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

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精选8篇）

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 篇1

【关键词】新闻自由 藐视法庭 媒体审判 陪审

一、引论

新闻报道对于人民了解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新闻自由是新闻媒体机构赖以生存的基石，没有自由的新闻报道是严重扭曲的和残缺不全的。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密不可分的，可以说是言论自由一种必要的表达方式和延伸。世界各国宪法都把公民享有的言论自由以及出版自由作为公民最基本的权利加以明确规定和保护，而且这些权利也都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认可。联合国1948年12月10日所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就明确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的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1]而联合国于1966年12月16日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也规定：“

（一）人人有权持有主张，不受干涉。

（二）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2]当然，以上只是从公民个体的角度来对言论自由进行的说明，新闻自由并不等于而是远远大于公民个人言论自由的范畴。对于本文而言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新闻媒体在对司法过程进行报道的同时可能会存在着大量的评介、质疑、批评，如果我不把这些观点当作是“某一抽象的群体”（即某一新闻组织）的观点、而是当作某一个具体的公民个人所享有的、宪法所赋予的言论自由的权利时，显得更加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作用。我在本文中将不去追寻这些权利是如何取得并得到发展与保护的，也不去讨论这些权利和自由的范围和内涵，而仅仅只是对当新闻自由可能以及已经影响到司法公正时如何进行规范与处理等内容进行粗浅的探讨，并结合到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一些现象或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司法公正也是一个绝对不能简单化的话题，他的发展历程及其丰富的内容也不是一篇短文就可以讲述清楚的。司法公正不仅仅指实体上的公正，更要求程序上的公正；不仅仅指事实上的公正，更要求法律上的公正。没有程序上的公正是很难得到实体上的公正，或者是在侵犯公民其他合法权利的基础上得到的公正。我不赞同通过牺牲某一公民（或其他公民）的某一项基本权利来达到某个具体案件的事实上的公正是符合法治原则的，或者更进一步说更加能够达到法律制度的目的或作用。在我看来，这种观点是没有实证依据也是极其危险的。对于司法公正而言，他并不仅仅是某个具体案件中的当事人（特别是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人）的基本权利要求，也是整个司法制度的起点和最基本的、最终的价值目标。所以，关于司法公正的要求在许多国际条约中得到具体反映，例如《世界人权宣言》第十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等等很多条约都有着具体明确的规定。

审判公开对于防止司法机关的专横甚至不公正无疑是一种简单易行而且行之有效的方法。因此，审判公开也就成为一个很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审判制度，也是一项司法活动的基本原则。审判公开并不仅仅是对当事人及其亲属的公开，而是对社会大众的公开，也就是说除法律明确规定的不宜旁听或不允许旁听的人进入法庭外，其他人都可以进入审判法庭旁听法庭对案件的审理。那么，作为新闻媒体的工作人员是否也应该享有这个权利呢？尽管法律没有明确给出答案，但我认为这是不应该有任何疑问的，因为既然公开审判允许符合条件的公民旁听案件的审理，那么就没有理由拒绝作为普通公民身份的新闻媒体工作人员、或者是作为某一组织的代表的新闻媒体工作人员（因为很多法律也没有禁止组织可以旁听法庭对案件的审判）去旁听法庭对案件的审判。因此，除法律规定进行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外，法庭没有理由拒绝新闻媒体的工作人员来旁听法官对案件的审判。

在我看来，现在出现的问题的关键似乎并不在于法庭是否许可新闻媒体进入法庭旁听，而在于当新闻媒体在对案件审判（特别是刑事案件审判，以下如未做特别说明时都特指刑事案件审判）进行报道或评论的过程中可能会对案件的公正审理带来负面影响，甚至造成所谓的“媒体审判”的现象，这不仅会损害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影响到案件的公正审理与裁判，更是对法院审判权力和国家司法制度的不正当干涉。我们绝对不能允许新闻（媒体）审判的现象出现。新闻媒体的工作人员毕竟不是法律专家，如果对案件材料的掌握不太全面，或者是带有某种偏见甚至是不当目的，从而对审判过程或者审判结果表示出一定的倾向性意见或评论，甚至是强烈的批评，那么就可能会影响到全体民众对司法机关甚至司法制度的不信任。这是极其危险的。因此，如果新闻媒体在对案件报道的过程中的错误报道（不论是事实性的报道还是新闻评论）误导了公众对案件审理的期待，甚至严重影响到公众对法律的理解以及对司法公正的信念，或者是影响到法院的威信与法官的声誉时，对新闻媒体的适当限制就变得必不可少。

言论和出版自由与司法公正都是现代宪法所赋予两大最基本的权利，虽然在很多情况下这二者之间不会发生较多冲突，但并不表示他们之间就不会发生冲突。事实上不论是外国还是中国，这二者之间的冲突还是屡见不鲜的出现了，在某些国家或地区甚至是比较突出。因此，我们有必要来对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这两项最基本权利进行必要的探讨，来防范并正确处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这也正是本文想要讨论的问题。下面，我首先对美国和英国在处理新闻媒体报道司法程序等方面的相关规定与处理方法进行简要的介绍。

二、美国处理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冲突的简要介绍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宗教或禁止信仰自由；剥夺人民言论或出版的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的权利。”[3]其中对公民“

崇高”的目的而没有其他不当目的或者企图。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刑事犯罪案件而言，事后追究犯罪者的刑事责任无疑于证明此前所发生的一段“历史”，而“历史”的真实内容目前也是无法能够得到完全证实的，所以也就当然会出现一个事实上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由于没有足够的证据而无法使他受到应有的惩罚，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法律的公正性，这也是事实的公正与法律的公正之间的一个区别。我们可以宽恕甚至放纵一个犯罪嫌疑人，但绝不能冤枉一个事实上没有犯罪的人。否则，将会严重影响到人们对法治的信赖，并丧失法律对每一个公民基本人身权利的保障。

英美两国的法院在防止新闻媒体对审判活动产生不利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特有的陪审制度，因为如果新闻媒体对案件进行不当的报道时可能会影响到陪审员对证据和案件的看法，从而无法做出公正的裁判。但是，由于我国并未实行陪审制度（尽管我国也有人民陪审员制度，但与英美两国的陪审制度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制度），而主要是由法官来对案件进行全面的审理（包括证据和事实的认定、法律的适用、判决结果的做出，等等），因此，似乎可以认为新闻媒体对案件审理的影响并不像英美两国那样强烈。但事实上，由于我国并没有法治的传统，公民的法治意识并不健全，特别是缺乏一个新闻媒体报道司法程序的基本准则，导致新闻媒体严重影响甚至控制案件审判的情况时常发生，根本无法让案件的当事人得到公正的审判。这也是我国目前司法活动所面临的一大难题。由于我国目前没有规定藐视法庭罪，也没有统一的法律法规或者司法解释来规范新闻媒体对司法程序的报道，使得法院在处理此类事件时完全无法可依，从而导致某些案件几乎就是在新闻媒体的意见下进行裁判，严重损害了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也影响了法律的权威和人民对法院应有的尊敬。还有一些公安机关，在某一些案件侦破后就立即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这些犯罪嫌疑人的某些“罪行”，展示某些证据，甚至还让犯罪嫌疑人游街示众，造成此人已经是犯罪无疑的现象，等等，使法院根本无法做出公正审判。[16]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些法院以不适当的理由和方式拒绝公众和新闻媒体对司法程序的接近，损害了案件当事人、公众以及新闻媒体的合法权利。

