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当得利与无因管理（精选6篇）
一、不当得利
1、不当得利的性质问题
不当得利的性质我国法律无规定，学理上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不当得利属于事件，另一种观点认为不当得利属于事实行为。我们认为，应当具体分析。非给付的不当得利认定为事件比较恰当，如甲家鱼池的鱼跃入乙家的鱼池；给付的不当得利认定为事实行为，如银行因错误多付给取款人1万元。
不属于不当得利的情况
① 履行道德义务而为给付。如养子女对生父母不具有赡养义务，但是养子女支付了赡养费后悔的，不能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返还。
② 履行未到期债务而交付财产。如甲因提前履行债务而丧失的期限利益。
③ 因不法原因而交付财产。如甲因赌博向乙支付的赌债。
④ 明知无给付义务而交付财产。如甲因售货员的错误而少付了货款500元。
例：王先生驾车前往某酒店就餐，将轿车停在酒店停车场内。饭后驾车离去时，停车场工作人员称：“已经给你洗了车，请付洗车费5元。”王先生表示“我并未让你们帮我洗车”，双方发生争执。本案应如何处理？
A.基于不当得利，王先生须返还5元
B.基于无因管理，王先生须支付5元
C.基于合同关系，王先生须支付5元
D.无法律依据，王先生无须支付5元
分析：本案中，王先生获得利益很难说没有法律上的根据。因为王先生驾车前往该酒店就餐时，其与酒店之间形成了一种服务合同关系，而停车场的工作人员正式基于王先生与酒店之间的关系才为王先生洗车的，故不属于不当得利，A错。同时，由于停车场工作人员为王先生洗车是“明知是他人事务，而出于为自己利益管理”，不属于无因管理，B错；此外，停车场工作人员与王先生并未就洗车这项服务协商一致，因此王先生并无合同上的义务需要向酒店支付洗车费用。故本题应选。
例：在下列何种情形中，乙构成不当得利？（D）
A甲欠乙500元，丙在甲不知情的情况下自愿代为偿还
B甲大学新建校区，当地居民乙的房屋大幅升值
C甲以拾得的100元还了欠乙的债务
D甲雇人耕田，雇工误耕了乙的数亩待耕之田
2、返还不当得利的范围，因收益人的善意或恶意而不同。
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标的为受有利益的一方所取得的不当利益。受益人返还的不当利益，可以是原物、原物所生的孳息、原物的价金、使用原物所取得的利益，也可以是其他利益。返还不当利益请求权的标的的范围，也就是受益人返还义务的范围。具体有三种情况：
第一，受益人在获利时善意，返还的利益仅以现存利益为限。利益已不存在时，受益人不负返还义务。受益人受有的利益大于受损人的损失时，受益人返还的利益范围以受损人受到的损失为准；
例：甲服装厂和乙百货公司签订服装买卖合同。合同约定由甲服装厂出售5万件服装给乙百货公司，由乙百货公司于11月5日之前到甲服装厂提货。11月4日乙百货公司派员工前往甲服装厂提货，该服装是500件一包。在装货时，由于装卸工人的失误共装105包，双方人员当时均未察觉。货车回商场途中因雾气太重致与一辆运油车相撞起火，车上货物全部被烧毁。双方就5包货物的现存利益为损失承担发生纠纷，如何处理？
分析：甲乙公司之间构成不当得利。但乙公司善意，故其返还范围以现存利益为限，但5包货物已被烧毁，无现存利益。故甲公司就5包货物的损失自行承担。
第二，受益人获利时恶意的，应当返还其所取得的全部利益，即使其利益不存在，也应负责返还。若受益人所得到的利益少于受损人的损失时，受益人除返还其所取得的全部实际利益外，还须就其损失与得利的差额另行赔偿。利用不当得利所获得的收益，扣除劳务费后，予以收缴。
例：2008年1月5日上午，原告李某在一家银行办理汇款业务时，因疏忽将3万元现金误存到被告吴某在中国工商银行的牡丹灵通卡帐户上。当日原告李某即与被告吴某联系，要求其退还误存的现金3万元，遭被告拒绝，遂引起诉讼。
分析：本案中，被告明知其取得3万元没有合法根据而取得该利益，是为恶意。恶意的不当利益返还的范围应是受损人的全部损失，即除了返还3万元外还应返还3万元的存款利息。
例：某甲向银行取款时，银行工作人员因点钞失误多付给1万元。甲以这1万元作本钱经商，获利5000元，其中2000元为其劳务管理费用成本。1个月以后银行发现了多付款的事实，要求甲退回，甲不同意。下列有关该案的哪一表述是正确的？（C）
A，甲无需返还，因系银行自身失误所致
B，甲应返还银行多付的1万元
C，甲应返还银行多付的1万元，同时还应返还1个月的利息
D、甲应返还银行多付的1万元，同时还应返还同时还应返还1个月的利息及3000元利润
分析：《民法通则》第92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对民法通则的解释，退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利用不当得利取得的其他利益，扣除劳务管理费用后，应当予以收缴。本题中银行工作人员因点钞失误多付给某甲1万元，构成不当得利。甲作为债务人应返还包括原物1万元和原物1万元所生的1个月的利息。因此，正确的选项为C。甲以这1万元作本钱经商，获利5000元，属于利用不当得利所取得的其他利益，扣除劳务管理费用后的3000元应当予以收缴（5000-2000=3000），收缴主体是国家而非银行。
