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典当行业发展历程及发展现状分析

马来西亚典当行业发展历程及发展现状分析（精选9篇）

马来西亚典当行业发展历程及发展现状分析 篇1

马来西亚是有典当立法的国家之一，且历史十分悠久。然而，由于该国历史上曾沦为英国殖民地的缘故，马来西亚的典当法律长期以来均沿用英国模式。另因国家久经地理伸缩、政治分合之故，其典当法规沧桑多变。马来半岛早在公元初就有一些文明古国，16 世纪初葡萄牙、荷兰殖民主义者相继入侵马来亚。1862 年，现西马的槟榔屿、马六甲和新加坡合并组成英国海峡殖民地；而现东马的沙巴、沙捞越原属文莱，1888 年两地也沦为英国殖民地。在殖民地时期，该国最早的典当法规是《海峡殖民地当商法令》，距今已有百多年历史。进入20 世纪后，随着马来亚全境都被英国殖民占领，该国的典当法规又出现了一系列的新的变化。

1910 年，位于西马的吉兰丹制定了本州自己的《当商法令》，以后柔佛州、吉打州、玻璃市和东马的沙巴、沙捞越两州，亦相继出台了各自的《当商法令》。二次大战时，日本占领了马来亚、沙巴和沙捞越，战后英国则又恢复了其殖民统治，这在一定程度上都对该国的典当法规造成了深远影响。

1948 年2 月，马来亚联合邦成立，为了加强对全国典当业的有效监管，政府很快制定了一部《联合邦州政府当商法令》。另外，1956 年联合邦成员丁加奴州也颁布实施了一部本州的《当商法令》。1963 年9 月，马来亚联合邦同新加坡、沙巴、沙捞越组成马来西亚，后新加坡于1965 年8 月退出。这样，马来西亚具备了全国统一典当法律产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世纪70 年代初期，马来西亚国会通过了建国以来的第一部全国性典当法律——《1972 年当商法令》，共计7 章49 条www.lowreport.net，并于1973 年1 月2 日正式实施。该法令同时宣布：“旧的联合邦各州法令一概废除”。但在第48 条中又特别规定：“在新旧当商法令调换的过渡期间，第47 条文下取消的法令与此法令同样有效。在此当商法令实施前、以旧法令发出的训令、指示、命令和条例一律有效直到满期为止。”除此7 章49 条的规定外，该法还浓缩各条内容，选其精华部分，附带制定了一部《当商规则》，共计14 条，并公布了五张全国统一的典当业务表格，即格式合同样本，供各家典当行一并遵行。年后即1982 年，马来西亚国会又对这项典当法令进行了部分修正，共涉及10条的内容，主要是典当商开业许可、典当经营记录、当票内容、典当利息、死当物处理等，其余内容未做大的更动，至此，具有悠久历史的马来西亚典当立法，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比较稳定的发展时期，它对马来西亚典当业的兴旺，起到厂积极的促进作用。

2.5.2 典当业的入市条件详解

依据国家的典当法律，马来西亚的13 个州和首都联邦直辖区的典当业统一由中央政府所属的房屋及地方政府部负责监管该部部长有权决定在哪些地域内允许批设典当行；或不提出任何解释就撤销已获批准的任何一家典当行的开业申请；还可以随时委仟执照审核官员与当商检查官员依法进行具体监管工作。在当商个人资质方面，《当商法令》第8 条规定：“除非出示由县区内副总警监或更高警官的签署证件，证明他是个良好公民，否则执照署官员不能发出执照予任何 人。”这表明，典当行老板必须品行端正、没有前科，并由警察机构权威人士出具的书面证明确认，方才具备申请开业从事典当的起码资质条件。

在典当行资本金方面，政府一般要求达到的下限为200 万元马币（即林吉特），约合450 万元人民币。而且，即使一名典当行老板再申请开一家分支机构，也必须缴纳200 万元马币注册资本金，单独申领一张营业执照。实际上，在政府眼中，这只是同一典当商号下的两个独立法人，而典当行老板内部怎样看待则是另一码事。总之，马来西亚《当商法令》允许一人分别开设多家典当行，只要你具备良好公民的条件、有规定数额的注册资本金，便可以提出成为典当商的申请。不过，马来西亚政府对于典当业的市场准入却还有以下二点独特的规定。

其一，实行当商申请担保制度。《当商法令》第9 条第2 款（B）规定：“除非执业当商提出，2 名被礼申官员认为合格的担保人保证该当商诚意遵守此法令，并按期付清应缴纳之码金及以现款或以下不动产作为抵押或其他方式使礼申官员认为适当，否则不能发出礼申，上述2 名担保人须签名于指定的表格上。”在这里，政府要求典当行业申请人必须具有2 名有效的担保人，同时做出货币或不动产抵押担保，才能成为获准持照的执业当商。

其二，实行当商经营权投标制度。《当商法令》第9 条第2 款（A）和第10 条第1 款分别规定：当商营业执照不容许“超过3 年的有效期”；3 年后若继续经营，“要求以规定表格投标，使获得执照权利。”即是说，典当行从业许可证有效期3 年，营业执照届满时，任何当商无一例外的都必须参加政府统一组织的公开拍投标活动，并以政府接受的高价位胜出，才能获得一张有效期3 年的新营业执照。这显然是马来西亚的一项特色发明，它将典当行的经营权完全市场化运作了。

2.5.3 典当业的经营环境分析

马来西亚全国共有400 多家典当行，技人口比例计算，平均不到5 万人就有一家，可见人均占有量较大。该国的典当行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马来西亚华人经营的典当行，另一种是多为银行附设开立的回教当铺。从数量上看，华人典当行远远超过回教当铺，占有相当大的优势，几乎控制了该国的典当市场份额，但回教当铺却具备较浓厚的政府色彩，往往能够得到政府在各方面给予的有力支持，因为回教即伊斯兰教是马来西亚的国教，全国约有50%的人信奉回教。如1998 年11 月24 日，马来西亚政府财政部曾拨款2000 万元马币、约合4350 万元人民币给大马回教经济发展基金局，用于落实该局实施的“全国回教当铺先驱计划”，支持马来西亚国内典当业的整体发展。

相比之下，华人典当行虽鲜有政府资金支持的机会，但政府有关法律却允许这些典当行负债经营。例如，典当行可以从备类金融机构贷款。在马来西亚，典当行合法运用银行贷款是件极为普通的事。一般做法为，由典当行以自有资产或在押当物作为慎权担保，向银行申请抵押贷款。银行根据典当行的经营状况等资质条件，最高技一比一的比例向典当行发放贷款，即以典当行注册资本金的100%行贷。在这里，典当

行将当户质押在当铺中的当物再转押给银行，属于借鸡生蛋之举，可谓一举两得。即获得了经营上的资金支持，提升了典当企业自身的资本实力；又充分利用了在押当物担保功能，扩大了其运营空间，的确是十分聪叨的融资方式。有时，马来西亚的一些典当行，还会获得银行等金融机构发放的信用贷款，这当然主要取决于银企之间良好的业务合作关系，特别是典当行的历年经营业绩和企业信用等级。

马来西亚典当行业发展历程及发展现状分析 篇2

一、云南民族影视发展历程分析

云南虽然是我国的边界城市, 但是在影视行业发展过程中, 却是与影视行业一起成长的。在云南民族区域内, 诸多的影视制片厂等, 曾经坐落在这里, 并且在解放初期以及改革开放以来, 在影视方面有着诸多的贡献。对于云南民族影视的发展, 甚至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时候, 由于合作方面的需要, 电影最初是由法国人带到云南的土地上的。随后, 开始有了第一家电影院, 并且是云南最早的电影院, 也是中国最早的电影院。因此, 在我国, 云南的影视行业历史是相当古老而具有典范意义的。抗日战争期间, 云南的昆明则成为了我国影视的中心基地, 更有好莱坞方面拍代表入驻昆明, 进行相关的工作。解放以后, 云南也不断制作出相关的影视作品, 并且建立电影制片厂, 从而一直发展到现在。总之, 从云南的影视发展历程可以看出, 云南的民族影视在我国影视行业具有一定的地位, 并且具有渊源的历史底蕴。

二、云南民族影视优势分析

影视行业在某个地域的发展必须同时具备两个非常优势的特色, 才能够让影视行业快速在某个地域内生根发芽, 从而快速发展到一定的规模。而对于云南而言, 不仅具备良好的自然风光, 由于是少数民族的聚集地, 又有非常好的人文气息。因此, 云南才能够成为我国影视行业兴起较为迅速的地区之一。

(一) 云南自然的风光和景区优势。云南是具备大自然赋予的天然地形和美丽的风景, 云南境内不仅有奔腾的大河, 更有茂密的热带雨林。具备丰富的原始气息, 让人们能够最真实的贴近大自然。同时, 云南还是一个四季特点非常鲜明的地区, 如果在云南, 会能够体验从北自南的一路风光。丰富的自然风景以及复杂的地貌, 让云南自身就充满着一种神秘感。此外, 云南的气候十分适宜, 人们居住非常舒服, 适宜不同行业在此进行发展。对于影视行业而言, 取景非常重要, 而云南的自然风光为影视作品的取景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从而成为影视行业发展的优势元素之一。

