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增收的可持续性机制与路径选择

农民增收的可持续性机制与路径选择（精选9篇）

农民增收的可持续性机制与路径选择 篇1

兰大军

众所周知，“三农问题”之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增加农民收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连发10个“一号文件”的目的，都在于破解“三农“问题，尽快地使广大农民富裕起来。“民富则天下稳”。因此，农民增收问题不仅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政治问题，而且已成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之一。笔者认为，要实现中国9亿农民可持续增收的目的，必须创建可持续增收机制，选准增收致富的最佳路径。

一、制约农民增收的机制问题

我国是拥有9亿农民的农业大国，粮食人均占有量已超世界平均水平，是世界头号“杂粮王国”，小麦、水稻、水果、蔬菜、肉、禽蛋等主要农产品产量都位居世界第一，为什么我们国家农民增收缓慢，收入也远远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呢？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制度缺失，可持续性增收难度大。近年来，尽管中央政府已经取消了延续千百年的农业税，又相继出台了种粮补贴、良种补贴、农机补贴、汽车（家电）下乡等多项惠农政策，使农民的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与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较，政策机制仍有待进一步健全。农民贷款难，土地流转不活，补偿很低，中央财政对农业的投资实行中央、地方财政和农户个人配套政策（这种配套实际很难到位），都是制约农民可持续增收的因素。如，美国政府通过银行向农户提供低息和无息贷款；对农产品交换进行价格补贴；实行农业限产、休耕的财政补贴；投巨资建设防洪设施，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每年财政投入13亿美元用于农业科研和推广应用，以科技带动农民致富；极大地促进了农民增收。日本政府则通过统一城乡税制，取消对农民和农地的征税，逐步实现农地自由流转，实现了小农经济的农业现代化。

二是我国农业人口多，劳动就业压力大。我国13亿人口中9亿是农民，现在有两亿多农户，每个农户的平均经济规模非常小，仅相当于美国的1/400，相当于韩国、日本的1/3左右。虽已有近3亿农民告别传统农业走向小城镇或大都市从事打工，从农民收入的来源构成看，不少地方非农产业收入也已占到农民收入的60%以上。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已从过去主要靠农业收入为主转向非农产业收入为主。但目前我国农村还有2亿左右剩余劳动力需要就业机会。

三是农业基础设施落后，机械化水平低。建国60年来，全国已建434处大型灌区，规划面积3亿亩，现有效灌溉面积2.46亿亩，约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8,生产的粮食占全国1/4。有效灌溉面积已占总耕地面积的45％左右，灌溉面积生产的粮食已占粮食总产量的80％以上。但许多不发达的山区农业灌溉设施却严重陈旧老化。据交通部介绍，到2007年底，共修建农村公路304万公里，其中98.5％通到了乡镇，88.2％通到了村，农村公路中油路里程突破了100万公里。从这个数据看，还有12%的村没有通公路。西部地区和南方山区农业基础最差，机械化程度也最低，特别是南方山区，山顶植树造“林子”，山腰退耕还林“系带子”，坡地牧草（种绿肥）“铺毯子”，山下农田“收谷子”，发展多种经营“抓票子”已经算是一种较好的状况了。其恶劣的自然条件难以施行机械化，对制约农民增收是可想而知的。四是农副产品卖“毛料”，深度加工增值少。长期以来，中国农业生产处于解决温饱的阶段，对农产品的深加工重视不够，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总体水平不高。整体上还处于初级加工多，精深加工少；采用传统工艺和落后设备的多，采用高新技术和先进设备的少；粗放加工多、综合利用少。据权威报道，农产品加工业的产值与农业产值的比例，发达国家平均为3：1，而我国只有0.6：1。由此看出，我国农民收入低的关键原因是农产品加工能力低。

二、农民增收的制度创新与路径探析

破解“三农”问题，必须跳出“三农”看“三农”。要实现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必须着

力保障制度创新，优化路径选择。

（一）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1.实行基本养老补贴制度。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政府以分给农民的责任田为基准，给合法享有责任田的年满60周岁以上的农民每人每月发放100——150元基本养老金补贴，直接发到个人账户，这样，他（她）们即使已丧失劳动能力也能维持基本生活。

2.实现耕地有偿流转。根据现行法律，农村耕地是公有私用，耕地的所有权是集体，农民享有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等权力。为了保证粮食安全，国家采取措施，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禁止农地“非农化”是应该的。但要允许农地在不改变使用性质的前提下加大合理流转的力度，使没有劳动能力的农民，通过有偿转让土地获得一部分收入，让有劳动实力的农民，通过规模经营，获得更多的收入。

3.加大农业基础投入。政府要加大对西部地区和条件相对较差的贫困山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包括修建公路、水库、农田整理等，一律免除地方政府和农户个人资金配套，支持后发展地区扶梯而上。

（二）增加农民就业收入

1.提高农民工资性收入。大力实施“工业强国”方略，兴工业增岗位，减少非农人口，让一部分农民变市民，通过就业获取固定的工资收入。

2.依靠科技增产扩效。实施阳光培训工程，通过有计划的培训，让农民提高劳动技能，依靠科学技术提高产能和效益。

3.设立农民工失业保险基金。政府在农民工社保资金中，收取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构建农民工失业保险基金。60岁以下的农民，一旦失业，政府给予一定的失业补助，既减少失业威胁，又维护社会稳定。

（三）农产品深加工是农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不仅极其必要，而且有着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巨大的发展潜力。一方面，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食物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要吃饱，更要吃好，吃的营养，吃的健康。高档食品，保健食品、无公害绿色食品尤受人们喜爱。有专家预测，世界绿色食品产值在今后10年内将从现在的200亿美元增加到1000亿美元，许多国家绿色食品市场消费量年增长率达到20%至30%甚至50%。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10年中还有2亿农村居民将转移到小城镇。城镇居民食品消费结构的变化和小城镇的发展，必将为农产品加工业特别是食品工业的发展创造出巨大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我国农产品尤其是食品加工业的整体水平还很低，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我国目前13亿人口，且有不断增长的趋势，加上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足以发展成为世界上农产品及其加工的最大消费市场，我国完全有形成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加工体系，特别是对粮食等初级产品进行深加工的潜力巨大。

据有关专家测算，我国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的比值，每增加0.1个百分点，就可以带动230万人就业，带动农民人均增收193元。这个潜能非常之大。可以说，搞好农产品深加工，实现“乡（镇）有产业，村村有加工，人人有收入”，是农民增收致富的最佳路径选择。

农民增收的可持续性机制与路径选择 篇2

1 我市劳务经济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存在的主要问题

1.1 劳务输出技术含量较低

我市劳动力输出对象主要是低水平的技术人才, 在劳务市场中处于低端市场, 大部分从事体力劳动, 技术、技能含量较低。劳动力素质的低下决定了劳务收入的低下, 影响了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

1.2 劳务收入资本化进程缓慢

我市劳务收入的资金流向主要为在城市购房和回乡创业, 劳务收入真正转化为投资以实现再升值的比重很小, 尚有大量劳务收入资金外流, 未实现劳务收入的资本化, 制约了劳务资金增值和农民收入的持久增长。

2 我市资源经济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内部结构不合理, 产业结构趋同

我市部分区县的支柱农业作物趋同现象较为严重, 有的地方照搬不具比较优势的产业作为主导产业, 不能突出区域特色, 不利于特色农业的发展。

2.2 涉农工商企业发展不足, 资源经济发展资金短缺

农业产业化水平不高制约了资源经济的发展。目前, 我市除少数龙头骨干企业外, 市场开拓能力强、辐射带动面大的涉农企业很少, 呈现出“小龙多、大龙少”的局面;龙头企业与农民的利益关系比较松散;由于缺乏现代化大企业的支撑, 农业资金投入规模小、缺口大。同时, 农村金融的畸形发展也严重制约了资源经济发展, 阻断了资本与当地资源的有效结合, 使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无法在资源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

2.3 农民自身素质较低, 缺乏投资意识与投资理念

重庆市农业局2007年的调查显示, 农民工回乡创业与农民工的整体素质密切相关, 具备高中学历的占总劳动力比重最大的永川区, 同时也是回乡创业比例最高的区县。而在我市农村劳动力中, 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总劳动力的比重仅为6%。农民工素质不高成为影响其回乡创业的一个重要因素。

2.4 政策扶持力度不足, 农民缺乏创业热情

与劳务经济相比, 我市对资源经济的扶持政策较少, 尚未形成有利于农民基于资源进行创业的氛围。部分区县和部门重视引进外来企业和扶持大企业, 对扶持农民创业关注不够, 导致农民创业成本较高;鼓励农民创业的政策少且不成体系, 同时在落实方面存在一定问题;针对农民开展的创业培训不够, 如我市百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工程开展五年来, 先后培训农民工10000人, 而对农民创业的培训人数却不足1000人。

