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标侵权诉讼时效（共8篇）
于长义
时效是指权利经过一定期间所产生的变动效果。根据最新民法理论，时效分为可变时效和不变时效，可变时效分为消灭时效、取得时效，不变时效即除斥期间。消灭时效分为实体权消灭主义、诉权消灭主义和抗辩权发生主义。诉权消灭主义分为起诉权消灭主义和胜诉权消灭主义。根据最高院的诉讼时效司法解释，我国的诉讼时效由胜诉权消灭主义转为抗辩权发生主义。
一、诉讼时效
诉讼时效是权利人请求人民法院保护自己民事权利的期限，自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计算。诉讼时一般为2年，但涉及商品质量不合格、人身损害、寄存保管、租金的，诉讼时效为1年。但诉讼时效从权利实际被侵害之日起最长不超过，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
超过诉讼时效起诉的，丧失胜诉权;对方放弃或不主张诉讼时效利益的，实体权利仍将得到法律保护。
工程索赔中，工程款、窝工损失、奖金、利息及违约金、过期赔偿等债权的诉讼时效一般为2年。关于工程质量索赔时效阐述如下。
1、工程质量索赔不适用1年的诉讼时效。因为根据《产品质量法》的规定，建设工程不属于产品质量法规定的产品，而商品是用于交换的产品，因此，建设工程质量不适用商品质量不合格的诉讼时效。
2、工程质量索赔时效一般会超过20年，人民法院可依法延长诉讼时效期间。
A、《建筑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建筑物在合理使用寿命内，必须确保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的质量。”;第二款规定“建筑工程竣工时，屋顶、墙面不得留有渗漏、开裂等质量缺陷;对已发现的质量缺陷，建筑施工企业应当修复”。因此，对于屋顶、墙面及一般质量缺陷的诉讼时效为2年，但对于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的质量缺陷则为其合理设计寿命。根据《民用建筑设计通则(试行)》，按民用建筑的主体结构确定的建筑耐久年限分为四级：一级耐久年限为1以上，适用于重要的建筑和高层建筑(指10层以上的住宅建筑、总高度超过24米的公共建筑及综合性建筑);二级耐久年限为50――100年，适用于一般建筑;三级耐久年限为25――50年，适用于次要建筑;四级耐久年限为以下，适用于临时性建筑。也就是说，除临时性建筑以外，民用建筑的合理使用寿命最低也应在25年以上，在这个期间内，必须确保建筑物的地基基础和主体工程不发生影响建筑安全使用的质量问题。在建筑物的合理使用寿命期内，因地基基础工程或主体结构质量问题造成安全事故的，有关责任者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B、《建筑法》第八十条规定：“在建筑物的合理使用寿命内，因建筑工程质量不合格受到损害的，有权向责任者要求赔偿。”房产的设计寿命一般为50年，低于住宅的土地出让最长年限70年，但在50年的房屋使用期限内，若发生质量问题而受到损害的有权向责任者索赔，50年的索赔期限一般也会超过20年的索赔时效。
二、索赔时效
根据《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示范文本(试行)GF--0216 》通用条款16.2索赔条款，承发包双方互相索赔的时限为30日，过期不索赔对方不再承担任何责任。()该文本相对于此前的通用文本，时间由28天改为30天，更重要的是明确规定了“过期不索赔对方不再承担任何责任的条款。”因此，该30天为除斥期间，过期产生的法律后果是直接丧失了索赔的实体权利，对方不在承担任何责任。即使权利人有权在诉讼时效期间内起诉，但因为实体权利已经丧失，法院不会保护权利人的实体权利。
三、诉讼时效与索赔时效的差别
索赔时效和诉讼时效均是为了促使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维护正常稳定的交易秩序，“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区别是：诉讼时效是权利人请求人民法院保护自己民事权利的期限，是法定时效，其指向的对象是法院，是权利人寻求法院公权力的保护期限。索赔时效是权利人请求义务人确认和给付债权权利的期限，是约定时效，其指向的对象是义务人而不是法院，是权利人依约定谋求私权保障的期限。索赔时效不是诉讼时效，索赔时效应理解为除斥期间，不是消灭时效，超过索赔时效丧失的是实体权利，义务人的给付将构成不当得利，有权要求返还;超过诉讼时效丧失胜诉权，实体权利不丧失，义务人给付的无权要求返还。权利人有权在超过索赔时效的诉讼时效期限内起诉，但其实体权利得不到法院保护。
什么权利适用诉讼时效, 法学界一直存在争议, 但赔偿请求权作为一种债权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已成定论, 且已被最高法院相关司法解释所确认。最高法在《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23条作了这样的规定:侵犯专利权的诉讼时效为二年, 自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 (下简称权利人)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侵权行为之日起计算。权利人超过二年起诉的, 如果侵权行为在起诉时仍在继续, 在该项专利权有效期内, 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被告停止侵权行为, 侵权损害赔偿数额应当自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之日起向前推算二年计算。
应该说, 最高法院的上述解释, 解决了长期争议的时效适用问题, 对什么权利适用时效、如何适用时效作了明确规定。但司法实践各式各样, 新问题层出不穷。本文现就实践中经常遇到的三个争议较大的问题试作出论述, 以期对实践和立法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专利侵权诉讼中经常遇到的三个时效问题
1、如何理解“知道”或“应当知道”
什么是“知道”, 什么是“应当知道”, 如何证明“知道”或“应当知道”, 都是专利侵权诉讼经常遇到的问题, 但学者论述较少。笔者认为, “知道”作为一种主观心理状态, 表明权利人已经知道了权利被侵害的事实, 这一心理状态侵权人无法证明, 只能以权利人的自认为表现形式。但在权利人不承认“已经知道”的情况下, 侵权人则只能退而求其次, 证明其“应当知道”。“应当知道”是对各种客观事实进行综合判断后对权利人是否知道的主观心理进行推定得出的结论, 侵权人可以举证各种客观事实, 以证明权利人应当知道侵权行为的存在。但是不同的人根据相同的事实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所以对“应当知道”的判断一直存在着一定的随意成分。如何才能将主观的内容尽可能客观化, 变“推测”为“推定”, 减少主观判断的随意性, 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原因所在。
笔者认为, 权利人的自认, 是其已经知道专利侵权行为的主观心理状态以言语或行为为载体的外在表现, 包括语言的认可和行为的推定。语言的认可有口头认可和书面认可, 口头认可包括权利人在庭审活动中对对方主张其已经知道的认可或其对已经知道的事实的陈述, 对对方提供的其已经知道的录音等证据的认可等;书面认可指在整个诉讼过程中权利人提交给法庭的书面材料中对“已经知道”的事实的认可, 包括诉状、提交的证据、对反诉的答辩状以及代理词等所反映出来的对“已经知道”的事实的认可。行为的推定指通过权利人的行为可以推断出其对侵权行为“已经知道”, 包括权利人不否认曾和侵权人达成过和解事实、权利人已通知侵权人侵权的事实、权利人在表明已经知道侵权的文件上签章等。“已经知道”的情形容易判断, 所以诉讼时效的起算日也相对容易确定。
如何证明“应当知道”, 现有理论似乎已经走进了误区。学界普遍认为, “根据常识性的推断, 任何一个正常的理性人 (包括原告) 处在原告的位置, 就可以知道, 至少是应当知道被告的侵权行为”, 就视为“应当知道”, 至于原告是否真的知道, 并不重要。但是, 理论界的这一观点却屡屡遭遇被法院判决不予采信的尴尬。著名的胡公石诉文化艺术出版社、李传周侵犯著作权一案中, 被告答辩称原告身为标准草书界“老前辈”及标准草书社社长, 对其指控侵权的《标准草书指南》 (原告曾编著了《标准草书字汇》) 1991年出版这一草书界的大事不可能不知道, 而其却在几年后才起诉, 因而主张原告起诉超过了诉讼时效。根据理论界“应当知道”的观点, 法院似乎应该支持被告的主张, 但结果却无情地否定了被告的这一抗辩, 认为被告主张超过诉讼时效的证据不足, 并未采信。判决结果不能不令人思考, 理论上认为已尽证明义务的时候, 为什么法院会认为证据不足?是法院认定有误, 还是理论上存在问题?