我认为，我国应当借鉴英美国家的一些正确作法，建立和完善有关藐视法庭的法律制度，以预防和正确处理新闻媒体的藐视法庭行为，以填补法律的空白。至于能否允许、以及在多大程度内允许新闻报道可以对案件的审理进行质疑和批评，应当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做出合理的规范。同时，除法律有明确规定外，法庭也不能随意拒绝新闻媒体对法院审理案件的接近和报道，对于在法庭中公开的证据和材料也应当允许报道，而且法庭也不得随意将案件不公开审理以拒绝新闻媒体的接近，从而影响到公开审理这一基本审判制度。同时，新闻出版业协会也应当研究并制定出比较系统和完整的报道法院审理案件的规则，以规范新闻界的报道行为。

由于目前我国一些新闻媒体对司法公正的不当影响促使我写成这篇短文，在这篇文章里我无法详细向大家介绍英美国家对处理这二者之间的矛盾时所各自采取的具体的方法和措施，而且也无法结合我国目前的情况提出自己明确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因为这项工作的复杂程度并非我的能力可以完成。但是通过对英美两国在处理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第4页)冲突时的基本方法，似乎可以给我们有所借鉴。而且，鉴于目前我国新闻媒体对司法程序的严重危害，使得这个问题应当刻不容缓地得到解决。否则，所谓的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以及司法机关应当得到的尊重都将会荡然无存。因此，希望本文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并力争使我国最终形成比较适当的、完善的相关制度或规则，以指导和规范新闻媒体对司法程序的报道，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做出积极的贡献。

定稿于2005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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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由于害怕这些新闻媒体对我进行攻击，所以我不得不放弃对这些新闻报道的评论，但相信广大读者都能随时、随地、不需任何努力地从报纸上、期刊杂志上、网络新闻上等地方找到这样的很多新闻报道。

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 篇2

一、新闻自由的理解

关于新闻自由的定义可谓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有的学者认为“新闻自由”的说法本身就是不科学的, 首先“我国历来的宪法中只有‘言论、出版自由’而没有‘新闻自由’”;其次, “各国宪法都有‘言论、出版自由’而没有‘新闻自由’”。[1]同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教授宋建武表示:“新闻自由”一词不符合现代汉语构词习惯。自由是一种人的行为、动作的动词连用构成词组。比如我们说“创作自由”而不说“作品自由”, 说“言论自由”而不说“语言自由”和“观点自由”, 说“出版自由”而不说“书籍自由”等。而新闻是一个名词, 与作品一样是一种静态的东西, 它与自由合组的“新闻自由”一词, 如同“作品自由”一样, 并不符合现代汉语的一般构词习惯。[2]但是也有学者支持“新闻自由”的说法, 有学者认为:“新闻自由” (freedom of press or freedom of information) 包括视听传播自由, 是指公民通过新闻媒体实现其表达自由与信息自由, 它是信息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以及公民知情权在新闻领域中的体现。它享有这些自由的各种权利, 但它所表现的权利更具体化和细化。[3]参考以上观点笔者比较支持后者的观点, 也许严格按照现代汉语的语法规则无法解释“新闻自由”的含义, 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现实生活中新闻自由这一用法已经非常普遍, 作为普通民众对这个名词的含义也有一定的了解, 同时笔者也注意到香港基本法中有“新闻自由”这一用法, 根据相关权威人士的解释:香港居民习惯了“新闻自由”这个说法, 希望照顾香港居民这个用词习惯。最后, 采取了折衷办法。[4]因此笔者认为既然在现在社会上已经普遍使用了“新闻自由”这一说法, 我们也没有必要非要拒绝它。笔者认为新闻自由应是由特殊主体即新闻工作者享有的一种自由, 包括新闻采访自由、传递自由、报道自由和收受的自由、报纸的出版自由、广播和电视的播送自由、发表新闻评论及开展批评的自由。

(一) 新闻自由的主体是特殊主体

笔者认为新闻自由的对象或者说客体是新闻, 新闻按照《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是指报纸。亦指报纸、广播电台、电视台对新近发生的事情的报道。其实新闻有一个更重要的特征就是它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这也决定了并不是所有的信息都构成新闻, 并不是所有人制作的信息都能算作新闻。现在社会上的新闻工作者才是新闻自由的主体, 他们是经过专业训练的人, 有着专业的素养和能力, 他们有自己的职业道德和操守, 有国家法律规定的准入门槛。每个国家对于新闻的制作者都有较高的要求, 因为今天新闻在我们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新闻工作者的视野决定了我们的视野, 如果他们不告诉我们一些事实, 我们也许永远也不能知道, 因此新闻的制作者应当是有一定职业能力的、有一定职业操守的人。

(二) 新闻自由的内容包括了新闻采访自由、传递自由、报道自由和收受的自由、报纸的出版自由、广播和电视的播送自由、发表新闻评论及开展批评的自由

但从字面来看, 新闻自由应当指的是做新闻的自由, 根本一般公众的理解, 仅仅把新闻自由理解为做新闻的自由过于狭隘。但是正如笔者所说新闻本身有客观和真实的要求, 但是新闻自由中有一种是开展批评的自由。就算是由专业的新闻工作者享有这种自由也不能避免他们的批评是客观的和全面的, 因此很多人会担心新闻工作者这种批评的自由很容易误导民众的思维, 容易形成片面的舆论, 并进而对社会秩序或者是对司法产生不良的影响。笔者并不否认这个事实的存在。如成都市某区法院审理的何某夫妇被诉虐待母亲一案, 由于此事早经媒体曝光, 所以法院的庭审吸引了200余名群众, 众多媒体也到庭采访。此案自诉人以一般虐待罪提起诉讼, 但此前的舆论导向已定位为“虐待致死”导致群情激愤。庭审多次被旁听群众起哄打断, 更有甚者还对审判长说:你若判他们有罪, 你就是青天;不判他们有罪, 法院就是歪的。面对如此强大的舆论压力, 法院在裁判时很难说不受影响。[5]但是笔者认为不能因为新闻自由有一定的缺点就否认其存在的合理性, 如何充分发挥事物的优点, 避免其弱点才是我们最应该做的。为了充分发挥新闻自由的良好作用, 笔者认为最好的方式是促进新闻自由的高度化发展, 给新闻自由更大的空间。

二、高度的新闻自由

正如法谚所云:人生而自由, 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任何一项权力或者是权利都不可能是完全的、无限制的, 放眼整个世界无论是对于权力还是权利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但是我们又看到不同的国家限制的程度是有很大不同的, 而这个不同恰恰反映了各个国家中权力和权利的广泛程度。过度的新闻自由的确会产生很多问题, 对正常的司法秩序造成不利的影响, 但是被极度压缩的新闻自由也很危险, 当社会上只有一种声音时, 很容易形成一边倒的舆论倾向, 从而给法院造成很大的压力。那么如何在过度新闻自由和低程度新闻自由间寻找一个合适的点显得尤为关键。本文将通过参考各国对新闻自由的规制措施来提出我国可行的新闻自由监管方法, 实现高度的新闻自由。