第三，受益人在获利时不知而后才知的，即受益人受益时为善意而其后为恶意的，以知道的时间为界，以前以及此后分别按照上述两种情况决定其返还利益的范围。
3、不当得利之债与侵权之债的竞合
① 在得利人为恶意的情况下，只要得利人受有利益，不管实际得利与否，均负有不当得利之债。在此种情况下，实际上形成不当得利与侵权行为竞合，受损人可以侵权行为请求损害赔偿。
② 在得利人为善意的情况下，应以得利人实际受有利益为限，但得利人因重大过失而失去利益，应负有不当得利之债。
二、无因管理
一种观点认为：无因管理以本人的受益为限，其理论意义在于防止他人对本人事务的干涉。另一种观点认为：无因管理不以本人的受益为限，其理论意义在于张扬助人为乐的伦理价值。我国司法实践中采用的是第二种观点。所以，在无因管理之债中，即使管理行为没有使财产保存下来，但并不影响无因管理本身的成立。
1、不构成无因管理的情况:
① 违法的或者违背社会公德的行为，② 不足以发生民事法律后果的，③ 纯粹道义上的、宗教上的、一般生活事务的行为、④ 单纯的不作为、⑤ 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由本人实施的或经本人授权才能实施的行为。
2、必要费用
包括在管理或者服务活动中直接支出的费用，以及在该活动中受到的实际损失。
例：甲看见乙独自一人在田里插秧，于是喊到：我下来帮忙啦。帮乙插秧一小时，被蛇咬伤，为此发生医药费200元。
以受益为限要赔偿10元，如果不是要赔偿200元。我国司法实践强调助人为乐这种伦理价值应当得到张扬，因此无因管理不以本人的受益为限。
3、管理人赔偿责任
管理人基于故意、重大过失而致被管理人损害的，应负赔偿责任，一般过失应免除或减轻管理人责任。
三、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的区分
例：甲饲养一只山羊，误入乙饲养的羊群，乙误以为是自己的山羊而饲养。在该山羊生病时，请人医治花去费用20元。后经确认是甲之山羊，甲要求返还，乙要求支付20元的费用。对该20元的费用，在性质上应定为（A）
A． 不当得利之债
B． 合同之债
C． 无因管理之债
D． 不当得利之债或无因管理之债
分析：在本题中，乙为山羊看病在主观上不是为了他人的利益，因此它不符合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但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条件。
补充练习：
1、送奶人误将王某订的牛奶放人其邻居张某家的奶箱中，张不明所以，取而弃之。张某行为的性质应如何应定?（D）
A.构成不当得利
B．构成侵权行 为
C．构成无权代理 D．并无不当
2、甲不慎落水，乙奋勇抢救，抢救过程中致甲面部受伤，同时乙丢失手机一部。下列表述中哪一说法是正确的?（D）
A．乙应赔偿甲面部受伤的损失，甲不应赔偿乙失落手机的损失
B．乙应赔偿甲面部受伤的损失，甲应赔偿乙失落手机的损失
C．乙不应赔偿甲面部受伤的损失，甲不应赔偿乙失落手机的损失
D．乙不应赔偿甲面部受伤的损失，甲应赔偿乙失落手机的损失
分析：乙奋勇抢救落水的甲，属于无因管理，其在抢救过程中丢失手机一部，应由甲赔偿。乙抢救过程中致甲面部受伤，但乙不存在重大过失，可以免责，因此，乙不应赔偿甲面部受伤的损失，3、下列选项中，哪些构成无因管理之债？（ABD）
A、甲发现乙一个忙脱粒，主动帮助。因谷子飞进甲眼睛受伤，花去医药费1000元，甲请求乙支付医药费
B、甲见乙拉车上坡非常吃力，主动在车后帮甲推车。乙因受力肩上的皮带松动，致车后滑撞伤甲，花去医药费500元，甲请求乙支付医药费
C、某天傍晚，大雾迷漫，某村青年甲、乙在张大妈家的柴禾旁谈恋爱，张大妈出来抱柴禾，青年甲、乙急忙跑走，张在妈以为遇上了鬼，惊吓成病，花去医院费1000元。张大妈请求甲、乙支付1000元
D、甲将乙丢失的羊牵回家中，乙向甲索要，甲要求乙支付草料费200元
4、甲捡到了一只母山羊饲养起来，并在良种站花钱为母山羊配种，此后母山羊生了两只小山羊，后失主乙找到甲要羊。本案应如何处理？（C）A．失主无权要回山羊
B．母山羊归还失主，小山羊归甲
C．大小山羊全归还失主，失主付给甲饲养费和配种费
D．大小山羊全归还失主，失主付给甲配种费但不付饲养费
5、甲发现一头牛在自家田里吃麦苗。便将此牛牵回进行喂养。过了10天，乙发现自家走失的牛在甲家牛圈，向甲要牛。甲让乙将牛牵回但提出了一些请求，双方为此发生纠纷。现问甲的如下诉讼请求哪些能够成立？（AC）A．甲请求乙支付麦苗损失费 B．甲请求乙支付拾牛报酬 C．甲请求乙支付饲料费
浙江程某汽车电器有限公司 (所在地, 温州。以下称“程某公司”) 与杭州**汽车电器公司 (所在地, 富阳。以下称“益某公司”) 自2005年以来长期进行业务合作, 由程某公司向益某公司供货, 益某公司根据双方对账情况支付相应货款。2008年11月18日, 程某公司总经理 (非法定代表人) 黄某在出差富阳期间与益某公司总经理 (法定代表人) 周甲间发生个人款项往来, 当日黄某从富阳某银行取款机取得现金90000元交给周甲。事后, 周甲与益某公司共同向程某公司出具“收条”一份, 内容为:“今收到程某公司现金90000元整。”加盖益某公司公章及周甲签名。后程某公司与益某公司因合作不畅而发生纠纷, 并诉至某法院。随后, 程某公司就该90000元款项凭“收条”及相关银行取款凭证, 以民间借贷为由起诉益某公司及周甲。虽诉讼进展颇费周折, 但终以不当得利获得胜诉。
