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通用7篇）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 篇1

●常见表现形式

1、将公款以个人名义存入储蓄，或将单位的资金以个人名义开立帐户存储；

2、将单位资金转入个人储蓄帐户；

3、其他公款私存的行为。

●定性依据 1、1988年9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印发的银发[1988]288号《现金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第十二条 „„不准将单位收入的现金以个人名义存入储蓄；„„ 2、1997年8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下发的银发[1997]339号《关于大额现金支付管理的通知》

四、严格禁止公款私存 3、2003年12月27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

第四十八条第二款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单位的资金以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4、2004年8月28日修改后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二款 对公司资产，不得以任何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5、1992年12月11日国务院颁布的《储蓄管理条例》

第三条第二款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公款以个人名义转为储蓄存款。

●处理、处罚依据

1．1988年9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印发的银发[1988]288号《现金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第二十条第（十三）款 将单位的现金收入以个人储蓄方式存入银行的，按存入金额百分之三十至五十处罚；

2．2003年12月27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

第七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五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万元的，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

（三）将单位的资金以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的。3、2004年8月28日修改后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 将公司资产以任何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4、2004年11月30日国务院颁布的《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 第十七条 单位和个人违反财务管理的规定，私存私放财政资金或者其他公款的，责令改正，调整有关会计账目，追回私存私放的资金，没收违法所得。对单位处3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属于国家公务员的，还应当给予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法律法规原文 1、1988年9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印发的银发[1998]288号《现金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2、银发[1997]339号《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大额现金支付管理的通知》； 3、2003年12月27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 4、2004年8月28日修改后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5、1992年12月11日国务院颁布的《储蓄管理条例》； 6、2004年11月30日国务院颁布的《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

 根据《商业银行法》第48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单位的资金以个人名义开立帐户存储”，《人民币单位存款管理办法》（银发[1997]485号）第八条“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将公款以个人名义转为储蓄存款”，国务院《储蓄管理条例》第三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个人名义将公款转为储蓄存款”。公款私存的法律解释为“单位或个人将公款以个人名义转为储蓄存款的行为”。

1、《商业银行法》第七十九的规定，对“将单位的资金以个人名义开立帐户存储的”行为，应“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5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万元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对公款私存的行为规定了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的行政处罚。《现金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条，《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也作了类似规定。2、2005年2月1日起起施行的《财政违法行为处分条例》对公款私存的行为，采取双罚制，即同时对单位和直接责任人员进行处罚，第十七条规定：“单位和个人违反财务管理的规定，私存私放财政资金或者其他公款的，责令改正，调整有关会计账目，追回私存私放的资金，没收违法所得。对单位处3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3、对于共产党员，还应按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给予党纪处分，该条例第一百二十三条对于公款私存行为规定了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的处分。

但是，单位行为与个人行为需要酌情分开处理。在公款私存过程中，对于单位行为，公款无论是帐内私存还是帐外私存，只是存放形式的的不同，与单位法定帐户上的资金并没有实质上的差别。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单位还是个人涉嫌犯罪，如贪污、挪用、私分等，可直接按所涉嫌罪名处理。但若属于个人行为，情况则不同，行为人若是为了资金安全，为临时周转或错误认识等原因而为的行为因其主观上没有非法获取公款使用权的目的，客观上也并没有妨碍单位对公款的使用，则不构成挪用公款罪。至于为帮人完成揽储任务的公款私存行为，虽然违反了财经纪律，可以给予一定的政纪、党纪处分，但公款并没有给他人使用，没有被挪用，而不应以犯罪论处，如果行为人从中获取财物，符合受贿罪构成条件的，自应以受贿罪论处。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 篇2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修改并不是一次简单的修订, 而是伴随社会转型的新的立法。如果立法者和实施者没有这种指导思想的转变, 我们很难期望一部“良法”面世, 我们也很难受到“良行”对待。

综观《条例》的规定, 其中透着浓重的“社会控制”色彩, 其开宗明义第一条即规定:“为加强治安管理, 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 保护公民合法权益, 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制定本条例。”以“社会控制”为目的, 这是“全能主义国家”那个特定年代赋予《条例》的使命。在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下, 在一种“组织起来的秩序”中, 治安管理具有重要地位。

当然, 法律作为“行动规则”, 我们可能更多需要关注的是其具体实施, “歪咀和尚”把经给念歪的事情也是经常发生的。以公民权利保障为本更需要成为每一个警务工作内心的理念。因此, 如何将“以民为本”深植于“警心”则是我们进一步的工作。这就需要明确下列理念。

二、规定了对单位违反治安管理的处罚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虽然也有关于对单位违反治安管理处罚的规定。但是主要是处罚直接责任人员, 对单位主管人员指使的, 同时处罚该主管人员。《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 “单位违反治安管理的,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规定处罚。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对同一行为规定给予单位处罚的, 依照其他规定处罚。”

三、对警察权力的控制增强

制定《治安管理处罚法》究竟是为了处罚违法行为, 还是要规范警察权力, 事关贯穿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基本精神, 因此必须加以明确。

对违法行为当然要进行处罚, 这是一个社会保持秩序状态所不能缺少的。因此, 制定治安管理处罚法是为了处罚违法行为这没有错。但我以为, 这并不是制定〈制定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目的所在, 或者说不是主要目的所在。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只是一种事实需要, 它取决于我们对秩序状态的认知。问题在于, 当我们设定一种国家权力之后, 它在保护公民权利的同时, 也会对公民的权利构成威胁。《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修改,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 社会治安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 警察权力得到了空前的扩大。在规范警察权的行使方面, 《治安管理处罚法》明显加强了对警察权力的控制。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规范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行政法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对于自由裁量而言, 当法律规定过于笼统、含混, 那就意味着为任意裁量留下可乘之机。由此看来, 《治安管理处罚法》多处对拘留、罚款在一定幅度内细分就具有着控制自由裁量权的意蕴。

二是治安管理处罚程序。程序之于规范行政活动的意义渐被人们所认识。这一点也为《治安管理处罚法》所体现。相比于原《条例》。《治安管理处罚法》在处罚程序方面明显改善。

三是法律责任的规定。《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专章“执法监督”规定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的法律责任。

