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简史心得体会

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简史心得体会

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简史心得体会 篇1

—浅谈中国古代文化主流产生的原因

莫良维2010011161 通过一学期的学习，我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产生与传播有了初步的了解，通过老师课堂上讲解的知识对于各个时期流行的艺术主流思想的解读和课上播放的相关纪录片，让我对其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学习，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文化类型的产生，都离不开特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

从地理环境看：中国处于一种半封闭状态的大陆性地域；

从物质生产方式看：中国文化植根于农业社会的基础之上，封建的小农经济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从社会组织结构看，宗法制度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纽带，专制制度在中国延续两千年，这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文化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特点。

1、读书是少数人的专利，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最终能够读书的只占了极少数。

2、书以经史为主，经是讲如何做人、做事的。史是记载前人如何做人、做事的。经史内容虽然很广博，但还是有着鲜明的主题，要以成己利物为归。

3、学以成圣，成圣可以分内圣、外王。内圣是做人的极致，外王是做事的极致。内圣以立德、礼乐教化为主，起到的是改变风气、树立社会正气的功能。外王以刑、政为主，起到的维护社会秩序、惩恶扬善的作用。

4、学而优则仕学人中的优秀者，将被授与官职，进入官的队伍。如何来选取优秀者成为中国政治中的一件大事，最终选择了科举制。只有皇族是世袭的。其他各级官、僚均来自学人。没能当上官的学人也将大有用武之地，去当幕僚、教书先生、郎中„„。中国文化主要以儒家文化为骨干，儒在古代几乎成为读书人的代名词。

古代各个历史阶段，因不同的经济政治发展水平，造就了各具时代特征的文化成就。

1、春秋战国：伴随着社会大变革，科技繁荣，学术思想活跃，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为后世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2、秦汉：国家统一，生产发展，各族政治经济联系加强，科技文化进一步发展。思想上“焚书坑儒”与“独尊儒术”取代了“百家争鸣”的局面。造纸术发明，天文、历法、医学成就显著。

特点：①统一与多样化有机结合；②中外文化交流空前频繁；③水平居世界先进行列；④气势恢弘

3、三国两晋南北朝：封建国家分裂，民族大融合时期。佛教盛行，宗教画流行，石窟艺术发展，范缜《神灭论》、北方《齐民要术》和少数民族的民歌都体现了这一阶段的特征。

4、隋唐：封建经济繁荣，科技文化达到当时世界最高水平，许多方面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如赵州桥、雕版印刷术、测量子午线、唐本草等等。不仅影响到亚洲的文化发展，而且促进了世界文明的进步，形成“中华文化圈”。

5、宋元：封建经济继续发展，三大发明开始运用，科技文化继续领先世界。

6、明清：传统科技继续发展，出现了总结性的科学巨著，但继而转为停滞。伴随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反封建民主思想诞生了。议定时期的文化成就就是该时期政治、经济的反映：文化属于上层建筑，政治制度、政策法律、政治统治、国家体制等也属于上层制度。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映经济基础。因此，一定时期的文化成就既是经济基础的反映，也反映当时的政治状况。

通过各阶段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

1、思想家是各个时期文化传播的重要力量，他们通过游说帝王传播自己派系的思想，通过这一途径死的这一思想在特定的时期成为主流。

2、中国以皇帝为首的庞大的官僚系统，为了维护其统治对正规信息通道之外的各种传播渠道及异类的意识形态,则采取贬抑甚至强硬的排斥态度。

3、由于中国文化长期以来的同化性，使得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发展的更加丰富，而皇帝也刻意制造的天下一统的思想，所以说我们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没看到的是儒家独大的局面。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局面造成了中国古代社会出现了出现所谓“人微言轻”、“人贵言重”的普遍现象,像皇帝的旨意,各级官府衙门的政令,尊长贤者的观念,往往能便利地通达四方,畅行无阻,而由下至上的信息,包括士农工商的言论,臣僚属下的意见,则往往隐省变形,难于通达。

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简史心得体会 篇2

中国文化丰富多彩，思想博大精深，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 不仅吸取和融合了祖国母体文化中的各种思想营养, 同时也吸引了外国异质文化中有益成分。所以中国思想文化呈现出多元复形态。但是由于其形成和发展在中华民族的同一社会共同体中，受共同历史背景的制约, 在中国思想文化的多元结构中始终有一个共同的文化精神贯穿始终, 这种共同文化基本精神犹之乎灵魂, 贯穿于思想文化的各个层面, 渗透于我们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各个领域, 把中国思想文化凝结为一个整体, 为思想文化的发展确立了牢固的理论基础。

中国思想文化具有哪些基本精神呢?简而言之, 主要有下述三个方面的基本精神：1.天人合一2.家族本位3.协和万邦

1、天人合一

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自身与自然界的一致”, 反对将人类和自然对立起来。“天人合一”虽然语出北宋张载的《正蒙》, 但“天人合一”观念则起源于原始社会的“报”, 即祭祀上天的意思。“天人合一”的“人”主要指相对于自然界的人类。“天”的原意指人头, 后引申为头上的空间, 泛指自然界和自然规律。“天人合一”的思想基于中国传统自然哲学, 特别是道、无、一、元、气、理、阴阳等理论, 这些理论是“天人合一”思想形成的依据和支点。物质起源于“无”, 产生于“一”, 生命依赖于“气”。道是物质运行的规律, 存在于客观世界, 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老子》说：“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在老子看来, 万物是由道派生出来的“一”是太始元始, 是宇宙的原质, 也就是元气。“二”指阴阳, 阴阳二气相互激荡, 化育而生成万物, 阴阳反映了事物的对立统一的关系。“三”指冲气以为和。宇宙起源的基本程序是道 (无) —— (气) ——二 (阴阳) ——三 (和气) ——万物。戴震也说：“阴阳五行，道之实体也。”把阴阳五行与“道”联系起来，认为阴阳五行是“道”的实际表现形式。“五行”相生相克, 相互依存, 彼此制约, 是生态平衡的基本机制。“万物负阴而抱阳”，阴阳既对立又统一, 相互依存制约和斗争, 取得统一就可实现动态平衡。

2、家族本位

家族本位在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中根深蒂固，具有超常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家族之所以在中国文化体系中占有核心地位, 不仅因为其独特的维系文化传统、保存传统文化的作用, 更是由于其特殊的情感纽带, 使中国文人可以从中获取可靠的精神资源和人生动力。

农业生产劳动才真正意义上的生产劳动。农业生产劳动以前的中国古人采集和狩猎同一般动物从自然界里觅食没有什么本质上区别。农业生产不但使中国的黄河流域在石器工具时代能率先进入文明, 也使中国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但石器工具毕竟简单、落后。石器文明不是我们通常所了解和想象的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是必须由许多人组成一个基本单位在一块土地上进行集体劳动, 才能进行有效的农业生产。这就使得个人本位和家庭本位被淘汰出局。大家族以它在血缘关系上的优势, 同时具备能够适应石器工具的落后农业生产, 成为当时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农业生产凭借经验, 有成功经验的人理所当然只能是年长者的家族家长。所以家长权威的形成不仅是血缘辈分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在获取财富的生产劳动中的领导作用。自然血缘关系的家长权与生产管理分配的领导权相结合, 形成家族成员对父系家长由衷崇拜和绝对服从的习惯和观念, 家长领导管理家族成员的方法规则之家法则成为中国最早期法律的渊源, 家族是社会基本生产单位和权利单位的社会存在也决定了中国家族本位和孝的观念的形成和确立。夏商周春秋时期中国疆域的诸多国家实际是由许多父系大家族联合组成的宗族国家, 国是家的联合体, 这些宗族国家的国法实际上是对当时的社会习惯与各个大家族家法的综合与提炼, 家法是国法的理论基础, 国法是家法的演绎和派生。

3、协和万邦

睦邻友好的和平战略是古代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主流，古代中原王朝在强盛时代也极少发动对外战争。对外战争大多是采取防御政策, 即使有进攻, 也是以攻为守, 而不是出于掠夺目的。战争获胜后, 便多班师回朝。对于肯称臣降服者，中国政府往往对其采取厚往薄来政策。

协和万邦的外交政策形成原因：首先，儒家思想的礼让精神儒家不主张武力争夺, 强调道德修养，君子动口不动手;在做人方面, 认为质胜文则野, 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 然后君子。在儒家思想熏陶下, 中国以礼仪之邦而自豪, 文化温和, 注重心灵礼仪教化，因此, 中国的文化基因爱好和平, 讲礼貌, 喜欢宽容, 提倡温、良、让与和为贵, 有文质彬彬, 兼容天下事物的博大精神。

其次，中国特殊的地理方位限制了对外扩张思想的产生。自商周以来, 中原王朝都一直认为自己居天人之中, 是天朝上国。这种心态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古代中国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国的陆界基本以河流、山脉、沙漠、戈壁等自然物体作为分界。东临大海, 西部及北部内陆有沙漠高山横亘，与西亚之文化地域, 往来不易。

最后，中国具有长期的农耕文明历史。农耕文明重安定, 轻征战。中国古代把农业作为国家的根本, 文明形态是农耕文明, 中国的农耕文明具有以下一些文化特点:第一, 生产具有连续性, 专注程度高, 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们不崇尚暴力，热爱和平。第二, 农业需要定居, 定居产生安土重居的思想, 缺乏带冒险的进取精神。第三, 原始农业除了仰赖天时外, 主要靠农人的勤勉, 一般不与外界交换什么, 与外界的联系是松弛的。第四, 中国古代官方长期奉行重农抑商政策, 重农重的是农业税收, 因为农业要灌溉, 土地要丈量, 因此要求安定。

参考文献

[1]、张岱年.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2]、中国文化书院讲演录第一集——论中国传统文化[M].三联书店出版.

[3]、中国文化书院讲演录第二集——中外文化比较研究[M].三联书店出版.

[4]、庞朴.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M].中国和平出版社.

[5]、姜义华, 等.港台及海外学者论近代中国文化[M].重庆出版社.

中国哲学简史读书心得体会 篇3

读这本书的最初感觉是无聊，可以用“好看的想让人睡觉”来形容。书里面有一些是引用古文，没有给你注释，让你自己思考，第一次看着差点睡着了，并没有沉浸在书中的海洋里。就像生物老师说的：“书中的每一个字都认识，都拼在一起你便不知。”哲学也是这道理，因为从来没有读过这本书，感觉很陌生。

渐渐地，我进入书的境界中，慢慢的融入在书中，书中有许多的精华，你唯有“啃读”才会知道其中的意蕴。读完书才明白“啃读”与“悦读”不同，读过这本书与没读过这本书是不一样的——里面有“哲学”的知识，可以丰富思维，增长见识，让人更加智慧。书中有很多历史知识等，读起来也别有一般滋味。哲学就像物理一样，在生活中处处可见，都以不同形式与时代、社会、政治、人生联系在一起。

书中的许多观点令我佩服，就像书中所说的：“哲学不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它是生命的体验。”它告诉我们需要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用新的眼光来认识哲学。在宇宙间，万事万物存在都有它的理由，我们应顺应自然，明白宇宙的每一事物存在的缘由。

要说不喜欢这本书那是不可能的，议论中夹着少许的描写，内容显得并不太枯燥。但因为书中还有许多古文，看不懂，爱恨有加。书中讲述了许多哲学，儒家、道家、法家……不止国内的，还有国外的，甚至贯穿整个世界。真是太奇妙了！

哲学是什么？一切源泉来自哲学，这本书有太多太多值得我们谈论的东西。例如：“人没有私欲，他的内心像一面明镜。”这句话警醒我们：把自己的内心磨砺得像明镜一般，时刻提醒自己不犯错误，明白自己所做的一切，不被心中的贪婪所迷惑。

中国金融简史学习心得 篇4

通过对中国金融简史一个学期的学习，对于从商朝到现代金融体制改革的我国的金融发展有了一个系统的了解。

中国是产生货币较早的国家，在商代和西周时期就有了金属铸币。从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的资料看，商、西周时期人们在交换过程中主要使用实物货币和金属称量货币。当时的实物货币有贝壳、龟甲、粮食、布匹等，金属称量货币主要是铜。

中国曾经长期领先于西方，但近代中国全方位落后于西方。中国什么时候开始落后，为什么落后，史学界众说纷纭。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英国学者伊懋可的“14世纪转折论”：传统中国在14世纪之前技术水平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远远领先于欧洲，但在14世纪开始出现了转折点。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发生改变，技术水平开始陷于停滞；不断增加的人口压力消耗了大部分农业剩余，用于发展技术的农业剩余变得相当小，因此，尽管中国传统农业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但无力在手工业技术上形成突破，陷于伊氏所谓的“高水平均衡陷阱”之中不能自拔，开始落后于欧洲。并且金融危机对中国来说并不陌生，不仅因“银荒”、“铜荒”等实物货币危机曾给中国社会带来冲击，而且在宋朝中国发明纸币之后，各朝代都曾因为滥印纸钞而导致一次次金融危机，以致于以各种名字命名的纸币在中国历史上层出不穷。当然，也正因为除货币之外中国过去没有更广义的证券票据发展，并且直到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之前也没有现代意义的银行，所以，在晚清之前中国的金融危机还只停留在货币的层面上，形式相对简单。

唯一的例外可能要算长期存在于民间的钱庄和盛行于19世纪的山西票号。特别是票号，虽然它们算不上现代意义的银行，但到19世纪后半叶它们的分号已扩展到北京、上海、广州、汉口等城市。因此，从票号的覆盖面看，它们已达到可以产生影响众多人民生活的金融危机的水平。只是就金融规模而言，由于票号以异地汇票为主业，不是吸收存款并同时放贷，所以它们导致金融危机的潜力有限。钱庄则更是互不联网，彼此独立地发源于各地并服务于当地经济，即使有些地方的钱庄发生问题，也不至于星火燎原，导致全社会的危机。当整个中国社会处于自然经济状态、金融化程度极低的时候，金融危机的种子确实不多。

在金融理论中，我们通常把货币看成一种最简单的证券，其作用是储存价值、帮助价值在不同时间和空间之间的转换，所以它能产生的金融危机也最为简单。但是，随着现代银行、股票、债券、期货、期权等更为复杂的证券市场来到现代社会，潜在金融危机的规模和广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质变。

在晚清中国涉足股票之后的头100年里，金融危机频频发生。我们还得看清金融证券交易的本质。不管是银行，还是证券，其交易的内容是具有充分流动性、甚至是匿名非定向发行的金融契约，它们的契约性质从本质上决定了对法治、对信息环境等制度架构的高度依赖性，使金融交易比任何实物商品市场更依赖法治。实物商品的有形、有色、有味本身可帮助大大减少其交易风险，而金融契约交易又恰恰不具备这些天然特征，这使金融交易市场往往蕴含着巨大的经济风险。

首先，我们看到在1872年开始引进现代股份有限公司并让其股票公开交易的时候，那时的清朝政府体系谈不上有什么制约行政权力的宪政，也没有独立于行政和皇权的司法，更没有西方意义上的非人格化的独立第三方契约执行机制，像“股份”所代表的金融契约、“有限责任”等这些西方法律概念在以“人治”为传统的中国社会里不仅是极为陌生的，而且是在执行的层面上无法得到支持的，也自然不能被赋予太多实际经济价值。更何况，作为中国第一份华文日报的《申报》在1872年才创办，大众传媒给刚刚在那个时期起步，因此，还没有帮助股民们了解上市交易的股份公司的经营与财务状况的新闻媒体。所以，在当时的“无法治”又无信息媒体的情况下，所交易的股票几乎完全与其发行公司无任何实质性关系，而是完全独立的投机券。于是，1882年的股票泡沫和接下来发生在1883年的金融危机几乎是无法避免的。

当然，在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后，虽然在立法、司法与行政的架构设计上具备了应有的框架，但在执行上由于军阀割据和内战的原因，其实际效果则大打折扣。因此，1921年的“信交风潮”金融危机的起因原则上跟1883年的金融危机没有本质差别，到那时候中国照样不具备有利于减小金融危机的制度架构，证券市场仍然是炒作投机的场所，滋生泡沫和相伴的危机。

南京政府成立后，当时的宪政架构有了实质性进展，司法也相对更独立，在契约的执行上也越来越公正可靠。但是，政府从那时开始大举持股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并创办中央银行，追求并实现了国家对银行体系和其它金融市场的垄断支配权，让南京政府利用这些垄断金融资源为当时的军工与民用国有企业服务，为国家的军政开支服务。具体而言，一方面银行变成了政府的提钱机，另一方面政府控制的债券销售体系为国家提供了大量低息债券融资，使政府的负债大大超出其支付能力。因此，1932与1936年的金融危机跟1883和1921年的金融危机有着本质差别，头两次应该说是在支持证券交易的制度架构不到位的情况下证券市场本身必然会产生泡沫，也会出现泡沫破裂危机。但是，1932和1936年的危机更多是发生在政府公债、银行和货币信用上，是由于国家作为股东控制金融体系并利用这种控制权给自己做大量低息贷款所致。

跟民国时期相比，今天的中国仍然缺乏对权力的实质性制约，签约执行、金融交易者的权益保护以及司法独立也都是有待解决的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又需要宪政改革。尽管权力缺乏实质性制约，中国经济又以国有企业为主，金融体系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加由国家垄断，而且绝大多数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是国家的。特别是，在更加发达的交通网络和信息流通网络的支持下，银行体系所控制的金融资源达到39万多亿，保险业控制的金融资源为1万6千多亿。在政府控制的金融资源规模上升到如此之高的同时，权力在金融资源的配置中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道德风险被放到最大。在这种背景下，金融危机的潜在破坏性相对于1930年代的中国不但没被缩小，反而被扩大。人们只能期待制止呆坏账产生的制度架构。

除了推进制约行政权力、保障司法独立的宪政改革外，当下至少可从另外两方面着手，以降低金融危机的出现概率。第一是将国有银行以及其他国有金融民营化，至少是鼓励民间金融的发展。根据上面所说，这样做至少能缩小不受制约的权力所能产生的呆坏账规模，降低金融危机的程度，同时让司法和市场监督机构更能独立地运作。

其次是进一步放开新闻媒体对金融机构的监督报道。新闻媒体的自由追踪报道可以把问题在发生的初期就曝光，迫使当事人立即解决，化解潜在的危机。相反，如果不允许媒体自由报道，使当初细小的问题也能发展积累成金融危机。以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当年新闻最不自由的印度尼西亚、韩国和泰国的金融危机最严重，事后发现的呆坏账比例最高，其经济和社会受到危机的冲击也最大。相比之下，新闻历来更自由的菲律宾、新加坡、台湾则基本没发生危机，基本没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太多的冲击。因此，自由的新闻媒体能降低金融危机的概率。

对于刚刚过去的经济危机，我们应该思考历史结合现实，找到我们国家经济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经济体制所存在的缺陷，学习其他国家先进的金融思想而又不照搬硬套，找寻到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道路，避免出现我国经济体制内部的不完善而导致新一轮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重创的内部危机。

学习《中国共产党简史》心得 篇5

1921 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饱受煎熬，苦难中诞生。自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就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肩负着这两大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国民革命、土地革命，并最终夺取了抗日战争和民主革命的全面胜利，赶走了帝国主义列强，平定了内乱。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事件，也是二十世纪世界最伟大的事件之一，这也意味着第一个历史任务的初步完成。新中国成立以后，广大党员的各级党组织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克服外界封锁的重重困难，发挥先进模范作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顺利地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造。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是建国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它完成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逐步开辟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沿着这条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虽然中国共产党给人的感觉是一直在进步，一直带领人们往幸福美好的生活前进，但不可否认在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历史上，并不是一帆风顺，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中国是在退后，过于冒进，不以事实说话，但是这并没有什么，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中国共产党很快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用实际行动纠正了错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正是因为这些错误的代价换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国经济连续二十年腾飞的奇迹。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们的党时刻保持着先进性，与时俱进。中国经济腾飞的奇迹还在继续，中国在世界上的声音也日益响亮。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可以折射过去，也可以昭示未来。历史是一部教科书，让我们在过去的实践长河中得到经验和教育，为未来的发展做出准备。学习党史，让我们时刻不忘老共产党人的牺牲和奉献，也让我们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身上的使命和任务。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应该学习他们的长征精神，不怕吃苦，向着困难前进。

学习《中国共产党简史》心得 2 《中国共产党简史》这本书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之际，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为深入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提供了一个简明读本。《中国共产党简史》的编著，在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完成，历时两年，十易其稿。全书 10 章 16 万字，分为三个部分：从党的创立到新中国的成立；从开国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

《中国共产党简史》这本书，向我们描述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具有丰富内容的教科书。1921 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仅有 50 多名党员，但只经过 28 年的浴血奋战，就建立了新中国，成为执政党。之后在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与改革的历程中，不断战胜和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同时，党组织本身也发展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

这本书讲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投身大革命的洪流、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抗日战争烽火中发展壮大、夺取民主革命的全国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入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等每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程，讲述了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国的发展所做的努力。

中国古代服饰的林业文化诠释 篇6

一.林业文化的启蒙作用

在人类使用树叶树枝编织而成的草裙遮身蔽体之时便已开启了服装历史的序幕, 成为现代服装的始祖。人类的第一件衣服是由花木兽皮制成, 虽然这是由于当时社会历史条件所致, 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 但正是由于林木在人类文明初创阶段所占的重要地位, 才令这件看似稀松平常之事在人类心中埋下林业思想的种子, 奠定林业文化影响中国古代服饰之基础。

诸多资料表示:中国的衣冠服饰制度, 大约是在夏商时期初见端倪, 到了周代渐趋完善, 并被纳入“礼治”范围。夏商周时期的服装多以丝、麻、葛布、裘皮、织锦等为主。在对山西夏县西阴村一处新石器晚期遗址的考古中曾发现过一个被人工半割切过的蚕茧, 之后又在另一新石器遗址发现一块染成朱红色的麻布, 由此可知夏代已用丝绸、麻布作衣料, 并用朱砂染色。这些材料不但不易保存, 且极易磨损。此外, 当时的服饰图案主要以规则回龟纹、菱形纹、云雷纹作为装饰, 此时虽然尚未明确体现林业文化的内涵, 但作为自然观的表示符号, 这些花纹已经开始试图表述复杂的自然现象, 隐约透露出人类对包含林业在内的自然的无限崇敬。随着历史的发展, 社会科技水平水涨船高, 民众的主观意识更是不断提升。人们在对服饰纹样的追求上逐渐加入能够体现文化思想的元素, 将一些具有代表意义的动、植物形体, 如:花、鸟、鱼、虫等作为摹本, 形象地抽取出来作图腾崇拜之用, 而后刻画在日常生活所用的器物之上, 并且很快就在服装服饰上有所反应。据推测, 三皇五帝之“帝”取花蒂涵义, 预示农耕时节的来到。由于华夏族在每次祭典中均需部族酋长献花祭祀祖先, 以“禘”形容之, 所以之后各支领袖均以“帝”自居。此时, 林业文化已开始摩拳擦掌, 为登上中国古代服饰的历史舞台做最后准备。

二.中国古代服饰在林业文化影响下的黄金时期

《孟子》曰:“五亩之宅, 树之以桑, 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古人为了穿衣, 家家种桑植麻。众所周知, 桑树叶可作养蚕的饲料, 桑蚕丝则是丝绸纺织的重要原料。得利于制铁工艺的产生和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的桑麻生产量迅速提升, 与此同时, 服饰用料、纺织原料、染料和纺织品的流通领域也随之不断扩大, 人们开始普遍采用丝织品代替细麻布作为服装服饰的基础材料。对林木的不断认识促使人们钻研与其相关的开发技术, 生产大量以林木为原材料的丝绸产品, 不但为古丝绸之路的开通创造坚实的物质基础, 还间接带动东西方文明的相互交流, 林木对于古代农业社会的价值与贡献可谓不言而喻。除此之外, 林木在服饰图案上的运用也逐渐从自然物象的具体纹样演变成自然物象的抽象画。这表示, 此时的林木文化已从单纯崇拜、简单模仿进入到林业文化思想这一重要的转变阶段。

夏燕靖说:“秦汉时期贵族阶层的服装面料以丝绸为主, 当时丝绸图案中的龙虎纹、对鸟纹、茱萸纹以及吉祥文字广泛采用……”。从出土的汉代织锦来看, 图案已很精美, 有云气纹、鸟兽纹、字形、几何形、人物骑猎纹, 在新疆出土的毛织物上则多葡萄纹, 这可能与当地所盛产的植物直接相关。各类鸟兽和花草树木等林业文化范畴内的事物被大量运用于服装的图案纹理设计当中, 充分反映当时林业文化氛围的浓烈程度。秦汉时期的林业文化在古代服饰染色领域也颇有建树。除早期已熟知的植物染色工艺以外, 人们开始大量使用植物性染料, 从出土的锦织中得知, 汉代对色彩的使用相当丰富。该时期中国北方和西北方的少数民族, 尤其是匈奴族, 已熟练掌握提取植物色素的技术。西汉时的斋戒中, 出现有玄衣、绛缘领袖、绛等词汇, 玄、绛均指色彩的色相, 玄代表黑色, 绛意味着大红色, 衣、裤则与现代意义几乎无异。由此可见, 在尚未出现化学染色剂的古代中国, 服饰的色彩大都来源于各种植物。

而随后的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直到隋、唐、元朝代, 林业文化更在中国古代服装史的舞台中充当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唐代的“图案装饰有飞禽走兽、花草和几何形, 形象生动, 艺术性比较高。”坊间艺人通过捕捉林业范畴中动、植物的美感, 或据实描绘或抽象提取, 将林业的艺术价值发挥得淋漓尽致。宋朝之邻国——辽国地处一望无垠的广袤草原, 在其国土范围内生长着茂密的森林。虽然在生活环境和风俗传统等方面都与中原地区存在诸多差别, 但辽国在服装服饰方面却同中原地区一样受到林业文化的巨大影响。辽人喜爱绿色, 对林木充满无限崇拜, 青、绿是其服饰的主要色调。上至君臣朝廷, 下至黎民百姓, 无论官场或是民间, 着绿色服装都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如:绿窄袍、绿巾、墨绿衣等, 辽人以更加直接、纯粹方式体现着他们的林业文化观念。

三.林业文化在中国古代服饰中的地位进一步飞跃

明清时期的官员服装大幅度提升了林业文化的政治意义, 由此林业文化一举占据中国古代服装史中举足轻重的位置。两代官员平时上朝、办公所穿的常服上饰有以金线彩线绣成的鸟和兽缀于前胸和后背, 这是标志官员品级的徽饰, 统称“补子”。文官、武将的各级官员所用“补子”的绣纹图案均有严格规定, 不可乱用。明代规定:一品官至七品官衣袍上所绣之花大小不同, 八品官以下则无纹饰。补子上, 文官以秀丽的飞禽为标志, 武官则用勇武的猛兽做展现。文官一品官为仙鹤, 二品为锦鸡, 三品孔雀, 四品为云雁, 五品为白鹇, 六品为鹭鸶, 七品为癏癐鸟, 八品为黄鹂, 九品为练鹊;武官一二品为狮, 三四品为虎豹, 五品为熊罴, 六七品为彪, 八品为犀牛, 九品为海马。清代时, 虽然花翎顶戴马蹄袖的官服与明代乌纱帽团领衫的官服大相径庭, 但是官服补子上的徽饰依然沿袭明代规定, 只略作改变而已。在皇室服饰中, 林业文化同样发挥巨大影响力。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植物染色外, 清朝皇帝便服的衣料多选用单色织花或提花的绸、缎、纱、锦等质地。不仅如此, 清朝皇帝常绣“卐”字, 或绣万年青花与灵芝头所组成的纹样取“万事如意”之意;在配饰方面, 常于葫芦颈上系彩带, 与“卐”字合并组成“子孙万代”文饰, 又因葫芦属爬蔓植物, 可连续接果, 所以兼具连绵繁衍子孙, 香火永恒不断之意;佩戴所用荷包之上常绣的纹饰亦有“菊花” (九月初九重阳) 、“葫芦阳升” (冬至节) 等。。

总体而言, 中国历朝历代的服饰较之以前既有继承亦有变化, 不但对特定时期的精神面貌有所反应, 更体现了林业文化在中国古代服饰历史中的绵延传承。中国古代服饰努力实现形式美与自然美的融会贯通, 在选择材料、勾兑色彩和设计图案上, 均可找到林业文化留下的痕迹。林业文化之所以能够对中国古代服饰造成如此影响, 其根源在于人类社会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始终与林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这种亘古不变的恒常关系导致人们在审美趋向、艺术概括与感受能力等方面自然而然地向林业文化倾斜。林业文化融合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等因素引导中国古代服饰的产生与发展, 既闪烁着中华民族的智慧, 更成为厚重的中华传统文化内涵的象征之一。