众所周知的原因, 不当得利虽然是债务形成的原因之一, 但在民法中规定非常原则、不具体, 司法实践中难于操作, 特别是对举证责任分配争议较大, 而本案的最终胜诉, 则与代理律师所采取的迂回战术不无关系。
二、本案庭前分析
就常规而言, 程某公司持有益某公司及周甲共同出具的“收条”一份, 但该“收条”只能证明, 益某公司及周甲收到过90000元现金的事实, 尚不足以确定双方间具体的法律关系。况且两公司间多年来存在的业务合作关系, 资金往来也相当的频繁, 使得“收条”内容涉及何某法律关系显得扑朔迷离。其次, 从“收条”出具的时间来看, 2008年11月18日距双方发生诉讼早已超过主张债权两年之诉讼时效。故代理律师对本案的裁判走向并不十分乐观, 好在根据程某公司的陈述, 该笔款项当日确系黄某在富阳时, 从自己的私人账户内提取并出借给益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甲, 确属周甲私人借款, 有当日银行取款凭证。而之所以会由益某公司和周甲向程某公司出具收条则是周甲利用职务便利, 以权谋私的意图。在了解清楚程某公司确非案款真实出借方, 及益某公司及周甲在“收条”上均盖章、签字的行为, 益某公司及周甲对于实际收到款项的事实应不会有异议, 代理律师就此给出了初步的诉讼方案。
三、将错就错, 解决实际出借人问题
引发本案的另一背景, 是程某公司与益某公司间因业务合作产生纠纷, 并已经某法院审理判决结案, 在该起案件审理过程中, 双方均未涉及到本案中的“收条”。因此, 可以基本排除本案“收条”证据, 与此前双方公司间的讼争案件间的关联性问题;其次, 对于名义上由程某公司持有的“收条”, 在益某公司和周甲未作否定性抗辩之前, 仍应以程某公司作为诉讼主体启动本案;第三, 鉴于程某公司“出借”的款项, 有证据证明其真实来源于黄某个人。基于上述事实, 在代理律师的建议下程某公司作为原告, 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 在某法院对益某公司与周甲提起诉讼。代理律师对利弊作如下分析:
利:程某公司的原告主体身份在立案时应不存在问题;由于“收条”并未注明还款项期限, 故程某公司主张民间贷款法律关系, 可有效避免诉讼时效问题。
弊:“收条”本身无法证明双方间存在“借贷”合意;本案实质为“一方误以为是借款, 而另一方不承认是借款, 借款合同不成立形成的给付缺乏原因之不当得利”[1]纠纷;一旦被认定为“不当得利”纠纷, 则自2008年11月18日给付款项, 至本案提出诉讼早已超过两年诉讼时效期限, 程某公司将可能丧失时效利益。
代理律师进一步分析指出:名义上是程某公司出借的款项, 实质应强调款项的真实出借方为黄某, 并未入程某公司账册。借此由审理法院认定黄某为本案实际权利人。虽然“收条”是益某公司与周甲共同出具的, 但真实借款人系周甲, 并突出系周甲企图利用职务便利侵吞益某公司财产之违法意图, 以“逼迫”周甲承认借款法律关系的真实性。
四、初次交锋、峰回路转
法庭审理中益某公司及周甲答辩:2008年11月18日的收条系程某公司向益某公司及周甲的还款, 是黄某以现金方式代程某公司还的款项, 而非借款。且所还的款项系2008年6、7月份, 程某公司向益某公司及周甲所借的款项, 但该“借条”在出具“收条”后, 未再做保留, 故无法举证。根据上述答辩意见, 至少确定了如下事实:1、程某公司及周甲承认了收到90000元款项的事实;2、90000元款项是黄某以提取的现金交付的;3、程某公司及周甲认为是对借款的返还, 而非借款。但又无法举证证明出借款项的相关证据。法庭归纳的争议焦点集中在:诉争90000元款项是程某公司出借给益某公司及周甲的借款, 还是程某公司归还益某公司及周甲的借款。对此, 代理律师判断应于程某公司有利, 一来可以确定的是双方间确实存在借贷法律关系, 不管是原告出借被告, 还是被告曾经出借原告, 双方间确实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二来, 原告出具“收条”虽无法证明具有借贷的意思表示, 但至少能够证明黄某有向被告交付款项的具体行为, 且两被告抗辩的“还款”行为缺乏基本的证据证明。根据诉讼原理及举证责任分配规则, 应由无法完成举证的两被告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从而实现原告的诉讼目的。
判决结果:经法院审理查明, 本案的90000元款项出借方应为黄某而非程某公司, 鉴于原告程某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与法庭查明的事实不符, 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虽然从法庭审理归纳的焦点, 并未集中在原告主体是否适格问题;从双方主张及抗辩内容来看, 也未脱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范畴;就双方举证责任分配及举证责任能力而言又显然趋利于原告一方。但最终的判决结果, 虽出乎庭审之外, 却也在代理律师的意料之中。达到了由法庭以裁定的方式确认黄某为本案实际权利人之目的, 应属于初战告捷。
五、初战告捷、乘胜追击