四、对公安机关依法办案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

为了加强对办理治安案件的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的监督, 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治安管理处罚法》增加了“执法监督”一章共6条, 专门规范民警的办案行为, 强化了对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行为的规范和监督。《治安处罚管理法》明确规定了“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应当依法、公正、严格、高效办理治安案件, 文明执法, 不得徇私舞弊。”在办理治安案件中要依法, 就是要依法行政, 严格遵守法律, 包括实体法、程序法。要正确理解立法原意, 忠于法律精神。要公正, 要严格, 要高效。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了公安机关在执法中应尊重和保障人权, 即“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办理治安案件, 禁止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打骂、虐待或者侮辱。”

法律规定只能是、也仅仅是纸面规定, 如果我们从行动中的法律角度, 尤其是将法律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 我们对《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关注又不能止于法律规定。尤其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现实制度中, 我们向来都缺少“控权”的传统。然而, 治安管理领域的“事故多发”、警察权力的经常被滥用, 乃至于警察权异化成部门和个人谋利的工具等现象, 时刻都在印证着这样一句名言而使我们警醒:“绝对的权力, 绝对的腐败”。因此, 《治安处罚法》的实施仍然值得我们保持持续的关注。

摘要：《治安管理处罚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相比有很大的进步, 主要表现在:进一步加强执法监督和注重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 更具人性化;规定了对单位违反治安管理的处罚;对警察权力的控制增强;对公安机关依法办案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

关键词：治安管理处罚法,自由裁量权,执法监督,公民基本权利

参考文献

[1]应松年著:《外国行政程序法汇编》, 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

[2]哈特穆特毛雷尔著, 高家伟译:《行政法学总论》, 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论单位犯罪处罚根据 篇3

组织体责任说的缺陷

1997年刑法颁布之前，法人犯罪的承认与否一直是争论热点，随着新刑法的颁布而归于平息，但是立法的承认决不意味着刑法理论研究的停息，单位犯罪的理论领域内观点丛生，学说纷繁，这种分歧归根结底在于法人犯罪处罚的根基认识不同。

在大陆法系中关于法人犯罪的刑事责任追究的方法可以归纳为三种：代罚制、转嫁制和两罚制。代罚制是指对单位犯罪中的有关自然人进行处罚，转嫁制是只处罚法人本身不处罚单位中的自然人，两罚制是对单位犯罪既处罚法人机关又对有责任的自然人进行处罚，法人犯罪以双罚制为原则。我国刑法及其日本刑法中，都肯定了刑法法人犯罪的两罚制规定，这种责任既肯定了作为法人的刑事责任，也追究业主或者负责人的责任。

关于单位承担刑事责任的根据，在日本过去的通论和判例从行政取缔的目的角度主张，把从业人员的责任作无过失的转嫁，使业主承担转嫁责任。但最近却倾向于推崇过失责任理论，过失推定的观点亦为最高裁判所的判例所采纳。当今日本通说则以组织体责任论，将企业组织体活动视为一体之组织体责任，自然人的行为是法人行为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使无法具体的特定分担企业组织体活动之何人为可罚行为，亦可以处罚法人。自然人的行为与单位组织的行为是一体的，密不可分的。

组织体责任说也在我国也是有最有影响力的学说，认为单位（法人）是由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自然人以一定的结合方式组成的人格化的社会系统（有机整体）。此种学说立足于单位具有自己的自由、整体的意志，并且具有统一行动的能力，所以单位也和自然人一样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从单位系统内部结构看，单位整体的犯罪活动，又是以自然人为中心，依赖并从属于自然人，特别是那些起重要作用或者负有重大责任的单位领导和其他责任人员，因此为了有效地遏制单位犯罪，除了必须追究单位主体的刑事责任以外，还要追究相关单位成员的责任。

组织体责任说是以单位自身的研究视角，从单位的意思决策机制形成与实现的路径考察犯罪实现的过程，从理论逻辑上不存在任何的障碍和瑕疵。但单位（法人）作为法律拟制的实体，单位成员作为单位的“手脚”，具体犯罪行为仍然是由具体的单位成员实施。现实环境中单位成员与单位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纯粹的从属关系，单位行为与成员之间的行为还存在复合性，因此在认定单位犯罪的司法活动中需要从单位成员的行为类型实现到单位意思归属的判断。一种类型是关于高级管理职员的犯罪行为，高级管理职员的意思是法人本身的意思，其行为归属于法人本身的行为。法人也具有大脑和神经中枢，法律认为董事和经理意思就是公司意思，因而法人要对其控制者行为负责，这类犯罪行为的决策是具有过程的，不是无序的，通常是先由某种信息传入单位的决策机关，决策机关经过整理、加工、分析，形成整体意志，然后将这种意志及时反馈于单位的执行机关使其成为行动的指南。法人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是一种直接责任，这种情形完全可以适用组织责任体学说进行解释。

另一类是公司的一般职员犯罪，他的行为非基于法人集体决定或者法人负责人决定的，而是由于法人的一般工作人员的履行业务过程当中造成的财产的损失或者人员的伤亡，责任由法人或者直接责任人承担。其行为性质是否属于单位犯罪并没有明确，单位集体决定形式的犯罪在我国极为广泛涵盖了绝大多数情况，而非基于单位决定，可能由于单位的监督不力或者单位本身制度上的原因造成的单位犯罪，却没有具体分析。此种情形下，运用单位组织责任体说难以说明处罚的正当性，理论上即出现了否定说，由于单位领导缺乏主观上故意，就不能成立单位犯罪，只能追究行为人的责任，应认定为个人犯罪。但这类犯罪在我国刑法中是确实存在的，例如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在司法实践中也有判决的个案。因此单位的一般从业人员在没有得到单位明确授权的情形下，为单位谋取利益实施的犯罪行为情况，应该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因为单位作为其下级从业人员的监督者和利益归属主体，对其下级从业人员在业务过程中的违法行为负有监督责任。但单位没有履行这种责任而引起严重违法后果时，就应该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基于代理责任，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所承担的刑事责任是代理责任，代理人具有为单位谋取利益的意图，单位自身所负的刑事责任就是单位为在职权范围内活动的代理人的犯罪行为承担的刑事责任，即代理责任。因此可以从代理责任的角度对法人犯罪的正当性进行理论证成。