摘要：中国敬畏自然的历史由来已久, 作为华夏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服饰文化同样有所体现。在中国古代服饰的历史中, 无论是材质、颜色的选择还是图案的设计, 林业文化的身影随处可见, 力求在衣着上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本文沿历史脉络, 从面料、色彩、图案三方面分析中国古代服饰的设计意图, 探究林业文化对其萌芽、产生和发展造成的深远影响, 阐明中国古代服饰在林业文化影响之下的特点。

关键词：中国古代服饰,林业文化,色彩,图案,影响

参考文献

[1]袁杰英.中国历代服饰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1993.14

[2]夏燕靖.中国艺术设计史[M].辽宁美术出版社, 沈阳:2001.81

[3]李国荣.清宫档案揭秘[M].中国青年出版社, 北京:2004.58-59

[4]胡迎建胡欧文.中国古代服饰色彩图案的文化诠释[J].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5.24-27

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简史心得体会 篇7

近日，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简史》（以下简称《简史》）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并在全国发行。宣传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组织编写本书，是着眼为党写史、为党的宣传事业立传的历史工程，是新时代党的宣传工作汲取历史智慧、推进守正创新的战略工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学好《简史》，汇聚奋进合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一个民族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党依靠崇高的革命理想与顽强的革命精神战胜了前进道路上的无数艰难险阻，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形成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深深融入我们党、国家、民族、人民的血脉之中，为兴党强党、兴国强国提供了丰厚滋养。百年来，党的宣传工作始终坚守精神家园，坚持不懈提升全民族思想道德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推动中华民族精神大厦从一度蒙尘走向巍然耸立。

我们党诞生于国家内忧外患、民族危难之时，从成立之日起就展开了尖锐而复杂的舆论斗争。不论是“唤起工农千百万”，还是“敢教日月换新天”，不论是“东方风来满眼春”，还是“彩云长在有新天”，一路走来，我们党都是以斗争求生存、靠斗争谋发展、用斗争开新局、因斗争赢胜利。历史告诉我们，宣传工作是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历史还告诉我们，宣传就是方向，宣传就是力量，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只要把最广大人民群众武装起来、动员起来、凝聚起来，党和人民事业就能形成无坚不摧、无往不胜的伟大力量。

二、学好《简史》，弘扬时代新风

改革开放以后，党深刻认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地位，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坚持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了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也促进了蒋筑英、罗健夫、朱伯儒等一批时代楷模的涌现。楷模的感人事迹，为全国人民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是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的重要方法，所以宣传工作既要抓好阵地建设，又要扎实抓好理论武装落地，将宣传阵地延伸到每一个角落，做到全方位、立体化、无盲点开展宣传工作，切实担负起向基层群众释疑解惑、引导基层群众识大体顾大局的重任，为改革发展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三、学好《简史》，彰显魅力风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领导人民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禁绝娼、赌、毒等社会痼疾，迅速涤荡了旧社会留下的污泥浊水。在此基础上，党领导开展了广泛的政治理论学习和思想改造运动，大力推动教育科学文化事业除旧布新；开展了大规模扫盲和扫除封建迷信、改革陈规陋习等移风易俗活动，引导人民积极改造旧思想、旧观念、旧习惯，新中国的社会面貌也随之一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党领导各族人民意气风发投身到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来，向恶劣的自然环境开战，向贫困开战，焕发出万众一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空前激情和冲天干劲，同时也掀起了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的高潮。

中国共产党植根于中国人民，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中国共产党的样子决定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样子，决定了中国的样子。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首先要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共产党形象。要通过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帮助国外民众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情，通过推动中国发展为世界创造更多机遇；中国共产党将和一切追求人类进步事业的政党一道，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凝聚世界人民共识，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简史心得体会 篇8

史学是一个民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个民族在滚滚岁月长河中的每一次迈步都由历史铭记，史学在每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中都有着十分特殊的地位；史学的发展是一个民族发展的见证的同时，也是对后来这个民族发展方向的一个指引，对这个民族向前良好地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中国古代史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中国古代史学是座瑰丽的宝库，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状况的反映。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正是因为她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古代文化，而这些信息都是由历代的历史学家记录在史学著作上保存下来的。

历史著作是史学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历史著作作为史学的社会表现形态，具有很多的职能，这些职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历史的发展和进步。

中国古代史学涵盖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同时，史学的求真、经世的传统也影响着儒家经学。中国古代史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隋志》著录文化成果，四部分书，确定经、史、子、集的顺序，由此直至清代编《四库全书总目》，史书一直位居第二位，这一点足可看到史学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

二、史学的功能

史学作为一个民族发展的记录，具有以下的几个功能：

1、记录、综合人类文化创造、积累和发展的功能。

史学的作用一般都通过史学著作表现出来，史学著作具有记录的作用，综合对历史的记录就是一部民族的发展史，它记录和综合了一个民族的创造、积累和发展的过程，是对人类发展和进步的传承。

2、增长学识，认识历史的发展规律，以史为鉴。

历史是人类知识与智慧的百科全书，是我们认识民族文化的源泉。通过对历史的学习，我们不仅可以增加自己的知识储备，而且还可以从中认识历史的发展规律，以史为鉴，避免发生前人出现的错误。

3、具有教育作用，包括道德教育、理想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

学习历史，对于提高人们的人文素养、思想境界、完善人格、陶冶情操、塑造完好心灵、学习做人都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我们学习和了解历史的过程中，就相当于在上一门课，一门关于道德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理性教育的课。

4、特殊的娱乐功能。

从中国古代文物看廉政文化意蕴 篇9

一、从尚书无逸看兴衰治乱之道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幅篆书卷轴《尚书·无逸》, 该卷纵27.4厘米, 横64.5厘米, 为元代监察御使杨恒 (1234—1299) 所书。 该书法距今已有800多年了, 其本身已经成为重要的文物。其上所书名篇《尚书·无逸》则是西周初期周公旦的作品。周公姬旦是周文王之子, 周武王之弟, 西周时期著名政治家。武王建立周朝仅两年便去世, 周公摄政当国, 辅佐时年十三的周成王行天子职权。其间周公排内忧, 征外患, 巩固和发展了周王朝的统治, 奠定了“成康之治”的基础。更重要的是, 周公基于“殷鉴不远”的历史教训, 与“商朝率民以事神”不同, 而是“敬神而远之”鲜明地提出了“以德配天”、“以德保民”的重要思想。《无逸》作为周公对成王的训诫, 正是这一思想的典型代表, 堪称名篇。《无逸》开篇就点名主题, 提出“君子所, 其无逸”这一重要思想。无逸就是不贪图安逸。周公劝诫成王, 要“知稼之艰难”“, 知小人之依”, 只有这样, 才能赢得百姓的拥戴, 国家才会长久。周公对“无逸”的论证, 没有局限于单纯的说教, 而是联系商朝兴衰成败的历史和周朝先辈的实践, 以正反两方面的事例进行了鲜明的阐述。在周公看来, 殷商历史上贤明的君主正是因为具备“不敢荒宁”“、自度治民”“、旧劳与外”等品质才赢得了“无时或怨”的良好局面。但是后来, 商王们逐渐弗知“稼之艰难”“、弗闻小人之劳”, 其结果最终导致失国。而作为周的先辈, 吸取了商的教训“, 怀保小民”, “弗敢盘于游田”、“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 以万民惟正之供”, 最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值得后世君主珍惜和发扬[1]85。从历史上看, 商朝经历17世31王, 其兴衰反复与商王的勤政或奢腐密切相关。 周公深刻总结了这一历史规律, 充分认识到了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的为政之道, 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对西周的盛世乃至后朝历代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二、从大盂鼎看酗酒之害

提起大盂鼎, 海内外皆知, 它与毛公鼎、季子口盘、散氏盘被称为晚清“四大国宝”, 更因其出土以后流离辗转, 风波不断的曲折历史, 愈显其更加珍贵。大盂鼎高101.9厘米, 口径77.8厘米, 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省眉县礼村,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作为西周早期青铜礼器中的重器, 大盂鼎造型雄浑、工艺精湛, 其内铸有铭文19行291字, 记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贵族盂之事。大意为:殷朝丧失了上天所赐予的天命, 是因为殷朝从远方诸侯到朝廷内的大小官员, 都经常酗酒, 所以丧失了天下。你年幼时就继承了先辈的重要职位, 不能背离我, 而要辅佐我。我要效法文王的政令和德行来任命你, 你要恭敬地协调纲纪, 勤勉地早晚入谏, 奔走于王事, 敬畏上天的威严。盂颂扬王的美德, 制作了纪念先祖南公的宝鼎, 时在康王在位第二十三年[2]25。大盂鼎铭文与关于周初统治者注意吸收商朝酗酒前车之鉴的文献记载一致。为此, 周公旦作了《康诰》、《酒诰》、《梓材》三篇给康叔, 说道不要经常饮酒, 体现了周公防止王公贵族腐化堕落的远见和警惕。周康王告诫盂注意吸收商内外臣僚沉湎于酒, 以致丧德亡国的教训, 启示后人要以文武二王的美德为榜样, 谨慎对待饮酒, 恭敬从事, 没违王命。

三、从董卓坞城看贪腐之奢

郿坞是董卓在迁都至长安后, 在长安以西二百五十里处建的院邸。根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外公布的考古成果, 考古工作者在勘探发掘位于汉代眉县县城东北柳巷小城遗址时, 发现该城的位置、 规模和年代都与史书记载的郿坞城相符, 该城极有可能就是毁于战火的东汉董卓所建“安乐窝”—郿坞城, 而进一步的确认有待下一步考古工作来验证。在历史记载中, 郿坞这座号称“三国第一堡垒”的城堡, 建于董卓叛乱、挟持天子之后。当时, 一代权臣杀太后、废少帝, 立陈留王刘协为帝 (献帝) , 官居太尉, 被封为郿侯, 长安往西今天的眉县成为其采邑 (眉县位于关中平原西部, 东距西安125公里) 。随后, 初平元年 (190) , 袁绍、孙权声讨董卓, 董卓一把火烧尽洛阳城, 迁都长安, 并在自己的采邑修筑了堪与长安城比肩的郿坞, 在此屯军聚财。《三国演义》里这样记述这间恢宏的城堡———离长安城250里, 由25万人筑成“, 城郭高下厚薄一如长安”, 城中盖了宫室, 选了民间美丽少女800人安置其中, 仓库囤积着20年的粮食, 金玉、彩帛、珍珠堆积不知其数。董卓每次回郿坞, 公卿迎送直至横门。 史书《后汉书·董卓传》也记载着, 郿坞号称“万岁坞”“, (董卓) 自云: 事成, 雄霸天下;不成, 守此足以毕老”。不过, 尽管这座坚固城堡有 “三国第一堡垒”之称, 却并没有成为董卓的最终庇护所。史料记载, 仅两年后的初平三年 (192) 四月二十三日, 王允、吕布等设计斩杀董卓, 并派皇甫嵩率兵赴郿坞, 灭掉董氏三族, 运走坞中所藏金银珍宝等物。郿坞从辉煌一时到被一把大火烧得化为灰烬,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董卓从陇西发迹到率军进京操纵中央政权, 始终考虑和盘算的是如何满足私欲和野心,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玩弄权术, 践踏法律, 破坏经济, 残害人民, 倒行逆施, 最终招致群雄联合讨伐, 本人落得个脐插灯芯而燃的可耻下场。正如宋人苏轼所说:衣中甲厚行何惧, 坞里金多退足凭;毕竟英雄谁得似, 脐脂自照不须灯。

四、从杨国忠银饼看弄权之术

杨国忠银饼, 1970年出土于洛阳隋唐宫城遗址, 现藏于洛阳博物馆, 饼形, 直径最长处为14厘米, 实测重940克, 是唐玄宗时期宰相杨国忠向宫廷进贡的税银, 与其同出的还有两件银铤, 它们是研究唐代货币制度和税赋制度的珍贵实物。根据史书记载, 元代以前的白银货币被称为“银饼”和“银铤”。目前, 在西安、广西等地都相继出土了一些银饼和银铤, 但是仍以洛阳出土的银饼和银铤最为有名, 价值也最高。这是因为这件银饼的背面和其中一件银铤上, 均刻有被现代人所熟知的唐代权臣杨国忠的名字。这不仅大大提高了这几件银器的知名度和价值, 也使这块银饼得名为“杨国忠银饼”。银饼虽然不大, 却给我们传递了非常多的信息。从“通州税口银纳官朱义云二十三两”这十几个字来看, “通州”是地名, 唐代属山南道, 位于现在的四川省达县, 这说明了银饼的产地。“纳官朱义”, 即主管纳税的地方官员朱义“;云”, 有专家认为是银饼的成色或等级“, 二十三两”, 是银饼的重量。唐代的“二十三两”等于现在的940克。银饼的核心内容就在于“税口银”几个字, 它说明了这块银饼的作用[3]57。 “税口银”就是地方政府将征收来的粮食折换成银两, 上缴到京城的税银。将实物折换成银两, 就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按什么比例折算; 另一个就是白银是有不同成色的。当时的官员从中利用实物的差价和白银成色的差异搜刮民脂民膏。唐代政府规定, 各地收缴赋税, 要先由卿、御史等官员监督核对尺度斤两等, 再入库房, 同时在将要入库的物品上, 写上缴纳物品的州县名、日期, 以便区别优劣和新旧。 这样一来, 银饼的表面就相当于现在的财务报表, 经手的人都要在上面留名, 算是签字。从同时在洛阳出土的银铤上我们可以看到, 杨国忠当时的职务是“专知采市银使右相兼文部尚书”, 是主管财务的大领导, 当然最后要“签个名”才行。这些银器为什么要做成银铤和银饼两种形状?是因为它们的用途不同:银饼一般是税银, 而银铤则多是给皇帝进奉用的, 给皇帝进奉金银器主要是为了邀恩取宠、晋升官位, 这一点从杨国忠的“发家史”就可以得到印证。

据史料记载, 杨国忠本名叫杨钊, 是张易之的外甥、杨贵妃的远房堂兄。杨国忠年轻时, 杨贵妃尚未得宠, 他家中并不富裕, 却嗜赌好酒, 不学无术。杨贵妃得宠后, 剑南节度使章仇欲结为内援, 就出资让杨国忠携财入京, 由杨氏姊妹荐于唐玄宗。唐玄宗在经历初期的励精图治后, 享乐的欲望更加膨胀, 变得愈发奢侈荒淫。皇室贵族使用的大量金银器, 原本由中央官府少府监所属的各作坊制作供应。但要增加娱乐项目, 正常的供应就显得不足了。唐玄宗就开始派专员管理其个人财务, 杨国忠就得以开始帮唐玄宗聚敛钱财。从西安和洛阳出土的银铤可以看出, 从天宝十年 (751) 至十三年 (754) , 仅杨国忠一人就进奉了四件银铤, 而他实际进奉的数量可能远远超过此数[4]176。杨国忠在银铤和银饼上留名, 并不仅仅是遵循制度, 也是杨国忠巩固自己的地位“、巴结”领导的需要。杨国忠进奉的次数多, 杨国忠提升的速度也非常快。到天宝十一年 (752) , 李林甫死, 杨国忠成为宰相, 并一个人兼任吏部尚书等40多个职务, 这40多个职务中, 有不少就是“专知采市银使”等主管某方面税收、财务的职务。但是, 皇帝不能这么赤裸裸地接受进奉啊, 为了让皇帝心安理得, 杨国忠就说这些财务是自己的“用度羡余”, 就是自己平时在公务开支中省下来的钱。当时就有人指出:如果奉公无私, 平时怎么会有多余的钱?纵然公务支出有剩下的钱, 那也是公家的钱。皇帝接受进奉, 实际上是公开卖官鬻爵。这从客观上加重了对人民的盘剥, 也直接导致唐朝的统治迅速走向衰败。

摘要：文物是历史的遗留产品, 其中很多重要的古代文物蕴藏着丰富的廉政文化资源, 通过古代文物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 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 对于我们利用历史智慧推进当代反腐倡廉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古代文物,廉政文化,意蕴

参考文献

[1]吴新勇.《尚书.无逸》与周公本人思想[J].汉江论坛, 2010 (6) .

[2]林欢.从大盂鼎、《书.酒诰》看商末酗酒之风[J].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 1998 (3) .

[3]秦波.西安近年来出土的唐代银铤、银板和银饼的初步研究[J].文物, 1972 (7) .

汉字与中国古代文化 讲稿 篇10

《汉字与中国古代文化》系列讲座，是在《汉字与中国古代文化》一书的基础上以讲座的形式传播汉字与中国古代文化知识，弘扬中华民族悠久而又辉煌的传统文化。本讲座以汉字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传世文献资料的记载，探讨中国古代文化。因此，本讲座具有一定的知识性和学术性。本讲座暂定二十五个专题，通过对古代汉字的分析研究，探讨中国古代文化的方方面面。内容涉及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诸多方面，如汉人、汉字名称的由来，汉字与八卦、河图、洛书，与古代天文知识，与古代地理知识，与古代生育文化，与时空观念的形成，与数概念的形成，与古代民族观念，与古代医学、法律、书法等，同时也反思了汉字文化的悲剧——汉字与古代测字术、汉字与古代避讳制度以及文字狱等负面的东西，希望人们能汲取历史的教训。所以说本讲座既具有丰富的知识性，更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希望本讲座能对弘扬悠久而又辉煌的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文明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第一讲 汉人、汉字名称的由来与汉字文化

《汉字与中国古代文化》，顾名思义，就是透过汉字这个文化载体去探讨中国古代的文化。因此，我们首先应弄明白什么叫汉字？什么叫文化？

一、汉人、汉字名称的由来

1、“汉人”名称的由来。“汉人”之“汉”最初指的是水的名称，而不是民族的称谓。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水部：“汉，漾也。东为沧浪水，从水难省声。”漾是漾水。《说文》：“漾，水出陇西相道，东至武都为汉。”又：“沧浪水南入江。”可知汉水的上游叫漾水，中游叫汉水，下游叫沧浪水，至汉口注入长江。

“汉”之用于人事，乃自秦末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开始的。自此以后，汉王的军队便叫汉兵。汉二年二月，“令除秦社稷，更立汉社稷，”则开始以“汉”为国号了。汉五年正月，诸侯及将相共请汉王为皇帝。汉王刘邦稍微客气了一番，遂于二月甲午日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阳（今山东曹县境内）。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汉高祖，西汉王朝正式建立。

汉武帝以后，正式出现“汉人”、“汉民”之类的称呼。到了东汉以后，汉人、汉民的说法就更加普遍了。]这时候的“汉人”已专指生活在中原地区而承继华夏文明的华夏族的后裔，与蛮夷戎狄相区别。可见，“汉族”作为一个民族的称谓，正是由刘邦建立汉王朝而得名的。正式称为“汉族”，大约在魏晋之际。其形成如下图所示：汉 [水名]—→汉王—→汉军—→汉朝—→汉民、汉人—→汉族

“汉人”在刘邦建立汉朝之前，因时代不同而有不同的称谓。夏王朝建立以后，居住在黄河中下游一带的原始居民就称为夏，或华，或华夏连称。至商、周之际，居住在黄河中下游一带的部落统称为夏。“华夏”之名的含义，《尚书正义》：“冕服华章曰华，大国曰夏。”中国历史上的夏王朝历14世，共17王，经470余年而亡。

夏亡后，代之而起的是商王朝。商本是夏的属国，居东方，灭夏以后，直接继承了华夏文明和文化。自商代中期盘庚将国都从亳迁至殷虚（今河南安阳西北）以后，始称殷。到商纣时，由于昏乱暴虐，遂被兴起于西戎的周所灭。殷商历17世31王，享国640年左右。

西周时期，不仅疆域范围空前扩大，包括了原来夏、商和周自己的本土，而且文化事业也得到空前繁荣，以至于生在几百年以后的孔子都羡慕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王朝历经西周和东周两个阶段，至春秋时期，诸侯纷争，天下大乱，周天子已不能号令天下。此时，崛起于西周故地的秦，开始强大起来，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奋斗，终于统一了全国，建立起空前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的秦王朝，奠定了中国封建统治的基础。

秦王朝时，对外交往开始多起来，九州岛畛域之人则叫秦人。由是观之，所谓夏或华夏，乃至于殷人，周人，秦人和汉人，原来都是因朝代而得名的。到西汉中叶，随着民族矛盾的加剧，本以汉朝得名的“汉人”，便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了。大约在魏晋之际，渐渐始有“汉族”这一民族称谓。南北朝时，也有把夏之后裔称为“华人”，以与四夷相对。“华人”一语至今仍在使用，专指寓居海外的中国人。

历史上，欧洲人曾一度把中国叫“支那”。据考证，“支那”一词源于拉丁文Sina。最早见于公元80—89年间完成的《爱利脱利亚海周航记》。最初提

出“支那”为“秦”的译音者是卫匡国，他于1655年刊印的《华新图》中提出。后来法国人伯希和在《马可波罗游记注释》中也说，印度、欧洲人称中国为China（支那），其语源即来自“秦”。

2、“汉字”名称的由来。在“汉字”出现以前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人把自己所使用的书写符号只叫“文字”。例如许慎《说文解字叙》曰：“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汉字”一词，最早见之于《元史》。《元史·兵志·马政》：“（马）收除见在数目，造蒙古、回回、汉字文册以闻，其总数盖不可知也。由此可知，所谓“汉字”，是指中原汉族人所使用的文字。

二、“文化”和汉字文化的特点

在中国，“文化”一语最早源于《易经》。《易·贲·彖传》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后来见之于西汉刘向《说苑·指武篇》：“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可见，“文化”一语本来指以文德进行教化的意思，是个政治术语。在现代，“文化”主要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同的民族，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时期创造了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形式和特质，这就是所谓的民族文化。汉字有历史活化石(living fossil)的性质，因此，汉字在流传过程中就具有如下一些基本的特征。

1、再现性。所谓再现性，就是再现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东西的形象或特性。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也；字者，言孳乳而寝多也。”独体的文，如：日、月、山、川、水等等。根据汉字的再现性特征，我们可以根据原始文字符号窥测到古代社会的面貌。例如“昔”字，上部从水，下部从日，甲骨文写作*，就象昔日洪水铺天盖地、滚滚而来的情状，一个“昔”字，就以文字符号的形式记载下了人类历史上曾发生过的这场空前浩劫。

2、时代性。汉字的时代性特征，是指汉字能够真实而又逼真地反映出特定时代人们的特定文化和生活方式。例如“辰”字，甲骨文写作，似贝壳，蜃字的初文。上古时，先民曾经用辰作为农具除去田间的杂草。又如“砭”字，许慎说：“砭，以石刺病也，从石。”以石刺病，就是后世所用的针刺疗法。说明早在石器时代华夏先民就已发明了用尖石刺激人体穴位治病的方法。

3、浓缩性。所谓浓缩性，是指单个汉字符号所包含的社会信息量大。一系列复杂的社会信息，往往包含在一个汉字单元之中。如“胤”字，《说文》：“子孙相承续也。从肉，从八，象其长也。从幺，象重累也。”这样丰富又复杂的人文信息，就浓缩在一个小小的文字符号中。

4、联想性。所谓联想性，是指当人们看到一个汉字符号时，能激发起大脑丰富的联想活动。如寒字，《说文》：“冻也，从人在宀下，以草荐覆之，下有（冰）。”当看到一个寒字，就能使人联想到，屋里有个人，浑身裹着草，身旁还有冰块，此人因挨冻而浑身哆嗦，从而意识到，严冬来临了。

5、化育性。所谓化育性，是指文字对人的教育功能。《淮南子·本经训》：“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华夏先民发明创造了文字，使天帝都为之感动，鬼神也因之而畏惧。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深刻地指出：“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文字的这种传承文明、化育人性的作用，古人早就认识到了，并予以足够的重视。孟子曰：“人而无教，则近于禽兽。”读书识字，其作用大矣！汉字的化育性，不受时间地域的限制。不仅对本民族的成员产生积极的作用，而且还漂洋过海，对周边各民族产生同样而又深远的影响。早在隋唐之际，中国的汉字就随着外交往来而传播到高丽、日本，从而对朝鲜、日本的文化产生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汉字在东亚形成了所谓的“汉字文化圈”。如果再继续向前追溯，甚至有人认为，在商末周初之际，当时的中国文字——甲骨文和金文，就已经随着殷之遗民漂移到美洲大陆，从而对印第安文化和玛雅文明产生一定影响。所以，汉字的化育性功能是巨大的。

第二讲 关于汉字起源的传说

汉字在中国古代只称文字，直到元朝蒙古人统治中原以后，相对于蒙古文和回回文来说，才有“汉字”这个名称。而“汉字”一词又因“汉人”而得名。但在习惯上，以往的文人仍称中国文字为“文字”。所以，汉字，也就是中国人过去所说的文字。关于汉字的起源，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人进行了探讨，留下了不少的传说。

1、起源于结绳记事说。汉代郑玄《周礼注》曰：“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这是说，在文字产生以前，人们为了帮助记忆，就用打绳结的方法，做个记号，以帮助记忆。说明文字的产生是社会生活的需要。结绳记事还不能算作是文字。

2、起源于书契说。书契属于一种刻划符号，本来是作为契约用的。在一块木片或竹片上刻上一些刻划，然后从中间一剖为二，契约双方各持一半，合则为约，这就是契约。有些契刻符号、陶文和早期的原始数目字很相似。汉字中可能有一小部分原始数目字和少数所谓指事字，如、爻之类是由刻划演变而来的。契可能与某些数概念或所有权的标志有关，也与最原始的交易有关。

3、起源于仓颉造字说。仓颉造字，是传世文献中较为普遍的说法。战国时的《荀子·解蔽》：“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壹，指专一。又曰：“仓颉初作书，盖依类相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仓颉，也作苍颉，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人，已不得而知。传说中黄帝所活动的时代大约在公元前二千五、六百年之间。所以，根据历史传说汉字的产生距今至少也有四千五、六百年的历史了。

4、起源于八卦说。《易·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包牺氏是古代传说中的华夏始祖之一，称“太昊”。他教民结网，从事渔猎畜牧生产，并开始画八卦，被尊奉为古代圣王之一。他画八卦，造书契，以代替远古时期的结绳记事，由此中国始有用文字书写的文章典籍。《尚书·序》说：“伏牺、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中国的文章典籍，就是从他们那时才开始有的。八卦，是由两种最基本的符号组合而成的八种图形。代表阳，代表阴。用这两种基本符号的不同组合，代表各种自然现象乃至社会现象的发展变化以及相互转换。

5、起源于原始刻划。文字起源于原始刻划的说法，是根据大量地下出土文物而说的，如仰韶文化时期的陶文等。由于用这种方法造出来的文字符号很抽象，又不便于记忆，它的局限性很大，所以，没有成为汉字造字的主流。

6、起源于原始刻画。我们所说的刻画，指用刀等利器所刻画而成的带有花纹性质的图案，一般是非直线形的较为复杂的图案，如大汶口文化时期的陶文等。汉字的绝大多数是由原始刻画演变而来的。有人称其为文字画，或原始图形文字。以大汶口文化的刻画为例，他们很象原始象形文字，有人说它们就是最早的文字。大汶口文化的文物遗存距今约有四千多年，相当于我国的夏王朝时期。而在此之后的殷王朝中期的铜器铭文中的一些刻画符号很相似，它们很可能是一个系统的文化传承。殷代中期铜器铭文中开始出现一些刻画，有人称之为文字画，有人认为是族徽，有人认为是图腾。有人说，龙是黄帝部落的图腾，凤是炎帝部落的图腾，玄鸟是殷商部落的图腾，蛇是闽越人的图腾，太阳是自然神的图腾等。由于殷代中期以后的铜器铭文和甲骨文中存在大量的象形文字，他们很象原始刻画。因此绝大部分的汉字就是从这种原始刻画发展演变而来的，极少一部分的汉字则是从原始刻划发展来的。就是说，汉字是由两个系统发展演变而来，最后合流为一个系统，即汉字系统。这就是有关汉字起源的考古资料。