(一) 美国“明显且即刻危险”原则的适用

这个原则最早在1941年的Bridges V.California案中得以体现的。亨利·布里奇斯是美国西海岸某工会的主席。在致劳工部长的一封电报中, 他批评法官在有关该工会的案件中所作判决是“荒谬和不公的”。对此, 州法院援用先例, 认为布里奇斯的言论意在威胁法官, 损害法院的权威和司法公正, 判他有藐视法庭罪。而联邦最高法院以5比4的多数推翻了原有罪判决。[6]布莱克大法官在判决中指出, 在法院看来, 《宪法第一修正案》标志着美国法律在藐视法庭罪方面同英国普通法传统的分离:只有存在着针对正常司法秩序的一种“极其严重的”实际恶意和一种“迫在眉睫”的险情, 法院之惩罚新闻言行的行为才不失为正当。最高法院认为:“对所有公共机构发表评论, 尽管有时令人讨厌, 但这是一项珍贵的权利。对言论自由的压制, 无论多么有限, 若仅仅是为了维护法院和法官的尊严, 其结果可能并非是增长人们对法院的尊敬而是招致怨恨、怀疑和轻蔑。”[7]在有些案件中, 法院通过签发限制令来对新闻媒体施加限制, 这是一种旨在限制某种信息流通的命令。

我们可以看到适用这个规则时对法院或者是法官有很高的要求, 怎样的程度才算达到了“极其严重”和“迫在眉睫”这全屏法官一个人的自由裁量, 很明显不同的法官对这个程度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但是在美国我们看到这个规则尽管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仍然得到了很好的实施, 但是在今日的中国这样的一种判断标准似乎很难令人信服, 中国法官的素质很难和美国法官相提并论, 其次中国法院也很难做到美国法院的独立, 因而这种无明确具体标准的判断模式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二) 德国的“资讯拒绝给予”制度

经历过纳粹政权统治的德国, 更加重视新闻自由的保护, 更加看重新闻自由所能带来的对政府、司法的监督作用, 因而相比较来说德国的新闻自由比美国更加广泛, 管制程度也更加低。

1.德国的新闻自由包括评论自由

正是由于德国基本法将新闻自由列入人民意见自由中的一环, 所以, 新闻不仅仅只是对已发生或将发生事件加以“报道的自由”为己足, 而且也有“评论的自由”, 媒体能够藉评论、批评来形成自己的意见, 这也是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一贯的见解。

2.除了维护法庭秩序可以作为限制媒体的理由外, 对防止媒体干涉司法工作方面, 德国所采用对策的重心是“资讯拒绝给予”制度

[8]德国相关法律规定政府机关可“拒绝”提供资讯给媒体, 特别是在所谓的“未定之程序”时。也就说在某些情况下, 相关政府机关可以决定不向媒体公开某些信息, 而这时的决定可以视为一种行政行为, 媒体也是可以寻求相关救济的。此外, 政府机关拒绝给予这些信息并不是说就严格禁止这种信息的公开, 如果媒体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获得这类信息并进而公开是不受相关规制的。

德国在纳粹时期言论自由受到了很大的压制, 政府完全控制了新闻出版行业, 因而德国相比美国更加重视新闻自由的保护。德国的情况就是从新闻不自由逐渐走向新闻自由的过程, 在这样的过程中更需要给新闻自由更大的空间, 让原本很脆弱的自由得到更好的发展和壮大。

因而笔者认为首先我国政府应当效仿德国对于一些结果尚未确定, 程序上尚未明确的信息可以拒绝提供给媒体, 但是并不妨碍媒体自己获得这些信息,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要立法明确规范媒体获取信息时的手段或方式不能侵犯国家安全和普通公民的隐私权。诚然较为开放的新闻环境有时会使得谣言得到传播, 但是笔者认为在新闻自由和禁止谣言两个选项中我们当然要选择新闻自由, 新闻自由所具有的正效应远远高于可能产生的谣言的负效应, 而且谣言止于智者, 谣言止于政府及时的信息公开, 及时的辟谣才是避免谣言泛滥的关键。其次关于一些虚假新闻的监管问题, 笔者认为仅应当进行事后监管, 就是说仅仅当虚假新闻产生了不好的结果时才进行监管而不能当有了这种倾向时就进行监管, 这往往给监管机关很大的监管随意性, 不利于我国新闻自由的发展。虽然笔者坚持对于新闻自由的监管应当是事后监管但是笔者也认为对于新闻自由的边界或者说是外延应有明确的规定, 现代社会的高度发展产生了社会化大分工, 不同的行业需要的专业技术是不一样的, 作为新闻工作者在进行案件的报道时不能也不应该对某个案子应该怎么判决发表评论, 他们没有专业的法学训练, 他们能够做的应该是对案件事实的报道, 或者是对整个诉讼程序进行报道, 因为我国法院坚持审判公开原则, 对程序的报道恰恰体现了这个原则。

三、高度新闻自由对司法公正的促进作用

(一) 高度的新闻自由可以对司法起到积极的监督作用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路灯是最好的警察”, 因此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共识。“理性的法院”和“理性的法官”在现实社会中并不存在。司法制度的合理运行必然需要其他权力的制约以及社会的监督。[9]新闻报道因其传播速度快, 覆盖面广是进行权力监督的有效手段, 这是基于媒体的这种特殊作用, 西方一些学者将新闻自由视为独立于立法、司法和行政之外的第四种权力。而普通民众有时因为各种原因无法亲自参与这种监督, 媒体在这时就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 媒体通过对整个过程的报道让普通民众无需到场就可以有所了解, 这样的公开报道对于预防司法腐败, 加强民众对于司法的监督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其次, 新闻自由更好地促进了审判公开。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民事审判原则上应是公开的, 让新闻媒体对诉讼过程进行报道是对审判公开原则的贯彻。审判公开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直接公开就是民众走进法院, 当场观看庭审;一个是间接公开就是通过媒体的报道宣传来达到公开的目的。

(二) 高度的新闻自由为普通民众提供多元化的看问题角度

当我们面对这个社会上一些问题的时候, 不同的人往往会有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人看问题的角度也是不一样的。记者也是这样, 正所谓立场决定态度, 不同的记者看待同一个问题往往有不同的报道侧重。笔者坚持高度的新闻自由就是基于这样的观点。如果这个社会上只有少数的媒体或者记者从事新闻行业, 那么很自然这个社会上新闻的角度也是较少的, 如果我们让足够多的人参与到新闻行业, 可以预见到的是伴随着新闻从业者的增多, 他们对事件进行报道的立场和观点也会随之增多。唯有这样我们普通民众才能对这个世界有全面的了解。正如笔者所述, 今天这个世界, 我们普通人的视野是由这些新闻从业者决定的, 如果新闻从业者视野狭隘, 立场片面, 我们得到的新闻必然也是如此片面和狭隘的。

(三) 多元化的角度带来的是舆论的多元化, 这就避免了一边倒的舆论对司法公正的影响

笔者一直认为在今天的中国影响司法公正的不是表现在报纸、电视、网络上的新闻而是通过新闻的传递所形成的普通民众的舆论。舆论滔滔很难说法院没有感到任何的压力。但是笔者认为真正影响法院公正判案的不是所有的舆论而是一边倒的舆论。在药家鑫案中我们很明显地感觉到这种舆论的倾向性, 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一些所谓的教授无不在表示药家鑫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探析如此一致的舆论背后我们发现这和我们新闻媒体的倾向性报道是分不开的, 从案件的开始, 媒体就开始关注张妙两岁多的孩子, 张妙曾经多么美满的家庭, 还是她的父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同时媒体也开始报道药家鑫可能是官二代、可能是富二代, 一时间使得群情激奋。这样的情况很不正常, 且先不说药家鑫杀人的目的在哪里, 我们也可以看看药家鑫的家庭, 就算是不判处死刑, 这个家庭也是频临崩溃但是媒体很少去关注药家鑫父母的痛苦。今天公众舆论的一致性来源于媒体对该案件报道的一致性, 如果媒体可以有多角度的观察和报道, 那么民众将可以接收到多角度的信息, 也许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一双弹钢琴的手拿得起刀捅向一个柔弱的女子。如果有更多自由的媒体, 就会有人站出来说不对, 药家鑫不是官二代、不是富二代, 也许那时我们的民众会更冷静, 更中立得看待这个案件。

