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仁镇三河社区农村产业发展规划（精选5篇）
（2011-2015）
2011-08-20 来源：三河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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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仁镇三河社区农村产业发展规划（2011-2015）
一、基本情况
（一）人口、幅员面积及经济发展状况（附行政区域示意图）
三河社区地处大邑县南面，距县城17KM，截止2010年底，三河社区共有人口3156人，总户数1251户，其中从事农业和旅游农业的劳动力人数约1200人，人均纯收入7556元。三河社区幅员面积2.9平方公里，农用地面积共 2229.92亩，其中：耕地面积为2089.37亩（水田1939.37亩，旱地150亩），林地面积140.55亩。本社区目前已建成的农民集中居住区有2个，分别是青杠小区和三河安置点，共安置农户约337户；目前还有1个农民集中居住区三河小区正在修建中。
（二）自然资源及水利设施
1、自然资源：三河社区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暖湿润，热量充足，降水充沛，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四季分明，社区内地形均为平坝。
2、水利设施：三河社区域内有八斗渠和三轮堰，八斗渠水源为天宫二支渠；三轮堰水源为斜江河。农业灌溉用水设施均为U型槽。
（三）农业产业发展情况
1、主要农产品生产：三河社区以种植业为主，农民以种植水稻和油菜为主；种植蘑菇和榨菜为辅；2010年，三河社区共种植蘑菇28亩，产量112000公斤；种植榨菜65亩，产量195吨。
2、旅游农业发展情况：三河社区园区内现已建成“千逸庄”、“众鑫农庄”等农家乐，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社区域内还有“百家草园”、“博雅园区”正在修建中。建成以后，发展乡村旅游业和花卉苗木观光业。
二、现代农业发展规划
（一）发展方向
三河社区目前农业产业为传统模式，今后主要的发展方向是加强安韩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建设，扩大农村产业规模，鼓励农民流转土地，同时，继续扩大唐场豆腐乳的品牌效益和影响，以一产业带动三产业，实现一三产业互动，实现社区农村产业多样化。
（二）发展思路
1、充分发挥本地优势，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和创新。
2、拓宽视野，进一步整合区域经济，大力发展农家生态旅游业。
3、因地制宜，科学规划，有序发展。依据规划统筹协调，加强农业物质技术装备，健全农业产业体系，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国际竞争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
4、优化资源配置，做好生态环境的保护，构筑良好的发展环境，存进城乡社会、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实现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可操作性。
（三）产业布局结构（附：产业布局示意图）
根据规划，三河社区在未来5年内，产业空间布局将形成“两轴、两园、两基地”的结构。
两轴：指安仁至韩场的大（邑）新（津）路交通主轴线和安仁至蔡场镇的安蔡路园区干道，形成环状连通线，同时在大新主轴线上由西向东形成“一主两次”三个核心服务节点。
两园：指沿规划区交通轴线呈珠状分布的现代农业观光园、现代果蔬示范园。
两基地：指花卉苗木产业基地、特色果蔬产业基地。
（四）发展目标
到2015年，三河社区将大力发展农村旅游业，发展农家乐和现代农业示范园区5个，年总收入达到200万元；扩大果蔬种植面积，达到200亩，产量400吨；加大蘑菇种植面积，达到300亩，产量500吨。
三河社区种植业农产品发展目标表1（见附件）
三河社区旅游农业发展目标表2（见附件）
三、实施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考核督查
现代农业产业带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广、投入多，工作难度大。社区应成立现代农业产业带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推进现代农业产业带建设工作，决策、协调、指导解决重大问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全社区现代农业产业带建设的组织领导工作。
（二）制定和落实有关优惠政策、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抓紧落实各项投资农业的优惠政策，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在土地、税收、投资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扩大企业的投资决策权。树立环境也是生产力的观念，优化投资环境，进一步改善外商投资农业的软硬环境，促成更多项目的落地生根，逐步形成富有竞争力的投资环境和富有生机活力的项目带动机制。同时，要加强与外地的经济往来与合作，主动接受经济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经济辐射，增进经贸互补，为他们创造富有竞争力的投资环境，调动一切对发展有益的因素，加快对传统农业的改造，提高农产品的生产、加工、贮藏、保鲜、包装技术水平，扩大发展空间。加大农业产业化政策扶持力度，积极扶持农业龙头企业，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三）严格农业全程监控，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