驳回起诉裁定后, 双方均未上诉。黄某遂再次以民间借贷为由提起诉讼, 要求益某公司与周甲共同承担还款责任。代理律师分析认为:仍以民间借贷纠纷起诉, 若法律关系得以确立, 则不存在诉讼时效问题。且从前次庭审来看, 双方均未否认存在民间借贷的事实问题。同时, 对于借贷法律关系问题代理律师进一步提出:
首先, 对于本案90000元的款项性质为借款的事实, 双方的意见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 该笔款项是原告借给两被告的, 还是因先前借款事实的存在, 由原告向两被告返还先前的借款。不管是“借款”还是对借款的“返还”, 均不能否认在原告与两被告之间存在着借贷法律关系的真实意思表示, 不能否认本案的款项性质。
其次, 原告提供的证据“收条”, 能够证明被告公司及被告个人共同收到了90000元款项的事实, 且542号案 (系第一次起诉的案号) 的庭审笔录中, 被告个人也确认了90000元款项是原告黄某以现金的方式交付的事实, 而该事实也与原告提供的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相印证。
第三, 被告公司及被告个人尽管抗辩认为该90000元款项是“还款”, 而非借款。但被告公司及被告个人均未能够举证证明原告曾在2008年6、7月份向被告公司及被告个人借款的事实, 即无法提供所谓的“借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 被告公司及被告人个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第四, 被告公司及被告个人向程某公司“还款”一说, 也不符合常理。程某公司向某法院以买卖合同纠纷起诉的224号案件 (系指程某公司与益某公司间已结的诉讼案) 判决, 确认了被告公司一直以来拖欠程某公司数十万元货款的事实。如果两被告抗辩理由成立, 则程某公司无需特地提取90000元现金送至两被告所在地履行“还款”义务, 直接在货款中抵扣即可, 程某公司“还款”行为实为多此一举;且作为程某公司总经理的原告深知:程某公司与被告公司在长期的业务合作过程中, 从来没有出现过以现金方式付款的先例。因此, 被告公司及被告个人的抗辩理由显然无法成立。
第五, 本案90000元的借款是原告出借给被告个人的, 但被告公司愿意承担共同债务并出具了“收条”, 原告并不排斥被告公司对债务的承担。这符合合同法有关并存的债务承担法律规定。
在该次庭审中, 某法院认为:根据黄某提供的证据材料, 不能证明案涉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并当庭对黄某进行释明, 代理律师在征得黄某同意后遂撤回对益某公司的起诉, 同时变更诉讼请求及理由。认为:由于“收条”不能反映双方间的借款关系, 周甲否认借款关系, 周甲收取90000元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 应按不当得利法律属性予以返还。同时代理律师除所提供证据不变外, 对证据的相关证明目的进行了适当的调整。
针对黄某变更后的诉讼请求及理由, 周甲答辩称:收条下的90000元是返还原来的借款, 是有事实依据的, 不是黄某说的不当得利之债, 而且黄某之前也是说借款, 所以本案收条下的款项是归还原来的借款, 出收条时借条不在身边。借条在出具收条后撕掉了。如果是不当得利之债, 时间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要求驳回黄某的请求。
六、庭审激辩, 终获胜诉
经历法庭释明、原告对诉讼主体的调整及案由的变更, 本案最终争议焦点集中到了以下两点:1、周甲占有案涉款项是否构成不当得利;2、若构成不当得利, 则黄某的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因庭审中的变化并未超过代理律师此前对案件的分析与预判, 故临时根据案件的进展调整了相关代理观点:
焦点一, 根据《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没有合法根据, 取得不当利益, 造成他人损失的, 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本案原告将90000元现金交付给被告周甲已得到证实。尽管原告系基于借款的本意向被告交付90000元款项, 但由于被告并不认同双方间存在着借贷的合意, 导致原告交付的款项缺乏合法的根据;同时, 被告抗辩认为原告交付的90000元现金, 是对被告的还款, 而被告同样无法就双方之前存在的借贷关系进行有效举证, 故无法证明原告具有还款义务。综合双方的观点, 可以得出的结论为:被告周甲没有合法根据, 取得了90000元的不当利益, 造成了原告黄某损失的事实能够成立, 双方间形成不当得利之债。
焦点二, 原告主张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应当自原告知道其是“有权向被告主张本案所涉案款的实际权利人”之日起。理由为:原告于2008年11月14日, 是应被告周甲的借款请求交付的90000元个人现金款项, 当被告周甲向程某公司出具“收条”时, 原告误以为被告周甲的本意是向程某公司借款 (当时原告正担任程某公司总经理一职) , 而将原告交付款项的行为视同职务行为, 这在当时的原告看来也无不当之处。但现在看来, 正是被告周甲将“收条”出具给了程某公司这一事实, 才导致原告也错误的认为自己履行的职务行为是得到程某公司与周甲认可的。直至发生了此后以程某公司之名向被告益某公司及周甲主张权利的542号案的审结, 原告黄某才得知自己单方面认为的职务行为并未成立。造成黄某无法及时主张权利的责任在于被告周甲的误导行为, 原告并不因此丧失诉讼时效利益。
