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时代（精选9篇）
现在来吧，…… 让我们以言词从头建构一座城市――柏拉图
为什么要探讨宪政与主权？要理解这一门课的意义，首先需要反省我们时代的政治危机以及面对这些危机我们可能寻求的解决之道。
从国际层面看，危机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1、全球化的新殖民主义对民族国家建设的挑战；2、台湾问题的国际化和紧急化；3、二十世纪末苏东的普遍崩溃。这种处境与晚清极为类似。那时资本主义要扩张，打开第三世界的大门，抢占国际市场，瓜分其领土。现在的全球化与那时的区别仅在于当代使用了一些普适的价值概念，更具有迷惑性，让人不可抵御。那时的进步潮流是共和、立宪，把君主专制看成落后的政体，一种注定要被淘汰的政体，从后来的事态看，多数国家都走向了共和立宪的道路，不管实质上是不是专制政体；现在苏东瓦解后，民主、法治、市场经济、人权等概念一样具有普适性，具有不可抵挡的道德力量。那时帝国主义的领土占有欲极其张狂，物理性地侵犯弱国主权，甚至实行域外法权；现在除了少数的领土占领或挟持外，更多的是把先进国家的法制奉为国际准则，利用经济手段和国际经济组织迫使弱国接受，再有就是跨国公司的经济殖民和电子技术的信息殖民。
从国内层面看，危机主要体现为：1、随着经济的市场化和社会结构的开放，原有的经济结构和阶级分层发生了巨变，私领域扩张，原有的公共领域局部瓦解，新的公共领域在生长。那么，原有的权力体制及其支持性的概念和理论是否需要相应地重塑呢？比如人民的概念、代表理论、权威的概念。2、普遍的.腐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是否会导致人民对政府和执政党的信赖危机呢？国家的权威、动员力和治理能力是否会受损？肤浅的人把仇恨和恐惧归咎于腐败“份子”，稍有头脑的爱国者必然会把心智用于反思腐败赖以滋生的体制本身，反思我们传统的权力观念本身。3、香港基本法的解释危机和台海危机。近年来关于香港的选举进程、基本法的规定等有很多争论，这其实是一种宪法危机。很多学者都就此问题发表了意见，但是对于“一国两制”原则并没有提供真正具有宪法理论意义的有说服力的解释。什么是“恢复行使主权”？主权到底包括什么权力？根据主权原则，中央政府难道不能对于基本法行使解释权吗？香港不向中央纳税在法律性质上算什么，是权利还是特惠？为什么必须驻军？这些问题都是主权问题。比这个问题更尖锐的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从一开始就犯了定性的错误，被定性为“国际问题”，其实台湾问题不是国际法的问题，而是一个宪法问题。我们承诺在台湾问题上作更大的让步，甚至允许台湾保留自己的军队，那么“军队”是不是主权的标志，是否属于主权的因素？在一个主权的原则下我们能设计怎样的宪法结构让双方接受呢？有没有可能寻求一种复合主权的形式？
有趣的是，在晚清，立宪主义兴起，主权理论引入，立宪被视为“救亡”之要务，主权被视为民族自强之基点。现在我们又重新揭起宪政主义的旗帜，强调国家主权。那么，当代有哪些重大的理论问题需要我们思考、回答呢？
我个人设想，有以下理论问题：1、双重代表制的协调。所谓双重代表制，就是基于人民主权理论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和共产党对人民的代表制之间的协调。两者如何统一在一个宪政框架中呢？我有一个初步的宪法构想，叫“执政党在人大中”或者“执政党在宪法下”。2、民族国家的整体性。这主要针对各民族各地区的差异性与同构性，探讨最低限度的整体性标准。特别要解决行政特区的主权下放限度，探索台湾问题解决的可能的宪政框架。3、全球化与民族认同、公民美德。中国从王朝统治转变为共和国，
中国近代一共经历了两次民法法典化运动。一是清末民法法典化, 二是民国时期民法法典化。
清末民法法典化指的是《大清民律草案》, 这是我国近代第一部完整的民法典草案, 该草案以“注重世界最普遍之法则”、“原本后出最精之法理”、“求最适于中国民情之法则”、“期于改进上最有利益之法则”而完全服务于清政府, 满足其“务期中外通行”的要求 (1) 。从整体上看, 该草案分别为个人本位、家族本位立法, 这就显示了其在体系上存在着严重的裂痕;从微观角度观察, 条文中也存在着不少规范缺陷。而其仿效外国法的财产法部分, 绝大多数民众无法读懂更难以适用的。所以说, 《大清民律草案》未能真正实施是因为其并不具有社会适应性, 无法契合当时的社会需要, 与所处时代不相符合。
民国时期民法法典化运动可以说分为两次, 一次是民国《民律草案》, 另一次是《中华民国民法》, 即民国民法典。《民律草案》大部分沿用了《大清民律草案》, 内容上很多违背宪法之平等精神, 在法律用语上不同起草人不同的使用倾向, 造成草案在语词方面的不统一。总体而言, 它不可能完成中国民法法典化在法律价值和规范技术上的建构任务。相比于前两个民法典, 从比较法的角度观察, 民国民法典有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无论单纯从法典的条文体系与理论结构来看还是用大陆法系各国民法的形式理性标准来衡量, 民国民法典都称得上是中国二十世纪最好的民法典 (2) 。首先, 从立法精神上来讲, 它坚持三民主义, 是整个法典化的灵魂。其次, 从体系功能上来看, 民国民法典的条文较前两者大为减少。第三, 从规范技术角度来看, 民国民法典采取综合比较, 兼采中外的模式.