2.5 基础设施建设与信息化建设落后, 资源经济发展受到制约

目前, 我市农业综合机械化水平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30%, 农村道路特别是田间作业便道畅通率低, 农产品交易、仓储、物流信息设施建设滞后于生产发展。我市农村每100人拥有话机仅0.7部, 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0%。

2.6 科技创新机制不健全, 内生发展能力不足

我市农业科技覆盖面小、科技含量低, 导致农业运行成本高, 产品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

3 劳务经济与资源经济互动的重庆农民持续增收对策

重庆既有丰富的资源, 又有劳务经济的优势, 但资源优势并未转化为产业优势, 劳务经济也并未给我市经济带来优势。劳务经济与资源经济的脱节发展, 一方面导致劳务经济产生的资金大量闲置而得不到充分利用, 无法从根本上实现农民收入的持久增长;另一方面导致资源经济所需的大量资金难以筹集, 致使我市经济虽然发展很快, 但城乡差距依然很大, 未能从根本上提高我市经济发展整体水平和加快城乡统筹发展进程。因此, 必须建立劳务经济与资源经济互动的农民持续增收机制, 加快农民增收步伐, 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3.1 建立劳务经济发展长效机制, 统筹城乡劳动力就业, 促进农民务工增收

3.1.1 加强技能培训, 提高农民工素质。

充分利用“阳光工程”、“温暖工程”、“雨露计划”等农村教育扶持政策, 整合技校、中专、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中心等教育培训资源, 建立适合我市农民的多种形式的教育培训基地, 扩大培训规模, 提高培训质量。

3.1.2 建立和完善劳务输出机构, 变无序为有序。

建立和完善市、区县、乡镇、村 (社区) 四级互联互通的统一规范的劳务输出组织体系, 提高劳动力输出的组织化程度, 创建具有地方特色和竞争优势的劳务经济品牌。

3.1.3 强化服务, 建立农民工输出的保障制度。

建立市、区县、乡镇、村 (社区) 四级劳动保障服务中心, 为外出农民工提供保障服务, 营造发展劳务经济的良好环境。

3.1.4 做好协调管理, 加强跟踪服务。

在劳务输出比较集中的地方, 建立稳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基地, 积极探索拓宽境外劳务输出领域。同时, 劳动就业部门要加强与当地政府或企业的劳务合作关系, 负责组织、协调、管理, 维护打工者的合法权益。

3.1.5 实行输出与回归并举, 发挥劳务经济效应。

加大农村富余劳动力输出力度, 为资源经济发展积累资金, 加快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实施“回归工程”, 鼓励引导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 实现生产要素回流。

3.2 大力发展资源经济, 构建农民增收产业机制

3.2.1 大力发展特色资源经济, 做强农民增收的“聚宝盆”。

按照资源禀赋与比较优势的原则, 选准特色产业优势项目, 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规模化经营, 形成产业优势与经济优势, 并通过特色产业链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3.2.2 加快农业产业化经营, 用产业链效应带动农民增收。

通过壮大龙头、建设基地、加工突破、产业延伸和打造品牌这五大举措, 加快农业产业化经营;开发旅游资源, 发展观光农业, 延长农业生产链条, 形成区域特色产业和拳头产品。

3.3 加大政策与资金扶持力度, 构建农民增收政策机制

3.3.1 加大农村基础建设投入, 改善投资环境, 构建农民增收的支持机制。

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带动作用, 扩大民间投资规模, 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入,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奠定资源经济发展硬件基础。

3.3.2 强化培训力度, 提升农民素质, 构建农民增收的培训机制。

围绕提升农民素质, 建立培训与需求相适应的动态管理机制, 扩大培训规模, 提高培训质量, 使输出劳动力从低端向高端发展, 从以力增收转向以技增收。

3.3.3 加大政策扶持, 引导农民创业, 构建农民增收创业机制。

充分利用农村能人在技术、资金和能力等方面的有利条件, 鼓励、引导其率先创业或二次创业, 带动一般农民就业增收;大力扶持有创业愿望的农民自主创业。

3.3.4 加大支农投入, 减轻农民负担, 构建农民增收投入机制。

加大支农投入, 扩大公共财政覆盖范围, 形成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积极探索城乡一体化的财政投入机制, 建立财政专项扶农基金;吸引各种社会资本投资开发资源经济;切实抓好各项惠农政策的落实。

3.3.5 完善农村金融, 优化融资环境, 构建农民增收金融机制。

推进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组织的发展, 健全完善农村担保和再担保机制, 提升农村保险服务, 增加农村资金投入;构建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现代农村金融体系, 提升金融对“三农”的资金支持力度。

3.3.6 引导土地流转, 推进置换工程, 构建农民增收流转机制。

按照“依法、自愿、有偿、有序”的原则, 鼓励农户进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积极推进“两置换一转化”, 引导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城镇社会保障, 以农村住宅置换城镇住房, 推动农民向市民转化。

3.3.7 健全社会保障, 确保城乡统筹发展, 构建农民增收保障机制。

建立城乡低保联动增长机制, 逐步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大力提高养老保障范围、保障水平和保障层次, 积极推进基本医疗保险向农村覆盖延伸, 推进社会保障接轨, 逐步实现各种保障制度城乡一体化和城乡全覆盖。

3.4 整合劳务经济与资源经济, 实现劳务和资本双重增收

3.4.1 加强劳务人员投资培训, 促进劳务收入资本化。

开展形式多样的创业培训, 提高创业农民的投资理念、投资知识和经营能力;将引导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与招商引资结合起来, 并给予政策优惠与经济扶持, 使当地的劳动力资源与特色资源得以充分开发利用。

3.4.2 引导和鼓励各类资本尤其是劳务资本投资农村特色资源产业。

农民增收的可持续性机制与路径选择 篇3

关键词：农民工市民化，城市购房困境，破解路径，政策选择

中图分类号：F287.8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1-9138-（2016）10-0024-31收稿日期：2016-08-15

1 引言

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调整经济结构，释放发展潜力，缩小城乡区域结构，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完成‘三个1亿人的目标，即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完成约1亿人居住的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并强调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曾作出同样的报告，标志着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模式的转型，表明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推进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至今的核心议题。

古语曰：“人因宅而立”。住房是居民城市生活的基本保障，是农名工扎根城市必需物质条件的基础，是农民工市民化进程顺利推进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指出：要“推进以满足新市民为出发点的住房制度改革，扩大有效需求，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然而，长期以来农民工城市住房保障问题得不到足够的重视，迫使农民工不得不在城市中奉献完自己的青春后再回农村生活。而且由于农民工自身素质不高、城市公共服务和保障体系的排斥，使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房得不到保障，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有较强进城欲望的农民工数量高达2.5亿，但在务工地自购房的农民工仅为1%，可见住房保障不足是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最大的拦路虎。因此，本文拟通过分析农民工在城市购房的困境，并提出破解困境的路径，为解决农民工城市住房问题提供理论基础，为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建设提出政策建议。

2 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购房困境

2.1 农民工城市购房的内生性困境

2.1.1 农民工群体素质偏低

在知识大爆炸的信息时代，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对个人物质财富与社会经济增长产生较大影响的因素是人的知识、技能、劳动经验和体力。而农民工人力资本的获得主要有两种路径：一是接受学校良好的教育，二是职业技能培训或实践中学习等非正规教育。但现在整体看来农民工进城前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并且缺乏职业技能培训与实践经验，导致该群体个人素质偏低。然而，个人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其工作性质，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所能从事的职业范围越广，获得相对稳定职业的机会越大，经济收入也越高，并且是否接受过职业培训与实践经验的丰富程度也会直接影响其就业空间的大小。目前农民工在城市中大多从事建筑、餐饮等流动性大、稳定性差的工作，再加之社会关系与社会地位的差距导致农民工在城市中无法获得稳定高薪的工作，使其城市住房购买力不足无法定居城市。根据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2015年2月份发布的数据显示，农民工平均月收入为2864元，全国商品房平均房价为6500元/平方米，又由于农民工在大部分城市被排除在住房保障体系之外，他们无法购买或租住保障性住房。可以说目前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房问题已经成为阻碍其定居城市的主要因素，不仅影响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推进，而且直接妨碍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建设与社会的和谐。