现代人们对农产品的质量安全要求越来越高。生产者首先时刻要牢记重金属和农药残留等有害物质对产品质量安全产生严重影响，必须大力实施无公害生产，将无公害生产技术贯穿到每一个生产环节；切实落实质量安全监管责任，严格农业生产全部过程中的质量安全监控工作，保障从土地到餐桌全过程的产品安全。
（四）实施品牌化战略
以龙头企业特别是国家级和省级龙头企业为主体，培育、提升农产品品牌，引导土地、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向品牌农产品优化配置。支持和鼓励企业争创“中国品牌”、“四川品牌”、“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中国驰名商标”和“四川省著名商标”，积极创建国家、省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和农产品出口标准示范基地、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基地，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品牌优势，全面提升农产品竞争力。
（五）完善农田水利基本设施
关键词：新农村,空间,传承,发展
1 项目背景:农民集中居住社区的发展
在新农村建设中，集中居住社区的建设是农村土地集约化使用的重要手段，是农村空间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实现途径。江苏省徐州市2006年下发了《关于推进农民集中居住点建设的实施意见》，提出了建设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措施。在集中居住点的建设实践中，江苏省探索出来的集中居住方式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新建农民集中居住区，第二类是就地建设农民集中居住点，第三类是中心村建设、农村居住示范点的方式。徐州机场搬迁安置房项目属于第一类新建农民集中居住区的建设，是徐州市新农村的重点建设项目。项目地处江苏省徐州市黄集镇，地块以西0.5 km为黄集镇核心区，即黄集镇政府、派出所、邮局、中小学及孙凤鸣纪念碑所在地，基础设施和服务配套设施比较齐全，和城市的关系十分密切。
2 前期研究:村落空间和文化的传统延续
居住形式是居住者行为的空间载体，而居住者行为又是其文化的直接反映，农民集中居住区，意味着原始的居住空间的完全解体和新空间的全新建设。但是，物质形态的解体并不意味着心理认同感的崩溃，住居形态的变化仍然不能阻止传统习惯的延伸。人们会试图从新的构建形式中寻找熟悉的、认同感强烈的场景，因此，传统村落空间的传承在农民集中居住区的规划设计中必须得到充分的重视。
新建的农民集中居住社区，由于建设上是由政府统一建设，各类基础设施都比较完善，因此，和城市居住区有着比较相近的建设条件。在以往的建设实践中，该类社区的建设规划对基础建设、房屋亮化等方面投入了较多的精力，也取得了较大的成果;然而，规划设计手法上往往沿袭了城市居住小区的规划布局，忽略了对使用者行为模式的传承性的考量，对村落空间形式和文化的延续研究不足，割裂了二者的关系，使得“新农村”突变成为“新城市”。
为了避免跳跃性的空间巨变与使用者行为模式的传承性和文化的延续性的矛盾，在徐州机场搬迁安置房项目前期研究中，首先对所谓“新农村”所反映的文化、行为模式———包括背后的欲望、动机和感情进行了解，整理出目前农民集中居住区建设中的不足;同时，我们试图从村落空间和农村文化的层面进行分析，梳理出形式沿袭与文化传承的脉络，抛弃传统，同质化简单复制的建设模式。实现有特色的农民集中居住社区的设计。
3 规划思考:物质空间和非物质因素的特点
1)徐州地区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研究。村落形态南北差异较大，苏南、苏中地区村落形式灵活，结合地形以团聚式、条带式、街道式等为主，空间层次丰富，村落景观多样;苏北地区布局形式较为单一，格网式布局占主导，空间均质，与苏北坦荡的平原景观相对应。此种规划布局在形式上颇为规整，平面形态上接近于方形。此外，苏北地区的建筑群落十分注重朝向，整体上多呈正南北布置，部分群落因地形原因而朝向略有变化，但也保持了群落整体朝向的一致性。徐州地处苏北地区，苏北大部分地区为低洼区和黄泛区，农村建筑风格属于苏南向北方过渡型，既有江南文化的渗透，亦有北方建筑特有的厚重，南北交融是其一大特色。徐州古民居作为中国古民居的分子之一，除具有中国古民居的一些共性外，还具有自己独特的地域特色，尤其是南北兼融的建筑风格，显示了徐州作为我国南北交汇地产生的文化交融与共生。徐州农村住宅单元形式单一，由正南北朝向的住屋与若干辅助用房组成，绝大多数都有院落，由围墙围合。农家院居住单元多是对外完整的矩形空间，但是没有苏南高大的院墙，多是低矮的围墙，因此，主体建筑与庭院分界明显。从外部看，是庭院低矮舒展的横向线条与主体建筑竖向线条的结合，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
2)传统村落空间的文化特性。首先，农村的交往空间和城市的交往空间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传统村落的形成往往依赖于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关系社会，居住者之间较为熟悉，交往也较为频密，交往空间多在村落中比较宽敞或是交通比较便利的地方，如村口、巷口等，空间序列从大到小，丰富有序、尺度和距离感拿捏恰到好处、功能空间灵活多变，给居民以强烈的安全感和归属感。而农民集中居住点的规划设计中，村落交往空间的缺失使得农村传统的交往在新建社区中无法实现。类城市居住区的规划布局，往往流连于整齐的规划图形，中心大广场的布置格局，忽略了农村交往的随意性，交往行为被人为中断。
