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局乱象治理方案(推荐6篇)
治理旅游乱象
今年2月5日,云南省第一支旅游警察队伍――丽江市公安局旅游警察支队正式挂牌成立。截至目前,旅游警察已在云南省7个州市上岗执法,其中,昆明市、大理白族自治州、丽江市、迪庆藏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5个州、市公安局设立了旅游警察支队,腾冲市、瑞丽市2个县级市公安局设立了旅游警察大队。
自此,在全国范围内,除海南、河北和广西外,云南也成为了拥有旅游警察的省份,同时也是全国首个全面设立旅游警察的省份。
旅游警察来了
“以前人们常说‘有困难,找警察’,现在出门旅游遇到困难,就找旅游警察。”在昆明市公安局旅游警察支队办公室,支队负责人杨荣彪介绍,旅游警察是一种新成立的警种,有正式的公安编制,云南的旅游警察支队、大队按照同级公安机关的内设机构进行设置和管理。
云南省明确规定了旅游警察支队、大队的主要职能,即:负责查处涉及旅游活动参与者人身财产安全、破坏旅游市场治安秩序的违法犯罪案件;配合参与有关职能部门开展旅游市场监管综合执法;监督、检查、指导各派出所对行政区域内的景区(点)开展秩序维护、内部安全保卫、巡逻防范工作;维护旅游市场治安秩序等工作。“旅游警察的成立,能为整治旅游市场秩序带来两大明显变化。一是提高执法效率,二是加强执法力度。”昆明市公安局旅游警察支队民警黄初年说。
云南是中国发展旅游最早的省份之一,声名享誉海内外。但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转型,旅游接待人数不断增长,纠纷投诉随之增多。自2013年10月,香格里拉曝出导游威胁游客“刀架脖子”收少数民族家访费起至今,导游与游客纷争事件频发、且屡禁不止。
在此之下,云南省提出加快组建云南旅游警察总队。今年2月,丽江成立云南省首个旅游警察支队,在春节期间上岗执法。随后,云南旅游警察从“一地花开”发展为“四处飘香”:瑞丽、腾冲、大理、昆明、西双版纳、迪庆等地旅游警察支队也挂牌成立。截至目前,云南共有7地成立旅游警察,探索解决旅游执法短板问题。
此前,没有专门的警种负责此项工作,执法过程中存在着警种分散、取证复杂、调查滞后等问题,不足以对违法犯罪行为形成震慑作用。“旅游警察成立后,对外,可以代表公安机关与其他执法部门明确分工、联动执法,对纠纷投诉案(事)件进行及时、全面、高效处置;对内,可以理顺工作机制,规范案件办理方式,指导督促其他警种及涉旅案件所在地派出所协调配合,积极取证,依法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弥补其他执法部门取证难、处置力度弱的短板。”黄初年说,旅游警察更多地起到了桥梁纽带的作用,整合内外部执法力量,对旅游市场监管形成合力。
据国家旅游局统计,云南省丽江、昆明、大理、迪庆、西双版纳、腾冲、瑞丽等设立旅游警察的重点城市,旅游市场乱象得到有效遏制,游客反映出门旅游多了一份安全感,旅游警察被点赞。
游客多了安全感
在不少游客眼中,旅游警察的出现,为游客在心理上提供了一份安全感。
“我们不是第一次来丽江,每次来游客都非常多,此次到丽江我们在不少景区都看到了旅游警察,而且景区秩序非常好,虽然没有与他们交流接触过,但出门在外的旅途中看到旅游警察,感觉很放心。”前往丽江旅游的胡女士说。
“今天刚到丽江,就被这里独特的自然风光和历史文化吸引了。景区的管理很规范,经常能见到旅游警察在巡查,为游客提供帮助,游人也很文明,出行第一站感觉放心、舒心。”规范有序的丽江古城让正在游览的湖南游客李先生赞不绝口。
作为云南省最早成立的旅游警察队伍,丽江市公安局旅游警察支队成立时正值春节黄金周,民警们一上岗便全力投入到旅游市场治安秩序维护工作中,全天24小时值班备勤。春节期间,支队共出动警力200余人次,查处、侦办治安案件22起,处理违法人员22名;抓获在逃人员2名;联合古城派出所开展“两抢一盗”案件整治,抓获吸毒人员2名,破获盗窃案件2起;抓获扒窃嫌疑人3名,破获案件5起。
支队每天派出警力配合丽江市旅发委、古城管理局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对拉市马场、白沙马场、大研古镇及周边旅游行业场所开展督导检查,期间受理游客求助2起,处理游客投诉20起,检查马场80余次,对拉市3家马场从业人员开展诫勉谈话。比如,有几个游客来丽江游玩时,被旁边的人推荐骑马。骑马过后,感觉收费贵了就找旅游警察报案。经过调查,支队把此案件定性为诈骗案,最终对马场当事人予以治安拘留处罚。
同时,支队到大研古镇、束河古镇、玉龙雪山、拉市、宋城等重要旅游景区和人员密集场所开展走访、巡查,并积极与游客交流、与景区工作人员座谈,掌握相关情况,检查景区内购物店、酒吧、旅行社等旅游行业场所40余家,巡查宾馆酒店客栈300余家,为游客找回遗失相机1部。通过对景区实施有效管理和服务,及时排除安全隐患,确保了景区安全。
此外,部分地区新成立的旅游警察还配备有英文较好者,兼职为海外游客服务。
旅游警察任重道远
有业者表示,设立旅游警察,成立机构只是旅游市场监管及整治的第一步,从有人管到能管好,更有赖于快捷高效的执法运行机制来驱动。对于以省为单位普遍设立旅游警察,甚至可以考虑综合执法模式,对与旅游相关的监管与执法职能进行归并扁平化配置,统筹执法与监管效率,由旅游警察牵头实施旅游市场常态管理。
也有业者表示,旅游警察一定要有很高的专业性,旅游每个环节都是一个大行业,该职业对旅游相关产业的法律知识都要了解,不能在处理纠纷时洋相百出。此外,旅游警察要有很强的服务公共性,旅游是世界的,旅游警察也应该为游客提供优质服务。
在昆明市公安局旅游警察支队,在他们的学习资料里有《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云南省旅游条例》、《旅游行政执法实务基础》等法律法规和相关文件。“每天完成日常执勤巡逻和明察暗访后,全体警员要回到办公室进行业务学习培训。”杨荣彪介绍,除了加强学习,支队还在努力细化职能定位、规范组织机构设置、建立基础工作台账、畅通对接渠道,为下一步的工作奠定基础。
他说:“昆明市作为全国旅游重点城市和旅游集散地,在云南省旅游市场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建立旅游警察支队势在必行,我们要尽力把工作又快又好地开展起来,为全面提升旅游市场治安管理服务水平增添力量。”
昆明市旅行社行业协会会长朱伯威从执法方向给出了建议。他表示,维护旅游市场秩序和旅游治安环境需要经营者和消费者共同完成,所以旅游警察在执法过程中,要注意双向执法,不仅要规范旅游企业,对游客的违法行为也要严格执法。
对于旅游市场中的乱象,更多的时候,需要多个执法监管部门协同执法,因而建立联动工作处理机制就显得十分重要。目前云南省16个州、市正在建立旅游市场监管综合调度指挥部,州、市人民政府主要领导任总指挥,旅游、公安、工商、物价、交通运输等职能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统筹本区域旅游市场监管、综合整治等工作。最终,要形成统一调度、综合指挥、快速反应、配合有序、高效处置的工作格局。