二、民法典制定的模式问题
之所以对近代中国制定民法典的历史加以描述和概括, 是要在制定过程中正确看待历史上我国继受大陆法的不足从而重新审视当今民法典制定的编纂模式。当前关于民法典的三条编纂思路:
一是“松散式、联邦式”的思路。所谓“松散式、联邦式”思路, 是由民法起草工作小组成员费宗彝所提出的民法典编纂思路, 指无须按照严格的逻辑关系, 也无须要求完整的体系, 各部分相对独立, 相互之间构成松散式的联邦式的关系。按照这一思路, 将民法通则、合同法、担保法、继承法、婚姻法, 以及正在起草的物权法编在一起, 就成了民法典。
二是理想主义的思路。所谓理想主义, 是由厦门大学徐国栋教授提出的民法典编纂思路。它有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是“回到罗马法”。第二个特点是以法国式三编制为基础。突出了民法的“人法”色彩。第三个特点是以重要性为标准。民法典内容的编排上应以其内容的重要性为依据, 人身关系法直接体现人的尊严和人权, 当然比财产法重要, 因此安排在前。
三是现实主义的思路。所谓现实主义的思路, 是由梁彗星教授所提出的民法编纂思路。这一思路有三个重点:其一,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经济形态和经济制度, 还是民族传统和法律传统都与之相符。其二, 以德国式五编制和民法通则为编纂基础。我国法律传统是沿袭了《德国民法典》的模式。其三, 借鉴20世纪最新的立法经验。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和工业、交通、通讯事业的进步, 民法典只有不断借鉴和参考新民法典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 从而正确处理层出不断的新问题 (3) 。
三、宪政时代下民法典的价值中立性选择
法律的发展不外乎继承和移植。我国制定民法典也需要对本国法律的集成和对外国法律的借鉴、移植。众所周知, 当下我国进行民法典编纂所面临的外部环境, 与任何时期的民法典编纂相比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当今世界法治是建立于宪政基础之上的, 所以当今世界实为宪政时代。因此, 应将民法典的编纂放在这一宏观背景下进行重新考虑, 其中两个重要话题便是宪政与法治的关系和民法与宪法的关系。
我们从被当代人广为接受的角度来定义宪政和法治:宪政是建立在宪法至上、分权、制衡、司法独立、宪法司法、司法审查及保障个人权利基础上的政府体制, 而法治则是以法律的至上性和公正性为基础的一种法律体系;这个定义下, 宪政与法治具有双重关系。一方面, 法治是宪政的一部分, 是宪政的必要基础, 并捍卫着宪政体制的生存和稳定;另一方面, 宪政反过来又保证了法律的内容和形式的公正, 维持法治与人治之间的平衡。在宪政语境下, 宪法位于一国法律效力位阶的最高处, 现代法治之基本价值诉求都交给了宪法。我国《宪法》第二章对于基本人权、公民政治权利与自由等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来产生的人本主义理念都给予了必要规定, 由此可以看出, 我国宪法与民法的关系。
当今社会发展的一大趋势是社会分工的急剧复杂化, 民事法律所面临的社会生活领域呈现出了更为丰富精彩的立体图景。因此, 这就需要一定的技术手段来糅合各种不同的, 甚至有冲突的价值追求, 对民事法领域的法体系进行重构, 而非像《法国民法典》那样以特定的价值诉求为首要目标, 这其实与《德国民法典》编纂之时所面临的时代背景有诸多相似之处, 但社会生活状况就要复杂的多了。《德国民法典》编纂之时所采取的技术性措施, 即民法典本身具有价值中立性, 在整个民事法领域形成一个逻辑上双层的普通——特殊关系, 如果说能够有效借鉴《德国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对民法典的价值中立性的定位, 来审视我国将来之民法典应具有的历史功能, 是否可以有效应对当今社会的巨大变革中所发生的价值取向上的迅速变化及其对于法制稳定性提出的挑战, 在当下的中国是有非常大的实践空间的, 应为我国民法典编纂所主要解决的问题。
注释
11 参见张生:《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第87页.
22 参见张生:《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第196页.
【关键词】宪政意识；法治国家；宪政国家；紧迫性
一、问题的提
“中国自有宪法已近百年，然中国之宪政建设尚待完成。盖宪法之于宪政，犹如法治之于法制，其盛衰兴废，不独受制于法律之制度，更取决于政制之安排社会之结构、公民之素质与民众之信仰。故修宪法虽易，行宪政实难”1 在宪政的道路上可谓荆棘遍布，举步维艰。然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报告中将“依法治国”确立为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并于1999 年3月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容载入宪法，用法律的形式把“依法治国”方略确定下来，标志着中国彻底摒弃人治影响，坚定不移地走上了法治之路2 一时，“在共和国所及之处，诸凡政治生活、会议文件、集会讲演、新闻报道、大众传媒、学术著作、课堂教学乃至街谈巷议，`法治 二字在见著纸面、显示银屏等等方面的频率都居高不下。”3但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一方面，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清醒，切忌用 趋势代替现实；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对“法治理想”国抱有坚定的信念，更加执着地追求。实现法治理想国，这是当代中国人的历史责任。4那么，该如何承担这份责任呢？那就是要建设一个“宪政国家”，但其建设过程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这首先要求的是我国公民的宪政意识的确立，而我国著名宪法学家周叶中教授提出的“宪政中国”这一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为其提供了理论依据。加强我国公民宪政意识的培养，在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三大文明建设的推进过程中已成为政治生活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法治国家”与“宪政国家”的关系比较
概念的混淆会给人们的思想和学术研究造成了空前的困惑和迷乱，所以我们首先有必要明确宪法、共和、民主、法治、宪政这几个基本的概念。