第三讲 汉字与八卦、河图、洛书

汉字起源于八卦，其说由来已久。《易纬·乾凿度》：“八卦，古文天字；古文地字；古文风字； 古文山字； 古文水字；古文火字；古文雷字；古文泽字。”近人刘师培在《文学教科书》中亦曰：“八卦为字之鼻祖，乾坤坎离之卦形，即天土水火之字形。”

1、关于文字。什么叫“文字”？文字就是用来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独体为文，合体为字。”就是说由一个基本单位结构而成的字叫“文”，由两个以上的单位结构而成的字叫“字”。古人认为汉字起源于八卦，那么，八卦又是什么呢？

2、关于八卦。八卦，传说是上古伏羲氏创造的。《易·系辞下》以及《尚书·序》：“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这样就有伏羲氏画八卦的说法。《史记·周本纪》：“西伯（周文王）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yǒu）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这就是后世关于文王系卦辞，周公系爻辞，其义既明且备，而有“周易”之名，及孔子作十翼的说法。以往的传说表明，八卦乃至阐释八卦的《周易》，作为一种科学理论，不是一时一人所为，而是集体智能的伟大结晶，它经历了几个阶段，才逐渐充实完善起来的。

八卦是用两种最基本的符号组成的。代表阳，叫阳爻；代表阴，叫阴爻。每卦由三个爻的不同组合组成，共组成八种最基本的形式，这就是八卦。再把八卦两两重迭起来，又推演出六十四卦，以此来表达宇宙间万事万物的存在及其发展变化。所以，八卦及阐述八卦内容的《周易》，是古代中国哲

学思想的最高体现。周易之“周”，是周遍的意思；“易”是变易的意思。《周易》古代又叫《易经》，是阐述宇宙间客观事物存在与变化之理的。《周易》中阐述了变易、简易和不易这三条自然法则，包含了象、数、理三方面的内容。是说宇宙中的客观事物，包括人事在内，是处在永远的变易当中的。当我们掌握了复杂的变化规律以后，也就变得简易了。不过，宇宙间也有永远不变的东西。这不变的东西就是所谓的“道”。象，是说万事万物及其发展变化都是有形可见的，也即都表现为一定的形态，这就叫象；数，是说任何事物的存在及其变化都表现为一定数的关系；理，是说宇宙的存在及其变化都是按照一定的“理”进行的。这就是八卦深邃的思想内容。因此，根据变易、简易、不易的自然法则和象、数、理的原则，就可以预测万事万物发展变化的趋势。所谓的未卜先知，其实就是根据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推算出来的。这就是八卦的妙用。因而孔子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八卦把乾卦代表天，阳，南方，男性，作为数则是1；与乾卦相对的是坤卦，代表地，阴，北方和女性，作为数则是8；把离卦代表日，象征火，东方，作为数则是3；与离卦相对的是坎卦，代表月，象征水，西方，作为数则是6；把震卦象征雷，东北方，作为数则是4；与震卦相对的是巽（xùn）卦，象征风，西南方，作为数则是5；把艮（gēn）卦象征山，西北方，作为数则是7；与巽卦相对的是兑卦，象征泽，东南方，作为数则是2。按易理，东南为阳，因此，乾、兑、离、震四卦位于东南，这四卦的内圈初爻都是阳爻，称阳卦；西北为阴，因此，巽、坎、艮、坤四卦位于西北，内圈的初卦都是阴爻，称为阴卦。《周易·说卦》：“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朱熹解释说：“从震至乾为顺，从巽至坤为逆。”这是说，从震卦四至乾卦一，内卦都是阳爻，表示阳气上升，似天道左行，是为顺行，从今日追数往日，都是已生之卦；从巽卦五至坤卦八，内卦都是阴爻，表示阴气上升，似天道右行，是为逆行，从今日逆计来日，都是未生之卦。相对的两卦卦数之和都是9。9是自然数中最大的一个数，数满10就要作为另一个计算单元了。《说文解字》说：“十，数之终也。”所以说，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变化都可以用数的形式来表示。先天八卦方位图所体现的是宇宙间万物的对立统一，强调的是矛盾（天地阴阳）的客观存在。

二、汉字与河图、洛书

河图、洛书及其传说，构成了中华文化的另一重要内容——河洛文化。河，指黄河；洛，本作雒，即洛水，河、洛在今河南洛阳附近交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河洛文化可看成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且与文字的关系至为密切。

1、关于河图、洛书的文献记载。据说河图是最早的地图，所以能画在东墙上。河南省洛宁县洛河岸边的西长水村旁有“洛出书处”古碑两通。

2、河图、洛书究竟是何物？《尚书·顾命》孔安国传曰：“伏羲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以画八卦，谓之河图。”又曰：“天与禹，洛出书，神龟负文而出，列于龟背，有数至于九。禹因而第之，以成九类，常道所以次叙。”据此看来，河图与洛书不是一时一物。河图是伏羲氏所画的八卦，洛书则是夏禹治水时用的地图的雏形，可能与数有关。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河图、洛书，据说是五代时的道士陈抟所传，朱熹收在《周易本义》中，此后便流传开。

3、关于河图、洛书的性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河图、洛书，只是些用黑点、白点和线条连成的图案。这些图案的布列很特别，表现出某种数的关系，没有文字说明。这就使河图、洛书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神秘色彩，成为中华文化的千古之谜。朱熹说：“洛书盖取龟象，故其数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居中央。”横、竖、对角三个数字相加，皆是十五。可以说，数是最高形式的哲学。因为它是先民对宇宙空间关系认识的最深刻而又最简洁的表达形式。

第四讲 汉字与古代天文知识

茫茫宇宙，无边无际，无始无终。在宇宙大家庭成员之一的地球上，经历若干万年的蕴涵化育，出现了一种年轻而又伟大的生灵——人类。在漫长的岁月里，人类一步一步地由蒙昧到野蛮，再由野蛮过渡到文明，逐渐地成长、成熟起来。人类虽然生活在茫茫宇宙之中，然而并不了解它、认识它。生活在2300多年前的大诗人屈原，曾仰天发问道：“天何由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陈？出于汤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几里？夜光何德，死则又育？”这一切，究竟是谁在主宰？

早在殷代甲骨文里就有关于天文现象的记录了，著名的鸟星卜辞就很有说服力。古文字中的一些与天文现象有关的字，它们凝结了先民对古代天文现象的缜密观察与深刻认识，是先民有关天文知识的伟大结晶。

日：在天地万物之中，惟日和月与人类的生活关系最为密切，所以也最早被人们所认识。甲骨文、金文日字就象圆圆的太阳之形。中间的一，指明日是充实的气体而不亏损，永远发光。

月：月与人类的生活关系也很密切。白天结束，日落以后则主要靠月给人类带来光明。先民认识到，月和日一样是永存的。因而造了个“亘”字，在象征天地的二之间或从日，或从月，而有亘古、永恒的意思。

朔：《说文》：“月一日始苏也。”人们通过长期的观察逐渐认识到，从太阴月的初一这一天开始，月又将复苏，于是人们就把这一天叫朔。

朢（望）：《说文》：“月满与日相望，从月从臣从壬。”朢字就像人站在地上望月之形。朔指日月交会的一日，望指月满与日相望的月相，也是月圆的时候。

冥：《说文》：“幽也。从日六，从冖。日数十，十六日而月始亏，冥也。冖亦声。”这个冥字反映出先民已认识到月从十六日以后就开始由圆变小，光亮也变暗了的现象。这个字也说明先民在造字时运用了借代的修辞手法，借日代指数十。

与天文知识有关的气象字，如云、雨、风、雷、电（神）等，这里就不再分析了。先民根据长期观察和所积累的天文知识，从而制定出一套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历法。通过以上的分析，可见中国古代天文学是相当发达的。这是先民创造的一笔丰富而又珍贵的精神财富，是前人留下的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应很好地继承并发扬光大，使之为人类的进步和幸福作出有益的贡献。

第五讲 汉字与古代地理知识

我国历史悠久，在汉字和古代文献中有相当多的地理知识。例如:地，许慎《说文解字》：“元气初分，轻清阳为天，重浊阴为地，万物所陈列也。”《易·系辞上》：“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所谓地理，就是地之纹理，也即山陵川泽之分布与地势的走向。古代中国的地理知识，有九州、四渎、四海等概念。

一、关于九州

州，《说文》川部：“水中可居者曰州。水周绕其旁，从重川。昔尧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古文州字，正象水中陆地之形，说明当时中国范围内有九处地势比较高的地方。九州是大禹根治洪水以后，根据高山大川的地形、地势而划定的。

1、冀州：《说文》：“北方州也。”冀州之地望，以今河北省范围为主。

2、兖州：《释名》：“兖州，取兖水以为名也。”今山东兖州一带。

3、青州：青州，指今山东半岛，尧时含辽东半岛。

4、徐州：《释名》：“徐，舒也，土气舒缓也。”

5、扬州：《释名》：“扬州之界多水，水波扬也。”

6、荆州：《说文》：“荆，楚木也。”《释名》：“荆州，取名于荆山也。荆，警也。南蛮数为寇逆，其民有道后服无道，先疆常警备之也。”

7、豫州：《释名》：“豫州，地在九州之中，京师东都所在。常安豫也。”

8、梁州：蔡沉曰：“梁州之境，东距华山之南，西据黑水。”

9、雍州：《释文》曰：“雍者，拥也。”蔡沉曰：“雍州之域，西据黑水，东距西河。谓之西河者，主冀都而言也。”

二、关于四渎

渎，《说文》：“沟也。一曰邑中沟。”古代有所谓四渎的地理概念。”《释名》云：“天下大水四，谓之四渎，江、河、淮、济是也。渎，独也，各独出其所而入海也。江，公也，诸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淮，围也，围绕扬州北界东至海也；河，下也，随地下处而通流也；济，济也，言源出河北济河而南也；海，晦也，主承秽浊其色黑而晦也。”

三、关于四海

海，《说文》：“天池也，以纳百川者。”《庄子·逍遥游》：“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在古代，四海指中国以外的远边。《尔雅·释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

四、关于五岳

岳，《尔雅》：“河南华、河西岳、河东岱、河北恒、江南衡。”又曰：“泰山为东岳，华山为西岳，霍山为南岳，恒山为北岳，嵩高为中岳。”

此外，古代地理还有十薮的说法。薮，《说文》：“大泽也。”《风俗通》：“薮，厚也，有草木鱼鳖所以厚养人也。”古代的那些薮，绝大多数已经淤积为平地或沼泽了。古代文献中有不少地理方面的专用字。在古代，还有根据山川和太阳的关系来命名地理的专用字。《谷梁传》曰：“水北为阳，山南为阳。所以，在古代以山川之朝阳或背阴而命名的地方很多。如淮阴，淮阳等等。对于今天的人来说，掌握了古代一些地名命名的由来以后，即可以根据古地名的称谓，大体知道该地所处的地理位置。

第六讲 汉字与古代祭祀文化

《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就是祭祀。据此可知，祭祀在古代被看成是国家的大事之一。祭祀，本来指子孙后代以某种特定的形式纪念死去祖先的一种宗教活动。由于我国从夏王朝开始就实行王权世袭制。这样，在家天下的夏、商、周乃至后来的封建时代，祭祀活动也就成为国家的重大事情之一。

祭祀行为的思想基础在于，先民对一些重大的或罕见的自然现象无法作出科学的解释，总以为有一个万能的神在主宰着一切。另一方面，当先民面对巨大的天灾人祸感到无法抗拒时，于是自然地想到祈求万能的神或祖先的神灵保佑。这样，祭祀——神道设教活动就产生了。《礼记·祭统》：“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者也。”这是说，当人的内心有这种需要时才会产生祭祀行为。

万能的神和祖先神灵究竟是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但在先民的观念中，相信上帝和祖先的神灵肯定是存在的，他们居于高深莫测的天上，且与人一样，有思想，知善恶，神圣而又万能，只要享受人间的祭祀，就能施展神威，保佑子孙平安或消除灾祸。基于这种观念，所以祭祀的方式也就必然以人的活动方式为原型而加以想象化。

根据对殷商甲骨卜辞的研究，早在殷代后期就已形成了一套规律严整的周祭制度。所谓周祭制度，就是在不同的天干日祭祀不同的祖先。殷代以祖先死之日所逢的天干命名祖先的庙号，因此，祭祖之日必与祖先之庙号相同。比如，在甲日祭祀殷的先祖上甲微等；乙日则祭祀大乙成汤等。所有的祖先都祭祀完一周，六十日一回转，一年六周祭，称为一祀，然后又从头开始。晚殷时期形成的五种周祭，内容包括：

1、彡祭，即肜祭，据字形其形式当是伐鼓之祭，至周代尚有此种祭法。

2、翌祭，据字形其形式当是舞羽之祭；

3、祭祭，即以酒肉祭；

4、祭，据字形其形式当属烝尝之祭，即以黍稷祭祖先神灵；

5、祭，据字形当与西周时的禘祭相同，也即大合祭。五种方式祭祀一周，恰好是一年，称为一祀。这就是《尔雅·释天》：“夏曰岁，殷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的由来。

在殷商甲骨文中，有130多个字是与古代祭祀活动有关的。到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里，还有67个与古代祭祀有关的篆字。通过分析这些文字，可以了解古代祭祀文化丰富的内涵与独特的方式。

一、祭祀的对象

上古时期人们迷信，祭祀的对象既众多而且祭祀又频繁。首先是祭祀祖先。《礼记·祭法》：“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礻帝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这是四代禘郊祖宗的成式。大抵上，言祖某者，皆是传说中某个王室氏族的始祖；言宗某者，皆是某个王朝的开国之君，均为直系世传。殷代的甲骨卜辞中常见祭高祖夔，即帝喾。甲日之祭，以上甲微的地位最高；乙日之祭，以大乙（成汤）的地位最显。

除了祭祀直系祖先而外，其它有功于后世或曾造福于后世者也祭之。《祭法》：“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汤以宽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灾，此皆有功烈于民者也。”

除了祭祀祖先神灵，天地日月山川也是祭祀的重要对象。《礼记·王制》：“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

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上古时期祭祀对象虽众多，祭祀虽然频繁，但也不是妄祭的，只有与自身密切相关的客观对象才祭祀。古汉字中有不少字是记载古代祭祀的。例如:祃，《说文》：“师行所止，恐有慢其神，下而祀之曰祃。《周礼》曰：‘祃于所征之地’。”祃是指天子出征时祭于所征之地的土地神。上古时期还有所谓望祭，即遥望山川而祭。

二、祭祀的道具

示，《说文》：“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三垂，日月星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示也。”甲骨文示字就象祭台之形，上边一横是祭品，左右两点是洒落的祭品。

宗，《说文》：“尊祖庙也。从宀，从示。”供奉祖先神主（牌位）的建筑物叫宗庙。

祖，《说文》：“始庙也。”供奉始祖及其它祖先神主的建筑物叫祖庙，也即宗庙。

祭祀，是中华民族一项重要的传统文化。古人非常重视祭祀，《论语·尧曰》：“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

三、祭祀的方式

古代的祭祀方式很多。例如:享，《说文》：“献也。从高省，曰象进熟物形。《孝经》曰：‘祭则鬼享之’。”甲骨文享字像有台基的宗庙形，享祭本指进献熟物于宗庙。《诗·商颂·殷武》：“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

祝，《说文》：“祭主赞词者。从示从人口。”祝祭，指祭祀时专门负责向上帝或祖先神灵进行祝祷的人。“以人口交神”，指在祭祀时人以口与神对话。当然，神是不存在的，只是人们想象中的人格神而已。

礼，《说文》：“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段玉裁注：“礼有五经，莫重于祭，故字从示。豊者，行礼之器。”

四、古代的祭祀种类

古代的祭祀种类很多。《尔雅·释天》：“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秋祭曰尝，冬祭曰烝。”《礼记·王制》：“天子诸侯宗庙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尝，冬曰烝。”这是所谓的四时之祭。

祠，《说文》：“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词也。从示司声。仲春之月，祠不用牺牲，用圭璧及皮币。”祠是一种以祝祷为主的祭祀仪式，因春季品物少之故也。董中舒《春秋繁露》曰：“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

礿，《说文》：“夏祭也。”礿，又作禴。《春秋繁露》曰：“礿者，以四月食麦也。”

尝，金文从示尚声，是秋祭之专字。《春秋繁露》曰：“尝者，以七月尝黍稷也。”

烝，《说文》：“进也。”《春秋繁露》曰：“蒸者，以十月进初稻也。” 除了四时祭而外，还有所谓的合祭等种类: 从祭祀的目的来看，有求福之祭，有祈求吉祥之祭，有祈求禳除灾害之祭，有求雨、祈求丰年之祭等。从祭祀所用的品物来看，有用酒肉祭的，如福字、祭字；有用血祭的，血，《说文》：“祭所荐牲血也，从皿、一，象血形。”有用玉祭的，如豊字；有用牺牲祭的，如牛羊豕，叫太牢、少牢；有用松柏祭的，如字；也有品物少而言辞多的祝祭；还有用人祭的，例如殷代卜辞中有用羌（俘虏）三百、一百的记载等。

第七讲 汉字与古代佩玉文化

在地下出土文物和传世文物中，恐怕要数玉器的品种花式最多了。毫无疑问，这与古人对玉的特性的认识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这个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丰富而又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玉文化。玉的出现，大约在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在浙江杭州湾河姆渡文化、山东、苏北的大汶口文化、江苏太湖周围的良渚文化、辽宁红山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等遗址中，均有大量精美的玉器出土，如玉玦、玉项链、玉璧、玉斧、玉戉、玉矛、玉戈、玉辰、玉琮，以及八卦玉版等玉饰器、玉制工具、兵器等。其中尤以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精美而又数量众多。

在常州武进寺墩3号墓中，一具二十岁左右的男子尸骨周围和身上，竟有一百多件玉器随葬品。玉璧24件，玉琮33件，其余是玉片。到商周以后，玉器的品种就更多了。从级别规模的角度来说，汉代的金缕玉衣则首屈一指。在出土的玉器中，除了一些工艺品而外，绝大多数是人们日常佩带的玉

饰，如玉璧、玉璜、玉衡、带钩等等。可见，上古时期人们是很重视用玉作为饰物的。据文献记载，周人是非常重视以玉为饰物的。周人重视用玉做饰物与我们今天的佩玉文化是否相同？这些，只有通过分析从玉而构造的汉字以及联系文献的记载才能得到较为完满的答案。

一、纯洁美好的宝物

玉，《说文》：“石之美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腮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不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技，洁之方也。玉虽出自石，但又不完全同于石，它在色泽、温度、纹理、声音、脆性和纯洁等方面有多种优良的物理特性。在周代，人们把玉的这些优良属性同人的道德品质联系起来，并以之喻指人的五种美德：仁、义、智、勇、洁。玉有如此多的美德，而以温为其首，所以古之君子总是身佩玉饰，用来时时警戒自己，严格要求自己，要像玉一样成为具有完美人格的人。汉字中以玉为义符而造表示玉饰的字很多。例如: 珩(héng)，《说文》：“佩上玉也，所以节行止也。从玉行声。”

琫（beng），《说文》：“佩刀上饰，天子以玉，诸侯以金。” 珌，《说文》：“佩刀下饰，天子以玉。”

瑬，《说文》：“垂玉也，冕饰。”

佩玉之习俗起自何时？已不可考。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有经磨制的玉器。在古代文学作品中，玉和人的美德相联系的描写也已很早。《诗·郑风·有女同车》：“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将翱将翔，佩玉将将。彼美孟姜，德音不忘！”可见，这位姑娘不仅貌美，而且有像玉一样的美好品德，真是表里如一。汉语里有不少与玉有关的词语，都是表示美好的意思的。如：金玉满堂，如花似玉等等。

二、祭祀和馈赠的礼物

正因为玉有如此多的美德，所以古人不仅把玉的美德作为做人的行为准则，而且也把玉作为重要的信物和礼物。《诗经·卫风·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

古人又以玉比喻美好的东西。战国时的秦国竟然愿意用十五城换一块和氏璧，也可见玉的价值。其他从玉的字，如：

圭，《说文》：“瑞玉也，上圜下方。公执桓圭，九寸；侯执信圭，伯执躬圭，皆七寸；子执榖璧，男执蒲璧，皆五寸，以封诸侯。从重土。”瑞玉，即信玉。圭的形制上圜下方，效法天圆地方。上古时期人们认为天是圜的，地是方的，于物往往制成上圆下方之形，人则是生活于天地之间的。

琥，《说文》：“发兵瑞玉，为虎文。从玉从虎，虎亦声。《春秋传》曰：‘赐子家双琥’。”上古时期曾用玉虎符调兵，或即牙璋。战国秦汉之际始以铜虎符代之。

上古时期，人们非常迷信，以为天帝神灵乃至祖先鬼神具有无穷的力量，能帮助人战胜各种艰难困苦，消除各种磨难，满足人所需要的一切。因此，用玉祭祀便是最好的礼物了。《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礼天地，即祭祀天地鬼神。可见，上古时期玉不仅是君臣交往的信物，而且是人神交往的重要信物。

《山海经·西山经》：“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坴山。……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源沸沸汤汤，黄帝是食是飨。”又曰：“天地鬼神，是食是飨。”这是说，玉是天地鬼神的食物，故而人要以玉祭祀之。在上古时期先民的观念中认为玉是“石之精美者”，能食，且食之能长生。

三、驱鬼避邪的神物

《山海经·西山经》：“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源沸沸汤汤，黄帝是食是飨。是生玄玉。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丹木五岁，五色乃清，五味乃馨。黄帝乃取坴山之玉荣，而投之钟山之阳。瑾瑜之玉为良，坚粟精密，浊泽而有光。五色发作，以和柔刚。天地鬼神，是食是飨；君子服之，以御不祥。”这是说，玉不仅可以供天地鬼神和祖先神灵食用，而且人也可以用来避邪，以抵御一切不祥之物的侵袭。

据研究，确切可知用玉避邪的，是汉代流行的刚卯。刚卯是用白玉制成的小版，上面有孔，以便佩系于身。刚卯上所写的这些文字，相当于符咒，就是用来驱鬼避邪的。1972年，安徽亳县凤凰台一号汉墓发现二枚刚卯，其大小形制及所刻文字与文献所记基本相同。用佩带玉器来驱鬼避邪的观念可能产生于春秋战国之际。

现代人也有不少佩玉的。然而，周代人佩玉主要是用来加强自身修养，使自己成为具有像玉一样的美德，今人佩玉则是为了避邪，文化观念已截然

不同了。一个人只要正气旺盛，心胸坦荡，光明磊落，任何邪气都不会侵犯，也侵犯不了，焉用避之？倘若心术不正，卑鄙龌龊，总想着如何盘算别人，那么，就是穿着金缕玉衣，也避免不了邪气的侵袭，而整日惶恐不安。

此外，古代还有在死人口中放玉的习俗。种种文化学的解释，似乎皆不足信。较为科学的解释，是为了防止尸体腐烂，以便长久保存，这恐怕是其真正的用意。因为地下水分充足，玉显得特别的凉，低温可以防腐。

在现代，有不少人起名字往往用从玉的一些字，以表示自己像玉一样纯洁、温顺、善良和美好的心愿。传说中五帝之一的颛顼，就是瑞玉的意思。

相信玉在美化人们的生活方面一定能起到重要的作用，给中国人的生活带来更加美好的享受。而中国人对玉文化的研究，也早已成为一门学问。

第八讲 汉字与古代诗歌、音乐、舞蹈

在中国很久以前就已注重诗歌音乐对人的教化作用了。中国最早的文献《尚书?舜典》记载说：“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这是说上古时期的舜让夔(kuí)担任乐官，负责教子弟学习诗歌音乐，使子弟们学会怎样做人。

一、汉字与古代诗歌

音乐对人们的教化作用，荀子有很精辟的论说：“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这是说，音乐舞蹈歌唱是人性之自然流露和表现，是人所不可避免的行为。南宋朱熹解释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自从有了人类，就有诗歌、音乐、舞蹈。

诗歌的初始形式是古歌谣，是人们口头歌唱的，如《击壤歌》。歌辞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经孔子删定后还有305篇，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堪称是世界诗歌史上的奇葩。到了唐代，更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鼎盛时期。涌现出那么多的诗人佳作，可以说中国是诗的王国。

二、汉字与古代音乐

音乐，是伴随着人的情绪而产生的一种抒发情感的重要形式。《吕氏春秋?古乐篇》：“乐所由来者尚也，必不可废。有节有侈，有正有淫矣。贤者以昌，不肖者以亡。”又曰：“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可见中国的音乐其由来已久。有音乐，就必然有乐器。殷代甲骨文中就有不少是表示乐器名的字。这些字直观而又形象，足以说明古代音乐的发达。如：乐、磬、甬（钟）、壴（鼓）、缶、、琴、瑟、笙、簧等字。乐，根据小篆字形来看，属于弦乐器，是在有装饰物的支架上绷上多根弦，可以弹奏，大约类似于后世的空篌。

磬，是石制打击乐器，它的形状象木工用的直角木尺，在直角处有一个小孔，拴上绳以便悬挂。据考古挖掘，最早的石磬出土于山西夏县车下沟遗址，是公元前2000年的遗物，约当夏朝时。

甬象钟有甬可以悬挂，诸如古代马车篷盖边缘和马脖子下悬挂的小铃一样的东西。较早的金属钟是长安普渡村长墓出土的甬编钟，是西周早期的文物。编钟最多的是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一套编钟，共有20多件。同墓出土的还有楚王盦章镈。

壴，是鼓字的初文，中间是鼓体，下是支架，上是羽毛之类的装饰。文物中曾出土战国铜鼓，以及汉代画象石中都有这种样式的鼓。[3]《黄帝内经》：“黄帝与蚩尤战，玄牛制夔牛鼓。”说明黄帝时已有牛皮鼓了。

缶，是陶制的器皿，除了供人使用而外，还可以当作乐器来敲击。《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秦王与赵王渑池会，蔺相如使秦王击缶的故事，就是把小酒坛子当作乐器让秦王敲打的。

琴和瑟，都是弦乐器。甲骨文、金文琴字，就象在木支架上按有琴弦的乐器之形。据说琴是神农氏所发明的；瑟是伏羲氏所作的弦乐器。

除了打击乐和弦乐器之外，古代很早就有吹奏的管乐器了。笙，也是一种多管的吹奏乐器。竽，成语“滥竽充数”的故事是大家所熟悉的。

由于音乐起源较早，历经若干年的发展演变，内容不断充实，因此古人还总结出一套较为完整的音乐理论。作为这种理论的结晶是《礼记?乐记》和《荀子?乐论》。《礼记?乐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音乐对人们的教化作用，有一个成语可以得到证实。孔子曰：‘……若夔者，一而足矣…”这是说，有夔一个人来负责用音乐来教化人民就足够的了。

不同的乐器所发出来的音，在古人看来，它们的象征意义也不一样。《乐论》曰：“声乐之象：鼓大丽，钟统实，磬廉制，竽、笙、箫和，筦钥发猛，埙、篪翁博，瑟易良，琴妇好，歌清尽，舞意天道兼。”还说：“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

在古代，对各种声音和韵律也加以总结和整理，有所谓“六律五声八音”之说。见《尚书?益稷》，说明“六律五声八音”之说由来已久。五声，《汉书?律历志》曰：“声者，宫、商、角、征(zhǐ)、羽也。所以作乐者，谐八音，荡涤人之邪意，全其正性，移风易俗也。八音，土曰埙(xūn)，匏(páo)曰笙，皮曰鼓，竹曰管，丝曰纟玄，石曰磬，金曰钟，木曰木兄。五声和，八音谐，而乐成。”

传说上古时期有几种著名的乐曲。《庄子?天下篇》亦曰：“黄帝有《咸池》，尧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汤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乐，武王周公作《武》。”不过，这些古乐曲，今已不可得而闻其详，仅存其名而已。

三、汉字与古代舞蹈

关于舞蹈的起源，古代说法颇为不同。《吕氏春秋?古乐篇》：“昔陶唐氏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阏而滞着，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这是关于舞蹈起源于健身的说法。前引《荀子?乐论》和《诗?大序》是关于音乐舞蹈起源于人的感情的自然流露的说法。从文献资料、古文字材料和考古资料来说，又有关于舞蹈是起源于原始宗教祭祀活动的说法。据文献记载，汤之时有七年大旱，于是汤就装扮成尸，为民雩而祷雨，老天为之感动，果然下起雨来了。这雩而祷，就是以舞蹈的形式祈求苍天佑助的宗教祭祀形式之一。形成于殷代晚期的周祭制度，共有五种祭祀形式。其中有一种叫翊祭，就是舞羽之祭。

