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中国梦”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心得体会（通用11篇）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涵盖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各方面，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方略与时俱进的新创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它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定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全面依法治国，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姊妹篇”，强调二者是“鸟之两翼、车之双轮”;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路径，要求“增强从严治党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实效性”，锻造我们事业更加坚强的领导核心。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居于引领地位的战略目标，标志着向实现中国梦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今天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就是在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全面深化改革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处于关键位置，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破解可持续发展难题必须以改革为动力;全面依法治国是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石，只有靠法治，才能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根本性、全局性、持续性、长期性的制度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是“四个全面”之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根本保证，是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强领导核心的前提条件。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立足全局、着眼未来，统一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统一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统一于我们正在进行的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对如何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作了创造性回答，为实现中国梦指明了战略目标，制定了战略举措，勾画出了清晰的“路线图”，必将使我们的前进方向更加明确，总体思路更加清晰，战略举措更加有效。
实现伟大的梦想，要一步一步走出来、一个一个关隘迈过去。从当代中国的现实来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就要深入学习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问题为导向，攻坚克难，爬坡过坎。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核心在全面，难点也在全面。这个“全面”既体现在覆盖的人群是全面的，是不分地域的，是不让一个人掉队的全面小康，又体现在涉及的领域是全面的，覆盖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为此，一再强调，“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要做到“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而目前的现实是，我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在世界80位左右，全国仍有14个连片特困地区、7000万农村贫困人口，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还没有得到较好解决，发展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迫切需要从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实际出发，始终坚持发展这个硬道理，出硬招、实招和新招，努力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全面深化改革，眼下最需关注两个重大问题。一个是方向问题。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是要“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辙”;是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不是要走“回头路”，搞平均主义、大锅饭。因此，要对“一切向西看”、狭隘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等观点旗帜鲜明地说“不”。另一个是落实问题。党的以来，中央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落实好这些战略部署是全党的首要任务之一。现在仍有部分党员干部对改革举措落实不力，甚至阳奉阴违。有些干部认为，“改革出头鸟”不好当，利益调整错综复杂，牵一发动全身，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引致强烈反对甚至群体性事件，把“乌纱帽”搞丢了。因此，要采取措施，使积极推进改革者受到重视和重用，引导大家争当改革“促进派”。
全面依法治国，必须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以规范和约束公权力为重点，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当前，仍然有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观念不强、能力不足，以言代法、以权压法、“拍脑袋”作决定等现象依然存在，有的甚至相当普遍。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注意处理好立法与改革的匹配关系。改革要于法有据，改革成果需要法治固化。同时，改革也往往意味着要冲破既有规定，这就要求立法工作本身必须与时俱进。因此，要适时清理旧的法律，修改废除不合时宜的法律，使法律成为改革的保护者、推动者;还要加强释法和法律宣传工作，把违法和改革失误准确地区分开来，对一些需要试点的改革领域开“绿灯”，在改革中推进法律完善。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制度上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党的以来，党的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巨大成绩，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如今，有一种说法认为，反腐要适可而止，否则会损害经济发展。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开弓没有回头箭”，只有横下一条心，在“严”字上铆足力气、下足功夫，认真医治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病症，坚决祛除滋生在党的健康肌体上的毒瘤，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才能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提供政治保证，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凝聚共识、凝聚力量。
全国“两会”期间的3 月8 日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举行记者会,邀请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斌,副主任马晓伟、王培安就“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
李斌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国家层面正在积极推进 “健康中国”建设规划纲要的编制,同时也在进行“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和深化医改规划的编制,通过“一纲要两规划”的编制,确定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总目标、战略重点和主要任务以及保障措施,为统筹解决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民的健康问题做出一个制度性的安排。
李斌说,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李克强总理讲, 健康是幸福之基。我们就是要推进“健康中国”的建设, 通过全民健康来助力全面小康,这就体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对于维护人民健康的高度重视和坚定的决心,也反映了我们全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李斌透露,总的思路就是按照“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核心, 突出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深入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将健康融入所有的政策,加快转变健康领域的发展方式,由过去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更加注重体制机制的创新,更加注重预防为主和健康促进,更加注重提高基本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水平,更加注重医疗资源重心下移、 资源下沉,使基本医疗卫生制度能够更加成熟、定型,为人民群众创造出更多的健康福祉。