一、信访乱象现状
所谓乱象,实则不良抑或不正常的社会现象。信访乱象就是不正常的信访现象,其主要表现如下:
乱象一:信“访”不信“法”的缠闹访。人不伤心不落泪,人无难事不上访。当下,很多老百姓都存在这种认识误区,认为有难事、伤心事、蒙冤事就要上访,很少想到有纠纷、有矛盾、有问题去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他们奉行“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理念,上访往往是有理理直气壮,无理胡搅蛮缠,不是拦车堵路、喊冤堵门,就是哭喊下跪、冲击机关、反复上访,以此要挟政府,逼政府就范,从而达到解决自己诉求抑或获取利益的目的。于是乎打工领不到工资不起诉老板,找党委政府;出车祸了不找交警,找党委政府;打架死了人不找公安局,扛尸找党委政府;住院看病出了问题不找法医鉴定,聚集找党委政府医闹;私下借贷收不回钱不找法院,找党委政府;生活困难,不努力找工作,找党委政府;停水停电,不赶紧交水费电费,找政府……特别是有些已经两审终审或依法办结的案件,经当事人上访一闹,有关领导再在信访件上签个字,其结果要么是重新审查,要么是给好处息事宁人。颜某丈夫系某县钢木家具厂的会计,1988年8月因经济问题被厂里停职,9月被该县检察院立案侦查。期间颜某丈夫亲书9封遗书,详述了要自杀的原因,承认自己给厂里带来了数万元的经济损失,其死是自作孽,并嘱咐家人亲属不要找组织麻烦,写完后跳窗投河自尽。该县公安部门对此予以立案调查,依法定性颜某丈夫系畏罪自杀身亡。颜某对此不服,并以此为由长时间到市赴省进京上访至今。在二十多年的上访过程中,颜某一次又一次地在各级政府部门的处理维稳中受益,又出尔反尔一次又一次地在各级各部门缠访闹访。除去每年敏感节点相关部门发给其费用外,1988年颜某通过上访解决了其儿子的招工,并获得一次性困难救助金1万元;2002年颜某通过上访又获得抚恤金1.9万元;2009年为稳控颜某,政府又答应给其5万元困难救助金……此列不能涵盖乱象,但也足以说明一二。
乱象二:信“上”不信“下”的越级访。自信访制度实施以来,老百姓膜拜上级,相信领导,喜欢越级上访的现象就没有断过。虽然上访群众都知道越级上访于己于政府都有不利的一面(从政府层面讲,越级上访既影响政府机关的工作秩序,又影响社会的稳定;从上访群众层面来看,他们付出的代价更大,要跑更多的路花费更多的钱),但是他们还是坚信上级比下级有权,清官、青天都在上面,跑上面能解决问题。尤其是那些想蒙混过关,浑水摸鱼的的上访户,更是青睐越级上访了。这些上访户往往不喜欢到基层单位上访,他们一上访就是赴省进京。他们嘴里说是上面的是好官是清官,坏就坏在基层干部。而事实是基层干部知根知底,最了解他们的情况,掌握他们的诉求,知道他们上访的有理还是无理,蒙不住。所以,他们根本就不找基层的干部“反映情况”与“解决问题”,而是与那些有理的越级上访群众一道,鱼龙混杂,混淆视听,糊弄上级领导。由于上级部门与领导确实不知道上访人的真实情况,所了解的都是听上访人的一面之词和看上访材料,有时出于同情和维稳的考虑,当然也不排除一些领导的官本位思想作祟,要基层政府到上面接人,给这些上访户开口子、批条子、给票子,给面子的做法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这些上访户通过越级上访得了不应该得的好处,不但激起了他们反复上访的热情,而且诱发攀比,出现了新的越级上访高潮。不仅如此,他们还把此作为经验,编成顺口溜。“不访乡、不访县、要访就访国务院”,“上访有诀窍、缠闹是首招、要是不见效、反复往上跑”,“一哭二闹三上吊,有理无理往上告”……这些都是在上访民众中常流行的话语。
乱象三:信“多”不信“少”的群体访。平常人们所说的“人多力量大”一般都是正说集体的力量。比方说“集体的力量如钢铁、众人的智慧如日月”,“星多天空亮、人多智慧广”,“一人不如两人好、众人捧柴火焰高”,等等,都是从不同的角度说明集体的力量比个人大。但在上访过程中,这种力量已被少数上访人曲解利用,他们抱着“从众心理”和“侥幸心理”,一方面认为人多势众,政府会让步,易达到“问题解决”的目的;另一方面认为参与人越多越安全,即便堵门堵路、冲击党政机关、围攻国家工作人员,行为出格违法,也不用担心受到惩罚,毕竟“法不责众”。现在,我们不难看到,在各级党政机关尤其是在北京天安门、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等敏感地带,上访人集体喊冤、下跪、绝食、静坐、示威的现象时有发生。他们要么是为共同诉求而上访,要么是受人雇请而上访,要么是单个上访人造势“抱团上访”。据了解,2013年,很多省市的集体访都呈上身趋势。中南某省2013年接待50人以上的集体访就有657批,同比增长了11.3%;该省一地级市2013年接待的集体访也达514批,其中50人以上的就有283批,100人以上的占129批,批次人次都比上大幅增加,且上访者的情绪越来越冲动,行为越来越激烈,组织性、煽动性也越来越强,“要想有活路,集体去堵路”、“要想有人管,集体去上访”、“要想有人问,下跪天安门”……这些不良的负面煽动声音充斥着整个大大小小的群体信访队伍。
乱象四:借信访“公费旅游”的虚假访。何为“公费旅游”,简言之,就是用国家或集体的钱供私人观光、娱乐、度假等休闲性旅游。这一概念我们通常想到的对应群体应该就是违规的公职人员,谁也想不到不是公职人员的人借“信访”的名义也享此“待遇”。中南某省一地级市上访老户樊某,在北京的上访过程中与华中某省市一名上访户黄某谈起了恋爱,每当想约会时,便约好同时出发,到北京后两人同吃同住同游玩,“恩爱”够了以后,分别就到北京有关接访机构“上访”,接访人员立即打电话通知其所在地的党委政府接人,于是他们分别又由户籍所在地政府的有关单位派人包吃包住包车费接回老家。这样的“待遇”自然也有人效法,一些没上访事由的人也学会了这一招,自己到北京游玩之后亦如法炮制,找个“信访理由”一登记,照样享受半程“公费旅游”。上访人群中流传这样一首顺口溜:“信访政策就是好,出门旅游有报销,吃好住好接待好,小车送到家门口。”
乱象五:以信访“谋生求财”的专业访。人们平常所说的“谋生求财”是指人们凭自己的能力、智慧和辛勤劳动去谋求生存和获取财富,是君子之道,值得我们提倡和鼓励。而这里的借信访“谋生求财”即为非君子之道了,是绝大多数信访群众所不齿的行为。现在,少数“专业”信访人钻信访政策的空子,明明是无理上访,抑或是依法已处理好的访案,为达到借信访“谋生求财”之目的,他们长年累月变着访由赴省进京“上访”。他们除借“信访维稳”给当地党委政府施压捞取各种“慰问金、救助金”之外,还通过为他人代写上访“诉状”、提供重要领导电话号码、带路找中央各部委机关、代人上访喊冤申诉、传授上访“成功做法与经验”等途径获取“同行兄弟姐妹”的报酬,甚至充当保安“卧底”检举他人非访获取“信息费”。某县为了稳控“上访老户”不到市赴省进京上访,每到节庆敏感时期每人每次发给500~5 000元不等的“困难救助金”;能够答应并承诺全年不去越级上访的“上访老户”每月可以固定领取600~800元的固定“工资”。据不完全统计,采取这种方式“维稳”的县(市)区在全国也不在少数,因为每次派人到省里、北京接访的费用累计可能比这样做还要高。某地一张姓上访老户,懂点墨水,长时间在北京上访,所在地政府多次想就其所谓的诉求一次性予以“济困”解决到位,但他都以种种理由予以拒绝。据了解,每年政府给他的维稳慰问济困费用有近2万元,加上其在省城、北京“上访”过程中代为他人信访“服务”获得的近5万元“劳酬费”,一年就有近7万元的“收入”。
