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文化与西方自由主义比较研究

道家文化与西方自由主义比较研究（共11篇）

道家文化与西方自由主义比较研究 篇1

道德的自由与自由的道德--儒家至德观与道家上德观之比较

儒家与道家的”至德“或”上德“皆以自由为理想价值目标,但儒家”至德“论的自由因是依善性的自觉和靠规范的进路而至的自由,故它是一种”道德性的自由“;道家的”上德“论的自由因是依人的自然之性自然而来的`自由,它舍弃了规范的进路,故它是一种”自由的道德".尽管如此,二者之自由皆是需要主体自觉才可能的自由.

作 者：陈科华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政治系,广西,桂林,541001 刊 名：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NANCHANG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31(3) 分类号：B82-09 关键词：儒家   道家   道德   至德   上德   中庸   自由  

道家文化与西方自由主义比较研究 篇2

1 爱情观念的差异

在中国的武侠文化里, 侠客对爱情的态度及女性角色在故事情节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历程。早在春秋战国时期, 国家间的征战是社会生活的主题, 男性作为征战的主体, 代表着力量, 是国力的一个重要体现。因此, 男性的社会地位远高于女性。女性主要作为男性的附属品存在。随着社会的发展, 尤其到了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 儒家思想中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影响日益深入, 逐步发展到“男女大防”的地步, 女性作为男性附属品的社会地位更加鲜明, 致使整个社会形成男尊女卑的社会普遍认知与风尚。而源于现实生活的武侠世界中也就呈现出男尊女卑的特点。故事里的主要线索是侠客的侠义精神, 而爱情的有无, 甚至女性角色的有无并不是最重要的。有时甚至是不相容的。所以, 在作品中常常会出现侠客不娶妻室, 不近女色, 有的即使娶妻也不贪恋美色。相反, 贪恋美色或不正当男女关系会被描写成反面角色的特点及罪恶之源, 如:西门庆与潘金莲, 在众多作品中都出现的“采花大盗”等。随着时代变迁, 两性观念不断发展, 经清末、民国, 直至20世纪五十年代后, 新派小说的创立, 男女爱情及女性角色的地位在武侠小说中得到了提高, 并频频出现在作品中, 如:金庸的《神雕侠侣》、《射雕英雄传》等等。但侠义精神在中国武侠文化中的地位并未动摇, 仍是贯穿整个武侠文化的主线。

西方骑士文化的爱情观与中国武侠文化是迥异的, 甚至可以说是截然相反的。如果说中国的侠客是“禁欲主义”者的话, 那么西方的骑士在对待爱情上无疑是大胆的、挚热的追求者。骑士们为了爱人及爱情可以牺牲一切甚至是自己最宝贵的生命, 大有“只为红颜搏一笑”之势。所以, 在西方骑士文学作品中, 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节:骑士雄壮俊美, 阳刚之气外露的同时又不失对所崇拜的贵妇人的百般体贴的阴柔之美;在功成名就之后, 却心甘情愿地成为所崇拜的贵妇人的仆人, 赢得贵妇人的欢心。可见, 爱情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巨大动力。正如阿廖斯托所写:“我歌吟女人、骑士、武器、爱情, 豪爽大度和英勇行为”。骑士们出征时总要思慕远方的贵妇人, 对贵妇人的思慕成了骑士文学的一道风景, 使得骑士英雄的面孔上多添了忧郁的眼泪。 (令狐兆鹏, 2006)

2 代表阶层的不同

中国的侠文化可以说是源远流长, 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 它所代表的阶层也有一个不断演化的历程, 并最终定格于平民化。

“侠”最早是从古代“士”阶层中逐步演变出来的。在春秋战国时期, 社会秩序基本解体, 造成了社会人员在不同阶层间的流动。一部分贵族下降成为“士”, 一部分平民上升成为“士”。所以, 中国的“侠”最初的阶层定位, 是贵族和平民的混合体。汉朝大一统局面形成后, 对“豪侠”势力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 造成了“侠”的衰弱。而汉武帝采取“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国策, 更造成了贵族大姓中第一流人才的逐渐弃“侠”就“儒”, 这就直接导致了“侠”的贵族“基因”退化。经过其后的一千多年的“基因纯化”过程, 侠文化逐步形成了鲜明的平民文化烙印。这就与贵族文化形成了楚河汉界般分明的对峙。正是这种平民性, 中国侠文化更多地关注弱势群体。在武侠作品中, 经常会出现除暴安良、劫富济贫的情节。也可以理解为弱势群体的一种精神寄托, 在现实困境无法摆脱的情况下, 通过武侠作品或武侠情节抒发胸中的郁气, 达到调整心理状态, 求得内心平衡的目的。所以, 武侠作品反映了封建社会压迫与被压迫的深刻的阶级矛盾, 也表达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 是其平民性的根本性体现。

而西方的骑士文化是一种典型的贵族文化, 从它诞生的那一刻就是。骑士文化的形成是基于骑士制度的确立。中世纪欧洲的骑士是统治阶级的最低层级, 也是一种贵族封号, 是身份的象征, 获得骑士身份就意味着进入了上层社会, 从而获得了某种封建贵族的特权。而且骑士是采用世袭制度的。这就意味着平民阶层和骑士之间形成了一道人为的不可逾越的鸿沟, 所以, 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成为骑士的。即使是贵族子弟, 要成为真正的骑士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必须经过长期的服役, 并通过严格的考试和隆重的仪式及其他宗教礼仪并宣誓后, 才正式取得骑士封号。

“骑士制度中有骑士不得与平民交手的规则, 可见骑士精神的贵族气质。它看重身份, 注意修养, 恪守誓约, 尊重法则, 是一种使社会有序化的文化精神。 (屠格涅夫, 1958) 这与中国武侠文化不同, 代表着不同的阶层。

3 对“义”理解的差异

《孟子·离娄下》:“大人者, 言不必信, 行不必果, 惟义所在。”可见, “义”是指公正合宜的道德、道理或行为。“侠”最初出自《韩非子·五》:“儒以文乱法, 侠以武犯禁。”可见, 侠从诞生就带有反叛的本质属性。这就与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传统文化构成了冲突, 也就与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统治阶级形成了对立。又由于“侠”本身的平民属性, 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是天然的、天生的。这个“义”是其心中认为合理的行为, 而并不是法律所规定的。这就体现了“侠”人性化, 感性化得一面, 及对法律轻视的一面。

而骑士文化史基于骑士制度而建立的, 骑士制度的本质是用来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及基督教的宗主地位的工具。所以, 骑士奉行的是:忠君、护教。也就是说, 骑士是有信仰的, 对封建领主及宗教是有责任和服从义务的。所以, 他们必然是封建秩序的维护者。在他们的观念里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的行为是正义的, 而对其的破坏是非正义的。从这个角度看, 骑士是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的工具, 这与中国的侠是截然不同的。

4 结语

中国武侠文化和西方骑士文化是根植于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土壤中, 有其同质性的一面, 如:行侠仗义,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除暴安良、劫富济贫等等, 但更多的是体现了两种文化影响下形成的差异。

中国的武侠文化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义轻利, 也就是说中国人更注重的是心中认为是合理的行为, 是一种心理状态, 心理认知。是一种内心的满足, 道德的满足。为了追求这种内心的义理, 真正的侠者不会为了个人的利益, 而牺牲他人, 甚至是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正如金庸在《神雕侠侣》中借郭靖之口所说的:“侠之大者, 为国为民。”可见, 中国的“侠”的高风亮节, 淡泊明志。

别林斯基曾指出:“ (骑士文化) 对个人的人格的爱护和尊重, 为被压迫者和被迫害者牺牲全部力量甚至自己生命的慷慨勇敢精神, 把女子作为爱和美在尘世上的代表及作为和谐、和平与安慰的光辉之神而加以理想化的掌握。”深刻地揭示了骑士文化的精神内涵。虽然现在骑士文化已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 但其精神对西方文明无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昔日的骑士形象已转化为绅士风度, 对正义的追求已转化成对公平竞争的维护。

中西方现代社会在法治化的道路上有了长足的进步, 已不在需要“侠”或“骑士”来维护正义、公平。但隐藏在其背后的善良的、向往美好的“基因”, 我们应义无反顾地传承下去。

参考文献

[1]陈山.中国武侠史[M].上海:三联出版社, 1992.

[2]令狐兆鹏.武侠文化与骑士文化之比较[J].成都教育学院学报, 2006 (2) .

