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人口调查报告

社会人口调查报告（推荐8篇）

社会人口调查报告 篇1

学校：广西广播电视大学 专业：09秋工商管理 姓名：潘腾飞

学号：094500145018

5城市人口普及社会调查

我是中国广西南宁市人士，现居地也还都在南宁，关于人口普及社会调查形式有所研究。我市虽然不大，但都有几十万人口，这还只能算是在市内，要是按照整个南宁城区来算的话，少说也有百来万人口。根据中国人口平均调查显出我市也能算是中等城区。中国34个省56个民族，广西壮族自治区也能称得上人口密集的地区之一。而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南宁市现已成为世界全球最加人居地，这是2007年被全球公认评出的奖项。

广西还算是在亚热带地区分部，南宁在亚热带地区是一块盆地，水源地区邕江中下游分布，水源直流广东沿海一带。壮族是广西最多的民族，也是整个中国人口最多的一类族群，广西也称之为壮乡之家。壮族的象征除了铜古之外，还有绣球，就像民谣里说的铜古和绣球是壮族象征的标志，就像是中国的五星红旗和国徽那样，作为象征性的标志。

南宁市原本只是一个很旧的一座城市，那是在九十年代以前还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城区，到了改革开放后，九十年代初，我市就开始迅速的发展起来。每隔两三年就有一次大的变化，先是从桥做起，本来只有一两座桥的，一下子又多了几座桥，直到现在南宁市的桥少说也有十几座，使得桥南、桥北两岸畅通无阻，交通方便。不单只是桥的变化，路也做了很多条，而且道路还经常被扩宽，方便行车路线不堵塞。还有路面上的路灯，一条接着一条的，路变多了，就连灯光也显得格外的明亮起来。路灯旁边的花草树木也是在这灿烂的灯光下徐徐儒生地生长着，变得空气清新，二氧化碳排放干净。既然路变宽了，桥变多了，自然的就少不了城市里的居民小区了。南宁市的人口也就从原来的十几万人，一下子就变成了百来万人口，我市算成为了城市中的典范。人口不断增加，小区不断扩大，慢慢的就越来越热闹起来。再加上房地产不断的投资，使得南宁市小区人口越来越多。人口多了，那肯定就少不了车辆了，车辆多了，那就少不了交通道路和桥梁的扩充形式了。

到现在南宁市已经完全的成为了商业化的城市了，满大街到处都是商场和娱乐场所，每年还要举办东南亚民歌艺术节和东盟博览会，搞得真是热热闹闹、漂漂亮亮的，还时常开有美食节。说到吃的就不能不提起南宁市的中三路了，每到晚上，中三路一条街的都是吃的，什么山珍海味都有，每天晚上全都是满座待席，人来人往的气氛浓重级了。水果也都是各式各样的摆在路边，中三路可称得上是南宁市里的美食一条街了。外地人来到南宁不得不来中三路凑凑热闹，过过夜市，逛逛街，吃吃东西。这可真是尝美食怎么能少得了中三路一条街呢，对不对。

商场也有很多，原本只有市中心才有的，现在满大街的都是商场。就拿市中心来说吧，得先提到南宁市最早的的商场就是百货大楼和裕丰商场，在下去还有和平商场跟交易场。除了这些，又新开了好多购物商场，例如市中心的百盛和沃尔玛，其他的还有梦子岛和南城百货超市，北京华联和利克隆再加上聚福隆等。其中最出名的就是梦子岛和沃尔玛，梦子岛还开了很多家分店，生意是越办越红火。而沃尔玛虽然只有两家，一家是在市中心，另一家则在航洋国际那里，也就是会展中心斜对面，但是每天到那里购物的人也是源源不断的，还真是热闹极了。南城百货、北京华联、利克隆、聚福隆生意没梦子岛和沃尔玛那么好，但在南宁市也算是不可或缺的购物商场了，给南宁市也增添了许多外来游客。南宁整个城市现在都成为了商业化的城市了，说是商业中心也不为过了。

旅游景点光从市里面来说，就属青秀山最为突出，然后还有一些比较大的公圆，例如人民公园、动物园、石门森林公园和狮山公园、南湖公园等都属于比较大的旅游景点。在这些旅游景点里，每天都有着一定量的游客观光。到了周末和节假日更是人山人海、热热闹闹的。除了市里的这些，在市区里还有良凤江国家森林公园和花花大世界等比较重要的旅游专区。这些旅游景点每天都吸引着外来的游客进来观光游览，给南宁市增添了许多热闹的气氛，游客一边游览景点一边又享受着南宁市的繁华景象，也别有一凡滋味。

娱乐的地方也有很多，街上到处都有KTV娱乐城和电玩城，还有电影院。就南宁市里面来说，KTV少说也有几十家，电玩城也是有许多，都是提供给大众休闲、娱乐用的。电影院也是一样，其中最出名的电影院就属市中心里的万达电影院了，在那里每天都是游客爆满的，全球最新最先出的电影基本上都是在万达电影城里首次放映。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娱乐场所，南宁市才会有很多外地来的富商进来投资、开发，所以南宁市很快的就发展成了以商业为主的城市。

酒店、宾馆也有好多，五星级酒店、宾馆在主要的交通要道基本上都有，特别是在东盟国际博览会那段期间酒店、宾馆都被外来游客订满。南宁市的每一条路都设有旅馆、招待所，为了方便外来游客的衣食起居，这些旅馆、招待所里的设施基本上都是设备齐全的，都调整得干干静静，清清除除的。随着外来人员的不断增加，以上这些都是为外来宾客特别准备的，这样一来对外来宾客的衣食起居也算得上是够负责的了。南宁市也因此显得吸引很多游客进来观光、游玩。

客运站也有很多，例如江南客运站、琅东客运站、北大客运站、安吉客运站这四个客运站都是南宁市最主要的交通路线。还有火车站，现在南宁市里的火车站都已经跟得上主要干线的路段了，通往哪个省的首府都有着专线直达，在中国已经成为了铁路中的主道了。提到这里，肯定少不了飞机场这块最为重要的外交航线了，外来省市和国外的地方，都要经过机场才能更方便的抵达南宁这座城市。特别又提到东盟国外的游客，能很快的到达南宁参加东盟国际博览会和民歌艺术节，飞机场是少不了的重要交通航班。

南宁市里的学校也有很多所，光算高中的都有几十所，再加上中小学，少说也有四十来所，还有中专、技校、大学加起来有五十几所左右。一个学校少说也有两三千人，那么多所算起来都有几十万在校学生。本地高中生大约也有十来万人，中专、技校也是，几所大专、大学也相同的比例。人流量光从学校加起来都有几十万了，最后再算算工作岗位上的职工人数量一共加起来也有百来万人口了，不过真正属于南宁市人口的就只有几十万人而已，其他的都是外地来读书和工作的人数。南宁整个城区的人流量、客流量在最近这几年都基本上都爆满了。所有每天上公车的人数基本上都是满座的，不用说在市内了，就连客运站、火车站、飞机场也是满载而归的。

社会人口调查报告 篇2

关键词：城中村,流动人口,社会保障

一、城中村之陈东村概况

陈东村, 广西南宁市西乡塘区上尧街道办事处行政村。随着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进程, 南宁市的发展及其建成面积迅速扩张, 原先位于南宁市西郊的陈东村也被纳入了城市的版图, 即成了所谓的“都市里的村庄”。陈东村有独特的地理位置, 交通便利, 经济较发达, 文化环境好。所拥有的这些条件吸引了不少外来务工、经商或学习的流动人口到陈东村居住。截至2011年12月统计, 陈东村的外来流动人口有5917人, 其中登记在册的流动人口为5889人, 外来流动人口是本村人口的2.9倍。随着城市的扩张, 陈东村的农业生活也随之衰退, 村子把土地出让给国家, 征收土地租金, 开办可供应本村乃至辐射周边区域的市场, 进入了市场经济阶段, 全村公用土地由居委会负责出租、转让、规划, 财产公有, 按照个人股份, 年底分红, 部分个人土地进行建房置业, 可以自住、出租、自主经营。现该村大多以出租房屋给流动人口居住、经商或发展村公共事业分红谋生, 陈东村成为了一个热闹的自主商业区域。

二、陈东村流动人口的基本状况调查

(一) 年龄和学历构成

本次抽样调查的对象共有60个, 其中男性36人, 占总体的60%;女性24人, 占总体的40%。流动人口年龄构成以中青年为主, 调查对象中最小的18岁, 最大的50岁, 年龄中位数为34岁。下图显示的是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情况 (以10岁分组) :占比例最大的是21～30岁组, 约占总数的53%;其次是31～40岁组和11～20组, 均约占20%;41～50岁的仅约占7%。这说明目前陈东村的流动人口以青壮年为主, 高龄和低龄的流动人口所占比例较小。

