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直接利用外资情况(精选8篇)
供水量 供水量指各种水源为用水户提供的包括输水损失在内的毛水量之和,按受水区分地表水源、地下水源和其他水源统计。地表水源供水量指地表水工程的取水量,按蓄水工程、引水工程、提水工程、调水工程四种形式统计;地下水源供水量指水井工程的开采量,按浅层淡水、深层承压水和微咸水分别统计;其他水源供水量包括污水处理回用、集雨工程、海水淡化等水源工程的供水量。海水直接利用量另行统计,不计入总供水量中。2011年全国总供水量6107.2亿m3,占当年水资源总量的26.3%。其中,地表水源供水量4953.3亿m3,占总供水量的81.1%;地下水源供水量1109.1亿m3,占总供水量的18.2%;其他水源供水量44.8亿m3,占总供水量的0.7%。与2010年相比,全国总供水量增加85.2亿m3,其中地表水源供水量增加71.7亿m3,地下水源供水量增加1.8亿m3,其他水源供水量增加11.7亿m3。
在地表水源供水量中,蓄水工程供水量占32.3%,引水工程供水量占33.7%,提水工程供水量占30.4%,水资源一级区间调水量占3.6%。全国跨水资源一级区调水主要分布在黄河下游向其左右两岸的海河和淮河流域调水,以及长江下游向淮河流域的调水,其中,海河流域引黄河水39.5亿m3,淮河流域从长江、黄河分别引水89.6亿m3和27.2亿m3,山东半岛从黄河引水15.7亿m3,长江流域从淮河、钱塘江、澜沧江分别引水4.9亿m3、0.03亿m3和0.7亿m3,桂贺江从湘江引水0.3亿m3,甘肃河西走廊内陆河从黄河引水2.6亿m3。在地下水供水量中,浅层地下水占83.8%,深层承压水占15.8%,微咸水占0.4%。在其他水源供水量中,污水处理回用量32.9亿m3,集雨工程水量10.9亿m3,海水淡化水量1.0亿m3。2011年全国海水直接利用量604.6亿m3,主要作为火(核)电的冷却用水。海水直接利用量较多的为广东、浙江和山东,分别为252.1亿、182.3亿和57.4亿m3,其余沿海省份大都有数量不多的海水直接利用量。
各水资源分区中,南方4区供水量3340.8亿m3,占全国总供水量的54.7%;北方6区供水量2766.4亿m3,占全国总供水量的45.3%。南方4区均以地表水源供水为主,其供水量占总供水量的95%左右;北方6区供水组成差异较大,除西北诸河区地下水供水量只占总供水量的20.5%外,其余5区地下水供水量均占有较大比例,其中海河区和辽河区的地下水供水量分别占总供水量的63.8%和51.7%。各省级行政区中,南方省份地表水供水量占其总供水量比重均在90%以上,而北方省份地下水供水量则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其中河北、北京、河南和山西4个省(直辖市)地下水供水量占总供水量的一半以上。
用水量 用水量是指各类用水户取用的包括输水损失在内的毛水量之和,按生活、工业、农业和生态环境四大类用户统计,不包括海水直接利用量。生活用水包括城镇生活用水和农村生活用水,其中城镇生活用水由居民用水和公共用水(含第三产业及建筑业等用水)组成;农村生活用水除居民生活用水外,还包括牲畜用水在内。工业用水指工矿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用于制造、加工、冷却、空调、净化、洗涤等方面的用水,按新水取用量计,不包括企业内部的重复利用水量。农业用水包括农田灌溉和林、果、草地灌溉及鱼塘补水。生态环境补水仅包括人为措施供给的城镇环境用水和部分河湖、湿地补水,而不包括降水、径流自然满足的水量。2011年全国总用水量6107.2亿m3。生活用水789.9亿m3,占总用水量的12.9%;工业用水1461.8亿m3(其中直流火(核)电用水量为437.5亿m3),占总用水量的23.9%;农业用水3743.5亿m3,占总用水量的61.3%;生态环境补水111.9亿m3(不包括太湖的引江济太调水16.0亿m3、浙江的环境配水23.7亿m3和新疆塔里木河大西海子下泄水量、塔里木河干流沿岸胡杨林生态用水、阿勒泰地区河湖补水等生态环境用水量25.0亿m3),占总用水量的1.9%。与2010年比较,全国总用水量增加85.2亿m3,其中生活用水增加24.1亿m3,工业用水增加14.5亿m3,农业用水增加54.5亿m3,生态环境补水减少7.9亿m3。
按水资源分区统计,南方4区用水量3340.8亿m3,占全国总用水量的54.7%,其中生活用水、工业用水、农业用水、生态环境补水分别占全国的63.5%、75.4%、45.4%、33.5%;北方6区用水量2766.4亿m3,占全国总用水量的45.3%,其中生活用水、工业用水、农业用水、生态环境补水分别占全国的36.5%、24.6%、54.6%、66.5%。与2010年相比,松花江区和长江区增加较多,分别增加38.9亿m3和26.9亿m3,主要是农业用水增加所致;淮河区和黄河区分别增加19.0亿m3和12.2亿m3左右;其余水资源一级区用水量增减数量不大。按东、中、西部地区统计,用水量分别为2220.3亿m3、1967.5亿m3、1919.4亿m3,相应占全国总用水量的36.4%、32.2%、31.4%。生活用水比重东部高、中部及西部低,工业用水比重东部及中部高、西部低,农业用水比重东部及中部低、西部高,生态环境补水比重西部高、东部及中部低。与2010年相比,东部地区用水量增加5.5亿m3,中部地区用水量增加88.0亿m3,西部地区用水量减少8.3亿m3。总用水量增加10亿m3以上的有黑龙江、江西、吉林和山西4个省,以农业用水增加为主;增加5亿~10亿m3的有湖北和福建2个省,湖北以农业和生活用水增加为主,福建以工业用水量和生活用水量增加为主。在各省级行政区中用水量大于400亿m3的有江苏、新疆和广东3个省(自治区),用水量少于50亿m3的有天津、西藏、青海、北京和海南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用水占总用水量75%以上的有新疆、宁夏、西藏、黑龙江、甘肃、海南和青海7个省(自治区),工业用水占总用水量40%以上的有上海、重庆、湖北3个省(直辖市),生活用水占总用水量20%以上的有北京、天津、重庆、广东和浙江5个省(直辖市)。