那么宪政或者说宪政主义（constitutionalism），来源于什么思想，由哪些思想构造而成？ 这个问题涉及的一个方面就是共和与宪政的关系。宪政主义是四种思潮的融汇：共和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法治主义。共和主义确定政府形式，民主主义解决了主义的归属及政府的合法性，自由主义则指明了政府的目的。这四种思潮在思考政府形式及政府与人民的关系的过程中不断交错融汇成了现代宪政主义的蔚蓝海洋。但是它们四者并不仅仅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冲突的关系，宪法则创造性地于将它们融为一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学术界对于宪政的理解见仁见智，有学者从权力制约角度来阐述宪政，认为宪政的直接目标就是“限政”5，宪政简而言之就是有限政府6；有的学者则从宪法实施的角度来界定宪政，认为宪政的主要内涵是指依照宪法规定所产生的政治制度，是宪法规范与实施宪法的政治实践相结合的产物7尽管学者们的各个视角有所不同，但殊途同归的是他们都普遍把宪政与民主、民主政治联系在一起。“宪政是以宪法为中心的民主政治”，是在“立宪政体下，统治阶级的成员都平等地参政即实行民主政治。”是1985年以来出版的众多法学辞书几乎一致的观点。而学术界的这种概括与毛泽东同志“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政治”这个重要论断的影响不无关系。笔者认为，民主政治的要求理应涵盖在“宪政国家”的大概念之下，不必要再细分为“民主国家”或“民主宪政国家”。
那么宪政与法治有何区别呢？其实，所谓法治，是指以普遍性、确定性的规则来束缚国家权力以及个人越轨；所谓宪政，是指为主权设计一套分权制衡的架构，为人权提供制度性保障和司法救济。但在一定意义上讲，“法治国家”用语比“民主国家”进步多了，但仍没有“宪政国家”优越。一则“法治”往往易被人们滥用乃至误用，而并衍生出“依法治球”等莫名其妙的用语，而“宪政”则不存在这些问题。二则“法治”用语中的“法”过于宽泛而“宪政”中的“宪政”含义相对确，不易被扭曲。法治理论的鼻祖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已经制定的法律获得大家普遍遵守，大家普遍遵守的法律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不难看出法治的两大基本特征即是“守法之治”与“良法之治”的统一。
三、当代中国公民宪政意识确立的紧迫性
其实中国的宪政的思想起步并不晚，这个历程也并不短暂。早在1906年7月8 日 清政府召集群臣讨论是否实行君主立宪时，立宪派与反宪派就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双方妥协的结果便是有名的“预备立宪”。由于立宪派从一开始的妥协导致了后来自己的权力处处受制，最终认清了所谓的立宪运动只不过是场欺骗，代价是把自己送上革命的祭坛。辛亥革命的胜利终结了两千余年之久的帝制，中华民国的建立，意味着宪政意义的制度与理念已经开始生根在华夏的大地上。但是同时，从南京政府的法令中依然有着太多的不宽容气息和对自由的干涉，这是与宪政制度和理念格格不入的本土文化糟粕。南京政府的五权宪法外加国民大会的四权模型本质上是为创制一个万能政府而设，这与西方旨在分权，各个权力主体的权限划分，相互牵制的宪政理念刚好背道而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宪政之路才真正开始走上正轨。在1979年以前虽然更换了几部宪法，但是法律体系并不健全，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影响社会的各类关系都是由政策、指示来解决的。到1982年通过的宪法，才在体例上和具体的实施上有了巨大的改观。
近百年宪政史启示我们：在当前加紧中国公民宪政意识的确立已迫在眉睫。宪政建设之难不仅受制于制度之设计还在于公民宪政意识的确立。因为在当代，制度与公民的文化认同感息息相关。一个主权政府能否提供个人权利的适当保障是制度认同的精髓，制度的精进与否，遂成为衡量合理爱国心与合理国家认同的最佳指标。德国伟大的法学家萨维尼在他的名著《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中提出，法的精神深植于一个民族的共同信念和共同意识之中，同时民族的共同信念和共同意识也会随着时代环境的变迁而变迁。今天，我们在生于斯长于斯的国土上看到了这样的变迁，无疑将见证这种变迁将。对“八二宪法”，也许这个古老民族尚嫌不够完善，但无论如何，相信国人都期望着有一天，它能够在水乳交融的宪政民情中锻造、砥砺自己并和平地穿透历史的烟云，终将成为中国人引以为傲的自由宪章。
参考文献：
[1]梁治平，贺卫方：《宪政译丛（总序）》，三联书店1995—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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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端洪：《宪政初论》，中国人事出版社1995年版，第5～8页。
内容提要：我国宪政生成的基本障碍在于我国社会宪政基因的缺位和反宪政基因的遗存，从而使我国宪政的生成非但先天不足，而且存在着较大的障碍；培植宪政基因和消除反宪政基因的经济土壤是市场经济建设，法律条件是民法的完善；我国宪政生成的基本路径必然是政府推进和社会演进相结合。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的宪政之路实际上就是政府推进和社会演进相结合的基本路径。如果在对宪政生成的基本障碍、条件和基本路径进行理性认识的基础上进行自觉地运作，则我国宪政生成的前景将是十分乐观的。
关键词：宪政基因，集团本位，道德至上，市场经济，民法
在当今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的宪政理论和实践虽仍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甚至冲突，然而随着世界全球化趋势日益强劲和意识形态的日益淡化，全球宪政的基本经验和基本观念也日益趋同，对于宪政的基本价值目标和实现此价值目标的基本手段也在相当普遍的程度上形成了共识，即保护个人权利和限制国家权力，具体体现为现代宪法的人民主权、基本人权、分权与制衡和法治等四个基本原则。
最先体现这种价值目标和实现此价值目标之手段的宪政是英国宪政，且英国宪政几乎是从英国社会内部的个人权利诉求、政治权利多元和法律至上等三个宪政基因中自然生成的。因而可以说英国宪政是先发内生的。美国不但在社会方面继承和发展了英国社会的宪政基因，而且在宪政制度方面继承和发展了英国宪政的.制度因素。因而英美宪政成为其他后发立宪国家借鉴和学习的标本。[1]