村落的构成也在与时俱进地发展，重要的变化就是人口结构的改变。随着打工人群的增加，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的活动在日常的农村生活中占了绝对多数位置。农民集中居住社区的规划设计必须以人为本，充分考虑到这部分人群的服务设施和公共空间。此外，村落的人居活动也有着与城市截然不同的特点，其中宗族和节事活动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村落多以宗族关系为核心，宗族文化是传统村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红白喜事等节事的举办空间是村落空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出于对村落传统的重视，农民集中居住社区的设计中也应该对该类空间进行考虑，才能延续村落的特性，有助于村落空间的改良和发展。
传统农村住宅因周围有农田而没有集中设置绿地，村落以居住为主要功能，缺乏居住所需要的公共绿化空间，尤其是缺乏组团间的中小型公共绿地空间。现在，由于城市近郊的农村多实行土地集中化，这造成了农村的居住用地与农业用地相分离，这时设置集中绿地就是十分必要的了，以便为当地居民提供良好的绿化景观环境。同时，组团间和组团内的绿化空间的设计应力求自然化，高渗透性，从而还原村落的原始景观特点，真正体现新农村的新空间。
4 设计概念:空间重塑与文化传承
新农村建设的内涵是建设新的农村生活方式，而从现代规划设计角度结合传统文化为村民提供新型的邻里空间，文娱空间，宗族活动空间，尽可能避免单一复制模式，完善配套设施，考虑足够的自由发展空间才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探索。
1)交往空间的营造。充分考量了传统交往空间的特点，从小组团到大社区，规划了层层递进的交往空间布局，同时，改进空间的环境质量，力图不仅从空间上还原交往传统，而且提升交往的质量，满足交往行为的发展需求。
2)服务空间的延伸。设计需要从使用者的角度出发，不仅顾及了传统的农村生活与习俗，而且考虑了服务空间的延伸，以满足村民多样性需求。首先，设计借鉴传统村落形态中以宗祠为中心的布局形式，将公共服务中心作为村落的核心空间进行布局，住宅围绕其呈组团化布置。在生活服务空间方面，建筑考虑提供文体娱乐场所、卫生保健室、社区会议室、老年人活动室及幼儿园等，并设置日用消费品超市、农业生产资料和农贸市场等，并将该类空间与住宅紧密结合，形成村落所特有的街巷式的服务网络。
3)村落景观的渗透。景观空间设计方法采用嵌入式的绿色生态空间，穿插在组团之间，以丰富的植物种植层次体现村庄特点。在绿化设计中，以中心景观绿化、带状绿化和点状绿化，点缀在公共服务空间、成组住宅间和小型的交往空间中，塑造多层次、立体化的绿化空间，还原农村原始的居住氛围，在环境上延续村落空间的建筑意象，从而保持和推动农村生活方式的转化。
4)地域文化的反映。新民居的改造与建设中，保存并很好体现出来的传统民居特色及其文化内涵也能够成为传承村落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地受汉文化影响深远，主要表现在建筑的风格上:建筑粗中有细、疏密结合，简单不失大气，粗犷不失优雅。设计中采用了多层次的围合性布置，充分考虑了户户间的交往，组团和组团间的交往，同时也有利于形成丰富的建筑空间。
5 结语
理想村落空间的规划设计有别于传统村落的各个方面，但是最核心的文化部分，甚至是某些文化符号的抽象再生都会对现代新农村的规划特点和形态特点产生正面的影响。因此，设计中深刻理解新农村建设的内涵，紧紧围绕着“村落空间”这个命题，深入研究了传统村落空间的布局，同时从文化层面上解读和设计村落空间，注重农村实际、融入传统村落的精髓，赋予文化内涵规划的设计方式才是适合现代农村生活模式的新农村建设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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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农村；建设；社区规划；问题；对策
一、农村社区规划面临的问题
（一）社区规划经费短缺
鉴于农村社区规划问题对于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本文笔者将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就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村社区规划问题进行探讨，以供各界人士商榷，现总结报告如下：
受历史原因、国家政策、人口素质、地理环境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普遍较低，农民的收入来源有很大的局限性。农民较低的经济收入使他们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去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学校、医院、道路等公共设施建设严重不足，这就加大了社区规划工作的难度。此外，社区规划的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资金的支持，但是政府支持经费的投放往往是有重点的，这并不能从根本上完全解决农村在社区规划过程中所面临的基础设施缺乏、公共服务能力低等诸多实质性问题。
（二）社区隶属关系不明
在实际工作中，社区规划建设不能得到相关政府部门人员的充分重视，这就造成社区在规划过程中，不能完全进行自主建设，进而导致权利与义务之间出现严重的不对等现象。一些政府职能部门往往把社区看作是办事员，在随意向社区发号施令的同时，又会把部门内一些费力而不讨好的工作任务强加给社区，比如：收卫生费、村容管理费、普查登记、数据统计等繁琐而复杂的工作，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社区工作的压力和负担。此外，一些社区规划领导人，一味追求政绩，建设“面子工程”，这就导致社区建设的目的和实效无法得到真正落实，从而使社区服务于民众的职能大为减弱，继而严重阻碍了社区规划建设的顺利进程。
