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电影观后感
从1937年7月7日，日本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到中日战争从此全面爆发；接着，日军大举进攻沪、宁、杭长江三角洲，同年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又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京惨案。南京失陷后以，日军又将其重兵调集在津浦路南段，企图与北向日军遥相呼应，一举打通津浦线，进而攻占徐州，使南北日军连成一气，窥视中原。
1938年，日军又对我发起新的攻击，一时间，风云突变……
国民政府派第五战区司令长李宗仁前往徐州战场进行指挥，粉碎敌军南北夹击的企图。李宗仁吸取抗战时的经验，首先在南线将日军阻止在淮河南岸，打破其与北线日军会合的企图；继而在北线将东路日军击败于山东临沂地区，又将西路日军之右翼阻止在山东嘉祥地区，粉碎日军在台儿庄会师的计划。
1938年1月26日，日军第13师团向安徽凤阳、蚌埠进攻。日军以为拿下蚌埠已是易如反掌之事，不料进至明光以南，即为李宗仁部署的李品仙的第11集团军和于学忠的第51军，利用淮河、淝河、汇河等地形堵截，双方血战月余，不分胜负。第5战区以第59军军长张自忠率部驰援，进至固镇地区，协同第51军在淮河北岸地区顽强抗击日军，布防淮河北岸，凭借险要地形，拒敌越河北进，李宗仁在指挥徐州以南阻击北进之敌的同时，又积极阻截华北日军南下。
按原定作战方案，徐州以北保卫战，由第5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3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指挥，岂知驻扎山东的韩复榘，大敌当前，还为保存实力打小算盘。12月23日，日军一部攻陷归仁镇后，韩复榘未战而走，造成了严重后果。27日，济南失守，日军由博山、莱芜进攻泰安。1938年1月1日，泰安落入日军之手。韩复榘连连丧池失地，致北段津浦路正面大门洞开，使日军得以长驱直入，给徐州会战埋下危机。李宗仁屡屡严电韩复榘夺回泰安，并以此为根据地阻截南下之敌。韩复榘对李宗仁的命令臵若罔闻，一错再错，非但使我军失去了黄河天险，更将济南、泰安等地拱手让敌。为确保徐州地区的安全，李宗仁命孙桐萱部向运河以东推进，袭击济宁、汶上的日军据点，以牵制敌人主力。孙桐萱部第22师于2月12日晚由大长沟渡运河，14日晚有一小部攀登入济宁城，双方短兵相接，血战数日，终因敌
我双方力量悬殊，入城部队伤亡极大，17日晚撤至运河西岸。
19日，日军攻陷安居镇，22日突破曹福林第55军阵地。25日，日军突破杏花村阵地，守军被迫撤至相里集、羊山集、巨野一线。但李宗仁在这一线布臵大量兵力，不断侧击北段南下之敌，使敌军在这一带徘徊不能南进，暂时稳定了战局。
日军津浦线主力南攻不成，遂改变策略，由少壮派军人板垣征四郎、矶谷廉介率2个师团企图会师台儿庄。日军一旦拿下台儿庄，便可与津浦路南端日军联合，一举拿下徐州。李宗仁派遣庞炳勋部，先在临沂建立防御阵地，以诱敌深入，然后迅速调派张自忠将军的第59军，兼程驰援临沂。张自忠部此时远在淮河流域一带，但是在接到命令之后，立刻以最快的速度，向临沂方向增援。终于，在1938年4月，李宗仁与其他师团联合进行反攻，以偏师弱旅战胜了骄狂的日军！
石挥 (1915—1957) , 原名石毓涛, 生于天津杨柳青, 幼年时随父母迁居北京, 少年时曾经在北京师大附小读书, 初中读了两年后, 因其父失业而辍学。15岁时由于家庭生活困难而独立谋生。石挥先后卖过报, 做过铁路服务员, 在牙科诊所做过学徒, 也曾经在电影院里做售票员。石挥于1940年来到上海, 相继参加了明日剧团、上海剧艺社、中国演剧社等艺术团体, 经过几年的艺术磨炼, 石挥逐渐由配角变成主角, 他塑造了许多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 无论正面角色还是反面角色, 无论青年角色还是老年角色, 各种角色他都能驾驭自如, 他在《大马戏团》中饰演的慕蓉天锡, 在《正气歌》中饰演的文天祥, 在《秋海棠》中饰演的秋海棠等人物形象在当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各种角色形象逼真令人叫绝, 被人誉为“话剧皇帝”, 成为解放前上海话剧界比较有影响的演员之一。
1941年石挥开始涉足影坛。由于在上海话剧界的地位, 金星影片公司邀请石挥担任电影《乱世风光》中的主要角色, 这是他主演的第一部电影。随后, 石挥又参加了《世界儿女》、《哀乐中年》等影片的拍摄。1947—1951年, 石挥加入了文华影片公司, 在文华影片公司期间, 石挥主演了《假凤虚凰》、《艳阳天》、《太太万岁》等12部在当时比较有影响力的影片。同时, 他还导演了3部影片。1950年, 石挥自己导演并拍摄了处女作《我这一辈子》, 在这部影片中, 石挥还亲自担任编剧和主演。他的演技在这部影片中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影片《我这一辈子》, 曾获文化部优秀影片二等奖, 属于近代电影史上优秀经典影片。1950—1952年, 文华影业公司、上海长江电影制片厂、国泰影业公司、昆仑影业公司等8家私营电影企业, 共同组建并成立了国营的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 石挥也随着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 在上海电影制片厂中担任导演兼演员的工作, 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期间, 石挥先后在《腐蚀》、《关连长》、《宋景诗》等影片中扮演角色, 1955年, 石挥导演了儿童片《鸡毛信》, 这部影片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并成为国际电影节上中国儿童故事片最早一部获奖电影。同年, 石挥又导演了戏曲片《天仙配》, 戏曲片《天仙配》受到了国内许多电影爱好者的喜爱, 在当时反响强烈。这部影片在香港上映后, 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并导致了香港拍摄黄梅戏的热潮。石挥才华横溢, 戏路宽广, 是我国成就卓著的表演艺术家, 对我国近代电影艺术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他善于刻画人物性格, 无论是人物的内心体验, 还是人物的外在表现他都能够刻画得淋漓尽致, 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因此, 他被评为我国演技派表演艺术家中比较有特色的代表人物, 遗憾的是石挥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含冤而死。一颗电影巨星就这样陨落了。