李斌指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将着力推进六大任务:一是提供覆盖全民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加强重大疾病的防治。二是健全优质、高效、整合型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完善分级诊疗制度,努力为居民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和服务。 三是健全医疗保障体系,完善药品供应保障机制。四是要建设健康的社会环境。五是发展健康产业。六是要培育自主自律的健康行为,提高居民的健康素养,把健康的“金钥匙”交给群众,放到全体人民自己手里。
李斌表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所以要全社会参与。 我们要共建共享,这是个系统工程。 我相信,经过我们的努力,“十三·五” 的规划目标我们有信心来完成,同时推进“健康中国”的建设能够迈开重要的步伐,给人民增加更多的健康福祉。
项俊波指出，学习贯彻两会精神，关键是要牢牢把握“四个全面”这个主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实际，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和战略布局。
“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方略与时俱进的新创造，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全行业要深刻领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进一步明晰保险业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中的发展定位和前进方向，把学习贯彻两会精神作为当前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好，抓出成效。 项俊波强调，要以贯彻落实两会精神为契机，促进保险业更好地服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努力服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在服务“五大体系”上取得新突破，在现代金融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灾害救助体系、社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业保障体系中发挥支柱作用。加大保险业改革创新力度，努力服务全面深化改革。要始终把改革创新作为保险业发展进步的第一推动力，继续突出优先领域，凝聚改革共识，形成改革合力。加强依法监管和依法经营，努力服务全面依法治国。要以法治的思维推进保险监管工作和市场化改革，不断提升依法监管的能力和水平。大力发展责任保险等业务，引导社会公众更好地遵守法律法规。加强保监会系统党的建设，努力服务全面从严治党。要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反对四风，从严加强保监会系统党的建设，从严监管保险市场主体，不断提高保险业各级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和国家一以贯之的主题。后，以同志为的党中央紧紧扭住这一主题，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两年多来，依据的战略部署和全面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和中国梦的奋斗目标，我们党牢牢把握“四个全面”，协调推进“四个全面”，也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渐次展开、相互配合、形成合力，展现出治国理政的系统逻辑和主线轨迹。
深入领会“四个全面”的实践基础。“四个全面”的提出，不是从书本上抄来的，不是头脑中先验的构想，而是来自于新形势下我国发展的实践要求，依据于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一是要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突出矛盾，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目标牵引;二是要解决好发展的深层次矛盾特别是利益固化问题，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动力机制;三是要解决好治理方式不相适应、人治传统根子很深的现实矛盾，把全面依法治国作为路径选择;四是要解决好“四风”泛滥、腐败严重的紧迫问题，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全局枢纽。这些矛盾总起来说，就是民族复兴目标与前进道路障碍的矛盾。“四个全面”的提出，基于矛盾的逻辑、问题的逻辑、实践的逻辑。清醒认识主要矛盾，才有“四个全面”战略部署的集中推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步步构建。准确把握主要矛盾，就能对“四个全面”的现实根据有充分的理解，从而进一步认识到“四个全面”是新形势下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科学纲领。
深入领会“四个全面”的基本要义。“四个全面”的基本思想，已存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存在于精神之中。同时，“四个全面”包含着新的重要内涵，也就是把发展目标、发展动力、发展方式、发展保证综合一体，拎起了全面建设、创新发展的纲，凸显了开创未来的新视野新高度;以一种新概括表述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战略筹划，描绘了系列重要讲话的主要轮廓，展现了统筹全局的新思路新方式。“四个全面”的显著特征是全面推进。当代中国发展的系统性耦合性更为增强，国家总体与各个领域都是如此。因此，每个方面都要注重全面性，“四个全面”的整合又构成了“一个全面”，即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四个全面”的鲜明风格是攻坚克难。无论是全面小康、深化改革，还是依法治国、从严治党，既是重点也是难点，既是关键也是瓶颈，必须不回避、不畏惧，动真格、见实效。要以“四个全面”为基本线索，深入学习一系列重要论述，掌握包含其中的“四个全面”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领会“四个全面”蕴含的思想方法、领导艺术和精神风范。
我们要深刻认识“四个全面”的战略意义、协调关系、精神要旨以及实现“四个全面”过程中面临的矛盾和问题。
“四个全面”作为党治国理政的总纲领,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必须准确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和辩证关系,努力做到“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四个全面”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每一个“全面”都是一整套结合实际、继往开来、勇于创新、独具特色的思想系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向;全面深化改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关键一招”,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注入强大动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可靠保障,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保驾护航;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支撑,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总的来看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处于统领地位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战略目标提供强大动力、可靠保障和根本支撑。认真研究“四个全面”的内涵实质,准确把握“四个全面”相互关系,深入落实“四个全面”基本要求,积极探索有效推进的方法路径,是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必然要求,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发展、整体提高的客观需要。只有正确认识理解每一项战略举措的战略意义,把“四个全面”总要求贯穿于工作的全过程、各环节,使之同频共振,形成合力,才能有效破解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难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起更为强大的推动力量。
贯彻落实“四个全面”,系统全面地看待问题是重要方法。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相互贯通的顶层设计,“四个全面”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关联,每一个“全面”都互为动力,互为条件,共同构成了逻辑严密的体系,不可分割、不可偏废。回顾中国发展历程,正是靠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引领和党的坚强领导,才保证了社会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正是法治与改革的相互配合、并驾齐驱,才推动了社会的协调发展,始终坚持系统全面、整体推进的科学方法论,是我们稳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条宝贵经验。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改革、法治与党的领导等各个方面的关联性和互动性进一步增强,每一个方面的进展都会对其他方面产生重要影响,每一个方面又都需要其他方面协同配合。中国改革发展稳定的这种整体性特征,决定了我们的各项决策部署,必须更加注重“四个全面”的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协同配合。不着眼全局、统筹兼顾,不相互配套、相互促进,很多单项突破就很难完成。深刻把握“四个全面”辩证统一关系,就要求我们讲战略、谋全局,思路上想全,方法上抓全,兼顾方方面面,统筹协调运作,注重加强各方面的配套和衔接,为全面推进“四个全面”打下坚实基础。四个全面心得体会
姓名：陶龙 学号：316040303011 专业：体育教育训练学