乱象六:因信访“报复社会”的反常访。“信访”本是人民群众反映问题的一个渠道,是各级党委政府了解社情民意的一个窗口,它不是调处矛盾、解决诉求、解决问题的主渠道。但是不少上访民众却把它颠倒过来,固执地认为“信访”是万能的,只要“有事”信访,政府接待的单位、部门工作人员就应该为他们解决问题。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认识,一些上访人一旦几次上访受挫,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就很容易把矛头和怨气发到接访单位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身上。某乡镇一任姓上访人,由于不满该乡镇领导对其上访问题的处理意见,利用基层政府怕老百姓非访登记要被通报受处理的“维稳政策”利刃,反反复复到各级各部门搞非访登记,且不管到哪级信访部门,不听解释,不听劝阻,随心所欲,任意发泄。“功夫”不负有心人,任谋到北京反复非访登记被通报,使得该乡镇书记、镇长因维稳不力被免职调离岗位。现在,许多上访人员都相信这个行动逻辑,那就是被他们视为对手的地方政府、单位部门等怕什么,他们就做什么;什么能给对手抹黑,他们就抹什么。甚至极少数上访人在上访过程中为泄私愤,发泄自己对政府、对干部、对社会的不满情绪走极端,采取残害涉事公职人员及其家属和在公共场合开车撞人、用刀故意杀人、服毒自杀自残、引爆易燃易爆物品等危险方法报复社会,扰乱秩序。华中某省一县财政局职工方某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出狱后方某多次无理信访,要求恢复公职。该县信访局局长吕某先后五次接谈了方某,每次都是讲法律、摆条文,耐心规劝方某放弃这一无理上访要求,但方某固执己见,不但不听吕某的劝阻,反而怀恨在心,寻机报复。2009年7月9日乘吕某夫妇外出上班之机,敲开吕某家门,将吕某19岁的花季女儿用毛巾残忍杀害。杀人后方某逃入该县一山中,10天后,由于公安、武警的围捕,出逃无望,方某在山上自缢身亡。一个无理的信访诉求,造成了两家的悲剧与痛苦,可叹可悲,令人深思。
当然,问题总是一分为二的。信访人上访乱象丛生,负责接处访的各级政府和信访部门怪现象也不会少。一些地方政府和信访部门为减少访量和登记,稳控上访人群,采取打压、拦访、截访、销号等方法手段的现象时有发生。少数地方政府有时为缓解来自信访维稳方面的压力,甚至通过跟踪、软禁、殴打、恐吓、关“黑监狱”、劳教、判刑、连坐、送精神病医院等方式来试图达到阻止上访的目的,方法之多,令人悚然。“安徽怀宁县黄墩镇干部为了阻止一村民上访,将其秘密送进精神病院”的新闻,就是典型的一例。有关调查显示,许多被侵权的上访人原本诉求不多,问题也不复杂,但在遭受多次打压后其诉求变复杂了,处理的难度也加大了。“这种因被侵权而上访,又在上访中遭到打压而导致进一步被侵权、进一步上访的情况,在目前上访群体中屡见不鲜”。
二、信访乱象成因
上述信访乱象,虽为少数人所为,不成主流,但其负面影响甚大。它既扰乱了正常的信访工作秩序,影响了群众合理诉求的有序表达,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同时,这些乱象还严重损害了基层党委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执政形象,造成基层党委政府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大大下降,甚至影响到基层民主制度包括村民自治和社区自治已经取得的初步成果。造成当前信访乱象的原因很多,既有经济发展、利益调整的原因,又有社会转型、矛盾多发的原因;既有人的主观原因,也有法制不健全的客观原因,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1.基层政府贯彻中央指导思想不实
国家政策法规的贯彻执行落实,不在上面而在基层。基层政府贯彻中央指导精神不实,直接影响当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党群干群关系的良性互动。信访工作尤其如此,地方政府如不按照中央指导思想开展信访工作,很容易与人民群众形成对立面,造成社会矛盾的再次激发,进而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在目前信访工作中,基层贯彻不实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工作作风漂浮、我行我素,不按中央要求服务于民。执政为民,解民难、帮民富,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这是中央一直要求的执政宗旨。但是,有些基层部分党员干部群众观念淡化,群众感情缺失,他们不但不按照中央要求“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而且滥用职权、违法行政、作风漂浮。工作上往往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遇到群众反映问题,不是相互推诿,就是敷衍塞责,老百姓的诉求很难在基层和矛盾初发阶段得到及时有效地解决和处理。为求得问题的解决,老百姓势必越级信访甚至非访,从而造成了老百姓非正常上访事件的愈演愈烈。二是工作追求名利,明知故犯,不按照中央的政策规定依法办事。中央一再要求各级各部门开门接访,畅通信访渠道,鼓励、欢迎群众上访,把领导干部接访处访作为各级党委政府联系基层群众的一个重要渠道。《信访条例》第一章第三条也有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应当做好信访工作,认真处理来信、接待来访,倾听人民群众意见、建议和要求,接受人民群众监督,努力为人民群众服务”;“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应当畅通信访渠道,为信访人采用本条例规定的形式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提供便利条件”。但在实际工作中,少数基层的领导干部不是开门接访、化解矛盾、处理问题,而是借维稳之名行打压阻访之实,拦访、截访,不准老百姓到上面去上访、反映情况,以免被上面通报批评、诫勉谈话、一票否决甚至免职。他们明明知道打压信访人是违法的,但为了所谓的地方“名利”,在国家重要节庆和敏感时期,一些地方政府为减少到市赴省进京访量,取得维稳的“好成绩”,有时采取“集中学习办培训班”的方式把上访群众集中到某个地方“学习政策”软禁起来,对极少数“不听话”的信访群众甚至进行强制关押,其结果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激化了矛盾,不但没阻住上访反而引发了群众信访乱象。