笔者认为, 权利人没有义务、事实上也不可能时刻留意不特定的社会公众是不是在侵害其专利权, 特别是在权利人并没有亲自实施其专利技术的时候。要求权利人对所在领域或所处社会环境中引起他人注意的事情“应当知道”, 就可能使权利人在毫无过失的情况下承担其权利失去法律保护的危险, 无论如何都是不公平的, 都是和专利法的立法宗旨背道而驰的。所以笔者主张应该严格以是否有证据证明侵权信息确已到达权利人本人为标准, 以权利人的个体认知状况来推定其是否“应当知道”, 而不能以其他人的认知状态来推测权利人的认知情况。在有证据证明权利人确已“知道”而其他人 (包括审判人员) 根据该证据的证明力又确信其已经知道, 但其本人却不予认可的情况下, 才能推定“应当知道”。
只有严格以权利人自身的认知情况来判定其是否“应当知道”, 才可能使“应当知道”在实务上具有可操作性, 解决理论与实务的脱节问题。但应当注意的是, 诉讼时效中的“知道”或“应当知道”有特定的发生阶段, 并非权利人在任何时候只要“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都产生诉讼时效。在专利权公告前, “权利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专利权人, 不存在侵犯专利权的问题, 如果“权利人”此时发现有人实施了专利技术, 并不能向法院提起诉讼寻求保护。只有在专利权公告后, “权利人”才成为真正意义的专利权人, 对其发现的未经允许实施专利技术或方法的行为, 才能起诉, 才存在诉讼时效的问题。所以, 诉讼时效里的“知道”或“应当知道”, 指在专利权被授予后 (专利公告) , 专利权授予前的知道或应当知道, 不产生诉讼时效。
2、知道或应当知道的对象是“侵权行为”还是“侵权行为和侵权人”
一个侵权纠纷发生后, 权利人在知道有“侵权行为”时就应该计算诉讼时效还是在知道“侵权行为和侵权人”后才应该计算诉讼时效, 国内外法学界皆有争议。我国专利法第68条规定的是知道或应当知道“侵权行为”, 没有规定侵权人。张广良博士认为知道或应当知道的对象应为“侵权行为”, 因为在专利领域, 发现了侵权行为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侵权人。刘晓军博士的观点恰好相反, 认为知道或应当知道的对象应是“侵权行为和侵权人”, 理由是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只知道侵权行为的现象并不少见, 如仅知侵权行为就开始计算诉讼时效, 可能会在权利人还找不出侵权人的时候就过了诉讼时效, 对权利人显失公平。美国著名的Roley v.New world Pictures案件中, 主审法官认为知道或应当知道的内容是“侵权行为”。德国专利法第141条规定“侵犯专利权的诉讼, 自权利人知道侵权行为和侵权人身份三年后是法律所禁止的。”笔者认为, 知道或应当知道的对象应当是指“侵权行为和侵权人”两个内容, 因为诉讼时效规定的是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期限, 而起诉的基本条件就是有明确的被告, 所以知道侵权人应该是诉讼时效的内含之意, 争论知道或应当知道的对象是“侵权行为”还是“侵权行为和侵权人”似乎并无必要。但是, 由于权利人往往并不能同时知道“侵权行为和侵权人”, 大多情况下知道侵权人的时间会晚于知道侵权行为的时间, 所以是不是同时规定“侵权行为和侵权人”, 就涉及到时效起算点的问题, 和侵权人能不能或者是不是容易找到没有关系。因此, 只有知道或应当知道“侵权行为和侵权人”时权利人才可能提起侵权诉讼寻求保护, 才能计算诉讼时效。现行规定由于只规定了“侵权行为”, 极有可能使权利人在无法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就过了诉讼时效, 从而放纵了侵权行为, 造成专利权无法获得司法保护。
应当说明的是, 知道或应当知道的“侵权行为”, 只需权利人认为该行为侵害了专利权即可, 并不要求该行为确实侵害了专利权, 同时也不要求明确的损害后果;知道或应当知道的“侵权人”, 具有可诉性即可, 不要求侵权人的情况全部明晰或能够找到;“侵权行为”与“侵权人”间具有权利人认为的表面联系即可, 不要求具有必然的法律上的联系。
3、如何理解“仍在继续”
对司法解释规定的“起诉时侵权行为仍在继续”, 姚欢庆教授认为“仍在继续”的行为是持续侵权行为, 并将“持续行为”解释为一直持续、不间断地进行 (如果中间有季节性的中断也应包括在内) 。张广良博士将持续侵权行为定义为“对同一权利不间断地进行侵害的行为或者行为虽己结束但其行为后果却不间断地对权利人造成损害的行为”。林燕萍认为, 持续侵权行为是指同一主体针对同一专利权客体反复地、不间断地进行侵害的行为, 始于权利人起诉的两年前, 在此期间曾出现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的情况, 超过诉讼时效后该行为仍然在继续。笔者认为, 上述三种观点都值得商榷。
首先, 从字面意义解释, “继续”有连续下去, 不中断进程之意。“仍在继续”的侵权行为, 应指在权利人起诉前侵权行为已经发生, 而在起诉时仍未中断, 强调的是起诉时侵权行为正在进行。“权利人超过二年起诉的, 如果侵权行为在起诉时仍在继续”, 则应指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侵权行为的事实发生于起诉的两年之前, 但其一直未起诉, 而在知道或应当知道侵权行为两年之后才起诉, 而起诉时侵权行为正在进行。
但是, 这种起诉时的“仍在继续”行为, 是不是在起诉前也一直处于连续的不中断状态?上述几位学者对此都持肯定态度, 认为这种持续行为应是一直不间断的侵权行为。但笔者认为, 除了一直不间断的持续行为, 起诉前曾中止或间断的并非一直持续的侵权行为, 如一个侵权人在实施一段侵权行为被权利人发觉后主动或被迫停止, 一段时间后 (可能是几个月或几年) 又实施了同一侵权行为, 也应是一种“起诉时仍在继续”的行为。如果认为“仍在继续”的侵权行为仅指一直不间断的持续行为, 那么这种中断一段时间后再进行的行为, 就不能适用司法解释的规定, 从而使权利人无法获得保护, 放纵了侵权行为, 即使是仅请求“停止侵害”, 也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而请求“停止侵害”是一种物权请求权, 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只要起诉时侵权行为正在发生, 就可以起诉, 这就出现了司法解释适用时的自相矛盾。所以, 笔者认为司法解释规定的“仍在继续”行为, 仅指起诉时不中断的侵权行为, 至于该侵权行为在起诉前是否一直不间断地持续或曾出现过中断, 在所不论, 这也是司法解释表述为“仍在继续”而不是“仍在持续”的原因。
另外, 某侵权行为已结束但其后果却不间断地对权利人造成损害, 是不是司法解释规定的“仍在继续”?笔者认为, 专利侵权行为种类多样, 包括制造、使用、销售、许诺销售、进口等, 彼此间有一定的条件关系, 如使用, 既可以是销售的后果, 也可以是制造或进口的后果, 销售与许诺销售则既可以是制造的后果, 也可以是进口的后果, 所以如果把使用行为作为后果来看, 则前面的制造或进口、销售行为, 都可以视为造成使用后果的侵权行为, 只要使用行为存在, 无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对制造行为提起诉讼并判令其侵权, 显然对专利权的保护太过宽泛, 难免有滥用权利之嫌。“仍在继续”的, 应是指同一种类侵权行为, 不同种类的侵权行为, 应产生不同的诉, 不能混为一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规定了对涉及不同侵权行为实施地的多个被告提起的共同诉讼, 规定原告可以选择其中一个被告的侵权行为实施地人民法院管辖, 但仅对其中某一被告提起的诉讼, 则仅该被告侵权行为实施地的人民法院有管辖权。由此可见, 对某一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 只能以该行为确定管辖;显然, 针对某一侵权行为的诉讼时效, 也只能由权利人对这一侵权行为的认知情况来决定。
其次, 对“仍在继续”的侵权行为如何要求赔偿。在确定“仍在继续”的行为包括起诉前中断的行为以后, 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要求赔偿。对“仍在继续”的侵权行为可以请求“停止侵害”, 缘于物权请求权的非时效性, 但请求损害赔偿权却是受时效限制的, 所以原则上讲, 只要权利人超过了诉讼时效主张赔偿的, 都应该驳回诉讼请求。但司法解释规定对起诉时“仍在继续”的侵权行为, 可以要求赔偿起诉日起向前推算两年的损失, 不少学者认为这一规定有可能使权利人故意迟延起诉以求获得更大时效外利益, 笔者认为, 针对起诉前一直不间断的持续侵权行为, 司法解释的规定并无不妥, 相信权利人在举证证明两年获利与权利的不受损害两者之间会作出明智选择, 立法似无修改之必要。但针对起诉前侵权行为已中止, 而后又实施了同一侵权行为, 在起诉时侵权行为仍在进行的情况, 应不应该赔偿、如何赔偿, 就成为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
如果将侵权人实施的中断前后的侵权行为视为同一行为, 按现有规定, 应赔偿起诉日起向前推算两年的损失。这就有两个问题:一是既然赔偿请求已过诉讼时效, 再赔偿两年的损失, 就没有理论依据;二是起诉日起向前推算两年的期间内, 可能有一段时间侵权人并未实施侵权行为, 那么这个“两年”应该怎么理解?是严格意义上的时间概念还是一个损失概念?如果是时间概念, 两年期间内未实施侵权行为的时间就应该减掉, 只能计算实际实施侵权行为的那段时间所造成的损失;如果是损失概念, 则应计算起诉日起向前实际实施侵权行为的两年所造成的损失, 这两个数额显然不一致。
如果将侵权人实施的中断前后的侵权行为视为不同行为, 则应分别计算时效, 前一侵权行为已经停止, 因而无请求“停止侵害”之必要, 且因已超过时效, 也不能再请求赔偿, 所以本文不再论述。对后一阶段的起诉时“仍在继续”的侵权行为, 起诉时则存在两种可能, 可能达两年以上, 也可能不足两年。两年以上的, 又可分为超过诉讼时效和不超诉讼时效两种。对超过诉讼时效的, 可以适用司法解释的起诉日向前推算两年赔偿损失;不超诉讼时效的, 则应赔偿后一阶段期间的全部损失。而不足两年的侵权行为, 显然应赔偿后一阶段整个期间的损失。很明显, 这三种情况下的赔偿数额也不一致。