在新石器时期的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有舞蹈纹饰的彩陶盆，是考古发掘所知最早的有关舞蹈的文物遗存。舞蹈的起源，可能与古代宗教祭祀有着直接的关系。常见与舞蹈有关的汉字有：無、异、鬼、畏等。

無，是舞字的初文，甲骨文和早期金文就象人手拿舞具在翩翩起舞的形状。后来加舛，造了个舞字。舛是人的双脚之形，表示舞蹈主要是人脚的动作行为。古代有文舞和武舞两种。

畏，也象鬼头之形。《说文》：“恶也。从甶，虎省。鬼头而虎爪，可畏也。”甲骨文畏字象人头戴假面具，手拄拐杖的形象。实际上鬼字象人头戴假面具舞蹈的形象，与常人不同，故使人见而生畏。

第九讲 汉字与古代社会生活

“民以食为天”，所以衣食住行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需要，也是社会生活最主要的内容。上古时期先民的生活状况，既可以通过古代文献的记载来了解，还可以通过古汉字来了解。因为古汉字是古代社会的真实写照，是活的化石。

一、古汉字与先民的衣着服饰

冠，《说文》：“絭（juàn）也，所以絭发，弁冕之总名也。从冖、元，元亦声。冠有法制，故从寸。”冖，是用布把头发覆盖住；元是人头，表示用冖覆盖在人头上；帽子因人而异，尺寸有大小，所以冠字又从寸。古代人成年以后才戴帽子，叫弱冠。《礼记?曲礼上》：“人生十年曰幼，学；二十曰弱，冠。”男子到二十岁，行成人礼，称为弱冠。戴上帽子，约束头发，不使散乱，表明已经成人，寓意应该约束自己的行为言语，不可散漫随便。同时也意味着可以生育后代了。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人才不断地成熟起来。

衣，《说文》：“依也。上曰衣，下曰裳，象覆二人之形。”古代的衣专指上衣，下衣则叫常或裳。《诗?齐风?东方未明》：“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

之倒之，自公召之。”可见古代的衣和裳的确是分上衣和下裙两种的。

古代的裳和今日的裙子有所不同，几幅布并不缝到底边，还留些缝，以便蹲坐行走。古人在裳的前面加上一幅布，用以遮住中缝，其作用是“自蔽”。这块布叫韠，或叫绂。古代帝王和大臣穿的龙袍和官服，前面总有一块八寸宽左右的彩布挂着，那就是上古时期的绂。这是古代服饰制度的遗存，现在已很少有人知其来历了。

古代除了朝服、祭服和丧服而外，一般衣服皆有一定的尺寸规矩。衣服应合身，不露体，同时要便于人的活动。

古代人穿衣服有贵贱之分。天子穿衮服。衮，《说文》：“天子享先王，卷龙绣于下常，幅一龙，蟠阿上乡（向）。”裘，《说文》：“皮衣也。”《礼记?曲礼上》：“童子不衣裘裳。”《内则》曰：“二十而冠，始学礼，可以衣裘帛。”这是说，人到长大成人，有教养以后才能穿裘服，以显示人的身份地位。

二、汉字与先民的饮食炊具

《韩非子?五蠹篇》：“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上古之时，人民少，因而可以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但所食者，皆为生食，伤害腹胃，所以民多疾病。自从燧人氏发明火以后，人民的饮食习惯就有了很大的改变。后来，神农氏教民稼穑，遂有五谷稻菽之食。从此，中国便有了农业生产。有了农业生产，先民也就创造了一批与农业相关的文字。例如，禾，《说文》：“嘉谷也。二月始生，八月而孰（熟），得时之中，故谓之和。”甲骨文、金文“禾”字就像谷穗之形。甲骨文中已有不少从禾的字，说明中国农业的悠久和发达，如黍，秋，颖，秒，穆，粱、米。

年，《说文》：“五谷熟也，从禾，千声。”甲骨文年字就像人抱着成熟的禾之形，表示有收成，并不从千声。由于古代一年种植一季，于是就用年字表示一年的时间。

耒，是耕地用的农具。《说文》：“手耕曲木也，从木推耒。古者垂作耒耜以振民也。”金文耒字就像木犁之形，据说是一个叫垂的人发明的。

甲骨文还有一些表示饮食用的各种炊具字。炊具字，如鼎，《说文》：“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象析木以炊，贞省声。昔禹收九牧之金，铸鼎荆山之下。入山林川泽者，离魅魍魉莫能逢之，以协承天休。”离，读魑；魑魅魍魉，古代传说中指山林川泽中的精灵鬼怪。

盛酒器在商代很多，如酉，爵，此外还有角、觥、尊等饮酒器。古代饮食器和酒器种类之多，说明古代人的生活丰富多彩。据史书记载，殷商王朝就是亡在君臣嗜酒成风上。所以，西周王室很重视戒酒。

古代人的饮食，还有肉类。如美，《说文》：“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与善同义。”还有鱼、蛋和其它菜蔬等。甲骨文中还有专门表示人用餐过程的字，如食字。《说文》：“食字像人张嘴吃饭之状，因而也指人所吃的饭食。古语曰“民以食为天”，食与民生是最为重要的，所以汉字里早就有食字。

三、汉字与先民的居住条件

《易?系辞下》：“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礼记?礼运》：“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韩非子?五蠹》篇：“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这是上古时期先民居住情况的记载。巢居和穴居，因地之宜而居处有所不同。南方炎热多雨，气候潮湿，地势低洼，不宜穴居，故先民构木为巢。至今湖广一带南方人居住的竹楼，是其遗俗。北方气候干燥，地势高爽，宜于穴居野处。至今陕北一带的人居住的窑洞，当是古之遗俗。古汉字里有不少字能真切地反映先民居住的情况。例如屋，《说文》：“山石之厓岩，人可居。象形。”厂（hǎn）是悬崖峭壁之形，人可居住。人依傍山崖而居，不宜直立，将人头顶上部之山崖稍稍凿空之，以便直立行走，就是广（yǎn）字。所以，从广之字也与人居住的房屋有关。如庐，《说文》：“寄也。秋冬去，春夏居。”又如厩，马舍也。庑，堂下周屋也。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民生活的水平也随之改变，已不再居住在悬崖峭壁底下了。

四、汉字与古代交通

前，甲骨文写作歬，《说文》：“不行而进谓之前，从止在舟上。”人不用腿走就能向前，在古代只有坐船或坐车。故许慎说“从止在舟上”。船是古代重要的交通工具之一。《易?系辞下》：“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夬。”这是说帝尧的儿子丹朱不学好，陆地行舟以取乐，说明帝尧时已有舟了。

车，《说文》：“舆轮之总名，夏后时奚仲所造。象形。”甲骨文和早期金文车字就象一辆完整的车子之形。到了商、周时车子已经用于狩猎和战争。《诗?小雅?车攻》：“我车既攻，我马既同。”这是说准备好车马去狩猎。现代战争中的坦克及其战法，就是从古代戎车及车战发展而来的。古代庶民也可以坐车。古代一般人外出仍是靠两条腿徒步行走。如，行，《说文》：“人之步趋也。”徒，“步行也。”辵(chuò)，“乍行乍止也。”迹，“步处也。”另外，甲骨文出、各、止、正等字都从足，表明所表示的意义皆与人足的动作有关。

第十讲 汉字中所见之古代发明家

中华民族向以四大发明着称于世。其实，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上，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伟大发明。正是由于这些发明创造，给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从而构筑了中华民族悠久而又色彩斑斓的物质文化和辉煌的精神文化。王充《论衡·对作篇》：“仓颉之书，世以纪事；奚仲之车，世以自载；伯余之衣，以辟寒暑；桀之瓦屋，以辟风雨。”此皆造福于千秋万代者也。

下面我们将上古时期的发明家及其发明成果加以整理，使之昭示天下，人皆尽知。１、仓颉造字。《韩非子·五蠹篇》：“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谓之厶，背厶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已知之矣。”许慎《说文解字·叙》：“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tí háng）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qì）。”书契，就是文字。传说仓颉是黄帝时的史官，文字是他发明创造的。文字的发明创造，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指出：文明社会 “始于标音字母的发明和文字的使用。”文字的发明创造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加速度地向前发展。《淮南子·本经训》：“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

２、伏羲画八卦。《易·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伏羲，又写作庖牺。伏牺氏是传说中华夏民族的祖先，实际上应是远古时期氏族部落的首领。据说八卦是他发明的。

３、庖牺发明瑟。《世本·作篇》：“包牺氏作瑟。瑟，洁也，使人精洁于心，纯一于行也。”《说文》：“瑟，包牺氏所作弦乐也。”《世本·作篇》：伏羲作琴，神农作瑟。”古书记载不完全相同。

4、包牺氏结绳为网。《易·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作结绳而为网罟(gǔ)，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古代的网既可用来田猎，也可用来捕鱼。这是人类生产工具从自然界获得生活资料。

5、垂发明耒。《说文》：“耒，手耕曲木也。古者垂作耒耜以振民也。”耒耜，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木犁，传说是神农氏时代一个叫垂的人发明的。这就是说，我国的农耕时代，是从神农氏时开始的。我国古代把包牺、神农、黄帝列为三皇，以少昊、高阳、高辛、唐尧、虞舜为五帝。班固曰：“教民耕稼，故号曰神农。”神农是传说中农业和医药的发明人。

6、伯益发明井。《淮南子·本经训》：“伯益作井，而龙登玄云，神栖昆仑。”伯益是黄帝时人。

7、共鼓、货狄发明舟楫。《说文》：“舟，船也。古者共鼓、货狄刳木为舟，剡木为楫，以济不通。”甲骨文舟字像独木舟之形，与文献的记载完全吻合。

8、奚仲造车。《说文》：“车，舆轮之总名。夏后时奚仲所造。象形。”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然则非奚仲始造车也。”说明夏禹时车子已很完备，奚仲可能是对车子加以改进的人。甲骨文车字就像一辆真实的车子之形，而殷墟遗址车马坑出土的商代战车，与字形完全一样。

9、公输班发明硙。以往我们只知道公输班发明锯，不知道他还发明磨。《说文》：“硙（wèi），磨也，古者公输班作硙。”磨，是加工粮食的一种家庭用具，石制，比起用石臼和杵（chǔ）加工粮食来说，既快质量又好。

10、昆吾发明匋。《说文》：“匋，瓦器也。古者昆吾作匋。”可证昆吾是陶器的发明人。据说“壶”也是昆吾发明的陶器。

11、雍父发明舂杵臼。《说文》：“舂，捣（捣 dǎo）粟也，从廾（双手）持杵临臼上。午，杵省也。古者雍父初作舂。”这些生活用具现在已很少见到了。

12、少康发明箕帚。曹操《短歌行》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惟有杜康。”以往我们只知道杜康是酒的发明人，其实他还发明了扫帚。

13、仪狄发明酒醪，杜康发明秫酒。《说文》：“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恶。酒醪，汁滓酒，即浊酒。秫酒，黍稷（粘米）所造的酒，相当于南方的黄酒。说明早在夏禹时杜康就已发明了酒。对于酒这种甜美的饮料，大禹饮而远之，以免嗜物丧志，商纣因嗜之而亡国，不幸被大禹言中。

14、挥发明弓，夷牟发明矢。郭景纯注引《世本》曰：‘牟夷作矢，挥作弓。’挥，黄帝臣。”挥和夷牟皆是黄帝臣。《山海经·海内经》：“少暤（hào）生般，般是始为弓矢。”说般是弓矢的发明人。

15、宿沙发明煮盐。《太平御览》卷八六五：“宿沙作煮盐。”齐国近海，宿沙卫煮盐，这就是因地制宜，以利万民。

16、芒氏发明罗。《说文》：“罗，以丝罟（gǔ）鸟也。古者芒氏初作罗。”网和罗是一类器物，都是田猎的工具。

17、黄帝发明冕。《说文》：“冕，大夫以上冠也。可见古代做官戴的帽子，是从黄帝时开始的。之所以做成“邃延垂瑬紞纩”那种样式，表示做官要正直，言语行为，严格要求自己，做到目不斜视，耳不听闲言碎语。

18、乌胄发明簙。《说文》：“簙，局戏也，六箸十二棋也。古者乌胄作簙。”簙，后世作博。博，一种游戏，用六根筷子，十二个棋子，这是棋的最早发明。后世赌博就是从这种游戏发展演变而来的。

19、巫咸发明巫术。《说文》：“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两袖舞形。与工同意。古者巫咸初作巫。”

20、巫彭发明医术。《说文》：“医，治病工也。古者巫彭初作医。”醫和医是两个字。医，《说文》：“盛弓弩矢器也。”医是古代的弓套，而“醫”才是以酒治病的专用字。

21、祝融发明市场。《世本·作篇》：“祝融作市。”《说文》：“市，买卖所之也。”《周礼》：“五十里有市。”祝融氏是传说中的古帝。可见祝融氏不仅是市场的开拓人，而且是上古时期管理火的官。

22、叔均发明牛耕。《山海经·海内经》：“稷之孙曰叔均，是始作牛耕。”稷是周人的始祖。

23、隶首发明数。《后汉书·律历志》：“隶首造数。”注：“隶首，黄帝时臣。”

用天干配地支纪日，是我国本土文化特有的。最早只用来纪日，不纪年。最早记载历法的文献是《尚书·尧典》。由上可见，我国古代远不止四大发明，我们不能忘记祖先的伟大发明和巨大贡献。

第十一讲 汉字与四大灵物

中国古代文化里的四大灵物，指的是龙、凤、龟、麒麟。这四种动物，被看作是吉祥之物。《礼记•礼运》篇：“何谓四灵？麟、凤、龟、龙。”为什么这四种动物被看成是灵物呢？这是因为，这四种动物分别代表了四类动物，而它们又是四类动物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大戴礼记•易本命》：“有羽之虫三百六十，而凤为之长；有毛之虫三百六十，而麒麟为之长；有甲之虫三百六十，而神龟为之长；有鳞之虫三百六十，而蛟龙为之长；倮之虫三百六十，而圣人为之长。此乾坤之美类，禽兽万物之数也。故帝王好坏巢破卵，则凤凰不翔焉；好竭水搏鱼，则蛟龙不出焉；好刳胎杀夭，则麒麟不来焉；好填溪塞谷，则神龟不出焉。”龙，作为一种吉祥物，其由来已久。在一些出土的新石器时期的玉器上，就雕刻有龙的形象。例如，陕西北首岭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遗址出土的蒜头瓶上画有像龙样的鱼纹。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出土有蚌塑龙。属于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玉龙，形似蛇，生动形象，距今已有五千多年。

还有与红山文化相当而早于良渚文化的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四号墓中出土的玉龙，玉人，玉龟和玉龙凤璜等。属于河南龙山文化一系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彩绘陶盘上的蟠龙纹，显然是以蛇为原型的。龙原来可能是一种实际存在的动物，似蛇，后来渐渐演化为神物了。

在殷代中晚期，甲骨文和金文里就早已有“龙”这个文字符号了。它的形象，有头角，大嘴，有长而弯曲的身体，一般写作之形。《说文》曰：“鳞虫之

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

据古书记载，古代还有专门豢养龙的官，他们的后代就叫豢龙氏。《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秋，龙见于绛郊。魏献子问于蔡墨曰：‘吾闻之，虫莫知（智）于龙，以其不生得也，谓之知，信乎？’对曰：‘人实不知，非龙实知。古者畜龙，故国有豢龙氏，有御龙氏。’献子曰：‘是二氏者，吾亦闻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谓也？’对曰：‘昔有飂（liào）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实甚好龙，能求其耆欲以饮食之，龙多归之，乃扰（驯也）畜龙，以服事帝舜。有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夏后飨之，既而使求之。”这则故事足以说明龙本来是一种可以豢养和食用的动物。《韩非子•说难》曰：“夫龙之为虫，可狎而骑也，然喉下有逆鳞径尺，婴（撄）之则杀人。”

龙究竟是何物呢？龙的原型，有说是鳄鱼，也有说是蛇等动物。也有人研究认为，龙是一种虚拟的生物，是古代中国某一部族的图腾，是氏族的象征。后来与东方以凤为图腾的氏族融合，渐渐扩大为整个中华民族的象征。但是，在中国古老的典籍《周易》里，多处论说到龙的存在。“干”卦：“潜龙勿用”；“见龙在野，利见大人”；“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见群龙无首，吉”等等。这是关于龙的最早而又最深奥的精神文化，孔子已对此作了精辟的解释。

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自称是龙的传人，且龙又是一种吉祥物，于是在人们的服饰器具上就有用龙作为原型的玉佩、玉饰、青铜器纹饰、其它雕塑等。以龙作为标志，则是西周时开始的。《司马法•天子之义》曰：“章：夏后氏以日月，尚明也；殷以虎，尚威也；周以龙，尚文也。”章，指胸前和背后衣服上的标记。到了封建时代，龙便成为帝王的象征，即所谓的真龙天子。而普通的老百姓，自然是不能成为龙的。不过，人们还是希望自己的后代能够成为龙，这就是成语“望子成龙”。正因为龙是吉祥之物，所以，每到逢年过节，人们总是用舞龙狮这一形式来庆贺佳节，这已成为古今中国人以及海外华人庆贺佳节的重要方式。

凤，殷代甲骨文写作之形。《说文》：“凤，神鸟也。天老（黄帝臣）曰：‘凤之像也，麐前鹿后，蛇颈鱼尾，龙文龟背，燕颔鸡喙，五色备举，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翱翔四海之外，过昆仑，饮砥柱，濯羽弱（溺）水；莫（暮）宿风穴，见则天下大安宁。’”凤作为吉祥物，由来也已久远。西安半坡遗址曾出土彩陶鸟纹钵，说明早在新石器时期，鸟（凤的原型）就已被人们作为一种美好和善良的动物来表现了。根据《说文》和其它古籍的记载，凤出于东方之国，是古代少昊族的图腾。故该国的官员皆以鸟为名，而凤为其首。

而《宋书•符瑞志》则附会道：“武王没，成王少，周公旦摄政。七年，制礼作乐，神鸟凤皇见，蓂荚生乃与成王观于河洛。至于日昃，荣光并出，幕河，青云浮至，青龙临坛，衔玄甲之图，坐之而去。礼于洛，亦如之。玄龟青龙，苍光止于坛。背甲刻书，赤文成字。周公援笔以世文写之，书成，文消，龟随甲而去。其言自周公讫于秦汉。盛衰之符，麒麟游苑，凤皇翔庭。成王援琴而歌曰：‘凤皇翔兮于紫庭，余何德兮以感灵？赖先王兮，恩泽臻于胥乐兮民以宁’。” 在这段文字中，四大灵物全部出现，都是作为吉祥的象征，说明在南北朝以前，四大灵物作为吉祥物象征的观念，早已形成。

由于龙和凤都是吉祥的动物，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龙往往作为雄性的象征，凤则作为雌性的象征。这种观念由来已久，近年出土了不少战国时期的夔龙衔凤玉器，说明那时已开始把两种吉祥物联系到一起，作为男女相爱和种族繁衍的象征。到秦汉之际，又有人首蛇（龙）身两尾交媾的伏羲和女娲的传说和画像。传说他们是人类的始祖，华夏民族就是由他们传下来的。所以，中华民族把自己看作是龙的传人，是源远流长的。

“龙凤呈祥”，“龙飞凤舞”这些语词，即表现出雌雄相嬉、吉祥如意的美好景象和美好的祝福。这种观念，在传统服饰上也得到充分的反映。古代天子穿的衣服叫龙袍，衣服上绣着龙的形象，周代叫衮服，王后戴的头饰则叫凤冠，象征婚姻的幸福美满。

龟，甲骨文写作之形，就像一只侧视的乌龟。刘向曰：“龟千年而灵，蓍百年而神，以其长久，故能辨吉凶。”据说，古天子所用来占卜的龟甲边宽一尺二寸，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九江一带盛产大龟，所以规定九江要进贡大龟，以供天子占卜所用。而大龟也被作为宝物赠送予他人。大龟用于占卜，其由来已久，早在新石器时期当已有之。在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四号墓出土的文物中，有一件很珍贵的文物，就是玉龟和玉版。玉龟用玉雕成，圆形，分背甲和腹甲两部分。长方形玉版夹在玉龟背甲和腹甲之间，可能是占卜所用的。《黄帝出军诀》有“元龟衔符”的说法。玉在古代被认为是纯洁而有多种美德之物，龟又是长寿灵验之物，所以，玉龟和玉版迭压在一起，其宗教文化内涵应是相当丰富的。

麐，《尔雅•释兽》：“麕身牛尾一角。”现在写作麟。甲骨文写作，上从鹿，下从文。《说文》曰：“麐，牝麒也。”又曰：“麒，仁兽也。麕身牛尾一

角。”据此说以及甲骨文字形，则麒麟似鹿，头上长一个角，身上披鳞甲。《公羊传•哀公十四年》：“麟者，仁兽也。”何休注：“状如麕，一角而戴肉。设武备而不为害，所以为仁也。”原来麒麟还是一种仁兽，所以才被尊为毛虫之长。传统文化强调以仁德治国治天下，所以尊崇麒麟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左传•哀公十四年》曰：“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孙氏之车子鉏商获麟，以为不祥，以赐虞人。仲尼观之，曰：‘麟也。’然后取之。”服虔注曰：“麟非时所常见，故怪之以为不祥也。仲尼名之曰麟，然后鲁人乃取之也。明麟为仲尼至也。”这是说，鲁哀公西狩获麒麟，是因为圣人孔子将要来到鲁国，所以才有这吉祥的预兆。不知从何时起，民间每逢过年时，一些人就用竹片和彩纸做成麒麟的形状，上街玩耍并上门道喜讨钱。新春伊始，麒麟来到门前，是吉祥的象征，所以住户为讨个吉庆，不得不给钱。这种习俗至今在苏北及其他乡村犹存。

第十二讲 汉字与书法艺术

文字的基本作用是它的记录语言的交际功能。也就是说，文字是语言社会的成员在相互交往、传递信息过程中经常使用的交际工具。然而，汉字还有她独特的美学功能，即汉字还可以作为一种艺术供人们欣赏，可以陶冶人们的情操。这是其它民族的文字所不具有的。汉字的这种作用是由汉字的基本特征决定的。鲁迅先生在《门外杂谈》中谈到汉字时曾说：“中国文字的基础是象形”，“写字就是画画。”虽然汉字绝大部分是由图画发展演变而来的，但是，汉字与画画在本质上还是有区别的。汉字不仅有一定的形体，还有明确的意义和固定的读音。当人们在运用汉字进行书写时，实际是在向他人表述一种思想、情感，或陈述一个事件。伴随这个过程的，是人们在运用语言进行组词造句。这是画画所不具有的。鲁迅先生在《汉文学纲要》中又说，中国文字“具有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正因为汉字源于画画而又取得了独立发展的特性，所以汉字在脱离绘画的畛域之后，“更以其净化了的线条美表现出和表达出种种形体姿态、情感意兴和气势力量，终于形成中国特有的线的艺术：书法。”李泽厚还说：“汉字书法的美也确乎建立在从象形基础上演化出来的线条章法和形体结构上，即在他们的曲直适宜，纵横合度，结体自如，布局完满。”

汉字从原始图画脱胎出来以后，经过若干年的演化，变为殷代甲骨文、金文，字体苍劲凝重，形态丰富多样，笔画的线条化亦渐趋成熟。由于要因物取势，所以布局上也开始考虑到有一定的装饰效果。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辩证发展》一文中说：“本来中国的文字，在殷代便具有艺术的风味。殷代的甲骨文和殷、周金文，有好些作品都异常美观。留下这些字迹的人，毫无疑问，都是当时的书家，虽然他们的姓名没有流传下来。但有意识的把文字作为艺术品，或者使文字本身艺术化和装饰化，是春秋时代末期开始的。这是文字向书法的发展，达到了有意识的阶段。作为书法艺术的文字与作为应用工具的文字，便多少有它们各自的规律。”郭沫若还在《周代彝铭进化观》一文中进一步明确指出：“东周而后，书史之性质变而为文饰，如钟镈之铭多韵语，以规整之款式镂刻于器表，其字体亦多作波折而有意求工。„„凡此均于审美意识之下所施之文饰也，其效用与花纹同。中国以文字为艺术品之习尚当自此始。”例如战国中山王壶铭文。

关于殷周青铜器铭文中的文字，有人评论说：“中国古代商周铜器铭文里所表现章法的美，令人相信仓颉四目窥见了宇宙的神奇，获得自然界最深妙的形式的秘密。”“通过结构的疏密，点画的轻重，行笔的缓急„„，就像音乐艺术从自然界的群声里抽出乐音来，发展这乐音间相互结合的规律，用强弱、高低、节奏、旋律等有规律的变化来表现自然界社会界的形象和内心的情感。”“至其悬针垂韭之笔致，横直转折，安排紧凑，又如三等角之配合，空间疏密之调和，诸如此类，竟能给一段文字以全篇之美观。这美莫非来自意境而为当时书家精意可知也。”所以说：“甲骨、金文之所以能开创中国书法艺术独立发展的道路，其秘密正在于它们把象形的图画模拟，逐渐变为纯粹化了的抽象的线条和结构。这种净化了的线条——书法美，就不是一般的图案花纹的形式美、装饰美，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有意味的形式’。„„它是活生生的、流动的、富有生命暗示和表现力量的美。中国书法„„是远为多样流动的自由美。行云流水，骨力追风，有柔有刚，方圆适度。它是每一个字，每一篇，每一幅都可以有创造、有变革，甚至有个性，并不作机械的重复和僵硬的规范。它既状物又抒情，兼备造型和表现两种因素和成分，并在其长久的发展行程中，终以后者占了主导和优势。„„它们竟成了中国各类造型艺术和表现艺术的灵魂。”

汉字发展到战国中后期，其书法艺术美更是异彩纷呈。也就是说，它除了实用价值之外，书艺美的功能更得到充分发挥，渐至难于辨识，几失其作为书写工具的基本作用。如楚国的蝌蚪文，越国的鸟虫书。因此，到秦统一中国以后，秦王在丞相李斯的主持下，伴随着政治统治的需要，开始了有史以

来最有深远意义的统一文字的工作，小篆也由此应运而生。尽管秦王朝统一文字的工作主要是出于政治的需要，但汉字所特有的书法艺术美，并未因此而消失，反而以其全新的面貌展示在世人的面前。例如秦会稽刻石小篆。

唐代文字学家兼书家李阳冰评论说：“缅想圣达立卦造书之意，乃复仰观俯察六合之际焉。于天地山川得玄远流峙之形，于日月星辰得经纬昭回之度，于云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于衣冠文物得揖让周旋之体，于须眉口鼻得喜怒惨舒之分，于虫鱼禽兽得屈伸飞动之理，于骨角齿牙得摆抵咀嚼之势。随手万变，任心所成，可谓通三才（指天地人）之品，汇备万物之性状者矣。”

正因为篆字一方面以其实用价值传布于中国，另一方面又以其全新的美感——圆弧形的线条和柔美的体态——呈现在世人面前，而越发展现其艺术性。这样，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的实用性。于是，从它诞生不久，就有人开始对它进行改造，用以增强它的实用价值。

于是，为“篆书之捷”的隶书便得以形成。再进一步实用化，又有章草，行书和楷书等形式产生。尽管汉字的发展由于人为的力量不 断地突出其实用价值，然而，其“线的艺术”的功能并未发生动摇。所以，郭沫若说：“篆书隶书随着时代的发展，相继而走下舞台，不为一般所用，但如果作为艺术品，它们依然具有生命力。今天的书家照旧可以写篆书隶书，或者临摹甲骨文，金文，石鼓文，章草，狂草，历代碑帖，只要具有丰富的艺术性，便可以受到欣赏，发挥使人从疲劳中恢复的作用。”

正因为汉字以它自身独特的线条在造型和表现艺术方面给人以一种美的享受，美的陶冶，美的追求和美的创造，所以，在中国历史上相继产生了像晋代王羲之、王献之，唐代欧阳洵、张旭、贺知章、李阳冰、怀素、颜真卿、柳公权，宋代苏轼、黄庭坚，元代赵孟，明代董其昌，清代邓石如、吴昌硕等一系列书法大家，真可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并有像《兰亭序》、《藏真自序》（怀素自序）那样的书法珍品和“颜筋柳骨”的技艺，从而构成了中国独有的艺术种类。