替代责任的引入

替代责任中从承担的主体上分为法人替代责任和自然替代责任，由于自然人替代责任在是否违反宪法上引起越来越多的争论，因此法人替代责任更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被认为是法人犯罪的原初理论。在美国追究法人的刑事责任，虽然出现了诸如法人反应论、法人反映说、构成的法人犯罪理论，但是适用上级责任原理，最低层的从业人员的行为转嫁给法人，以此追究法人的责任，这种处罚原理已经为联邦法院和几乎所有的州法院所认可。当然替代责任和法人责任之间交叉关系说，如前文所述法人责任包括两部分，另一部分不属于非代替责任。在公司中，一些人是不能代表公司意志的或者心理上，而仅仅类似于干活的双手的雇员或者代理人，另一些人则是代表公司的指导性心理以及意志并控制其行为的董事或者经理，这些董事与经理的意思就是公司的意思。对于不是在法人机关或者高级管理直接指示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单位犯罪可以借鉴替代责任理论进行解释。

（一）替代责任理论渊源

刑事代理责任（VicariousLiability），也译为替代责任或代位责任，是英美刑法中特有的理论，也是民法中代理责任向刑法领域渗透的体现。早先普通法中并没有代理责任的规定，只有在存在共同犯罪的情形下才可能构成犯罪。到了十九世纪末期，由于工商业高度发达，经济活动日益增多，危害公共健康及社会安全与福利的违法犯罪行为急剧增加，在这种社会经济背景下，就必须采取更有效的政策来控制这方面的犯罪，其中就包括采取有效措施—刑法手段来促使雇主严格监督和管理其雇员。在这种背景下，民事法律中“仆人行为主人负责原则”便逐渐被引入到刑事领域中来，民法中雇员在受雇佣期间对他人的侵权行为，使受害人造成了严重的损害，雇主需要对此承担赔偿责任的，因此“仆人过错主人负责”（respondentsuperior）被認为是法人犯罪的法理溯源，即法人代理人犹如法人的仆人，代理人的犯罪行为应由法人（股东）负责。替代责任是被告人在本身无任何过错的情况下对另一个人的犯罪行为必须承担刑事责任。当然刑法中替代原则仅作为一种例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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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替代责任与犯罪共谋所引发的责任具有相似之处，都要求行为人替代他人承担责任，但是在犯罪共谋的情况下，只有行为人实施了教唆、怂恿他人犯罪的行为，且被教唆人也在行为的教唆之下实施了被教唆之罪，即使行为人没有参与犯罪行为，也要对被教唆的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负责。因此，替代责任与犯罪共谋不相同，替代责任人主观上不存在过错。

替代责任不同于严格责任，虽然有观点认为替代责任作为严格责任一种，甚至令人担忧的出现了混淆两个概念的司法趋势。但学说上更趋向于并列说，替代责任与严格责任有所相似和联系，都是维护一些重大的利益的需要而设置的，更注重有效打击特定犯罪，可以节约诉讼资源，但是严格责任是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替代责任是对他人行为承担责任；要求犯意也不尽相同，对于行为人的犯罪心态要求不相同，严格责任其实是存在犯罪心态的，只是根绝严格责任不需要查明而已，而替代责任则不存在犯意；替代责任除了不像严格责任那样都要求必须具有本人罪过之外，也不要求必须具有本人的行为，而是基于一定的地位，对他人的行为负责。

在普通法中原则上不承认代理责任，英国普通法只承认两个例外：公共妨害和刑事诽谤。英国普通法允许滋扰罪和诽谤罪适用代理责任作为例外，所谓滋扰罪适用代理责任，是指雇主对于其雇员在他的土地和房屋内或在公路上所实施的公共滋扰行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即使雇员是违背他的命令实施的亦然。所谓诽谤罪适用代理责任是指雇主对于其雇员所散布的诽谤言论承担刑事责任，除非他能够证明他没有授权散布这种诽谤言论和对诽谤言论的散布没有疏忽的责任。

美国在司法实践和立法中替代责任适用范围相对广泛，甚至还有扩张的嫌疑，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类“（1）雇主责任，最明显的情况是雇主要为其雇用人或者代理人的行为负责；（2）车主责任，车辆的所有人要对他借用车辆的行为人负责；（3）家长替代责任，1995年盐湖城通过一项法令，规定如果父母疏于监督或者控制其子女的话，将构成犯罪，到1997年就有17个州和城市规定了类似父母责任法，因此让父母为其子女的犯罪行为负责也不是一个新鲜事情了；（4）还有一些工作场合也存在替代责任，例如在工作健康和安全法中规定，每一个雇主都有责任保证在合理和可行的情况下不给他人带来危险；雇主对女性工作中受到的性骚扰也要承担责任，雇主要采取必要的措施预防性骚扰的发生。总体来看，最近几年来有许多立法明文规定，在特定情况下企业主要负责人对于其职员、雇员或工人实行的犯罪行为应承担刑事责任；另外法院的判例则依据一些或明或隐的规定，扩大了对他人行为的刑事责任的适用范围。

（二）替代责任的适用条件

替代刑法中既然源起于民法中代理规定，替代责任适用的前提必须确定代理关系的存在。关于代理关系的具体判断，一般是他人受委托代理主体行使管理特定事务，例如雇主关系。在英国的制定法中所包含的文字会表明雇主或委托人应当承担代理责任，例如任何向未成年人出售酒类的行为，店员在违规出售行为即雇主行为，有的制定法虽然在措辞上没有明确是否适用代理责任，但法院通过解释来适用代理责任。在英国法中，委托关系不限于直接的委托代理关系，可以包括转委托关系，如果持照人的代理人转而委托他人代理自己职责，持照人也应对转代理人的行为承担责任。