摘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的战略布局，是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总方略，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行动纲领。关键词：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三大基本问题，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三大理论成果。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我国的发展实际，顺应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从破解我们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出发，在深入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它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民族复兴、怎样实现民族复兴”这样的基本问题，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的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新一届党中央在治国方略上开当今时代，以经济科技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既表现为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的直接较量，更是国家战略思维、战略决策和战略行动能力的深度角逐。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胜，关键在于以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的治国理政总方略，抢占制高点、赢得主动权。
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有一个逐步形成和完善的过程
经多年努力，现在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对当代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人和总书记本人，是一个神圣时刻。历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光明的前途上充满困难和风险。把握机遇，克服困难，就能为民族复兴做出历史性的贡献;如果应对失当，也会丧失时机，愧对先人与后代。在这样的时间节点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意识、担当精神。十八大刚刚结束，习近平就说，“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古人云，“不谋大局不足以谋一隅”.1
此时，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远见卓识和科学态度从战略高度思考如何实现完成这一任务。
“四个全面”总方略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今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创新成果，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启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到“五位一体”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从“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到“全面从严治党”——正是党治国理政方略的不断完善中，党和国家事业不断走向兴旺发达，中国以势不可挡的雄姿屹立于世界东方。
短短30多年，从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到经济总量世界第二，实现如此逆转，“中国为什么能?”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勇于开拓、与时俱进，围绕执政兴国的历史使命，适时提出反映发展阶段性特征的目标任务，把总目标化作总方略，把总方略变为具体的谋篇布局和任务落实，形成战略优势，取得战略成果，不断切近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
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一个科学的完整的理论体系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背景，以探索和回答“什么是民族复兴、怎样实现民族复兴”这样的基本问题为主线，形成了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
同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一个整体，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阶段性战略目标，是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统领。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战略目标的关键一招、根本路径，全面依法治国是实现战略目标的基本方式、可靠保障，而全面从严治党是发挥党的坚强领导核心作用、为实现战略目标提供坚强组织保证的根本前提。必须把每一项战略举措放在“四个全面”的总体布局中来把握，才能正确认识每一项举措同其他三个“全面”的关系，把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总要求贯穿各项工作的全过程、各环节，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凝聚起更为强大的正能量、推动力。
让我们深刻理解、准确把握“四个全面”总方略的重大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进一步把思想统一到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四个全面”总方略上来，增强政治定力，提高执政水平，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意识和夙夜在公的责任意识，锐意改革、开拓创新，不断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接力奋斗实现宏伟目标的历史进程中绽放时代精彩，书写历史荣光。
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处于引领地位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只有以全面深化改革破解民族复兴进程中的深层次矛盾问题，以全面依法治国确保现代化建
设有序进行，以全面从严治党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才能绘就全面小康社会的宏图，才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因此，对“四个全面”必须全面把握、全面坚持，不可偏离和偏废。要统筹协调“四个全面”的贯彻落实。深入研究和科学把握“四个全面”的关联性、耦合性，注重统筹谋划、协同配合，做到同频共振、形成合力。还要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关系，只有始终坚持这样的统筹协调推进，才能把“四个全面”贯彻得更加自觉、落实得更加到位。
参考文献：
[1]习近平.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N].人民日报
[2]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N].人民日报
关键词：唯物辩证法;“四个全面”;实践与创新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5-0004-02
在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中，在错综复杂的世界形势下，在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共产党立足于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艰辛拼搏，不懈奋斗，始终以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目标，带领和依靠全国各族人民，披荆斩棘，团结一心，誓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变成通途。自十八大召开以来，时代的焦点已经聚集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上，面对历史积弊与转型发展中暴露出的新问题、新挑战、新情况、新趋势，习近平总书记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汲取力量，立足实际，从大局出发，以问题为导向，总结经验，谋求发展，集全党之智慧，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四个方面”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脉相承，继往开来而又具有创新之处，在解决“社会主义的本质”“党的建设”“怎样发展”之后，接下来要考虑的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四个全面”相互之间亦因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贯通、相互作用而相得益彰。每一个全面都是独具特色的系统思想，每一个全面都有唯物辩证法内蕴其中，每一个全面都值得我们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视域下去分析探讨，以对其理解得更为到位、深刻。
一、“四个全面”与物质的客观实在性