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以初中为主, 大约占47%;高中和中专分别占了20%和7%, 二者相加为27%, 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比例只有20%;小学的比例约为6%, 见下图。中等教育程度 (初、高中和中专) 的人口构成了目前陈东村流动人口的主要部分。

流动人口的户籍大部分为农业户口。在调查对象中, 具有非农业户口的有20人, 约占33%;而大部分流动人口仍然是农业户口, 有40人, 占67%。当农业人口不断流入城市, 在城市谋求工作而长期居住, 他们的合法权益如何得到保障, 怎样才能建立一个已在城市就业的流动人口的医疗、养老、失业等方面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便成了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

(二) 就业身份

目前陈东村的流动人口中, 大部分人的就业身份以自营劳动者为主, 占总数的54%;其次为雇员, 所占比例为32%;学生的比例较小, 约为14%。约有一半多的流动人口属于自营劳动者, 三分之一多的流动人口处于被雇佣的地位。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 在陈东村居住的外来流动人口所从事的行业以个体经营为主, 其收入和工作的不稳定性决定了社会保障对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失

(三) 收入状况

从流动人口的月收入角度看, 收入在500元以下的约占12%, 介于500～1000元区间的人数占29%, 位于1000～2000元的人数占26%, 而2000～3000元区间的占20%, 而收入高于4000元的只有13%。另外, 不同身份之间收入差距较大。其中自营劳动者的收入不稳定, 工资波动幅度大, 随其经营的好坏而不同, 自营劳动者最低收入有在500元以下的, 最高收入也有在4000元以上的。而雇员的收入相对自营劳动者的收入较高, 也较稳定, 特别是律师、技术员及教师等职业。

三、陈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现状调查

(一) 参加社会保险的情况

调查中发现, 48%的流动人口从未享受过任何的社会保障, 而曾经享受过一种或几种社会保险的只占12%, 现在正在享受社会保险的有40%。这说明到目前为止仍有大部分流动人口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 没有办法享受相关的社会保障 (养老、医疗、失业保障等) , 保障情况甚忧。而在问及是否希望享受养老保险及医疗保险保障时, 仍有33%的流动人口觉得无所谓或不想享受。从这里可以看出, 到目前为止仍有大概三分之一的流动人口社会保障意识较低, 参加社会保险的意愿较小。

(二) 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情况

在目前遇到的最大困难方面, 约有35%的人将办证手续繁琐排在第一位, 排在第二位的是居住困难, 而子女上学难和没有相关的养老、医疗、就业保障同时并列在第三位, 这说明还是有不少人认为没有相关的社会保障是目前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 是居住在陈东村的外来流动人口难以解决的后顾之忧。如在陈东村的调查显示, 目前居住在陈东村的外来流动人口将近6千人, 未登记在册的有一部分。而事实上, 由于流动人口的流动性很大, 有些流动人口今天来此地居住并领取了暂住证, 明天可能又因为某些原因搬离此地, 这样就给流动人口的确切人数登记带来了很大困难, 要对流动人口给予社会救助更是难上加难。再加上目前的社会保障救助体系只保障了具有城镇户籍的居民, 而对于流动人口特别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很难享受到社会保障的权益, 特别是居住在城中村流动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更是难以保障。据统计, 在城镇就业人员中, 养老、医疗保险参保率仅为62%和60%, 农民工参加养老和医疗保险的不足20%和31%。这就给城中村的流动人口带来生活上一些无法抗拒的困难, 如疾病、失业等。

(三) 收入水平与参保积极性调查

在调查中发现居住在陈东村的流动人口收入水平普遍不高, 收入来源主要以自主经营为主, 有41%的人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 收入高一点的基本是经营效益好的个体流动人口。对于属于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 他们大多是到城里务工的农民工, 干的活是最累、最苦、最脏的, 却创造了中国GDP的一半甚至大半, 但是他们的收入水平长期处于十分低下的状态。由于收入水平较低, 大部分收入用于日常基本开销后就所剩无几了, 难以腾出足够的钱去购买有社会保障功能的产品, 也没有能力去按城市的缴费比例去支付社会保障项目。加上因农民工收入水平过低, 给农民工家庭带来了不少困难, 使很多农民工的家庭和流动人口的基本生活出现不同程度的问题。同时, 收入水平是农民工社会保障发展的基础, 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 除了工伤保险之外, 个人需要缴纳一定比例的费用。所以如果农民工收入水平过低, 会影响到他们参加社会保障的积极性, 参加社会保障也因缴费基数和比重小而所能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相对要低。

(四) 流动人口对社会保障的认识调查

1. 城中村流动人口普遍缺乏社会保障意识。

在此次调查中, 有大概47%的流动人口从未享受过任何的社会保障, 也有高达三分之一的人认为有没有社会保障都无所谓甚至不想拥有。从这里可以看出缺乏对社会保障的认识, 社会保障意识较低。而且在流动人口中有67%的人是农业户口, 来自较贫穷的农村地区。他们本身接受社会保障知识教育就少, 有些甚至认为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会减少他们辛苦得来的收入, 心里会对社会保障有一定的抵触。

2. 政府对社会保障的宣传力度不够。

政府对社会保障知识的宣传缺乏相应的政策, 宣传工作不够突出, 宣传力度不够大, 特别是对居住在城中村的流动人口。城中村本来就地处于城市较为偏远的郊区, 而大部分流动人口又来自较为落后的乡村, 这些地区对一些国家制度或政府政策很难实施到位, 而政府很多时候比较重视到城镇做宣传, 很少到这些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宣传教育。所以其中的流动人口很难获悉关于社会保障制度的知识, 从而导致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权益缺失严重。

四、城中村流动人口在社会保障方面面临的困境

由于我国是二元经济结构, 社会保障制度也呈二元结构, 而目前只有部分省市建立了关于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制度, 相应的地方政府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 也制定出了相关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政策。但在各地所制定的政策中, 不少规定的险种不够完整, 也没有完全涉及到居住在城中村的流动人口的相关问题, 这就很难保障城中村流动人口的基本权益。同时, 由于这些法规和规章制度的效力较低, 其实施效果并不理想。目前还有很多省市还没有制定关于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政策, 特别是城中村中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 呈现出杂而乱、治安较差的人文风貌, 人口随之盲目流动, 没有保障。

(一) 城中村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制度不平等、体系不完善

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平等、体系不健全, 使外来流动人口无法如城镇居民一样享受医疗、养老、失业、生育、工伤五大保险待遇 (部分从事高危工种的外来流动人口除外) 。尽管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看, 存在这种差异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但社会保障待遇的不平等, 相关制度的不完善, 使得流动人口参保率低, 而城中村的流动人口得到的保障更是少之又少。所以城中村的流动人口无法享受到应得的社会保障权益。从对陈东村流动人口的调查可以看出, 目前居住在陈东村的流动人口的生存方式大多以自主经营为主, 这部分流动人口不会主动为自己购买适当的保险, 加上目前仍有47%的流动人口从未享受过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障, 而有约13%的流动人口曾经享受过此类社会保障项目现在却没有享受, 究其原因主要是保费较高, 收益较低, 性价比较低。所以, 流动人口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程度是影响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制度是否健全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 城中村流动人口的社会福利水平偏低

1.城中村流动人口难以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住房条件

正确处理城市住房紧张与流动人口扩大住房需求的矛盾从而合理解决流动人口的居住问题, 是城市流动人口管理的一个难题。由于城市住房紧张, 房价又很贵。而流动人口中大部分是农业人口, 即到城市里务工赚钱的农民工, 他们的平均收入水平都很低, 难以承担得起高昂的房价。对陈东村流动人口的调查显示, 有约27%的流动人口认为他们所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居住困难。因为这样, 他们只能居住在条件虽然较差但价格低廉的城中村出租屋。在住房福利方面的政策, 相关制定者只关注城镇居民, 几乎很少考虑到城市里生存的流动人口, 加上流动人口收入水平的限制, 使他们无法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住房条件和机会。

2.城中村流动人口子女难以享有与城市居民子女同等的教育机会。

受户籍制度和政府“分级办学, 分级办理”政策的影响以及教育培训制度的歧视, 流动人口的子女不能享有与城市居民子女同等的教育机会。首先, 输入地要求外来流动人口的子女需缴纳价格不菲的寄读费或者借读费、提供当地户口且只允许外来流动人口的子女在就读于当地小学而不可升入中学等制度, 导致许多流动人口的子女不能就近上学。其次, 流动人口缺乏必要的教育培训, 这就限制了他们职业技能的提高, 也不利于促进流动人口中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在调查中, 曾访问过一位从广西博白来到南宁打工的张女士, 谈及她女儿读书的问题让她深有感触。经访问了解到张女士的女儿现就读于南宁市清川小学, 而为了让她顺利就读单借读费就花了五千元。而他们一家所居住的出租房又窄又暗, 可见生活水平如此低劣的流动人口子女上学费用已成了不少家庭沉重的负担。而调查显示, 子女上学难也是流动人口遇到的较大困难之一。从这也可以看出, 即使在当代的义务教育阶段, 流动人口的家长每学年要缴纳的费用是本地孩子家长所交纳的五、六倍。