2.现行信访工作体制机制运行不畅
我们知道,体制机制从属于制度,体制机制的好坏直接影响制度的落实与发展,甚至衍生制度以外的不良社会乱象。当前,我国信访工作体制机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不少,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职能缺位,管理越位。现在,国家及各级信访局职能都一样,是党委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一个“桥梁与纽带”,也可以说是“中转站”或者“传达室”,没有具体的行政处理职能,充其量也就是信访事项的“受理、交办、转办与督办”,对承办单位没有任何行政约束力。再加上现在我们每个系统、每个行业自上而下都设有信访机构,且工作模式不一,工作机制各有其特点,这无疑给国家及各级信访局的工作带来困难,有时难免出现协调不通,指导不听的尴尬局面。虽然后来中央为此设立了信访联席会议制度,但信访联席会议毕竟是一个临时性的机构,没有从长远解决信访工作体制机制不顺的问题。信访部门没有权力,但责任不小,老百姓上访问题得不到解决,不会去找职能部门只会找信访部门,这无疑增添了信访工作的难度。不是交警,但要处理交通事故;不是公安,但要处理各类打架斗殴死人事件;不是医院,但要处理医疗纠纷;不是供电所、自来水公司,但要处理供水供电问题,等等,而事实上,由于信访部门的职能和政策资源的有限性,有些问题是很难处理好的,其结果就是有权的部门不处理,没权的部门处理不好,问题一拖再拖,最后拖出各种各样的“非访”。二是信息不通,意见不一。现在我国的信访信息系统只是在各级信访管理部门内部使用,其他部门是不能登录共享的。而信访人上访不只是到信访部门上访,他们有可能就同一信访事项越级多头多部门上访。由于信访信息的单一不共享,其他部门、单位就不可能全面了解信访事项的真实性和原来的处理情况,就很容易“签意见”“批条子”给下面加压,造成答复口径不一的现象,从而增加了信访人反复信访的信心和非访的动力,也加大了信访事项处理的难度。三是考核不当,渠道不畅。自国务院《信访条例》2005年颁布以来,我国信访考核一直就以访量为重要考核指标,并以访量排名进行通报,有的地方还把信访与综治考核挂钩,对排名靠后的要诫勉谈话、通报批评甚至一票否决。这一做法,导致一些地方政府要么对上访人不管是过分的、无理取闹的,还是没有政策的,只要上访就有求必应,给钱给物“稳控”;要么就是不分有理无理,一律“拦访截访”,不准到上面去反映。而上访群众正是抓住了地方党委政府“怕上访”这一软肋,不论有理没理,该不该上访,能不能上访,一律都上访,因为只有上访才能形成舆论压力,引起上级领导及主管部门的重视,基层政府才会就范出钱“解决问题”。现在,中央看到了这一点,已经取消了全国访量的排名通报,实行点对点的通报,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基层减了压,但不甄别的非访登记与点对点的通报仍然给信访群众提供了馋头,特别是使那些已经依法三级终结不服的信访人看到了“希望”,增添了他们胜算的筹码:只要反复到上面非访登记,当地政府就要被通报批评,就会屈服于他们。这样发展下去,不但不能减少地方政府维稳压力,而且信访部门自堵了信访三级终结的“出口”,还会引发更多的非访事件。
3.少数干部群众法制观念不强
当前,老百姓反复非访、越级非访现象频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部分领导干部与群众法制观念淡薄。一方面是老百姓法律知识欠缺,法律理解片面,大多数的上访群众文化水平较低,法律意识薄弱,不注重事实和依据,不知道或不愿意通过司法途径进行维权,即便通过司法途径,由于不注意搜集证据,也往往是败诉,最终还是要上访;有的信访人对法律条文一知半解,死抠文字,断章取义,认为只要是不符合自身意愿的判决就是不公正的,判了之后拿不到钱也认为是法院工作不力,司法不公,也要上访。当然,现在老百姓不愿意诉讼维权,与其自身的经济条件也是息息相关,“很多信访人无钱请律师或法律工作者,无能力获得法律帮助。再加上个别法律工作者职业素质低下,为了获取经济利益,不明确告知当事人诉讼风险,而将败诉的责任归咎于法院,甚至于怂恿当事人闹访”。另一方面,少数领导干部“官本位思想”做祟,无视法律。这些人往往奉行“权力至上”,在接待上访的群众时,不管有理无理、不管办了没办,动不动就是“批条子”、“开口子”,表面上说是亲民爱民,实际是为了“树官威”“耍权威”。很多上访案件都是在基层已经完全案结事了的,信访人在基层单位捞不到油水了,就利用一些上层领导干部的这种心态来越级上访。
4.《信访条例》法律强制性手段不硬
《信访条例》自2005年5月1日修订颁布实施以来,对规范信访工作秩序、维护信访群众合法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内容修改后也颇具针对性,对一些敏感的社会问题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创造性地制定了一些信访工作制度。但是,它毕竟只是国务院的一个部门行政法规,对行为者没有具体的约束力和强制力,没有制约机制,不具备法律的系统性和权威性,其在现实运行中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条例对那些无理的缠访闹访等非访行为缺乏强硬的惩处措施。比如,条例第三章第十八条明确规定了“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同时也明确了“多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共同的信访事项,应当推选代表,代表人数不得超过5人”,但现实中,信访人有多少是在指定的场所上访呢?那些群访又有几批是在5个人以内的?违反了,条例没有应对。二是条例“对侵害群众利益引发信访问题的行政违法行为,缺乏明确的责任追究”。如条例第六章写了相关责任处理,但大多都是行政处理,而且没有明确怎样的行政处理,缺乏可操作性。三是条例规定了一些非访处置措施,但缺乏法理依据,执行难。如信访人违反条例第二十条,依据条例第四十七条之规定,公安机关就可以对其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严重的还可以治安拘留或者追究刑事责任。但在实际操作中是很难的,公安部门也不想参和信访案件,因为稍有不慎就会被信访人抓住把柄,而且信访人不怕公安,公安的打击有时反而会激起他们的逆反情绪,加剧非访。
三、信访乱象治理对策