代理的程度是替代责任认定中最为疑难之处。在代理关系中并不必然认为雇主会卷人雇员所引起的所有刑事责任之中，除非他已经实际授权于其雇员，或者帮助和支持他们，这种授权必须已经明确做出，或者通过非常宽松的授权表达。所谓非常宽松的授权，是指它包含着允许以犯罪的方式去完成。在具体审查中往往运用“责任关系”予以限制，即要求被告（雇主）与其他人（雇员）的行为之间存在“责任关系”。“责任关系”的判断一方面审查被告是否具有控制权，控制权是“责任关系”成立的必要条件。控制权必须是在法院允许范围之内且可行的，如肯塔基州原来有一条法律规定，不动产的所有人必须为在某住所内卖酒的人负刑事责任。美国联邦法院认定此违宪，因为房主不可能为非法闯入其住所的人负责，在存在宽松的授权时候，对于雇员的具体行为方式没有限定，也属于具有控制权，这种情形即默许了可以以犯罪的行为方式完成。另一方面是对控制能力的审查，审查被告是否可能防止该行为的发生。如果被告人没有能力控制实际实施犯罪行为的人，对他的指控有可能是违宪的，因为在缺乏控制能力的条件下强加的责任既不公正也无意义可言。新罕布什尔州曾有一条法律规定：父母应对其子女驾驶雪地汽车时发生的违法行为承担刑事责任。法院认为该法违反了宪法“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如果父母已经禁止并尽了最大努力来防止该违法行为的发生，那么就不能认定他们有罪。可见，“责任关系”可能存在于雇佣关系或保释关系之中，但不能存在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之中。因此在代理关系程度上，需要从是否具有控制权、控制能力两个方面进行微观考察。

适用替代責任主观条件是行为人对雇员的行为没有罪过，替代责任为了保障较大的公众利益，法律赋予雇主对雇员进行严格管理和监督的职责，雇主没有履行这种职责而导致犯罪的发生，因而不需要对行为人行为具有罪过，如果具有罪过则适用共同犯罪的相关规定。但是对于雇员明显违背雇主指示的行为是否应适用雇主存在着争议，在某些特定案例中，如果证明雇员主观意图是违反雇主本意的，替代责任则不能再起作用。但是在一些涉及执照的案例中（如出售酒类饮料的执照）则又不相同，认为无任何罪过的雇主需要负责任，其基础在于被其授权的雇员的犯罪行为与雇主罪过。如果一个执照持有人仅仅通过对雇员做出指示就能免除责任的话，那么执照的许可制度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因此，法官强调在此基础上代理责任发生作用。Parke勋爵在Wilson案中认为，委托的宗旨被应用于一系列的许可案件中。原则就是一个人不能通过声明自己的缺席就逃避附加于执照的责任和义务，同时又认为如果执照持有人一直保持着控制，已经尽到注意义务。职员若背着他做出违反执照许可的行为来，雇主就无须承担责任。然而，在Wilson案中，执照持有人自己走开，只是委托一个经理来负责，那么他就不能通过声称自己未在这里出现，对发生的毫不知情而不负责任，仍然应适用替代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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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责任理论借鉴与调和

（一）替代责任的借鉴

就单位的一般从业人员而言，由于其主观意思不能看作为单位自身的意思，因此，其在业务活动过程中，造成了侵害法益的结果的时候，一定要考察其行为是不是单位意思的体现。只是，在做这种判断的时候，除了考虑是不是存在单位领导的指示、命令等之外，还必须考察单位内部的管理体系、相互之间的分工、决策习惯等内容。因此对单位犯罪处罚的具体判断上应考量综合因素。

一般职员在其业务范围内实施的犯罪行为，其业务范围属于单位概况的授权，且为单位谋利的行为，应适用替代责任对单位进行处罚。对于一般职员的行为是否归属于单位行为，不能仅仅从形式上看是否以单位的名义进行，而应从是否从属于单位的整体且为单位利益两个维度进行判断，例如单位设立销售人员的公关资金，虽然没有明确规定款项用途，但销售人员使用其资金进行商业贿赂的行为，即可认定为公司行为；公司會计人员进行货物的买卖中，多次进行漏报、少报税务的行为，虽然没有得到公司的明确认可，但且持续时间较长个人并未从其中谋取利益，即可从证据法上推定该公司上级管理人员在明知其行为的情形下仍然默许，作为单位犯罪处理。

其次，在一些事故性犯罪中也应该适用替代责任。从发现犯罪的途径来说，一是通过偶然的事故，二是通过日常检查，但是被动地等待事故发生显然不是明智之举，因为国家惩罚企业犯罪的目的并不在于处罚，而在于通过处罚预防企业犯罪，减少社会危害，而事故的发生就意味着危害已经实际产生；而日常检查通常是在与企业进行必要的联系之后才进行，对于预防企业犯罪、减少社会危害而言，企业本身的预防意志必不可少。替代责任的设立也是基于政策性原因，多由于实践中，很难证明雇主一方存在着过错。这样一种现实的利害关系被纳入到刑法调整的范围中往往迫使雇主在其进行商业活动中保持一种更为谨慎的态度，不至于在追求商业利益的过程中全然不顾公共安全的考虑，从而实现了保护社会和公众利益的目的。对此用一般的法律防范难以达到预防的目的，因而强调防范手段的必由之路在于变革刑法的规定。如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等坚持个人正义必须让步于社会功利的学者，提出“公共政策为了公共利益而牺牲个人”。因此，刑事代理责任并不是罪过责任誓不两立的异己力量，而是共存于整个刑法体系之中，功能上相互补充，共同服务于刑法的目的。

（二）替代责任与责任原则的调和

责任原则是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责任原则是当发生侵害法益或者对法益造成危险的行为还不能说是行为已经构成了犯罪，只有当行为或者结果可归责于行为人的时候，可以对行为人进行非难的时候，犯罪才成立，无论是出于报复的目的，还是处于发挥刑罚效力的目的，刑罚都必须具有阻止赋予行为人实施犯罪动机的状态。责任原则作为近代刑法的根本原则，第一基于排斥结果责任和客观责任的宗旨，以责任能力和故意、过失为要件，认为只有能够对行为人进行谴责的场合，才能追究主观责任，第二，个人只有对其所实施的犯罪负有责任，而不能对他人所实施的犯罪承担责任的个人责任原则（归责中的责任原则）。责任原则包括个人原则与主观原则两项，个人原则与团体原则相对应，个人只有对自己所实施的行为承担责任，这在共同犯罪中有一定的冲突，一直是争论的纠结点。主观责任是行为人主观上对自己实施的犯罪行为有认识，与其相对应是法人犯罪的冲突。