(二) 悠久的民族历史优势。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的聚集地, 具有悠久的民族发展历史。历史底蕴是云南地区一个非常显著的优势, 在影视节目录制的过程中, 经常会联系当地的少数民族, 去了解民族的历史, 从而建立非常丰富的影视题材。现代诸多影视作品中, 都能够找到云南少数民族的痕迹, 很多题材甚至也都是通过少数民族的历史演化而来, 从而造就了很多美丽的神话传说以及神秘气息。渊源的历史, 必然会伴随着些许神秘的气息, 让人们在探索的过程中, 能够去体验传奇的历史带来人们的喜悦和惊讶。民族的形成以及在云南这片土地上发生的诸多事情, 都给影视的制作带来了诸多的内容和灵感, 也让云南的民族历史开始不断展现在世人的面前。让人们去深入了解一个地域的特色和历史, 采用影像画面的方式是最直接也是最为深入的方式。因此, 基于云南的悠久的少数民族历史, 从而让影视行业在此也有了坚实的来源基础。而影视的效应也同时影响到了云南的本土风情, 让人们通过影视更加了解云南的民族历史。

(三) 丰富的文化底蕴优势。云南是我国比较古老的地域, 这里也是人类发源最早的地域之一。独特的地缘风貌造就了这里独特的民族民风以及自然风光。云南地域有着古老的山脉, 绵延的长河。自然古朴的气息是浑然天成的, 这里的居民有着朴实的性格。其中, 古老的民族发展历史, 让云南成为一部我国少数民族的自然历史画卷, 这里可以深刻的体会到原始而淳朴的气息。这里人民的可爱以及朴实, 让游人们感受到人文与自然的完美融合, 从而实现天然的秀丽风光。

三、云南民族影视现状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脚步不断加快, 各个省区也开始了自己的自然发展态势。由于云南具备得天独厚的地理和人文优势, 因此也特别适合影视产业在这片土地上进行发展。因此, 现如今云南地区的影视产业发展迅速, 成为了我国影视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一) 影视基地建设呈现多样化。云南目前已经开始了更多的影视基地的建设, 影视基地的建设, 让云南的影视行业有了更好的发展。建立影视基地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地区的重要性。而随着影视行业的不断发展, 又基于云南现有的风土人情, 让云南成为了现代化影视基地的沃土。首先是云南的自然风光, 焕然天成, 不需要进行特殊的改造, 就可以实现影视取景的直接取材;其次, 这里具有丰富的人文风情, 云南是少数民族的聚集地, 具备丰富的风土人情, 从而为拍摄记录类以及民族类影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最后, 云南自身就是影视的先驱, 这里曾经是最早的电影院设置点, 法国人将电影第一次带到了中国就是从云南才开始的, 而在抗日时期, 这里依然是我国电影的聚集地。因此, 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云南现如今建立了诸多的影视基地。

(二) 云南地域特色题材越来越受到关注。通过以上对于云南的地貌、环境以及人文的分析, 不难看出, 云南是独具地域特色的地方。这里山清水秀, 人文物美, 这些都成为了影视拍摄的原材料。随着影视业的不断发展, 好的题材越来越少, 从而让影视的题材陷入了窘境, 并且很难在一定程度上出现新的题材。但是, 云南的地域特色给诸多的影视人们带来了灵感, 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民和民族, 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和文化。而这些未知的题材, 都将成为观众们独有的享受。在了解这片土地的同时, 充满了对于云南的向往。而云南的发展和独有的自然条件, 也让基于云南特色的影视题材越来越多, 从而成为了影视荧幕上的新看点。云南地处我国南方, 这里的自然风光原始而富有生气, 这里的人文神秘和古朴, 让诸多人们产生好奇心, 从而在影视呈现方面, 也越来越多的实现了荧幕形象的转换。就在2013年, 湖南卫视非常火热的真人秀节目爸爸去哪儿, 也选择了云南作为以此旅行的目的地。云南的普则黑的热情好客, 普则黑地区的风土人情, 极大地吸引了观众们, 从而让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云南地区。

(三) 积极为影视创新做出贡献。随着云南影视行业的不断发展, 近年来不断为影视行业做出贡献。凭借自然地域的优势, 基于自身的题材越来越多, 并且收到了观众的好评。也因为如此, 云南地域的影视行业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创新方面, 基于云南地域特色和历史文化的拍摄题材越来越多, 尤其是关于少数民族的影视题材, 受到了观众们的一致好评。在历史悠久和浓厚风土人情的土地上, 这些素材是非常值得应用到影视作品中的。观众们在观看的过程中, 了解到了遥远的云南的风土人情, 而云南人民也愿意将自己的文化和历史, 展现给更多的人们, 让人们能够充分了解这片土地, 热爱这片土地。总之, 云南的影视产业越来越发达, 也逐步成为了我国影视行业的中流砥柱。

四、结语

通过对云南民族影视的分析, 可以了解到在云南地域文化和少数民族历史的感染下, 云南作为我国影视行业的一份子,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云南独特的自然风光, 为影视行业拍摄的取景奠定了非常丰富的基础。而这里的民族特色, 也成为了很多影视题材的灵感来源之一。在影视行业越来越发达的今天, 云南也开始了接轨的方向。多个影视基地的建立, 更好的方便了影视行业在这片土地上的发展。而基于云南本土特色的内容也逐步成为了影视画面的主流。影视的魅力在于通过影像画面, 让人们更加深入的去了解一片土地的人文和历史, 而云南影视的发展, 也正是通过影视的方式, 来向全国人民展示丰富而具有特色的云南热土。

参考文献

[1]曾耀农.影视艺术与影视文学[J].伊犁教育学院学报, 2009.3.

[2]曾耀农.论影视的审美特征[J].嘉应大学学报, 2011.4.

马来西亚典当行业发展历程及发展现状分析 篇3

在科技全球化发展的今天，点火工具已经由过去单一的火柴、打火机等转变成更加便捷时尚的点火器。点火装置也出现在了更多的公共场合，如汽车内、购物商场内等。随着打火技术和打火方式的不断发展和更新，打火机的发展历程值得人们探索和思考。

2 打火机的发展演变

2.1 打火机发展历程

据记载，约自公元前45000年起，古人大多通过木材的摩擦、旋捻、钻孔或撞击点火。最原始的打火机是从燧石点火枪衍生出来的。带有弹簧的扳机扣动时，扳机击打在火石上产生火花，从而点燃树叶。当世界上第一支手枪问世不久，第一只早期的打火机也就出现了，因为它就是用手枪改成的，叫火绒手枪。

真正意义上的打火机是阿尔弗雷德·丹希尔发明的。他在一位化学家的帮助下发明了一种由金属壳体（如图1下部）和顶盖结构（如图1上部）组成的打火机。这期间，由于磷的发现，火柴也问世了。

2.2 打火机发展史

1823年德国化学家德贝莱纳在实验室发现：氢气遇到铂棉会起火。他把稀硫酸和铂棉放在容器中利用器具实现了氢气硫酸相互转化。依照此原理，贝莱纳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只打火机。但是早期的打火机由于体积大不便携带、玻璃壳易碎、硫酸溢出有危险等缺点，并没能普及应用。随着相关技术的进步，打火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下面几个过程：

1920年法国出现了灯芯式打火机（如图2），灯芯是用硝石粉浸过的，容易被火花点燃，后来，改成将灯芯浸在苯中的苯打火机。这种打火机有时漏燃料，而且要经常更换灯芯。

当燃料的问题解决之后，人们认为打火机打火的方式过于笨拙麻烦。奥地利人奥尔经过一番摸索，发明了转轮点火。把火石装在火石管里，为保证火轮与火石间有足够的压力，他在火石下面安放了弹簧结构，蹭一下火轮，即可产生火花。

打火方式的演变，人们在20世纪后成功试制出滚轮式打火机（如图3a），摩擦式打火机（如图3b）和气体打火机（如图3c）。而气体打火机减少了点火时烟气的产生，如今仍有很多人使用。

而与此同时打火机的内部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人们逐渐发现了液体打火机打火原理和电子打火机的打火原理。液体打火机里有一个储液槽，里面存放有一定的液态燃料如丙烷等，利用加压减压使丙烷由液体转化为汽体，实现点火；而电子打火原理则是利用压电材料产生振动，使能量得以传递实现打火，其结构如图4所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弹药专家使用压电效应引爆炸弹。在炸弹的前端装上像酒石酸钾钠和一些陶瓷类的晶体。晶体受到强力冲击时，会在瞬间产生高压电荷，引爆炸药。战后，日本成功地将压电效应用在打火机上，省去了干电池或火石，从而可以有效减小打火机的体积。之后，出现气体燃料打火机，逐渐取代了苯灯芯打火机。气体燃料用尽后，可从打火机底部的活门装填（如图5a、图5b）。

如今，使用最为普遍的是电子打火机，轻巧方便而且非常的实用。随着打火机的普及，几乎人人身边都会出现打火机。于是人们为了增加打火机的独特性和设计感，增加了打火机的功能，比如指纹识别（如图6a）、电子感应打火机（如图6b）等。

打火机发展至今，其发展简图如图7所示。

3 打火机发展过程中的TRIZ原理应用

3.1 打火机技术与TRIZ原理的应用分析

纵观打火机技术的发展，可以总结出不同阶段中TRIZ原理的应用，具体见表1所示。

3.2 材料上的TRIZ原理应用

打火机外壳的材料由原来的金属、玻璃等单一材料转变为AS（丙烯晴-苯乙烯共聚物，一种塑料）、ABS（丙烯晴-苯乙烯-丁二烯共聚物）、阻燃尼龙、镀铬金属等复合材料，强度高、韧性好、易于加工、抗腐蚀性好。

AS：有高光泽性、高冲击、良好的耐热性和机械性能。其刚性大，化学性能比较稳定。

ABS：强度高，韧性好，易于加工成型，加工出的材料也易于染色和电镀，抗腐蚀性能也比较强，几乎不受温度湿度的影响。

阻燃尼龙：具有良好的力学性能、电性能、耐热性、耐磨性，抗冲击能力也比较强。

在加工工艺上，为了保持美观的外表，现代的火机外壳利用改变颜色、参数变化等原理，在表面上会采取抛光、喷漆、拉丝、电镀等处理。

3.3 外形中运用的TRIZ原理分析

从打火机外形的发展来看，打火机外形运用TRIZ原理中的曲面化和球形化原理使其外形由简单趋向复杂化，由方形趋向圆润化，由形态单一趋向多元化。现代打火机的形状也更加具有时尚的流线感，如图8a、8b和8c。