书法已成为中国特有的艺术种类，于是，也就相应地产生了一门对书法艺术进行研究的学问——书道，中国则仍叫书法。据清代王锡侯《书法精言》一书介绍，书法之要，首先是执笔，其次是“永”字八法。下面就《书法精言》所引，简要介绍执笔和“永”字八法的要点。

1、执笔之要。晋卫夫人曰：“学书先学执笔。”王锡侯注曰：“执笔一差，终身受弊。”宋黄山谷曰：“字中有笔，如禅家句中有眼。”又曰：“古人学书无异，但能用笔耳。”南唐李后主（李煜）曰：“书有七字法，谓之拨镫。自卫夫人并钟（繇）王（羲之）传授欧阳（询）颜（真卿）禇（遂良）陆（希声），流于此日。所谓法者，擫钩揭抵拒道送是也。”陈思曰：“镫，马镫也。盖以笔管着中指名指尖令圆活易转动也。”“执笔直，则虎口圆活如马镫，足踏马镫浅，易于转换，手执管浅，易于拨动也。”宋钱若水曰：“拨镫之法，唐陆希声得之。凡五字：擫押钩抵格（同拒）。用笔双钩，则点画遒经，而尽妙矣。李后主得此法，复增二字，曰‘道送’。” 擫者，大指骨上节下端欲直，如提千钧（擫，音咽，同捺）。擫者，捺食指着中节傍（以上二指着力）。钩者，中指着指尖钩笔令向下。揭者，名指揭笔，中指抵住。拒者，中指钩笔，名指拒定（二指主运笔）。道者，小指引名指过右。送者，小指送名指过左（以上一指主牵过）。

2、“永”字八法之要。唐翰林《禁经》曰：“八法起于隶字之始（楷书一名隶），自崔、张（崔瑗、张芝，俱后汉人）钟、王传授，所用该于万字，而为墨道之最。”又云：“昔逸少（王羲之字）攻书多载，十五年偏攻‘永’字，以其备八法之势，能通一切字也。隋僧智永（王羲之九世孙），发其旨趣，授于虞秘监（虞世南）。自兹以往，八法遂广张焉。”颜真卿“八法颂”：“侧蹲鸱而坠石，勒缓纵以发机，努囗环而势曲，趯（今作提，即挑）峻快以如锥，策依稀而似勒，掠恍惚以宜肥，啄腾凌而速进，磔抑趞（侧行的样子）以迟移。”柳宗元“八法颂”曰：“侧不媿卧，勒尝患平，努过直而力败，趯宜存而势生，侧仰收而暗揭，掠左出而锋轻，啄仓皇而疾掩，磔趯趞以开张。”[11]执笔之要和“永”字八法之要，是学好书法最基本的功夫，所以，从一开始学书法起，就应打好这个基础。

非唯如此，中国的书法艺术还随着汉字的文化输出，远播重洋，驰誉海外。首先大受其惠的是东瀛岛国日本。日本从唐代开始从中国输入汉字，并在其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假名。同时，中国的书法艺术和古典诗歌等也一起传到日本，成为日本文化艺术中独树一帜的艺术种类——书道。其次，是其它东亚、东南亚国家。今天，中国的书法艺术在世界艺术之林别具一格，放射着奇异夺目的光彩。

第十三讲 汉字与姓氏、起名艺术

一、汉字与古代姓氏

在中国历史上早就有姓氏了。顾炎武《日知录》：“言姓者本于五帝，见于《春秋》者，得二十有二。”根据顾炎武的考证，上古时期的姓具有氏族的性质，一个姓往往又分出好几个宗支。顾炎武考证说：“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自太暤。秦、赵、梁、徐、郯、江、黄、葛、麇，嬴姓也，自少暤。”中国最早的姓有黄帝，姬姓；炎帝，姜姓；少暤，嬴姓；太暤，风姓。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的姓氏字都从女旁，如姬、姜、姒（sì）、妫（guī）、妘、嬴、姞等。这些姓的来源，恐怕与母系氏族社会制度有着直接的关系。姓字本身从女，也足以证明这一点。何谓“姓”？许慎《说文解字》曰：“人所生也。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从女从子。《春秋传》曰：‘天子因生以赐姓’。”《吕氏春秋•恃君览》：“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群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诗经》、《史记》中关于夏、商、周、秦人祖先的记载，都曾经历了知母不知父的时代。（参阅“汉字与古代生育文化”一讲）这些都说明在人类历史上的确经历过母系氏族的阶段。

远古时期的氏族为什么要起个姓呢？班固在《白虎通义》中解释说：“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爱，厚亲亲，远禽兽，别婚姻也。故纪世别类，使生相爱，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者，皆为重人伦也。”《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男女同姓，其生不蕃。”由此可见，人之所以为人，应该重人伦，纪事别类，别婚姻；要崇恩爱，厚亲亲，互相关爱，因为人的生存是很艰难的。且同姓通婚，子孙后代是不兴旺的。

顾炎武说：“自战国以下之人，以氏为姓，而五帝以来之姓亡矣。”那么，什么叫氏呢？《左传•隐公八年》：“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唐孔颖达疏：“姓者，生也，以此为祖，令之相生，虽下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属也，与其子孙共相连属，其旁支别属则各自立氏。”《礼记•大传》正义曰：“诸侯赐卿大夫以氏，若同姓，公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孙，公孙之子其亲已远，不得上连于公，故以王父字为氏。若嫡夫人之子，则以五十字伯仲为氏，若鲁之仲孙、季孙是也。若庶子妾子，则以二十字为氏，则展氏、臧氏是也。若异姓，则以父祖官及所食之邑为氏，以官为氏者，则司马、司城是也；以邑为氏者，若韩、赵、魏是也。凡赐氏族者，比为卿，乃赐有大功德者。”可知氏主要是从父的字派生出来的。故顾炎武曰：“氏一再传而可变，姓千万年而不变。”

古代文献中有不少关于最早姓氏起源的记载。《左传•昭公十七年》：“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暤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暤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暤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鴡鸠氏，司马也；”《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古者畜龙，故国有豢龙氏。’”顾炎武说：“姓氏之称，自太始公始混而为一。本纪于秦始皇则曰姓赵氏，于汉高祖则曰姓刘氏。”

二、古人的名和字

古代人在出生三个月以后，由父母给其起名。父母在给孩子起名时，一般都是有所依据的。鲁庄公名“同”，就是根据他的生日、时辰与他的父亲桓公相同而命名的。古人起名是有原则的。《左传•桓公六年》：“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以名生为信，以德命为义，以类命为象，取于物为假，取于父为类。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幤。”

古人在名之外还有字，又叫表字，字往往是在男子行成年礼时由宾客帮助起的。这种习惯一直沿袭到二十世纪初。在明清白话小说中，常可以看到人物出场时有名和字的介绍。例如《三国演义》第一回：“姓刘，名备，字玄德”；“其人曰：‘吾姓关，名羽，字长生，后改云长，河东解良人也’。”字之所以称为表字，是因为人的字与名的意义往往有表里的关系。清人王引之《经义述闻•春秋名字解诂叙》曰：“名字者，自昔相承之诂言也。《白虎通》曰：‘闻名即知其字，闻字即知其名。’盖名之与字义相比附。”

秦汉以后的人除了有名和字外，有的还有号。例如《三国演义》第三十五回：“牧童曰：‘吾师复姓司马，名徽，字德操，颍川人也。道号水镜先生’。”

第三十六回：“庶曰：‘此人乃琅琊阳都人，覆姓诸葛，名亮，字孔明，乃汉司隶校尉诸葛丰之后。……自号为卧龙先生’。”又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字乐天，晚年自号香山居士。宋代大诗人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等。

三、古人名与字的关系

古人的名、字关系，王引之在《经义述闻•春秋名字解诂》中列举了大量的例子加以分析，也许对我们今天有借鉴作用。

1、名与字同义。字与名同义这一规律，早在西周时期的铜器铭文里就已有了。例如西周兮甲盘铭文：“兮伯吉父甲作盘，其眉寿无疆”。王引之说“伯吉父”是字，“兮甲”是名。甲是“日之始”，而吉也是开始的意思，所以字“伯吉父”名“甲”，是同义互训的关系。

道家始祖老子，姓李，名耳，字聃。许慎云：“聃，耳漫也。”耳漫是耳垂左右外张之象，故老子名耳字聃。这种起名方法，一直被后世沿用。战国时的屈原，名平，字原。《离骚》：“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钧。”正则，公正的法则，就是平的意思；灵钧，很好的平地，就是原的意思，高平之地叫原。宋代抗金名将岳飞，字鹏举。鹏举也是飞的意思。蒋介石，字中正。两山之间叫介，不偏不倚叫中正。介于两山之间的石头当然中正了。

2、名与字相反为义，相对为文。这种起名与字的用例，早在西周时期也已经有了。例如，素公子簋铭文：“素公子癸父甲作尊簋，其万年无疆。”素公子字“癸父”名“甲”，取十天干相配。王引之说：“癸，水也，柔日也。甲，木，刚日也。字癸名甲者，取木生于火，又刚柔相济也。”所以素公子的字与名是对文关系。

3、名与字所表示的事类相关。楚国有屈到，字子夕。见《国语•楚语》。到，至也。到字子夕，取朝发夕至之义。《楚辞•离骚》：“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

4、以史事为名与字。楚公子辰，字子商。见《左传•成公十年》。《左传•昭公元年》：“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能，得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后帝，指尧；不臧，不善），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杜预注：“商邱，宋地；主辰，主祀辰星。辰，大火也。商人汤先相土封商邱，因阏伯故国，祀辰星。”所以，名辰字子商，是根据古史而命名的。

《左传》记人物，有时名与字连在一起说，如果不懂得古人名与字的各种关系，就会产生误解。《左传•文公十一年》唐孔颖达正义曰：“古人连言名与字者，皆先字后名。”掌握这些规律，对阅读古书是很有必要的。同时，学习古人起名的艺术，对我们今人的起名也是有启迪和借鉴作用的。

第十四讲 汉字与古代军事文化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几乎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韩非子•五蠹》：“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韩非认为战争是因人口多而物资少而引起的。战争既是对人类社会的一种破坏，也是对社会发展的一种推动。老子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又曰：“以道作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一、汉字中所见的兵器

古有“蚩尤作兵”之说，其事已不可详考。荀子曰：“古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矣。”其或为蚩尤所作。在甲骨文和早期金文中，戈、矛、弓、矢这四个字都有，说明在此之前戈、矛、弓、矢早已发明了。考古发掘所知，最早的兵器是用石制或骨制的，有石斧、骨矢等。至今江淮方言中还把菜刀叫石刀，便是历史在语言中的遗留。夏王朝时，已有少量的铜制兵器。殷商甲骨文和金文中，兵器象形字的种类超过荀子所说的四种。例如，例 字： 兵 干 戈弓矢矛盾

兵，《说文》：“械也，从廾持斤，并力之貌。”廾是双手，斤是斧头。兵的本义就是兵器。

干，《说文》：“犯也，从反入。”据传世文献和文物考证，干是盾牌，属于一种防卫性武器。《山海经•海外西经》：“形天与帝争神……操干戚以舞。”

戈，《说文》：“平头戟也，从弋、一横之。象形。”戈字就像平头戟，属于长兵器。从戈之字有，戎，《说文》：“兵也，从戈、从甲。”武，“止戈为武。”

弓，《说文》：“以近穷远。象形。古者挥作弓。”弓字就象弓之形。张，《说文》：“施弓弦也，从弓，长声。”张弓就是开弓。据说弓是挥发明的。

二、古代军事文化

战争伴随着人类社会而来，久之也就形成了一门学问叫军事学。古代中国的军事学是相当发达的，流传下来的兵书就有几十种。春秋时期的著名军事家孙武，被世人誉为兵圣，《孙子》被誉为“百世兵家之师”，是世界许多国家高等军事院校必读之书。此外，《司马法》、《尉缭子》、《六韬》、《吴子》、《三略》、《唐李问对》，也都很有影响，加上《孙子》，合称为《武经七书》。在历史的长河中，战争也渐渐形成为一种文化，即军事文化。

1、出师。《孙子•始计》篇：“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老子说：“夫惟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因此手握生杀大权的君主应慎用兵。古代在出征之前都要先誓师，表明师出有名，为弔民伐罪，以鼓舞士气。誓，《说文》：“约束也。”从穿起军装拿起兵器的那天起，就应做好为国捐躯的思想准备，将生死置之度外。这是古代军人普遍的文化观念。

征，是古代天子专有的权利。《孟子•尽心下》：“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传曰：“奉辞伐罪曰征。”征指有道伐无道，或上伐下。征主要用于殷王对反叛的方国所采取的军事行动，或某方国奉殷王之命对反叛的方国采取的军事行动，属有道征无道；围主要用于反叛的方国对殷王室或对其他方国发动的入侵，两者的用法有明显的不同。可见它们不是一个字。

琥，《说文》：“发兵瑞玉为虎文，从玉、虎声。《春秋传》曰：‘赐子家双琥’。”古代调兵遣将，要用虎符，战国时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是其证。

谍，《说文》：“军中反间也。”反间，就是用反间计。《孙子•用间》：“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 铎，《说文》：“大铃也。军法：五人为伍，五伍为两，两司马执铎。”军法所用金铃金舌，谓之金铎。施令时所用金铃木舌，谓之木铎。《司马法》：“起、躁，鼓而进，则以铎止之。”所以，铎的作用类似现代的军号。

2、编制。军，《说文》：“四千人为军。军，兵车也。”师，“二千五百人为师。”旅，“军之五百人为旅。”参伍，是古代的战斗编组，二人叫比，三人叫参，五人叫伍。

将，《说文》：“将也。”将，“帅也。”将与帅同。上古时只有将，无帅。古今中外各个国家对将帅都十分重视。《六韬•龙韬•论将》：“武王问太公曰：论将之道奈何？太公曰：将有五材十过。武王曰：敢问其目？太公曰：所谓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则不可犯，智则不可乱，仁则爱人，信则不欺，忠则无二心。……故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大司马是周代掌管军事的最高长官，与司徒、司空合称为三司。封建时代有的王朝也沿用这个名称。

3、征战。克劳塞维茨说：“解除敌人武装或打垮敌人，不论说法如何，必然始终是战争行为的目标。”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有着五千年悠久的文明史，在古代形成了一些具有人道主义的军事文化观念。春秋时期有一位大谈仁义道德、愚腐可笑而终至于失败的人物宋襄公。他认为敌人未渡河不能攻，不成列不能攻，君子不重伤，不禽（擒）二毛，战争中不俘虏花白头发的老人和儿童。见《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尉缭子》也说：“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故兵者，所以诛**，禁不义也。”这些观念，与现代联合国宪章中关于战争的有关条款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但我国古代早已有之。古代还有所谓“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戎事不迩女器”等观念。有所谓阵法，摆兵布阵是很高深的学问。

古代军事文化里也有一些富有迷信色彩的内容。《六韬•龙韬•兵征》：“三军齐整，阵势已固，深沟高垒，又有大风甚雨之利，三军无故，旌旗前指，金铎之声扬以清，鼙鼓之声宛以鸣，此得神明之助，大胜之征也。行阵不固，旌旗乱而相绕，逆大风甚雨之利，士卒恐惧，气绝而不属，戎马惊奔，兵车折轴，金铎之声下以浊，鼙鼓之声湿如沐，此大败之征也。”这是根据作战时的形势及士气作出的推测。又有根据气色决定攻城可否的。

古代计军功曰取，《说文》：“取，捕取也，从又、从耳。《周礼》曰：‘获者取左耳’。《说文》：“军战断耳也。割取敌人左耳计功，这是“取”字的本义。

4、军纪。严肃纪律，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尉缭子•武议》：“凡诛者，所以明武也。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杀一人而万人喜者，杀之。”严肃纪律，不同时代做法不同，文化含义也不完全一样。

徇，《说文》：“行示也。《司马法》‘斩以徇’。” 聅，《说文》：“军法以矢贯耳也，从耳、从矢。《司马法》曰：‘小罪聅（chè），中罪刖（yuè），大罪刭(jìng)’。”古代军纪还规定：“三军大战，若大将死，而从吏五百人已上，不能死者斩，大将左右近卒在陈（阵）中者皆斩，余士卒有军功者夺一级，无军功者戍三岁。”

5、班师。凯、恺，《说文》：“还师振旅乐也。”胜利曰凯旋，献功叫凯乐。在古代“仁”始终是军事指导思想的核心。《司马法•仁本》篇：“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不出于中人。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孙子•谋攻》：“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又曰：“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这是说战是为了不战。古代还强调“有德不可敌”等观念。

第十五讲 汉字与人类时空观念

在华夏民族悠久的文明史上，时空观念何时形成？已无从得知。故唐代诗人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有“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之问，苏东坡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诗句。

哲学史和科学史研究表明，人类首先关注的是客观的自然对象而不是人类自身。英国哲学家罗素指出：“离我们最远的最先置于规律的支配之下，然后才逐渐地及于离我们较近的东西：首先是天，其次是地，接着是动植物，然后是人体，而最后（迄今还未完成）是人思维。”*1+大诗人屈原仰对神秘莫测的苍天问道：“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天何由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陈？出于汤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几里？夜光何德，死则又育？”这一系列发问表明人类对客观自然现象的极大关注。《易•乾》、《尚书•尧典》和《山海经》中记载有若干传说和神话，一些古文字则真实地表明先民对时空观念的认识。我们通过与时空有关的甲骨文、金文形体结构的分析，可以看到先民的时空观念的形成。

日，《说文》：“实也，太阳之精不亏，从口一。象形。”甲骨文、金文日字像太阳之形，中间的一点，指示太阳是个永恒的充实的球体根据神话传说来看，在早期人类的直观感觉上，太阳是动的，大地是不动的。这种观点直到十六世纪波兰人哥白尼创立了“日心说”以后才逐渐改变过来。太阳从大地的一边升起，又从另一边落下去，先民就把这一周期叫做一日。本来指天上的一个星体的日，由于它的有规律的运动，因而使先民形成了日的时间概念。

旦，先民根据太阳的升起和落下，凭着他们直观的感觉，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太阳是从地底下升起来的。这种认识在《尚书•尧典》中有记载，“旦”字也能说明这一点。《说文》：“旦，明也，从日见一上。一，地也。”可见旦字是根据太阳和大地的位置关系而造的。甲骨文旦字下边从口，口表示四方形大地；金文旦字正像日出地上，将离未离之状。“天圆地方”，是早期人类共同的观念。尽管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早在公元前就从理论上认为大地是球体的，但因未能得到实践的验证，那种观点没有被人们普遍接受，直到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哥伦布和麦哲伦先后从实践方面发现大地的确是球形的之后，才逐渐改变人类此前几千年的偏见。

一个旦字已隐约体现出空间的四维性特征：一，表示大地，含有平面上的二维性，东西是一维，南北是另一维；日从地下升起，向空间运动，这是三维立体空间；日由地下升到地上，从而又产生了早晨这个时间概念。这就是四维空间。

随着时间的推移，先民又根据太阳的升起和落下形成了东和西两个空间方位概念。

东，《说文》：“动也，从木。官溥说，从日在木中。”在人类的直观感觉上，太阳从地下升起，穿过树林，升上天空，相对于不动的大地和树木来讲是动的，于是先民就把太阳升起的那一方叫作东。文字发明以后，就根据这种认识造了个日在木中象征动态的“东”字。

西，《说文》：“鸟在巢上。象形。日在西方而鸟栖，故因以为东西之西。”长期观察的结果告诉先民，每当太阳从大地的另一边将要落下去的时候，也正是百鸟归巢栖息之时。而太阳下去，也正像鸟之归巢栖息一样。于是，就把太阳落下去的那一方叫西。在语源上，西源自于鸟之栖。这种认识过程可以从古代神化得到证实。《淮南子•天文训》：“日出于旸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日入于虞渊之汜，曙于蒙谷之浦。”羲和驾车载日的故事，正是以鸟之栖息喻比日的栖息。甲骨文“西”字像鸟巢之形，也足以证明这种观点。太阳从地下升起的时间叫旦，这个是时间也叫朝。

朝，《说文》：“旦也。”可见朝所表示的时间和旦完全相同。甲骨文朝字从日从月从，表明日已出，霞光四射，这个时间正是早晨。朝与夕相对，《论

语•里仁》：“朝闻道，夕死可矣。”先民把天明叫旦或朝，把天明以前的一段时间叫昧或昧爽。

昧，《说文》：“昧爽，旦明也，从日，未声。一曰闇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昧爽，且明也。”“且明者，将明未全明也。”可见“昧爽”所指的时间比朝、旦还要早。“昧爽”的另一义为“闇也”正说明“昧爽”是指黎明前的黑暗那段时间。这是语言中正反同词的现象。

昃，《说文》：“日在西方时侧也，从日、仄声。”仄有侧倾的意思。《尚书•无逸》：“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说明昃所指的时间是午后。根据《说文》所说，昃既指太阳偏西的空间位置，又指时侧（午后）这一时间概念，可见时间概念与空间位置关系是不可分离的。莫，《说文》：“日且冥也。从日在茻中。太阳继续向前运行就是莫（暮）”甲骨文莫字作日入草莽或日入林木之中形，说明莫是根据日的位置而产生“日且冥”的时间概念的。且是将要的意思，冥是暗的意思。所以，莫指天色将黑而未完全黑，即傍晚。天完全黑下来便叫昏。

昏，《说文》：“日冥也，从日、氐省。氐者，下也。”下，地下，指太阳已落到地下，天色完全黑了。可见昏也是根据日相对于地的位置而形成的时间概念。从旦到昏，白天结束。继日升起于天空的是月。《易•系辞下》：“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所以，夜里的时间概念是根据月的位置而形成。

夜，《说文》：“舍也，天下休舍也。从夕、亦省声。”天下休舍，天下人都休息了。根据《息壤歌》，古人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夜字从夕，表明所指的时间是日落以后。上古时期，劳动生产力低下，先民为了获得足够的生活资料，有时就得趁着月色从事劳动，那就是夙兴夜寐。

昔，甲骨文从日从水。叶玉森说：“古人殆不忘洪水之灾，故制昔字取谊于洪水之日。”在人类历史上确实曾经历了洪水泛滥成灾的时日。《尚书•尧典》：“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害），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孟子•滕文公上》：“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一个昔字真实地记录了人类曾遭受洪水灭顶之灾的悲惨岁月。

先民根据太阳和月亮的运行变化所形成的一昼夜的时间概念顺序是：

昧爽—→旦、朝—→中日→昃—→莫—→昏、夕—→夜—→夙—→昧爽

可见先民关于时空的观念是根据日、月和地球的运行而形成的。由于日、月和地球的运行，先民才直观地感觉到时间的存在。上帝创造了宇宙，人类发现了时间。

第十六讲 原始数目字与宏观宇宙

汉字中的原始数目字，是一组特殊的文字符号。《说文》对10个原始数目字进行解说，没有一个用生活的数，而是用哲学的数理。通过对原始数目字形体结构的分析研究，可以了解华夏先民关于数概念起源问题。

一，《说文》：“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王筠说：“此论道，非论世，故举《易•系辞》：‘易有太极’以立言。” 老子《道德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王弼注：“一者，数之始也，物之极也。”《乾凿度》卷上：“天本一，而立一为数源”；“一者，形变之始，清轻者，上为天。重浊者，下为地。”唐孔颖达《五经正义》：“太极谓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即是太初，太一也。”可见，一是指浑沌未开化的状态。

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万物的始基是‘一元’。从‘一元’产生出‘二元’，‘二元’是从属于‘一元’的不定的质料，‘一元’则是原因。从完满的‘一元’与不定的‘二元’中产生出各种数目。”这种说法和老子的说法如出一辙。

二，《说文》：“地之数也，从偶一。”《易•系辞上》：“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淮南子•天文训》：“道始于虚廓，虚廓生宇宙。宇宙生气，气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太平经•分解本末法》：“天数乃起于一，终于十。何也？天初一也，下与地相得为二，阴阳具而共生。”这是关于宇宙天地生成的记载。天地是从元气未分的浑沌状态一分化而成的，所以语言中有“一分为二”这个词。

三，《说文》：“天地人之道也，从三数。”三字是宇宙三种生成物——天、地、人的象征符号。上画象征天，下画象征地，中画象征生于天地间的人，古称“三才”。从三而构的王字，董仲舒说：“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三象征天、地、人三种宇

宙生成物，因而隐含了数3的概念，同时也形成空间上、中、下三种方位观念。数概念在产生之初是和视觉感觉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数概念从感觉对象中完全抽象出来是人类思维进化的结果。

四，《说文》：“阴数也，象四分之形。古文四。亖，籀文四。”《说文》古文四，正象四分之形，表明数概念四本指四方位，且是通过“分”这一思维方式而得到的。文化史研究表明，人类关于空间方位的认识是从无到有，由少及多，且是根据太阳的升起和落下而形成的。《易•系辞上》：“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是关于宇宙生成历程的描述，更是人类关于空间方位概念的认识历程：由无方位的太一到太阳升起和落下的东、西二方位（两仪），再从二方位渐渐分出东、西、南、北四方位（四象），以后又从四方位分出八方位（八卦）。

数概念四产生于空间方位，其他民族也有同样的认识历程。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中引用了北美印第安人的数概念4专门涉及东南西北四方和从这四方刮来的风的许多例子（第205页）。列维-布留尔说：“这个基数不是被挑选出来的，它好象是先于自己而存在，就象数在那个还没有从被数的东西中分离出来、‘数-总和’还占据着真正计数的地位的漫长时期里就先有了数一样。”所以，数概念4也是从空间方位的认识中产生的。

五，《说文》：“五行也。从二，阴阳在天地间交午也。X古文五省。”五，指空间五方位。人类在认识了空间平面四方位的基础上，渐渐又认识了中央方位。这样就形成了五方位的概念。《礼记•王制》：“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列维-布留尔说，在爪哇土人那里，数5与五方位也有密切的联系。

六，《说文》：“易之数，阴变于六，正于八，从入从八。”甲骨、金文六字写作∧，像闭合的六面体。“六合”一词反映了数概念六与空间方位的关系。《庄子•则阳》：“少知曰：‘四方之内，六合之里，万物之所生恶起？’”“四方”与“六合”对举，表明“四方”指平面上的四方位，“六合”是指立体的宇宙空间。列维-布留尔说：“方位或空间部位的数目不一定是4；在北美各部落那里，这个数有时也是5（包括天顶）、6（再加上天底），甚至是7（还包括中心或者数数的那个人所占的位置）。”可见数概念六和立体六方位的关系，并非是哪一个民族先民的文化观念。

七，《说文》：“阳之正也，从一，微阳从中斜出也。”甲骨、金文七写作十，这是学术界公认的。数概念七，其最初的意义也是与空间方位相关的概念。《汉书•律历志上》曰：“七，天地，四时，人之始也。”天地（上下）、四方、加上人（中央），正是七方位。甲、金文的十（7），一表示大地，在古人的观念中，大地是四方形的，所以一指四方；丨指上下，也即天地二方位；其交点，代表中央方位。（“十”在甲骨、金文中既不表示4，也不表示10，这是研究古文字的人都知道的。）所以，原始数目字“十”是空间七方位的象征符号，由于和数10的写法相混，到战国时期就改作“七”了。

列维-布留尔说：“在契洛基人那里，4这个神圣的数表示四个方位，但是，7这个神圣的数也表示方位，那就是在前四个上再加天顶、天底和中心。”这些资料说明，在对空间方位的认识过程中，人类有着共同的认识历程和相同的结论。

八，《说文》：“别也，象分别相背之形。”原始数目字八像两分之形而有8的意义，表明数8是经“分”这种思维方式而得到的。在汉语中有不少与八对称的语词，例如，四面八方、四通八达、四时八节、四平八稳。在这些语词中，四与八存在倍数关系。同时八又与方位有关，如八方、八面、八荒、八表、八极、八裔、八达、八卦等，这些都是数-方位概念的结构形式。所以说数-方位概念八是从四方位经过“分”这一思维方式而产生的。人类在形成空间平面四方位以后又在四方位的两两之间各分出一个角方位来，即东南、西南、西北和东北。加上原已认识到的四方，共为八方位。在人类认识了空间平面的八方位以后，于是在语言中就产生若干四与八对举且与方位相关的词，并造出了象征“分”这一思维方式又有数概念的“八”字。