3. 社会保障制度属地原则不适应流动人口的流动性特点。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时期比较晚, 尽管近年来经过了一定的改革和发展, 社会保障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提高, 但社会保障水平仍然低于适度水平, 这也反映出了我国的社会保障能力有限。又因为各省市、各地区的经济状况有所不同, 虽然宏观政策由中央制定, 具体执行则分配到各个地方, 并按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而有所差异, 如在缴费、发放上就不同, 某些险种就具有了属地的特征。加上流动人口的流动性很高, 低水平下的社会保障制度又具有一定的不可流动性缺陷, 这就很难适应流动人口的这种特征。这就使得流动人口在社会保险基金区域统筹和跨省流动中存在着很大冲突, 从而导致流动人口参保率低, 且容易发生中断或频繁退保现象。

4. 国家财政对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资金投入力度不够。

现在我们国家主要把财政资金投入到城镇人口的社会保障建设上, 使得社会保障覆盖面狭小, 很少顾及到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 居住在偏远城中村的流动人口更是少人问津。社会保障资金主要靠国家财政拨款, 而我国的社会保障基金存在着潜在财务危机, 是的社会保障基金收不抵支, 收支不平衡。特别是在养老保险方面, 存在着十分普遍的“空账运行”现象, 成为一种无奈的选择。“据世界银行估计, 中国在社会保障项目上的隐性负债约为5万亿元。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 全国企业养老保险金收入, 即使在‘空账运行’下也无法满足支出需要, 且年度赤字规模呈逐步扩大趋势, 目前在300亿元左右。” (李春根2009年) 由此可见, 国家对于城镇人口的社会保障资金投入尚且如此, 更何况对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资金投入呢?显然, 国家财政对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资金投入力度是远远不够的。

五、建立适合城中村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几点建议

(一) 加强宣传提高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意识

由于很多城中村流动人口没能清楚地认识到社会保障的基本功能和作用, 就谈不上怎么改善和维护自身的社会保障了。所以要加强培育城中村流动人口适应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价值观念, 提高他们的社会保障意识。社会保障制度的价值观有人本主义价值观和公平的价值观等。人本主义价值观即一切以人为中心, 一切为了人的利益, 人作为最高的价值是政策思考的逻辑起点。培育人本主义的社会保障价值观是让城中村流动人口认识到自身的价值, 认识到维护自身利益的重要性。而公平价值观是指社会保障制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公平”, 通过结果与起点公平的维护来实现制度的目标与功能。培养公平价值观可以使流动人口意识到自己有获得社会保障的权利从而激发其主动争取社会保障的意识。不管是通过培育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价值观还是其他提高其社会保障意识的方式, 都需要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 通过开展诸如“社会保障知识普及流动人口”或“社会保障知识进城中村”等活动, 使社会保障知识在城中村流动人口中得到最大力度的普及和宣传。

(二) 加大政府财政资金对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投入力度

改革以来, 我国的社会保障基金管理与运营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但对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资金投入仍不够, 严重影响着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完善, 城中村的流动人口难以享有本应享有的社会保障权利。因此, 要加大国家与地方对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的财政投入, 尽早在所有地方都建立起适合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机制。这就需要加大公共财政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 积极扩大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资金筹措渠道。国家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支持, 是建立新型社会保障体系的必要条件, 各级财政要转变职能, 调整预算支出, 建立公共财政, 拨出需要用于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的投入资金。但这部分资金是有限的, 不会一下子就能形成较高的水平, 所以要把资金用在急需的地方。财政投入的重点应该放在完善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对流动人口社会保障意识的教育及宣传上。加大财政投入, 特别要加大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福利力度, 如加大流动人口在就业、医疗和养老等方面的支出。而且还要做到不仅要将该参保的流动人口都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把该缴的基金都缴纳集中起来, 还必须确保流动人口缴费后都能够依法充分享有相应的社会保障待遇。

(三) 制定流动人口社会福利优惠政策

1. 将流动人口纳入住房优惠政策和救助范畴。

调查流动人口的住房需求, 妥善处理和解决流动人口的住房问题及困难。要明确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社会保障属性, 加大投入建设力度, 把在城镇畴, 不要有其名无其实。除了优惠救助, 政府应对流动人口聚居的城中村出租屋管理制度进行引导和改进。此外, 政府可还以通过投资为流动人口提供专门的聚居区, 收取低廉房租, 并做好聚居区的治安管理工作, 切实维护流动人口的生活安全。对交不起房租的流动人口做好真实核查, 根据核查结果为其提供相应的住房补助, 保障流动人口住有所居。

2. 建立平等的义务教育制度。

要建立平等的教育制度, 首先要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和提高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要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就一定要加强舆论引导, 使人们在思想意识上充分了解到流动人口的社会角色已逐步占据着不可忽视的地位, 城镇社会保障系统应将其纳入到体系中来。国家财政应加大流动人口聚居地的预算内教育投入, 特别是生活在城中村低水平下的流动人口, 更应该得到公平的义务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 从而提升其社会保障意识, 增强其就业能力。放宽户籍制度, 消除歧视性教育政策, 取消对流动人口子女的借读费用, 使流动人口的子女能够在城市获得与城镇人口子女一样公平的教育权利, 特别是针对农民工的子女, 输入地的政府需要承担起其同住子女义务教育的责任, 让流动人口的下一代能够获得公平的教育权, 也能让流动人口的下一代能够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 从而能在将来的社会竞争中取得公平的竞争机会。

3. 加快构建流动人口社会保障体系。

我们要加快建立全面覆盖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体系。我们应高度重视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进一步完善保障机制、扩大保障覆盖面和提高保障标准, 从而提高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水平。社会保障权益的缺失是流动人口问题的症结所在。所以, 首先要在全社会树立权利面前人人平等、机会面前人人平等和城乡之间人人平等的观念。进一步清理和废止对流动人口有歧视和限制的各项政策, 坚决制止向流动人口收费和变相收费, 尽快出台保护流动人口权益的政策, 重点解决流动人口工伤、医疗、失业、养老四大保险缺失问题。同时, 还要着手组织起草关于流动人口权益的法律法规, 依法保护流动人口权益是治本之策。 (1) 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保障城中村流动人口的基本生活。由于城中村流动人口的收入普遍不高, 生活水平低下。而现代社会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覆盖面较窄, 没能很好地保障城中村流动人口的基本生活。所以要努力构建并完善覆盖城乡居民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这样就能够在保障城中村流动人口基本生活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如政府应在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过程中, 加大财政拨款, 或通过各种宣传渠道争取社会各界对流动人口的帮助, 特别是对刚进入城镇务工却暂时还没有找到工作的农民工或者其他处于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流动人口给予适当的救助。让城中村流动人口可以享有与城镇人口同等的最低生活保障权利, 从而初步实现流动人口能够免除生存危机, 为建设健全、完备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奠定坚实的基础。 (2) 构建全国统一性社保制度, 实现社保的可流动性。为了解决当前城中村流动人口社会养老保险的“便携性损失”问题, 刘传江、程建林 (2008) 结合流动人口的具体情况与特点, 提出构建全国统筹的流动农民工养老保障体系五项措施:一是建立缴费标准的“年×级”制度;二是实行集体账户对个人账户的转移;三是建立缴费年限的弹性制度;四是实行缴费年限折算;五是实行保险费折算与建立养老保险交费;卡。为了克服城乡分割和区域分割两大问题, 谨防社会保障制度“碎片化”, 需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即将目前的“简单型”统账结合升级成为“混合型”统账结合。“混合型”统账结合保险制度有以下优势:可以跨越城乡鸿沟、打破户籍壁垒和农工之分, 具有制度便携性特点, 任何群体及个人都可以在全国统一的社保制度内自由流动, 可随身携带, 不存在身份转换等问题。还可在异地缴费和退休, 这就完全克服了原有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可流动性缺陷, 从而大大减少了其所带来的损失。 (3) 建立适合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险制度。由于流动人口的2流0动13性很年大第, 所2以期为中流旬动人刊口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应与现存时的城市代居 (民总社第会5保0障7体期系) 有一定的差异, 需制定和出台适合流动T人i口m特e点s的政策和制度。 (1) 流动人口的养老保险制度。建立流动人口个人账户的养老保险制度, 逐步做实养老保险账户, 个人缴费完全进入个人账户, 逐渐补足过去对个人账户的透支部分, 而且不能再透支个人账户。这种账户的优越性在于, 当某一流动人口流动的时候, 他的个人账户必须是实的, 这样才有利于养老金随着流动者的流动而移动。同时, 向流动人口公开个人账户, 方便流动人口随时查询自己账户上的养老金, 以提高其参保兴趣及降低退保率。 (2) 流动人口的医疗保险制度。建立适合不同流动人口的医疗保险制度就是将已经就业稳定的流动人口纳入到城镇职工的基本医疗保险中, 也可自愿参加原户籍地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完善医疗保险结算办法, 当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流动人口患大病后, 希望回到原籍治疗的参保流动人口可享受医疗结算服务;而对于高流动性人群, 可以建立与上面提到的“个人账户养老保险制度”相类似的个人账户医疗保险制度, 所筹资金由个人和用人单位共同承担, 落实好个人账户的建立以方便流动人口流动而随时随地提供医疗服务。 (3) 流动人口的工伤保险制度。要建立适合流动人口的工伤保险制度, 特别是针对农民工, 要认真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并依据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关于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及各地制定的《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办法》等。 (4) 流动人口的失业保险制度。要建立适合流动人口的失业保险制度, 就要不断拓宽失业保险制度的覆盖范围, 加大失业保险金筹措力度以提高失业保险的给付水平。努力提升失业保险制度在就业促进方面的效率, 实现以再就业培训为主导和兼顾失业者基本生活的失业保险制度。要加强对流动人口的职业培训及引导性培训, 使流动人口更适应岗位的需求。金如为流融入人口提供免费的职业技能培训, 相应补助N由O政.府2提, 2供0, 1培3i训n课an程c主e要由职业培训机构或企业 (组C织um, 并u为la暂ti时ve还ty没N有O找.到50工7作) 的流动人口提供必要的生活补贴, 以保证其在职业培训期间的基本生活。还要完善就业信息公开发布制度, 尽快实现就业信息和劳动力市场信息的网络化, 使流动人口及时有效地获取就业信息以方便其查询和使用。

