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民间故事

聊斋民间故事（精选8篇）

聊斋民间故事 篇1

孙太白曾说过这么件事，他的曾祖父以前在南山柳沟寺读书，麦秋时节回家，过了十天又返回寺里。孙公打开他住的房门，见桌案上满是尘土，窗户上也有了蜘蛛网，便命仆人打扫清除。到了晚上才觉得清爽些，可以休息休息了。于是他扫扫床，铺开被褥，关门睡觉。

这时，月光照满窗，他躺在床上翻来复去多时，没睡着，觉得万籁俱寂。忽然间听到风声呼啸，山门被风刮得咣当咣当直响，孙公心想可能是和尚没关好门。他正寻思间，风声逐渐接近住房，一霎时，房门也被刮开了。他更心疑了，还设想过来是怎么回事，风声已入屋内，并伴有铿铿的靴声，逐渐靠近卧室门口。这时他心里才害怕起来。霎时门开了，他急忙一看，一个大鬼弓着身子塞了进来，矗立在床前，头几乎触着梁，面似老瓜皮的颜色，目光闪闪，向屋内四面环视。张开如盆大口，牙齿稀疏，长三寸多。哇啦哇啦乱叫，声音震得四面墙壁山响。

孙公害怕极了，心想在这咫尺的小房子里，势必无法逃避，不如与它拼了。于是暗暗去抽枕下的佩刀，猛地拔出向大鬼砍去，正砍中了它的肚子，发出像砍石头样的声音。鬼大怒，伸出大爪子抓他。孙公稍微缩了缩身子，被鬼抓住了被子，揪着忿忿地走了。孙公随被子掉到了地上，趴在地上大叫。家人都拿着火把赶来，见门依然关着，如以前一样，只得推开窗户进来。一见孙公的样子，众人都很惊讶。把他抬到床上，他才把事情的前后说了一遍。共同检查一下，才看到被子夹在寝室的门缝里。开门用火把照着检查，见有爪痕，大如簸箕，五个指爪碰到哪里哪里就被穿透。天明，孙公再也不敢留在这里，于是便背起书箱回家了。后来再问寺里的和尚，他们说再没有异常事情发生。

聊斋民间故事 篇2

关键词：《聊斋志异》,民间性溯源,民间性表现

《聊斋志异》是摇摆于文士的雅文学和民众的俗文学之间的伟大作品。一方面有着浓郁的抒怀写心、深重雅致、忧愤感伤的知识分子情怀, 但另一方面, 《聊斋志异》在民间有着广泛的影响和极大的生命力。“蒲氏松龄《聊斋志异》流播海内, 几于家有其书。”毛长杰在《蒲松龄集。聊斋词集》附录中说“柳泉居士《聊斋志异》一书, 传遍宇内, 吾国十龄以上稍识字童子, 无不知者。”豆棚瓜架, 麦垛场院, 到处都有讲说《聊斋志异》的场所。换句话说, 《聊斋志异》虽是文言小说, 却并没有妨碍它在农村拥有广大群众, 凭着口耳相传, 《聊斋志异》的鬼狐故事不胫而走, 传播久远。本文在对民间性溯源的基础上, 进一步从情节、人物、塑造方法、结构和语言几个方面来说明作品的民间性。

一、《聊斋志异》的民间性溯源

首先, 蒲松龄吸收了魏晋六朝志怪小说与唐传奇的题材与写法, 《聊斋志异》的很多作品取材于前代的志怪文学, 《阿绣》的某些情节与《卖胡粉女子》 (《幽明录》) 基本相同, 《种梨》、《狐入瓶》脱胎于《搜神记》卷一“徐光卖瓜”与卷三“韩友用皮囊收狐”的情节, 《织成》、《续黄粱》则自唐传奇演化而出, 像作品中的狐变成人后仍留有尾巴、死而复生、借尸还魂、人遇妖后面有妖气等情节都是我国志怪文学中的原始情节。但蒲松龄没有单纯地生搬硬套, 对很多模式进行了加工和改造, 虽有模拟的痕迹, 却能推陈出新, 以丰富的想象和生活经验使题材相同的作品呈现出不同的风格情趣。

其次, 《聊斋志异》的这种民间趣味与它故事的民间来源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近五百篇的故事约有三分之一是蒲松龄采自民间的, 《诸城某甲》是“学师孙景夏先生言”;《考城隍》写其姊丈之祖宋公之事;《巧娘》采自高邮翁紫霞客;《狐梦》是其友毕怡庵讲述的;《孙生》写“余乡孙生”之事。对于这些民间故事, 蒲松龄在赋予丰富的思想内容之后, 并未改变其原始古朴的民间特色, 因此更加耐人寻味。

再次, 长期的乡居生活及乡野环境也是蒲松龄的作品从未脱离过人民, 始终保持着亲切朴质的民间特色的重要土壤。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说“才非干宝, 雅爱搜神;情类黄州, 喜人谈鬼。闻则命笔, 遂以成编”。蒲松龄的家乡淄川是一个有着浓郁地方特色及丰富民俗的古老县城, 那里的人民勤劳善良, 嫉恶如仇, 世世代代无数劝善惩恶的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淄川县有很多供奉各路神仙的庙宇, 有着多样广泛的民间信仰, 有着各种神奇怪异的民间传说。长期乡居的蒲松龄对这一切有着精湛的了解, 对这些流传于民间的传闻和故事有着特殊的偏爱, 对搜奇志异有着浓厚的兴趣。《聊斋志异》的很多故事就发生在他的家乡, 淄川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奇闻异事在他笔下变成了世代流传、脍炙人口的聊斋故事。

最后, 蒲松龄青年时, 家道逐渐衰落, 生活异常清苦, 热衷功名, 然屡试不第, 终身是个不得志的秀才。贫困的生活, 潦倒的仁途, 使作者对清朝封建黑暗统治, 科举制度有较深刻的认识。这样的人生经历使他没有成为一个清高自许的文人, 他更像一个久经沧桑而返朴归真的老人, 独特的人生阅历使他的作品虽有文人深重雅致的一面, 却终究没有脱离民间本色。这种强烈的世俗关怀使得《聊斋志异》始终与普通民众保持最近的距离, 始终活跃着清新可喜的民间情调。

二、《聊斋志异》的民间性表现

1、学习民间文学构思, 情节上的幻想性

民间故事为了吸引听众, 常常运用幻想性的虚构情节, 从而使作品离奇曲折。这种幻想性情节表现在作品中常常是赋予主人公以神奇的, 超自然的异术和法术, 或让他们拥有“宝物”, 从而展开情节, 而这些宝物异术往往在解决矛盾中起决定作用。这是民间文学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劳动人民希望征服自然, 除暴安良, 过上幸福生活, 因此他们幻想借助宝物, 异术来实现自己美好的愿望。

