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办案件工作机制

查办案件工作机制（共8篇）

查办案件工作机制 篇1

一是建立案件协调配合机制。成立反腐败案件协调工作领导小组，统一组织协调反腐败查办案件工作。建立统一工作规范，实行案件线索移送共享，重大案件联合办理。

二是建立案件线索统一管理机制。注重对各类线索的排查和整理，不断拓宽案件线索来源。第一，重视信访主渠道作用，采取电话举报、信件举报、网络举报等方式，对信访举报反映的问题进行及时初核，提高成案率。第二，关注实事，从身边发生的事件中获取案源。第三，加强案件查办的连续性，从办案中获取案源。

查办案件工作机制 篇2

查办违纪违法案件是反腐败斗争的重要任务,是纪检监察机关的基本职责。当前违纪违法案件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仍呈易发多发态势,必须继续保持查办案件工作的强劲势头,严厉惩处违纪违法行为,以震慑腐败分子、遏制腐败现象。新形式下我们查办案件工作要适应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依法治国的新形势,坚持严格依纪依法查办案件。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分析近年的办案实践,我们认为影响当前查办基层案件的难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1 违纪违法人员作案手段趋向隐蔽化和高智能化。

执纪办案会遇到一些政策界限不请,缺乏统一的量纪标准的问题。一些违纪违法行为并不表现为直接贪占,而是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还有一些违纪违法人员熟知政策和法律,在政策和法律的边缘找空子钻,与法纪打“擦边球”;有的在体制、管理漏洞上做文章;有的通过暗示、代收、出具“借条”等,明借暗受、假退真收。

1.2 违纪违法人员反调查、反侦查的意识和能力越来越强。

当前违纪违法人员往往在作案前就与有关人员预谋,精心策划,采取防范措施,给案件调查设置很大的障碍。作案时消除痕迹,对付调查。案发后隐匿证据,对抗调查。即使是一些普通案件,其作案的手段也非常高明,更加狡猾和复杂,调查期间“零口供问题”日益突出。

1.3 作案主体多元化。

从近几年的办案实践经验看,一些违法违纪案件由单体向群体发展,窝案、串案、案中案明显增多,且呈现出多发性、交叉性、团伙性和关联性等特点。违纪人员有的熟知政策和法律,在政策和法律的边缘钻空子;有的深居要害部门,在体制、管理漏洞上做文章;有的披着合法的外衣,却干腐败的勾当,这些都给案件的调查、取证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1.4 有部分涉案单位的领导过分强调部门利益,对查案心存顾

虑,甚至怕“拔出萝卜带出泥”,怕影响本单位形象、声誉及利益,对查案工作不支持不配合。各种各样的关系网、人情债、历史帐甚至裙带风,盘根错节,致使说情风盛行,给办案调查人员带来极大的困难,存在立案难、取证难、定性难、处理更难的状况。

1.5 作案手段智能化。

随着高科技的发展,腐败分子的作案手段更加隐蔽化、智能化,利用电脑、网络等工具作案,现在即使是一些普通案件,其作案的手段也非常的高明,更加狡猾和复杂,用老办法查案将难以应付。

1.6 办案人员手段落后,一些违纪违法者掌有实权,交通、通讯

工具先进,防查能力强,而办案人员在这方面条件较差,不能适应办案的需要。另一方面,由于机构改革,纪检监察机关整体办案力量相对不足,不能保证办案需要。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不少案件涉及领域广泛,如金融证券、网络、房地产、期货市场、工程发包等领域,对于这些专业,需要办案人员有很强的知识面,适应办案工作的需要。

2 针对办案中遇到的难点和问题,我们应采取的对策

查办成克杰案件始末 篇3

那么，中国的反腐败斗争有着怎样惊心动魄的历程和来之不易的经验，未来走向又将如何？

中央纪委原副部级巡视专员吴振钧日前向本刊讲述了他担任中央纪委第八纪检监察室主任时，亲身经历的一起重大反腐败斗争——查办成克杰巨额受贿案。

吴振钧于1980年进入中央纪委工作，曾担任中央纪委、监察部副（司）局长，海南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察厅厅长。90年代末，他回到北京，担任中央纪委第八纪检监察室主任，中央纪委副部级巡视专员，中央纪委、中组部第三巡视组副组长、中央金融巡视组副组长，现任中国监察学会副会长。

30年的纪检监察经历，使他得以亲身参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反腐败斗争，其中包括80年代初广东沿海查办共和国第一起走私案、90年代的成克杰案等。

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上，中央确立了标本兼治的反腐倡廉建设方针，由此加大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工作力度，一些情节至今仍令人震撼的大案要案陆续浮出水面。

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原主席成克杰案。案发时，成克杰已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当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涉案职级最高的反腐败案件。吴振钧时任成克杰案调查组组长。

在总结这起案件时，吴振钧着重提到了管理制度和监督的重要性。他说，成克杰案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制度建设，特别是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贯彻落实方面，还有不少需要解决的问题。吸取成克杰案的教训，关键在于逐步建立起一整套便利、管用、有约束力的制度和机制，而且要通过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使这套制度付诸实施。

以下为吴振钧向本刊记者的讲述。

老同事和新任務

1999年4月，由于工作需要，我离开了工作8年之久的海南省监察厅，回到阔别多年的北京平安里西大街41号——官园大院，调任为中央纪委第八纪检监察室主任。

中央纪委第八室是1993年合署前由原中央纪委五室和原监察部六司合署组建的。中央纪委八个纪检监察室的分工，有着特定的安排：一至四室主要分管国家各部委的监督检查工作；五至八室负责地方省区市的纪检监察工作，其中八室主要负责联系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广东、海南等中南六省。

回到中央纪委八室，我这名老兵很快就进入了角色，适应新情况、接受新任务。那时，八室共32人，两位副主任，两位副局级专员，其中局级干部4人、处级干部17人。

中央纪委八室自1998年先后查处了湛江特大走私受贿案，成克杰案，广西壮族自治区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刘知炳等十多起省部级领导干部的重大案件，涉案人员总计达到7000多人，涉及省部级以上干部27人，为国家挽回了重大经济损失。

那时，我们长期出差在外，有时节假日包括春节都回不了家。1999年，全室32人共出差3944天，人均127天。2000年，全室出差4640天，人均149天。2001年达到人均218天。我们有20多人受到表彰及立功。

成克杰和刘知炳案后，专案组全体同志荣获集体一等功，每人有3000元奖金。我们每人拿出1000元通过共青团中央捐赠给北京大学贫困学生。2001年，我们还被评为全国先进集体。

查办案件是一场始终贯穿着腐败与反腐败、调查与反调查的尖锐复杂的斗争，要战胜日趋狡猾、诡秘的腐败分子，既要有无私无畏、敢于斗争之“勇气”，更要有讲究策略、善于斗争之“谋略”。成克杰案件的成功查办，就是在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纪委常委高度重视下，盯住不放的结果。