[3]屠格涅夫.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A].文艺理论译丛 (第三辑) [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东西方浪漫主义思想比较性研究 篇3

当人类的文艺创作还没有文字等载体的时候，很多作品中就体现出了浪漫主义思想的特性。虽然人类的浪漫主义精神有着悠久的的历史，但浪漫主义在东西方文明中兴起的时间和发展的过程却有很大差异。造成东西方浪漫主义思想兴起与发展差异的因素有很多，诸如历史、经济、政治、宗教和人文思想等等。

东西方浪漫主义的兴起与发展

中国浪漫主义思想兴起较早，其发展过程是稳定且连续的。中国古代的文学与艺术作品中，最能体现浪漫主义思想的艺术形式是诗歌和戏剧，其中战国末期屈原的《离骚》是较早体现出浪漫主义特征的文学作品。屈原之后的曹植、阮籍、李白、韩愈、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等诗人，都以各自的诗词风格为丰富中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做出了极大贡献。其中唐朝诗人李白的诗作达到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史上的最高峰。

同东方一样，西方在古代文艺作品中就已经存在浪漫主义思想元素了，荷马的史诗、古希腊神话、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作品和中世纪的骑士传奇中都运用了浪漫主义表现手法。西方浪漫主义思想形成潮流和达到高峰的时期，却是在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法国大革命、欧洲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上升的时期。受德国古典哲学，法国和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这时期所提倡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鼓励人们追求独立和自由，浪漫主义文学和艺术成了人们寻求解放个性和抒发感情的途径。

影响东西方浪漫主义思想产生与发展的因素分析

1.东西方文明历史发展过程中社会性质不同。

不能单纯的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等概括性的术语把古代中国的和欧洲的社会性质等同。虽然都是封建社会，但东西方的封建社会在性质和形式上是完全不同的。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以中央集权为核心，是一种宗法专制社会。在专制社会里，虽然普通民众没有参与政治的权利和空间，但是民众却是文化的创造者和承载者，富民思想在我国传统经济思想中源远流长，统治者推行的富民思想有效的维系了基本的社会稳定。这种相对稳定的的政治经济环境对文化的延续性性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也为中国古代浪漫主义特色民族文化的持续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社会基础。

中国古代的历朝历代像是一个个帝王家族的家谱，而西方古代史却是一部平民追求民主权利的斗争史。古代西方人民大众的生活是与政治息息相关，而动蕩不安的政治环境有利于催生出各种不同的文化形式，比如欧洲历史上出现过的古典主义、现实主义、印象主义、浪漫主义等等。但是，这种不稳定的经济政治环境不利于某种特定文化思想的长期的稳定发展。

2.东方人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

人是文化和思想的载体，不同的人组成了不同的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有各自认识与思考世界的方式，也就是思维方式。东方人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有很多不同甚至相反的特点：东方人比较感性，而西方人侧重理性思考；东方人强调整体性和综合性思维，西方人则重视个体性和分解性思维；东方人自古讲究“天人合一”的思想，主张与自然和睦相处，依赖并歌颂自然，崇拜“天”，西方对待自然的方式则充斥着藐视与暴力。在感情表达方面，东方人较为保守且细腻而含蓄，具有意会性，西方人则直接了当的表达个人感情。

3.宗教与思想因素对东西方浪漫主义思想的影响。

国古代民众信仰的是佛、道、儒三教合一的宗教，并没有专一特定的宗教信仰。清雍正皇帝认为“佛教治心，道教治身，儒教治世”。虽然中国古代民众信仰的是符合自己需求的观念，但这些观念都含有极大的想象成分。这种始终存在的统一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稳定，而这种社会稳定对感性的浪漫主义文化发展有积极的作用。

“西方文化自中世纪以来因理性精神促成了科学体系的形成，以基督教教伦理确立人际关系，并依靠契约立法构筑了宪政机制，这些都与基督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不少西方学者都把西方文明称为基督教文明。”西方的人权和民主思想源于基督教教义，其本身就是一种理性的逻辑思想，并没有太多的想象成分和浪漫主义色彩。由宗教演变而来的神学与后来的科学都是以理性的逻辑思维指导社会的发展，缺少浪漫主义思想发展的条件。

结语

古老的东方文明如同一座静谧的大山，西方文明则如澎湃的大海。东方与西方不同的社会环境、思维方式和奉行的思想宗旨为浪漫主义提供了不同的发展条件。虽然古代东方的浪漫主义文化处于连续的发展状态，浪漫主义思想在古代文学与艺术上占主导地位，且发展水平较高，但是西方特定的历史社会背景却更好的发展了文化的多样性。东西方历史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必要性，之间也有很多互补的特性。面对西方现代文明对东方文化带来的冲击，我们既要“古为今用”，保持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深厚的民族文化，又要“洋为中用”，吸收和借鉴西方文明的精髓来丰富自身的文化。早在洋务运动时期，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指出：“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缺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这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在对待中西文化态度上至今可以适用。

西方文化的自我超越与后现代主义 篇4

强烈的.文化超越意识推动西方文化持续不断地进行自我超越,而强烈的排他性是西方文化自我超越的重要方式.后现代主义是西方文化不断自我超越的极端产物,脱胎于现代主义的后现代主义以文化断裂的方式把文化超越推向极端:后现代主义试图在方法论上超越西方文化的形而上学,这种彻底反叛使其必然走向对西方以往文化的彻底反动.

作 者：张朝政 陈刚 作者单位：张朝政(内江师范学院外语系,四川,内江,641112)

陈刚(吉林大学中文系,吉林,长春,130012)

儒家与道家性哲学观念之比较 篇5

儒家、道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学派,儒道有关性哲学问题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儒道的性哲学思想同源同质,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本文旨在通过对儒道两家性观念异同之比较,以增强人们对其性哲学思想的了解.

作 者：王雯 王荣丽 WANG Wen WANG Rongli 作者单位：王雯,WANG Wen(北京大学医学部哲学与社会科学系,北京,100083)

王荣丽,WANG Rongli(北京大学医学部神经科学研究所,北京,100083)

道家文化与西方自由主义比较研究 篇6

1 文化背景对科技新闻传播效果的影响

科技新闻是传播科学的一种手段, 而这种传播必须在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科技新闻的目的是传播科技信息这种特殊文化形态。传播科技动态是科学新闻的主要目标, 但它还具有教育、引导人们培养科学精神、建立科学的世界观、掌握科学的思考方法, 激起人们热爱科学的更深远的内在价值。其实, 科技新闻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形态, 具有文化的性质, 是对科学技术和信息进行“深加工”的过程。

不同的文化背景, 就会有不同的科技新闻的传播方式。

1) 从中日美三国老师教画苹果看科技新闻写作方式的差异

绵阳师院王楠在一篇研究文章中提到, 有一位叫吴刚平的博士在进行新课程培训中曾经描述了中国老师、美国老师等怎样教孩子们画苹果的课程故事, 在王楠的论文中是这样描述的者以一种说教式的方式向受众灌输科学知识。科技新闻的经营者把自己当成了老师, 把受众当成了学生, 很少站在同一平台上来思考问题。因为传媒工作者认为自己是在传授知识, 被传授者没有理由不听, 没有理由不去理解和弄懂, 甚至希望读者像学文件一样去学好传媒的报道。相反, 西方的科技新闻多以故事化的方式进行, 而中国科技新闻的传授者和接受者大都沿用了呆板的“教与学”式传播文化。

2) 从观察事物的角度不同看科技新闻的描述风格的差异

中国画泼墨写意, 看不到细节, 见到的是一种抽象。但是欧洲油画讲究的是对象的比例和光学原理, 或者把野外的风光画得一草一木都清清楚楚。丁钢在《全球教育展望》 (见参考文献5) 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认为, 中国绘画乃是散点透视, 例如画一个立轴, 山上能看见, 水中能看见, 房子里也能看见, 是全方位的散点透视, 而以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为代表的西方绘画是焦点透视, 并且建筑在解剖学的基础之上。两者相对比, 最后他认为中国的艺术思维更注重整体, 而西方艺术思维则更重局部细节。

这背后有什么深层次的原因吗?那就是观察事物的角度不同。丁钢在该文中还提到了另外一个实验:

让这两类学生观察池塘, 结果美国学生多是把注意力放在池塘里的鱼上, 如有一条大鱼游在前面, 他们会说:“看起来有一条鲑鱼正游向右边。”而东亚学生则倾向于关注池塘周围的情况, 他们会说:“有一个湖或池塘”……据此, 尼斯贝特认为, “东亚学生倾向于整体性的思维方式, 而美国学生则更关注整体中的细节”。