二、石挥塑造的系列银幕形象
石挥在电影中塑造人物形象, 从来不即兴地去表演, 每一个人物形象他都精心设计、仔细琢磨, 看着他所塑造的人物形象, 既生动自然, 又耐人寻味。石挥在接到剧本之后, 总要下大功夫去钻研剧本, 调动自己丰厚的生活经验去理解人物形象, 抓住人物性格的核心, 去创造个性鲜明的具有独特魅力的人物形象。石挥靠着他天才的形象思维能力, 很快就能够掌握人物形象的性格, 无论是动作、表情、语言都富有个性特色, 他创造的人物形象内外协调, 形神兼备。从他塑造的系列银幕形象中, 我们看到了他逐步成长的脚步, 由于石挥早期从事话剧表演, 因此, 从话剧艺术到电影表演也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1941年, 初上银幕的石挥在《返魂香》中饰演贪吝警官, 电影表演风格还比较保守, 基本上是舞台妆、舞台表演。石挥于1947年拍摄的《太太万岁》, 表演风格就有了很大的进展, 他在影片中饰演富商老爷子, 人物形象生动有趣, 个性化的性格比较鲜明, 但是, 在表演中依旧没有摆脱雕琢的痕迹。演技与角色之间依旧有一定的距离。1950年, 石挥自己导演并拍摄了处女作《我这一辈子》, 在这部影片中, 石挥还亲自担任编剧和主演。他的演技在这部影片中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演员与角色完全融为一体, 创造的人物形象内外协调, 形神兼备, 在影片中, 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真实的老巡警, 挣扎于纷乱复杂的社会现实之中, 看到了从清末到解放前期人民群众所蒙受的苦难……石挥的《我这一辈子》获得了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
石挥在塑造银幕形象时, 不仅能够有效掌握形体语言和语音语言, 还能够深刻感悟人物独特的心境, 就算是没有大的动作, 他也能够将人物心境和感觉通过细致入微的表演形象展现出来。在《我这一辈子》中, 有一个特写镜头非常令人难忘, 那就是在“我”老年的时候, 用一打银圆只换取了一张纸币, 看着这张纸币, “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我”眯着眼, 眉心微皱, 在这张脸上凝聚着全部的疑虑和愤怒, 最后, “我”终于狠狠地撕掉了这张纸币。这个特写镜头内涵极其丰富, 它蕴含着极其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在这里, 演员石挥已经把全部身心投入其中, 演员和角色之间没有了的距离, 在这场历史大悲剧中, 他已经无须再“演”, 因为他的感觉和心境完全沉浸在角色之中, 被角色所感染, 他的内心与情感完全是自然的流露, 毫无刻意表现之嫌。
石挥还比较注重人物造型, 他所塑造的人物富于变化, 每个人物的装束、发型都与众不同、各有特色。在电影《夜店》中, 独眼龙店主闻太师身穿棉袍马褂, 头戴老头帽, 手拿念珠, 在训人的时候, 喜欢眨巴着一只小眼。《艳阳天》中的律师, 会弹鱼鼓, 小分头, 在平时喜欢穿中式衣裤, 说话中带有京戏的腔调。在《太太万岁》中, 石挥塑造了一个有钱的老爷子, 开始老爷子身穿中式裤褂, 大光头, 后来, 老爷子头戴礼帽, 手拿文明杖, 并且身穿笔挺的西服, 开始“花”起来, 去找“情人”、赴约会。他所塑造的人物个性鲜明, 与众不同, 各有特色。
石挥还特别注意人物形象的幽默感, 早在话剧演出的舞台上, 石挥就展示了其幽默的才华。石挥涉足影坛以后, 将他的幽默才能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石挥的幽默表演随处可见, 在《母亲》中, 由于老同学何志远的女儿初次来到儿子大为家, 母亲表现得非常高兴, 老同学何志远是个有钱人, 母亲为了不怠慢这位贵宾, 忙乱中问儿子大为“茶叶在哪儿呐?”大为说:“妈, 咱们家这么多年从来没买过茶叶, 您就别客气啦”。大为一句话, 将贫寒的家境以及激动的心情很幽默地全部表露出来。石挥式的幽默在石挥的许多电影里都有体现。在《假凤虚凰》中, 理发师小毛不知如何向范如华表达爱慕之情, 就将一首流行歌曲唱给范如华, 但是, 理发师小毛将“你是我的灵魂, 你是我的生命”这两句刚学又没学会的歌唱得一塌糊涂, 既不像歌也不像戏, 让人不禁捧腹大笑。在《假凤虚凰》中还有一段, 理发师小毛为了“威胁”范如华答应求婚, “你再不答应, 我就要自杀了”, 在这段表演中, 石挥也做了许多夸张性的动作, 以此来衬托幽默, 他从西装上口袋拔出剃刀, 本应该做自杀状, 但是他却没有这样做, 为了烘托幽默气氛, 理发师小毛出人意料地将剃刀在领带上面一上一下地“磨”起刀来, “磨”好剃刀以后再做自杀状, 他的幽默感和石挥式的“绝活”, 展示了其幽默的才华和创造性的表现。
三、石挥的表演艺术思想以及艺术魅力
在电影表演艺术方面, 石挥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他的表演艺术风格以及艺术思想, 影响着近代电影艺术的发展。看过石挥表演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观点, 石挥是一位优秀演员, 在他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巨大的艺术魅力。作为一名优秀演员, 石挥早就认识到人物形象的创造绝不能简单地模仿, 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在艺术上有一条不变的真理, “语不惊人死不休”, 人物如果没有鲜明的个性, 表演没有独到之处最好不要上台表演。石挥在表演上一直严格要求自己, 无论饰演任何角色, 他都要创造与众不同的绝招动作。石挥曾经说:“我从不曾去迁就剧词, 总是拿剧词来迁就角色。”他认为迁就剧词就会死板、缺少活性, 因此, 他所创造的人物形象, 总是要注入新鲜的血液和灵魂。石挥塑造的人物形象有哲学, 有性格, 有灵魂, 人物形象性格饱满、鲜明, 充满生活情趣。石挥非常注意人物性格的塑造, 从千姿百态的人物性格中寻求艺术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赋予人物鲜活的个性, 他的艺术创造力打动了观众的心, 他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生动感人, 不光有真实的美, 同时更蕴含着电影艺术的魅力, 看他饰演的人物, 是一种丰富的审美享受, 令人百看不厌, 回味无穷。
