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性治理文化

适应性治理文化（共8篇）

适应性治理文化 篇1

内容摘要: 当前我国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时期,由温饱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的转化（人的全面发展）。通过对传统集体经济进行股份制改造，使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职能与社区居委会的自治职能分离，集体经济由新型集体经济组织自主经营，确保涉农社区居委会职能归位。

当前我国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时期,由温饱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的转化（人的全面发展）。改革开放30年，中国人逐步解决了温饱问题，正在向小康社会迈进。这个过程，人们的需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温饱问题解决之后，人们安全的需求、归宿的需求、社会公平和被尊重的需求、自我价值实现等社会需求大量上升，对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要求日益迫切。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和重要保障。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的因素。”这就明确指出了社会管理的目的，并明确地界定了不同社会主体在新的社会管理格局中的地位、作用和责任。其目的是要调动社会不同主体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整体合力。因此，我们必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提高社会管理水平。

成都市作为我国中西部地区特大中心城市，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实验区，创新城市治理方式就成为深化各项改革的重要内容。2007年以来，成都市锦江区以城乡统筹、“五位一体”科学发展为总体战略，以政府与市场分开、政府与社会分开、市场与社会分开为基本理念，探索建立起了以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治互动、行政性公共服务与自治性公共服务互补、政府支持与社区资源共享的城市基层治理新模式，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我国城市治理新模式的形成作出了有益的探索。锦江区的探索实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调整街道职能，成立功能区管理委员会

2008年以来，成都市锦江区按照政府与市场分开、政府与社会分开的原则，职能归位，各司其职，科学合理地界定街道办事处的职能和任务，着力解决部门职责交叉、权责脱节、职能边界不清、职能转变不到位的现象，改革街道办事处治理体制，形成了新的街道治理体制：彻底剥离街道办事处的经济管理职能，将工作重心从发展经济转移到强化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上来，主要负责基层党建、城市管理、公共服务、社区建设、安全监督、应急管理、社会稳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8个方面35项具体职责；强化区级部门的经济管理和服务职能，使其全面履行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职能。

（一）剥离街道经济职能，强化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锦江区将街道办事处原来承担的招商引资、协税护税、固定资产投资、经济统计等经济管理职能，彻底剥离出去，划归政府相关部门，将工作重心从发展经济转移到强化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上来。调整后的街道职能重新界定为：一是综合管理职能，主要是与社区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爱国卫生、计划生育、城市管理、社会治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稳定等。二是公共服务职能，主要是统筹整合公共服务设施资源、社会资源和行政资源，组织实施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政务、投资环境、生活环境、文化生活等。三是指导自治职能，主要是指导社区居委会开展民主自治，吸引民间组织参与社区服务，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共同构建和谐社区等。四是监督专业管理职能，主要是监督公安、工商、税务、安全生产、劳动监察、市政建设、环境保护、绿化、交通、食品安全、质监、药监、知识产权保护、文化市场监管等社会专业管理事务。为此，他们优化机构设置，厘清街道和区级部门的职责关系。按照“条块结合、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原则，调整、整合、优化区级经济部门工作方案和职责，承接原街道办事处承担的经济工作。同时，他们还建立了配套制度，落实街道职能调整的保障措施。

锦江区调整街道职能后，推动了街道办事处从管理经济向服务社会转变，改变了街道办事处“重经济、轻管理、弱服务”的现象；经济职能部门工作更加专业高效，初步形成了全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局面。一是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水平明显提升。街道治理体制改革后，各街道办事处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治理和社区建设上，实现了由全能型向服务型转变，推动了民生工程、城市管理、综合维稳、社会建设等重点工作的有效落实。社区公共服务站成为街道办事处专门负责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窗口，提升了服务效能。二是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得到有力加强。街道治理体制改革促进了街道工作向社区下沉，使街道有精力指导社区自治，创新社区治理结构。三是建立了与街道办事处事权相适应的财力保障机制。街道职能转变后，通过把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经费纳入专项资金，确保了公共服务落实到位；通过规范预算管理，整合财力资源，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益，增强了街道财政、财务管理和理财水平。

（二）成立功能区管理委员会。为有效承接街道剥离的经济管理职能，切实解决改革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完善全区经济管理体制，强力推进重点区域产业发展，完善城市功能，促进产业升级，形成“资源利用集约，优势企业集群，重点产业聚集”的竞争优势，推动新一轮更高水平的经济增长，2008年6月，锦江区按照“职能归位，各司其职”的原则，从彻底剥离街道经济管理职能入手，根据全区产业发展的基础和布局，设置了5个功能区管委会，作为区委、区政府派出机构。各功能区管委会主要负责按照全区城市建设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拟定功能区发展战略和产业发展规划，并做好战略、规划的组织实施工作；负责监测、分析和预测功能区产业发展态势，对功能区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重大问题和热点、难点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及时提出政策建议；负责功能区范围内招商引资、对外开放工作；负责功能区各类投资项目的推进、协调、服务工作；承担固定资产投资目标任务；负责功能区范围内企业服务、协税护税工作；负责功能区内经济统计及分析工作等。

通过功能区建设，锦江区打破了城市经济发展的区域壁垒和条块分割，增强了核心城区的统筹发展能力和整体竞争力；招商引资专业化水平明显提高，现代服务业发展先导区成效明显，现代商贸、金融、总部经济、文化创意等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经济活力明显增强；区综合治税领导小组成立以来，各经济职能部门的主观能动性被充分地调动和发挥出来，综合治税能力显著增强，形成了“部门协作、信息共享、齐抓共管”的良好格局，形成了有利于企业加快发展的良好环境。锦江区因此荣获了“中国民营经济最具活力区”和“中国民营经济首选投资区”称号。

二、创新基层治理机制

锦江区现有街道16个，社区59个（城市社区43个，涉农社区16个）。针对实际工作中由于职责不清而造成职能错位、越位、缺位的现象，2008年10月，锦江区按照加强党的领导、强化居民自治，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政社分开、职能归位、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区建设的总体思路，启动了社区治理机制改革工作试点，截止今年5月底，全区59个社区已全部实施了社区治理机制改革，形成了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社区居民代表会议及其工作委员会和社区居民委员会为主体、社区公共服务站为平台、社会组织参与服务为必要补充的社区治理新机制。

（一）“一改”――改集体经济组织为公司，壮大集体经济。在对原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进行清产核资的基础上，组建以全体村民为成员的新型集体经济有限责任公司；对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性净资产进行折股量化，每位村民一股；按照《公司法》设置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制定新型集体经济组织股东代表推选办法、董事会和监事会选举产生办法以及总经理聘任办法；由全区“198”范围内（198区域指环绕成都市中心城区内的198平方公里的非建设用地，主要分布于成都市三环路以外，外环路以内）的11个村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共同出资，成立“成都市农锦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统一负责“198”区域的土地整理、流转和经营。

（二）“一撤”――撤村改居，建立社区治理体制。全面撤销16个村组建制，成立16个社区居委会，设立社区党总支部或者党委，通过“公推直选”产生社区党组织和社区居委会领导班子，打破城乡体制上的二元结构，实现涉农社区治理体制与城市社区接轨，城乡居民社会服务全覆盖。

（三）“两分离”――剥离社区的政府职能和经营职能，促进职能归位。一是在城市社区实现原居委会承担的政府职能与社区自治职能分离。建立社区公共服务站，把社区居委会承担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分离出来，由社区公共服务站承担；区级部门的审批服务类事项全部下放社区公共服务站，对暂不具备下放条件的转移类及非行政审批类事项简化审批程序，将原有的“社区―街道办事处―区级职能部门”三级工作流程，缩短为“社区公共服务站――区级职能部门”两级工作流程；在社区公共服务站设立统一规范的服务窗口，定期发布《社区公共服务站服务事项目录》。二是在涉农社区实现原村委会的自治职能与经营管理职能分离。通过对传统集体经济进行股份制改造，使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职能与社区居委会的自治职能分离，集体经济由新型集体经济组织自主经营，确保涉农社区居委会职能归位。

（四）“三强化”――强化领导核心作用、自治作用、自我服务作用，提升自治功能。一是强化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优化社区党组织设置，普遍设立社区党委或党总支，实现党组织向院落、楼栋、单元及各类社会组织、经济组织的全覆盖；通过社区党组织书记担任社区居民代表会议工作委员会主任、社区党组织对社区重大事项拥有提案权、建立社区党建工作联席会等措施，使社区党组织充分发挥在社区治理中的组织、领导、监督作用；改革党员教育管理模式，推行单位、社区党组织双重管理制度，加强党员与党组织之间的联系；建立健全党员作用发挥机制，党支部向辖区党员发放《党员活动证》，记载党员参加社区服务的活动情况，并通过经常性开展活动，发挥党员带头参与社区建设的先进性作用。二是强化社区居委会的自治作用。成立社区居民代表会议工作委员会，与社区居民代表会议、社区居委会一起，形成社区事务决策、监督、执行“三分离”的自治格局。明确界定社区居委会的主要职能，建立社区工作准入机制，社区不再无偿承担职责范围以外的其它政府行政事务。实行居民代表常任制和社区重大事项提案制，明确社区居民代表的“四权”（即：提案权、评议权、监督权和罢免权）和参与社区自治的方式。完善自治机制和自治体系，成立住户管理委员会、业主管理委员会、家属管理委员会、业主自治管理监事会等居民自治细胞组织，采用手机短信、网络等信息手段，丰富社区居民代表参加议事决策的形式，尤其是完善“四会一走访”（民情恳谈会、社区事务听证会、社区居民代表会议、工作评议会，居委会成员定期走访联系群众）制度，真正发挥社区自治组织的作用。三是强化社会组织的自我服务作用。通过推进社区服务社会化、市场化、产业化，引导和发挥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的积极性，促进覆盖全域的服务网络建立，不断满足社区居民需求。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力度，把政府部门可以不直接承担的社会服务性、事务性工作，通过委托、购买、授权等形式交给社会组织承担；针对社区成员多元化、需求多样化的实际，整合公共服务资源，拓展“社会协同”空间，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群众有偿个性化服务、志愿者参与义务服务的有机结合，发挥社区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公益事业中的作用。把完善社区服务与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组织、促进就业结合起来，运用市场机制推动社会化、产业化的社区服务。