为什么笔者引用丁钢的这项研究呢?因为文化背景不同, 思维方式的差别会影响新闻写作风格。事实上, 这种文化的差异表现在新闻上也是一样的。在中国的一些新闻中尤其是科技新闻中, 不注重细节的描写, 喜欢使用抽象的叙述, 这已成了当今中国科技新闻最大的缺失之一。笔者统计了某省一张大报, 发现连续八个版, 没有一篇文章有细节的描述, 没有一处有加引号的直接引语, 全部为记者转述。这个问题, 在专业性的科技新闻和经济新闻中更加突出。

为什么西方的学生在语言表达上是先说看到了鱼而不是先看到塘呢?为什么先表达的是细节则不是整体呢?李晓琳的研究认为 (见参考文献8) , 中国传统的宇宙观是“天人合一”, 既人与自然是处于统一和谐的整体结构中, 人只是自然的一部分, 是整体的一部分, 因而其思维模式是整合型思维, 即所谓整体优先的认知方式。而在西方文化中主张“主客相分”, 认为人是中心, 整体是由个体构成, 思维时往往以个别部分为起点, 然后把这些部分拼合成一个整体, 我们不难看出, 注重于整体或者注重于细节的这种思维上的差异, 影响到了新闻记者对事物的观察习惯, 也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了记者的落笔习惯。这两种风格由于在细节上的差别, 势必影响到记者是否采用新闻故事化风格。没有细节, 就不可能有故事化。没有现场描写, 就没有真实的镜头, 新闻就缺乏感染力。从国外引进的一些科技电视节目来看, 无一不是先从细节入手, 通过故事化的方法讲述科学道理的。这些节目影响很大, 效果很好, 给人们的印象是, 看科技新闻就是在看故事, 而不是在学科学课程。相反, 国内的一些媒体, 多是从总体出发, 从课题的专业上入手, 很少运用故事化的手法, 很少把人的活动引入其中, 新闻显得空而贫乏。

3) 从语言文化的思考习惯上看思维分析的差异

思维模式的差异就会体现在语言上, 语言的表达就会有所差别。李晓琳的研究认为, 我们的思维模式体现在语言上就是整合型句式, 先突出整体, 其后才是表达细节。也就是说, 在汉语中, 细节上是模糊的, 整体上则力图清晰。西方人采用的是解析式思维, 在表达一个意思时就采用分异型句式。李晓琳举出了这样一个具体的例子:中文一般说“教室里有一个学生” (先整体后局部) , 而英语则说“there is a student in the classroom.” (先局部而后整体) 。此外, 中西方的“天人合一”和“主客两分”的哲学基础, 决定了汉语重“意合”而英语重“形和”。这位研究者还认为, 在时间取向上中国人以过去为主, 往往考虑过去做什么, 有什么经验教训。而西方人着眼于未来, 有强烈的时间“紧缺感”。这种语言方面的习惯差异反映在科技新闻中, 也存在着相当的一致性。西方人在描述科技事件时, 注重人的活动, 而很少整体性地描述科学的本身, 国内科技新闻着重于了整体表述, 一般以“通过鉴定”起头, “具有重大意义”结尾;西方科技新闻着重于故事化, 强调细节描写, 而国内科技新闻多强调理性化, 提供较为枯燥的统计数据;国内的科技新闻注重于对过去内容的总结表彰, 内容偏重于材料报告, 而西方科技新闻则着重于启示意义, 更加社会化、百姓化。

4) 从对外界事物的态度看公众的历史文化积累习惯的差异

有学者认为 (见参考文献6) ,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有的文化, 中华民族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历程, 其中儒家思想占据主流的地位, 在其精华滋养着人们的同时, 它的弱点也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头脑, 使人们墨守成规, 缺乏想象力。而美国的文化融入了创新的思想, 这种文化氛围内, 使得美国人具有冒险开拓的精神、标新立异的勇气和乐观的生活态度。这种文化差异, 反映在新闻作品上, 中国人喜欢接受正统的格式和较为呆板的新闻形式, 对于那些思想特别活跃的内容表示不可理喻。国内一些媒体走在创新的先列, 一些内容前卫, 但是在传播中遇到一些麻烦, 一些受众感到这些媒体的内容莫名其妙, 表示无法接受。这也是一种文化差异, 影响着记者的写作心理。这与实践中的情况非常吻合, 一些科技新闻记者在写作中, 如果不用科学术语表达科技新闻的主题, 记者总感到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 没有行使自己的责任。

对待外界事物的态度也与文化积累有某种关系。在一些西方的战争片中, 经常出现一些情节令我们不解。在战争的紧要关头, 在生死攸关的情况下, 一些士兵还在开非常轻松的玩笑。其实, 这也反映了西方文化的一种特点。反映到新闻中, 笔调自然就有了区别。因为平时人们的思维模式有差异, 西方人习惯接受轻松的风格, 就形成了这样的大的文化环境。笔调轻松的科技新闻, 往往读来轻松。

5) 从广告文化看中西方文化在感性诉求上的差异

有研究者认为 (见参考文献6《中西方广告创意差异的合理性》) , 广告创意上中西方相差甚远。这也反映了一种文化诉求上的不同。西方的广告已经很少有平铺直述的诉求模式, 很少一味简单地说自己如何好, 至少不会通过正面自己吹嘘自己, 呈现出一种感性诉求为绝对主体的态势。他们所创意的广告通常是塑造一种小而巧的社会场景, 设计一个精巧的故事, 将产品巧妙地置于其中, 以表现人与其产品的关系。即使是非常理性的内容, 他们也会用感性的诉求方式, 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制造出非常好的效果。这位研究者提到了一个著名的例子:曾获1997年戛纳广告节平面类金奖的奔驰轿车之“刹车痕篇”, 表现轿车外观精美这一非常理性的内容, 创意者没有直接表现人们的褒扬与惊叹, 而是通过“刹车痕”将人们的态度与车的不凡联系起来, 表现出引起其他驾乘人员的注意与羡慕。与这种情况恰恰相反, 中国的许多广告则喜欢注重“科学表达”, 喜欢用“指标”来说明问题, 自然专业而偏僻。

这一研究成果与中西方科技新闻的具体情形也非常地吻合。我们在写作科技新闻时, 多用理性思考的方式去表达一件事物, 或是去接受一件事物。比方说, 一件电器, 我们一般要使用省电多少这样的指标, 或者性能如何进行描述, 而在西方的一些科技新闻中, 则可能多用一些生活的感性化方式来进行表达。如获得普利策奖的丹·尼尔, 虽然只是一个汽车专栏的作者, 可他的作品都是描述汽车性能方面的, 他的一篇作品竟然描述自己和女朋友在车上谈情说爱的情景。为什么?他是通过生活中的感性情节, 描述那车的宽敞。

2 科技新闻写作策略:文化引进与中国先进文化秉承双管齐下

科学传播具有跨文化的属性。潘友星在《科学传播的跨文化属性》一文中认为:“在中华大地的近代沧桑中, 也包含着一个传播学命题:科学在中国的传播明显地具有跨文化传播的属性。而且, 这是一种关系着国家发展和民族进步的跨文化传播。”

科技新闻的形式也同样具有跨文化的特点。我们承认中西方文化有差异。但是, 人类文化的发展还有另外一种属性, 那就是具有跨文化的属性, 是可以融合和相互影响的。有研究者提到了非常著名的案例 (见参考文献6) :由一代广告大师罗素、瑞夫斯为M&M巧克力糖果创作的广告语“只溶在口, 不溶在手”几十年内在30多个国家和地区播发, 但其威力依然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它极强的有效性无论在时间跨度还是在地区跨度上都达到了让人吃惊的地步。原因是此广告是从人们生理角度出发说明自己的独特性。这也给我们的科技新闻提出了一个启示, 那就是学习好的经验, 改进我们的写作文风, 可以提高传播的效果。

除此之外, 每个民族的文化具有自己独特的特点, 我们的文化传统源远流长, 伟大的先进文化在世界上独一无二, 受到世界人民的崇敬。在吸取他人文化的同时, 我们要注重发扬自己的传统, 秉承自己先进的文化内涵, 将其融合起来, 分析和研究科技新闻的特点, 摸索出中国科技新闻文化传播之路。