几十年后, 人们从发黄的文字以及粘有灰尘的黑白胶片中又发现了石挥, 石挥当年的电影作品以及其表现出来的艺术魅力仍然为现代人所喜爱, 人们开始追忆石挥, 追忆石挥个性鲜明的电影艺术作品。1995年, 中国电影90周年纪念活动, 石挥被广电部、中国电影家协会授予“中国电影世纪男演员奖”。石挥在电影界的影响再一次被提起, 研究石挥, 已经成为电影学院的必修课, 石挥在近代电影艺术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 时至今日, 仍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石挥富有艺术感染力的表演, 出人意料的“绝活”, 体现了他极强的艺术修养, 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 石挥练就了一套真功夫, 使他的表演具有极强的艺术魅力, 在中国近代电影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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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八千里路云和月》剧照
电影包括制片、发行、放映三个方面，大多数研究者对近代电影的发展作了历史分期，对电影制片尚未作具体研究，本文尝试根据发展特征和标志性事件进行划分，以便于进一步研究电影制片业的诸多方面。
萌芽时期是指中国电影制片业刚刚出现的阶段，有一些电影制片企业，但数量还不多，摄制的影片也只是电影的初级形态(无声且难以盈利的短片)，有“星火”之状尚无“燎原”之势。
这一时期出现的背景是上海1843年11月17日开埠后，以其便利的交通、广阔的腹地等，一跃成为超过广东等地的繁华城市。英国、美国和法国陆续在上海设立居留地，新型的买办和工商业主大量兴起，附近省市的地主、士绅和离退职的官吏等众多人口移居此地。上海的开放、繁荣、相对安定，移民的涌入和风俗的日趋华靡，使上海成为商业型消费城市，文化娱乐类需求日益增加。
恰在这时，法国卢米埃尔兄弟在爱迪生发明的“电影视镜”基础上制造的“摄取和观看连续照片的器械”传入中国。1896年6月30日，一位法国人在上海徐园放映了中国历史上记载的第一场电影，中国人对这项视觉冲击较大的娱乐项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后，中外商人不仅在中国放映电影，还拍摄电影。
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了《定军山》，这是中国人自己拍摄的第一部电影片段，可惜该相馆1909年时毁于一场大火。同样在1909年，出生于俄国后来加入美国国籍的布拉斯基在上海投资了“亚细亚影戏公司”，先后在北京、上海、香港等地拍摄了《西太后》、《不幸儿》等短片。1912年遭受民族主义者纵火袭击后，布拉斯基将公司转给美国商人伊什尔和萨弗，但此二人不谙中国国情，邀请上海洋行广告部买办张石川担任顾问，将影片的摄制委托给张石川、郑正秋。
1913年，张石川、郑正秋等人于组建新民公司承包“亚细亚影戏公司”的摄制业务，制作了中国人拍摄的第一部短故事片《难夫难妻》等。郑正秋后来离开新民公司，张石川继续为亚细亚影戏公司拍摄了《活无常》、《五福临门》等十多部短故事片。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胶片来源断绝，亚细亚影戏公司歇业，新民公司随之解体。
1916年，张石川、管海峰等人集资租用意大利侨民阿·劳罗的器材和摄影场，在徐家汇创办了“幻仙影片公司”，这是中国第一家在经济上摆脱外国商人的自主影片公司，摄制短片《黑籍冤魂》后，因资金短拙而歇业。
191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购买外国设备涉足电影制片业，拍摄了《商务印书馆放工》、《上海焚毁存土》等短纪录片。1918年，专门成立了活动影戏部。
1919年，卢寿联、张謇等人在南通创办了中国影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并在上海设立办事处，拍摄了武打短片《四杰村》，随后因为资金等问题而歇业。
萌芽时期的特征为:一是数年间只出现了6家电影制片企业或部门，摄制了电影片段或短片(都是无声且难以盈利的黑白片)，有5家因失火、一战、资金等问题而很快歇业，根源在于不能盈利，还有1家“上海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1926年时改组为国光影片公司，1927年也因资金等问题而歇业。二是1家外商投资的“亚细亚影戏公司”，培养了张石川、郑正秋等第一代导演，带动了新民公司等电影制片企业的创建;数位外国人经营与电影制片业相关的放映业，但这些外国人还没有进入制片业。三是电影制片企业的设备和胶片大多来自国外，受国际市场的影响较大。
发展时期是指中国电影制片企业大量出现，所摄制的影片长度或质量也明显提升，呈现“燎原”之势。
1920年11月开始，由陈寿芝、邵鹏、施彬元等集资创办的电影爱好者团体“中国影戏研究社”，通过上海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代摄影片，将洋行买办阎瑞生谋财害命、勒毙名妓王莲英的舞台作品拍成影片《阎瑞生》，这是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次年公映后票房上获利颇丰。《阎瑞生》影片使许多人意识到电影制片作为一个新兴产业所拥有的巨大商机。一时间，上海等地冒出了100多家大大小小的电影制片公司，虽然有些仅是空挂一个招牌，一片未成就不知所终，但大部分还是有所业绩。拍摄过影片的主要公司有:成立于1921年的长城制造画片公司、民新影片公司，成立于1922年的新亚影片公司，成立于1924年的神州影片公司、大陆影片公司、英美烟草公司影片部，成立于1925年的大中国影片公司、华剧影片公司、友联影片公司、开心影片公司，成立于1926年的国光影片公司(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改组而成)、新人影片公司。
这些电影制片企业中，值得一提的还有三家影片公司:
一是买办出生并为“亚细亚影戏公司”拍过电影、开过新民公司承包“亚细亚影戏公司”摄制业务、后来又开设大同交易所的张石川，1922年因为许多交易所在投机狂潮中破产或转行，又进入电影制片业，当年3月，他将大同交易所的2000元，和以往的搭档郑正秋合作，加上周剑云、郑鹧鸪、任矜苹等人，一共凑了10000多元钱，对外号称50000元资本，开设“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先办影戏学校以培养人才。1923年冬，明星公司拍摄了很有影响力的《孤儿救祖记》等影片。
二是与张石川同为浙江镇海县(现为宁波的一个区)人的邵醉翁、邵村人、邵山客、邵逸夫兄弟，他们原先经营染料、北货、绸布、纸张、钱庄等生意，发现商业活动中许多人不讲诚信、甚至尔虞我诈。后来通过与张石川接触，发现要感化人心、移风易俗，可以尝试投资不多的舞台剧(当时称文明戏)，便于1922年集股经营“笑舞台”演出文明戏，请张石川任顾问。张石川等人的明星公司拍摄的《孤儿救祖记》一炮走红，刺激邵醉翁于1925年创办了“天一影片公司”，开业近半年就连拍3部影片，迅速打下一片天地。
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剧照
三是一直请上海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代摄影片的中国影戏研究社成员顾肯夫等人，先是盘了中国影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的器材设备，随后创办大中华影戏学校培养演员，并于1923年创办大中华影片公司，拍了艺术质量上乘、制片路线欧化的两部电影《人心》、《战功》，获得良好收入和业界认可。1925年，和当时也有一定影响力的“百合影片公司”合并为“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
发展时期的特征为:一是经历萌芽阶段少数几家制片企业的探索之后，开始拍摄长片并盈利，6年多中新设了100多家电影制片企业;二是自从1921年出现第一本电影刊物《影戏杂志》后，又陆续出现了许多有影响力的电影刊物，有些公司还开设影戏学校培养人才;三是电影放映业进入制片业，如卢寿联接办沪江影戏院后设立了中国影片公司，外资雷玛斯游艺公司也形成了放映业和制片业相结合的经营模式。四是比较有影响力的中华影戏研究社、大中华影片公司、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等，都是在发展阶段出现的制片企业基础上设立的，天一影片公司等制片企业又是在新设企业的影响下创设的，这些企业的许多领导曾在一个公司共事。
混战时期是指在企业增多、相互之间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出现了企业之间的联合，使得原来的竞争更加混乱。
这一时期出现的标志是1926年7月，明星公司联合上海影戏、大中华百合、民新、华剧、友联组成“六合影片影业公司”，六家公司直接派职员管理“六合公司”，主要工作是办理加盟公司出品的发行业务，并出版刊物《电影月报》，扩大加盟公司的放映网，控制片商和影院。“六合公司”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试图使加盟公司的影片在市场上占据优势，拓展院线，挤垮“六合”以外的大多数中国公司。二是应对外商对中国电影业侵占，正如周剑云在《电影月报》中撰文所指出的:“外商某烟草公司(指英美影片部)拨其营业剩余金若干万，一方面设立制片部，聘请中国演员，用西人导演非驴非马之中国影片，以与中国人竞争东亚之映权，一方面买大商埠之小戏院，行其经济压迫政策，不映中国影片，此项计划实施，殊足为中国影片业发展之障碍。”
“六合公司”推动了国产电影市场的重建，多家电影制片企业因缺乏销路而被淘汰出局。当然，有些影片质量很好并与“六合公司”放映网络或外商投资的放映网络等关系较好的制片企业，还是在夹缝中生存了下来……据相关资料，1927年底剩下30多家制片公司，1928年至1929年维持在20多家。“六合公司”之外的天一影片公司，通过往东南亚开辟市场，反而得以发展。1929年6月，“六合”因内部矛盾而解散，电影制片市场的竞争更为混乱。
混战时期的特征为:一是市场竞争更加混乱，“六合”以外的许多公司倒闭，1926年前纷纷成立电影制片公司的趋势减缓;二是“六合”等电影制片企业开始拓展院线，向产业的下游发展;三是天一影片公司被迫向南洋开拓市场，取得了成功。
转型时期主要指电影影片从无声向有声转型，这是世界电影制片业转型浪潮中近代中国电影制片业的重大转型。
从世界范围看，美国于1929年最早成功摄制了“百分之百有声片”，并很快就使有声片成批地来中国放映。从中国范围看，天一影片公司于1930年初最先试制有声片，3个月后试制成功，可惜因为火灾而落在明星影片公司后面。
1930年6月，明星影片公司与百代唱片公司合作，开始试制蜡盘发音的有声片《歌女红牡丹》，于当年年底摄完，耗资12万元。在明星大戏院试映、新光大戏院公映后，取得极大成功，观众对该片的热情超过了同时期上映的外国片，国内票房的成功也带动了东南亚市场的关注，上海远东公司代表以18000元买了该片在菲律宾的上映版权，青年公司代表以16000元买了该片在荷属印度尼西亚的上映版权。
虽然天一公司不是第一家公映有声片的企业，但笔者认为这次转型始于天一公司的尝试，所以将1930年初定为近代中国电影制片业转型时期的开始。
此后，友联影片股份公司以一鸣有声电影公司名义拍摄了与《歌女红牡丹》齐名、中国最早的两部蜡盘配音有声片之一的《虞美人》，于1931年5月24日在上海夏令配克大戏院公映;天一影片公司后来试制的片上发音影片《歌场春色》于1931年10月10日在上海“光陆”和“南京”两家影院上映，取得轰动性效果，在南洋一带的收入也甚丰。该片的完成，标志着近代中国对蜡盘发音和片上发音两种发音方式有声片的试制都取得成功。成立于1932年的艺华影业公司、成立于1934年的电通影片公司和新华影业公司，相继拍摄了《桃花劫》等影响力较大的有声影片。
在这段时期中，与明星影片公司、天一影片公司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的联华影业公司①该公司曾是占据电影发行和电影放映王者地位的华北电影公司，到上海合并了从“六合”中分裂出来的上海影戏、大中华百合、民新三家公司，于1930年成立了“联华影业公司”，并在北京、上海开设演员养成所，创办电影刊物，形成一个融教育、制作、发行、放映、宣传功能于一体的电影实体。，因为靠经营影院起家，难以在短期内更换自己影院的放映设备，坚持拍摄无声片，1934年摄制的无声黑白影片《神女》成为默片的颠峰之作。
从1930到1934年，默片与有声电影相互辉映。1934年之后，无声片的生存空间逐步减小。1936年有声片的生产数量超过了无声片，1937年时无声片基本绝迹。