锦江区完善社区治理机制的改革，进一步明确了社区基层组织间的关系，强化了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扩大了基层民主，促进了居民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全面提升了社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促进了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向纵深发展，得到了居民群众的普遍赞同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一是明晰了基层治理的组织架构，填补了基层治理的真空。通过完善基层组织治理结构，形成了社区党组织、社区居民代表会议及其工作委员会和社区居委会、社区公共服务站、社会组织四种社区基层组织共同治理社区的格局。社区党组织是社区各类组织的领导核心，在街道党工委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负有统揽协调社区建设全局的责任。社区居民代表会议是社区民主决策的基本组织形式和最高决策机构，实行社区居民代表常任制，推行社区重大事项提案制；社区居民代表会议工作委员会是社区居民代表会议常设的监督和执行机构，对社区居民代表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社区居委会是居民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区公共服务站，与社区居委会是伙伴合作关系，负责承担政府延伸到社区的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事务，在行政管理上接受街道办事处的领导，在业务上接受各相关职能部门的指导、监督。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慈善公益组织以及社区活动团队。二是自治和公共服务功能同时得到了加强。社区居委会不再无偿承担职责范围以外的其他行政事务，使社区居委会有时间和精力按照自治组织的要求履行职责，强化了社区自治功能。在新的社区居民自治体系，由社区居民代表会议及其工作委员会和社区居委会“三驾马车”组成，分别负责对社区事务的决策、监督和执行，形成了新的社区工作运行机制。工作运行准则遵循“一个章程、两项程序”（社区居民自治章程，社区居民代表会议、社区协商议事会议程序）；工作运行方式遵循“三会一走访”（社区事务听证会、民情恳谈会、工作评议会，居委会成员定期走访联系群众）制度。新建的规范、高效的社区公共服务站，居民在社区即可办理绝大部分行政事务，极大地提高了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办事效率。三是党的执政基础得到进一步巩固。在完善社区治理机制过程中，通过以社区党组织书记担任社区居民代表会议工作委员会主任、社区党组织成员兼任工作委员会委员等方式，有力提升了社区党组织的工作效能，确保党的方针、政策及时贯彻落实到社区，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四是现实了城乡一体。村改居后，建立和完善了以政府财政投入为主的公共服务体系及社会化保障体系，实现了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低保救助以及就业的同质化。四是基层其它工作得到了全面推进。职能归位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工作都得以加快推进。由于理顺了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土地整理、流转、产业培育等工作得到快速推进；农用地从农户到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的流转，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利用土地资源参与项目建设和经营等先后得以实施，增强了集体经济组织的实力。

三、大力培育和发展社区社会组织 在改革城市基层治理机制中，锦江区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的重要作用，按照“依托社区、服务群众”，“政府扶持、大力推进”，“自愿参与、市场运作”，“制度规范、严格监管”四项原则，依照“壮大服务类、做实事务类、规范活动类、发展慈善类、培育维权类”分类指导办法，减少限制条件，降低准入门槛，简化设立程序，鼓励社会组织发展，并结合锦江实际，创新了社会组织管理方式。

（一）创新社会组织管理方式。一是实行登记备案双轨制。出台了《锦江区社区社会组织备案管理暂行办法》，在坚持依法登记原则的基础上，实行社会组织登记备案双轨制，由重入口登记向重日常监管转变。对急需登记的社会组织，采取边登记边完善手续的做法；对需备案的社会组织，采取降低和减少备案条件，简化备案程序等办法，准备备案的社会组织向所在社区居委会提出申请，经初审后，由街道办事处审核并备案，凡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均予以备案；备案社会组织达到登记条件后，不执行筹备期，可直接申请登记；将过去实际存在的既无登记又无备案的“草根”社会组织，通过规范使其有序发展；实行行政机关与行业协会脱钩，改革清理机关的“附属”组织，注销一些能力弱和建非所用的组织，淡化“官办”色彩。二是完善社会组织管理体系。区民政局负责全区社会组织的统筹规划、协调指导、监督管理工作，在全市率先成立区社会组织管理局，区民政局民间组织管理科更名社会组织服务科，充实人员配备，强化工作职能；街道办事处负责备案社会组织的监管和指导；社区居委会负责备案社会组织的日常管理和服务工作。三是建立沟通机制，促进合作互动。区级部门和街道办事处在出台涉及行业发展和社会建设的重大政策前，主动听取和征求有关社会组织的意见和建议；部门举办的各类听证会、恳谈会，凡涉及社会组织利益的，吸收社会组织代表参加；社区居委会组织听证会、恳谈会等时邀请社会组织代表参加；社会组织参与行业调查，及时报告相关信息和对策建议，主动参与决策。同时，锦江区正在筹备成立“区社会组织管理局”，承担全区社会组织的统筹规划、登记备案、监督管理、协调指导等职能；筹备成立“区社会组织联合会”，主要承担社会组织的综合协调、行业指导、行业管理等综合服务工作；筹备成立“区社会组织服务指导中心”，该中心作为民办非企业单位，主要承接社会组织的初审、年检、评估等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包括组织专家团队、社会贤达、知名人士、社区群众参与项目运行监督及运行结果第三方评估等工作。

（二）鼓励扶持社会组织发展。制定培育发展社会组织的扶持政策，激发和调动社会组织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一是设立政府扶持专项资金。每年安排专项经费，对五大类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进行资金扶持。给予新成立社会组织一次性开办扶持资金，登记注册的最高不超过2万元给予扶持，备案的按照最高5000元/个的标准给予扶持；对在参与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方面成效显著、群众满意度较高的社会组织，以“以奖代补”的方式给予扶持；对暂未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但有利于促进公共服务的项目给予专项扶持；对启动资金不足的可给予一次性补助，对新建社会组织前3年运行确有困难，经审核确认给予适当补助；建立税收优惠配套措施，最大限度地给予税收优惠。二是建立完善激励机制。制定社会组织激励制度，表彰先进社会组织，宣传先进典型；积极鼓励企业、个人和社会力量支持社会组织建设，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快速发展。三是加强社工人才建设。抓好社会组织人才队伍的储备，建立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人才库和社会工作人员培训制度。四是探索孵化培育社会组织模式。在街道层面搭建平台，组织扶持登记至少一家可管可控的民办非类社会组织，赋予培育孵化功能，按照孵化申请―初期评估―实施孵化―中期评估―完成孵化”五个步骤，对具有发展潜力的备案社会组织提供场地、资金、能力建设等支持，进行专业化、全方位培育，促进其转化为专业性强、运作规范的登记社会组织。

（三）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政府从相关社会领域中脱离出来，适当放权授权，建立明确的政策和措施，规范社会组织的职能，把不再由政府部门直接承担的社会服务性工作、把不便于管或政府直接实施成本过高的社会事务性工作，通过购买服务形式委托给社会组织。一是健全项目民主管理机制。逐步扩大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覆盖面，使社会组织成为社会公共服务事业的重要载体，初步建立社区多元化服务机制。二是明确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定期发布政府购买服务的需求信息，引导动员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承接服务项目。目前，已确定社会管理、社会事务、卫生教育等七类25项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三是细化购买服务流程。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实行项目民主征询、方案民主决策、过程民主监督、效果民主评议，建立体现群众意愿的立项制度、符合社区实际的评审制度和群众积极参与的管控制度，充分发挥居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和保障群众的监督权，建立社会化的评价制度，采取单项评议和年终评议相结合的方式，组织辖区内居民代表和项目受益群体开展满意度测评并公示结果。

（四）加强对社会组织监督管理。坚持培育发展和监督管理并重，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一是发挥社区党组织监督作用。坚持社会组织业务建设与党的建设同步，明确社区党组织负有督促和指导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责任，确保社会组织的发展方向。二是健全监管机制。构建区、街道、社区三级的社会组织监管体系；建立完善部门和街道办事处之间的协同监管机制和执法联动机制，提高监管合力和应急反应能力；建立健全社会组织预警体系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着力提高危机处理能力；加强对社会组织接受社会捐赠的监督，按照登记、备案权限对捐赠资金来源进行监管，对捐赠资金使用情况须提供审计报告，确保社会组织健康发展。三是加强监督管理。强化“双重管理”制度，着力构建上级主管部门、区民政局（区社工委）、业务主管单位、社区居民参与的四条监管防线。四是引导社会组织自我管理。帮助辖区社会组织成立“锦江区社会组织联合会”，引导全区社会组织自我发展、自我管理、自我约束；以章程为核心，健全社会组织各项内部制度，加强管理制度规范化和体系化建设，完善社会组织决策与内部调控体系，健全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或董事会、监事会等；建立资格管理和行规行约，对会员、会员单位实行资质认定和资格审查，按其服务能力和现实表现实行准入和退出制度。

（五）健全监管评估机制。建立由区级职能部门、街道办事处、专家和社区群众四方参与的社会组织评估机构，每年对社会组织实施一次评估，将评估结果档案向社会公开，广泛宣传和充分利用评估结果，接受社会监督，充分发挥评估的导向、激励和约束作用；建立社会组织等级评定制度和社会组织诚信制度，组织和督促各类社会组织开展诚实守信活动，树立诚信、守法、自律的理念，对诚信守法、严格自律、作用突出的给予晋级表彰、政策优惠；建立健全社会组织基础信息数据库，全面评价社会组织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建立健全社会组织问责机制，对不参加年检、有名无实、管理混乱的进行问责警示，对违法活动的依法予以注销。

锦江区在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的过程中，把社会组织作为继政府部门与企业之后的第三种力量和加强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摆上重要位置，在发展规划上，把社会组织建设纳入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的重要作用，承接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一些职能，增加了公共服务能力，建立起了连接政府与社会、化解社会矛盾的平台，各种社会资源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被吸引和整合，增强了社会的凝聚力、向心力、吸引力，培育了公民精神和自治能力。同时，通过把政府部门可以不直接承担的社会服务性、事务性工作，以及企事业单位剥离的社会职能和服务职能，通过委托、购买、授权等形式交给社会组织承担，既改变了过去那种政府独自负责制定公共政策，同时又独自负责提供公共产品，掌舵与划桨不分的做法；又拓展了“社会协同”空间，推进了社区服务社会化、市场化、产业化，构建起了覆盖全域的服务网络，使社区满足居民需求的服务项目大幅度增加。

适应性治理文化 篇2

20 世纪后期以来,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面临经济建设发展转型期, 面临“市场和政府之间关系处理与调整”等一些列重大问题。针对实践阻力, 中央实行财政分税制改革, 通过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手段把地方财政集中起来, 并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 以各种建设项目为载体向地方政府配置, 促进地方经济建设发展。随着分税制改革的不断完善, 转移支付的比重在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不断扩大, 项目治国的发展模式开始萌芽并有了初步的发展。这个发展模式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他们开始对项目治国的理念、运作逻辑和现实效果展开了激烈讨论, 其中更是有学者指出, 项目治国作为中国重要的国家治理体制, 成为中央和地方政府联系的重要桥梁, 项目治国是中国政府在传统科层制中引入的新型市场化治理模式。

但是, 从实践的效果来看, 项目治国的发展模式不禁引起我们的担忧。周飞舟先生通过义务教育下乡的实证研究分析得出“项目治国常常出现地方项目实践效果和中央项目设计目标不一致”的结论, 对项目治国出现意外后果进行了探讨。渠敬东先生也通过三个不同的实证分析例子, 分析了项目制在使用的新双轨制和分级治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系统风险和不良后果。实际上, 我们不难看出, 中国项目治国的市场化模式确实出现了一些非常态的失范现象, 出现了不少类似地方官员“跑部进京”的实践方式, 甚至出现了不同层级政府之间因各自不同利益进行博弈, 阻碍社会发展的不良后果。

本文的关注重点正是探讨项目治国模式在中国出现的必然性, 比较项目制治国与单位制治国的不同方面, 梳理项目治国的运作逻辑, 分析项目治国的现实适应性与实际问题, 思考项目治国可能的未来走向。