(四) 高度的新闻自由避免了舆论审判

笔者已提到过, 高度的新闻自由并不等同于过度的新闻自由, 真正的自由应是有一定的限制的。新闻传媒在本质上是为了传播信息, 因此更多的是从社会公众的道德感情出发来评价司法行为, 并为其建立道德上的正当性。随着大众媒体的不断介入和发展, 舆论监督一度演变为“舆论审判”。人们对舆论监督以促进司法公正寄予了无限的期望, 似乎陷入了对舆论监督的盲目崇拜中, 民众认为利用舆论造势既经济迅速又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而决策者则将其作为“政绩”的一种体现。[10]虽然高度的新闻自由让新闻从业者有足够的自由去对案件进行报道, 但是其报道的内容应当是有限制的, 最重要的就是未经过专业法学教育的新闻从业者不能对该如何判决进行评论, 也就是说程序可以报道但是结果不能预测, 判决的结果是法官的职责, 新闻从业者不应干涉他们的活动。

(五) 高度的新闻自由有利于优胜劣汰, 助于真实客观信息的传播, 有利于司法公正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现今市场化运作的新闻行业, 新闻媒体有时会附和民众的新闻偏好。但是笔者认为虽然民众的新闻偏好的确存在, 同时一个更重要的偏好也存在那就是民众对于新闻客观真实的偏好, 我们看新闻关键在于了解这个社会上发生了什么, 我们最基本的需求是真实, 这和娱乐新闻有很大的不同, 娱乐新闻可以不确定可以是炒作。另外不同的人对于新闻的偏好也不同, 当有足够多的媒体时, 不仅民众对真实客观新闻的需求得到了满足, 而且真实的新闻也会脱颖而出。

(六) 高度的新闻自由可以起到对法制的宣传作用, 民众对于法律的了解和遵守才是法治的根本所在

中国人厌讼, 不喜欢规则, 喜欢通过人际关系来解决纠纷, 因此普通民众对法律有某种天生的不信任, 同时民众的法制意识和观念也很薄弱。不知法、不懂法的现象还很普遍, 而不知法又不能构成免除责任的理由, 因而对法律的推广也是我国面临的很重要的课题。现代高度发达的信息传播媒介为普法提供了很好的手段。通过媒体的报道可以让普通民众更容易知法、懂法、用法, 司法机关独立判案不仅来源于本身的独立还来源于民众的认可, 当民众对司法充满了信心时, 对司法公正也有相应的促进作用。

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 完善法制应是基础, 将行为的规制明确地表达出来, 告诉人们哪些可以做, 哪些不可以做, 这是法治的起点。因此制定专门的新闻方面法律法规势在必行。许多法律专家和学者认为, 解决当前国内一系列涉及到新闻媒体的法律问题, 其根本的途径在于尽快制定和出台一部专门性的《新闻法》, 从法律层面进一步明确媒体新闻自由的权利和新闻监督工作的范围、程度等等, 避免出现法无明文规定所导致的司法纠纷。[11]

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促进新闻自由都是大势所趋, 新闻自由有自身的问题, 这需要我们合理的约束, 但是有问题决不能成为限制、压制新闻自由的借口, 否则就成了因噎废食。

摘要：信息时代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好处, 但是伴随着信息的廉价传播和随意传播, 信息时代的缺点也逐渐明显出来, 新闻自由也是如此。新闻自由作为当代十分重要的一种自由, 它与司法公正的关系一直备受人们关注。高度的新闻自由不仅不会影响司法公正, 更可以很好的促进司法公正。

关键词：高度新闻自由,司法公正,新闻

参考文献

[1]喻权域.“新闻自由”不是科学的用语[J].江汉论坛, 2006 (1) :5.

[2]宋建武.“新闻自由”概念不科学[J].新闻与传播研究, 1996 (1) :54.

[3]郭道晖.论作为人权和公民权的表达权[J].河北法学, 2009 (1) :57.

[4]喻权域.“新闻自由”不是科学的用语[J].江汉论坛, 2006 (1) :5.

[5]曾英.构建法治规则中的动态平衡——浅析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的关系[J].社会科学研究, 2001 (4) :98.

[6]李晓梅.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2004 (5) :81.

[7]Bridges V.California, 314 U.S.252 (1941) .

[8]王琳雯, 叶超.论新闻自由的限制——以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平衡为视角[J].福建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9 (6) :43.

[9]田莺.论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J].政府与法治, 2004 (4) :43.

[10]梁平, 张蓓蓓.从舆论监督到新闻法治——基于当代传媒与司法的关系研究[J].河北法学, 2012 (3) :48.

司法鉴定与司法公正之我见 篇3

关键词：司法鉴定；司法公正；证据法；证明责任

有关证据的定义，在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中规定：“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在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中虽然未直接对证据加以定义，但在第六十三条中规定：“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证据，就是能够用来证明案件事实的信息：前已言之，这些信息的载体，被称为证据方法。①虽然三大诉讼法对于证据方法进行了不同的分类，但是都不影响鉴定意见作为人的证据方法的一种，拥有关键的帮助法官查明事实，解决案件中涉及到的某些专门性问题的作用。因此，参与到诉讼过程中的各方才如此重视鉴定意见，同时也对我国司法鉴定制度报以等量的重视。在笔者看来，我国司法鉴定制度的构建、司法鉴定机构的设置、司法鉴定制度的运转是否合法、是否科学、合理，就成为那些与司法鉴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所关注的焦点，这也正是将司法鉴定与司法公正联系起来最为根本的原因之一。司法鉴定管理制度对司法鉴定的科学性、可靠性和社会公信力有着重大影响，健全完善司法鉴定制度的目的、价值在于促进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维护司法权威。②

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最终将通过鉴定意见集中体现出来，而意图通过改革和完善制度所得出的鉴定意见作为证据方法的一种，必须首先遵循证据法则。若要为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向，就必须从证据法则中加以探究。然而我国并没有一部成文的证据法，但是这并不妨碍对于证据法的研究以及对关于研究证据法之理论的借鉴。

就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来讲，笔者认为可以借鉴证据法学界对于证明责任的研究成果。

在我国，目前理论界对于证明责任的含义主要有以下三种解释。1、行为责任说。该学说认为证明责任就是当事人提供证据的责任③；2、结果责任说，又被成为败诉风险说。“这种由法律预先规定，在事实的真假虚实难于确定的情况下，由一方当事人承担风险及不利后果的法律假定，叫做证明责任。”④3、双重含义说。双重含义说认为应当从行为和结果两个方面来解释证明责任。即“证明责任具有双重含义：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和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前者指当事人对所主张的事实负有提供证据证明的责任；后者指在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时，主张该事实的当事人所承担的不利后果。这种不利的诉讼结果既表现为实体法上的权利主张得不到人民法院的确认和保护，又通常表现为因败诉而负担诉讼费用。”⑤

笔者认为双重含义说相较其他两种学说更为全面，并曾打过一个颇为形象的比喻：在某件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法官就仿佛手执一条橡皮筋的一段，而主张该事实的当事人则拿着橡皮筋的另一端，当该当事人完成提供证据证明的责任，即完成了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负担之后，便可将手中所执的橡皮筋的一段交给对方当事人，橡皮筋的一段的持有者不断交替的这一过程就是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发生了转承；直到一方当事人不能使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并使之发生传承的时候，法官便会松开其手执的橡皮筋那端，由那个仍然握着一端橡皮筋的当事人承担一阵疼痛，这阵疼痛就是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负担。这样，围绕这件事实的证明就告一段落。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关于刑事案件中举证责任的规定，以及《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关于民事案件中举证责任的规定，笔者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根据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无论是民事诉讼当事人，或者是刑事诉讼当事人，对于自己提出的主张，都对该主张负有双重含义的证明责任”。