1) 将传统文化精华与现代科学结合起来

比如, 仁与德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之一, 而且这是一个永不落后的话题, 是人类真正需要正视与思考的主题。我们现在提倡和谐社会, 建构这样的社会, 需要德的教育。德的教育, 其实要和现代精神和心理学研究结合起来, 才会有科学的基础, 才会真正产生效果。现代心理学研究, 在这方面有很多的科学成果, 比如, 心理学认为, 人在4岁左右就形成了较为全面的人格, 建立起了是否能与他人合作的能力框架。著名精神分析学家阿德勒认为, 一个人是否具备与他人合作的能力,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在社会中与他人的合作的态度, 缺乏这种能力的人将会在社会中充当暴力的角色。科技新闻应当将这些人的精神方面的问题列入报道的范畴, 将现代精神分析学作为科学基础, 将这些基础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 在传统道德教育的基础上融入新的科学理念, 就可以将文化的碰撞改变成文化的融合。如当年震惊全国的张君杀人案, 科技新闻就要从这起社会事件中引出科学的话题, 和科学家、百姓一起来探索暴力角色的犯罪人格的形成过程, 从心理学角度探索如何构建和谐社会的问题, 这将对防止危机的发生有某种预防的作用, 这正是科技新闻所要做的, 也是社会特别需要的。

2) 将细节与整体结合起来, 创造即有全貌又有场景的科技新闻

细节描述的好处是, 提供了现场感, 更接近新闻的真实场景, 更能反映新闻的原生态;细节本身就可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 细节是故事化的前提, 没有细节就没有故事;细节还能表达丰富的人物感情和神态, 具有更强的感染力;细节是通过“小故事”表达大主题的一种手段。中国科技新闻缺失之一就是缺乏细节, 试图只从整体上给读者一个概貌, 甚至根本就没有细节这样的习惯, 以为科学是严肃的, 表达应当是学究式的, 传播更应当体现科学的整个原貌。这种思想从科学本身的思考没有错, 但是, 接受者如果是平民百姓, 他们的兴趣和爱好, 他们的知识面, 缺乏这种接受能力。对两者进行融合是可能的, 即选取最能表达主题的细节, 选取最能描述真实场景而带有思想全局性的细节。如描述会场纪律不好, 抽象的描述就会苍白无力, 而一个小的细节却能说明一切问题:一个与会者正在打瞌睡!描述环境污染多么严重, 只要选取一个细节, 比那些长篇议论要有份量得多。

3) 既要帮助受众画好苹果, 还要充分让受众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西方文化娱乐强调观众的参与, 而中方文化相对说教性成分多一些, 因此, 如何增加科技新闻读者的参与性是一个重大的课题。

在科技类新闻中, 有两个方面的报道是严重不足的。第一是成果的报道, 完全没有站在读者的立场来进行书写, 没有站在他们的立场来看问题, 来提取采访材料, 来构成自己的故事。二是对于会议的报道, 还是围绕领导转, 今天这个领导现场办公, 明天那个发表讲话。形成这样的报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缺乏和读者平起平坐的心境, 把自己当成了老师, 要他们按自己的风格画苹果, 缺乏和他们分享成果的心态。解决好这个问题, 可以从两方面来进行思考。第一, 当好老师。当老师没有什么坏处, 关键是真正地当好。记者要利用自己的优势, 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 充分地对新闻进行策划, 组织更好的题材, 提供更多的背景材料, 给读者以指导和帮助。第二, 充分地尊重读者, 和他们交朋友, 了解他们, 站在和他们平等的角度, 在写稿时把自己想象成读者中的一员, 想想这条科技新闻到底有什么用处?然后就朝着这样的方向去努力, 去发掘。

4) 将科技报道装进中国历史和语言文化的大背景之下, 提高文化品位

拿语言环境来说, 我们有自己的思维习惯, 语言要符合我们的特点。现在一些新闻写得太“好”太抽象, 以至人们看了好多遍, 也是莫名其妙。其实中国的语言有着非常好的环境, 通俗易懂, 中文是伟大的语种之一, 词汇丰富, 意境深刻, 最适合书写科技新闻。有专家认为, 语言表达是否丰富, 反映了人的思维, 人对自然界的认识。人类在进化中, 对自然界的认识, 最终反映在语言上。如果我们的科技新闻能够将中国语言文化的精华利用起来, 写出来的科技新闻将会是无与伦比的。另外, 存在于社会中、百姓中的百姓词汇也极其丰富, 这也是写作科技新闻的巨大财富。如早些年的一则科技新闻标题, 至今还给人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早喂喂在腿上迟喂喂在嘴上 (引题) 护牛莫等用牛时 (主题) 。这是地道的群众语言, 用在科技新闻上, 不仅通俗易懂, 而且也十分贴切, 表达准确。但是, 在我们当前的科技新闻中, 中文的巨大资源没有得到开发和利用, 语言文化没有得到重视, 因此, 科技新闻也很难吸引读者的眼球。

中国的历史文化底蕴十分丰厚, 科技新闻应当很好地吸收。一是要从自然现象中挖掘科技新闻的社会层面, 从百姓的角度进行展开, 从生活角度帮助人们。二是在百姓的文化生活中挖掘科技角度的题材, 实现二者的融合。

5) 在科学事件中融入人的精神层面的报道

在国外的许多科学报道中, 都融入了人的活动, 融入了科学家的活动。相对来说, 我们对于科技报道, 形式较为呆板, 除了人物通讯外, 对消息的报道、科普实用技术方面的内容都离开了人的活动, 这是一个很大的缺失。

具体来说, 科技新闻报道在形式上存在两种极端。第一种, 对于人物通讯, 其写作手法较为老套, 过分地宣染场景, 有过分拔高的现象。有的人写科学家, 不是把他们当作人来写, 而是把他们神化了, 把主题提得太高了, 以致于人们怀疑内容的真实性。第二种, 对于人物通讯以外的报道, 则几乎没有故事化的内容, 非常地生硬, 过分地专业化, 成了纯的科技报道, 没有上升到人的精神层面来看问题。因此, 针对这种情况, 其解决的办法是“把新闻通讯当作消息来写, 把消息当作通讯来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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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文化与西方自由主义比较研究 篇7

关键词：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文化

国有企业作为社会化大生产的一种重要形式，为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中国是以周有企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主体。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其发展初期，国有企业只存在于一些私人资本所不能承受的公共部门，其规模较小，但到1929年发生经济大危机后，经济的严重破坏激发了“凯恩斯革命”，带来了第一次国有化浪潮；在二战结束后到70年代，西方各国的国有经济又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并走向成熟，成为西方社会经济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70年代末经过两次石油危机，从80年代开始，西方各国都开始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掀起了反凯恩斯主义的私有化浪潮，各国纷纷缩减国有企业规模，将国有产权卖给私人经营或实行公私混合经营。

一、原因探究

对于西方同家国有企业变革的原因探究，国内众多学者主要从三方面来研究的，首先是经济因素。为摆脱经济危机给经济带来的严重创伤和战后的经济困境，在凯恩斯经济政策的指导下，各国利用财政政策进行国有化运动，而后70年代由于石油危机而带来经济的“滞涨”，政府对原来的经济政策产生怀疑，为弥补政府收入不足而大量出售国有资产实行私有化。其次是社会因素。资本主义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主体，追求自由与民主，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过度竞争必然导致私人垄断的加剧而影响经济的正常运行，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固有的矛盾。所以西方国家国有企业是资本主义两大价值观自由与民主调和的产物。随着这二者矛盾的缓和与尖锐，国有企业也就出现了高潮和衰落。再次是国有企业的调节功能决定了它的效率低下，经营状况不佳，这是导致私有化的直接原因。综合来看，众多学者都从经济、社会、政治角度分析了西方国有企业产生变革的原因，但尚未有学者对国有企业变革背后的文化因素进行研究。

二、文化背景比较

文化人类学者提出文化研究的是一个族群的思维模式、行为模式及与之相关的外部形象，而价值观念又是任何文化构成的必要条件。我们将文化定义为一定价值观导向下的思维定式或习惯性的思维模式。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必须从，定既成的思维方式出发，按照一定的思维程序或思维定式推进，当这种思维方式的基本框架经过长时期的原始选择后，就成为人们习惯性的思维模式，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成为一种价值观念支配着人们的实践活动。当然这种思维定式的形成存在着自觉和不自觉的形式，不自觉的形成思维定式则要靠制度的约束和限制。