先厘清物质与意识的关系，即何为第一性的问题、是人类要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前提。在科学实践的基础上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经过百年实践检验证明了其科学性的唯物辩证法的发展，做出了物质是第一位的，是客观实在的，是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可为人的意识所反映，即物质决定意识的正确回答。同时，唯物辩证法并不否定意识对物质有能动的反作用，正确的意识可以推动事物的发展，错误的意识则会延缓事物的发展，但物质始终是世界的本原。这一原理告诉我们开展工作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分析当前境遇，认清基本情况，把握新时期的新特征与新特点，实事求是。正确政策的制定，是建立在对客观实际的正确分析与认识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们当前的基本国情，习近平总书记说：“这是我们认识当下、规划未来、制定政策、推进事业的客观基点。”[1]现阶段我国基本国情没有改变，“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依然具有实际意义，我们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经济建设水平、改善人民生活、解决凸显矛盾、构建和谐生态环境、维护国内国际稳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朝着宏伟蓝图大踏步迈进，任重而道远。邓小平曾说：“发展起来的问题一点也不比没有发展起来时少。”[2]邓小平同志不是预言家，是在对现实的客观思考后以长远的眼光分析得出来的结论。贫富差距、民生保障、“西化”侵蚀、党内腐败、环境恶化等严峻形势出现在我们面前，对已经出现和尚在萌芽状态准备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与矛盾的正确认识，对发展起来出现问题的解决，正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的现实基础，更需要协调推进“四个全面”予以全方位、深层次的解决。
二、“四个全面”与事物的普遍联系
恩格斯曾说：“当我们……考察……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3]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之间的联系是普遍的、客观的、多样的。这就要求我们用联系的、全面的眼光看待“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而不能将其孤立、割裂。“四个全面”是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相互牵引，协调配合，内在逻辑关系可以将其物化为“车”。首先，车辆行驶是要有一个目的地的，而“四个全面”这辆车的目的地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次，“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是左右两边的车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提供车辆行驶的动力与保障，使车辆可以沿着正确轨道又稳又快地前行;再次，车辆的司机就是我们党，载着全国人民朝着经济良好发展、政治稳定清明、文化百家争鸣、社会公平正义、生态环保和谐的愿景驶去;最后，党的自身建设事关国家治理的兴衰成败，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根本保证。”[4]由此可见，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成为坚强领导核心的保证，是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胜利的总指挥，是“四个全面”深化落实、不断推进的中枢。
三、“四个全面”与事物的永恒发展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发展是一个前进的、上升的运动过程，实质是新事物的产生与旧事物的灭亡，任何事物包括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要经过一定的过程。恩格斯曾说：“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5]我们应回顾历史、立足现在、面向未来，以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这不是凭空捏造，不是一蹴而就，更不是生搬硬套的教条组合，而是有其理论的积淀、随实践的演变及客观存在的现实需要与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以时间轴为分析主线，“一个全面”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首次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2012年，在十八大的报告中首次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2013年，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十八届四中全会上紧接着提出“全面依法治国”，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从严治党”，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首次将“四个全面”并提，2015年初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将条理清晰、逻辑严密、结构合理的“四个全面”定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布局，开启了党治国理政的新篇章，也标志着实现了又一个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
四、“四个全面”与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
唯物辩证法认为，时时有矛盾，处处有矛盾。矛盾双方的既对立又统一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对立统一规律也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矛盾具有同一性和斗争性，双方共存并相互斗争构成事物矛盾运动并推动事物的发展;矛盾又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不同事物的矛盾有不同特点，同一矛盾在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特点，构成事物的矛盾有主要矛盾、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的次要方面之分。这就要求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运用辩证思维分析问题，做到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既要注重总体谋划，又要注重牵住‘牛鼻子。”[6]现阶段正是各种问题的凸显期，要正视矛盾的存在。“四个全面”正是抓住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人民日益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生产力这一主要矛盾而提出的，我们应理性思考、抓住本质、通盘考虑、合理决策，把解决主要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放在第一位，要认识到当前我国还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深化改革中还面临很多利益藩篱，党内还有腐败分子没有肃清，法治道路上的践行障碍重重。我们应意识到“全面”两个字在“四个全面”中的重要意义，这是矛盾分析法中普遍与特殊、个性与共性的具体统一，是总揽全局宏观把握整体推进之下“一个都不能少”的体现。
五、“四个全面”与质量互变规律及否定之否定规律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的量的积累可以引起事物质的改变，量的积累超过“度”，便会引发质的变化。我们要重视事物量的积累，也要把握适度原则，这个方法论的指导意义同样在“四个全面”的提出与形成过程中有所体现。“四个全面”中，每个全面的提出都是审时度势的彰显，当“四个全面”逐步一一提出并汇总成为当前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新的理论飞跃，就是每一部分量变的积累形成了理论上的质变。我们在将此理论运用于指导实践时，每一方面该怎么进行，该进行到什么程度，该怎么和其他三个方面来进行配合与协调，都是应当把握一个“度”的，这不是执行贯彻中的退缩，而是为了真正做到协调推进，以获得最大的实际效果。事物的发展也都有一个辩证扬弃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就要经过不断的否定、肯定、再否定这一规律。“四个全面”尚未提出时，摆在领导人面前的可能不止这四个方面，可能有五个甚至十个方面。这就要深刻分析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剔除落后的、不合时宜的方面，着眼于长远的、对未来起决定作用的方面，并且要联系客观实际具体灵活地进行运用，才能真正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引导下将“四个全面”发挥出巨大作用。
六、“四个全面”与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原理
认识的基础是实践，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其他哲学最根本、最鲜明的特征。认识来源于实践，也要回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再根据客观环境条件的变化进行认识的丰富与发展，如此循环往复。“四个全面”有其深厚的实践基础，来源于建设祖国的正确实践、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毛泽东曾说：“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7]“四个全面”以新的提法、新的体系、新的结构、新的布局充实到人民群众当中，继续引领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必将不断丰富和发展“四个全面”的理论内涵，在科学规范的顶层设计和历史与逻辑统一的认识指导下，相信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将会谱写出华夏儿女幸福祥和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本领[N].人民日报，2015-01-25.
[2]邓小平年谱[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59.
[4]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03-06.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4.
[6]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01-25.
[7]毛泽东.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Z].1963-05-20.