关于法人犯罪的规定，不论立于何种论调，都难以逃脱功利主义编制的网，法人犯罪之所以存在如此之多的争论，皆源于现代责任论的根基还是道义责任论的基础，道义责任是以意志自由为哲学基础，从道德义务中推导出责任，立足于道义责任论关注行为人主观上的可归责性，并将这种可归责性建立在行为人的主观心理之上，行为人具有责任能力的情况下，在故意或者过失的支配下实施的犯罪行为，因而具有可归责性。但是自由意志的假设一直是受到冲击，“如果一个人对其所犯罪行负责，只有二分之一就应负二分之一的责任，如果只有三分之一就应负三分之一的责任。”实证刑法学派则断然否定意志自由论，认为意志自由仅是我们内心中存在的幻想，则并非人类心理上存在的实际功能。实证学派认为犯罪是对犯罪道义责任转变为社会非难，是一种社会处置，这种决定论认为罪责的概念就发生了转化，认为衡量罪责的增加和减轻的尺度，要根据行为人的反社会的强度有益的区分犯罪人，并因此而构成刑事政策的牢固基础。因此立足于社会责任论，功利主义的角度，防御社会的目的替代责任也是可以成立。

现在社会进入了风险社会的景观，而风险社会的表象之一是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组织体容易借助理论或者社会的优势逃脱其责任，自16世纪以来，法律已成为社会控制的最高手段。这不仅是为了一般的安全，也是为了几乎所有的社会控制的任务。刑法在风险社会中更表现为一种风险控制的工具，成为公共政策的手段。公共政策成为刑法体系的构造性要素，是以近代以来刑法由报应向功利的转型为前提。在报应主义支配的框架内，刑罚只是对犯罪之恶的单纯否定，并不考虑功利目的，不可能有公共政策存在的余地。只有在功利逻辑引入之后，由于刑罚的施加必须考虑现实的社会政治需要，公共政策才可能成为影响刑事立法与司法的重要因素。因此刑法在风险社会的控制住倾向于扩张刑罚，这涉及的不只是数量上的膨胀，而是在刑罚干预和范围和强度质量上的变化。这种变化之一即表现为在制裁领域不断倾向于处罚法人。要想查明法人犯罪的刑事责任是十分困难的，尤其是当企业法人的组织结构非常庞大，商业范围涉及面很广的时候，就更难发现是谁在利用公司的名义实施犯罪，谁应该为该犯罪行为负责，因此对于此种情形的认定，不仅可以具有惩罚警戒的作用，也可以加强企业的监控具有预防指导的作用，符合刑罚的目的。因此为司法跟进实践的需要，以刑罚惩罚的方式预防法人（单位）犯罪，肯定法人替代责任也符合风险社会背景这种景观的要求，符合刑罚的目的和功利主义的要求。

结语

对于单位犯罪中一般职员得到公司的授权或默许的行为，在规模庞大、管理混乱的情形下发生责任事故的犯罪，可借鉴替代责任进行判断，作为单位犯罪处理。这种立论不仅符合现实的立法规定及司法实践，而且转换了公司承担责任的视角，强化公司自身监督的意识，更符合现实意义上预防刑罚观。

（李剑峰，江苏省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民庭审判员；李文娟，该院民庭代理审判员。）

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63条 篇4

第六十三条【刻划、涂污、损坏国家保护的文物、名胜古迹，危害文物安全的行为及处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一)刻划、涂污或者以其他方式故意损坏国家保护的文物、名胜古迹的;(二)违反国家规定，在文物保护单位附近进行爆破、挖掘等活动，危及文物安全的。.刻划、涂污、损坏文物、名胜古迹行为的认定及处罚

(l)本行为的主体是达到责任年龄，具有责任能力的自然人。本行为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文物、名胜古迹的管理秩序。本行为侵害的对象是国家保护的文物和名胜古迹。国家保护的文物包括国家保护的珍贵文物、一般文物和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以下简称文物保护法)第2条的规定，文物包括：①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和石刻、壁画;②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或者著名人物有关的以及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者史料价值的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③历史上各时代珍贵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④历史上各时代重要的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和图书资料等;⑤反映历史上各时代、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和古人类化石同文物一样受国家保护。名胜古迹，一般是指具有重大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并被核定为全国或地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风景区或与名人事迹、重大历史事件有关而值得后人登临凭吊的胜地和建筑物。

(2)本行为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刻划、涂污或者以其他方式故意损坏国家保护的文物、名胜古迹的。刻划，是指违反国家文物保护规定使用器具在文物或者名胜古迹上面进行刻字、留名等。涂污，是指违反国家文物保护规定使用油漆、涂料等物品站污、弄脏文物和名胜古迹的行为。其他方式故意损坏国家保护的文物、名胜古迹包括砸毁、拆除、挖掘等行为损坏国家保护的文物、名胜古迹。上述行为不仅直接破坏了国家对文物古迹的正常管理，而且直接破坏了文物古迹的外观和整体形象，影响了人们的参观、游览。行为人在主观方面是故意，即明知是国家保护的文物、名胜古迹而故意加以刻划、涂污和毁坏。行为人的动机有多种多样，但不管动机如何，不影响本行为的成立。

(3)根据本条规定，刻划、涂污或者以其他方式故意损坏国家保护的文物、名胜古迹的，处警告或者2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一般是指对文物、名胜古迹造成较大的损坏或者手段、方法比较恶劣的等情形。.危害文物安全行为的认定及处罚

(l)本行为是新增加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本行为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即达到责任年龄，具有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单位可以成为本行为的主体。本行为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的管理秩序和安全。本行为侵害的对象是国家文物保护单位。根据文物保护法第3条的规定，文物保护单位包括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根据它们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可以分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2)本行为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国家规定在文物保护单位附近进行爆破、挖掘等活动，危及文物安全的行为。违反国家规定，主要是指违反文物保护法的规定，文物保护法第17条规定，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但是，因特殊情况需要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的，必须保证文物保护单位的安全，并经核定公布该文物保护单位的人民政府批准，在批准前应当征得上一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的，必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在批准前应当征得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同意。行为人违反国家规定在文物保护单位附近进行爆破、挖掘等活动，已经危及到文物保护单位文物的安全，如可能导致古建筑的倒塌、古文化遗址的破坏。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 篇5

对《治安管理处罚法》立法的几点思考

王琪

（南京工程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江苏南京，211167）

摘 要:为适应社会治安形势发展与实现法制统一的需要，对现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进行调整、规范和完善显得尤为重要。并通过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比较,剖析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立法新意。论述了新法在增加处罚种类,调整处罚幅度,加大处罚力度,纠正与其它有关法律法规冲突的基础上,更加规范警察的执法行为,充分保障公民权利和人格尊严,彰显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构建和谐社会理念,进一步推动我国民主与法制化进程。