蒲松龄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民间文学的传统, 在《聊斋志异》中许多篇章描写了由于宝物异术作用于主人公, 使之解决了现实中无法解决的矛盾, 从而使作品充满了奇异的神话色彩。如“白蛇传”故事中, 蛇精白娘子使出仙术, 惩治了欲加害于她的道士, 她“口内喃喃的, 不知念些什么, 把那先生却似有人擒的一般, 缩作一堆, 悬空而起”, 后来又“喷口气”, 将那道士放下, 吓得那道士“只恨爹娘少生双翼, 飞也似的走了”。《聊斋志异》中异术惩治坏人的情节因篇、因人而异, 玲琅满目:如《梦狼》中, 惩治贪官的办法富有传奇性:将其头砍下后, 又“以肩承额”, 使其能“自顾其背, 不复齿人数”;《向呆》中, 向呆得神仙之力化虎以报兄仇。这些幻想性情节, 使故事情节富有奇特的神话色彩, 这与蒲松龄学习民间故事、传说的传统表现手法是分不开的。

2、吸收民间文学品质, 人物上的人民性

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的文学, 民间故事中的主人公主要是劳动人民。如“七仙女”中的董永就是“力田亩”的农民, 家贫而致“父亡无以葬, 乃自卖为奴以供丧事”;“牛郎织女”中的牛郎是父母双亡, 与老牛相依为命的放牛郎。在这些人物形象身上集中体现了劳动人民纯朴、正直、勤劳的优秀品质, 反映了劳动人民对劳动的赞美和对幸福, 自由生活的向往。

《聊斋志异》中的许多篇章是以劳动人民为主人公。作者以同情、赞美的态度描写、刻画了这些平民人物形象。如以巧计抗官兵, 靠一根针、一把锥子置敌于死地的农妇张氏、奋不顾身从巨蟒口中救兄的樵夫、率领村民驱逐怪物而卒以身殉的老农……在封建社会里, 作为文人作家能将劳动人民作为赞美对象进行描写, 是难能可贵的。《聊斋志异》中许多篇章描写的是下层贫苦人民的爱情生活。如《细候》中, 委身风尘的妓女细候与仅有“薄田半顷, 破屋数檐”的满生之间的爱情;《薛慰娘》中薛慰娘与“家徒四壁”“贫无生业”之丰生的爱情……在这些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中, 作者将笔触深入到人民生活中去, 歌颂了真挚的爱情, 赞美了男女青年的斗争精神, 并在他们身上寄寓了深切的同情。

3、采用民间文学手法, 塑造上的浪漫性

一方面, 在传统的“异兽化人”的民间故事中, 民间创作者在赋予主人公以人的性格, 人的形体的同时, 还常常赋予这些化为人的神仙、动物以人情、人性, 具有“与人无异”的思想感情, 如董永遇仙的民间故事中, 七仙女的主要活动都是在人间, 说明她实际上是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形象。而蒲松龄笔下的花妖狐魅也几乎都是作为人的形象来描绘的。作者不仅赋予了他们人的外貌, 更赋予他们一种爱憎分明, 强烈地追求自由幸福的优秀品质, 展现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和鲜明的个性特征, 使人感到他们确是现实的理想人物。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聊斋志异》独于神尽之处, 示以平常, 使花妖狐魅, 多具人情, 和易可亲, 忘为异类。”如活泼可爱, 天真爱笑, 憨直坦率, 不拘礼节的狐女婴宁;善良文静, 善积取盈的菊精黄英;感情奔放, 主动地向意中人坦露心曲的鱼精白秋练。

另一方面, 民间故事创作者在赋予主人公人的性格的同时, 没有脱离原物的某些特点和习性, 如“白蛇传”中, 白蛇精白娘子身上总穿白衣, 青蛇精小青则着青衣, 这是她们原形的外部特征;作者还写出了作为修炼成精的白娘子, 会摄取白银, 助夫开店。从这些特异的行为中, 又让人恍悟她们并不是现实生活中实有的人, 而是神仙、妖精……而《聊斋》描写人物时, 在写出他们的人的特征的同时, 不仅写出了他们的神异的行为特征, 保持其原形的某些习性或本性, 而且利用这些特点的描写来扩大和加强人物的主要特征, 把其非人特征同作为人的个性融洽无间, 让读者感到它既富于人情, 又知其非人。这些怪异特点, 使作品含而不露, 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这些描写不但不影响形象的艺术真实, 反而增强了艺术力量。这是蒲松龄学习民间文学并加以创造的结果。

4、继承民间文学特点, 结构上的清晰性

民间文学的口头性特征要求故事易于记忆这使得许多篇章的结构形式与民间故事极便于流传, 因此民间故事的结构形式往往单纯, 线索分明, 脉络清楚, 插叙倒叙较少, 故事发展的层次、起伏、转折交待得较清楚, 以求通过听觉能在人们头脑中活动起来, 保存下来。《聊斋志异》结构中, 多以某一人物为中心, 某一事物为线索, 展开情节。如《促织》便是以成名为故事的中心, 以促织作为线索, 展开了情节。作者在简单中见复杂, 以惊人的艺术概括力将这个曲折离奇的故事写得有条不紊。《石清虚》也是以一块宝石作为情节发展的中心线索, 整个故事围绕这块石头得而复失, 失而复得的经历, 表现了人物与石头的紧密相联的命运, 人与物的命运互相渗透, 层层推进, 从而揭示出深刻的社会意义。

5、接受民间文学的形式, 语言上口语化

由于民间故事具有口头讲述的特点, 它常用生运形象通俗的口语去获得特殊的艺术效果;《聊斋志异》是甩文言文形式写成的, 但作者突破了文言的呆板、难以畅所欲言的局限, 大胆地从民间语言中吸取乳汁丰富自己。许多作品中保留和吸取了民间的语言, 如口语、俗语、谚语、方言等。《云翠仙》中, 云翠仙痛骂薄情郎梁有才的一段话:“豺鼠子!囊日负肩担, 面沾尘如鬼, 初近我, 熏熏作汗腥, 肤垢欲倾塌, 足手级一寸厚, 使人终夜恶。自我归汝家, 安坐餐饭, 鬼皮始脱, 母在前, 我岂诬耶?”这段痛骂, 非常口语化。蒲松龄还吸取了当时富有乡土生活气息的山东方言、俗语, 如“闲磕牙”、“水涨则船亦高”等。这些口语、方言、俗语使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更为真实、生动。作者在语言方面所下的功夫, 使这部文言短篇小说具有历久不衰的生命力。这些都是作者学习民间文学, 运用民间文学的结果。

综上, 《聊斋志异》直接间接地接受民间文学的影响, 蒲松龄在‘用传奇法, 而以志怪’, 即在继承传奇志怪的形式和手法的同时, 有意识地学习民间文学的进步思想和丰富的艺术表现手法, 使作品呈现出民间性, 具有民众的俗文学性质。

参考文献

[1]陆以湉.冷庐杂识[M].中华书局, 2007年 (12) .

[2]蒲松龄.聊斋志异[M].岳麓书社, 2004年 (1) .