2.1.2 农民工定居城市心理障碍难跨越

中国传统农民对土地依赖情节严重，始终将它作为养老的资本，不愿轻易放弃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落叶归根是他们认为的最终归宿。随着时间的推移，青年农民工逐渐替代了老一辈农民工，相比之下他们拥有比父辈们较弱的乡土意识，但是与市民迥异的生活、工作习惯，使他们在城市中受到程度不一的歧视，并且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和社会公共服务的缺失降低了其在城市生活的满意度。尽管政府大力提倡人人平等，但农民工在城市受歧视的现象屡禁不止，随处可见的“农民工禁止入内”的标语不仅降低了其在城市生活的满意度，而且加强了他们的返乡意愿。据江西省调查，至2015年末，在江西省务工的外省和本省农民工共有351.3万人，但仅有0.7%的农民工在城市购房。可以说，随着时代的进步，城市社会不仅没有加强对农民工的包容度，反而加深了农民工对城市的畏惧，导致农民工难以克服定居城市的心理障碍，减少了农民工市民化主体的基数，阻碍了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步伐。

2.2 农民工城市购房的外生性困境

2.2.1 制度体系路径依赖严重

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用路径依赖理论解释了经济制度的演变，他认为“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事物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我国传统的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农村土地制度拥有明显的二元性，即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并且农村土地产权主体模糊，农民工进城后宅基地和农地不能随意流转，导致其不能通过抵押或转让的形式将农村财产变现，一方面无法解除其后顾之忧，另一方面弱化了农民工的住房购买力。此外，自建国以来我国推行二元户籍制度，该制度赋予农民与市民严格的界线，与社会保障制度、住房制度、就业制度紧密相连，农户只有通过严格的选拔转为城市户口才能享受与之相关的社会服务，充分体现了城乡不平等观念，导致城乡差距越来越大。虽然近年来我国先后实行了农村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的改革政策，但是由于传统制度改革涉及面广而复杂，相关配套措施实施难度大，并且各省市改革力度与措施不尽相同，所以目前就整体情况而言，土地制度仍是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阻力，户籍制度仍是农民工进城的高门槛。

2.2.2 住房需求与供给区域发展不平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东部先发展”的经济策略，导致我国东中西部区域城市经济与发展极度不平衡。北京、上海、广州等一二线经济发展迅猛的城市大多分布在东部，这些城市房地产市场火爆，吸引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涌入东部地区，然而他们却因为高房价只能住在拥挤的棚户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中西部三四线城市，空置住房面积高达全国待售住宅面积的80%，这些区域经济发展缓慢，住房需求较少。据调查，我国待售住宅面积约7.19亿平方米，但仍有2.7亿农民工在城市居无定所，形成了住房需求与供给区域不平衡的局面。又由于各个城市发展速度与经济实力不均衡、产业结构不同，导致各城市对周边地区的辐射效应存在巨大差别。虽然近年来国家相继实行“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战略计划，但长久以来东中西部各城市之间形成的巨大差异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因此城镇区域发展不平衡造成的住房供给与需求之间的错位是阻碍农民工进城定居的另一因素，也是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推进的主要阻力。

3 农民工市民化中购房困境的破解路径

3.1 建立农民工专属教育体系

在农民工进城务工的过程中，无论是其所受的正规式教育或是非正规式教育（职业培训）直接决定了其在城市的求职空间和经济收入，而农民工在城市的经济条件和职业性质与其城市购房紧密相关：农民工在城市收入越高，住房购买力越强；在城市职业性质越正规代表其不仅能够有足够的保障申请住房商业贷款，还可以保证其可以通过优惠的住房公积金贷款购房。建立农民工专属教育体系，一方面包括传统正规式体系保证农民工及其下一代的受教育程度较高，另一方面包括非正规的职业培训保证其在求职过程中拥有更广泛的选择权利。关于农民工及其下一代的教育体系，为保证城乡教育公平，首先要加大对农村教育的财力及政策支持，不仅解决农民工进城务工前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的问题，而且也使留守子女的教育得到保障，其次要增加城市中随农民工父母进城的子女教育投资，秉着“先小孩后全家”的态度保证农民工家庭在城市的生活、工作舒适度。关于农民工职业培训，同样一方面要加强农村社区职业培训中心的建设，保质保量地完成农民工农村职业培训；另一方面要建立城市农民工职业培训中心，比如可以通过社区活动的形式完成职业培训，也可以建立网络信息平台定时更新职业培训视频。总之，农民工专属教育体系的建设不仅有利于提升其住房购买力、保障其工作稳定性，而且可以解决其子女教育问题，为农民工购房定居城市提供充足动力，为建立新型城镇化奠定基础。

3.2 消除农民工进城的制度壁垒

传统城乡二元户籍体制和土地制度是我国城乡差距加大的重要根源，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户籍制度越来越成为其定居城市的直接阻力，土地制度也越来越成为其进城的间接障碍。例如，城市购房都要以城市户籍相关“资质”为凭证，农民工即使拥有足够购买力也不能在城市购房定居。虽然近年来一些城市开始放宽城市的落户限制，但是基于财政压力，地方政府在制定落户政策时都规定了较高的标准，依旧维护城市落户高门槛。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月5日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宽城镇落户条件，建立健全“人地钱”挂钩政策，消除农民工入市制度壁垒。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是分离户籍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挂钩，督促农民工居住证制度及相关公共服务制度的建立，保证农民工在城市福利分配的平等，倒逼城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为有较强意愿定居城市的农民工提供购房优惠条件。另外，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的重点是加快推进安徽等地宅基地和农地退出补偿机制的试点工作，改变土地制度二元化格局，明晰农村土地产权建立农村土地承包权抵押政策，疏通农地流转渠道，规范土地流转市场，稳妥推进农村“人地钱”挂钩政策的实施。从制度入手，打破农民工入市门槛，实现农民工入市“进的来”“住得下”“活得好”，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

3.3 完善覆盖农民工的公共服务体系

目前我国“半城镇化”现象突出，农民工“进的来”，却很难“活下去”，因为农民工市民化最核心的是与户籍制度紧密相关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而不是简单的一纸户籍。因此，根据农民工定居城市的条件和需要，结合城市发展程度，完善包括医疗社会保险、养老社会保险和工伤保险等在内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以提升农民工在城市居住和生活的满意度，实现农民工“真正市民化”。首先，实行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费率缴纳标准，由中央调度、管理和监督社保基金的收入与支出，又由于农民工尴尬的双重身份，不能按简单的市民或农民的社会保障方式进行管理，所以建立专门的社会保障服务机构负责农民工的养老、医疗、工伤保险。其次，加强农民工城市公共资源的信息化管理与建设。东莞市人大代表曾香桂在2016年人代会上提议在城市以楼盘为单位进行虚拟社区管理，由政府主导以农民工职业规划和人生规划为主题进行就业等社会资源信息平台建设，为农民工在供大于求的人才市场中增加竞争优势。但是据东莞市寮步良平社区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几乎不参与“社区”事务管理，这意味着农民工的诉求不能在该社区内得到及时的满足，因此在虚拟社区信息化管理过程中必须要突出政府监管和主导作用，保证农民工城市社会资源共享信息平台的实用性和有效性。

3.4 大力推进社会结构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差异化导致我国中东西部城市化发展差距越来越大，住房区域供给与需求不平衡的现象也越来越突出，为此在深度挖掘国内住房需求的同时，要加快供给侧改革，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在李克强总理两会工作报告总结中，表示要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增加住房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使供给和需求协同促进经济发展。因此，在供给方面要加快棚户区改造，打通农民工城市保障性住房的供给渠道，效仿安徽等地采用财政补贴等形式将农民工作为房地产去库存的着力点，该项政策不仅为农民工城市购房提供便利条件，而且十分有利于消化房产库存稳定房产市场。另外，在需求方面，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三大战略”，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在基础设施、产业布局等方面做出一系列有效措施促进中西部地区城市发展，提高中西部城市吸引力，增加该区域住房需求量。为进一步打破住房区域供给与需求不平衡，建立卫星城合理规划城市带。借鉴国外东京、纽约等城市，减小中心城市资源压力，实行以点带面的经济手段，拓宽经济中心和行政中心等大城市周边城市的发展渠道，增加卫星城就业机会，扩大经济辐射面以带动周边中小城市的发展，刺激农民工进入中小城市务工，增强特大城市周边三四线城市吸引力。总体来说，乘着供给侧改革的“便车”，要“又好又快”地打破农民工住房需求与供给的区域不平衡，为其进城定居提供便利，推进新市民化进程。

4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政策选择

农民工市民化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加强自身管理，重点发挥其引导、控制、推动作用，因此政府出台相关政策需要考虑各方面综合因素，确保政策的有效性、合理性和可行性。通过以上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困境和路径分析，笔者认为政府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扮演好自己在其中的角色，如图1所示。但在此过程中不但要有效引导有不同进城意愿的农民工融入城市，还要推动城市的发展为其市民化构建良好环境，此外，政府还需要明晰中央、地方与市场之间的责权利，并保证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途径畅通。