文化与制度是相互作用的，文化是一种价值观念，它解决的是人的价值层面的最本质的东西，属于较高层次的，而制度是一种秩序、规则，属于第二层次的。所以说文化是一定制度的场，文化始终影响和指导着制度及其变迁。文化的精神观念是制度形成的基础，制度的产生、发展到变迁都受到文化的“无形支配”，任何制度的制定和实施都是文化价值观选择的结果，制度背后的差异就是价值观选择的不同；另一方面，制度又是文化价值观念的实现方式，是文化的载体。任何一种形式的制度都是一套价值观念的实现外壳，因而不同的经济制度就会反映完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传统。

中西方国家国有企业的变革或管理体制的不同其背后深层的原因在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西方文化源于占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古希腊文化的民主与科学的理性主义价值观则强调逻辑推理和分析，因而产生实用主义，讲究实效，不尊重传统。所以当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由于过度竞争而无法产生实效时，政府就转向了凯恩斯主义，实行私有化运动，而在70年代当凯恩斯主义政策失灵又对其产生质疑而掀起私有化浪潮。西方国家都注重法律的作用，他们对同有企业的管理都通过国会立法进行，明确国有企业的法律地位、专司国有企业的有关机构如专设的委员会和审计机构。在美国，对国有企业的管理采用单行法律，即每成立一个国有企业国会就会通过一种针对性强、实用强的法律，在欧洲国家则是通过立法区别国有企业和一般竞争性企业。而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提倡人性解放，即人文主义的兴起，突出了人的地位，反对宗教迷信神学信条和权威主义对人的精神的愚弄，主张自由、平等、博爱，强调个人的至上性。其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决定了西方国家的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都不高，私人时产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则决定了不可能大量剥夺私人资本，国有化也是以“调节经济”为价值取向，而不进入竞争性行业或很少进入。

而西方各国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由于各国文化的差异还存在一些不同。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欧洲各国家文化以个体的方式加入美国社会，经过选择性的继承和融合，以及移民之间缺乏血缘关系和可依赖的群体，因而形成更为鲜明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富有冒险开拓精神，喜欢实验。更加追求自由平等，崇尚物质文化，所以美国的同有化程度是最低的，美国国有企业绝大部分是公私合营的，通过出租或承包的形式给私人企业经营，实现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最大化，政府在这期间不得干预企业经营，而对于国家直接控制的国有余业则是设立专门的常设委员会予以管理，而西欧国家文化中崇尚个人主义、理性主义、民主的程度没有美国强烈，其国有化程度相对要高。

而其中又以法同同有化程度最高，在法国国有企业是其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20世纪初，法国政府就开始执行国有化政策。法国一直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具有国家干预主义传统。法国则实行了高度的集权式的管理，国家对国有企业拥有所有权、领导权、监督权，其计划性管理最显著，即实行计划合同制度和分类及分次层管理，从法律上明确政府与企业的权责利关系，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控制权最高，企业独立性和自主性最小。

而英国贵族等级制的传统文化决定了英国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形成了三个层次：国会、政府和企业董事会，并且各层次之间等级分明，企业董事会要无条件接受政府各专业部部长的领导，而政府官员又要听令于国会的决定，从而形成严格的等级制度。英国历史演变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文化传统有较大的连贯性，这种连贯性必然导致英国人坚持因循守旧、崇尚传统的文化特点，导致英国文化中经验主义、功利主义和怀疑主义的融合。所以战后以来在英国虽然有多次建议设立统一管理国有企业的专门机构，但始终没有付诸实施，所以最终形成了由政府的各主管部门、财政部和议会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对国有企业进行管理、监督和指导。以议会监督为核心的管理体制，集

权与分权相结合，以分权为主的管理方式。

德国的日耳曼民族是欧洲最富有理性的民族，所以在二战结束后德国就建立了中场经济体制，其私有化程度高，德国国有企业的管理模式也依赖于其社会市场原则而建立的，变行以财政部为核心的管理体制，对国有企业实行“分级分类、多层监督、政企分明”的管理方式。

相对丁西方国家，中国从古至今都是中央集权制国家，长时间至于封建等级制度的统制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表现出专制主义，缺乏民主平等、尊重他人权利和权为贵的思想。而专制主义又具体表现在中国社会中的集体主义和大一统的思想观念。对国有企业管理时从最开始的单一的国家产权实行政府的全面计划下在经营，到后来的改革放权让利，都习惯于集权式的管理，同家直接控制的国有企业占多数。

由于这种专制主义思想的存在而产生了另一特点，就是中国人喜于归纳总结，忠于传统或历史经验，即传统文化中的中庸思想。因为社会的变革，在一定条件下需要打破原来的标准，才能取得更大的发展；如果固守原来的标准，就会停滞不前。中国传统文化中特别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所以对于中国人重传统、轻创新而抑制竞争。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每阶段所果取的方法则表现为如何求“稳定”，创造出了“和”的理念，来维系社会中有限的资源分配与安定社会秩序，虽然中国传统管理在追求稳定的同时并不排除发展，但这种发展是次要的，是从属于“稳定”的。为了达到“和”，求得稳定，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一整套的理论原则。中国传统管理者为达到“和”的目的，选择的行为方向和策略，则基本上是消极的，它包括忍让、妥协和退避。

中国传统文化重伦理道德而轻法制，懦教的“礼”“仁”“和”等传统的伦理思想维护了集体的稳定性，但在一定程度卜抹杀了个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压抑了个性的发展。所以中国国有企业的管理或体制的改革都重视“人治”，而忽视了立法管理。

日本的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比较特殊，日本民族受地理位置和地理条件的影响有着固有的孤立感，没有大规模的外族人侵促使日本的文化统一和民族的单一化，但也使得日本本土文化自身创造力低，所以日本文化自古就有种学习和接受他者文化的倾向。在公元5、6世纪中国儒教、道教、佛教相继传入形成了日本具有等级森严、重视忠孝的大和文化，同时强烈的危机意识和相互协作的生产方式又培养了日本文化的集体主义价值观。自明治维新以后，西方文化的侵入，使得日本文化义融合了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所以日本的国有余业随经济的波动也同西方国家一样实行同有化和私有化的更替，也通过议会设立单行法律对国有企业实行管理，国有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大，且多数为金融信贷机构，即对国民经济实行间接控制。但实行高度集权的管理模式，国有企业的人事权、投资权，财务权都掌握住国会和政府机关手里，企业自主权很小。

三、总结

中西方体育文化比较 篇8

【关键词】中国 西方 体育文化

1.体育与文化的关系

文化是一种恒古恒久的社会现象，但什么是文化这个问题，可谓五花八门，没有达成共识，总的概括起来看，文化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文化，主要指人类社会意识形态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设施；广义的文化，指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反应一定历史阶段上的历史进步、生产经验以及教育、科学、艺术等方面达到的水平，自然与体育更是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体育是文化传播、传递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文化方面的变动，对体育产生特别大的影响。积极发展体育文化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体育活动及其成果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体育在培养人的健康，改善人类生活方式，从而提高人们生活质量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培养有文化的健康的人方面有独特的作用。

2.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影响下的中国体育文化

中国屹立在世界东方的文明古国，她博大精深的体育文化如同哺育了华夏文化的长江、黄河一样源远流长，而体育文化的各种形态，更是在中国的大地上呈繁荣发展之势。中国传统体育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其产生和发展都不可能离开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研究它可以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作为出发点。

2.1重伦理，倡导道德至上

古代中国注重情感和尊重道德的观念，在体育运动领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些传统的道德观念来自中华民族文化的价值观念，如孔子的“尚仁”，墨子的“兼爱”。其积极意义在于规范人们的社会生活行为，平和了社会气氛。中国人的个体竞争需要过早受到压抑，社会需要以伦理需要为主体进行构建，至善道德的追求强制性地成为中国人的主体需要，从而压倒一切，涵盖一切。重义轻利的观念历代相传，渗透于人们精神意识的深层，这种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反映在体育上即是崇尚体育的伦理价值而贬低体育的实用价值，这种观念一直在中国体育史上绵延不绝，直到今天仍可以在人们的体育观念中找到它的踪迹。

2.2重和谐与统一

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伦理型文化，始终是解决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在古代中国的个人显得毫无意义，仅表现为一种抽象的存在，人的个性几乎消失在集体当中，使得个体性和能动性受到全面压抑，总是被动接受某中盲目力量的驱使，而现实社会中人的快乐和痛苦完全被一种理想的是非、善于恶的伦理价值判断所代替，这对体育文化的影响极大。