成克杰特大受贿案是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在尉健行同志的领导下，在祁培文同志的直接指挥下，我们八室调查组全体同志凭着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善于斗争的智慧成功突破的。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调查组就将成克杰利用职权、伙同情妇李平，通过为他人搞项目、批贷款、升官等形式，受贿4100多万元、非法牟利1100多万元的问题全部查清。

对成克杰违纪违法问题立案调查是在1999年。而中央纪委做立案前的初查工作，在1997年就开始了。1997年在查办广西贵港市原副市长李某案时，发现一位私企老板涉嫌向成克杰贿送现金问题；1998年，八室的同志曾四下广西暗访，了解到成克杰涉嫌侵吞国有资产的一些重要情况，但均因线索过于笼统未能深入。

根据中央纪委领导的指示要求，我们盯住不放，把成克杰作为重点监督注意的对象。1999年1月，中央纪委在查办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徐某受贿案时，在押犯原玉林市委书记俞某检举揭发：成克杰在担任自治区政府主席期间，曾两次向他指令压价，从贵港糖厂要糖7000吨给他人倒卖的重大问题。

成克杰问题由此案发。

从侦办倒卖白糖案开始

从1999年8月中共中央正式决定，由中央纪委对成克杰涉嫌受贿等问题进行审查开始，查办成克杰一案，大体经历了调查摸底、控人归案、重点突破、外围取证、正面谈话等五个阶段。

我们专案组每个成员，比如张化为、姚增科等同志，在成克杰案件查办过程中斗智斗勇、艰难曲折，至今依然记忆犹新。

我们运用“长期准备、盯住不放”策略，缜密初查，迂回深入，挖出成克杰违纪违法问题的重要线索。

在中央纪委领导同志的明确指示下，对成克杰倒卖白糖问题进行调查。接受命令的调查组开始行动。为了隐蔽行动意图，调查组精心设计了工作方案，分三步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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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找贵港糖厂厂长杨某查源头。调查组以企业廉政调查的名义将杨某从上海请回案发地贵港。通过秘密交谈得知，成克杰所要的白糖是由一个叫程某的女人出面，与糖厂签订虚假合同就地倒卖的，此举至少牟利300万元。但并不清楚程某与成克杰是什么关系。

第二步，找程某深追内幕。调查组几经周折找到了程某，她绕来绕去就是不谈“成主任”，苦口婆心的谈话没有收效，调查组东移广东，通过异地谈话，将其突破。据程某交代，倒卖白糖系成克杰情妇所为，她只是从中拿点佣金。李平由此浮出水面。

第三步，多方谈话查内幕。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得知成克杰伙同李平敛财的主要勾结对象是广西银兴公司总经理周坤。从查清倒卖白糖的问题，到发现成克杰涉嫌收受巨额贿赂问题，一步步，一层层地揭开了成克杰腐败的面纱。

关键人物控制归案

当案情明朗后，对于重要的涉案人，必须及时果断地采取措施，予以控制。做好涉案人的到案工作，是成功查处案件的先决条件。

鉴于李平早已躲逃境外，周坤虽在境内但过早控制会打草惊蛇，不利于李平归案，根据中央纪委领导部署，调查组确定了“利用一个（指程某），控制一个（指周坤），牵住一个（指李平），稳住一个（指成克杰）”的控人归案方案。

第一步，利用程某，控制李平。调查人员行动，尽管煞费苦心，设法隐秘，还是引起了心里发虚的成克杰的察觉和猜疑，坐卧不安的他要求李平“赶快跑，越远越好”。李平随即携巨款出逃香港，办案工作一度陷入进退两难、望“港”兴叹的困境。根据中央纪委领导指示精神，利用程某获取了李平的一些信息，在有关部门的配合下，将李平从香港引到澳门，又从澳门带到珠海，一步一步将其控制归案。

第二步，严密布控，及时使周坤到案。在做李平归案工作的同时，为防止周坤外逃，调查组对其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请自治区政府向周坤宣布对银兴公司进行年度审计，要求周积极配合，不要外出。办案人员则隐蔽幕后，静观其变。

周坤朦胧地意识到“来者不善”，表面上对审计人员恭恭敬敬，背地却用金蝉脱壳之计伺机出逃。他一方面大张声势，按正常渠道向自治区政府递交公出香港的申请报告；一方面，又把同样的报告交给早已被买通的内线，办好赴港手续。就在周坤登上飞机欲出逃之时，我们获知这一紧急情况，以审计未果为由，让周坤外逃的企图未能得逞。

从此，周坤一天到晚保镖不离身，高度戒备。李平到案后，控制周坤迫在眉睫。为避免发生意外，我们安排了一位与周坤关系要好的机关干部给其“通风报信”。向来狂妄自负的周坤做梦都没想到，他到约会地点后，面对的是办案人员。关键涉案人归案，初战告捷。

如何打开“总开关”

下一步就是运用“刚柔相济，政策攻心”策略，突破李平、周坤，打开成克杰案件的总开关。

在查办案件的全過程中，面对面审问涉案对象，既是重点，又是难点。没有涉案对象的突破，就难有整个案件的突破，因而谈话策略可称作“办案中的高科技”。

做李平、周坤的到案工作只是手段，突破李平、周坤的口供，弄清成克杰搞钱权交易的内幕才是目的。李平、周坤到案后，我们按照“先取中间（指周坤、李平），再抓两头（指其他涉案人员和成杰克）”的思路，经过精心筹谋，分别与这两个案件关键人物进行谈话，展开了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和耐心的较量。

对于惊恐不定、刚到案的李平，我们做了一个避而不见的“冷处理”。让她摸不着头脑，感到心里没底。面对我们的“冷”，李平反倒“热”了起来，恳求面见办案人员。我们趁热打铁，像剥竹笋一样分五步展开了工作。

第一步，运用模糊语言，突破关于与成克杰两性关系问题的口供。李平为了表现配合调查的诚意，交代了她认为瞒不了、躲不过、讲了也无所谓的她与成克杰的“生活作风”问题，即与成克杰长期非法姘居、并多次商定结婚的详细过程。上述交代对李平来说是投石问路，但对认定成克杰伙同李平的违法犯罪问题来说则是一个要件。

第二步，出示初查证据，突破关于伙同成克杰做生意非法牟利问题的口供。调查组成员适时将有关倒卖白糖的证据抛出。李平感到办案人员手里有“货”，很快交代了她与成克杰强行干预，倒卖白糖、化肥等非法获利1000万元的具体事实。

第三步，宣传坦白从宽政策，突破关于伙同成克杰通过帮他人要项目、搞资金收受巨额贿赂问题的口供。经过进一步询问，李平交代了她通过成克杰帮周坤等人先后搞过八大项目。当我们深追详情时，李平马上恐慌起来，交代问题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经过反复交待政策，李平交代了通过搞项目收取4000余万元好处费的事实真相。

第四步，打消保成克杰的心理，突破关于成克杰通过卖官等形式直接收受贿赂问题的口供。展开进一步询问后，李平的态度急转直下，针对李平想保自己又不忍心彻底出卖成克杰的矛盾心理，我们耐心地做思想工作，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李平又交代了成克杰通过卖官等形式收受35人共计200多万元现金的问题。