但是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只有申请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的权利。也就是说，作为刑事自诉案件当中原告的被害人，与作为刑事公诉案件当中被告人的犯罪嫌疑人一样，没有申请初次鉴定的权利。这就意味着，当对自己的主张负有证明责任的刑事自诉案件被害人、刑事公诉案件犯罪嫌疑人，想要运用作为证据方法之一的鉴定意见以完成自己的证明责任之时，却无法自行启动司法鉴定程序，继而无法得到鉴定意见以完成证明责任。

既然法律规定一方应当对自己的主张负有证明责任，却不给某些主体一个负担该项责任的路径，于是在司法实践当中便产生一些有违立法目的、妨碍司法公正、降低司法效率、损害司法权威，在社会和法学界都影响重大的案件。

笔者认为，无论是这些问题产生，还是这些问题久拖不决的现状，都包含着下列原因：

首先，我国作为成文法国家，立法具有滞后性这一缺陷，而这一缺陷在证据法上，特别是在司法鉴定制度上表露出来。具体表现为，我国证据法学界对于证据法的研究已经较为成熟，已经有为数不少的学者为我国的证据法立法的建议稿和修改稿的创作和完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由于种种原因，但是我国始终未能颁布成文的证据法典；而有关证据的法律则散落在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等）、司法解释中，这就在司法实践当中解决初次鉴定启动权的分配这一问题时增加了困难。

其次，对于我国诉讼模式进行改良的过程之中，存在有关于当事人主义模式和职权主义模式之间的诉讼理念冲突。具体说来，就是引进控辩平等的现代刑事诉讼的进本理念的同时又保留了一定程度上的职权主义，而上文所述的司法鉴定的初次鉴定启动权则作为这种冲突的诉讼理念在司法鉴定制度当中爆发的一点，引起诸多惹人深思的个案的发生。

对于改革和完善司法鉴定制度，完善司法鉴定启动程序，从而促进司法公正，不少学者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又适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的司法保障制度”，这在不少学者看来昭示着是又一个“法律的春天”的到来。可是笔者却在提醒自己：假如将一国之法律比作一亩田地，即使“法律的春天”已经到来，也并不意味着必将会有丰硕的成果；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一员，应当把握“法律的春天”这一天时，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这一良田之上，深思熟虑、刻苦努力、辛勤耕耘，方能为建设法治中国，实现依法治国做出一份应尽的义务。（作者单位：广东财经大学）

注解：

① 罗筱琦、陈界融：《证据方法及证据能力研究（上）》，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

② 霍宪丹：《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司法鉴定制度的思考》

③ 李浩：《民事证明责任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9月第一版。

④ 熊先觉等：《中国行政诉讼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0-121页。

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 篇4

公正与效率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体系的两大价值目标，同时也是我国司法制度所应追求的两大价值目标。

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是相伴相随的、两位一体的概念，司法公正本身就含有对司法效率的要求，没有司法效率，就谈不上司法公正;司法不公正，司法效率也无从说起。我们的司法改革，应当紧紧抓住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这两个核心环节，找出两者的结合点，找出它们赖以实现的各种保障机制。

一、司法观念的现代化转变，是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的理念保障

司法现代化的第一步，是司法观念的现代化。目前影响我国司法实现现代化的落后的司法观念，主要有法律虚无主义的司法观、政治工具主义的司法观和程序工具主义的司法观。

法律虚无主义的根本表现就是不重视法律在司法程序中的支配作用，有法不依，以言废法，以权压法，权大于法。在这种司法观的影响下，《宪法》所规定的“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原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不能不流于形式。比如说，人民法院受理某些类型的案件，一定要首先取得同级政府的同意，否则不予受理，这就是法律虚无主义的典型表现。法律虚无主义的存在，说明我们的.司法机关还缺乏一种法治国家所必需的“法律至上”的观念，还缺乏一种“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的精神。其结果，司法机关必然成为行政机关的附庸。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必然要求我们摒弃法律虚无主义的司法观，实行司法法治主义。所谓司法法治主义，就是严格依法司法，要求司法机关处理任何案件都必须“一断于法”，必须依照严格的程序和方法解释法律、适用法律，必须实现司法权的国家统一性。

政治工具主义是一种把司法当作实现一定政治目标的手段或工具的司法观。它有专政工具论和经济工具论两种表现形态。

专政工具论认为司法就是统治阶级实行阶级专政的工具，是用来维护阶级统治和镇压敌对阶级或敌对分子的“刀把子”。在这种司法观的影响下，我们的司法机关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治民”心态和行为取向。比如说，长期以来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问题，司法人员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司法程序的超职权化模式，刑、民诉讼程序的同构化，以及超期羁押、超期审判等等现象，都与司法的专政工具论有密切关系。

经济工具论认为司法应当主动为经济建设服务，司法机关应当主动揽案，“送法下乡”，担当起企业、政府法律顾问的角色。这种司法观就其本质而言仍是司法工具主义的一种反映，它从根本上违背了司法权的自身性质，背离了客观存在的司法规律，因而也产生了一些副作用。比如说，地方保护主义就与这种司法观密切有关，地方政府以“司法为经济建设服务”为名，经常干预司法，也是受了这种司法观的影响。

无论是专政工具论还是经济工具论，它们都与我国目前提出的“依法治国”这个大目标相违背，也与我国司法机制的现代化变迁存在矛盾，因而应当摒弃，而代之以人权保障的新型司法观。

程序工具主义的实际表现是“重实体、轻程序”。这种观念在我国是根深蒂固的，它认为，实体法是主法，程序法是助法，程序法仅仅是实现实体法的工具和手段。既然程序仅仅是一个工具或手段，那么，这个工具就成为可有可无、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的任意之物了。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我们的诉讼制度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诉讼中违背程序法、规避程序法的现象屡见不鲜。例如，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的“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先定后审”这些现象，就是程序工具主义司法观的一种表现。

程序工具主义的观念显然不符合法治现代化的要求。法治现代化要求司法程序首先实现现代化，要求我们改变“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观念，承认程序法的独立价值，将实体与程序并重。我们要弘扬司法优越、程序本位或法律的正当程序的观念，以程序正义来阐释和论证实体正义。我们不能将法律仅仅看作是规则，而应当把实现规则的过程也看作法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实现法治不仅在于法律规则的建设，更重要的在于法律规则的实施，即司法的强化与进步。

二、司法独立的真正落实是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的体制保障

司法独立是司法权及其运行的内在规定性所要求的一种理

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 篇5

许霆利用银行自动提款机的漏洞恶意取款17.5万元获判无期徒刑，后来重审判决改判为5年有期徒刑，许霆案引起了广大网民和媒体的热烈考论和深思。ATM许霆案：判决岂能机械适用条文?90%网友认为“量刑过重”。而且网友认为银行也是需要付一部分的责任，就人性和道德方面来讲，许霆是情有可原的。

舆论监督往往借助新闻媒体的传播优势，以公开的方式反映公众对某一社会现象、某一社会事件或某一社会问题所形成的比较一致的意见。尤其是随着网络媒体的出现，人们能够通过网络媒体直接表达自己的看法。舆论监督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通过舆论监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弱势群体得到法律保护，使正义得到伸张，司法公正得以实现。反之，就容易产生久拖不决、暗箱操作、偏袒强势以及干脆不处理等情形。