2.3重适用，追求稳重

中国农业型社会自给自足的特征，使安居乐业的中华民族不必把走向遥远的外部世界观视为谋生的必由之路，封闭的地理环境，封闭的生产方式，封闭的文化心理特征，使中国文化缺乏主动性，创造性和开放性等特征。中国先哲追求的价值目标就是达到某种和谐的境界，核心是合，教诲人们不是向外开拓、追求、向大自然索取，而是在充满温情的志“中和”、求“中庸”的人生修养中，潜身于所谓自省。在中庸之道观念的影响下，人们往往表现为生活朴素，知足常乐，这种中庸之道的观念，限制了人们的开拓能力，淡化的人们的竞争意识。在体育文化的活动表演方式上，技艺性、表演性的项目为主，而竞争性强的，集体的项目在中国开展的很少。

2.4重理性与人文教养

中国重理性与人文教养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中国文化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神为本，具有超宗教和情感的功能。儒家思想的核心是“礼”提倡中庸思想讲究忠恕之道，凡是要拾到好处，不能过分，要不偏激，体育往往是一种诉诸情感的活动，它往往是非功利和超现实的。中国体育文化注重对身体文化之外的拓展性价值，重视对集体和社会的意义，忽略体育文化的本体，重视的是体育文化中的理性思辨，而忽略实际操作。

3.西方文化及其影响下的西方体育文化

在西方，欧洲文明的摇篮古希腊、古罗马为西方体育现代世界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古希腊所创造的古奥运会辉煌的背后，是西方体育文化的根基所在，与其古代奥运会一样闪烁着使世界人民敬仰的光辉，因此在论及西方体育文化的时候不能忽略古希腊文化对西方体育乃至整个西方文明的奠基作用。西方文化在影响体育文化时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3.1强调以人为中心

强调人是万物之灵，从以人为中心的观点出发，主张人可以认识自然，控制自然，征服自然。希腊社会同样也是以个性发展、个体生命能力弘扬为主体而构建的，于是他们选择了生机勃勃的生活方式，向大自然挑战是希腊人永恒的信念，社会竞技活动在这样的生活方式中，自然和谐的得到发展。西方文化注重人的智力和身体能力的特征，这一观点起到了鼓舞人的创造性，大胆的向大自然索取，这与东方人恒定不变，顺应效忠的社会理想大相径庭。

3.2重视宗教的特殊地位

西方古代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宗教社会，在西方社会的历史发展中，宗教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宗教对社会、个体具有巨大的权威，但它又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表现出一种弹性和自我保护、自我适应机制，即用新的意识和行为来维持自身生存和复兴。古希腊宗教有的神人同型同性特征与城邦公民相结合，陶冶了以雅典为代表的古人独具的人体审美意识和体育意识，这种宗教观念意识在人们的心里上沉淀的结果，就是全体公民阶级从个性原则和人格意识出发而形成的体育风尚。

3.3以个人为社会本位

西方文化中的个人或自我是独立的，是和他人相分离的，具有个人精神的个体。在西方这种以个体人格为主体的社会背景下，社会文化中的传统始终未间断，西方体育文化中的个人奋斗精神表现在体育思维方式、体育思想、体育价值观及体育价值心态等方面。个人主义是西方体育中的一种主导精神，是一种人生哲学，是一种价值标准，它充分肯定运动者的个人奋斗和个人价值。西方体育的文化精神到文化的行为为制度层面和物质层面，影响到西方体育运动比赛中技战术的运用和选择。

3.4强调多元的文化价值观

欧洲历史发展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文化来源的多样性，民族划分的多样性和地域上的分散性，无论是古罗马的罗马帝国、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还是拿破仑帝国都是松散的集合体，西方体育的发展也反映了这一特征。不同文化的背景下，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体育一经产生，在融入西方体育的过程中，不会受到西方体育文化的排斥，同样在人们选择运用这种体育运动时也体现鲜明的多元文化特征，不同民族丰富多彩的体育汇集成了西方体育文化这一大家庭，经过融化而成为今天西方体育乃至世界体育的主流。

4.中西方体育文化的比较

4.1中西方体育文化差异与体育价值观的比较

中西方体育文化的不同直接导致了体育思想和体育价值的差异，从两种文化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他们各自的特征。首先，在哲学观方面，中国哲学讲“天人合一”，认为宇宙、自然界、人都是由“气”构成的一体；而西方哲学讲天人相对、天人有别。第二，在人生观方面，中国人乐长生，重节制，讲中庸求和合；西方人求价值、某进取、趋极端 。第三，在认知形式上，中国人重直观感受，求整体把握；西方人重知行分析，细解层究。第四，在思维方式上，中国人重直觉顿悟；西方人重抽象思辨。第五，在生活观上，中国人知足常乐，守成务实；西方人冒险创新、放荡不羁等。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化是追求静态美的文化；西方传统文化是种动态文化，这决定了中西方体育文化形态和体育价值观的实质性差异。

4.2中西方体育运动手段、方式的认识的差别

中国传统体育以养生为主，尤其重“养” 。中国体育文化认为人和自然是一种和谐的关系，是自然的一部分；透过与自然的交换，从而排除浊气，汲取真气，五脏通达，六腑协调，决定人健康和寿命的根本原因在内不在外。西方体育与中国传统文化截然不同，它特别强调竞争和对抗，全力追求“更快、更高、更强”，显然中西方的体育差异是巨大的。中国传统的养身文化就像温柔的月亮，使人平心静气、恬淡适意，从而“正气内存、邪不可干”，逐渐达到身心健康。西方运动则强调运动与肌肉健美，体格健壮，强调身体的外部运动，且肌肉运动激烈，提倡科学，讲究竞争与对抗等。

4.3中西方对待竞技体育的态度和胜负观的差别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兼爱非攻”压抑竞争性、“中庸之道”否定突破和超越，以静为美，排斥激烈的运动，这是传统文化对体育观念的影响。中国的武术文化、养生文化也没有摆脱上述影响，这造成的中国古代缺乏对抗力量型的竞技体育；中国柔性文化产生老子辩证法和儒家中庸辩证法，共同点是“和”，达到物我皆忘的“天人合一”便是气功的最高境界，西方崇尚“竞”；在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看法上，中国养生在于追求生命延续，西方则追求有限时间的生命质量。

总之，中西方体育文化是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虽然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中西体育文化并不能确定其本身的优劣，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人们对不同民族的体育文化认识将越来越深刻。

5.体育文化的现代化及其对策

现代化就是文化的现代化，就是对传统文化的扬弃和再创造。中国传统思维有着封闭性、求和性、直观性、超稳定性等特点，在这基础上，形成了包括中国传统的经济、政治结构、社会组织结构、以及传统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心理特征等方面内容的统一体，而现代化就是要否定和超越传统文化，就是要创造出与传统文化不同的新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应顺应“世界一体化”的体育文化发展趋势，这就要求我们克服单向发展的弊端，发挥传统文化的健身性、民俗性、娱乐性等优势，充分考虑中国的国情，因地、因人、因时制宜开展传统体育，运用竞争机制培养传统体育活动专门人才来推动传统体育的发展，另外，就是吸收世界先进体育文化，把握时代体育文化精神，加快体育改革与发展。从文化的角度审视体育的改革与发展，我们的视野要开阔，很多体育实践中的问题的根源都能在文化找到，这样使体育价值观更加合理，更合乎人性，使体育的科学化与人本化趋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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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文化与西方自由主义比较研究 篇9

一、科学性与假定性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其科学特点就是唯物的史观与唯物论辩证法是它的核心。它对黑格尔辩证方法做了批判性的继承, 汲取黑格尔辩证法的精华, 把那些神秘东西丢弃, 让辩证办法现出唯物的主义, 从而让唯物的辩证法成为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本的辩证方法。也正是因为辩证法的出现才让《资本论》这一著作变成了艺术性的整体。辩证办法其实就是运动里面与矛盾里面对事物发展的规律与本质进行把握。矛盾对事物的影响, 它不单单只是促进事物从低级朝着高级演化, 还揭示了所有的事物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死亡这个结论。所以唯物论的辩证方法在对任何事物进行肯定时必有否定的存在。辩证方法本质与核心就是如此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其实就是利用唯物的辩证方法与唯物的史观来对经济上问题进行分析。对经济的发展与变化进行考察的时候, 其重视的是对现象的背后隐藏的本质进行揭示。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的发展, 产生以及绝对走向灭亡进行了阐明。阐述社会这个主义以及共产的主义必定会替代资本这个主义。其中《资本论》这个著作终极的目的其实就是对社会的经济发展演变的规律进行揭示。