转型时期的特征比较突出:无声片向有声片转型，这个转型从有声片试制开始，到无声片和有声片共存，再到有声片超过无声片直至无声片彻底退出市场。此外，左翼运动对明星影片公司、友联影片公司拍摄有声片等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挫伤时期是指日军大规模侵略、国民党军队于1937年11月撤离上海后，原有的电影制片公司退出市场或南迁至香港，整个中国的电影制片业受到挫伤。
在日军的侵略中，联华影业公司在东北的影院丧失殆尽，在上海闸北的制片基地也毁于“一二八”炮火，营业收入下降，1937年停办。同一年，明星影片公司在日军大火后很快消亡、天一影片公司被形势所迫南迁至香港。
1937年11月中国军队撤离上海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军队进入上海租界为止的“孤岛时期”，日本在上海成立了所谓的“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另在东北成立了伪“满映”。国民党在南京等地继续运作“中制”、“中电”等电影制片公司，一些民营资本在租界内成立或发展起了新华、艺华、国华、金星等十余家民营电影制片公司，拍摄了《木兰从军》等80多部影片。不过，大多数影片粗制滥造。
上海“孤岛”成为沦陷区后，电影制片和发行、放映均被日伪操纵。1942年4月，日军指派新华影业的老板张善琨出面将“新华”、“艺华”、“国华”、“金星”、“华新”等12家制片公司合并成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被称为伪“中联”，后又和发行、放映一起并为伪“华影”。与当时新闻、出版、戏剧不配合日军的态度相比，电影业沦为汉奸文化。［1］
这个阶段中，全国各地的电影制片业都有所发展，如天一影片公司从上海迁到香港并改名“南洋”公司，和“大观”、“南粤”、“合众”等公司在1937年成立的华南电影界赈灾会的鼓动下，拍摄了描写中国人民奋起抗战的粤语片《最后关头》等影片，蔡楚生等电影工作者赴港也促进了香港电影制片业的进步;又如国民党投资的“中制”、“中电”、“西北影业公司”等也有所发展，特别是阎锡山的“西北影业公司”拍摄了《华北是我们的》等反映抗日统一战线的影片。
挫伤时期的特征为:本来可以蓬勃发展的近代中国电影制片业，由于日军侵略而被挫伤。原先有很大影响、被誉为“东方好莱坞”的上海电影制片业逐步衰退，与此同时，中国其他地方的电影制片业得以缓慢发展。
恢复时期是指日本投降后，上海的电影制片业得以恢复，其他地方的该产业也继续发展。
1945年8月30日，国民党通过了《管理收复区报纸通讯杂志电影广播事业暂行办法》。此后，上海伪“华影”的大部分产业被国民党的“中电”接收，“中电”成为电影拍摄的主要公司。
与此同时，蔡楚生、史东山等人1946年5月在上海组成联华影艺社，与当时已经成立的小电影公司昆仑影业公司合并，仍沿用“昆仑”之名，拍摄了《八千里路云和月》和《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影片。经营影院的柳中亮兄弟于1946年7月创办了国泰影业公司，经营1年后国泰影业公司分拆柳中亮另外成立了大同电影企业公司，成为当时影响较大的一家民营电影公司之一。原“大中华百合”公司的吴性栽通过和国民党交涉，得以发还徐家汇摄影场，在此基础上于1946年8月创办了基本由他独资经营的文华影业公司。此外，还有成立于1947年的大业影业，成立于1948年的华光影业，成立于1949年的东亚影业等10余家电影制片公司。
1947年6月，美国的8大电影公司在沪成立影业公会，和英国鹰狮影片公司一起垄断了上海影院的外国影片放映业务。据相关资料，国民党政府于1946年成立了内政部电影检查处，1946年5月至1948年7月共检查美国影片1924部，禁映18部，占被检总数的百分之一。从中可见美国影片进入中国市场的庞大数量，也对民营电影制片公司产生较大影响，后者只能在国民党官营电影制片公司和外国影片冲击的夹缝中发展。
此外，中共地下党员金山以国民党接收大员的身份进入伪“满映”，成立了长春电影制片厂。
恢复时期的特征为:一是国民党政府接手了日伪的电影制片企业，官营占据主导地位，民营企业很少;二是美国的电影大量进入中国市场，限制了中国电影、特别是民营制片企业的发展;三是出现了长春电影制片厂等上海以外的较大规模的电影制片企业，呈现出逐步发展的趋势。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雨果在1861年写道：“有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洗劫，另一个放火。似乎得胜之后，便可以动手行窃了……两个胜利者，一个塞满了腰包，这是看得见的，另一个装满了箱箧。他们手挽着手，笑嘻嘻地回到了欧洲。“将受到历史制裁的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圆明园给我们留下最多印象的肯定是满眼的断壁残垣，圆明园的原来的面貌是什么样子，通过看《圆明园》这部影片我找到了答案。
影片用三维仿真动画的形式再现了一段大清史实。影片上半部分，以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的口吻讲述了圆明园的建造过程，直至一座庞大宏伟的工程落成。后半部分讲述大清帝国的衰落，以及圆明园的毁灭。对于国人来说，这更是一段屈辱的历史。
康熙帝兴奋地拿起郎世宁赠送的望远镜。透过镜片，他可以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但是，透过这小小的望远镜，他却无法看到，大陆另一头天朝上国眼中的“蛮夷”们，正在进行的翻天覆地的革命；他更加无法看到的是，曾在他及儿孙三代手中缔造的无与伦比的盛世帝国，竟也会在熊熊烈火和滚滚浓烟中一步步走向灭亡。
曾经，中国离文明与进步那么接近，但这种接近也是如此转瞬即逝。在当时的中国人关上了对外的大门，独自享受腐朽的繁华时，他们也错过了最后一班与世界接轨的列车。
圆明园，这座始建于康熙的皇家御苑，见证了中国康乾盛世的辉煌，亦见证了鸦片战争的屈辱。历史为她砌上金瓦，又披上黑纱——她默默地承受着一切，像一位老人，静静地站立，缓缓地诉说。
看着这片倾圮的废墟，努力想像着她当初的模样。昔日的万园之园，今日断壁残垣，人们登上她残缺不全的身体，可以眺望远方美景。其实，她真正愿意让我们看到的，是压弯她脊背的沉重的历史，和历史之后的思考。
幸运于生活在这个时代，三维仿真动画技术的应用可以让我们在大荧幕中看到圆明园当初的样子。大文豪雨果的描述没有一丝的夸张——“圆明园是梦幻艺术的代表。它荟集了一个人民的几乎是超人类的想象力所创作的全部成果”“这是一个震撼人心的、尚不被外人熟知的杰作，就像在黄昏中，从欧洲文明的地平线上看到的遥远的亚洲文明的倩影。”她是中国鼎盛时期的代表，寄托着中国太多的自豪和骄傲。“希腊有巴黛农，埃及有金字塔，罗马有竞技场，巴黎有巴黎圣母院，东方有圆明园。”