打火机外形也增加了多用性的功能，从单一的包裹内部零件作用发展到增加指纹识别自动感应装置功能，如今在外形上又增加了趣味性，如图9a和9b。

4 打火机的未来发展分析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打火机已经逐渐取代火柴、打火器等点火装置成为每个家庭不可或缺的日用品。同时，随着打火机制造的日益精致美观，打火机作为一种礼品赠送友人也将成为一种趋势。

在点火技术方面，随着科技的发展，点火的方式不断变得精简方便，未来打火机的点火趋势会向激光点火或太阳能点火方向发展。场的改变上，原有的动力场会转向感应场；在环保技术方面，为增强其环保性，可以利用复合材料原理和变有害为有利原理。

在内部结构上，打火机的内部功能必将呈现出更加专业化，新的技术也会使内部的体积越来越小。为减少机械系统的应用可以利用参数变化原理和状态变化原理；在外部结构上，由于人们个性化的需要，打火机上有可能会增加新装置如验钞灯等，增加火机的多用性。可以利用抛弃或修复原理自动生成打火机中的气体燃料。

在外形的设计上，由于打火机有成为礼品纪念品的趋势，所以在外形方面，打火机会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方向，即体积会更加小巧精致；面的维数会增加；形态会更加具象；外形曲线化的趋势也会更加明显。为了增加美观性，可以利用不对称原理、柔性壳体或薄膜、动态性和改变颜色等原理。

5 结论

纵观打火机的发展史，打火机从简单的打火工具转变到如今人们赖以生活和展示的时尚产品，其内部经过了从燃油到燃气的转化，点火的方式从需要借助火花点燃转变为到实现电打火，外形也从简单的二维增加到多维。由此可以看出，产品发展的突破和进步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产品结构形态设计的改进。产品投放市场的成功与否与设计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设计的想法不是完全天马行空的，是有规律可循的。设计师可以通过诸如TRIZ原理这样的设计原理总结以往经验，实现设计突破，从而为产品带来创新。未来中国的产品市场如果能在各自的领域形成自己的一套创新方法，必然会在产品发展过程中取得突破，增加自己产品的对外竞争力，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责编/王蒙

参考文献

[1] 沈萌红.《TRIZ理论及机械创新实践》[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2

[2] 赵新军.《技术创新理论（TRIZ）及应用》[M].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4

[3] 天津汇智源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应用技术网》 [DB/OL] （ http：//www.aptchina.com/）

[4] 西伯利亚的狼.《打火机》 [J]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1190/12830748.htm#9_1）

[5] 施果果.《打火机材料与加工工艺》 [J]

（百度文库/ppt专区/科技/材料科学http：//wenku.baidu.com/）

[6] 图片来源：http：//www.nipic.com/

[7] 图片来源：http：//image.baidu.com/

马来西亚典当行业发展历程及发展现状分析 篇4

CIO发展历程比较分析及我国CIO发展对策研究

随着我国信息化建设的深入,CIO对我国已经不再陌生.本文详细列举了CIO在发达国家和我国的发展历程,并进行了比较分析.通过对CIO发展历程和现状的`分析和比较,提出我国CIO发展的对策,为我国CIO发展做理论指导.

作 者：梁红 王守宁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刊 名：图书馆学研究 PKU CSSCI英文刊名：RESEARCHES IN LIBRARY SCIENCE年，卷(期)：“”(2)分类号：关键词：CIO 发展对策 历程分析

马来西亚典当行业发展历程及发展现状分析 篇5

自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就着手开始参照美国联邦航空局的适航管理模式对民用飞机进行适航管理[1]。

在对我国适航管理体系的发展历程做评价和发展规划之前，我们首先详细的对国外的适航管理体系进行较为全面的了解和对比分析。

1、国外适航管理体系概况

一个国家的民机适航管理体系和适航法规体系从本质来看，与本国航空制造业的特点密不可分，反之，作为航空制造企业，为了满足国家适航法规的要求，配合审核工作，必须建立与本国适航当局的要求相对应的适航体系，下文主要介绍欧美的适航管理体系。

1.1 美国民机适航管理体系

美国对民机的适航管理萌芽于上世纪20 年代，依托美国强大的航空制造业，美国联邦航空局(FAA)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经验最丰富、实力最强大的适航当局[1]。

1.1.1 FAA 组织体系

FAA 的前身是1938 年成立的民用航空局(CAA)，FAA 在组织机构管理上采取总部、地区和地方的三级模式，由位于首都华盛顿的航空器审定司负责适航审定管理工作，下设计划和项目管理处、生产和适航审定处、航空器工程处和国际政策办公室等四个处室，分别负责制定型号合格审定程序、生产许可审定政策、制定国际适航双边协议和国际事务的政策等各项职责。另外，在航空器审定司的直接垂直管理下，在西雅图、堪萨斯、沃斯堡、波士顿设置了四个审定中心，分别承担运输类飞机、小飞机、旋翼机以及发动机/螺旋桨的适航审定政策的制定以及型号合格审定工作。

1.1.2 FAA 适航法规体系

FAA 适航法规可分为两大类: 一类属法规性文件，具有强制性，另一类属非法规性文件，不具有强制性，如图1 所示。

图1 FAA 适航法规体系

1.1.3 委任管理体系

FAA 的委任制度源于20 世纪40 年代，包括机构和个人委任两种形式。为了支持飞机制造业的迅猛发展，CAA(FAA 前身)首次委任了一个机构而不是个人来承担审定任务，1958 年FAA 取代CAA，并于60 年代开始创立DAS(Designated Alteration Station)项目，允许符合要求，经过授权的航空承运人、飞机制造商颁发补充型号合格证。到2005 年11 月14 日，FAA 颁布了21 部的第86 号修正案，规定自2006 年11 月14 日起，不再受理DOA(Delegation Option Authorization)和DAS 申请，自2009年11 月14 日起，中止原有的DOA 和DAS 批准。同时，修订了FAＲ183 部，在D 分部修订了机构委任授权ODA(Organization Designation Authorization)，取代了原有的机构委任形式。之后，又颁布了OＲDEＲ 8100． 15，对ODA 的申请、审批程序做出了规定。

FAA 的适航管理体系充分体现了其航空制造业的产业结构特点，通过委任个人或者机构的方式来支持对美国庞大的航空制造业的适航管理。一方面通过逐步调整委任管理政策从个人到机构的委任授权，要求在有条件的大型航空制造企业建立机构来强化委任适航管理;另一方面，在政策上也支持对个人的委任，尤其对不隶属于一个航空制造企业的、自由顾问性个人的委任，来降低小型航空制造企业的适航管理门槛。

1.2 欧洲适航管理体系

欧洲航空安全局的发展与欧洲一体化的进程紧密相关，其前身是诞生于1990 年的联合航空局(JAA)，伴随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快，2003 年成立了欧洲航空局(EASA)，取代了JAA，经过近十年的发展，EASA 已经成为与FAA 拥有同等话语权的重要适航当局[1]。1.2.1 EASA 组织体系

EASA 的组织体系最大的特点是设置了专门负责标准化以及培训和机构批准的管理部门对分散在欧洲各国的众多企业进行适航管理，如图2所示。

图2 EASA 组织体系

与FAA 相比，EASA 的适航组织体系具有三个不同点。

(1)产品审定分类不同FAA 将产品审定类别分成了运输类飞机、小飞机、旋翼机和发动机/螺旋桨，EASA 在此基础上还增加了负责零部件和机载设备审定的部门和负责适航指令的部门。(2)重视标准化工作

由于EASA 负责适航审定的是欧洲各国民航局的适航审定人员，为了确保对适航标准和程序执行的统一，EASA 的适航组织体系中特别设置了标准化部门，负责标准化和培训工作。(3)机构批准的职能

与FAA 的适航标准管理体系不同，EASA 对航空产品的设计和生产机构进行单独的机构批准，在适航组织体系中也相应增加了负责设计机构、生产机构和持续适航机构评审和批准的部门。

1.2.2 EASA 适航法规体系

EASA 的适航法规体系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基本法，第二层是实施规章，第三层是审定规范和指导文件，如图3所示。

图3 EASA 航空规章体系

1.2.3 设计组织批准(DOA)

欧洲的适航管理体系较之美国最大的差异在于没有对个人的委任制度，而是要求航空制造企业通过获得设计组织批准(DOA)的方式来表明其设计能力，核心内容是要求申请人具备成熟的设计组织，并且通过编制设计组织手册，从组织机构、职责、程序、资源等四大方面对设计组织的能力详细说明。

设计组织批准目的是确保申请人具备以下三种能力:(1)设计的产品符合适用的适航规章和环境保护要求;(2)表明并证实对适航规章和环境保护要求的符合性;(3)向审查方演示这种符合性。

在设计组织当中，EASA 要求在设计部门中设置CVE(Compliance Verification Engineers)，承担表明符合性工作，负责对符合性报告审批。CS－21 部J 分部中对设计组织申请、批准和设计保证手册编制作了详细要求，如图4 所示。获得设计组织批准是民机制造企业申请EASA 型号合格证以及其他适航证件的前提和基础。

图4 DOA 申请批准流程

2、国内外适航管理体系发展现状对比

自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就着手开始参照美国联邦航空局的适航管理模式对民用飞机进行适航管理。