根据1997年以来《中国水资源公报》统计,全国总用水量总体呈缓慢上升趋势,其中生活和工业用水呈持续增加态势,而农业用水则受气候和实际灌溉面积的影响呈上下波动、总体为缓降趋势。生活和工业用水占总用水量的比例逐渐增加,农业用水占总用水量的比例则有所减少。按居民生活用水、生产用水、生态环境补水划分,2011年全国城镇和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占8.5%,生产用水占89.6%,生态环境补水占1.9%。在生产用水中,第一产业用水(包括农田灌溉,林、果、草地灌溉,鱼塘补水和牲畜用水)占总用水量的62.8%,第二产业用水(包括工业用水和建筑业用水)占24.7%,第三产业用水(包括商品贸易、餐饮住宿、交通运输、机关团体等各种服务行业用水量)占2.1%。
用水消耗量 用水消耗量指在输水、用水过程中,通过蒸腾蒸发、土壤吸收、产品吸附、居民和牲畜饮用等多种途径消耗掉,而不能回归到地表水体和地下含水层的水量。灌溉用水消耗量为毛用水量与回归地表、地下的水量之差,工业和生活用水消耗量为取水量与废污水排放量及输水的退归水量之差。2011年全国用水消耗总量3201.8亿m3,耗水率(消耗总量占用水总量的百分比)为52%。农田灌溉耗水量2078.9亿m3,占用水消耗总量的64.8%,耗水率62%;林牧渔业灌溉/补水耗水量283.8亿m3,占用水消耗总量的8.9%,耗水率74%;工业耗水量354.0亿m3,占用水消耗总量的11.1%,耗水率24%;城镇生活耗水量150.4亿m3,占用水消耗总量的4.7%,耗水率30%;农村生活耗水量245.5亿m3,占用水消耗总量的7.7%,耗水率85%;生态环境补水耗水量89.2亿m3,占用水消耗总量的2.8%,耗水率80%。
废污水排放量 废污水排放量指工业、第三产业和城镇居民生活等用水户排放的水量,但不包括火电直流冷却水排放量和矿坑排水量。经调查统计分析,2011年全国废污水排放总量807亿t,其中大于30亿t的有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和四川10个省(自治区),小于10亿t的有天津、山西、内蒙古、海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用水指标 2011年,全国人均用水量为454m3,万元国内生产总值(当年价)用水量为129m3。农田实际灌溉亩均用水量为415m3,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为0.510,万元工业增加值(当年价)用水量为78m3,城镇人均生活用水量(含公共用水)为198L/d,农村居民人均生活用水量为82L/d。与2010年相比,全国人均用水量、农田实际灌溉亩均用水量、城镇及农村人均生活用水量变化不大;按可比价计算,2011年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比2010年减少了7%和9%。按东、中、西部地区统计分析,人均用水量分别为402 m3、465m3、531m3,即东、中部小,西部大;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差别较大,分别为76m3、154m3、191m3,西部比东部高近1.5倍;农田实际灌溉亩均用水量分别为383m3、365m3、522m3,依然是西部大;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为50m3、87m3、69m3,呈东部小,中、西部大的分布态势;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呈东部大,中、西部小的分布态势。从水资源分区看,南方4区各项用水指标均高于北方6区,其中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高出1.7倍,农田实际灌溉亩均用水量高出近45%。各水资源一级区中,人均用水量最高的是西北诸河区,最低的是海河区;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最高的是西北诸河区,较低的是海河区、淮河区、辽河区和东南诸河区;农田实际灌溉面积亩均用水量最高的是珠江区,较低的是海河区和淮河区;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较高的是西南诸河区和长江区,较低的是海河区、黄河区、辽河区和淮河区。因受人口密度、经济结构、作物组成、节水水平、气候因素和水资源条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各省级行政区的用水指标值差别很大。从人均用水量看,大于600m3的有新疆、宁夏、西藏、黑龙江、内蒙古、江苏、广西7个省(自治区),其中新疆、宁夏、西藏分别达2383m3、1157m3、1025m3;小于300m3的有天津、北京、山西和山东等10个省(直辖市),其中天津最低,仅174m3。从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看,新疆最高,为792m3;小于100m3的有北京、天津、山东和浙江等12个省(直辖市),其中天津、北京分别为20m3和22m3。