第五步，刨根问底，突破关于与成克杰共同犯罪主观故意问题的口供。针对李平通过成克杰用各种方式非法聚敛的4100多万元的钱财，是李平个人所有，还是与成克杰共有？李平一直含糊其辞，未作出明确回答，这一点恰恰是定性定案的关键所在。为此，我们进一步深挖成李二人违纪违法的主观故意，弄清成克杰为这笔赃款究竟是负“滥用职权为情妇谋利”的纪律责任，还是负“伙同情妇谋取钱财”的法律责任。

经过进一步询问李平，我们掌握了从事前共谋，到作案手段合谋，再到赃款支配等多方面认定这4100余万元系成克杰与李平共有的口供，取得了在主观故意方面他们共同密谋的扎实的证据，为日后防止成克杰的狡辩抵赖，追究其法律责任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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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攻心突破周坤

李平的供述，等于打开了成克杰案件的总开关。但只有突破周坤，才能进一步掌握成克杰巨额受贿问题的罪证。周坤是数十名涉案人员中仅次于李平的二号人物。

突破周坤我们经历了“从柔到刚”再“从刚到柔”的曲折过程。谈话之初，我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明之以法，示之以据，但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周坤都无动于衷，拒不交代实质性的问题。

经反复研究周坤的反调查心理，我们调整了谈话策略：一是从正面询问转向迂回侧击。一段时间内，我们中止与周坤的谈话，组织力量分赴香港、南宁，下“笨功夫”调查周坤本人的违纪违法问题，掌握了周在境内外以虚领奖金、回扣等形式贪污公款300余万元的罪证。这便迫使周坤必须在如实交代问题与拒不交代问题、保自己与保成克杰之间作出选择。

二是从强攻转向智取。针对周坤阅历丰富、喜欢读书、性格狂傲的特点，办案人员把话题转向周坤感兴趣的企业管理、建筑设计、家庭婚姻等方面，“只交流，不交锋”使对抗关系变成对话关系，用知识和人格力量瓦解其意志。

办案人员还特意从书店购买法律书籍让周坤阅读，并请他非常信任的一位法律专家做思想工作，使其对法律规定的宽大政策确信不疑。“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经过50多天的斗智、斗勇、斗耐心，自称“广西不下蛋的铁公鸡”的周坤，终于放弃抵抗，交代了他与成克杰、李平之间一笔笔肮脏的权钱交易。

随着李平、周坤的交代，成克杰的腐败面目开始全面暴露。查案工作也由此变被动为主动，有了两块立于不败的基石。但如果离开大量相关人证、物证、书证支持，成克杰的违纪违法问题要么难以认定，要么基础脆弱。为此，办案人员一方面组织力量对35名涉案人进行“双规”谈话，突破涉案问题的口供；另一方面调查收集有关知情人的证言和相关书证。

最终我们运用“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策略，突破35名涉案人，全面掌握成克杰违纪违法问题的证据。

经过坚持不懈的艰苦努力，办案人员终于将成克杰违纪违法在时间上涉及七八年，在地域上涉及境内外，在情节上涉及150余人的全部证据获取，并形成环环相扣、相互印证、全面真实反映成克杰权钱交易过程的“证据链”。

给成克杰打的“五张牌”

整个案件的最后环节，就是运用“证据围城，以柔克刚”策略，步步深入，层层剥脱，促使成克杰全面交代问题。

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内审外查工作，我们掌握了行贿方面的全部证据，并有了作为共同受贿人李平的交代，后面就如何与成克杰谈话，促使其全面交代问题，就成为关系到案件成败最后一场“背水之战”。

针对成克杰身份、性格、年龄、兴趣、反调查心理等方面的特点，在与其谈话中，我们总体上采取了“用足气势，先易后难，证据围城，以柔克刚”的策略。用形象语言讲的就是打五张牌。

一是慑之以威，打“气势牌”。针对成克杰自恃位高权重狂傲自大的特点，发挥政策、法纪的威慑作用，在气势上占据主动。谈话之初，成克杰多次声称：“我这个委员长能任劳不能任怨，谁要搞得我不舒服走着瞧！”由此我们意识到，要使成克杰交代问题，必须打掉其仰着脖子看天的官架子，使其进入受审查的角色。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成克杰逐渐丢掉侥幸过关的幻想，端正态度，开口交代问题。

二是晓之以理，打“政策牌”。针对成克杰只要能得到从宽处理就不与组织讨价还价的心理，通过讲政治、讲政策，使其从悔恨、恐慌的情绪中走出来，争取走从宽的道路，對组织审查从死顶硬抗逐步转向配合。

三是动之以情，打“李平牌”。针对成克杰“怨恨、报复李平”的心理，我们设法恢复、强化他对李平的感情，使其勇于面对现实，承担法纪责任。通过适时适度地打“李平牌”使成克杰端正态度，承认了伙同李平违纪违法的事实。

四是服之以诚，打“信任牌”。针对成克杰潜意识中“纪委办案就是用牌子压人”的心理，我们特意与成谈论音乐、书法、铁路等他所喜爱的话题，谈论他在广西建桥修路、发展乡镇企业的政绩，用知识和人格的力量转变了他对纪检干部的偏见。成克杰曾多次说：原以为你们要用车轮战熬我，用苦肉计整我，没想到你们这样通情达理，有识有胆。

五是示之以据，打“证据牌”。即用足、用好、用活调查所获取的大量人证、书证，营造一个只有老实交代问题而无逃避退路的“证据围城”。成克杰的身份决定着他不可能像一般涉案人员那样轻易开口交代问题。为此，我们每询问一个问题，都注意吃透案情，充分发挥证据的效力，使成克杰感到询问他的每一个问题都是板上钉钉，不错不冒。他多次心悦诚服地说：“中央纪委办案组做到了对党负责，对历史负责，也对我本人负责，我心服口服。”

由于策略正确，方法得当，我们用较短的时间，就顺利完成了与成克杰的谈话、全面核对证据的任务，走完了案件查办一百步里最为关键的一步。在铁的事实面前，成克杰交代了自己伙同李平受贿数千万元的严重问题。

成克杰案警示了什么

不受约束的权力，是产生腐败的温床。成克杰违纪违法的事实告诫我们，建立和完善对党员领导干部有效的管理与监督机制，对于预防和治理腐败至关重要。作为组织，不仅要严把干部选拔任用关，还必须切实加强对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管理监督，做到关口前移，防患于未然。对领导干部的管理监督，要从“八小时”之内延伸到“八小时”之外，从“工作圈”延伸到“生活圈”、“社交圈”；要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形成党内党外、自上而下的监督网络，切实做到见微知著、防止小节变大惩。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颁布了许多党纪政纪条规，相关法律也逐步完善，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成克杰的腐化堕落反映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党组织和领导者治党不严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它警示我们，落实好从严治党的方针，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在从严治党中，首先要治理好领导班子和一把手的监督。大量事实说明，把从严治理领导干部这个关键抓住了、抓好了，才能在下级、在基层、在群众中有说服力，才能把从严治党的各项工作做好。