参考文献

[1]辜胜阻, 刘传江.人口流动与农村城镇化战略管理[M].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8.

[2]曹荣庆.流动与和谐—流动人口管理的战略转型[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6.

[3]李春根.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经济科学出版社[M].2009.5.

[4]穆怀中.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M].人民出版社.2008.3.

[5]程海峰.流动人口社会保障问题初探[J].经济纵横.2005.1.

[6]王冉, 盛来运.中国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影响因素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8.9.

[7]毛小玲, 张朋柱.基于合作博弈的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多方利益分析[J].复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0.2.

人口社会发展的镜子 篇3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这是继2013年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之后的又一次人口政策调整。

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人口是社會存在和发展的必要前提，没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就不能构成社会。人类社会的存在，既要进行生产劳动，又要战胜自然的侵袭。但是，个人的劳动能力和自卫能力总是有限的，只有在一定数量人口的基础上，才能进行物质生产，才能与自然抗争，也才有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说：“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历史上，人口的多寡一直是执政者挂虑之事。政治的好坏、战争的胜负以及关键历史人物的出现固然可以影响王朝更替的频次和方式，进而影响到人类自身的发展，可以说，人口是国家支撑、经济发展的保障，也是社会发展的镜子。把时间的维度拉长到百年、千年以上，就可看出一些更为宏观的规律来。趁此，我们不妨梳理一下有关人口的问题。

关注人口问题，自古有之

远在3000多年前的商朝，便十分重视人口数字的统计，设有许多掌管人口事项的官员。据《周礼》记载，专门负责人口统计的官员——司民（司命），每年要把国都与郊野的人口，注明性别，登记在户籍册上，生者登记，死者注销。人口数字上报给周天子时，他要慎重其事，要“拜而受之，登于天府”；大宰负责安排人口在农业、苗圃、虞衡（林矿）、薮牧（畜牧）、百工（手工业）等部门的分配；媒氏负责男婚女嫁，男30岁、女子20岁就必须结婚；司徒负责考察各地动植物的生态环境，分析它们与居民的关系，以趋利避害，让百姓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健康地繁衍生息；此外还有司商、牧人、场人、廪人等管理与人口相关事项的官员。

西周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调查。至唐朝，“婚育状况”成为地方官政绩考核内容之一。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年），全国有4700万人口，后突破1亿大关，据历史学家漆侠推算，此时最高垦田数是7.2亿亩，这一数额不仅超过前代，即使后来的元、明两代也未能逾越。

清沿明制，赋役根据人丁征收，对人口编审十分重视，规定每3年（后改为5年），“逐甲、逐里审察均平”，也会进行人口登记。到了道光十四年（1834年），全国人口首次突破4亿。这主要是因为雍正年间，摊丁入亩，废除了人头税，此外红薯、玉米、蚕豆、花生等高产农作物的传播、推广和双季稻在江南地区的栽培，补救了粮食的不足。可以说，当今中国庞大的人口，其初基是在清朝乾隆、嘉庆、道光人口大发展时期奠定的。

当下，人口流动提速

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较之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中，人口净流入地区有14个，净流出地区17个，人口流失数量超过200万的省份已超过10个，省际人口流动呈加速态势。人口流失数量最多的安徽省，已有962.3万人在其他省生活或工作，占到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11.2%。

78岁的老程是河南省潢川县的农民。小暑这天，儿子、儿媳去忙活大田，他和老伴拾掇菜园。篱笆边，刚学会走路的重孙女用塑料铲子挖着泥巴。这个曾有20多口人的大家族，如今只剩5个人守着三处院落。“等俺老两口不在了，儿子、媳妇就带着小妮儿进城去。”老程说，村里原本有近百户人家，现在房子空了一多半。“都打工去了，种地挣得太少。”

这是当下我国城乡间人口流动加速的一个缩影。除了农民进城，还有另一条迁徙线路在悄然改变各省际间人口分布的格局——受教育程度较高人群跨省流动在提速。曾经安土重迁的中国人，又在不断踏上迁徙之路。2004年，国家统计局通过抽样调查预估当年全国外出务工农民约为1亿人，2014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外出务工农民已达1.68亿人。随着户籍改革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曾往返于城乡之间的“候鸟”们，选择把巢和希望留在城里。

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都是战乱使然。即使在和平时期，对第一代“移民”而言，要面对经济、心理上的多重压力，摆脱孤独感甚至不安全感，都需要较长时间。在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的过城中，人口加速流动不可避免，乡愁将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人口的外流是否会对经济发展造成进一步的影响，从而导致“经济下滑——人口外流——经济进一步减速”的恶性循环呢？“在引导人口流动方面，政策有很大的作为空间。”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美艳认为，目前大城市人口过分集中，会带来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问题。要使人口布局更加合理均衡，必须依据生态、环境状况合理规划产业布局和基础设施建设，使各区域的经济发展与人口承载步入良性循环。

人口，优势而非负累

事实上，虽然中国人口数量仍然是世界第一，但人口密度排在世界第80位以外。即便去掉西部的三分之一土地，中国人口密度依然低于德国、英国、意大利等国，更不用说日本、韩国了。况且，这些国家也有很大比例的山地，人口分布也不均匀。中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农业成熟，人口长期居世界第一位。历史上，中国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经济发达，文化昌盛，虽然在近代确实落后了，但改革开放后却又快速崛起。所有这些都是在人口众多的条件下发生的

2013年10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题为《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演讲中提到：“中国和印尼两国有16亿人口，只要两国人民手拉手、心连心，就将汇聚起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巨大力量，创造人类发展史上新的奇迹。”

在全球竞争中，中国人口的规模优势已经得到体现。在2013年，中国的电子商务规模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这意味着整体规模较小的中国商业在电子化程度上已高于美国。这种新兴行业的异军突起反映了人口优势对扭转技术竞争态势的意义。中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虽然领先的行业还很少，但却可以在几乎所有行业参与国际竞争，这点无国可比。

责任编辑 李娜

社会人口调查报告 篇4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不断增多。一方面，我国各民族之间相互了解、相互信任得到加强；另一方面，由于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城市中的民族问题和民族矛盾进一步增多。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民族关系的和谐、各民族的亲密团结是社会稳定、国家昌盛、民族振兴的重要条件。因此，要构建和谐的城市民族关系，维护国家的和平和安全，推进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就应对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生活状况及其社会网络的现实状况进行深入、全面的分析，以期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生活的调适和构建新的社会网络关系找到既积极又稳妥的新对策。

首先，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城市的多民族化以及城市文化的多元性往往带来复杂的城市民族关系。与城市世居少数民族相比，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相对更少，同时居住也更为分散，因而流动人口问题研究很少聚焦在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适应问题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生存状况及其社会网络研究既是城市少数民族研究的深入，也是城市流动人口研究的补充。

其次，伴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少数民族人口向城市中心迁移和流动的数量也不断增加，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势必需要构建新的社会网络来适应和面对这种生存环境和文化的变迁。因此，研究城市中的少数民族的生存状况和社会网络关系，推进和维护民族的团结和平等，是都市人类是社会学研究的一项重要的任务，也是对中国都市人类学必要的补充。