摘要：2014年12月，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强调，要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总书记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总体布局。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正是中国“发展起来以后”，更加注重发展和治理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 内在关系
一、“四个全面”的提出与形成过程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小康之家”的设想。2002年，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2007年，十七大要求：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2012年，十八大将“建设”改为“建成”，进一步提出了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
（二）全面深化改革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实际上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两个基本点其中一个就是坚持改革开放。2012年，十八大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问题作出重要决定。总书记说，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又一次总部署、总动员”。
（三）全面依法治国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包括我们建国以来，实际上我们的法制建设一直不断加强。1997年，十五大要把依法治国提到治国方略的高度，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2012年，十八大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要求。2014年10月，十八届四中全会，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把法治建设作为中央全会的专门议题，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全面的战略部署。
（四）全面从严治党
1994年十四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2002年的十六大和2007年的十七大，都提出了党的建设的基本格局。2009年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要命题和任务。2012年，十八大提出了以改革创新竞争，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并再次强调要从严治党。2014年10月，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进一步提出了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的要求，并对全面推进从严治党进行了部署。现在，又直接使用了“全面从严治党”的表述。
综合来看，“四个全面”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治国理政思路的高度概括。“四个全面”的形成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一个全面”到“两个全面”。
在十八大之前，2002年十六大提出了“一个全面”，即“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2007年，十七大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改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把“一个全面”扩展为“两个全面”。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简化为“全面深化改革”。
第二个阶段是从“两个全面”到“三个全面”。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样，就把“两个全面”进一步扩展为“三个全面”。
第三个阶段是从“三个全面”到“四个全面”。
十八届四中全会闭幕后不久，2014年12月14日，总书记在江苏考察调研时提出，“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至此，把“三个全面”首次扩展为“四个全面”。而且在这次对江苏考察中，总书记首次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并且是同其他三个全面一起结合起来，首次提出“四个全面”，这是第一次提出来。
二、“四个全面”之间的内在关系
总书记讲，这个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伟大目标。“全面”一词充分说明这个小康社会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诸多方面的小康社会。“四个全面”是一个大系统，每一个“全面”是一个小系统，彼此之间相互依存、关联递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奋斗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向，其他三个全面则是实现目标的战略举措；全面深化改革是“关键一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强大动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根本保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驾护航；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如期实现；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是新常态下波澜不惊、破浪前行的压舱石。
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作为三大战略举措，都要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服务，也要体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三大举措实施得不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就要受到影响，目标就不能保证实现。三大战略举措之间，也有密切的联系，必须相互配合、相互协调，互相渗透，共同推进。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由党来领导，因此，就必须从严治党。
“四个全面”之间的逻辑关系不是简单并列关系,而是有机联系、相互贯通的顶层设计，具有总分总的逻辑结构。之所以在这些施政方略前面加上“全面”，一方面是一种延续性，是对以往方向、路线的一脉相承，表明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没有另起炉灶，否定过去；另一方面，“全面”就是要覆盖面更广，不可能留有死角、达不到的地方，而且加强了力度深度广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奋斗目标，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阶段性目标，具有战略统领和目标牵引作用。其他三个全面分别是我们的基本动力、基本保障、基本支撑。改革既是驱动力，也是凝聚力；既是方法路径，也是精神内核，是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强大动力、根本路径。法治是框架和轨道，也是理念和方法。全面依法治国是实现其他三个方面的基本方式和可靠保障。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领导核心，全面从严治党具有全局性、根本性，只有通过全面从严治党才能使我们党坚强起来，才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因而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前三个全面的坚强保证。总之，“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方略与时俱进的新创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成为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全新布局。“四个全面”的提出，使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关键环节、重点领域、主攻方向更加清晰，内在逻辑更加严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总体框架更加完整，趋于成熟。
“四个全面”是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四个全面”作为相辅相成、相互支撑、内在统一的整体。
一是统一于“四个伟大”。“四个伟大”：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大梦想、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加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开展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都离不开“四个全面”的协调共进。抓好“四个全面”，就能形成“四个伟大”联动的时代洪流。
二是统一于党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四个全面”涵括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就统揽了治国理政的全局。
三是统一于中国与世界的深刻互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既是进一步形成中国特色、打造中国优势的大棋局，又是中国进一步拥抱世界、引领时代的大棋局。统筹好“四个全面”，“中华号”巨轮必将在世界大潮中行稳致远，驶向胜利彼岸。