圆明园的雄伟壮丽，还在于她丰厚的历史底蕴。从康熙到咸丰，她见证着大清一切的兴衰荣辱。她见证了牡丹丛中，垂暮之年的康熙与聪颖灵巧的弘历相会，见证了案牍之后，勤奋治国的雍正把盛世推向顶峰。她也见证了万花阵里，骄奢淫逸的乾隆观看宫女们争先恐后地穿过迷宫，拜倒在他的面前，当然她还见证了，咸丰帝出逃承德的狼狈不堪，还有那场恬不知耻的抢掠和那之后让一切付之一炬的大火。
圆明园，带给我们太多骄傲与荣耀，但更多的，是一段令人心酸屈辱的回忆。当英法联军攻入圆明园，竟只有二十个太监进行抵抗。我不禁叹息偌大帝国的最后荣耀，竟要由二十名太监来保卫！当园中无数珍宝被士兵们洗劫一空，又公然拍卖，当联军火烧圆明园，浑然不知自己将300名宫女太监活活烧死时，我的心被又一次深深刺痛了。我不愿过多苛责英法野蛮的报复行为，只想找寻自身的原因：为什么这个人口，农业、工业生产总值都曾占世界三分之一的大国，会在短短的百年之间，被西方列强恣意践踏在铁蹄之下？当英法联军打开圆明园的秘密仓库，发现他们送给清帝的欧洲最先进的枪炮，被当作装饰品一样地摆设时，我似乎找到了答案。
当英法联军的坚船利炮将仍旧骑马舞枪的八旗军打得七零八落时，咸丰帝却正在宫中沐浴享乐——这一幕虽有夸张之嫌，却也不失为当时中西方历史发展的缩影。我们关起了大门，沾沾自喜于自己创造的辉煌；西方人却迅速地崛起了：工业革命、美国独立、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中国已被远远地落在后面，竟又浑然不知。当时的中国，真如马格尔尼所说，是“一艘破烂的头等战舰”。从先进到落后，答案如此地简单，伤痛也是如此地深。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通俗也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中国要崛起，是为了让屈辱的历史不再重演，惟有自醒与自强才是强国之路。
——读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之读后感
每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都有时代的使命，这种时代的使命是通过他的作品变现出来的。
——题记 众所周知，在中国漫长的五千年历史中，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能让我静下心好好的欣赏。
徐中约是华裔美国历史学者，毕业于燕京大学，上世纪50年代前往美国，师从费正清大师，但却与费大师在观念上大相径庭，以费正清为首的美国汉学界认为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源流在西方帝国主义，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对中国形成冲击，这是一个挑战，对于中国是好的。这是名副其实的西方中心论。徐中约认为中国近代史不应以西方视角来审视这段历史，而是从中国内部原因来深入挖掘„„
众所周知写历史是非常难的，需要很多很多资料，而且更要从中辨明真假。写个一部气势宏伟的通史巨著更是绝非微观历史，小历史可比。在当时的这个费正清的绝对权威之下写出这样一部思想不合主流的通史很是不易，需要很大的勇气。然而，历史总是大浪淘沙，他的这本《中国近代史》已经成为美国本科学生学习中国近代史的必读教科书，成为一本极具深远影响的经典力作。对于一个当代中国大学生来说，这本书丰富全面，分析事情客观独特，却又不走极端，很好的补充了课堂的局限性，通过此书可以全面领略中国是如何从康乾盛世转而列强入侵，继而又重新崛起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此书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此书以清朝入关为始而不是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起点，这样的做法虽然是略显冗长，但是对于了解中国近代史更为深刻，更能知道前因后果。对西方冲击的研究必须要先对这个冲击承担者清朝机构制度进行研究。中国是如何被入侵的，如何一步一步衰弱的，如何因外力进逼不得不然的转型变化。最主要的是与世界史从1500年开始可以接轨，以此能有个比较。拥有四千多年的中国一直处在世界的东方，无论外部世界如何变动对他都丝毫没有任何影响，一方面是源于中国人古往今来所传承的独立之人格，一方面是由于地理的限制，外部进不来我们出不去。近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传教士，探险家等前往中国，打开了悠久的孤立局面，开启了东西方之间的直接接触。因此，变化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实际统治者在变，制度在变，思想在变，敌人在变等等。当时的具有前瞻性的人正在探寻一条在新的世界秩序中体面生存下去的道路，以推动中国不断向前。从鸦片战争以前对西方的排斥到1861-1895年间的自强运动、到1898-1912年间的政治改造和革命、再到1917-1923年间的思想革命，最后到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掌权。这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些重要的里程碑，构建起概念的框架。与政治变化同时进行的是一种经济和社会的根本转型。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自强运动期间，近代工业和企业开始发展，而外国人则在“不平等条约”保护下在条约口岸开办制造业、航运业、银行业和贸易商号。这种半殖民主义的特征延续中国近一个世纪，是中国近代经济的显著特征。总体说来，这部书描述了中华民族近四百年的痛苦挣扎到剥茧而出的过程，讲述了平民大众如何度过那个悲欢离合的时代，表达了一位旅美历史学家以中国人的身份对于中国的深深情愫。
这里说的一顿饭，是说用吃一顿饭的金钱可以买到，花吃一顿饭的时间能够读完。这本小册子很薄，当当上购买仅需要13元，网上甚至还有8.8元的版本，不可谓不便宜，而读完之后却能让人豁然开朗耳清目明，收获百倍于其价，性价比之高简直令人发指啊!喜欢近代史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本经典之作!