但是应该承认，中国的适航管理模式与中国航空制造业的产业特点并不完全匹配。一方面，中国航空制造业长期以军机型号为主，一直没有形成完善的民机产业；另一方面，相较欧美适航当局，中国适航当局欠缺国内的航空产品审定实践。我国适航管理体系的建设正处于初期的探索阶段。由于个体间的差异，规模性地复制波音、空客等公司的管理模式并不适合我国适航管理体系的发展，但其先进的适航管理模式及经验能够为我国适航体系的建设提供参考。

伴随中国航空制造业和航空运输业的日益繁荣，中国适航当局和适航体系得到了不断完善和提高，在小飞机和机械类机载设备领域，具备了和欧美适航当局相当的审查能力[5]。自2003 年开始对国产新支线飞机ARJ21－700 的型号合格审定，到2014年的取证成功，以及2007 年成立上海、沈阳两个审定中心启动了C919 大型客机的型号合格审定工作，2014年在北京又建立了中国民用航空发动机适航审定中心，使得我国的适航审定能力得到了进一步加强[1]。

2.1 中国的适航组织体系(CAAC)CAAC 的适航审定系统组织体系是以地区管理局适航审定处为基础，以各中心的专业化审定队伍为支撑，立体交叉的矩阵式组织框架。其中，适航审定中心已发展成为适航审定的核心执行机构。2.2 CAAC 适航法规体系

CAAC 的适航法规体系分四层，从法律地位来说，第一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属于国家法律，是从事民用航空活动的最高层文件;第二层是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器适航审定适航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器国籍登记条例》属于行政法规;第三层是民航局适航规章;第四层是指导开展适航工作的指南性文件。前三层是法律法规性文件，第四层没有法律效力，仅是指导开展适航工作的指南性文件[4]。如图5所示。

图5 中国适航文件体系图 2.3 中国商飞公司适航管理体系

中国商飞公司的适航管理体系依据中国适航当局的要求，结合公司实际而建，组织框架分为总部和成员单位两级，成员单位的适航职能部门在业务上均接受总部适航管理部的领导，通过供应商的适航管理部门将适航职责予以延伸。总部适航管理部负责本公司的型号适航取证、生产许可取证、持续适航和其它有关的适航工作，是中国商飞公司对内和对外协调适航事务的唯一接口单位，并直接向中国商飞公司总经理负责，建立向其报告的工作程序，下设项目适航处、适航技术标准处、持续适航处及适航体系管理处[4]，如图6 所示。

图6 中国商飞公司适航管理组织体系

中国商飞公司根据适航规章的要求建立了委任代表管理体系，委任代表由适航管理部门提名，经培训合格后推荐给中国民航局航空器适航审定司，由适航司正式批准。在最新的中国民航适航规章中增加了有关设计保证系统的审查要求，据此，中国商飞公司在国内首次建立了民机研制的设计保证系统，并编制了设计保证手册，详细阐述了中国商飞公司的机构、职责、程序、资源等对规章的符合性。

3、我国适航管理体系发展历程评价和现状分析

中国航空工业由于特殊的发展经历和历史背景，尚没有形成完整的民机产业链。尽管在一些领域内，中国的适航当局已经具备了和欧美适航当局相当的审查能力，但必须认识到中国民机适航管理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较大差距，对民机适航管理的理解和自觉性也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适航标准是长期经验的积累，是吸取了飞行事故的教训，经过反复的验证和论证并公开征求公众意见制定的，纵观FAA 和EASA 两家适航当局，它们之所以能够在世界上有最大的发言权，其优势在于其具有世界上最先进、最完善的适航标准，并具有高度的国际化。因此，要想在国际上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就必须注重标准的国际化，积极开展与国外先进适航当局的交流与合作，了解和掌握国际上适航法规及标准的最新动态，突破标准制定的瓶颈。

与美欧等国相比，中国的民机研制起步晚、基础薄，适航验证水平也正处于发展阶段，与世界先进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尚未形成相对科学、完整的验证方法和验证程序，且经验和积累极度欠缺。因此，必须结合中国民机研制与适航工作的实际，深入研究适航符合性验证方法，尤其针对适航规章和适航标准的研究，找到一套与中国民机产业相配套的符合性验证方法，逐步建立起完整的民机适航符合性验证程序。繁荣的航空运输业保障了中国适航当局具有大量的适航管理经验，而国内航空制造业大力发展民机产业也促进了中国适航当局组织机构和审定能力的不断完善和提高；在小飞机审定和机械类机载设备审定领域，中国适航当局基本具备与欧美适航当局同等的审定体系和审定能力。在此基础上，以国内航空制造业研发支线客机和大型客机为契机，中国适航当局的组织体系和审定能力还将进一步加强，逐步成为国际上有影响力的重要适航当局[2]。

4、我国适航管理发展趋势和未来规划

民用飞机的适航管理研究需要结合我国民用飞机的具体现状，科学合理的建立和完善民用飞机适航管理体系，从法律法规、管理系统和文档系统等方面，提供民用飞机发展的有利条件，并通过实际训练提高民用飞机相关人员的管理和服务水平，进而提高民用飞机的适航管理水平[3]。

完善民用飞机适航管理体系的措施总结如下：（1）加强民用飞机的飞行实践

国外一些先进的民用飞机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有一套完整的适航管理的程序和过程，可以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我国民用飞机的实际条件，从发展的角度来考虑，实现民航适航管理的要求，结合民用航空飞机的发展对适航操作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完善民用飞机适航标准、法规建设，加强民用飞机的飞行实践，合理完善适航管理程序。

（2）提高民用飞机适航管理水平

保证民用飞机适航不仅是民航部门的责任，而且与民用飞机设计与制造部门息息相关，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不断提高民用飞机的安全性能。从民用飞机发展实践来分析，不断提高民用飞机的适航管理水平，促进适航管理部门的发展，实现民用飞机的适航认证，指导和民航监管，最终达到持续稳定的安全。

（3）完善适航管理认证框架

飞机的适航性是飞机的固有性质，集中体现了飞机各种设计技术的安全性能，并通过合规的生产可以充分的体现，这就要求在飞机研制的管理力度上，严格按照有关适航要求，建立和完善组织认证系统和框架，才能确保飞机研制的高效，高质量、稳定性。同时加强对飞机的适航管理，真正提高飞机适航的管理水平和解决发展瓶颈问题，需要建立一个适航认证框架，基于适航管理信息平台服务制度体系，逐步完善适航管理认证系统，才能切实提高民用飞机的适航管理发展水平。参考文献：

[1] 张陇东.国内外民机适航管理体系浅析[J].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2012（10）.[2] 焦连跃，李华星.从FAA 看如何加强我国民航适航管理[J].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3).[3] 聂常胜,适航研究室副主任设计师，工程师，研究方向：适航技术与管理研究。浅谈民用飞机适航管理体系建设[J].管理科学报2014.[4] AP－21－AA－2011－03－R4，航空器型号合格审定程序．

马来西亚典当行业发展历程及发展现状分析 篇6

1.1 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事故调查和分析伴随着对事故发生原因的研究而出现,简单的原因-结果阶段。

1923年国际劳工局召开了第一届国际劳动统计学家会议上通过决议对事故进行分类,这个决议的目的就是方便事故的调查和归类。

1927年,美国劳工部制定了《工业事故统计标准方法》,其中就包括事故的调查和分析内容。1937年该方法更名为《收集编制工业事故原因的标准方法》。

1931年,美国的海因里希(W.H.Heinrich)在《Industrial Accident Prevention》一书中提出了崭新的事故发生理论-因果连锁理论。该理论的出发点就是任何事故的发生背后必然存在原因。但是该理论仅仅涉及到了直接原因和可见的结果,即简单(表面)的原因-结果的关系。因果连锁理论为事故的调查提供了明确的途径,但是他阐述的原因和结果是直接的,单一的关系。

1939年,法莫(Fammer)和查姆波(Chamber)等人提出了事故倾向理论,认为事故发生的原因主要是几个容易发生事故的人。这也是一种简单(表面)的事故原因-结果的描述。这个理论仅仅看到了引起事故的那几个人,没有看到在这几个人背后的诱因以及这些诱因的根源。

1961年,在大谈能量转化的年代,美国的吉布斯(Gibson)提出了事故发生的原因在于不希望的能量释放,实际上这个理论没有太多的新意,只是换了一种说法,这个理论也仅仅考虑到了物的不安全状态,没有考虑到人的不安全行为。

1.2 第二阶段

第二个阶段,事故调查和分析考虑到了多因素的重要性, 事故调查进入多原因分析阶段。代表理论,5个为什么理论、鱼骨图(石川图)。

20世纪60年代,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在汽车制造过程中全面推广使用“5个为什么”的检验分析方法来查找零件制造瑕疵,而后这个方法在其他的行业得到了广泛推崇和使用。因为简单直了,现场解决问题,效果明显,从此这个方法在事故调查和分析得到广泛应用。这个理论的基本原理就是对任何不合理的现象连续问“为什么”,一直找到根本原因。“5个为什么”不一定非要问5个,因为人们有5个手指,所以为了名字叫的响亮这个方法就被定名为“5个为什么”。

虽然“5个为什么”的方法在20世纪70年代得到广泛使用,但是这个理论的基础出现已经很早了。“5个为什么”理论对调查者的要求很高,因为要找到事故的根本原因,他必须知道怎么问,问什么。一旦第一个问题有偏差,随后的问题也就错失了找到根本原因的方向。所以这个方法一般和下面所述的石川图结合使用。

虽然1943年日本人石川首次提出鱼骨图的概念,但是广泛得到承认和使用是在20世纪70年代(1969年)。这个方法最主要的特点是试图找到引起事故结果的所有原因,这一点也是现代最新理论和方法的目标。以前的理论和方法要么关注设备,疏忽人员; 要么关注环境,疏忽程序,即使“5个为什么”理论,也很容易片面。