成克杰违规批土地、要贷款、批建设工程项目，从中收受巨额贿赂，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监督制度不到位，权力被滥用。成克杰主持自治区政府工作多年，担任党组书记却没开过几次党组会议，他眼中没有党组织，根本不把民主集中制当回事。

成克杰之所以从一名高级领导干部堕落成为典型的腐败分子，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不可否认，领导班子内部组织生活不健全，民主集中制原则没有认真落实，对高层干部疏于教育、疏于管理、疏于监督是导致成克杰蜕化变质的重要原因。

它暴露了我们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同时也给我们以深刻警示：对腐败分子严惩是必要的，但从拒腐防变的角度，必须高度重视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

“成克杰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事件，而是当时党内腐败向纵深发展的前兆。据统计，仅2000年一年，就有17名省部级领导干部受到处分。成克杰等大案要案的查处，既说明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斗争的决心和力度不断加大，同时也说明反腐败斗争之路任重道远。

关于乡镇纪委查办案件工作的思考 篇4

发布时间：2012-4-26 14:35:38 文章来源: 中国反腐倡廉网 作者: 刘婕 阅读1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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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乡镇干部尤其是村干部的违纪违法问题比较突出，有的地方还有蔓延的趋势。如何加强乡镇纪委办案工作，推动乡镇和农村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是当前各级纪检监察机关面前的突出课题。

一、当前影响乡镇纪委查办案件的主要原因

（一）“三怕”

一怕乡镇党委、政府领导不支持。有的乡镇党政领导错误地认为查办案件会影响工作的正常开展，影响本地区的经济发展，于是不愿查处自己管辖范围内的违纪违法案件；有的打着“保持稳定”的旗号；有的以“下不为例”为借口，不作党纪政纪处理；有的纪检监察干部怕领导不支持，怕查“错”了案件，把工作定位在党政领导的指示上等等。

二怕查处案件得罪人。乡镇地域窄，人头熟，特别是村里的党员干部和乡镇干部彼此都熟悉，有的关系还很不错。所以，有的乡镇纪检干部就抹不开情面，工作放不开手脚，不愿办案，于是宁做“老好人”，也不做“黑包公”。

三怕受到打击报复。一部分纪检干部怕引火烧身，认为案子办多了，得罪人，甚至得罪领导，会受到打击报复，对自己不利。此外，目前还没有一套好的机制去保护纪检干部，这些都难免会影响纪检干部办案的积极性。

（二）“三缺”

一是缺人员。乡镇纪委编制紧，人员少，加上现在要求纪委书记由同级党委副书记担任，分管的工作更多，更加分散了本职工作的精力。

二是缺职责。在一些乡镇，纪委书记存在着“在职不在位，在位不尽责”的问题，纪委书记一般都安排有一方面以至几方面的党委中心工作，有的还要挂片驻村，很难有时间专下心来抓纪委本职工作，这样就造成乡镇纪委的职责不清，工作不明。

三是缺办公设施和办案经费。一些乡镇纪委办公条件较差，没有专门的办公室，也没有专用谈话室。同时，乡镇财政中还没有专项资金安排，因此办案经费也得不到保障。

（三）“三难”

一是办案难。由于乡镇干部人员组成复杂，加之频繁的人事变动使纪检干部的业务素质参差不齐，没有稳定的专业队伍，再加上办案手段有限，办案机制、体制不完善，其工作水平与经济发展和反腐败斗争的需求很不适应。一些乡镇纪检干部因业务不熟练，对于如何查案心中没底，甚至无从下手；有的纪检干部由于查案的意识不强，对于群众反映的问题，往往只看表面现象，没有深挖下去，失去了查办大案的机会；也有的乡镇纪检干部守株待兔，不知如何去找案源。

二是取证难。有的乡镇党员干部特别是村级干部的违纪违法问题往往是案发早，发现迟；有的是当事人或证人不配合纪检干部调查；有的是当事人长期外出等等，都给取证带来了很大难度。

三是处理难。对党员干部违纪处理也比较难，说情多，阻力大，往往意见不统一。有的村干部犯了经济问题，由于家庭困难，违纪款难以追缴等等。

二、基本对策

针对当前乡镇纪委存在的问题，要加大乡镇纪委办案力度，必须抓好“六落实，六到位”。

（一）思想落实，认识到位。首先，乡镇主要领导要认真学习，加强思想教育，充分认识办案工作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的重要地位。只有加大查办案件力度，及时地解决在党风政风方面严重影响改革和发展的突出问题，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有效地化解矛盾，才能维护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促进各项改革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其次，乡镇纪委要处理好与党委、政府的关系，争取领导重视和支持。乡镇党委要切实把查办案件工作作为党委中心工作来抓，做到统一研究，统一部署，为乡镇纪委创造必要的办案条件。同时，要提高认识，克服“熟人多，难办案”的畏难情绪，充分认识查办案件工作的重要性，树立“有案不查是失职，查不了案子不称职”的思想。

（二）机构落实，人员到位。首先，要配强纪委班子。由于乡镇纪委书记要由同级党委副书记担任，在工作精力上会受到影响，因此，在党委委员中要配备一名专职副书记负责纪委的日常工作。这样既有利于纪委书记组织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处理重大问题，又有利于纪委副书记去抓纪委日常工作和组织案件的查处。这样有利于工作的连续性，促进纪检工作更好地开展。目前，乡镇纪委委员一般都由乡镇内部干部兼任，今后应扩大用人范围，可以安排镇派出所、司法所、财税所、国土资源所、教育学区办等职能部门的负责同志任纪委委员，也可以给乡镇纪委协调办案工作提供便利条件。

（三）责任落实，措施到位。建立健全各项办案工作制度，切实把乡镇纪委办案工作落到实处。首先，乡镇党委、政府必须全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明确乡镇党政“一把手”是乡镇办案工作第一责任人，纪委书记是直接责任人。把查案工作作为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实行有案不查责任追究制度。其次，要落实乡镇纪委办案工作责任制。每年上一级纪委要对乡镇纪委办案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实行严格考核。第三，乡镇纪委书记要尽量做到专职专用。乡镇党委、政府在安排其中心工作时，必须确保纪委书记有时间、精力做好本职工作。同时，纪委书记要理顺本职工作和兼管工作的关系，既要做好兼管工作，又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本职工作上。

（四）机制落实，奖惩到位。县级纪委要对乡镇纪委落实办案目标责任制进行严格考核，评选出办案工作先进单位和个人，并给予表彰奖励；对于表现突出的，要优先提拔重用；对群众反映强烈的违纪问题压案不查或查处不力，致使群众越级上访或产生其他严重后果的，要追究所在乡镇党委书记、纪委书记的领导责任。培养业务素质好、工作能力强的年轻干部担任纪委书记，不断提高纪检队伍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