二、项目治国的概念界定

有学者尝试对项目治国的概念涵义进行一定的界定, 认为项目治国是在分税制的制度条件下, 在收入越加集权的体制下, 财政转移支付采用项目制的方式在行政层级体制外的灵活处理模式。

个人认为, 项目治国是指, 以分税制改革为背景, 以充分动员地方建设积极性为目标, 通过中央财政集中控制进行转移支付的方式, 借助项目作为贯彻中央意志的载体, 进行的市场化国家治理改革的新模式。

三、项目治国的发展背景与历史必然性

项目治国是分税制改革的必然产物, 分析项目治国的发展背景和历史必然性, 我们首先要分析分税制改革。分税制改革在我国行政管理改革中的重要地位无需质疑, 它是单位制和项目制的分水岭。

(一) 单位制实行的历史背景与实践效果

单位制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必然产物, 它与我国政府在计划经济时代扮演的管制型角色有直接联系。在计划经济时代, 政府以国家动员的方式, 对资源进行集中调配, 然后通过传统的科层制逐级下放, 实现国家的政策目标。虽然单位制让一切国家资源牢牢掌握在国家手上, 通过科层制逐级下放分配, 实现了对整个社会的有力控制, 但是由于中国行政管理没有完全摆脱传统的“人治”模式与计划经济中管制型政府的角色, 与单位制配套的法律法规没有完善, 社会中出现了很多“政企不分”“政社不分”的不良后果, 扼杀了基层官僚和市场中其他经济主体的灵活性与发展动力, 造成了官僚体制的僵化与静止的结果, 严重阻碍了国家的经济建设发展。单位制遇到的问题急需解决, 国家急需探讨新型治理模式, 否则国家将失去改革开放的持续动力。

(二) 分税制改革的历史意义

国家改革行政管理模式,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财政基础问题。在分税制改革之前, 中央的财政收入主要通过地方税务机构的收缴, 然后层层输送, 最终到达国库, 国库中的资金再根据中央的政策安排, 根据不同的现实目的加以使用。但是, 税收在层层上缴的过程中, 遇到地方政府的截流, 造成了部分经济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财力过度雄厚, 中央财政收入过少的“头轻脚重”不平衡问题, 实际上是不利于中央通过财政手段, 实现税收的再分配。长久下来, 经济发达的地方省市经济水平不断膨胀, 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地方省市经济水平进步比较缓慢, 国家不同地区之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实际上是不利于国家经济的整体进步与发展。

分税制改革, 突破了传统税收上缴模式, 由中央税务部门在地方设置国税局, 直接在基层收缴税收并上交国库, 绕开地方的税务部门, 减少地方财政对税收层层截流带来的不良后果, 最终实现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 为国家治理模式的改革提供了资金保障。分税制改革, 是项目制形成的一个重要基础, 只有中央政府财政权力真正实现集约化, 才能通过项目的方式实现财政再分配。

(三) 项目治国发展背景和历史必然性分析

分税制并不是项目制形成的唯一制度原因, 项目制若要成为一种具有治理意义的体制机制, 成为连带和统合各种社会经济要素的枢纽, 必须具备更多的结构条件。

从经济层面上看,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开始打破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 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政府的角色从计划经济时代的管制型政府向市场经济时代的服务型政府转变。渠敬东先生已经明确指出, 项目制的产生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配合中国至上而下的新型财政资金再分配制度、项目财政对地方政府的强大激励作用与绩效合法性的思维模式, 结合政府在经济增长的结构压力和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事业要求。

从政治层面上看, 我国实行单一制, 国家中央集权程度很高, 地方分权相对较少, 国家的政策通过中央制定, 通过层级制度逐步下放到地方, 地方贯彻中央意志进行具体的操作和落实。传统的单位制扼杀了地方的自主性和积极性, 不利于国家治理的发展。与单位制相比, 项目制在行政管理中具有开放性、竞争性、临时性、动态性、非整体性和广泛动员性的特点, 能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单位制的不足。

四、项目治国的运作逻辑

关于项目制的研究, 只有完成对项目治国运作逻辑的完整梳理, 才能对项目治国在中国的现实适应性做出客观评价。项目治国的运作逻辑主要分为宏观和微观两部分。

(一) 从宏观视角分析项目治国的运作逻辑

从宏观上看, 项目作为中央的科层化机制和地方的市场化机制中间协调运作的平衡点, 成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联系的重要桥梁。

中国作为单一制大国, 在行政管理的具体实践中, 既要考虑政府运作的高效性, 又要尽可能降低政府决策的风险, 保证中央政策高效准确的落实。但是, 仅仅依靠单一的科层制并不能很好地解决行政管理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从理论上看, 单一的官僚制下的政府内部组织有永久性和稳定性的特点, 但是官僚制的高层, 即中央掌握的行政实权有不断扩张的趋势, 从而削弱基层政府的自由裁量权, 容易造成行政体制的僵化, 缺乏对地方具体问题处理的灵活性, 缺乏市场竞争的官僚制被认为是缺乏运作实践效率的代表。从实践上看, 在世界范围中, 掀起了以西方英美发达国家为主导的新公共管理运动, 强调在传统官僚制中引入市场竞争的模式, 向市场要效率, 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在不断建设中。引进市场化的管理模式, 打破单一官僚制垄断的局面, 在中国的行政管理实践中有重要价值, 也是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合理选择。

在地方分权的权力结构中, 组织关系的市场化更有利于提高治理效率, 地方更加倾向市场化, 它能一定程度上降低地方行政组织的运作成本, 获得最大效益。项目制, 作为贯彻中央意志的载体, 在基层中引入了一定的竞争机制, 能调动地方建设的积极性, 并通过一定的监督和评估机制对项目的具体落实情况进行一定的审核, 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中央政策制定初衷的不走样。

(二) 从微观视角分析项目治国的运作逻辑

从微观上看, 项目治国在具体的落实过程中, 每一层政府都有自己的具体任务和行动逻辑, 需要对此进行深入分析。在项目治国的分级制度的运作机制这一方面, 已经有学者对此做出较为深刻的研究和分析, 国家部门采取“发包”机制、地方政府采取“打包”机制、村庄采取“抓包”机制, 它们之间有不同的制度逻辑和行动策略, 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最后会带来不同的结果。

1. 国家部门采用的“发包”机制

所谓“发包”机制, 具体指的是中央政府评估社会实践情况, 制定符合国家发展需要的总体政策纲领, 通过自上而下的项目竞标模式, 给予地方政府和村庄自下而上的自由竞争机会, 达到动员基层的目的, 把具体的项目下放的具体机制。

中央政府掌握项目目标制定大权, 对每个项目的总体目标制定有导向作用;中央政府掌握项目基金分配大权, 对每个项目的具体金额分配有最后的决定权;中央政府掌握项目“拍板”大权, 最终决定是否交付落实以及交付落实的对象;中央政府掌握项目完成后的审批评估考核大权, 通过不同的绩效考核机制, 评估项目最后的落实情况。

中央政府扮演项目治国的“掌门人”角色。

2. 地方政府采用的“打包”机制

所谓“打包”机制, 具体指的是地方政府贯彻中央的政策目标, 把“粗线条”的项目揽入地方政府手中, 加入一定的地方元素, 然后采取再动员的方式, 把项目进一步下放到村庄中, 开始具体的项目落实阶段。

地方政府是整个项目治国运作的最核心部分, 地方政府作为上传下达的重要枢纽, 既要保证中央政策的贯彻落实不走样, 又要兼顾地方发展实际包装项目, 还要发起再动员的工作, 它的实质是分别来自中央和地方的两股不同方向力量的实际利益博弈交锋区。缺乏这个中间枢纽, 整个项目治国的运作体制很大程度上会呈现瘫痪状态, 而这个枢纽的协调作用发挥效果的好坏也直接影响项目治国的具体落实效果, 这考验的使地方政府的行动智慧。

地方政府扮演项目治国的“中间人”角色。

3. 村庄采用的“抓包”机制

所谓“抓包”机制, 具体指的是乡村根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政策要求, 利用地方资源, 发动人民群众, 集合地方发展力量, 开展具体的项目落实操作。在项目治国的实践中, “抓包”机制主要采取外来输入方式, 带有竞争性和半竞争性, 能一定程度上调动乡村发展的积极性。

乡村在项目治国的三个层级中掌握最大的灵活性, 掌握一定的地方自由裁量权。它们不断根据地区的实际情况, 灵活调整政策落实具体操作, 甚至在一些资金相对不足或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采取项目捆绑的模式加以执行。乡村体现了对上层政府采取一种自下而上的反控制行动逻辑, 也有向上层及时反映地方政策落实情况的义务。如果乡村的项目运作出现脱节情况, 项目治国也只是一个被基层架空的宏伟构想而已。

乡村扮演项目治国的“执行人”角色。

五、项目治国的现实适应性与实际问题

从已有的实证研究分析上看, 这个错综复杂的行动网络并不一定能很好贯彻中央的项目初衷, 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出现政策落实的结果和原定目标偏离的情况。关于项目治国的运作过程实质, 周雪光先生已经做出了深入的探讨, 他从控制权的理论视角出发, 认为项目制出现的运行问题实际上是不同的政府层级之间, 即委托方、承包方和代理方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

项目制运作中的灵活性和不确定性是对强调稳定性和规则性的科层制的直接对抗, 两者的运作机制常常会出现一定的背离, 不可避免地带来项目治国中的紧张关系。如果一个项目获得中央完善的资金和资源的配套支持, 地方的发展积极性会明显增加,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央如果想推动项目的落实, 就一定要进行大手笔的投入, “跑部进京”等现象的出现就是激励作用的变质后果。项目的完成质量与数量直接和政府官员的绩效评定挂钩, 地方政府官员为了给自己一份“靓丽的工作成绩报告”, 争取晋升的机会, 往往会忽视地方真正遇到的民生建设问题, 不断到中央“跑项目”、“拿资金”、“搞关系”, 其中往往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权钱交易”、“讨价还价”等不良现象。在这种利益博弈的过程中, 占优势的往往是处于发展水平两极的基层地区, 它们更能捕捉中央的注意力。发展水平较落后的地区更容易获得中央的“同情型政策倾向支持”, 中央会给予较大力量的政策照顾, 通过转移支付的手段促进当地发展;发展水平较发达的地区同样容易争取项目, 它们在项目评估之前往往凭借已有的财力, 现行构建好项目的落实环境, 为项目的推动做好前期准备, 在公开竞标的过程中往往更具优势, 容易获得中央的“信赖型政策倾向支持”。当项目发放的“甜头”都被这两种地区获得品尝过后, 剩下绝大多数的中等发展水平的地区, 既不能获得“同情型的政策倾向支持”, 又不能获得“信赖型的政策倾向支持”, 进一步加剧了地方因资源分配不均衡造成的发展不均衡现象, 实际上是很不利于基层的发展, 最终定会影响国家的总体发展战略实施, 也违背了项目治国的初衷。