再次，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民族政策和法规对保障少数民族的权益做了详细的规定，但在城市民族工作的实际运用中却常常出现执行难和失效的问题。这是由于城市少数民族问题的特殊性以及政策、法规通常不够灵活甚至与现实脱节造成的。因此，要真正做到事实上的有效保障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权益，应当以多维的视角来考察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城市化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种趋势下研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适应及其社会网络，是民族研究的必然。再次，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生活状况及其社会网络研究，能使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城市民族发展的趋势，以及在城市发展中的民族关系、特点；有助于制定更为实用的城市民族政策和更好的解决城市民族问题；同时也有利于我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

最后，城市化的推进，只有民族特色得到充分体现，才能得到世界的认可。对于中国城市发展来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化过程中的生活状况及其社会网络研究有利于使民族特色文化得以更好的保留和发展。故本研究有利于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

二、文献综述

1、国内外研究现状的综述

社会网络分析是当今西方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领域，它既是一种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观点，也是一套分析方法和技术。自帕森斯以来，人们在从事社会结构的研究时，总是从地位结构观的角度出发来解释社会行为如何受社会结构的制

约，人们具有某些属性，人按属性而分类，人的社会行为用所属的类别来解释。而网络分析则是把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纽带关系看成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结构，进而分析这些纽带关系对社会行为的影响。在社会网络理论发展过程中，一些研究者开始应用社会网的理论视角、方法、概念来研究社会问题。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1973 年在“The Strength of Weak Tie”一文中提出了弱关系强度的假设，他证明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可能通过不经常互动或不太熟悉的弱关系网络获得关于职位空缺的非过剩信息，其主要原因是弱关系所承载的信息异质性高，能担当信息桥的作用。日本学者渡边（Watanab,S）1985 年在日本东京地区主持了一项大型调查，调查的内容是重复格兰诺维特在《谋职》一书中的研究。渡边深的研究结果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格兰诺维特弱关系假设普遍性意义的怀疑。以边燕杰等人为代表的研究者根据对中国大陆、新加坡的研究提出了强关系力量假设。边燕杰在《找出强关系》、《社会网络与求职过程》等文中提出了强关系的假设，论证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天津使用社会网中的强关系可以直接或间接取得分配者的协助，获得一份较理想的工作。之后，边燕杰等人在新加坡进一步验证了强关系假设。结果表明，劳动力市场的体制背景、劳动力供求比例以及市场化程度是决定强弱关系在谋职过程中的作用的环境因素。渠敬东在《生活世界中的关系强度——农村外来人口的生活轨迹》一文中试图通过新经济社会学所提出的网络分析范式，从关系强度的角度来考察农民工生活的世界。农民工流动特别是初次外出所依靠的社会资源最主要的不是来自政府和市场，而是乡土网络。在农民生活和交往的整个过程中，这种社会网络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农民工在流动中社会生活场发生的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网络纽带。他在文章中指出，在农民工进入和融入城市、构建自身生活世界的过程中，工具理性在社会行动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并由此建立了目的和动机相统一的完全的行动架构。曹子玮在《职业获得与关系结构——关于农民工社会网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主要论证了以下几个假设：农民工主要是通过社会网中的强关系来寻找工作的；农民工社会网中的支持网主要是初级关系；农民工的社会关系大于社会组织。这几个假设的被证明表明，农民工在城市再构建的关系网络首先以初级关系为主，再以初级关系为基础不断构建次级关系。在这一网络中，农民工既获得物资资源，也获得精神资源。李汉林、王琦《关系强度作为一种社区组织方式——农民工研究的一种视角》一文提出“虚拟社区”的概念，文章试图说明那些具有血缘和地缘联系的农民工并不一定居住在一起，而是更多地是通过一种看不见的社会关系网和社会支持网加强他们之间的联系。

现有的研究资料表明，我国学术界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关系网络所做的研究不多。以往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研究中，人们一般从地缘、业缘、血缘或民族意识、宗教信仰、生活习俗、文化礼仪等同质性因素或按地位、身份、角色等的地位结构，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界定为一个社会群体，来考察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自我认同和社会整合问题。从研究范式来说，以往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研究主要是从宏观角度上探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问题，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民族关系构建中的作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影响以及对现有城市民族制度的调整及民族工作的发展等问题。在这些研究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杨荆楚的《族际大交流在当今中国》（《民族团结》1995 年第12 期），马建钊和杨超的《少数民族人口城市化的适应问题》（《广东民族研究论丛》第8 辑），李苏幸的《中国大都市面对族际交流》（《民族团结》

1995 年第12 期），沈林的《中国城市里的少数民族聚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3 期），马建钊的《关于回族社区的形成与变迁》（《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4 期），陈长平的《北京牛街异族通婚研究——以1990 年人口普查资料为基础所作的分析》（《吴文澡纪念文章》，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 年10 月出版），周尚意的《现代大都市少数民族聚居区如何保护繁荣：从北京牛街回族聚居区空间特点引出的布局思考》（《北京社会科学》1997 年第1 期），赵杰的《京味文化中的满族风俗》（《北京社会科学》1997 年第1 期）。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数量也逐年递增，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越来越受到人类学、社会学者的关注。如郑信哲在《略论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及其影响》一文中以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为主题，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少数民族流动的背景、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指出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及其趋势，分析探讨了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给城市民族关系和少数民族社会发展带来的多种影响。杨健吾的《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研究——以成都为例》一文概述了成都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基本情况，指出其主要问题是盲流及其导致的犯罪，并总结了成都市有关部门处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的各种措施和经验。还有在最近的几年当中，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生存状况的研究也有着一定的提高。如生存体验与社会网络的研究（2005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适应的研究（2007年），关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权益保障的研究（2009年），子女教育问题的研究（2009年）等等。然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现象和社会现实是繁杂的，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研究可以转入日常生活的层面，返回到他们自身构建并生活其中的生活世界，通过追踪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以及连带出来的行为方式来勾画他们的城市生活轨迹及其社会关系网。

社会与人口统计学论文 篇5

市场营销本12李振栋

一、城市化的涵义

城市化是当今世界上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之一。尽管国际学术界对城市化的研究已有数十年的历史,但是由于各个学科对城市化的理解不一。迄今为止,关于城市化的概念还没有一个完整统一的解释。在城市化各种各样的定义中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是：人口向城镇集聚和城市范围不断扩大，乡村变为城镇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又称城镇化。

二、城市化动力机制探析

（一）城市化动力机制的含义

城市化发展的动力机制是指推动城市诞生和发展所需动力的产生机理，以及维持和改善这种作用机理的各种经济关系、组织制度所构成的综合系统。作为社会现代化重要标志的城市化的发展受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二）促进城市化的几个方面的动力机制 1.经济增长：城市化的宏观动力

从经济学角度看，经济增长必然带来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无疑又会加速经济增长。

2.城市聚集经济：城市化的内生动力

城市化经济是一种集聚经济，从而产生规模经济效益。它可分为三个层面：一是企业内部规模经济；二是产业功能联系所产生的外部性而形成的地方化经济；三是由多个行业向城市地理集中所形成的城市化经济。

3.市场机制：城市化的主导动力机制

现代城市是市场经济的坚强堡垒。城市化过程就是市场经济体制大发展的过程。城市的最大特点是“市”。即市场有城市就有市场，城市发展到何种程度，市场就发育到何种程度。可以说，城市经济的发展，有赖于城市化过程的积极推进，没有城市化的强力驱动，就没有市场经济的大发展。当然，市场经济发育和城市化过程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为城市化提供了契机和原动力。正是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的调节和引导，促使社会经济资源向城市区域流动，从而促进了城市化进程。

4.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其他动力因素

赵燕菁认为国际战略格局对中国城市化过程的形成有极大的影响。郝寿义、陈波翀借助耗散结构理论，把制度变迁物化为城市化势能，从组织效率的角度解释了制度创新对城市化的积极作用。同时,他们认为国际贸易通过工业化与城市化发生联系，拓展了对中国非农产业的市场需求,对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贡献也不容忽视。其中房地产是推动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动力，从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实践上，房地产对区域经济的拉动作用是明显的，对地方财政收入的贡献是巨大的，有的城市高达70%。从今后看，房地产仍然是经济持续增长和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动力。

综合来看,当前中国城市化的动力已呈错综复杂的局面,二元城市化动力机制已经不足以概括目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有必要从新的角度予以审视。在诸多影响城市化发展的因素中,经济增长、科技进步、产业结构转换、制度变迁与创新等是影响乃至决定城市化发展的关键要素所在。2012112328

三、中国城市化水平现状

自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放开了对原有人口流动的控制，大量农民涌入城市，这成为中国特色城市化进程的开端。经过三十几年的发展，中国的城市化已经初见规模。据2012年国家统计局的报告，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从1978年的17.92％ 快速增长到2011年的51.27％，年均增长速度超过1%。（我国从成立历经改革开放以来城镇人口占去全国总人口比重如图1所示。）然而，这样一个快速的城市化过程却是建立在绝对程度较低的城市化水平之上的。按照国际通用标准，城市化水平一般采用居住在城镇的人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按照这一标准，无论从国际比较还是从效率角度来看，中国现在的城市化水平都偏低。