原始数目字八体现出由四方位经“分”而得到数-方位概念这一思维方式。甲、金文中的亚字，笔者认为它就是空间平面八方位的象征符号。

九，《说文》：“阳之变也，象其屈曲究尽之形。”后人对九字虽然解释很多，但皆未能说清楚。《素问•三部九侯论》：“天地之数始于一，终于九焉。”《列子•天瑞》：“九者，穷也。”“九天”、“九垓”、“九隅”、“九野”、“九州”等词，都是数-方位概念的结合形式。笔者以为，九是空间平面八方位加中央方位的一个数-方位概念。空间平面的方位，至九就不能再分了，因而有穷尽的意思，又表示最大的自然数。先民用左拐右钩之形的九，表示9这个数-方位概念。

十，《说文》：“数之具也，一为东西，丨为南北，则四方中央备矣。《易》：‘数生于一成于十’。”许慎对十字的解释清楚地表明数概念与空间方位的直接联系。

“数之具”，是说数到10已完备了，显然含有数-总和的意思。数满10就要作为一个进数单位，这样就产生了十进制。《太平经•分解本末法》：“十者，数之终也，故物至十月而反初。”正保存了这古老的认识。“十分”、“十足”、“十全十美”等词，都含有达到极点、完备、完满而不可复加的意思。那末，数10缘何而有完满、完备、穷尽等意义的呢？十中的一象征那个浑沌未开化的原初宇宙，二象征天和地两种宇宙生成物，也含指上下、东西二方位，三象征天、地、人三种宇宙生成物，同时也象征上中下的立体方位；亖象征空间平面的东、西、南、北四方位；X或五象征空间平面的五方位，∧或象征闭合的六面体立体空间，十（7）象征立体空间的七方位，八表明空间平面八方位是通过“分”这一思维方式而得到的，因而也指八方位，九象征平面的九方位。立体空间至七就不能再分了，空间平面至九不能再分。至此，人类对开化了的宇宙空间所有方位都已认识到了，并用文字-象征符号把这些认识表达出来。最后，只剩下一种空间方位关系尚未用符号来表达人类对它的认识，这就是开化了的空间全方位。开化了的空间全方位，是个整体，没有具体形状可描绘。于是，先民就用丨来表示已开化了的空间全方位，与那个表示未开化的浑沌状态的一相区别。

一和丨都表示宇宙整体，但它们的内涵不同。所以，原初的数-空间全方位的象征符号是不可分析的丨，而不是可分析的十。甲骨、金文中的10正写作丨或，是开化了的空间全方位的象征符号。战国时 中间的点变成了横，成为十，与数7相混，于是人们就把十（7）写成七，以示区别。可见，数10与空间方位也是有密切联系的。可见，10个原始数目字，是一个系统的文字。

什么是数？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认为“数是万物的本原”，“世界的本原是抽象的‘数’。”笔者认为，数是存在于宇宙万物内部的某种关系，万事万物都可以表现为数的关系。《左传•僖公十五年》：“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所以，数本是由具体的物而抽象出来的东西。人类认识到数的存在（数的起源）是极不容易的，是人类智力水平达到相当程度以后才能做到的。毕达哥拉斯说：“数是人类思想的向导和主人，没有它的力量，万物就都处于昏暗混乱之中。”“正是数向我们揭示了宇宙秩序的基本结构。”

第十七讲 汉字与古代生育文化

生育是人类的一种自然行为，同时也表现为特定的社会文化现象。语言文字是古代重要的文化遗存，作为一个民族存在基础的一致性象征，华夏先民养儿育女的方式和生育观念通过汉字符号得以充分地表现。

一、汉字与古代生育方式及生育知识

生育知识是指先民在长期的繁衍和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有关人的生育器官、生育方式以及生育行为的知识。先民们用文字符号形象地表达了这些知识。

（一）关于生育器官

1、且：在殷商甲骨刻辞和青铜器铭文中已出现且字，写作，金文同。例如：“甲寅，且乙劦朕宗。”且乙，就是传世文献中所说的祖乙滕，是殷商的先王之一。且是祖字的初文。有人认为且是神主牌位的象形字。其实，神主牌位并不是且字所象征的原始之物。郭沫若在《释祖妣》一文中指出，古代人类有生殖神崇拜的习俗，是雄性生殖器的象形。[1]许多原始部族或文化相对落后的民族中至今仍保留着雄性生殖器形状的木祖、石祖，正是生殖崇拜的历史见证。先民根据祖的原始之物——雄性生殖器于是创造出了（且）这个文字符号。

先民由于对祖的认识导致了社会由母系氏族制向父系氏族制的过渡，从而确立了与祖的血缘关系。人类的尊祖行为，是人类对自身繁衍奥秘的揭示。先民之尊祖、祭祖行为，旨在表明不忘自己是从何而来，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商代甲骨卜辞中有许多祭祖的记载，青铜器铭文中也很多。《诗•大雅•生民》是周人祭祀始祖的颂歌。这首颂歌反映了周人已开始由母系氏族制（姜原）向父系氏族制（后稷）过渡。尊祖、祭祖这一宗教文化行为，必须要有祖的象征物，那就是神主牌位，其形状正作雄性生殖器之状。

2、匕，郭沫若说：“盖以牝器似匕，故以匕妣若牡也”，可知匕乃为雌性生殖器之象形。人类对女性生殖器崇拜早于对男性生殖器祖的崇拜。在蒙昧时代，人类对事物局限于直观的感性的认识，缺乏内在的理性的思考。人之降生，直接源于女性生殖器。所以，对女性生人感到既神奇而又伟大，因而首先对女性生殖器产生崇拜也就成为必然。《吕氏春秋•恃君览》：“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群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列

自•汤问》：“老幼侪居，不君不臣，男女杂游，不媒不聘。”所记都是蒙昧时代人类知母不知父的状况。女性生殖器崇拜，在世界许多民族中都可以看到它的文化遗迹。在智利的南太平洋复活节岛上的玛它•格拉，发现女性生殖器的图形和胸饰的石刻，在南部的一个山洞里也有许多岩刻是表现女性生殖器的。随着人类认识和思维能力的提高，逐渐地终于认识到，人之生人，不仅在于女性，关键还在于男性。于是，渐渐形成了对男性生殖器祖的崇拜。开始由以女性为中心的群婚制转向以男性为中心的亚血族群婚制的过渡，最终确立了以男性为中心的家庭私有制形式和以男性为根本的永久性血缘关系。

3、也。古文字中有一个描绘女性生殖器之形的象形文字“也”。金文写作，小篆作，《说文》：“也，女阴也。象形。”黑格尔指出：“东方所强调和崇敬的往往是自然界的普遍生命力，不是思想意识的精神性和威力，而是生殖方面的创造力。……更具体地说，对自然界普遍的生殖力的看法是用雌雄生殖器的形状来表现和崇拜的。”

汉字中还有一个表示性行为感受的“始”字，《说文》：“始，女之初也，从女，台（yí）声。”闻一多说这是女性对初次性生活那种愉悦感的体验。两性交合，是人类繁衍生育的基础。当人类完全认识到人之所从出乃在于祖时，向来女性统治地位也就发生了动摇，进而确立了父系制的永久性的血缘关系。

（二）有关妊娠、分娩

1、身、孕，两性交合，怀孕是自然的结果。甲骨文孕字像人腆着大腹侧立、腹中有小人之形。人腹中有人，便是有身孕了。身、孕二字说明先民们已经认识到人乃是人所生这个道理。女娲造人的神话传说，那是先民不懂得人之所从来的表现。汉画像中已有象征女性的人首蛇身的女娲和象征男性的蛇身人面的伏羲交合图。这种交合图反映了先民对人之生人乃是两性交合的结果这一朦胧认识。

2、毓（育）、娩，当先民已经认识到人是从女性生殖器官中出生的直观认识，于是就有表示妇女分娩的“毓”字，从女，或从每，或从尸，在象征女性身体的下方着一倒子，表示妇女生产时婴儿头先出生；头下三小点，示意生产时羊水滴出。所以，毓字将妇女生产时的情景和部位形象地再现出来。娩，甲骨文像人双手分开产妇的双腿作接产之状，表明早在殷商时已有人工助产。

（三）关于哺育、抚养婴儿

1、女、母，女或母是生育行为的主体，所以也最早为先民所认识。人类社会初始阶段皆“知母不知父”。故上古氏族部落皆以女为姓，如姜、姬、嬉、姒、嬴等。原始人类不懂得女性怀孕乃是男女交合的结果，对女性怀孕觉得很神奇，于是作出了种种神话学的解释。如《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戎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洛，见玄鸟坠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诗•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说商人的祖先契是其母简狄吃了燕子的卵所生。《史记•周本纪》：“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之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欣然悦，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这是说，周的始祖弃是其母姜原踩了野外巨人的脚印而怀孕生下的，故不知其父。又如《史记•秦本纪》记秦的祖先女修吞燕子卵而生大业，故不知其父。这正是母系氏族社会的遗迹。

随着对人之所从来的深刻认识及社会的发展，男性的社会地位上升，女性便降为专门从事生育和侍从的地位。甲骨文、金文女字皆像双手敛于胸前作跪坐或侍立之形，便是这种社会地位变化的真实写照。经过长期的文化积累进而形成了对女性含有偏见的观念。《尚书•牧誓》：“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牝鸡，就是母鸡。母鸡不能报晓，一旦报晓，全家就要遭殃。以此喻指女性不能参与国政。

母，《说文》：“牧也，从女，象怀子之形。一曰象乳子之形。”牧是养的意思。由此可见母的社会职能主要是养儿育女，繁衍后代。法国马德莱纳遗址岩雕上刻着横卧的维纳斯，维纳斯的乳房显得特别大。那是旧石器时代稀有的人形雕像，其用意大概也在于突出女性的生育职能吧。如果说盘古开天辟地人类生成以后，生育是女性的自然职能的话，那么，当女性能生人这一极神秘的现象被深刻认识以后，生儿育女也就成为她们的社会职能。这就是汉字所透露出来的历史信息。

2、子、屰，女或母是生育行为的主体，子则是生育的对象，客体。甲骨文、金文像包在襁褓中的婴儿。屰字像头朝下的婴儿之形。《说文》：“屰，不顺也。”不顺，就是难产。

3、孱，金文上从尸，尸是侧卧的人形，代指人，下从三子。《说文》：“孱，迮也，一曰呻吟也，从子在尸下。”孱字表现一胎生三子或多子。产妇只能一个一个地生，所以孱有窄之义；生产时间长，产妇必加倍痛苦，因而又有呻吟义。三胎乃至四胎子，其体质必然不如一胎强健，因而孱字又有孱

弱、低劣等引申义。

4、孔、乳，金文，婴儿降临人世，母亲就要给他哺乳，这是人的生物属性。甲骨文乳字极其形象生动，俨然是一幅人类哺乳的生活画。金文孔字是从甲骨文乳字简化而来。乳的对象是子，作为哺乳主体母的形象只剩下象征母体隆起的乳房曲线与子头的一侧相连。子与曲线的这种位置关系相当重要，根据它可以获得对乳字意义的正确解读。

5、字、保，“字”表示在室内生育或哺育孩子。《说文》：“字，乳也，从子在宀下，子亦声。”《易•卜卦》：“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山海经•中山经》：“其实如兰，服之不字。”这几例的“字”，都是表示生育。文字的孳乳同人类的繁衍具有类似的特征，都是由少到多，于是就借用本来表示生育之义的“字”作为文字的“字”了。

甲骨文和金文保，像一个大人反手负子之形，形象非常逼真。它表明早在三千年前的殷商时代，人们是把孩子背在背上抚养的。据介绍，欧美人很少抱孩子。据称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从孩提时起就注意培养孩子的自立和独立精神，勿使养成依赖思想。我们中国人的做法正同欧美人相反，从古到今中国人抚养孩子主要是抱在怀里或背在背上，一直到会走路以后还要父母抱着。这种抚育方式，却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滋长了孩子的依赖思想和惰性，缺乏独立和自强精神。

二、先民的生育观念

在中国人头脑中，生育是人生大事，结婚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传宗接代。孟子就曾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时代，生育不仅是个人、家庭，甚至乃是国家的大事。先民的生育观念，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1、重男轻女。早在甲骨卜辞中就有许多关于商王占卜王妃能否怀孕，有无灾祸，生男还是生女之类的记载。卜辞中生男的叫嘉，生女的叫不嘉，说明早在殷商时代就已产生重男轻女的生育观念。因为在家天下的世袭制社会，只有男性才有王位继承权。

2、子孙不绝和多子多福。在周代青铜器铭文中有祈求：“其子子孙孙永宝用。”“孙孙子子万年用享祀。”表明新的生育观念已经产生。西周人的生育观念中不仅希望子孙绵延不绝，而且还希望多子多福，自己则万寿无疆。这些观念都是在政治上的世袭制和宗法分封制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后世封建帝王为什么要拥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一句话就是怕绝了种，江山无人继承。

3、同姓不通婚。《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男女同姓，其生不蕃”，说的是男女同姓通婚，其子孙不兴旺。而姓氏的区分，其根本目的也就在于别婚姻，明亲亲。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天王送子,后来演变为送子观音这一菩萨形象，又迎合了中国人生育观念的需要而降临东土。经过长期文化积淀所形成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要想改变人们的文化观念，首先应改变产生特定文化观念的特定社会条件；其次，应努力创造新观念得以植根的适宜的社会环境，强迫是行不通的。

第十八讲 汉字与古代民族观念

古代中国，是以生活在中原地区的华族或华夏为主体民族。而“中国”这一名称，本来是指中央之国的意思。《诗•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史记•吴太伯世家》：“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为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夷蛮。”西周何尊铭文：“唯王初迁宅于成周，……余其宅兹中国。”以上资料中所讲的中国，都是指黄河中游一带，约当今之河南中部和北部，即所谓“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相对于“中国”来说，周边的国家则称为四夷；生活在周边的民族，则被称为夷狄。华夏族无论在物质文化方面，还是在精神文化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对于周边四夷来说，总是处于文化输出的态势，因而对四夷常持歧视的态度。这种观念，在汉字中有直接而又明显的表现。

《说文》中保存了上古时期华夏民族专为周边四夷而造的民族字。分析这些民族字，可以了解古代中国人的民族观念和民族关系。《说文》中所见之民族专用字有夏、夷、蛮、闽、僰、侥、羌、狄、貉貊等几个，现分析如下。

夏：《说文》：“中国之人也。从夊（suī）从页，从臼（jū）。臼，两手；夊，两足也。”依许慎所说，夏字像人叉开胳膊，伸开双腿，所占空间大，所以夏有大的意思。许慎说夏为“中国之人”，是指活动在中原河洛之间的人，因其地位于四方的中央，又是天子之所居，所以称为中国。夏，古代又称

华，或华夏连称。华是花字的本字，作为民族用字有美义，所谓“冕服采章曰华”。这是一种自我存在意识的表现。在遥远的古代有1800多国，所以古代常称“诸夏”或“诸华”。夏或华夏，因是“中国之人”。从古代以来就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观念。由于华夏民族历史悠久，经济文化发达，周边的四夷对华夏高度的精神文明和丰富的物质文明也多向心归慕。于是，华夏民族在民族交融过程中就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这样一个民族大家庭。

夷：《说文》：“东方之人也，从大从弓。”把东方之人叫夷，是夏、商、周三代时中国人的观念。《礼记•王制》篇：“东方曰夷。”之所以把东方之人叫作夷，古人有两种说法。《后汉书•东夷列传》：“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这是从夷人的性格特征，即民族学的角度来说的。东夷人“天性柔顺，易以道御”，大概是先秦时“中国人”的普遍的看法。《论语》：“孔子曰：‘道不行，欲之九夷，乘桴浮于海，有以也’。”唯东夷是人，所以夷字从大而构，当然夷也是人了。由此可以看出，在造夷字的时代，华夏先民确是把东夷作为人来看待的。夷字又从弓，大概因夷地多产弓弩矢石之类，且按时向“中国”进贡，所以夷字从大从弓而构。

先秦文献中有所谓九夷的说法。《竹书纪年》：“后芬发即位三年，九夷来御。”当时的九夷居住在黄河、淮河下游的古扬州、徐州、青州、兖州及辽东广大地域内，《后汉书•东夷列传》甚至把居住在朝鲜的人都算作是东夷人。夷的概念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外延逐渐扩大，把“中国人”之外的民族都称作夷。这种在长期历史过程中积淀下来的民族文化观念，最终成为中国人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凝聚力的精神底蕴。

蛮、闽二字从虫（huǐ），《说文》：“虫，一名蝮也，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虫是蝮蛇，蛮、闽是蛇种，颇令人费解。笔者以为，作为民族专用字，蛮、闽从虫而构造，恐怕有以下几点原因。

1、大凡蛮、闽人所居住之地皆常年阴雨潮湿，瘴气弥漫，山林草莽之中多虫蛇鸟兽。因此，便把虫蛇鸟兽丛生而人烟稀少的地方叫蛮荒之地。

2、南方蛮荒之地在中国历史上是开发比较晚的，蛮地之民被称为蛮民。蛮人的特征主要在于冥顽不化，不顺理。“蛮”有贬义，至今在人们口语中仍说“蛮不讲理”，这一语源很可能滥觞于遥远的古代蛮族。

3、据传三苗之先是九黎，而九黎是蚩尤的后裔。蚩尤是神化传说中的人物，因不遵黄帝之命而被戮。笔者认为，蚩尤其实并非人类。《说文》：“蚩，蚩虫也。”蚩虫，俗称放屁虫，穴居，有翅不飞。尤，《说文》：“异也。”所谓蚩尤，实乃毛虫之特异者，也即毛虫精。《龙鱼河图》：“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日下旧闻考》卷二：“画本以飞兽，有肉翅者谓之蚩尤。”说明蚩尤并不是人类，且生活于地下。《山海经•大荒北经》：“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使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日魃，雨止，遂杀蚩尤。”蚩尤是兵器的发明人。据说山东一带民间祭祀蚩尤，可能与蚩尤是东夷祖先的某些传说有关。

4、许慎说蛮、闽是蛇种，从蛮人的图腾和生活习俗似乎更能看出他们与蛇的密切关系。据学术界的调查研究，古蛮越人是以龙为其图腾的。龙和蛇本是一类，蛇是实体，龙则是在蛇的基础上虚构出来并赋予灵性的鳞虫之长。以龙为图腾，也即以蛇为图腾。至今民间仍把属蛇叫做属小龙，可证龙蛇本是一物。

5、蛮越人有被（pi）发文身的习俗。《谷梁传•哀公十三年》：“吴，夷狄之国也，被发文身。”杜预注：“文身，刻画其身以为文也，必自残毁者，以避蛟龙之害。”蛮闽之人被发文身，把自己装扮成和鳞虫一样，这样就能避虫蛇之害了。

僰：《说文》：“犍为蛮夷，从人，棘声。”犍为，汉初属益州郡，春秋时有僰道相通。杨慎《南昭野史•云南》：“僰人，一名百夷，又名摆夷，性耐暑热。”僰字当“从人在棘下”，盖因西南暑热，蛮夷多居山腰荆棘丛生处，因而曰僰。

侥:《说文》，“南方有焦侥人，长三尺，短之极也。”关于焦侥人的文献记载，皆言其人身材矮小。根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的记载，焦侥人是东汉安帝永初元年才内附的。焦侥人自称海西人，即大秦人。然而据他们的习俗来看，他们没有固定的职业，尤其擅长魔术杂技之类并以此为谋生手段，过着不定居生活，这些都和近现代吉普赛人的特点完全相同，当是流浪在海西的吉普赛人的先民。

羌：《说文》：“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南方蛮闽从虫，北方狄从犬，东方貉从豸（zhi），西方羌从羊，此六种也。羌字早在殷商甲骨文里就已出现。大概因为羌人与中原华夏人接触较早有关。甲骨文羌字上像羊，下像人，上下结构，主要在于突出人的头部像羊。笔者以为，之所以这样构造，可能与羌人的生活习俗有直接的关系。羌人基本上都居住在西北和西南部一带，那些地方大多属于高寒地带。因此羌人常年身穿羊皮衣，头戴羊皮帽。羌人所戴的羊皮帽的两只耳朵总是翘起来，很像羊的两只犄角。先民造字，一般是抓住事物的主要特征来描绘事物的外部形象，于是就造了个从羊从人的“羌”字。

狄：《说文》：“赤狄本犬种，狄之为言淫辟也。从犬，亦省声。”《礼记•明堂位》：“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赤狄是错居在中国的一种，狄在正北，貉在东北。狄人居北方，即今贝加尔湖地区的苦寒地带。狄人以畜牧为主，逐水草而迁徙。因此，有两样东西是他们生活中所不可缺少的，那就是犬与火。养犬主要是用来防御野兽侵害牲畜，同时也有打猎和保护人的安全的作用。火主要用来御寒取暖，同时也是生活所必需。在游牧民的帐篷里，无论白天黑夜，总有一盆火。中原华夏人就有可能根据狄人的这些生活习俗而造了个从犬从火的“狄”字。

据法国历史学家格鲁塞说，蒙古人（北狄的后裔）曾以狼为图腾，并自言是狼的传人。匈奴、蒙古、突厥、高车（敕勒族的祖先），都自称是狼的传人，都以狼为图腾，他们都是古代狄人的后裔。这种神话传说和图腾也可能成为“狄”字的造字依据。狄字从犬，犬与狼本是同一类动物，故“狼”字也从犬而构造。

综观历史，中原华夏族对周边的四夷曾持有偏见和歧视，然而那是长期文化积淀的结果和反映。中原华夏族和四夷的关系正如《后汉书》所云：“虽时有乖畔，而使驿不绝，故国俗风土，可得略记。……所谓中国失礼，求之四夷者也。”说明华夏族与四夷尽管经常处于冲突之中，然而民族融合与文化融合仍是主流，这正是中华民族形成、壮大的根本原因。我们研究古代文化是为了以古鉴今，我们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辩证地看待历史上所发生的一切文化现象，不能拘泥于历史不放。

第十九讲 汉字与古代法律

一、刑法的起源

关于刑法的起源，史有记载。《尚书•吕刑》：“王（周穆王）曰：‘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法曰法。”这是说，在黄帝时期，东方九黎的首领蚩尤开始作乱，扩大到平民，无不寇虐贼害，轻义奸宄，内外作乱。苗民也不遵守政令，于是就用刑法来制服他们，制定了五种酷刑，称之为法。这五种刑法是：劓(yì)，指割掉罪人的鼻子；刖(yuè)，指砍掉罪人的脚；椓（zhuó），后来改叫宫刑，指割去罪人的生殖器；黥（qíng），后来改叫墨刑，指用刀在罪人脸上刺字，然后染上黑色，使罪人无脸见人；大辟，指杀头。关于五刑，古代有不同的说法。刑法就是这样产生的，最初叫法。《尚书•吕刑》是中国历史上现存最早的较成系统的一篇刑法专论，它体现了古代刑法思想、主张和内容，因此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古代法的基本思想，就是公平。这可以从一个“灋”（法）字得到证实。灋，《说文》卷十上：“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zhì）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这是说，法在古代是裁判是非曲直的。裁判是非曲直，应公平如水，不直者去之。如何来评判是非曲直呢？古代用一种叫廌的神兽来担任法官的角色。廌，《说文》曰：“解廌，兽也。似牛，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象形。”关于解廌帮助断狱的传说，在古代颇为流行。汉代杨孚《异物志》中说：“北荒中有兽名獬豸，一角，性忠，见人斗则触不直者，闻人论则咋（zhà 咬住）不正者。”

值得注意的是，借用神兽来帮助部落酋长进行断狱的传说，包含了神判的母题，当起源于氏族社会的图腾（Totem）崇拜，它反映了先民敬天畏神的思想观念。神兽断狱的传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流传下来，直至文明时代，并在文字中得到反映。所以，最古老的灋字为什么要从廌、从水、从去，其中所蕴涵的文化底蕴是相当丰富的。灋字见于西周早期的大盂鼎、大克鼎等青铜器铭文中，说明其由来已久。

二、刑法字和象刑字

在商周甲骨文和金文中，有不少的刑法字和象刑字。所谓象刑字，就是上文所引《尚书正读》：“盖刻画墨、劓（yi）、剕(fěi)、宫、大辟之刑于器物，使民知所惩戒。”就是把对罪人实施的刑罚用图的形式明白地标示出来，犹如现代的法律图解一样。据说象刑字是帝舜时的皋陶发明的。《尚书•益稷》：“皋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分析这些象刑字，可以了解到商周时期刑法的具体内容。首先我们应了解什么叫刑？

刑：《说文》：“刭也，从刀，幵声。”这是说，刑和刭都是指对罪人要用刀进行惩治。一说刑字本从井从刀（甲骨文、金文就是从井从刀）。《易》曰：“井，法也。”法，指按规矩办事。刑字为什么与井有关？据《春秋元命苞》说，在开始造井的时代，井口未设井栏。人们有时为汲水而发生争执，以致有人被推到井里。于是，官方就派人持刀守在井口，以维持秩序，对不守秩序的人则施之以刑。这就是刑罚的源起。

刖：绝也，从刀，月声。断掉罪人的足叫刖刑。

劓：刑鼻也。从刀，臬声。字或作臬刂。《易》曰：“天且臬刂。”就是割去罪人的鼻子。

罚：罪之小者，从刀从詈。未以刀有所贼，但持刀骂詈，则应罚。贼，是害的意思，没有用刀害人，只是持刀骂人，则也应受罚。

剭：从刀屋声。贵族于屋下受刑。以区别于平民戮之于市。

刘；杀也。劉（刘）字从卯金刀，卯是杀的意思。例如，甲骨卜辞有“卯三牛”或“卯三羊”等的记载，就是说要杀三头牛或三只羊举行祭祀。金和刀都是杀的刑具，所以“刘”字的本义是杀。刘字的本义是杀，因为要避讳，所以《说文》没有收这个常用字。

枭：倒首也。这本来是倒悬的本字，将人的头朝下，即枭首示众，后造“枭”字。

囹圄（líng yǔ），《说文》：“所以拘罪人，从幸从囗。”

鞫，古代审讯罪人叫鞫，《说文》所谓“穷理罪人也”。

髡（kūn），《说文》：“剃发也。”是古代剃去罪人头发的刑罚。

汉字中与古代刑法有关的字还有不少，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还有许多象形字直接表示刑罚的意思。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对古代刑法的基本原则，尤其是种类繁多而又残酷的刑罚有了大致的了解。古代有所谓刑不上大夫的规定，由此可见，这些刑罚主要是针对奴隶和广大劳动人民的。

第二十讲 汉字与古代医学

上古之世，先民的居住条件很差，人们患疾病也就成为自然。关于这一点，古代文献中有许多记述。《易•系辞下》：“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墨子•辞过篇》：“ 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下润湿伤民，故圣人作为宫室。”上古之民因穴居而野处，地下潮湿，故人易患疾病。后世之所谓圣人，为避免伤民，于是发明了宫室。在发明宫室之前，曾有一段时期从地下搬到树上居住。《韩非子•五蠹》：“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吕氏春秋•古乐篇》：“昔阴康氏（一作陶唐氏）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阏(è)而滞蓄，筋骨瑟缩不达（通），故作为舞以宣导之。”这种生存条件和生活习惯，后世还时有沿袭。《始学篇》：“上古皆穴居，有圣人教之巢居，号大巢氏。今南方人巢居，北方人穴居，古之遗俗也。”今生活在陕西、河南西部的居民，有的仍居住在窑洞里。那种窑洞，正如墨子所说，就陵阜高处，打个洞，人便可以居住了。

其次，先民的饮食条件差，也是导致疾病的重要原因。《韩非子•五蠹》篇：“上古之世……民食果蓏（luǒ）蜯蛤（bàng gé），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yuè）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在火没有发明之前，先民食用生的果实和动物的肉，怎能不生病。即使在火发明之后，由于生活条件太差，生病也是很自然的。所以，先民对自身健康的关注也就势在必行。人生了病，就得想法治疗。于是，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以及与自然的抗争过程中，渐渐发明并积累了一些医疗疾病的方式方法和经验，从而形成我国古代特有的医学知识。在文字发明以后，这些宝贵的医药知识便用文字元号记载流传下来。下面我们根据一些古文字符号，探讨一下古代丰富的医学知识。

药，《说文》：“治病草，从艹。”

疒：读nè。许慎《说文解字》：“疒，倚也，人有疾病，象倚箸之形。”甲骨文写作，像人有病倚卧在病床上之形，有的写法人身上还有汗。所以，从疒的字皆与疾病有关。例如，疾：病也，从疒矢声。甲骨文金文疾字从大从矢，乃像人中矢之形。可能疾字本来指人在战争中中箭而负伤，并不表示一般的生病。病：疾加也。就是病重的意思。人生了病，就要进行治疗。汉字中有不少治疗疾病的字。