六、项目治国可能的未来走向

项目治国的发展, 除了依靠制度建设, 还需要把它放到整个社会的大发展背景中加以探索, 合理利用行政环境的外部本土资源, 思考可能的未来走向。

黄宗智先生通过实证研究, 对比了“推广双季稻”、“建设农业合作社”和“重庆实验”项目的实际效果, 给出了关于项目治国未来发展的可能性思路, 他强调项目治国必须要树立正确的发展价值观, 即只有追求民生和公平的理念, 才能实现广大民众的幸福, 保证项目治国的实践效果和初衷不变样。这确实一个很有建设性的观点, 可以设想, 如果连指引方向的发展价值观都出现错位现象, 项目治国在实际操作中必然会出现“走样”的问题。

此外, 项目治国在是一种引入市场机制的治理方式, 它的运行核心是官僚制的内部, 如何让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到现代社会治理的过程中, 如何吸收基层社会的本土社会资源, 这些都是根本性的问题。项目治国的最终目的是尽可能动员全国各地的基层发展动力, 把人民都调动起来, 共同参与社会主义的建设活动中, 减少地区发展不平衡,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在项目治国的落实中, 不能仅仅顾及发展较落后和发展较发达的少数地区, 必须对中等发展水平的地区给予相对平等的照顾。

项目治国未来的可能走向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未来之路何去何从还需要结合时代变迁的大背景做更多理论和实践的探索, 切不能轻易对项目治国的发展前景提出浅显的结论。

结语

事实上, 项目治国在中国社会管理的土壤中出现有它的历史必然性, 它是符合时代发展需求的现实产物, 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中国在传统官僚制体制中遇到的现实问题。项目治国只是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中, 在行政管理领域的一个具体表现。它在具体运作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也是中国在整体改革触碰复杂利益网络时候, 必然会遇到的众多发展阻力中的一个缩影。

个人的观点是, 项目治国并不是中国未来最好的治理模式, 只是我们国家在特定时期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做出的暂时性最满意的选择, 即项目治国对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来说只是一个“权益之计”。

摘要：随着我国分税制改革的不断完善, 转移支付的比重在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不断扩大, 项目治国的发展模式开始萌芽并有了初步的发展。这个发展模式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他们开始对项目治国的理念、运作逻辑和现实效果展开了激烈讨论。本文的关注重点正是探讨项目治国模式在中国出现的必然性, 比较项目制治国与单位制治国的不同方面, 梳理项目治国的运作逻辑, 分析项目治国的现实适应性与实际问题, 思考项目治国可能的未来走向。

关键词：国家治理模式,单位制,项目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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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周雪光.项目制:一个“控制权”理论视角, 开放时代, 2015年02期.

适应性治理文化 篇3

与时俱进

正确认识和处理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的几个重要关系

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政治领导与法人治理结构的关系。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使企业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不管如何变化,都必须坚持党的政治领导,这是由党的执政地位和国有企业的性质所决定的,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强调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政治领导,不是以党代政、以党代企,而是通过保证监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在企业的贯彻执行,确保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通过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提供有力的组织保证;通过坚持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促进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提高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中国兵器内蒙古一机集团综企公司党委在实践中坚持对公司的政治领导,不仅促进了公司进一步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规范了法人治理结构,而且还很快建立起科学、高效、灵活、务实的经营机制和管理制度,运营几年来效果良好,企业各项经济指标都得到稳健、持续、快速增长。

发挥企业基层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和以生产经营为中心的关系。企业党建工作的生机和活力在于做好“服从和服务”这篇大文章。坚持以生产经营为中心开展工作,并不是说党建工作要依附和局限于生产经营,而是通过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引导和调动广大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强企业的凝聚力,促进企业的生产经营。内蒙古一机集团综企公司党委通过引导公司重新审视自己,重新定位自己,以调整促发展,通过资产重组、专业归类、集中人财物使之成系列,上规模,做强做大;对发展无望竞争无力企业,通过整合改造实施关停并转,从而甩掉包袱轻装前进。公司党委还通过政治、组织优势,制订了“公平、责任、务实、诚信”的八字方针,营造企业文化氛围,增加了凝聚力,为公司经营发展提供了有力保证。

党管干部、党管人才与市场化选聘人才的关系。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并不是说企业的所有干部、各类人才都由党组织直接任免、选拔,而是通过建立和完善企业选人用人制度,参与和监督选人用人全过程,坚持正确的选人用人原则,确保党的干部路线方针政策在企业中得到贯彻落实,真正把那些讲政治、善经营、会管理、职工群众拥护、有开拓创新精神的优秀人才选拔到企业经营管理岗位上来。同时,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必须适应法人治理结构的要求,支持和保证企业法人依法选择经营管理者以及经营管理者依法行使用人权;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人才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把组织考察推荐与市场化选聘人才结合起来,为企业改革发展提供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持。内蒙古一机集团综企公司党委注重引进和培养经营管理、科研技术方面的各类人才,为他们营造能充分发挥才能、实现自我价值的条件和环境,形成引得进、用得上、留得住的用人机制,不断提高全员的综合素质,不仅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和吸引力,高素质人才源源不断得到补充。

党组织参与企业重大决策与企业行政班子直接决策的关系。 现在,有的企业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决策不力,有的企业党组织负责人对生产经营不熟悉,参与不进去;有的企业经营管理者在决策过程中,不与党组织沟通情况、征求意见,甚至不愿意让党组织参与。就党组织来说,如果不积极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不发挥保证监督作用,就是失职;就企业经营管理者来说,如果不让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决策,就是违规。党组织要切实增强参与意识,努力熟悉经济工作,懂得生产经营,不断改进参与方式,提高参与水平。同时,党组织负责人要坚决支持企业经营管理者依法行使职权,开展工作。内蒙古一机集团党委提出:企业党委工作必须坚持进入经营做工作,进入管理起作用。公司党委支持并参与公司重大决策,紧紧盯住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实施西部大开发的举措,瞄准国内国际市场;坚持贯彻落实集团公司实施相关多元专业化战略思想,紧紧跟上建设现代化重型车辆制造集团目标和打造重型车辆制造领域行业领先者的步伐,以努力转变经营发展方式和产品结构调整、换代升级,保持公司持续、稳健、良好的发展。

突出重点

开创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的新局面

国有企业基层党组织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着重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 要探索建立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党建工作新机制,使党组织的保证监督作用得到有效发挥。

要明确程序和范围,落实好参与重大问题决策的制度。 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决策的范围是:企业发展战略、中长期发展规划、生产经营方针、年度财务预决算;企业资产重组和资本运作中的重大问题;企业的重要改革方案和重要管理制度的制定、修改;企业的人事制度改革方案及内部机构的设置调整;涉及广大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等。党组织参与决策的程序是:决策前,党委和企业经营管理主要负责人要及时沟通,党委要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党员、职工代表及各方面的意见,充分酝酿,集中集体智慧,形成党委会参与决策的意见和建议;决策时,由进入行政班子中的党委成员通过多种方式,分别反映党组织的意见和建议,使党组织的主张在企业决策中得到重视和体现;决策后,决策层要把决策结果反馈给党组织。党组织要发挥政治优势,统一思想,发动党员团结带领职工群众,推动决策的实施。党委会与行政班子讨论生产经营工作报告,二者在职责上是不同的,不能以党政联席会议代替党委会。必须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和范围,严格落实各项制度,充分发挥党委会的监督保证作用。

要坚持把党管干部原则和市场化选聘结合起来,建立选人用人的新机制。党委要做到“四管”:一是管原则,把好导向关。二是管标准,把好入口关 。三是管程序,把好规则关。 四是管监督,把好调整关。要加强对企业领导、经营管理者选人用人过程的全方位的监督,防止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对于提拔使用的企业领导人员要加强监管,对不称职的及时提出调整建议。同时,要探索党管人才原则同市场化选聘企业经营管理者相结合的具体途径和方法,逐步实行公开招聘高级经营管理者。

要坚持全心全意依靠职工办企业,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要把法人治理结构与充分发扬民主结合起来,把依法管理企业与全心全意依靠职工群众结合起来。要定期召开职代会,确保职工的民主管理作用得到有效发挥。企业重大决策必须及时向职工代表通报,企业重大改革措施出台前必须广泛征求职工意见,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必须提交职代会审议通过。企业领导班子和主要负责人必须向职代会报告履行职责和廉洁自律的情况,并由职工代表进行民主评议。

要建立健全机制,充分发挥保证监督作用。要重点加强对企业领导干部的监督,完善和落实企业负责人述职述廉、重大事项报告、谈话诫勉制度以及任前公示、任职和公务回避制度。

第二,坚持以生产经营为中心,不断改进和创新党组织的工作方法。要把提高党员思想政治素质与提高业务能力结合起来,既要重视科学理论的学习,又要大力倡导党员学技术、学业务、学管理,成为本岗位的行家里手。要结合企业特点和实际,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采取集中与分散、脱产与业余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开展组织活动。要适应生产经营组织结构多元变化的趋势,适时调整组织设置和隶属关系,保证哪里有党员,那里就有党的组织。例;近年来,内蒙古一机集团综企公司党组织开展了“创先争优”、“技术比武、岗位练兵”、“党员责任区”、“党员先锋岗”等实践活动,为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吸引力找到了新的途径,在生产经营中展示了新的作为。

第三,坚持以建立长效机制为着力点,全面加强企业党组织的自身建设。一是着眼于增强党员意识、提高党员素质,促进党员履行义务和保障党员行使权利,按照“教育、管理、监督、服务”八个字的总体要求,建立健全党员队伍建设工作机制。二是着眼于强化基层党支部建设,建立健全企业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机制。以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为目标,以提高战斗力为重点,切实加强一线支部建设,进一步完善党支部的各项工作制度,对支部开展活动的情况定期分析考核,实行动态管理。三是着眼于提高素质、稳定队伍、优化结构,建立健全党务工作队伍建设机制。经营管理人员和党务工作者的配备,要通盘考虑,同等对待,真正把那些素质好、能力强、潜力大、熟悉生产经营和党务工作的优秀干部配备到党务工作岗位上来,努力建设一支梯次合理的复合型党务工作队伍。

第四,坚持以培育“四有”职工队伍为目标,切实加强党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一是坚持把培育“四有”职工队伍作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与企业发展同规划、同部署。二是把企业文化建设纳入经营管理、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以爱国奉献为追求,以人本管理为核心,以服务发展为宗旨,以学习创新为动力,建立各具特色的企业文化。三是不断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方式方法,切实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要创新活动载体,深入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职工群众喜闻乐见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使思想政治工作更加贴近实际、贴近职工、贴近生活。要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效,作为企业党建工作的一项重要指标来考核。

抓住关键

切实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

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不断提高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加强国有企业领导班子的思想政治建设,根本的是要抓好理论武装工作,要坚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同时,要重视对市场经济理论、最新科技知识和管理知识的学习,不断完善知识结构,提高综合素质。要认真落实中心学习组制度,建立个人自学、中心组学习、脱产进修“三位一体”的理论学习机制。进一步建立和落实企业领导干部学习考核和激励机制,把企业领导干部学习情况作为评价使用干部的重要依据。