信访乱象的治理,关乎广大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更关乎我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未来发展。治理信访乱象需从以下方面着手。
1.变信访条例为信访立法,实现信访管理的法制化
信访事项淤堵,信访出口不畅,《信访条例》权威丧失,信访立法迫在眉睫。只有将《信访条例》改为《信访法》,信访管理才有权威性,才可以对信访管理者、信访事项承办者、信访人予以规范管理。信访方法应着力解决如下问题:一是信访立法必须明确规定访诉分离,涉法涉诉问题信访部门不受理、不转办、不交办,属信访问题的,通过信访渠道解决,属涉法涉诉问题的通过司法渠道解决,从而引导全民尊重法律、各级政府依法行政;二是信访立法除规定信访的相关受理办理程序与信访管理者、信访事项承办者、信访人的行为外,还应对三者违反上述行为规范的违法行为作出明确处罚规定,使之更具操作性和权威性;三是要明确规定网、电、信上访的受理办理程序与虚假信访的惩处管理措施,这一方面,现有《信访条例》都不是很规范,有些还是空白;四是信访立法要取消原有的三级终结制度,明确规定信访两级终结制,即信访人上访的上一级人民政府复查后,信访就视为终结,如信访人再就同一信访事由往上上访,上级信访部门坚决不予受理。
2.变国家接访为人大督查,实现信访管理的常态化
强化信访管理,消除信访乱象,缓解各级信访压力,一个重要办法就是取消国家信访局及中央、国家各职能部门接访,信访只到省一级,还监督、督查权力于全国人大及中央、国家各职能部门。理由有四:一是国家信访局、中央国家各职能部门不接访,有利于首都秩序的维护和稳定,从而可更多地给中央国家各职能部门腾出时间来进行督查督办,解决民生民利民计问题;二是各省由于区位不同,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地方政策差异很大,所以政策落实情况也不一,有些在本省的政策是落实好了,但与外省比还差一大截,国家信访局、中央国家各职能部门接访,容易引起攀比和连锁反应,特别是容易引起群体性聚集,爆发大的群体性事件,因为就某个共同的利益诉求,他们可以全国串联集访北京。这样的群体目前也不少,涉军的、涉企的、涉农的等,几乎每年都有串联集访北京的;三是人大本来就是监督政府的,还信访事项督查权于人大,会取得信访群众的认同与支持,人大代表人民,更有利于发挥通过信访听取民意、反映民情、权利救济的作用。同时,人大强有力的行政监督权、调查权,对于群众的建议、举报、维权等信访事项更容易督促落实,更有利于强化信访制度的民主监督、民意表达的作用;四是人民群众信访最上只准到省一级,既可以从源头上避免群众到北京各部门多头信访、非访场所上访和重复上访等非访等问题,也可以有效防止各级各部门层层相互推诿扯皮,最后不落实的问题。国家信访局不接访以后,可并入全国人大作为一个委室,抑或并入国家政法委与司法部,其职能主要是督查调研,综合各省情况,分析研判全国信访形势,给中央当好参谋。原接访的职能由各省自行承担,其他的职能很多部门都在管,维稳办,专门负责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对可能引发社会稳定的因素都要控制,自然包括信访,而且现在也在管;政法委有社会综治“一票否决”的权力,信访工作也在综治范畴内。此外,各级党委和政府督查室也可以对各单位信访工作进行督查督办,还有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可以调研、问责、督办。有这么多渠道,完全不用担心信访工作没人抓。另外,取消国家信访局接访,信访只到省一级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将信访问题分散处理,上访人、接访单位都是就事论事,不会让上访人扎堆。大禹治水用疏不用堵,对待群众信访也应如此。
3.变通报排名为畅通渠道,实现信访管理的规范化
设立信访机构,允许群众上访,出发点就是要通过开展信访工作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各种不当的考核排名通报,又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非常规手段去“稳控”。这些做法不仅未能解决矛盾反而激化、制造矛盾,使得信访问题越积越多,瘀堵不畅。鉴于此因,取消现在不合理的信访通报排名等不当考核机制已成当务之急。取消信访的通报排名,既畅通了信访的进出口,剔除了信访部门滋生腐败的土壤,又削去了信访人通过信访给政府施压的“法宝”,为基层政府减轻了压力。不按信访量通报排名,去除了基层政府“怕群众上访”的心理阴影,基层干部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联系群众,倾听民意,依法调处群众矛盾,就地解决群众的困难,就不会把信访人“挤”到上边去,就可以减少重复来信来访和积案,从而在源头上化解群众矛盾、解决群众问题,从而减少人民群众与政府的对立与冲突。从信访现行管理制度层面来看,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等与取消部信访的通报排名并不矛盾,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目标在于便于群众投诉有门,信访事项有人管有人办,而能否彻底解决问题并不应作为对领导、干部的问责筹码,毕竟不是所有的信访问题都是能够依法依规解决的。取消通报排名,严格按照《信访条例》或新立的《信访法》办事,不但不影响信访事项的办理、渠道的畅通、秩序的管理,而且它消除了各级政府、部门与干部“怕”群众上访的现象,更有利于信访渠道的畅通和信访工作的有序化、规范化。
4.变内部流转为公开办理,实现信访管理阳光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对信访反映的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务必认真解决。这就要求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化工具和手段,建立和完善信访信息系统。从最初接受信访、建立信访档案,到具体经办人以及办结时间和结果等都要纳入这个系统。这样,信访部门既可以通过信访信息系统这个平台向信访人员反馈办案情况,也可以使信访人员和有关领导通过这个系统直接了解有关问题解决的进度和程度,减少人员往返,节省人财物力,提高信访工作效率,提高信访管理水平。国务院《信访条例》第十一条明确规定:国家信访工作机构充分利用现有政务信息网络资源,建立全国信访信息系统,为信访人在当地提出信访事项、查询信访事项办理情况提供便利。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充分利用现有政务信息网络资源,建立或者确定本行政区域的信访信息系统,并与上级人民政府、政府有关部门、下级人民政府的信访信息系统实现互联互通。但是,一直以来信访管理部门对群众信访事项的受理、办理的常规做法都是内部流转,而且按照《信访条例》的规定,一个信访事项的办理要60天才能办结,有的到期还不能办结。