（五）培训落实，素质到位。纪检监察工作是一项特殊的工作，业务性、政策性强，对纪检干部的素质要求高。在配备乡镇纪委书记时应选择综合能力较强，且具有法律、财会、审计等专业知识的干部担任。首先，县级纪委应对新任命的乡镇纪检干部进行岗前培训，培训结束时要进行考核，合格者才能上岗。平时要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业务培训。其次，采取“以案代训”的方式，有计划地安排乡镇纪检干部参与县级纪委办案工作，使他们在实践中接受锻炼，提高办案能力。第三，通过“公开审理观摩”形式提高基层办案能力。县级纪委应选择典型案例进行公开审理观摩，邀请乡镇纪委书记参加，以提高基层纪检干部案件审理工作能力，规范对案件的定性和量纪。第四，要求各乡镇在案件审结的基础上，进行一案一分析，及时召开乡镇纪委会，剖析案件查办、审理过程中的得与失，总结经验，便于提高办案水平。

（六）组织落实，督查到位。一是采用上下级纪委联合办案。1.有利于案件的查处。上级纪委派人来无形中给了基层纪委查办案件最大支持，基层纪委就可以大胆地把案件认真查下去。另外，发生在基层的案件，有些是间接涉及领导的，还有涉及外单位的人员，仅靠基层纪检干部去查处，势必会有难度。上下联合办案，就比较容易解决这些问题。2.增加了办案力量。乡镇纪委势单力薄，案件调查周期长。上下级联合办案，力量明显加强，能形成优势。3.有利于优势互补。上下级联合办案，可以在经验和方法上优势互补。二是实行案件联查联审督办制度。建立乡镇纪委协作办案制度、案件协作联审制度和督办案件工作制度。指派一名县纪委纪检监察室办案骨干作为办案协调员。当乡镇纪委遇到疑难复杂案件需要联合调查时，及时与县纪委办案协调员联系，根据案情抽调有关乡镇纪检干部组成办案小组（由县纪委发文），确定主办人员，拟定方案，查处案件。案件的初核、立案、审理等手续可由办案协调员蹲点指导，原单位负责办理。同时，县纪委要落实专人负责案件的跟踪督办。可采取直接督办、电话督办、协调督办等形式，对转下级办理并要报结果的案件，实行定期督办。对比较复杂，涉案人员较多，涉及面较广案件的登记备案、跟踪预警、排查审理也要进行定期督查，顺畅案件督办程序，有效减轻乡镇纪委办案压力

乡镇纪委是我们党和政府最基层的一级纪检监察机构，直接面对农村一线的党员干部和广大农民群众，承担着保持农村社会稳定、服务农业经济发展、保护农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职能。这级纪检监察组织是巩固党的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要保障，是我们党和政府纪检监察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基层政府职能的转变，在农村社会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新矛盾、新问题，使得加强和改进乡镇纪委建设，显得日益重要。乡镇纪委的履职能力直接关系到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成效，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工作的满意度、信任度。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形势下，乡镇纪委的工作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如何加强和改进乡镇纪检监察工作是我们每一个乡镇纪检监察干部必须面对现实问题。

一、当前乡镇纪检监察工作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工作中受机构设置制约

目前，乡镇纪委书记大多是兼职，在繁重的乡镇工作中也需要分管非常多的乡镇日常工作，纪检监察工作和党委成员分管工作矛盾突出。作为乡镇党委委员，在乡镇党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工作干得好不好，是乡镇党委主要领导说了算，在本职工作和分管工作之间，乡镇纪委书记不得不精力侧重于分管工作，对于较好的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由于乡镇没有设置监察室，对非党员的村组干部违纪也不能拿出很好的措施。

（二）工作中受干部管理体制的制约。

乡镇纪委委员由乡镇党代会选举产生，由乡镇的其他人员兼职，绝大部分干部没有受过专业培训，综合素质不高，业务能力较弱。有的不懂办案也不会办案。乡镇纪委对纪委委员没有体制上的管理权和话语权，乡镇纪委书记往往是“光杆司令”，在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甚至是唱“独角戏”。

（三）工作中受工作机制的制约。

在乡镇工作中，对于强农惠农政策的落实，对乡镇、村、组集体经济财产的处置，对民政资金的使用和监督，对民生建设工程的监督中乡镇纪委无法及时的介入，而这些工作洽洽是群众关心的难点问题和热点问题，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乡镇纪委书记只要不分管相关的工作，就会受工作环境、工作机制和工作团队力量、精力的制约，如果提早介入，往往被主要领导和同事认为是多管闲事，越权，无法将监督关口前移，造成了“民不报官不究”的局面。由于上述工作中违纪引发的问题，又会造成乡镇纪委既要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稳定，又要确保打击腐败份子，表面上看两者没有冲突，实际操作中极为被动。

（四）工作中受工作环境的制约。

如何提高查办案件工作科学化水平 篇5

查办案件是《党章》和《行政监察法》赋予纪检监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责和基本任务。加大查办案件工作力度是反腐倡廉现状的需要，是纯洁党员干部队伍、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需要，是保持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公正的需要。我们必须把查办案件工作放在重要位置来抓，深入研究新形势下腐败案件的特点和规律，不断提高查办案件工作科学化水平，确保办案工作取得新成效。

进一步创新有利于案件检查的体制机制。有效的办案体制、完善的工作机制是推进查办案件工作的基础。必须建立领导有力、协调顺畅、形成合力、奖惩分明的查办案件工作体制和工作机制。要强化党委领导，发挥纪委主导作用。按照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认真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切实担负起反腐倡廉建设的领导责任，加强对办案工作的领导和支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在党委领导下开展查办案件工作，确保查办案件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要切实履行组织协调职责，提升办案整体合力。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必须从政治和全局上把握办案原则、办案策略和办案整体走势，充分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在办案组织协调的具体实践中，坚持组织到位而不越俎代庖，协调有力而不事必躬亲，优势互补而不职能互换，保证其他执纪执法机关依法办案，支持有关部门依法独立行使职权。要落实查办案件工作责任制，建立考核评价机制。要健全完善分级管理、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的办案工作责任制，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责任体系。要建立考核评价机制，制定切实可行的考核办法，把数量、质量、效果、治本、安全文明等要素考虑进去。要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增强查办案件动力。对那些在查办案件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优秀办案人员，该表彰的表彰，该重用的重用，发挥良好的导向作用。

查办案件工作机制 篇6

提高查办案件工作能力和工作水平，适应新形势下反腐败斗争要求，是摆在我们纪检监察机关案件检查工作面前的重要课题，我们要认真思考成功做法和教训不足，以及调查工作方法、策略方面的问题，将办案理论和办案经验运用于办案工作实践，注重从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1、注重在拓宽案源渠道上下功夫。查找案件线索是查办案件工作的基础，要在充分发挥信访主渠道作用的同时，注重从多种渠道收集案件线索，一是加强与纪检监察机关各业务室的沟通联系，从各室业务工作中挖掘案件线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纠风、执法检查中，往往能够发现一些党员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的线索。我们要建立各业务室沟通联系机制，及时收集、分析这些线索，充分利用好这些线索；二是加强与执法部门协调联系，从各部门监督检查中查找案件线索。审计、物价、税务部门开展专项检查工作中，他们的工作点多面广，会发现一些党员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的线索。我们要加强与司法部门的协调配合，建立违纪违法线索移送处理机制，及时发现有价值的党员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的线索；三是注意以案带案，从重点案件的查办过程中发现新的案件线索。办案过程是深入调查了解案件事实的过程，通过人与人、事与事的关联，比较容易发现新的违法违纪案件线索。查办案件时，不要仅局限于已掌握的案件线索，要注意挖掘新的案件线索，收集新的案件线索。