我国从近代开始，一些仁人志士从强国图存的宗旨出发，既开始学习和在中国推行英美的宪政理论和宪政制度，但这些努力均遭失败。[2]这些努力失败的根本原因恐怕在于中国社会不但缺乏这种宪政理论和宪政制度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宪政基因，而且同时根深蒂固地遗存着抑制和阻碍这种宪政生成的反宪政基因，即专制基因或人治基因。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宪政基因缺位和反宪政基因遗存的状况仍无法一蹴而就地得到根本改善，因而新中国的宪政之路仍是一条曲折艰辛之路。目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社会的转型将为宪政基因的培植和反宪政基因的消弭不断地创造条件，同时也对宪政的生成和不断完善提出更加迫切的要求。当此时机，对我国社会宪政基因状况、宪政基因培植的基础和条件以及宪政生成的基本路径进行深入研究和理性认识，对于发现宪政规律、促进宪政进程和社会发展，都是十分必要的。
一、宪政基因缺位与反宪政基因遗存：我国宪政生成的先天不足与根本障碍
宪政之所以在英美社会率先生成，其原因是英美社会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宪政基因，即个人权利诉求、政治权力多元和法律至上的社会传统。前者是目的性基因，后两者是手段性基因。个人权利诉求生成了人民主权和基本人权原则，体现了宪政的价值目标，政治权力多元和法律至上生成了分权与制衡和法治原则，体现了实现宪政价值目标的手段。宪政基因不但是宪法生成的社会动力和条件，同时也是宪法实施的社会动力和条件。考察中国宪政史，中国宪政生成之难，或因体现应有宪政精神与特征的宪法之难以生成和通过，或因虽有体现宪政精神与特征之宪法，而此宪法又难以实施。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宪政基因缺位和反宪政基因遗存，具体体现为：个人权利诉求的缺位与集团权利本位的遗存，政治权力多元的缺位与政治权力一元的遗存，法律至上的缺位与道德至上的遗存。这种情况使“应有宪法”之生成和实施不但缺乏必要的社会动力和社会条件，而且遗存着较大的社会障碍。
（一）先天不足与根本障碍之一：个人权利诉求的缺位与集团权利本位的遗存
个人权利诉求是现代宪政生成的目的
● 胡桂芳
本书是一部关于西方历史上宪政与分权学说发生、发展和演变的专论，作者通过回顾西方近三个世纪的分权学说史，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它表明了分权学说作为一种政府理论，始终没有为一个有效稳定的政治制度提供一个足够的基础，但它的演化反映了西方世界中赋予三种支配性价值的重要性，那就是效率、民主和正义，这些价值仍然是今天西方社会不可忽视的价值，同时，它一直想要努力解决的问题，即一方面要控制权力的行使，另一方面又要保证政府的有效运作，也仍然是今天西方社会所面临的问题。
在这里，作者选取了三个均以权力分立作为它们立宪政府基础的国家——英国、美国和法国来进行考察。这三个国家在分权学说的历史上基本上遵循了相同的历史进程，有着许多相同的历史遭遇，但它们不同的传统、革命历程和政治情境，以及受不同的主导学说和理论的影响，又决定了它们将走着一条非常不同的道路。
一、分权学说在英国
无论从理论还是政制实践上来看，英国都可视为是近代分权学说的发源地。
在17世纪中叶以前，关于分权的理论都只是一些分散的思想碎片。分权的观点最早可以从古代政治思想家们关于法治和法律至上的观点中看出，从亚里士多德到14世纪的马西里乌斯，他们都认为只有两种统治职能，即制定法律的职能和执行法律的职能，而且从上帝神启法律到统治者制定法律再演化到立法权或立法职能，其间又掺杂了许多其他的观点。如自然法理论、法律的命令理论、博丹的主权理论。同样，执行权则与司法权始终交织在一起，有的将王权分为统治权和司法权（P24），有的将统治权分为立法权和执行权，直到17世纪中期，始有人提出立法、司法和执行三分的观点（P28－29），但这里的司法是指作出判决，执行仅指执行法院的判决而言。这些混乱的关于职能划分的观点直到孟德斯鸠才得以实现向现代意义的完全转化。
与分权的古代观点不同，混合政体的古代理论，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纪哈林顿的《大洋国》（1656年），1都得到了广泛的赞美。混合政体的中心旋律是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混合（P31）。其意在通过社会中不同阶级参与统治来防止某个阶级独揽权力，进行暴虐统治，实际上是一种有限政府的理论。这种理论在君主统治的社会里是一种有利于中产阶级的理论，所以，它在英国成了新贵族和上升中的资产阶级与国王相妥协的政制形态，并且始终占据了英国政制理论的首要地位，而权力分立只是一个从属的、第二位的要素。
权力分立是在国会与国王的长期争战中引入英国政治生活的主题的。并开始与混合政体理论相结合。（P36－37）英国内战的早期，查尔斯·赫尔勒、菲力普·亨顿2两人的思想对此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后来的米尔顿、萨德勒、戴利森3等则主张纯粹的分权学说。但长期国会的现实和克伦威尔摄政的失败，证明了没有制约的立法至上和纯粹的分 12 这些古代思想家还有亚里士多德、波利安比等。P32－33。
其中赫尔勒认为混合政体的三种要素：国王、贵族院和平民院，应当置于同等的地位，还第一个提出来关于机构的职能划分的任何理论都具有的基本问题：如果立法机关限于仅仅通过法律的话，那么它有什么来保证它的命令将被恰当地执行呢？亨顿认为，政府的三个要素，如果其中有一个占主导地位，将会有一个更稳定的政制。但这种混合不能强大到足以推毁君主制。于是他主张授予君主悬制否决权，主张立法权分享（实际上主张君主至上）。3 戴利森还看到了法官的独立并行使相当独特的职能这一点，P42。
邦宪法的制定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经验。8其中最重要的两点是：第一、大陆会议式的大会制政府被拒绝了，它在独立革命时期曾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它集中行使政府一切权力可能带来的威胁使各州放弃了这一作法；第二，纯粹分权学说被拒绝了，它曾先后在宾夕法尼亚州、佛蒙特州作为它们立宪政府的基础，但接踵而至的内部剧变同时宣告了它的破产。当然，也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保留了下来，如权力恰当分立的思想、制衡的思想、人民授权的思想、设置两院制的思想、司法审查的思想（P147）等等，并且这些思想在美国国父们那儿得到了很好的整理，1781年，杰佛逊出版了《弗吉尼亚州札记》（P142），强调了权力不仅只是分立，而且要受到其他权力的积极制约和约束。在1787年的制宪大会以及《联邦党人文集》中，詹姆斯·威迩逊和麦迪逊等人更加精辟地阐述了权力分立和制约平衡的思想，他们强调了人民至上的观点、强调了建立一个统一的联邦的重要性、以及联邦与州分权的思想等等。（P148－162）他们的思想不仅给予反对派有力的反击，而且成了美国宪法的基础，虽然我们在此无法作详细的回顾，但他们的名字却永远与美国宪法联系在了一起。
三、分权学说在法国