所以,信访群众一等就是好几个月,而且是“哑子等聋子”,办到哪里当事人全不知情实。这样,在信访群众当中就很容易产生“政府办事不力、相互推脱、不为老百姓办事”等一些不实误解,从而催生出一些当事人反复越级非访求决的信访乱象。实行阳光管理和阳光信访,建立和完善“网上信访、网上受理、网下办理,网上流转”的现代化群众信访信息系统,将接待来访、办理来信、督查督办、网上投诉等信访管理工作事项放在信访网络上操作流转,把受理、办理的情况和办理的结果等重要环节通过网络及时公开,让信访人全程参与和监督,这既可以防止群众多头信访、机关多头办理现象的出现,实现各职能部门之间信访信息技术和资源的共享,为政府节约人力、物力和财力,提高政府行政效能,又可以让信访群众通过网络进行信访、跟踪、查询、监督,方便群众信访,为老百姓节约信访成本,真正体现以人为本、信访为民的服务宗旨。同时,信访政务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公开透明,更容易取得信访群众对政府的信任与支持,从而可以有效减少信访乱象的出现。
号
纳雍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旅游局
关于印发《2011年纳雍县旅游市场专项治理
工作方案》的通知
根据《2011年贵州省旅游市场专项治理工作方案》和《2011年毕节地区旅游市场专项治理工作方案》要求,为做好我县旅游市场监管工作,为建设旅游强县营造良好的氛围,切实规范旅游市场发展秩序,推推进我县旅游市场又好又快更好更快发展,特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2011年纳雍县旅游市场专项治理工作方案
根据《2011年贵州省旅游市场专项治理工作方案》和《2011年毕节地县旅游市场专项治理工作方案》文件的精神,为扎实开展我县旅游市场专项治理工作,进一步规范我县旅游市场秩序,确保我县旅游行业健康发展,推进我县旅游业又好又快发展,结合我县实际情况,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和自标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落实全省旅游工作会,全省旅游行业监管工作会和全区旅游工作会议精神,对旅游市场实行全方位管理,着力解决旅游市场中存在的非法违法违规问题,全面排查治理旅游行业的事故隐患,加强旅游安全宣传教育,全面加强我县旅游市场监督管理水平,构建旅游市场监管长效机制,确保旅游市场健康发展。
二、工作重点
(一)旅行社
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悬挂情况,财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旅行社服务网点规范经营情况;经营旅游的非法机构;导游人员持证上岗情况;旅行社租用车辆资质情况;旅游合同示范文本的使用执行情况;旅行社意外险投保、参加旅行社质监网络活动等情况;广告资料是否规范;安全管理责任制度、投诉受
理制度等情况;档案管理清况。
(二)星级饭店
广告宣传是否合理合法,投诉受理制度及台账建立等情况;预定制度是否健全,安全设施是否到位,前厅预先告知、规范收费、应急措施,设施设备养护等情况。
(三)景区(点)
服务人员是否佩戴工作牌,门票收费是否明码标价,特殊人群的门面优惠是否明示、旅游投诉电话是否公示,商品、服务是否明码标价,环境卫生是否清洁整齐,是否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安全人员配置情况,应急预案制定情况,以及景区导游规范执业情况。
三、工作步骤
(一)宣传发动阶段(3月底前)
结合自身实际制定活动方案,配合做好“文明旅游
理性消费”宣传活动,我局要做好辖县内的旅游企业基本情况的调查统计工作。
(二)自查自纠阶段(4月14日前)
各旅游企业按照旅游市场专项治理的工作要求和相关法规与标准,我局要积极督促指导旅游企业开展自查自纠活动,旅游企业要认真查找在旅游规范经营、旅游服务质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认真总结,分析问题,努力提高自身服务质量和管理经营水平。
(三)全面检查阶段(4一10月)
我局积极配合地区旅游局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将对全县旅游企业开展执法检查,按照治理工作的重点和相关法规与标准,对每一个企业进行认真检查,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在执法过程要严格纪律,依法检查,对存在违法违规经营、服务质量较差、自查自纠过程整改效界差的企业进行严肃查处,并通过新闻媒体曝光。力争通过此次检查,提高我县旅游市场服务质量,规范旅游市场发展。
(四)总结阶段(11月中旬前)
我县要对专项治理工作进行认真总结,形成有分析,有建议,有措施的书面总结报地区旅游市场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四、工作措施及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2011年纳雍县旅游市场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指导全县旅游行业开展旅游市场专项治理工作。
组
长:周训照
副组长:徐廷华
成员:彭庆荣、余荣花、李平洁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纳雍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旅游局旅游股。
(二)加强督促指导。进一步加大治理力度,开展好宣传报
道工作,对存在的违法违规经营和服务质量不高的旅游企业进行严肃处理,并通过新闻媒体曝光。
【热点链接】
针对一些拥有注册建筑师、执业药师等资格的人将职业资格证“出租”出去牟利的现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近日表示,人社部将治理“挂证”乱象作为推动“放管服”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并督促有关部门加大整治力度,同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热点预测】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表示将治理“挂证”乱象作为推动“放管服”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并督促有关部门加大整治力度,同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对此,你怎么看?
