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文档（精选8篇）
一、社区矫正是一项针对非监禁刑犯罪的刑罚执行活动。
二、社区服刑人员应在刑事判决、裁定生效或出监（所）之日起七日内持人民法院或监狱开具的证明及相关身份证明、居所证明等材料到经常居住地司法所办理入矫手续。
三、社区服刑人员应遵守社区矫正的有关规定，服从社区矫正机构的监督、管理和教育。有劳动能力的社区服刑人员必须参加公益劳动。
四、社区服刑人员享有的权利：
1、人格不受侮辱；
2、人身安全和合法财产不受侵犯；
3、享有辩护、申诉、控告、检举以及其它未被依法剥夺或限制的权利。
五、社区服刑人员应当履行的义务：
1、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管理规定；
2、积极参加学习、教育和公益劳动；
3、定期向司法所报告自己的思想、活动情况；
4、迁居或离开居住区域必须经司法行政机关和公安机关批准。
六、被宣告缓刑或被裁定假释的罪犯在社区服刑期间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1、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社区矫正的有关规定，服从监督管理；
2、定期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每周用书面、电话或口头形式报告上周活动情况；每月到司法所书面汇报一次情况。3遵守关于会客的规定：社区服刑人员接受新闻媒体采访、会见境外人士，应当事先将来访者的基本情况、会见事由向司法所报告，并经市（区）司法局批准。社区服刑不得会见违法犯罪嫌疑人、同案犯、法轮功等邪教组织以及其他非法组织的元。
4、离开所居住的市(区)或者迁居，应当报告社区矫正机构，并经县级公安机关批准：因医疗、探亲等原因需要暂时离开活动范围的，应当事先经市（区）司法局批准，一次请假不得超过7天，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假期的，最多只能续假一次。需要在活动范围以外就业的，应当得到市（区）司法局批准。矫正对象迁居，应当办理迁居手续。
5、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缓刑、假释的罪犯还必须遵守相关的集会、选举和被选举、任职和公安机关的具体监督管理措施等规定；
6、遵守社区矫正机构其它具体的监督管理措施。
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24条规定，社区服刑人员有违反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监督管理的行为，尚未构成新的犯罪的，处15日以下拘役、20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7条、第86条规定，被宣告缓刑和假释的社区服刑人员在缓刑或假释考验期限内，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监督管理的行为，情节严重的，依照法律程序撤销缓刑、假释。
武汉市武昌区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1年3月
社区矫正告知书（管制）
一、社区矫正是一项针对非监禁刑犯罪的刑罚执行活动。
二、社区服刑人员应在刑事判决、裁定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持人民法院开具的证明及相关身份证明、居所证明等材料到经常居住地司法所办理入矫手续。
三、社区服刑人员应遵守社区矫正的有关规定，服从社区矫正机构的监督、管理和教育。有劳动能力的社区服刑人员必须参加公益劳动。
四、社区服刑人员享有的权利：
1、人格不受侮辱；
2、人身安全和合法财产不受侵犯；
3、享有辩护、申诉、控告、检举以及其它未被依法剥夺或限制的权利。
五、社区服刑人员应当履行的义务：
1、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管理规定；
2、积极参加学习、教育和公益劳动；
3、定期向司法所报告自己的思想、活动情况；
4、迁居或离开居住区域必须经司法行政机关和公安机关批准；
六、被判处管制的罪犯在社区服刑期间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1、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社区矫正的有关规定，服从监督管理；
2、定期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每周用书面、电话或口头形式报告上周活动情况；每月到司法所书面汇报一次情况。3遵守关于会客的规定：社区服刑人员接受新闻媒体采访、会见境外人士，应当事先将来访者的基本情况、会见事由向司法所报告，并经市（区）司法局批准。社区服刑不得会见违法犯罪嫌疑人、同案犯、法轮功等邪教组织以及其他非法组织的元。
4、离开所居住的市(区)或者迁居，应当报告社区矫正机构，并经县级公安机关批准：因医疗、探亲等原因需要暂时离开活动范围的，应当事先经市（区）司法局批准，一次请假不得超过7天，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假期的，最多只能续假一次。需要在活动范围以外就业的，应当得到市（区）司法局批准。矫正对象迁居，应当办理迁居手续。
5、未经批准，不得行使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
6、遵守社区矫正机构其它具体的监督管理措施。
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24条规定，社区服刑人员有违反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监督管理的行为，尚未构成新的犯罪的，处15日以下拘役、20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武汉市武昌区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1年3月
社区矫正告知书（暂予监外执行）
一、社区矫正是一项针对非监禁刑犯罪的刑罚执行活动。
二、社区服刑人员应在刑事判决、裁定生效或出监（所）之日起七日内持人民法院或监狱开具的证明及身份证明、居住证明等材料到经常居住地司法所办理入矫手续。
三、社区服刑人员应遵守社区矫正的有关规定，服从社区矫正机构的监督、管理和教育。有劳动能力的社区服刑人员必须参加公益劳动。
四、社区服刑人员享有的权利：
1、人格不受侮辱；
2、人身安全和合法财产不受侵犯；
3、享有辩护、申诉、控告、检举以及其它未被依法剥夺或限制的权利。
五、社区服刑人员应当履行的义务：
1、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管理规定；
2、积极参加学习、教育和公益劳动；
3、定期向司法所报告自己的思想、活动情况；
4、迁居或离开居住区域必须经司法行政机关和公安机关批准。
六、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在社区服刑期间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1、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社区矫正的有关规定，服从监督管理；
2、定期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每周用书面、电话或口头形式
报告上周活动情况；每月到司法所书面汇报一次情况。3遵守关于会客的规定：社区服刑人员接受新闻媒体采访、会见境外人士，应当事先将来访者的基本情况、会见事由向司法所报告，并经市（区）司法局批准。社区服刑不得会见违法犯罪嫌疑人、同案犯、法轮功等邪教组织以及其他非法组织的元。
4、离开所居住的市(区)或者迁居，应当报告社区矫正机构，并经县级公安机关批准：因探亲等原因需要暂时离开活动范围的，应当事先经市（区）司法局批准，一次请假不得超过7天，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假期的，最多只能续假一次。需要在活动范围以外就业的，应当得到市（区）司法局批准。矫正对象迁居，应当办理迁居手续。
5、确因治疗、护理的特殊要求，需要转院或者离开所居住区域的，应当报社区矫正机构，并经公安机关批准；
七、遵守公安机关制定的具体监督管理措施。
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24条规定，社区服刑人员有违反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监督管理的行为，尚未构成新的犯罪的，处15日以下拘役、20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14条规定，保外就医的社区服刑人员严重违反有关保外就医规定的，依法收监。
武汉市武昌区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1年3月
社区矫正告知书（剥夺政治权利）
一、社区矫正是一项针对非监禁刑犯罪的刑罚执行活动。
二、社区服刑人员应在出监（所）之日起七日内持监狱开具的证明及身份证明、居住证明等材料到经常居住地司法所办理入矫手续。
三、社区服刑人员应遵守社区矫正的有关规定，服从社区矫正机构的监督、管理和教育。有劳动能力的社区服刑人员必须参加公益劳动。
四、社区服刑人员享有的权利：
1、人格不受侮辱；
2、人身安全和合法财产不受侵犯；
3、享有辩护、申诉、控告、检举以及其它未被依法剥夺或限制的权利。
五、社区服刑人员应当履行的义务：
1、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管理规定；
2、积极参加学习、教育和公益劳动；
3、定期向司法所报告自己的思想、活动情况；