为了加快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 “十三五”期间焦化产业的转型升级,保障乌海市经济可持续发展,应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招商局之邀,2015年8月31日,中国煤炭加工利用协会副理事长张绍强率有关人员前往乌海市考察和调研焦化产业现状,并于9月1日与乌海市招商局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
乌海市炼焦煤资源丰富,焦化产业发展较早,目前焦炭总产能1 800万t。受钢铁行业整体低迷影响,近几年来,乌海市焦化企业的利润逐年下降,且出现大部分亏损的局面。为寻求乌海市焦化产业转型升级路径,乌海市招商局代表乌海市与中国煤炭加工利用协会多次接触,共同商讨具体举措,以促进乌海市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此次合作框架协议的达成,将对实现乌海市焦化产业的较快转型发挥重要作用。
(一)规模不断扩大,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作用不断增强
近几年来我国利用外资的数额一直保持世界前列,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呈逐年增加趋势,2001—2004年分别为468.8亿美元、527.4亿美元、535.05亿美元和606.3亿美元,比上年分别增长15.1%、12.5%、1.45%和13.3%。截止2005年2月,全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1万余家,合同外资金额11166.6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金额5700.69亿美元。
(二)第二产业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结构中仍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截至2003年底,我国第一、二、三产业合同利用外资金额分别为180.36亿美元、6320.11亿美元和2930.84亿美元,所占比重分别为1.9%、67.0%和31.1%。2004年,我国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为430.2亿美元,占总额的71.0%。这种行业结构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升级。同时,在第三产业内部,房地产业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占较大比重的现象也值得重视。
(三)东部地区依然是外商直接投资的主战场
2003年,我国东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占总额的85.9%,而中、西部分别仅占10.9%和3.2%。这种状况将不利于我国各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
(四)跨国公司的经营行为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
跨国公司为获得巨额垄断利润,会凭借管理优势、技术优势、品牌优势和规模经济优势构筑较高的行业壁垒,实行排他性经营,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限制竞争的苗头;跨国公司经营是以利润最大化为最终目标,势必会将自然资源密集、污染密集的产业转入我国,这将加重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影响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由于跨国公司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开展经营活动,中西部地方政府为吸引外资进入,不惜在税收、土地等方面付出高额成本,这不仅加重了地方负担,而且严重抑制了国内企业的正常发展。
二、相关对策建议
(一)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为外资进入奠定良好基础
相对于优惠政策而言,跨国公司更加注重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政策的连续性与透明度以及政府工作效率等因素。要进一步简化行政审批程序,整治投资的不良环节,改善行政环境;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力度,依法保护外商的合法权益;注重保持外商投资有关法律的相对稳定性、连续性和可操作性,努力创造良好的政策和法律环境;加快某些行业贸易投资自由化步伐等。