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大意义
“四个全面”，是习近平同志站在时代和全局的高度，在坚定中国自信、发展中国道路、优化中国模式、总结中国经验，带领人民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提出来的，既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又是实践创新的巨大飞跃。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一）开拓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新境界
不断开拓治国理政的新境界是我们党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提升的标志。“四个全面”廓清了治国理政的全貌，抓住了治国理政的关键，拎起了治国理政的总纲，集中体现了党治国理政的新思路、新方略，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成为我们党新的历史时期指导思想，为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
（二）确立中国由大向强发展的总方略
由大向强，不仅是量的积累，更是质的飞跃。如何实现这“关键一跃”，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核心课题。由大向强是件好事，但是另一方面是“树大招风”，原来我们是边缘，现在我们在放大镜里工作，人家就用显微镜来看我们。越是靠近世界舞台中心、越是接近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遇到的阻力和压力就越大。同时，我国改革发展进入攻坚期、深水区，要用几十年解决西方在几百年的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还要解决自身特有的突出矛盾问题。国内外安全风险叠加交织，面临“中等收入陷阱”“西化分化陷阱”等，这些都给党治国理政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更高要求。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就能更好统筹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实现中国梦的统一，坚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统一，以全面深化改革来破解民族复兴和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各种深层次矛盾问题，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来确保发展风险有序可控，以全面从严治党来强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
无论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继续推动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还是以“中国奇迹”的升级版实现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核心都在于完善“中国模式”，打造和增创“中国优势”。“四个全面”是将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之中的大手笔，特别是明确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意味着中国模式的核心之一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四个全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将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三）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施，表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方略更加完善，标志着我们党对党的执政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党带领人民向着宏伟目标的伟大进军又迈出重要一步。“四个全面”总方略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今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创新成果，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启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到“五位一体”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从“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到“全面从严治党”——正是党治国理政方略的不断完善中，党和国家事业不断走向兴旺发达，中国以势不可挡的雄姿屹立于世界东方。
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陆续得到清晰的解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此构建成型。实践为理论创新提供基础，又对理论创新提出新的要求。
【“四个全面”之思想脉络 开辟中国道路新境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特征和历史变化，科学分析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生动描绘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蓝图，极大鼓舞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奋斗激情。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有一个逐步提出和成型的过程。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党的十七大重申这一奋斗目标，并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改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的十八大则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提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起草体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三个全面’的逻辑联系”。2014年12月，总书记在江苏考察调研时提出：“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
强调“四个全面”协调推进，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深刻表明我们党不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自觉，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勇于开拓创新的理论品质，必将开辟中国道路新境界，成为当代中国新航标，书写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
【“四个全面”之现实逻辑 拎起了中国发展的总纲】
中国人历来重战略。在中央看来，21世纪的头二十年是难得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达到总体小康的目标之后，中国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个判断并未改变，但是其内涵和条件正在发生变化。这种新变化集中体现为，在更高的发展起点上，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风险挑战前所未有。“四个全面”在这个时候提出，从坚定中国自信、立足中国实际、总结中国经验、针对中国难题的高度，廓清了治国理政的全貌，抓住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键，拎起了中国发展的总纲，确立了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主要矛盾、重点领域、主攻方向。
全面建成小康在本质上是发展的问题，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这个发展的主要内涵，是提质增效、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全面深化改革，开启了生产力、创造力和社会活力迸发的闸门，如何让这喷薄的洪流奔涌在既定的河道？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解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
从严治党始终是我们党的自身要求，总书记在我党90多年历史上首次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
【“四个全面”之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 通观“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和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改革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和时代潮流，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从严治党是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现实要求。
如何发挥地方的作用始终是中国这样一个快速变革的大国面临的治理难题。一方面，地方是治理矛盾和冲突高发频发场域，地方的行为失当会削弱执政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富有活力和创造力的地方也直接推动整个国家治理绩效的提高。