《聊斋志异》城隍故事探析 篇3

关键词：聊斋志异；信仰；城隍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城隍是我国民俗信仰中的城市保护神，它随着城市的产生而出现，城隍信仰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城隍”一词连用，首见于班固《两者赋》：“京师修官室，浚城隍。”此处城隍，即是指城池。《说文解字》：“城，以盛民也。”“隍，城池也。有水曰池，无水曰隍”。古代建国，范土为城，依城凿池曰隍。城隍之名，即本于此。城隍实际上就是城墙和壕沟，保护着城内民众的安全，后来被神化成为护城安民的神灵。春秋战国时期，地在今河南新郑和商丘的郑、宋两国，均盛行着祭祀城隍活动。三国时，有了城隍庙的记载。

在蒲松龄《聊斋志异》中出现的民间神祗中，要数城隍最多了，据笔者统计，共有十七则城隍故事，有的故事中城隍并没有出现，而仅是被他人间接道出或是城隍属吏出现。《聊斋志异》的城隍故事类型比较丰富，表现出城隍的多种形象，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寄托了蒲松龄的深沉思考。

一、《聊斋志异》城隍故事产生与城隍信仰有极大关系

自明朝开始，城隍的重要性凸显出来。明太祖朱元璋先后两次下诏改革城隍制度，诏天下州县立城隍庙，凡有城池者，就建有城隍庙，并严格规定城隍等级，将城隍分为都、府、州、县四级，参照当地官署衙门规模修建城隍庙。城隍在明清以后，成为一个神的官职，而不是一尊神明。朱元璋认为城隍应管理百姓，并大封天下城隍神爵位，岁时祭祀。清朝依然非常重视城隍信仰，城隍神列入了国家祀典中。清钱泳《履园丛话》记载：“山川社稷坛庙，文武城隍庙以及乡贤名宦诸祠，皆列于祀典。”正如李化龙《重修城隍庙碑记》所载，“惟城隍一祠，上自京国，下逮州邑，罔不列之祀典，釐然备举，且剗正前代名号，一以城隍命秩，何深远也？” [1] 558 “在一座城市里，‘城隍老爷恐怕是知名度最高的人物之一”。[2] 25 明代李贤在《河间新建城隍庙记》里面，把城隍与社稷对举，“社稷所以养民，城隍所以卫民”。镇一级不设城隍，但也有例外。在淄博市高青述青藏古博物馆中收藏了一块道光二十六年临淄金岭镇修建城隍庙的碑记，从中可见普通百姓私建城隍庙礼敬城隍实为祈福，与城隍的原始含义相合，表现出城隍信仰在民众中的重要性。

城隍信仰在明清地方志中的地图上表现特别明显。民众的生活空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鲜明标注出来的除了政治建筑，就是一些宗教性建筑，如城隍庙、龙王庙、关帝庙等，而且几乎每个城的城隍庙都被清楚地标识出来。这就是鲜明的以阴间官配阳间官的特征。

以蒲松龄家乡淄川为例。在清乾隆四十一年《淄川县志》的城池地图中，城隍庙处于淄川城内显著的位置，与政治中心县堂处于平行的地位。在淄川《幅员图》中，淄川城内仅仅标注了城隍，更加显示了城隍在县域内政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正是城隍信仰在官民中的广泛性和重要性，《聊斋志异》城隍故事才有了深厚的创作土壤。

二、《聊斋志异》中城隍与阳间官员的对应关系

按照明朝以来的城隍谱系，城隍为冥间的官员，有品级，与阳间的官员相对应。都城隍为省级行政区所奉祀，相当于阳间的巡抚；府城隍相当于阳间的知府；县城隍相当于阳间的县令。如《吴令》中某公指城隍神而责之曰：“城隍，实主一邑。” ① 严杞在《黎城县建城隍庙记》中说：“城隍者，一邑之主也。” [3] 《公孙夏》中提到了捐资买正定府城隍，《考城隍》中宋公被关帝等神任命为河南一城隍，《老龙船户》中有粤东城隍。在《聊斋志异》中，城隍故事中城隍常为府县级官吏，更多的是专指县城隍。

在清代官员赴任的基本过程中，礼敬城隍是最为要紧的环节。上任次日，新任官吏有谒见城隍之例。据黄六鸿《福惠全书》记载，旧礼：到任三日或次日，谒文庙及城隍庙常祀。而对于履新守令而言，城隍无异于“本境之主”。下车伊始，必致礼牒告，故有新官之“告城隍文”。官吏以恪尽职守、为民叨福而举誓。

城隍庙是与地方官府相对应的冥府，地方官府与冥府，共同治理所辖的民众，阳间官府管不了的事，阴间官府来管理。城隍与阳间官员的互动，往往是通过梦境等幻觉状态来实现的。如《老龙船户》中城隍入朱公之梦境而告知其真凶。

城隍在神灵体系中神格并不是很高，在《聊斋志异》中，城隍的上司有郡司、冥王等，而且还有更高级别神祗，如灌口二郎、关帝、泰山（东岳）帝君等，城隍的选拔任用、对冥间官员的监察、对冤案的平反，都是这些高级别神祗的职责。作为冥间的地方官，与百姓关系密切，民间认为，城隍为管理亡魂的神，城隍掌管州县民众的生死与性命。城隍不仅是城市的保护神，而且还取代了一部分阎罗王的职能，成为阎罗阴司派出机构的冥官和阴阳两界（现世尤其是来世）的司法神，他负责所辖地的人死后灵魂最初的审判，然后再送至十殿阎罗处处置。《席方平》中席方平诉讼首先即由城隍受理。

城隍如阳间官吏一般也拥有属吏。城隍下辖有文武判官、各司大神、黑白无常、牛马将军、日夜游神、枷锁将军等神。其中城隍的僚佐为各司，而各司依各庙配置。在《聊斋志异》中，《鬼隶》中城隍有鬼隶，而且《皂隶》中城隍还通过梦境从县官索取人服役。《小谢》中城隍庙里的西廊黑判，与现实中城隍庙紧密结合在一起，西廊黑判应该就是城隍庙中在城隍爷一侧供奉的武判官。

城隍也如阳间官员一般有幕宾，在《龙飞相公》中戴潜（字龙飞）在死后做了城隍的幕宾，“相公文学士，今为城隍幕客”。龙飞相公也如蒲松龄一般在做幕宾期间，还不忘研习科举八股文，并令后辈戴生研读“成、洪制艺”，“又命题课文，如师教徒”。

城隍与阳间官员的对应，勾勒了一副阳世官员的冥世图像。阳世官员的好与坏，都对号入座般体现城隍身上，令人钦仰或厌恶。

三、《聊斋志异》中正面的城隍形象

1.城隍的公正选拔任用，是城隍为民造福的前提。

各地的城隍都是不同的，例如苏州城隍是春申君，西安城隍是纪信，上海城隍是秦裕伯，《聊斋志异·老龙船户》中粤东城隍是刘某。郭朝华《中国各地城隍名姓事略考》考证了全国各地城隍的姓名及其成为城隍的主要事迹。民间认为，冥间官吏也如阳间一样，是需要换届的，所以也就产生了选城隍的故事。从《聊斋志异》中大概可以看出成为城隍大概应该具备以下条件：

（1）有功于地方的官吏。如《吴令》中因某公“刚介有声、清正无私”，革除了神寿节敛资为会、铺张浪费的习俗，死后“人闻城隍祠中，公大声喧怒，似与神争，数日不止”，即使死后还不忘为当地百姓争取利益，“吴人不忘公德，集群祝而解之，别建一祠祠公，声乃息。祠亦以城隍名，春秋祀之，较故神尤著。吴至今有二城隍云。”某公因为生前在吴的功德，使得死后被民众奉为城隍，希望某公继续护佑当地的百姓。