疛，《说文》：“小腹病。”甲骨文写作，像一个人腆着肚子躺在床上，一只手作按摩之状。古人认为腹胀是由于郁气，所以用手按摩，使气消散。《吕氏春秋•尽数》：“精不流则气郁……处腹则为胀为疛。”今日小孩腹胀，大人便给小孩按摩，使气消散。当然，腹胀也可能是别的病因引起的，那就要用另外的方法治疗。

殷：甲骨文、金文殷字像人腆着大肚子，腹下一只手拿着带刺的尖刀指向鼓起的腹部，可能是在给病人放血，因此殷字有红色之义。放血疗法，常用于病人连日发高烧不退热，土办法就是给病人放血。近年来，在殷墟遗址出土文物中，有像小矢头一样的锋利器物，可能就是当时治病用的器具。在12~17世纪的阿拉伯国家，也曾使用放血疗法。据说在西班牙的一些理发店门口，常挂着一块写有 “ Algebrista y sangrador”的招牌，意为接骨兼放血医生。这是理发师的兼职。在我国，直到20世纪中期，在一些比较落后的乡村依然这样治病。有时，病人因流血过多而伤命。其实，这是不科学的。

砭：读（biàn）。《说文》：“以石刺病也，从石乏声。”用尖石刺激病人的穴位，这就是最早的针刺疗法，可能从石器时代就有针刺疗法了。不过，由于当时生产力底下，那时还没有银针，只好用尖的石针。商代一些遗址出土两头尖或无孔的骨针，他们很可能就是砭的进一步发展。《一切经音义》：“攻病曰药石，古人以石为针，今人以铁，皆谓疗病者也。”《韩非子•喻老篇》记载说：“扁鹊曰：‘疾在腠理，汤熨之所及也；在肌肤，针石之所及也’。”扁鹊所说的针石，就是砭，也即石针，说明我国针灸技术是有悠久历史的。

久：针灸技术是中国传统医学的治疗方法。《说文》：“久，从后灸之也，象人两胫后有距也。”甲骨文中已有久字，像一个人侧卧着，下有火柱灼之之形，也即灸字的初文。可见，灸和砭是两种不同的方法。但二者又有密切的联系，都是通过刺激人体某部分的穴位来调节或恢复人体的免疫功能的治疗方法。针灸疗法，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治疗方法，是对世界医学的宝贵贡献。

医：《说文》：“治病工也。一曰殹，病声，酒所以治病也。《周礼》有医酒。古者巫彭初作医。”这是说，医是专门给人治病的人，等于今天的医生。古时候巫彭开始给人治病。繁体医字从殹，是病人的呻吟声。古代医生治病用酒，所以字又从酉。酉是酒字的初文，大概我国很早就使用药酒给病人治病了。医字的异体作医，下从巫，说明古代的医是由巫承担的。文化史研究表明，巫是医的源头。上古时期科学文化比较落后，人们既无法战胜自然灾害，也无法解释包括天灾在内的各种自然现象，只能把各种自然现象归咎于神灵的意志。于是，为了解除病痛和灾害，只有乞求神灵的保佑。这样，就有了巫祝一类的文化现象产生，也就有了巫这种神职人员。巫采用符咒、占卜和祝祷等巫术来为人们驱灾求福。什幺叫巫术？就是幻想通过唤醒附着于某一具体物体或个人身上的一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从而对这些物体或个人施加影响与控制的行为，就是巫术。巫术在于实用。有时，巫也兼用一些中草药来给人治病。所以，上古时期巫术和医术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不过，要想当一个巫医也还是不容易的。《论语•子路》：“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朱熹集注曰：“巫所以交鬼神，医所以寄死生。”这是说，作巫医首先要有恒心，否则不能为之。巫主要是和鬼神打交道的，医则是治病救人的，两者的职责有所不同。但在上古时期，巫往往兼有医的职能。大约到春秋时期，巫和医的职能开始分工，开始有了扁鹊那种专门的神医了。

由于我国古代医学发达，所以，古代的医书也比较的多。1973年底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古代医书。形成于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三十六卷，分《素问》和《灵枢》两个部分，是我国古代最有影响的中医基础理论著作。东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三卷，则是我国古代著名的中医药专书。此外，东汉时期还有《难经》和神医华佗的《中藏经》三卷等。这些都是中华民族智慧的伟大结晶和对人类文明进步的巨大贡献。

第二十一讲 关于“亚”字符号的文化解析

“亚”字符号，早在殷商时代的甲骨卜辞和青铜器铭文中就已出现。我们在第一讲中业已言及，汉字绝大部分是由象形图画逐渐演变而来的。那么，这个“亚”字符号，它是取象于何物而创造出来的呢？它的原始象征意义又是什么？对此，从宋代以来就不断有人在进行探讨。概括前之学人对亚字符号的解释，至少有十几种不同的说法。其大略为：

1、象人局背之形。这是东汉著名文字学家许慎在其《说文解字》一书中的说法。许慎是根据小篆的形体而作的解释，因此，他的说解与上列甲骨文、金文的字形显然是不符的。甲、金文“亚”字的形体根本不象驼背老人之形。所以，许慎没有揭示出“亚”字符号的原初意义。

2、像庙室之形。此说始于宋代的薛尚功，近人徐桐柏、高田忠周、张凤等多从之。徐桐柏说：“（亚）象庙室墙垣四周形”；高田忠周说：“亚字象大室四隅有夹室之区画也”；张凤说：“亚形象庙屋之平面基地形。”庙屋为什么要作亚形？他们没有作出进一步的解释。

3、为二弓辅戾之象，实乃弗字，也即黻字。这是清代阮元的说法。显然也与甲、金文亚字不合。

4、“初象卒伍成行之形。在田则象尖斜欹侧不成方的区田，象区田一方阙其四角也。”这是丁山的解释。丁山的解释有很大的随意性，既象士兵行伍之形，又说像区田一方而缺其四角。究竟象什么之形呢？不过，丁山指出了“亚”字的基本特征：即方形而缺其四角。于省吾也说“亚”字象隅角之形。

5、陈梦家说：“（亚）是一种称号的图像化。”在甲骨金文中，“亚”字常用作为职官的称谓，所以陈才如是说。但称谓本是很抽象的，无形可像。所以，称号只是亚字的运用，不是亚字的初义。

6、象火塘之形，象征祖先之神所凭依。这是朱芳圃的解说。火塘为什么要作亚形？祖先之神灵为何要依托于亚形的火塘？其中有什么特定的文化含义？火塘作成圆形或方形的不是更容易吗？此说显然带有神秘的色彩，且更无从验证。

7、顾实说：“亚，押古通，如署名签押。”郭沫若也有此说法。

此外，还有人认为亚字是“恶”字之本字（段玉裁），是“家”字之初文（马叙伦），是“垩”字的初文（张凤），等等。

笔者以为，以上诸家关于“亚”字符号的若干阐释，都没有能真正揭示出亚字符号的原始象征意义。先民造字，必有所取象，正如许慎所说：“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是也。笔者曾根据甲骨文、金文资料以及许慎的有关解释，系统地考察过一二三亖XΛ十八九丨这10个原始数目字，发现它们的创造皆与先民对空间方位的认识有直接的关系。就是说，这10个原始数目字都是宇宙结构——空间方位的符号化。而亚字符号，则是先民模拟大地八方位之形而创造出来的一个宇宙——文字符号。亚字的四面长边，象征大地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四个缺角，则象征大地的东南、东北、西南和西北四个角方位。因此，亚字实际象征了大地的四面八方。]何以知之？在汉语中，有不少词语就是用数的概念来表示方位的。如四方、四面、四极、四表、四海和八方、八面、八表、八极、八达、八卦，还有五方、六合等，这些由数-方位结合而成的语词，表明数概念与空间方位概念的密切关系。

我华夏先民早就形成了天圆地方的观念。《吕氏春秋•圜道》曰：“天道圆，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上下。”古之圣王是如何效法天圆地方这种宇宙结构模式而统治下民的呢？桓潭《新论•正经》有一段生动而又精辟的描述。其文曰：“王者造明堂、辟雍，所以承天行化也。天称明，故命曰明堂。上圆法天，下方法地，八窗法八风，四达法四时，九室法九州岛，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风。为四面堂，各从其色，以仿四方。王者作圆池如璧形，实水其中，以环壅之，故曰辟雍。言其上承天地，以班教令，流转王道，周而复始。”根据古人的描述和图标，明堂的总体建筑，四方的角都是缺的。就其建筑平面图来看，正好像甲骨文、金文亚字形。这寓意着殷商及西周的古天子，在这象征天地的中心，祭祀天帝祖先神灵，颁布政令，施行王道教化。这种以人，也即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深刻地影响着华夏先民的思想，这在古代文献中有很多的记载。

非惟如此，考古发掘所知，商代天子的墓穴也是呈亚字形的。可知殷商王陵和贵族墓在地面上建有供祭祀用的建筑。

战国以前的丧葬制度是墓而不坟。就是说，人死以后，棺廓埋在地下的墓穴中，而地面以上并不堆多大的坟。战国以后，君王的陵墓在地面以上才堆成上圆而下方的坟墓。无论是享堂，还是坟墓，都是上圆而下方，一如明堂之结构，这正是先民天圆地方宇宙观和自我中心思想的体现。这表明，在古代统治者的观念中，他们不仅活着时是居于天下的中心，向天下的臣民发号施令。他们死后，依然处于天下的中心，继续他们的统治，自我中心观念是很突显的。这就是古代帝王陵寝制度的文化价值取向。

此外，中国人传统居住的四合院，从商代开始也是四面建房，空其四角，中间为天井，呈古亚字之形。陈梦家指出：“由卜辞宫室的名称及其作用，可见殷代有宗庙有寝室，它们全都是四合院似的。所以，东西南北都有房屋。”所以，确切地讲，不是亚字像宗庙宫室之形，而是古代宗庙明堂乃至后来的四合院，是按宇宙结构——亚字形建筑的。而亚字，乃是先民朴素宇宙观——空间平面八方位观念的符号化。

第二十二讲 汉字与女性女权思想

语言文字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但没有阶级性。一种文字是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所创造，也为民族全体成员所拥有。这是语言学的一般理念。然而，汉字却有其特殊性的地方。这种特殊性，在于汉字构造本身的特殊性。因为汉字是表现思想和语言的，而思想和语言则是人们对客观事物所形成的认识和态度，这也就是汉字的所谓意义。汉字通过自身的特殊构造来表现这种种思想和观念。我们则通过分析汉字的构造，得以了解古人在创造汉字时的这些思

想和观念。许慎的《说文解字》共收9353个篆字，其中女部字有237个，重文（异体）13个，约占全书的百分之2.5。其中作为姓氏用的11个，描写女性容貌体态的有45个，作为女子用字的有17个，与女性有关的字如婚姻称谓之类的字约有58个，描写女性性格特征的约有100个，其中描写女性性格坏的方面的约有70个。透过这些女部字，我们可以看到上古时期先民们对女性的认识和社会文化观念。当然，这些字中有相当部分现在已经不再使用了。

一、真善美方面

在汉民族的文化心理上，美好的东西往往用与女性有关的字来表示。就拿“好”字来说吧，《说文》：“好，美也。从女子。”《方言》：“凡美色或谓之好。”在上古汉语中，“美色”一般指女子长得貌美，叫做好。古代有把女性比作玉的。《诗•召南•野有死麕》：“白茅纯束，有女如玉。”美好的事物是人们普遍向往、追求的，古今无不如此。《诗•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正是人性爱美的表现。

1、女性的容貌体态肤色。《说文》中用来表示女子容貌体态肤色好的字，大约有20个左右。例如，姝，好也。《诗经•邶风•静女》：“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姝，美丽的样子。媛，美女也，人所援也。《诗》：“邦之媛兮。” 娇，姿也。妩媚，体态美也。婵娟，体态美好的样子。妍，美也。婆娑，舞也，也指体态美。

表示女性温文尔雅、善良的性格特征。《说文》中表现女性好的性格特征方面的字，大约有17个。娴，雅也。如，从随也。嫔，服也。委，尾随也。娓，顺也。娱，乐也。但女部字中更多的是反映女性性格不好的。

二、心胸性格方面

当然，女性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生理上以及在性格方面都有其自身不足的地方。这些方面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这一人群的看法，从而形成了先民对女性的一些偏见。这些不仅在古代文献里有所反映，而且在汉字里也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性格特征方面。嫉妒，妒，妇妒夫也。嬖，便嬖，爱也。佞，巧调高材也。妄，乱也。妨，害也。嫌，不平于心也；一曰疑也。嫖，轻也。婪，贪也。懒，懈也，怠也；一曰卧也。懒字原从女旁。淫，私逸也。淫字原从女旁，指女性性生活过度放纵，后改用淫字。淫，本指雨水过度的意思。奸，私也。奸，本从三女，专指女性淫乱、私通、邪恶、狡诈等不良品行和行为。而奸字本读gàn，意为犯淫也，也指女性的不良行为。

早在商周之际，先民就已形成了对女性的某种歧视观念。《尚书•牧誓》中周武王对伐殷的军队宣誓说：“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牝鸡，指母鸡。这是说，母鸡没有在早晨啼叫的，如果母鸡在早晨啼叫，那么家里就要遭灾。周武王用母鸡之晨喻比女人不能管理国家乃至家庭的大事。当然，周武王是汲取殷商亡国的教训而有所指的。在周武王看来，殷纣之所以亡国，就是因为商纣宠信女人妲姬所造成的后果。孔子也曾说过“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逊），远之则怨”的话。

2、与女性有关的禁忌。因为女性有许多自身不足的地方，所以，在先民的观念中，就形成了与女性有关的禁忌字。“禁忌”一词的意义，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一书中说：“Taboo”它代表了两种不同方面的意义。首先，是“崇高的”、“神圣的”，另一方面，则是“神秘的”、“危险的”、“禁止的”、“不洁的”。禁忌即指某种含有被限制或禁止而不可触摸等性质的东西之存在。在华夏先民的观念中，与女性有关的某些东西被认为是不洁的，是不能接近甚至触摸的。《说文》：姅(bàn),妇人污也。《汉律》曰：“见姅不得侍祠。”这种禁忌由来已久。《礼记•内则》说在妇女生产时，丈夫不能入产房。这种礼的规定，实质上是远古时代有关禁忌在文明时代的演变，并以礼的形式规定下来。“禁忌”是从文化观念和心理上加以禁止。因此，禁忌乃产生于人们对自然现象的畏惧或恐惧。这种畏惧或恐惧又产生于人们对自然现象的无知愚昧。因此，要克服对自然现象的畏惧或恐惧，只有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了解自然，同时也要了解人类自身。

古代兵书中有 “戎事不迩女器”的规定。迩，近也。这既是一条规定，其实也是一种禁忌。在先民的观念中，把女性生殖器看作是一种不洁净的东西。

古人对女性性生殖器的性功能没有科学的认识，觉得是一种怪物样的东西，是不能过于接近的。《左传•昭公元年》：“是谓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良臣将死，天命不佑。”现代性心理学研究表明，女性的性欲实际上比男性要强烈得多。但是由于女性有一种害羞心理，所以，常常将这种性欲埋藏在心里而不表现出来。淫字本从女，前引《左传》中的一段话，足以反映出女性的这种性欲特征。

女器是人类身体的器官之一，先民为它专门造一个字，这就是“也”字。《说文》：“也，女阴也。从乁，象形。”许慎说小篆的也字像女阴之形。对女

性生殖器的关注，在人类有意识之际恐怕就已开始了。例如，在青海省乐都县柳弯出土的属于新石器时期马厂文化类型的彩陶壶上，就有表现女性生殖器的浮雕。文化学研究认为，这是人类生殖崇拜的表现。其实恐怕是先民对人类生殖现象感到神秘的一种直觉的反映。因为直到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古籍中才有关于人类生殖的较为接近科学的论述。《礼记•昏义》：“男女构精万物化生。” 女性往往又是弱小的象征，因此常常遭到强暴欺凌。在古人的观念中，也有保护女性的一种崇高责任。体现这种美好责任的就是“毋”字。《说文》：“毋，止之也，从女，有奸之者。”意思是说，如果有对女性行奸之行为者，当禁止之，令勿奸。所以“毋”字用作为否定副词有禁止义。这显然是尊重女权，保护女性的思想在汉字中的反映。

三、汉字中女性的社会地位

女性的社会地位，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与社会的发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可以说是两极性质的变化。从上古时期许多部族知母不知父，姓氏从女这一点来看，当时的女性是有很高的社会地位的。既是氏族的核心，也可以说是社会的核心。

姓，《说文》：“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从女从生，生亦声。《春秋传》曰：‘天子因生以赐姓。’”姓字从女从生，表明人是女性所生。所谓“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说明上古时期先民还不懂得人之生人的科学道理，只是凭直觉觉得人是女性所生。所以对女性为何能生出人来，作了种种荒诞不经的解释。《史记》：“太昊庖牺之母，居华胥之渚，履巨人迹，意有所动而生太昊；少昊字青阳，母曰女节，有大星下流华渚，女节梦接意感而生少昊；少典妃安登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之于常羊，生神龙；帝喾姬姓也，其母不觉，生而神异；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女曰姜嫄……姜嫄出野，见巨人迹，心欣然悦，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曰弃。”又见“汉字与古代生育文化”一讲。由于人们皆知母而不知父，这样就必然形成以女性为中心的社会结构，这就是母系氏族社会。母系氏族社会时期，为了区别氏族部落，于是就以母系氏族为核心。到了文字产生的文明时期，就造出了从女的姓字。母系氏族社会时期是女性最辉煌的历史时期。其他从女之字如，嫁，《说文》：“女适人也，从女家声。”出嫁的对象是女性，说明这种观念应该是以男性为中心才有的。

娶，“娶妇也，从女从取，取亦声。”可见，娶的对象也是女性。

婚，“妇家也。《礼》：‘娶妇以昏时’。妇人阴也，故曰昏，从女从昏。”表示婚配之婚，最早用昏字。在上古时期，人类在形成同姓不通婚的禁忌时，曾有过于黄昏之时抢婚的习俗。这是世界许多民族都曾经历过的历程。到了文明时代，抢婚习俗渐渐被改为婚聘制度。但男女结婚的时间一般仍安排在黄昏时，且把成年男女的结合叫婚配，这些是上古文化习俗的遗存。

姻：“婿家也。女之所因，故曰姻。从女从因，因亦声。”因，是依靠的意思。女之所因，即女之所依托，表明女性处于从属于男性的地位。

妻：“妇与夫齐者也。从女从屮，从又，又，持事妻职也。”虽然说妇与夫处于等齐的地位，但妻的职责却是操持家务活。

女：“妇人也。象形。”甲骨文、金文女字就象敛衽侍立的女性之形。这正是女性（妻子）的职事。可见妻在家庭中的地位。

妇：“服也。从女持帚，洒扫也。”《大戴礼记•本命篇》：“妇人，伏于人也。”《释名•释亲属》：“妇，服也，服于家事也。”《礼记•曲礼》：“妇，服也，言其进行以服事君子也。”无论是字形，还是文献中的有关记载，都说明妇、妻的职责主要是操持家务和服从于丈夫的。

母：“牧也，从女，象怀子形。一曰象乳子也。”牧是养的意思。所以，养儿育女，就是女性最基本的家庭职能和社会职能。

而奴和妾二字，则足以表明女性的社会地位。奴字从女从又，是以手抓女性之意。甲骨文奴字从人从女，表示女人。奴本是罪人。在原始时代，部落之间常常发生战争。胜利者常把男性俘虏杀死或充当牺牲品，用来祭祀部落的祖先。把俘虏来的女性分配给胜利者一方有功的男子当奴隶。这种“奴”既充当胜利者家庭仆人，同时也充当性伴者。这种女奴就是后来的所谓妾。所以，女性奴又自称为奴婢，意指身份比女主人卑下。在奴隶制时代和封建社会里，一夫多妻制也足以说明女性是处于附属于男性的地位。

妾字从女从辛，辛是尖刀状的刑具。这是在女奴的脸上刺记号用的。后来这种女奴由一般的仆人由于具有性伴的作用而演变为妾。《广雅•释亲》曰：“妾，接也。”所谓接者，接于其君也。就是说，妾起着接续正妻以侍奉丈夫的功能。

当然，在先民的观念中，女性也有其伟大的一面。这种观念在汉字中也有所表现。例如“娲”字。娲，《说文》：“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从女呙声。”在先秦两汉时期，传说女娲和伏羲是以龙为图腾的华夏民族的两个始祖。伏羲和女娲原是兄妹，结婚后传下了人类。又传说女娲用黄泥捏造了人。

伏羲始画八卦，而女娲则炼石补天，断螯足支撑天之四极，因此女娲是英雄女性的代表。在汉代有不少画像石就是以人面蛇身的伏羲、女娲两性交合为主题的。女性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女性有美丽的容貌体态，有勤劳善良的性格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更在于女性是人之母，她无私地奉献着伟大的母爱。

第二十三讲 汉字与古代测字术

测字，隋代称为“破字”，宋代谓“相字”，又叫“拆字。古代测字术被用来占卜人事的未来祸福吉凶。测字术由拆字的人任意写出或说出一个字，术士经过拆合或加减字形笔画，或打乱字形，参互他字，来解释占卜者未来吉凶祸福。《隋书•经籍志》有《破字要诀》一卷记述测字术。这是汉字研究的歧途。

测字术由来已久。《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子曰：‘夫文，止戈为武’。”《宣公十五年》：“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民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故文反正为乏。”这就是 “乏”字。

韩非《五蠹》：“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谓之‘厶’，背厶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这是分析“厶”和“公”两个字的形体结构。

汉字的形体结构到秦汉之际，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人根据变化了的字形去解释，那必然是错误百出。甚至有人还根据汉字去断案，那更是荒唐可笑。“苛人受钱”，本是法律条文中的一句话，意思是责人不法，而受人之钱。苛是“呵”字的通假字，斥责。但“苛”字由艹和可两部分组成，艹误作止，可误作句（读勾）。廷尉就根据讹变了的字形来解释“苛人受钱”是“止句也”，意思是止人（要胁人）而句（钩）取人之钱财。

测字术可能是受两汉时期谶纬术的影响而产生的。谶纬术本来是统治者玩的政治把戏，在西汉末王莽篡位和东汉末曹魏篡汉的事件中暴露得淋漓尽致。作为谶纬术之一的测字，在这些事件中起了重要作用。《易运期谶》：“言居东，西有午，两日并光日居下。其为主，反为辅，五八四十，黄气受，真人出。”言午是许字，两日并光是昌字。这是说汉朝当以许亡，魏当以许昌为都城，代汉而兴。又说：“鬼在山，禾女连，王天下。”这也是说魏当代汉而王。测字的性质也就不言而喻了。相传汉高祖始为亭长时，梦逐一羊，拔角尾皆落。占曰：“羊无角尾，王字也。”后果为汉王。这也是用测字术为自己欲当皇帝而造的舆论。

测字往往又与占梦联系在一起。《后汉书》：“蔡茂初在广汉，梦坐太极殿，上有三禾穗，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辄复失之。以问郭贺，贺离席庆曰：‘大殿者，宫府之象也。极（栋梁）而有禾，人臣之上禄也。取其中穗，是中台之位也。于字，禾失为秩，虽曰失之，乃所以得秩也。’旬月而茂征焉，乃辟（征）贺为掾。”这则故事说得多么神奇有趣。其实，郭贺也是运用测字术趋炎附势，为自己将来升迁作伏笔。后来蔡茂升迁，郭贺也因此得到提拔。

测字术流传到唐宋时，极为盛行。大约形成于隋末唐初的《推背图》，就是一部很有影响的书。书中，测字术得到充分地运用与发挥。

《推背图》是用六十幅奇形怪状的画面，配以晦涩难懂的诗文预测未来的书。千百年来在我国民间和士人以及政界人物中流传甚广，影响很大，被人们称为一本神秘的书。其之所以神秘，一是由于它的作者利用了中国文化和文字的某些特点，采用隐晦含蓄、拐弯抹角和故弄玄虚的手法，使书的内容难以为常人所理解，这无形中增添了它的神秘性，因此有人称它为“天书”；二是由于该书印数很少，一般人难以见到，即使友人有此书，也不轻易外传。这样一来，《推背图》就越传越神，甚至有人认为它是什么绝密天机，是中国大预言家的先知先觉。就其内容而言，应该说它和两汉时的图谶是同一性质的东西，都是为统治阶级夺取政权造舆论的工具。

《推背图》的作者和名称，据传是隋末唐初的星命学家李淳风和袁天罡，因为书的开头有几幅图和诗文是为李唐王朝的建立而造舆论的。李淳风，岐州雍人，通天文、历算、阴阳之学，唐高宗时官至太史令。新、旧《唐书》均有传。

开头第一幅图，第一象，甲子，干为天。诗曰：“自从盘古分希夷，虎头龙争事可悲，万代兴亡谁能记？始从唐后定兴衰。”这分明是为李唐王朝的建立歌功颂德。

第二幅图，乙丑，天凤图。按《乾坤预知歌》中“十八鲤鱼跳出来”画了十八条鲤鱼，诗曰：“江中鲤鱼三六子，重重源流泉渊起。子子孙孙二九人，三百年中少一纪。”“十八鲤鱼跳出来”，即“离渊”，谐唐高祖李渊。“江中鲤鱼三六子”，三六子是“李”字；“重重源流泉渊起”，暗指“渊”字；“子子孙孙二九人”，指有子孙十八人（18代）将继承君位（李唐王朝即帝位者共有20人，除李渊本人和武则天而外，子孙正是十八人）；“三百年中少一纪”，唐朝从公元618年到907年，共289年，正是三百年中少一纪12年（取其约数）。可见《推背图》是为李唐王朝的建立所做的舆论宣传。

《推背图》的命名，传说隋末著名的星命学家袁天罡和李淳风两个人非常要好，经常在一起切磋天文地理和太极八卦，推算天、地、人之种种事物，进而预测国家和人世的未来。据说有一天李淳风正在聚精会神地画图，而袁天罡早已站在他的背后。当李淳风画完第六十幅图时，袁天罡从背后推了他一下，说：“别推了。”又吟了一首诗：“茫茫天数此中求，世道兴衰不自由。万万千千说不尽，不如推背去归休。”吟后两人对笑起来就下棋去了。后来李淳风把这些合起来并命名为“推背图”。这六十幅之数，当取意于六十甲子。因为六十甲子为一循环，寓意人世间的事也是60年一循环。后来，每逢改朝换代，《推背图》就被用作那些人夺取政权的依据。《推背图》中与测字有关的内容很多。

第四象，丁卯，天地否。画面是：一人一手举火把，一手持金钟，前有一犬大张着口。诗曰：“拟将社稷乱分离，怎奈天公十八枝。赖得扶臣犬边火，方能扶正旧唐基。”犬边火是狄字，中间一人，即仁字。第一句诗指武则天在唐高宗死后想篡权；第二句说大唐的气数尚未尽，理应传至十八代子孙（十八枝）；第三句是说幸而扶臣狄仁杰劝武则天传位于李显；末一句则说在狄仁杰的辅佐下才又恢复李唐旧基业。

第五象，戊辰，风地观。画面是：山上有一鹿负鞍，下有一女卧地死。谶曰：“春色正依依，荣华只两枝。又逢木易坏，惊起太原尘。”诗曰：“渔阳击鼓过潼关，此曰君王幸剑山。木易若逢山下鬼，定于此处丧金环。”这是指安禄山渔阳造反，唐明皇幸西蜀（剑门山），（木易）杨贵妃（玉环）死于马嵬（wěi）坡之事（鹿负鞍，即马负鞍）。