如何解决上述种种情况下的损害赔偿问题, 司法解释并没有给出答案, 有待于我们在今后的司法实务中进一步探讨。
应当注意的是, 解释规定的“超过两年起诉的的, 如果侵权行为在起诉时仍在继续”, 言外之意包含了如果超过两年起诉而侵权行为不是“仍在继续”, 就应驳回诉讼请求。所以此处的“超过两年”, 应是指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侵权行为的时间超过两年, 即超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 而不是侵权行为发生的时间超过了两年。
二、解决上述问题的建议
根据对上述问题的论述, 笔者认为应从立法上或者至少应以司法解释的形式作出明确的规定, 以避免司法实践中因理解不一而出现不同法官判决迥异的现象。对“知道”的认定, 应严格以权利人自认为原则;而对“应当知道”, 则应依据有证据证明侵权信息已到达权利人的事实来推定, 以增强可操作性。在“知道”或“应当知道”的对象上, 应明确规定为“侵权行为和侵权人”, 以准确计算时效起算点。在解决“仍在继续”行为的赔偿问题时, 为体现法律规定的一致性和权威性, 也为了避免出现很多难以解决的实际问题, 建议严格执行诉讼时效的规定, 对超过时效的赔偿请求, 一律驳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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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事；权利诉讼；时效期间
民事诉讼的起算问题，在民法中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起算的问题直接涉及到操作性的问题，只要研究民法的相关问题，诉讼时效的问题就无法避免，研究诉讼时效的问题，诉讼时效的起算问题就无法避免，实质上我国关于民事诉讼法的起算问题是一个没有确定的问题，各方学者意见不一。我国的法学家佟柔提出权利人能提出请求权必须要符合两个条件：①客观上权利人的权利遭受到了损害，②主观上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事实。
一、客观上权利人的权利遭受到了损害
我国《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道知道权利被侵害起计算。什么是被侵害的权利，民事权利范围广泛，包括人身权、债权等。民事权利被侵害应当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基础权利被侵害，例如当事人的人身受到伤害。第二种，是基于基础权利的债权受到侵害，例如债权被侵害后，责任人不及时履行损害赔偿之债，对债权人的债权造成损害。如果侵权人及时履行了侵权之债，就不产生权利的侵害问题。所以，被侵害的权利应该是基础权利和因基础权利被侵害产生的债权。那么，如何适用“知道”或“应当知道”来认定诉讼时效的起算，笔者认为根据债权人的权利性质来确定债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时间。一般地说，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点应按下列具体情况确定：①财产被侵害要求返还财产或恢复原状的，应自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财产被侵占或损坏以及侵害时起算；②人身受侵害要求赔偿的，伤害明显的，应当自伤害之日起计算；伤害当时未发现，后经检查确诊并能证明是由侵害引起的，从伤势确诊之日起算；③知识产权受侵害的，应当自权利人或利害关系人得知或应当得知侵权行为之日起计算；④定有履行期限的债，应当自债务清偿期届满时起算。因为债务清偿期满而未清偿时，债权人应当知道自己债权被侵害；⑤附条件或附期限的债，应当自条件成熟或期限届至时起算；⑥未定履行期限或者履行期限不明的债，应当自债权人给予债务人清偿债务的宽限期满时起算；⑦请求他人不作为的债应当自义务人违反不作为的义务时起算。
二、主观上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事实
在张俊浩教授主编的《民法学原理》中，针对民法通则的规定认为：第一，未定有清偿期限的，应自债权成立时起算；第二，所有物的返还请求权，应自占有被侵害或相对人的合法占有关系消灭时起算；第三，对于因债务不履行而生的债权之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起算，学理上有两种解释，一是债权同一说，一是债务不履行时说。同一说认为，此项请求权仅为原债权的变形，并非新债权，故起算应与原债权相同，即应以债权成立或期限届满时起算。不履行时说认为，损害赔偿请求权是对债务不履行的救济手段，在原债权的履行请求罹于诉讼时效后，其仍应存在，否则失去救济的意义，而且只有债务不履行时，始发生损害赔偿请求权，故诉讼时效应自债务不履行时起算。其持不履行时说。
梁慧星教授在他的《民法总论》里写道，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此系原则之规定。因具体请求权的根据及标的不同，在计算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点时，亦即决定权利人对被侵害“应当知道”之时点上将有种种差异。其中有几点值得专门注意：第一，无履行期限的请求权，应从权利人可行使权利之时起算；第二，关于物权请求权。非法占有财产的返还请求权，及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从该财产或利益被非法占有之时起算；抵押物、质物和留置物的返还请求权，从所担保债务受清偿时计算；租赁物的返还请求权，从租赁合同终止之时起算；合同无效或撤销后的返还请求权，从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被撤销之时起算；第三，因违约而发生的强制实际履行请求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和违约金请求权，从违约行为成立之时起算。
从以上这些代表性的民法著作中可以看到，就我国民事权利诉讼时效的起算问题，既存在法律表述含糊不清，同时，就学术界的学理解释和理解上，也显然不一致。由此，也就可以理解我國民事诉讼时效问题在法律实践中出现混乱这一现象了。
甲乙丙三公司约定他们的协议从1996年4月17日到1996年12月31日止。然后甲开出来与所欠货款等值货物提单提交丙公司，丙公司将货物全部从甲公司提走，在协议终止的1996年12月31日，乙公司的债权实际上只得到清偿一部分此后在1997年、1998年丙公司依然继续履行已经失效的合同，又给乙公司汇款多次。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乙公司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的日期是否是协议终止的1996年12月31日。乙公司作为该协议的一方，一定知道协议的日期，12月31日后乙公司仍然没有收到全部货款，即说明权利遭到了侵害。乙公司可能提出一个观点，虽然1996年12月31日协议失效，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此后的1997年和1998年丙公司继续履行义务的行为已经造成了诉讼时效的中断，应视为甲公司通过丙公司承认了债务，时效要重新计算。《民法通则》第140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重新计算。本案的关键一点在于，丙公司在协议终止后的行为是否构成“同意履行义务”这一法律行为的要求。丙公司在1997年和1998年所为的清偿行为只是就债务的一部分想丙公司汇款，没有表示就债务的全部汇款，能否产生“同意履行义务”的法律效果？
这里出现了两种计算诉讼时效的时间点，第一，1996年12月31日协议终止之日。第二，丙公司最后一次汇款给乙公司的时间。我国民法的规定普通的诉讼时效为2年，不区分因为合同还是侵权产生的权利，起算日期都是知道或应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时起计算，这样的规定显的较为粗糙，一方面造成起算日期的不确定，另一方面造成对合同之债当事人的保护时间过短，造成使善意的债权人收到损失的后果。
笔者认为，诉讼时效起算问题，必须通过立法或者通过司法解释来规范最好。第一，诉讼时效的起算应该是不妨碍诉讼时效制度设计的本意。即，促使权利人及时行使自己的权利，防止时间过长导致取证困难，加重司法负担而且导致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第二，对于时间的概括要准确，粗糙的表述在实际执行过程会带来很多问题。第三，要明确诉讼时效的客体，诉讼时效的客体是请求权，不是所有权等绝对权，而且并不是所有的请求权都可以成为客体。第四，应该合理划分诉讼时效的种类，能使各项规定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综上，笔者提出下列建议：第一，可概括规定为“诉讼时效期间从请求权可行使时起算。不以行为为目的的请求权，自为行为时起算”。因为这样规定，既概括出了诉讼时效制度以促使权利人积极行使自己权利，又把可能导致不能在诉讼时效期间内行使权利的客观障碍和法律障碍排除在外。而权利人只限于承担因其主观懈怠而导致超过诉讼时效的法（下转第页）（上接第页）律后果。这是符合民法基本理念的。把我国民法规定中没有考虑客观和法律障碍的缺陷消除了。第二，对于未定期限的债权，是成立之时起算还是请求被拒绝之后计算，完全是一种法律选择，两种从本质上讲，并无优劣之分。因为制度的实施将很快会消除二者之差异，关键在于要统一。但同时考虑由于选择请求被拒绝之后为起算点，可能导致的后果比选择成立之时为起算点导致的后果相去诉讼时效制度目的的更远的事实，选择成立之时有更大的利处。这一点应由法律明确规定。因为很显然，如果选择请求被拒绝之后为起算点，反而不定期限对权利人更为有利。第三，应当明确适用诉讼时效的请求权或不能适用诉讼时效的请求权，以防止在实务中的混乱解释。第四，明确不同种类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点。例如：附条件的，附期限的，从条件成就、期限届至时起算；对附延缓条件之债，并对其请求权定有期限的，则从期限届满时得行使请求权之时开始起算；未定清偿期限的债权，其时效期间从可行使之时起算，而定有清償期的，从期限届至时起算；因侵权行为发生的请求权，从受害人知道有侵害后果和侵害人时起算；因违约行为而发生的强制实际履行请求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和违约金请求权，从违约行为成立之时起算；标的为不作为的请求权，从义务人有违反行为之时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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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