（2）正直善良之人。如《韩方》：“目前岳帝举枉死之鬼，其有功人民，或正直不作邪祟者，以城隍、土地用。”在这则简短的故事中，可以被任用为城隍的条件——“正直不作邪祟者”，可以说是做人最基本的要求，但却如此特意点出，可见当时世风浇薄、人情炎凉之态，连“正直”都要大力提倡了。

（3）饱学之士，经考试选拔任用。如《考城隍》中的宋公因试文中“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的文句被诸神传赞不已，经过集体裁决而被任用为河南一城隍。这则故事寄托着蒲松龄对理想科举的期望，反映了他对清代科举的深度失望。

2.城隍在人民心目中是明察秋毫，公平正义的化身。

如《太上老君说城隍感应消灾集福妙经》所说“无党无偏，公忠正直”，赋予了城隍“代天理物，剪恶除凶，护国保邦”的神圣职责。严杞在《黎城县建城隍庙记》把城隍的责任概况为“诰封鉴察司民鉴者烛民之诚伪，察者体民之善恶” [3] 据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三载，太祖谓宋濂曰：“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不敢妄为。” [4] 47 《春明梦余录》记载：“以鉴察民之善恶而祸福之，俾幽明举，不得侥幸而免。” [5] 317 明太祖此举，意在神道设教，古人说：“人有不畏法律者，而未有不畏鬼神者。”城隍的职能不仅是城市的保护神，同时是阴间的监察神。

（1）城隍明察秋毫，使作恶者无所遁逃。《李司鉴》中李司鉴打死其妻李氏。后来突然“奔入城隍庙，登戏台上，对神而跪”，先割左耳，又剁左指，再自阉，在还没有得到官府的惩处时，就已伏冥诛。城隍虽然没有出现，但已经在暗处登场惩恶扬善。

《王大》中王大与周子明等人，侮辱人妇，并借债赌博，城隍亲自抓捕赌博的人员，“令以利斧斫去（周子明）将指，乃以墨朱各涂两目”， 醒来后，周子明“目眶忽变一赤一黑，大呼指痛，视之筋骨已断，惟皮连之，数日寻堕。”后又欲赖人债务，继而在梦境中，被城隍拘押，鞭笞三十，“既苏，臀疮坟起，脓血崩溃，数月始痊。”这类恶人在梦境中受到惩罚，醒来后梦境又变成现实。在这里，城隍直接登场，作为阴间的一县之主，行管理之责。

（2）阳间官员利用城隍的威慑力判决难决案件。《胭脂》中学使施愚山巧妙利用人们对城隍的信仰，把审讯现场设于城隍庙，“公赴城隍庙，使（所有嫌疑人）尽伏案前，便谓：‘曩梦神人相告，杀人者不出汝等四五人中。今对神明，不得有妄言，‘既不自招，当鬼神指之”，果然，毛大因心虚而露出马脚。

在这则故事中，城隍并没有显灵，而是阳间官员利用了城隍在人们心中的威慑力。“举头三尺有神明”，人们对城隍心存敬畏，人们相信城隍是可以洞察一切的，城隍信仰成为阳间官员公正处理司法问题的重要帮手。正所谓“鬼神之说，其有益于人心，阴辅王教者甚大，王法显诛所不及者，惟阴教足以慑之”。[6] 3

（3）城隍利用梦境与阳间官员互动，直接参与断狱。《老龙船户》朱徽荫抚粤东，遇到多起无头冤案，“筹思废寝。遍访僚属，迄少方略。于是洁诚熏沐，致檄城隍之神”，梦到城隍刘某告诉他一句字谜“鬓边垂雪，天际生云，水中漂木，壁上安门。”遂悟为“老龙船户”，作案者是老龙津渡口的船户所为，遂顺利破案。

明万历《郴州志·秩祀志》中说：“城隍为一州军民之保障，太守为一州军民之父母，其所司虽有阴阳表里之殊，其责任则无幽明彼此之异。是故，城隍非聪明正直，不足以感太守之兴修；太守非公廉正直，不足以致城隍之感应。” [7] 认为城隍只与公廉正直的官员心有感应。《老龙船户》中，因为朱公一心为民除害，所以城隍主动进入其梦境，暗示其案件真凶。

这类“神启”情节，使城隍直接参与了断案，帮助阳间官员顺利破案。《福惠全书》曾写道，新县官莅境，“于上任前一日，或前三日至城隍庙斋宿”，以便在梦中请教境内是否有悬而未决的冤案。明叶盛《水东日记》也说：“新馆赴任，必先谒神与誓，期在阴阳表里，以安下民。” [8] 297 应该就是对城隍鬼神学说的发挥。

四、《聊斋志异》中反面的城隍形象

城隍信仰国家化逐渐淡化了百姓对城隍这一民间俗神的亲切感。由于城隍庙周围商业气息日渐浓厚，官场日渐腐败，被视为冥官的城隍神引起人们的不满，并将之等同于封建官吏。在《聊斋志异》中塑造了许多贪赃枉法、残酷暴虐的城隍形象。究其原因，在于现实中吏治的腐败已到不可救药的程度。

1.只要城隍有失职而导致境内民众受苦者，阳间的官员就会对其进行斥责，甚至捣毁神像。

清人戴兆佳于康熙年间出任浙江天台县县令，在《到任告城隍文》中认为，若本县城隍之神未尽其职，他亦必断然“为神致讨，为民请命”。[9] 207 反映了城隍的神圣性已经受到了民众的怀疑，城隍已经不是全知全能的神了，已经被拉到了人的位置上。

《皂隶》中城隍无缘无故勾人性命，无异于昏聩之官吏。“万历间，历城令梦城隍索人服役，即以皂隶八人书姓名于牒，焚庙中；至夜八人皆死。”皂隶八人一夜俱被城隍夺去了生命，城隍却没有受到责怪，而在《吴令》中某公对民间在城隍神寿节铺张浪费的现象非常生气，指城隍神而责之曰：“城隍实主一邑。如冥顽无灵，则淫昏之鬼，无足奉事。其有灵，则物力宜惜，何得以无益之费，耗民脂膏？”并且“曳神于地，笞之二十。”城隍因耗民脂膏而遭到阳间官员的斥责和鞭笞。

《小谢》中陶生对秋容被城隍祠西廊黑判强摄去逼充御媵而以状投城隍，又被按阁不得入的事情非常愤慨，“黑老魅何敢如此！明日仆其像，践踏为泥，数城隍而责之。案下吏暴横如此，渠在醉梦中耶！”陶生认为，城隍庙不但不是为民做主的地方，反而成了作恶的地方，直接对城隍的神圣性产生了怀疑，而且要责问城隍为什么纵容属下暴横，对黑判官则是直接要把他的塑像推倒并践踏成泥。这与《水浒传》中李逵因听到假宋江强抢民女，而质疑宋江并砍倒象征梁山正义性的“替天行道”杏黄大旗，实为一个翻版故事，反映了民众对公平正义的渴望，也是对封建官府秩序的反抗。