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为着眼点,努力提高国有企业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能力和水平。首先,要强化市场竞争意识。要研究和把握市场经济规律,善于用市场的思维、市场的手段来破解企业发展中的难题。其次,要强化改革创新意识。要坚决破除一切妨碍企业改革发展的陈旧观念和体制弊端,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再次,要强化经营管理意识。要学习借鉴先进的企业经营管理经验,树立现代经营管理理念,掌握现代经营管理手段,不断创新经营管理体制。

坚持民主集中制,不断增强国有企业领导班子的团结和活力。当前,绝大多数企业领导班子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总体情况是好的,但也有少数领导干部对如何正确贯彻民主集中制认识不深刻,行动不自觉,“用人一人定,财务一支笔,决策一人拍,会议一言堂”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些问题影响了班子整体功能的发挥。在现代企业制度条件下,民主集中制可以有效地保证法人治理结构分权、分责与制衡机制的有效运作,也是依靠集体对领导干部个人进行监督、使其不犯或少犯错误的重要手段。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要求,建立健全决策制度和议事规则,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企业情况通报制度、情况反映制度、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把民主讨论、集体决策与明确分工、落实责任结合起来,既要防止个人独断专行,又要防止名为集体负责、实则无人负责的现象,保证国有企业领导班子高效、协调运转。要健全党内生活。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要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班子成员之间要互相信任、互相谅解、互相支持,努力形成心齐、气顺、风正、劲足的良好氛围。

切实加强作风建设,树立为民、务实、清廉的良好形象。要牢固树立正确的群众观。要充分尊重职工的主人翁地位,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要高度重视收入分配、利益调节的问题,既要坚持效率优先,又要统筹兼顾,把企业人员的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出台各种改革措施,一定要照顾到绝大多数职工群众的利益。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坚持求真务实,把主要精力放在推进企业的改革发展上,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克服弄虚作假、虚报浮夸、急功近利,创造出市场验证和职工认同的政绩。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牢记“两个务必”,始终保持艰苦奋斗和清正廉洁的作风,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廉洁自律的各项制度,建立健全权力约束机制,从源头上预防腐败现象的发生。

适应性治理文化 篇4

立足成才建设与企业文化相适应的职业学校文化

安徽 凤阳 ●缪守莉

摘 要：企业要求员工具备很强的组织性、纪律性。企业招聘的职校毕业生必须迅速适应企业的管理约束， 为了满足企业用人的基本标准，职业学校必须构建与企业文化相适应的职业学校文化。

关键词：职业学校;企业文化;校园文化

与企业文化相适应的职业学校文化是职业学校发展的动力，是学校全体师生员工在长年的办学过程中逐渐形成并共同恪守的崇高宗旨、价值准绳、基本信心和行为楷模。

一、把握好职业学校文化建设的要求与任务

(1)建构职业学校文化的要求和宗旨。建设职业学校文化应包括学校从教育、教学、管理、人际关系到规章制度建设、环境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主要体现在校风、教风、学风上。随着经济的突飞发展，各行各业对各类技能型人才的需求也大幅增长，要求职业学校更新教育理念，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办学品格。职业学校文化代表学校的办学特征，因此，职业学校文化建设是学校的品牌和精神。从设计校徽、明确校训、创作校歌、出版校刊、制作校服，布置文化园地，都要做到精心设计，把学校精神的文化内涵完美展示出来。职业学校文化建设的宗旨是：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根据职业学校文化建设的准则，按照“整体规划，分项实施，逐步完善”的程序，以建设优良的校风、教风、学风为重心，建构特色鲜明的校园文化。

(2)职业道德教育的新办法。在职业道德教育过程中，只要选择活灵活现、有声有色、生动活泼的方法就能把学生的兴趣激活，促使学生心甘情愿地参与，最终收到成效。以下几种办法可供选择。①教学渗透法。把职业道德教育纳入教学规划，开设职业道德课，对学生实施职业道德基本常识和基本典范教育，这是进行职业道德教育的主要途径，注意将职业道德教育渗透到其他学科教学之中，其他学科教师也分担教育任务，形成“主渠道+ 全频道”的教育模式。②实验实习法。职业学校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实践，职业道德教育要从实践出发，利用实践根据职业道德的标准严格要求学生，令学生对职业道德的认识变为实际行动。在实验实习中，既培养学生职业技能，也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③系列灌输法。学生入学时侧重职业道德认识、职业理想培训，入学中期侧重职业道德情感、职业责任培训，毕业实习时侧重进行职业纪律、职业意识和职业准则的培训。④形象激励法。通过组织参观报告会、文艺演出、实地调查、电化教育等方法侧重形象性培训，让学生对所学专业和将来从事的职业有一个深刻了解，树立爱专业、学专业、钻专业的职业抱负。⑤模拟从业法。学生树立了职业道德典范，但尚未实践具体的职业生活，学校可模拟从业情境，根据不同专业不同的职业活动，让学生扮演角色，并于活动中明辨是非曲直。⑥知行统一法。在学生接受较为全面的理论道德教育以后，组织学生联系实践参加各种公益活动。让学生设身处地，亲自领悟，加深体会，加强职业道德感情和自信，把职业认知转换为职业行动。学校不但考核学生的“知”，也要考核学生的“行”。⑦案例说明法。借鉴各种职业中发生的正反两方面的职业道德经典，通过点评不同的经典案例让学生大开眼界，培养学生运用正确的职业道德规范和准则来明辨是非的本领。

二、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相结合的门路

(1)吸纳优秀企业的中心价值观。①团队协作精神。重视团队协作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一种时尚，现代企业的工作早已不是个人的力量所能完成，发扬团队协作精神至关重要。同样，对于为企业培养技术人才的职业学校更加应该侧重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和互助合作观点，需要学校在全校师生员工中全力提倡团队协作精神，打造团结协作的职业学校文化氛围。②以客户为中心。当今企业奉行顾客至上的信条，职业学校同样要真心实意地对待自己的“顾客”学生、家长和企业，创设以“顾客”的需要为中心的办学目标。时刻把学生放在心间，全心全意地为企业服务。③平等对待员工。建立以人为本、人的价值高于物的价值的观念，器重每一个教职员工。提倡学校与员工共同进取，为每一名教职员工实现自我价值创造条件，让员工更杰出，使学校更优秀。要通过有效的门路使全体教职员工成为一个民主、和谐的团队。④激励与创新。优秀的`企业都有强烈的创新思维意识，优秀的职业学校更应有很浓的创新气氛，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应有优良的创新精神，特别是在技术创新方面，学校应尽快超越企业的现有水平。

(2)学习研究企业文化。①积极主动走出去。定期选派骨干人员、专业教师到先进企业学习感受企业文化。教育教学部门要研究校园文化如何与企业文化挂钩，为学生开设企业文化课程及相关人文课程，了解企业文化的内涵，并进行与此相关的职业素质的培训。②诚心诚意请进来。职业学校与行业企业的联系要密切，职业学校文化建设需要请企业协助和支持。如诚邀企业的管理、技术、营销精英为职业学校文化建设出谋划;向企业发放调查问卷，征求企业对职业学校文化建设的书面意见。③成立有优秀企业管理精英参加的职业学校文化建设工作机构，定期地组织职业学校文化建设的专题讲座。④注重信息反馈。职业学校文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在建设过程中，要善于收集和吸纳来自各方面反馈的信息，不断丰富内容，完善工作思路。⑤全方位实施校企结合。职业学校文化是一种潜在的教育力量，富有润物细无声的功能，其功效则是深刻的，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持久性，对学生的健康成长有着巨大的作用。凝聚浓郁的丰厚的职业学校文化所渗透弥漫的精神气氛，需要依靠全校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只有师生员工充分认识到自己在职业学校文化建设应有的义务，才能从整体上消除那种认为职业学校文化建设只是学生管理部门责任的狭隘观念，促进全体师生员工在教学、管理中，努力作出应有的贡献。从整体上、全局上构建有特色的职业学校文化，形成适合本校特色和发展规模的校园文化特色。

适应性治理文化 篇5

“外食产业”即指所有家庭外饮食的消费形态，也就是一般所说的餐饮业，其实质性功能就是为都市里的人们提供饮食生活的需要。各国外食产业近年来迅速崛起且蓬勃发展，其中日本尤为发达。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外食产业也悄然兴起，日本加卜吉物产有限公司总裁加藤义和曾说：“中国将以数倍于日本的发展速度、按照相类似轨迹突飞猛进。从食品市场来讲，中国的发展将与日本非常相似。”①然而，近年来，日本外食产业进驻中国，对中国的经济、文化乃至人民的日常生活等领域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虽在经济方面借时代之机遇大力促进本国外食产业的发展，但在如何应对日本外食产业带来的文化冲击方面却需要进行更多的探索与思考。

南京系中国东部著名历史文化古城，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与日本渊源颇深，作为一所传统性与开放性兼备的城市，南京的发展进程中也兼具了众多的外来文化元素。本课题以南京日系料理为例，通过社会调查的形式，试图对日本外食产业在进入中国后对中国传统饮食文化、饮食习惯等产生的冲击及其自身所做出的文化适应等进行一系列探究。

一、南京日系料理的发展现状及其影响

(一)现状

南京日系料理最初仅限于高级饭店里的高档餐厅，随着社会的发展，数量和类型等都有了一定的增长。经统计全市各分区的日系料理店共170 余家，其中以繁华区为主，呈点状广泛分布于南京各地，整体较为分散。就经营而言，除了味千拉面、萨莉亚等连锁店之外，南京日系料理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

据调查， 南京日系料理消费对象以年轻人为主。年轻人更倾向于追求新鲜感与时代感，易于接受新型饮食文化，受传统饮食文化的影响不如老一代那样根深蒂固，对日系料理更容易接受。因此，就短期状况而言，日系料理在南京的发展存在一定限制，但远观南京乃至中国庞大年轻群体的陆续崛起，日料在南京的发展仍有着广阔的潜在市场。另外，南京日系料理价格普遍偏高，超出普通人群的基本消费水平。这一现象可能是由日料店较少，未形成过大的竞争压力而导致的，也可能与日料本身制作成本相关。但价位偏高仍成为阻碍其市场扩张的一大障碍，也减少了南京人民与日本饮食文化接触的机会。在调查中，不少南京市民对日本民族表现出相当的排斥情绪，这也成为南京日料扩大市场的一大阻碍。

(二)问卷调查的相关情况

2014 年4 月项目团队搜集资料，设计了具体的调查问卷。2014 年7 月正式开始了市场调研工作。在两个月的时间内，分工合作走访了南京市十一个区的日系料理门店，共发放了调查问卷500 余份，调查对象的主要年龄层分布在25 岁—35 岁之间，25 岁以下以及35 岁以上也占有一小部分比例。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市民在外用餐的频率、对于本土菜肴和外国料理的个人喜好、市民自身对于日系料理进驻本土市场的看法及对于政府方面的建议，以期由浅入深逐步挖掘日本外食文化对南京市场的冲击及适应。

(三)数据的统计及结果分析

根据对调查问卷反馈数据的汇总,调查结果的总体情况如下。

从南京市民在外就餐的频率来看有大约67%的人经常在外用餐， 而在其中仅有17%的市民在外就餐时选择了西餐、日系料理等外来餐品;而在被问及是否经常在日系料理店消费时有大约78%的市民表示很少去日系料理店消费，他们大都表示一年中大概仅有1—10 次左右。由此可见日系料理在中国并没有极为广阔的市场前景。而“您是否喜欢吃日本料理? ”