对于本案上述争议焦点, 最终法院作出了精辟的论述:
“关于焦点一, 本院认为:根据现有证据黄某交付周甲90000元的事实明确。至于该部分款项是何种性质, 周甲是否应该返还, 则应根据本案实际及当事人的举证情况确定, 黄某在本案起诉时认为该部分款项为借款, 在周甲否认为借款并称系黄某归还周甲的借款。本院经审查认为黄某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案涉款项为借款, 经向黄某释明后, 黄某遂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周甲返还。因此, 本案焦点转变为周甲占有案涉款项是否构成不当得利问题。根据《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 没有合法根据, 取得不当利益, 造成他人损失的, 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该条为认定不当得利的法律依据。根据该条可知, 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为:受有利益, 造成他人损失和没有合法根据。本案中, 根据现有证据, 周甲占有案涉款项及黄某为案涉款项的实际权利人是明确的, 双方发生争议的关键点在于周甲占有案涉款项是否具有合法依据。而对周甲占有案涉款项是否具有合法依据这一事实涉及到由黄某还是周甲举证证明问题。根据前述对不当得利构成要件的分析, 黄某作为不当得利请求权人, 依法应对周甲占有案涉款项无法律依据这一要件承担举证责任, 即黄某需对周甲不存在归还借款或应支付其他款项等债务的事实加以举证。但问题是:黄某对周甲不存在归还借款或应支付其他款项等债务的事实属于消极事实, 要求黄某对其主张未曾发生过的事实举证显然超出了其举证范围和能力。而作为周甲, 其从黄某处受领案涉款项且需持续占有必有其事实或法律上的原因, 或为支付对价, 或为归还款项或赠与等等不一而足。显然, 在受领案涉款项是否具有合法依据上, 周甲较黄某更具举证能力。因此, 在本案中, 本院确定周甲对其占有案涉款项是否具有合法依据应负举证责任。庭审中, 虽然周甲对其所称的借款、借条及收条等情况作了解释, 但鉴于其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 周甲所作辩称, 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定黄某对周甲主张不当得利请求权成立。
关于焦点二,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 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本案黄某系以借款纠纷起诉, 因周甲否认借款而变更诉由为不当得利。故可确认黄某对案涉款项系不当得利事实的知悉发生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故黄某主张案涉款项不超过诉讼时效。周甲关于黄某以不当得利主张案涉款项超过诉讼时效的辩称没有法律依据, 本院不予采纳。”
七、本案的思考
借款还是不当得利之争, 在现实中屡屡发生, 各地法院的判决思路也不尽相同。归根结底的原因, 还是在于不当得利制度体系并不完善, 虽在《民法通则》中作了原则性的规定, 但不管是实践还是理论上都存在着较大的争议, 也存在着一些值得商榷的主客观认识。从“法院不得拒绝裁判”[2]司法原则出发, 法院仍应围绕成立“不当得利”四要件即, 一方得利;他方受损;得利与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没有合法根据等, 以完成相应的举证责任分配与调查。具体到本案, 虽然程某公司曾以“民间借贷”为由就案涉款项主张权利, 在举证能力上确实无法就“借贷”合意完成相应的举证责任, 即便是驳回程某公司的实际权利人改为黄某后, 该项“借贷”合意的举证仍无法解决。但法院为防止再诉造成当事人诉累和司法资源的浪费角度出发, 适时的通过行使释明权引导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是一种正确适用程序规则, 公正而富有效率的应对借款与不当得利两诉交集问题的有效措施[3]。而在周甲占有案涉款项是否有合法依据举证分配上, 则创造性的运用了“消极事实”的举证责任和证明方法, 从而对本案作出了法律事实的认定, 也即“法官所认定的事实”[4]。故本案的判决思路无疑是值得借鉴的。
参考文献
[1]王泽鉴.债法原理 (不当得利) [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2]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0.
[3]李浩.不当得利与民间借贷的交集[J].清华法学, 2015 (1) .