刑法诉讼浅析权力监督与司法公正 篇6

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对产生他的权力机关负责，受权力机关监督。但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制定监督法，对权力监督缺乏专门的规定，权力监督的方式、方法及程序尚不规范，再加上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干涉，导致部分观念认为，权力监督妨碍了司法公正，并对权力监督的方式、方法提出质疑。本文拟结合司法实践，就权力监督对司法公正的作用，以及权力监督的正当行使谈一点肤浅的看法，以示共鸣。

一、权力监督对司法公正的作用

司法公正是法治国家的根本标准，也是文明社会的基本要素，在现代社会，公正与司法有着内在的联系，司法应当以公正作为价值取向。司法活动之所以启动，就在于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发生了争议，法律的公正原则发生扭曲，这就要求通过司法手段矫正并消除这种法律关系的争议，使争议的法律关系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即恢复公正。很显然，司法的功能意义在本质上要求司法本身具有公正性，而公正的裁判以裁判者中立为必要条件，裁判者中立又必须以裁判者独立为必要条件。从司法独立的运行要求来看，它排斥任何形式的监督。就我国司法发展的现状来看，在没有建立比较完备的制度来最大程度地预防、抵制司法腐败的前提下，让司法处于没有任何合理监督状态下，人们将有可能处于较为严惩的不安全之中，况且我国的法律建设尚处于不发达阶段，司法不公的现象在较大范围内客观存在。要在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独立司法，一段时间内也无法实现。

从我国的权力构建中可以看出，权力机关对司汉的监督在于保障司法活动按照正常的轨道运行，防止司法腐败和不公。权力不受限制便会被滥加使用，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对权力作了透彻的研究后指出，“一切有权利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权力易滥用，是由权力自身的两个因素所决定，其一是国家权力的特点，即脱

离社会的独立性的普遍的强制力，前者使其不受其他力量的支配，后者使其具有威慑一切的效果。两者结合，使其获得迫使全社会服从的权威;其二是国家权力不能自行运转，必须通过具体的、生动的人来行使。尽管这些掌权者是统治者精心培养和选拔出来的优秀分子，但作为人都是有私心杂念的，遇上相应的气候，私欲就会膨胀，从而将手中的为大众谋利益的公权，变成了谋私的工具。权力的这两个因素的合力作用，就能造成国家权力脱轨运行，致使权利的滥用具有不可避免性。司法权力也不例外，为了防止和抵制权力的滥用，对权力进行制约就成为一种绝对必要的手段。

通过权力机关对司法监督的目的来看，就是促进司法公正，这也是与司法追求的价值是一致的。权力机关依照宪法，通过对审判机关的审判活动及其产生的审判人员实施检查、调查、评价等监督活动，为司法权立权威性，保证司法能够正常运行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虽然从表面上看，权力监督使司法的权威受到一定影响，但由于纠正冤假错案，实现社会公正的初衷完全符合法治的要求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这样做的结果有利于提高人民对司法的信心和信任，最终会增强司法的权威性。至于打着监督的旗号，干着干扰司法的非法监督，我想是与权力监督的本意相悖的，应另当别论，司法人员应理直气壮的予以抵制。

虽然权力监督的唯一目的是促进司法公正，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权力监督只是促进司法公正的一种有效的手段，而不是唯一手段。因为司法公正最根本的依托还在于它的程序。任何一个监督者，只要它拥有一定的支配力和影响力，同样就有产生腐败的可能性，就有权力被滥用的危险性。同时，由于权力机关受专业知识水平不高等因素的限制，导致权力监督是不彻底的。因而最有效的监督制约力量存在诉讼和审判过程中，应当充分挖掘诉讼体制本身的监督制约资源，而不是仅靠外部的监督机制来消除司法腐败的问题。

总之，在现阶段，我国的司法环境不理想，法制建设不完善的情况下，人大机关如果正当行使监督权力，不仅不会损害司法独立，相反，可利用其权力机关的特殊地位，矫正妨碍司法独立的违法行为，为司法公正提供有力的保障。

二、权力监督的正当行使

前面，我们已探讨过，权力监督对促进司法公正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在当前，由于监督的方式、方法上还存在一些弊端，权力监督没有达到应有的目的，甚至或多或少的影响了司法活动的正常开展。笔者认为，权力机关要正当行使监督权，必须坚持两个前提，首先应把握住维护独立性、被动性、权力性的司法特征，以此拓展监督的渠道;其次是应考虑我国法治制度建设不完善和司法环境不良这个事实。所以对法官公正司法的期望值不要太高，因为中国司法在力求做到公正的同时，却面临着许多自身难以克服的困惑。权力机关必须正视法治建设的缺陷，给公正司法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那么，如何在现有法治制度和环境下，通过权力监督来促进司法公正呢?笔者认为，应遵循以下几项原则：

(一)权力监督应注重事后性原则

事后性就是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的工作报告，某一时期，某一项工作或某一类案件或某一起重大典型、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专题报告进行监督。监督的内容主要是司法机关已完成的工作或已审结的案件。显而易见，权力机关的监督是一种事后监督，如果权力机关在法院审理案件的过程中，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发表有倾向性的意见，由于权力机关有至高的监督权，法官不得不考虑，势必影响了独立办案的原则，而且变相行使司法权和准司法权，这显然违背了宪法关于国家基本权力合理分工的原则。同时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审理的案件是否错误，在裁判结果未出来之前，是无法考证的。因此，不必要也不能够实施监督，只有当司法机关对案件作出裁判之后，他才能根据相关的法律条文及社会效果来判断裁判的正确与否，从而决定是否督促司法机关启动再审程序提起再审。当然，对审理过程中，发现的徇私舞弊、贪赃枉法行为，有权责令法院依法定程序予以处理。实际上，这是权力机关对人的监督，其实也是一种事后监督，只有当司法人员已行使完了某种违法违纪行为。人大机关才容易监督，对法官有可能或者是想利用职权做某种非法交易，只要事实尚未发生，人大机关也是无法监督的。

(二)权力监督应注重整体性原则

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我国权力机关实行会议制，其监督权只能集中行使，即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和常务委员会会议来行使，单个人大代表在没有获得人大授权的情况下，尚不能代表人大行使权力监督，人大专门委员会进行监督，也要获得授权。李鹏委员长曾在全国民事审判工会会议上指出：“人大是集体行使职权，防止人大代表个人干涉审判独立”。当然，这并不是说人大代表不能针对司法审判活动进行视察、调查或旁听法院公开审理案件及检查法院工作，也不是说人大代表不能向法院提出各种批评、意见和建议。相反，这些监督措施对于保障法院公正裁判都是必要的。这些监督从性质上来说都是单个人大代表依法行使所赋予的监督权力的行为。而不能等同于权力机关行使监督权。权力监督是权力机关作为工作集体对法院进行的监督，凡是未通过集体决议的方式对司法机关发表的意见都只能代表个人的意见，不能视为权力机关行使监督权的行为，凡是权力机关集体形成的决议，司法机关应予服从，并给予相应的答复。