（三）村民自治意识淡薄
农村社区规划的顺利推进离不开广大村民的广泛参与，但是在工作实践中，村民往往受自身素质以及传统思想等因素的影响，自治意识相当淡薄，其主要表现为：首先，一些村民对社区规划工作认识不到位，不能積极主动的参与社区规划建设，特别是一些服务性工作，大多村民认为既要工作又没有劳动报酬，所以这就导致社区规划的质量和水平大为下降。其次，基层领导对农村社区的规划也没有足够的重视，而且农村的新社区建设对于土地和资金有着很高的需求，在基层领导者眼里，集体出资来建设农村社区显然不是件好事，因为他们认为大量集体用地投资建设只会对集体经济的发展造成阻碍，因而基层管理者多数是不愿意做这类组织建设的工作。
无论是基层领导者还是当地村民都更乐于安于现状，对于社区建设的未来发展趋势认识不清晰，进而对组织建设上犹豫不决，所以激发农民的积极性，对于新农村的建设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要让农民认识到新农村建设的各项优点，自主投入到建设规划的积极支持中来。
（四）社区独特性不够显著
搞好社区规划是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之一，重点就是要呈现出农村具体的现代化进程以及农民生活环境的改善。但是，在具体的农村社区规划中，大多是抄袭城市建设模式，照搬城市居民楼模式，在农村的农田里四处矗立着高楼大厦，而对于农民来说，其本身是有着自己的生活习惯的，这样的规划也在很多方面与农民长期以来所习惯的生产方式不协调，影响村民的社区入住率。如果只是千篇一律的照搬城市模式，对于农村来说，不仅磨灭了其原有的历史特色，还给农民的心理造成了不可消除的创伤，使其配合度降低，阻碍社区规划的有效实施。
二、改善社区规划应注意的两点要求
（一）明确目标
在目前的农村社区规划中多数是凭感觉走，比较随意，目标不够明确，没有统一的标准，使得农村社区的整体功能得不到有效发挥起不到该有的作用。因而，要在建设过程中，积极总结经验，对一个较大范围内的农村社区建设制定一个具体的统一的社区规划方案，明确搞好社区建设的积极意义，社区建设过程中应当遵守的原则和管理方式，，对社区建设的目标内容等加以整顿和规范，同时还要积极指导社区建设。最后在理论方案以及社区建设的具体实施步骤出台后，要加强其执行力度，使建设实践切实落实到建设中去。
（二）健全社区领导机制
农村社区规划是否得当关系到新农村建设是否能够顺利进行，而社区建设不仅是农村发展中的基础工程，更是一项系统工程，因而必须建立与之对应的组织领导以及能够及时决策实施的具体机制以保障各项工作能够顺利推进。要成立统一行之有效的农村社区建设所需要的领导机构，与更大范围内的农村建设中相应的领导机构进行工作以及职能上的积极有效对接。并且将各部门的在农村社区建设中的工作业绩直接纳入到部门绩效考核中去，严格责任制，规范相关的责任追究机制。最后，各阶层领导要密切联系农村社区、企事业单位，及时反馈城市社区建设的有益经验，共同规划农村社区的未来。
三、结语
农村社区规划还存在着很多问题，而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必须注重社区成员对于社区的认同感的加强，只有社区成员社区有了认同感才会感到幸福，继而才会有归属感，只要满足了这三个要求，必定能够很好地调动农民参与到农村社区的规划和建设中来，才能彻底改变以往农村那种零散经营的状况，把农民从生活上集中起来，逐渐形成经济上的规模经营，推动新农村建设的加速进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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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对多年新农村规划实践的省思,借鉴台湾地区“社区营造”理念及行动方法,在海沧区新一轮美丽乡村(社区)共同缔造规划建设中,尝试采用“开放式沟通、多方参与式、弹性动态维护”的规划模式,希望在工作模式、技术方法、规划内容等方面都能够实现一些突破。
1 厦门市海沧区新农村建设历程
1.1 第一代:“金包银”改造工程全面展开新农村建设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厦门市委、市政府决定“十一五”期间,在加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全力推进旧村改造和新村建设,并创造性的提出了村庄“金包银”规划策略。
2006 年,海沧区为了适应新时期工业化发展和新农村建设要求,结合工业区的建设,全面展开新农村建设,即所谓的“金包银”改造工程,包括霞阳村、新垵村等。
“金包银”改造工程是为了解决工业化进程中被征地农民生产生活出路问题而推出的一项惠民工程。“金包银”模式,主要是指政府在征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工业区时,预留发展用地,在村庄的外围进行统一规划、建设“底层店面上部公寓”的外口公寓(即“金边”建设),既给工业区提供了配套服务设施,又保障了村民的经济来源。与此同时,按照“路通、水畅、污治、有序”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标准,同步对旧村内部进行规范化配套改造(即“银里”改造),使村庄内部环境全面改善,就地实现城镇化(见图1、图2)。
1.2 第二代:“环境整治”规划全面提升全区的村庄居住环境
随着厦门市新一轮大开发、大建设的不断推进,改变村容村貌、改善农民居住条件和环境,已成为一项重要且紧迫的任务。
2009 年海沧区为了改善村容村貌、完善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全面提高农村人居环境和生活品质,大力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包括山边村、莲花村等18 个村庄(见图3、图4)。