18世纪的法国与英国和美国不同，法国人民需要彻底的革命，他们拒绝与君主妥协，拒绝那种英国式的混合政体，而抽取了孟德斯鸠分权学说中关于权力分立的部分，以适应当时的政治情境。但他们的极端使他们一次次掉进他们无意设置的陷阱之中，拿破仑帝制、波旁王朝复辟、巴黎公社等等的复杂经历使他们的革命漫长而又艰难，这是美国所没有的，因此，作者把1789年到1958年分权学说在法国170年的历史喻为是1776年到1787年10年间美国历史的延长。（P227）当然，问题远远没有这么简单，这里有一些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人、不同的力量在起作用，法国思想家们探索自己政府理论和政治制度的过程与美国国父们一样有意义。我们可以把分权学说在法国的演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748年到1789年，我们称其为理论酝酿时期。在这一时期，有两个具有特别影响的人物，那就是孟德斯鸠和卢梭。1748年，孟德斯鸠发表《论法的精神》一书，它带给法国的影响正如法国革命一样，是革命性的，虽然它也对英国和美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思想是那样强烈而持久地占据了法国人们的头脑，以致大大影响了法国政治的进程。（孟德斯鸠对分权学说的经典阐述我们可以在书的第83页至第84页看到。这是那个时代的人们不能忽视的语言，即使现在的人们谈起分权，就没法不想到孟德斯鸠，不想到他的这些精辟的阐述。）与孟德斯鸠齐名的另一位人物是卢梭，他于1762年发表了《社会契约论》一书，阐述他的人民主权理论，他将人的活动区分为表达意志和执行意志，从而与他所理解的立法权和执行权相对应。并强调了两者分离的重要性，强调立法权只能属于人民，一切形式的政府都受制于人民的至高无上、压倒一切的立法权。卢梭的人民主权的思想似乎比孟德斯鸠的分权学说更适合革命年代的法国，因此他在一定程度上修改和掩盖了孟德斯鸠的理论，成为法国人民战斗的口号；但也给予了分权学说一些新的方向和新的力量，为法国向议会制政府迈进开辟了道路。
第二个阶段是1789年到1875年，我们称其纯粹分权学说的时期。这也是法国历史上最不稳定的时期，立宪君主派、吉伦特派、雅各宾派、热月党人、第一帝国（拿破仑）、波旁王朝复辟、七月王朝、第二共和国、第二帝国（波拿巴）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在这一期间间立宪活动不止，其中1791年宪法采取的是立宪君主制、1793年宪法采取的是民主共和制、1795年宪法采取的是议会君主制，1848年宪法是一部总统共和制，这些宪法虽然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但它们却提供了以权力分立为基础的立宪政府的不同 8 1762年，奥蒂斯最早提出了美洲人对那种今天被称之为司法审查的制度要求。P121。
看到隐藏在这些制度结构背后的基本价值。
然后，作者在此批判行为主义学派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分权学说的历史和19世纪、20世纪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发生的一些新变化，提出了自己关于宪政理论的一个基本模式。这个模式以价值为中心线索，以职能、结构和程序为基本要素，并且通过价值把它们联系和区别开来。这是一个融贯的、开放的模式，是一个由价值需求引起职能、结构和程序变化，而职能、结构和程序变化必须回应社会价值的互动过程。
首先，作者对分权学说长期使用的职能概念进行了新的分析。他指出，传统的政府职能三重划分（即将政府职能划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种职能和三个部门的作法）从来就没有真正实现过，即使可能，事实上也不可欲，因为它将涉及政府活动的中断，而这是无法容忍的。（P303）他又提到了阿尔蒙德关于政府有多重职能的观点，并指出任何职能划分的努力都是不可能的。他举了两个例子来予以说明，第一个来自法院，第二个来自文职官员，事实上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行使着全部三种职能，他还以英美法为例，表明规则制定权是如何在三个部门中融合的（P303－304）。那么，在过去那些年代，分权学说和制度理论是如何在这三种职能之间维持区分的呢？他提到了两种主要的方法，一是确立一个规则的等级体系，其他规则要服从最终规则制定权的检验；二是职业忠诚或正直，即某个部门的人员都承认某些职能是他们的首要职能。在此分析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将政治体制（他没有使用政府一词）的职能分为两个层面，共六种职能。首要的层面关系到政府与公民或其他政府之间关系，或称外部职能，包括规则制定、某种裁量性的职能、规则适用和规则解释，这是法治或立宪政府的基本要求，同时他还指出了裁量权的重要性。（P311）第二层面的职能关涉到政府各部分之间的内部关系，或称内部职能，包括控制和协调两种，在西方早先的几个世纪，更多强调控制性的职能，这种控制包括划分政府、平衡权力等内在控制手段，也包括选举制、人民主权等外在控制手段，现代的控制手段则更趋多样化，包括政党、社会团体、新闻舆论等的大众控制。协调职能则是19世纪后逐渐占主导地位的旋律，它表现为要求权力的合作和融合，以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因此，如何在控制职能和协调职能之间取得平衡也一直是政治体制努力的目标。通过这些新的关于职能的分析，作者试图摆脱任何表面化的权力分立，而是挖掘深藏在传统的职能三分后面的基本意图。
我们从被当代人广为接受的角度来定义宪政和法治：宪政是建立在宪法至上、分权、制衡、司法独立、宪法司法、司法审查及保障个人权利基础上的政府体制，而法治则是以法律的至上性(包括法官在一定限度内的至上性)和公正性(包括实质公正和程序公正)为基础的一种法律体系;在一个法治国家，法律对政府权力构成透明的、稳定的和理性的约束。
在这个定义下，宪政与法治具有双重关系。一方面，法治是宪政的一部分，是宪政的必要基础，并捍卫着宪政体制的生存和稳定;另一方面，宪政反过来又保证了法律的内容和形式的公正，维持法治与人治之间的平衡。事实上，宪政恐怕是人类所知道的实现一定程度法治的惟一途径;同时，宪政是法治与人治良好平衡的必然要求。
法治是宪政的一部分。
第一，宪政是自由主义的制度化实现。宪政通过一系列制度和文化安排来建构和规范政府权力，保护个人基本权利，实现有限(但又有效的)政府和个人自由的理念;法治就是这一系列安排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法治的一个核心涵义是“限制性”。在一个法治国，法律对人(尤其是当权者)的行为加以限制和规范，从而成为宪政框架下规范政府行为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之一。
第二，宪政体制(尤其是宪政框架下的法治)不仅约束了政府的任意权力，也提升了政府决策的理性。分权制衡、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高级法理念等等，都有利于防止公共决策被冲动、情感、局部利益和短期不理性所腐蚀。法治使人们(包括政府官员)按照长远利益和理性来行事。从这一角度讲，法治一方面限制了政府的任意权力，另一方面使政府更理性和有效，同时更加取信于民。
