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名人专访（精选8篇）
北京杰杰音乐娱乐有限公司作为一家独立品牌已于95年就欣然毅力在中国唱片业界，是一家以出色的团队构架，丰富的行业资源，和出色的市场运作经验为主体，一直致力于发展原创音乐，发掘音乐人才，培养明星等辉煌的崛起在中国唱片业的前茅。公司还兼及演艺界,广告业等多元化唱片娱乐公司。许丹总经理还多次被邀请到国内众多电视台担任歌唱，模特，选秀等娱乐节目担当评委。还是国内著名经纪人，导演，曾经多次策划了许多文艺晚会，企业庆典等。
专访许丹：歌唱渗透在我血液里
一：初次见到许丹先生有一点莫名的激动，能和目前在国内家喻户晓，广受观众和媒体的爱戴的许丹先生近距离接触感到荣幸。当我走进北京杰杰音乐公司大门的时候豁然开朗，黑色的墙壁和外边耀眼的阳光映衬出艺术的感觉，提升了公司的档次。走到前台工作人员温文尔雅的把我领进到许总的办公室，一身低调的打扮：朱红色的眼镜，棕色的夹克衫，举止温和而友善，旁人都看不出来他就是杰杰音乐的老总。他告诉记者：“我是从小骨子里就刻着音乐的烙印，流淌着音乐的血液的音乐追梦人。”
他说小时候听见音乐或者看见音乐剧就像过年一样，从小就有着对音乐的追求，他说：“我曾经是一名有这10年舞台生涯的歌手，曾被《流行音乐》，《姑苏晚报》，《开封日报》。《人民公仆》等媒体先后介绍他的演唱生涯，已经小有名气，但我不满足于现状。” 1998年凭着自己对音乐的爱好对音乐的追求对音乐的理念毅然来到北京创办了“北京杰杰音乐娱乐有限公司”。公司以“给你最好的原创音乐”为宗旨，立足国内唱片业界。
二：坚持梦想，直到成功
“刚开始并不是很顺，像所有人创业之初那像，资金困难，没有好的歌手，没有演出项目等等”他说。“因为我这人就是凭着自己的执着，因为没有好的歌手我们认可不签，要签就点签个最好的，有潜力的。但是我始终相信人必胜天，正凭着真诚，认真，加油，一致的不断努力，才有了今天的发展，今天的规模”。正因为今天的辉煌，有掌声，有荣耀，但背后的付出是常人无法想象的。许丹说：“宣传一个歌手是很不容易的，要去全国各地宣传，在各地音乐台打榜，花费大量时间导演MTV，成功的背后固定有一个艰苦的过程。但等到休息好了，心态平和了，又想着下一步该怎么做，因为他为了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梦。因为“歌唱业渗透在我血液里”！
三：无私奉献，百善孝为先
他说：“平时他也会参加一些慈善晚会，去一些敬老院慰问那些军烈家属”。他说人是有情感，我们在工作之余也不要忘了老年人。他说09年应好友邀请参与了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九九重阳节敬老孝亲大型文艺晚会并担任本次晚会总导演，受到邀请后我放下了自己公司的工作全身心的投入在本次晚会中，因为我觉得“百善孝为先”我们就应该不记报酬为老年人干点实惠的，能奉献出一场精彩晚会让他们在茶余饭后享受天伦之乐。许丹以自己丰富的经验，敬业的精神成功的完成了此次晚会的编导工作。整台晚会以“敬老孝亲”为主题传承了中国人“敬老孝亲”的传统美德，晚会生动，活跃，赋予了现代社会发展于传统美德的精彩体现。给参加晚会的国家领导人和企业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国家领导人也给于本次晚会和许丹个人高度评价。此次晚会不仅弘扬了中国人“敬老孝亲”的传统美德更体现了在祖**亲六十华诞之际中华儿女对祖**亲的那份爱！
许中云(《美术观察》特约记者,以下简称许):随着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当代美术馆逐渐成为一个综合性的文化场所,但是公共性美术馆的文化责任集中体现在其教育功用上。对此,您如何理解?
陈湘波(深圳关山月美术馆馆长,以下简称陈):美国博物馆学的重要文献《新世纪的博物馆》(Museums for a New Century)中指出:“如果典藏品是博物馆的心脏,教育就是博物馆的灵魂。”作为艺术类博物馆的美术馆,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向公众开放的文化事业机构,它具备收藏、研究、展览、教育、交流、服务六大功能。以往,“艺术殿堂”型的美术馆过于推崇艺术作品的价值,成为只将艺术作品视为过去遗产予以收藏保存的“仓库”,使一般公众产生了疏离感。随着时代的发展,美术馆的教育、交流、服务功能越来越明晰。美术馆在当代已经被视为一种公共教育机构,世界各国都将美术馆的建设与营运视为国家总体发展的象征之一,作为启迪民智、提升公民文化素质的场所。
美术馆的教育功能指的就是公共教育,它与学校教育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美术馆公共教育的主要方向应是提高学习者的审美感受力,促进他们对艺术作品相关背景的了解,提升对艺术作品的理解力,引发他们的艺术创造冲动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艺术作品是美术馆与观众交流沟通的主要媒介,是引导学习者体验视觉经验的关键。美术馆营造的是自由开放的情境,教育对象包括了学龄儿童、成人甚至专家。在美术馆,学习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进行自主性的学习。而承担美术馆教育功能的人员也与学校的教师不同,他们并不直接教授学习者,而是通过制作适合学习者多样化的兴趣和爱好的教育氛围,并给自主学习者以帮助。因此,美术馆的公共教育准确地说,应该是由学习者自主掌控的学习方式,也更符合以人为本的要求,并且往往与终身教育相关联。
许:关山月美术馆在文化普及和艺术公共教育上有哪些具有特色的活动?
陈:对此我们主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用丰富多样的展览吸引观众走进美术馆,通过提供导览、艺术讲座、临摹制作等引导性服务进行“公共教育”,引导观众自主学习;另一方面,我们也通过“进校园”与“进社区”两个系列的展览将馆藏作品直接送进校园和社区,或是针对特定观众群体开展艺术欣赏与艺术制作活动。另外,我馆从2005年起,还有“四方沙龙”常设性公益系列艺术讲座,在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六下午为市民提供公共艺术教育服务。同时,我们的文化义工培训本身就是一种公共教育,而且规模不小(目前我馆的义工达到三百多人),而接受过培训的义工又去服务观众,因此文化义工培训已成为我馆公共教育的重要风景线。
许:目前的公共教育活动的重点集中在哪些方面?其中哪种方式取得的效果比较好?
陈:目前我馆公共教育的重点放在建立一个“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公共教育体系。“请进来”就是包括与馆内展览相结合的“第二课堂”、“周末赏析团”以及义工培训等;“走出去”就是指包括“进校园”、“进社区”系列展览与讲座等。充分发挥文化义工的积极性,希望通过这一立体架构的形成,可以为不同阶层的市民提供不同水平的综合性服务。目前,每一个单一形式的公共教育活动都有不错的效果,而且以充分发挥文化义工作用的公共教育活动的效果最为理想。
许:如何从展示方式、展示空间、展示内容等方面进行整体性规划,从而让关山月美术馆真正成为市民享受文化权益和艺术资源的场所?