“环境整治”是为了解决村庄快速城市化过程中,村庄环境恶化,不能适应城市发展的要求,而进行的一种低成本的城市化改造模式,即短期内,在尽可能减少拆迁量、避免发生纠纷的前提下,增加必要的市政基础设施,拓宽村庄道路,整治村庄环境卫生,改善村容村貌,提高村民生活环境的品质。
1.3 第三代:“美丽乡村(社区)共同缔造”着重落实美丽厦门战略目标
厦门市按照“美丽厦门”战略规划总体部署和“五位一体”要求,以《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指导意见》为指引,以改善乡村人居环境和生态环境为重点,努力建设一批宜居、宜业、宜游美丽乡村。
2013 年,海沧区根据“美丽厦门· 共同缔造”总体要求和“美丽厦门·健康生态新海沧”总体布局,以“美好环境”为基础,以“惠民利民”为切入,以“同筑共治”为核心,以“网络化·微自治”为支撑,以项目带动为抓手,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纵横交互”的社会管理体系和“共谋、共建、共管、共享”的社会价值体系,缔造一批政府引领、村居自治、群众参与、统筹协调的典范农村试点,包括西山社、院前社等。
“美丽乡村(社区)共同缔造”是以“生态乡村、富裕乡村、文明乡村、和谐乡村”为主题,以提升群众生活品质为核心,鼓励多方参与、共同缔造,并注重村庄的可持续发展。
2 从“金包银”改造工程到“美丽乡村(社区)共同缔造”的省思
2006 年以来,厦门市海沧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依然存在很多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重财政“输血”式的规划方式,造成村庄的不可持续发展。
(2)重村庄环境的改善和基础设施的改造,对村民的社会生活习惯和文化风俗缺乏关注,致使村庄原有的传统文化和邻里交往活动遭受破坏。
(3)重政策、重示范村,尚未建立起村庄规划与建设管理的良性循环。
(4)重“自上而下”推进,轻“自下而上”反馈,未充分的调动村民参与的积极性。
此外,传统村庄规划是一种终极蓝图式的静止规划,弹性不足,造成了很多“随便画画,墙上挂挂”难以落实的规划。
2013 年,厦门市海沧区在美丽乡村(社区)规划中,针对以往新农村规划的不足,从社区营造的理念提出了新的规划工作方式和工作内容,希望跳出传统村庄规划思路,进一步研究新农村社区规划方法创新。
3“社区营造”理念的诠释与规划借鉴意义
“社区营造”指的是台湾地区在快速城镇化的进程中,为解决乡村人口流失、文化衰败、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而提出的发展策略,主张居民主导及参与,旨在保护地区传统文化和改善地方环境。
台湾地区的“社区营造”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社区发展阶段,可追溯到1960 年代,是采用自上而下的途径,政府直接选定实验或示范社区给予经费来推动,虽有看到立即的成果,但却无法凝聚居民的共识(吴英明, 曾英敏,梁馨云,殷婉茹,2008)。
第二阶段,社区营造阶段,20 世纪90年代,社区营造正式提出与实施,逐步转型为强调社区居民自下而上的自主规划和参与过程,特别注重以公共参与的方式形成政府、非营利组织和社区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合作伙伴关系,建立公私协力的营造机制(丁康乐,黄丽玲,郑卫,2013)。
社区营造内容包括了“人、文、地、景、产”5 个方面。“人”关注的是社区的居民,包括共同需求的满足、人际关系的经营,以及生活福祉的创造等。“文”关注的是社区的历史文化,包括历史文化的传承、社区文化活动的经营等。“地”关注的是社区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植物生态等,包括对其地理特色的维护与发扬,以及在地特质的强调。“产”关注的是社区的经济活动,包括在地产品的创发与行销,以及在地经济活动的集体推展等。“景”关注的是社区景观,包括独特景观之创造、生活环境之永续经营等(见图5)。
社区营造虽然并不是规划专业领域的概念,但却对新农村社区规划模式的突破与创新有着重要的参考与借鉴意义。
(1)社区营造概念的提出是对“自上而下”的反思和对“自下而上”的支持,同样新农村社区的规划建设,应从自上而下的资源分配向自下而上的资源竞争转型。
(2)社区营造主张居民主导及参与,同样,新农村社区的规划建设不仅应包括改善居民(村民)的生活居住环境,更应包括培育居民(村民)的自主自治意识,从而增强其居民(村民)认同感、自豪感、归属感,形成生活共同体。
(3)社区营造以保护乡村本土价值、挖掘乡村在地精神、实现乡村永续发展为核心。同样,新农村社区的规划建设,要在强调功能性的同时注重乡村文化特色的保护与彰显,在尊重原有空间格局的基础上进行精心设计,着力探寻传统和现代的有机融合,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4)社区营造以“人、文、地、景、产”等5 个方面为主要内容,同样,新农村社区的规划建设,在调研过程中,也应当紧扣村庄的本地特色,从乡村社区的人、文、地、产、景等资源进行深入调查,符合社区需求。
(5)社区营造的重点不在结果而是过程,同样,新农村社区的规划建设作为乡村地区一项长期性与系统性的工作,不仅要营造物质性环境,也要营造社会性环境;既需要政府部门的持续投入,更需要在地组织的长期营造。
(6)社区营造中实施的工作方法和行动计划对于新农村社区的规划方法也具有重要的启迪,值得充分的学习与吸纳。
因此,本轮美丽乡村(社区)规划在编制和实施过程中充分借鉴了社区营造理念,将社区营造的核心思想融入规划的各个环节,力图在规划工作目标、工作模式、工作内容及实践方法等方面实践、运用社区营造的相关理念,从而实现新农村社区规划方法的创新。
4 规划实践、运用及创新
4.1 新农村社区规划的案例