(三)权力监督应注重司法程序监督的原则

由于受传统司法观念的影响，重实体、轻程序的作法根深蒂固。随着现代法治进程的加快，虽然程序公正的价值日益凸现，但是司法实践中，对程序公正的理念仍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权力机关也同样如此，对程序公正的监督也不是十分到位，笔者认为，权力机关有必要转变过去注重对结果的监督为对程序的监督。理由有三点：一是公正的程序是实现实体公正的根本保证。虽然公正的程序并不必然产生公正的结果，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公正的程序比不公正的程序能够产生更加公正的结果。当前，司法不公最突出的问题是程序不公正，如人际关系的干扰、法官单独接触一方当事人等，使法官中立和独立受到影响;争夺管辖权，给地方保护主义以可乘之机;案件应公开而未公开审判，缩小了社会监督空间;合议庭流于形式，合议庭成员间失去制约;应回避未回避，使回避制度形同虚设。程序上的不公正给实体不公正留下了极大的空间。案件的程序如实体就如同产品的 生产过程和产品质量，产品出现质量问题，一般生产产品的过程都会存在问题，而案件的实体有错误，多数情况下程序也不公正。二是公正的程序可以弥补实体判决的缺陷。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滞后的法律法规，使不同法官对事实的认定和法律的适用都会产生不同的认识，实体公正的标准十分难以把握。但是经过正当化的程序产生的裁判结果更具公正性，也更具权威性，更容易得到当事人的认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正义的程序得到实施的情况下，程序过程本身能够使结果正当化，并且有吸收当事人不满的功能”;三是公正的程序是绝对的，公正裁判是相对的。近几年来，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作为定案依据的事实。因此，法官的主要任务就是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依照一定的程序对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如果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支持自己的观念，则法官只能根据现有证据作为利于主张权利人的裁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体公正是相对的。但是，程序的公正却是绝对的，也就是说，无论当事人提供多少证据，无论案件的繁简，法官在审理过程中都应按照法定程序进行，不能随心所欲，如果在审理案件中是严格按照程序来进行的，从法律意义来说我们就应该推断裁判的结果是公正的。作为权力机关，无法从法律专业知识的角度来对裁判结果的正当性行使监督权。相对来说，对司法程序的监督更直接，更有效、更容易，所以说，在司法公正中，实体不公正是标，程序不公正是本，应当在治本上狠下功夫。

(四)权力监督应注重对人的监督的原则

为了使权力机关从繁杂的事务监督中解脱出来，让权力监督更加有效，更能够治本，笔者认为，权力机关应将重心从对具体事务的监督转化为对人的监督。首先，权力机关对人的监督是有法律依据的。根据《宪法》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权力机关根据群众的来信来访或者人大代表的议案中发现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确有违法犯罪行为，以至于造成冤假错案的，可以责成有关机关进行调查，或者由权力机关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权力机关也可以通过召开听证会听取当事人及有关方面人员陈述和意见的方式查明违法行为的真相，经查证属实，可通过法定程序罢免其审判职务。通过这一过程可以看出，权力机关对司法人员进行监督是法律明文规定的，权力机关应该认真履行其职责;其次，从权力监督的目的来看，我们知道权力监督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纠正司法机关的违法行为及冤假错案，以维护司法的公正，而司法公正的决定因素是司法工作者，如果过分强调对个案进行监督，即使监督成功，也只是个案得到了纠正，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腐败，至于说人大对法院审理的(下转第80页)(上接第75页)案件进行监督可以防止“说情风”一说，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己，因为人大机关工作人员、人大代表也是生活在社会之中，不是真空之中。而审判人员是相对固定的群体，通过确定审判人员有无过失或违法违纪行为，并对相关人员进行相应处理，如罢免等，以儆效尤，从根本上提高司法人员的整体素质，进而最终确保司

法公正。这种做法远比人大陷入繁多的案件监督事务之中的效率高得多，效果好得多。正如一学者说：“我国人大对司法人员的选举任命，已经是保障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公正行使司法权的最起码要求，即使人大任免司法人员是形式上的，这种任免也是必要的，因为它是一种民主形式。”

(五)权力监督应注重间接性监督的原则

所谓间接性，是指权力机关在行使其对法院的监督权时，主要是尽可能的通过间接手段来达到监督的目的，而不能直接宣告法院的判决和裁定无效，也不能对法院的判决和裁定进行更改。即使发现审判人员有违法犯罪行为，也只能对该审判人员依据一定法定程序予以罢免。也不能对该案件的裁判结论径直进行纠正，只能建议司法机关启动司法程序进行复查和自行纠正。1998年，全国人大在工作报告中指出：“纠正错案应由法院、检察院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去办，人大在监督法院和检察院的工作时，不直接处理案件”。所以衡量监督权行使是否正当的标准应是权力机关始终处于监督者的地位，而不是实际行使司法和准司法权。同时，也不能以监督为名通过人大决议，对抗已生效的法律文书，从而损害司法裁判的终局性和权威性。

新闻监督对实现司法公正的作用 篇7

一、新闻监督对实现司法公正的积极作用

“正义不仅应当得到实现, 而且应当以人们能够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 (1) 这既是审判公开的法理根源, 也是媒体监督司法的理论基础。新闻监督作为社会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对于公众了解事实真相、促使法官公正裁判、完善司法制度等起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一) 新闻监督有利于公众了解事实真相, 增强法治观念和法律意识

在司法活动中, 法官依据法律、法规和认定的事实对案件作出裁判。新闻媒体将此过程通过报道的方式向社会公众传播, 扩大了法官审理案件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扩大了一个案件具体适用法律法规的影响范围, 在对司法活动进行监督的同时, 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 扩大了司法公正的教育效果, 提高了公民的法治观念和法律意识。

(二) 新闻监督有利于促进法官公正裁判, 从而实现司法公正

现代社会中的矛盾纷繁复杂, 对法官公正裁判是一种挑战。新闻监督对司法活动的报道扩大了受众范围, 同时也增大了法官需要面对的舆论压力和社会其他各方面的压力。法官必须面临怎样运用法律知识和专业技巧做出既能体现司法公正又能为社会接受的司法裁判的重大问题。只有具有才能、超脱、良好道德品质的人才可能符合做法官的要求, 才能在法官的职业行为道德框架内, 依据一定的标准运用知识和技能解决纠纷, 定纷止争。 (2) 媒体的介入, 将促使法官以更加认真的态度、严谨的作风和高度的责任心来审判案件, 严格执行廉洁自律的规定, 加强自我约束, 谨言慎行, 廉洁司法, 文明办案, 防止司法腐败、法官收受贿赂、枉法裁判, 从而实现司法公正。 (3)

(三) 新闻监督有力地推动司法制度的完善

新闻监督在我国司法制度改革进程中, 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是司法制度更趋完善的强大推动力。通过媒体人对案件作出详细、深入的跟踪报道, 将案件有关事实真相、发展过程生动地还原, 引起社会公众的普遍关注, 引发司法工作者、学术研究者以及司法权威部门的广泛思考, 从而为制定、完善现存的和即将出台的司法制度提供新颖的素材, 从而实现司法公正。

二、新闻媒体在监督司法公正中存在的问题

(一) “媒体判决”

在社会生活中, 新闻媒体追求新闻的轰动效应。在案件发生后, 法院未对案件作出裁判前, 新闻媒体用带有倾向性的语言、文字对案件进行报道或发表媒体评论, 诱导公众对案件的审理结果进行预断, 导致有关案件在社会中造成的舆论压力影响法官的专业判断。若法院的判决结果与公众的预判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 可能使公众怀疑裁判结果的公信力, 从而降低法律权威和司法权威。