六、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在社区服刑期间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1、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社区矫正的有关规定，服从监督管理；
2、定期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每周用书面、电话或口头形式报告上周活动情况；每月到司法所书面汇报一次情况。
3、不得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4、不得组织或者参加集会、游行、示威、结社活动；
5、不得出版、制作、发行书籍、音像制品；
6、不得接受采访、发表演说；
7、不得在境内外发表有损国家荣誉、利益或者其他具有危害社会性的言论；
8、不得担任国家机关职务；
9、不得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
10、遵守公安机关制定的具体监督管理措施。
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24条规定，社区服刑人员有违反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监督管理的行为，尚未构成新的犯罪的，处15日以下拘役、20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武汉市武昌区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1年3月
社区服刑人员手机定位告知书
根据武汉市社区矫正工作相关规定，自2011年起，对符合手机定位条件的新入矫的社区服刑人员手机纳入GPS定位系统。
1、社区服刑人员入矫报到时，登记移动手机号码，按规定办理GPS定位系统手续。
2、社区服刑人员手机遗失、损坏等原因，导致暂时失控，社区服刑人员应在24小时内报告，待办理新号码后，及时到司法所办理GPS定位系统手续。
3、被纳入GPS定位系统的手机，仅限社区服刑人员本人使用，不得赠与或借给给他人。
4、GPS定位系统作为社区服刑人员管理考核依据之一。
5、街道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司法所）负责对纳入GPS定位系统的手机使用情况的记录、考评。考评为：好、中、差。
6、社区服刑人员故意逃避手机定位，屡教不改者，视为脱管，将依法通报公安机关予以查找。
武汉市武昌区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1年3月
社区服刑人员参加 社会公益劳动告知书
1、社会公益劳动宗旨：通过为社会服务、为公众服务，实现矫正目的。
2、有劳动能力的社区服刑人员应当参加社会公益劳动。
3、社区服刑人员参加社会公益劳动应服从安排，按质按量完成任务。
4、社区服刑人员参加社会公益劳动的时间每月不低于12小时。
5、联络员负责记录、考评。考评为：好、中、差。
6、社会公益劳动作为社区矫正的考核依据之一。
武汉市武昌区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1年3月
关于对×××审前社会调查报告
（参考样本）
区社区矫正领导小组办公室：
×××街矫正办于×××× 年××月×× 日收到武昌区司法局社会矫正科移交的《×××（或×××人民法院）监狱关于征求罪犯（或被告人）×××提请假释（或拟适用缓刑）意见的函》，我办高度重视，立即依据社区矫正审前调查程序，对罪犯（或被告人）×××的基本情况、家庭成员、所在社区（或单位、学校）的意见，一一进行了调查了解，现将调查详细情况归纳报告如下：
一、罪犯（或被告人）×××的个人情况
姓名、性别、出生时间、身份证号码。户籍地址，经常居住地址。人民法院认定犯罪事实（简要介绍）和判决情况或人民检察院起诉书认定事实。
二、罪犯（或被告人）×××的家庭成员及经济收入情况：
父母、配偶、子女及其他近亲属基本情况，担保人居住条件和经济情况及担保内容简要介绍。
三、审前社会调查经过
1、向×××社区群干×××调查，罪犯（或犯罪嫌疑人）人格特征、成长经历、家庭情况及接收社区矫正与否；
2、向×××派出所管段民警×××调查，罪犯（或犯罪嫌疑人）的户籍、住所和个人、家庭情况及接收社区矫正与否；
3、向×××学校办公室负责人×××调查，罪犯（或犯罪嫌疑人）在学校的学习、兴趣、日常行为表现及接收社区矫正与否；
4、向×××（家属与被调查人关系）调查，罪犯（或犯罪嫌疑人）的人格特征、成长经历和家庭结构情况及接收社区矫正与否；
5、向×××单位（办公室负责人）×××调查，罪犯（或犯罪嫌疑人）在单位任职、工作表现及接收社区矫正对象与否；
6、向被害人及亲属调查，对被害人的伤害程度、罪犯（或犯罪嫌疑人）是否赔偿到位及接收社区矫正与否。
7、向担保人×××调查，罪犯（或犯罪嫌疑人）的人格特征、成长经历和家庭结构情况及是否担保与否；
以上根据罪犯（或犯罪嫌疑人）具体情况选取调查项目
四、审前社会调查结论
通过以上多方面调查，经街矫正办认真分析研究，综合评估意见：作出是否符合社区矫正监管条件、接收社区矫正与否的意见。
调 查 人（2人以上）：
×××街社区矫正领导小组办公室
(一) 社区矫正的概念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 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犯罪于社区内, 由专门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的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 在判决、决定、裁定确定的期限内, 矫正其犯罪心里和行为的恶习, 并促进其顺利的回归社会的非监禁的刑罚执行活动。
(二) 我国社区矫正的性质
英国社区矫正的性质是独立刑种的性质。美国社区矫正具有执行刑罚的性质。而日本则是具有保安处分的性质。而我国社区矫正的性质在理论上存有争议的, 具体包括:保安处分说、非监禁刑罚执行说、多重说等[1]。社区矫正的定性主要应建立在刑罚与保安处分关系的明晰的基础上, 在欧陆法系国家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经历的漫长的时间, 从菲力提出的一元论到李斯特的二元论, 各国对其定性的选择也多根据各国国情加以选择, 笔者在这里不主张一元论的看法, 其与刑罚存有本质的区别, 其仅仅是对于犯罪人的矫正, 或预防教育缺少惩治的目的。
(三) 我国社区矫正的基本结构
1.主体:由三部分构成:公安机关、司法机关、社团、社工四部分组成。2.工作机制:政府主导推动, 社区自主运作。即公安和司法机关及公务员, 作为政府力量组织、领导和推动社区矫正工作, 社团、社工等自主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运作。3.工作对象:5种人, 即管制、缓刑、监外执行、剥夺政治权利和被裁定假释的犯人。4.工作程序和内容:法院将有关法律文书同时送达街、镇司法所, 受刑人根据刑事裁判要求到司法所登记报到后, 由公安、司法、社团、社工和社区服刑人员共同签订协议, 宣告社区矫正开始。社区矫正期满前, 提前一个月或半个月进行鉴定, 期满时, 同样按期宣告社区矫正期满。期间主要工作是由社团、社会组织和社工及志愿者与社区服刑人员个别谈话、提供咨询进行教育、组织集中学习和从事非营利性公益劳动等。
二、国外社区矫正的理论概况及发展
(一) 国外社区矫正制度的历史延展
发达国家 (地区) 社区矫正的已经有较长的发展历史了。早在18世纪, 英国监狱改革家约翰.霍华德就提出过反对监狱非人道化刑罚的改革理论, 其后的形事近代学派的代表龙勃罗梭, 用人道主义和实证主义双重方法, 论证了教育、劳动与社区矫治犯罪心理与行为的重要作用, 同时也引发了李斯特等人对于该制度的发展, 提出的假释、缓刑、不定期性、保安处分等现代刑法制度。二战后社会防卫学派又提出了对犯罪人的社会化及人道主义理念。1995年联大举办会议通过《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1996年第二十一届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这些文件都在强调社区矫正的重要性。[2]20世纪下半夜以来已形成了一项重要的司法制度。当今的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等佣有较为完善的社区矫正制度。
(二) 国外社区矫正制度优势的立法评析
国外社区矫正要比国内社区矫正发展的早很多, 该理论的发展也经历了由轮廓式的提出到发展再到日臻完善的过程, 与中国的社区矫正相比也更为突出刑罚现代化、人道化以及对罪犯人权主义的精神。自十八世纪至今, 通过其发展进程可将其概括为如下特点。首先应该是社区矫正的递进性性与宽泛性;[4]其宽泛性主要指社区矫正的种类繁多, 根据不同的主体及定罪量刑的不同程度可以适用不同的社区矫正的种类。
1.社区矫正立法上的宽泛化
以英国为例, 英国社区矫正的种类包括:缓刑令、假释、社区服务令、宵禁令、毒品的治疗与检验令、出席中心令监督令行为规划令。[3]其具体为如下:1.缓刑令:适用于16周岁以上的犯罪人, 刑期为6个月以上三年以下。缓刑令是一种主刑, 其目的在于保障犯罪人的改造, 可以要求其在规定的期间内居住在私人住所, 也可以要求其在指定的监督机构, 特别是对于一些对社会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及一些吸毒犯。2.假释:其主要是指犯罪人执行了一定阶段的刑期, 附条件的将其从社区矫正机构提前释放到社区, 使犯罪人在监督之下完成剩余的刑期。3.社区服务令:其要求犯罪人在社区内无偿劳动的社区矫正刑。其主要根据罪行的严重程度确定其具体的劳动时间, 一般在40小时以上240小时以下。4.宵禁令:其主要要求服刑人员限制其在家里, 防止他们在夜间外出, 从而限制减少某些犯罪的目的。如盗窃及寻衅滋事等。5.毒品的治疗与检验令:是英国政府率先在1998年开始试点并于2000年的立法案中得到了确立的位置。该种社区矫正不具有强制措施, 只有在犯罪人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对他们进行检测并强制到戒毒中心进行戒毒。6.出席中心令:其主要适用于10周岁以上不满20周岁的青少年实施的对成年人的犯罪。在执行的过程中往往通过教师、警察、监狱管理者等志愿者组成并在每周的周六、周日在学校、少年宫举办, 教会这些青少年罪犯怎样学会人际交流, 怎样面对生活、社会等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内容。7.监督令:将青少年交给地方当局或缓刑官员监督。一般对青少年犯采取一些当面会面及准确记录、有效监管的措施, 最长不会超过九十天。8行为规划令:主要也是适用不满18周岁的青少年, 其要求犯罪人按照规划令的行为刑事, 接受监督。澳大利亚其社区矫正多达十五种, 其包括:定期监禁、工作释放、家庭监禁、缓刑、罚金、补偿金、没收财产、社区服务令、报告中心、保证金、咨询辅导、法庭警告、限制自由、保释、假释。[4]