第三，虽然宪政体制并不完美，但它提供了一个相对良好的制度框架，使得公民个人和社会整体的不同要求可以在其中进行和解、妥协和释放。例如，宪政体制容许不同利益的存在并通过自由民主过程使之和解和释放，而不对这些利益的合法性进行预先设定，这样就避免了未解决的利益冲突的积累，避免大的**，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法治只是宪政一部分的另一个表现是，宪政是法治与人治的结合，是维持法治与人治之间平衡的一种制度和文化安排，也是法治与人治良好平衡的必然要求。
法治虽是宪政的一部分，但也是宪政不可缺少的部分。法治是宪政的必要基础，并捍卫着宪政体制的生存和稳定，没有法治就没有宪政。如果法律仅仅是统治者(立法或执法者)意志的.体现，那就没有法治，也就无宪政可言。要建立稳定的分权、制衡、保护个人权利等各方面的宪政体制，就必须对立法和执法者的权力作出限制，并需要一个不受政治影响的、独立的法院系统来阐释宪法的内涵和确保宪政框架的稳定。这种限制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法治实现的，而法治在很大程度上又是通过司法独立、司法审查、公民对法官公正和权威的普遍认同、以及一种特定的法律观(即法至少部分来源于法官独立的法律推理)而得以实现。
宪法条文本身既不具有能动性也不具有限制性。要确切有效地实施宪法条款，我们需要一系列制度和文化安排来执行和保护宪法。法治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司法独立、宪法司法、司法审查、以及对法律(尤其是宪法)至上性的认同在一起捍卫了宪法条文和精神，确保政府的运作符合宪法规定。
另外，法治是保持宪政框架稳定的重要基础。法官的宪法解释权、宪法司法、独立的司法审查、以及普通法体系下的“遵照先例”原则，加在一起保证了对宪法解释的相对稳定，也促进了宪政框架的相对稳定。相反，在一个宪政民主中，如果只有议会有宪法解释权，该宪政框架可能很不稳定，因为如果议会的多数党变了，宪法的解释可能也就变了。
宪政对法治又有什么意义呢?法治作为一种以法律的至上性和公正性(包括实质
一、宪政即“限政”
与中国人性本善的观点相异, 西方世界受宗教思想的影响认为人性本恶。18 世纪英国哲学家、政治理论家休谟就提出了“无赖假定”, 形象的指出了人性中恶的一面: 贪婪、野心、虚荣、欺骗、卑鄙、伪善、凶恶等特性。①所以在谈到宪政制度的设计时指出: “在设计任何政府体制和确定该体制中的若干制约、监控机构时, 必须把每个成员都设想为无赖之徒, 并设想他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谋求私利, 别无其他。”②正是对人性谨慎的思考, 人都是不完美的, 而政府也是由人组成的, 权力导致腐败,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所以, 必须对政府权力加以限制, 以维护和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
纵观世界各国, 对权力的使用无不慎之又慎。英国的宪政发展主要在于限制君主的权力, 实行议会至上, 议会享有最高的立法权。而美国宪政的主要特征在于分权和制衡, 将国家主权分割为独立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权, 以防止权力的过度集中。我国宪法也明确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 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其产生, 对它负责, 受它监督。
二、宪政与人权
人权是宪政的基本要素和最高价值目标, 宪政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制约, 归根到底就是为了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可以从三个角度来揭示人权的内容: 第一为应有人权, 是作为一个人所应该享有的权力, 洛克称为: “天赋人权”。第二为法定人权, 是以宪法的形式确立下来的法律权利。第三为实有人权, 是一个人实际享有的权力。如果说宪法在应有人权向法定人权的转化过程中起着首要、必不可少的作用的话, 那么毫无疑问, 宪政则是法定人权向实有人权转化所不可逾越的关键环节。③
对人权的保护历来被各国所重视, 不仅要在思想理念上提高公民对个人权利的认识, 国家也要把保障人权作为设置和规范国家权力的出发点和归宿。我国在2004 年的宪法修正案中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 这在中国人权史上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三、宪政与民主
相对专制政治而言, 当代社会最大的进步就是实现了民主政治。民主是防止专制的最有效筹码, 民主制度的精髓就是: “主权在民”。现代民主业已跨越古代直接民主而走向间接民主, 是一种基于对权力的监督与限制的代议制民主。然而, 民主并不等于宪政, 民主与宪政之间还有一段距离, 一方面民主是宪政实施的基础与前提, 是摧毁君主专制的强力武器。民主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试图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在政治程序中提高公民的参与来限制政府权力对个人自由的侵犯; 另一方面, 由民主产生的政府也存在着实行专制的可能, 甚至会异化为更可怕的集权民主, 演化为多数人的暴政。所以, 宪政体制的设置既要实现民主, 保障个人自由和权利, 在民主与自由、多数人与少数人之间寻求平衡点, 又要对政府设置规范化、制度化的限制。④并通过宪法、代议制民主、司法独立等功能来维持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平衡。
四、宪政与法治
法治区别于人治的最本质特征是它将政府置于法律的控制之中, 政府与庶民同罪。早在中世纪的欧洲, 日耳曼法中古老的“王在法下”传统, 就是孕育法律至上的观念和原则的母体。此外, 自然法思想也是法律至上合理性的理论依据。人们在自由状态下所享有的平等、自由、人权, 在结成契约社会后依然享有, 且不容许任何人侵犯。宪政实现的唯一途径是实行法治, 即依法治国, 更准确的说是依宪治国。“宪法至上”是宪政最为重要的标志, 也是法治的核心和首要要求。法治不仅仅是治民, 同时也要治官,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 约束和限制国家权力是法治的重点和难点。有了宪法就一定有宪政吗? 答案肯定是否定的。一部合乎宪政精神的良宪, 既要对政府权力的配置, 制约和规范作出明确规定, 又要对公民的各项权利予以充分的肯定和保护。
宪政与法治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宪政是法治的基本依托, 离开了宪政, 法治亦可能步入“恶法亦法”的专制统治。宪政是对法治的进一步强化、深化和提升, 是法治的最高层次, 离开了法治, 宪政就失去了自己的政治体制载体。
注释
11休谟.道德原理探究[M].王淑芹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117.