在鱼骨图中在脊骨的左右可以分出代表原因类别的主刺,每一根主刺可以分出无数的具体原因或因素。一般,主刺有“4M”和“4P”的说法。“4M”的意思就是说事故发生的原因可能来自材料(Material)、机器(Machines)、人员(Manpower)和方法(Method),分析事故的原因可以从这四个方面来进行。“4P”的说法基本内容和“4M”相比没有多大的变化,该说法认为,事故发生的原因可以从程序(Procedure)、政策(Policies)、工厂(Plant)和人员(People)等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石川图在日本的制造业,特别是日本的汽车制造业中得到过广泛的使用,正是由于石川图的使用使得日本的汽车制造业的质量快速提升,瑕疵大量减少。这种方法在现在的工业事故调查和分析中仍然有很大的实用价值。在调查事故的时候,随意在黑板上画出一套鱼骨,然后召集一些人,利用头脑风暴法,在鱼骨上写所有可能的原因,然后逐个分析,找出对最终的事故结果有影响的因素,在黑板上标明。汇总这些标注的因素,就是事故的原因,针对这些原因在有针对性地制定整改措施。

1.3 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事故调查和分析技术进入系统化时代,人的因素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代表理论是事故树和事件树。

20世纪5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进步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设备、工艺和产品越来越复杂。人们在研制、开发、使用和维护这些大规模复杂的系统过程中逐渐萌发了系统安全的基本思想。于是,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美国研究洲际导弹的过程中系统安全理论应运而生。

事故树(Fault Tree Analysis-FTA)和事件树(Event Tree Analysis-ETA)理论和方法是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贝尔电话研究所在研究导弹发射控制系统的安全性时开发出来的,接着,美国波音飞机公司的哈斯尔 (Hassle) 等人对这个方法又作了重大改进,并采用电子计算机进行辅助分析和计算。后相继被引用于航天工业和核工业的危险性识别和定量安全评价。

1972年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委托麻省理工学院拉斯姆逊教授为首的专家组对商用核电站进行安全评价。1974年发表了著名的“WASH-1400”评价报告书,采用FTA和ETA理论和方法完成了对核电站危险性定量评价。从此这个理论很快在化工、航空、核工业以及冶金和制造行业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应用。我国的化学工业也在1978年利用这个方法对一个化工厂的安全性进行了评价,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FTA理论是从结果到原因找出与灾害有关的各种因素之间因果关系和逻辑关系的分析方法。这种方法是把系统可能发生的事故放在图的最上面,作为顶上事件(TE)。然后按照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的关系,分析每一种要素与灾难事故有关的直接(所属)原因,这个直接原因可能是其他后续原因的结果,这个阶段的原因被称为中间原因事件(或中间事件)。以此中间事件继续向下分析,直到找出不能进一步往下分析的原因为止,也就是说这些原因不会是其他原因的结果。这些原因就被称为基本原因事件(或基本事件)。基本原因事件就是引起顶上事件的根本原因,如果要消除顶上事件,必须解决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可能是单个,也可能是多个。

可以看出,这种分析方法中的顶上事件是假设的、可能的,并不是实际发生的。这种分析的基本目的在于预防预假设的顶上事件。但在实际情况下,最后发生的灾难事故也可能是在系统设计中没有考虑到了“意外”。

在现实中, 顶上事件不是事故的最终结果,比如说化学品泄漏为顶上事件,但它不是事故的最后结果,最后结果可能是多人死亡,或者环境污染,或者没有什么影响。对顶上事件发生以后所产生的最终危害进行分析,需要使用事件树分析法(Event Tree Analysis-ETA)。

在ETA中,顶上事件(TE)就是原因,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同时按照后续事件只能取是和否两种完全对立的状态之一的原则,逐步向事故的最终结果发展,直到顶点(事故的最终结局)。由于事故发生后是否采取措施和采取何种措施,对最终的结果有直接的影响,所以事故的结局有很大的差距。使用ETA的作用就是分析出减缓事故结局严重程度的防范措施,然后采取对应的行动,把事故的危害降到最低的程度。

虽然事故树和事件树可以用于事故的分析,但他们更接近风险识别和风险管理的范畴。

20世纪70年代末的美国三里岛核电站事故和印度的博帕尔农药厂的毒气泄漏事故,以及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等因为人为的原因给人类造成了悲惨的灾难。对这些事故的调查和分析发现,人失误,特别是人员的管理失误是造成事故的罪魁祸首。从此开始系统安全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关于人员失误的研究,也就是人员不安全行为的研究。

1972年,贝雷(Benner)在事故调查过程中把分支事件链和事故过程链结合起来,并用逻辑图表现出来,这种方法实际上是事故树理论的一种变型或分支。这实际上就是后来Bow-Tie图的雏形。

1.4 第四阶段

第四阶段,事故调查和分析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形成了一项产业。在这一阶段,事故调查和分析不仅仅考虑物质不安全状态以及人的不安全行为,而且把管理者以及管理体系全面纳入了调查和分析的系统。代表理论领结理论、直根理论和三脚架理论。

Bow-Tie、Tripod和Taproot是20世纪90年代才开发使用的事故调查和分析理论和方法,他们的研究和应用都得到了大公司的支持和赞助。实践已经证明这三种方法使用效果很好,在不同的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同时这三种方法和理论的培训以及服务咨询已经成功的开展了商业运作,形成了一种产业。

领结图最早叫蝴蝶图(Butterfly Diagram),最早出现于上世纪70年代,在70年代后期David Gill发展了这个图,1979由澳大利亚的昆士兰大学在ICI Hazan Course Notes上发表。1987年北海的阿尔法石油平台大火事故以后,这个理论在Shell得到重视,并出资赞助了这个理论和方法的研究。Shell石油公司也成为第一个全面使用该理论的大石油公司。

如图1,形状就像一条领结(Bow-Tie),这就是该理论名字的来源。图1左边是事故树(FAT),右边是事件树(EAT),中间就是顶上事件。Bow-Tie理论第一次把事故的预防以及事故发生以后的应急反应统一到一起。该理论不但分析了如何识别风险,如何防范风险,同时分析了一旦发生事故如何采取措施消减事故的影响,使得事故后果降低到最小。

Tripod理论。还是因为那一起事故,1987年在英国北海油田的那一起震惊世界的阿尔法钻井/开发平台的大火事故,仅仅因为人员的一个小小的失误造成167人死亡,引出了一个新的事故调查和分析理论— Tripod理论的出现。事故发生以后Shell石油公司出资,Universiteit Leien(雷登大学,荷兰)和Victoria University(维多利亚大学,英国)人类行为学安全专家开展研究,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发出来Tripod事故分析系统。这个理论的主要研究人员是W.A.Wagenaar教授和Reason教授,他们都是知名的人类错误行为的研究专家。

Tripod意指隐患和不安全行为、诱导原因和事故三个因素,这三个因素存在因果关系,形象的比做三脚架。Tripod的原理图如图2。

在图2中,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环境因素诱发的各种潜在原因,在事故的现场不明显暴露。这些根本原因是通过直接原因以及防护措施漏洞而显现出来的。

1998年这个理论开始投入使用。从2002年开始,经过赞助商壳牌公司的允许,这个理论的实践方法推向市场,目前主要是西方大型石油公司和一些欧洲的企业在使用这个理论,但越来越多的其他行业的大型公司采用这个分析方法。

2002年以后,Tirpod理论成为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培训项目。风险分析使用BowTie理论,事故分析使用Tripod理论已经成为西方大的石油公司的通常做法。

TapRoot理论,在化工和医疗行业很流行。

1991年化工安全中心(CCPS-Center for Chemical Process Safety)开始使用一种名叫TapRoot的事故分析方法,而这种方法是1988年就开始使用的SnapChart和Root Cause Tree的发展。2001年这种方法在CCPS成员中得到广泛的使用,随后这种事故分析方法扩展到其他的行业中,包括制药行业、核工业、石油勘探和开发行业、航空航天以及各种制造行业, 但是TapRoot方法最主要的应用领域是化工和医药行业。

TapRoot也已经成为一个商业培训项目,培训地主要在美国,每年有上万人接受如何使用TapRoot方法的培训。

2 事故调查与分析的发展趋势

事故调查与分析作为工业技术的一部分,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进步。以人为本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标志,事故调查和分析的最终目标就是最大程度的减少,以至于最终杜绝工业生产对人员的伤害以及对环境的危害。

实现这个目标,事故调查和分析就必须能够从庞杂的信息和因素中剥去表象,挖掘本质,找到正确的整改途径,并保证这些整改能够全部落实。满足上述的要求,事故调查和分析理论和方法应该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2.1 不能过于简单

再好的理论和方法能够应用的前提就是使用者必须懂得,必须能够使用它,得出的结论能够被管理者理解。但是不能太简单,例如5个Why的理论很简单,但是怎么问Why需要很高的知识背景和专业背景。使用太简单的理论和方法往往得不到准确的分析结果。

2.2能够引导调查者找到根本原因

首先要有引导调查者找到根本原因的正确路径,其次就是找到的原因通过采取适当的措施能够进行整改,找到无法整改的原因是无用的。

2.3 必须包含丰富的知识

并非所有的调查者都是专家,并非所有的专家能够掌握全面的知识,每一个事故都有其特殊性,需要特别的知识。一个完善的调查和分析系统可以引导调查者了解所需要的知识,或者至少能够让调查者认识到他缺乏什么样的知识,然后去学习补充。所以这样的调查和分析系统应该是一个包含有专家知识的专家系统。

2.4 容易使用

不能太复杂,常人都可以使用。只有理论和方法简单,人们才乐于接受和使用,即使是高水平的调查者也希望系统越简单越好。简单并非意味着系统的知识含量少,相反的是系统中的丰富知识可以免得调查者再去学习各种行业的专家知识。