4.1 正确引导农民工入市：细分市民化主体

由于个人资本和社会资本集聚不同，农民工群体自身具有差异性，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将农民工按照其职业性质和经济实力分为准市民农民工、自我雇佣农民工、打工为生农民工等子群体，这些子群体拥有不同程度的进城意愿和住房购买力，因此需要细分农民工群体。不同子群体虽同属农民工群体，但要准确有效的引导农民工入市，需要针对不同子群体“对症下药”。针对市民化意愿和经济能力较强的农民工，应主要采用购房补助的策略，即通过住房补贴、允许其购买经济适用房、异地住房公积金缴存等政策补足其购房经济能力使农民工定居城市完成市民化。针对市民化意愿较强但经济能力较弱的农民工，应主要采用住房租售相结合的策略，即通过将农民工纳入城市廉租房、公租房体系的方式引导其市民化。针对市民化意愿和经济能力都较弱的农民工，应主要通过企业集体宿舍和社会化租房的方式鼓励农民工向城市发展，增强他们城市居住满意度和市民化意愿。就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农民工而言，对其城市购房应采取的原则是：有的放矢地对农民工不同子群体采取针对性措施，瞄准市民化优先群体，高效引导农民工入市。

4.2 构建市民化良好环境：城市规划管理政策

全国各地经济和城市化发展水平不同，城市产业规划、区域规划和规模控制也千差万别，所以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要因城施策，充分考虑各区域城市的“个性”，推动城市管理优化。首先，中西部中小城市要采取战略性措施吸引农民工定居中小城。合理引导农民工明白大城市的落户门槛高，生活成本高，购买力相对较弱，在大城市市民化的几率较小，强调在中小城市房价较低，农民工的住房购买力和持续发展力较强。着力推动以中小城市为主要承载者、二线城市为候补、一线城市有限的农民工市民化战略，循序渐进、分阶段、分步骤地推动市民化。其次，针对城市规划管理制定不同产业规划和区域规划政策，控制城市规模，在城市低收入家庭有保障的情况下，深度挖掘各城市可市民化空间，在财力和制度上支持农民工定居城市。最后，完善城市管理法律法规体系，为农民工城市维权提供保障。由于农民工城市就业大多是非正规就业，拖欠农民工工资、农民工劳动争议常处弱势地位等现象频现，因此要尽快建立农民工平等就业服务机制，完善劳动争议办法，优化城市管理法律体系，为市民化良好环境的构建提供体系支撑。通过改革完善城市规划管理的各方面，优化农民工市民化城市环境，鼓励农民工定居城市。

4.3 明晰政府与市场界线：推进服务型政府转型

在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政府引导农民工入市，推动城市发展，然而要想高效、有序地完成市民化，明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准确边界，确定三者的合理角色，实现其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推进服务型政府的转型。首先，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权责利关系。目前中央政府出台各种利好农民工市民化政策，需要地方财政支持，难以让地方采取实际性措施。虽然许多试点城市在农民工住房问题上相继出台了一些优惠政策，但是由于成本巨大，对于解决几亿农民工的城市住房问题只是象征性的示范，而且并没有明确建立监管政策落实的职责部门，可见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有效地解决农民工城市住房问题，因此，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权责利，中央政府应制定农民工市民化财政支持政策，改革地方政府融资体系，减轻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其次，明确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角色定位。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扮演主导角色的政府存在“坐、等、靠”消极思维，不能及时落实有关政策，而市场中公共资源要合理分配，充分发挥市场无形之手的调节作用，减少政府的干预，弱化城乡差距带来的不利影响。因此，在推动服务型政府逐渐转型的情况下，保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政支持力度，全方位引导公共资源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4.4 保证市民化途径畅通：建设农民工信息网络平台

在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过程中，由于农民工在城市获取就业和公共服务资源信息的渠道狭窄，由此产生的一个重要事实是农民工无法快速获取城市近况，也无法享受平价的公共资源，因此建立农民工信息网络平台是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重要工作。对于人力资本集聚较低的农民工不仅可以通过该网络平台提升职业素养，还可以在该平台获取城市最新就业信息和服务信息，间接增加农民工城市住房支付能力。对于社会资本集聚较弱的农民工不仅可以通过网络信息平台的维护与监督相关部门获得工作机会，还可以在城市交流网络“社区”提出问题，政府也会加大网络平台“巡逻”力度使其得到及时回复，并且若该平台由经过培训的农民工进行管理和维护，不仅会强化该平台信息的可信度，还会直接增加城市就业容量，间接促进农民工城市就业转型。不仅如此，若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工作情况可以得到信息化管理，城市的公共环境不仅会得到极大改善，也会倒逼社会结构改革，保证农民工定居城市的途径畅通无阻，推进其市民化进程。

5 总结

基于以上分析，虽然破解农民工市民化路径的方向是明确的，政府所要制定的相关政策也是清晰的，但是农民工市民化过程极其复杂，涉及面相当广泛，因此想要顺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过程还有艰难的一段路要走。对此，我们必须时刻清醒地认识，农民工市民化不能简单地依赖政府、市场或者农民工自身就能完成，而是需要多领域、分阶段的推进该系统工程。特别是要认清我国城镇化发展阶段，审时度势地分析城市荷载能力，为农民工定居城市完成市民化提供基础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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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程茵.农民工城市购房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2012.10

7.李芹 刘万顺.农民工就业歧视的制度排斥及非制度排斥.城市问题.20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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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魏后凯 苏红键 李凤桃.农民工市民化现状报告.中国经济周刊.2014.09

12.蔡禾 王进.“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研究.社会学研究.2007.06

13.潘家华 魏后凯.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6 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作者简介：

王金，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土资源信息管理。

农民增收的可持续性机制与路径选择 篇4

摘要：我国现行的流域科层治理体制,实行纵向行政性分包和横向结构性分权的组织模式,导致了权力分配、资源占用和政策执行的碎片化.网络治理机制比科层机制更灵活,比市场机制更稳定,比自治化机制更适用,具有明显的`制度优势.从科层机制向网络机制演进,是我国流域治理机制创新的路径选择.流域网络治理机制的基本框架是中央地方多层级治理和政府企业社会伙伴治理的有机结合.作 者：黎元生 胡熠 作者单位：黎元生(福建师范大学,福建,福州,350007)

胡熠(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福州,350001)

农民增收的可持续性机制与路径选择 篇5

2007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出口总值达到15708.3亿美元, 同比增长23.5%, 继续保持较快增长的态势。商务部统计2000年中美贸易顺差为297.41亿美元, 2006年中美贸易顺差为1442.63亿美元, 增长3.8倍。中美贸易差额连年上升导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 美国对中国人民币升值问题也继续施加压力。外贸政策的调整将对我国出口产生重大影响。中国外贸政策的制定应当致力于缩小中美贸易差额, 缓解贸易摩擦, 同时为中国外贸的可持续发展制定相应的对策。

二、中国对外贸易调整的主要路径

中国对外贸易政策调整采用渐进式改革。为了实现我国外贸由追求数量转变为追求质量, 实现外贸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外贸政策调整的主要路径表现为:

1. 政策目标由追求“扩大出口”转变为“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亚洲“四小龙”的腾飞表明, 对外贸易越是开放的地区, 其经济发展得越快。2 0世纪9 0年代, 中国政府针对改革开放的需要以“扩大出口”为外贸政策的基本方针。随着中国对外贸作用认识的不断深入, 中国政府转向追求贸易政策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的目标——既要注重外贸出口, 又要鼓励对国家发展有益的高新技术、先进设备等的进口。

2. 从行政计划手段转变为市场经济手段

中国对外贸易的政策措施由原来的行政手段转变为现今以经济手段为主。中国政府在申请“复关”和“入世”前政策手段虽然有, 但作用不大, 调控对外贸易活动主要是依靠行政计划贸易的手段。

3. 从隐性保护转变为规范性显性保护政策

非关税壁垒对一国经济的影响由于很难估算, 因此我们说它是一种隐性保护。中国入世以后, 隐性保护的贸易难以为继, 在与世贸组织规则接轨的过程中, 政策手段日趋规范化。因而中国政府转变制定外贸政策的思路, 同时由于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对一国国内经济影响可以大体上进行估算, 这样原先隐性的保护贸易做法便转变为规范性显性保护贸易做法, 发挥新的外贸政策在进出口中的调控作用。

4. 调整从微观领域向宏观领域延伸

入世前, 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调整从微观经营机制方面的放权让利。入世后, 中国的外贸政策的制定不是追求一时一地的发展, 而是要通过外贸政策的宏观调控更加注重的总体外贸利益最大化。

三、中美贸易顺差缩小, 中国外贸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

中美长期较大的贸易顺差造成外汇储备激增, 大量资金闲置, 对我国的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会产生不利的影响。中国与美国较大的贸易顺差可以通过一系列对外贸易政策的动态调整达到双方都接受的范围。作为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对外贸易应当选择更加合理的途径。