关键词：治安管理处罚;保障人权;执法监督;和谐社会

1986年9月5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1987年1月1日起施行。1994年5月12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对该《条例》进行了修订,并重新公布施行。《条例》是目前我国公安机关处理一般社会治安案件的基本依据,特别是基层公安机关管理社会治安、维护社会秩序时运用最广泛、最直接的一部法律武器,同基层公安工作的开展关系十分密切。27年来,《条例》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保护公民合法权益、预防和减少犯罪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不断发展和国家民主法制建设的进步,社会治安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加之现行法律间的碰撞,《条例》已不能适应现阶段和今后治安管理工作的需要,亟待国家通过立法予以调整、规范和完善。

一、现行《条例》修改的必要性

(一)是适应社会治安发展形势的需要

快速发展的经济,日新月异的社会,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使社会治安涌现出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社会治安形势的日益复杂多变,治安管理客体的不断发展变化,给社会治安管理带来了挑战。而现行《条例》明显滞后,存在许多法律盲点和漏洞,导致公安机关在执法实践中处理起来于法无据,形成执法真空。

1.调整范围过窄。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1)应当受到处罚的治安违法行为太少。《条例》规定了12大类共73种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这在当时的社会形势下,基本能够适应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惩处各种违法行为的需要。然而18年来,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丰富而深刻的变化,许多新的违法行为出现并大量增加。由于《条例》未作修改,导致大量不构成犯罪、但明显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得不到惩处,给一些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同时,对于一些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纠纷,若由于处罚无据得不到及时处理,就有可能演变成刑事案件,给个人、社会带来更大的危害。

(2)单位违法是《条例》的空白点。现行《条例》规定的治安管理处罚仅针对个人,对当前普遍存在的一些单位违反治安管理的实际情况,显得无能为力。

2.处罚种类、幅度和程序存在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处罚种类太少。《条例》只规定了警告、罚款和拘留三种处罚种类和没收、训诫、具结悔过等相关措施。面对纷繁复杂、形式多样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这三种处罚方式已无法适应当前及今后治安管理的需要。

(2)处罚幅度偏轻。同《条例》制定时的1986年相比,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有了很大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相对于提高了的刑事案件立案标准和刑罚中的罚金数额以及5道路交通安全法6等处罚力度的提高,《条例》所规定的1元至200元的罚款数额明显偏低,对相当一部分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人起不到教育惩戒作用,无法体现法律的权威和威严。

(3)处罚程序过于简单。现行《条例》仅规定了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仅对传唤、讯问、取证、裁决等程序性内容作了原则规定,对事前和事后告知、复议、听证、行政诉讼等必要的程序没有规定。

3.没有形成完整的法律体系。

现行《条例》对案件管辖、证据种类、违法物品的扣押等办理治安案件的基本内容均未涉及。没有授权公安机关采取相关的强制措施,致使其在现场处置时

束手无策。此外,《条例》授权公安机关在治安处罚时可以裁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赔偿并可强制执行,从行政机关职能角度考虑,明显越权。因为如何赔偿及赔偿多少,属于民事法律调整的范畴,应由当事人通过民事审判程序解决;同时,也不利于公安机关集中主要精力,维护社会治安秩序。

(二)是实现法制统一的需要

《条例》的诸多规定,与我国近年相继颁布或修订的一系列与治安管理处罚有关的法律不相协调,给公安机关的执法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比如,新《刑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和《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的制定,使得该条例中的一些规定与之相抵触。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也使得执法者遭遇了尴尬。修改《条例》,协调其与这些法律之间的冲突,可以从立法层面把法律规范本身存在的不一致、不协调、不衔接消除掉,从立法源头保持法制统一。

因此,为了严厉打击和惩治危害社会治安的违法行为,在总结实施《条例》经验的基础上制定《治安管理处罚法》很有必要,使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制度更加完备,更加具有现实针对性,为加强社会治安管理提供有力的法律武器。修改后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比原《条例》凸现六大立法新意,充分体现了执法为民、保障人权的原则,对加强社会治安管理、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意义

（一）条例更名为法律,增加处罚种类,加大处罚力度

由《条例》转换为法律层面。它的适用范围,类似英美法等国家的“轻罪”范畴。为何变规为法?第一,《条例》规定的罚款标准为1-200元,行人闯红灯仅罚款5元,过低的罚款数额,对违法行为的纠正无异于隔靴搔痒,法律的威慑力大打折扣。第二,近年来不断增加的新型违法案件,令执法机关时时陷入无法可依的尴尬。在社会治安秩序亟需重新规范的今天,变规为法并加以修正完善,无疑使法律更加严肃,也使法律体系更加完备。第三,社会对人权保护的呼声与加强执法监督的要求愈来愈高。

原《条例》仅有5章45条,规定了73种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这基本能满足当时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需要,但现在已经远远不够。《治安管理处罚法》共6章119条,将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分为扰乱公共秩序行为、妨害公共安全行为、侵犯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行为以及妨害社会管理行为,由原来的73种违法行为

增加到238种,新增违法行为主要有:扬言实施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投放虚假的危险物质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行为;违法举办大型活动的行为;强迫他人劳动的行为;发送信息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行为;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行为;猥亵他人的行为;强迫交易的行为;拒不执行人民政府在紧急状态情况下依法发布的决定、命令的行为;伪造、变造或者买卖公文、证件、证明文件、印章的行为;违反房屋出租管理规定的行为;违法承接典当物品的行为;非法收购国家禁止收购的物品的行为;在公共场所拉客招嫖的行为;传播淫秽信息的行为等等。同时,将单项罚款上限升至5000元,比《条例》上涨了25倍。对行政拘留的适用规定的更细,更具操作性。

（二）、衔接相关法律,保证立法一致性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实施以来,国家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我国法制建设进程更快,许多法律相继颁布或者修订,这些法律在内容、形式、实体、程序上存在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不一致的地方,造成立法不统一,行为表述不一致,处罚设定不一致,给公安机关执法带来很大困难。制定《治安管理处罚法》,充分考虑到与《刑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等有关法律的联系和衔接,使之不相抵触。