2.5 在实际应用中得到验证

专家开发出来的理论和方法不能只停留在书本上,是否可以推广应用还必须通过一定范围,一定时间,一定数量事故调查和分析的实际结果验证。同一个事故,不同的调查人或团队,得出的结论应该一致或非常相近,才能认为所采用的理论和方法对该事故的调查和分析是适用的。

2.6 可以对事故进行分类管理、趋势分析

好的理论和方法,不仅仅能够分析单一事故,得出正确的结论,提出可以操作执行的整改措施,还要对一个单位(组织)的事故进行分类管理,对整改措施进行跟踪,同时分析事故发生的趋势,以及整改以后的效果。分析事故发生的趋势一方面可以确定目前的状态,更重要的是看整改措施是否有效、到位,如果花了很多的时间和金钱调查出了事故的原因,做了很多工作整改,结果发现效果不好,那么以前所做的工作就是白费。此时必须反思以前整改和调查的有效性。

风力发电发展历程及前景 篇7

人类对于风能的利用始于很久以前，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可以说人类对于风能的利用与关注从那时就开始了，而风能真正用于发电是在19世纪。丹麦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风力发电装置。但在其后的一段时间，世界对能源的需求经由煤、石油的开采而得到满足，加上技术的不成熟，风能发电并没有得到及时的发展。

受1973年世界范围内的石油危机和空气动力学理论的发展的影响，在常规能源告急和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的双重压力下，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新能源，再次将视线转向风力。风电以其自身独有的优点，作为新能源的一部分，有了新的快速的发展。因此风能发电设施日趋进步，大量的生产降低了成本，风力发电也被普遍应用。从1981年到1992年风力发电量的增长率达到了13%。到2008年，全球以风力产生的电力约有94.1百万千瓦，这已超过全世界用电量的1%。风能虽然对大多数国家而言还不是主要的能源，但在1999年到2005年之间已经成长了四倍以上。而目前风电保持着每年30%的增长率，大有与其他发电行业相媲美的趋势。

目前风电成本已接近常规发电方式，风电规模也受国家政策及能源发展趋势的影响高速扩大，风电技术得到明显提高。在2003年底，我国就已建成并网型风电场40座，累计运行风力发电机组1042台，总容量达567.02MW，世界各地的风电场更是数不胜数。虽说我国的风电技术有明显提高，但较之世界发展水平就远远落后，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我国一些风机依赖于国外进口或者与外商合作生产，现在生产的最大风电机组功率接近1000千瓦，国际主流机型兆瓦级风电设备在我国仅仅处于研发阶段。这说明风电在我国还有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

我国是世界上风能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风力发电对于我国乃至全球都具有十分广阔的发展前景。首先，风能作为一种无污染和可再生的新能源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特别是对于沿海岛屿，交通不便的边远山区及地广人稀的草原牧场，远离电网或短期内电网还难以达到的农村、边疆，它是解决生产和生活能源的一种可靠途径，风电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其次，过去几十年经济的高速发展，致使环境受到严重的污染。目前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成为全世界关心并要求共同实现的目标，因此具有节能减排特征的风能的应用成为近来能源发展的方向。

风电的发展不仅与大气环境相适应，与国家经济、世界安全也是分不开的。一直以来风电的发展都受到世界经济和其他能源的重大影响。就目前而言，风力发电是新能源中技术最成熟的、最具规模开发条件和商业化发展前景的发电方式。随着风轮机的大型化、高效化，风力发电的成本在不断下降，风电价格已能与石油、煤、天然气这些不可再生能源发电及核电竞价。

21世纪是高效、洁净、安全、经济可持续利用能源的时代，世界各国都在向此方向发展，都把能源的利用作为科研领域的关键予以关注。而通过历史的筛选，及近年来全球新能源的发展动向，我们可以看出风能将成为能源开发的重要角色，而风电也将随之得到极大的发展。

陕西典当业发展探析 篇8

陕西省的典当行大多组建于上纪世90年代初期。作为一个新兴的行业，当时吸引了大量的逐利资本。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典当行尚属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生事物，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处于摸索阶段。典当行原属人民银行统管的特殊金融机构，主管部门为维护金融秩序，保证典当行稳健发展，对其设立、股本结构以及业务经营等方面都作了严格的限制；加之大多数典当行仓促组建，规章制度不够健全，从业人员来自不同行业，导致管理水平较低，至今尚未真正融人经济生活之中，多数典当企业经营惨淡。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股东资本抽逃，业务难以为继。多数典当行开办初期因实践经验不足、鉴别水平不高、业务量不饱满等原因，一直处于亏损状态。个别企业多年来只做了几笔业务，相当一部分典当行还形成了坏帐、呆帐。由于未能给股东带来预期回报。致使不少典当行的股本金被大股东以不同形式转出，仅留下少量资金进行小规模运作；有的甚至只留守一两位工作人员，简单处理一些送上门的诸如金银首饰质押之类的零星业务；更有甚者，干脆关门大吉。当监管部门进行检查时，由股东单位临时派一两个人应付了事。

二、业务创新不足，经营规模较小。陕西省大多数典当行目前主要从事的还是传统的金银首饰质押典当业务，此类业务占典当行业务量的80％以上。由于现有业务空间狭小，而典当行又受到人才、经济发展状况等影响，经营品种和服务项目的创新能力不足，大多未能涉足新领域，不能适应市场需求，使得接待客户数量和业务金额，远远低于发达地区的水平。

三、宣传不力，潜在客户增长缓慢。陕西省除极少数典当行在较小范围内进行过一定的广告宣传外，大多数企业在这方面几乎没有投入。事实上，由于受旧中国典当业不良印象的影响，大多数人在心理上排斥典当行，以至很少有人在缺少资金周转时想到典当，使典当行的理财优势难以发挥出来。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不久前对西安、北京、武汉三城市的900位常驻居民进行的随机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多数居民虽然了解典当行，但并没有把典当行作为生活中常用的融资方式，其中高达35 1％的人认为是不习惯，其中除了因为对典当行了解很少外，大多数人是因为对典当行还抱有旧社会遗留的观念，穷死不典当；仅有9 5％的人表示有过典当行为。

四、人员素质不高，管理水平落后。市场主导社会生活后，给典当业经营人员提出了更高的为中小企业和当户设计典当方案、理财咨询等多方面周到细致的服务要求。开展这些业务需要复合型的专门人才，而远非普通的评估人员所能胜任。我国的典当业由于发展起伏较大，各大专院校又没有开设相应的专业，同类的研究机构少之又少，相关的专业书籍也比较匮乏，导致目前的典当从业人员存在学历较低、鉴别水平不高、短暂的实践经验不足以应付新时期的典当业务的拓展。

有的典当行由于前期业务操作流程不规范，内部监管不到位，在当物鉴别、估价以及贷款审查和核实方面存在漏洞，造成大量的绝当贷款，致使典当行的业务发展受到一定限制。在会计核算方面，除1996年人民银行颁布的《典当行会计科目及使用说明》外(由于该文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与当时的《典当行管理暂行办法》有多处抵触，所以许多典当行并未按其要求去做)，对典当行没有明确的会计核算要求，多数典当行目前都存在着帐务处理不规范，会计科目使用不当，不能按时纳税、提前扣收利息、变相拆借、抽逃资本金等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陕西的典当业要想取得大的发展，还需在以下几个方面多做努力：

一、充分利用好政策，扩大经营规模。国家经贸委去年8月颁布的新《办法》，将原先对典当行的种种限制予以放宽，使典当业的经营范围得以扩大，为典当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1、允许负债经营。新《办法》最具突破性的是典当行可以按1：1的比例进行融资。典当行的负债经营，有利于陕西省部分存量贷款短期盘活困难及资本规模不大的典当行扩大资金来源，在防范风险的基础上提高经营效益。

2、经营范围有所扩大。新《办法》明确规定，典当行可以经营财产权利等质押典当业务以及房地产抵押典当业务。而典当行业经过多年的沉寂之后，电急需新的品种救市，所以房屋和股票自然被典当行寄予新的希望。此项政策刚一出台，全国多家典当行便磨枪上阵，股票典当迅速占了部分典当行全年放款额的70％。股票典当一般时间较短，可以滚动操作，资金的放大作用十分明显。典当行也可通过将股票转托管、限定资金用途、预警强行平仓等手段对业务风险进行控制，其盈利和风险控制模式都取得了业内的一致认同。另外，商业银行目前由于受法规限制，不接受个人股票质押贷款业务，使得股票典当几乎成为个人证券唯一合法的融资途径，所以市场需求很大。而和银行的房屋抵押贷款相比，房屋典当中间环节少，放款速度快，贷款用途不受限制，同时贷款期限可以短至一、两个月，不少房地产开发商可将暂时积压难以短期出手的零星商品房抵押给典当行，以换取短期的资金支持，将死物变成活钱。另外，新《办法》还将典当行的经营范围扩大至“鉴定评估及咨询服务”，为典当行投身于咨询服务行业提供了法律支持。

3、放宽了准入门槛。首先下降了最低注册资本限额，并将注册资金数额分为300万、500万、1000万元三个档次，分别可以经营传统的质押业务、房地产抵押业务以及设立分支机构；其次是资本属性多元化，没有了企业性质的限制，外资、国有、集体和私营统统都可以涉人；最后对股东人数和出资比例也取消了限制。这样一来，一些原先为了迎合政策规定而虚假出资或股东虚设产权关系不清的典当行可以借此明晰股权，为企业重组或扩大规模扫清障碍。