1. 实行出口扩张型的增长方式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

国际经济学理论认为, 在增长过程中, 经济中稀缺资源的数量增加, 此种类型的经济增长就是进口替代型增长。如果在增长过程中, 经济中的充裕资源得到了充分利用, 而且以这种资源作为投入的产品的出口大量上升, 此种经济增长就是出口扩张型增长。为进一步控制外贸出口的过快增长, 以及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 中国政府应积极调整外贸政策。

通过上述的对贸易大国和效果在采用进口替代型经济增长的分析可知, 图中显示在实施进口替代型经济增长策略时, 中国作为对外贸易的大国其效用U1大于小国的效用U2, 表明我国作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 特别是许多门类产品的出口大国, 应当采用进口替代型经济增长方式。我国政府的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应重点扶植我国需要进口产品的自主研发与生产上。按照上述一般均衡分析, 我国的促进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政策当以大力发展进口替代产业为重。

目前, 我国大力提高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 则将会出现贸易条件逐年恶化的情况, 从而使国民财富转移至其他贸易伙伴。因此, 我国采用合理的对外贸易政策, 将有利于我国资源有效配置, 减少价格扭曲, 加速产业升级, 更好的推动经济增长。

2. 扩大服务贸易的出口

我国目前的贸易顺差是指传统货物贸易的顺差, 而中国与美国在服务贸易则是持续逆差。美国通过向中国出口知识产权, 不断地获取超额垄断利润。因此, 我国应当建立全面的国际贸易统计制度, 将服务贸易也纳入统计的口径范围之内, 全面地衡量国别贸易的平衡状况。

3. 积极扩大对外投资

我国可以通过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来化解贸易顺差问题。我国政府可以利用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的部分企业发挥地缘优势, 在越南、缅甸等东南亚地区投资设厂, 生产后再出口到发达国家。这种做法既能够利用当地的资源和劳动力, 又可以有效地转移贸易顺差。

4. 开发更广泛的出口渠道, 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

中国一方面可以继续走向发达国家出口的道路, 另一方面需要不断培育新的出口市场。中国应当充分利用自身的要素禀赋, 发挥比较优势, 开发新的出口市场, 如非洲、南美洲等地区。

5. 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 互通有无实现互补

中国应当建立面向主要贸易伙伴的互联网, 以及政府和行业间的信息平台, 互通有无, 调剂余缺。这将更加有利于彼此快速有效地掌握双方的进口和出口需求, 实现互补。

参考文献

[1]余永定:中国“双顺差”的根源与对策[J].中国金融, 2006, (19)

农民增收的可持续性机制与路径选择 篇6

关键词：合作办学；可持续发展；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G720文献标志码：A

一、强强合作是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

(一)选准合作教育机构，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

国家鼓励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新兴的专业设置和成熟的教学体系。调查掌握国外教育机构的办学层次、办学声誉、办学规模、培养目标、师资情况、学科建设、专业设置、教学水准等，是成功实施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基础。

(二)加强沟通，切实落实中外合作办学协议条款

中外合作办学协议条款是开展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准则之一，事关合作双方及教育对象的权益，保持合作双方的有效沟通是解决项目运行中分歧和矛盾的必要途径，也是落实协议条款实现合作办学初衷的保障。

(三)掌握合作办学的主动权，引领项目科学发展

中外合作办学应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防范某些西方国家把高等教育国际化作为外交途径的补充和政治的延续，实施文化软权利的侵略，防止中外合作办学领域不合理的价值取向损害我方教育功能的正常发挥。在维护教育主权的前提下，根据公平、共享的原则，引领项目向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等教育体系发展，在培养学生国际视野的同时，兴利除弊，把好质量关口，杜绝鱼目混珠，切忌急功近利。

二、规范管理是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

(一)遵循《中外合作办学条例》规定，保证教育的公益性

《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明确规定“中外合作办学属于公益性事业，是中国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这就要求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公益性原则，保证办学节余用于改善办学条件。同时《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也规定“中外合作办学者要求取得合理回报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的规定执行”，即国家允许境外教育机构以商业存在的方式与境内教育机构合作办学。中方应当加强项目中商业存在的监控和疏导，引领外方超越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严防营利性教育买卖，注重校际间的实体与长远合作，将外方的“教育输出”逐渐导向“教育合作”。

(二)严格自律，诚信办学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相对其它办学模式而言是新生事物，缺乏历史积累的品牌效应，只有诚实宣传项目优势与劣势、项目实力与特色、项目误区与风险，就读项目条件，才能得到政府和社会的支持、家长与学生的理解。

(三)优化治理结构，构建科学管理机制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内涵有三层：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这三层内涵决定其治理结构的复杂性。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治理既要符合中外合作双方的愿望与规定，又要遵循教育教学规律，还要遵守国家政策要求，并考虑学生求学目标与成才规律等。优化治理结构就是在遵守国家政策的基础上，以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学术委员会所协商确定的相关精神统领全局工作，指导机构设置、职能界定、人员配备，形成结构精干、职能匹配、任务明确、责任到位的管理机制。

三、提高质量是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可持续发展的生命线

(一)合理定位，优化人才培养方案

教育定位的核心是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于培养面向国际、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国际型实用人才，以发挥国外优质教育资源的育人作用。在合理定位的基础上，融入创新性、发展性、实用性、国际性等课程内容，优化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人才培养方案，构建富有中外合作办学特色的人才培养体系。

(二)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教学力

教师队伍的建设包括数量和质量两方面，一方面要有稳定而足够数量的教师，不能临时凑数；另一方面要有国际视野、整体素质高且结构合理的教师，不能应付了事。首先，制定教师队伍建设规划，着力引进有国际化教育背景、有实践工作经验又年富力强的教师；其次，突出重点，利用合作办学平台将有培养前途的教师选送到合作高校进修提高；再次，有计划安排部分课程由国外合作高校教师授课，加强中外教师的交流合作。通过多条途径培养教师，增强教师教学的吸引力、渗透力和有效力。

(三)从严管理，创新质量保障体系

参照国外合作高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结合我方质量规定，创新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质量保障体系。从课程教学、教学队伍、教材教辅、教学文件、实践教学、教研教改、教学方法和手段、课程考试、自我监控等环节制定明确的标准。建立多层次、立体的教学信息反馈机制，坚持!学生评教，教师评学，教师评教学管理；建立对家长负责的学生学习沟通渠道，设立师德师风督察组和学风建设组。

(四)深化教学改革，突出项目特色

以国外高校PBL(Problem Based Learning)教学理念为先导，推动教学内容、手段和方法的改革，摒弃我国教育界重教轻学、重学轻习的不良现象。教师的角色不仅仅是传递知识，更重要的是启示、鼓励、帮助和咨询。学生处于教学的中心地位，教师是学生学习的帮助者和促进者，教学是学习环境的创设。教学目标变知识传输为知识构建，教学方法以问题为导向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教学内容鼓励学科交叉，避免学科划分过细而造成知识的局限性，强调教学的社会性，培养学生交流、参与、组织管理和自我管理的能力。引进先进的国外教学理念、教学模式及教学方式彰显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特色。

(五)强化实践教学环节，着重培养学生的创新与实践能力

实践教学对于培养学生的创新与实践能力有着极其重要作用。(1)按人才需求特征建设专业特色实验室，增强项目学生的感性知识；(2)针对部分专业课程建立课程实训基地，促使学生理论联系实践；(3)开展假期“综合实践周”活动，引领学生深入社会、了解社会、服务社会，提高社会生存本领；(4)建立毕业实践基地，有效地组织学生开展毕业实践，防止毕业实践流于形式；(5)建立中外学生定期交流平台，利用项目母体的优势，定期邀请国外学生来校访问，也定期选送项目学生赴国外交流学习，增进中外学生的交流与合作，促使项目学生在交流合作中提高创新与实践能力。

四、培育文化是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一)中西结合，打造富有中外合作办学特色的校园文化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校园文化是一种具有中西结合特色的环境氛围和办学风格的反映，富有先进性、国际性、公益性等特征，由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及精神文化三个层面构成，具体涵盖校容校貌、校风校纪、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心理趋向、价值观念及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内容。

(二)坚持以人为本，重视学生创业能力培养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应该从战略高度培养学生将创业看作是自己服务社会、实现自身价值的有效途径。培养学生创业能力先是培养创业意识、创业精神、积累创业潜力，再是建立创业平台、提高创业素质、锻炼创业技能。不求学生校园创业成功，但求学生步入社会成功创业。