第一百八十九条 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自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
第一百九十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其法定代理人的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该法定代理终止之日起计算。
第一百九十一条 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受害人年满十八周岁之日起计算。
第一百九十二条 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义务人可以提出不履行义务的抗辩。
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义务人同意履行的，不得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抗辩;义务人已自愿履行的，不得请求返还。
第一百九十三条 人民法院不得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第一百九十四条 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下列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
(一)不可抗力;
(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法定代理人，或者法定代理人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丧失代理权;
(三)继承开始后未确定继承人或者遗产管理人;
(四)权利人被义务人或者其他人控制;
(五)其他导致权利人不能行使请求权的障碍。
自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满六个月，诉讼时效期间届满。
第一百九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
(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
(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
(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
第一百九十六条 下列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一)请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
(二)不动产物权和登记的动产物权的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
(三)请求支付抚养费、赡养费或者扶养费;
(四)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的其他请求权。
第一百九十七条 诉讼时效的期间、计算方法以及中止、中断的事由由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无效。
当事人对诉讼时效利益的预先放弃无效。
第一百九十八条 法律对仲裁时效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一、借款合同还款期限是多久?
有的借款合同写明了还款期限，有的没有写明。写明了还款期限的借款如果到期不能收回，应在到期之日起两年内提起诉讼或发函催告，否则超过诉讼时效，法院不再保护。
没有写明还款期限的借款，出借人可以随时要求偿还。但在发出要求何时偿还的`通知之后到期不能收回的，也应该在两年之间提起诉讼或再次发函催告，以避免超过诉讼时效。
二、借款合同的诉讼时效
(一)借款的出借日期不能确定的，出借人主张借款期间利息的，由出借人对出借日期承担举证责任，不能确定时，从主张提出之日开始计算利息;如借款人主张借款已超过诉讼时效的;应由借款人对出借日期及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不能确定时，从主张提出之日开始重新计算诉讼时效期间。
(二)对借款的还款期限约定不明，即借据只有出借的日期和金额而没有还款日期的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作为债权人的出借人，有权随时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归还借款。出借人在没有行使催告权之前，不知道也不应该知道其权利可能被侵害的事实。只有在出借人行使催告权以后，借款人在被催告的合理期间内没有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义务时，出借人才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可能受到了侵害，此时才具备适用诉讼时效期间的前提条件。
诉讼时效已过答辩状【1】
答辩人：包X强，男，汉族，出生于1981年6月15日，住址甘肃省定西市X31号
被答辩人：xx，男，汉族，出生于1980年10月9，住定西市临洮县X
被答辩人：夏xx，女，汉族，出生于1988年7月5日，住定西市临洮县X
答辩人收到贵院送达的被答辩人诉答辩人劳务合同纠纷一案诉状副本后，答辩人现根据本案的事实作如下答辩：
一、本案被答辩人为谋取不当利益失去诚信，违背客观事实，所据以主张未给付其6074.5元的劳务费，违背客观事实，其行为不但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及做人的道德标准，而且显属欺诈。
本案中被答辩人师X仁、夏永X系夫妻，曾在答辩人所承包的定西市X机厂的工程工地做涂料粉刷，该工程于4月竣工后，由于建设单位一直未支付该工程款，导致答辩人未能及时向被答辩人支付劳务费，因此被答辩人夫妻俩在春节前为索要其劳务费在答辩人家里居住了20多天进行骚扰，当时因临近春节，无奈答辩人便于202月4日向被答辩人给付了200元让夫妻俩先回家过年，并向被答辩人写下了欠条，同时承诺待过完春节建设单位支付该工程款后，将剩余劳务费6074.50元再给付被答辩人。
年4月15日左右，答辩人将被答辩人叫至兰州后将其所欠劳务费支付给被答辩人，当时给付了6000元整，零头再未给付后，答辩人便向被答辩人索要其欠条时，被答辩人告知答辩人该欠条未带，答辩人说：“反正我已向你们付清劳务费，欠条我也不要了，你回去把它撕了就行。
”本案现不知为何被答辩人又将答辩人诉至法院重复索要该劳务费，真的是生活所迫吗?还是另有目的。
因此，本案被答辩人为谋取不当利益失去诚信，违背客观事实，所据以主张未给付其6074.5元的劳务费，违背客观事实，其行为不但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及做人的道德标准，而且显属欺诈。
二、本案被答辩人对此所主张的权利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
根据《民法通则》第135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的规定，本案中答辩人是在2010年2月4日为被答辩人出具的该欠条，至今已有3年多的时间，即便在此期间答辩人真的未向被答辩人支付欠款，被答辩人对其所主张的权利也未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故该主张现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
另外根据《民法通则》第140条：“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
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的规定，依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本案中被答辩人也未举证证明其主张的诉求在此3年期间中断过。
所以事实上答辩人与2010年4月15日左右，就将所欠被辩人劳务费付清后，并不再欠其款，对此被答辩人也拿不出其证据，足以证明中断的事实。
据此，被答辩人为其主张未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故该诉求已超诉讼时效。
综上所述，事实终归是事实，它难以雄辩，本案被答辩人为谋取不当利益失去诚信，违背客观事实，将答辩人诉至法院，其行为有悖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故答辩人恳请贵院，依法公正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以便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利和彰显法律的尊严。