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一段很不好写的历史，因为怎样写似乎都失之偏颇。主流向左其实理所当然，反正清廷早已不存在，李鸿章袁世凯也作古多年，无论扣上如何糟糕的帽子都不会有人追究。而中国的历史之所以蒙尘，也正是源于这样不负责任的心态。即便此时发生之事，即便著书人身处局中，也未必能在错综复杂的表象之下看清真相，而百千年前风云变幻的旧事，却敢在教科书上铁板钉钉的写下某某人如何如何，又怎能让人信服?
而后，左风盛行的久了，就有人出来标新立异，开始站在现代人的角度为古代人矫枉，于是同情者有之，批判者有之，愤青亦有之。但上帝视角本身就十分可笑，因此这样高高在上的矫枉也就容易过正。
蒋先生算是半个近代史的经历者，也是历史学专业出身，此书著于1938年，期间蒋先生并未亲近红蓝两党，立场公正客观，下笔严谨清晰，加上学贯中西的教育背景，对世界格局也有比较理性的认识。
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是没有大量的统计数字，也没有各色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而是站在一个比较高的角度，清晰的梳理了近代中国格局的脉络，从英国最初的和平外交受挫，到后来一系列的外交失败、战争失败，理性的串讲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前因后果，以及中西方文化大碰撞带来的新的社会局面，从思想观念、文化传统，到科学技术、教育体制，最后再到国家体制、政治体制，无一不阐述的清晰透彻。
中国的近代史，实则是古老中国遍体鳞伤的近代化历程，多方面多角度的注重这种变化的过程，才是正确认识历史大势的关键。蒋先生的这本《中国近代史》正是帮助我们了解近代历史变化流转的绝佳著作。
1860年，两个强盗闯入圆明园，掠走珍宝，砸、抢、夺、拿、烧，无恶不作，无所不为。在那时，谁会想到我国四大发明，景德镇的瓷器，郭守敬的《授时历》，司马光和《资治通鉴》，郑和宣扬国威……从前的辉煌都付之一炬!我常常想，清政为何要闭关锁国，为何那般懦弱!既然你存在在这世上，就不应当退缩，把一块块土地让给侵略者，一次次的退缩，一次次的妥协，国破家亡，四分五裂!叹你割让173.9万平方千米土地在所不惜，义无反顾投入敌军阵营镇压革命…但你如果换一种方式呢?结果还会是这般惨烈吗?
从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已开始了向世界证明自我身份的征程。回顾今朝，我国在世界的地位上也是一日千里，在里约奥运会上，我国屡战屡胜，夺得70块奖牌，其中金牌26块，位居世界第三!这足以见证了我们此刻的充足实力。
拿到《重说中国近代史》这本书，最引人注目的是“重说”二字，为什么要重说？因为作者说史的着眼点和叙史方法与我们读过的教条正史有着明显的不同。阅读本书得知，书中内容没有辜负《重说》这个响亮的名字。在张鸣老师严肃活泼的还原下，中国近代史变得如此复杂精彩，又是如此的颠覆，它与我们记忆里的古板印象迥然不同，绝非教科书上的忠奸两列，黑白分明。
张鸣老师对历史的评价很客观，我不由得想起了曾经读过的作家赵焰写的《晚清有个李鸿章》这本书，将历史上真实的李鸿章呈现给我们，李鸿章不是我们所认为的卖国贼，也不是我们认为的很爱国但性格软弱，他的思想的深远和当时的无奈应该是比较客观的事实。还有我们前期读过的《苦难辉煌》，这三本书均以真实、客观的历史画面颠覆了我们的历史观。
读《重说》，我们以史为鉴，应该有所启迪： 正确看待历史，客观评价历史。我们常说，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中国人民遭受了极大苦难屈辱，所谓怨妇心态。我们的民族英雄奋起反抗，做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所谓泼妇心态。外国的侵略给中国带来了现代文明，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所谓情妇心态。这就是作者所说的我们国人对待近代史常见的“三妇”心态。如果把这“三妇”心态结合起来，各占其一，我想，应该就是对历史比较理智的看法。我们不是要批评“三妇”心态，而是要客观、冷静的看待我们的中华民族的历史，从而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人生观。比如说，在我们前些年小学生的课文中，有关批评国民党的题材很多，把国民党说的很坏，我们的小孩在思想观念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就被灌输了片面、偏激的思想，确实有不妥之处。现在小孩子们学的课文没有这种情况了。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近代中国为什么遭受了如此多的欺凌，就是因为我们远远落后了。世界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西方世界的科学技术百花齐放，可是我们的清政府还沉迷在天朝上国的梦境中，还很鄙视周围的“蛮夷”。当英国人在乾隆皇帝面前展示洋枪洋炮的时候，乾隆爷还在得意洋洋的炫耀骑马射箭。更加令人痛心的是，就在清政府节节败退，丧权辱国的时候，一些人还是盲目自大，固步自封，阿Q精神真够强的。所以，我们要吸取历史教训，参与到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在铁路上班很幸运，竞争相对较小，还有稳定的收入。但是，我们要居安思危，而且现在的形势日益严峻，铁路正在走向激烈的市场竞争，我们要有思想准备。
杜绝用片面的观点看待周围的人和事。对于同一个历史事件，不同的书有不同的描述，其中难免夹杂者作者的立场。我们需要通过大量的资料还原历史的真相。在我们的印象中，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名望很高，国人都很崇拜他，其实当时袁世凯当选大总统才是众望所归。义和团运动不仅杀了很多洋人，也杀了更多的中国百姓。号称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刚开始也相信用迷信的手段打败侵略者。世界伟人牛顿后半生一直在研究神学，直至终老。这些都是我们以前想不到的。当我们知道了这些，我们就会有新的理解和启迪。我们在生活工作中也是，不要过早地下结论，第一印象很重要，但不是全部。我们思考问题要有深度和广度，就像发生一次事故，我们要充分调查，要在管理上深度剖析。一切偶然事件中包含着必然事件，一个问题、一个事故不是平白无故发生的。