陈:在2008年至2009年美术馆的维修改造中,我们感到随着社会的发展,美术馆的功能也应发生变化。原来的关山月美术馆在学术研究和公共服务方面的空间和设施就显得严重不足了,这次改造,我们主要增加了公共服务和专业图书文献库等设施,比如,公共阅览室、无障碍通道、残疾人卫生间、哺乳间,以及各种必要的休闲设施。改造后的关山月美术馆不仅更加方便了各类人群,而且为实现将传统的“艺术殿堂”转换为“共享艺术空间”的要求提供了硬件支持,以便更好地实现美术馆的教育、交流、服务等功能。改造后的“亲民”空间,确实能够让市民以更舒适、更轻松、更自由的方式进行“美术馆学习”。
在展示内容方面,我们在策划展览时就考虑到各个层次市民的不同需求,在以高品位展览引导他们的同时,也提供多层次的展览,包括大师系列、本土系列、学术提名展系列等,突出研究主题的同时兼顾各类艺术作品,以满足不同层次“美术馆学习”的阶梯性需求。美术馆进行公共教育的特殊资源与沟通媒介就是“艺术品”,这也是美术馆与其他教育环境不同的关键所在。因此,我们在展示方式上的原则就是让它们以最贴近、最自然、最亲切的方式与观众见面。
许:关山月美术馆在公共教育方面与其他馆相比有哪些独特之处?今后会在公共教育方面有何新的计划和投入?
陈:我馆在公共教育方面最明显的特点就是“专业人员指导与监督,充分发挥文化义工的作用”。通过各种培训,文化义工不但成为美术馆的忠实粉丝,同时也成为美术馆与普通观众之间的桥梁。美术馆的公共教育人员非常重要,应具备各类技巧、拥有丰富的知识,但在实际操作中,这样的人员总是不够的。以我馆来说,全职的承担公共教育工作的人员只有一位,但是我馆处于深圳市中心位置,公共教育所面对的人群量非常大,因此,自我馆拥有义工开始,就让他们协助我馆专业人员进行公共教育。在义工服务的过程中,这支优秀的文化义工队伍逐渐成为了我馆公共教育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如今,我馆所有的公共教育活动都有文化义工的参与,我馆的公共教育品牌活动“第二课堂”、“周末赏析团”等还是以文化义工为主导的。
初见冯骥才，他比想象中还要高。
一米九多的大个子，笑眯眯的眼睛，冯骥才喜欢在吞云吐雾中沉默思考。
从1983年至今，冯骥才已经做了六届28年的全国政协委员，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最老的政协委员”，笑言生命中整整一年时间都用来开会。
最近这几年，冯骥才特别忙，很少老老实实在家呆着，要么到处开会抢麦克风发言、要么跑到乡野田间踏勘民间遗存。如今70岁的人了，还在为民间文化抢救与保护奔走着，成了名副其实的“泥腿子”、活动家。
身为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已经很少写小说了。闲暇时，他依旧会泼墨挥毫，却已很难集中精力。这位古稀老人的新目标是多介入公共事务，让文化的悲剧不再重演，使民间文化变得更有尊严。
面对本刊记者专访，围绕“旧村改造”、文化政绩、文化话语权等话题，冯骥才侃侃而谈。
“城市文化悲剧”向农村转移
京华周刊：您曾经说过，“旧城改造”造成过文化悲剧，曾经千姿百态的600多个城市变成同一张亮光光又浅薄的面孔。如今，“旧村改造”对一些古村落形成冲击，你如何评价？
冯骥才：旧村改造，是非常紧迫的问题。现在由旧城改造转移成旧村改造，城市的这种大规模的破坏，或者叫做城市的文化悲剧，正在向农村转移。
我觉得，这首先跟农村的城镇化、城市化过程有很大关系。第二，跟很多地方政府有关，他们需要用土地来作为GDP资源。第三，我觉得跟房地产开发有关，城市里基本没有空间了，于是开始向农村转移。
京华周刊：现在流行的说法是，旧村改造能改善农民居住条件。
冯骥才：首先得问，是人民改善条件，还是政府有了政绩？不要打上给人民改善条件的旗号。如果给人们改善的话，不仅是物质条件，还有文化条件。
人们世世代代居住那个村庄里边，他们有村庄里独特的文化，有自己的精神生活，有自己的生活习惯。你要随便改变的话，人们不见得全都接受。不能够将这些东西（改善条件）强加在人们身上，然后再说上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实际拿到的还是从农民手里获得土地，然后作为提升GDP的资源。
欧洲很多地方改善村庄居住条件，不见得是政府改善，而是老百姓自己。政府给农民改善的话，应该去帮助人们。
京华周刊：保护村落文化，有没有比较成功的例子？
冯骥才：我前年去过婺源（1949年由安徽省划归江西省），那里做得很好。婺源属于皖南文化，有灰瓦白墙的建筑，非常漂亮。所以当地政府跟当地人就出了一个主意，政府请了建筑师，完全按照徽派的风格设计五六种样式，还是灰顶白墙的建筑，但厨房和卫生间设计得都比较大，内部环境结构也有一些调整。然后让人们选择，如果你要建新房的话，可以自己选一种盖，城镇的整个气质发生了变化，这遵循了文化的脉络。
但一些地方政府做这些事情时没考虑过文化，我们城市的悲剧就在于政府没有考虑过这个城市的文化个性，没有考虑城市的历史文化遗存和脉络，所以才造成旧城改造这样的悲剧。
京华周刊：如何防止这种悲剧重演？
冯骥才：我们中国的地域多元、民族众多，另外文化板块也不一样，自然环境也不一样，有的是山村，有的是水乡。根据各个地区不同特点，应该选择一些历史遗存比较丰富的，也就是物质和非物质都比较丰富的一些经典村落，把它们确定下来后保护住，不要动它了。
文化保护必须要听专家意见，不是政府说了算，应该专家说了算。现在一些地方政府可以胡作非为，说白了是没有人对文化的损失负责。
文化不能“一把手”说了算
京华周刊：较之政府决策部门，专家在文化保护上的话语权确实不强。
冯骥才：跟我们现在的官场文化有很大关系，一把手说了算。比如有些县委书记说了算，那一任之间土地就听他的，他想在哪个地方盖什么就盖什么，这是一个很大问题。
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我上次去开会，遇到清华大学著名的古建筑专家陈志华老先生，谈到现在古村落大量消失，他在纸上写了两行字“为什么我们的眼里总是含着眼泪，因为我们对它们有深切的爱”，我看了以后特别感动。
聊天中，陈志华说了这样一件事。前不久，浙江一个地方请他去，县里的书记跟他吃饭，他就提出建议，这个地方的古村落应该怎么保护，这个地方不能随便动等等。他很有兴致地讲着讲着，那个书记忽然火了，冲他喊了一嗓子，“你放屁”。说完以后，怒不可遏起身拂袖而去，到门口气还没撒完，回过头又喊一声“你放屁”，然后走了。
这就是我们专家的地位。
京华周刊：您怎么看待这件事？
冯骥才：我觉得这实在是一个太大的悲哀，文化应该知识分子说了算，我想国家应该有这样一个机制。现在政府里边，主管文化的官员没有什么位置，文化领导是排在班子末位的，而且基本是无知少女，她们有的时候都不敢说。
说文化放在重要地位，你在一个班子里放在那么次要的位置，然后你把所有文化都产业化。好像只有产业好才有出路，只有文化变成了产业，能卖钱了，这文化才有价值，文化变得那么可悲的一个地步。
任何一个民族没有这样对待自己文化的，文化是非常有尊严的东西。
京华周刊：这些年，人们的文化观念已经发生变化。
冯骥才：是的。我们做了十几年文化遗产保护。我记得前几年崔永元找我做了一期节目，有刘心武，还有一个房地产商。说北京一个楼区改造时，有一个老房子是该拆还是不该拆，我们还在那儿争论这件事情。我当时提的很多观点别人不理解，现在已经变成了大家的共识，都认为我们的历史应该留下，因为历史不是给我们留下的，是给我们子孙万代留下的。
虽然已经有了共识了，但是到了官场就变成一个很微弱的东西，远远不如官场政绩重要。有两个观念是有问题的，一个是文化政绩观，另一个是文化产业观。
文化是精细的，不是强大的
京华周刊：当下，文化产业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您如何看待一些地方热衷的大建文化场馆、大搞文化演出活动？