此致
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人民法院 答辩人：包永强
20xx年11月25日
民事答辩状【2】
答辩人：王XX，男，XXX年X月XX日生，汉族，军人
被答辩人：吴X
被答辩人：吴X
根据被答辩人的`起诉答辩如下：
本案发生在20xx年3月14日，为人身损害赔偿。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相关规定，人身损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为1年，诉讼时效自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算，在权利人提出要求、诉讼或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时中断。
本案事发当场被答辩人报警，3月22日，湖南省芙蓉司法鉴定中心于做出侵害人吴春霞为精神分裂症，作案时无刑事责任能力的司法精神医学鉴定。
根据我国《刑法》第18条“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
”及《刑事诉讼法》第130条“在侦查过程中，发现不应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撤销案件。
”之规定，公安机关撤案。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第二款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之日起重新计算。
本案被答辩人对其侵权行为、损害结果、赔偿义务人以及公安机关撤销案件都非常清楚，不存在不知道权利受到侵害的情况。
本案被答辩人起诉日为4月6日，无论距离案发还是公安机关撤案都已经两年有余，远远超过诉讼时效。
答辩人不同意履行赔偿义务，还基于以下理由：本案侵害人吴春霞案发前，已经被门诊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已经有半年余精神异常史，且病情极不稳定。
侵害人与被答辩人生活在一起，对此没有理由不知道，侵害人也多次流露出对被侵害人的敌意，这一点也为被答辩人所了解。
20xx年3月14日，事发早晨，所有人都在熟睡中，答辩人也不例外。
而侵害人走进走进被答辩人房间将小孩抱走，与被答辩人对小孩疏于看护有直接关系，在明知侵害人可能侵害小孩的情况下，晚上不关门防备，任由侵害人随意进出房间，被答辩人存在重大过错。
根据我国侵权责任过错原则之法律规定，被答辩人应承担其法律后果。
综合以上，依据《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和侵权责任之规定，答辩人请求贵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此致
攸县人民法院
答辩人：王XX
代理人：刘小平
二〇xx年五月十三日
超过诉讼时效的答辩状怎么写【3】
1、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2.、理由：重点说明为什么原告的主张超过诉讼时效。
一、时效制度的由来及含义
时效制度起源于罗马法, 《十二铜表法》就有这样的规定:“凡要式转移物没按规定方式转让的, 受让人继续占有不动产两年, 动产一年而取得所有权”, 这是对取得时效的最早规定, 之后又确定了消灭时效。1922年苏俄民法典扬弃了资本主义国家民法中关于时效制度的规定, 首创“诉讼时效”。中国1986年4月12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章对诉讼时效作了专章规定, 确定了中国的诉讼时效制度。中国的诉讼时效由于受苏俄民法典的影响, 只规定了消灭时效, 包括两种:第一是普通诉讼时效, 《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二是特别诉讼时效, 《民法通则》第136条规定“下列的诉讼时效为一年: (1) 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 (2) 出售质量不合格的商品未声明的; (3) 延付或者拒付租金的; (4) 寄存财物被丢失或者损毁的。”之后制定的其他法律法规, 针对不同的法律关系也作了相应的规定。
时效制度是指一定的事实状态持续经过一定的时间而导致一定民事法律后果的制度。而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不行使达到一定的期间而失去诉讼保护的制度。中国诉讼时效有以下特点: (1) 以权利人不行使法定权利的事实状态的存在为前提。具体说, 诉讼时效的作用必须以一定的事实状态为前提, 如果没有一定的事实存在, 也就无所谓权利, 无权利, 自然也就无所谓法律救济; (2) 诉讼时效届满消灭的是胜诉权, 而非实体权利。胜诉权体现为法院对当事人权利请求的支持。只要诉讼时效届满, 胜诉权将会消灭, 即使权利的存在是一种客观事实, 也不会得到法律的保护, 但是民事实体权利并不因此而消灭。一方面, 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并没有消灭, 他仍有权接受义务人的履行;另一方面, 当事人的起诉权并没有丧失, 起诉后, 法院不能裁定不予受理, 当事人只是没有胜诉的希望, 其诉讼请求得不到法院的支持; (3) 诉讼时效具有强制性。其强制性表现为它是国家法律的规定, 体现的是国家的意志, 一旦制定并加以颁布, 不管民事主体的主观意志如何, 都不能通过自己的行为加以改变; (4) 诉讼时效的普遍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主体适用上的普遍性, 对一切涉及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皆适用;二是客体适用上的普遍性, 一切民事权利皆可适用。中国《民法通则》第2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以及第135条规定的“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充分说明了这一特点。
二、诉讼时效与除斥期间
与诉讼时效最相近、最容易混淆的是除斥期间。除斥期间是指某种权利法定存在的期间, 权利人在法定的期间内不行使其权利, 法定期间届满后, 便发生该项实体权利消灭的法律效果。中国《继承法》第25条第2款规定:“受遗赠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内, 作出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 是为放弃受遗赠。”《合同法》第193条规定:“因受赠人的违法行为致使赠与人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 赠与人的继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可以撤销赠与。赠与人的继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的撤销权, 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六个月内行使。”这里规定的两个月、六个月, 就是除斥期间。
诉讼时效与除斥期间, 既有相同点, 又有很大的差异, 容易混淆。二者的相同点在于: (1) 皆以一定的事实状态的存在为前提; (2) 皆以一定的法定期间的经过为条件; (3) 皆有催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维护社会秩序之目的。二者的不同点更明显: (1) 适用对象不同:诉讼时效适用于请求权, 而除斥期间则适用于形成权; (2) 法律后果、适用条件不同。诉讼时效期间届满, 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并不因此而消灭, 债务人自愿履行义务的, 不受时效的限制, 其不依义务人主张, 法院不能主动适用;而除斥期间届满, 则使权利人的实体权利消灭, 除斥期间的适用不需要当事人提出主张, 法院也可依职权主动适用; (3) 期间性质不同。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 以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计算, 而且可以因一定事由的发生导致其中止、中断或者延长;除斥期间则从权利成立时起算, 且为法定不变期间, 不因任何事由的发生而导致其中止、中断或者延长。
可见, 明确二者的相同点, 特别是明确二者的不同更有利于对合法权益的保护。
三、违反诉讼时效的法律后果
论及诉讼时效的法律后果, 有必要分析一下自然权利和法律权利:自然权利是指人生而享有的追求自由、平等、幸福、财产等的权利, 这些权利是与生俱来、不可剥夺、客观存在的。洛克在谈到人的自然自由权利时指出:“人的自然自由, 就是不受人间任何上级权利的约束, 不处在人们的意志或立法权之下;”顾肃也指出“人的一切权利都是与生俱来的, 因此, ‘生命、自由和财产’的天赋权利对于社会和政府都是不可取消的权利。”虽然洛克、顾肃的说法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但关于自然权利的本质描述是应当加以肯定的;而法律权利则是在特定条件下产生, 由法律所赋予, 并由特定的法律规范所确定的权利, 具有现实性、确定性和有限性, 核心内容为权利法定、权利有限、权利自由。自然权利是法律权利的基础, 法律权利是自然权利的升华。