2.社区矫正在立法上的规范化
加拿大为例, 在加拿大《刑法典》对刑事犯罪、刑罚和相关的刑事程序有较为详尽的规定, 其中就包括社区矫正的规定。在1992年又进一步颁布《矫正和有条件释放法》成为现今成年犯的主要社区矫正法规。[5]在英国2000年也颁布了《刑事法院量刑权限法案》对社区矫正有了较为完善的规定。而中国的社区矫正也被规定在我国刑法当中。
3.社区矫正标准设立的科学性
科技与法的关系可以表述为:法律能够规范, 保障科技的发展, 而科技同时又要促进法律的发展。在科技不断发展的今天越来越需要法律对于科技界定明确的界限, 科技能够造福人类, 同样也能毁灭人类。同样在法律的执行过程中也需要科技的手段来协助法律的实行。在社区矫正的实行过程中同样需要一些科学的标准。例如:对于社区矫正的改造评估标准需要一个科学的标准, 对未成年犯罪的心理辅导也需要一套科学的辅导方式使其回归家庭, 回归校园与社会。同样关于毒品的治疗与检验更不能脱离科学检测而武断治疗。
4.社区矫正应体现了人文刑罚的精神
笔者认为这与人道主义精神进入刑法领域是分不开的, 同时也是民权刑法与刑法谦抑性的体现。诚如, 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所言:“随着人类心灵在社会状态中的柔化和感觉能力的增长, 如果要保持客观与感受之间的稳定关系, 就应该降低刑罚的强度”。[6]从某种程度上讲社区矫正也是人类向非监禁刑罚迈出的重要一步, 同时也是人类走向文明刑罚时代的重要标志。
5.社区矫正有较强的程序性
以澳大利亚为例, 进人社区矫正程序来自三个渠道。一是被地方法院直接判非监禁刑的;二是法院判决执行完监禁刑后再执行非监禁的;三是假释委员会决定假释的。经地方法院判决非监禁刑进人社区矫正的一般程序是:警方向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设置专门法庭的地方也可直接向法庭起诉。地方法院作出决定后, 移交给相对应的社区矫正工作部门。社区矫正工作部门接受后, 首先对其进行危险性评估, 然后根据评估的结果, 制定矫正计划, 专人负责执行矫正, 完不成计划的送回法庭。
(三) 对国外社区矫正制度劣势的警惕
国外矫正制度有其优点, 但他们的不足之处也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以防止我国的社区矫正重蹈覆辙。其不足之处概括如下:1.泛人道化倾向削弱了刑法的威慑性。社区矫正在司法实践中的实行, 要求执行者具备专业的知识背景和一定的实践能力与经验。怎样不失刑法的威慑力又能完好体现刑法的谦抑性, 其量的把握不仅仅给执法者带来挑战, 更给立法者带来挑战。2.过于技术化的倾向是否过于机械, 难以达到矫正的目的。在上文中笔者也提到这一点其科学化的手段应该作为一种辅助的手段, 在实践中要是将其绝对作为客观标准或风险评估标准, 可能会导致机械化, 不利于行为人的有效回归。
三、国外社区矫正制度对完善我国社区矫正的启示
(一) 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社区矫正法律体系
随着刑法修正案 (八) 的出台社区矫正已在我国的立法上有了明确的地位, 下一步要进一步完善后续的保障制度, 特别是对于刑事诉讼法有关社区矫正程序论的规制, 同时关于执行主体的标准也应采用立法形式详明。笔者认为现今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种类过于单一, 在立法条件成熟是有待于扩充。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的历史还很短, 相关立法不能直接域外移植, 在立法上可以统筹兼顾但不是全顾, 还应建立符合国情的社区矫正制度。
(二) 加强社区建设
社区在中国还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 为了能和社区矫正很好的接轨, 还要不断完善社区矫正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有关配套设施建设。例如, 定期的谈话记录室、社区服务场所、评价罪犯委员会的建立、社区心理辅导站、社区报告中心等。
(三) 完善执行主体的范围与地位
对于社区矫正的主体范围、相关人员的服务事项、主体资格的认证标准, 志愿者的服务期限与任职标准等都应该进行相关的规定。
(四) 建立社区矫正执行人员的监督体制
怎样能过使我们的社区矫正制度不流于形式, 需要我们建立一套完善的监督机制。现今, 我国在法律建设的过程中最大的障碍就是监督机制, 不能说我国没有监督机制, 而是我国的监督机制正遭受着严重的挑战。如环境监管制度, 某医药总厂排污严重超标, 我们的监管者在哪里, 福建紫金铜污染事件发生后, 再问监管者在哪里。食品监管也有问题, 三鹿奶粉事件虽然已过去, 但这难道不能说明些问题吗只有出现了大事故, 他会引起监管。国外的诸多法律制度在国外实施的很好, 怎么一被引进国内就出现了巨大水土不服, 究其原因, 我们的问题出在那里——监督体制。这是作为每一个法律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好的植物需要好的土壤;同样好的法律制度更需要好的监管体制, 只有这样我们所移植来的域外制度才能更好的在我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真正的被本土化。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社区矫正制度也同样如此。
参考文献
[1]高铭暄, 陈冉.结合刑法修正案 (八) 谈我国社区矫正本土化发展[J].中国司法, 2008, (5) .
[2]刘晓梅, 英国社区矫正制度及其对我国刑罚制度的改革的启示[J].犯罪研究, 2006, (3) .
[3]刘强.各国 (各地区) 社区矫正法规选编及评价[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4:137-139.
[4]李冰.澳大利亚市区矫正制度[J].犯罪研究, 2006, (6) .
[5]社区矫正考察组, 加拿大社区矫正及评价[J].法治论丛, 2004, (3) .
关键词：社区矫正；宜昌市；提出建议
社区矫正制度并非我国的首创，它是一个“舶来品”，它是西方国家首先推行的一种刑事执法模式，目的是以非监禁的方式实行对罪犯人格的改造，其体现了对罪犯的人道化和社会化的矫正精神，社区矫正比监狱矫正有着更大的优越性，因此已成为了西方国家占主导地位的行刑方式，也是世界各国刑罚体制改革发展的方向。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起步较晚，离形成完善的制度还有很大距离，再加上我国国情复杂、群众对社区矫正制度不了解等因素，社区矫正工作虽然发展迅速，但还面临着很多问题。
一、宜昌市社区矫正工作现状
自2003年“两院两部”颁布《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以来，湖北省作为全国第二批社区矫正试点地区开始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宜昌市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开始于2005年1月31日，于伍家岗、西陵区等地率先试点，宜昌市是全省首批7个社区矫正试点之一，自试点以来，宜昌市社区矫正工作取得优异成绩，截至2013年8月底，全市社区矫正重新犯罪率远低于全省、全国平均水平，社区矫正工作考核已连续两年位居全省第一。
（一）宜昌市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健全
宜昌市严格按照2012年颁布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市司法局负责指导全市的司法行政工作，成立宜昌市社区矫正工作管理局专项指导全市的社区矫正工作，各区司法局负责本辖区的司法行政事务，自2013年4月10日宜都市社区矫正工作管理局成立以来，各县区的社区矫正工作管理局逐步成立，进一步加强了本辖区的社区矫正工作的管理，社区矫正服刑人员直接由当地司法所负责。另一方面宜昌市社区矫正工作也得到了有效的监督。宜昌市司法局于2012年底制定了《宜昌市社区矫正工作操作规范》，比较全方位有重点地指导了全市的社区矫正工作的发展。目前司法局正在大力推行“E”通信息平台的发展，通过发放定位手机获取服刑人员GPS位置的形式大大加强了对社区矫正服刑人员的管理，通过“E”通平台，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能够实时了解社区矫正服刑人员的具体位置，检查矫正人员是否有越境脱管的现象，并且可以对社区矫正人员通过短信电话高效率地下派工作和任务。
（二）宜昌市社区矫正对象的规模比较大。
截至2014年2月，宜昌市社区矫正服刑人员累计一共8346人，解除服刑人员一共5670人，现有的服刑人员一共2676人。在现有社区矫正服刑人员中，主要以男性为主并集中在18-45岁，其中汉族、农村户口、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比例偏高。在性别层面上，男性有2404人，女性有272人，男性在社区矫正对象比例上达到89.8%；在年龄层面上（如图1所示），未成年人数为71人，十八到四十五周岁的有1811人，四十六到六十周岁的有693人，六十周岁以上的有101人，十八到四十五周岁的人占的比例为67.7%，未成年人占的比例为3%，未成年人的比例相对较少；在户籍层面上，城镇户口的矫正对象有747人，农村户口的矫正对象有1929人，农村户口的矫正对象占总矫正对象的72%，几乎是城镇户口比例的两倍。