(二)积极探索利用外资的新方式
在世界跨国直接投资呈现恢复性增长的背景下,要不断改进利用外资的方式和方法。探索以产业基金、投资基金等方式利用外资的新途径;鼓励外资以并购国内企业的方式参与国有企业的重组改造;鼓励跨国公司在我国建立研发中心,积极参与中国基础研究、应用研究、高新技术研究以及和国内科研单位、企业研发中心合作研发,以实现技术、管理外溢效应最大化;积极探索有效方式,逐步拓宽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参与我国金融市场改革的范围,以及使其参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和重组不良资产的途径与管理办法;进一步扩大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在我国证券市场的投资规模。
(三)积极发展服务业,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
要不断完善服务贸易领域的法律法规,建立统一规范的市场准入制度,鼓励引进国外服务业的现代化理念和技术手段;依靠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促进服务业快速发展和结构升级;优先发展现代金融、现代物流、信息服务等新兴服务业;积极引导外资进入旅游、文化、体育等需求潜力大的服务行业等。
(四)采取积极措施促进东中西部利用外资协调发展
制定和完善东北老工业基地利用外资的相关政策,加强对中西部利用外资的指导及跨国公司投资中西部的引导。进一步完善中西部投资配套设施,降低外商投资中西部的进入门槛,鼓励外商投资中西部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
(五)建立健全外商直接投资的法律法规体系
要加强利用外资的法律建设,建立健全跨国公司投资,特别是与跨国并购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同时注重其可操作性。尽快出台反垄断法,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垄断的形成及其在经济领域中的消极作用。同时,从创造竞争的角度出台经济政策,以立法或其他方式扶持势单力薄的国内中小企业联合起来,同大企业、垄断组织相抗衡,形成新形势下的有效竞争。设立相应的监督机构,建立和规范一系列有关的管理措施,对不规范的竞争行为,予以法律上和制度上的制约。
我院积极贯彻区纪委4月23日下发的《关于开展“四不直接分管”自查工作的通知》精神,认真落实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四不分管”制度。按照规。
由政治处主任张本禄负责,财务和物质采购工作及工程项目工作由办公室主任董立军负责,面前为止未遇到工程项目建设承包与发包情况,今后遇到此类工作,一定严格执行区纪委的相关规定,由党组集体讨论决定。
三、于淼副院长负责监督管理上述部门工作,并对这些工作负直接领导责任,定期对上述工作情况向一把院长汇报。
四、我院实行“四不直接分管”制度,党组书记雅君院长对我院上述财务、人生、工程项目及物资采购工作负总旨,并定期听取上述部门工作汇报。
盖面的情况汇报
为切实做好干部直接联系群众挂联工作,检验“四群”活动在基层取得的实效,根据县委四群办《关于进一步扩大干部直接联系群众覆盖面的通知》精神,我局于2012年9月17日,认真组织开展了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工作“回头看”,由局党委委员和各支部书记共11人参加了会议。对活动开展以来工作中出现的和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进行深刻分析、认真总结。针对领导干部挂勾情况,认真回顾、梳理、分析,查找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对下一步如何开展工作,如何引导群众脱贫致富,如何把党的惠民政策传达给群众等等都做了深刻的探讨。
一、领导重视,措施得当
根据县委“四群”办的工作要求,我局党委高度重视,加强了组织领导,紧紧围绕县委的安排部署,认真贯彻落实各项群众工作。共安排了11名领导干部联系挂勾,每个领导干部直接联系3个农户共33户。由于局党委工作思路清晰,工作方式方法得当,“四群”教育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二、扎实开展“四群”教育工作,切实为群众办实事 自开展“四群”教育工作以来,我局领导干部结合实际
利用模拟卫星摄影测量数据按EFP法光束法平差与直接前方交会计算高程的精度比较
首先对文献[2]中的EFP法光束法平差的数学模型作了必要的.修改,然后利用模拟数据按EFP法进行光束法平差.试验中,按外方位元素不同的精度分别计算了光束法平差与直接前方交会高程精度,并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即使外方位元素达到很高的精度,光束法平差依然必要.