冯骥才：我觉得这是文化浪费，是文化铺张。为什么呢？还是一个文化政绩观造成的，因为文化政绩就需要别人看见，所以要把它做大做强，我认为做大做强是一个很荒谬的概念。现在一些地方不懂得文化是什么。文化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没有成果验收，怎么办？只有建场馆，建一个还觉得不够做大，结果越做越大。场馆做完以后，里面展览什么东西，演出什么东西他不管。
比如我搞亚运会开幕式到底花多少钱，值得吗？亚运会完了以后到底给人们留下多深刻的印象，真正走入人们心里的东西到底有多少？
京华周刊：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文化？
冯骥才：文化是需要做精做细的，文化是润物细无声的，你说在我们心灵里最深的文化是强大的文化，还是精细的文化？比如说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如果你在外地住在晚上没开灯的旅馆，有月光进来，你马上想起李白的诗，就二十个字。二十个字给你如此深刻乡土的、故乡的感情，深入了中国人的血液里，这才是文化的本身。文化是精细的，不是强大的。所以，文化做大一定要做文化节，一定要放烟花、放鸽子，一定要花几百万、上千万搞一个开幕式。这根本不是文化的事情，所有文化节都是政府节。
我再举几个例子。比如罗马的歌剧，是罗马歌剧院体现了罗马的文化形象，还是罗马那些非常经典的歌剧和伟大歌唱家？再比如维也纳的音乐，是维也纳金色大厅体现出来的，还是斯特劳斯、莫扎特和卡拉扬体现的？一定是这些艺术本身，而不是场馆体现出来的。五四运动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好的剧院，但是我们产生了多少艺术家、作家、音乐家？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文化的高峰，那时候我们社会贫穷，政府根本不可能支持，我觉得政府应该引导艺术家在精神领域里做工作。
京华周刊：文化做精做细，也能抵御文化低俗化倾向。
冯骥才：是的。文化对群众还有一个引导作用，不能你喜欢什么我就给你什么。
我记得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有一个相声团下乡演出，同时在当地换一点钱，因为要养活自己。他们到村里跟村民谈，你们村想看点什么节目，村民说“比基尼”。他们想了半天，才明白了是什么，说相声都是男的，想了半天有一个报幕员，说这事只有你来干了。那时候还不兴这套呢，那女的不愿意干，大伙说你就救救哥几个，回去路费都没有了，于是在布店买二尺布就做了比基尼。所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文化产业也有文化引导的责任。
米 欣
2012-9-24 9:44:58来源：中广军事
中广网郑州9月23日消息 皮肤黝黑略泛微红，脸如刀雕五官分明，举手投足间闪烁出坚毅俊朗，一股浓郁的雪域高原气息萦回环绕。在清一色的迷彩队伍中，他们格外惹眼。
他们便是刚刚踏入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的10名藏族新学员。然而从千丈高原集结中原平地，从高中校园挺进大学象牙塔，从藏民子女嬗变为共和国军人，他们能否适应骤然紧张的军校生活，他们将如何成长蜕变，他们又如何坚持信仰、冲击梦想？带着这些备受关注的种种疑问，笔者走进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新训旅，采访了来自西藏那曲地区的藏族90后学员代表——阿旺土登。
笔者：首先感谢你在紧张的新训中抽出时间，作为藏族学员代表接受我们的采访。能不能跟我们谈一下，考上军校后，你的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阿旺土登：因为我的家乡位于藏北高原的那曲地区，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被认为是西藏气候条件最恶劣的地区之一。那里有的孩子上学都有困难，所以我能考上军校真的很幸运！不但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而且还为家里减轻了负担，父老乡亲们都为我感到骄傲。来到郑州后，我第一次见到这么高的大楼，繁华的街道；走进信大后，第一次感受到了军营的庄严威武，我感觉很振奋、很开心，像是在做梦一样。
笔者：进入新的环境难免需要去适应，你对新的军校生活感觉如何？
阿旺土登：可以说，和之前的生活相比，变化很大。像以前初中、高中时的军训只是简单地锻炼锻炼。现在，基本上从早到晚，所有的时间都有规定，包括队列训练、体能训练、战术训练等等，强度和压力比较大。但各级领导都很关心我们，经常嘘寒问暖，找我们谈心，问有没有什么不适应的地方，心里的“疙瘩”可以及时跟他们交流；身体上不舒服的可以及时到医院检查。经过这些天，我觉得自己已经完完全全融入到了这个集体。现在要做的是，坚持全神贯注完成好每一件事情。
笔者：这些天忙碌紧张的军校生活，你应该有不少收获吧?跟我们大家分享分享吧。
阿旺土登：我觉得我的收获首先是遇到了一个好班长和一群好战友，我平时不爱说话，但他们都会主动地和我交流，对我很照顾。还有，以前好多妈妈帮我做的事情，比如洗衣服、缝衣服不喜欢干的活，现在都学会了。我相信经过在军校的锻炼，将来会学会更多东西，我希望能够改变自己以前的内向性格，能够变得更加活泼开朗，更加勇敢、坚强和成熟。
笔者：作为一名90后藏族军校学员，你觉得有什么特殊意义，又该如何履行军人使命、实现自我价值？
阿旺土登：作为一名藏族学员，我为我的民族骄傲，我为自己感到骄傲。首先，我会在平常的生活中让更多的同学去了解西藏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其次，我会刻苦学习文化知识，苦练军事技能，用自己的行动去维护边疆团结和民族团结，忠实履行捍卫国家安全统一、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神圣使命。我还有一个“偶像”，我要向获得“忠诚使命的模范军官”荣誉称号的藏族青年军官江勇西绕同志学习，我期望自己变得像他那样优秀，做一名优秀的藏族军官。
笔者：新训是军旅生涯中刻骨铭心的一段经历，站在这个新的起点上，如果送给自己一句话，你想说些什么？
阿旺土登：我会从一名小男生变成一名男子汉，我会一天比一天好。
笔者：祝福你，我们希望你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早日成为一名优秀的藏族青年军官，为我们的国防和民族团结事业献出一份力量！再次感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再见！
阿旺土登：再见！
“学习是一种快乐的生活方式、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只有当学习变成我们精神生活的必备元素，吸引我们的思想，激发我们的兴趣和热情的时候，才能称之为真正的学习。”
仲夏，在总参某工程维护部队党委机关集体学习时，政委孙学富结合自身成长经历，作了《增强学习力，提高领导力》的发言。其独到的见解、深入浅出的阐述，引发与会党员干部的强烈共鸣。
三天不学习，说话没底气
——认识决定学习的态度，必须崇尚学习、终身学习
走进孙学富的办公室，犹同进了一座小型图书馆，各类图书、报刊资料琳琅满目。随意打开几本，处处可见由各色笔写下的批注和标记——
“学习是人的终身伴侣。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秉烛之明。”