关键字：责任竞合； 不当得利； 侵权行为
返还不当得利与侵权行为在构成要件上的差异源于侵权行为制度和不当得利制度在规范目的上的差异。侵权行为制度的目的在于直接填补相对人所发生的损害；不当得利制度的目的在于返还受益人所受利益。侵害他人权益而使他人受损害构成侵权行为，若侵权行为人又因其行为可能受有利益，其所受利益或具有违法性，或欠缺保有利益的正当性，可能构成不当得利。
一、概述不当得利与侵权行为
何为不当得利？我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从该条规定看来，不当得利的本质特征在于受益人获得利益而无合法根据，且他人因此受有损失。至于受益人通过实施何种行为而受益，则在所不论。
何为侵权？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由此可知，侵权是指行为人由于过错侵害他人的财产、人身， 依法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行为人虽无过错， 但法律特别规定应对受害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其他致害行为， 也属侵权行为。
何为竞合？本文指因某种法律事实的出现，导致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法律责任产生， 各项法律责任相互发生冲突的现象。侵权行为和不当得利基于公平理念而产生，但两者的构成要件存在差异。一般不当得利的构成须具备四个基本要件：①一方受益；②他方受损失；③受利益与受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④无法律上原因。就一般侵权行为而言，须具备的基本要件为：①加害人的过错； ②行为的不法性； ③被害人受有损害； ④不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实践中存在同一事实既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又符合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此即为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与侵权赔偿请求权的竞合。①
二、不当得利与侵权行为的竞合
侵害他人权益而使他人受损害，构成侵权行为；但侵权行为人因其行为而受有利益，所受之利益具有违法性或欠缺保有利益的正当性，成立不当得利。侵害他人权益之不当得利，对受害人而言，可以发生侵权赔偿请求权和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竞合。具体说来有如下几种情形：
（一）无权处分
无权处分是指在未经权利人同意的情况下，无标的物处分权的人擅自处分他人标的物的行为。如非法出租他人之物、共有物；违法转租。无租赁权或未经他人同意，而擅自出租他人财产，或在租赁关系消灭以后，拒不返还租赁物。②无权处分往往构成对他人财产权利的侵害，由此获得的利益无法律上的原因，因而构成不当得利，不当得利行为人应向权利人负返还不当得利和赔偿损失的责任。
（二）物权使用或消费他人之物
不法行为人非法使用他人的财产并获取利益，构成对他人的物权的侵害，行为人应负侵权责任。同时，由于行为人从财产之上获取利益无法律上的根据，亦应负不当得利返还的责任。但是，如果不法行为人使用他人的财产，仅造成对财产的损害，而并没有使自己获取利益，则行为人仅应负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而不应负不当得利返还的责任。
（三）侵害知识产权而获取利益
行为人侵害他人的知识产权如抄袭、非法复制他人有著作权的作品、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使用其专利等，均构成侵权行为责任。同时，由于不法行为人往往会从侵害他人的知识产品中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而此种利益的获得没有法律根据，行为人亦应负返还不当得利的责任。
（四）侵害人身权
未经他人同意，擅自用其姓名、肖像获得利益，欠缺法律上的原因，成立不当得利。行为人应负侵权行为责任和返还不当得利的责任。
以上所述，均为因侵权行为而产生不当得利的情况。但侵权行为并不必然导致不当得利的返还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比如无权处分他人的财产为侵权行为，侵权人并未从中得利，因此不构成不当得利。因侵权行为而发生不当得利的返还责任与侵权责任之竞合应满足如下条件：1、因侵害他人权益而受利益。若要成立竞合，须以一方权利被侵害，侵害方因此获得利益为基本要件。2、致他人受损害。若受益人实施侵权行为，并未造成对他人的损害，则仅构成不当得利而不构成侵权责任。3、无法律上的根据。所谓无法律上的根据，是指得利事实没有法律上的原因。在现代社会，任何利益的取得都应该有法律上的原因。因侵权行为而得利，行为本身具有不法性，且使本应由权利人获得的利益由不法行为人取得，都表明此种得利无法律上的根据，因而构成不当得利。具备以上条件，会发生返还不当得利责任与侵权责任因同一法律事实而产生的现象。
三、不当得利与侵权行为的区别
侵权行为与不当得利，都是对民事权利的侵犯，都属于民事责任发生的原因。虽然如此，但由二者所引发的责任在责任形式、举证责任等方面有较大区别。而对两种责任的不同选择将极大影响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所以我们必须对不当得利返还责任与侵权责任仔细鉴别。
（一）、产生的前提条件
不当得利制度旨在纠正受益人"得利"这样一种财产利益转移的关系，让受益人将其所得利益交还给受损人，故此种责任以受益人直接受益为前提条件。而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产生则以受损人实际发生损害为前提条件。③
（二）承担责任方式
依《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不当得利返还责任的责任形式仅"返还不当得利"一种。而《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规定的侵权责任形式多达八项。
（三）免责条件
因侵权行为导致他人受损害的，若想免除侵权责任，必须具备正当理由或符合法律规定。而行为人若欲免除不当得利返还责任，须得证明如下事项：行为人所获利益非因恶意业已消失。
（四）举证责任
由于不当得利返还责任的构成不以受益人主观上是否有过错为要件，因此，一方当事人行使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不必对另一方当事人的故意或过失负举证责任，但须对受益人已取得不当得利的事实举证。而一般侵权行为责任以过错为责任构成要件，因此基于一般侵权行为的请求权的成立，必须建立在受害人能就加害人具有故意或过失的举证的基础上。
四、结语
综上，不当得利返还责任与侵权行为责任存在竞合，也有差异。适用不同的责任，直接影响到行为人的责任范围和对受害人的保护问题。从我国司法实践来看，两种责任是相互排斥、不能并立的。在出现不当得利返还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情况下，从尊重当事人的自主自愿，保护其利益出发，应允许受害人就两种请求权择一行使。
注释：
①邹海林：不当得利请求权与其他请求权的竞合，载《法商研究》，2000年第1期。
②王泽鉴：《不当得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③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参考文献：
[1] 史尚宽.债法总论 [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2] 王泽鉴.债法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 王泽鉴.不当得利[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4]霍政欣.中国不当得利制度的构建与完善--以比较法为视角[J].求是学刊，2006，33（2）.