二、宜昌市社区矫正工作存在的问题
宜昌市社区矫正工作自试点以来，虽然各方面的工作取得比较良好的成绩，但由于国内关于社区矫正的立法还不是很完善，宜昌市在社区矫正工作各方面上都需要自己来摸索和探究，再加上宜昌是一个二线城市，经济发展不充分，地区的发展差别较大，宜昌市社区矫正工作在具体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依然不少。针对社区矫正工作实践中最突出的问题，总结出了以下几点关于宜昌市在社区矫正工作发展中的不足。
（一）社区矫正工作缺乏相关经费支持。
宜昌市在社区矫正工作的经费保障制度建设上还是走在全省各地的前列的，截至2013年底，全市13个县（市、区）已有12个县（市、区）将社区矫正工作经费纳入政府财政预算，共计74万余元。但是在经费的问题上还是存在两点不足：第一，经费的数量太少，部分地区的社区矫正基础设施建设经费投入仍然不足，许多基层社区矫正机构经费明显缺乏，经费的缺少也导致社区工作者的工资偏低，影响了社区工作者的工作积极性；第二，经费的分配不合理，区域的经费额差别较大，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区经费较充裕，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经费则相对缺乏，社区矫正经费的分配和实际需要存在着较大的矛盾。
（二）社区工作人员短缺且素质参差不齐。
新制度的建设和完善，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投入，而制度的工作队伍建设尤为重要，社区矫正制度作为一种非监禁的新兴行刑制度，因其工作的性质而对社区工作人员的要求比较高，一般要求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有着广泛的教育学、心理、法学等专业背景。宜昌市社区工作人员队伍的建设发展较快，但是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社区工作人员短缺严重，据了解，目前宜昌市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共有200多人，这与全市一共2600多名的现有社区矫正人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这200多名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还包括众多社区矫正工作的管理人员，这说明实际上工作在一线的工作人员面临着较大的人手压力。另一方面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科学文化素质跟不上，现在工作在一线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都只经过简单的培训，没有进行过专业知识的学习。
（三）社区矫正的宣传工作不足。
社区矫正是一种非监禁行刑方式，相对于传统的监狱矫正，它是直接把对犯人的矫正搬进了居民的社区，所以如果不做好社区矫正制度的宣传工作，将可能引起群众对社区矫正的误会。所以社区矫正的宣传普法工作相当重要。宜昌市从社区矫正试点以来已经有八个年头，但社区矫正对广大的群众来说依然是一个陌生词，几乎接近80%的人不知道或者不了解社区矫正，而同样也高达83%的人表示社区服刑人员会影响社区的安全，这些数据都很明显表明社区矫正的宣传工作做得不充分或者宣传效果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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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对完善宜昌市社区矫正工作的建议
（一）加强对社区矫正经费投入和创新经费保障制度
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不断推进，经费投入与需求的矛盾问题就越来越突出，所以加强对社区矫正的经费的投入和创新发展社区矫正经费保障制度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现有的社区矫正经费的主要来源是地方政府的预算，而问题就恰恰出现在这里，因为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就注定了各地社区矫正经费水平的不一样，而且我国社区矫正还明显地存在着不发达地区的社区矫正对象占的比例较多的现象，所以针对这点，我国就有学者提出了实行“省级财政经费为主，县级财政经费为辅”的社区矫正经费保障制度，也就是说在社区矫正经费的组成中，主要的经费由省级财政部门提供，次要的经费由当地县级的财政部门提供。
（二）加强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建设，增强社区矫正工作队伍的专业素质
社区矫正工作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的特点，这就对社区矫正工作者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目前来看，社区矫正队伍的建设主要存在数量少、质量不高的问题，其主要原因是社区矫正工作尚未形成良好完善的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建设制度。对此，笔者以宜昌为例提出以下建议：第一，统一社会工作者的招聘标准，提高工作者的待遇和工资水平，提高工作者的地位。第二，加强对现有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培训，积极鼓励和引导工作者参加心理咨询师等证件的培训和考试，加强与当地高校的联系，促进工作者的再学习能力的提高，同时社区矫正机构应增加对参加培训人员的补贴；第三是鼓励社会人士的参与，增加社区矫正志愿者的数量。
（三）大力加强社区矫正的宣传工作
一个新的制度的实行必须要有群众基础，如果一个新的制度没有广大的群众基础就好像一棵新生的树没有扎根的土壤一样。在中国，社区矫正制度似乎还不为群众所了解，甚至还有所误解，这固然与社区矫正制度在中国实行时间较短有关，但更多的是社区矫正的宣传工作做得不足。针对这点，社区矫正的宣传工作需要做到全方位、多层次和有针对性。多以活动的形式展开社区矫正的宣传，除了一般的常规宣传外，还可以定期组织一些群众普法活动，请律师或大学教师为社区群众做普法的专题讲座，还可以以传单、法制小册子的形式挨家挨户地派发宣传。
中国的社区矫正制度由于实行时间较短，且本身的国情复杂，故在实践中问题层出不穷，除上述的经费、队伍建设、宣传等现时比较突出的问题外，社区矫正还存在着立法不够健全、矫正对象评估机制不完善、对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重视不够等众多问题。笔者认为，现时中国的社区矫正制度建设，应该在借鉴西方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大力并坚持推进现在的社区矫正工作，深入发掘未发现的问题，努力探讨和完善各项制度，笔者也相信，在国家和政府的努力建设下，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一定会拥有自己的成熟的完善的社区矫正制度。
参考文献：
[1] 康均心，郑青.和谐社会的刑事法治建设.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06
[2] 种若静. 美国社区矫正制度. 北京：司法部司法研究所. 2007.11
[3] 高雪雷，邹瑛. 和谐社会下社区矫正之探究. 黑龙江政法管理学院学报. 2012
[4] 肖遥. 关于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建设的几点思考. 西部普法网.2013.03
[5] 崔会如. 我国社区矫正立法述评. 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报. 2013.03
[6] 王慧慧. 对社区矫正理论基础的比较研究. 2013.
作者简介：林晓军（1992-），男，广东阳江人，三峡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2012级学生。
李琼俐（1994-），女，湖北宜昌人，三峡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2012级学生。
从监狱矫正为中心到社区矫正为中心的转变将是我国刑罚体制的重大改革。这一转变使得刑罚执行权向社区运动，这一改革的成败很大程度上系之于社区矫正与社区安全的关系处理的如何。
一 什么是社区矫正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的有关规定，以下是社区矫正的规范性界定：“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
社区矫正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 社区矫正是让犯罪分子在其生活的社区服刑和改造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不同，监禁矫正是在监狱对犯罪分子进行教育改造。社区矫正则是让犯罪分子在其生活的社区服刑和改造。通俗而言，就是让罪犯回家服刑和改造。有的记者同志谓之“放虎归山”这样说是不准确的。
第二、 社区矫正是一种刑罚的执行方式
社区矫正并不是让矫正对象放任自流。社区矫正虽然在严厉性上与监禁矫正有所不同，但仍是一种刑罚的执行方式。在社区矫正的实施过程中，在专门国家机关的主导下犯罪人的行为仍然受到监管和控制。监禁矫正方式，使犯罪人处于和社会隔绝的封闭环境中，对其自由予以完全剥夺。作为非监禁方式的社区矫正，则是让罪犯生活在其社区中，服刑环境是开放的，对其自由的剥夺程度低于监禁方式，属于相对剥夺。