“一所没有书籍的房子，犹如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读一本好书，就像对生活打开了一扇窗户。”
孙学富为何与读书学习如此有缘？这得从他的成长经历说起。
因为家庭原因，孙学富直到12岁才走进学校，直接上了小学五年级。由于基础不扎实，连续参加几届高考都未能如愿。当兵后，他发奋自学考入军校，此后边工作边学习，从步兵专业中专生到新闻宣传理论大专生，又从法律专业本科生到领导科学研究生，凭借数十年勤学不辍，他的能力素质不断提高，工作成绩越来越多，机遇一次又一次眷顾他。从普通士兵成长为师职领导干部，各种荣誉也如影随形。2007年，还被表彰为全军优秀指挥军官，荣立二等功。
“学习，不怕起点低。巴金老人说得好，苦学能够战胜一切，学问的宫殿不分贫富都可以进去。”特殊的成长经历让孙学富深刻体会到“成才靠学习、立身靠素质、进步靠实绩”的道理。他诚恳地对记者说，学习对我而言，确实是人生的“第一需要”。只有把学习当成终身必修课，才有资格随时接受组织和群众的挑选。
孙学富进而解释道，三天不学习，说话没底气。学习不是为了做官，但做官必须学习。一个人学习和掌握的知识越多，眼界就越开阔，精神就越充实，思想境界就越高。
孙学富进而推演出一个党员干部综合素质计算公式：“长×宽×高＝优秀”。“长”，就是要有一技之长，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宽”就是知识面要宽，做复合型人才；“高”就是思想境界要高，能甘于吃苦，乐于奉献，廉洁奉公。并归结说，这就是官兵为何最敬佩博学多才的领导的根本原因。
路径有多种，问题为中心
——方法决定学习的深度，必须勤于学习、善于学习
“无目的的读书，是散步而不是学习。”孙学富常对班子成员说，既然学习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提高素质、解决问题，就必须坚持“以现实问题为中心”，或者说“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而不能“以书本为中心”，单就学习论学习。
实践丰富多彩，群众智慧无穷。广大官兵是部队建设的主体，向官兵学习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向实践学习。据此，孙学富把每一次蹲点调研当作学习。以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为例。孙学富在经常性的跑面蹲点过程中发现，分散在全国200多个值勤点的上千名官兵，面对偏僻闭塞的环境、单调枯燥的生活，因地制宜创造了诸如“石头文化”、“根艺文化”等许多文化育人的好做法。回到机关后，经过深思熟虑，他向领导班子成员提出全面总结概括官兵创造的经验，构建具有工程维护兵特色的文化体系，靠昂扬向上、格调高雅的军营文化凝聚兵心、鼓舞士气、确保安全、促进发展。
很快，他们出台了《建设工程维护兵文化体系实施方案》，启动了“百千万”工程（五年内为每个连队购置百件文体器材、千张音像光盘、万本图书）。学习有资料、娱乐有器材、活动有场地，使久居深山的官兵从此告别孤单和寂寞。
尝到甜头的孙学富在日记中这样写道：“短期安全靠管理，中期安全靠制度，长期安全靠文化。每一次到基层，自己都能从官兵身上学到充满智慧的工作方法、充满创新精神的管用招数，从而增强了自己无论如何也要把工作干好、把难题破解掉的信心和决心。”
在营区综合整治项目中，孙学富带领“一班人”从建筑工程理论到给水工程知识，从网络通信技术到电子工程应用，虚心向科研院所专家请教，深入实地勘查论证，最终科学制定出符合部队实际、投入少效益高的最优方案，实施后基层建设面貌焕然一新。
从这一成功实践中，孙学富又得到启发：领导干部眼界要开阔，思维要敏捷，决策要果断，就必须从“单一式”学习转向“兼容式”学习，树立全方位、多领域学习理念，坚持急需的赶紧学，打基础的系统学，强素质的扎实学，开眼界的抽空学。
为此，他把学习作为第一责任，既当“班长”又当“校长”，建立健全党委议学、个人述学、领导查学、集体评学、组织考学制度，去年以来先后组织两级党委机关集体学习7次，举办系列讲座32次、专题报告16场，部队学习风气日渐浓厚。他们抓学习深化和转化的经验，先后4次在全军、总参等有关会议上交流，17次被上级转发推广。
读书不思考，等于吃饭不消化。为了加深理解所学知识，从走上领导岗位那天起，孙学富的学习模式就从过去的“读书加笔记”变为“读书加写作”，力求通过写作把零散的知识系统化、粗浅的认识精深化、感性的东西理性化。
光读不善用，再学也无用
——运用决定学习的力度，必须学有所用、用有所成
在孙学富看来，学习的终极乐趣在于运用学习成果创造性地解决矛盾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享受创造带来的快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学习不仅是软实力，也是战斗力。据此，他一直奉行学用相融的工作学习一体化理念，在真干中真学，用真学服务真干。
上任之初，部队有13名滞留老干部、22名滞留转业干部、23名伤病残人员，还有60套住房被违规占用。这些历史遗留问题久拖不决，引发了一系列新矛盾新问题。孙学富带领“一班人”反复学习有关政策制度和上级指示精神，通过采取主官挂帅限期督办、专项工作组限期落实、保障经费限期到位等方法，仅一年时间，滞留5年的老干部全部移交，滞留多年的转业干部全部报到，伤病残人员全部离队。
长期以来，该部队只有一些零散的单项建设规划，一直没有整体建设发展规划，影响和制约了部队建设科学发展。在孙学富的倡导和主持下，党委机关先后组成16个调研论证小组，制定出该部第一个《五年建设规划》。以此为依据，他们一改过去“撒胡椒面”的做法，把各方面建设需求统筹起来考虑，实现了经费效益和整治效益最大化。去年，他们累计完成了19个基层单位全面整治，接通了2个大队机关和27个基层单位军事综合信息网，总参军训和兵种部专门在该部召开基层综合整治观摩会，推广他们的经验。
来源：彭博商业周刊作者：丁伟、王长胜
关于退休：我可以随着公司慢慢变老，但公司不能随着我变老，那乱套了
如果说管理是科学，阿里巴巴的电子商务生态系统是哲学，那么，退休是艺术吗？
管理是科学，但管理也是艺术，其实每个东西要做好了，都是艺术和科学的结合、理想和现实的结合。从太极的角度来讲，任何东西一面都不行，都得是两面、动态的。
当年风清扬退隐江湖，是因为有伤心事或者看破红尘，你难道有什么伤心事或者看破什么了吗？
真看破红尘你是不会遁入空门的。我经常去寺庙，最大的乐趣就是想争取说服那些和尚还俗。我说看破红尘才会在世修行，这帮人又是失恋、又是破产、又是干吗，到寺庙里去，菩萨都给你们搞晕过去，一帮怨男怨女在那儿。所以，你真正看破红尘就是把人生看透。基本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福气、福报。对阿里来讲，我们是福报很好的一家公司，我马云一辈子珍惜这个福报。
才49岁就一辈子了？
至少在前面来讲，我觉得福报很好，真的非常好。你想明白这些东西，要让这个福报更好，那就一个办法，把这些福报给更多人，而不是留给自己。我在公司讲过一个例子，一个人捡了块大黄金，你把它藏在家里，所有人都惦记你那块黄金，是不安全的。你把这个黄金打碎了送给大家，每个人有一块，你自己可以稍微留得大一点没问题。
所有人都告诉我，中国企业的创业者是不能退休的，都认为企业离不开自己，这个跟儿子离不开我有什么区别？一个儿子离不开，不是儿子错了，是你错了。如果你真爱这个儿子，从小就应该让他独立。阿里跟其他公司不同的一点，就是我们花很多时间在领导力管理上。阿里现在有很多公司，但我们的管理思想和方法在中国还是很独特的。某种程度上，因为有了这些方面的发展和进步，才有今天的阿里。