在工业革命之后，中国的城市化之所以长期处于落后的状况，是因为 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发展的进程走的是一条十分曲折，时而又不断反复的艰难道路.。主要从三个阶段进行分析：

（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第一个阶段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100年内，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具有近、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第一个阶段。它的发展呈现出这样一些特点： 城市化的发展十分不平衡。东南部城市化进程较快，而中西部地区则远不如。

（二）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第二个阶段

这个时期大约是1949年~1980年左右。这30年间，中国的城市化道路走得非常艰难，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处在一种“反城市化”的状态。例如：对农村与城市在户口的管理上实行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模式，限制农民向城市的流动，甚至出现过大规模地把城市的人口向农村转移的现象，这些做法在客观上使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长期处于停滞、缓慢，有时甚至是倒退的状态。这一阶段的城市化的状态有如下特点：1.城市的发展具有规划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30年间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因此城市的发展也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划性。2.城市的生产功能凸显。这一阶段过程中，城市的建设与工业生产的发展不可分割，不管是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办工业，办交通运输业是城市的最主要的任务。3.消费、商业、第三产业这些功能仅占城市次要功能的地位。过分强调生产功能，特别是工业生产的功能给城市化的发展埋下了一个极大的隐患环境污染的问题，给今天的城市化发展遗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包袱。

可以这样认为：这30年间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由于在观念指导上，具体实施时基本上是一种反城市化的战略，致使城市化发展的进展缓慢，时而还处于停滞状态，并且还积累了大量的矛盾，给中国未来的城市化发展留下了许多包袱和难题。

（三）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第三个阶段

这个阶段大约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这一阶段城市化与前二个阶段有着不同的特点：1.城市化与现代化相联系。某种意义上讲，城市化与现代化是同一个词。一个国家如果有绝大多数的人口都是居住在城市里，也就意味着这个国家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化。因此，中国的政府开始抛弃以往反城市化的观念，改革并大力推进城市化，而且把它与实现现代化紧密相连。

2.城市的消费性功能趋强显现。如今城市消费性的功能开始显现，而且有逐步走强的发展趋势，其标志是一些大中城市中金融、贸易、通讯、运输和第三产业服务业开始迅猛的发展，其增长的速度，发展的规模均超过了工业产业。

四、城市化水平国际比较

从国际比较来看，根据世界银行历年发布的“世界发展指标”以及“2012世界发展报告”，我们把中国同其他一些经济体的城市化水平的对比列在表

1、表2中。可以明显看出，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也远远落后。事实上，“2012世界发展报告”指出，与中国处在同样发展阶段的国家的平均城市化水平是55％，比中国的46％高出了大约9个百分点。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各个国家城市化水平，2012.五、我国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挑战

在2050年之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必须从现在36％提高到70％以上，这就意味着每年平均需增长1％左右的城市化率（即每年约1000至1200万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在这个过程中，下列挑战不可避免：

(1)人口三大高峰（即人口总量、劳动就业人口总量、老龄人口总量）相继来临，由此产生的城市的生存保障问题，解决劳动力的就业机会问题，全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问题，老龄化社会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等都是城市化进程面临的巨大挑战。

(2)能源和自然资源的超常规利用对中国城市化的压力。从现在起到2050年之间，中国城市要达到资源和能源消耗速率的“零增长”和“负增长”的要求，要全面达到城市土地利用的合理平衡，要全面达到城市的能源清洁化并逐步将能源结构中煤炭所占四分之三的比重，下降到40％以下，都是严重挑战。

(3)加速城市生态环境转变。中国城市的生态环境（大气环境、水环境、固 体废弃物环境、社区环境和居室环境）目前仍然处于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的状态。

(4)加速不同地区间城市发展的平衡和地区内城乡之间的共同富裕。如何实现区域之间城市发展的平衡，并最终达到克服社会的二元结构，实现国家整体的共同富裕，是长期任务。

(5)国家信息化进程的急速推进和国际竞争力的培育。城市信息化水平是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基本标志。目前，中国城市的信息化水平只是发达国家的8％至10％左右，离现代化的要求尚有遥远的路程。

六、中国城市化趋势前景

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篇6

一、解决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的必要性

（一）我国流动人口社会保障面临的突出问题

（二）我国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完善

二、我国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现状

（一）流动人口的社会救助情况

（二）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险情况

（三）流动人口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

三、建立我国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政策建议

（一）通过立法和强化执法力度保护流动人口的合法

权益

（二）积极探索和建立适用于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体

系

（三）通过建立完善长效融资机制保障流动人口的基

本权利

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障碍分析 篇7

口社会融入度较低的主要表现

由于流出地与流入地在经济、社会、文化、风俗、生活方式等因素上的差异, 特别是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存在, 大规模流动人口都停留在流而不迁的状态, 无法成为流入地的永久居民, 成为候鸟式的“迁徙人”。

1. 认同感和归属感缺乏

社会认同感和归属感是衡量整个社会整合和群体融合的很

重要指标, 只有当流动人口对流入地有很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时, 才能说他们比较顺利融入了流入地社会。尽管流动人口中有相当部分是长期工作生活在流入地, 已经成为流入地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成为整个社会主要的劳动力组成部分, 他们的活动已经成为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在很多流动人口看来, 流入地社会依然是“外在的”和“他们的”, 而并不认为是“我们的”。据调查, 有些在杭州工作生活了5年以上、部分甚至在10年以上的流动人口, 当问及他们对流入地社会的看法时, 相当多的人承认自己与当地人交往甚少、很少参与当地社区的组织和活动, 他们认为自己并不是当地社会的真正成员, 只不过是暂时寄居而已。可以说, 在流动人口中这种漂泊的感受和心态是十分普遍, 而这种漂泊感和心态正是缺乏社会认同和归属感的表现。

2. 二元社区现象普遍

所谓二元社区, 即指在同一社区流动人口与本地户籍人口在分配、就业、地位、居住上形成不同的体系, 以至心理上形成互不认同, 构成所谓“二元”。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形成相对隔离的两个社区, 这种二元分割不仅是空间和地理上的, 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在杭州很多社区, 大量集聚的流动人口虽然与本地户籍人口同居一地, 有相当部分的流动人口还租住本地户籍人口的房子住, 但他们相互之间在生活方式上截然不同, 相互之间社会互动也甚少, 工作职业、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使两个群体之间的社会隔离十分明显。

3. 社会冲突和矛盾加剧

主要表现为: (1) 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摩擦性冲突和矛盾屡见不鲜。例如本地居民对流动人口的歧视、刁难等经常引发双方的争吵、甚至打架斗殴;本地居民与流动人

口因日常生活中、买卖交易中的琐事或小的纠纷而发生的矛盾;另外, 还有些流动人口因为受到种种挫折或“相对剥夺感”而产生的对流入地居民的不满而引发的矛盾。 (2) 劳资关系紧张。据调查, 杭州市有42.8%的外来务工人员没能按劳动法与单位签订合法的用工合同, 有14.23%的人不能按时或足额拿到工资, 4.01%的人月收入低于杭州市最低工资标准, 48.67%的人没有接受过单位提供的职业技术培训, 45.17%的人加班没有补贴, 78.13%的人没有双休日, 72.38%的妇女没有产假、产期工资, 44.30%的人没有工伤补偿、工伤保险, 更不要说享受住房以及住房补贴、住房公积金和带薪休假了。当外来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 通过正常渠道难以保护时, 一些外来务工人员就会采取以“不合法对付不合法”, 以对抗方式讨回公道的非正常方式, 导致许多社会矛盾趋于激化, 成为社会的不和谐、不稳定因素。杭州市劳动争议案件从1999年的764件上升到了2004年的1921件, 6年间上升了251%。仅2005年上半年, 杭州市劳动部门共受理劳动争议案件1013件, 涉及劳动者2641人, 同比分别增长39.7%和71.6%。62007年12月10日, 杭州市各级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共出动监察人员327人次, 检查用人单位3657家, 涉及职工人数21.9万人。其中, 处理拖欠工资案件197件, 涉及职工4788人, 清欠工资282.6万余元。 (3) 流动人口犯罪问题突出。来自浙江省有关部门的调研分析指出:近年来, 浙江省流动人口违法犯罪居高不下, 流动人口作案已占全部刑事作案人员的60%以上, 有的地方高达90%以上, 成为影响社会治安的一个重要因素。应该说, 流动人口犯罪是流动人口没有成功融入流入地社会的一种反映。

二、制约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主要障碍

大规模流动人口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市场化改革为人口的自由流动提供了可能和前提条件, 而农村庞大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则构成了人口流动的直接推动力, 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及其所提供的就业机会、收入和发展空间成为人口流动的直接拉力, 但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体制的残存限制了人口的永久性迁移。因此, 流动人口是在我国经济社会体制转轨时期的特定背景下产生的一种特殊现象, 具有很强的中国特色, 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制约因素与这种独特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具体来讲, 主要制约因素有:

1. 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体制

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体制长期以来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主要特征。所谓城乡二元体制就是指在过去的计划体制下, 国家为了推进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以及维护整个社会的稳定, 从1950年代起相继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法令, 在户籍迁移制度、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人民公社制度、粮油供应制度、所有制和劳动用工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把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分割开来, 分别实行不同的社会政策, 从而使整个中国社会形成“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格局, 使中国的城市和农村逐步走向分割与封闭, 形成并长期维系着二元社会的格局。改革开放以后, 城乡二元体制受到了冲击和弱化, 如人民公社制度、粮油供应制度、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取消, 劳动用工制度松动, 但是, 由于户籍制度以及与户籍制度有关的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和社会福利等方面仍然存在并发挥着作用, 从而直接限制了农村人口转变为永久性的城镇居民。不过由于现在允许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务工经商, 因此, 改革开放前僵化的城乡二元对立转变为现在的流动中的二元对立, 由原来分别生活于两个不同地域社会空间世界的二元对立转变为现在共同生活于同一地域社会空间的二元对立。

正是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顽固存在使得改变了生活场所和职业的流动人口仍然游离于城镇体制之外, 造成他们生活地域边界、工作职业边界与社会网络边界的背离, 使得他们游离于城市体系与农村体系、体制内与体制外、正规市场与非正规市场、传统产业与现代产业之间, 处于边际人的地位, 从而与流入地社会处于一种非整合状态。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社会排斥不仅在空间地域上, 而且在社会认同中建构了一道边界, 直接构成了流动人口融入流入地社会的障碍, 使得他们成为城墙内的城外人, 或都市中的“边缘群体”, 这种状况使得他们融入流入地社会相当艰难。

2. 流入地政府的本位主义

流动人口与本地户籍人口这两种身份的背后其实是一种利益关系, 是一种社会资源分配的规则和秩序。因此, 从利益群体的角度来看, 流动人口与流入地本地户籍人口实质上是两个不同的利益群体, 这两个群体对地方政府的影响力量决定了地方政府对其服务的程度和质量。长期以来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使得地方政府只对本地户籍人口负责的观念意识很强, 加之本地户籍人口往往有各种渠道积极寻求反映和表达对自身利益的要求, 而流动人口则由于其分散性和组织化程度低, 加之自身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低下, 缺乏代表自身利益的组织, 其利益要求往往得不到流入地政府的重视。因此, 地方政府在制定各种政策法规时往往倾向于优先考虑或保护本地户籍人口的利益, 而对于流动人口的权益保护问题, 很多地方政府则做得很不好, 有些甚至严重缺位。很多流动人口往往陷入一种政府服务的真空之中, 在许多情况下, 实际上过的是一种没有政府的生活。这种状况极大地影响了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社会的认同和融入。

3. 流入地户籍人口的偏见和歧视

长期以来, 在政策优势和先行一步的改革开放优势条件下, 本地户籍人口在社会资源和竞争方面占据着优势, 并由此而形成“一等公民”的身份优势意识。而流动人口由于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基础上处于全方位不平等的地位, 成为流入地社会的“二等公民”。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许多有偏见与歧视的本地户籍人口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对待流动人口的偏见与歧视, 他们理所当然地把流动人口当作“外群体”看待, 在认识上对其表现出偏见, 在行为上对其表现出歧视。正是由于这些偏见和歧视的存在, 使得流动人口与本地户籍人口虽然同处一个社会空间工作居住和生活, 但他们在社会交往上、在心理意识上都相当疏远, 造成了流动人口融入流入地社会的困难。

4. 流动人口自身素质和社会适应能力不足

流动人口自身素质相对较差。在一次对800名在杭外来务工人员做的随机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学历普遍较低, 初中学历的最多, 占55.7%, 其次是高中、小学, 大专及以上的学历仅占8.5%。

社会适应能力是影响流动人口融入流入地社会的又一个重要因素。绝大部分流动人口是来自经济社会落后的农村地区, 在他们进入城镇化等经济社会发展相对发达地区务工经商后, 面临着职业、生活方式、社会交往关系等一系列的转变和适应。他们要适应从农村田园式的悠闲自在的生活工作方式向现代化、节奏紧张的现代都市生活方式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不仅面临着工作竞争等生存压力的挑战, 还面临着社会交往关系的挑战。许多调查表明, 进入城镇化地区工作生活的流动人口, 其人际交往关系大多还是停留在传统的亲缘和地缘关系方面, 很多流动人口交往的人群主要是老乡、亲戚等。流动人口的社会关系的内向性、乡土性突出, 社会生活圈子相对较为封闭, 他们不愿主动突破这一封闭状态, 客观上形成了自我隔离状况, 与流入地主流社会、主流文化相疏离。更为主要的是, 很多流动人口中存在“打工心态”、“过客心态”等。在很多流动人口中, 他们觉得自己的“根”始终还是在农村的家乡。这种“打工心态”和“过客心态”使得大多数流动人口将自己的未来定位在农村, 对流入地社会没有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 始终保持对流入地社会一种“陌生人”的感觉。

三、加速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路径选择

1. 从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认识和重视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

一般将所有不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看作是人口对经济的负债———简称人口负债, 而把那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看作是人口对经济的红利———简称人口红利。在人口转变的早期和晚期, 当青少年和老年人快速增长的时候, 经济增长将深受其累。只有在人口变迁的中期, 当青壮年人口快速增长、经济活动人口快速增加的时候, 人口红利才会出现。一般认为, 中国的人口转变将使21世纪的头一、二十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人口红利的“黄金时期”。长三角地区由于有大量青壮年流动人口源源不断地涌入, 使长三角地区“未富先老”的状态要比全国其他地区轻, 其人口红利的“黄金时期”将会延长为20—25年。因此, 长三角地区要积极利用人口红利的“黄金时期”, 加快经济发展和社会现代化。但是, 人口红利的真正实现不仅与人口结构有关, 也取决于相关政策的积极作用, 尤其是与劳动力有关的政策。如果大量的流动人口不能顺利融入流入地社会, 造成劳资双方关系紧张, 劳工罢工等对抗性事件不断, 或者是大量流动人口由于各种歧视性政策而不能顺利就业, 或者是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关系紧张, 造成社会治安动荡。这些都将使长三角地区所具有的庞大流动人口这一人口红利难以实现, 从而最终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正是从这种角度来讲, 重视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具有战略意义。

2. 革新社会管理模式, 维护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

目前许多流入地政府对流动人口的管理还主要是一种以防范型为主的专项管理, 奉行的是“谁主管, 谁管理;谁聘用, 谁负责;谁容留, 谁负责”的原则。这种被动防范的管理方法在管理流动人口问题上应该说起过一定作用, 但是这种管理也存在着对流动人口的社会管理工作面窄, 难以适应流动人口发展趋势的要求, 留下了许多管理盲点和无法解决的问题等局限性。因此, 要努力推动流动人口管理模式向流动人口与流入地户籍居民权利平等、以公共服务为本质、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和法治原则的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 建立起市场经济条件下与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相适应的制度机制。要坚持既注重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控制, 也要保护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因为流动人口也是中国公民, 其权益理应得到保护。因此, 在流动人口的管理上不仅要管理其治安、计划生育等方面的情况, 也要关心和解决流动人口劳动权益问题、子女教育问题和人身安全问题等。

3. 完善社会支持网络, 提高流动人口组织化程度

流动人口离开家乡进入一个几乎是完全陌生的生存环境, 他们失去了原本熟悉的关系网络如社区和亲属的帮助, 而且他们在脱离了流出地的管理以后, 一定程度上也失去了原本由流出地提供的各种保障和服务。因此, 有必要建立起一种以个人社会关系网、流入地企业、社区、政府相结合的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网络, 引导流动人口积极参与流入地社会事务, 促进流动人口与流入地户籍居民的良性互动, 增强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机制和社会融入机制, 减少问题流动人口发生的机率。