2.城隍贪污受贿，残酷暴虐，制造冤案。

清代司法腐败，官员徇私枉法，冤案不计其数。清代有句谚语说：“衙门口冤枉一蒿子深。”《聊斋志异》中有二十多则故事揭示了冤狱的惨重祸害，“一人兴讼，则数农违时；一案既成，则十家荡产”，“宁知水火狱中，有无数冤魂，伸颈延息，以望拔救耶！”（《冤狱》）针对造成冤案的原因，蒲松龄在《梦狼》中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为官者“黜陟之权，在上台不在百姓。上台喜，便是好官；爱百姓，何术能令上台喜也？”一味惟上是从，必然导致对民众的漠视，视民如草芥。

《席方平》中席方平因父之冤情而穿越到阴间，首先即向城隍告状，“羊惧，内外贿通”，因城隍收受了羊某的贿赂，驳回了席方平的申诉，席方平又告到郡司，郡司仍批由城隍受理，席方平“备受械梏，惨冤不能自舒”，因席方平坚持诉讼，冥王又对席方平动用了多种酷刑。如果没有灌口二郎为其伸冤昭雪，恐怕席方平在冥界是不可能得到公平正义的。城隍、郡司、冥王贪墨枉法、官官相护，使整个冥司暗无天日。正如灌口二郎在判词所说：“（城隍、郡司）上下其鹰鸷之手，既罔念夫民贫；且飞扬其狙狯之奸，更不嫌乎鬼瘦。惟受赃而枉法，真人面而兽心！”反映了现实中金钱能使鬼推磨的罪恶，“金光盖地，因使阎摩殿上尽是阴霾；铜臭熏天，遂教枉死城中全无日月。”官府的腐败在《梦狼》中有明显的表现，“纳贿关说者，中夜不绝。”以《窦氏》篇为例，南三复对农家妇窦氏始乱终弃，致使窦氏抱儿冻死在南家门外，南三复合当受到法律的严惩，而他却贿赂了官府一千金，就逍遥法外了。

造成城隍、郡司贪赃枉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统治者的卖官鬻爵，庸碌之辈通过捐资即可买到城隍的职位。捐纳是清政府公开卖官鬻爵的一种制度。“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正是这样的诱惑，才使钻营者肯花大价钱捐资买官。因为捐纳花费了大量钱财，所以这些买官者在上任后，首先考虑加倍弥补捐纳的损失。《饿鬼》中县令以诉讼判案聚敛钱财，认为“有讼士子者，即富来叩门矣。”《梅女》中典史某通过捐资买了这个小官，便发疯似的敛财，老妪怒骂这个贪官：“汝本浙江一无赖贼，买得条乌角带，鼻骨倒竖矣！汝居官有何黑白？袖有三百钱，便而翁也！”卖官鬻爵，势必造成吏治的腐败。《僧术》中，僧人答应黄生出钱十千，为贿赂冥中主事者以得甲科，来揭露冥间纳贿及第。篇末“异史氏曰”调侃说：“岂冥中亦开捐纳之科耶？”而在《公孙夏》中则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冥间确实存在卖官鬻爵。国学生某本想捐纳一个县尹，因寿数已尽，有名公孙夏者劝其捐资买正定府城隍一职。某立即“市楮锭万提，郡中是物为空。堆积庭中，杂刍灵鬼马，日夜焚之，灰高如山。”贵官因受了贿赂，竟然勉以“清廉谨慎”等语，任命其为正定府城隍。某为了震慑属下，购买了许多车马，上任途中，不巧被巡视的关帝撞见，关帝问明情状，斥责说“字讹误不成形象！此市侩耳，何足以任民社！”免去了其正定府城隍职位，“褫去冠服，笞五十，臀肉几脱，逐出门外。”但并不是所有买官者都能被公正的关帝所碰见，既然买官者在上任前都能被称之为“清廉谨慎”，恐怕也是不容易被发现真实面目的，否则也不会出现那么多昏聩的城隍形象了。

3.城隍纵容胥吏（隶役）作恶多端。

在《聊斋志异》的城隍故事中，因为城隍的疏于职守、纵容、沆瀣一气等原因，致使其属下胥吏（隶役）仗势欺人、为虎作伥、胡作非为。

《小谢》中秋容被城隍祠西廊黑判强摄去逼充御媵，而小谢以状投城隍，又被隶役按阁不得入。黑判官的欺男霸女行为，完全是城隍疏于职守、管束不严的后果。《刘全》中邹平牛医侯某“被二皂摄去。至官衙前，逼索财贿甚苦。”皂隶瞒着城隍诈人钱财，其索贿行为也是城隍疏于职守造成的。《庙鬼》中城隍庙中一泥鬼祸害阳间朴诚之人，城隍也难逃其责。

而描写胥吏作恶的当属《席方平》中的鬼隶，不仅使席方平备受酷刑之摧残，而且在冥王让席方平还阳后，“鬼与俱出，至途，驱而骂曰：‘奸猾贼！频频反复，使人奔波欲死！再犯，当捉入大磨中细细研之！”来恐吓席方平，让其放弃告状。鬼隶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在冥王的授意下，以致灌口二郎在批词曰：“隶役者：既在鬼曹，便非人类。只宜公门修行，庶还落蓐之身；何得苦海生波，益造弥天之孽？飞扬跋扈，狗脸生六月之霜；隳突叫号，虎威断九衢之路。肆淫威于冥界，咸知狱吏为尊；助酷虐于昏官，共以屠伯是惧。当以法场之内，剁其四肢；更向汤镬之中，捞其筋骨。”

胥吏大兴酷刑有赖于城隍的撑腰，城隍作恶背后有郡司庇护，郡司的肆虐则仰仗冥王鼻息，整个一套官僚体制都已经腐败透顶。而席方平的一句话说得好“阴曹之昧暗尤甚于阳间”，可以说，蒲松龄所写胥吏之恶，正是对人间现实的写照。蒲松龄曾做过江苏宝应县令孙蕙的幕宾，这使他对胥吏这个群体有更深刻的了解。蒲松龄在《冤狱》中尖锐的指出，“摄牒者入手未盈，不令消见官之票；承刑者润笔不饱，不肯悬听审之牌”，“皂隶之所殴骂， 胥徒之所需索，皆相良者而施之暴”，“破产倾家，饱蠹役之贪囊”。正是这些隶役的作恶，加重了人民的苦难。更可怕的是，胥吏之为害尤过于为官者。蒲松龄对胥吏的厌恶之情在《伍秋月》篇末“异史氏曰”中达到顶点，胥吏全无好人，无不可杀，“余欲上言定律：‘凡杀公役者，罪减平人三等。盖此辈无有不可杀者也。故能诛锄蠹役者，即为循良；即稍苛之，不可谓虐。况冥中原无定法，倘有恶人，刀锯鼎镬，不以为酷。若人心之所快，即冥王之所善也。岂罪致冥追，遂可幸而逃哉！”

胥吏的作恶，究其原因，还在于为官者的为官不为，放任胥吏胡作非为。各级政府机构中的“官”主要出自不懂实务、唯知死读书的“八股”科举士子，他们承担着管理国家行政重任，大多数人却缺乏实际执政能力，这是胥吏能够作恶的重要原因。

《聊斋志异》以形形色色的城隍故事，反映了社会现实，既有对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明察秋毫、扬善惩恶的城隍的期许，也有对贪污腐败、残酷暴虐的城隍及其属吏的鞭笞，反映了蒲松龄对社会现实的深沉思考。

正所谓，一副城隍像，道尽世间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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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叶盛.水东日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0.