作 者:王任享 作者单位:西安测绘研究所,西安市雁塔路中段1号,710054刊 名: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ISTIC EI PKU英文刊名:GEOMATIC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OF WUHAN UNIVERSITY年,卷(期):200126(6)分类号:P231.4 P236关键词:三线阵CCD影像 光束法平差 前方交会 外方位元素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跨国直接投资是指一国的投资者将资本用于它国的生产或经营。也可以说是一国(地区)的居民或实体(对外直接投资者或母公司)在其本国(地区)以外的另一国的企业(外国直接投资企业、分支企业或国外分支机构)中建立长期关系,享有持久利益并对之进行控制的投资。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定义,跨国直接投资按照资金流向可具体分为对外直接投资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两类。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定义,跨国直接投资按照投资交易类型划分,“绿地”投资和跨境并购是最主要的两种形式。“绿地”投资又称创建投资或新建投资,是指跨国公司等投资主体在东道国境内依照东道国的法律设置的部分或全部资产所有权归外国投资者所有的企业。“绿地”投资项目要求海外建立新的实体,包括办公室、建筑物和工厂。“绿地”投资涉及到了资本的流动。跨境国并购涉及到接管或合并海外企业的资金、资产和负债。
二、绍兴企业对外投资现状分析
(一)投资区域主要集中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
由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处于起步阶段,经验缺乏,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地理位置相近、人文环境相似的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截止2014年底全市国税部门管辖的126户“走出去”企业中,分别在近50个国家或地区共设立171家代表机构、贸易公司、生产企业、资源开发及纺织工业园区,主要为贸易型企业。商务局批准的投资金额为8.8亿美元,实际对外投资5.8亿美元。有29户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创业,投资额为1.25亿美元,约占“走出去”企业在境外总投资额的19.62%,主要涉及俄罗斯、印度、新加坡、阿联酋、越南等国。
(二)绍兴市对外直接投资范围不断延伸扩大,呈多业投资良性发展势态
从目前企业海外投资分布来看,投资领域覆盖了多个行业和领域,几乎三种产业都有涉及,只是不同产业投资比重有所不同。目前,绍兴市境外投资产业除传统的生产性企业、贸易性窗口之外,已涉及农业、股权投资、文化产业、酒店、建筑装饰等多个新领域。
(三)境外投资额快速增长
2015年一季度,全市新批境外投资企业9家,增资3家,总投资额26660万美元,其中中方投资额26364万美元,同比增长90.4%,已超额完成今年下达的25000万美元的目标任务。
(四)跨国并购步伐加快
2015年以来绍兴市已并购境外企业3家,并购额达22331.5万美元,如新昌县天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加拿大投资19100万美元并购加拿大迈瑞丁控股公司等。现在,“浙江龙盛”“卧龙电气”“万丰奥威”“三花股份”等,都已成为全球行业“大佬”,这些公司的科研水平都已达到世界级水平,像“浙江龙盛”一下子拥有了1900多项国际专利,“卧龙电气”则迅速将机器人项目落户上虞,即将开工。就绍兴企业的跨国经营程度与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相比,用海外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海外收入占全部营销收入的比例等指标衡量,还存在较大的差距。
三、绍兴企业对外投资的困境
(一)缺乏符合国际化要求的复合型管理人才
企业竞争的关键在于人才的竞争,缺乏高素质跨国经营管理人才是绍兴企业提高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主要制约因素。随着我国社会国际化投资的不断发展,绍兴企业投资对综合性人才的需求不断提升,新型的投资环境对人才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求他们具备较强的专业素养,同时也要具备一定的国际市场分析能力和管理能力,对于绍兴企业而言,只有吸纳更多的综合型人才,构建一支具有较强国际化和综合素养的人才队伍才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力地位,才能够满足新环境下投资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需求。然而,通过调查发现,绍兴企业海外投资主要障碍是缺乏符合国际化要求的复合型管理人才,当前绍兴这方面的人才十分紧缺,严重阻碍了企业的发展。在未来的发展中如何吸引和培养高素质国际经营管理人才是每个跨国投资企业迫在眉睫的要务。
(二)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缺乏前期研究,风险估计不足