(三)凝炼办学理念，培育项目精神

办学理念是维系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存在和发展的内在力量。崇尚科学、开拓创新，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借鉴分享、中西合作等是开展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理念所在。进一步凝炼办学理念，继而培育项目精神，奠定项目运行的思想文化基础，为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提供不竭的精神源泉。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精神应涵盖国际合作、艰苦创业、严谨治学、自信拼搏、自强进取、创新成才、求真务实、科学发展、报效祖国等主要内容，涉及到教师、学生、服务者、管理者和中外教育机构的精神风貌，项目的实施组织者应予以重度重视，着力培育。

农民增收的可持续性机制与路径选择 篇7

关键词：农民就业路径选择研究

市场化条件下，如何解决中国农民就业问题，学者们提出了诸多的方案，如打开城门让农民进城就业，打开国门让农民到国外就业等等，这些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面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增多，而对大学生毕业就业压力增大，面对WTO对中国农业的强烈冲击下，特别是土地吸纳农民就业的能力在下降的情况下，如何结合中国农民的实际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民就业的路径选择，是本文的题中之意。

一、农民就业路径选择的背景

(一)农业自身容纳不了现实的农民劳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的自然永久性就业体制被打破，使农民隐性失业显性化，出现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使农民就业问题成为一个社会性的问题，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一是加入WTO带来的冲击。据测算，将导致1100万农民失业。二足人地矛盾加剧。我国目前因各种原因全国每年减少耕地500万亩，农村人均耕地呈逐年递减态势，已经从1952年的2.82亩降到目前的1.17亩，全国有600多个县人均耕地面积低于国际警戒线0.8亩的水平。耕地面积快速减少致使大部分农村劳动力的大部分时间处于闲置状况。按照官方统计的劳动年龄人口计算，9亿农村人口中有5.614亿劳动力，并且从农利实际情形看，存在大量18岁以下、60岁以上健康的农民仍从事体力劳动的现象，如果把这部分人按“半劳动力”计算，数目会超过6亿。再加上农村上世纪80年代因超生瞒报人口陆续长大成人的因素，农村实际劳动力数目会更多。按照中国农村现有生产水平、科技水平，有1.5亿劳动力就可以保证农产品的生产和供给，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和全社会的需求，其余4-5亿劳动力要在农业以外寻找就业出路。

(二)农民进城就业困难重重

当前，一个很流行的观点就是让农民进城就业。依据是：农村现代化首先是农民现代化，农民现代化就是在实践中减少农民的数量，让农民进城就业转变成市民。笔者认为，中国城市的数量和规模难以容纳近2亿多农村剩余劳力，这是空间上的限制：农民进城就业不能适应千百年来城市积沉下来的城市文明，目前农民整体文化水平比较低，这是自身素质上的限制；我国的各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义务教育制度等)还很不完善，众多的农民进城没有制度保障，这是制度障碍；农民的传统生存观念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的，而城市居民天然存在的对农民的鄙视观念也很难在较短时间内得到更新，这是城乡居民观念上存在的障碍。

(三)农民国外就业难度增大

农民国外就业一般是指国际劳务输出，而国外就业难度增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开展国际劳务输出业务较晚，缺乏经验；二是随着劳务输入国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国际劳务市场对外籍劳工人员素质要求不断提高，要求他们懂得一些当地语言，精通专业，掌握先进的技术知识，提高了农民到国外就业的门槛；三是国际劳务市场竞争十分激烈。

二、路径选择的价值趋向

越来越多的人进人企业就业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农民就业所选择的企业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

(一)在农业工厂化企业就业

一种以工业化方式组织的农业生产近年来正在全国各地悄然兴起，这就是工厂化农业。如在北京小汤山一个兰花种植基地里工作的，大部分都是周边地区的农民，她们手中的农活已经从田间地头转到了清洁、无菌的操作间里。北京市小汤山农业科技示范园里，所有的农业劳动都是在室内或温室里进行的，农民们就像工厂里生产线上的工人一样每天按时上下班。这种工厂化的集中管理模式完全打破了季节对农业生产的限制，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目前在全国像这样以工厂化农业为主体的国家级农业科技示范园区有36个，工厂化农业的面积已经达到210万公顷，为8000多万农民提供了就业机会。科技部农村与社会发展司统计，在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里，农民的收入与园区之外的农民相比高30％，甚至是一倍。通过这几年的实践来看，工厂化农业已经成为我们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扩大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一个十分有效的方式。

(二)农民在家庭农场就业

如安徽省凤阳县刘庄镇赵庄村的赵世来就是这一方面的典型。他富裕之后不忘村民，利用自己的雄厚资金创办了金星农林开发有限公司，租种农户土地667HM2(该村所有农户的上地为667HM2)，实施绿色林业产业工程，主要栽种“中涡六号”杨树，租期12年，总投资3000万元，与每一个农户签订合同，合同规定由赵的企业代交农业税，每年给农户一定数量的租金，并在别的村租种133HM2粮田，实施机械化种植，保证该村村民的口粮。合同规定赵的企业优先安排本村的农民就业。其对象是年龄偏大文化水平较低的人群。因为经营农民出租的土地主要是进行综合开发，它所雇佣的劳动力是进行简单再生产的。如种树、养殖、蔬菜、畜产品、花卉等，但它却需要耗费较多的劳动力。这种经营在实施中能够把农业的种植结构由二元(粮食——经济作物)调整到三元(粮食——经济作物——饲料)，可以就地进行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农产品加工，吸纳更多的农民就业。这种经营使广大农民能够顺利跨越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鸿沟，在现代工业文明的熏陶下，实现农村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乃至信息社会的飞跃。

(三)农民在镇企业就业

乡镇企业是农民就业的主要渠道。据统计，到1993年底，全国的乡镇企业共吸收农村剩余劳力达到1.12亿，相当于全民所有制企业40年来的就业人数总和，占全国农村劳动力总数的近30％。仅“七五”期间，乡镇企业就安置农村剩余劳力2200多万，占全国同期安置就业人数的57.6％，占同期农村新增劳动力的一半。笔者2005年走访了胶南市隐珠镇的大荒村和北高家庄村以及王台镇王台东村等3个村。3个村虽然各有特色。但是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绝大多数农民在本村乡镇企业就业，只有一小部分在外村(附近)就业。3个村的情况如下：大荒村：606户，1780人，属于典型的“无地村”。男60岁、女55岁以上人口为133人,40～60岁之间的人数为500人左右，16～40岁之间的人数为400～600人。农民就业情况：20～30岁在本村华天集团有400人,30～40岁在本镇台发集团工作的有140-150人，该村另有42家私营企业，还有部分个体工商户。北高家庄村：530人，属于典型的小康村。男60、女55岁共有105人，在本村就业的人数达到90％，在邻村就业的为10％。王台东村：510户，1547人。有25家私营企业,213家个体户，3家外资企业。16～60岁之间的人数为1000多人，90％在本村企业就业，有10％在临村就业。

三、分析结论

本文所提出的农民就业路径选择价值趋向是基于目前农民文化水平普遍较低、职业技能不高的情况下设计的，这里所说的企业大多是指劳动密集型企业，即科技含量不高的企业。从长远看，劳动密集型产品最终是要被技术含量高的产品所替代。因此，要想彻底解决农民就业问题就必须对农民进行广泛的培训，大力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使新一代农民真正成为有知识有文化的新型农民。

农民增收的可持续性机制与路径选择 篇8

渝东南民族地区特指重庆市东南部的少数民族聚居区, 包括黔江区、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从总体上呈现出老 (革命老区) 、少 (少数民族聚居区) 、边 (重庆的东南边界区) 、山 (武陵、大娄山区) 、穷 (均为国家级贫困县) 等特征。该地区从总体来看经济状况在重庆市是相对落后的,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该地区自然条件相对落后, 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 其中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开放程度较低导致了人们在一定程度上的思维模式和思想意识落后, 接受新生事物能力较弱。该地区农业产业化起步晚, 发展较慢, 农业还处于感性农业阶段, 商品化、产业化水平低, 特色经济的发展基础十分薄弱。

二、龙头企业的内涵与特征

龙头企业的“龙头”是相对龙身、龙尾而言, 是生命和血脉联系的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的不同部分, 农业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是指在农业产业化经营各环节中处于关键地位、发挥关键作用中, 以市场为导向, 以农产品生产基地为依托, 以高科技为先导, 以产加销一体化为纽带, 所形成的规模较大, 辐射带动作用强, 能够带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 具有引导生产, 深化加工, 服务基地和开拓市场等综合功能, 与基地农户相联结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农产品加工流通企业、专业批发市场或其他经济实体的总称[1]。

