易基本中断, 但双方依然通过香港、澳门等第三方渠道终保持有经济联系。1978年改革开放后, 两岸之间的贸易开始逐步恢复。21世纪初期, 随着两岸关系的良性发展与相继加入WTO组织, 两岸贸易进入了“准直接”阶段。
随着两岸贸易的迅猛发展, 两岸的投资活动也开始频繁起来。台商的大陆投资大体经历了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三个阶段。整体而言, 台商在大陆的投资呈现良性发展态势, 台商在大陆投资的产业结构不断升级、营运模式不断提升, 投资结构呈现多元化、多层次化等特点。
从具体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在台湾将台商对外投资合法化前, 因投资渠道有限, 投资模式受限, 具体呈现投资规模较小、投资领域较分散、投资产业较低端等形态。1988年国务院公布《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后, 台商开始采用“台湾接单、大陆生产、香港转口、海外销售”的模式, 把大陆沿海地区作为加工出口基地, 利用廉价劳动力降低生产成本, 提升产品竞争力。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发表重要讲话, 大大激发了台商的投资热情, 1993年到1996年投资金额呈现上升势头, 始终维持在30亿美元以上。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台湾岛内经济受挫, 进而缩减在大陆的投资, 至2000年均未超过30亿美元。2000年后, 两岸加入世贸组织, 台商热情再度升温, 在2002年投资额达到了39.7亿美元, 但投资项目数量及占当年比重呈现下降趋势, 实际使用台资金额也是一路下行。 (见表) 。
二、存在问题
1.台湾当局的消极配合。
就经济层面而言, 台商投资大陆助力台湾经济发展是毋庸置疑, 学者对此论之以详, 总结来说包括以下方面: (l) 助力台湾劳力密集产业的产业升级。 (2) 推动了台湾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生产与出口, 促进其产业结构的升级与出口结构改善。 (3) 台湾在l0余年两岸贸易中, 产生近千亿美元贸易顺差, 有助于台湾经济发展与稳定。 (4) 台湾电脑资讯产业所建构台湾研发大陆生产的两岸分工体系, 既有利于台湾高科技产业发展, 又使得台湾对大陆零部件的出口大幅增加。然而, 台湾当局对台商投资大陆, 不仅有经济层面的顾虑, 更有政治层面的考量。集中体现在台湾“南向政策” 、“戒急用忍” 、“全球布局”等政策上, 引导台资流向东南亚等地, 变相阻止台商进入大陆投资。台湾当局在两岸经济关系问题上政治层面考量压倒经济利益的主要原因有: 第一, 担心经济过度依赖大陆, 失去与大陆对抗的筹码。第二, 担心大陆会以经促政。第三, 担心大陆政局不稳, 以及经济改革挫败。20世纪90年代以来, 台湾当局针对两岸投资态度暧昧不明, 始终游走在“开放与管制”之间, 政策反复性大, 不利于两岸经济关系的发展。
2.台湾经济进入“大陆依存时代”。
2010年6月29日, 两岸正式签订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ECFA) 。ECFA将改变台湾被动承受美、日等国产业转移的劣势地位, 使台湾经济走向“大陆依存时代”。大陆的产业升级才刚起步, 而台湾早已完成了产业升级。在产业格局上, 台湾也领先于大陆。如何在台资进入时提供更完善、完备的配套设施与服务, 是当务之急。
3.台商行政、司法类投诉案件增加。
虽然台商在大陆的投资环境日益改善, 我们也清醒看到目前台商合法权益保护尚存在诸多的问题。其一, 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完善。与台湾相比, 大陆的经济是这二十几年才真正发展起来的, 而台湾作为亚洲“四小龙”, 投资环境、设施配套已经十分完备。大陆为台湾的投资所必须的基础配套设施建设并不十分完善;其二, 政治体制与司法制度的差异。因为两岸的政治体制、司法制度存在较大差异, 台商对大陆法律法规不够熟悉, 难以对自身合法权益进行有效保护和追诉;其三, 依法行政有待加强。一些地方制度监管不到位, 使得一些部门、人员存在吃、拿、卡、要等行为, 挫伤台商的投资积极性;其四, 项目引进急功近利。一些地方盲目引进项目, 导致一些引资合同无法履行或有些承诺难以兑现。
总结近年来台商投诉的案件, 涉及行政和司法部门的比率呈逐年上升之势, 投诉内容包括判决不公、执行不力、不依法办事等。这些严重损害了政府和司法机关形象行为, 也打击了台商投资热情, 侵害了台商的利益。
三、关于台商合法权益法律保护的建议
1.在立法政策上, 实现“政治为导向”向“经济为导向”的转变。
在立法上要去除政治化的特色, 在司法和实践上要摒除政治影响。以有利于两岸经济发展, 有利于两岸民众经济需求为出发点, 制定切合实际的、符合发展的、体现了人民利益诉求的台商投资保护法律规范。在制定过程中, 要严格依照立法程序, 保证法律的权威和稳定。
2.在法律法规上, 实现“差别待遇”向“公平待遇”的转变。
法律法规的制定, 要符合合情、合理、公平、有序四大原则。合情就是要符合政情、民情、商情, 要根据各地的地理优势、发展规划, 制定适用于地方经济发展的策略和措施。合理就是制定的法律法规、政策措施要符合相关的程序, 提高权威性、严谨性、实用性。公平就是要一视同仁, 遵循公平正义的法治理念, 不因投资规模、投资行业或其他因素的差异采取区别对待。有序就是不能为了地方利益或者短期利益对台商提供额外的、特殊的保护, 扰乱整体的经济秩序。符合上述原则的法律规范才易为调整对象所接受、认可和尊重, 法律的功能和效用才能得到更好的发挥, 才能有效促进涉及台商投资的长效保护机制的建立与巩固。
3.行政执法, 实现“依情行政”向“依法行政”的转变。
政府机构在行政执法中, 必须要克服官僚主义作风, 维护好行政执法的合法性、公正性和严肃性。同时, 提高行政工作效率, 建立高效务实、责任到位、保障有力的工作体制。比如, 福建为进一步凸显海峡西岸经济区战略地位, 主动对接台湾产业转移, 拓展台商来闽投资, 以“个案处理、特事特办”, 打开闽台合作的突破口, 广泛开展对台交流与合作。2009年8月福建省首个涉台法律服务中心在漳浦县揭牌成立。该中心设立“涉台法律服务中心律师团”, 聘请12名律师为该县台企、台商、台胞、台属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 开展涉台案件调解工作, 并提供涉台公证办理, 对符合条件的涉台公证及时出证, 以及对特殊情况的特事特办等服务。漳平台湾农民创业园于2008年升格为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 漳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努力为台商打造舒适的创业环境。今年, 为了方便园区台资企业按时完成营业执照年检工作, 漳平市工商局采取“零距离对接”, 在永福台商联谊会设立园区外资企业集中年检受理点, 开展集中年检工作。把工作做到前期, 做到实处, 切实为台商着想, 才能引进资金, 留住台商, 促进发展, 实现共赢。
总之,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 两岸关系在政治关系平稳、积极向上的基础上, 经济、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必将有利于两岸大中华经济圈的布局, 两岸相关产业能形成更加完整的产业链, 从而更大程度的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竞争实力。法制化是促进两岸经济交融的根本和保障。完善的制度, 是两岸互信、互利的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吴丽芬.优化台商投资区法律环境之探讨[J].福建法学, 2005,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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