相比而言,绍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要远远高于国内投资,这就要求绍兴投资企业在实施对外投资时要做好全面地调研工作,确保投资方案的可行性。然而,一些企业投资前缺乏周密的调研和论证,在进行对外投资的过程中并没有过多关注对投资项目可行性的研究,对投资对象的选择没有综合考虑各种投资项目间的合理投资组合和已确定的投资原则,对其投资企业所在国的资源情况、市场、政策等了解不够全面,投资过于盲目,导致投资项目时常陷入困境,常常出现决策性的失误,使得对外投资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发生损失。绍兴也有部分对外投资企业组织境外投资考察,在考察过程中并没有将收集一手资料作为主要目标,而是过多地信任投资对象提供一些二手资料,并围绕这些二手资料作为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的依据,而这些合作方为了达到合作的目的,所提供的资料中不乏存在一些偏离实际或虚假的内容,进而导致投资失败,造成巨大的损失。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十分复杂,其中缺乏有效的投资前期分析是最为关键的原因。
(三)财政政策支持不到位,优惠形式单一
只有具备了完善可行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财政体系,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才有可能获得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但目前我国的财政支持政策只是零星的散布于某些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中,尚未形成体系,也没有体现出在对外投资的产业、地区以及投资方式上的政策导向,与其他的对外投资政策缺乏衔接和协调。其次,对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方式较单一,目前我国的税收政策主要侧重于税收减免或免税等直接鼓励措施,没有采用国际通用的国际投资储备金制度,延期纳税等形式的税收支持。税收优惠或补贴申报手续复杂,审批繁琐、严格,对跨国投资的纳税人的税收服务滞后,没有形成一套规范的制度体系,而绍兴企业的对外投资项目偏小,其投资金额不大,影响企业申报积极性。
四、绍兴企业对外投资的建议
(一)加快跨国经营人才培养
人才是决定企业跨国经营成败的关键因素,不同国家和区域在法律、政策、财务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差异性,绍兴对外投资各方面发展还不够成熟,诸多领域差异的存在给绍兴对外投资带来了诸多困难,这就要求绍兴对外投资企业必须要不断引进和培养政治素质好、精通当地语言、熟悉国际法规和惯例、了解国际市场、同时具有较高管理技能跨国先进人才,进而补充绍兴在这些领域的缺失。其主要措施如下:一是政府部门要创设良好的人才引进政策环境,构建完善的跨国经营人才引进机制,促进人才队伍建设;二是绍兴投资企业要构建完善的人才培养机制,提升人才激励的有效性,为优秀人才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构建校企合作机制,加大与专业院校的合作,通过联合办学、出国培训的方式加大对人才培养的力度,提升培训的效果,促进跨国经营人才素质的提升。三是可以加大与东道国专家和高端人才的联系,聘请他们作为企业的发展顾问,进而进一步提升绍兴企业人才的专业化和本地化水平。我国企业也可以在国外招聘人才,他们熟悉东道国情况,携带着当地网络资源,有助于海外业务的开展。与此同时,更应把大力培养外向型经济人才作为一项重大战略措施,在教育、培训、实践各环节储备战略人才资源。
(二)强化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
当前企业对海外投资信息的需求十分迫切。政府部门要全面审视国内外市场经济形势,结合绍兴实际情况和国际环境合理规划绍兴对外投资战略方案,针对绍兴不同的投资领域详尽地给出具体的投资战略规划,重建对外投资促进机构,编制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数据库,建设统一的政府海外投资信息平台。为绍兴广大对外投资企业提供科学的宏观投资指导和计划,帮助企业查询政府相关“走出去”的全部政策措施,了解国际市场和投资环境,学习投资技术和规避风险的技巧,及时提供国别及行业、项目的投资风险警示通报等等。同时,鼓励行业协会、商会等民间团体设立按行业分类的专业信息交流平台。此外还可以通过外交渠道,建立双边及多边的政府间公共信息平台,及时发布权威信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特性导致它需要面对复杂多变的环境,在这个国际性的竞争环境中,这些境外直接投资企业需要面临多重因素的考验,在整个过程中涉及多方面的投资风险,包括国家政治风险、法律风险、汇率风险等。为了应对各方面因素的干扰,最大限度地减少投资的风险,达成预期投资目标,绍兴境外直接投资企业要实施科学的前期投资研究工作,确保投资的可行比。
(三)加大政府扶持力度,积极支持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