其一是厦门市海沧区寨后村西山社。西山社区属于寨后村一自然村, 位于厦门市的西部,海沧区的北部, 与天竺山森林公园相邻,面积约为4.5 公顷,总人口为409 人。该村属远郊村,城镇化带来了认同感消失、公共空间遭侵占、环境恶化等问题。规划中,提倡采用“社区营造”的方式,使村民、企业、政府等人员共同参与进来,各自贡献力量,通过这种方式不仅能够逐步培育基层乡村的参与能力,而且能够在过程中构建起新的社区信任感与认同感,促进村庄社区更好的持续发展下去(见图6)。
其二是厦门市海沧区院前社。院前社属于囷瑶村一自然村, 位于厦门市的西部,海沧区的南部, 与慈济东宫和蔡尖尾山相邻,面积约为18.1 公顷, 人口为620 人。该村地处城市边缘区,劳动人口大量流失。村内青年自谋出路,建立农村合作社,与规划师共同努力,发展城市菜地产业,逐渐带动经济。此外,村民还将传统面线工艺变为旅游产品,促进发展旅游活动。规划以乡村“可持续发展”为第一要义,摆脱传统的“输血”模式,从保护乡村本土价值、挖掘符合地方需求的产业发展动力入手、探索村庄“自造血”发展模式,实现乡村永续发展(见图7)。
4.2 社区营造理念的运用及规划创新
传统规划被理解成为一项“专业性较强的技术工作”,是精英导向的建设蓝图, 缺乏有效沟通,难以真正反应村庄的发展诉求。本次实践从社区营造的理念提出了新的规划工作方式和工作内容,力求探索一种全新的农村社区规划方法。
4.2.1 采用驻地模式,实地深入摸底
社区营造最基本且最坚守的一项规划理念便是“在地行动”。这一理念要求各方团体联合社区居民,身体力行地“进入”社区,“阅读”社区。规划充分借鉴了社区营造理念,改变原有办公室作业的工作方式,采用“驻地工作”模式,将工作场所直接搬入村庄,与街道办、企业、村民等多方利益主体一起共同搭建了以协商为目的的“社区工作坊”(见图8)。
这种工作模式,一方面可以将很多规划工作分解到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相结合的工作场景中。例如一边现场踏勘,一边在地绘图,挨家挨户进行入户问卷调研,与村民一道泡茶聊天,挖掘村庄历史记忆、村庄习俗、村庄故事、村庄人物、村庄美食、节日庆典、民间传说、文化活动等有价值的线索,寻找规划切入点。另一方面,经过一段时间与村民同吃、同住、同生活,直接体验村庄设施,能够更真切的、深入的了解社区需求。此外,通过联合村委会不定期的召开座谈会,阐明规划意图,收集村民意见,形成良性互动,让村民参与决策与营造。
4.2.2 转换规划师角色,形成良好沟通
社区营造主张的是一种沟通式规划,即把规划当作一种多方沟通及协商的过程。为了达到良好的沟通参与性和有效性,要求规划师既是“提问者”、也是“催化剂”,提出问题,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分析复杂问题,促使公众产生良性互动效应。因此,规划师不再仅仅扮演高处不胜寒的技术专家角色,开始趋向多元化,主要有协调者、引导者、媒介者、协作者、促成者、教育家、社会家、改革家等(见图9)。
本次实践中,规划师具有多重身份:引导村民参与规划、表达诉求的引导者,整理需求、挖掘资源、分析研究、制订方案的规划者,联系政府与村民、协调多方利益的协调者,解决村庄发展问题的社会家等。
4.2.3 鼓励公众参与,注重实施落实
本次规划借鉴了“社区营造”的方式,引导乡村社区参与规划全过程,给予村庄各方利益群体知情、决策、参与和监督权,使之在共同建设的过程中,增强社区的认同感与凝聚力,促进村庄社区更好的持续发展。
实践中,为了更好的让村民参与到本次规划中来,规划前期,通过登门访谈、问卷填写、座谈会、村民大会决议、投票表决、规划知识普及等方式,鼓励村民就村庄规划发表自己的看法;规划初步成果完成后,利用农村文化馆、村务公开栏、墙报板报等场所、设施进行了规划公示和意见征求,为了让村民更好的了解规划目标及内容,规划展板采用最为平实、质朴、生活化的语言,在村庄公共活动场所展示。同时联合村两委召开村民大会,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村民详细介绍规划内容,收集村民意见,进行进一步的规划修改完善。规划实施的过程中,采用“美好环境共同缔造”的模式,让村民、政府、企业等人员共同参与进来,各自贡献力量(见图10、图11)。
新农村社区规划是一项更加注重实施的规划,要“有针对性、能落地”。本次规划以项目和行动为主要突破口,在规划实施部分提出了“项目库”与“项目策划书”双重内容。“项目库”是明确村庄未来不同时期发展可能需要改造的内容,并为政府及多元的社会投资主体提供参考;而“项目策划书”则是针对近期需要改造的若干项目分别提出的具体行动计划。
4.2.4 开展乡村规划师挂钩帮扶行动,实现对规划动态更新与维护
村庄规划是可变的、动态的规划,不可能通过一次规划完全实现,它更需要长期跟踪和技术咨询。为做好规划跟踪服务工作,适应城乡发展变化需要,本次规划创新性地开展“乡村规划师挂钩帮扶行动”,即由规划编制单位向乡村派出专业技术人员,在村庄规划实施过程中进行技术指导、利益协调,解决村庄发展面临的问题,并及时的与规划部门进行沟通反馈。如美丽西山社区规划编制完成后,项目组主动向西山社派出专业技术人员担任乡村责任规划师,要求其每周至少固定一个工作日在乡村办公,每月至少一次走访企业居民,每半年至少一次宣传课,并及时向规划部门反馈成果。
5 结语
当前,我国大陆乡村地区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美丽乡村的规划建设,而大部分的美丽乡村规划和建设出于对现代城市的简单模仿,轻视乡村文化和风貌特征,过分追求村容村貌统一,造成乡村文化特征和特色风貌逐渐消失,甚至出现“千村一面”的景象。反观,我国台湾乡村地区经过长期的社区营造,形成“政府诱导、市场助力、社会自发”的协调治理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俗话说“借他山之石以攻玉”,希望通过我们的转化借鉴,形成自己的新农村社区规划方法,让更多的村庄在发展中找到属于自身的价值,通过社区民众的共同努力规划建设自己的家园。
图9厦门市海沧区东屿村
摘要：本文通过对多年新农村规划实践的总结和省思,借鉴台湾地区“社区营造”理念及行动方法,以厦门市海沧区美丽乡村(社区)规划实践为例,积极探索新农村社区规划方法的创新,提出了“驻地工作深入沟通、挖掘村庄特色价值留住记忆、转换规划角色促进多方协商、引导公众参与实现共同缔造,开展规划师帮扶行动对规划进行动态维护”等村庄规划新思路。