4、赋予典当行处理死当物品的权利。新《办法》规定，典当行可以自行变卖或者折价处理估价金额不足3万元的绝当物品。这一规定，激发了典当行承接小业务的积极性。

二、开展业务创新，走专业化经营道路。创新是企业赖以生存和持续发展的基础。典当业要在激烈的竞争中赢得主动，就必须不断拓展典当物的品种，挖掘市场潜在需要，最大限度地满足市场的有效需求。尤其是近两年，陕西省的传统典当业务呈减弱态势。典当行要想生存和发展，除了拓展新的服务领域，实现经营多元化外，还要走专业经营的道路，开发出适合自身特点的“拳头产品”。在巩固传统优势典当业务基础上，开展诸如汽车、仓单、出口退税等财产、权利质押业务，在遵循国家相关法律和确保规范化经营的前提下，不断地推陈出新。

三、加强内部管理，处理好三方面的关系。典当行作为一种特殊的工商企业，其功能依然是一种金融行为。因此，积极探索多层面的风险防范和控制机制，建立科学完善、职责分明的内部管理体系，处理好“规范与创新”、“安全与效益”、“稳健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四、抓紧人才培养，充实员工队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之间的竞争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企业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陕西省的典当业由于长期沿袭师傅带徒弟的培训方式，使得从业人员水平参差不齐，难以适应日益发展的市场需求。因此，在对现有人员进行系统化培训的同时，还应积极引进高层次人才充实员工队伍，以进一步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业务创新能力，增强企业活力，早日实现员工队伍知识化、专业化。

五、加强宏观管理，创造良好市场环境。典当企业作为一类具有融资功能的特殊工商企业，经贸委接手管理以后，应该按照《典当行管理办法》的要求实行严格的市场准人管理。陕西省目前的典当行存量与经济发展水平相比，已逐渐趋于饱和，而且规模普遍偏小，经营状况欠佳，绝大多数典当行聚集在省会西安。由于市场份额有限，竞争日趋激烈，监管部门在对典当行进行动态监督的同时，应及早建立市场退出机制。对那些经营萎缩、管理不善、亏损严重、长期歇业的典当行，取消其经营典当业务资格，收回《典当经营许可证》。另一方面，新《办法》的出台大大拓展了典当行的发展空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其前景看好，这势必引来大量的逐利资本。

马来西亚典当行业发展历程及发展现状分析 篇9

一、我国风险投资产生和发展的制度背景

(一) 技术创新职能和过程的人为分割阻碍了创新主体的形成和创新活动的开展

我国中央计划体制下的科技管理体制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初期, 在其中技术研发与生产、销售等活动是相互分离的, 分别由处于不同环节的机构和组织履行不同的专业职能, 在不同的政策目标推动下, 依靠计划安排的资源开展工作, 由于条块分割, 机构间缺乏联系和交流。

因为技术目标的确定和资源的提供完全依赖于中央政府, 不存在市场竞争、没有相应的经营绩效标准进行考核评价, 无论是企业还是其他技术发展机构都不具备成为技术创新主体的条件, 也没有动力进行技术开发、交流、推广和商业化等创新活动。在改革的初期这普遍被认为是由于机制僵化、缺乏自主权造成的, 因而尝试利用新的运行机制来推动技术创新的发生。

在这样的背景下,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科技管理体制改革主要围绕权利下放, 提高技术创新积极性来展开, 逐渐将决策权从中央部委下放到研究机构和企业, 同时提出业绩目标以强化责任。但由于技术创新过程从研发到商业化之间的一系列功能及活动被人为地分割在不同的专业组织中, 而以放权让利为特征的改革在增强了它们自主经营权的同时, 原计划体制下以政府指令为基础的协调机制也被大大削弱, 无法实现创新过程中不同职能及资源的整合。根据熊彼特的观点, 创新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新的资源组合方式, 因而资源整合能力对创新过程而言至关重要 (Afuah, 1998) 。即使是在同一组织内部对此进行有效的管理也不是容易的事, 在我国, 这种结合还必需打破组织和区域的分割, 因而更加困难 (White, et al, 2005) 。所以最终立足于“搞活机制”的改革措施并没能有效地提高技术创新效率。

(二) 制度环境的不完善制约了创新资源配置的改革成效

由于提高企业和机构技术创新决策权的改革措施受制于创新组织和过程分割导致的资源分隔, 我国政府开始逐渐摸索以市场为导向的创新资源配置机制。政策首先将技术市场作为科技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以技术交易推动科技成果商业化;同时采取措施鼓励国有工业企业建立研发中心, 并推动工业企业与科研机构的合并, 允许研究机构利用自身取得的技术成果从事生产经营te et al., 2005) , 由于国有企业资金困窘 (Gu, 1999) 且缺乏相关管理经验和技能 (高建, 傅家骥, 1996) , 研发机构进入企业并没能实现创新资源的整合效应。从全国来看, 尽管技术交易市场得到很大发展, 但主要作用体现在对技术咨询和服务的促进而不是科技成果的转让或合作上。技术开发和技术服务合同在各类技术合同中逐渐占到主导地位, 而技术转让合同则一直比重较低 (《中国发展报告》编委会, 1993) , 真正实现了跨组织协作的技术交易仍然十分少见。涉及的技术越接近商业化阶段, 这种情况越突出 (White et al., 2005) 。

究其原因, 主要在于经济转型初始阶段的制度基础没有提供适宜市场导向的技术创新发展的土壤。当政府逐渐退出资源配置的主导地位时, 市场主体和市场机制尚未形成, 产权模糊、商业法律和司法系统不完善、知识产权政策不明确 (Verheul et al., 2002;Chilosi, 2001;Le et al., 2006) , 无法为参与技术创新的各方提供必要的保护, 高昂的交易成本制约了基于合同和信用进行创新资源整合的能力。

(三) 制度约束与潜在利润激励成为民间自发制度创新的推动力

技术市场交易制度和企业研发机构的设立因众多制度因素的约束和阻碍难于实现技术成果产业化, 同时由于改革初期制度供给的不足, 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外存在着大量的潜在利润, 这种激励促使探索新道路的自发实践活动产生。典型的例子有北京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兴起和株洲市电子研究所CMC-80微型电子计算机的研究和推广 (吴波尔等, 1998) 。前者是在学习美国硅谷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在中国当时条件下的技术扩散模式, 主要由中科院研究所及北大、清华等大学一批有胆识的科技人员发起, 一般是以某一项技术成果为依托, 自筹资金创办企业, 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 短时期内便取得了极大的成效;后者则是经费自理、没有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 通过调查和预测微型电子计算机应用前景后将其定为本所研究方向, 贷款进行技术研发和产品推广, 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二者都是由民间组织筹集资本投资于高风险高技术的产品开发与生产销售, 风险和收益自主承担, 与通过技术贸易进行技术成果商业化的制度安排相比, 成功的技术开发催生了具有技术特色的企业, 实现了创新过程和资源运用的一体化。从本质上看, 这种运作模式已经具备了风险投资的特征。

这种体制外的风险投资活动由于没有政策的明确支持, 其合法性常常受到质疑;产品市场的发展进程起步不久, 市场分割还未消除, 尚未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力量, 不利于促进风险投资与技术创新的良性互动;没有相应的投融资制度支持这种活动, 仅有的两个融资渠道——财政拨款和银行贷款都很难给予资金支持, 更无法像国际惯例那样吸纳以权益资本为主的长期资金, 所以这种探索本身具有强烈的制度需求。而政府对这类争议性活动的肯定, 说明这种自发性的制度创新自下而上推动了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进程, 风险投资的制度起源是由民间推动的。

二、我国风险投资发展的前制度化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期—90年代初期

美国风险投资的成功经验及我国民间风险投资实践促使政府在鼓励科技研究多出成果的同时, 开始考虑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新机制。1985年风险投资正式进入政策范畴, 并由政府出资建立了我国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 (李晓伟, 刘敬孝, 2007) , 正式介入该领域。从政策承继性看, 风险投资的发展沿续了科技投融资改革的思路, 风险投资更多被视为一种政府融资方式, 主要目的是为了提供有利于促进技术进步, 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 推动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融资激励;从政策的设计上看, 对开设创业企业的支持先于风险投资体系的设计 (White et al., 2005) , 风险投资发展本身所需的基础条件没有得到改善, 政府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产生偏离。

通过实施国家高科技发展计划 (如:“863”计划、星火计划、火炬计划等) 、政府出资建立风险投资公司、科研院所脱钩改制等措施, 到90年代初, 科技型创业企业的数量有了很大的增长。但这一时期风险投资的发展却十分缓慢, 对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也不明显。1988年, 全国风险投资能力仅占科技资金筹集额的3.7%, 占财政科技拨款的7.8%Peng, 2000) 。由于政策法规不明, 市场环境多变, 因此民间资金对进入风险投资业非常谨慎 (尹国俊, 2008) 。

三、风险投资的制度化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后

90年代初以后, 我国对风险投资的看法发生了重大转变, 政府对风险投资的认识从一种政府融资行为转变为一种支持新技术产业化所需的商业行为, 为国内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奠定了政策基础。1998年“1号提案”提出后, 掀起了包括政府、公司和外国资本建立风险投资机构的热潮。风险投资逐渐从政策研究、讨论和试验的主题, 或一种鼓励新技术成果转化的政府补贴形式转变为一个制度体系。这个体系本身因政策、技术、法律等因素的变化正处于持续变化中。

从时间上来看, 我国风险投资体系的制度化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

(一) 20世纪90年代初——1998年:初期制度化阶段

这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 随着投融资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资本市场的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目标的提出, 风险投资制度的探索也获得了发展。

1991年, 《国务院关于批准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有关政策规定的通知》 ([1991]国发12号文) 发布后, 中央、地方政府纷纷成立了以政府科技管理部门为主导的风险投资机构。这些机构的突出特点在于基本上由政府直属部门出资设立, 大部分投资业务以贷款而不是股权形式进行。