第三、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主要是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罪犯或者经过监管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在社区矫正中出现的确实不适合在社区服刑或改造的罪犯，当然还是要依法采取监禁矫正等方式。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目前主要包括下列5种罪犯：1．被判处管制的。
2．被宣告缓刑的。3．被裁定假释的。4．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5．被暂予监外执行的。
管制是由人民法院判决，对犯罪人不予关押，但限制一定自由，由专门机关执行，依靠群众监督改造的一种刑罚。
缓刑是对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的犯罪分子暂缓执行，经考验期符合法定条件而不执行原判刑罚的一种制度。
假释是对在押罪犯附条件地提前释放，经考验期符合法定条件对所余刑期不再执行的一种制度。
剥夺政治权利是人民法院判处强制剥夺犯罪分子参加国家管理和政治活动权利的刑罚。
暂予监外执行是指被判处有期徒刑或拘役的罪犯，由于出现了法定的某种特殊情形，不适宜在监狱或其他刑罚执行机关执行刑罚时，暂时采取的一种变通执行场所和执行方法的制度。具体包括：
（1）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
（2）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
（3）生活不能自理，适用暂予监外执行不致危害社会的。
起草矫正个案应做好走访调查和综合分析评定两项准备工作。
一，走访调查
1、目标定位，摸清矫正对象的基本情况，掌握其个性化因素，为制定矫正个案奠定基础。
2、主要内容：
（1）、基本情况调查
a姓名、性别、年龄
b罪名
c矫正期起止
d原关押单位或判决机关
e民族
f家庭住址
g家庭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
h原职业
I健康情况
J文化程度
K爱好及特长
L宗教信仰
（2）、犯罪成因调查：
a主要因素：通过对故意犯罪或过失犯罪的掌握，判断矫正对象犯罪的罪错形态。
b客观因素：通过对矫正对象家庭环境，生活状况，学校教育，工作环境的了解，判断导致其犯罪的客观动因。
（3）、心理特征调查：
通过心理测试或对矫正对象心理档案进行分析，判断其心理健康状况及性格特征（胆汁质、多雪质、粘汁质、抑郁质
（4）、受害人态度调查：
对矫正对象与被害人生活在同一社区的，要了解被害人对矫正对象在社区执行刑罚的态度，及时化解矛盾，避免对矫正对象接受矫正造成不利影响。
（5）、矫正难度调查：
a违法犯罪史：通过了解矫正对象犯罪及判处刑罚的次数及种类，受到治安处罚的次数及种类，判断其恶习深浅。b犯罪性质：对犯罪手段，犯罪持续时间，危害后果进行调查，同时根据犯罪侵害的不同社会利益，如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等性质，确定罪行的恶习程度。
c在监狱（看守所）改造表现情况：通过掌握矫正对象接受刑罚处罚及教育改造的表现情况，判断其教育矫正可能接受程度。
d认罪态度：通过掌握矫正对象是否认罪，是否准备或正在申诉等情况，判断其对自身罪错的主观认识和态度。e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及作用：矫正对象与他人共同实施故意犯罪的，应掌握矫正对象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及其所起的作用，通过对主犯，从犯，协从犯，教唆犯的掌握，判断矫正对象的犯罪能力及主观恶意性。
3、工作方法：
（1）、基础档案调查；通过查验矫正对象接收的基础档案资料，了解掌握矫正对象的基本情况。
（2）、个别谈话调查：与矫正对象见面并办理登记，确定家访，电话交流等方式，了解核实矫正对象有关情况。
（3）、走访调查：向矫正对象原关押机关，工作单位或学校，监护人、近亲属、邻居、居委会、进行走访、了解掌握核实矫正对象的相关情况。
（4）、信函调查：在不便于直接调查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向矫正对象原关押机关，工作单位或学校邮寄信函，了解核实有关情况。
（5）、测试调查：通过心理测试，体检等方式，了解掌握矫正对象的心理特征及健康状况。
二、综合分析评定：
1、目标定位：找准矫正对象犯罪和可能影响矫正的症结所在，确定矫正重点和主攻方向。
2、主要内容：
（1）、危险程度分析：分析矫正对象人身危险高低，预测再犯罪可能性大小，甄别出重点人管理中体现区别对待。
（2）、矫正难易程度分析：分析矫正对象的接受程度，预测其对矫正项目的适合性，甄别矫正难度大的个体矫正对象，投入更多的矫正资源，实施针对性矫正。
（3）、要求分析：分析矫正对象的生活需要与矫正需求，对矫正对象正当的基本生活需要，应创造条件尽可能予以满足，体现社区矫正的人性化待遇，并积极实施感化教育，对矫正对象的矫正需求，应运用引导式教育方法，通过科学矫正手段的运用予以满足，争取最佳矫正效果。
努力探索社区矫正工作新路子 海曙区西门街道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一种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西门街道的社区矫正工作，在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下,在区司法局的业务指导下，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截止今年9月底，我们街道已累计接收社区矫正对象49人，依法解除矫正18人；现有矫正对象31人，其中缓刑14人、假释10人、保外就医4人、剥夺政治权利3 人；共建立公益劳动基地13 个；累计组织开展矫正人员集中学习456人次、个别谈话教育576人次、组织公益劳动690人次、矫正对象共进行思想汇报458人次。我们街道接收的矫正对象人数占到了全区的四分之一以上，矫正对象的五类人员中，除了管制对象以外，其余四类矫正对象在我们街道辖区都有，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的矛盾和困难相对突出。
社区矫正工作开展伊始，街道党工委就高度重视，及时成立了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担任组长的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全面领导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同时，把社区矫正工作作为维护社会稳定、创建“平安西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并纳入街道综治考核工作，街道矫正工作领导小组经常听取社区矫正工作的情况汇报，了解社区矫正工作进程，积极为社区矫正工作出谋划策，亲自指导社区矫正的各项工作，组织领导得到有力保障，使街道的社区矫正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同时，积极探索社区矫正工作新路子。现将我们的主要做法汇报如下：
一、抓基础设施建设，确保矫正工作软硬件的同步发展 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如何做好街道的社区矫正工作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为此我们认识到，要做好这项工作，首先要创造良好的软硬件条件，即做好“两支队伍、两个场所”的建设。一支队伍是矫正工作志愿者队伍。从社区矫正工作开展之初，街道就在辖区内招聘了一批具有一定政治素质和法律理论知识，并有一定威望和号召力的热心居民，成立了以退休民警、教师、居委会干部、公务员、高校学生等九十六人的矫正工作志愿者队伍，并为他们颁发了聘书。为了加强对社区矫正志愿者的管理，西门街道司法所制定了《社区矫正志愿者管理办法》，明确了志愿者的工作职责、任务，规定了志愿者在矫正工作中的权利和义务。为了使志愿者尽快进入工作角色，提高业务素质，我们编写了《社区矫正志愿者工作指南》，邀请专门从事矫正工作的社会工作师和矫正工作顾问团成员为他们授课，使他们逐步掌握了社区矫正工作的基本方法，目前这支队伍正活跃在社区矫正工作的第一线，其作用的发挥越来越明显。另一支队伍是矫正工作顾问团队伍。由于社区矫正工作专业性较强，它融合了法律、心理学、社会学等多方面的知识，为了探索该项工作的科学管理，街道建立了一支由法律工作者、高校心理学专家、犯罪学专家、社会工作者、手语翻译老师等人员组成的专业顾问团，并制定了《社区矫正工作顾问团工作细则》。顾问团的成立，为我们的科学矫正提供了依法保障，目前我们与宁波大学应用心理研究所合作,请专业人员为一些特殊矫正人员进行心理测试，以测试结果为这些个案矫正对象制定了一套适合其自身特点的矫正工作方案；我们聘请了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专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刘世宇法官为我们街道未成年矫正对象的矫正提供实务指导；我们还计划到市聋哑学校聘请哑语老师，教社区矫正工作者学习手语，为今后开展聋哑矫正对象的矫正工作做好准备。今年，街道司法所已安排社区矫正工作顾问团的成员为社区矫正工作者和志愿者授课三次，为提高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起到了较好的作用。两个场所是指街道司法所的矫正工作室和社区的矫正工作站。为了保证矫正工作有专门的场所，街道专门腾出一间办公用房，建立了全区第一个矫正工作室，在矫正工作顾问团的指导下，根据矫正工作的特点，对矫正工作室的布局进行了设计，力争给矫正对象营造一个宽松、平等的环境，以减少矫正对象和工作人员之间的对立。物质保障上，街道专门为司法所配备了矫正工作专用计算机、打印机、扫描仪、照相机、档案柜等工作设备，到目前为止，街道为社区矫正工作已累计投入经费20多万元。