2、注意在提高突破案件的能力上下功夫。初核是立案的基础，初步核实工作要做到“稳”、“准”、“快”。特别是初核大案要案，无论涉案问题多么严重，涉案人员有多少，范围有多广，线索有多复杂，首要的是集中力量查实一两件能够定性处理的问题，先求立案再求拓展，先取小胜再求大胜。对每个案件或线索，都要紧紧抓住重点和关键问题、关键人物、关键环节，低调、稳妥、审慎地开展外围初查，只有掌握证据后再深入，才能做到进可攻、退可守，进退有据。一是要“稳”。初步核实工作要稳妥，要做到不打无准备这仗，首先要认真分析所掌握的每一条线索，确定重点线索和主攻方向。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对重点线索作必要的排查，判断线索的真伪，避免盲目出击造成工作上的被动、办案成本的增加。同时，要根据手中掌握的第一手资料，拟订出周密细致、切实可行的案件检查实施方案，以实施方案统领案件检查工作全过程，并在工作过程中不断调整完善，确保整个案件检查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二是要“准”。初步核实时，外围求证要准确。以调查核实线索真实性为主，围绕涉嫌违纪人员的主体资格、工作单位、工作性质、职权范围、业务交往、家庭情况以及社会关系，核实涉嫌违纪最明显、最直接的线索。三是要“快”。初步核实工作要迅速，要隐蔽。初步核实工作应注意严格保密，先远后近，先外后里，一般不触动涉嫌违纪人员，以防止其与证人之间串供或销毁证据材料、转移赃款、逃逸等问题发生。

查办案件工作机制 篇7

一、案件查办信息收集现状分析

目前涉烟案件信息收集工作与行业快速发展的步伐不相适应, 信息的来源、分析、处理等都较为简单, 没有形成统一、有序的涉烟案件信息体系。各类涉烟违法案件的案源主要在零售终端, 从当前涉烟案件信息取得的途径来看, 收集涉烟案件信息的渠道窄, 现有信息取得主要是“12313”举报投诉电话以及日常市场检查获得信息。虽然我们也对某些“在手”的资源信息有所监控, 但是收效不大, 仍有很多的涉烟违法信息游离于我们掌握的情报范围之外。在实践工作中, 我们通过以上渠道获得的涉烟案件信息多为卷烟市场零售户的违法经营行为, 一些大要案信息的取得效果不太明显, 有些涉烟案件信息由于沟通协调不及时, 致使信息在实施过程中“流产”。这种按部就班的工作模式已难以胜任日益发展的专卖管理工作, 在很大程度上浪费了人力、物力和财力。

二、搭建案件查办信息平台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 烟草行业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 烟草专卖要适应新常态, 顺应新机制, 适应现阶段形势的要求, 担当时代的重任, 就必须提高查办案件的能力。如果我们还是因循守旧, 墨守成规, 就无法适应当前查处和侦破各类涉烟案件的新要求和新变化, 经营案件也不能取得良好实效, 更不能在经营案件上实现更大的突破和发展。

然而, 当今的社会已步入信息时代, 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和网络的普及, 情报信息工作在查办案件中的重要性必将更加明显、突出, 案件查办工作对它的依赖程度亦将越来越强。情报信息工作主导案源及案件查办工作已成为专卖执法工作发展的迫切要求, 所以要不断创新, 更新观念、创新手段, 依托先进科技信息手段, 以平台为纽带, 贯通烟草系统内部以及烟草与公安部门, 准确把握案源、当事人信息等情报信息, 为及时查办案件提供数据支撑就是一项可取之举, 势在必行。

三、案件查办信息平台的搭建与应用

为不断拓宽案件信息来源, 江西省抚州市烟草专卖局经过不断创新工作方式方法, 结合案件查办实际情况, 通过搭建案件查办信息平台以及借助公安信息查询系统, 拓宽信息来源, 在案件查办和工作效率上得到显著提升。下面笔者根据抚州烟草通过依托信息平台, 拓宽案件信息来源, 实现提高案件查处率, 针对案件查办信息平台的搭建与运用浅谈几点意见和建议:

(一) 利用专卖管理信息系统信息交流专栏建立涉案当事人信息互动平台。

通过利用升级后的专卖管理信息系统信息交流专栏, 建立涉案当事人信息互动平台, 将“两小”案件、售假、售私案件、大要案件当事人信息以及其涉及案件的相关信息录入信息平台, 在全市专卖管理部门实现信息共享, 方便全市专卖管理部门查询、了解涉烟违法当事人违法事实 (如图一) 。当违法当事人被查处时, 我们区分查处对象, 对于初犯当事人, 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 通过震慑攻势, 盘出其他信息;对于屡犯当事人, 加重处罚, 通过“内讧”攻势, 让其交待出上线、下线。实践证明, 这一信息平台为涉烟案件当事人建立了电子档案, 方便兄弟单位跨区域查询调取信息, 同时对于抑制特定时期内案件频发的势头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

(二) 创建内部、外部微信群。

(1) 创建全市烟草系统专卖管理人员内部微信平台。当然, 创建微信群有微信群专职管理员, 对加入群人员进行严格的身份验证, 防止微信成“危信”。一起涉烟大案, 往往会涉及不同兄弟单位的辖区, 在查处案件时, 通过微信平台可以及时交流跨辖区有关案件信息, 方便全市兄弟单位交流信息。涉及具体案件时, 能及时准确反馈违法当事人的电话号码、交通工具等有关案件信息, 做到案件的快侦快处。同时通过内部微信平台及时发布通知以及各县级局案件查获情况, 尤其是查获的“两小”案件、大要案件, 及时在微信平台进行通报, 此举对全市各县级局查办涉烟案件也有一定的激励作用。 (如图二)

(2) 创建全市烟草系统与公安系统人员外部微信平台。充分发挥与公安部门的联合协作机制, 将信息收集的触角延伸到公安, 形成烟草和公安联合办案信息平台。公安部门能依据特殊的监控设备获取、分析我们无法获得的信息, 我们也能在查处案件时, 提供给公安部门一些其他案源, 与公安部门共筑网络防控体系。在开展对市场进行联合检查时, 可以通过微信平台发布检查通知, 方便沟通检查事宜。

在办案过程中优势互补, 共享信息, 方便就案件事宜通过微信平台事先沟通, 切实提高办案效率, 有效防止由于沟通不畅而造成案件线索的流失, 节约人力、物力和财力。 (如图三)