近30 年来, 中国城镇化的步伐一直没有停息。新型城镇化是近年来国家经济社会的热点话题之一, 是“三化”协调发展的先导, 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则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宏观需求就是要促进社会精明增长, 解决资源效率低、文化缺失等问题。新型农村社区的规划建设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建设途径, 它是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政策产物, 其目的是在城乡一体化发展要求下, 加快缩小城乡差距, 在农村营造一种现代新型社会生活共同体。
2. 国内外农村社区的相关研究
国外对社区的相关理论研究比较成熟, 20 世纪30 年代后由于多学科引入社会学, 学界对农村社区的研究拓展到了政治学、经济学、犯罪学等方面。
我国社区建设起步较晚, 对农村社区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国外相关理论, 结合本国实际进行了一些探索。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农村社区的概念界定、发展重要性研究、管理研究、经验借鉴等方面 (表1) 。
综观已有研究, 现有的农村社区研究主要表现在其概念、特征、群体、发展模式、管理等方面, 研究内容指向性相对单一, 对农村社区从“空间实践—空间社会属性”的整体研究较少。
笔者引入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1, 立足其“空间—社会—历史”的三元辩证法, 认为新型农村社区空间生产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它应以人为出发点, 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要素对传统乡村空间进行重塑或改造, 使新的“空间”成为其产物, 并形成以“空间”为媒介的社会关系过程。
列斐伏尔认为, “空间—社会—历史”三元辩证法应包含三个核心范畴:一、空间实践, “指的就是空间性的生产, 它既是人类各种物质实践活动和行为本身, 又包括这种活动和行为的结果”;二、空间表征, 它与生产关系及其所影响的“秩序”紧密相连, 是占统治地位的空间, “是空间被剥离、设想、构建并作为压制和剥削的工具的时期”;三、表征空间, 是一种再现性的、包含日常生活积极因素的空间, 是“抽象空间之后的经过矛盾性空间过渡到的社会主义的差异性空间”。
在新型农村社区的空间生产中, 其“空间”也应赋予这三层含义:一、空间实践, 即社区物质环境空间规划形成过程及结果;二、空间表征, 即指导实践的概念模型, 偏向指政府的规划管控、开发商对空间改造的思维和方法以及居民对社区规划建设的意见反馈等;三、表征空间, 即“实践者—环境”之间复杂的社会关系, 它是对空间表征的超越, 这里的实践者着重指居民。笔者试图以“空间”三位一体的全局视角, 融入空间社会属性, 分别从空间实践、空间表征、表征空间三个维度, 对我国新型农村社区的规划建设、政策管理等方面提出优化措施。
3. 我国新型农村社区空间生产的实践探索及特征
随着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新型城镇化等政策的出台, 外部性因素对乡村空间的影响日益增强, 打破了乡村空间原有的自然状态。空间作为一种可增值的商品, 资本空间化加快了农村地区的发展, 我国新型农村社区的规划建设在现阶段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空间实践方面, 促使居民就业形式多样化;在空间表征方面, 促进土地集约、改善落后的农村风貌;在表征空间方面, 引导农民价值取向多元化。但是由于在这背后会涉及到多方利益主体权益、空间资源再分配等多方面复杂问题, 还存在诸多矛盾和不足。
3.1 空间实践——生产-生活-生态关系脱节
传统乡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状态形象表明了农民生产与生活的密切关系, 传统“大杂居、小聚居”的村落形态与自然环境完美契合, 生产—生活—生态关系和谐共处 (图1) 。新型农村社区的规划建设使原来的“散居”变为“聚居”, 伴随着资本积累, 空间生产蕴含着诸多矛盾, 空间实践直接或间接导致传统聚落空间的破坏。部分社区由于选址偏离城市或原有乡村, 无新型产业支撑, 农民依然从事农业生产, 新生空间与传统生产形式发生背离;此外, 新社区的建设范围往往只考虑到本身, 缺乏与周边生态环境的对接, 生态环境在一定程度上被割裂, 生产—生活—生态关系出现脱节。
3.2 空间表征——规划阶段不透明、政策制度及管理体系不完善
我国现有的各类规划均缺乏公众参与, 新型农村社区的规划阶段由于农民缺乏参与直接导致他们利益受损。空间在被当做生产工具的同时, 规划阶段不透明。
当前我国的新型农村社区规划建设一般都是由政府牵头组织, 规划居住用地一般采取土地出让的形式。据调查显示, 目前对于搞新型农村社区, 积极拥护的只占有1/3, 2/3 的人持观望或不赞成的态度。其中原因有:有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成效、强行征地、大拆大建, 土地流转收益分配不均, 拆迁补偿资金不到位等, 相关政策制度不完善, 管理失衡, 严重损害农民切身利益。
3.3 表征空间——传统社会网络解体、邻里陌生