【中公解析】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这项决策有利于解决当前的挂证乱象,值得肯定。
近年来,“挂证”现象屡见不鲜。一些拥有某些行业资质证书的人,把证件挂靠在企业名下,只出证不出工,但还能领取不菲的报酬。还有些单位把“挂证”当成了经营主业,将非法的“挂证”行为公司化运营。这种现象不仅会影响行业管理秩序,破坏市场竞争的公平性,更给行业的健康良性发展,甚至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埋下了隐患。有关部门逐步加大清理打击“挂证”行为的力度,“挂证”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还没有被根治。
“挂证”现象之所以如此难治理主要还是“挂证”背后的双向需求,一方面从挂证人的角度来说,挂证可轻松带来可观的收入,一年可获几万元的利益;另一方面从企业的角度来说,一定数量的持证人员既是相关法律法规的硬性要求,也能体现公司的实力,同时“挂证”现象也为企业节省了成本。此外,从监管部门的角度来说监管难度大,对于人证分离现象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治理“挂证”乱象的决策体现政府治理“挂证”乱象的决心,从而有效维护行业秩序和市场公平,此举应予以有效落实。
首先,治理挂证问题应放管结合。对“挂证”问题较为严重的领域,进行调研论证,将那些可有可无的资格证书要求加以取消,做好“放”。而在一些专业性很强的领域,设定相应的资质要求有其合理性,应加大“管”的力度。
其次,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提升违法成本。行业主管部门应集中查处一批、曝光一批,“挂证”严重的要对当事人、当事企业、违规中介、主管部门追责,让“挂证”行为付出代价,形成震慑。
2017公务员时政热点: 治理预付卡乱象需要法律制约
期待各方能切实行动,遏制住类似市场乱象,让百姓安心消费,同时引导商家规范经营,促进市场经济的成熟发展。
据《北京青年报》11月20日报道,日前,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北京市商务委、市教委、市公安局、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等9部门联合制定了《北京市联合整治预付卡违规经营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将重点整治培训机构发行、经营单用途预付卡及履约情况,要求加强预付监管,消除监管盲区,打击圈钱跑路、侵害消费权益现象,解决预付卡消费纠纷。
花钱办理并充值会员卡,要么钱没花完商家却跑了,要么被限制消费„„近年来,美容美发、洗车、健身、家政等领域中,各种预付消费的储值会员卡乱象可谓五花八门。
出现“槽点”最多的是由商业企业发行,只在本企业或同一品牌连锁商业企业购买商品、服务的单用途预付卡。其中,事前诱惑办卡而事后翻脸不认人、虚假宣传、改变经营场所、降低服务标准、拒绝退卡、霸王条款、“最终解释权归商家所有”等,已非一时一地的个例,预付卡成了不少消费者的“糟心卡”。甚至有一些商家涉嫌变相融资、非法集资,以及出现卷款上亿元跑路的现象。
当前,预付卡消费领域的投诉呈现急剧增长的状态。2016年,上海市单用途预付卡协会受理消费者投诉2400多件,其中,关店不能兑付和服务承诺打折问题排在投诉量的前两位,占总投诉量的9成。广东省有数据表明,数年来,预付卡领域投诉量激增一倍多。
总体看,商业预付卡在减少现钞使用、便利公众支付、刺激消费、增强用户粘性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但是商业预付卡市场存在野蛮生长、监管难度大、违反财务纪律、系统性风险防范机制缺乏、消费者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维护等问题。
上述乱象已是老生常谈,相关的规范办法也早已出台,但现实中预付卡仍如脱缰野马,在一些领域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主要是由于预付卡管理的手段和依据不完善,相关行政规章不具有强约束力。具体而言,一者,对发卡主体的限制规范不完善,根据商务部出台的《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中的行业适用范围看,纳入管理的仅有三大类共41种行业,而诸如健身、理疗会所等却不在其中,这就意味着一旦发生纠纷,消费者将面临维权难的境地。
二者,备案、资金存管等制度落实不足,上述办法规定发卡主体应当到主管部门备案并实行资金存管制度,但现实执行情况却不甚理想。有报道说,上海全市发卡主体约十万家,而备案的企业不足400家,没有备案,后续的资金存管更是纸上谈兵。
三者,监管乏力、风险防范不足,发卡企业多如牛毛,监管力量难以及时有效发现发卡不规范等情况。此外,相关管理办法对商业预付卡的余额限额作了明确规定,而实际操作中,发卡企业动辄诱导、哄骗或捆绑销售的会员卡,充值后的额度往往远超此限额。
治理预付卡乱象,需要在约束力上下功夫,制定和完善法律,加大违法成本。眼下,一些规定章程和协议中对单用途卡购买、充值、使用、退卡、挂失、转让的方式作了要求,但规章制度不足以解决现实矛盾。一方面,相关预防、监管和处罚机制的建立健全刻不容缓,亟需修改完善发卡主体的管理范围,落实备案及资金存管制度;另一方面,要给预付卡领域套上法律的缰绳,将其管理引入有法可依、违法必究的轨道。未来还应及时建立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红黑名单制度,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相结合,加强与其他部门的联合惩戒,增强对发卡企业的约束力。
强有力的法律依据和执行力,是社会乱象的“枷锁”,同时也是百姓利益的“保护伞”。“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考验着管理者的管理能力和管理意识。期待各方能切实行动,遏制住类似市场乱象,让百姓安心消费,同时引导商家规范经营,促进市场经济的成熟发展。
2020年医疗乱象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
为守护医疗质量安全底线,进一步规范医疗秩序,打击和整治医疗诈骗、虚假宣传、乱收费、骗保等医疗乱象,净化行业环境,促进医疗行业规范有序发展,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制定本方案。
一、行动目标
通过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损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违法违规行为,整顿和规范医疗秩序,指导医疗机构健康有序发展,营造良好的就医环境,探索建立健全医疗机构监管长效机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权益。
二、行动范围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
三、重点任务