在过去30多年，总体而言，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得益于地方积极性的发挥。他们通过有效动员本地资源、投入的工作分担了国家治理的庞大成本，利用创造性的解决问题方式确保了党和国家政令的落实，为制度改革和完善提供了经验，在相互竞争和学习中，提高了地方治理的绩效，推动了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鼓励、支持和包容地方探索创新，就是发挥各级地方政府及官员积极作用的有效措施。过去30多年的经验充分证明了这点。
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解放了整个国家的思想，为地方政府的许多大胆探索实验创造了有利的思想和舆论环境。上个世纪90年代不断扩大的对外开放，为各级地方政府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提供了更大的窗口，更通畅的渠道，直接催生了政府管理中的诸多创新。新世纪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社会的深刻变化，社会问题、社会吁求以及社会支持，成为推动地方探索创新的新动力。
截至目前，由学术团体于2000年创办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已经评选了八届，共有近两千个项目申请，有80个项目获得优胜奖。这些项目涉及政治发展、行政改革、社会管理等重点改革领域，分布在全国各省区直辖市。
创新者的命运与创新的可持续性密切相关
通过对历届项目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地方创新的几个基本特点。
第一，创新主要发生在县、市这个行政层级，创新主体主要是地方党委和政府机构。这也充分说明了“郡县治天下安”的当代意义。
第二，地方创新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呈高度的正相关性。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创新主动性更强，创新活动更多。因此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浙江、广东是创新奖的获奖大省。
第三，创新者的命运与创新的可持续性密切相关。开展创新的地方官员如果能够得到上级的认同，获得职位的晋升，那么就非常有利于创新项目的完善深化，乃至向更大区域的扩散。
第四，地方创新有很强的问题导向。尽管各类创新中不乏政绩工程，但是大部分创新，尤其是持续性强的创新，都因为解决了本地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而得到当地民众认可和支持。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地方党政部门对这些本地问题的回应，往往依据的是中央的有关政策精神，甚至还会成为中央政策的制订依据和参考。因此，地方创新的问题导向与中央对问题的判断和解决问题的要求，并不相悖，而是相互支持的。
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观念利益分化多样，发展后出现的挑战和难题更为多样复杂，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任务更为艰巨，迫切需要增强推进改革的信心和勇气，动员和凝聚各个方面的力量，形成改革和发展的合力。
面对纷繁复杂、差异明显的治理问题，离得越近，越了解问题的实际情况和解决问题的关键。因此，各级地方政府应该是诸多具体治理问题的第一回应者和解决者，各级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尤其需要有效发挥。各界对此已经形成了基本共识。因此，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成为本届政府改革的首选内容。
遗憾的是，伴随着经济增长放缓新常态出现的是，许多地方政府以及职能部门的改革创新步伐也在放慢。甚至出现了李克强总理在多个场合批评的“门好进了、脸好看了，事难办了” “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等懒政怠政现象，导致顶层设计与执行落实的脱节，既影响了治理效果，也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
对创新的激励机制不完善
地方探索创新动力不足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利益格局的固化限制了改革创新。就政府治理而言，稳定和秩序是其首选目标，探索创新多是对危机和挑战的应对。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之所以在各地经常涌现出不同内容和形式的改革创新，主要是因为当地党委政府有着强烈的发展理念和担当精神。而经过了30多年的发展变化，利益格局基本形成，一些利益关系固化下来，制约和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行动，思想懈怠了，行动疲沓了。
第二，国家治理内容的调整造成了地方官员的不适应。尽管经济发展依然是整个国家治理的中心任务，但是社会治理、环境治理、文化治理等上层建筑的调整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对于长期习惯于搞经济建设的各级官员来说，很难马上适应这些新的治理需要。这些新的治理任务，需要更细致的规划、精细化的管理以及长期的投入，不能简单地套用提高GDP的方式和做法，甚至这些治理任务与发展经济的任务之间还存在着紧张乃至矛盾关系。
第三，顶层设计方案执行中的“时滞效应”。加强顶层设计，意在整体谋划，克服决策的碎片化和行为的短期性，发挥中国的制度优势。在设计顶层方案的时候，通过领导小组、部门联席会议、明确具体任务等方式，的确实现了这种制度创制意图，但是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还存在着“时滞效应”，设计方案不能及时按时落实执行。“条块”格局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方面顶层方案是由作为“条条”的各职能部门执行的，需要与这些部门的系统要求对接起来;另一方面顶层方案往往会通过行政层级（块块）来贯彻。囿于“文件政治”的遵循原则，各层级之间“职责同构”的限制，虽然各级落实方案的形式越来越完整，语言越来越规范，但是特点越来越弱，即使是最低层级制订的落实方案都会与顶层方案差别不大，限制了具体方案在各地方层级的操作性。
第四，从严管理背景下的畏缩，甚至推诿倾向。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提高国家治理制度化水平的战略性举措。从严管理是这些战略措施在各地方、各部门中的具体落实。然而，由于在有些地方和部门，对这些战略举措认识的不到位，导致具体落实措施的简单化、武断化，扭曲了制度设计的初衷，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比如，把从严管理等同于凡事都要找依据，没有依据就不办事、不执行;把从严管理等同于凡事都要走程序，事事请示汇报，等领导批准;把从严管理等同于增加监督，混淆了决策和监督之间的边界，降低了决策的效率;等等。最重要的是，由于在从严管理过程中，没有厘清各级官员自主行为的空间边界，尤其是法律和政策的边界，使得他们行事小心翼翼，容易滋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
第五，对创新的激励机制不完善，效力不足。说到底，探索创新是由人来执行的，没有富有创新精神和冲动的各级官员，就不可能有遍布各地的创新探索。中国的官员队伍集聚着社会精英，其中不乏有理想、有抱负、有追求的人。这是中国制度能持续高效运行的重要原因。创新不能只依靠创新者的主观动力、个人情怀，必须构建可持续的激励机制。现有的薪酬机制、晋升机制并没有将鼓励创新考虑进去，平均主义、“出头椽子先烂”的心理依然存在于各地政治生态中，一错抵千功现象时有出现。
第六，社会舆论对地方官员的塑造诱发的消极情绪。地方官员在社会舆论中传播较多的，往往不是正面形象。尽管地方官员为了落实上级要求，采取了各种方法来克服困难，解决问题，但由于掌握的资源有限、监督制约乏力，加之部分人员能力和素质不足，容易出现行为的失范，与地方社会形成直接的矛盾和冲突。舆论对地方官员的批评和消极刻画，增加了地方官员工作的难度，也诱发了消极情绪——既然不能得到理解和承认，就不需要努力和担当。我参与了多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评选，接触的许多官员都曾经对我表示，他们之所以看重这个奖项，因为这是来自社会的评价。
尊重地方的自主性
地方探索创新动力不足引起了中央的重视。从全面深化改革目标确定以来，习近平同志就多次提到要把顶层设计与鼓励基层创新结合起来。
顺利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必须更加重视发挥地方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连接纽带作用，尤其要从改革开放30多年产生的经济社会政治变化背景出发，构建中央与地方、地方与社会、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多重合力，有效应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挑战和问题。这一过程中，以下问题尤其值得注意：
首先，要清醒地认识、辨析和承认地方发生的重要变化。今天的地方，与改革开放之初的地方已经迥然不同。不仅有自身清晰的利益主张，而且彼此之间的差别更加多样，甚至有些方面的差距不断在拉大。只有承认这些变化，才能在进行顶层设计的时候不犯冒进主义，“毕其功于一役”的错误。决策者要自觉地在决策中树立多样性意识，作出有针对性的回应，这既是对地方的尊重，也有利于提升政策执行的效果。在许多治理问题上，地方不仅是上级要求的执行者，也是上级的合作者，更是问题的预警者。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有助于控制问题的扩大、风险的传播，也能为政策制定和改进提供依据。
其次，要积极构建鼓励差别化探索的体制机制。长期以来，我们在政策执行中受困于“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恶性循环，造成了治理资源的巨大浪费。鼓励差别化探索必须以承认地方的多样性为前提，深化中央与地方，各层级地方之间的权责划分，在总的框架下确定具体目标时要尊重地方的自主性，确定政策效果衡量标准时切忌采取单一化。因此，要进一步提高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科学化水平。在决策过程中多关注地方的需求和具体情况，多吸收地方的经验做法，在执行的过程中给地方适度的变通空间，合理的配套资源，并允许试错、宽容失败。