在一定意义上说, 自然权利是无限的, 而法律权利是有限的。法律权利的有限性, 既包括范围上的有限, 也包括时间上的有限。超越法律规定的限度, 就必然要承担一定的不利后果。违反诉讼时效的法律后果是指权利人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将要承担的法律后果。凡权利人在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内怠于或不行使权利的, 将产生以下后果:第一, 法律上推定权利人自愿放弃胜诉的权利。权利是可以放弃的, 在诉讼时效期间内, 权利人既然没有按照法律规定的期间提起诉讼, 法律就推定权利人不愿意通过诉讼实现自己的权利;第二, 权利人胜诉权的消灭。时效期间完成后, 权利人虽然可以提起诉讼, 法院也会受理, 但法院在审查发现无延长事由后, 法院最终会驳回其诉讼请求;第三, 自然权利的产生。时效届满, 权利人的实体权利并没有消灭, 而是成为一种不受法律保护的自然状态下的权利, 即自然权利。权利人的权利能否最终实现, 完全取决于义务人是否愿意履行。如果义务人不愿意履行, 权利人就永远丧失实现权利的机会, 吃诉讼时效期间届满“时间差”的哑巴亏。
四、适用时效制度应注意的事项
从上述诉讼时效内涵与特点可以看出:它追求的只是一种法律上的公平, 而非实质上的公平。将法律上的公平与实质上的公平完全统一起来, 就必须重视时效在维护合法权益中的作用, 增强权利意识, 依法办事, 依法维权, 为此:
首先, 明确诉讼时效期间的具体规定。中国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 除了《民法通则》规定的1年、2年、20年之外, 其他法律也有相关规定, 《专利法》第62条、《国家赔偿法》第32条第1款、《产品质量法》第45条、《合同法解 (一) 》第6条等也分别规定了2年;《环境保护法》第42条规定了3年;《合同法解释 (一) 》第7条规定的技术进出口合同争议为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2条规定了20年、5年等等。
其次, 正确理解时效制度。由于中国立法方面的原因以及人们理解上的差异, 导致权利人的权利超过诉讼时效而得不到法律保护的现象屡见不鲜。因此, 正确理解时效制度的内涵, 是充分利用其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前提。中国《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但是, 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 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 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所谓“应当知道”仅仅是一种法律上的推定, 不管当事人是否已经知道权利受到损害, 只要客观上存在知道的条件或可能, 就推定当事人已经知道, 并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期间。这一规定的目的是防止权利人以不知道为借口故意规避诉讼时效。但是, 在司法实践中, 人们对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有不同的理解, 比如对《民法通则》第88条规定的:“合同的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 全部履行自己的义务。合同中有关质量、期限、地点或者价款约定不明确, 按照合同有关条款内容不能确定, 当事人又不能通过协商达成协议的, 适用下列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 债务人可以随时向债权人履行义务, 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 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针对这一条, 有的认为“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时间只要在20年之内, 就应受法律的保护;有的认为“随时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也必须在诉讼时效期间内, 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就不应再受法律的保护, 否则有损中国法律的严肃性、权威性。从中国立法的精神来分析, 后者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 它符合设立诉讼时效制度的初衷, 更有利于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自己的权利, 尽快稳定社会经济秩序, 也有利于抑制地方保护主义的做法。
再次, 及时行使权利。诉讼时效制度表明:权利人在法定期限内不行使权利即导致权利人请求法院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的权利归于消灭, 将发生与原权利人利益相反的法律效果。可见, 设立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意图就是要求权利人及时行使自己的权利, 防止日积月累的、互为因果的法律关系一旦发生问题, 造成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
关键词：民总草案 诉讼时效 请求权 抗辩权
制定和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完善我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关键步骤。在经过一阵紧锣密鼓的组织和准备后，2016年6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初次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以下简称《民总草案》），并向社会公众公开征求修改意见。《民总草案》总体上反映了德国潘德克顿民法体系的特点，将民法中最为抽象的一般性规则予以规定。包括基本原则、民事主体、民事权利、民事法律行为和代理以及诉讼时效和除斥期间。全面评论《民总草案》的规则内容，非笔者研究能力所及，本文仅就第九章“诉讼时效和除斥期间”的重要规则进行分析探讨。
一、诉讼时效的制度价值及路径选择
诉讼时效制度是一种民事权利的时间限制，如果权利人在一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权利的效力就会减弱。理论上认为诉讼时效制度的价值包括：（1）从当事人双方利益平衡而言，一般认为义务人须对权利的消灭承担举证责任，但因为时间久远，义务人可能没有保存或无法证明曾经对于债务的清偿，诉讼时效制度可避免义务人遭到陈年旧债的突袭。（2）从督促权利人行使权利而言，法律不保护权利上的睡眠者，诉讼时效可以促使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促进财产效用的发挥和社会经济的流转。（3）从公共秩序而言，如果允许权利人多年之后主张权利，可能造成长期持续存在的事实状态和社会关系的紊乱，破坏法律上的和平。全国人大法工委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的说明》指出：“诉讼时效是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该期间届满后，权利不受保护的法律制度。该制度有利于促使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维护交易秩序和安全。”可见，立法者肯定上述制度价值。
法律制度的价值须通过具体规则实现，诉讼时效制度价值也体现在一些重要规则的路径选择上。
首先，作为一种权利限制，诉讼时效制度是程序法抑或实体法制度？“诉讼时效”的语义给人以在程序上限制诉讼期间的印象。从比较法角度看，英美法将时效制度称为limitation of actions（诉讼限制），是一种限制诉讼的手段。〔1 〕但诉权是一种程序性的权利，无论当事人的主张是否应得到实体法上的支持，国家司法机关都应保障其程序性权利，而不能仅以时间经过为由直接驳回其请求。19世纪德国民法学上也有Klageverj?hrung（起诉时效）的观点，但1856年德国法学家温德沙伊德在《由当代法律视角考察罗马民法上的诉》一文中提出程序法上的“诉”（actio）与实体法上的“请求权”（Anspruch）应当分离，该观点被普遍接纳，影响到《德国民法典》的立法者采用Anspruchsverj?hrung（请求权时效）的表述，从而明确该制度仅为一种实体法上请求权的限制。〔2 〕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继受苏联法制，采用“诉讼时效”一词，其法律效果被界定为“胜诉权消灭说”，即时效期间经过后权利人丧失胜诉权，但其向法院提起诉讼的起诉权并不消灭。1986年《民法通则》颁布后，学理上对诉讼时效制度的解释亦是如此。随着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诉讼时效若干规定》）的颁布，我国学理和实务中转向“抗辩权发生说”，即诉讼时效仅赋予义务人以抗辩权。〔3 〕由此可见，我国民法上诉讼时效制度历来都不限制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仅对实体权利产生影响。《民总草案》第167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该表述与《民法通则》135条几乎完全一致，且第169条第一款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义务人可以提出不履行义务的抗辩”。由此可见，《民总草案》承袭以往的立法成果和学理传统，将诉讼时效定为一项实体法上的抗辩权制度。