龙头企业是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的关键环节, 是联结农户与市场的桥梁和纽带, 其经济实力的强弱、牵动能力、运作水平和活力状况决定着农业产业化的规模和成效[3]。龙头企业通过购买设备以及契约、合并的方式从事企业经营范围以外的生产和销售活动, 组织或建立产业化的经营方式, 并担任产业化内部的管理意志决定者, 即产业化企业管理的决策者。“龙头”可以作为生产组织者、市场开拓者、营运中心、信息中心和服务中心发挥中枢作用。通过龙头企业的带动、聚集和增效作用, 使农户经营与市场相联结。

龙头企业的特征也是十分明显的: (1) 龙头企业根植于农业不能离开农业。 (2) 具有比较稳定的市场和较强的市场开拓能力。 (3) 具有比较完善的企业经营管理体制及良好的经营效益。 (4) 基础是农民。 (5) 经营灵活、形式多样。

三、龙头企业与农民利益联结机制的比较

(一) 相对稳定的买断关系

买断关系是利益联结的初级方式, 企业与农户结成的是较松散的信誉型市场交易利益关系, 企业与农户的关系和联结都是不稳定的, 双方都要承担不确定的风险[4]。这种相对稳定的买断关系, 农户与企业的利益联结比较松散, 但操作比较灵活, 既解决了农户农产品销售难的问题, 也杜绝了一些订单“毁约”事件的发生。

(二) 合同式利益联结

这是目前中国企业与农户利益联结的主要形式, 为资本主导型联结, 有利于利用公司的资金、技术、市场及管理优势, 有效地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这一联结方式的优点在于通过合同将农业关联企业与农户之间的责、权、利联结起来, 以发挥产业一体化的功效。但在实践中, 这种利益方式无法得到切实地贯彻, 随意性和非规范性特点比较突出。

(三) 合作式利益联结[5]

这是合作因素与资本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是生产环节与服务环节、产品经营与资本经营的有机结合。合作式利益联结有多种形式, 如会员制合作、产供销过程的分工合作并实行产业链管理等。

(四) 企业化利益联结

这是农业产业化利益联接方式中较为稳固、较为有效的方式, 代表了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这一方式把农副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活动更稳定地联结在一起并使之一体化, 形成了比较紧密的产供销产业链, 较好地解决了传统农业产业化模式中, 利益合作机制不稳定的矛盾。但大企业“圈地”的做法在实践中必须有相应的配套措施, 以保障农民的长远利益。从国外经验和中国的实践来看, 以生产要素为纽带的完全垂直体化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 虽然对农业的组织、协调作用明显, 但需要公司具备较多的启动资金, 制约因素多, 而且由于垄断和追求盈利的特性, 极易造成龙头企业对农户的“剥夺”和农业资金的外流, 因而在实际推广中要特别慎重。

(五) 股份式和股份合作式利益联结

这是农业产业化的一种很有发展前途的组织形式, 是企业与农户利益联结的高级形式。农民以资金、土地、设备、技术等生产要素入股, 拥有龙头企业赋予的管理权和监督权。农民持股有助于实现了从不同利益主体的联合向利益共同体的转变, 农民不仅可以获得出售农产品的收入, 而且可以分享联合体的利润, 使得利益机制朝着“风险共担, 利润共享”的方向发展。但目前这种组织形式数量不多且规模较小, 农户持有的股份在联合体中所占比重甚微, 在参与决策过程中的作用更是微乎其微, 因此, 如何实现博弈双方的地位平等, 利益均衡, 是这一方式改进的关键。

四、渝东南民族地区龙头企业与农户利益联结方案的选择

重庆民族地区龙头企业与农户利益联结机制模式在“公司+农户”订单合同最为原始联结模式基础上取得了一定的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竞争机制的引入, 各个龙头企业在规模逐渐扩大和农产品买方市场出现的同时, 结合自己的实情和当地农户的现状以及经验教训, 采用了不同有益的利益联结模式。尽管这些模式形体上不同, 但实质上却都是:按照市场规律、产业化和专业化的要求, 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和自己的经营风险, 实现双赢的举措。就目前而言, 在尊重重庆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下, 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模式应以合同式利益联结即“公司+基地 (园区) +农户”联结模式, 合作式利益联结即“公司+农户合作 (经济) 组织+农户”联结模式为主, 其他模式作为补充。

(一) 选择“公司+基地 (园区) +农户”联结模式的理由

1. 该联结模式在实现形式上表现为生产的专业化、布局

的区域化、经营的一体化、服务的社会化和管理的企业化。重庆民族地区龙头企业区域布局不合理, 基本上是按行政地区组建的, 存在低水平的重复, 在有限的市场需求下, 出现了企业之间争原料, 争市场的恶性循环, 该联结方式以一体化公司为轴心, 农户与集团公司挂钩合作开展生产, 公司按照一定的规则为每个农户提供种苗、饲料、药物、技术和销售等产前、产中、产后一条龙服务, 有利于集中资金壮大公司, 逐步带动重庆民族地区农业的发展。

2. 相较与其他模式, 该联结模式中龙头企业是农户通向

市场的桥梁, 企业根据市场情况引导农户发展, 并负责开辟产品市场, 解决了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局限性和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 有利于给予农民一定的实惠, 从而实现农民增加收入。

3. 该联结模式有利于提高农业的科技含量。公司凭借实

力保证一定的科技投入, 科技成果的转化对农户产生了形象的示范作用, 大大提高了农户利用科技成果的积极性, 而公司给农户提供的统一技术服务则切实提高了农户的科技水平, 为提高农业生产的质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 该联结模式可以集中力量建立完善的良种繁育体系,

实施多点布局生产, 完全实施“全进全出”的饲养工艺, 加之由于分阶段分散饲养, 可以较大程度地杜绝疾病的传播和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有利于保护重庆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

(二) 选择“公司+农户合作 (经济) 组织+农户”联结模式的理由

1. 重庆民族地区农村面积大, 农户多而散, 龙头企业或牵

头组织合作社、或引导扶持农户组织起来办合作社, 龙头企业需要与农民经济组织紧密合作把农户组织起来, 提供资金、设备和技术支持;“农户合作 (经济) 组织+农户”联结模式在培训、资金、信息、生产资料、储藏、运输等各环节为农户提供服务, 协助龙头企业推进标准化、规模化的优质农产品原料生产基地建设, 满足其原料需求。一方面, 合作社可作为农户利益代表与企业通过谈判达成合约, 又能做好合作组织内部的二次分配, 使农户的利益得到保证;另一方面, 企业借此稳定原料供给, 降低交易成本, 农户的产品也可有稳定的销路和价格的保证, 这可使不同的利益主体———龙头企业与农户都有利可图。

2.“公司+农户合作 (经济) 组织+农户”联结模式是走

规模经营、产业化发展之路, 适合目前重庆民族地区的现状, 把公司和农户通过农户合作经济组织联结在一起, 使双方在资金、劳力、场地、技术等方面优势互补, 进行产业化大生产。

3. 目前, 重庆民族地区多数龙头企业与基地、与农户的联

结还停留在以产品买卖为基础的低层次产销合作上, 公司独立经营, 农户分散生产, 龙头企业和农户之间没有签订合同, 只是较定期地到主产区按市价向农户一次性收购而已, 双方都存在一定的随意性和机会主义行为。而使用该联结模式可以有效地将重庆民族地区比较分散的农户引入产业化大生产, 可以有效地引导农户适应市场, 可以帮助农户提高抗避风险的能力, 农户可以通过农户合作经济组织得到龙头企业各方面的支持, 从而大大提高抗避风险的能力, 在各种条件下不断积蓄发展的力量, 取得持续的经济效益。

摘要：渝东南民族地区是重庆实施“一圈两翼”战略的重要“一翼”, 从总体上呈现出“老、少、边、穷、山、库”的特征。大力发展该地区的龙头企业, 能够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同时可以安置大量农民就业, 增加农民收入。归纳探讨目前存在的龙头企业与农民利益联结机制的诸多模式, 结合渝东南民族地区的实际, 提出适合该地区发展的龙头企业与农民利益联结机制, 应该是以合同式利益联结和合作式利益联结为主, 其他模式作为补充。

关键词：渝东南,龙头企业,利益联结机制,农民

参考文献

[1]李赶顺, 王俊祥.农业产业化经营理论和实践[M].北京:中国科技出版社, 1998.

[2]贺荣伟, 马智利, 曾国平.西南多民族杂居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战略对策[M].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0.

[3]畅小艳, 白福萍, 张勇宁.关于农业产业化经营中龙头企业与农户关系的几点思考[J].农村经济, 2003, (3) :28-30.

[4]闫玉科.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利益联结机制调查与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 2006, (9) :32-36.