一、《德国民法典》不当得利制度概述
德国的不当得利制度包括两大部分，即《德国民法典》第二编“债法”第七章第二十四节与第一编“总则”中的有关条款。其中第二编第七章第二十四节是其核心部分，这一部分体例上相对独立地处于合同与侵权行为之间。该部分共11个条文，即第812条至第822条。从内容上看，第二十四节又可分为两部分，第812条至第817条为第一部分，规定不当得利的成立；余下部分则规定不当得利的法律效果。
一、《德国民法典》不当得利制度概述
第一部分的主要内容是：如果一方有意识地、基于一定目的而增加他方财产（给付），但无法律上的原因，根据第812条第1款第1项，受领方负返还不当得利之义务。但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受领人得抗辩该不当得利请求权：（1）因清偿债务而为给付，于给付时明知无给付义务者。（2）给付系道德上之义务者。（3）给付目的之订立，如使受领人因受领而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善良风俗的，且给付人就该项违反亦应负责者。另外，如果收益因给付外事由而产生，则受损人得依第812条第1款第2项主张非给付不当得利请求权。
二、不当得利的种类
《德国民法典》区分因给付而受利益和因给付外事由而受利益两种情形，将不当得利分为给付不当得利（leistungskondiktion）与非给付不当得利两种类型。
（一）给付不当得利
1.给付不当得利的成立要件
给付不当得利，指无法律上原因，因他人之给付而受有利益者，应负返还义务。其构成要件有三：（1）因给付而受有利益；（2）致他人受到损害；（3）无法律上的原因。[1]分述如下：
（1）因给付而受有利益
给付，指有意识地、基于一定目的而增加他人的财产。所谓“有意识地”，是指给付须基于给付者的意思，若受领人得利非基于给付者的意思，则不成立给付不当得利。“基于一定目的”，指给付者在给付时须有明确的目的性。给付概念所强调的“有意识地”和“基于一定目的”这两点，在学理上称为“双重目的性”，其功能有二：（1）可依此决定给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当事人；（2）以当事人所欲实现目的是否达成，来认定法律上原因之有无，并由此划分给付不当得利的类型。[2]
所谓受有利益，通说认为以财产上利益为限，即须以客观的、经济的标准予以衡量。财产上的增加，包括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就积极而言，指财产总额增加而生之积极的得利；消极乃指财产总额应减少而未减少所生之消极的得利。
（2）致他人受到损害
如前所述，给付是一方有意识地、基于一定目的而增加他方的财产。在这种情况下，给付方必然会在财产上、劳务上，或其他方面有所损失。换言之，因给付而生之不当得利，受领人所得之利益即为给付人所受之损害。[3]
（3）无法律上的原因
《德国民法典》第812条明确以“无法律上原因”作为不当得利的要件，换言之，如果有法律上的原因，原则上不构成不当得利。判断当事人之间的财产转移是否正当，无须再借助“正义”等抽象概念，而由其他部门法，尤其是合同法来确定。所以，在给付不当得利类型内，如果给付方根据合同法，无给付义务（如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而为给付，则可基于不当得利，请求受领人返还其所得利益。
2.基于给付的几种具体返还请求权
在基本条款之外，《德国民法典》还规定了几种基于给付的具体返还请求权，即：目的不达之返还诉权（condictio ob rem，condictio cuasa data causa non secuta）、目的嗣后消失之返还诉权（condictio ob causam finitam）、因给付原因不法之诉权（condictio ex injusta causa）和污染行为之诉权（condicto ob turpem vel iniustam causam）。
“目的不达之返还诉权”规定在《德国民法典》第812条第1款：依律行为之内容，给付所欲达成之结果，不为发生者，亦应负返还之义务。“目的不达之返还诉权”仅适用于以下这种情况，即一方当事人向他人给付，并非为得到对方的对待给付，而是出于其他目的，且该目的不能作为债的标的。“目的嗣后消失之返还诉权”规定于第812条第1款有规定，法律上之原因，嗣后归于消失者，亦应负返还义务。
这几种基于给付的具体返还请求权在《德国民法典》中的作用非常有限，很少有适用机会。
3.给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排除
《德国民法典》设有数款例外规定排除给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适用。其一，因清偿而为给付，在给付时明知无给付之义务者，不得请求返还；其二，给付所欲达成之结果如自始不能发生，且为给付人所明知，或给付人违反诚信原则妨碍结果发生者不得请求返还；其三，给付系履行道德上义务，或基于礼仪上原因者，不得请求返还。此外，第817条还设有一条倍受争议的规定，以抗辩“因给付原因不法之诉权”和“污染行为之诉权”，即给付人与受领人都对违反法律之禁止性规定或善良风俗应负责者，不得请求返还。
（二）非给付不当得利
在这三种非给付不当得利中，以权益侵害不当得利最为重要。当事人之间财产（尤其是物权）发生变动，有的系直接基于法律规定。按不当得利的一般理论，财产转移有法律依据的，不应成立不当得利。但有时当事人之间发生财产变动，法律规定的目的乃在于保护交易安全，或谋求法律技术上的方便，不过形式上使该权利先归属于受益人，而实质上并非使其终局性地受益。在这种情形下，受益人获益虽基于法律规定，但若保有利益，仍不具有法律上的原因，应构成权益侵害不当得利。这主要包括因添附而生不当得利和因无权处分而生不当得利。
值得注意的是，此三种基本类型并没有穷尽所有类型的非给付不当得利。随着相关部门法尤其是侵权法的发展，必然会不断出现新的非给付不当得利之类型。
（三）给付不当得利请求权与非给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关系