马克思主义严格按照由抽象向具体深入, 简单走向复杂, 历史和逻辑进行统一的方式。按照劳动的价值这个理论作为基础, 剩余的价值作为其核心,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 不单单是对特定对象进行研究, 它还能对过去进行分析, 对未来进行展望。

我们能看到西方的经济理论的建立全都是根据所谓的2个“公理”。第一个是按照私有制度作为其存在的内部规则为前提, 第二就是假设经济人, 根据个人的主义与边沁的功利的主义作为视角来考虑, 参与经济的人都很理性。在所有的条件约束下他们依然追求自己目标的函数可以最大。前提的假设剖析了西方经济学所存在的科学性。以前所具有萨伊的定律被凯恩斯1936年提出的定律压倒, 1995年的诺贝尔奖经济学的获得人是卢卡斯。当时负责诺贝尔这个奖的韦林说过:已经让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许多经济学的理论落不稳脚的人是卢卡斯。但是这些伴随历史改变而改变的基础性内容这个体系很明显没有什么科学道理是永恒不变的, 所以西方的经济学并不是真正所谓的科学。

二、多元化与数学化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反映的是人类的活动与经济参与的一般规律, 是对客观事实的一种内在的反映。其研究成果建立在巨人的肩膀上, 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此外还研究社会经济连续的发展, 人与人间, 人与自然间, 人与社会间的和谐发展等。在现实的世界里面, 所有的关系都是很复杂的, 还变化无常, 应该要采取不同的研究办法来对其研究。研究不同的方面, 比较分析然后对那些内在的发展规律进行揭示。这绝对不能用数学的分析来解决, 因此就确定了马克思的主义是多元化的。

现在的经济学越来越数学化, 这样的数学化现已发展成了主导趋势。现在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发展越来越让人难以想象, 还有别的不是经济上的因素的趋势。经济学的数学化可能会把手段和目的的混淆加速化。一九八八年的诺贝尔奖的获得人阿莱批评了经济学数学使用的过度趋势, 他指出现在的经济学是被人为地加入了数学的模型并使其成为了主导, 并且可怕的是在这个错误的主导思想上向前发展;受到数学思想的荼毒比较深厚, 在历史上是一种倒退。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里昂·惕夫就提出了数学分析的方法, 并为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即使他的理论包含了很多的数学公式, 可是他反对对于数学的滥用倾向。里昂·惕夫说:“专业的经济学的杂志里面整篇都有着数学上公式的充斥。这样的话就把那些看这些杂志的人从一个看似有理的却是任意假设出来引导到虽然很精确但是却毫无道理的结论, 所以对数学的滥用就成了经济理论学的研究误区。

数学对于经济学理论是种研究, 论证, 分析的工具。这个工具是不是可以发挥成果, 其关键就是在研究经济学的时候是不是正确利用。正确理论的服务需要数学的方法, 却也可能为错误理论进行效劳。浅层次的来看, 貌似这两种推理的方法的数学方式都是合理的严谨的, 但是事实是对于同一个数学的推理不仅可以导出正确结论, 还可能致使成果错误。一九九四年《博弈论》出世, 让有些西方的学者们欢呼一个对人际间的关系进行处理的工具出现了。最起码能够将双头, 单头问题解决了, 可是这六十几年来该书却没有帮上解决问题的大忙。

美国的哈佛教授于1972年获得了诺贝尔奖, 他在对美国的《挑战》杂志社的记者采访进行回答时说过, 对于现在来说单一数学的分析并不一定有很好结论, 可能得需要哲学的一些基础。克莱因是1980年诺贝尔奖的获得人, 他说过, 没有什么可以代替计量的经济学中数量的办法。也不是一切的经济学的问题都能够被量化, 能够测算, 在有的时候肯定得有主观上的决策。他的话表明用数学的办法来作为研究经济学的主张单一不合情理。在经济理论中用数学方法是有局限的, 其实就是说数学的办法只是辅助工具, 它是分析经济的第二重要方法。

三、发展性与两重性

马克思的主义作为真理, 是永不会过时的, 它只会跟着在实践过程当中继续发展。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自创建至今是在连续不断地发展着的, 其理论的体系是开放的。正是它的开放特点, 才能够吸收兼容别的学科精华从而让自己更加完善。该经济学的体系是通过继承前人在经济学的成就的遗产所建立发展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世界观是科学的, 拥有着与时代共同发展的优秀品质, 伴随社会的发展而连续壮大发展。以上就表现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特性。

可是, 西方的经济学拥有着双重性:一是阶级特性, 二是某种条件之下实用的特性。它不仅是资本主义形态与意识, 还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的经济经验的总结。其阶级的特性主要是为了维护那些资本主义阶级的利益, 对资本的主义这种制度进行了维护, 也对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上的经济与对资本主义的宣传进行了维护。对于特定的情况就如那些实用特点强的市场的经济客观现实进行了限度之内的反映, 尤其是现实的社会化的生产。

西方的经济学也有有价值的科学性与能用东西的存在, 不单单只是形式中存在, 通常是和形态意识以及具有辩护特性理论东西共同存在, 融合在一起密不可分。对于我们国家来说, 马克思的经济学在我们国家要进行发展就必须按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实情, 尤其是按照我们国家的特色制度对市场的经济发展与实践, 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发展特色经济建设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 对马克思的主义进行发展概括。发展就要有博大的胸怀, 能够吸收人类一切科学成就, 在此基础上实现创新, 在当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的历史背景下,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 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地分析和批判现代西方经济学, 借鉴其合理成分来不断充实发展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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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文化与西方自由主义比较研究 篇10

随着中华民族五千年古老文化而发展的中国传统体育, 至今仍然没有一种项目走进奥林匹克的殿堂。究其根本原因, 就是因为中国传统体育和西方体育产生与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不同, 因此造成了两种体育文化的发展差异。因此, 完全有必要对两种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进行比较研究。

2、两种体育形式所依存的社会环境的比较

2.1 中国传统体育依存的社会环境

中国传统体育是在独特的社会环境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 优越的地理环境使中国自古就是以农立国, 自给自足是中国社会的特色。中国以儒教为正统的传统文化, 在世界文化的潮流中是一个独立发展、自成体系的文化系统, 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中国社会文化背景具有极强的稳定性和鲜明的独特性, 其文化传统由于具有久远的发展渊源和宽厚的社会存在基础, 而呈现出巨大的惯性和社会裹挟力。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中国传统体育带有明显的农业社会烙印。

2.2 西方体育所依存的社会环境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相继出现, 人们需要寻求新的体育形式来调节生活压力;同时, 自然科学的发展也促使人们努力寻求理想的体育活动方式。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诞生的西方体育是人类文明进一步发展、人们对自身有了科学认识后的产物, 它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机制和发达的科学技术紧密结合, 其多元化、多层次的体育文化结构和以竞争性为主导的体育运动形式, 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个人身心发展的需要, 具有明显的世界性、竞争性、科学性和商品性等特色。

3、两种体育形式的思想基础的比较

3.1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的思想基础根植于东方朴素的唯物主义

在生产力低下、科学尚不发达的时代, 中国劳动人民对生命本质的认识是难能可贵的, 这种认识曾指导我国古代体育的发展达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中国传统体育表现出典型的整体观特征, 始终将人的整体性作为健身练习的出发点和归宿。在传统体育中, 随处可见整体生命观的影响, 它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统一和人的心理与生理的统一, 从而建立了性命双修、心身并育的整体优化生命的养生体育体系。

3.2 西方体育的思想基础是建立在近代自然科学基础上的。

19世纪后,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又使西方对体育的认识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人们对人体生命活动的本质和规律, 对人体机能的变化和运动能力的强弱有了更精确、更深刻的认识, 使近代西方体育的发展有了牢固的科学依据。在逐渐发达的诸多学科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 人们以分析和实验的认知方式去揭示体育的奥秘, 使体育活动向着严格的针对性和专门性的方向发展。西方体育采用的是由分到合的策略, 突出的是个体向整体的合成关系, 将人体局部的练习效果综合起来达到整体健身的目的。

4、两种体育运动的价值取向的比较

中国传统体育中竞赛的首要任务不是争取胜利, 而是要在竞赛中遵从礼仪的规范, 实现道德的升华。和谐的价值取向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特征。在追求人际和谐的同时, 中国传统体育形成了“君子之争, 以和为贵”的伦理型竞技。在天人和谐观点指导下的传统体育追求人体与自然的统一, 反对人与自然的独立、挑战与对抗, 从而产生了相对封闭于其它体育体系的独特的传统体育。商品经济的发展, 使竞争机制必然进入体育领域, 成为西方体育文化的灵魂与核心。人们利用公平合理的竞争, 表现自己的体能及体验征服对手所带来的良好的心理感受。