4. 强化教育引导, 发挥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主观能动性

流动人口融入城市, 既需良好的外部环境, 更需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应通过加强思想教育、典型示范等方法, 引导、激励流动人口从以下三方面积极融入城市。 (1) 在经济层面力求较好生存。鉴于流动人口进城就业因现实环境与自身素质的制约存在着一定的先天不足, 要积极引导和激励流动人口重视知识学习和经验积累, 努力提高综合素质特别是职业技能, 熟悉和遵守城市规则, 以适应城市生产、生活的要求。 (2) 在社会层面主动扩大交往。流动人口应主动和善意地扩大社会交往, 尤其要积极参加社区、工会的各种活动, 流动人口中的党、团员还要积极参加所在单位或社区的党、团组织活动, 从而在城市中建立比较丰富和融洽的人际关系, 利用较多的社会资源实现自己在城市的发展。 (3) 在心理层面自觉强化认同感。一是流动人口对即将进入或已经进入的城市, 要通过各种媒体和社会交往增加了解, 重视从心理方面去努力适应。二是掌握和运用心理适应的渠道与技巧。如加强城市规则、文化等方面的学习, 深入地了解城市;与家人保持联系以获得支持;尝试用城市主流文化的视角去分析和认识所遇到的人和事等。三是培育乐观向上的心理。扬弃在农村生产生活中形成的思想观念和心理, 发扬吃苦耐劳、勤俭朴实等精神, 克服乡土文化中封闭、内向、散漫等消极思想和心理的影响, 以宽容接纳的心态对待城市主流文化和市民, 自觉增强对市民群体的归属感, 增强城市“主人”意识, 从而尽快实现由流动人口到新“市民”的转变。

社会人口调查报告 篇8

关键词:流动人口；子女；社会融入

一般而言，流动人口子女大体有两类：一是流动人口留守子女，即为留守在家里，远离进城务工的流动人口家长的子女；二是流动人口随迁子女，顾名思义，就是跟随着进城务工的流动人口家长的子女。本课题研究对象所指正是后者。对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城市融入问题的研究，可以说是在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的大背景下拉开帷幕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全球化速度加快，城市化进程提升，史无前例的人口流动需求也不断得到强化。在人口流动中，“流动困惑”随之而来：“由于流出地与流入地在经济结构、户籍制度以及社会、文化、行为习惯、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流动人口往往停留在流而不迁的状态，难以成为流入地的永久居民，从而形成与流入地户籍人口相对应的两类人群:常驻的‘外来人和候鸟式的‘迁徙人”[1]。随着人口流动大潮的到来，由此引起的流动人口子女城市融入问题表现愈加突出。对此，国内外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曾做过探索，大致可从以下两方面做一梳理：

一、國外研究现状述评

最早的社会融入研究是从西方社会融合理论开始的，用来理解和解释西方移民在社会的经济成就、行为适应、文化融合、身份认同的过程和结果。综观诸多理论流派，以“融合论”、“多元文化论”和“区隔融合论”较具代表性。

（一）融合论

该理论最早可追溯到二十世纪初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派。该学派代表人物Park和Burgess认为，融合就是“个体或群体互相渗透、相互融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共享历史和经验，相互获得对方的记忆、情感、态度，最终整合于一个共同的文化生活之中”[2]。该理论把融合过程和内容系统地划分为四种互动:经济竞争、政治冲突、社会调节和文化融合。可是，这种不分种族、民族差异，也不分移民社会经济背景的做法一味地认为，随着在流入地居住时间的延长、语言的适应、经济的整合、文化的认同，移民终将融入美国主流社会。这样的论断显然不能完全符合事实。而且，融合是一个长期、世代、累积的过程，“既包括个体自觉的行为，也包括自发的日常生活的决定；融合过程是不同层面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3]。所以这种理论后来遭到广泛质疑。

（二）多元文化论

多元文化论源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美国。起初，其仅仅是一种政治主张，目的是为对抗长期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的、具有明显种族歧视的、以欧裔白人为中心的“同化论”。后来，这一主张就逐渐应用到了国际移民领域，此时的多元文化论就开始强调，“当移入地文化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时，新移民会倾向于维持原有的文化价值，同时他们也会在新的定居地重新塑造其身份认同、价值观念，从而有助于形成多元化的社会和经济秩序”[4]。

（三）区隔融合论

其实，区隔融合论是对上述传统融合论的补充和发展。该理论考虑到了不同民族、种族以及流入地所处的不同社会经济背景，进而认为，“移民的人文资本(比如，教育、技能、文化)及他们在流入地最早遭遇的对待与融合模式之间存在互动。流入地公共政策和社会成员表现出来的敌意、漠不关心或诚心接纳对融合的过程及结果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5]。因此，出于成人所处角色、进城目的、生活经历等的不同，子女在流入地的文化融合、行为适应、身份认同的路径和机制都与亲代存在很大差别；其社会融入问题难以完全从父母的融合经验中找到答案。

以上三种理论从各自不同的宏观历史背景解释了各自时代移民的融合现状、过程和结果。尽管我国现实情境与国外存在差异，我国流动人口与国际移民在社会经济背景和流入城市的客观环境也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相似的，即在流入地，他们均属弱势群体。因此，对解决以流动人口子女城市融入为代表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二、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流动人口子女的社会融入是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关键抓手。而对于其研究现状可以概括为两句话：从研究对象上看，对流动人口“本体”关注较多，对其子女关注较少；从研究内容上看，对流动人口生存现状关注较多，对其社会融入的发展问题关注较少。综观当前国内理论和实务界，在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研究上，笔者认为主要可以概括为两方面：

（一）身份融入的研究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首先表现在身份的融入，即流动人口的称呼、地位和作用逐渐被社会确定并认可下来。近些年，学界开始关注流动人口，特别是对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流动人口的身份问题，亦产生不少学术成果。较具代表性的有：郑杭生教授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研究》；陆学艺研究员的《“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改革中的农村与农民：对大寨、刘庄、华西等13个村庄的实地调查》、《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研究》、《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李培林先生的《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陈文科先生的《中国农民问题》等。在此推动下，2004年9月，中国工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指出：“一大批进城务工人员成为工人阶层的新成员”[6]。这表明我们正式承认农民工的工人阶级属性及其在工人阶级中的重要地位，对农民工来说无疑是种鼓舞。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尽管如此，这仅仅是其社会融入的一个起步阶段。

（二）融入认知理论的研究

事实上，我国的流动人口主要是以农民工一类的弱势群体为代表。近年来，学界针对其社会融入的研究理论，为数的确不多。在诸如“再社会化说”、“新二元关系说”以及“融合递进说”等假说推动下，产生了较为典型的两种融入认知论：“两段论”和“两化论”：

1.“两段论”

该理论认为，我国流动人口城市社会融入可分社会适应和社会融入两个阶段。“社会适应”是农民工为改变生存状态而单向努力的过程。在这一阶段，农民工文化程度、生活习惯、卫生礼仪等内在的自身条件是关键影响因素，外部环境在这一时期作用有限，并不对其社会适应产生实质性影响。“‘社会融入是农民工与迁入地社会实现较好融合的过程及状态，这是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社会生存下来后所面临的如何发展的问题”[7]。在这一阶段，外部环境就成为了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关键因素，而自身条件就处于次要位置了。“农民工具备了一定的基础，谋求在城市中永久居住和生活，必然要考虑到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仅依靠农民工自身努力是难以有所改善的，环境必须回应才有助于消除农民工融入的障碍”[8]。

2.“两化论”

该理论认为，“基于我国城乡人口转移‘先从农民到农民工，然后‘再从农民工到市民，因此需要用‘农民非农化理论＋农民工市民化理论的‘两步转移理论来解释我国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问题”[9]。目前来看，“农民非农化”阶段，即从农村到城市转移的过程已无障碍，而“农民工市民化”阶段，即从农民工到城市产业工人和市民的职业和身份变化过程，目前进展举步维艰。本课题所研究的也正是这一阶段的问题。该理论因此主张应从具体的制度创建上来消除“农民工市民化”阶段的障碍。为此，“应当从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和城市融合三个环节进行。在农村退出环节，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耕地流转制度与机制的创新、农地征用制度与机制的创新；在城市进入环节，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包括户籍制度的转型、城乡一体化就业制度的变革、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投资与积累、农民（工）社会资本的投资与积累以及农民工城市安居工程的构建；在城市融合环节，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农民工生存保障的社会化和生存环境的市民化”[10]。

结合以上理论，笔者认为，流动人口子女的城市社会融入主要体现为身份融入、心理融入和文化融入三个层面。身份融入是起点，心理融入是升华，文化融入是核心。而教育在其中起到了贯通上下的作用。因此，流动人口子女的城市教育融入是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基本途径，也是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重要内容。

课题：本文是省社科联2012年度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立项课题《流動人口子女社会融合问题研究》（课题编号：20121s1ktzixxjc-1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1][9]杨菊华.从隔离、选择融入到融合: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的理论思考[J].人口研究，2009年第1期.

[2]Park,R.E.and E.W.Burgess.1921.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ety(2nd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3]Alba,Richard,Victor Nee.2003.Remaking the American Mainstream:Assimilation and Contemporary Immi-gration.Bos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4]周敏.唐人街—深具社会经济潜质的华人社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5]Portes,Alejandro,and Min Zhou.1993.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Segmented Assimilation and Its Variants.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s530:74-96.

[6]中国工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团结动员广大职工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充分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http://www.acftu.org，2003-9-22.

[7]朱力.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J].江海学刊，2002（6）：82-88.

[8]刘传江等.第二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7（l）：6-11.

[10]吴新慧，刘成斌.出路与保障—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国家政策[J].中国青年研究，200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