又如，“八只牛来力量大，日月并行照天下。”八只牛合起来是“朱”字，日月并行是“明”字，喻指朱家（元璋）要建立大明王朝。

《推背图》大多数的图、谶及诗都晦涩难懂。传世《推背图》有清初才子金圣叹的批注。不过，金圣叹有些批注很含蓄委婉，不好理解，大概有些话不便于直接说出。

到宋代，测字术已发展成为一种社会职业，它既可以为一些人夺取政权造舆论，也可以在心理上起到摧毁一些人的作用。《说岳全传》第六十一回载宋高宗逃到临安（今杭州），一日无事，便扮做客商模样与秦桧到临安城内闲逛。不一会来到龙吟庵门前，见围着许多人，原来是个拆字先生，正在那里替人家测字。高宗皇帝看了一会，觉得有文有理，就上前说：“先生也给我拆个字。”那个拆字先生叫谢石，就说：“请写一个字来。”于是高宗随手写个“春”字。谢石拿过一看，称赞道：“好个‘春’字！常言说得好‘春为一岁首’。足下决非常人。况万物皆春，包藏四时八节。请问尊官所问何事？”高宗说：“终身好否？”谢石说：“好，好，好！大富大贵，总不可言。但有一言：‘秦’头太重，压‘日’无光，若有姓秦的人，切不可相与他，恐害在他手内！牢记，牢记！”高宗伸手摸出一块银子给谢石。又对秦桧说：“贤卿也试拆一字。”秦桧无奈，随手写了一个“幽”字，谢石说：“这位尊官所问何事？”秦桧说：“也是终身。”谢石说：“‘幽’字虽有泰山之安，但中间两个‘丝’字缠住，只叫做‘双龙锁骨，尸体无存。’目下虽好，恐后来年老齿坏，遇硬则衰，须要早寻退步方好。”秦桧说：“领教了。”也给了些银子，随高宗而去。当时有人认得刚才的秦桧，对那测字先生说：“你这先生字虽断得好，只是拆出祸来了！方才那头一个正是当今天子，第二个便是秦丞相。你讲了这些言语，怎得就饶了你。”那测字先生心想不好，赶紧弃了招牌，急忙逃走了。秦桧回到府中，急忙派家丁去捉拿那拆字先生。结果人已先逃走，一连找了三四日，也不见踪影，只好作罢。

《三国演义》第九回中记载着这么一则童谣：“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千里草”是“董”字，“十日卜”是“卓”字，全句用拆字这种方式巧妙地表达了董卓将死这个意思。

鲁迅先生的杂文集《且介亭杂记》，就是截取“租界”二字。且，取租字的右半个；介，取界字的下边，合成一篇杂文集的名称。这种拆分汉字，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盲目信从测字而弄出笑话来的故事也不少。《民间文学》曾载某处有个王灵仙摆了个拆字摊。一天，本村一个村妇因丈夫久出未归，就抱着孩子来测字，问丈夫何时归来。当村妇说明来意还未及拿字，王灵仙就说：“你回去，你丈夫今天就回来。”该村妇听了很高兴，连忙准备一些酒菜，等候丈夫回来。可是左等右等也不见丈夫的踪影。于是村妇就跑来找王灵仙问个究竟。王灵仙说：“你丈夫已经到家了，他要休掉你，你赶紧回家吧。”村妇一听赶忙回家。一到家，丈夫果然回来了，气呼呼的。村妇觉得很奇怪。只听丈夫责问道：“我外出不在家，你做这么多的酒菜是等哪个汉子的？”村妇连忙解释，可丈夫不相信，就跑来找王灵仙问个究竟。王灵仙说：“有这回事。你赶紧回家去吧，你妻子在家上吊了。”村妇的丈夫赶紧往家跑，幸好跑得快，到家一看，妻子果然上吊了。幸亏救得及时，还没断气。等妻子苏醒过来以后，俩口子讴着气，一起跑来责问王灵仙。王灵仙说：“你媳妇头一趟跑来测

字时，怀里抱着孩子，一边走一边亲着孩子的嘴，一个大口，一个小口，不就是‘回’字吗？第二次来的时候她站在木桩旁，依着木桩，那不是‘休’字吗？第三趟你当家的来时，口大张着，一边跑一边用毛巾擦着汗，口字加个巾字不是‘吊’字吗？一席话说得俩口子哭笑不得，只得回家过团圆日子去了。当然这则故事仅是个笑话，说明测字术缺乏科学性。同一个字，由于占问的内容不同，可以做几种不同的解释，足以说明它的不科学。例如同样一个凫字，1、一人向测字先生询问婚姻大事。测者曰：“易成，当是再醮。”醮，读jiào,妇女再嫁。那个人点头问道：“道理何在？”测者曰：“倒凤颠鸾，婚姻极美，岂非易象？字之上，鸟也；下如鸟巢。今鸟已不在窠中，则是换巢鸾凤之象也，岂非再醮之妇乎？”

2、一人问“守旧与更新哪个好？”测者答曰：“字乃败翎鹦鹉之象，又象褪毛鸾凤。守旧不宜，决无兴旺之日。此时春光明媚，花卉向荣，细推数中，乃天机到处鸟能言之兆。若更改生涯，自然十分得意。”

3、一人问生意如何？测者答曰：“凫凫鸟乘风，可以翱翔得意，然无尽日飞腾之理，恐不得久。”那人笑曰：“神数！我所卖者，要货也，大抵半月已耳。”另一人就此字也问生意和月建。测者答曰：“岛屿风轻鸟飞倦，此数不利，当慎之。”

4、一人问官司结局。测者答曰：“大不利。”问其原由，答曰：“枭神头，白虎脚，勾陈身，螣蛇尾，四凶齐犯。若到官，夹打俱有。一倒便见矣。”因将“凫”字倒置茶几之上，令彼人自观，时旁观者皆叹服。

运用拆字可以委婉地表达人民的某种意见。如清代汉阳知府梁鼎芬是个著名的大贪官，搜括民脂民膏，弄得民心沸腾。有人作了一幅拆字对联送给他：“一目不明，开口便是两片；草头割断，此身应受八刀。”上联隐一个“鼎”字，下联隐一个“芬”字，以此表达老百姓对贪官的愤恨，讽刺意味极浓。

测字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有较大影响。专门整理研究测字术的书籍,北宋邵雍有《五行六神员诀》。流传下来专讲测字术的书有清初程省的《测字秘牒》和周亮工的《字触》等。清代赵翼《陔余丛考•测字》对测字也有详细的考证。

第二十四讲 汉字与古代避讳制度

文字本来是人民群众发明创造的，它是描摹事物、表达思想和记录语言的符号。因此，本应属于全民族所有成员。但是，在中国这一有着悠久专制统治传统的国家，为了显示权威和尊严，在使用文字的过程中，出现了由于某些字是最高统治者名字使用过的，于是就不准平民百姓再使用的极不公平的专制现象。这种现象，就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避讳制度。

所谓“讳”，旧时代称死去了的帝王、圣人或祖宗尊长的名。讳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犯讳就是一种亵渎和犯上的行为。因而凡是帝王、圣人或祖宗尊长名中使用过的字，后代和其它人就不能再使用，在交际中也不能直言其名，而要改变说法。

避讳，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与迷信有直接的关系。弗洛伊德曾从巫术的角度论述说：“在原始氏族的观念里，人名是一个人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所以当一个人获知某一个人或某一个灵魂的名字时，他同时也将得到它的一部分力量。”*1+弗雷泽也曾说过：“如果敌人知道了自己名字就会运用巫术加害自己。”“许多未开化的民族把自己的名字看作自己生命的重要部分。”（《金枝》）鲁迅先生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小说里，记述了长妈妈给鲁迅讲美女蛇的传说。最后长妈妈还叮咛说：“倘有陌生的声音叫你的名字，你万不可答应他。”演义小说中有不少“吐语捉将，道名拏人”的法术描写，正是那种巫术文化的衍生。到了文明时代，就演变为对权威及祖宗神灵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一种伦理观念。

通过改换文字的方式来达到避讳的目的，是中国所特有的，它取决于避讳的本质属性和中国文字的特点而决定的。避讳肇端于周代，形成于秦，盛行于唐宋，直至民国前夕，流传近三千年之久。这种用改换文字的方式来达到避讳的目的，由于要避讳，所以，每每要把此前文献中的帝王名、祖先名或其它物名的用字加以改换。其结果，给文献的正常流布造成许多混乱，流弊极大。颜之推《颜氏家训•风操》：“凡避讳者，皆须得其同训以代换之：桓公名白，博有五皓之称；厉王名长，琴有修短之目。”复旦大学胡奇光教授曾深刻地指出：“文字迷信一旦与皇权崇拜相结合，那就变成一股又吓人又惑人的封建势力：皇权崇拜赋予文字迷信一尊严性，文字迷信又增添皇权崇拜的神秘性。这两者的结合点正在以皇帝名号为中心的一切事物的禁忌上。龙的喉下有逆鳞，谁一触犯，谁就立即被扑杀。皇帝名号之类亦与此相仿，谁一犯禁，谁就遭到文字之祸。文字迷信与皇权崇拜成了古代文化思想的一种共生

现象，那根子扎在封建宗法的农业社会里。”

弗洛伊德曾分析过原始民族中禁忌的情形说：“禁忌的来源是归因于附着在人或鬼身上的一种特殊神秘力量（玛那），他们能够利用无生命的物质作媒介而加以传递。”“触犯禁忌所产生的结果，一方面要看附于成为禁忌人或物其神秘力量的大小，另一方面要看触犯者所具有的反玛那力量的大小来决定。例如，国王和领袖们具有较大的权力，也因此使直接称呼他们名称的行为成为一种冒犯，而称呼者的下场，无疑的，将是死亡。”*3+古代中国一直是君主专制统治的国家，所以，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无与伦比的力量，臣民谁又敢冒犯呢？

下面以陈垣《史讳举例》为资料来源，分析研究我国古代避讳的主要方式。陈垣《史讳举例序》说：“碍于封建礼法，付诸文字的避讳字，除不直言或空其字者外，多在具体用字上设法做文章。有的代以‘空围’，有的径以‘讳’字代之。有的改用同音或音近的字替代。有的是以同义或近义字替代。有的采用拆字法，将一合体字拆作两字以示避讳。此外还有缺笔避讳法，即空缺避讳字的某一笔画以示避讳。”

先秦文献里有一个“朕”字，《尔雅•释诂》郭璞注：“今人亦自呼为身。”就是说，一般人称自我叫“朕”。但是，到了秦始皇当了皇帝以后，这个“朕”就不是一般人能自称的了。《史记•秦始皇本纪》：“天子自称曰‘朕’”，“朕为始皇帝。”因此历代帝王都自称为“朕”。

又如，劉字从卯金刀，本义是杀、灭。因为西汉和东汉皇帝都姓刘，为了避讳，所以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中就没有收录这个刘字。

一、避讳常用的方法

避讳常用的方法有：改字，空字，缺笔，同音替代几种。

1、改字，是从秦朝开始的一种避讳方法。战国之时月表有“端月”，司马贞《史记索引》曰：“秦讳正，谓之端。”因为秦王名“政”，政和正同音，所以正月就改为端月。“端”也有正的意思。琅邪台刻石有“端平法度”，“端直敦忠”等语，都是用“端”字代“正”字。这是用同义词替代的办法避讳。秦时避讳的规定还不太严格。也有不避讳的情况。

到汉代，承袭秦制，也用避讳之法。汉高祖名刘邦，所以凡用“邦”字的地方，都改用同义的“国”字。《论语》中有“邦君为两君之好”，“何必去父母之邦”，《尚书》中“安定厥邦”，邦都改用“国”字。张迁碑说：“诗云旧国，斯命维新。”而《诗•大雅•文王》原文作“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是后人抄碑文时为避刘邦的讳而把“邦”改用“国”。《史记》恒山改作常山，这是避汉文帝讳“恒”；微子启改作微子开，这是避汉景帝讳“启”；盈数改作满数，这是避汉惠帝讳“盈”等等。不过，两汉避讳之制仍不怎么严格，到六朝以后才渐趋严密。

2、空字，指遇有该避讳的地方则空而不书，或打个空囗，或用“某”字代替，或直接书“讳”字。《史记•孝文本纪》：“子某最长，请建以为太子。”文中的“某”指汉景帝刘启。许慎《说文解字》中遇有避讳字都注“上讳”而不加以解释。禾部“秀”，是光武帝刘秀的讳，戈部“肇”字是汉和帝讳等。

3、缺笔，是指用缺少字的笔画的方法避讳。用缺笔的方法避讳始于唐高宗时。“世”字因避唐太宗李世民之讳，在唐代碑文中缺作卅，少了最下边的一横。用缺笔的方法避讳导致古代典籍用字的混乱，影响对文义的理解和正当流传。所以在唐高宗显庆五年（公元661年）曾下诏曰：“孔宣设教，正名为首，戴圣贻范，嫌名不讳。比见钞写古典，至于朕名，或缺其点画，或随便改换，恐六籍雅言，会意多爽；九流通义，指事全违，诚非立书之本意。自今以后，缮写旧典文字，并宜使成，不须随义改易。后世沿用这种避讳方法的，如清康熙帝名玄晔，在书写或刻书时都要缺掉最后的一笔。

4、同音替代，指用音同或音近的字代替所要避讳的字。避讳改音的说法亦始于唐代，唐以前仅存其说，唐以后则多实行。

二、避讳涉及的范围

1、改姓。郑樵《通志•氏族略》曰，籍氏避项羽讳而改为席氏（同音）；奭（shì）氏避汉元帝讳改为盛氏（同训）；庄氏避汉明帝讳改为严氏（同训）；庆氏避汉安帝父讳改为贺氏（同训）；师氏避晋景帝讳改为帅氏（缺笔）；姬氏避唐明皇讳改为周氏（因西周是姬姓）；弘氏避唐明皇讳改为洪氏（同音替代）；淳于氏避唐宪宗讳改为于氏（省音）；啖氏避唐武宗讳改为澹氏（同音）。

2、改名。避讳改名有三种方法：一是直接改名，二是称字不称名，三是去掉名中的一个字。《汉书•孔光传》：“孔霸曾孙莽，元始元年封褒成侯，后避王莽讳，更名均。”《晋书•邓岳传》：“本姓岳，以犯康帝讳，改为岳，后竟名为岱。”《新唐书•刘知几传》：“刘子玄名知几，以玄宗讳嫌，故以字行。”

3、辞官。有因避讳而辞官或不赴任的。避讳辞官有避正讳，有避嫌名两种情况。前者是唐时的一种定制，后者是一种时尚。《旧唐书•贾曾传》：“拜中书舍人，以父名忠，固辞。议者以中书是曹司名，与曾父名同音字别，与礼无嫌，乃就职。”《北史叙传》：“李延实授侍中太保，以太保犯祖讳，抗表固辞。”李延实的祖父名宝，为了避祖父之讳而辞去太保之职。这在当时是一种时尚。

4、改官名。《晋书•职官志》：“太宰、太傅、太保，周之三公官。晋初以景帝讳故，又采周官官名，置太宰，以代太师之任。”《旧唐书•高宗纪》：“贞观二十三年六月，改民部尚书为户部尚书，七月，改治书侍御史为御史中丞，诸州治中为司马，治礼郎为奉礼郎。”

5、改地名。因避讳而改地名的较为普遍，由来已久。《国语•晋语》：“范献子聘于鲁，问具山、敖山，鲁人以其乡对。献子曰：‘不为具、敖乎？’对曰：‘先君献、武之讳也’。”这是说，因鲁献公名具，武公名敖，而改山名。所以申繻对鲁桓公说：“名不以国，不以山川，以国则废名，以山川则废主，先君献、武废二山。”汉代为避汉文帝讳而改恒山为常山，改女亘娥为嫦娥，其例甚多。

还有因避讳而改干支、改经传文字、改常用词语等的。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记曰：“田登作郡，自讳其名，举州皆谓灯为火。上元放灯，许人入州治游观，吏遂书榜曰：‘本州岛依例放火三日’。” “放火三日”，就是放灯三日，因为不许说“登（灯）”而改说“火”。所以，谚语：“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就是根据这则避讳故事来的。

因为满清原本是北方夷狄之一，故清初书籍皆避胡虏夷狄之字。因改易太多，致影响对经书文义的理解，到雍正、乾隆年间，乃下诏不避四夷字讳。

文字避讳这种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是民族心理素质较差的反映，也是专制统治的表现。由于避讳，对以往的文献典籍经常改动，致使后人对历史文献的思想内容搞不清楚，贻误较深，真可谓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由于避讳，甚至不允许应试。唐代诗人李贺，其父名晋肃。在李贺参加进士考试时就横加劝阻。理由是李贺的父亲名字中有个“晋”字，与进士的“进”同音，所以不宜去考试。韩愈不信这一套，为李贺辩护，写了一篇《讳辩》，说道：“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加上别的原因，韩愈被贬潮州做刺史。

在古代中国，不仅皇帝的名、字，大臣庶民要避之不用，甚至连一些有类禁忌的字也不准使用。据《宋书•明帝纪》（南朝宋明帝刘彧）载：“多忌讳，言语文书有‘祸、败、凶、丧’及疑似之言应回避者，数百十种，有犯必加罪戮。”明太祖朱元璋曾当过和尚，出家为僧，据说又偷过人家的铁锅。因此，当了皇帝以后最怕别人揭他的短，丢他的脸面。所以，他最忌讳“生、僧、则、贼”等字。如杭州儒学教授徐一夔，官至翰林院授官，在给皇上的贺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明太祖朱元璋看完怒斥说：“腐儒乃如是诲朕耶？‘生’者，僧也，以我从释氏也；‘光’则摩顶之谓矣；‘则’字近贼。罪坐不敬。”便令斩首。像这样的事例很多，史称“表笺祸”，意为大臣因上表言事或祝贺喜事而犯禁得祸。记不清是哪位圣哲说过一句至理名言：“上帝叫谁灭亡，必先叫他疯狂。”真是一点也不假。

第二十五讲 汉字与古代文字狱

文字，是全民族所有成员共同创造的财富，因此，谁都有学习、使用文字的权利。每一个汉字都是可分析的符号，在它们初创之际，都有特定的读音和意义，不能随意解释，更何况在解释的过程中必然会融进解释者主体的观念。文字解释和使用过程一旦与政治、权力因素挂上钩，那后果就难以想象。因为在古代中国，政治、权力因素总是大于、重于一切的。这就是中国历史上之所以会发生文字狱这种悲剧的根本原因。有人说“禁书是什么？文字狱是什么？说到底，是对自由与异端思想的罢斥与禁锢。”*1+这种说法也许是对的。本文的目的，在于总结过去，防范未然。

一、中国文字狱的滥觞

古人慎言，担心祸从口出。殷高宗武丁时的大臣傅说（yuè）有句名言叫“唯口起羞”。意思是说，人不要多说话，说不好会自讨没趣。[2]孔子也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中国的文祸究竟起于何时？史无明载。然周武王在《笔书》里说：“毫毛茂茂，陷水可脱，陷文不活！”这是说，笔的毫毛多么丰满修长，入水是那样的洒脱，但若是陷于文字祸，则就休想存活！写得多么形象深刻。据现存的文献记载来看，因使用文字而招致杀身之祸的当是春秋时齐国的两个太史。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齐国的两个太史如实地记录了大夫崔杼弑齐庄公而招致杀身之祸。但最后还是把这件事如实地记载下来了。不过，这件事本身也得一分为二地去看。据《左传》记载，大夫崔杼的妻子很美，齐庄公与之通奸。作为国君来说，己不正何以正人！作为丈夫来说，岂能容忍妻子与他人通奸？！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崔杼杀死齐庄公的悲剧发生。《易•坤•文言》说得好：“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但是，在维护正统观念的齐太史看来，作为臣子的崔杼杀死庄公，这是以下犯上，所以用了一个“弑”字。弑，表示臣子杀君，以下犯上。史官记载下来，将要在青史上留下千古骂名。崔杼既杀了国君，又不想在青史上留下骂名，所以一怒之下连杀了两名太史。第三名太史依然如实书写，崔杼无奈，只好作罢，后人才得以知崔杼弑其君这一史事。

中国历史上最早最大的文祸恐怕莫过于秦时的焚书坑儒了。秦王朝焚书坑儒，丞相李斯在给秦始皇祝寿宴会上讲的一番话，道破了天机。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 城旦，指服四年日夜戍边筑长城等苦役。

书籍是传播知识和思想的工具。在专制统治者看来，要想使人民成为驯服的工具，维护专制统治，就必须使人民无知无识，唯王命是从。所以烧掉传播知识和思想的工具——书籍，是唯一的选择。在李斯看来，仅此还不够彻底，还必须把掌握各种知识，有一定思想见解的人也消灭掉，这样才能保证思想的纯一，维护皇权的权威。于是，始皇三十五年终于发生了一次坑杀460余个儒生的历史悲剧。这就是焚书坑儒事件。

二、杨恽“种豆之祸”

杨恽的“种豆之祸”，是我国古代文字狱的重要标志。杨恽（yùn），字子幼，华阴人，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的外甥。早年因告发霍光的子孙谋反有功而显达于朝廷，封平通侯。他常揭人隐私，后来反为人所告，被免为庶人。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恰逢日蚀，有人上书怪罪杨恽骄奢，不改过错，汉宣帝就把杨恽下狱治罪。审讯时又搜得杨写的“报孙会宗书”，汉宣帝看了很是恼怒，便以“大逆不道”罪将杨处斩。原来，在杨恽写这封信之前，好友安定太守孙会宗来信告诫杨恽，大臣废退，应闭门思过而惶恐，以表示可怜，不当治田产，迎送宾客，以惹是非。但杨因为“暗昧语言”被免为庶人，内心不服，有怨气，故而在复信中也流露出来。杨复信写道：“夫人情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故君父至尊亲，送其终也，有时而既（既，尽也，指除丧。古代孝子服丧三年，服丧既毕，则可从事他事）。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炮羔，斗酒自劳。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琴。奴婢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抚缶而呼呜呜。其诗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是日也，拂衣而喜，奋袖低昂，顿足起舞，诚淫荒无度，不知其不可也。”

颜师古注《汉书•杨恽传》引张晏的话说：“山高在阳，人君之像也。‘芜荒不治’，朝廷荒乱也；‘一顷’百亩，以喻百官也。言‘豆’者贞直之物，露落在野，喻见放弃也。‘萁’曲而不直，言朝廷皆谄谀也。”这样一穿凿附会，岂不是“大逆不道”而何？因此，杨恽遭腰斩也就不可避免，还株连了许多人。杨恽的妻子儿女被放逐到甘肃酒泉郡，侄子安平侯杨谭被免为庶人，友人卫央卫尉韦玄成、京兆尹张敬、安定太守孙会宗等皆罢免。杨恽之祸，成了后世文字狱的法式。

三、北魏崔浩的《国书》祸

记实录，修国史，在文字迷信的封建专制时代，是一件很难干的事。弄不好，就会被认为是有意毁谤当权者，轻则遭免职，重则遭来杀身之祸，甚至灭门九族。东汉班固以“私改国史”罪而下狱，南朝齐吴均以《齐春秋》有萧衍（梁武帝）曾佐齐明帝的实录而获罪。以北魏崔浩的《国书》案最为惨烈。

崔浩河东武城人（今山东）。他出身北方第一名门，官至司徒（丞相），是北魏太武帝最重要的决策人物。自东汉以来，流行着一种以儒学评品人物的姓族和人伦的风气。而崔浩则主张推行高官与儒学合一的贵族政治，不唯门第取才用人。这个主张有利于汉族的文化士人，却对文化相对落后的北魏统治者贵族很不利。这无疑是要北魏统治者贵族们学习儒（汉）文化。这样一来，岂不是使政治上的征服者成了文化上的被征服者了吗？！于是，北魏贵族们首先把矛头指向提出这个主张的崔浩。正好在崔浩主编的《国书》中，有以儒家眼光审定那些鲜卑人的祖先不合礼法的习俗记载，如鲜卑人辫辫子，同姓通婚等内容。这些在儒家看来很不雅观的东西都写进国书，且刻石于大路旁，使人人皆知，丢尽了鲜卑人的脸面。于是，太武帝十分愤恨，身为司徒的崔浩便以暴露“国恶”的罪名，受尽侮辱，最后处以腰斩。与崔同宗的北朝第一名门的清河崔氏，不分亲疏，全部处死；其姻亲也都统统被杀，可谓

惨绝人寰。正因为崔浩主编的《国书》中一些文字触犯了统治者的利益和体面，给北魏统治者和贵族们留下了借口，所以才有如此悲剧发生。这也说明，语言文化对民族心理所产生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40年后，北魏孝文帝自觉地实行汉化，这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明智做法。

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文饰是人类共有的一种心理防御方式。对于掌握臣民生杀大权的封建君主来说，这种心理防御方式表现得更为突出，因而对其他人构成的危害也就更大，更惨烈。当然，这种心理防御意识程度不同，其后果也不一样。例如，宋太祖当年定下“宰相当用读书人”的治国方针，并立下不杀言事者的誓言，遂使宋代对犯有文字过的官吏处置较轻，重者也不过被处流放而已。苏轼曾因与乌台诗案有牵连，最终也不过被流放到儋州（海南儋县）而已。[5]不过，文字狱也为奸佞小人利用文字陷害他人提供了“合法”的依据。这不是文字本身的过错，而是特定社会，特定时代，特定文化观念的产物。唐五代之际，由于统治者实行较为开明的政治统治，所以，凡遭文字之祸的人，只是被贬职或流放。

四、明代的文祸

可是，到了明太祖朱元璋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朱元璋出身卑微，曾出家当过和尚，据说又曾偷过人家的锅。所以，这个明太祖自卑心理比较重，因而也最忌讳人家说“生、僧、则、贼”等字。臣下一旦犯了忌，往往惨遭横祸。正像阿Q因为头上有几块不太体面的伤疤，因而就忌讳人家说“癞、懒、光、亮、灯、烛”等字一样。例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光亮为海门卫官作《谢增奉表》，因表文中有“作则垂宪”一句而被杀。因为朱元璋把“作则”念成了“作贼”，这不是揭皇帝的老底吗？岂有不杀头之理。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万寿贺表》，因表文中有“垂子孙而作则”一句，因而也被杀。还有因贺表中有“取法像魏”，“体干法坤，藻饰太平”等语而被杀的。因为“取法”被朱元璋念成“去发”，“法坤”被念成“发髡”，就是剃发为僧的意思，这不是讪上吗？而“藻饰太平”又被念成“早失太平”，这不是诅咒当朝吗？既讪上又讽今，有几个脑袋？这种因上表祝贺而招致灾祸的，在历史上被称为表笺祸。

五、清代的文祸

到了满清王朝统治中国时期，在中原汉族读书人看来，满清贵族不仅是异民族，而且文化更加落后。满清统治者民族自卑心理很重，生怕汉族官吏和读书人瞧不起。但是他们却握有统治和生杀大权，于是就对汉人采取政治上文化上的高压统治，稍有不逊，便遭横祸。雍正时有个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查嗣庭，雍正四年（1726年）任正考官，到江西典试，出了一道试题叫“维民所止”，不久被人告发，查因而遭杀身之祸，说“维止”是“雍正”二字各去其头。其实“维止”出于《诗•商颂•玄鸟》：“邦畿千里，维民所止”，本来是歌颂商的都城一派繁荣昌盛景象的。谁料经奸人这一曲解，竟致惨遭杀身之祸。雍正八年（1730年），江苏徐骏因“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诗句被人告发，说徐“思念明代，无意本朝，出语诋毁，大逆不道。”按大不敬罪处死。还有因吟“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诗句，被人告发，说是讥笑满清统治者不识字，而遭杀身之祸的。

清代前期，曾制造了三起骇人听闻的文字狱。一是庄廷鑨案，二是戴名世案，三是吕留良案。

庄廷鑨，浙江吴兴人，编辑《明史辑略》，于顺治十七年（1660年）冬印行。说书中称“努尔哈赤为建州都督，不书清帝年号，而书隆武、永历等南明年号。”被文伥吴之荣告发，主犯庄廷鑨被戮尸，庄氏《明史》案祸及700家，72人被斩决，其中18人被凌迟处死，妻儿子孙15岁以下流徙为奴者达数百人之多。真可谓惨绝人寰！戴名世，安徽桐城人，因留心明代史事，考订野史，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刊行《南山集》，书中多采方孝标《滇黔纪闻》所载南明桂王时事，为御史所参劾，以“大逆”罪处死，牵连数百人之多。时方孝标已死，亦被戮尸。吕留良，浙江桐乡人，卒前作《祈死诗》六篇。雍正时因曾静案竟被剖棺戮尸，著述焚毁。

清朝时期的文字狱，致使许多无辜的读书人惨遭杀害，或受株连而沦为奴隶，或被流放。这无疑是对文化的摧残。在满清268年的统治时间里，发生160余起文字狱。主要在顺治、康熙、雍正和乾隆四朝，以乾隆朝为甚，63年中文字狱有130多起。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又发生了《苏报》案。不过，此时满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已无力再搞文字狱了。八年后，满清王朝在文明民主大潮的冲击下永久地灭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