退休说了好几年，也有过纠结？
纠结没有，我就想了很长时间，九年前就想了。我那封信上说的早有准备——阿里这么多年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一个字一个字打，一个字一个字想的。这是真事，九年前有个投资者跟我说这个问题后，开始有这个思想。到六年前开始做准备，三年前开始实施这个计划，一年多前，就是2012年，我基本上没在公司里待多少时间。团队让他们自己跑过一年，觉得不错，挺好。任何一个想法你要变成行动，需要有时间，你要有计划，要有步骤。
就是想证明公司离了谁都能转？
对。公司不能被人绑架，人也不能被公司绑架。阿里巴巴是我参与建设，但阿里巴巴不是我的。孩子是你生下来，但孩子不是你的，对吧？这一样的道理。如果你真正爱着你的孩子，就让他自己成长。更何况人一定要看明白，今天的年轻人没有一个是傻子，都比你聪明，都干得好，只是他没这个机会而已，马云有了这个机会，才变成这个样子，人家要是有这个机会，你怎么知道人家干得比你差？所以把这些想想透，跟看破红尘没关系，而且你真看透了，你才会很务实，就是enjoy每一天。
你现在能做到像稻盛和夫所说的“灵魂出窍”了吗？就是你不在公司，但你的精神„„
这家公司无数人的努力做到了一样——有些公司拥有一万人，但它只是把一万人的能力发挥到了一千人——包括文化、组织、管理、人才等各方面，把一万人的能力、能量，发挥到了七千到八千人。组织越大，能量越低嘛。我们所做的一切，核心就是在这儿，要统一对我一个人的认识这很难的，要统一目标。
那你看巴菲特，83岁还不退休。
第一我尊重，第二我不羡慕，第三换个人也许更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目标，我不希望对着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头天天开早会。我的同事肯定也不希望被我唠唠叨叨。我不希望公司由于我老而变老。我可以随着公司慢慢变老，但公司不能随着我变老，那乱套了。我最担心公司随着马云变老而老了。
对比柳传志、王石或比尔·盖茨辞去CEO的角色转变，你觉得你退休跟他们有什么不同吗？
我没想过这个问题。不同的一点是，我比他们退休得年轻些。我财富也没想跟盖茨比过，但可以比他先离开工作。盖茨如果早点离开，脑子冷静得早，那微软今天可能就不一样了。我还是觉得在脑子最冷静、身体状况最好的时候生儿子是最重要的。对吧？找接班人也一样，脑子很冷静时，你知道谁将来比你厉害。人到五六十岁后，不安全感就出来了。当你40岁时，你判断很多事情的状态是不一样的，你是带着思考的眼光去看。你是知道谁比你可怕，谁将来做得比你好。
如果拿美国的华盛顿，和中国的范蠡退隐跟你比，是高估你吗？
我哪有那么伟大？但是那个境界是我们想追求的。我们不仅仅想保留这个公司，我们想保留这个公司创业者的精神。任何公司确实离不开创业者，但真的离不开这个人吗？不是，是离不开创业者的这种精神、这种灵魂。但是创业者总会死的、老的。如何保留创业者的激情、精神和文化，这是我们要去研究的，研究以后，你这个创业者提前要出来，来保护和捍卫这个精神，这是有可能的。我们跟华盛顿怎么比？但我们企业内部可以这样去奠定。不管怎么样，别人这样努力过、尝试过，人家能做到成功，我们方向上也应该努力一下。
退休之后：48岁以前工作是我的生活，现在生活是我的工作
你的临别赠言是什么？
我还没离别。就比如5月10日之后，对内而言。
你说“别”，我只是觉得这些工作别人可以干得更好，让他们去犯错，去尝试。我有了另外一种天地，有了另外一种人生，否则这一辈子就只能做这个工作，那傻了。我其实已经很舒服了，当过老师，干过很多工作，我这个工作干很长了，做互联网14年，接下来没多少时间了。那天周星驰说，我们时间不多了。真不多了，我告诉所有企业家，你做企业的黄金时间不多了，你的时间不多了，机会不多了。如果交给别人，你的时间多出来，别人机会也多了，全留在这儿全废在你手上。
那你会主要忙什么，或者玩什么，关心什么？
玩生活，忙生活，只有我生活好了，我相信我的同事会更好。48岁以前工作是我的生活，现在生活是我的工作。还是应该回老本行，当当老师。年轻人走路，有些经验啊，这个我们都走过，给人家一些帮助，也是给自己一些帮助。互补嘛，你给人家一些经验，人家给你一些激情。
会是有形的那种吗，比如哈佛或北大？
不是。现在没想过，现在就是想5月10日以后，先休息三个月，三个月以后我再考虑干什么事。三个月之内有些人情，以前欠的人情都该还还掉，三个月之后再来规划一下大致的方向，公益啊、企业的人才培养啊这些事情。
你确信今天就没有不放心的地方，或者说有一天还要回来？
你觉得我不放心又怎么样？你觉得你自己干你就一定放心了？
很多老将出山，柳传志也回来过。
回来不一定错，对不对？但回来也不觉得就是对。老柳在那个时候这样做很了不起，但今天对阿里来讲，我个人觉得我回来与不回来，都关系不大，但我一定会选择不回来。因为我相信事情真出了，我回来也没用，有用吗？所以你今天别把自己看得过高，我们每一代有每一代的命，假设需要回来的时候，说明我前面的工作没做好，已经犯错了，而且你回来也改不了。《老子》哲学、佛家思想都是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有每个人生活的境界，每个人有生活的态度。我也不是故作轻松，我退休肯定也不会轻松，我肯定也会很忙。
那个忙是不一样的。
对。我向往我的生活，我就往这个生活去努力。当年我向往阿里巴巴的时代，我往这个努力。我向往淘宝的时代，往这个努力。我今天向往我的生活，我以不同的方法，你说对社会上今天的污染，我觉得我们应该做点事情。对不对？
今天很多人抱怨政府，抱怨也没用，有什么用？30年前它也没经验，你怪今天的政府，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刚刚接班，对不对？没有经验，瞎折腾。今天每个人都尽自己的力量，我们公司的文化就是这样，难道我们公司犯了错误，如果互相指责，那还不乱了套了。
你的能力现在可以治大国若烹小鲜吗？
没有，没这个本事。
比如说你去当商务部长？
不可能，我做不了，我个人觉得我连处长也当不了。还真是，这点一定要明白，人一定要知道自己是什么能力，你不要以为自己管几个人，你就真会管。种了几盆花就把自己当花艺师，种了两亩地就把自己称为农业专家，那怎么行？我当科长也当不了。现在谁都可以批评国务院总理，谁都可以批评美国总统，这个太容易了。这世界上还有什么比批评别人更容易的事？大家都会干的事我就不去干。为什么要批评？人家说马云你现在是不是老拍政府马屁？我不需要拍，我觉得该拍的还得拍，人家就是干得比我好。你说批评他，你去干你还干不过人家，你说对不对？
关于伟大：你别以为到爵爷的时候，真把自己当爵爷了，你还是那棵葱，对不对？
越伟大，越艰难。西天取经路上，为取真经，要经历那么多艰难。
我并不觉得越伟大越艰难。因为越伟大越艰难的伟大，是你想象中的自己以为自己很伟大才会艰难，真正的伟大是很平凡、很平凡的。对不对？真正的伟大是很平凡的。
成为伟大的公司、伟大的国家多艰难啊。
我觉得这是你把自己架在伟大的身上，就是很艰难。谁呀？都是人。所以我是觉得真正的伟大是平凡，平凡是最伟大的。平凡未必是真的伟大，但真正的伟大一定是平凡。其实把自己架在屋顶上的时候，那你就觉得累了。前几年，又是教父又是道德模范，谁谁谁谁谁啊？对不对？我们要永远明白自己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很多人觉得你掌握了某种真经，是从一开始就有的，还是说哪个时候顿悟的，或者经过磨难？
没有。我并不知道我有什么真经，我肯定没真经。但是有一样东西，这是一批人在一个特殊时期磨合出来一种特殊的味道和特殊的感觉。