(三) 借助公安机关信息查询平台。

借助公安机关特定的信息查询系统, 对涉烟案件当事人身份证号码进行锁定, 当该当事人有涉烟违法行为, 又使用该身份证在宾馆办理入住时, 通过该系统能及时反馈并锁定当事人当前的地理位置并主动提示预警告示, 便于公安机关协助我们对涉烟案件当事人进行监控、抓捕, 实现远程掌握、就近监控、及时精准抓捕, 以提高案件侦破能力和水平。 (如图四)

(搭建案件查办信息平台以来, 查获大要案件与2013年、2014年同期大要案查获数据对比。没搭建信息平台的2013年与2014年数据, 大要案增幅不明显, 2014年与2013年同期相比增加一起。搭建信息平台后, 同期查获大要案增幅比较显著, 增加了4起, 其中有3起是通过信息平台获取涉案信息查获的案件。)

从信息平台搭建与应用的效果来看 (如图五) , 做强信息平台, 真正做到纵横结合,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大网络、全覆盖”的卷烟打私、打假信息平台十分重要。通过对信息平台获取的信息, 在组织力量侦破前派专人对案件线索进行核实和甄别, 从中获取有价值的线索, 提高涉烟案件信息“含金量”, 同时发挥市级局网络打假的主力军作用, 并协调有关县级局和公安机关, 组织力量进行侦破, 这样才能提高案件查处的精准度, 缩减案件办理时间, 减少人力、物力、财力支出。

摘要：加强涉烟“情报网络建设”是专卖市场日常管理的基本方法。涉烟情报信息是烟草专卖执法部门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和前提, 是一切监管措施的信息来源。市场监管中每一起涉烟违法案件的查处, 都是通过涉烟情报信息而得到处理的。根据烟草行业当前在涉烟情报方面的实际情况, 当前烟草专卖执法部门, 缺少完善的打假网络, 各级局在烟草专卖信息管理和使用上还有很大的“升级空间”。笔者认为, 应当建立跨区域、跨部门的涉烟情报信息共享平台。可以协调与公安部门建立信息交流平台, 使专卖执法部门和公安机关能通过平台共享信息, 也可以与兄弟烟草部门建立信息平台, 通过互通互送案件线索, 形成查办案件的整体合力。

关键词：案件查办,信息平台,搭建,应用

参考文献

[1]《高级烟草专卖管理员技能鉴定培训教材》

查办案件工作机制 篇8

内容摘要：当前，惠农扶贫专项资金被套取挪用现象较为严重，但受项目制度、部门保护、查案范围及罪责认定等因素的制约，检察机关在办理此类案件时面临不少困扰。为突破查办案件困境，应探索联合多方力量，利用信息技术开展精细化初查，推广专业化办案，构建典型案例示范平台的工作机制。

关键词：惠农扶贫 职务犯罪 侦查

近年来，我国出台各种惠农扶贫政策，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然而，部分国家工作人员在惠农扶贫项目领域层层克扣挪用补贴资金、玩忽职守、滥用职权、贪污受贿，致使国家惠农扶贫政策难以有效落实。本文试图对当前惠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的现状及查办案件困境进行分析，探索突破案件瓶颈的有效路径，保障精准扶贫。

一、当前惠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现状分析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2013年至2015年11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查办涉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35240人，占同期职务犯罪总数的22.3%。总体上看，该类案件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惠农扶贫资源项目和资金监管力度不够，专项资金被套取挪用较为严重。我国惠农扶贫资源通过各级专门的政府职能部门来组织、控制、传递和管理，推行资金专户管理、报账制和项目公示制度。为加强惠农扶贫资金和项目的监督管理，防止地方政府挪用资金和将资金用于惠农扶贫以外的项目，多数省将项目审批权放在省级的扶贫资金和项目管理部门。由于远离项目实施地点，且每年申报的项目数以万计，省级扶贫资金和项目管理部门除了项目申报书外，没有任何其他信息来源判断项目是否真正符合惠农扶贫项目标准，导致项目审批只是走形式，在登记申报审核、项目审批立项、专项款物管理、质量监管认证、补贴发放、检查验收等环节都容易不同程度的引发职务犯罪。经调查，部分地方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利用手中掌握的扶贫项目便利，采用虚假材料申报项目，不按规定签订协议，不认真审核项目，致使国家扶贫资金被骗取、被套取，失职渎职或收受贿赂而使项目资金不能真正用于贫困人员。如2015年，马山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原主任陆某等人失职渎职，造成不符合扶贫建档立卡标准的3048人被建档成为贫困户，其中有52人违规享受扶贫资金9.45万元。

第二，专款专用使许多资源成为部门权力的象征和部门利益的附属，系统性部门型职务犯罪现象突出。目前，我国对专项扶贫资金的分配和管理使用并未建立严格、透明的监管制度，也没能采取有效的措施和制度安排来控制、减少地方政府及其部门挤占挪用扶贫资源的问题，导致专款成为部门权力的象征和部门利益的附属。如大新县供销合作社财务股股长黄某某、大新县雷平供销合作社主任农某某、大新县桃城供销合作社主任林某某滥用职权，通过电脑合成假照片，采用虚构配送仓库、配送车辆、直营店、加盟店等方式，共同向上级申报新农村现代流通服务网络工程（简称“新网工程”）以奖代补资金，并编造《项目投资确认书》提供给验收单位，套取120万元专项资金挪作他用。

第三，贫困识别机制不尽完善，惠农扶贫政策落实中多方勾结团伙作案。许多县区、乡村、农户为获取扶贫资金支持，千方百计争抢“贫困”资格，有的甚至不惜采用不正当手段。这就使得贫困资格的评定、扶贫资源的划拨容易受权力和人情关系干扰。因此，现行的开具贫困证明、建档立卡、张榜公布等措施难以避免部分基层政策执行者与项目申请人、使用单位相互勾结，团伙作案或套取挪用专项资金。经调查，2013年至2015年5月，广西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276件涉农案件中，共同犯罪有83件，占30.07%。[1]

二、当前查办惠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案件的问题

近年来，检察机关多次开展惠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案件专项打击活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也存在不少问题。

第一，侦查秘密性难以保证。一是案发范围小，容易泄露初查信息。惠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多发于县级以下行政区域，人员熟悉程度高，侦查人员到银行及相关职能部门调取材料的信息极容易被泄露。如象州县检察院2015年在总结查办“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建设项目领域一起较为成功的职务犯罪案件时提到，为防止泄露侦查信息，侦查人员特别到市级或省级银行系统进行查询，“因为根据以往的办案经验，凡查询到个体老板或科、局长以上人员的账户时，这些人都会及时获知被查信息。”二是各地区开展专项活动时间不一，容易“打草惊蛇”。近年来，各地检察机关为加大打击力度，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小专项”活动，但由于各地开展时间不一致，一旦其他地方知悉活动开展情况，很容易导致各犯罪嫌疑人订立攻守同盟，集体隐匿、毁灭证据，对案件侦查形成极大的阻碍。