1.与《刑法》的衔接

原《条例》规定的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只有8类73种,而新《刑法》规定了400余条罪名,导致大量不构成犯罪,但确需治安管理处罚的行为无据可罚,形成了执法真空。例如强买强卖、手机短信骚扰等虽未触犯刑法,但给公民生活、工作造成影响,公安机关却没有惩治的法律依据;公共场所存在安全隐患未造成严重的后果,公安机关无法处罚;强迫他人劳动未造成伤害,时间短又不构成非法拘禁,也无法追究其法律责任等。对这些行为《治安管理处罚法》都有明确的处罚规定,避免了无法可依,填补了法律空白。再如,规定合并执行行政拘留处罚的,最长不超过20天,因为刑法当中规定拘役可在1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量刑,可拘留30天的就可判处拘役1个月。

2.与行政法规的衔接

《治安管理处罚法》注意到与行政法律的衔接。如关于扣押程序的规定;关

于作出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依法享有的权利;关于处罚决定应当载明的事项;关于罚款收缴分离的规定等,与行政处罚法基本一致。《治安管理处罚法》也援引了行政法规中的听证制度,规定公安机关作出吊销许可证和两千元以上罚款的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权要求举行听证;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公安机关应当及时依法举行听证。

（三）、尊重公民权利与人格,张扬宪法人权精神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条规定了公开、公正的原则,此外,还明确规定要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其它具体规定也明确贯彻了上述原则。例如,规定执法机关在实施治安管理处罚过程中,公民享有知情权、隐私权,有申请回避、陈述理由、进行申辩、申请举行听证、申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等权利。为了保障行政相对人的人身自由,法律对询问当事人的时间做了限定,即最长不得超过24小时。实施处罚前已采取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措施的,其羁押时间可折抵行政拘留时间。合并执行行政拘留处罚的,最长不得超过20天。

为了保护特殊人群的利益,法律规定对于违反治安管理的未成年人、盲人、聋哑人,可以从轻、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罚,特别规定当事人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的;七十周岁以上的;怀孕或者哺乳自己不满一周岁婴儿的,不适用行政拘留处罚。

为了更方便当事人行使权利,规定公安机关在做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处罚的理由和依据,以便当事人陈述和申辩;要求公安机关做出处罚决定时,制作治安管理处罚决定书,并在其中明确告知当事人申述的途径和期限,以便当事人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这些让人感到温暖的人性化设计,充分体现了宪法保护人权的精神。

（六）、处罚单位违法,填补法律空白

《条例》规定的治安管理处罚相对人只是个人,“单位违法”是空白点。现实生活中,一些单位违反治安管理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无法律依据无法对其处罚。因此,《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新增了追究单位违法责任的内容。规定单位违反治安管理的,对单位处以罚款的同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也要依照本法的规定处罚。这一规定把单位作为违法主体对待,防止单位违反

治安管理无从处罚,最大限度地避免单位违法现象发生,保护其他单位和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

通过对《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立法新意的比较分析,我们深刻领悟到新法涵盖了当今社会的各种主要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堵塞了法律漏洞,细化了处罚限度,加强了执法监督;真实感受到新法对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作用。我们有理由说《治安管理处罚法》的颁布实施切实推动了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进程。

参考文献：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 篇6

2013-03-11 09:39

《治安管理处罚法》程序上对未成年人的适用

法理上所说的法律适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法律适用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社会团体和公民实现法律规范的活动。这种意义上的法律适用一般被称为法的实施。狭义的法律适用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照其职权范围把法律规范应用于具体事项的活动，特指拥有司法权的机关及司法人员依照法定方式把法律规范应用于具体案件的活动。本文中的法律适用指的是狭义上的法律适用。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条对适用的行为对象作了规定。简言之，适用的行为对象是违法治安管理的行为。主要是指要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具有社会危害性，尚不够刑事处罚的行为。关于新旧法在调整行为对象上的差别，公安部2006年1月10日下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宣传提纲》中明确提到：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由原来的73种增加到现在的238种，基本上减轻版的犯罪行为种类。

未成年人是一个特殊群体，国家重视对未成年人在各方面的培养，重视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2条规定：对不满14周岁的违反治安管理的，不予处罚，但是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对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还处在少年时期，社会知识少，对自己行为的后果没有预见能力，也没有承担责任的能力，对这些未成年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主要是教育，使其明辨是非，不再给予出发，更有利于其成长。但不处罚不等于放任不管，要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以防止其继续危害社会。

对于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考虑到他们具有一定的控制力和辨别力，但又还处在成长中，其思想观念尚未完全成熟的特点。对此类未成年人，采取应当从轻或减轻的规定，“从轻”是指根据行为人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行为确定应当给予的治安管理处罚，在这一档处罚幅度内，选择较轻或者最轻的处罚，如依本法对规定，对结伙斗殴行为应当给予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那么对于该年龄段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给予6或7日的拘留就是从轻的处理。“减轻”是指根据行为人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确定应当给予的治安管理处罚，在这一档处罚的下一档处罚幅度内给予治安处罚。

另外，《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1条规定了应当给予行政拘留处罚，但不执行该行政拘留处罚的四种法定情形。其中两种针对未成年人的为“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和“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的”。适用上述规定有几点要注意：行为人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治安管理，而且《治安管理法》对该行为规定了拘留的处罚，并且从违法行为热的违法情节、危害后果等方面考虑应当给予行政拘留处罚；只有对本条规定的四种情形下的违法主体才不是用拘留，除此之外应当执行；在本条四种情形下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之规定了应当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对行为人不在追究处罚责任，如果行为人的违法行为，由法律规定了拘留之外的其他处罚，仍然要执行。2006年公安部发布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140条也规定：“违法行为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应当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应当做出处罚决定，但不送达拘留所执行：

（一）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

（二）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或者其他公安行政管理的”这是对《治安管理处罚法》具体适用时的规定。但是不执行行政拘留，并不意味着不采取措施。根据《公安机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第5条的规定，被处罚人居住地公安派出所应当会同被处罚人所在单位、学校、家庭、居（村）民委员会、未成年保护组织和有关社会团体进行帮教。

六、结语

《治安管理处罚法》并不是单独对未成年人适用的，而是既适用于成年人，又适用于未成年人。在此，笔者希望通过对《治安管理处罚法》程序的分析，特别是对未成年的程序适用问题进行分析，引起《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未成年人的关注，加强《治安管理处罚法》研究和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 篇7