关于《聊斋志异故事》读书心得 篇4

《聊斋志异》中的鬼怪或是向小翠那样为报答救命之恩而来到凡人中亦或是如庚娘那般被人残害而被迫成了鬼魂，但写鬼怪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发现其中的凡人是如何对待这样一群鬼怪的，鬼怪与他们同属三界的一部分，但很多的鬼怪却是由他们而起，他们害怕甚至厌恶鬼怪，四处请高人或法师散尽千金来祛除鬼怪，但却从未想过那些鬼怪从何而来，王十八厌恶甚至是痛恶做鬼的庚娘，而自己却又欲望熏心强占她，辛十四娘苦劝冯生要交益友，切莫太注重友情，要尽量远离楚公子，而他始终是听不尽这忠言，直到被楚公子害的入狱，辛十四娘用尽办法救他最终甚至连狐仙身份暴露而不得不离开，直到这时冯生才知道后悔。

聊斋中的鬼有时候甚至比人更有情谊，而人间的人有时却又比鬼

怪更让人寒心或可怕，小翠帮元丰家度过多次劫难，而其父母却因为她摔碎一个古董花瓶而对这个儿媳破口大骂毫无一点情面保留，却殊不知小翠帮他们度过的劫难早已远胜过花瓶的价值，足见小翠的人间之人只知眼前利益，而忘记美好的来源!!聂小倩迷惑之人都是那些贪财好色之辈，死的大多数是该死之人，而燕赤霞却只是一味降妖，从不过问妖的好坏，只知人该活，妖该死。直到遇见宁采臣时，聂小倩宁愿冒着被姥姥杀死，被燕赤霞打得魂飞魄散也要帮宁采臣逃出那个无尽的深渊。聂小倩是如此，庚娘是如此，辛十四娘亦是如此。可见无论是人亦或是妖都会有情，都知道哪些事值得用生命去守护，也许的身份早已有阎罗殿选好，但心却可以自己选择，有着人皮却没有着向善的心，那他的可怕远远超过任何一只妖。

其实人人都怕鬼，但在聊斋里鬼却有时比人更有真情，他们没有以天下大任为己任的想法，他们或许只是为了保留人间那么一点正义而舍弃生命，或者仅仅为了自己爱的人能留在世间好好生活。他们不被世人接受，却有时比世人更有感情，他们不属于人间，却能让人间多一点温暖。

聊斋民间故事 篇5

在课文中，电视作品里早就接触过《聊斋》的内容，但对狐仙、鬼妖、人兽一类，心理总是存在着一丝害怕。

这个暑假，老师布置我们要阅读《聊斋志异》。只好硬着头皮翻开了这本书，

很快就被小说里面一个个神仙狐鬼精魅故事所吸引了。

里面的故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大类：一是才子佳人式的爱情故事; 二是人与人或非人之间的友情故事; 三是不满黑暗社会现实的反抗故事;四是讽刺不良品行的道德训诫故事。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聂小倩》这个故事，上学期与同学一起曾看了《倩女幽魂》这部电影，但是书中的内容似乎和电影上的情节一点也不一样，小倩是一个十八岁就病死的貌美女子的孤魂，故事都是发生在兰若寺，她受妖怪胁迫，杀死了不少贪财好色之人。

她遇见那些对她贪色轻浮的坏人，就悄悄用锥子刺入他脚心，并在他神志还清楚的时候，吸他的血分配供给妖怪们喝;有时候，她也用金子去引诱人，其实那不是金子，而是恶鬼的骨头，贪心的人如果它留下来的，就会被恶鬼掏去心肝。

看到这里，我想：那美人和金子不就是我们古今生活当中的各种诱惑吗?

自古以来，有多少帝王被美色所迷住了双眼：夏桀时的妺喜，商纣王时的妲己，周幽王时的褒姒……因为经不住美人的诱惑，而葬送自己的性命与江山社稷。

现今社会，也不乏经不住美色和金钱诱惑的人，刚刚从加拿大押解回来的罪犯赖昌星就是用美色和金钱腐蚀了许多身居要位的领导干部。

中国百姓现在最痛恨的人就是贪官，贪官们最典型的形式就是敛财好色，从前北京的市长陈希同，到我市的前市长许宗衡，他们贪污、生活腐化，最终走向了灭亡的深渊。刺贪刺虐------《聊斋志异》读后感

重新回到《聊斋志异》，作者通过谈狐说鬼的手法，对当时社会的腐败、黑暗进行了有力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社会矛盾，表达了人民的愿望。虽然作品中也夹杂着一些封建伦理观念和因果报应的宿命论思想。

但《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很高。它成功的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典型，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故事情节曲折离奇，结构布局严谨巧妙，文笔简练，描写细腻，堪称中国古典短篇小说的高峰。

现代著名学者、文学家、社会活动家郭沫若评曾评价该书说：“写鬼写妖高人一筹，刺贪刺虐入木三分。”

《聊斋志异》 篇6

--------女权意识

《聊斋志异》，是一部文言文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读后感。有传奇、志怪、轶事等，诸体兼备，为中国文言小说集大成之作。内容十分广泛，多谈狐、魔、花、妖，以此来概括当时的社会关系，反映了17世纪中国的社会面貌。

书中写的是一个花妖鬼狐的世界，既有对如漆墨黑的社会现实的不满，又有对怀才不遇、仕途难攀的不平；既有对贪宫污吏狼狈为奸的鞭笞，又有对勇于反抗，敢于复仇的平民的称赞；而数量最多、质量上乘、写得最美最动人的是那些人与狐妖、人与鬼神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纯真爱情的篇章。

《聊斋》情爱故事的性别基调是男性的雌化和女性的雄化。蒲松龄对女性生存状态充满了关注和焦虑,源自他个人的情爱生活,更源于他得时代风气之先。在《聊斋》中躁动着的女权意识不仅引领了清代小说对女性的关切同情,而且提供了一个文学个案,使我们了解女权意识是如何在17世纪的中国悄然萌生的,因此它更具人类学上的意义。

许多《聊斋》研究专家早就指出,《聊斋》故事中大多数女性鬼狐极为善良可亲,它们不仅不害人,而且还热情地帮助人,这与过去的志怪传奇小说有着绝大的不同。但是,这是否是《聊斋》情爱故事的最显著特点呢。其实,《聊斋》情爱故事的更大特点是女主人公们的在婚恋中大抵是主动者,此类故事大部分亦以女主人公的名字命名,也可看出蒲松龄的主观意图和情感偏向。在“家世的利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仍然主宰着青年婚嫁的年代中,如果说蒲松龄笔下的鬼狐如婴宁,聂小倩,小谢,白秋练等,可以不受人间礼法的羁绊,随心所欲地追求自己的幸福,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话,那么,世俗女子在婚姻大事上的主动热情,则非有超人的勇气不可,而类似的离经叛道式的自由择偶,在《聊斋》中却比比皆是，读后感《《聊斋志异》----读后感》。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侠女,遇到穷得无力娶妻,但又乐于助人的顾生时,“嫣然而笑”,与之交欢生子,为顾生“延一线之续”;菱角听了胡大成“我为若婿,好否”的要求时,“眉目澄澄,上下睨成,意似欣属焉”,还主动关照胡,只要托其父的好友来提亲则“无不谐”;劭女,细柳,绿娥,五可等姑娘都是自己选择夫婿,“诸家问名,皆不愿”,“翻复遴选,十无一当”,搞得父母也失掉了耐性:“天下迄无良匹,汝将以丫角老耶”胭脂在家门口邂逅了“白服裙帽,丰采甚都”的鄂生,马上“意动,秋波萦转之”,鄂生走远了,还脉脉含情地“凝眺”……,她们大多也都是凭着自己的主动,找到了终身幸福。