第二，资金专项用途与案件损失认定存在困难。对于惠农扶贫领域的渎职犯罪来说，由于套取挪用专项资金后行为表现多样，致使各地在办理类似案件时认定造成国家专项资金损失存在一定困难。如2013年以来，广西检察机关在查办“新网工程”案件时，犯罪嫌疑人套取专项经费资金后有几种用途：一是用于企业的经营性支出，如申报企业建设项目工程款，维修仓库、购买日常办公用品等；二是用于企业职工的各类支出，如职工社保缴纳、下岗职工安置、公司管理人员福利等；三是企业主要领导伙同财务人员共同贪污、挪用公款；四是存于公司账户未使用。除了第三种情况，办案人员对其余三种情况的性质认定都不尽一致。

第三，罪名单一往往难以追究法律责任。一是单一罪名难以全面揭露犯罪。近年反渎案件的罪名多集中于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而反渎部门由于办案阻力大，取证困难，办案人员或者只选择重大线索办理，或者只协助办理反贪案件，造成部分案件认定单一罪名，达不到相应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二是单一渎职罪名难以追究罪责。当前惠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频发于县乡等地，但由于地域范围小，侦查秘密性得不到保证，容易导致案件线索中断或查处案件受阻，一些客观证据难以收集，言词证据又较为单薄，使得很多职务犯罪多被认定为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而受损失认定数额、地域环境、证据认定标准差异等因素影响，即便是同一窝案、窜案往往仍难以追究犯罪嫌疑人的责任。

第四，项目多样性对侦查方向的影响。近年来，检察机关部署开展多个“小专项”活动，对遏制行业性职务犯罪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一定问题：一是部分地方基层检察院对专项活动形成一定的依赖性，被动等待上级检察院下发开展专项活动的计划及相关案件查办的经验介绍。二是选择性办理效果突出的案件。实践中，部分检察院常愿意选择一些损失认定数额较大、证据较为集中、时间跨度不大的案件线索进行办理，而对一些个体获得资金补助数额小、人员分布面积广、证据分散不易收集的案件往往有畏难、厌倦的情绪。三是选择性开展专项活动。在查处该领域的职务犯罪时，一些基层检察院的侦查部门往往综合考虑案件难易程度和办理案件外部压力大小，进而选择一些相对容易的案件进行办理，容易出现打“小”放“大”的问题。

三、精准扶贫环境下查办惠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案件的建议

第一，联合多方力量形成打击合力。一是检察机关内部侦查力量整合。针对惠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中贪污、受贿、行贿行为与渎职行为相互交织的特点，检察机关要充分运用“系统查、查系统”及深入查办窝案窜案的方法，以此深挖一案多罪名、一犯罪嫌疑人涉嫌多罪名的案件线索。二是实行并案侦查。根据六部委《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机关执法工作基本规范》的规定，检察机关在查处惠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时，如涉及公安机关管辖的案件，检察机关可直接进行调查，也可请有关单位、人员协助查证，或经上级检察机关同意，实行并案查处。并案侦查，可以有效解决多部门查处衔接的难题，特别是查处该领域的渎职类犯罪，可以较为清楚地查证原罪情况，对证实渎职行为有直接作用，因此可提高大要案、多罪名案件、窝案串案和类案等并案查处的比例。三是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横向联合。检察机关要借助审计专业职能，将法律监督与审计监督有效结合，拓展发现惠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案件的线索渠道。同时，注意加强与财政部门和扶贫开发部门的沟通联系，全面梳理本地惠农扶贫项目名称、政策依据、补贴标准，了解补贴资金数额及走向。此外，还要注意与纪委配合，在案件线索移送和案件查办方面形成合力。

第二，充分利用信息化开展精细化初查。一是增强信息引导侦查的意识。在各种信息被数字化的大数据时代，使用数据可以发现更多线索，掌握更多信息，促进审讯效率的提高。侦查人员要树立信息引导侦查的理念，以侦查指挥中心建立的情报信息平台为依托，整合信息查询、电子数据处理、数据分析、侦查装备等各项信息化业务，熟练运用侦查信息化工作的渠道，在初查过程便可以较全面了解涉案人的状况，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二是搭建政策信息共享平台。破解基层检察院侦查人员对专项活动的依赖，提高办案的主动性，有效的做法应该是加强与财政部门、扶贫部门的协调联动，建立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信息监管共享平台，对当前惠农扶贫领域的政策、资金等基础数据信息实行有效共享，构筑并不断完善内容全面、集成高效、快速共享的侦查信息查询平台，让侦查人员了解惠农扶贫政策的基本情况及相关政策法规，掌握补贴资金的各项标准、补贴方式以及申报、审批的各个环节和细节，熟悉资金流向，提高侦查人员发现职务犯罪线索、收集信息、制定初查方案、研判案情及审讯突破的能力。三是强化信息的收集与研判。解决惠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秘密性难以得到保证、证人分散、证据收集困难等问题，理想状态应是在初查阶段大量收集信息，并对信息进行研判，运用信息引导侦查。可以通过收集涉案人员的基本身份、家庭资产、个人行踪、人员关系、性格特征等信息，研判惠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的重点领域、重点环节、重点人员、作案手段等信息，综合进行侦查评估，总结某一领域职务犯罪的规律和特征，实现侦查的主动性。

第三，多方面推广专业化办案机制。一是细化侦查人员分类。可以对应惠农扶贫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分类，将侦查人员按业务能力、所具专长、工作作风和性格特点等分成不同的办案小组，并在此基础上实行精细化分工办案模式，培养特定领域的专业化办案人员，并积累丰富的办案经验，形成专业化侦查队伍，实现惠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案件办案效果最大化。二是培养专业的刑事检察人员。在传统办案模式下，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工作存在不问类型、不分繁简、就案办案、不精不专等缺陷。实行分类办案，在侦查监督部门和公诉部门建立专业化的职务犯罪案件办案小组，由检察官具体负责某一类或几类案件的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工作，既能熟练把好案件证据关，又能在后续刑事诉讼阶段提高工作效率。

第四，构建典型案例示范平台。一是典型案例的指导性。司法实践中，两高公布指导性案例供法官、检察官参考借鉴的做法得到普遍认可。当前查办惠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案件可借鉴指导性案例的做法，以侦查指挥中心信息平台为依托，构建典型案例示范平台，总结某一特定领域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成功经验，把案件基本情况、线索分析过程、查办方法、收集到的证据、审查起诉情况和判决情况完整公布，使侦查人员在查办同一领域案件时，可以参考借鉴典型案例对事实证据的审查、判断和运用的方法，处理和解决办案中遇到的类似情况和问题。二是典型案例的警示性。对外发布惠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典型案例，加强群众的认知和社会警示作用。可以依托互联网将案件简要情况、犯罪基本行为表现及判决简要情况向社会公布，对重点行业、重点领域进行有方向性的警示教育，让当地群众了解政策落实的公正程序及监督手段，加强惠农扶贫领域政策实施的外部监督。

注释：

[1]参见《最高检：涉农职务犯罪“抱团”腐败严重》，http：//legal.people.com.cn/n/2015/0721/c42510-27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