农民增收的可持续性机制与路径选择 篇9

一、自主创新型人才机制的现状

从当代中国的发展实践来看, 经济得到持续快速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 国家实力不断增强, 自主研发技术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 但是, 基于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发展水平, 多数产业还停留于国际产业价值链末端, 产品附加值、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和工业增加值率与发达国家之间还有落差。在“产学研”结合中, 企业基本处于从属地位。企业尚未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缺乏创新的动力和机制。基本上以支持GDP增长为主, 缺乏支持自主创新的明晰导向。特别是把有限的资源用于扩大企业的规模、一味追求经济速度的增长, 导致在自主创新环节上是缺失的。科技资源水平低, 企业间没有形成技术创新的战略联盟合作关系。企业轻研究开发重生产求经济效益、, 重引进与模仿轻创新与研发, 在有“制造”无“创造”中徘徊不定。由于激励机制在产业创新中得不到完善和补充, 因此对于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发展被搁置。

基于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实践内涵所指, 打破过去片面的发展观, 即追求生产力为标准的经济增长型发展观, 重建以制度创新为根本的人才创新型发展观, 实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经济发展是基础, 制度创新是手段, 人的全面发展才是根本。机制创新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制度环境, 经济的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基础。物质资料的发展成为社会制度的变迁的支撑力量, 作为主体的人在社会的整体发展中又是最重要的主导力量, 制度的创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因此, 构建高层次创新型人才机制则显得尤为重要。

发展观的变革推动我们面对在发展中层出不断的新问题, 对于社会发展进程中经济增长、制度创新以及人的全面发展都应该把这些辩证地、有机统一起来。无论从社会监管方式还是体制改革, 必须建立在尊重个性、建立公平竞争环境、恪守诚信、宽容失败、激励探索精神、提倡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 这些因素离不开创新环境的支持。当然, 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成因来看, 最主要的是缺乏自主创新的动力、机制和政策环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待于完善, 建立公平竞争诚信的市场环境和文化氛围的创新, 才能培养出具有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并能够取得创新成果的创新型人才。

二、高层次创新型人才激励机制构建的理论依据分析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原理是其人才思想的理论基石。人的本质是自然性、社会性和实践性三者的有机统一。人的自然属性是指人的生命的存在及其所表现的特质, 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是其人才思想体系的实质和核心。从人的社会性来看, 人是社会发展的产物, 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结合人才资源开发目标来看, 结合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及社会的实际要求等, 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理论为人才资源开发指明了方向。人的实践性为人的基本生存和发展提供物质基础, 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条件。人的能力是在实践中不断提升, 关于人的本质理论, 是进行人才价值评价的尺码, 即只有那些有创造性劳动成果, 并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并做出积极贡献的人才是创新型人才。

马克思主义人才观以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 有一条红线贯穿于其中, 就是坚持理论与实际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基础上的统一。这个统一不是静态的统一, 而是动态的统一、历史的统一, 是与时俱进的统一。正是在这一条红线的贯穿下, 马克思主义的人才理论才能够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人力资本进行了论述, 作为社会经济管理活动的主体来讲, 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 对生产过程起着决定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还强调, 一般劳动是一切科学工作, 发现与发明。由此看来, 人 (才) 的劳动, 是创造一切的源泉, 包括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不断丰富和社会历史的变革与进步。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思想, 是马克思主义人才论的理论基石和起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斗争, 无产阶级的斗争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斗争, 无产阶级政党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 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 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实践就是最大的实际、最大的现实。“共产主义者”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一切实践, 都是谋求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相统一的现实活动。在知识经济时代, 最为核心的资源当然是人才, 具备一定的专业基础知识、具备与时俱进的思想道德品质、扎实的良好技术能力, 具有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 集品质与能力于一体, 德才兼备, 能在某一领域、某一行业、某一工作中, 为了社会的整体发展, 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作出自己的贡献。能够具有与国际接轨的先进管理水平, 为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不断生产出富有创造性的劳动成果。

对人才资源开发的实践活动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和研究价值当然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人力资本思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人力资本的论述中认为, 主体的人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最活跃, 最革命的因素。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是其人才思想体系的核心。马克思认为, 生产资料特别是生产工具是区别经济时代的标志, 而生产方式的变革则是以科学技术的广泛运用和重大突破为先导的。这样, 作为科学技术载体的人才, 对于就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的变革愈显重要。因此, 马克思主义的人全面发展的理论是高层次创新性人才观的理论依据。

三、构建创新型人才激励机制的主要路径选择

首先, 从“封闭”走向“开放”。我们靠经济、技术、文化“走出去”, “走出去”依然是为了更好地推进全球的和平与发展。打造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和具有重要支撑的核心价值观, 增强软实力, 即不断积累经济、科技、文化以及教育的实力, 为了“走出去”, 必须始终坚持和平与和谐发展的理念。因为“走出去”是为了使我们的经济、技术、文化能够在和平与发展这样的政治大环境下, 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发展, 以两和 (和平与和谐) 为主, “走出去”依然是为了更好地和平发展。我们靠经济、技术、文化“走出去”, 打造国家核心竞争力和核心价值观, 增强软实力, 为“走出去”而不断积累经济、科技、文化以及教育的实力, 必须始终坚持和平与和谐发展的理念。因为“走出去”是为了使我们的经济、技术、文化能够在和平的大环境中被世界各国人民所共用, 符合新全球化引领的时代所需。

其次, 从“依附”走向“自主”。所谓“自主”, 通俗地讲就是强调拥有自主权, 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获得真正的发展权而不依附于其他国家。创造一个良好、宽松、和谐的工作环境, 可以让创新人才感受到社会对知识、对人才的尊重、理解和关心, 他们就会在潜移默化中充分发挥其工作积极性、使自己的内在潜力得到最大的发挥。

再次, 体现创新者利益回报的公平性。根据美国哈佛大学麦克利兰教授的“成就需要理论”, 个人内在成就需要, 是献身于事业、追求卓越、实现目标和争取成功。树立“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的理念。任何一项重大的创新, 都将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效益。当效益产生之后, 一个物质利益激励的问题, 而且是一个社会能不能真正尊重创新型人才的问题, 是创新者是否能得到利益合理的回报的关键, 建立一个宽松的能够充分发挥创新作用的政策环境和物质环境, 希望得到他人的尊重和信任。是能否长久保持一个社会创新激情的重要因素。一项具有创新意识的发展思路和建议往往能对一个地方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制定各项规章制度和政策的过程中, 创新型人才希望能够参与其中, 而不是被动地接受管理。这种利益分配机制, 对于这些具有创新型人才来讲, 追求宽松自由的工作氛围、强调工作中的自我引导和自我管理以及成就感的需求, 则显得尤为重要。建国以来, 我国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最重要因素就是人才。当前我国的经济实力、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 还有较大的差距, 我们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还很多, 要缩小差距应对挑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确立人才优先发展的战略布局, 坚持改革创新, 要特别重视人才资源的能力建设, 核心是人的创新能力, 建立科学的动态性激励机制, 可以有效地激发创新型人才的创新思维能力, 由于创新型人才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异质性性, 因而也就决定对于创新型人才培养激励模式的多样化特点。完善对于科技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科学性动态激励机制。创新型人才拥有知识资本, 往往把个人的成就看得比物质更重要。他们把在工作上得到肯定、进步和成就得到承认看作是最好的奖酬, 由此而得到的满足和激励会大大超过物质的奖励, 而创新成果是对他们创新能力最好的证明。人才资源是在经济社会发展资源中, 人才的含金量是最重要的价值体现, 是任何资源都无法比拟的。需要树立“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的最高理念。

另外, 营造一种自由创新的氛围。通过建立创新型的组织文化, 营造一种自由创新的氛围, 给予创新型人才更多的理解和宽容, 允许他们自由选择创新领域, 或者保持一定程度的自由选择权。使创新型人才有更高的工作投入度度与更强的组织承诺, 因而能对创新型人才保持持续长久的激励力量。竞争与合作对于创新是不可缺少的因素。在创新活动中, 创新型人才表现出的一些优秀个性特征往往被误认为是缺陷或不合群等, 这些都需要上级组织部门去很好地去沟通与把握, 才能得到最大的理解和人才发挥的最大化。

最后, 制定动态的、多样性的的竞争激励机制。激励机制是一个永远开放的系统, 由于创新型人才不会沉默于墨守成规、而是敢于挑战权威与保守、打破现有的思维定势、热衷于挑战, 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解决问题的方案总是独辟蹊径。因此, 上级部门组织应基于他们这些人才的个性特征, 建立多层次的、多样性的动态的激励机制。使他们对组织产生内在的价值认同感。使创新型人才增加对组织承诺度与工作的投入度。

总之, 深刻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人力资源观, 对于实施人才强国战略,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提升了以人为本的观念, 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人才是掌握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动权, 也是置于综合国力竞争的制高点。把创新人才的全面发展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轴力量, 使创新人才价值得到实现, 构建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激励机制, 促进创新人才的健康发展, 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 从而使创新型人才的激励机制成为可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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