我真是觉得今天阿里人太懂这个公司，这个公司他妈的真是个蛮奇怪的公司，我们的配合所谓的团队文化最有意思。单打独斗他妈的没人有用，有人说你们公司好像没有一个人厉害得让人家吓死，但是合在一起吧，都好像是互相弥补，拆开一个没有用，少了一块总缺点东西。所以所谓的真经其实是我们互联网共同的体验，这个东西没办法总结，让后面的人去总结吧。而且这并不是第一天就有的，如果今天回过来看十年前我讲的话，15年以前的理想和想法，我现在是不太相信，就像说金正恩两岁可以骑马，三岁会开枪，别瞎扯了。你说马云真是料事如神，每件事情都有无数个版本，你背后肯定有大阴谋，瞎扯，没那么复杂。所以我现在不怕有观点，我怕人们对我观点的解读。有时候我讲一句话，严重解读啊。有些人说跟我认识，跟我同时代，我现在都怀疑很多历史的解读了。如果两百年以后，假设还有人提起马云，就说当年跟马云同时代那个人写过这么篇文章，于是就那么以为。事实上不是那么回事，因为有的时候连自己都不明白自己，一个人明白自己那多艰难。我可能比很多人稍微了解自己多一点，我们知道自己，仅此而已。知道自己什么事不能干，什么事能干，人往往要么低估自己，但是高估自己的人远远多于低估自己的人，人很容易高估自己。
到最后你会对规律性的事情有敬畏感吗？
那当然了，对规律的事情有敬畏感，但是对不规律的事情也得有敬畏感，世界随时有surprise。
这些年你的性格、思维、风格或想法有哪些变化吗？你是那么了解自己的人。
我比以前应该是成熟了很多。因为你经历得多了，很多事情你不会慌乱，很多东西你在乎自己的感受了。以前你在乎别人对你的感受，今天你在乎自己的感觉，真正在乎自己感觉的人，才会真正懂得在乎别人的感觉。
我以前是在乎别人对我的感觉。年轻时谁没过这个事情？都在乎别人怎么看你，今天我在乎自己怎么看自己，以及我自己可以让你更舒服，不是你怎么让我更舒服。
有过一些转折性的事件，或者哪个难特别让你„„？
我具体不记得。反正一点一滴地改变，很多人以为一场大难让一个人开始彻底地变了一个人生，我觉得这东西很容易变回去，点点滴滴的小磨难让你会形成自己的思考。
（正和岛创始人、前《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刘东华有过一个说法，柳传志善于用复杂来捍卫纯粹，是在理解和尊重各种逻辑的过程中安全地强化和放大自己逻辑的“伟人”，张瑞敏则坚持用纯粹来应对复杂，是卓尔不群、我行我素地追求成功、揭示规律的“圣人”。
我靠。
［曾鸣（阿里巴巴集团总参谋长）：咱们就一江湖小混混，该咋玩咋玩。］
你是有纯粹也有复杂吗？
［曾鸣：自在一点，自在一点。］
我就是一小混混，我们真的是这么回事，我很明白自己从哪条小巷子里出来，怎么样读的中学，怎么样读的高中，怎么样考的大学，怎么样莫名其妙进入了互联网，怎么样莫名其妙一帮人帮你。就像韦小宝，你别以为到爵爷的时候，真把自己当爵爷了，你还是那棵葱，对不对？必须把这个看清楚。你把自己当圣人，当伟人了，ohmygod！别人认的，你也不能认。
关于人生：想想二三十年以后，一个个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边上还有多少真正的朋友
最近我们有两种感慨：一是你们创业的这代人也算幸运，参与了互联网革命，但比起百年前的五四前辈先贤，引进德先生、赛先生，做启蒙运动的人，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或者还不如。二是纳斯达克股指2000年最高5000多点，后来跌得很惨，最近又涨到3000多点了，过去十几年就像一个历史轮回。如果放在这种历史坐标系里，你会这么想吗？
没有。我今天中午刚刚跟朋友讲，请大家想想二三十年以后，一个个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边上还有多少真正的朋友？某某人我们送他去火葬场，某某人要送我了，我还有几个这样的朋友？想清楚那天的时候，你才知道今天我们应该珍惜什么。至于自己做了什么事情，弹指一挥间，当年某某企业家做得牛逼大了去了，但后来又有人超过他们，当年谁谁谁离开，哎哟，不在乎，你在乎的是到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怎么个离开法？把这些问题想明白，就会珍惜今天的自己。
这岂非接近虚无的思想？
这很现实，你只有看到未来，你才能每天活得好。人不容易看到结果，我觉得无为就是要看到结果，以人为之。
可不是要立德立言立功，或者说要在历史上不朽吗？
那是别人想象的，这就是刚才教授（曾鸣）讲的做作的、矫情的。
比如说甘地？
那是矫情的伟大，我相信甘地在做的时候并没有想到，是做了以后人们把他总结出来，甘地的伟大一定是他死了以后总结出来这个人是这样的。他就好这口，他也没觉得我要为人类做什么事，后来别人把你说成太了不起。所以我自己觉得，我们这些人把自己一生过好，把跟你认识的、你关心的、爱你的、你爱的、相信你的人照顾好，enough！因为你的缘分可以帮多一点人，可以跟他们分享，多一点人帮你。
就是人生回到最基本面？
是的。所以快50岁的人，一半的、最好的、最黄金的时间已经开始过去了，所以等于爬到山坡上往下滑的时候滑得漂亮一点。爬山很容易，爬山很累，下山很enjoy，下山的速度越来越快，你怎么弄好？你不肯下来，反而摔下来。我以前跟别人讲，人到了高坡，你爬上去的目的是为了滑下来，死在山上？
人本身都有局限性，身处这个国家、这个历史阶段，我们身上都有渴望自由的一面，也有不自由的一面，那自由和枷锁之间的关系怎么平衡？你曾经一度被公司绑架，可能所有人都觉得你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人，最轻松玩各种神来之笔，但其实也许是最不自由的。因为你要负责任，应对这个那个。
［曾鸣：你把一个很生动、鲜活的现实非要抽象成对立的理念，这是最不太极的一种表达方法。］
你把它上升到比较哲学的层面。
你的方法别人一般做不到嘛。
没有绝对的自由，也没有绝对的束缚，对不对？
我们做企业，一定是向往自由的，但现实一定让你很有束缚感。比方说你讲乱七八糟的大道理，我们不太去讲。我们说的是我们想的，我们做的是我们说的。当然有些人讲民主、讲自由、讲改革，因为他没有这种经历，他也就光棍一个，他讲也白讲。我们呢？我们做到今天不是靠讲的，我们是靠结果，企业是要有结果的。现在有些所谓公知啊，有时候他们要的自由是没有约束的自由，没有约束的自由是瞎自由，没有自由的约束是禁锢。这两个东西是松而不散，你进去的时候一定要有自己度的把握。要知道自己是谁，我知道十年以前我是谁，也知道现在做CEO的时候我是谁。第一我是我，我有自由度，马云是马云的思想。但我也知道我是CEO，所以我今天讲话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因为我有两万多名员工，我有几亿用户，我有互联网的影响力，我不能瞎讲。我的思想是自由的，我的行为是受约束的。有时候我的思想不能太自由，我的行为可以自由，每个阶段不一样。
有过被绑架的痛苦时候吗？
那当然有过，肯定要有过，怎么会没有过？没有过你就不会有这种经历，而且时常会有。因为你有过被绑架、向往自由的经历，才会有对今天这些问题的认识，否则你只是哲学探讨。
那怎么转移出来？
睡一觉就起来了呀。
但有些事情是需要技巧的，或者需要定力、心力的。
那还是要有。但还是一句话，你做任何事第一天就知道没那么容易，你要比别人看得远，要看到这个结果。真正年纪大要死的人是不会哭的，他知道自己快了。做事情也一样，你要看到结局，慢慢过去，就会自然有定力。该转弯的时候转弯，该爬坡的时候爬坡，该跪下的时候跪下，因为你要明白你在干什么。[/a]（《马云临别赠言（上）完，后续详细内容请看《马云临别赠言（下）》
本刊记者:新时代背景下, 您认为古城、古村镇保护的重要意义是什么?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如何?