5、两种不同的体育体系的比较

数千年的封建制农业社会, 给了中华民族体育文化以充分发展的条件和时间, 形成了内容丰富、层次较高的体育活动形式, 为人类体育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从人类发展的社会形态来看, 中国传统体育深深地烙有农业社会的多种印记。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 西方体育逐步进入了兴旺发达的历史阶段, 它从生产、军事和宗教等社会活动中分离出来, 成为一个独立而完整的社会文化现象, 在近代自然科学的支撑下, 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在全球范围内发展起来。

6、影响体育传播的文化交融条件的比较

中国的地理环境与欧洲有所不同, 它被高原、险峰和沙漠包围, 在某种意义上则形成了一个基本封闭的系统, 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因此具有独特的封闭性和内向性。然而, 欧洲的地理环境基本上是开放的, 以它为基础而形成的包含体育文化在内的社会文化形态具有开放性和外向性。中国早期文化的先进性, 使文化交往的方式以输出为主, 中华民族的文化优越感和自我中心意识较为强烈;而西方文化交往的方式则是相互竞争、相互借鉴, 具有探求和兼容异质文化的心理倾向。因此, 所有这些内部交融条件的根源和环境不同, 使中国社会文化与西方体育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产生和发展中国传统体育与西方体育的社会文化背景有着本质的区别, 不仅是东西方两大体育体系的不同, 更深层次的则是社会文化背景造成的社会现象差异, 局限着东西方体育文化与形式的深入交流。而且, 不同的文化交融条件, 使中国传统体育和西方体育的传播和发展经历了不同的过程。由此说明, 中西方体育文化要进行深层次的广泛交融, 需要有一个相互理解和容纳的过程。

总结:随着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的兴起, 西方文化成为了全球性的主体文化中的强势文化。随着西方殖民主义拓张的步伐, 西方的体育文化随之成为了全球性的强势体育文化。在发展体育、推广民族体育项目的过程中应正视东西方体育所根植的社会背景、思想文化背景、文化价值取向以及文化交融条件的差异。在民族文化日益国际化发展的今天, 探究东西方体育文化的背景比较研究将为今后更好的发展民族传统体育, 使东方体育更快走向世界打下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武思莲.世界体育史.沈阳体育学院出版社, 沈阳, 1987.

[2]郭绍虞, 中国体育史, 商务印书馆, 上海, 1919.

道家文化与西方自由主义比较研究 篇11

【关键词】 企业的性质 企业的规模 交易成本 分工与协作

引言

以科斯（1937）为代表的一大批新制度经济学家对于企业理论都有深刻的研究，他们基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关于企业的产生、本质、规模以及企业内部的产权结构等一系列的问题。而在更早的19世纪时期，马克思在研究资本运动规律时也对企业理论有过深入的研究，对这一点，由于后来的人们更偏重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而忽视了对他的企业理论的分析研究。马克思的企业理论偏重于从社会生产力的角度来分析，强调生产力的发展与企业组织发展的相互促进的关系；而新制度经济学家的企业理论偏重于从交易成本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强调交易费用对于企业的出现、性质等方面的影响。因此，应将两种企业理论结合起来，取长补短，构建一个更为全面合理的企业理论的分析框架，使企业理论更加富有解释力。

1. 新制度经济学家的企业理论

科斯（1937）认为，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①。科斯主要从节约交易费用的角度来阐述企业的起源及性质，强调了企业的交易性。但是显而可见，仅仅把节约交易费用看作企业出现的原因，依然是不够的。在科斯以后，阿尔钦和德姆赛茨、威廉姆森、张五常、杨小凯等人对企业性质所作的考察虽然基本上还是在交易费用决定论框架下进行的，但他们都对科斯的交易费用论做出了自己的修正。

其中张五常（1983）关于企业的契约性质的理论，可以说继承了科斯的思想，并提出了一些自己独特的见解。他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市场的交易对象是产品，而企业的交易对象是生产要素，那么企业的本质其实就是要素市场的契约代替了产品市场的契约。原因就是产品价格的决定费用高昂，其基于消费者缺少对商品详细信息的了解，衡量种类繁多且变化着的活动的困难，以及对于分解贡献的需要。但是似乎张五常并没有将分工协作与交易费用的各自作用及相互关系解释清楚。

而杨小凯（1995）在继承了科斯和张五常等人的思想之后，将分工与交易成本联系起来，认为社会分工在提高劳动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会带来交易成本的上升。他运用超边际的分析方法说明了企业的出现必须具备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分工协作，在没有分工的条件下（即自给自足的状态下），每个人的自我需求由自我供给，那么就不需要也不会出现企业制度；第二，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低于用于生产这种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即张五常所说的用要素（劳动）市场代替产品（中间产品）市场。经济会随着交易效率的改进从自给自足演进为分工。而企业又在分工的演进中出现，由于企业的结构可以将最低交易效率的活动卷入分工但同时又避免对这类活动的投入产出进行直接的定价，从而降低交易成本，企业的剩余收益就是这类活动的间接价格。

2. 马克思的企业学说及与西方企业理论的比较

2.1马克思关于企业理论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认为，企业是社会经济条件发展历史的产物。在自给自足的状态下，生产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进行的，这种生产行为取决于家庭的意志和需要，几乎没有社会联系，因而构不成企业。正是资本主义的出现才产生了企业。马克思明确指出了是协作才产生了企业。协作乃至企业的产生，是因为其能够实现资本追求利润的目的。雇佣一定数量的工人，具备最低资本限额是企业起源的必要条件，协作能使企业所有者实现更大程度的利润则是企业出现的充分条件，从而分工协作的活动具备了企业活动的特征。

2.2两种企业理论的比较

通过研究分析马克思的企业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企业起源的理论，可以将二者进行比较，它们既存在一些共通的地方，但是也有明顯的差别。它们的共同点是说明了企业这一组织交易的方式存在的理由或原因是能提高生产效率或经济活动效率。而它们的区别是，马克思的企业理论从分工和协作的角度来说明如何提高生产效率，而新制度经济学从企业这一资源配置方式替代市场这一配置资源方式能节省交易费用的角度来论证企业的出现。具体来说，马克思企业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都把企业界定为一种经济组织。无论从生产的角度还是从资源配置的方式或是从契约方式的角度来界定企业的性质，都认为企业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经济组织。但是马克思的企业理论从企业内部关系的角度来界定企业的性质，把企业看作是一个生产组织，将劳动分工和协作组织起来进行生产，考虑的是企业的生产性。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企业外部的关系出发，把企业看作是和市场具有同等地位的组织以及通过企业内部活动与市场内部活动的不同（交易成本的不同）得出了企业与市场的替代关系。对于企业的规模，西方的企业理论采用了边际方法，认为企业规模的边界在企业的边际成本等于市场组织交易的边际成本这一点上，这可算作是一种静态的逻辑推演。但是由于缺少历史与现实因素的分析，使得这一结论显得特别的模糊。而马克思从资本主义企业运行的实际出发，动态地，历史地考察了企业规模的边界问题，大体上认为企业规模的边界由以下四个因素的交集去确定：第一，企业所有者的自有资本；第二，雇佣的管理人员的管理能力；第三，资本的平均利润率；第四，社会对产品的最终需求规模。

结论

虽然对于马克思和西方企业理论的诸多结论已经在上文中阐释了，但是这二者的任何理论都难免要触及各自的政治立场。个人以为，马克思在论述分工与协作时引出了对于企业制度的探讨是很有解释力的，但是马克思的重心依旧是批判资本家对工人剩余价值的榨取，对工人的雇佣其实就是剥削工人。批判了人类社会雇主和雇员之间这种不平等的权利关系。然而，我们应该反思一下，假如在一个企业中没有人拥有企业的剩余收益权的话，那么就没有人有积极性来确保高效率的企业管理，从而影响经济的发展。

注释：

①参见科斯（1937）《企业的性质》

参考文献：

[1] R. H.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J].

Economic， New Series， Vol. 4， No. 16 （Nov.， 1937）， pp. 386-405

[2] Steven N. S. Cheung. 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 [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26， No. 1 （Apr.， 1983）， pp. 1-21

[3] Alchian.A & H.Demsetz. Production， Information Costs，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62（1972）：777-795

[4] Yang & Ng. Theory of the firm and structure of residual rights[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Vol. 26 （1995） 107-128

[5] 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vol.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