列斐伏尔认为, 表征空间属于再现性、包含“空间真理”的空间, 它应该是和谐的、积极的空间。但是在新型农村社区规划建设中, 随着市场经济和多元文化的入侵, 人员流动变得愈加频繁, 资本空间化与空间资本化的加剧使传统“形散内聚”的村落空间逐步趋于瓦解。新型农村社区空间在政策导向下时刻传递着政府、开发商、农民三者的利益关系 (图2) , 各种利益趋势及人员的高度集聚, 社区的住宅往往效仿“城市”模式纵向拔高 (图3) , 传统“左邻右舍”的家庭关系被割裂, 社会网络逐渐被解体, 宗族邻里关系被削弱。据相关调查显示, 75% 的新型农村社区居民对邻里关系的需求非常强烈 (图4) 。
4. 新型农村社区空间生产的理性思考
新型农村社区空间生产应在不丧失传统空间多样性的前提下缩小城乡差距, 提升农村生活质量。它不仅是一个农村空间形态的演进过程, 更是一个涉及社会公平正义、空间资源再分配、关乎农民切身利益的社会问题。
因此, 立足于空间的三位一体视角, 对实体物质空间的规划设计, 合理选取指导规划设计的方法和管理措施, 协调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均显得尤为重要。笔者认为, 在借鉴国外社区成功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应重视“空间实体规划”与“空间社会属性”的同等地位, 以空间实践、空间表征、表征空间为主线制定相应策略, 优化新型农村社区空间的生产 ( 图5) 。
4.1 空间实践的优化策略
针对当前新型农村社区在空间实践中出现的生产—生活—生态关系脱节现象, 应着力寻求问题的本源, 理顺三者在资本空间化过程中的关系。在生产—生活关系方面可强化外力介入, 引入新型产业, 发挥政府效能, 倡导“业居一体”开发模式, 弥补传统乡村发展的不足;在生活—生态关系方面要弱化过渡的干预, 尽量使用空闲地、土壤低劣地进行开发建设, 规划建设不应就社区论社区, 应扩大规划边界, 涵盖周边环境, 扩大生态范围, 缓解因开发商的规划建设出现生态失衡;在生产—生态关系方面则要立足社区本身, 对应不同产业, 生态环境应承担“无污与之融合、有污将其隔离”的功能。简而言之, 对生产—生活—生态三者的关系要分而治之又不失整体性。
4.2 空间表征的优化策略
在规划方法上, 因从主体诉求出发, 以现状问题为导向, 针对问题制定相应的规划策略与方法, 避免资本空间的过于“标准化”而丧失“空间感知”的多样性。规划方法作为社区空间表征的“统治”工具, 空间规划结果的合理性与否不能仅仅以单纯的规划经验为评判标准, 应从多学科角度、以本地空间实践参与者——人的视角来综合权衡。
在制度政策方面, 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 加快土地流转, 倡导农业产业化发展。成立政府、开发商、农民规划协商平台, 政府提供优惠政策, 开发商组织建设实施, 农民全程参与监督和意见反馈, 保证规划与实施的透明。以县为单位, 倡导每个乡镇成立一个质检小组, 小组成员中应包含政府、开发商、农民三个角色, 不同乡镇的质检小组交叉对新型农村社区的规划建设过程进行监督检查, 发现问题及时向县规划管理部门报告, 并协同乡镇制定方案对问题进行修正。完善新型农村社区空间生产背后的利益协调机制, 政府出台相应的奖励制度鼓励开发商提供更多的公共空间, 对主动参与社区建设的农民给予一定的补偿, 弱化空间表征所表现出来的“统治性”特征, 增强农民对社区建设的反馈机制建设。
在社区建设管理方面, 对经济发展较好、居民素质较高的地区可先开启“非开发方式建设、社区适当自治”的试点, 弱化外部因素对社区空间生产的干预, 调整开发模式, 建立社区内部相对独立的管理机构, 以自下而上的管理主线, “增强农民主动参与农村社区管理的意识”, 引导社区空间的健康发展。
4.3 表征空间的优化策略
表征空间作为经过矛盾空间过渡后的差异化空间, 它应表现出日常生活的积极因素。传统村落是一个亲缘、地缘关系根深蒂固的熟人社会, 居民之间具有相同的归属感, 文化氛围浓厚。面对新型农村社区传统社会网络解体、邻里陌生等问题, 规划应体现和谐与包容性。在处理手法上, 可将一个居住单元看做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邻里, 利用多栋住宅及其附属空间进行区域围合, 模糊邻里边界;单元内部在满足消防前提下避开汽车干扰, 底层倡导院落布局, 加大对居住单元内部绿化的建设, 以人的尺度围合多个“阴角”空间, 居民交往空间整体应采取“大集中、小分散”的分布模式, 弥补空间同质化生产所带来的传统社会网络、邻里关系的迷失与消逝。
在河南省汝州市温泉镇温泉社区的规划中, 社区生活空间采用“大街小巷、前巷后院、双向邻里、四象中心”的处理手法上, 引入“坊里”概念, 将街、巷、居住单元紧密联系在一起, 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建筑拔高所导致的邻里空间呆板。 (图6、图7、图8)
5. 结语
我国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起步较晚, 需要改进和研究的方面还有很多, 当前社区空间生产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 亟需反思。土地政策、制度及管理模式的不完善, 农民对社区规划建设的参与度不足均为后期社区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重视新型农村社区空间的社会属性, 依托列斐伏尔“空间实践——空间表征——表征空间”三元辩证法, 立足于“空间”三位一体视角, 笔者提出了社区规划设计、政策制度、建设管理等方面的优化措施, 避免“空间”在资本运作过程中出现同质化。
摘要：面对当前我国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出现的社会公平正义的缺失、传统社会网络的解体、生产—生活—生态脱节等问题, 引入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 试图立足于三位一体的“空间”视角, 以空间实践、空间表征、表征空间三个维度为核心, 寻找相对应的策略方法, 对新型农村社区的空间生产提出相适应的改进及优化措施, 引导新型农村社区健康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