这一题目在调查结果统计中，回答“是”者仅占20%，答“否”者则占80%。在喜欢日系料理的原因中，选择“食物味道美味” 者占50%，“餐厅环境优雅” 则占30%，选择“追求新鲜与时髦”者仅占10%左右，而选择“想通过食物了解日本文化”者更是不足10%。在不喜欢日系料理的原因中，选择“口味不习惯”者占约占70%，选择“民族矛盾”项者占20%，选择“价格高”者只占10%左右。对以上数据进行分析，可见南京人对日系料理的接受程度与其传统饮食习惯存在极大关系。

在探究其文化传统方面,普通市民并不怎么能够了解日系料理等外来料理背后的文化传统及内涵。在被问及相关问题时， 有大约63%的人认为他们并不能通过对日系料理的消费了解其背后的文化传统，而且有73%的人认为目前日本料理在南京受欢迎程度一般，此外还有将近一半的人认为日本料理进入南京对市民的饮食习惯并不会产生什么比较显著的影响。在调查日系料理进驻南京会产生哪些有利和不利影响时， 有利方面，“加强南京市民对日本文化的认识”占27%，“加深对日本民族的交流，促进双方友好”占16%，“促进本地餐饮行业的繁荣” 占26%，“其他”占31%;而不利影响中，有29%的人认为会侵略本地快餐行业市场，13%的人认为会改变人们饮食习惯，10%的人认为会改变本地价值观念，崇洋媚外，还有48%的人选择其他原因。从有利和不利这两个对立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出市民对于日系料理的进驻还是持有一种消极的态度。

从以上调查结果来看，日系料理在南京有一定的消费受众，但发展空间有一定的局限，同时对中餐外食产业市场的冲击是客观存在的; 从影响上来看，消费者主要是从消费的角度来看待日系料理的进入，多数人认为对中日间的文化交流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日本外食产业的文化冲击及文化适应

(一)文化冲击

基于以上调查，就目前来看，日系料理这种外食产业对中国市场的冲击范围还较为局限。

首先，从饮食文化来看，中国广阔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各种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南京作为中国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文化古城，素有“六朝胜地、十代都会”之称，南京的饮食文化则更是历史悠久，由南京人世代传承，形成了南京城一面地域性、传统性与开放性兼备的文化旗帜。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南京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饮食习惯和风格，并一直保持着此种特色，并逐渐演化成南京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而日系料理带有独特的`异域风味，并不为南京大多数市民所接受。这一特点使南京有效地抵制了日本外食产业的部分冲击。

其次，“民族矛盾”也成为日系料理进驻南京市场一大冲击的主要原因之一，许多南京市民对日本怀有较强的民族敌对情绪，并不欢迎和接受日本外食产业在南京的发展。这与中日长达百年的近代历史渊源有关，这成为日本外食产业在南京乃至全中国发展的一大阻碍。

而且，日本外食产业自身在中国的发展缺乏系统而完整的经营体系;另外，市场价位劣势等一系列问题也成了阻碍其发展的重要因素。

但是，日本外食产业的文化影响力处于积蓄和增长状态，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消费理念的变化而对南京乃至全中国快餐业产生广泛而持续的冲击。其冲击将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 日本外食产业拥有较为先进的经营理念，这会影响人们的消费选择，从而对南京本地餐饮业形成相当程度的竞争力。在问卷调查过程中，有一个现象值得深思：在日系料理店和南京本地餐馆皆处于就餐高峰之时，日系料理店采取严格禁止调查人员进入的措施，而南京本地餐馆管理则相对松散。经过分析调研发现， 时间对于快餐业顾客及业主皆非常重要，现代化社会人们生活节奏加快，生活水平提高，要求省时、高质的餐饮服务，而日本外食产业则抓住人们这一消费心理， 竭力为消费者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满足了消费者需求，也为自身赢取了更多利润。

其二，日本民族本身的对传统礼仪文化的注重会影响甚至改变部分人民的文化认同。据调查分析，喜爱日系料理的群众认为日本餐饮业具有几大人性化特点：食品味道独特鲜美、店员服务态度好、餐厅环境清洁。日本本身是一个重视礼仪与传统的民族，在服务顾客的过程中，这些民族文化会自然显现，促进了就餐环境的和谐。而南京本地餐饮业卫生条件良莠不齐，服务态度方面也不够尽如人意，这会导致追求高质量服务的消费群体的流失。现代社会网络普及，对外交流增加，人们的思想更加解放，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也大大增强，人们在满足温饱的基础上已在逐渐追求生活质量， 这将成为都市人长期的消费发展趋向，同时也为日系料理等外食产业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其三，日本外食产业文化冲击的程度大小决定于其在中国的发展情况。日本外食产业在中国的发展前景虽然颇有争议，但从中国整体来看，GDP 的大幅增长，国民平均收入出现较大增幅，资金潜力扩张;年轻人群崛起，消费市场扩大，这也就为外食产业在中国的发展又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且，在以快餐业为支柱的外食产业迅速发展之时，日本外食产业借助这一机遇迅速扩大市场，大力进驻中国市场，这会在南京乃至中国更多发达城市形成持续而广泛的经济以及文化冲击， 也会为中国外食产业的发展制造更大的压力。

综上， 日本外食产业在中国的发展仍然潜力巨大。如何应对，是选择接受还是抵制，是排斥还是包容，需要更深层次的思考与分析。

(二)文化适应

日系料理作为一种饮食产业，在带给中国市场文化冲击的同时，面对激烈的竞争压力，为了更好地适应中国市场，也在一些方面尝试了调整，表现出了相应的文化适应特征。

首先， 日系料理店注重中国消费者消费体验，着重提高就餐品味。食品产业本就是一种餐饮环境，食品口味，消费评价等条件给人的综合体验。食品的色香味，环境清洁度，氛围舒适度，都会影响消费者的综合感官与评价。日系料理店在内部环境陈设等均会考虑突出日本的异域特色， 多采用优雅古朴的风格，服务员的服装也多采用日式风格，在服务方面提供特色清酒、现场手握寿司等，消费水平则定位于中高端，别具一格的环境设计和高品质的食材的选用，更迎合了当今中国消费者对于高雅，品味的追求。

其次，利用日本文化的影响，采取特色营销手段，稳定和扩展客源。动漫、日剧、日本流行音乐等作为日本文化的载体， 由于在中国有着很广泛的接受群体，所以也成为日系料理吸引客源的重要途径。在中国，以动漫等日本流行文化的元素为概念的主题日系料理餐厅等也成为日系料理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主题餐饮的概念在潜移默化中增强人们对日系料理的认知和接受度，给那些对日本文化抱有浓厚兴趣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个了解、接近日本文化的场所与机会，对于日系料理市场的拓展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

三、结语

在“民以食为天”的中国，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外食产业的发展前景是非常广阔的。在如此巨大的市场面前，如何巩固自身的优势，开拓新的消费渠道，弘扬中国的“食文化”是一个现实的课题。而另一方面，对于像日本外食产业这样的外来产业的进入如何应对，也成为同时需要解决的课题。

适应性治理文化 篇6

摘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搞好企业经营管理，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离不开优秀企业文化。在企业的管理实践中，企业文化对企业管理的作用日益显著。企业在实施管理创新的过程中，企业文化建设纳入企业管理已日渐成为现代企业管理的潮流。本文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如何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文化。

关

键词：企业文化、经营管理、心智模式、学习型组织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不仅是顺应世界管理科学发展的趋势，而且也是我国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的迫切需要，同时也是提高企业整体素质和经济效益及参与市场竞争的迫切需要。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是企业走向成功的法宝。现代企业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吸取传统文化的精华，并应用先进的管理思想，为企业提出明确的发展观、竞争观、利益观。现代企业文化在促进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精神文明建设，提高企业素质和管理水平等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成功的企业必定孕育着优秀的企业文化，因此，优秀的企业文化是企业制胜的法宝。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渐完善，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之后，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人们越来越重视企业文化在企业管理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载入新《党章》作为灵魂，进一步为我们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因此，充分发挥企业文化的功能，行之有效地开创优秀的企业文化建设，提高企业的整体竞争实力，迎接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入世后的严峻挑战，不仅成为当务之急，而且也成为企业把发展当作第一要务，与时俱进，创新求强的重要目标。

一、企业文化的含义和功能。

企业文化是企业围绕生产经营管理而形成的观念的总和。它包括企业的经营理念、经营宗旨、发展战略、奋斗目标、员工品质、职业道德、行为规范、企业作风、礼仪庆典、社会形象、信誉形象等。其主要功能有：

1、导向功能：卓越的企业文化，使企业具有崇高的、远大的目标，引导企业健康发展；而拙劣的企业文化正好相反。

2、凝聚功能：企业文化具有一种极强的心理凝聚力量。当一种文化得到认同后，就会形成一种粘合作用，从各个方面、各个层次把企业员工凝聚起来。

3、激励功能：在一种“人人受重视、个个被尊敬”的企业文化氛围中，员工们的贡献就会及时得到肯定、赞赏和奖励，员工时时受到鼓舞，处处感到满意，就会有极大的荣誉感和责任心自觉地向更高的目标努力。

4、约束功能：企业文化以无形的、非正式的、非强制性的各种规范和人际理论关系准则，对每个员工的思想和行为起到约束作用。员工在企业文化的影响和作用下，自觉接受特定文化的规范和约束。

5、美化功能：企业文化力求把员工的生活和工作统一起来。员工不仅把工作当做谋生手段来对待，而且尽可能发掘工作本身的意义，使之成为员工所愿意、所喜欢从事的工作。

6、协调功能：企业文化能够协调企业和社会关系，使社会和企业和谐一致。通过企业文化建设，企业尽可能调整自已的经营方针和具体措施，以便更好地满足顾客和社会不断变化的需求，满足社会公众对企业的要求，符合政府新法规实施的步伐。

7、辐射功能：企业文化通过它的辐射作用，向社会提供企业的管理风格、经营理念、精神风貌、服务态度、产品质量、竞争意识等信息，从而得到社会的肯定和认可，反过来又对社会产生影响，通过企业文化的协调功能，实现企业和社会双赢的目标。

企业文化的这七种功能，能否得到充分发挥，取得预期成效，关键在于领导的高度重视和良好的建设途径。

二、必须高度重视切实加强企业文化的组织领导

论质性研究伦理审查的文化适应性 篇7

一、质性研究的特征及其与伦理的关系

质性研究可以追溯到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古希腊,诞生于人种志(Ethnography)。[3]这种方法要求研究者与当地人生活在一起,通过自己的切身体验和与研究对象的互动来获得对当地人及其文化的深度理解,强调对当地人及其文化的真实完整的描述。质性研究的产生和发展受到各种学科理论和西方思潮的直接影响,已经发展成为以研究者本人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景下采用多种方法及工具收集和分析资料,通过与研究对象直接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活动。