作者对近百年尖锐的复杂的阶级斗争史实完全不提，异常强调向西方学习，除了上述讨论过的其所处的时代因素外，与其身份和经历的关系也极其密切。必须承认，蒋廷黻骨子里就是一个学者。他十七岁负芨远游，在美国修读文学与哲学，后回国任教。是“生长于三湘，学成于西方；既受到过陶谢、魏源、曾国藩、谭嗣同等同乡前贤‘经世致用’思想的熏陶，也理解了西方人文科学观点的影响”的文化人。但除此之外，他中年时又以书生从政，任民国政府高级外交官，且还政后依然从事学术的研究。这样一段特殊时期的政治生涯，使他的历史著作既“高屋建瓴，目光四射，纵横剖析一切人和事的是非功罪”，又不可避免地被蒙上一层意识形态的阴影。
首先，这本书突破一般的观念，将历史的维度放大到了4，成了一本4的“近代史”。在这其中有助于我们建设一个大历史观，看到无论是合作还是冲突，平衡还是失衡的更全方位的因素。而这一点，向来是本人认为中国大陆一般人的历史观最缺乏的东西。我们总是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将历史事件的原因简单得归结于经济因素或者其它。这种思维的直接反动就是现在对于相反意识形态的盲目崇拜，认为西方式的模式移植到中国就可以完成所有的社会变革。
而这本书恰恰是在这一点上，给我们刻画了从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整体社会的社会意识和整体文化的状态。冲突的根源与其说是最终的鸦片贸易——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这一因素的重要，不如说整个近代史的冲突就来自于两种文化模式和意识的冲突，而两种文化的踫撞和互动中，又影响了历史本身的发展。事实上，我们从这本书中得到最大的观点就是社会与历史的交互式的前进。
其次，从这本历史书中我们可以跳出单纯的认为近代中国的历史就是“刺激—反应”的模式。我记得在接受基础教育的时候，历史教材就给我们这样的印象，鸦片战争以及二次鸦片战争导致了所谓“开眼看世界”，以及在器物层面的模仿;中法战争与甲午战争导致政治体制的反思与改革;而巴黎和会则导致了整体思想的反思。这种递推的模式固然有其可取之处，但显然忽视了中国社会本身的主体性的问题。
本书所刻画的近代中国的历程则是一种反思式的推进，可以这样说中国从原先的模式中脱离出来，试图进入完全外来的模式，但是发现这本身并非从其主体出发，从而进入下一个反思的过程，重新认识自身的主体性。最后一个阶段的主体性认识可以说就是摆脱苏俄模式的共产政权，其领袖毛泽东最终取得胜利，完成中国近代重要的民族解放的任务。第三，也可以说这是一个猜想。整本中国近代史刻画了近代中国本身的一条主线，就是求得民族本身的解放，是从整个国际体系的压迫之下摆脱，恢复自己的主动性。这一恢复最终结束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命题之下。但是另一部分的解放，即个人的解放，显然没有过多的提及，甚至是在繁体版本。或许这应当是下一个历史阶段“现代中国”的命题，事实上我们正在前进。
这是一本以中国“鸦片战争”为起点到以“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末端的中国近代发展历史。清代末期的腐朽统治，“鸦片战争”让中国进入了“双半”社会。由于“小农”的阶级性并没有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导的“农民-运动”，最终都已失败告终。洋务派的本阶级利益，维新派的自身弱点与局限性根本不可能拯救中国。而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革命果实却被袁世凯所窃取，中国的旧民-主主义也随之结束。以“新文化运动”作为铺垫，“五四”运动成为了开启新民-主主义的一把金钥匙，让“双半”的社会看到了一丝光明，“反帝反封”成为了社会的主流，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播撒了革命的种子。第一二次国共合作的成功与失败、十年内战，是由于国民党的贪婪与野心作祟、浪费国家人力、物力、财力而发生的不必要的战争。民族资产阶级的摇摆不定让我们看到了要以共产党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来夺取国家的领土与主权的独立自主。“八七会议”纠正了“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到土地革命兴起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动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土地革命的序幕，开展“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工农武装割据道路，《星星之火，能够燎原》《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
存在》等著名论断，鼓舞了气势。由于博古、王明等人犯了“左倾”错误，采劝直面攻击”“机会主义”错误，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遵义会议”解决了在当时具有决定好处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并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开展了“万里红军长征”，挽救了党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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