在此期间, 海外风险投资基金开始逐渐进入我国, 不仅为我国带来了资金, 更重要的是为我国注入了更多的现代风险投资理念, 并起到了推动市场、培养人才的作用。高新技术产业也取得了较大发展, 特别是一批民营高技术中小企业的迅速兴起, 在现有体制中其资金需求仍是传统融资方式无法解决的。因此, 改革现行融资体制成为科技产业发展的强烈诉求。

这一阶段中, 由于未能从根本上触及所需法律、规范和制度的设立和修正, 风险投资依然地位尴尬, 风险投资公司难于按国际通行的模式展开经营。公司控制权市场的缺失 (Peng, Luo, & Sun, 1999) 和缺乏作为风险投资主要退出渠道的权益市场 (Bruton & Ahlstrom, 2003) , 增加了风险投资过程的复杂性 (Wright et al., 2004) , 而国内官方色彩强烈的风险投资机构由于欠缺经验和合格的管理人员, 且未能突破传统机制的约束创新内部治理机制, 很难胜任真正意义上的风险投资家角色。从中央到地方都尚未从建立一个新行业的角度来系统地看待风险投资, 很多人对风险投资的认识还仅止于又一种可争取的投资资金, 因而在具体制定和实施政策时脱不了浓烈的“招商引资”气息, 形成一种狭窄的地域限制思维, 风险投资的缺乏被简单地理解为资金的缺乏。故风险投资并未能像政策制定者所期望的那样, 对解决我国高科技企业的融资问题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

(二) 1998年至今:制度发展、调整阶段

1.系统化的风险投资机制建设思想开始形成

1998年“两会”期间, 民建中央提交了《加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 (即“1号提案”) 。这不仅引起了风险投资研究的升温, 也促进了该领域多元化的实践探索。1999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风险投资机制的若干意见》, 极大推动了中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其后, 风险投资制度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风险投资运作在不断向国际通行标准靠拢。

首先获得突破的是风险投资机构组织创新, 以北京市政府颁布《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和《有限合伙管理办法》以后成立的全国首家有限合伙风险投资企业为代表。2004年后制度建设步伐明显加快, 一系列制度措施的出台对风险投资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2004年5月, 中小企业板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在深交所设立;至2005年底, 中小企业板完成全部上板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 率先解决股票全流通问题, 为创业资本最终通过资本市场退出打下了一个基础。同年11月, 中国风险投资行业第一部国家层面的政府法令《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发布。《办法》借鉴国际惯例, 结合我国实际, 在对“创业投资”、“创业企业”和“创业投资企业”等概念作出法律界定的基础上, 从资本私募、委托管理、承诺出资制度、特别股权投资制度、业绩激励机制和风险约束机制等九个方面, 为风险投资企业提供了特别法律保护;从设立政策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参股支持风险投资企业设立与发展、税收政策扶持和完善风险投资退出机制等三个方面, 明确了对风险投资企业的政策扶持措施, 同时抓紧制定相关税收扶持、风险投资引导基金、拓展风险投资企业资金来源渠道等多方面的配套规章与政策。虽然在一些方面还存在可操作性不足的问题, 但这部法律已明确地传达出我国政府对风险投资的基本指导思想开始从主要关注资金缺乏上升到行业建设的高度。

2.开始从政策导向及政策实施层面上构建本土风险投资业的发展框架

自90年代初海外风险投资进入我国以来, 在特定制度背景下形成了我国风险投资活动的一个突出特征——外资模式和本土模式的双重结构 (张春霖等, 2009) , 两个模式之间差异明显。在外资模式中, 除了最终的经营公司外, 风险投资系统的所有部分都发生在海外 (Mackenzie, 2007) 。风险投资公司的投资通过境外注册的控股公司进行, 投入这些基金的机构投资者都来自国外;投资成功的企业都在股票市场上市, 不过上市的都不是在中国国内的实体而是境外的控股公司, 上市的交易所也不是在中国而是在国外。这种“两头在外”的运作方式使外资风险投资绕开了国内政策在风险投资组织形式、资金筹集、管理和退出等方面的操作障碍, 行政成本极低, 报酬极为丰厚, 同时还能享受被投资企业作为中外合资企业带来的种种优惠, 因而在中国的表现远远优于本土风险投资, 并控制了中国大部分的风险投资活动。而本土模式中所有的活动都发生在中国国内, 而相对而言, 除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功个案外, 本土风险投资企业仍处于发展初期, 并受制于一系列困难 (张春霖等, 2009) 。因而, 如何从政策实施层面上构建本土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基础, 成为制度建设关注的要点。

(1) 消除风险投资企业设立的法律障碍

2006年1月1日, 修订后的《公司法》和《证券法》开始正式实施, 取消了风险投资公司在法律上存在的障碍, 从组织形式、注册条件、出资方式、投资比例、募资形式和条件、上市资格等方面体现创业扶持, 为风险投资公司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当年, 新《合伙企业法》修订完毕, 并于2007年发布实施, 为有限合伙制等创新型机制的实施提供了法律保障, 有利于推动实现中国风险投资行业与国际的接轨。

(2) 扩大风险投资的资金来源

风险资本投入不足长期以来是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 宏观统计数据表明社会上并不缺乏可供投资的资本, 然而风险资本不足与国内资金在少数行业的拥挤现象一直并存。

我国风险投资行业的潜在资金来源, 如投资基金、养老基金、银行和保险公司正在迅速成长。中国金融机构在2010年底的存款总额已超过73万亿元 (PBOC, 2011) , 发展较晚的投资基金行业至2009年底管理的资产也已为约2.7万亿元 (CSRC, 2010) , 作为不断增长的合同储蓄资金池, 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资产已经非常巨大, 2009年末全国社会保险基金已经拥有近1.9万亿元资产 (NCSSF, 2010) , 保险公司总资产也已超过4.1 万亿元。考虑到风险投资的高风险, 如何积极稳妥地根据新的审慎规则, 允许机构投资者开始投资于本土风险投资基金, 成为影响本土风险投资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2007 年7 月6 日, 财政部和科技部联合发布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为政府通过直接投资风险投资企业或目标企业 (中小型高科技企业) 来支持风险投资基金提供了一个操作框架, 希望通过引导基金发挥杠杆作用, 以达到引导和推动风险投资企业对初创期科技型中小企业进行投资的目的。

目前, 证券公司直投业务已经开始试行, 自2008年以来, 多家证券公司已获准进入风险投资 (PE) 行业。同时, 全国社保基金在一定范围也允许将风险投资 (PE) 基金纳入投资组合, 保险资金直投业务的开闸也指日可待。监管当局在这个问题上正采取循序渐进的做法, 逐步疏通风险投资的来源渠道。

此外, 2009年12月2日, 国务院公布了《外国企业或者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管理办法》, 在若干重要条款的设置上体现出对“外商投资有限合伙制股权基金”的关注, 从实践角度看, 这类基金管理企业的设立已无明显法律障碍。

(3) 拓展风险投资的退出渠道

风险投资退出问题是影响风险投资行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对退出的政策预期和政策变化总会伴随着投资趋势的波动 (王元等, 2009) 。

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 拓宽了风险投资退出通道。国内资本市场环境改善的一个重要因素是2004年深圳中小企业板和2009年创业板的推出, 加之2006年资本市场的一系列重大改革 (如股权分置改革) 给国内资本市场带来的信心和成长, 为风险投资的实现开辟了重要的国内退出渠道。

通过2005年以来的政策构建, 我国政府已经基本上解决了风险投资的合法性问题、税收优惠的政策导向问题, 外资风险投资境内投资问题也在完善当中。不过仍然存在着有待解决的政策缺陷, 比如, 即使《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的正式实施在各地掀起了设立政府引导基金以扶持早期创业项目的浪潮, 但有效的引导机制和操作规范的缺乏, 依然没有扭转种子期资金比例逐年下降的态势, 后端投资拥挤与种子期项目融资水平不足并存;许多风险投资机构在增值服务缺位的情况下谋求控股, 很大程度上已退化为信贷投资或产业投资 (王元等, 2010, 尹国俊, 2008) ;民间资本进入风险投资领域的阻碍仍未消除, 政府和少数大型企业依然是主要的出资者;最受关注的退出机制存在巨大的寻租空间, 导致风险投资过分关注IPO而缺乏对技术创新整合和自身综合能力提高的努力 (王元等, 2010) , 等等。

本土风险投资发展更深层的体制掣肘并没有得到解决:绝大多数本土风险投资都有政府背景, 非营利的政府目标如何与追求高额风险回报的风险投资目的统一?国资保值增值要求与风险投资估值国际惯例的矛盾如何解决?这些关键问题不解决, 国内风险投资企业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做出的选择与国家政策的希望获得的效果依然会不一致。如前所述, 就我国风险投资发展的逻辑起点而言, 为数不少的本土风险投资机构是各级政府为了扶植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而推动开设的。遵循同样原则进行的制度改革, 也在这一框架下进行设计, 因而对这些重要问题没有触及。

四、结论

从制度起源上看, 我国风险投资的发展始于改革初期原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失衡导致的获利机会所推动的民间体制外试验, 这种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需求是我国风险投资制度变迁的前提 (李晓伟、刘敬孝, 2007) 。由于风险投资在我国的产生发展也构成经济转轨的内容之一, 因而同样存在强烈的制度供给依赖。当民间的实践成果被政府认可后, 强制性制度供给便成为风险投资制度变迁的特征, 无论风险资本来源、机构设立或运营政府都直接介入, 形成政府主导的风险投资发展路径, 风险投资事业也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是, 受制于政府和风险投资目标体系的不同, 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之间偏离严重, 导致风险投资制度供求结构持续失衡 (付蓉, 唐春勇, 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