由于质性研究是通过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对话和互动而达成相互理解和建构意义,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直接影响研究的过程和结果的准确性。质性研究中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关系是复杂的,但首要关系是伦理关系,只有在研究者尊重参与者和遵循研究伦理,才能获得他们的支持和理解,才能顺利走入他们的内心世界,他们也才能无顾虑地表达自己内在的真实想法,才能达成相互理解,并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构建真实故事和理解意义。因而研究者需要慎重考虑从事研究的伦理规范和个人道德品质,保证自己的研究是符合伦理道德的、真实可靠的。质性研究是在尊重被研究者的前提下获得被研究者对研究的支持而提供真实的研究资料,质性研究者不再把研究对象视为被研究者,而是研究的平等参与者,并且是在他们的参与和支持下获得研究结果。

由于质性研究的研究对象一般是个体或者社会组织,并且是对人的主观思想和行为意义的深层次挖掘,把个人内心思想揭示出来,这可能会对个人产生极大的影响甚至危害。如何处理研究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利害关系,关系到研究能否成功,被研究者是研究中的利害要素,如何取得他(她)们的信任和支持,如何保护当事人的隐私、利益和人格,使研究成为公正合理的社会行为,也使研究结果有利于人类进步,是摆在质性研究者面前的关键问题。

一般认为,质性研究的伦理规范至少涉及到五个方面的人或社会机构:研究者本人、被研究者群体、研究者的职业群体、资助研究的人、财团和政府机构、一般公众。质性研究的伦理规范是对质性研究过程中的研究者如何处理自己、当事人及其相关人员和研究的关系的伦理规范。这些关系十分复杂,关系到研究的成败和效果。研究关系的处理既需要技巧,更需要伦理规范和原则。这些伦理规范和原则也是研究者在研究中急需考虑的关键。

二、质性研究中伦理审查的发展及其制度化

西方研究中的伦理审查起源于经验科学研究的现实主义传统与19世纪启蒙运动时期对理性自主的研究对象即人的尊重。[4]经验科学研究注重收集可以观察到的事实来验证假说,对人的研究需要从研究对象身上获得他所掌握的事实。个人的尊重和理性在西方启蒙运动中被发现之后,现实主义者把它发展成为以尊重和保护个体自由和理性为宗旨的个人主义。将个人主义的伦理学应用到研究之中就产生了以尊重和保护研究参与者的理性和利益为宗旨的研究伦理学。

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人们已经就不符合伦理的研究个案进行了争论,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规模的和系统的暴行在临床研究的名义下得以进行,这一系列不良研究事件暴露了研究的伦理危机。[5]同时,西方伦理学家大力提倡把封闭的经院伦理学发展成为实际的应用伦理学,把晦涩神秘的道德理论开发成为可以为人们解决伦理实践问题提供确切的普遍伦理准则。《纽仑堡协议》(1949)规定医学研究的受试者必须是自愿参与的和保护不受伤害。1964年制定的第一部国际研究伦理指南《赫尔辛基宣言》提出了研究的最基本伦理原则和建立伦理审查的机制。

虽然《纽仑堡协议》和《赫尔辛基宣言》是针对医学研究,但是在医学之外的研究中潜伏的伦理危机越来越显露,质性研究的主观性也受到人们的怀疑,质性研究者只有通过遵守严格的研究伦理,才能保证其研究的真实性。因而西方开始将产生于生物医学研究的伦理审查广泛应用到其他学科和研究方法之中。研究中的伦理的政策和规范可以概括为四条基本原则:自愿、无害、仁义和公正合理。这些原则虽然不能构成统一的伦理学理论甚至前后矛盾,却把不同哲学家及其伦理思想统一为研究伦理:康德的绝对理性、鲁尔兹的公正合理思想、缪尔的仁义伦理、歌德的无害伦理。西方的伦理审查体系包括:制定研究伦理政策;制定关于资料收集、发布和审核,尊重和保护参与者的自愿、隐私和利益,维护研究和研究者的利益的伦理规范;建立伦理审查委员会,执行伦理审查程序,监督研究的伦理行为等。

伦理审查在西方学术界要求研究者在开始研究之前就填写并提交《伦理协议申请书》,其主要内容包括:研究背景、目的、目标和理论基础的概述,材料收集和分析的方法,详细介绍对研究参与者的选择标准,选择研究对象的方法,预见研究对参与者可能造成的危害和好处,保护隐私和保密的承诺,研究对象的劳动补偿,预见研究参与者的利益冲突等。所有这些关于研究的伦理问题的考虑和准备预见了在研究中可能产生的各种道德和利益冲突,以保证研究的过程和结论符合人类的利益和伦理规范,保障研究没有伤害任何人包括研究者、被研究者以及研究涉及的相关人员。因而,研究伦理审查是研究设计的必要组成部分,是专门考虑和制定研究中的伦理问题,也是研究在伦理方面的设计和研究的框架。

三、质性研究伦理审查在跨文化研究中的困境

质性研究的关键问题就是接近研究对象,与研究对象的接触和相处会产生一系列的伦理道德问题。在后现代和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人们拥有各种不同的道德和伦理标准,[6]研究者有自己的道德、社会、政治和文化观点,这些都会反映在他们的研究伦理中。[7]质性研究作为研究者探索和理解研究对象的经验,倾听他们的声音,共同构建生活意义的一种研究方法,要求研究者在开始收集研究材料之前就要获得专业机构的伦理审查同意书并严格遵从协议,保护被研究者的利益。然而研究现场的“多变和复杂性”[8]在质性研究中显得更为复杂和变化多端,因为研究者总是与被研究者零距离的接触并保持着一种合作的关系。

考虑到质性研究中伦理问题的复杂性,吉耶曼(Marilys Guillemin)和吉勒姆(Lynn Gillam)[9]将它分为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程序性的伦理问题,它是由大学或研究机构的伦理评审委员会通过的旨在确保研究过程符合事先规定的伦理道德规范;另一方面涉及到研究现场中的伦理问题,要求研究者在处理现场遇到的各种问题时坚持伦理道德标准。[10]在以上两种质性研究伦理的基础上,笔者本人和康利(Conle)提出了第三种质性研究伦理问题,即“关系伦理”,[11]它是用来处理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关系的一种伦理,它包括“关爱”[12][13]原则、“女性主义”[14]原则和“被压迫”[15]原则。“关系伦理”是指研究者在处理与被研究者的伦理冲突时,用女性主义的关心和爱护的方法去对待被研究的弱势群体或边缘人群,以关爱被研究对象为重的伦理原则。也就是说,研究机构规定的其他伦理原则必须服从于关系伦理原则。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现场伦理”或“关系伦理”不是研究机构所能规定的,因为研究机构制定的伦理规则和指南的前提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自始至终是陌生的关系,而且没有预计到现场情况的多变以及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不同文化和价值观所带来的与研究机构规定的伦理准则不同的伦理观。

经济和信息的全球化将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不同社会、政治和历史背景的人们带到一起。越来越多的质性研究学者从事跨文化和跨地区的研究,他们往往是受过西方教育的,当他们将西方大学或机构的研究伦理标准用于其他研究场景和文化时会遇到许多伦理冲突。戈姆利(Louise Gormley)在墨西哥北部经济贫穷地区从事教育研究时,遇到了种种因当地文化和价值观不同而产生与她的研究机构所规定的研究伦理的冲突,她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伦理审查指南很难用于对另一国家的研究。[16]毕晓普(Russell Bishop)[17]在对新西兰的土著毛利人的知识系统进行文化人类学研究时、美国学者帕泰(Patai)[18]在对第三世界妇女进行研究时以及史密斯(Smith)[19]在对殖民的当地居民进行研究时,都遭遇到了以上类似的情况。

2005年和2006年,因为承担了加拿大人文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一个项目,笔者在中国西南地区一个偏远山村对两个小学生进行了深入的个案研究。这个项目通过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伦理委员会的审查,但是笔者在中国却遇到了西方伦理审查无法解决的问题。由于研究对象和法定监护人是文盲而且长期生活在封闭的村子里,无法阅读和理解研究知情书(information letter)和知情同意书(informed consent letter),研究者无法在进行研究之前取得参与者和监护人的同意,只好先让研究对象参与几项实际的研究活动,让他们和家长明白其需要在研究项目中做什么,然后再让他们决定是否同意参加研究。这样导致研究者违背了研究程序性伦理。又由于研究是在一个闭塞的小村子进行的,现场情况的复杂性和被研究者的特殊性又使研究者无法兑现向多伦多大学伦理审查委员会承诺的为研究对象保密的原则。因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长期接触,他们之间产生了亲密的关系,成了好朋友,这使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进入了被研究者的生活并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一定影响,这是西方研究机构伦理规范不允许的。一个又一个的“现场伦理”和“关系伦理”冲突迫使研究者按照中国和当地的道德伦理原则去处理这些伦理问题,打破了西方大学的研究伦理规定。在项目进行的4年(2003～2007)中,项目主持人康利教授和笔者多次向多伦多大学伦理审查委员会提出对事先提交的伦理审查草案进行修改和增补的意见。

由于西方的研究伦理无法调节在跨文化和跨地区研究中的伦理关系,质性研究的伦理审查制度已经暴露了许多问题。然而,我国目前仍未建立自己的质性研究伦理审查制度,也没有专门的机构来从事这方面的监管,使得质性研究对象和研究项目处于危险之中。还由于资料的收集、使用和发布没有伦理规范,使得研究参与者一方面很难招募,另一方面得不到尊重和保护,不符合伦理的研究没有被制止。随着改革开放和国际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越来越多的国外社会科学研究者来到中国进行研究,我国的学术界也应该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关的质性研究伦理规范并成立伦理审查监管机构以保护我国公民的权利和利益。

四、质性研究中伦理审查的文化适应性

中国文化中的伦理不是建立在个体与个体的伦理关系之中,而是建立在一个集体中的个体伦理关系之中,人们用集体主义的伦理思想来协调关系。中国的传统伦理思想认为,集体才有智慧和自由,因为集体的力量远远比个人力量强大。人们按照集体的伦理和利益来处理人际关系,他们往往是从集体的角度考虑个人伦理问题,以保证自己是集体中受尊重和受重视的一员。

西方文化的思维和伦理注重个人理性,崇尚尊重个人的理性和自由,把个人看作是不归属于任何集体的独立个体,个人的权利和自由高于一切。保护个人的利益和理性成为西方人行为的根本标准,做任何事情都是从个人出发,然后才考虑到其他人。因而在西方文化中的研究关系是由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建立的个人与个人的关系,以调节个人主义的伦理准则来规范研究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所以在质性研究中的伦理关系就是处理好个人关系,考虑如何保护被研究者个人的隐私和权利。

西方的伦理审查是调整和解决研究中个人关系的伦理规范和解决方式,不适用于调整和解决中国的集体关系的伦理问题。中国的研究关系是建立在集体中的个人关系,受到集体和集体观念的制约和影响。在中国不可能建立与任何集体无关的个人关系,因为在中国文化中生活的个人总是处于各种或大或小的各类集体之中,总是代表着各种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在中国进行的质性研究中,尤其是在农村不发达地区进行的质性研究中,当研究者遇到伦理冲突时,首先考虑到的应该是尊重当地的道德规范,最大限度保护被研究者和他所处的集体的利益。