二、抓制度化规范化建设，夯实矫正工作的坚实基础 在开展社区矫正这项工作中，我们街道严格按照《宁波市海曙区社区矫正工作实施方案》的规定，结合街道社区矫正工作的特点，逐步形成“六化”矫正工作法。一是资料登记规范化。街道司法所和社区矫正工作站分别建立了矫正对象一人一份的书面档案，并率先在全区建立了社区矫正对象的电子档案，书面、电子的两套文档，确保了矫正对象信息登记的准确无误，建立了明晰、完备的基层矫正工作台帐。考虑到街道矫正对象档案的保密性，加强矫正对象档案的严格管理，司法所制定了《社区矫正对象档案管理制度》，对档案接收、档案借阅等环节作了明确的规定。二是矫正学习专题化。矫正对象的专题学习，采用街道司法所布置和社区矫正工作站自选相结合的方式组织集中学习，矫正对象的常规教育可分为：一是入矫的规章制度作为必修内容要求学习；二是根据矫正对象性质的不同特点，针对性地组织学习；三是道德教育、时事教育经常性地进行学习；四是刑法、劳动合同法、物权法等新的相关法律法规分阶段性地进行学习。三是思想汇报制度化。针对不同处遇的矫正对象，在日常监督管理过程中，我们从矫正工作的实际出发，严格按照分级管理的要求进行，对于普管级的矫正对象，每月底到司法所报到和上交思想汇报，对于严管级、宽管级的矫正对象，按照《浙江省社区矫正对象奖惩考核暂行办法》中的期限规定执行。四是公益劳动特色化。按照“符合公共利益、便于监督管理、矫正对象力所能及”的原则，各社区矫正工作站都建立了公益劳动基地，并设定具体工作岗位。如柳庄社区与物业公司签订公益劳动点协议书，设定了打扫卫生、整理文件、义务巡逻、帮扶老人四项公益劳动岗位，矫正对象按周轮换不同岗位参与劳动。五是帮困解难经常化。对矫正对象实行人性化教育管理，社区矫正工作者、志愿者通过每月上门走访，了解关心他们的实际生活，在法律和政策允许范围内帮助解决心理、就业等方面的实际困难与问题。如北郊社区一名保外就医的矫正对象经批准长期在外地治病,当其返回宁波后,矫正工作站工作人员马上购买了水果上门探望,既体现了对他的关心,又能及时了解其思想生活情况。六是考核奖惩公开化。严格按照《浙江省社区矫正对象考核奖惩办法》有关规定，对矫正对象实施定期考核，我们坚持做到考核标准统一，考核内容公开，矫正对象随时可以查阅自己的考核登记情况，严格的奖惩制度落实，充分调动了矫正对象改造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为了彰显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律严肃性，街道司法所制定了完整的矫正工作程序。矫正对象接收时有入矫仪式，由司法所长、社区民警、社区治保主任一起对其进行首次谈话，建立《社区矫正对象登记表》，并向矫正对象发放矫正期间的权利和义务的须知，同时，矫正对象必须填写《接受社区矫正保证书》，以此规范自己的言行，公安民警依照职权对其制作谈话记录，司法所与矫正对象监护人签订《社区矫正监护协议书》，发挥监护人在矫正中的作用，与矫正志愿者签订《社区矫正志愿者帮教协议书》，实施“一对一”帮教，街道还制定了《社区矫正志愿者结对帮教办法》。今年5月份开始，我们街道按照区司法局的要求，先行对矫正对象实行“两个评估”工作的探索，具体由司法所组织实施。即入矫初期进行风险评估，矫正过程实行质量评估，使矫正工作逐步趋于科学化管理。我们的具体做法是，风险评估：矫正对象前三个月，统一实行普管，三个月后，司法所根据矫正对象的个人成长经历、自控能力、心理健康状况、生活来源、悔罪表现等20项内容对其进行风险评估，然后划分为三级四等，“严管、普管、二级宽管、一级宽管”。不同的管理等级，司法所给予社区矫正对象不同的矫正处遇。确定为严管级的矫正对象, 每周到社区矫正工作站报到一次,每半月汇报思想一次,矫正工作站人员与社区民警每半月上门家访和走访群众一次,要求矫正对象必须参加工作站或司法所指定的学习教育活动和公益劳动,并在指定的区域活动;普管级的矫正对象每月到社区矫正工作站报到一次，每月上交思想汇报一次；确定为宽管级的矫正对象, 每季度到社区矫正工作站报到一次,每季度汇报思想一次,工作站工作人员每月电话了解情况。对于普管、宽管级的矫正对象按照要求定期进行走访和参加公益劳动。质量评估：矫正对象在矫正中期和矫正末期，街道司法所通过问卷的形式对矫正对象个人、家庭、社会环境、生存能力、个人认知等方面的调查，了解矫正对象的实际矫正效果和矫正工作质量。矫正对象期满解矫时，由社区民警、司法所长、社区矫正工作站人员、矫正志愿者共同参与解矫仪式，对矫正对象矫正期内的表现向本人反馈，矫正期满宣告书进行宣读，矫正对象进行表态发言，同时，社区矫正工作站还向解矫人员献花，祝愿他们新生活的开始。
三、抓公益劳动基地建设，把握矫正工作的重要环节 矫正对象参加公益劳动制度是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内容，通过参加公益劳动，他们既可对社会做出一些有益补偿，又能增强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德意识，能够陶冶情操，美化心灵。街道司法所十分重视加强公益劳动基地建设，推行了“一书一簿二制度”。“ 一书”是街道司法所与敬老院、物业公司等社区矫正公益劳动基地签定“社区矫正公益劳动协议书”并颁发聘书，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一簿”是“矫正对象公益劳动记录簿”，由社区矫正工作站站长具体负责对矫正对象公益劳动情况进行记录。“二制度”是指“社区矫正公益劳动制度”和“社区矫正公益劳动考核制度”。对公益劳动基地的设置目的和原则、公益劳动的时间、公益劳动基地的建立权限等作了详细的规定。同时本着符合公共利益、矫正对象力所能及、操作性强、易于监督检查的原则。在公益劳动安排上，街道司法所采取集中劳动与分散劳动相结合的形式，做到因人、因地、因事制宜，对一些自主选择公益劳动项目的矫正对象，我们计入公益劳动时间，对于他们特长的积极发挥，有利于自身的改造转化。
四、抓道德法制教育，规范矫正对象的日常行为
矫正对象作为一个特殊群体，走进了社区居民的视野。他们在社区和正常人一样生活，但不同的是，他们需要接受社区矫正人员的监督管理，在社区矫正工作中，街道司法所坚持以人为本、因人而异的原则，根据矫正对象不同犯罪类型、心理特点、年龄特征和生活状况，制定有针对性的矫正方案，对少数存在严重思想包袱、情绪十分低落的矫正对象，我们按照分类矫正的原则，实行个案帮教。如翠南社区一名年轻的矫正对象入矫后，与社区矫正工作站配合不密切，一直没有上交思想汇报，为此，街道司法所把她列入重点帮教对象，经过详细调查，摸清了她的犯罪原因，掌握了她原系甬江职高学生，犯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缓刑，家里父母离异，学校毕业后一直无业，根据这一情况，司法所采用思想教育与解决困难相结合的方法，一方面对其进行训诫谈话，进行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另一方面与监护人一起，帮助她寻找工作，以就业稳定思想，一段时间后，她有明显的悔改表现。目前该矫正对象能够服从管理，按时汇报思想，也找到了一份自己喜爱的工作，对生活充满了希望。
矫正对象通过系统的法制教育，规范的日常管理，唤醒了他们重新回归社会的勇气，换来了矫正对象回报社会的实际行动。如矫正对象凌某主动向社区募捐善款200元支持慈善事业，并打算今后在条件许可时，开办一个敬老院。矫正对象倪某将医学保健的专业知识服务于社区老年人。今年四川地震灾情发生后，街道司法所作了统计，累计收到矫正对象捐款近万元，他们在奉献爱心的同时，鼓起了回归社会的勇气，感受到了和谐大家庭的温暖与快乐。
五、抓资源力量整合,保证矫正工作的顺利进行
社区矫正工作是我国刑罚执行制度改革的重大举措，是贯彻刑罚宽严相济政策的必要手段，也是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更是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人为本，建构和谐社会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因此，我们在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中充分体现“宽严相济”的原则。对能够服从矫正工作站管理、配合管理人员工作，行为矫正、心理矫正、效果明显、悔罪表现突出的矫正对象，我们给予充分的人性关怀和宽松的矫正环境，并向相关单位建议为他们申报减刑；对于那些在社区矫正过程中态度恶劣，违反规定，不配合矫正工作甚至重新犯罪的矫正对象，我们则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坚决、有力地予以惩处，从而确保社区矫正这一特殊行刑方式的严肃性。
社区矫正日常工作管理中，公安派出所始终履行着执法主体的职能，街道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十分重视各方力量的整合，特别强调公安派出所与司法所的协调工作。一是矫正对象必须接受社区民警、司法行政人员、治保主任的首次谈话，矫正对象必须接受社区民警的训诫。二是对在日常监管中出现的不服从管理、不配合矫正及思想上出现重大波动的对象，我们指定时间、地点，由社区民警和司法所工作人员共同找其谈话。三是矫正对象在执行外出请假制度、迁居及矫正期满等工作中，街道司法所按照相关规定及时与公安派出所沟通，履行必要的手续。同时，我们还与区法院、区检察院经常保持联系，接受他们的业务指导，主动将社区矫正工作纳于检察机关的监督之下，保证矫正工作依法、顺利展开。
六、抓经验总结积累，探索矫正工作的新路子
所谓社区矫正中的专业关系,是指专业社工与社区矫正服务对象之间态度与情感的互动,其目的在于使服务对象与其环境之间达到更适应的一种合作关系。此关系的本质是,它提供了矫正对象与社会工作者之间一种有意义的链接,激发了矫正对象的学习动力,使得矫正对象愿意利用社会工作者的帮助,自觉为社会工作者的介入提供协助。专业关系的建立,有利于青少年矫正对象与矫正社会工作者之间亲切感和信任感的建立,使矫正工作有组织地开展,从而产生促进矫正对象改变的动力。从中可以看出互信是社区矫正工作专业关系建立的基础,如果没有互信,专业社工与矫正对象之间的互动可以说没办法发生。
二、国内外专业关系建立的现状
(一)国外建立关系现状。