(二) 新闻媒体有时对案件事实报道存在片面性或不适当性

作为新闻监督具体参与者的工作人员大多不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 对案件事实的报道偏重于引起受众者兴趣的那部分情节, 对案情的描述造成片面性或不适当性。法院在司法程序中, 着眼于被告人定罪量刑的关键情节、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和构成完整证据链的各个证据的逻辑联系, 由此导致公众依据媒体报道作出的判断往往与法院判决不符, 造成法院裁判的公信力下降, 严重影响司法权威。“摧毁公众对法院的信任, 也就摧毁了法治的基础”。 (4) 此外, 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等司法审判中不能公布的内容, 以及有关法官审理案件的审判秘密等不适宜公开的内容, 新闻媒体一旦通过报道公之于众, 可能对当事人和社会造成极大的伤害和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

(三) 新闻媒体的半官方性为监督带来的不利影响

我国的新闻媒体具有半官方性质。在行政诉讼中, 行政机关作为其中一方诉讼主体, 政府部门往往会利用其控制的新闻媒体制造有利于自身的舆论向法院施压, 影响法官的公正裁判。新闻监督在对司法公正进行监督的过程中, 不应充当政府的喉舌, 站在政府的角度思考问题、发表言论进而引领社会导向。在行政机关参与的诉讼中, 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相对于强大的政府机关, 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如果案件的客观真实是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作为诚信的政府, 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弥补行政相对人的损失, 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作为具有社会责任感和良好职业操守的媒体人更应该重视保护弱者的合法权益, 监督法官公正裁判, 利用新闻报道的形式制造正确的舆论导向, 督促政府部门及时执行法院判决, 恢复、补偿行政相对人因错误的行政行为遭受的损失。新闻工作者不应以监督之名, 追求自己所谓的蝇头小利, 造成公众对司法公正的怀疑。

三、加强并完善新闻监督作用的具体途径

新闻监督对实现司法公正做出了重要贡献, 应当通过完善司法体系、规范媒体的监督程序、提高司法队伍和新闻工作者的素质等途径, 使新闻监督在实现其价值和利益的同时不阻碍司法公正的实现, 监督司法机关公正审理案件, 通过报道扩大案件审理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一) 新闻监督应遵守相关法律规定

为消除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进行监督过程中产生的消极影响, 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 的通知, 该规定为规范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工作, 妥善处理法院与媒体的关系做了具体要求。首先, 人民法院应主动接受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对新闻媒体旁听案件庭审、采访报道法院工作、要求提供相关材料的,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具体情况提供便利。对于社会关注的案件和法院工作的重大举措以及按照有关规定应当向社会公开的其他信息, 人民法院应当通过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新闻通稿、法院公报、互联网站等形式向新闻媒体及时发布相关信息。其次, 应当极力避免“媒体判决”。对于正在审理的案件, 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及其他工作人员不得擅自接受新闻媒体的采访。再次, 人民法院应当建立相关的制度促进司法公开, 协助新闻媒体发挥监督作用。新闻媒体因报道案件审理情况或者法院其他工作需要申请人民法院提供相关资料的, 人民法院可以提供裁判文书复印件、庭审笔录、庭审录音录像、规范性文件、指导意见等。最后, 人民法院与新闻媒体应当加强合作, 共同促进司法公正。人民法院应当建立与新闻媒体及其主管部门固定的沟通联络机制, 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座谈会或研讨会, 交流意见, 沟通信息。

(二) 建立完善的新闻监督制度

新闻监督对司法活动进行监督以促使司法公正的实现, 为了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 避免监督过程中产生的消极影响, 应当建立相关的新闻监督制度, 规范新闻媒体的监督行为。首先, 应当规范新闻媒体的监督方式, 对于案件相关案情的报道应尊重客观事实, 坚决避免人云亦云和虚假新闻;媒体对案件审理情况的报道不得影响法官的裁判。其次, 应当建立对媒体不当监督的处罚机制。当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做出不当的监督时, 应根据不当监督的处罚规定要求其承担不当监督产生的不利后果。

(三) 提高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和新闻媒体工作者的素质和

职业素养

司法机关要严格依法办事, 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和司法权威的前提下, 认真落实关于审判公开制度, 保障新闻媒体对案件进行采访和报道的权利。同时, 法官应当努力提升自己, 增强抵御外界干扰和社会舆论压力的能力。 (5) 新闻工作者应当具有扎实的职业素养和一定的法律知识, 恪守新闻职业道德, 有社会责任感, 审慎客观, 不能打着“无冕之王”的旗帜, 随意地行使自己的言论自由权。 (6)

“和谐社会”与司法公正“防线” 篇8

不可否认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迅速稳步发展，社会财富整体增长的大背景下，由于利益分配不平衡及不公平引发的贫富悬殊、贪污腐败等问题，导致了不同阶层和群体间的利益冲突。专家指出，通过政策的调整和规则的重构，我们完全能够协调各方利益，预防冲突并走向和谐。这也充分显示了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高瞻远瞩，正视现实，顺应潮流民意的非凡勇气和卓越智慧。

实现社会公正诚信，司法公正是构筑这一目标的最后一道“防线”。古往今来，老百姓为什么对清官廉吏的传闻一直津津乐道？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贪官污吏的憎恶，因为民众的利益受到侵害乃至身心遭受欺凌，渴望出现主持公道和正义“清官”之诉求就尤为强烈。当然，老百姓希望的“清官”，除去不贪赃外关键是不枉法：能够以民为本，剖析是非，辨明曲折，秉公执法，匡扶正义，惩恶扬善。因为司法机关是国家法律的最后实施者，也是社会关系和矛盾的最权威的调节裁判者，不仅负有打击各种罪犯的职责，而且司法活动与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自由等权益息息相关，无论社会责任还是个体职责实在是“重如泰山”。试想，如果丧失了司法公正，怎么能够建设整个社会的“公正和谐”呢？

客观而论，我国各级司法机关均能做到严格执法，依法判案，执法为民，确实体现和维护了法律的神圣和尊严。但我们也不能忽视极少数司法人员违法违纪的严重问题，什么“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屡见不鲜，还有的插手经济纠纷，替人讨债要债“吃回扣”，更有甚者徇私舞弊，枉法裁判，无法无天，充当邪恶势力的“保护伞”，使一些无钱无势的老百姓含冤负恨。由此可见，一个社会如果丧失了司法公正，那就只能重演封建社会“天下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悲剧了。据媒体披露，在2004年查处的我国某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案件中，竟有十几名法官知法执法犯法，且花样翻新，令人震惊。最可怕的还不在此案犯罪人数之多，而是这些人的“默契”：即无论是谁主审，从书记员到分管副院长，只要参与案件审理过程，就“利益均沾”。这种“吃案子”的“潜规则”，人人心知肚明，潜移默化毒害人性良知。在这种环境之下，如果谁敢“跳出来”清正廉明以维护司法公正，反而“从不能容”，成为所谓的“害群之马”。

历史经验证明，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必然产生滥用和腐败。依法治国，执政为民，必须强化对权力包括司法权力的监督。如果司法机关不能树正气除歪风，必将严重损伤法律的尊严和公平正义的原则，使公众丧失对法律的信心。“大盖帽，两头翘，吃了被告吃原告”；“讨说法，打官司，不讲法理打关系”，老百姓的一些话虽然不好听，但也不能说没有一定道理。一桩不公正的判案，不仅可能造成当事人一生的身心创痛，而且会波及和影响周围群众的爱恨情感，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目前在一些地方，人们有纠纷宁愿私了，或到处找“关系”，乃至请“黑社会”摆平，也不愿意“打官司”，致使一些法院受案数量呈下降趋势。这虽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与人们对司法公正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信心亦不无关系，甚至可能滋生一些人不自觉尊纪守法，被坏人利用的严重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