首先,为强化投资主体多样化特征、激发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活力,我国政府应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具体做法可以借鉴国际经验,建立中小企业发展中心,提供政策和智力支持;其次,政府相关部门应逐步建立和健全海外投资保证制度。即分别建立专门的海外投资保险的审批机构和经营机构,以缓解对外投资的风险;再次,要实行优惠的金融政策。在跨国公司创业的初期,暂无利润可供再投资,这时需要适当放松外汇管制,允许企业的外汇资金在内部调整,并在追加投资方面有较大的自主权。另外,要完善财政政策。我国政府应继续与更多国家谈判,避免国际间双重征税,为我国境外投资企业争取东道国的国民待遇;此外,政府应建立全国性的信息资料库,以降低各个企业分散收集信息导致的巨额成本,减少境外企业投资的盲目性。
(四)加强生产要素优势,提高品牌国际化
品牌国际化既是企业跨国投资的目的,更是重要的内在推动力。品牌的实体是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品牌国际化没有捷径,只有加强生产要素优势,绍兴企业必须首先注重品牌的作用,依托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培育核心价值,打造国际品牌。首先,以利用外资为主,积极拓宽筹资渠道。我国可以通过向东道国银行贷款,或在东道国资本市场上出售证券和债券,或在国际信贷市场、资本市场借款,如绍兴企业可充分利用专供外国筹资者在美国发行的以美元为面值的扬基债券来筹集资金。其次,要加强技术的创新能力。我们不仅要对引进的技术进行运用和创新,还要发展本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充分发挥自己的技术和产业优势,品牌国际化需要一种制度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品牌受到充分的尊重,企业的自主知识产权得到保护,这样企业才有积极性去不断的创新和研发,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这既需要国家出台完善法律和政策去规制,根源上更需要每个企业树立自主创新意识,形成自主创新机制。
参考文献
[1]绍兴市国税局“服务‘走出去'企业”在线访谈.绍兴市国家税务局,2015-07-29.
[2]绍兴市境外投资呈现良好发展势头[N].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15-5-22.
[3]毕马威全球中国业务发展中心.中国对外投资情况[J].金融发展评论,2013.
[4]郭卫东,我国企业对外报资的困境及解决思路[J].今日中国论坛,2009.
[5]赵明骥,吴秀敏.西藏地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困境破局[J].贵州民族研究.2015.
本文试图从产业导向政策的视角来分析河南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以下简称FDI)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一、河南利用FDI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分析
(一)引资主体单一化
引资主体是指在利用外资中具有特殊经济目标与决策权力的组织或个人。在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企业分别承担公共产品资金和一般竞争性产业资金引进,并共同构成引资主体。但在中国,政府往往成为招商引资主体。各级政府在自身利益驱动下,盲目进行招商引资,既不考虑地区自身产业布局和产业特色,也不辨析产业属性和专业特长,形成对外商投资的白热化竞争局面,最终导致社会福利下降、低效率外资过度流入和对内资企业的政策挤出。与此同时,作为招商引资主体的各类企业的积极性和内生动力明显不如沿海发达地区,企业、园区、商协会及其他利益相关方的作用还发挥得不够。据统计,进入21世纪后,河南省实际利用外资由2004年的370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1849亿元,年均增长50%,累计利用省外资金5249亿元。然而,深入剖析引资对象,可发现无论是央企和外省知名企业抑或知名跨国公司,其落户河南省或是直接由各级政府牵头引进,或是间接由各级政府联合地方企业合作引进,少见企业从利益共同点出发独立引进外部资本,其间过于强调政府主导作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市场经济下以利益为纽带的自由合作机制,从而不利于引资多元主体机制的构建。
(二)政策工具错位化
河南省产业导向政策的执行主体是地方政府,碍于利益驱动,往往会产生政策偏差和扭曲。一是现行经济管理体制一定程度上诱发了地方政府和企业强烈的投资冲动,各地市纷纷将引进外资作为增加投资的重要手段,并在国家优惠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宽优惠范围、程度、对象等,造成吸引外资的地区性恶性竞争;二是地方性优惠政策扩大化的过程又衍生出政策制定与实施的随意性、非统一性和非公正性等问题,促成政策性“寻租”、执行监督机制缺失等;三是招商方式上创新性不足,仍主要采用大团组外出招商、综合性推介洽谈、大规模节会招商等传统招商形式,而对于专业化招商、产业链招商、网络招商等新方式应用不够。总体而言,河南省多数地区在招商引资工作中仍停留在过分依赖给予外来投资者特殊优惠政策的层面,在思想上没有廓清利益“同构体”关系,在理念上没有从“特殊政策型”招商向“双赢发展型”招商转变。河南省作为一个发展中省份,立足地方财力与资源禀赋绝对水平有限的约束条件,应正视政策工具“让步”空间有限的客观环境,转而致力于通过运行保障机制创新、投融资环境改善、执行方式灵活等途径来实现引资政策工具的多元化。事实上,这也是新时期国外新兴产业集聚地区及国内沿海省市的主导性政策走向。