不仅如此,《聊斋》爱情故事的女主角在婚后也大都是家庭的主宰.红玉,小二,青梅,细柳,鸦头,白秋练等人,或“剪莽拥彗,类男子操作”,或“以刺绣作业,……经济皆自任之”,或“晨兴夜寐,经济弥勤”,或“为人灵巧,善居积,经济过于男子”,将家政经理得井井有条;方氏,辛十四娘,成名妻等人,在家庭遭受重大变故时,显得比丈夫更冷静,更有主见,指挥若定,化险为夷;《夜叉国》里的女夜叉“母女皆男儿装”,辅佐儿子,丈夫征战,“奇勋半出于闺门”;《仙人岛》中的芳云闺房中“牙签满架,靡书不有”,博学多才,劝自诩为“中原才子”的丈夫王勉“从此不作诗,亦藏拙之一道也”,王“大惭,遂绝笔”;《颜氏》中的丈夫因考不上秀才而悲泣,妻子女扮男装应试,中举及第,当上御史,退归田里后,将官衔让给丈夫承当；《书痴》中的郎玉柱在琴棋乃至枕席之事都得接受颜氏的训练；《黄英》中的马子才自名清高,娶了卖菊而富的黄英,偏偏又不愿沾妻子的光,把妻子家的东西送回去,遭到黄英的戏谑:“陈仲子毋乃劳乎”“东食西宿,廉者当不如是。”马遂无言以对,不好再装腔作势。通过这类故事,蒲松龄明白告诉我们,在不少家庭中男子已无形中退居为配角。女性在家庭中地位的强化,最极端的例子是《大人》,《农妇》,《乔女》,《仇大娘》,《张氏妇》,《小二》等,这批女性在精神智慧甚至体力上构成了家庭中的强者,而男性在故事中则几乎完全淡化为女性的附庸。不过这类故事为数不多,显见不是蒲松龄关注的焦点,因此无须过多讨论。

《聊斋》中更有意味的是大量的“悍妇”的故事。蒲松龄对凌辱丈夫,虐待公婆的悍妇是深恶痛绝的,这既因为他青年时代就遭受悍泼的嫂嫂欺凌,从而第一次领略了人生的苦涩和艰辛,也与他接受的教育有关,因而《聊斋》中的悍妇大多是被惩治的对象。这似乎是一种封建礼教本位的立场,但值得注意的倒不是蒲松龄对悍妇的厌恶之情,而是他对悍妇在社会上大量存在的无奈。

不仅《聊斋》中写了二十多个悍妇,在他的诗文杂著俚曲中悍妇的身影也所在多有。如《禳妒咒》说明朝的名将戚继光在家时“他奶奶说跪着,他还不敢站着哩”,《〈妙音经〉续言》更谓:“床上夜叉坐,任金刚亦须低眉;釜底毒烟生,即铁汉无能强项……妇倡夫随,翻欲起周婆制礼”,《〈怕婆经〉疏》:“阳纲不竞,遂而阴寇相尤;雌教成风,醋河失岸”。再联系清初其他小说戏曲——如褚人获《坚瓠集》,西周生《醒世姻缘传》,曹去晶《姑妄言》,李渔《风筝误》等——中普遍存在的悍妇故事,那么,完全可以说蒲松龄思考的不仅是悍妇产生之因,他还透过悍妇现象道出了男性的集体酸辛尴尬,不过,《聊斋》有时认为悍妇比贤妇更有价值,《云萝公主》中的侯氏,对付谁都管不了的嗜赌丈夫,是“每出限以晷刻,过期则诟厉不与饮食”,甚至是刀砍,使丈夫“改行为善”。蒲松龄为之感叹:“悍妻妒妇,遭之者如疽附于骨,死而后已,岂不毒哉!然砒,附,天下之至毒也,苟得其用,瞑眩大瘳,非参,苓所能及矣。”另一篇不起眼的游戏式故事《狐联》,说的是一对“颜色双绝”的狐女挑逗自称“生平不敢二色”的焦生,狐女调侃焦生:“君髯如戟,何无丈夫气”“无丈夫气”,即男性的雌化,可以说是蒲松龄对男性的评价,也是《聊斋》情爱故事的性别基调,男性的强悍伟岸与女性的娇弱细柔间的对应,在人类社会中曾经是再自然不过的现象,而在《聊斋》中却来了一次大颠倒。性别倒错的描写,实质隐含着蒲松龄对女性的正视,在文学史上这是破天荒的。

“聊斋”搜奇 篇7

德国科隆的宜家店推出了一项新政, 在卖场出口处设置了多个狗狗专用的停泊港——“停狗位”, 当主人购物的时候, 狗可以被安全地留在外面。停狗位包括一个覆盖了人工草皮的台子, 一碗水以及栓狗的物品。让狗可以长久地保持舒适, 以免主人担心, 从而可以长时间的放心购物。以前没有这项宠物政策, 消费者只能将宠物关在家里或者留在闷热的车上。“停狗位”虽是一个简单的方便购物者的想法, 还能降低狗留在车内的危险, 商家也从中获得了更大的收益。

2 英国超市 有减压食品专柜

聊斋民间故事 篇8

《聊斋志异》中的人鬼恋故事指的是神仙鬼怪与人世间的男子特别是书生之间的恋爱故事。作品中的“神仙狐怪鬼妖美女”纯粹是蒲松龄凭借丰富的想象虚构的文学形象，她们虽然被蒙上了一层世俗传说中的神秘面纱，但她们与被仙化的历史人物不同，是一批被人化的女鬼和女妖，除了身为异类的重要特征以外，她们大都显得可亲可爱，甚至比人世间的妇女更美丽、更善良、更富有人情味。神仙、狐怪、鬼妖在《聊斋志异》中的区别并不重要，为了叙述的方便，本文将她们统称为女鬼。

女鬼身上体现出了人世间广大妇女的优秀品质。展示她们的优秀品质则折射出作者对于人类社会所缺少的真、善、美的呼唤。的确，在人鬼恋故事中，我们从这些很有人情味的女鬼身上看到了她们所明显具有的三个特征：幻真、美丽和善良。