在西方社会,以美国为例,美国是世界上建立社区矫正制度的最早国家之一,其在社区建立“中途之家”,社会工作者以家庭成员的身份可以在“中途之家”开展服务工作,这对服务对象建立关系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给予服务者温暖与尊重,促使容易建立专业关系。以日本为例,日本在政府官员的支持下建立保护司,保护司的工作者也就相当于社会工作者,这些工作人员是由各个社区推荐而来的,这样就可以确保工作者和矫正对象有熟悉感和亲切感,可以容易地建立关系。在国外,青少年社区矫正社会工作的开展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之上的,是制度信任的关系,制度信任并不否认矫正对象对于社会工作者个人的信任,矫正对象与社会工作者建立专业关系是以专业为凭据的,而专业则包含了一系列严格的专业的知识、工作制度及其行业规则等,这些大多数都是相对固定的和普遍适用的,矫正对象以此作为衡量标准与社会工作者建立关系。
(二)国内建立关系现状。
在国内,当代的社会结构依然是差序格局,人们更加信任与自己关系较近的人。同时,社会工作在中国起步较晚,青少年社区矫正社会工作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同样也是起步较晚,因此在理论体系和实务上社会工作都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以广州荔湾区为例,社区矫正机构与NGO组织签订政府采购服务合同,社工机构通过所购买的项目来开展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期间与矫正的青少年建立关系是通过司法人员的介绍来进行的,这种专业关系的建立难度相对较大,建立关系不牢靠同时花费的时间较长。以上海浦田区为例,同样是与NGO机构签订服务合同,同时为矫正对象和社会工作者提供工作场所,期间会有政府工作人员参与矫正过程,这就要求社会工作者不但要与矫正的青少年建立关系还需与工作人员建立关系,并且政府工作人员参与使与服务对象建立的关系有进一步扩大。
我国学者王思斌教授指出,建立专业关系是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沟通理性之基础上的合作关系,是社会工作者从服务对象的实际利益出发的。但是从国内现状来看,专业关系的建立缺乏过程的细化,各个地区都有着不同的方法,缺乏统一的行业规范或成熟经验。总体来说,在实践中往往靠学习国外经验与同自己以往经验的修正应用,此种情况下就会遭遇建立关系的难题。
三、与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建立专业关系的难点
(一)个人方面。
从生理角度来看,青少年处于青春发育期,身体的各项机能都在快速发展,罪犯的标签贴在矫正青少年的身上,极大地影响了自身生理健康的发展。从心理发展的角度来看,自我认知能力较弱,无形中自我就把“犯罪”的意义放大,觉得自身与同龄人存在差距,内心会产生自卑,同时就会产生自我的心理防御机制,对外界的人产生距离感,来保护自己。生理和心理两方面的压力,会导致矫正的青少年与陌生人建立关系的难度加大,对于要帮助自己的人会产生抵制心理,这就为社会工作人员建立专业关系带来了难度。
(二)家庭方面。
矫正青少年的父母是其监护人,对于自己孩子就存在保护作用。处于矫正的青少年是受司法保护的,其犯罪行为也要进行保密,这样作为父母就更加替孩子的犯罪行为进行保密,不愿意让其他人知道自己孩子的犯罪事实。社会工作者对于父母来说就是一个陌生人,把孩子交给一个陌生人去帮助,这就让父母在心理上就产生了敌视,为社会工作者建立专业关系同样带来难度。
(三)司法人员方面。
社会工作者帮助矫正的青少年前提是需要通过购买政府的项目,在得到许可的前提下才能去帮助矫正青少年。在矫正过程中,每次的服务过程需和司法人员沟通,并且每次矫正服务司法人员需到场。司法人员参与的矫正服务,无形会对矫正的青少年造成压力,使其有话不敢说、有话不能说。与司法人员关系的处理也是社会工作人员与矫正的青少年建立关系的难点。
四、与社区矫正青少年的专业关系之建立
笔者将通过自己所接触个案,来说明建立专业关系的过程,并要阐明建立关系的特点、要素和技巧。
案例:2015年7月12日,作为一名社工的笔者在司法工作人员王某的陪同下,前往xx社区,去帮助一名司法矫正青少年小宇(化名)。由于提前通知,小宇和其父母在家里等候。沟通所要给小宇提供的帮助及需要达到的目标,最终达成目标一致。由于事前已经了解小宇的犯罪过程,在这里只略作介绍,小宇17岁,高二学生,和同伴持刀抢劫在校大学生,但是小宇只是作为从犯,并未直接参与抢劫过程,因此被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被执行社区矫正。第一次见面,笔者和小宇坐在卧室,小宇低着头很紧张,笔者先做了自我介绍,告诉小宇自己是一名在校大学生,此时小宇微微抬头看了笔者一眼,比较好奇。然后让小宇介绍一下自己,说了自己的姓名、年龄和所读学校。接下来笔者跟小宇聊了一下他的兴趣爱好,他说爱打篮球和打游戏。当说到打篮球的时候,小宇开始滔滔不绝,但是自从出事以后再也没机会打篮球。笔者觉得篮球是建立专业关系的起点,就承诺下周日带他去学校打篮球,他显得兴奋不已。在第二次见面之前,与司法人员和小宇的父母沟通,他们允许带着小宇到大学打一次篮球,班里同学和小宇来了一次篮球赛,小宇很开心,带着他回家了。第三次见面,小宇和笔者主动说了他的犯罪过程和原因,作为一名社会工作者笔者清楚地知道,和小宇建立关系成功了。
(一)建立专业关系的特点。
1. 达成共同目标。
一是通过政府购买矫正服务,与司法机关达成服务目标。在给小宇提供服务时,已经和司法所所长王某说了服务计划,共同达成目标。王所长才通过服务计划,同意笔者对小宇开展矫正服务。二是当第一次与小宇的父母接触时,笔者就把服务目标与小宇父母阐明,小宇的父母同意笔者的服务目标,才让笔者对小宇开展服务。
达成共同的目标,是与服务对象建立关系的链接点。只有与矫正的青少年的监护人和司法工作人员达成共同的目标,才方便协调资源,得到支持,为与矫正青少年建立关系奠定基础。
2. 以矫正青少年的利益为主体。
服务过程中,不能损害矫正青少年的利益,要从有助于其生理和心理的发展角度去进行服务。和小宇的第一次见面,并没有直接去问小宇所犯何事,而是了解小宇的兴趣爱好,同时找到适合他心理上可以接受的帮助方法。第二次见面,则是通过他喜欢打篮球的方式,找到这种既对小宇身体健康发展有帮助,也可以进一步加深交流的方法,与小宇建立关系。符合矫正青少年的利益是与其建立关系的重要途径,通过找到符合青少年自身生理和心理发展的方法,则可确定建立关系的重点方向。矫正青少年在生理和心理上对陌生人是抵触的,但是找到有益于他们生理和心理发展的利益点,则可直接有利地与其建立专业关系。
3. 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性。
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性体现在服务的整个方面,是建立专业关系的重要保障。一是能通过自己的服务方案,购得政府项目,从这点可以看出,政府肯定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能力,司法工作人员也放心将矫正青少年交给社会工作者去帮助。二是对于矫正青少年的父母,在阐明自己的服务方案和服务目标时,用自己的专业能力去使其父母相信确实自己可以帮助他们的孩子。三是在服务过程中,社会工作者自始而终都以矫正对象的利益为出发点,用平等、尊重、个别化等专业方法去对待矫正对象,让其信任社会工作者,有利其建立专业的工作关系。
(二)建立专业关系的要素。
1. 沟通。
社会工作者与矫正的青少年建立关系必须要进行沟通,通过语言、表情、肢体动作等方式来传递二者直接的信息。当笔者向小宇介绍自己是一名在校的大学生时,笔者向小宇传递的信号是我和你是同龄人,咱俩交流无障碍。小宇听到这个信息是从低头到抬头正视笔者的过程,用肢体语言告诉笔者,我俩是平等的,咱们是一样的青少年,这样从一定程度上消除彼此之间的陌生感,慢慢开始关系的建立。与矫正服务对象准确沟通想法和感受是建立关系的第一要素,通过两者间信息的传递,交流信息从简单到复杂,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专业关系建立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与服务对象的沟通就是在与服务对象建立专业关系。社会工作者和青少年矫正对象有了沟通才能方便建立专业关系,才能使双方可以继续进行下一阶段的服务。
2. 关心。
建立专业关系,需要社会工作者对青少年矫正对象进行关心。服务过程中,小宇喜欢篮球,但没机会去打篮球,笔者觉得应该满足小宇的要求,通过征得其父母的同意,鼓励他走出家门,来到大学校园打一场篮球赛。通过关心小宇的需求,帮助他完成自己的需求,这样有助于其相信笔者可以帮助他,有利于小宇慢慢消除与笔者的距离感。对青少年矫正对象进行关怀是必要的,满足服务对象的需求就是关怀的重要体现。帮助服务对象找到需求,在可行的范围内,帮助满足需求,这就有利于矫正服务对象与社会工作者慢慢产生熟悉感,专业关系也会逐渐建立。
3. 信任。
信任是让社会工作者与矫正服务对象彼此相互信任,可以让矫正对象放心地去接受帮助。第三次见面,小宇主动跟笔者谈起他的犯罪过程,这就表明小宇信任笔者,至少会相信笔者能替他保密,同时也能帮助他。这样的信任是通过前两次见面逐渐形成的,信任建立的成功也就是笔者与小宇专业关系建立的成功。青少年矫正对象对社会工作者的信任,就是建立关系成功的重要体现。矫正对象把自己交给社会工作者,双方通过合作,使接下来的服务得以开展。信任的建立过程同样是专业关系建立的过程的缩影,矫正对象与工作者建立了信任,就表明二者建立关系的成功。
(三)建立专业关系的技巧。
1. 同感。
所谓同感就是一个人进入到另一个人的情感与其经历中的能力,即为能够服务对象的情感和生活,犹如自己身在其中,但在这个过程又不会失去自己的能力。同感是社会工作者努力、积极主动进入青少年矫正对象的生活中,在不丧失自己的立场的前提下,感受矫正对象的处境,并用这种理解帮助矫正对象提升能力。正如在帮助小宇时,笔者把自己想象成小宇,从自身理解小宇对篮球的渴望,才会有篮球赛作为笔者和小宇建立关系的突破点。增进与青少年矫正对象同感的能力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在没有与矫正对象接触之前,通过之前了解矫正对象的资料,假想自己是这种情况,需要得到怎样的帮助,帮助增进与矫正对象的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在与矫正对象接触时,通过矫正对象的谈话找到假想自己就是对方,通过自己的感受找到对方的需求,来增加对矫正对象的同感。
2. 尊重。