(三)利益指向模糊化
当前,河南省产业结构还有待优化,表现在:一是高耗能、高污染和能源原材料工业尚需进一步控制。二是工业产品的精深加工水平较低,缺少具有竞争力的高端产品,导致产出的原煤、电解铝、钢铁等初级产品附加值低,产品价格在极大程度上受制于国际期货市场,企业经营状况频生剧烈波动,易引发经济增长大起大落。三是偏重的装备制造业难以直接从刺激消费政策中受益。四是偏重的工业结构不利于吸纳就业。基于此,当前河南省寄望于通过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鼓励外资进入农业基础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等亟待发展的产业,但此类政策工具的利益指向对不同外商投资者的影响具有差异性。一般而言,中小外商资本往往规模小、技术含量低,以投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较为注重具体、实质性的优惠政策;而农业基础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等产业通常投资规模大、投资周期长、投资风险大,作为其潜在投资者,大型跨国公司更看重投资环境及法律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而非局限于税收优惠等环节。如此,形成政策利益指向与投资者期望值间存在偏差的现状,并成为利用FDI政策失效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河南省利用FDI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对策建议
(一)扩大引进外资规模
1.加大国内外产业转移承接力度。一是立足省情,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优势与制造业较好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采用外企的先进实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国有企业与国外大公司的并购重组,在扩大开放中培育大企业和企业集团;引进国外先进服务技术和标准、先进经营理念和形式,促进服务业管理体制机制创新。二是重视资源合理利用,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河南省承接产业转移要坚持择优选资、择优选技的原则,注重引导资金和技术投向循环经济、环保产业、高新技术产品研发等重点领域。三是致力于打造现代产业体系,提高参与国际经济循环能力。
2.强化产业集聚政策关联效应。当前,河南省发展产业集群已具备一定基础,但与东部江浙温州等地产业集聚区相比,在产品种类、市场影响力等方面仍存在一定差距。基于此,下阶段河南省提高产业集聚效应,一方面要选好主导产业,在利用外资时要综合考虑本地资源状况、区位特点、文化底蕴等多方面特点,全方位、多角度地界定当地产业发展重点和方向,逐步形成以钢铁、纺织、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产业为主导产业的产业集聚区;另一方面,积极推动外资企业与本地企业的产业关联,河南省现有的产业集群基本上是当地企业集聚形成的,下阶段要加强外企与本土企业、相关支持性机构之间的产业联系,使外资真正根植于本省并致力于集群发展,实现外资与集群发展的良性互动。
(二)优化投资环境
根据马晶梅等(2009)的研究,河南省的外商直接投资环境竞争力位列全国第20位,FDI业绩位居第24位。绝对排名不高的事实表明河南省投资环境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进一步改善,不仅包括硬环境,更涵盖软环境。目前,河南省内部在客商服务意识及职能部门办事效率上呈现各级行政区域逐级递减状况,部分地方“口惠而实不至”,造成政府信用缺失,影响了部分客商投资信心,而部分基层政府职能部门政策不透明、服务不到位、效率低等也影响了综合投资环境,这亟待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率效能,致力于营造政策环境、法制环境、人文环境等,提高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在努力实现已投资者“二次投资”的同时,借助其扩散效应实现“以商引商联动开发”的良性发展。
(三)培育多元化的投资主体
河南省在日后对FDI主体识别上,应将目光瞄准世界500强跨国公司,研究其投资动向和所需投资环境,主动搜集信息捕捉商机,实行重点联系和重点推介,实现引进一个带来一串的效果,发挥带动效应,实现项目和产业集聚。一方面积极采取符合国际惯例的招商方式来吸引大型跨国公司资本流入河南省,形成世界知名品牌的带动战略,并成为嫁接、改造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充分认知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专业化分工时代,招商引资不应该也不可能再是政府的主要工作职能,要把政府不该办、办不了也办不好的事情交由市场承担,充分发挥企业和中介组织在招商引资中的主体作用。
【本文为2010年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C464)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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