1.管理层认定的概念。管理层认定是指被审计单位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组成要素的确认、计量、列报做出的明确或隐含的表达。注册会计师接受委托对财务报表进行审计, 首先必须取得被审计单位的财务报表, 这意味着管理层对财务报表做出了认定。这些认定反映了被审计单位管理层在处理各项经济交易与事项时, 遵循会计准则及相关会计法规的范围、程度及其结果。

管理层对财务报表中所有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等都做出了认定。这些认定有些是明确的, 有些是隐含的。例如, 管理层在资产负债表中列报应收账款及其金额, 意味着做出了下列明确的认定: (1) 记录的应收账款是存在的; (2) 应收账款以恰当的金额在财务报表中列示, 与之相关的计价或分摊调整已恰当记录。同时, 管理层也做出了下列隐含的认定: (1) 所有应当记录的应收账款均已记录; (2) 记录的应收账款都由被审计单位拥有; (3) 应收账款的使用不受限制。

2.管理层认定的内容。审计准则中将管理层认定分为三个层级:与各类交易和事项相关的认定、与期末账户余额相关的认定以及与列报相关的认定。

(1) 与各类交易和事项相关的认定。 (1) 发生:记录的交易和事项已发生, 且与被审计单位有关; (2) 完整性:所有应当记录的交易和事项均已记录; (3) 准确性:与交易和事项有关的金额及其他数据已恰当记录; (4) 截止:交易和事项已记录于正确的会计期间; (5) 分类:交易和事项已记录于恰当的账户。

(2) 与期末账户余额相关的认定。 (1) 存在:记录的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是存在的; (2) 权利和义务:记录的资产由被审计单位拥有或控制, 记录的负债是被审计单位应当履行的偿还义务; (3) 完整性:所有应当记录的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均已记录; (4) 计价和分摊: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以恰当的金额反映在财务报表中, 与之相关的计价或分摊调整已恰当记录。

(3) 与列报相关的认定。 (1) 发生及权利和义务:披露的交易、事项和其他情况已发生, 且与被审计单位有关; (2) 完整性:所有应当包括在财务报表中的披露均已包括; (3) 分类和可理解性:财务信息已被恰当地列报和描述, 且披露内容表述清楚; (4) 准确性和计价:财务信息和其他信息已公允披露, 且金额恰当。

二、审计具体目标与管理层认定

审计具体目标是总体目标的具体化, 并受到总体目标的制约, 它包括一般目标和项目目标。一般目标是进行所有项目审计时均必须达到的目标, 适用于所有项目的审计;项目目标是根据每个项目分别确定的目标, 通常只适用于某一特定项目的审计。注册会计师应首先根据管理层的认定推论得出一般目标, 为搜集审计证据和发表审计意见提供具体指导, 然后再针对被审计单位具体情况制定项目目标。

通常注册会计师制定的一般目标包括:总体合理性目标、与各类交易和事项相关的目标、与期末账户余额相关的目标以及与列报相关的目标。总体合理性目标是指注册会计师根据其所掌握的有关被审计单位的全部信息, 评价某项目的合理性;与各类交易和事项相关的目标包括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截止、分类;与期末账户余额相关的目标包括存在、权利和义务、完整性、计价和分摊;与列报相关的目标包括发生及权利和义务、完整性、分类和可理解性、准确性和计价。

下面以应收账款为例说明管理层认定与审计具体目标的关系, 如右上表所示。

与各类交易和事项相关的认定是针对被审计单位明细账层面所做出的。这些认定保证了被审计单位发生的各项交易和事项没有虚构和漏记, 交易金额、会计期间以及账户分类正确, 从而为与各类交易和事项相关的审计目标的实现奠定基础, 从源头上为审计总体目标的实现提供保证。

与期末账户余额相关的认定是针对被审计单位总账层面所做出的。这些认定保证了被审计单位在资产负债表日和被审计期间内总账对企业实际状况的反映没有虚构和漏记, 权利和义务明确, 计价和分摊合理恰当, 对该认定实施的审计有助于期末账户余额层面具体审计目标的实现, 同时也为审计总体目标的实现打下了基础。

与各类交易和事项以及期末账户余额相关的认定正确是为与列报相关的认定正确打下必要的基础。财务报表可能因被审计单位误解有关列报的规定或舞弊行为等而产生错报, 还可能因被审计单位没有遵守专门的披露要求而导致财务报表错报。即使注册会计师证实了与各类交易和事项以及期末账户余额相关的认定, 实现了与各类交易和事项以及期末账户余额相关的具体目标, 也不意味着获取了足以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此, 注册会计师还应当对各类交易、账户余额及相关事项在财务报表中列报的正确性实施审计。

三、实质性程序与管理层认定

确定审计具体目标后, 注册会计师就可以设计实质性程序搜集审计证据, 以便对财务报表的合法性和公允性发表意见。在设计实质性程序时, 注册会计师应当合理确定将要执行的测试, 以保证认定的各项审计目标能够真正实现。管理层认定、审计目标的性质将影响到所选实质性程序的类型。

通过实质性程序, 注册会计师获得的证据首先是支持与交易和事项认定相关的证据, 然后是支持与期末账户余额认定相关的证据, 最后是支持与列报认定相关的证据。当这三类认定得到证实时, 也就实现了与各类交易和事项相关、与期末账户余额相关以及与列报相关的项目目标。如果各项目目标得到确认, 则与该项目目标相对应的一般目标得到确认, 其总体合理性也将得到确认。总体合理性得到确认后, 再结合执行控制性测试所得到的证据, 注册会计师就可以对管理层认定是否合理和有效做出判断, 最后将对各项认定的判断综合起来就可以对被审计单位财务报表发表意见了。

综上所述, 注册会计师了解了管理层的认定后, 就很容易确定每个项目的审计具体目标。一旦按这些目标实施相应的实质性程序, 搜集到充分适当的证据, 弄清财务报表遵守会计准则及相关会计法规的实际情况, 再将其同设定标准比较, 得出恰当的审计结论就不难了。

摘要：注册会计师审计是对被审计单位财务报表的合法性与公允性发表审计意见。在审计过程中, 注册会计师应根据审计总体目标与被审计单位管理层认定确定审计具体目标, 设计并实施实质性程序。

关键词：管理层认定,注册会计师审计,审计具体目标

参考文献

[1].刘明辉.审计.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