通过以上分析和讨论,我们发现,当西方质性研究中的伦理审查用于非西方和跨文化的研究时遇到了种种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主流西方的伦理将人定义为理性的个体”。[20]西方伦理审查产生于西方文化的土壤,一旦把它移植到非西方文化的地方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质性研究中的伦理审查产生于文化,离开了文化,质性研究中的伦理就失去了根基,文化的连续性才能保障质性研究伦理的连续性。伦理是文化和社会的外显规则体系,是道德责任下的文化连续体,学术研究作为文化的生产和再生产本身必须符合文化所约定的伦理规范。违反伦理的研究及其结论就是反文化的,因而伦理是研究者必须谨慎考虑和处理的问题,因为伦理本身是人类价值观念的最具有争议的集合体,因此质性研究中的伦理问题也充满争议而复杂。考虑和处理质性研究中的伦理问题就必须充分考虑各种伦理规范的文化根源。

在跨文化研究中我们需要发展新的质性研究伦理规范以适应非西方社会、第三世界国家和土著文化,因为这些研究对象具有不同于西方主流社会的世界观并遵从与西方不同的伦理原则。[21]基于西方的认识论、哲学观和伦理观而产生的保护隐私和个人权利的质性研究伦理不适用于跨文化的、非西方场景中的集体主义道德标准。作为中国学者,我们将超越西方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限制,寻找一种新的方法和途径来了解世界和人类。今天,技术和经济将全世界的人们带到了地球村,所有从事质性研究的学者们需要创立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方法和策略来扩大人类的视野,促进不同种族的人们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22]我们有必要认真思考和讨论如何借鉴西方的伦理审查体系来建立适用于中国文化的伦理审查规范和制度,以应对全球化时代质性研究所面临的挑战并推进质性研究在中国的应用和发展。

摘要：质性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伦理规范。本文通过对中国和西方在道德伦理和思维习惯等方面的对比分析,探讨西方伦理审查规范在中国的适应性。研究表明,为了有效推进质性研究在中国的应用和发展,我们需要创造东、西方质性研究伦理对话空间,需要借鉴西方的伦理审查体系来建立适用于本土文化的伦理审查。

适应性治理文化 篇8

[关键词]出版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适应性；研究

[作者简介]刘结玲，广西大学商学院。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与发展，出版企业逐步走向全面竞争的道路。目前，从图书市场内部来看，科技水平不断提高，图书印刷的质量和数量得到充分保证，图书市场供给由短缺走向富余。图书市场供给由买方市场走向卖方市场。与此同时，随着网络的普及，电子阅读、快餐文化等也给传统的图书产业带来较大冲击，加剧了纸质图书市场的竞争。

不论是产品、品牌竞争，还是价格、市场竞争，本质上来说都是出版企业的文化竞争。企业文化是出版企业的实际运营模式与社会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它是企业在生产、管理和销售活动中创造出来的符合出版企业发展要求、具有鲜明企业特征的精神财富及其物质形态，并且最终对企业的发展起着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此外，出版企业的竞争也是人才的竞争。出版企业想要保证自身的生存和长远发展，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使有限的生产要素发挥最大功效，并且通过合理优化配置人力资源，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

一、出版企业文化研究现状

有学者认为，中国出版业立足改革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首先必须有与时俱进的商业模式，而创新商业模式的确立必须突破人才管理瓶颈。在智能化的人力资源管理基本理念下，创新人力资源管理观念和发展模式是出版企业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根本保证。也有学者认为，人才问题是转企改制后出版企业发展的最大瓶颈，人力资源智能管理的核心就是要构建适合行业特点并切合企业自身人力资源实际的管理体系。

基于这样的立场和深层分析，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对策和建议。有学者认为，人力资源创新管理就是要实现智能管理、发展管理和观念管理。“组织、领导力、激励”新三项制度性设计和执行，应该成为企业管理层和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在制定企业人力资源战略时考虑的关键性议题。还有学者提出出版集团人力资源管理的具体操作，一般有包括重新聘用、招聘与选拔、裁员与分流、培训与发展、激励机制、人力资源外化等几个方面。

二、出版企业文化

（一）出版企业文化的内涵及其重要性

出版企业文化是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下，企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并且被员工普遍认可和遵循的具有出版企业自身特色的基本的、共同的行为方式、信仰和价值观。出版企业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具有相对稳定性，往往为企业确定氛围基调和行为准则。它包括三个相互作用的层次。

1.出版企业的精神文化。出版企业的精神文化是指企业员工长期形成并共同接受的思想意识活动，具体包括出版企业目标、宗旨、精神、道德、价值标准和团队意识等。精神文化是出版企业文化的源泉，在整个企业文化的框架中，它处于最深层次，是出版企业文化的核心和主体。

2.出版企业的制度文化。由管理方式、组织方式和行为方式组成的制度文化，包括出版企业的规章制度、组织制度、管理机制、管理水平、教育培训、娱乐活动等。制度文化是由深层文化向表层文化转化的中介。

3.出版企业的物质文化。物质文化是凝聚着组织文化抽象内容的物质实体，包括出版社办公场所、出版机器设备、建筑设计、办公环境、出版质量、售后服务、发展状况等可以被人们直接看到、感受到的物化部分。出版社的物质文化是出版企业文化中最直观、最表象的部分，可以说是企业的硬实力，是出版企业发展的物质基础。

（二）出版企业文化的重要功能

出版企业文化的基本要素大致包涵出版企业精神、出版企业价值观、出版企业职业道德、出版工作人员职业素养和出版企业形象。它具有以下几项相对独特的功能。

1.导向功能。出版企业文化的导向功能体现在它能够对企业整体以及所有成员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起到引导作用，使其行为能够符合企业的预期目标。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出版企业规定或使员工认同企业的整体价值，引导企业整体的价值取向和行为。二是确定企业的预期目标，创建组织的行为规范，引导组织成员个体的思想行为。

2.激励功能。出版企业文化的激励功能，就是企业文化通过满足员工的需要，引导员工产生强大的内在动力，起到激发、调动员工积极性的作用。出版企业文化最终能够使企业目标自动转化成个体成员的自觉行动，促进个人目标和组织目标在更高层次上达到统一。

3.约束功能。出版企业文化对员工的约束不仅表现在物质层和制度层的各种物质形式和规章制度来约束员工的行为，更主要的是通过企业文化对员工的行为形成一种无形的群体压力。企业团体的共同价值观、职业道德、道德伦理规范等能够规范员工的行为。

4.辐射功能。一个优秀的出版企业，它的企业文化不仅对内部成员产生影响，而且会通过各种渠道向社会辐射和传播。出版企业不仅仅为社会生产物质产品，也生产传播文化、思想和知识的精神产品，它应当具有这样的价值观念和责任意识，承担起相应的文化操守。

5.凝聚功能。出版企业文化的凝聚功能在于它可以增强出版企业的凝聚力。在充分尊重出版社编辑、财务和管理等人员个人价值、承认员工利益、有利于发挥员工个人才干的基础上，企业文化通过培育员工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建立起员工和企业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使个人的行为、思想、信念和企业有机统一，形成相对稳定的文化氛围，从而激发员工为实现组织的共同目标而不懈努力。

三、出版企业中人力资源管理现状分析

一般来说，企业的制度包括产权制度、公司治理结构、内部组织制度三个不同层次、不同方向的内容。狭义上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属于内部组织制度，包括用工制度、劳动制度、薪酬考核、福利待遇等。但人力资源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源，与其他方面的企业制度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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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中的委托—代理关系包括三个方面，即聘选、激励和监督。目前，出版企业在人才聘选上存在较大弊端，造成人才流失严重。

第一，行业整体吸引力不大。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出版企业改制，传统的出版企业给人以呆板沉闷赚钱少的形象，使其逐渐沦为就业冷门。很多专业人才在毕业后不愿投身出版业，转而选择成名快、收入高的广播电视新闻媒体行业。也有部分毕业生在投身出版业后发现许多过去鲜为人知的行业弊端，无法忍受转而跳槽。

第二，中国入世十多年，对外开放逐渐加强，外资企业增多，很多国外的出版企业、机构、新闻媒体机构进驻中国市场，加剧了人才市场的竞争。外资企业机遇多、收入高，视野更宽，对中国本土的出版人才、出版资源、出版企业发展都有很大冲击，造成了大量人才流入外资企业。

第三，随着出版企业改制，国家鼓励、支持、引导出版领域发展，政策支持导致社会资金流入出版行业，使民营企业得到较快发展。在丰厚的收入和就业机遇等因素的影响下，原出版行业的优秀人才被挖走，导致转制以后的出版企业内部人才储备不足。

在激励机制方面，虽然部分企业着手人事改革，但是力度不大。有些出版社虽然从社会上聘用人才，但这部分人才并不纳入编制，不能享受在编员工待遇，不能享受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等福利，或者出版社不与其签订劳务合同，或者出版社不为其代理人事关系。除此之外，这些员工工资待遇比正式员工低很多，职务升迁对其来说也不可能。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聘用，长此以往，开发出版企业的人力资源难度将越来越大。

从监督机制上来说，如何保护知识产权，如何对员工进行产权激励，如何对出版行业违规行为进行有效监督等是出版企业面临的重要问题。此外，对于出版企业员工的监督考核也存在一些问题。一些出版企业为了加强人员素质大都会选择通过培训的方式来进行，一方面提高职业素养，另一方面考核能力。但目前这些培训多数流于形式，偏离原本的培训目的。培训机构不能对培训结果负责，鲜少有员工能够从培训中得到提高。甚至一些出版企业忽视员工的在岗培训，对于员工培训资金和时间投入太少。

四、对策及建议

市场竞争愈演愈烈，出版企业要想持续发展，应当借助构建企业文化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并在此基础上合理调试人力资源管理以适应企业文化建设，增强核心竞争力。当前，出版企业文化的人力资源管理应当实现三个方面的创新。

第一，理念创新。出版企业领导应当强调以人为本，建立企业员工共同愿景，将人文关怀融入企业管理、经营与发展。同时，企业领导要把握战略定位，追求出版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出版企业具有一定的政治性，要积极以构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目标，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要价值观，在此基础上创新发展为社会提供积极的先进文化。

第二，组织创新。面对网络平台带来的竞争压力，出版企业可以转变思维方式，借助网络平台另辟蹊径。在人员聘用上可以采取内聘与外聘相结合。内部聘用可以加强员工内部竞争，提高员工的积极性。外部聘用可以为出版企业带来新的活力，优化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

第三，管理制度创新。由于出版企业重视知识员工，因而，出版企业就很难用传统的管理方法去监督和评估知识员工的工作绩效，激励机制的创新成为出版企业面临的难题。出版企业可以通过单位年会、集体旅游、轮休制等来满足员工的社交需要，还可以通过让员工参与决策，使员工的个人梦想在工作中得以实现，从而满足员工的自我实现需要。

另外，出版要重视知识产权问题，员工要有明确的产权意识，从而以点带面，辐射到整个行业整个社会。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出版企业应当承担起这样的社会责任和文化操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