另须指出，我国台湾地区民法采用“消灭时效”对应翻译德语的Anspruchsverj?hrung，但其制度效果也是赋予义务人以抗辩权，并不包含经过时效期间后请求权即刻就“消灭”的意思，“消灭时效”的表述也容易引起误解。不过，台湾地区民法学理上并未以辞害意，其法律效果明确采“抗辩权发生说”。〔4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表达诉讼时效制度的术语选择并没有那么地重要，《民总草案》延续以往“诉讼时效”表述，并无大碍。〔5 〕
其次，权利人在多久的时间内不行使权利，将会遭受法律上的不利呢？即诉讼时效的普通期间确定为多久较为合理。《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从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算（《民法通则》第137条第1句），即所谓主观主义。而《民总草案》第167条规定3年普通时效期间，并承袭主观主义的起算方法。其实法律上很多关于时间长短的规定属于措置性法条，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例如究竟是2年还是3年更有利于诉讼时效制度价值的实现，都缺乏经验性的考察和数据支撑。无论如何，诉讼时效制度毕竟是一项较为严厉的权利限制制度（被称为“永久性抗辩权” 〔6 〕），通过《民总草案》增加了1年期间可以看出立法者缓和该制度严重后果的努力。从新近的世界立法趋势看，《德国民法典》第195条，《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第III—7：201条、《国际商事合同通则2010》第10.2条，均规定3年的普通时效期间并采主观主义的起算方式。因此，《民总草案》规定3年期间是较为合理的立法决策。
再次，诉讼时效适用或不适用于哪些民事权利，反映立法者对不同权利类型的价值判断。我国民法理论上认为诉讼时效的适用对象限于请求权。〔7 〕债权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并无疑问，但物权请求权及身份法上的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一直有争论。〔8 〕《诉讼时效若干规定》仅规定债权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并且解释者认为物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9 〕《民总草案》对此问题虽未明确表态，但第175条第二项规定“登记的物权人请求返还财产”不适用诉讼时效，由此反面推论，未登记的物权人的返还原物请求权应适用诉讼时效，例如未登记的不动产或动产的返还请求权。可见，在立法者眼中，登记的物权在诉讼时效方面具有优越的地位。
基于亲属关系所生之请求权，《民总草案》第175条第三项规定赡养费、抚养费或者扶养费的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体现立法者对于家庭伦理关系的保护。如果上述价值判断成立，那么同样基于亲属关系产生的、比赡养费等财产权更重要身份权，例如夫妻、亲子、兄弟姐妹等近亲属关系等，也不应该适用诉讼时效，我国民法理论上对此已有共识。〔10 〕从比较法看，《德国民法典》第194条第二款规定，亲属关系方面“旨在将来确立与该家庭关系相适应状态”的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例如父母要求他人返还子女的请求权、建立婚姻关系生活共同体的请求权、未来之抚养费的请求权等。〔11 〕由此可见，基于亲属关系所生之请求权排除适用诉讼时效，是为了保护和维续“将来家庭关系状态”。另一方面，已经过去的抚养费等财产性请求权也适用诉讼时效。因此，《民总草案》第175条在亲属关系所生之请求权的诉讼时效适用范围问题上有失明察。笔者建议，第175条第三项应增加“为恢复近亲属身份关系所生之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
此外还须指出，形成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其时间限制为除斥期间。《民总草案》第九章第二节规定“除斥期间”完全是多此一举。各种形成权的样态及其规范目的不尽一致（如撤销权、解除权、优先购买权），除斥期间应根据各个形成权的类型来进行具体制度设计，没有必要抽象提炼作一般性的总则规定。况且，从《民总草案》第177—179条除斥期间的规定看，也没有内涵创新。
最后，诉讼时效的期间设置应当体现不同请求权的价值权重。目前《民总草案》只规定了普通诉讼时效期间（3年）和最长时效期间（20年）。一方面，不再采取特别的短期时效期间，放弃《民法通则》第136条1年期间的规定；另一方面，也未有长期时效期间规定。在我国特别民商法中有零散规定，例如合同法、海商法、票据法、保险法、个人独资企业法等，有特别的短期时效（1年）或长期时效（4年或5年）规定。但这些特别时效期间针对各该民商领域的具体问题，各有其立法目的和政策考量。而在民法的一般领域，也存在一些值得特殊对待的请求权，例如：（1）基于人身伤害所发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2）基于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他人损害的赔偿请求权；（3）基于继承财产发生的遗产回复请求权；（4）基于房地产交易所生之给付请求权。这些请求权较一般性的财产请求权更有保护之必要。《德国民法典》第196条、第199条对这类请求权均规定特别的长期时效期间（10年或30年）。因此，笔者建议我国的民法总则也应体现请求权的差异性，尤其是突出特别的长期诉讼时效期间。
二、诉讼时效制度中的自由与强制
诉讼时效作为一项权利限制制度，究竟是强行法抑或是任意法存在争议。史尚宽先生认为：“时效制度，基于维持社会秩序之公益上之理由而设，故关于时效之规定为强行法。” 〔12 〕正是基于此种理由，《诉讼时效若干规定》第2条规定当事人不可约定延长或者缩短诉讼时效期间、预先放弃诉讼时效利益。〔13 〕《民总草案》第176条进一步规定：“诉讼时效的期间、计算方法以及中止、中断的事由由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无效。当事人对诉讼时效利益的预先放弃无效。”在上述规定体现诉讼时效强行性的同时，不应忽略诉讼时效制度本身仍包含大量的任意性规则，例如债务人承认、放弃时效利益、自愿履行债务等。因此，简单地将诉讼时效制度定位为强行法，不允许当事人自治约定，可能与诉讼时效所追求的制度价值发生冲突，其实践效果也有疑问。
首先，关于诉讼时效的法律效果，当前我国民事立法和学说均采“抗辩权发生说”。《诉讼时效若干规定》第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19条，以及《民总草案》第169条、第170条均规定由当事人决定是否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权，人民法院不得主动援用。既然诉讼时效抗辩权由义务人行使，就是将诉讼时效的关键效果授予义务人的意思自治，那么只要义务人不提起诉讼时效抗辩权，所谓的诉讼时效强制性便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其次，诉讼时效制度追求的价值之一是尽快结束不确定的法律状态，稳定现有的社会关系。如果当事人作出短于法定期间的诉讼时效期间的约定，正符合该制度目的。若不允许约定缩短，与诉讼时效的上述价值判断发生矛盾。
再次，根据《民法通则》第140条，诉讼时效因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此处的“提出要求”应理解为债务履行之催告，“同意履行义务”应理解为债务承认，因其法律效果（诉讼时效中断）完全由法律规定，故二者均属单方的准法律行为。《诉讼时效若干规定》第10条和第16条分别扩张规定“提出要求”和“同意履行义务”的各种情形。《民总草案》第173条第一项和第二项延续了上述规定。既然“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这些准法律行为导致诉讼时效中断，可以变通地延长了诉讼时效的期间（重新起算），那么，双方进行延长时效期间的约定更不应被禁止。〔14 〕换言之，诉讼时效中断制度与禁止约定延长诉讼时效期间也发生价值冲突。
最后，从实践效果来看，尽管《诉讼时效若干规定》第2条禁止当事人就诉讼时效自由约定，但实务中当事人仍基于各种原因进行约定。根据研究者的总结，典型情形是：（1）约定请求权完全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此类案件中，一方当事人许诺系争的请求权不受诉讼时效限制，但在合同约定的请求权发生之后，债务人又主张时效抗辩权，声称先前的约定违背强制性法律规定而不具法律效力，法院判决支持抗辩。因此，不允许约定有效，结果就放任了债务人这种违背诚信的行为。（2）银行债权人要求借款人预先在日期空白的催款通知书上签名，当借款人未准时还款时，银行在催款通知书中添上相应的日期，以满足债务催告的要求，达到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鉴于实践中借款人地址变动或隐藏地址、对催款通知书拒收、不签字，因而银行债权人事先为债务催收做好准备，实属无奈之举，并且客观上也降低了交易成本。〔15 〕
由上可见，完全禁止诉讼时效的约定，并未达到理想的制度效果，甚至促发了种种实践乱象。因此，《民总草案》第176条全面禁止约定的教项诉讼时效的应予改进。
当然，诉讼时效毕竟是一项法定的请求权限制制度，体现了诸多的法律价值目标，倘若完全放任当事人意思自治，可能会走向极端：如果约定的期间过短，会对权利人的行使权利要求过高；如果约定的期间过长，甚至永远，又会造成义务人的负担过重。因此，为平衡双方当事人的权益，应对诉讼时效的约定设置自治的边界。在民法上除了一般性的合同控制（例如格式条款、消费者保护、诚实信用和权利不得滥用等调整措施）以外，诉讼时效制度中也应设定特别限制。