22 王彩云.”无赖假定”与宪政设计[J].社会科学, 2005 (1) .
33 邹平学.宪政界说[J].社会科学研究, 1996 (5) .
关键词 明治维新 宪政体制 天皇制 民主
一、明治宪法的制定过程
日本宪法制度的建立，深受德国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 德国宪法思想直接构成了明治宪法的法律与文化基础。1850 年普鲁士宪的制定与颁布是德国型立宪君主制形成的标志。19 世纪德国立宪君主制的主要特点是， 强调国王权力和反议会制。赫尔曼作为法律顾问，于1878 年来日本，1893 年回国。这期间，他对明治宪法的制定提出了不少建议，同时自己起草了一部明治宪法草案，而且在宪法颁布后对宪法的具体运用过程也提出了各种建议。
1882年日本政府派遣伊藤博文为代表的“宪法考察团”去欧洲考察宪法，伊藤博文，直接去了柏林和维也纳，向柏林大学的法学者格奈斯特和维也纳大学的法学者施泰因求救。伊藤博文回国后，秘密组织人员起草明治宪法草案，经过若干次修改之后，明治宪法成型。重点研究欧美各国宪法的木户孝允认为， 日本人民知识水平低， 制定宪法要靠君主英断， 普鲁士的情况与日本国情相似， 因而断言尤当取者， 当以普鲁士为第一。这解释了为什么伊藤博文直奔德国的原因。
参与宪法制定的另外一个代表人物是井上毅。他在考察普鲁士宪法时， 开始思考把立宪主义引进日本本土的途径。井上宪法思想的核心是儒学， 反对崇尚革命精神的英法之学， 加强保守风气， 主张奖励。他认为， 即使宪法模式取自西方， 并向德国学习， 但要注意把普鲁士宪法的宗旨引入日本， 也必须首先明确日本国家成立之原理。他从古事记中认识到， 知国治国之说法乃是日本独特的国家原理。 我国国家成立之原理， 非君民之约定， 乃惟一之君德也。国家之始， 基于君道， 此语正是日本国家学开宗明义首先应阐述之定论也， 我国的万世一系虽恐非学术所能阐述， 但能够使天皇的统治成为正统的， 则是历史的根据。通过上述分析， 他得出结论说： 我国宪法盖非欧洲宪法的翻版，乃远祖不成文宪法在今日之发展也。
从明治宪法的制定过程中可以看出日本受封建社会影响深远，在东亚儒学文化圈的影响下，所制定的宪法主要是为上层社会服务的，改革具有不彻底性，具有的封建因素太过浓厚。这为以后的崩溃买下伏笔。
二、明治宪政体制下的天皇制
《大日本帝国宪法》由7章76条组成，其中第一章是关于天皇的规定，该宪法确立了日本天皇政权的建立，日本的天皇制与西方的君主立宪制有本质的不同，日本的天皇是具有实权的。在该宪法中明确规定了“天皇统帅陆海军”﹑“天皇在帝国议会之协助赞同下行使立法权”等。天皇的权力在该宪法下得到有效的发挥，在第三章有关于帝国议会的规定，帝国议会由贵族院和众议院两院组成，贵族院议员由皇族﹑华族及敕任之议员（指天皇任命的高额那税人和特殊功勋者）担任，众议院的成员，根据1890年颁布的选举法，年满25岁﹑每年缴纳直接税15日元以上的男子可享有选举权，有被选举权的，只限于30岁以上符合上述财产条件的男子。天皇有解散众议院，而贵族院享有不被解散的特权，这就让天皇的专制主义统治不受牵制。对于臣民权力与义务的规定，也饱含着对天皇制政权的维护，该宪法中称人民为臣民而不是人民，这就说明了该宪法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天皇制，虽然不同于封建时代的天皇制，可是对于天皇制的维护却是明确的，虽然宪法规定了人民所享受的权力和自由，可是这种自由和权力的享受，却是在不危害天皇统治的基础上享有的，当公民权力与天皇权力相冲突之时，公民的权力和利益就化为乌有了。
日本的天皇制历经三个发展阶段，包括古代﹑近代﹑象征天皇三个阶段，而明治宪政下的天皇制就是处于近代这个阶段。天皇制具有宗教一样的性质，人民对其崇拜与尊敬，这样有利于全国人民的团结，可是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以至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对世界人民的生活造成难以估计的迫害，尤其是对中国人民的迫害。有句俗语是这样说的：兵坏坏一个，将坏坏一窝。日本这种高度统一的政权一旦形成，对其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可是如果天皇的思想过于邪恶，也将会将人民带入歧途，伤人害己。
日本的宪政体制对天皇的权力进行了方方面面的限制，《宪法》规定天皇必须依本宪法各条之规定行使统治权，天皇要通过国务大臣才能行使统治权，以天皇名义颁布的法律敕令及其有关国务之诏敕，须经国务大臣之副署等，这说明日本宪政体制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各方势力可以相互制衡，对天皇权力的行使具有一定的制约性。
三、天皇制下的民主
天皇具有浓厚的封建君主的色彩，天皇不是名义上的君主，而是拥有实权的元首，天皇被赋予神权，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在这种体制下，民主权力是极为有限的。
日本明治维新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才实现了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过程，这就决定了它的局限性，与欧美国家是完全不同的改革。在这种宪政制度下，人民是臣民，天皇是神赋人权的皇帝，是具有等级差异的，而不是意义上的人人生而平等，这就决定了统治阶级的利益与普通大众会有所差异与不同，这种差异与不同就造就了民主的缺陷。
明治宪法有明确的规定了众议院的参议员的要求，这就说明了不是各个阶级都能参加民主选举，而是建立在金钱的要求之下，而贵族院又是完全由天皇任命的，这是代表着天皇利益的团体，不是民选的，这又使民主成为空谈。在天皇集权制下， 议会只是协助天皇的立法机关， 内阁不对议会负责而是听命于天皇。在财政方面， 议会也无权过问。这样，帝国议会在实际运行中几乎起不到什么作用。
四、结论
明治宪法从制定的过程到其实施，都体现了君主专制的理念，天皇掌握着绝对的无限的统治权力，体现着日本的封建性，上文中提到了贵族院的存在也证明着日本政权的封建性，所以日本的资本主义改革并不彻底。