第三，要在合理划分治理职责的前提下积极推动各类治理资源的合理配置。习近平同志在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七次会议上提到，要针对基层工作特点和难点，推动职能下沉、人员力量下沉，建立与基层改革实际需要相匹配的权责体系。近年来，通过多方面的努力，基层治理所需的资金、人力、办公场所、技术支撑等各类治理资源普遍增加，基层治理的能力也不断提高。但是，这些调整变化还不足以应对复杂多样琐碎的治理问题，因为许多治理问题需要更高层级来协调，需要跨行政边界来合作解决。因此，既要合理划分治理职责，探索治理资源的跨边界配置，又要防止一些部门以资源下沉为借口下放责任。
第四，要营造鼓励政府创新探索的社会舆论。充满活力的社会急切地呼唤着创新，社会创新正在引领政府创新。这是30多年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要鼓励各级政府探索创新，不是简单地奖励几个优秀的官员，树立若干模范榜样，而是营造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尤其是对官员的评价不能过度使用“一票否决”方法。在舆论引导上，上级部门尤其不能频繁使用批评问责，为维护自己的权威，将下级部门和官员置于上级的对立面，这样只能加剧国家与社会、上下级之间的不信任。
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向何处去？对于世界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变得远比100年前重要得多。在中国国内，1992年的市场化浪潮、1997年的香港回归、2001年的加入WTO、2003年的抗击“非典”、2008年的奥运盛典，这一连串里程碑式的事件，刻画了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迈向复兴的轨迹，也将那个不曾消失的疑问一次次推上前台：中国将走一条怎样的发展道路？
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陆续得到清晰的解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此构建成型。实践为理论创新提供基础，又对理论创新提出新的要求。
【“四个全面”之思想脉络 开辟中国道路新境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特征和历史变化，科学分析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生动描绘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蓝图，极大鼓舞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奋斗激情。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有一个逐步提出和成型的过程。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党的十七大重申这一奋斗目标，并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改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的十八大则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提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起草体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三个全面’的逻辑联系”。2014年12月，总书记在江苏考察调研时提出：“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
强调“四个全面”协调推进，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深刻表明我们党不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自觉，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勇于开拓创新的理论品质，必将开辟中国道路新境界，成为当代中国新航标，书写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
【“四个全面”之现实逻辑 拎起了中国发展的总纲】
中国人历来重战略。在中央看来，21世纪的头二十年是难得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达到总体小康的目标之后，中国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个判断并未改变，但是其内涵和条件正在发生变化。这种新变化集中体现为，在更高的发展起点上，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风险挑战前所未有。
“四个全面”在这个时候提出，从坚定中国自信、立足中国实际、总结中国经验、针对中国难题的高度，廓清了治国理政的全貌，抓住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键，拎起了中国发展的总纲，确立了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主要矛盾、重点领域、主攻方向。
全面建成小康在本质上是发展的问题，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这个发展的主要内涵，是提质增效、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从“奔小康”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的十八大描绘出全面小康社会的清晰图景。小康梦的升级版，为中国梦注入更多实实在在、鼓舞人心的内容。“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与“大家好，民族好，国家才会好”相互激荡，从最贴近民心的角度激发起全面小康的无尽动力。
全面深化改革，开启了生产力、创造力和社会活力迸发的闸门，如何让这喷薄的洪流奔涌在既定的河道？正如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所介绍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就开始着手研究和考虑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议题。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顶层设计，实现这个奋斗目标，落实这个顶层设计，需要从法治上提供可靠保障。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制定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蓝图，成为中共党史上第一次专门研究法治建设的中央全会。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解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要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就必须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从法治上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制度化方案。
从严治党始终是我们党的自身要求，总书记在我党90多年历史上首次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八项规定为肇始，以作风建设为突破口，以教育实践活动为深入拓展，以重拳反腐为强劲动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思想在实践中不断成熟。总书记强调，新形势下坚持从严治党，就是要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从严管理干部，持续深入改进作风，严明党的纪律，发挥人民监督作用，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全面从严治党，核心问题是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重点是从严治吏、正风反腐、严明党纪，目标是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四个全面”之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
通观“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和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改革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和时代潮流，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从严治党是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现实要求。
总书记第一次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定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第一次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标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一次将全面依法治国这一战略举措，论述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姊妹篇”，形成“鸟之两翼、车之双轮”；第一次为全面从严治党标定清晰路径，“增强从严治党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实效性，使从严治党的一切努力都集中到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上来，集中到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上来”。这些创见，清晰地标定了“四个全面”之间的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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