阮仪三:上世纪80年代以前, 我国处于贫困落后状态, 1983年以后经济状况好转, 城市开始加速发展。由于当时对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认识不足, 加之从上到下缺乏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的充分认识, 因此不能树立正确的保护理念。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近30年大规模的城市建设过程中, 许多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就在人们不经意间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我国有2000多个古城, 这些古城大都有两三千年的历史, 并且有的古城拥有独具特色的历史建筑群、历史文化街区以及城市格局, 大多是按照原始规划建造的, 并且有历代精心的保护与治理。例如北京元大都时期建造的三座城墙, 经过历代发展至今形成城市东西建筑的对称轴, 诸多文物建筑位于此条轴线上, 形成宏伟的北京中轴线, 现在正在积极申报世界遗产。
许多类似的城市在近30年的建设中, 历史遗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我国于1982年11月19日修订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所以城市中的文物并没有遭到太严重的破坏, 但是城市历史风貌却没有完整的保存下来。
上世纪60年代, 我曾经参与编写中国城市建设史, 为此对全国城市作了一番调查。当时很多城市都保留着完整的明清以来的建筑风貌。比如说, 山西省的新绛县还保留着唐代的建筑、园林、塔、殿等历史建筑及风貌。但1983年以后去看, 这些全部都不存在了。不仅仅是山西省, 全国各地都存在这种情况。虽然我们国家从1982年开始确立“历史文化名城”这个概念, 开始致力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 并且先后评选出了三批共149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如今看来, 这些城市保护的情况大都不尽如人意。因此最近有许多地方开始着手新一轮的保护规划工作。
近年来中共中央专门提出加强文化建设的要求, 召开中央全会并下发文件, 但是多数人仅仅片面地将其理解为文化事业的发展、文化设施的建设、文化旅游的开展和文化产品的发展, 并没有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等同文化事业来对待, 所以说这是非常悲哀的事情。这种问题的出现, 归根结底是思想意识的问题, 认为城市要发展, 就要大拆大建。到现在为止, 我们所有的城市建设口号, 都是“旧城改造”、“旧房改造”, 而不是像其他国家提倡的“旧城更新”、“旧城复兴”。
随着社会发展进步, 人们对历史文化遗产的认识比30年前要进步很多, 但是从总体上说, 还有很多欠缺部分:缺少完善的法制体系;缺少正确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缺少像其他国家那样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尊重。有些地区甚至打着保护遗产的幌子, 通过打造历史文化品牌谋取经济利益, 这些都是当今历史遗产保护中存在的隐患。
真正做好保护修复工作, 应该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即原材料、原工艺、原式样、原结构、原环境。这些方面反映了我们对历史的追忆和尊重, 同时也是我们对过去几十年中因无知对历史文化遗产造成破坏的一种补偿。
本刊记者:近年来有许多城市为了发展旅游业而建造仿古建筑, 对此您怎么看?
阮仪三:最近, 一些历史城市和很多风景名胜旅游地兴起了造假古董的风潮, 也有许多名城重现了所谓的历史景观, 有的甚至不惜重金恢复了古代的建筑及园林, 有的则是整条街、整个地段都造起了仿古式样的街坊, 有的地方大肆渲染他们重现了古都风光。其中许多地方建造的仿古建筑完全是为了发展旅游业, 迎合部分人粗鄙的审美观;花重金建造许多仿古的东西, 用来满足人们娱乐消费或者是所谓城市景观的打造;有些地方政府则是为了政绩, 出资来建造。在这种情况下建造的成果完全是对历史的不尊重, 而且浪费了大量资金。
为了打造旅游景点, 运用现代的材料和工艺, 去仿造古建筑的形式, 只能称之为加工。造成的后果是以假乱真, 混淆历史, 模糊历史文化保护的理念, 也误导了人们对历史的正确认识, 浪费了大量资金。而许多珍贵的历史建筑却是年久失修, 缺乏维护资金。大量、大肆兴建仿古建筑是很大的误区, 造成的影响十分恶劣。而且这些仿古建筑大多单纯为了经济目的而建, 应予以坚决反对;有些地方则是由于对历史保护缺乏认知而建造的人工景点, 这就要求我们每一位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从思想上提高认识, 正确认识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所在。
本刊记者:在保护修复历史文化遗产过程中, 您认为应该遵循哪些原则?
阮仪三:我个人认为, 真正做好保护修复工作, 应该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即原材料、原工艺、原式样、原结构、原环境。这些方面反映了我们对历史的追忆和尊重, 同时也是我们对过去几十年中因无知对历史文化遗产造成破坏的补偿。
首先是修旧如故, 重现原本的历史风貌。梁思成先生在1963年提出“修旧如旧”的说法, 但现在这个概念容易被误解和误读, 导致许多假古董假借其名大行其道。因此我把“旧”改为“故”字, “故”就是过去, “修旧如故, 以存其真”。经过修葺, 把真的东西留下来, 而不是通过后天的修缮伪造旧的东西。因此在保护修复历史建筑过程中, 要重现原本的历史风貌。
其次是做好保护规划。我国有很多城市原本保留有良好的历史风貌, 但是由于多年来疏于修缮管理, 历史建筑已经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受地方经济发展影响, 很多近代建筑混杂在其中, 但是总体来说仍然留有原来的风貌。因此可以通过规划、整治, 将有历史价值的部分保留下来, 重现原本的特色。在修复过程中, 要遵循原材料、原工艺、原结构、原式样, 并争取做到原环境。
第三是留住真遗产, 创建新时代的名城。城市和建筑实际是文化支柱的载体, 每一座城市、每一幢建筑由于所处历史环境、科技条件、地方特色的不同, 都会形成自身的特色和特点。过去城市中的建筑都是多种多样、各具特色的, 但近30多年来, 随着城市建设步伐加快, 很多城市都只做了表面功夫, 造成千城一面、万物一貌。我们保护古城是为了创建新城, 创建出有地方特色、有中华传统的新建筑、新城区、新城市, 这是我们呼吁大家来做的事情, 也是当今党中央要求我们做好的事情。
本刊记者:历史文化古城、古镇、古村三者保护的共性是什么?又有哪些主要区别?
阮仪三:所有的历史文化遗产, 其保护的要求、保护理念都是一致的。但我国地大物博, 地理环境多种多样, 人文历史丰富多彩, 因此每个古城、古镇村都有自身的鲜明特点。我们在保护规划时不能千篇一律, 应该因地制宜制定保护方案。
现在存在的普通现象是缺少正确的保护理念, 把保护和旅游发展、经济发展紧密挂钩, 保护的目的被曲解成为发展旅游, 而发展旅游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赚钱, 最后演变成保护等于未来要赚钱, 才有直接的经济利益可图。我们应该彻底扭转这种错误的观念。保护为了什么?是为了传承祖国的历史文化遗产, 其派生出来的文化活动、宣传教育、旅游娱乐等内容都能产生经济效益。应该说, 所有的历史名城、名镇都应该在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利用。有人说, 只有合理利用才能受到保护, 这是不对的;保护下来就是为了利用, 这也是不对的。保护下来是为了留存祖国的文化遗产。“用”是派生出来的, 用得好, 那就相辅相成, 用得不好, 就是破坏。所以这一点很重要。
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中突出的问题主要有四点:第一就是理念认识不清;第二是制度、法律层面的缺失;第三是资金的缺乏;第四是人民的觉悟还不够。
本刊记者:现今我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保护过程中, 存在几个比较大的困难, 比如法律法规的不完善、资金的欠缺、意识的薄弱等, 对此您怎么看?