一、具有神秘力量的超现实原则的异类

从人鬼恋故事的描述来看，这些女鬼除了能在她们所属的世界里存在，也能在人所生活的阳间来去自如地生活，并且具有超现实的能力。她们不受时空限制，飘忽不定，能预知未来，难以琢磨。她们还常常被描绘为走起路来怕风吹，抱起来没有重量，洁白的肌肤像玉石一样冰冷，叹息和哭泣简直成了她们最常流露的语言。有的女鬼怕见阳光，一听到鸡叫就得回到她们的世界中去；有的害怕各种符咒和法器；有的女鬼则害怕墓穴里黑暗阴冷的状态，就像怨女和孀妇害怕独守空闺一样。正是人鬼恋故事中不时透露出她们作为异类的特征，我们才需要经常提醒自己注意，作品中的女主人公是一个虚体，异类特征所昭示的只是空幻。然而，这种空幻性又是附着在“人”的形体上的。正因如此，她们才显得血肉丰满、性格丰富，这就又体现出“真实”的特征。所以笔者称女鬼的这种特征为“幻真”。

也许正是女鬼身上体现了这种亦幻亦真的二元统一性，蒲松龄才在他的笔下将女鬼描绘得既美丽又令人恐惧。她们既是男人欲望的对象，又会让男人感到战栗和恐惧。一方面是人间的美人，一方面是现形为美人的女妖，两者越走越近，最后在现实和魔幻的交点上合二为一：亦妖亦人，真假难分。当作者倾向于表达男人的恐惧时，他就用妖狐惑人比女色惑人，来强调沉溺女色的危险性，如《董生》篇中的那两个色鬼日益消瘦下去，最终精尽而死。从象征意义看，《画皮》中面目狰狞的女鬼抉心吸血的景象，可谓把男人的恐惧推到了极端。这也可以看做是蒲松龄在劝诫世人，不要过于沉湎女色，因为女色就是食人心吸人血的厉鬼。当作者倾向于表达男人的欲望时，他又极大地美化了女妖的形象。如《聂小倩》篇中，聂小倩与宁采臣结婚后不但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而且聂小倩还为宁采臣生有二男，最后宁采臣与他的两个儿子“皆仕进有声”。可见，现形为美人的女妖和人间的美人，是女鬼形象两个不同的侧面。

二、美丽的外在特征

这个特征主要体现在女鬼的外在形体上。在人鬼恋故事中，女鬼个个都有姣好的容貌、出众的姿色。这是女鬼对书生产生诱惑的最直接原因，也是人鬼间产生爱恋的前提。一般来说，年老或姿色差的女性总是受到绝对排斥的，因为她们对书生几乎没有吸引力。这一点从《聊斋志异》中对女鬼的外貌描写可以得到证明。如《瞳人语》中“见车幔洞开，内坐二八女郎，红妆艳丽，尤平生所未睹”；《娇娜》中描写娇娜“年约十三四，娇波流慧，细柳生姿”；《青凤》中的“弱态生娇，秋波流慧，人间无其丽也”。无怪乎这些女鬼与书生乍一相见，立即就以她们的姿色迷住了书生。这种形体上的外在美，甚至使书生忘记了她们是异类，明知自己搂着的是狐女或鬼妖，也宁愿为消受眼前的艳福而冒不测的风险。比如在《连锁》中，杨生在深夜听到屋外有女子吟诗，“悟其为鬼，然心向往之”。在《青梅》篇中，程生扬言：“倘得佳人，鬼且不惧，而况于狐。”以上叙述再次说明了姿色具有不可抗拒的魔力。可以说，女鬼所具有的形体美成了人鬼恋故事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

除了形体美之外，女鬼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未经世俗浸染的憨痴天真、纯朴自然之美，对书生的诱惑更大。《婴宁》篇中，婴宁所生活和居住的桃花源式的西南山，桃花掩映，落英缤纷，绿树环绕，俨然天上仙境。在这样优美的大自然里，婴宁是那么的健康、天然、质朴，不谙世故，只知憨笑，其天性是那么的自然，没有受到任何世俗规范的束缚和污染，单纯得连夫妻同寝都不知为何事。婴宁的那种未经世俗雕琢的自然之美，对于书生除了生理上的满足外，还会在精神上给他们带来愉悦和洗礼。然而，书生对女性的要求远不止这些，他们更需要贤内助型的女性，以帮助他们达到世俗的功利目的。婴宁式的自然纯朴的美，对于书生来说实用价值不大，等于虚幻。

如果说，女鬼的形体美在人鬼恋发生以前对于书生还是一种虚幻的话，那么在人鬼恋爱的过程中，女鬼的心灵美就又向书生的实用要求靠近了一步。因为心灵美本身就已经具有了现实社会中的伦理色彩、道德因素，具有一定的目的性了。

三、善良：最为本质的特征

善良较之于女鬼的心灵美，已完全体现了世俗社会的伦理观念和功利目的。这是在男权社会中，男性对于女性的必然要求，也是女鬼在进入这个世俗的男权社会以后，和其他现实中的妇女一样所必须面对的要求。惟其如此，女鬼才能被这样的社会所接纳和认可。女鬼的善良，在人鬼恋故事中有多方面表现。在人鬼恋故事里，作者往往是在描写主人公恋爱的过程中展现了女鬼如何帮助男子在世俗社会中实现人的自我价值，以完成他们在社会中更高的定位任务。

首先，女鬼对于人在经济上的帮助，体现了世俗社会中最世俗、最直接的要求。她们在提供性服务时不但不让书生花钱，而且还常常在伴宿时赠给男人金钱或者很值钱的定情物。或当面交付，救一时之急；或偷偷放在箱子里，让对方产生发财的惊喜；或者给他们指出一条有效的生财之道；有的女鬼甚至是理财的能手，能帮助书生一朝暴富起来。

其次，女鬼对于书生在功名仕途上的帮助，自然最符合热衷功名的读书人的要求。女鬼有时会像一个贤妻严母一样监督书生刻苦攻读，有时为书生生个儿子，同时还教导儿子最终博得了功名。如《聂小倩》篇，聂小倩主动问宁采臣“夜读否？”并让宁为她温习《楞严经》，如此督促书生学习，书生怎能不喜欢？

再次，女鬼乐意为人间的男人承担传宗接代的使命。她们常常在缘分已尽、不得不返回自己的世界前，为男方生下一个儿子；或者在消失了一段时间之后，把保养得很好的孤儿送给男方的父母；甚至在永返冥界之后，还念念不忘托梦男方，告诉他产子的消息，结果掘开了坟墓，果然从幽圹中抱回了呱呱啼叫的男孩。

此外，有些女鬼还帮助书生在道德上进步，注重对其人格力量的开发。有些女鬼喜欢这个书生就是因为其正直善良、不贪财；有的女鬼劝导人克服懒惰的毛病，有的劝其戒酒戒赌；还有的女鬼帮助书生洗清冤枉，铲除恶势力，颇有一副女侠的豪情。除此而外，女鬼的善良还有一个突出的表现，即是对世俗社会中嫉妒和猜忌的克服。在一夫一妻多妾制的古代中国，凶悍的妒妇是男人最感头疼的家庭魔女，所有的男性文本中都把这类人物写成极端可怕和令人厌恶的反面角色。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反复控诉她们的罪行、夸张她们的凶狠，令人恐惧地罗列她们的残忍行为。所谓“家家床头，有个夜叉在”（《夜叉国》），在蒲松龄看来，悍妒之妇简直是家庭的灾难，是丈夫的“附骨之蛆”，是夫妻关系中的祸根。正是基于这种深重的恐惧，蒲松龄对那些来自异类的女性寄予了美好的期望。女鬼对爱情的坚贞和专一，体现了其善良的另一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