社会工作者在建立专业关系时,要关心、关注青少年矫正对象的一切,并能够向矫正对象传达温暖与尊重。在和小宇第一次见面,笔者先主动介绍自己,平等尊重和小宇进行交流,而不是采取以上对下的方式交流,在一个平等尊重的前提下进行交流。尊重矫正对象,用正常的眼光看待对方,是建立关系的重要技巧。通过尊重去平等地对待服务对象,帮助提升对生活的愿望,以及愿意接受帮助的意愿。尊重矫正对象,也是社会工作者对自身本职工作的一份尊重。尊重服务对象的同时也会得到服务对象的尊重,这样就方便建立专业关系。
3. 积极主动。
社会工作者用积极主动的态度有助于和矫正对象建立专业关系。积极主动的态度表明你对矫正对象有兴趣,去帮助他。在和小宇见面时,笔者是主动来介绍自己,让小宇减轻陌生感。积极主动的方式,与矫正对象拉进距离,容易建立专业关系。研究显示,积极主动的态度会促进二者的沟通,减少矫正对象的紧张情绪。积极主动并不是意味着对矫正对象支配和控制,而是在恰当时间用恰当的方式给予矫正对象适当的回应。社会工作者要以矫正对象为中心,鼓励他们对自身积极探索,同时也得让矫正对象感觉社会工作者与其是在一起的,积极寻求资源协助,以回应矫正对象的需求,有利于和矫正对象建立关系。
五、结语
青少年社区矫正社会工作在我国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尤其,实践经验最为欠缺,笔者通过自己的个案经历,对个案材料加以整理,发现建立专业关系之于青少年矫正社会工作的重大意义,即建立专业关系的成功与否决定着整个矫正服务过程的成功与否。笔者通过全文的阐述,较为清晰地说明建立专业关系的过程及技巧,意图为青少年社区矫正社会工作的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
参考文献
[1]费梅苹.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多元衍化及社工介入研究[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报,2010,6
[2]席小华.少年司法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研究初探[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
[3]朱久伟,姚建龙.上海市青少年社区服刑人员教育矫正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4]费梅苹.偏差青少年同伴圈的形成研究及对社会工作的启示[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18~24
[5]范燕宁.抗逆力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两面性特征——以北京市未成年人社区服刑者为例[J].中国青年研究,2006,11:10~12
关键词：社区矫正；现状；困境完善
一、实施社区矫正存在的困境
（一）执行主体不明确
我国立法方面的缺失已经极大地阻碍了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究其原因是我国关于社区矫正执法主体的法律规定错杂，没有统一的规定。之前的相关法律，仅仅规定有社区矫正这一制度，没有具体规定执行主体和程序，新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八）并没有指出司法行政部门是执法主体。现有的法律法规中有关执行主体的条文是不科学的，规定的主体不明确，规定多元主体使得各机关职权不明，承担责任时相互推诿，公安机关精力不够，不能胜任社区矫正工作，司法行政机关没有执法权，工作缺乏威信。可见执法主体的不明确，已经制约到了社区矫正工作的全面开展。
（二）适用对象偏窄
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将社区矫正适用对象限缩为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此举不利于社区矫正的长足发展，造成制度浪费。社会矫正适用范围的过分限缩，阻碍了社会矫正目的的实现，而且必将在未来成为严重阻碍该制度发展的“瓶颈”。现行规定会造成监狱人满为患，会加重国家财政负担。因此，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偏窄会阻碍该项制度的长远发展。
（三）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制度不健全
审前社会调查“是指在法院判刑前，由专门机构对犯罪人的犯罪背景、一贯表现等进行专门的调查，并对其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进行系统的评估，然后将调查与评估报告提交法院，为法庭定罪量刑和判后矫正、帮教工作提供基础资料的一种制度”。①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是为了查清执行对象能否适应社区内的监督教育，会不会破坏社区秩序，所在社区居民愿不愿意接受，执行对象能否达到实施非监禁刑罚的标准，最根本的还要看社区矫正能否达到教育改造的目的。科学的调查能够使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得到科学的规划，提高利用效率，所以社区矫正前的社会调查对于社区矫正工作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是，司法实践并没有规定类似于社区矫正前社会调查这样的制度，我国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审前社会调查制度。
二、我国社区矫正出路探索
（一）明确执法主体
我国应当尽快制定统一的法律规定，明确司法行政机关为社区矫正的执法主体。司法行政机关确定为社区矫正的执法机关。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各司其职，不能全身心投入到社区矫正工作中，司法行政机关已经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国外司法实践已有惯例，将司法行政机关作为社区矫正执法机关具有极大的实践意义。社区矫正工作与监狱工作都承担了对罪犯实施教育改造的任务，二者同属于刑罚执行活动，因此，有必要统一法律赋予社区矫正机关明确的执法权。
设立社区矫正局，与监狱管理局同属于司法行政部门管辖。“将社区矫正的执行权归于司法行政机关。建议在司法部、司法厅、市司法局下设立社区矫正局，各区、县（市）司法局设立社区矫正科，乡镇司法所设立社区矫正办公室”。②这样的举措提升了社区矫正作为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的重要性，对我国非监禁刑的普遍执行也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能够规范执行机关的矫正活动，做到各个机关间权责清晰。
（二）扩大适用对象
由于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还不完善，对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的范围进行严格的限定无可厚非。然而为了该项制度的长足发展，应该扩大适用对象。对于矫正对象的范围，《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中规定的五类对象应该是合理的。应该将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扩大到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的罪犯人员。扩大社区矫正对象适用范围可以最大化社区矫正的功效，减轻国家财政负担，有利于犯罪情节较轻，主观恶性不大的犯罪分子回归社会。
（三）建立审前社会调查制度
审前调查制度是对矫正对象成功矫正的基础，是人民法院依法审判、准确量刑的可靠参考依据。实践中出现可能判决适用非监禁刑的情况，在最终判决以前，法院应该主动地请求相关社区矫正机构对案例中的被告人进行审前社会调查并做出相应的报告，被请求的社区矫正机构可以根据被告人的日常行为、邻居亲友的评价及社区是否有资格实施教育改造等相关情况，对被告人是否可以适用社区矫正做出客观的评估。我国应该对社区矫正审前的社会调查的内容进行详细的规定，可对被告人家庭背景、个性特点、犯前表现、悔罪表现、社会反响、监管条件进行调查。此外，还应对社会调查的程序加以严格的规定，防止各个机关在履行手续的过程中相互推诿责任。
社区矫正有效地利用了社会资源，能够使罪犯顺利的回归社会，符合当代世界刑罚执行潮流。但是由于本土化过程中的一些问题，社区矫正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正确适用社区矫正制度，能够有效的避免监狱改造的弊端，扩大非监禁刑的应用，更好的完成帮助犯罪人员改造回归社会的任务。
注释：
①李科.从《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看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完善路径[J].法制与经济（下旬刊），2012（9）.
②李鹏等.强化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途径[J].中国检察官，2012（11）.
参考文献：
[1]赵秉志主编.社区矫正专题整理[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2010.
[2]李豫黔.论监狱工作与社区矫正的若干问题[J].中国监狱学刊，2012（2）.
[3]社区矫正调研课题组.推进中国特色社区矫正工作的调研报告[J].中国司法，2011（2）.
[4]李懷胜.社区矫正工作实操指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
[5]李鹏等.强化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途径[J].中国检察官，2012（11）.
作者简介：
郑菁菁，女，（1991，08–今）山西晋中人辽宁大学法学院在读研究生。