阮仪三: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中突出的问题主要有四点:第一就是理念认识不清;第二是制度、法律层面的缺失;第三是资金的缺乏;第四是人民的觉悟还不够。
关于保护过程中的资金缺乏问题是有多种方法可以解决的。首先, 领导管理层要意识到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也是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保护是为了发展文化事业, 同时也是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比如苏州, 有好多指标是全国领先的, 其外资的吸引力全国最高、GDP增速最快。这些都得益于城市良好的历史风貌与形象。其次, 政府应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方面适当给予资金、政策支持。第三, 通过民间保护机构面向全社会募款。在欧洲, 遗产保护的资金大部分来自于民间机构。比如英国最大的民间遗产保护组织“国家信托”通过遗产、捐赠、会员费、税收减免、发行遗产保护彩票和经营来取得资金。乡村度假、历史建筑保护不仅骄傲地展示了英国的历史价值, 为国家信托带来经营收入, 而且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 激发了社区活力。
本刊记者:近年来我国多地区开展申遗工作, 请问我们申报世界遗产的目的是什么?是否可以认为申遗成功, 这些历史遗产就可以得到更好、更全面的保护?
阮仪三:为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2年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6年, 世界遗产委员会成立并建立了《世界遗产名录》。世界上有许多重要的遗产地, 其本国人还没有能力来开展保护工作, 这就需要借助世界力量共同来保护。更为有利的是, 成为世界遗产将有充足的资金来支持保护工作的开展, 指定金融机构可以提供必要的贷款;有关部门会给予技术上的援助支持, 让保护工作更顺利的进行, 达到理想效果。所以, 《公约》出台后, 很快得到全世界的认可, 现在的缔约国有243家, 我国于1985年加入《公约》。因此是否能够成为世界遗产得到世界的肯定, 对提高遗产所在地声誉, 以及更好的保护这些遗产具有重要的保障意义。
本刊记者:您对现今城市发展过程中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两者间的关系怎么看?
阮仪三:我认为保护也是开发的一种形式, 即开发文化资源。保护和开发, 或者说保护与发展之间不存在任何矛盾。但是要强调的是在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发展旅游业, 只有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 才拥有良好的旅游资源, 旅游发展带来的经济效益同样会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带来资金支持, 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本刊记者:上面您提到要在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发展旅游业, “合理”的尺度应该如何把握?
阮仪三:比如说一个历史街区可以同时容纳多少人, 通过科学是很容易测量出来的。每小时进来30个人是适当的, 进来35个人也还可以, 进来40个人就超标了。因此就可以规定人数只能控制在30个到35个人之间。这方面日本做得非常好。他们的园林景观等都是限时预约参观的, 景区内对人流进行严格控制, 使景区更加易于管理。我们国家旅游业在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待加强。
本刊记者:您创办的“上海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专门致力于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事业, 请问基金会是通过什么方式参与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中?
阮仪三:近期基金会组织了遗产保护志愿者工作营, 召集年轻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加入到修复历史遗产、历史街区的工作中, 目的是呼吁保护遗产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保护的一分子, 用自己的双手来保护文化遗产。
在工作营里, 志愿者们通过亲自参与劳动过程了解古建筑的历史背景, 了解遗产保护的艰难性, “破坏是很容易的, 但修复是很复杂的”, 劳动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活动和交流, 每一个志愿者都觉得收获很大。我也希望这个志愿者队伍越来越大, 越来越深入人心。
本刊记者:志愿者参与修复保护的技术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阮仪三:此次活动报名人数众多, 其中不乏一些外企员工和文物保护专业的大学生, 最后确定的志愿者都是经过重重筛选脱颖而出的佼佼者, 自身具备良好的素质与丰富的专业知识。现场有经验的老工匠、老师傅负责指导志愿者具体实践,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老师傅也是自愿报名参加活动的。可以说, 通过这样一个活动, 培养年轻人保护历史遗产的良好意识, 唤起年轻一代对传统历史文化的关注, 这对今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南都周刊:上海的城市文化和石库门这种建筑形式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阮仪三:石库门的居住形态不仅形成了邻里相间的居住氛围,而且还形成了一种人员四方杂处的社会形态。过去我们说上海工厂三大件:缝纫机、自行车、手表,很多就产在石库门中的弄堂工厂,这样石库门的就业问题也全部解决了。没有了工业和生活的分割,也就没有了交通问题。这也产生了非常具有中国特色和现代气味的海派文化。
南都周刊:现在石库门的状况又如何?
阮仪三:我们刚做了一个调查,现在那里上海地区老居民的比例极少,只有百分之几吧,大部分都是外来户,因为条件太差。我本来也住石库门,原来是一家人一套房子,现在七家人家进去了,我就没法住了。
这个房子原来是我们的,但不是说产权是我们的,当时叫“顶下来”,也就是出一大笔钱,把这个房子顶下来用多少年,到时候再把房子还给你,把钱拿回来,当然房租另付。顶价很贵,相当于一两黄金的价钱。在解放前,这种方式很常见,1950年代,政府把这些房子全部没收了,再加上我们兄弟姐妹都到北京读书去了,这房子就没有多少人了。
南都周刊:所以就安排了另外七户人家住进来?
阮仪三:因为当时的政策是你不能占那么多房嘛。现在7家都成为房子的主人了。但是这个7家未必对房子都有感情。所以到了要拆的时候,很多人其实是乐意的,可以拿一大笔钱。现在住石库门的人90%以上都是外来户,他没有自己的产权,对于老房子没有归属感,这也是石库门保护的一个难题。
南都周刊:现在,政府对石库门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阮仪三:政府似乎有个倾向,认为城市改造就是造新房子,老房子没有多少价值,对于城市旧区的保护,政府大都用房地产的运作手法,把那块地给腾出来。政府的观念里是地有价值,房子和人成了累赘,成了要解决的矛盾。所以,这个房子永远保护不下来。并不仅仅是上海,很多地方都这样。
南都周刊:现在已经有了一些保护成功的案例和模式。
阮仪三:没错,模式是有很多,媒体说得比较多,一个是新天地模式,一个是建业里模式,还有一个是步高里模式。但这三个都是错误的模式。
南都周刊:新天地的商业化模式一直是上海正面宣传的典型,世博会上海馆的主题就叫“永远的新天地”。
阮仪三:新天地怎么可以永远呢?它就是假古董啊!把房子全部拆掉后按照石库门的形式重建,但把内在的东西抽掉了。本来是人居住的地方,现在却变成一个高消费的场所。这可以不可以?当然可以,但是你把他说成一个典范,就错了。不过新天地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好处,就是让人发现石库门有很强大的艺术改造力。
南都周刊:田子坊那种由创意产业带头的,自发式的改造有什么看法?
阮仪三: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对于当地的工厂和居民来说,就有租金收入了,进去的时候是5毛钱一平方米,现在涨到5块了。不过田子坊也面临一个问题,就是缺少政策的引导。现在田子坊那块地其实已经出让了,这个地最后会变成房地产运作。我觉得田子坊这种模式只是一种过渡的模式,至少是一种很好的探索方向吧。
南都周刊:是什么东西驱使你这些年来一直去做古建筑保护工作?
阮仪三:你看看现在的这些房子,很好,但是中国味道呢?天井呢?老房子都有天井的,天井是中国很传统的天地观念。我把房子围起来,保暖、通风、采光、同时安全。但是我不能跟天地相连接,上要通天下要通地,这是中国人很重要的观念。美国人说住宅是居住的机器,因此它的内容都是按功能来分的:居室、卧室、厕所、厨房、电梯。但中国人对居住的理解是合家团聚的场所,它完全是由一种礼仪传统、家人团聚的需求形成的格局。完全不是居住的机器,是一个人生活和得以完成家族形态的基础。
我们现在的住宅是把外来的东西拿过来用了,反而没有了我们自己的东西。中国现在保护的都是特例,包括碉楼、土楼,但是四合院呢?石库门呢?江南的厅堂式住宅呢?都没有。它们很可能都会在这场大变革中消亡。
南都周刊:你还在计划让石库门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