在幕末， 由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脆弱和资产阶级的不成熟， 倒幕和维新的领导权， 就落在改革派下级武士的身上。明治维新后， 一些维新有功的萨摩、长州藩阀和宫廷官僚继续掌握国家的大权， 他们一方面依靠寄生的地主阶级， 另方面也依靠在维新改革、发展资本主义和对外侵略扩张中暴发的贪婪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同样也需要借助天皇专制政府， 维护他们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压榨， 借助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来满足自己的贪欲。因此， 日本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 虽然为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并使日本摆脱了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危险。可是， 由于这些明治政府的当权者与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为其以后失败埋下伏笔。
关于民主被降低到最少的程度，只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而设置的掩饰方式。日本宪政体制中关于对天皇权力的限制，微乎其微，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忽略不计，这为日后军国主义的出现埋下伏笔。
日本明治宪政体制为以后的宪法的出现做了一次尝试，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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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以立法性文件规范其重大事项决定权，它凸现的价值不仅在于人大权威回归，更重要的是宪政理念的彰显，对宪政秩序的认同和呵护。
宪政秩序的题中应有之义
有学者指出，宪政应该被理解为：保障公民权利、维护国家权力良性运行的统一;政治秩序法律化，它以政治权力在宪法范围内有序运行为标准;宪政的核心是依宪治国。国家权力机关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在宪政中的位置和价值不言而喻。人大制度的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决定权最能体现其本质特征，是“人民当家作主”宪法原则的.具体体现，是还权于民的“细则”;决定权实质上是国家决策权，全国、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讨论决定事关国计民生、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重大事项是最具权威、法律地位最高的决策形式，如果忽略了决定权，不仅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和政府作为人大的执行机关的性质不能得到完整体现，而且宪政秩序将出现紊乱;决定权是宪法第九十九、一百零四条赋予人大一项十分重要国家权力，不允许疏于职守。从宪政层面来说，人大依法行使决定权是宪政和宪政秩序的基本要求，无论是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放弃行使决定权，还是政府、其他组织僭越人大决定权，都可以视为对宪法所确定的国家权力良性运行制度的干扰，对正常宪政秩序的破坏。
人大决定权无法偷闲
地方人大成立二十多年来，其“四权”(立法、决定、监督、任免权)之一的决定权行使的频率正在攀升，一些地方越过了“首次行使决定权”这道难坎。但是，地方性法规规范决定权还是近几年的事情。最早的地方立法性文件可上溯到1988年6月出台的《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若干规定(试行)》(12月修正)。，党的十五大确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人大决定权在宪政中的地位被唤起。此后，地方人大常委会以立法性、规范性文件出台决定重大事项的规定、办法如雨后春笋。，有江苏、辽宁、湖北、海南、重庆等省、市人大常委会颁布讨论决定重大事项规定，到底，12个省、市制定这方面的地方性法规，还有陕西等4省、市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法规很快就会出台;一些市、县级人大常委会也遥相呼应，浙江省已有65个市、县(区)人大常委会制定规范性文件。这些地方性法规恪守宪法精神，维护宪政秩序，闪烁着法治光辉。第一，界定重大事项体现“严格规则主义”。由人大常委会决定，或向人大常委会报告，或征求本级人大常委会意见，再按照审批权限报请批准的重大事项都一一列出。10月1日生效的广东省《规定》把贯彻执行宪法和法律的重大举措、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决策、教科文卫发展规划、人口和环境资源方面的重大措施及法律规定应由人大常委会决定等11项重大事项纳入必须提请本级人大常委会审议决定的范畴;教育、养老、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扶贫基本使用管理情况，水电、煤气、医疗等公用事业服务价格调整，有财政性资金投资且对经济发展、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有较大影响建设项目立项等17项有关政府决策处理、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的事项向人大常委会报告。第二，强调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程序正当。第三，拓展空间效力，提高立法效益。湖北、广东、福建等省人大常委会出台的规定效力指向本行政区域内各级人大常委会运作决定权。第四，追究违规行使决定权主要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值得一提的是，全国人大代表对决定重大事项立法呼声渐高，203月的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黄文麟等30名人大代表提出议案，建议将制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重大事项规定”列为立法计划。
决策让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