(一)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执业行为。依法严厉打击医师出租、出借、转让《医师执业证书》。医疗机构买卖、转让、租借《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医师执业证书》,超出登记范围开展诊疗活动,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出具虚假证明文件、制售假药、以医疗名义推广销售所谓“保健”相关用品等违法违规行为。全面深入排查线索,重点检查健康体检、医疗美容、生殖(不孕不育)、泌尿、皮肤(性传播疾病)、妇产、肿瘤、眼科等社会办医活跃的领域以及违规开展免疫细胞治疗、干细胞临床研究和治疗等行为。严厉打击以虚假诊断、夸大病情或疗效、利用“医托”等方式,欺骗、诱使、强迫患者接受诊疗和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依规严肃惩治非法获取和买卖器官、角膜等人体组织器官的行为。
(二)严厉打击医疗骗保行为。开展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专项治理,查处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骗保行为。重点检查通过虚假宣传、以体检等名目诱导、骗取参保人员住院的行为;留存、盗刷、冒用参保人员社会保障卡的行为;虚构医疗服务、伪造医疗文书或票据的行为;虚记、多记药品、诊疗项目、医用耗材、医疗服务设施费用的行为;串换药品、器械、诊疗项目等恶意骗取医保基金的行为。
(三)严肃查处发布违法医疗广告和虚假信息的行为。重点查处未经卫生健康部门审查和违反《医疗广告审查证明》规定发布医疗广告的行为。加强互联网虚假医疗信息监测,对医院自建网站、公众号等自媒体上发布的虚假医疗信息进行清理。加强日常监督管理,将医疗机构发布违法医疗广告和虚假信息情况纳入医疗机构校验管理,加大处罚力度。
(四)坚决查处不规范收费、乱收费、诱导消费和过度诊疗行为。加强对医疗机构收费行为的监督检查,依法查处拆分手术或检验检查项目,未按照要求公示药品、医用材料及医疗服务价格,未按照项目和计价依据收费等行为。对违反诊疗常规,诱导医疗和过度医疗,特别是术中加价等严重违规行为,纳入医疗机构不良执业行为记分和信用体系管理,并向社会公布。
四、责任分工
专项整治行动由卫生健康部门牵头,网信、发展改革、公安、市场监管、医保、中医药等部门参加。各部门职责分工如下:
卫生健康部门(含中医药部门,下同):会同各有关部门制订专项整治行动方案,组织协调各部门开展工作。具体负责检查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诊疗行为及内部管理,收集、整理群众举报线索并依职责转交相关部门查办,对专项行动取得的进展和成果进行宣传。配合发展改革部门研究建立医疗乱象办医主体和相关责任人严重失信行为多部门联合惩戒机制等。
网信部门:对相关主管部门研判定性后转送的违法违规信息及时进行清理处置,关闭违法违规网站和账号。
发展改革部门:研究建立医疗乱象办医主体和相关责任人严重失信行为多部门联合惩戒机制等。
公安机关:按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对卫生健康、网信、市场监管等部门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依法立案侦查。
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查处虚假宣传、违法医疗广告、乱收费和不正当价格行为。
医保部门:对医疗乱象专项整治行动中发现的欺诈骗取医保基金行为的定点医疗机构及相关涉事人员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药品监管部门:查处医疗机构和相关责任人制售假药相关行为。
五、实施步骤
专项整治活动时间为x年3月—x年2月,分3个阶段实施。
(一)自查和集中整治阶段(x年3月—9月)。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按照本方案要求开展自查工作。各地结合本地区实际,确定多部门联合工作机制,制订并发布本地区实施方案,开展集中整治工作。集中整治范围要实现辖区内医院(含中医院和妇幼保健院)全覆盖,其他类型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门诊部、诊所)覆盖50%以上。
(二)检查评估阶段(x年10月—x年1月)。各地对本区域内专项整治工作情况进行总结和评估。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各相关部门组织开展对部分地区和领域进行检查和评估,对于工作落实不力的及时纠偏,督促整改并严肃问责。
(三)总结交流阶段(x年2月)。各省级卫生健康部门将本区域专项整治行动总结报送国家卫生健康委。各省级相关部门将本部门工作总结报国务院主管部门并抄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相关部门适时组织召开全国会议,对专项整治行动情况进行总结。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完善工作机制。各地要充分认识整治医疗乱象对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权益的重要意义。各有关单位要主动作为,加强领导,建立省级多部门联合协作机制,细化措施,明确分工,发挥合力,保障行动的顺利开展。各地各部门要层层落实责任,建立问责机制,对存在不认真履行职责、失职、渎职等行为的主管部门和工作人员依法严厉问责。
(二)严格执法,保持高压态势。各地要充分发挥多部门联合执法的优势,组织精干力量,采取有力措施,认真调查核实,对整治过程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要依法依规坚决打击,建立案件台账,做到有案必查、违法必究,曝光一批典型违法违规案件,清理整顿一批管理不规范的医疗机构。各地要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在举报热线、网络平台、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基础上设立医疗乱象监督举报专线和专用通道并向社会公布,广泛征集线索,保持高压态势,发挥震慑作用,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
(三)广泛宣传,加强舆论引导。各省级卫生健康部门要广泛开展专项行动宣传,邀请新闻媒体结合典型案例处理等,开展跟踪式报道,通过新闻媒体、官方网站、新媒体平台等渠道,对重点案例查处情况进行曝光,对损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违法违规分子进行舆论震慑。大力宣传卫生健康部门净化行业环境,促进行业规范有序发展的有力举措,为专项行动顺利开展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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