身份证号码：XXXXXX，联系电话：XXXX。
被告：张XX，男，XX年XX月XX日出生，民族：汉族，地址：广东省深圳市
福田区XXXX，身份证号码：XXXXXX，联系电话：XXXX。
诉讼请求：
1、判决被告返还借款XXX元及利息XXX元(暂计至起诉日);
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共同承担。
事实与理由：
XX年X月X日被告向原告借钱，原告遂到银行提出XX元现金，在XX地方将现金XX元交予被告，被告写了借条。因约定的借款期已过，被告没有按时还款，经多次与被告协商还款事宜无果，遂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准予原告的诉讼请求。
此致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2011)闵民一（民）初字第1 2 6 3 4号
原告沈国荣，男，1 9 6 2年8月3 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东长治路。委托代理人陈秉恩，上海币江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黄怡君，女，1 9 5 4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唐山路。委托代理人陈维平，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沈国荣与被告黄怡君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受理后，以被告经常居住地在本院辖区内移送本院。本院于2 0 1 1年8月2 9日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袁洁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沈国荣之委托代理人陈秉惠，被告黄怡君之委托代理人陈维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沈国荣诉称，2 0 0 9年9月5日，原告受案外人刘征（暨原告外甥，定居在澳大利亚）的变托，至交通银行汇付给告（被告系刘征岳母的朋友）166, 500元，请被告转交给刘征。经查，被告没有转交。故原告认为被告无因占有原告的钱财，属不当得利，要求被告返还原告166, 500元。被告黄怡君辩称，原被告原本不相识，被告与案外人刘征的岳母陆文娟系朋友关系，原告系刘征的舅舅。2 0 0 8年陆文娟向被告借款1 7万元。因陆文娟与刘征夫妇均在澳大利亚生活。2 0 0 9年，陆文娟电话告知被告其女婿刘征在上海有一笔动迁款166,5 00元，其用该笔动迁款偿还其向被告的借款。被告当初要求以陆文娟本人的名义归还上述借款，但是陆文娟表示外汇汇兌成本高，故最终被告同意以刘征的名义还钱，并将工商银行的帐号告诉了陆文娟，陆文娟就将刘征的身份证、委托书复印件寄给了被告。后来在交付钱款过程中，因原告没有工商银行的帐户，所以原告至被告位于颛桥的冢中取得了被告交通银行的帐户，于2 0 0 9年9月初将钱款汇到了被告交通银行的帐户内。被告确实收到了上述钱款，但是被告从未去过澳大利亚，其儿子也在上海工作，不存在帮助原告将钱款带给刘征的可能。原告主张的上述款项系刘征的动迁款，该钱款系刘征为其岳母还债。现在是因为刘征夫妻感情出现矛盾，才提起了本案的诉讼。被告不存在不当得利，所以不同意原告的诉请。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告沈国荣于2 0 0 9年9月5日通过其交通银行帐户转帐给被告166, 500元。现原告以诉称理由诉至本院。以上事实由个人转帐回单及当事人的陈述所证实。
本院认为，构成不当得利的要件是，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原告将166,5 00元转帐给被告，但交付钱款本身并不表示原被告之间已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原告对于交付的金额和交付的对象均是明确的，不存在误解或者过失，原告认为被告未完成其委托事宜，对此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故原告认为被告收取原告钱款丧失合法依据，并构成不当得利之诉称理由尚未完成举证责任。原告之诉请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沈国荣之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人民币1，8 1 5元，由原告沈国荣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袁 洁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日
书 记 员：王俐娜
律师评析：
我国法律关于不当得利的规定只有两个条文，《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利用不当得利所取得的其他利益，扣除劳务管理费用后，应当予以收缴。根据以上规定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应为：（1）取得不当利益；（2）造成他人损失；（3）得利人取得利益没有合法根据。
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中，“没有合法根据”的证明责任应由哪一方承担，由于法律规定不明确，理论上对证明责任分配存在认识上的分歧。
【不当得利与无因管理】推荐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