从比较法看，德国的债法改革之前，《德国民法典》仅允许当事人约定减轻诉讼时效期间，而不允许延长。但实践中，当事人还是想方设法通过时效停止或届满期间的约定而规避禁止延长时效的规定。2002年德国新债法允许了这种普遍存在的约定。〔16 〕新近的《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也反映欧洲各国近期时效法的发展趋势而承认双方的时效协议。〔17 〕与此同时，各国立法也对约定时效期间设置最短下限和最长上限。例如，《法国民法典》第2254条第1款规定“时效期间可通过当事人的约定加以缩短或延长。但是，约定的时效期间不得短于1年或长于10年”。《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第III-7：601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时效缩短或延长，但“时效不得缩短至根据第III-7：203条开始起算后的1年以下或者延长至30年以上”。《德国民法典》第202条第二款仅规定诉讼时效期间约定最长不得超过30年。
综上所述，笔者建议《民总草案》第176条可参照欧洲的最新立法趋势修改为：原则上允许当事人约定诉讼时效，同时设置最短和最长的期间限制。由此既实现诉讼时效的制度价值，又给予当事人进行意思自治调整的空间。
三、诉讼时效制度的体系融贯性
检验法律制度和法学理论科学性的标准之一是体系的融贯性，也即各个概念、规则和学说之间不应发生逻辑或价值方面的冲突、矛盾。在制定法律时，尤应顾及各项制度之间的衔接和配合。
就《民总草案》的诉讼时效制度而言，本文从诉讼时效制度自身内部规则以及诉讼时效与其他民法制度之间的关系内、外两个角度进行考察。
首先，从内部视角看，《民总草案》第九章诉讼时效的一些规则仍需进一步理顺和调整。例如，第169条和第170条存在规范重复问题。如前所述，我国对诉讼时效的法律效果采“抗辩权发生说”，笔者揣测《民总草案》立法本意，第169条第一款是从义务人的角度规定行使抗辩权是义务人的自由；第170条又从法院审判角度规定不得主动适用诉讼时效。事实上，根据民法原理，抗辩（Einwendung）和抗辩权（Einrede）的区别在于：前者不待被告提出法院即可主动适用；而后者仅得由被告自由行使。〔18 〕可见，诉讼时效抗辩权的内涵已包括法院不得主动适用。《民总草案》第170条纯属赘文，应予删除。
再如，《民总草案》第172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与其法定代理人之间的请求权的诉讼时效，自该法定代理关系终止之日起开始计算。”从文义看，本条是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点的规定。于此设想的立法目的是：法定代理关系一般是基于近亲属或其他亲密关系而产生，如果在他们之间发生请求权（如监护人侵害被监护人利益），为免于破坏这种亲密关系，〔19 〕故而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并不起算，直至法定代理关系终止之日才开始起算。但问题是，法定代理人与被代理人之间发生的请求权，可能在代理关系产生之前或之后。如果在法定代理关系建立以后产生请求权，通过阻止诉讼时效期间起算，可以达到上述规范目的；但如果是在法定代理关系建立以前双方已发生届期的请求权，则如何处置呢？因为该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已经开始起算，从逻辑上说，不可能再“自该法定代理关系终止之日起开始计算”。由此可见，《民总草案》第172条的设计方案未能全面考虑法定代理关系当事人之间的请求权状况。从比较法来看，近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以及监护人之间发生的请求权，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典中通常以诉讼时效中止或延期届满的方式来处理。《德国民法典》第207条、《法国民法典》第2236条、《瑞士债法典》第134条、《日本民法典》第159条及第159条之二、以及《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第III-7：305条第二款，均有类似规定。我国最高人民法院《诉讼时效若干规定》第20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的‘其他障碍，诉讼时效中止：……（三）权利人被义务人或者其他人控制无法主张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义务人与权利人之间存在监护与被监护的关系，权利人的意志被义务人控制而无法主张权利的，应适用此处诉讼时效中止的规定，也即属于《民法通则》第139条规定的“其他障碍”。〔20 〕可见，我国司法实务早已认可监护关系构成诉讼时效进行的中止障碍。《民总草案》立法者应借鉴上述比较法和我国司法经验，将法定代理关系的存在作为诉讼时效障碍（中止）的事由，而非时效期间的特别起算方式。具体方案可以将《民总草案》第172条的规范内容并入第171条作为一项。〔21 〕
其次，从外部视角看，立法者应周密考虑诉讼时效制度所涉及的其他民法制度，并妥当协调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笔者兹举数例说明：
第一，《民总草案》第173条规定“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导致诉讼时效中断。该项规定源自《民法通则》第140条“提起诉讼”导致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若干规定》第13条进一步规定了申请仲裁、申请支付令、申请诉前财产保全等程序性事项与提起诉讼具有同样的效力。以起诉为重点考察，笔者认为，起诉等程序性请求应规定为诉讼时效中止事由。因为当事人起诉以后，可能发生的结果是：（1）如果诉讼程序完毕，权利人胜诉了，权利人的请求权就是经过司法机关裁判确认的请求权，很多国家都规定该请求权适用长期诉讼时效。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39条规定2年申请执行期间并参照适用诉讼时效的相关规定，其本质上就是特别的诉讼时效期间。〔22 〕总之，如果胜诉，则权利人的请求权适用一个独立的诉讼时效期间，不需要考虑原请求权的中止或中断。（2）如果起诉后，原告因实体原因而败诉了，意味着法院确认原告并不享有请求权，从而也没有诉讼时效中断的必要。（3）还有一种可能的情形，就是原告起诉后，因为程序原因导致该诉讼被驳回或撤诉，然而原告起诉本身已说明其通过诉讼主张请求权，应该给予一定的保护。但重新计算诉讼时效其实没有必要，只要将已经进行的诉讼期间扣除，诉讼时效在诉讼程序结束后继续计算即可（中止）。
事实上，欧陆各国多数的民法典以前是将诉讼等司法程序规定为时效中断。但新近的立法趋势是将其改为诉讼时效中止或延期届满。典型代表是《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第III—7：302条。根据该条，司法程序进行期间时效中止，直至程序结束（中止）；司法程序在时效期间最后6个月内结束，但未有实体权利裁决结果的，在程序结束后，再给权利人6个月的时效期间行使权利（延期届满）。具体分析如下：如果权利得到司法程序确认则适用经法律程序确认之权利的时效期间；如果诉讼被驳回，则不存在实体权利；如果诉讼因程序性错误被驳回或被撤诉，权利人可以在剩余的时效期间内提起新的诉讼；如果在时效进行的最后6个月内发生上述情况，则额外补充6个月，以便权利人行使权利。〔23 〕2002年德国新债法改革，也在《德国民法典》第204条将起诉等程序事项改为时效中止，其理由与上述《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类似。〔24 〕
综上所述，确定司法程序作为何种诉讼时效障碍制度（中止或中断），应全面考虑司法程序结果的各种可能性，合理做好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协调安排。根据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宜将《民总草案》第173条“提起诉讼”及类似司法程序作为诉讼时效中止事由，并入第171条。〔25 〕
第二，尽管诉讼时效的限制对象是请求权，但产生请求权的民事法律关系（尤其是债务关系）还可能包含其他权利，例如从请求权、担保物权、抵销权、抗辩权、解除权等。完整的诉讼时效制度，应全面回答这些权利是否也受诉讼时效的影响，以杜争议。具体言之：（1）从给付请求权。如果主请求权经过诉讼时效，附带的利息、用益、费用等请求权，应该与主请求权同其命运而罹于诉讼时效（参考《德国民法典》第217条）。（2）担保物权。作为一种对物性的支配权，担保物权本身并不适用诉讼时效（参考《德国民法典》第216条），而且其继续存在可以促使债务人履行已罹于诉讼时效的债务。〔26 〕与此不同，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规定主债权经过诉讼时效后2年以内，担保权人行使担保物权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物权法》第202条又规定抵押权因主债权罹于诉讼时效即不予保护。上述法律矛盾现象，本可以借此次《民总草案》的立法时机进行消除和统一，遗憾的是，立法者似乎并未注意到这一问题。（3）抵销权、抗辩权。因为诉讼时效限制的是请求权，不应对权利人原已享有的其他权利如抵销权、抗辩权产生影响。我国司法实践中已对此发生较为混乱的认识，尤其是“诉讼时效完成后，是否可行使抵销权”成为疑难问题，〔27 〕《民总草案》应消除歧义，对此规定“诉讼时效完成后，以请求权在首次可以主张抵销或者抗辩时尚未经过诉讼时效为限，不影响请求权人的抵销权或者抗辩权”（参考《德国民法典》第215条）。（4）解除权或减价权。诉讼时效完成后，请求权因义务人的抗辩而不得行使，如果恰好请求权人因义务人违约等事由还享有解除权或减价权，倘若请求权人仍得主张，可能发生代替给付义务或类似给付的后果（如解除后的恢复原状、损害赔偿，因瑕疵而主张减价），从而诉讼时效制度的权利限制作用将被架空，因此《民总草案》应对此规定诉讼时效的效果应及于请求权人同时享有的解除权或减价权（参考《德国民法典》第218条）。以上数项权利是否应受诉讼时效影响，并无统一答案，应视各该权利的性质和目的、及其与请求权的关系而定。由此说明诉讼时效与其他民事权利相互牵涉时问题的复杂性。
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